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余光中诗歌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1、余光中诗歌的特点：从诗歌蕴含的情感来谈：余光中的诗歌不管是题咏爱情、风物还是怀念故土，都充满了感伤凄美的色彩，如“月是盗梦的惊魂，今夕，回不回去？”、“轮回在莲花的清芬里，超时空地想你，浑然不觉蛙已寂，星已低低”（《中元夜》），寥寥数语，寂静的夜和深沉的思念，便如在眼前。
2、除了爱情，“乡愁”是他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家国之思亦是若隐若现贯穿“乡愁”的始终。无论是《漂给屈原》，《夜读》，还是《乡愁》，都展现了诗人那伤感而悲壮的情感历程，在诗人的诗歌中，处处蕴含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命运的双重关系。
3、从表现形式来谈：他的诗歌格律不是句句押韵，而是情感的互渗，在他的诗歌里可以找到整个情感流动的脉络历程。“空中有风，风中隐隐，有钟声，自无处来，向无处去，无始无终。背风而立，钟声涌起，如潮生远海，如回忆。钟声沉寂。”（《升》），这首诗多用四言句式，间杂三言、五言于其中，使得节奏轻盈，再加上以“忆”、“寂”结尾，不仅押韵有致，而且给人以悠远空灵的虚无之感，从而使得字面意义与蕴含的思想感情相契合，“风”、“海”、“钟声”、“回忆”浑然一体，一种落寞却不凄凉的美感萦绕于读者心中，这也是诗人情感的流动与诗句中的表征。
4、再从字面上来看，余光中先生的诗歌，文字简洁易懂，简洁流畅的文字里蕴含了丰富的感情，同时具有西方象征派的特色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感，这也是诗人写诗歌的成功之处。余光中先生的用字可以说信手拈来，在诗人的组织下成了情感丰富，意义深刻的抒情诗歌，这不得不叫人佩服。
（来源：文章屋网 ）
篇2
一、传统文化的濡染
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 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 三是古典诗词。余光中觉得“ 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
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由大陆漂泊到台湾的“ 流亡贵族”，余光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心中都怀着浓重的寻根意识。百川归海，落叶归根，无论是在台湾、香港，美国或是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国大地里。
再来说道家的“逍遥”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如他的“ 李白系列”——《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视角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与历史归属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诗歌典型地传达着“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庄子哲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曾一度给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彷徨与困惑、失落与迷茫之后，终将内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遥游》中他曾写道：“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由此可见，余光中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逍遥情怀。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
对于余光中而言，从大陆辗转赴台，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和沧桑巨变后的“ 边缘处境”，构成了他创作心态的基础。这种“ 边缘处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空间的边缘处境。当诗人远离本土，甚至可以说是被放逐于孤岛后，其心态也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天涯游子漂泊的身世，构成一个反传统情思的意象原则，一种对命运的隐喻。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这迫使诗人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正如叶维廉所言，“ 文化移民的心态意味着置身于文化环境的边缘处境”。在由西方文化时空与东方文化时空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余光中一直以高扬个性为超越边缘的第一要义。但是，艺术的边缘处境又不可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在这样两难状态中，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西方之行，为余光中提供了一个吸收现代艺术营养，进行多方位艺术尝试的机会；，对西洋现代艺术的大量吸收，使得余光中的作品有抽象化的趋势。如《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正值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之时，余光中作为被称为现代诗“ 三驾马车”之一的《蓝星诗社》的创办者和活跃代表，参与了现代诗的重要论争，成为新诗传统的反叛者。诗人曾一度沐浴在欧洲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受到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创作也吸收了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歌作品充满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现代艺术使他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感情互相冲突的二元艺术世界，西方艺术虽攫住了他的心神，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种“ 文化充军”。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处于夹缝中的余光中体验到了难以契入的痛苦。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者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对个人及其价值的强调和张扬，固然使人类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这种个人意识的扩张，也带来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社会的对立，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而要使现代人逃离这绝境，余光中认为，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指引，因为传统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他发现个性与民族性、人性与时代性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多地派生出的是孤独的、平面化的自我形象，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孕育出的则是“ 一个集认知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历史文化主体于一身的完整的自我形象”。余光中在文化上“ 西奔东回”的结果就是《民歌》、《乡愁》等一批散发着中国古典情韵的现代诗的诞生。这些诗作就是在经过古今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火葬”之后更生的凤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余光中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交融，从他的诗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丰富多彩的“ 西方”——凡·高的梦幻世界“五月画会”笔下的凝练和谐的美、艾略特的忧郁、弗洛斯特的亲和、摇滚乐的现代，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历久弥新的“ 东方”——人与自然的默契、天人合一的空灵简洁。仿佛向你开启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
就像这句诗一样：
酒入豪肠，
篇3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凭借严谨的态度、醇厚的语言修养、天赋的艺术才能，他翻译的英美诗歌质量上乘，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本文拟从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入手，分析其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
一、文学翻译需要“变通的艺术”
关于翻译，余光中有很多精辟的譬喻。“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余光中，2002：55）。既然如此，这种双方之间的妥协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巫师”应该如何用人话传达“神谕”，既要忠于神，又要让人听得懂？这就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变通之道”。在翻译中，究竟应该靠近源语多一点，还是靠近译入语多一点？应该“直译”多一点，还是“意译”多一点？这也是译界中争执得最多、最久的问题。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金圣华，2006）。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如果遇到难以两全的时候，“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2002：126）。
在一般的文学翻译中，要把握好这种“变通的艺术”已是不易。而诗歌，作为各种文学体裁中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其翻译更是难上加难。中英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相距甚远，而在诗歌翻译中，既要传达原诗的思想内容，又要尽量贴近原诗的形式，更要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做到“诗美再现”，这种心智活动的过程，似乎比创作更加繁复。下面，我们将通过赏析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名诗《殉美》（I Died for Beauty）的两种译本，看余光中是如何以驾驭两种文字的深厚功力，在翻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的。
原诗：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Adjusted in the Tomb/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In an adjoining Room――//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For Beauty”，I replied――/“ 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We Brethren，are”，He said――//And so，as Kinsmen，met a Night――/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And covered up――our names.
