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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 译介动机多元化
二十世纪以前，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法语译介的生力军是法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汉学家。开先河者马若瑟神父选译《诗经》后，杜郝德神父将其刊登在他主编出版的《全志》中。作为一个传教士，主编出版这样一套全面反映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书籍，这本身可以证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主观上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以便实现其宗教扩张[1]50-56。但客观上，传教士的行为确实起到了向法国引荐中国文化的作用，法国汉学家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少法国学者来说，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是出于对其东方学的分支——汉学的研究的需要，如同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在其法译《唐诗》序言中所说：“当人民在历史研究中，想方设法探明某一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以及文明发展的程度时，一般很难在充斥着大大小小战争纪实的正史里，找到构成这一时期民俗画面的特征。反之，人们从神话传奇、故事、诗歌、民谣的研究中倒能得益多多。”[2]1可见，其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当时来说遥远的、少为人知的中国。
二十世纪以前的译者几乎全是法国人，二十世纪以后，这一队伍中出现了中国译者，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开始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语翻译。首先是二十世纪早期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人。其中的杰出代表有：梁宗岱，1930年出版《陶潜诗选》;徐仲年，1933年出版《中国诗文选》;何如，1935年出版《唐诗百首》;罗大冈，1947年出版《唐人绝句百首》，等等。以上作品皆为法文译作，在法国出版。
为什么这些优秀的中国留法学者到法国后，都不约而同地、甚至是急迫地选择将中国古典诗歌译成法语呢？我们从梁宗岱给友人让·普雷沃的一封信中可以找到原因，信中说道：“亲爱的朋友：这些诗其中一部分翻译好后，在抽屉里躺了很久。我对我们诗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翻译很反感，生怕轮到自己糟蹋杰作，所以从不敢示以相识......”[3]5，他信中的原文“écoeuré”，意为“恶心”，还不仅仅是“反感”之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认为在他法国看到的已有译本并不能全部让人满意，有些是“乱七八糟”的。因此，他和他的同学们应该是出于神圣的使命感，抱着审慎、严肃的态度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其动机在于把中国的文学瑰宝以本来面目介绍给法国读者，不使宝珠蒙尘。
在法国，二十世纪中后期是汉学界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结出丰硕成果的时期，在这一领域出现了戴密微、桀溺、程抱一、帕特里克.卡雷等杰出人物，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纯学术范围的研究和译介，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达到了研究的巅峰，其目的是进行专业的学术研究。
经过二十世纪中期的几十年沉寂之后，中国译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法译在二十世纪后期开始再次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许渊冲1999年在中国出版法译《中国古诗词三百首》，谢百魁2011年出版《英法双译唐诗100首》。以许渊冲为代表的当代杰出翻译家，其视野更加高远，他们从事翻译的目的在于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同国际翻译家联盟在2014年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 “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颁给许渊冲时的颁奖词中所说的那样，许渊冲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和法文，致力于为使用汉语、英语和法语的人们建立起沟通的桥梁。而谢百魁在其译著的前言中说：“鉴于某些国家， 特别是非洲国家，有的使用英语，有的使用法语，有的二者兼用……因此出版此《英法双译唐诗100首》。”[4]1，我们看到译者将眼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法语世界。由此可见，当今中国译者的译介动机，在于促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
二、 译介内容趋于丰富
篇2
一、古典诗文教学中实施人格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人格培养至关重要，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我国历来重视人格教育，孔子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以诗文为教材的传统历代传承，中国诗学传统承载着世代传扬的东方文化，滋润着历代学子的精神生活。古典诗文经典是不可多得的璀璨明珠，其中大量脍炙人口、千古传颂的佳作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素质培养资源，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积淀，是民族气节、民族情感、民族礼仪和民族道德品质、思维习惯的总和。深刻的思想、广阔的胸襟、诚实的品质、忠贞的信念以及操守、格调、情怀等，不但符合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价值取向，对推动当代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国民教育发展创新也有重要意义。
二、在古典诗文中培养青少年的健全人格
受时代环境影响，当代青少年在人格养成过程中，容易习染轻靡、颓废等不正之风，无法形成健康上进、积极奋斗的人生观，把精力浪费在沉溺于网络游戏、斗殴、酗酒甚至吸毒、犯罪之上。应建设清新、刚健、高尚的文化以唤起青少年正向情感。语文教师可以通过古典诗文教学对学生进行人格上的正确引导和教育，帮助青年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目标，养成健全、优良的心理素质，具备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笔者从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语文教材第四版、第五版中的古典诗文篇目入手，结合教学实践，就青少年人格教育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树立使命感与责任心，激发爱国热情
树立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是青少年健康人格培养的首要内容。在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广开渠道、多角度、多方面引导学生，以课本中的正面人物形象作为示范，通过对作品艺术形象的分析，引导学生在领悟艺术真谛和人生要义的过程中塑造健康的人格，而非仅仅遵循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机械地分析解剖作品，忽视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如第五版上册《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中蔺相如所表现出来机智勇敢、不畏、顾全大局、胸襟开阔让人难以忘怀。教师在分析蔺相如形象时可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舍生取义。他自告奋勇，送璧到秦，巧妙地完璧归赵，且冒着头颅与和氏璧“俱碎于柱”和“就汤镬”的危险，义正词严地廷斥秦王。二是自强不息。他在渑池会上威逼秦王，斥退秦臣，同秦国君臣针锋相对，体现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三是有仁爱之心。在本国内部顾全大局、不计私怨，对廉颇的欺辱一再忍让，终于感动廉颇，两人“卒相与欢”共同对敌，体现了“成人之道”。蔺相如临危受命，不顾个人安危，把生死置之度外，面对强大的秦国与横暴的秦王勇敢地进行斗争，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是人格教育最为生动感人的素材。
2.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坦诚开阔的胸襟
在许多中国古典诗文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诗人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唐代诗歌大多数积极向上、激进健康。李白是唐代诗人中最富有想象力、不畏挫折的人格美的代表。儒家的入世思想使他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道家的出世思想成就了他崇尚自然和豪放不羁的性格。第五版上册《行路难》是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著名诗篇，抒发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坎坷后的无限感慨，表达了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尽管“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现实和理想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但诗人仍执著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突出表现了诗人不畏艰难施展自己抱负的豪迈气概和乐观精神。学生可以在《行路难》的阔大气势里，领略到诗人尽管备受排挤，却始终以满腔热情地去拥抱整个世界的旷达性格和进取精神。让学生结合诗人坎坷的一生，领略人世的风风雨雨，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挫折教育，从而培养学生健全的情感结构。
3.挖掘审美因素，熔铸审美人格
审美要素是人格力量的必有之义，人格要素中理应包括审美要素。古典诗文中审美要素客观存在不容置疑，下面主要从审美角度对这个问题予以阐述。
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多方面的，韵律美、情感美、意象美、自然美……诗文中体现出的美感对学生人格中审美力量的构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学生只有在诗文鉴赏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力和审美力，才能逐步形成个人的人格审美结构，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因此，进行审美教育的目的是要熔铸学生健全的审美人格。
第五版上册苏轼豪放词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古今，雄浑苍凉，气势磅礴，昂扬激越，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哲理于一体，给人以动魂荡魄的艺术力量。把学生带到那如画的江山，引向那久远的回忆，去感受沧桑的历史，去探寻人生的意义，从而受到深刻的启迪和陶冶。又如第四版下册白居易《琵琶行》采用多变的比喻手法淋漓尽致地描写出虚无缥缈、过耳即逝的无形音乐的境界。在进行这一课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欣赏、体味诗歌的意境美，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运用想象去进行再创造，再现诗中描绘的自然景物和生活图景，把外在的语言通过想象、感受转换为内心形象，深入到诗歌意境中，去领会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被选入教材的古典诗文作品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文思想和精神财富。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发掘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使学生通过了解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文化底蕴、陶冶心灵情感、完善道德操守。
总之，在古典诗文人格教育中，教育者应力求达到这样的教育效果：让青少年学生在追求和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中，以使命感和责任心作为原动力，以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为保障，用浩然正气涤荡心胸，从而铸造自己刚健的人格。
参考文献：
[1]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M].太原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张相乐，彭先桃.论先秦儒家的人格教育[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3）.