余光中译：我为美死去，但是还不曾/安息在我的墓里/又有个为真理而死去的人/来躺在我的隔壁。//他悄悄地问我为何以身殉？/“为了美，”我说。/“而我为真理，两者不分家；/我们是兄弟两个。”//于是像亲戚在夜间相遇，/我们便隔墙谈天，/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张国海译：我为美而死了――但刚刚/安躺在坟墓里/便有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下/在我的隔壁――//他轻声地问起“我为何而死？”/“为了美”，我答曰――/“而我――为了真理――两者为一体――/我们是兄弟”，他说――//于是像亲戚，相遇在夜里――/我们隔墙谈天说地――/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双唇――/将我们的名字遮蔽。
狄金森的短诗，风格独特，以文字细腻、观察敏锐、意象突出著称。她的诗大都采取童歌（nursery rhymes）的形式，单数诗行为“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双数诗行为“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形成独具特色的“四行体”（quatrain）。她的诗中多用破折号，是因为创作时常常思如泉涌，来不及标点，便以长划代之。她的创作打破了传统，句子常常不合文法，用韵也往往是邻韵（para-rhyme）。然而看似不合章法的创作手法，产生的却是清新隽永、灵气逼人的诗作。
从两段译诗的形式上来看，张译似乎是对原诗的绝对“忠实”，从字词的排列，到句子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几乎都与原诗一一对应。然而，诗歌是一种最感人的文学形式，诗人运用的一切语言和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诗歌的翻译，也要努力去再现这样一种效果。张译看似与原文形式一一对应，实则没有体现出原诗的节奏感，所选字词平庸，句子结构松散，未能再现原诗那种轻盈、空灵的美感。这其实正是对原诗的“不忠”。在余光中的翻译中，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以及结构的紧凑，所有破折号均省去，在尽可能贴近原诗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字词的位置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满足音韵、节奏上的需要。每一节中双数行押韵，单数行以“四顿”代“四音步”，双数行以“三顿”代“三音步”，较好地体现了原文格律上的特征。在用词上简洁凝练，“不曾”、“安息”、“以身殉”、“唇际”，这样的字句朴实又有诗意，句子结构紧凑而有节奏感，从整体上再现了狄金森的风格，使读者完全感受到女诗人对美与真的执着追求。读他的译诗时，似乎可以想象诗人的灵魂附着在译者身上，译者“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余光中，2002：177），达到了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4：80）之境界。
二、用优美地道的中文，做英汉文学翻译
既然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算不是作家，也要有作家一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英译汉中，就是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能用地道、流畅、优美的中文来再现原作。
谈到中文的地道和优美，就不能不提到余光中先生对于中文西化趋势的关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谈到了对于目前中文发展趋势的忧虑。他指出，从至今，白话文一直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善性西化”和“恶性西化”。“善性西化”可取，“恶性西化”则不可取。造成“恶性西化”的原因，一是读英文的直接作用，二是看翻译作品的间接影响。因此他认为，对于维护中文的简洁、优美，译者负有重大责任。
余光中认为，当今中文受到的严重污染，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公式化“翻译体”的泛滥。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印证这种机械套用式的“翻译体”对中文的危害。例如，见“when”就“当”，见“and”就“和”，见“-ly”就“地”，见“if”就“如果”，还有遇到名词复数一律加“们”，不适当地套用被动语气，滥用代名词、介系词等。此外，目前中文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的”字的使用可说是泛滥成灾，因此他特别提出著名的“的的不休”之说。英文形容词在词尾和语法组成上变化多端，而中文里全都交给“的”字去承担的话，则往往造成句子冗长繁杂，文意纠缠不清，失去了节奏和美感（余光中，2002：178）。
余光中不仅对公式化的“翻译体”进行讨伐，呼吁译界人士为维护中文的纯洁而努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翻译实践中为广大译者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下面就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为例，看他如何巧妙处理原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从而避免陷入“的的不休”的困局。
原诗：An old，mad，blind，despised，and dying king―/Princes，the dregs of their dull race，who flow/Through public scorn―mud from a muddy spring；/Rulers，who neither see，nor feel，nor know，/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Till they drop，blind in blood，without a blow；/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e untilled field―/An army，which liberticide and prey/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Religion Christless，Godless―a book sealed；/A Senate―Time’s worst statute unrepealed―/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
译诗：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王子王孙，愚蠢世系的剩渣残滓，/在国人腾笑下流过――污源的浊浆；/当朝当政，都无视，无情，更无知，/像水蛭一般吸牢在衰世的身上，/终会朦朦然带血落下，无须鞭笞；/百姓在荒地废田上被饿死，杀死――/摧残只有，且强掳横掠的军队/已沦为一把双刃剑，任挥者是谁；/法律则拜金而嗜血，诱民以死罪；/宗教无基督也无神――闭上了圣经；/更有上议院――不废千古的恶律――/从这些墓里，终会有光辉的巨灵/一跃而出，来照明这满天风雨。
原诗在语法结构上十分复杂，翻译难度相当大。全诗是一个完整的长句，前十二行是八个名词中心词构成的长长的主语，第十三行才出现了谓语“are graves”。这样庞大的结构在中文里是无法保持的，余光中在译诗中便化整为零，用一串的短句来对应。原诗中有六个作名词修饰语的定语从句，四个所有格形容词，九个动词分词，还有15个正规形容词，如果都用“的”来翻译，则一共要出现34个“的”字，这样的译诗会让读者读得万分吃力，诗歌简洁含蓄的美感荡然无存。以第一句为例，如果简单地译为“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这样的中文就实在是太可怕，更谈不上什么诗性的语言了。余光中在翻译中省去了不定冠词“an”，将“君王”缩成“王”以直接搭配“老”字，再用一个“又……又……”的结构，将原来长达21字的句子缩短至13字，原来的六个“的”也只剩下了一个。结果经过余光中的巧妙处理，整首译诗中只出现了七个“的”字，全诗结构紧凑，语言流畅，诗意盎然，显示出余光中高超的中文水平和非凡的创作才能。
三、英美诗歌翻译中的格律问题