篇3
诗歌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中国诗歌传统悠久，从集体劳作节奏中产生的原始诗歌到诗歌形式已经成熟的“诗三百”，后历经乐府诗歌繁盛的汉代，到唐代，诗歌发展达到鼎峰，随后各朝各代继续继承与发展，最终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歌国度，我们始终聆听着华夏先民的歌唱，感受着东方文明的辉煌。
纵观古代诗歌，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形式和内容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而不断变化，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不曾背离的只有那核心和本质。在优秀的古典诗歌中总是流淌着浓浓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精神串联古今，共同建构了一个诗情画意、人情味十足的中华诗歌长卷。
现以山水诗歌为例，通过山水诗歌中人与物的关系来透析诗歌的人文情怀。
一.人的观察点
创作者的观察点为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反映着主体人和客体客观景物之间的关系。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曾说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既包括主体又包括客体。这种发生认识论和诗歌创作理论不谋而合，都指出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据此我们可分为：一为“有距离的观察点”；二为“融为一体的观察点”。
有距离的观察点是指人与山水之间存在距离和隔阂。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理论家曾提出“摹仿”学说，即“外物――摹仿――作品”，而忽视了人的内心。融为一体的观察点相对于而言，是诗人与物通过融合共感，情感萌发，产生出了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体现出一种人的参与和情感。这正如《毛诗序》所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如：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虽没有一个“望”字，但却句句写望岳，自远及近，从朝至暮。首联问句写见泰山的心情，距离之远写泰山之高，随之写泰山的秀丽和宏伟。颈联诗人细望泰山，写缭绕的云气和归鸟，其中“决眦”和“归鸟”写出诗人望泰山时间之久，尾联诗人表明自己的意愿。此诗千百年来受人传颂原因之一就是从诗句中可读到诗人的一种雄心气概，“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正是这种“人在山水之中”的观察点，才让我们在诗歌中寻得一丝人情的流露，感悟到一种灵动的生命。
二.创作构思
创作构思是我们透视诗歌的第二维角度，体现着诗人是对诗歌的经营。《文镜秘府论・论体》：“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在构思中，对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也是对诗人诗技的考验。由此可分为割裂式组合和有机式组合。
其中的有机式组合则是通过诗人对材料巧妙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创造出一种独特而又完整的意境。如：孟浩然《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简单的二十字小诗却摄入了“舟”、“日暮”、“烟渚”、“客”、“旷野”、“天”、“低树”、“江”、“月”等多个意象。诗人把意象都并列式的组合在一起，没有罗列意象之嫌，也没有生硬之感，反增添了自己的愁绪，“泊舟于烟水空的洲渚，已令人不胜惆怅，暮色又为客居异乡的游子增添了几分新愁”。“清淡如水墨画般的月夜江景，便通过抒写泊舟闲眺的情致而立呈眼前”，从而营造出一种“深情闲淡”的意境。
李渔《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尝读时髦所撰，惜其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弦、副优孟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我们应该以一种有机式组合方式进行经营，使作品更为浑然一体。
三.审美体验
诗歌是一种艺术，审美体验贯穿整个诗歌创作过程。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诗人的创作技巧，那么审美体验就是诗人的创作情怀。
审美体验，更确切的说是人心理精神活动的形成，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王夫之所说的“体物而得神”，就是最佳境界。据此，诗歌可以分为：人文精神和非人文精神。
其中的人文精神，就是诗人创作时释放了自己的人性，从而把读者带入到一个有诗意、有人情的世界。《人间词话》：“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忠实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与花鸟共忧乐”，即尊重物之本性，与人本质相通。如：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前四句指出自己的“心”与客观环境的关系，只要“心远”，就会不受喧嚣的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己的目光无意与山相会，仿佛与山融为一体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指出心与境的契合是难以用语言说出的。《古学千金谱》：“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以，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综上所述，中国山水诗歌之所以如此优美动人，是因为诗歌在创作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链条：融为一体的观察点――有机的组合方式――审美中的人文精神。这三个阶段都向我们昭示着山水诗歌中人文情怀的来源，体现着山水诗歌中不变的精神核心。
正如歌德所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性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性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反观古典诗歌之后，回到现代诗坛，就会发现现代诗歌有一些缺乏一份人文气息。在当今社会，诗歌中一些诸如“无难度”、“无内容”、“无精神”的问题日益显现。首先，一些诗歌创作者被现代社会的浮华迷离了双眼，被现代社会的节奏扰乱了心态，对于基本的诗歌创作缺乏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创作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低俗”、“媚俗”、“庸俗”的作品不乏少数。其次，广大读者因为诗歌数量的膨胀而丧失了评判的标准，欣赏能力日益下降，没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标准。
面对这种现象，优秀古典诗歌中的人文情怀，那种“人者，天地之心也”在古典诗歌艺术中的体现，是我们现代诗歌应该汲取的营养，从而为诗歌找到一条健康的发展道路，延续我们诗歌的国度。
参考文献
[1]王国璎.中国山水诗研究[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篇4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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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
目前，学校对老师业绩的评价总离不开考试成绩，所以老师总会担心，开展研究性学习，就要占用学生课内外很多时间，会不会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于此类原因，我们在研究性学习方面要么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要么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这些情况正反映出了认识上的局限性。因为，研究性学习就是要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首先要看到开展研究性学习是大趋势，全国上下大力倡导研究性学习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的语文教学有两个突出的弊端：一是学生的知识面狭窄，知识与知识之间的联系不好；二是学生缺乏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这两种弊端不解决，学生就会停留在被动接受知识的层次上，一旦进入大学，面对全新的教学方式，就会无所适从。其次，要看到高中语文教材的很大变化，特别是突出的文学性和人文性。这些变化为我们开展研究性学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例如，新教材中古典诗歌的数量是旧教材的几倍，凭借教材中的这些典范作品和相关知识简介，学生基本可以完成“中国古典诗歌的桥梁——分析陶渊明诗歌承前启后的作用”此类课题。通过这类课题的完成，学生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再次，要看到高考试题的变化，如诗歌欣赏由客观题变为主观题，其目的就是更加客观全面地考查学生的鉴赏水平和研究能力；现代文阅读增加了推理能力的考查，这也是研究性学习所培养的主要能力；高考作文是近年来变化最大的一部分，由限主题作文变为话题作文，特别在作文评分发展等级中有一条明确指出，“见解新颖”“推理想象有独特之处”，所有这些都紧扣着研究性学习。
二、如何开展语文研究性学习
1．确定研究课题。语文研究性学习的课题可以分为三大类：文学艺术类，如“李白性格及其诗歌中数词的应用”“红色——中国人的色彩情结”等；社会调查类，如“关于我校学生的阅读状况的调查”、“高中学生家境状况和消费状况的调查”等；学术类，如“《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异同”“关于‘匕首’与‘投枪’——鲁迅杂文语言浅析”等。在确定具体的课题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兴趣人手。例如，学生总喜欢追赶时髦，崇拜明星，在衣着上要么是乞丐装，要么是F4，据此可确定“中学生偶像崇拜情况调查”课题。
第二，从教材入手。例如，高一年级学生学习了从先秦到清代的优秀散文24篇，为了进一步让学生掌握中国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演变和发展情况，可以让学生去完成“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浅析”“从中学语文看古代文人的坎坷仕途”等课题。
第三，从地方文化入手。如“甘谷方言与普通话之异同”等课题。
第四，从人文教育入手，不论是《语文课程标准》，还是新教材，都一致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追求真善美的良好品质。这种品质也就是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学生写作文的底气，有了这种底气才能写出真实感人的好文章来。
篇5
《尚书．尧典》中也曾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韵，律和声。”
到了汉代，汉武帝刘彻建立了大规模的音乐专署一乐府，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词再配乐而演唱。乐府也有机关名称逐渐演变成入乐歌词的名称。真正让诗歌成为歌词，成为可以合乐歌唱的新诗体并和音乐共存共荣的时代是在宋代，据史料记载，宋代的词牌达到870多个，这个时期，也不乏既精通音律又善于填词的文人雅士，如周邦彦，姜孽等，他们自制曲谱自己填词，称之为“自度曲”，名家倍出，后人从“凡井水处皆可歌柳词”，可得知宋朝词以曲而扬名，曲以词而和谐的繁荣景象。歌词创作凭借高度凝练的诗歌语言，大大丰富了音乐的体裁和内涵。
流行歌曲也是时代的产物，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大众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反映。流行歌曲反过来又对大众的心理气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词和曲相得益彰，使乐曲更显几分婉转雅致。当今流行歌坛令人耳目一新的当数周杰伦，他创立了一种新的演唱风格，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成功，这和歌词作者方文山的智慧劳作有极大关系，而方文山正是以“写诗填词”的方式来创作流行歌词，在他的流行歌词创作中体现了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本文试从方文山歌词《千里之外》为例论述之。