一般说来，作家而兼事翻译，难免会让译文受到自己创作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诗是相当感性的，译者自己的格调就更容易渗透到译文中去。余光中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举出了“性格演员”与“千面人”这一对譬喻，来阐述对于诗歌翻译的见解。他说，如果译者在翻译各种风格的诗歌时都脱离不了自己的调调，那就只能算是个“性格演员”，演什么角色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味道。而真正理想的译诗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余光中，2002：36）。
因此，他主张译诗应尽量注意原文的格式与音律之美，译文体裁以贴近原文为依归。凡是韵律诗译出来必然押韵，译自由诗则不然。译者必须细心领会和分辨不同诗人的风格，如爱伦・坡擅长头韵，佛洛斯特爱用单音节的前置词和副词，艾略特喜好复音节的名词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译者的风格笼罩原文（金圣华，2006）。
以下便以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名诗《大鸦》（The Raven）第七节的翻译为例，探讨余光中在诗歌翻译格律转换方面的技巧。
原诗：Open here I flung the shutter，when，with many a flirt and flutter，/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Not the least obeisance made he；not a minute stopped or stayed he，/But，with mien of lord or lady，perched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 upon a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and sat，and nothing more.
译文：霍地我排开了百叶窗，忽然，以阵阵的拍翅与扑响，/一只庄严的大鸦踱进房来，那来自神圣的古代的大鸦。/他丝毫都不肯向我鞠躬，也不肯止步或驻足一分钟，/但是以贵族或贵妇的面容，在我房门的上端栖下――/在帕拉斯的半身像顶，正当我房门的上端，栖下――/栖止而坐定，更无其他。
这首《大鸦》 是爱伦・坡的代表性作品，是为怀念死去的情人丽诺（Lenore）而作。爱伦・坡特别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韵律，这首诗也是格律严谨，节奏规整。余光中自己也在这首译诗的注释中说：“《大鸦》一诗，韵律至严，翻译最难。”（林以亮，1989：39）然而难虽难，却因难见巧，这首诗的翻译充分体现了余光中无与伦比的翻译和创作才华。全诗共十八节，每节六行，其中前五行为“扬抑格八音步”（trochaic octameter），第六行为“扬抑格四音步”（trochaic tetrameter）。译诗的前五行用八“顿”来对应原诗上的八个音节，第六行用四“顿”来对应原诗的四音节。全诗通押more韵（每节第二、四、五、六行），译诗中用“大鸦”、“栖下”和“其他”等来体现原诗中押more韵的句子。原诗每节第一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押韵，如此段中的“shutter”、“flutter”，第三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及第四行中间之字也押韵，如此段中的“he”，“he”，“lady”。译诗中分别用了“百叶窗”、“扑响”来对应“shutter”，“flutter”，用“鞠躬”、“分钟”、“面容”等词来对应“he”，“he”，“lady”。原诗中“头韵”（alliteration）运用极多，译诗中也将“flung”，“flirt”，“flutter”译为“排开”、“拍翅”、“扑响”，“stopped or stayed” 译为“止步或驻足”来加以体现。译诗不但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义和精神，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努力再现了原诗的特征。余光中翻译的这首《大鸦》，可说是“形神兼备”的典范之作。
四、做文学翻译需要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余光中翻译的《大鸦》作了专门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余光中的译文是“译得很好的诗”，“说明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研究得深，加上他本人的诗才，结果出现了这样的译文”，“这种态度是值得别的诗歌译者学习的”（王佐良，1990）。
余光中对于翻译，一直抱持着学者的严谨态度。他翻译的英美诗歌都是译、注并行，翻译与解说兼备，在翻译之余，对原诗的内容、作者的生平及诗作的背景都详加剖析。如《大鸦》一诗，译文前的题解和注释就长达一页多。读者一边欣赏诗歌，一边增加了许多知识，对诗歌的理解也大有帮助。
余光中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兼具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方能出好的译作。他说：“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的体贴入微，还包括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第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余光中，2002：172）而余光中本人正是兼具了作家与学者之长，所以翻译出的英美文学作品才会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平。
其实，关于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在余光中之前的其他翻译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例如，郭沫若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1984：22）茅盾也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茅盾，1984：10）。而余光中则根据自己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透彻、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余光中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对“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这一说法最好的证明。
探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对于学翻译、做翻译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诚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有余光中先生那样的诗才与文采，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创作的原理；通过阅读，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通过练笔，使自己的文笔流畅。翻译工作者应如余先生所言严格要求自己，在态度上向学者靠近，虽不如学者之满腹经纶，却有学者之严谨态度；在文字功底上向作家靠近，虽不如作家之才华横溢，却有作家之驾驭文字的能力。翻译的最高境界应是译作读起来“像读原作一样”，译者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努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使自己翻译的作品能无限接近于这一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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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4］金圣华.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A］.http：//省略/ygz.htm.2005.