中国诗歌注意音韵的和谐美。流行歌曲要悦耳动听的旋律，在创作歌词往往运用诗歌创作的押韵手法使节奏音韵扬抑顿挫。在《千里之外》这首歌词中，方文山创作选用押ai音韵，表达出婉约忧伤缠绵的音律效果，如:风铃的沧海(hai)，我等燕归来(lai)，时间被安排，(pai)演一场意外(wai)，你悄然走开(kaia)，除此以外还有外，自在慨台开盖、折、代、该、爱、猜、待、苔等等。
清代文学评论家周济在《介存斋论诗杂著》一书中，提出“东真韵宽平，鱼歌韵缠绵，各有声响”即不同的韵辙表达不同的情感。《千里之外》通过押ai韵，营造出无可奈何的叹息般的执着等待的爱情，由此看来，方文山深得其奥妙的。
汉民族的生活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并沉淀在汉民族的心理意识中，中华民族文化以含蓄优雅著称，中国传统诗歌更是追求语言表达的含蓄、优雅，意在一言外，因此往往采取比兴、象征、对比、互文等修辞方法，锤字炼句，铺设场景，渲染气氛。
“故事在城外，浓雾化不开”“芙蓉外面采，船形影犹在”两句无论是句法、声律、词性都两两对立，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内聚力，把城里城外雾中的分别和恋人红颜如花、笑影相随的甜蜜往事组成鲜明对照，方文山在歌词中采用对偶句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屋檐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比喻爱的艰辛与等待的执着，“一身琉璃白，透明着尘埃”比喻爱的纯洁无暇。“那薄如蝉翼的未来”比喻等待的脆弱和无奈，这些在中国诗歌创作中常见的传统修辞手法把具体的实物和情绪感觉相联系，将抽象实物化为具体，是整首歌词流动着空灵生动的韵致。
另外象“透明着尘埃”、“诗化了悲哀”、“把结局打开”、“被岁月覆盖”、“无声黑白”这些词句或词用词类的活用，或倒装变换词序、或化虚为实、或化实为虚，打破日常生活的用语习惯，不再是循规蹈矩的句子，却写出了古典和现代，大胆和含蓄，熟悉和陌生。
这首歌词从整体上看，无论内容字句都具有中国诗歌的传统意境。意指“意象”，指文学作品中具体刻化塑造的形象，“境”指“境界”指产生于具体事物之外的东西。比如，传达作者的感情、观点和态度等等。意象和境界和谐地辩证统一，就构成“意境”。即“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含小尽之意见语言外”，因此，意境成为中国传统诗歌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
篇6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篇7
现代文学是时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传统的民族文化影响而自然形成的。鲁迅先生曾经评价现代文学说：“符合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禁锢中国的民族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小说、散文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爱国明理、诚信守礼、勇敢自强的核心是历经时代幻化而永恒不变的，是文学歌颂和赞扬的主题。现代文学的产生对古典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和内容与形式上的革新的关系，在保持古典文学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又为其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容。现代文学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中汲取精华发展自身，因此说古典文学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产生的影响
我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成就斐然，有着自身独特的韵味和意义。自之后，白话文得到了大力提倡，涌现出了大批的现代诗人，他们使用白话文作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是现代诗从诗歌的意境、韵律、形式上看，大多却来自传统的古典诗歌。
2.1对现代文学诗歌意境的影响
意境是指诗歌创造中通过语言文字构建的诗歌环境，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可在精神层次上引起共鸣。古典诗歌尤为重视对意境构造，诗仙李白、诗鬼李贺、诗圣杜甫可谓是对意境的描写达到一定境界的高手，王维更是被人称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营造了一种山间秋夜宁静而有生机的意境，石上流动的清泉，松间照耀的明月，归来的泛舟渔人，表达了作者高洁的情怀和脱俗的精神追求，读者仿佛是路过的游人，此种意境很容易与人产生共鸣。受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人对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的运用成就了现代诗歌的意境美。比如冰心的现代诗《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通过营造花儿绽放背后的苦楚，表达人们成功的得来不易。徐志摩的诗句“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简单的几句写景，意境和心情便全然而出。这中创作手法以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创作为基础，进行了现代的创新和改变。
2.2对现代文学诗歌韵律的影响
古典诗歌对韵律要求非常严格，有其必须要遵守的规律，对音调的搭配、字词的协调十分讲究，盛唐之后的格律诗在社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对押韵和对偶的运用也较为讲究。比如杜甫的《三绝句》，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押韵的，“飞”和“稀”同属平水韵，在今天读来不押韵，但其实是押韵的。俞平伯和闻一多创作的现代诗歌最具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俞平伯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来自古典诗词的。湖畔诗人也曾经创作过一些具有格律特点的诗歌。与传统的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更加灵活多变，更加注重实用美。除此之外，在诗歌的创作的形式上也受到了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歌继承了古典诗歌的简短形式，以宗白华的诗歌为例，特点尤为显著，简短凝练，琅琅上口，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3.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小说产生的影响
古典小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现代文学小说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当时古典小说的一些主题表达和小说结构被沿袭了下来，甚至古典小说的内容也被现代人津津乐道，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翻版和创新。
3.1对现代文学小说主题的影响
在古典小说中“仁义礼智”、“爱国思想”等是小说永恒的主题，是当时社会人们追求境界的一种反应和体现，通过作家的笔赞扬了社会的传统风气，讽刺了不良的社会现象。比如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儒林外史》以讽刺的手法表达对当社会黑暗的控诉。现代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受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影响，以暗喻和讽刺的手法表现时代的主题，给人以深刻得反思。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从诞生一直到今天，依旧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热捧。小说里详细阐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展现了一个家族从繁荣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浓缩了历史的变迁。对封建贵族的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倡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红楼梦》的主题在现代小说中经常有所体现。老舍的《家》、《春》、《秋》等都吸收了古典小说的主题内涵。
3.2对现代文学小说结构的影响
小说的结构对表达小说的主题有着重要作用，古典小说的结构特点尤为明显，比如《红楼梦》采用的章回体的结构，其他小说的特点在现代小说中经常被模仿。比如张爱玲的《沉香屑》、《倾城之恋》在古典小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但是人物说话的语气、描写的场景极易使人联想到古典小说中的情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运用的白描和故事性的记叙手法都来自古典小说，《金粉世家》、《吕梁英雄传》的小说结构则继承了章回体的手法，
4.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散文产生的影响
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散文，至今都被不断的传诵和研究，如先秦时期儒家的《论语》、历史散文《左传》，两汉司马迁的《试剂》，唐宋时期的《古文观止》等。现代作家受到了古典散文的熏陶和影响，对现代散文进行创作时，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内涵。
4.1对现代文学散文风格的影响
散文风格是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统一的艺术特性，与作者的个性和表现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的散文风格受当时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表达上较为含蓄，语言大多较为清新秀气，情感细腻，书生气质浓厚。现代散文继承了古典文学的清新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冰心的散文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散文的影响，并将这种风格特点与西方的典范相融合，创造了独特的散文风格。除此之外，著名散文家林语堂在创作散文时经常用到文言词和古典散文的句法，排偶、对仗等方式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现代散文深受古典散文风格的影响。
4.2对现代文学散文体制的影响
散文体制是指文章的类型，根据文章所表达中心思想的方式将散文分成几种类别。先秦时期便创立了我国文学的议论与叙事的散文体制，汉朝以哲理性散文著称，唐宋的情景散文尤其引人重视，明清的小品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古代散文体制的不断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比如古典散文《桃花源记》，属于情景交融式的散文，通过对环境的夸张渲染，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现代散文依旧保留着议论散文、叙事散文、写景散文等体制，并集古典散文之众长，融合了百家散文体制的特点，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春》、《荷塘月色》，张晓风的议论散文《行道树》等。在古典散文的基础上对现代散文的体制进行了创新，但归根到底，离不开古典散文的影响。
5.结束语：
古典文学成就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宝，也是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用之不尽的文化遗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众多学者长久以来共同研究的话题，探讨古典文学的构成因素和精神内涵对发展现代文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除了本文阐述的在诗歌、小说、散文方面的影响之外，对话剧、戏剧等均有影响作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仍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实践。
参考文献：
[1]刘莹. 浅谈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J]. 学理论，2013，02：164-165.
篇8
李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赠汪伦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些精粹的诗歌，语言高度自然，又高度凝练优美，给人以情感的熏陶。为什么当代的诗歌我们却读不懂了呢？拗口，晦涩，拖沓，以莫名的意象寓以只有作者才懂的寓意，而且与清新洗练绝不沾边。似乎只有晦涩难懂的才是上乘之作，浅易好懂的便不是诗。这是不是误入了一种歧途？
诗歌作为文学的最高形式，语言上要求凝练不失自然，思想情感的表达上要求高度集中，艺术特色上要求意象鲜明，意境完整浑圆。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精粹古诗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范本。新诗创作难道不该在此吸取借鉴吗？诗歌只有这样，才真正有生命力，才真正能被大众认可接受。
从这个角度理解上，桑恒昌的诗歌殊具典型意义。桑诗大多取材于生活，以极自然精粹的诗句表现内在极细腻真挚强烈的情感。
如《俯拾》:“俯身拾你，／拾到的却是／蝉蜕般精致的背影。／你高唱着‘知了知了’，／我却不知道，／在哪片丛林。”
这首诗很精妙，那种虚幻、空灵的意境，有引人入境，让人震动的美感。
又如《你可曾知道》：“太阳一走，／我就为你结网。／连星星，／也作着复燃的梦。／我苦苦地等待，／推走残缺的月亮，／折一枝子曙光，／插在你的窗前。”
诗句中似乎看到一幅晨曦初照图，诗画两相照。感慨于这诗句的感染力和效果。“折一枝子曙光，插在你的窗前”，这诗句，有动感，有质感，精妙到无言。
更不要说桑诗中那些感情真挚强烈的怀亲诗篇，多有震撼心灵，又极具语言成就的诗作。怀亲诗中除了代表作《中秋月》外，还有一首《心葬》不容忽视。有位名叫王松的诗评者在文中评价《心葬》：“‘……将母亲土葬／土太龌龊／将母亲火葬／火太无情／将母亲水葬／水太漂泊／只有将母亲心葬了／肋骨是墓地坚固的栅栏’，多么独特的心旅历程，这种真挚而决绝的生命感悟必定会唤起人世间强烈的共鸣。”
篇9
石川啄木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被称为“国民诗人[1]”。其短歌一改从古至今的一行书写形式，以独特的三行书写，自由地表现了口语定型诗的魅力，对日本近代新和歌的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一生的重要创作都收录在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中。
“周作人是最早翻译日本近代和歌的翻译家[2]”，“也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3]”。他以白话散文体的形式翻译日本的和歌被朱自清称为“实在是创作[4]”，尤其是20年代译出的作品，以崭新的散文体形式及白话文的语体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并且促进了一个新的诗体“小诗”的诞生，对此后的中国白话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以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周作人的译本为中心，从目的论角度，把周作人翻译歌集的“目的性”做为切入点，对目的论在近代和歌汉译过程中的接受及应用进行探讨。
一．目的论
目的论，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模式，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目的性的选择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译者都会选择特定的文本和运用特定的翻译策略，以期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目的论的提出者弗梅尔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类:一类是译者所要达到的一般性目的，比如说赚钱：二是译文在目的文化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第三类是使用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所有翻译行为所要遵循的第一法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全过程，从翻译材料的选用到翻译策略的采用，都必须遵循翻译目的。
二．周作人的翻译策略
1.形式：
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的特征是“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为别国所不能及的……”“但因此却使翻译更觉为难了。”[5]
原文：病みてあれば心も弱るらむ！
さまざまの
泣きたきことが胸にあつまる。[6] 「一握の砂
译文：生了病心也会弱了吧！
各式各样的
要哭的事情都聚到心中来了。[7]
用简洁的语言，运用句子的长短度，以散文式的节奏变化来让读者感受到了和歌的魅力。初看译文看似平板，其实却充满了趣味。啄木的和歌不拘泥于韵律和定型，打破以往不分行的书写的惯例而分了三行，非常自由。周作人用散文体来翻译，不拘泥于韵律和语法，“实在是创作[8]”。
2.语体：
啄木的和歌用的是近口语体的语体，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传达了白话潜在的表现力，同时也准确传达了和歌近口语体的趣味。
原文： 茶まで断ちて、 わが平復を祈りたまふ 母の今日また何か怒れる。
译文： 连茶都戒了
祈祷我的病愈的
母亲今天又为了什么发怒了。
周作人用近似于翻译腔的定语句型，表示词语的关系，用长定语来修饰“母亲”，用“了”表示动词的过去时态。并用了结构助词“的”，这是白话特有的。
原文：かなしきは我が父！ 今日も新聞を読みあきて、 庭に小蟻と遊べり。
訳文：悲哀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厌了报纸，
在院子里同蚂蚁玩耍去了。
文言文中的单音节单词很多，每个单词都很独立，周作人则充分发挥白话文的表现力尽量用双音节的单词，音节数增加的同时也缓和了句子的节奏。如“悲哀”“玩耍”的双音节单词使译文更加流畅。
原文：鏡屋の前に来て ふと驚きぬ 見すぼらしげに歩むものかも
訳文：来到镜子店的前面，
突然的吃惊了，
我走路的样子显得多么寒伧啊。
译文加上了原文中没有的人称代词“我”，这对几乎没有人称代词的中国古典诗歌简直是一种挑战，怪不对朱自清称赞其“简直是创作”。
周作人的白话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的白话、民间口语和外语溶合在一起的新式的现代语。很重视句子成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主谓定状语交错在一起，甚至有几重修饰，注重营造和歌整体的意义，而且少了中国古典诗歌式的晦涩。
由此可以得出，周作人是采用了白话散文体这一翻译策略来翻译啄木的短歌的。
三．周作人的翻译目的
1917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我国文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已经完成，在诗歌方面也是白话体诗歌独占鳌头。但是，到了1921年，中国新诗坛却有了个暂时性的沉默，为了打破这个沉默，1921年5月，周作人写了《新诗》，刊于6月9日《晨报副刊》，他在文章写到“现在的新诗坛，真是可以说消沉极了。……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9]。
他其实是想用外国的思想和手法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关于新诗他这样说道“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外国诗歌）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10]”。1921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12月翻译《日本俗歌四十首》，又陆续发表《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等。啄木的短歌也是在1922年翻译的。
啄木在近代文学史上，“用恰当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近代诗精神，树立了新诗歌[11]”受到瞩目。他用三行书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和歌不分行的惯例，被视为是一种变革。啄木的这种叛逆、革新、独创的歌风，正好与当时周作人心涌现的突破旧框框的期望形成共鸣。
由此得出，周作人翻译啄木的短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日本近代和歌中的新要素 ，进而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
四．翻译策略的有效性
1.散文体
汉语为独立语，每个单词都有丰富的含义，语法变化也很少，即使是和日语有相同的字数，相对应的内容也不同。“三十一个音大抵只能当得十个汉字，如俳句的十七音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不过六七个汉字罢了[12]”。如果用10个或7个汉字来翻译和歌和俳句，音节过于紧迫，加快了节奏感，就会失去原作的情趣。语法变化少，就无法表现原文复杂的语法和“特有的助词[13]”。当翻译啄木的近口语体和歌时，这种语言的差异就成为很大的障碍。
周作人提出用散文体来表现和歌原有的趣味。他在《日本的诗歌》中关于日本诗歌的翻译说道“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嚼饭哺人一样；就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14]。在《日本俗歌六十首》中他说“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但一方面在形式也并不忽视，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这两面的顾忌是我不得不抛弃做成中国式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15]”
周作人正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反复考量最后才采用了散文体。
2.白话文
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啄木的短歌，不得不提到其把翻译作为工具，改革新文学的这一思想。他在《谈翻译》中曾说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则为译书不刊的典则，……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文言文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16]”。他把翻译目的分为为书而翻和为自己而翻，提出如果是为读者介绍的话最好用白话文翻译这一主张。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对策和具体翻译方法。如上所述，周作人翻译的目的是吸取日本近代和歌的新要素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周作人选了啄木的歌集，采用白话散文体的翻译策略。
3.小诗的诞生