［5］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7］王佐良.汉语译者与美国诗风［J］.读书，1990，（4）.
篇4
闪光的并不一定都是新东西，还有我家灯饰。
开元灯饰 把握商机就等于
它的美符合任何时代的标准。
亮迪国际照明 德国亮迪阳光生活
三立照明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光芒
飞利浦照明 让我们做的更好！
雷士照明 商业空间 情调家居
我家灯饰生活中的一部分
三雄极光照明 稳定发展 卓越表现
欧普照明 点亮世界 照亮未来
人类生活幸福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品牌核心文化：以人为本，用心创造。
胜球照明 不简单的选择，就是这么简单！
我家灯饰总是在你最需要的地方。
太阳下山了，我家灯饰该登场了。
篇5
乡愁是当代台湾文学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的主题，在台湾的现代作家中出现了很多以乡愁作为创作基点的作家，余光中就是其中一位。余光中是台湾文坛上的一位代表作家，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海外时对故乡的怀念成为他创作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对故乡的怀念，也是对生活在故乡中的母亲的怀念，是对祖国的怀念。《乡愁》是余光中的一部代表作品，这首诗作中，那种淡淡的乡愁不仅是感动同样离乡的游子的颂歌，更是一首对母爱进行赞扬的伟大诗篇。
一、余光中的简介
余光中是一个情感十分丰富的诗人，而且也是复杂多变的人，因此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也基本是多元化的，实现了一种巨大的转变，先是西化的，然后不断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创作及乡土文学的论战中，余光中的作品都有一种十分强烈的西化的味道，他自己也是主张西方创作风格的，这与他的生活环境以及阅历有关，有一种无视读者以及脱离现实的倾向。余光中是福建籍人，在1949年时随父母迁居到香港，1950年又迁到台湾，后来又到美国进修，在海外游学以及生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比较重要的创作风格。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意识到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开始意识到在创作过程中加强民族意识的运用的作用，因此将创作的基点转向了大陆，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家乡以及母亲的思念之情。乡愁诗是在这个时间中余光中进行创作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乡土文学的重视也表明了他回归到东方的一种轨迹。
余光中的文学语言十分繁复善变，他希望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获得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力量。诗歌是他的一种主要创作方式，从诗歌的艺术上来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也就是说他的创作风格比较多变，不像其他的作家或者诗人一样，他的诗歌风格也会因为题材的变化而变化，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意志以及自己的理想，对于那些表达理想的诗歌，一般说来创作风格都会比较铿锵，而对于表达乡愁或者对祖国以及母亲的思念时，一般都会显得比较委婉一些。余光中是一个驾驭文字的高手，他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文字的运用十分恰当，一生创作了很多著名的作品，比如《乡愁》《蓝色的羽毛》《钟乳石》《敲打乐》《白玉・苦瓜》《天狼星》等，其中最著名当属《乡愁》。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乡愁》正是这样一首表达了他的创作理念以及创作目的的作品，他不仅是我国文坛上的一位杰出的诗人以及散文家，更是一位驾驭文字的高手。
二、《乡愁》的主题以及创作风格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从这首诗歌中可以看出，作者表达了一种对家乡以及对母亲的怀念，同时还表达了一种希望祖国统一的感情。在余光中的乡愁诗作中，表达了我国古典诗歌中的民族感情传统，是一种具有民族历史感的创作方式。作为一个漂泊在海外的台湾人，面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分离问题，作者也希望可以实现两岸的统一，也希望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在这部诗作中，作者用一种温婉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自己对祖国的深深思念进行了表达。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他积极地应用各种比喻，将乡愁比喻成为邮票、坟墓等，表达了对母亲的一种怀念以及对社会变迁过程中游子的绵长乡关之思，作者借用不同的意象对乡愁进行具体化，有助于作者的情感表达，对于作者的乡愁以及对母爱主题的揭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余光中的代表作品《乡愁》是我国民族传统的乡愁诗在新的时代和特殊的地理条件下的变奏，具有以往的乡愁诗所不可比拟的广度和深度。作者自身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十分热爱的，正是这种热爱，使得作者的情感变得日益丰富，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三、对《乡愁》中永恒的母爱主题的解读