从1921年到1924年，中国诗坛兴起了一股小诗的风潮，大量的小诗在报刊上刊登。朱自清对此这样总结：“现在短诗底流行，可算盛极！……这种短诗底来源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1）周启明君翻译的日本诗歌，（2）泰戈尔《飞鸟集》里的短诗。前一种影响甚大。[17]”指出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歌对小诗的巨大影响。而当时的小诗也确实和周翻译的短歌很相似。比如：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应修人《我认识了西湖了》[18]
这首小诗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周的译文极为相似。用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语句，表现了作者一时的感想。
五．结语
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离的。翻译为周提供了一种创作新诗的尝试，而周又在次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新诗。192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收纳了36首新诗，其中的一首《小河》，被称为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19]”。
周作人萃取了日本诗歌的精华，使中国诗坛从创作的苦闷期中摆脱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促进小诗的诞生，可以说是达到了其翻译目的。但是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1924年以后革命的硝烟浓起，小诗的形式和格调却与时代不相适应，其内容短小，无法承载复杂而深刻的内涵，小诗的作者们也纷纷停止了小诗的创作，转而寻觅其他的形式来符合时代的要求。
但是，正是因为周作人的翻译，为中国新诗坛开辟了一条虽不开阔但与众不同的途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坛的一大收获。
参考文献：
[1].李艳霞.从目的论看梁实秋与鲁迅翻译官的异同[J].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
篇10
一、 克服理解文言词语的障碍
首先，要加强常见文言词汇的积累。
例1 忆：1.回想，想念；2.记得，记住。
知晓了“忆”的“思念”词义，自然明白了诗题《春日忆李白》的含义：我在春天思念李白，自然能大体读出诗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所抒发的情感。
其次，特别关注并积累有关文化常识的词语，如“青冢、绿琴、阳关”等典故和“春树暮云”类由诗句凝练成的成语，具备这类知识，常能事半功倍。
再者，大胆推断陌生的文言词语意义。江苏考题选择的常常是较通俗的词语，但陌生的词语还是有的，根据上下文或字形往往能够推断出词义；这种情况出现频率很低，近八年高考试卷中只出现“牖、幌、畿、锷、圞”这五个字，不构成理解障碍。
例2 畿 “铁骑满郊畿”（2009年《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铁骑满郊畿”，主谓宾结构，“郊畿”充当宾语，再根据词语组合判断“郊”“畿”是近义词，因此“畿”该是郊区之意。
例3 牖 （2005年《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联系标题和首联“微风惊暮坐，临牖思优哉”可以判断“牖”是“窗”的意思。
例4 幌 （2005年《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联系标题和尾联“何当一入幌，为拂绿琴埃”，大致可以推断“幌”是“窗帘”的意思。
二、 克服理解词语组合关系的障碍
如何准确理解诗句，需要掌握语法分析这个法宝。
首先，普通诗句还是遵循一般的语法规律的：一般单句还会采用主谓宾式常用句式，复句会使用关联词语，这也是古今汉语都遵守的规律。
例5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2004年《征人怨》）
这两句就是主谓宾结构。可翻译为“整个春天白雪归向青冢，辽远的边塞黄河绕着黑山”。另外修饰语也是必须具备的。如果去掉修饰语“三春”、“万里”，就减少了“苦寒漫长”、“地域阻隔”之意，怨情就不浓厚了。
例6 “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2009年《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这组复句就使用了关联词语“却、再”，和前后文衔接，可翻译为“再回来，再接续上此次汉阳游，（到黄鹤楼）骑上黄鹤”。
其次，古典诗句当然要遵循文言特殊句式的特点。
省略句，在古典诗篇中常见。
例7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2011年杜甫《春日忆李白》）
因省略只呈现两个形容词和两个诗人，需要补上主语和谓语，真正句意为“李白的诗风清新如庾开府，俊逸如鲍参军”。
颈联“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呈现的是两幅画面“渭北春季的树木，江东傍晚的云彩”，两个偏正短语，意义模糊，需要补上主语谓语。这有多种补法，或“我对你的思念就像渭北春天的树木开始爆芽、越来越郁盛，你对我的思念就像江东傍晚的云彩依依”；或“春天我坐在渭北的树下思念你，傍晚你在江东的夕阳下徘徊”；或“春天我在渭北、傍晚你在江东，我们彼此遥望，可是却被树木云雾遮住了视线”。因为省略造成许多空白，内容跳跃，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但也增添了想象的乐趣。
例8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2009年《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因宾语前置和承前省略，翻译为“士兵在哪呢？（士兵）滋润了刀剑，人民在哪里？（人民）填埋到沟坑。”
倒装句中，尤其要关注诗句创作因字数、押韵、平仄、对仗的限制而调序的类型。
例9 “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2007年辛弃疾《鹧鸪天·送人》）
因为平仄限制，关联词“未是”位置挪后。句序应该调整为“未是江头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翻译为“不只是江边风浪险恶，更有人世间行走艰难”。
另外语法分析在词语活用辨别及解释上也大有作为。
例10 “时滴枝上露”（2005年《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滴”应为使动用法，翻译为“微风不时使竹枝上的露水滴下”。
综上所说，要提高译读水平，既要保持文言、文化知识的积累，更要加强语法分析的训练。译读，才能扫清阅读障碍，为联读诗篇、深度解读诗句做好铺垫。
读懂古典诗歌方法之二：联读
联读，即将局部的诗题和诗篇的开头、主体、结尾联系成整体的阅读方法。牢牢树立标题统篇，词、句、联、层、段组成篇，彼此前后关联的整体意识，决不能孤立地读标题和诗句。有标题的诗篇常常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感、题眼、题材、体裁、创作手法等，而诗句也因题而起承转合，彼此互相呼应勾连。联读有如下益处：
首先，把诗作为一个整体阅读，能准确而迅速地切入诗歌的主旨。
例1：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2004年《征人怨》）
全诗采用间接抒情方式，读者很难把握诗句抒发的强烈的怨恨之情。但标题点明了边塞诗题材，“怨”是抒发的情感，也是全诗描述紧扣的题眼。诗题就是诗篇的组成部分。其次参看诗题，分析诗句的起承转合，对明了诗句间的联系，自有奇效。
例2：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2008年《登金陵凤凰台》）
诗题点明了属于登高望远类的咏史诗，诗篇的首联“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扣住“凤凰台”之名交代地点、事件，就所见景象抒发物是人非、自然永恒的感慨；颔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扣住“金陵”六朝故都的往事而如今已成废墟的景象，感慨昔盛今衰、人世沧桑；颈联“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则是登高远眺所见的永恒而美丽的自然之景；颔联颈联都是登台所望，分别从时间空间角度呼应首联揭示的哲理；尾联“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则承上远望而转折，因“浮云蔽日”、“不见长安”而发愁，也道出金陵王朝更迭频繁、盛衰反复的原因，抒发为国、为君、为民、为己的忧愁。如果不彼此参照，孤立阅读，读的就不是诗，而是语言材料而已。
例3：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2011年《春日忆李白》）
标题交代了时间、对象、事件、情感、创作手法，而“忆”包揽了后三项。颈联“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是写景句，因省略太多，尽管有注释告知“杜甫在渭北”、“李白在江东”，如果不结合诗题也很难明确句意。但整体阅读后，此联所抒发的彼此互相思念的深厚感情，及虚实结合、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还是能确定的。
其次，联读重点关注题眼、诗眼、线索，这些往往是结构全篇的关节点。
如《征人怨》的“怨”、《鹧鸪天·送人》的“送”、《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的“闻风”、《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的“登”“感”、《春日忆李白》的“忆”都是诗篇的关节点。
以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忆”为例说明：首、颔二联忆李白的诗（忆的内容或着眼点），颈联抒彼此思念之深（忆之程度），尾联望再会论诗（由忆白诗而在结尾再次回应），整首诗就是围绕“忆”构思、选材组材的，结构精巧完整。
再次，联读还要关注提示内容层次关系的词语、现实和想象内容转换的词语、时间空间变化的词语，这样分析诗篇才能切中肯綮、游刃有余。
例4：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2009年《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想当年、到而今、何日、却、再”，串联起登上黄鹤楼所见的荒凉，回想当年盛况，再回到眼前描述被侵略残杀的景象，希望能抗敌报国，再想象得胜归来再游黄鹤楼。正是这些词句，使材料组织放收自如，抒发的情感丰富多变。
例5：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 （2010年《送魏二》）
“忆”由此地想到友人所在的遥远的潇湘水上，由此时已经分别想到对方独自在深夜月下做梦听见凄清猿啼声，更觉黑夜凄冷孤独而漫长。友人已在他乡，但思念未已，可见情长而真。
读懂古典诗歌方法之三：解读
解读，即对诗篇的组材、结构、主旨、技巧等解构分析的阅读方法。而解读的利器就是表达方式，诗歌常用表达方式为：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
一、 解构材料。各种表达方式必须传达相应内容：记叙要交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过程、结果；描写要描摹对象的状貌情态；抒情要抒感；议论要发表见解，表明观点和态度。而这些就是组成诗篇的材料。因此，解读古典诗篇的第一步就是判断诗句的表达方式，然后解构材料内容。
例1：（2007年） 鹧鸪天·送人
辛弃疾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这首词上片描写场景，下片抒情议论。组成全词的材料内容是送别时唱完《阳关》泪水还不止，殷殷嘱咐对方“功名馀事且加餐”，看远方连天江水无穷树，黑云压住一半山。由此抒发古今怅恨，不止源于悲欢离合之情，感慨险恶的不止是路途行舟之难，更有人世艰险之困。解构材料是进一步解读的基础。
二、 梳理结构。在解构材料的基础上，按照顺序串联全篇内容。诗篇的结构是完整的，内容也是一脉相承的，但诗句的内容是跳跃的，因此，在梳理结构的过程中，就要有意填补空白，补足脉断之处，使得诗篇的起承转合紧凑相连。
例2：（2011年） 春日忆李白
杜 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注：庾开府、鲍参军：指庾信、鲍熙，均为南北朝时著名诗人。
渭北、江东：分别指当时杜甫所在的长安一带与李白所在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
论文：此处指论诗。
前四句议论李白的诗，五六句写渭北江东两地之景，最后表达重聚首细论诗的愿望。如果把上述解构材料连缀起来，作为结构梳理的答案，基本可以。但因为还不完整，没能扣住诗题或诗眼一脉相连地交代清楚每组诗句间情感或逻辑的联系，所以还不够。补足脉断之处：整首诗以“忆”为题眼，以高度评论李白的诗做开头是“忆”的具体内容，借景抒情表达“忆李白”的情感深厚，最后，直接抒情，直接表达再聚首、畅饮酒、细论诗的强烈愿望，呼应开头。再与参考答案“立足于诗，怀念李白：从赞美李白的诗歌开始，转为对李白的思念，最后以渴望相见、切磋诗艺作结”比较，几近相同。
三、 把握主旨。抒情和议论就是直接揭示主旨的两种表达方式，而记叙和描写是辅助手段，把握主旨当然应该去粗取精，关注前者，尤其是有明确的诗眼、题眼的诗篇。
篇11
孟子的“知人论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关于“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来源，有文章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而卿大夫们在引《诗》的时候经常断章取义，只截取自己所需的只言片语，而忽视了诗句在整首诗中的意义。孟子认为这种截取诗句表达思想并不是对诗文本义的正确诠释，歪曲了原意，正是对这种行为风气的不满，他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观点。”以这种说法理解，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是为了矫正曲解文义的错误行为，达到正确理解诗文的目的，但是仔细探源“知人论世”这一说法的出处，我们发现这种理解是有所偏差的。
探究本源，“知人论世”的提出并不是为了找出一个文学批评的准则。我们且以此说法的出处《孟子•万章下》为证:“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翻译成现今通行的说法，这段话的意思是乡里的优秀人物就和乡里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国家的优秀人物就和国家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就和同样是天下闻名的有识之士交朋友。如果和天下闻名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觉得不够，便可上溯古代的优秀人物与之交朋友。但吟咏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可以吗?因此要研究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并了解其人，这是与古人做朋友。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在这里认为，不同层次的人交友范围不同，层次高的人更需要沟通古人与古人做朋友，但与古人做朋友，只读其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古人的生平行事，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这样才能读懂古人的诗书与其进行心灵的沟通，继而成为知音朋友。因此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本来意图是阐释尚友的方法，“颂其诗，读其书”只是一种手段，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才是目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段话同时也客观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方法，并且后一种的意义为后世之人不断阐释发展，它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本意。
“知人”与“论世”是两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概念。“论世”是为了“知人”，而“知人”就必须“论世”。所谓“知人”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人行事，理解作者的心志情思;“论世”，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所处时代，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因素对作者思想、道德、心理、性格等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了解激发作者产生创作欲望的临时动因等等。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有自己一定的动机。作品反映的思想和感情也会因为作者情感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不同而不同。在艺术风格方面，不同的艺术道路，不同的审美风格和不同的个性心理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样才较为确凿。”［3］如果要论文，最好是能够在通篇考虑的基础上顾及作者的全人，也就是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处世为人，更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作者的生活背景、文化状态，兼顾了作者的“全人”和“社会状态”两个方面再谈论文，才更为全面和确凿。鲁迅先生的观点实则就是肯定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二、“知人论世”这一认知方法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共通性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历代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即通常所说的古典文学史(包括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想的研究的发展、演进过程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4］但学者开始对某项文学现象分析研究时时，不管是分属文学史还是文学学术史研究都要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和媒介，如果没有实体的创作，研究就无从附着，空谈而已。自司马迁的《史记》创造了为作家写传记的研究方法后，研究古代作家的生平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同样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媒介，那么我们将“知人论世”的方法运用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知人论世”在古典文学鉴赏方面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学创作也在跟着变化发展。我们今天所谓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种文化现象彰显的不仅仅是各个朝代文学创作的代表成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学创作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的关系。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中的记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政治的嬗变都会影响文学的兴衰，作家的情感体验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变化，继而这种变化会反映在文学创作中，造成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随时代变迁而变迁。所以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能够反映出文流的更迭。因此，“知其人”“论其世”的研究方法才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研读文学作品时有助于更准确的把握其主旨。比如曹操的《龟虽寿》，对诗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这一句的解释涉及到“天”这个字的含义。究竟“天”是解释为自然还是天命呢?这对把握诗词的主旨非常关键，二者虽然均可解释得通，但阐释出来的意思却截然相反。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知人论世”。通过查阅记载曹操生平事迹的史料文献，我们发现曹操是一位朴素的唯物主义论者，可见他是不会相信天意、天命这些东西的。如此可见，“天”在这里应该解释为“自然的”，这样我们在解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就不会曲解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更明确作者的感情倾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些作家受到时代环境或自身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他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并不直抒胸臆，而是隐晦地将情感暗含诗中，令读者好像坠入了云雾中，不知该如何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感情。但是经过知人论世这一环节之后，了解了诗人的生平遭遇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就能拨开云雾，更清楚地辨明作者的感情倾向。比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整首诗中并没有出现明显表现情感的字眼，也并没有提出想通过张丞相的提拔步入仕途，但是题目又为何是赠张丞相呢?我们若能“知人论世”，对孟浩然的生平有个简单的了解，就会明白孟浩然渴望功名却一直无官可做的焦急，这样作者通过诗中“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表达的急切之情就不难理解了。