对于《乡愁》这首诗歌，乍一看仅仅是表达了一种对家乡的怀念，是一种想念家的味道的感情表达。但是这首诗中所包含的主题远远不止这些，还包含了对目前的思念以及一种永恒的母爱。这首诗歌中母亲出现的次数最多，从年少时对母亲的思念，一直到最后母亲去世之后对母亲永恒的怀念，他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永恒的母爱。
在这首诗歌中的第一段写道：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那个时候的乡愁被作者比喻成为一张邮票，一张载着他的梦想的邮票，将他带到了国外，他在国外求学与生活，但是对家里的母亲是十分怀念的，这一枚小小的邮票，包含了很多的母爱。余光中从小就离家，与家人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是依靠书信方式，这个时候乡愁就寄托在了邮票上。在思念家乡的过程中，最想念的也就是母亲，但是由于隔着千山万水，余光中对母亲的思念以及体会到的母爱就是在那一封封家书上。他收到母亲写给自己的书信，那上面是母亲的嘱咐以及叮咛，是母亲对自己的关爱，这种母爱是一个做母亲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余光中思念母亲，母亲在中国也一样思念余光中。他对母亲的思念就是他每次打开信箱时的激动心情，作者在描述“邮票”这个词语时采用了叠词“小小的”，叠词加强了表达效果，对于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乡愁的情感有十分强烈的体现。
在第三段中，作者又提到了母亲，这个时候他将这种愁比作是一座坟墓，生老病死是人生中的宿命，母亲去世之后，作者对母亲的思念就变成了一种永恒的思念，一种没有尽头的思念。这种思念与之前的想念是不同的，因为他再也见不到母亲。以前的怀念总还是有希望的，作者还可以回到祖国，回到家中，回到母亲的怀抱中，但是母亲去世之后，作者便再也没有希望见到母亲的面容，再也没有希望听到母亲的声音。正是那一座低矮冰冷的坟墓，让作者和母亲永远分开，这种距离是永恒的，是一种阴阳相隔生离死别的悲痛。隔着坟墓的距离比隔着千山万水的距离要远得多。在这个时候描述对母亲的思念时，他使用的叠词是“矮矮的”，通过这个叠词的运用，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悲痛的心情。他知道母亲也希望回到大陆，作者也希望将母亲的坟墓转回到大陆，但是最终没能成功，母亲去世之后，留给作者的一种乡愁，成了一座坟墓。作者的诗歌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思考，人世间除了生离死别还有什么感情令人难过与感伤呢？作者在最后笔锋一转，将乡愁进行了升华，当时的“我”与大陆是分开的，这个时候的乡愁就上升成为了一种家国的思念，母亲去世了，但是母亲的含义却得到了升华，这不仅仅是作者对母亲的思念，更是所有与大陆分隔开来的生活在台湾的人对大陆的思念以及对两岸统一的一种渴望和期盼。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句话表达了作者对祖国母亲的一种思念，就是那一湾海峡，就阻隔了自己与大陆之间的联系，没有祖国母亲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大爱就没有每个家庭的小爱，这其中的母爱不仅是针对每个人各自的母亲，还针对每个人共同的母亲，即祖国。作者在对母爱进行描述时说道：“鸟倦飞之后就有了落叶归根的愿望……浅浅的一层海水，虽然比纸都还要薄，但是就是跨不过去。”作者对祖国母亲的赞美不仅在这首诗歌中有所体现，在很多其他诗歌以及散文作品中也有表述。从诗歌的开头到结尾，作者对母爱的理解以及对乡愁的体会也得到了提升，从对自己母亲的怀念，上升成为对祖国母亲的想念。在最后一段中，作者同样使用了叠词“浅浅的”，表达了自己希望可以早日回到母亲怀抱中的一种愿望。正是这种永恒的母爱以及对母爱的体会和追求，才使得作者可以在创作过程中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进行情感的抒发，表达了作者的一种强烈的思乡之情以及思母之情。
结语
余光中是我国台湾文坛上的一位代表人物，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以及散文家。他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风格比较繁复，针对不同的写作背景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写作风格来表现。在当前流传的很多作品中，都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强烈的个人情感的表达。《乡愁》是余光中的一部代表作品，其中不仅表达了作者对故乡的怀念，也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一种思念。作者将乡愁具体化，在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中乡愁都有不同的寓意，比如小时候的乡愁是一枚邮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乡愁变成坟墓，再后来乡愁又转变成为海峡两岸之间的距离。余光中在创作《乡愁》时采用了比较温婉的写作手法，将乡愁这种朦胧的情感体现得十分细致。总之，这首诗歌在创作过程中一步步加深，一步步深入，使得作者的感情得到了十分细腻的描述，从距离的跨度到时间的跨度，这其中不仅是作者的人生变迁，也是作者情感的变化。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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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远清.关于《台湾当代新诗史》撰写及余光中评价问题――回应台湾高的批评[A].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三届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C].2010.
[3]徐学.余光中“适度散文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A].2005海峡两岸台湾文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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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诞生起自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决裂。这种自绝于传统的变革方式让不少学者为之担忧:鲁迅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1］347,“新文化仍然有所传承,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373;周作人也“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2］129。对传统的体认,实来自对新诗未来的焦虑。当西方的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蜂拥而至于这个自绝于传统的民族时,反理性、反中心、解构一切、反叛一切成为众多新诗人膜拜的法则;当荒诞、虚无、颓废成为某些新诗与传统对抗的标签时,缺乏功底的书写、节奏凌乱的篇章大量涌现,诗性家园一片荒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缺乏对“新诗”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界定,以及创作和评论的相关准则。何者为新诗,何者不是新诗,至今悬而未决。但是只要是“诗”,且是“汉诗”,那么我们必定会把这种诗体放置在中国诗歌古今演变的脉络中去考察，也必将会用国人意识深处的那些相对稳定的审美经验去关照它。新诗亟须和中国古典诗学的伟大传统进行深入的对话。
继鲁迅和周作人之后,有不少诗人和学者对新诗和古典的关系有深入的思考。1937年5月,叶公超在《论新诗》一文中引上官碧的评论说：“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把自己一个二千多年的文学传统看作一种背负,看作一副立意要解脱而事实上却似乎难于解脱的镣铐,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事实果真这样无情,那诚然是‘可悲’了”［2］321。梁实秋直接指出:“新诗之大患在于和传统脱节。”［3］郑敏则从文化复兴的高度,呼唤新诗从古典诗学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从而建立东方式的、中国式的诗学。她认为21世纪的新诗能否存活就看我们能否意识到自身传统的复活与进入现代、吸收外来因素之间的本末关系了。［4］这些理论思考无疑是必要的,然而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重要成绩的诗人,首推余光中。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余光中在其《古董店与委托行之间》、《莲的联想后记》、《现代诗怎么变》、《谈新诗的三个问题》等一系列诗论中表明观点:有深厚“古典”背景的“现代”,和受过“现代”洗礼的“古典”一样,往往加倍地繁富而且具有弹性。面对传统,余光中态度明确:“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5］148,“志在役古,不在复古”［5］67。以下重点论述余光中新诗对中国古典意境的接受策略,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余光中对古典诗歌意境的接受策略根本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生命诗学生成机制的体认,而注重新诗意象的具象性和古典化特质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西方的现代主义诗歌中也曾出现过标举“意象”的诗派,但其所谓“意象”只是瞬间体验式的、带有超验色彩的、直觉印象式的心智呈现,意象多混杂、晦涩。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诗歌的生成模式往往就是天人合一、物我互参情境中个体生命的体验模式。“意象“是生命诗学中沟通“情”与“境”的关键。就生命诗学中诸多核心要素而言,“情志”是诗性生命体验的根本,“兴感”是诗性生命勃发的契机,“意象”是诗性生命的审美显现,“意境”是诗性生命的精神归宿。陈伯海先生认为，中国诗歌发端于“情志“,成形于“意象”,而完成于“意境”。由“因物兴感”经“立象尽意”再到“境生象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诗歌生命活动的流程。［6］余光中评价自己晚年所创作的诗集《高楼对海》时说:“我在西子湾的诗作不必刻意造境,只须自然写景,因为只要情融于景,就成了境。我读中国的古典诗常震撼于其‘气象’。”［5］548余光中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情志为本”、“因物感兴”、“立象尽意”、“境生象外”理论的现代注解。从情感的兴起到意象的选择,从意象的选择到意境的熔铸,余光中的诗学延续了古典。他在生命融入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诗性的体验,暗合古典生命诗学的基本精神。当有诗情勃发后,意象的择取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明晰的意象不仅关系到诗人情感的表达,而且还关系到读者阐释的介入。从诗歌的创作机制而言,意象是诗人情感融入意境的重要介质;从诗人创作的角度而言,传统经典的意象以其较强的情感附着力,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诗人“尽意”的前提;从诗歌阐释的角度来讲,深植于中国文化之内的清晰可感的表意之象为诠释者指出了易于感悟诗思、参透诗境的门径。所以追求意象清晰、蕴藉,且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也是这种生命诗学的内在要求。志在役古,不在复古同时,余光中对中国古典生命诗学的体认和对清晰明丽意境的择取也是对新诗“现代病”反思的结果。余光中认为现代诗的第一个危机便是虚无,“这种氛围中,一切既有的价值都将否定,一些新诗人以他们所认识的存在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以超现实主义为其表现手法,随之出现那种面目模糊,语言含混,节奏破碎的‘自我虐待狂’”［5］144，所以意象的抽象、晦涩就成为某些新诗标榜“现代性”且与传统抗衡的手段。余光中早年的诗集《钟乳石》中也表现出对这种现代诗风的追寻,他把写诗当成是自己存在的证明,认为“听惯了神话和童歌的‘听众’,是无法适应现代诗的气候的”［5］250,这些诗歌有抛弃读者、自绝于传统的倾向。如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夜之第六感》(节选):
醒来,看梦魇的标本浮漾于
夜的酒精缸里。
而远处,按摩者的冷笛
在催眠长街的碧瞳与红瞳。
篇8
基于考生安全管理考虑，今年凡心脏及脑部有既往病史的考生，不得选考中长跑、游泳项目的，不再实行改考短跑项目，经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审查后可申请免考。另外，今年体育考试将适当提高女生足球评分标准，以更好地推动运动项目教学的开展。
1支招
单项填空题：在备考时多做些新题
面对2018年中山市中考英语几项调整，考生要如何合理备考?中山名师，学友教育刘建光老师提了两个建议：笔试部分的改变，主要是单项填空题型，由上一年的20题缩减为15题。每题分值不变，该题总分值减少了5分。从这几年的出题方向来看，单项填空题型的难度也许会稳中有升，但是作为基本的语法考察题目，难度不会太大。刘老师建议：在备考时多做些新题，尤其是近两年各地中考比较新颖的单项填空题，多接触不同出题方向和思维;在做题时一定要细心读完题目，理解题目含义，比较四个不同选项代入填空的差异之后，再做出选择。同学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主要是没有仔细读完题目，感觉和之前做过的题目差别不大，就按照记忆来选择。这几年的单项填空出题经常会出现老题型考新考点，所以就需要细心读题，逐个比较后再做题。
2支招
听说测试：分值增加，难度也不小
听说部分的分值变化如下：朗读短文增加1分，情景对话增加2分，口头作文增加2分。分值主要增加在后面三道题。这三题本来难度就相对较大，现在分值增加后，区分度更高了，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因此，今年将听说作为备考的重点，是很必要的。
篇9
1928年,余光中生于江苏南京,童年和少年时期跟随父母逃难辗转各地,1947年在南京青年会中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外语系,1949年随父母经香港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2年,余光中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期间曾两度赴美任多间大学客席教授。1974年,余光中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回台,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国语文研究所所长。很显然,余光中的中英文语言功底是深厚的,对中西方文化也是熟悉的。思果称赞余光中“英文修养很深,中文不用说,这种人才能翻译。”而《老人与海》第一句话:
HewasanoldmanwhofishedalonEinaskiffintheGulfStreamandhehad goneeighty-fourdaysnowwithouttakingafish.