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在阅读诗词时有助于明晓其写作方法，把握主题。有的作品意旨深远，作者往往会采用多种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让人难以理解其真实意义，此时就需要我们“知人论世”来考究作者的初意。比如大家熟悉的曹植《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通篇用比兴的手法以豆自喻，实则是表现诗人自身处境的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我们若能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推断出作者运用比兴的缘由并且揭开它的本体，把握作者表示的深层含义。
(二)“知人论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的诸多方面的一门学科，它涉及到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各项内容。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方法是考据，考据通过对文献的稽考、推演或辨正，判断考证对象的真伪是非、誊清其相互关系及发展脉络以发现或解决问题。可以说考据在文献工作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清代的朴学、乾嘉学派都是非常典范的代表，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夸大考据的作用，它只是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古典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也实非考据一种方法就能完成。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就应该打破研究方法的单一格局，拓展多种方法，融合现代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献时如果能把考据的实证科学方法和文学方面的人文方法相结合，研究或许能得出更佳的成果。
我们且以《二十四诗品》的辨伪为例。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教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首次提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两位先生认为《二十四诗品》不是唐代司空图所作的第一个证据可以说就是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提出的，“《诗品》与司空图生平思想、论诗杂著及文风取向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悖向。”司空图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但《诗品》却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书中可以很轻易看出作者对道家学说的由衷赞许和自觉认同;从文风取向上来讲，司空图认为作诗要达到圆融之境，作者应该深思极虑，但《二十四诗品》却是追求自然妙造，不倾向于人为雕镂;从审美取向来说，司空图在它的论世杂著中更称许“澄澹精致”的诗风，尤其对那些沉郁遒举的诗作最是推崇，但是《二十四诗品》却是推崇清淡逸雅的诗风。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二者的确是大相径庭，让人不由怀疑《诗品》的作者是否确为唐代的司空图。陈尚君、汪涌豪两位教授就此提出的《诗品》作者之伪说正是对司空图“知其人”的结果，可见“知人论世”对于古典文献辨伪中观点的“破”与“立”十分重要。
总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开放的、多元的学科，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研究方式，尝试多种方法和风格的实践，但这都不能取代或者是贬低“知人论世”这一研究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性。古典文学的研究既要注重考据之功，也应重视人文方法的价值，既要提倡严谨的学风，又要鼓励自由的思想，做到理性与诗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才能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王菲．知人论世在初中古典诗词教学中的运用［D］．河北师范大学，2011(6)．
［2］(南宋)朱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9．
［3］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36．
［4］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3．
［5］(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4:420．
［6］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428．
［7］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4．
篇12
中国诗歌强调含蓄、简约、朦胧、暗示等特征，跟意象派所主张的用“具体的意象来表达、简约、浓缩是诗歌最重要的特征”的观点非常契合。中国诗歌几百年的艺术实践使庞德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宝藏。在他们被过度抒情的浪漫主义诗歌折磨得极其不堪的时候，意象叠加等中国诗歌艺术原则使他们看到了诗歌的新可能。但是，如果一味强调这种继承关系，而忽略了意象派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立场的话，可能是不得要领的。所以，我们在理解庞德意象派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时，既要承认渊源关系的存在，更有必要阐明庞德意象派诗歌独特的现代性内涵。本文将从诗歌的技巧、内涵和诗人身份几个方面来比较庞德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凸显庞德意象派诗歌的现代性特征。
技巧：现代性的想象
由于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服膺，庞德诗歌中有着大量跟中国诗歌相似的意象，这让一些人以为庞德是中国诗歌的西方传人。殊不知，即使是跟中国诗歌有着相同的意象、相近的技巧，庞德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想象跟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大异其趣的。
我们可以结合庞德的几首诗歌，来解读他诗歌的现代：
少女
树长进我的手心，
树叶升上我的手臂，
树在我的前胸朝下长，
树枝像手臂从我身上长出。
你是树，
你是青苔，
你是轻风吹拂的紫罗兰，
你是个孩子——这么高，
这一切，世人都看作愚行。
(赵毅衡译)
这是一首歌咏心上人的诗作，这样的诗歌中国古典诗歌中也非常多，但是却显现出非常不同的写法。中国诗歌中不乏赞美和思慕恋人的题材，但中国诗歌中抒情主体跟抒情对象之间是有距离的，主体可以沉迷膜拜，却绝对不会和叙写对象合为一体。中国诗歌物化美人的写法从屈原就开始了，所谓美人香草，是叙写者对于叙写对象的一种美好物化。后继者形容女性美如“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或“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或所谓“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悄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这些都是从外在事物跟女性的对照或女性美对男性冲击的角度来叙写的。所以只要简单对照就可以看出庞德的不同凡响，庞德的诗歌不但把“少女”物化为“树”，而且叙写者本人也成为了“树”：可以想象，当“我”爱上你——“树”的时候，我也就长成了一棵树；你是青苔，你是清风吹拂的紫罗兰，那么我自然也便成为青苔，成为清风吹拂的紫罗兰。
应该说，诗歌技巧的背后事实上是不同的文化想象，而正是这种文化想象使诗歌带上了不同的时代印记。中国诗歌的抒情主体基本是男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男性可以赞美爱慕的女性，但却不可能将自己想象成女性。众所周知，屈原开启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但是他的浪漫想象的背后却依然有着传统性别文化的制约，而庞德《少女》中的表达，其背后依托的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泛神论和性别平权思想，泛神论使人和树之间的变换想象成为可能，而性别平权又使得“我”(男性)化身为“你”(女性)成为可能。不可想象，这样的诗歌会出现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甚至在庞德所处的文化中，这种超现实想象也是被视为“愚行”的。但是，正是这种想象使得庞德诗歌的现代性彰显出来，使他的意象派和中国的古典意象之间产生了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构成了庞德诗歌的真正内核。我们再对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进行对比阅读，看看其中的异同。
人群中出现的那些脸庞
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
——庞德《在地铁车站》
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支春带雨
——白居易《长恨歌》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庞德的诗歌是对自居易诗句的模仿，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首先这两首诗意象构成上都是人面和花；其次写作上都避开正面描写，以花类人，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诗人要写的都是“脸庞”、“玉容”所代表的人及其内心世界，而且他们都用湿漉漉的花来曲折实现。但是，庞德的诗又以通感的修辞使诗句更加饱满：诗中，跟花瓣相连的是“潮湿”、“黝黑”，当这两个让人产生不快的触觉和视觉感受的词和花瓣组接到一起的时候，它实际上为花瓣这个意象注入了相近的主观情绪。相比之下，带雨的梨花仅仅是对事物外在情状的叙写，而“潮湿黝黑”的花瓣却经历了抽象的艺术组接，将美的花和丑的感受连在一起，从而产生了艺术上的张力。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原则是和谐，音韵和谐、意象之间的和谐、意象与修饰语之间的和谐皆在考虑之列。“梨花一支春带雨”非常和谐，而“潮湿黝黑”与花瓣相连则是有悖和谐的。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庞德诗歌截然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性手法以及手法背后的现代性想象。
二、内涵：现代性的焦虑
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庞德的《在地铁车站》和自居易的《长恨歌》进行考察，就会发现这两首诗在主题内涵上和意趣表现上的明显不同：庞德的诗表现的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空间——地铁站，那里人流拥挤，行色匆匆，诗中的花瓣是作为没有个性的复数而存在的，诗歌表达的是人置身于现代化空间中的茫然和迷失。自居易诗中的梨花则是一枝独秀，它是一朵美丽而娇羞的花，点缀其间的雨珠只是增其妩媚。诗人借用花描摹一个落泪女子无限娇羞的容颜，表达的是一种纯粹的、古典的审美境界。虽然是同样的艺术手法，接近的意象，但是庞德诗中那种现代性的感受和白居易诗中那种纯粹的古典性都刻画着这两首诗不同的时代印记。
中国古典诗歌最大的特点是和谐。音韵和谐、审美上的和谐使得中国古诗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庞德的诗歌却是对中国诗歌艺术与现代世界接轨的一次尝试，诗艺似是古典，表达的内容却是现代性的焦虑。忽略了这一层，以为庞德意象主义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简单回声，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个旁证是在古典格律诗受到严重批判的新诗草创时期，庞德的意象主义却反过来对中国新诗人产生了影响。原因是什么呢?是中国新诗人崇洋媚外、跑到西洋去寻找古典诗歌中已有的资源?或者说一个被批判的古老艺术被贴上西洋标签就可以大行其道?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偏颇的，一个更公允的答案是：庞德以现代性的内涵移植了中国古诗，吸引中国新诗人的并非这种古典的诗歌技巧，而是现代性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作为现代诗歌的一种，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意境运用上更显示出其模糊和复杂性。庞德所创造的现代意象，相对于古典意象而言，多具有含义的不定和多义性。这种不定与多义的意象体现了现代的诗歌美学观念，同时又体现了现代人内心的复杂情感和审美需求。”…事实上，多义性的确又是庞德诗歌现代性内涵的题中之义，以庞德翻译的《落叶哀蝉曲》为例，此诗原为汉武帝(刘彻)思怀李夫人所作：
罗袂兮无声，
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
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将此诗命名为《刘彻》，译为：
绸裙的寒宰再不复闻，
灰尘飘落在宫院里，
听不到脚步声，乱叶
飞旋着，静静地堆积，
她，我心中的欢乐，睡在下面。一片潮湿的树叶粘在门槛上。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庞德译诗对原作的创造性改写，首先是增加意象：“一片粘在门槛上的潮湿的树叶”，此句为庞德所加，与庞德“潮湿黝黑树枝上的花瓣”有异曲同工之妙，译诗因而也就染上了浓烈的庞德色彩和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其次是视角的转换，原诗题为《落叶哀蝉曲》，而庞德则将它改为《刘彻》，并且在具体诗句中更突出个人的观看角度，如“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中一般性的描述角度被转变为“听不到脚步声，乱叶／飞旋着，静静地堆积”等更富于主观内涵的表达。
三、身份：现代性的思考者
如果我们把意象派的兴盛和庞德的诗歌道路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就会更加清楚他
所主张的意象派的文化意义。意象派是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现代诗歌流派，1908～1909年形成于英国，后传人美、苏，代表人物有：休姆、庞德、艾米和叶赛宁等。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首先，在l9世纪后期英国文坛，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结成一体，形成新浪漫主义。意象派是在其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到20世纪初，传统诗歌，尤其是浪漫主义、维多利亚诗风蜕化成无病、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只是对济慈和华兹华斯模仿的模仿。庞德及其意象派提出‘反常规’、‘革新’地进行诗歌创作的主张。其次，2O世纪初柏格森热流行，这是自叔本华以来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界影响的延伸。意象派的开创者休姆就直接受教于柏格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全盘为意象派所接受，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
可以看到，庞德是在西方诗歌发展的脉络中，在西方复杂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来思考诗歌中的意象问题的，在一种不可抑制的诗歌现代性焦虑的推动下进行了他的艺术选择。每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然要面对他生存于其问的存在，诗人特殊的话语方式也正是在对存在的不断质询中确立的。庞德也一样，他对于中国诗歌原则的服膺并不是因为复杂精致的东方美学本身，而是中国诗学的经验提供了让他消化、吸纳自身生存经验的容器。如果中国的诗歌技巧不能服务于庞德现代性体验的表达的话，那么难以想象他会与之产生艺术共鸣。
篇13
韩国的梅文化起源于新罗末期崔匡裕所做的《庭梅》，唐朝留学的崔匡裕受到中国诗人咏梅热潮的影响，回国后将梅文化发扬光大。后经由李奎报等人传承，以高丽末期的士大夫阶层为主进行创作。朝鲜前期，代表性的馆阁文人徐居正的文集《题画诗》中收录有多首梅花诗，以宋朝林逋的轶事为题材所做的画作和以梅花闻名遐迩的罗浮山神仙为题材的咏梅诗也小有名气。到了朝鲜时代中后期，文人们的文化交流活动日渐频繁，代表性的梅花诗人有朴齐家，丁若镛，申濡等。到了近现代，梅的精神被传播到各个领域，渐渐成为韩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道倩影。
二.梅意象的形成
梅花具有四季常青，不畏严寒的特性，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仍然可以保持翠绿挺拔、生生不息的姿态，在文人心目中，是“君子”的代表；又因其不贪恋繁华，“凌寒独自开”，折射出刚直不阿的“隐士”品格；再者还有一些诗歌中出现的梅花意象与秀雅妍丽的“美人”和坚贞不屈的“恋人”形象联系起来，用梅比喻女性外形的优美和一片丹心。
三.梅文化在韩国古典诗歌中意象的分析
（一）“君子”意象
徐居正在《题金季珍所藏蔡居敬墨梅》做诗道：
风霜操 ??? ??? ??? ??
如雨露荣 ?? ??? ??? ?? ???
到头存淡泊 ??? ?? ?? ???
换骨几豪英 ??? ??? ??，??????
玉色程明道 ??? ??? ???? ??? ??
铁肠宋广平 ??? ?? ??? ??? ?????
不须求面貌 ???? ??? ??? ????
默己合神精 ??? 神?经 ??? ??
《???》
诗中用“雨露”代指帝王的器重，用风霜中不畏严寒安然挺立于风霜中的梅花，来表达具有高洁情操的“君子志士”的意象，生动感跃然纸上；最后两句表达了不求世人皆知晓，但求无愧我精神的高尚飘逸的情操。
金麟厚在《梅五咏亭次韵五首》中写道：
春风愁与众芳同 ?? ? ??? ?? ?? ????
笑倚峥嵘冰雪中 ??? ? ??? ??? ?? ??
不许世人轻物色 ??? ???? ???? ????
莫将容易比诸公 ???? ??? ??? ????
《????》
从上面的诗句翻译可以看出，韩国古典诗歌中的“君子”意象，用笔比较含蓄，将情感寄托在描绘梅花的外部形象之后，并善于借助其他物体表达内心的情感，更多强调的是对国家的忠贞不渝。
（二）“隐士”意象
在韩国的古典诗歌中，常用梅花来代指“隐士”，诗人在受挫时感到尘世的不如意，于是寄情于山林风物，渴望清净无争的生活，梅花也便有了隐者高士的意象。
郑道传在《咏梅》中写道：
缕玉制衣裳 ?? ??? ?? ??? ??
啜永养性灵 ??? ?? ??? ???
年年带霜雪 ??? ??? ?? ??
不识韶光荣 ??? ??? ?? ???
名唱横榧几 ?? ?? ??? ?? ??
不许素庆侵 ??? ???? ???? ??
《???》
在这首诗中，用“玉”和“霜雪”来比喻梅花，突出了梅花不在意世俗的条条框框，在繁杂的世间保持清澈纯洁而又安于寂寞的胸怀，展现了忠于内心、隐于世间的理想信念。
徐居正在《四佳集》中有诗《梅竹轩》，诗中写道：
孤竹圣之清 ??? ???? ??? ????
梅也仙之骨 ??? ? ?? ??? ????
潇洒伯仲间 ??? ?? ? ??? ????
天地一清白 ??? ??? ?????.
贞虚以为心 ?? ??? ??? ??
馨香以为德 ??? ??? ?? ???
高人有雅致 ??? ??? ?? ???
独乃爱之酷 ?? ???? ?? ???
《四佳集》
这首诗在翻译的过程中，着重刻画了梅花清高的姿态和优雅的气质，飘逸脱俗的梅花在这个浮躁繁杂的世间，散发着让人无法不赞叹的雅致高洁，让诗人不得不深深的爱慕和赞叹。
（三）“美人”意象
梅花因其容颜秀丽，自古便有“美人”意象。又因其本身具有暗香浮动一般的雅趣，梅的意象常常被活用为与女性和恋人相关联的物体。如李慎仪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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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滩集》
在这首作品中，梅尽情的吐露着芬芳，蝴蝶闻到了这香味，愤然斩断了情思。
李奎报在《梅花》一诗中写道：
带雪更妆千点雪 ? ??? ? ?? ?????
先春偷作一番春 ??? ?? ?? ?? ?? ???
玉肌尚有清香在 ? ?? ??? ?? ?? ????
琼乐环娥月裹身 ??? ?? ??? ???? ?? ? ???
《东国李相国集》
从上面的诗句翻译可以看出，韩国以梅花比喻女性，则侧重于将其描写成仙子或者修炼成精的梅仙，表达了诗人精神的寄托和美好的想象。
四.结论
韩国和中国同属于东亚儒教文化圈，梅花的内涵和其诗歌里面的运用，其实就是儒学思想的表现。人类的道德性涵养和祖先崇拜这两大儒教特性，始终渗透在道德体系中。诗歌艺术是一门创造性的工作，翻译更是要求译者具有信、达、雅的基本功。通过文人学者们的创造，以及译者建立在原文基础上的艺术性的加工，隐藏于自然事物内部的美和意义被逐步发掘出来。
参考文献：
[1][韩]安贤在，《韩国的梅花》，福源出版社，2001年。
[2][韩]李仙玉，《朝鲜时代梅花图研究》，韩国中央研究院，博士论文，2004年。
[3][韩]李宗灿、金河吉，《朝鲜后期作家论》，礼惠文化社，1998年。
[4][韩]李御宁，《梅花》，????，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