那老人独驾轻舟,在墨西哥湾暖流里捕鱼,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
“独驾轻舟”看似诗情画意,但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往往隐含着孤独和坚持。这是老人的命运,也是他面对命运的态度。“如今出海已有八十四天,仍是一鱼不获”,既是冷峻的陈述事实,也暗示着老人命中注定的“厄运”,或许是出乎意料的惊喜。而老人一如既往的沉默,一如既往的出海打渔。
在《老人与海》的译序中,余光中说:“当年我译此书,刚从台湾大学毕业,译笔尚未熟练,经验更是不足,实在相当自不量力。”“五十多年后将此书译本交给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不得不抖擞精神大加修正……”可以肯定,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和翻译经验可以帮助他更深刻的了解老人,了解海明威,了解《老人与海》在冰川下八分之七的部分。
Hetookthebaitlikeamaleandhepullslikeamaleandhisfighthasnopanic init.
它吞食钓饵,像个汉子,拖动小船,像个汉子,而且沉着应战,不慌不忙。
老人不放弃,鱼也不松口,在茫茫大海中相持相伴。只有这样的鱼才算得上对手,老人也视其为朋友。在汉语中,“汉子”不仅指强壮的男性,而且暗含责任、担当,和对手的尊敬;相对于“男子汉”,更口语化,更符合老人的身份和语言。余光中在译序中提到早年将作者译为汉明威,“仍然觉得‘汉’比‘海’更接近原音。”在世人心中,海明威就如他笔下的人物是一条汉子,强壮有担当,勇敢而身负使命,面对死亡,也不忘自己做人的责任,令人尊敬。
Hestoppedforamomentandlookedbackandsawinthereflectionfromth estreetlightthegreattailofthefishstandingupwellbehindtheskiff’sstern.
篇10
这次远程的朝圣，犹如家庭的祭拜仪式。这种奠仪，不需香火和牲酒，而用性灵与诗文。主祭余光中在那一年，向梵高一连献上了7篇诗文：以梵高画作为主题的《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3首诗歌；《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壮丽的祭典》、《莫惊醒金黄的鼾声》、《梵高的向日葵》4篇总字数逾4万的梵高专论。
余光中所译《梵高传》震撼了许多敏感而年青的心灵。该书在中国台湾一印再印，总印数逾3万册，数以万计的热情读者中，有些正是在《梵高传》的感召下，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比如，“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12岁就读了余译《梵高传》；作家三毛（陈平）过世后，家人以她生前最喜爱的三本书陪葬，其中一本便是余译《梵高传》……
篇11
在常人眼里，爱上一个诗人，或是被诗人爱上都是件幸福的事。就像余光中和范我存的恋情，是那么自然美好，又是那么快乐融融。然而来自家庭的压力也曾一度使两个人迷惘和徘徊。范我存虽然天生丽质，不失为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但是自幼就感染上肺病，治疗后落下后遗症，以至于身体苍白而羸弱。青年时期的余光中除了写诗，没有其他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家境更是贫寒拮据。因此范家担忧女儿嫁给余光中会终生为穷困所累，余家则反对儿子迎娶弱不禁风的范我存。
在世俗偏见面前，有的青年男女屈服于沉重压力采取妥协，而余光中和范我存毅然选择了抗争，最终冲破一切阻碍，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两个人的勇气令同龄人叹服，于是他们以余光中和范我存为榜样，在别人所不能看好的时候坚定走到一起。然而经过婚姻磨砺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伴侣却又分道扬镳。因为现代人的爱情容易战胜世俗压力，可往往败给时间和琐碎生活的考验。那么余光中和范我存的婚姻之路也会这样吗？
度完卿卿我我的蜜月后，范我存曾对余家父母诉苦：“他忙起来，可以连着几天不走出书房，一切日常生计都不闻不问，好像天塌下来都能由我一人支撑。”不过当范我存偷偷翻看丈夫的日记后，一切委屈和懊恼便被感动荡涤得烟消云散。因为余光中在日记里深情写道：“妻子是天底下最贤惠的内助，她帮我遮挡出一片阴凉寂静的天地，让我从中徜徉写作的快乐，无论何时我都永远爱她。”
爱是宽容，是理解，是付出，当然也是支持。具备这四个因素的范我存，就像春天里的一条涓涓小溪，给丈夫带来温暖和活力的同时，滋润着脑海中的每一个灵感细胞，创作出更多优秀诗作。余光中的绝大部分成名之作，是在婚后两个人的生活世界中完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妻子的扶持和帮助。
余光中懂得婚姻的艺术在于彼此信任。在这位为广大读者所熟悉与尊崇的著名诗人身上，找不到任何大男子主义的影子。他支持妻子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从不反对妻子在外面拥有异性朋友之间的友谊。当然作为一名抒情诗人，余光中的情感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不像别的学者那样一味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尽情放飞一颗追求快乐和浪漫的心，在广阔天空中自由翱翔。
余光中步入古稀之年的时候，有一次受邀到某名牌高校做讲演。报告会中有大学生向他提问对爱情的看法，余光中神采奕奕地回答：“爱情绝不只是你们年轻人的权利，就像如今须发皆白的我，同样喜欢爱情诗哟！”
“余老一生写诗上千首，其中以爱情为主题的约占四成。难道如此多的爱情诗都是为爱人范我存所作吗？”大学生们当面问起这个敏感问题时，余光中摇摇头一笑：“说实话，有些爱与浪漫绝对与贤妻范我存无关，毕竟人是有和追求的。美好的事物人人喜欢，不过控制得宜的话，不失为一种智慧和美。爱和美是不一样的，爱发生于实际生活中的惜惜相依，美却要靠一定距离阻挡屏蔽。就如同岸上鲜花与它在水中倒影相比较，同样是美丽的事物，一个可以完全摸得着，一个却只能品赏观看。”
篇12
郭沫若谈到诗歌的创作时曾提到：“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澄清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像一面明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那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宏雄的诗，便成为屈原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
脱离了情感，诗歌也便就失去了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充其量只是文字的堆砌，枯燥无味，没有了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前不久读到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歌《等你，在雨中》，受益良多，字里行间所散发出来的情感力量，让人动容。全诗如下：
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 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 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 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 刹那， 刹那， 永恒/ 等你， 在时间之内， 等你， 在刹那， 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 此刻/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孔， 我会说， 小情人
诺， 这只手应该采莲， 在吴宫/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浆， 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耳坠子一般的悬着/瑞士表说都七点了 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 翩翩， 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 有韵地， 你走来
整首诗通过一幅幅如梦似幻的场景描写，渲染出了渗透着淡淡伤感的唯美意境，清晰的情感倾诉通过这些铅字浮出心间，呈现在读者面前。读来让人动容动情，难以忘怀。
诗歌的题眼是“等你”，全诗的重点却避开了俗套的写法，并没有一味的去写“等你”的心情，作者只是凭借自己的感触勾画出了一幅幅在“等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幻觉和美感。黄昏初起，细雨蒙蒙的故地，彩虹映托下的莲花如火般鲜艳，“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切都如诗如画般美丽与真切，未言情真情却已浓。作者把整个诗歌的背景放在蒙蒙细雨的黄昏里，渲染出一种淡淡的伤感和唯美的情境，然后任凭感觉的触角去感受“等你”的过程。
篇13
课前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一是让他们自己查找有关余光中的资料，深入了解这位在大陆有很大影响的台湾诗人和他的主要诗作及创作风格。二是另外给学生们印发台湾另外一位著名诗人席慕容的诗作《乡愁》让他们比较。事实证明，这些课前准备活动对学生们学习本课很有帮助。课堂上展示预习成果时，各小组都不甘示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个人也认为这些活动让学生们动手动脑，开拓了思路，确实受益匪浅。更令人欣喜的是，有一位学生朗诵席慕容的《乡愁》时那投入的表情，赢得了满堂的掌声，我觉得他真得读懂了，同学们也听懂了。
课堂上有一个教学环节是各小组推荐出本组朗诵最好的同学，进行现场“PK”，学生们热情很高。朗诵者进入诗中，把听众也带入诗中，一起感受诗人的情感脉搏的跳动，这说明，学习诗歌，诵读是很重要的。加强诵读，可以帮助学生体会诗的意境和感情。赏析时，学生们通过余光中诗中的“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种意向的比较，理解了作者以时间的变化，选择几个寓意深刻的形象，来层层推进深情的表达，最后将乡愁上升到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诗从小时候母子分离对母亲的思念，长大后夫妻分离对妻子的思念，后来母子死别再也无法沟通的思念，现在游子与祖国大陆分离对故乡的思念。四节诗层层推进，由个人的故乡之思上升到家国之思。这一环节中，学生们非常踊跃，争先恐后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让我很受鼓舞。
在比较阅读时，我同学生们一起大声朗诵余光中的《乡愁》和席慕容的《乡愁》，然后让学生利用合作探究的方式找出两首诗的特色。因为有了赏析的环节打基础，学生们很快说出了余光中诗的特色。对席慕容则是在我向学生们介绍了席慕容的生活经历之后才让学生分析比较的，他们有两个小组都说出了这首诗中用三个典型画面和几个有独创性的比喻来抒写心中的乡愁，以及对故乡永久的怀念。另外有一个小组指出了诗人把故乡的面貌比作“雾里的挥手别离”，把乡愁比作“没有年轮的永不老去的树”，把非常抽象的乡愁写得具体可感、形象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这一环节主要是扩大学生阅读视野，在相同题材作品的对比深入理解课文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没有对学生做过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