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人口经济学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欧洲古代思想家，也颇多涉猎人口经济关系领域。柏拉图认为既要“限制人口数量”，又要在所有公民之中“平分土地和房屋”。亚里士多德主张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为标准，来规定“一国人口的最好限度”。
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人口经济思想。在英国古典经济家中，配第提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提出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生产的思想；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提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 也必须和人口一同增长的观点。
后来在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基础上，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他认为“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数增加”，其结果是“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他主张对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贫困、罪恶、瘟疫和战争都说成是“积极抑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把人口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30～4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汉森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关系，认为人口增长刺激投资增长，从而经济也会增长；人口停滞，经济也会停滞。他主张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西蒙在1977年发表了《人口增长经济学》。他认为，人口增长能给食物、资源等问题的解决带来刺激，人类智力的绝对增长，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他力图证明技术变化、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投资是人口增长的正函数，若干年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享有较高的人均收入，因而他也持鼓励人口增长的观点。
与此同时，《人炸》一书作者埃利希，《增长的极限》一书作者梅多斯则持有另外的看法。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已经超过食物增长，使自然资源枯竭，环境和大气污染，“世界行将人炸，人类灾难就要来临”。他们主张全球必须保持平衡，出生和死亡人数相等，投资率和折旧率相等，人口和工业都要实现“零值增长”。
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经济适度人口”理论，法国的索维和美国的斯彭格勒分别在60年代和70年表了《人口通论》和《人口经济学》，考察了人口增长和消费需求、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投资的关系。他们认为人口增长一方面需要加快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开发自然资源的投资，另一方面由于要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消费而降低资本积累的速度，于国民经济发展不利，因而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最好是有个“适度人口”。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和经济学界，提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节制生育问题。经济学家具体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观点。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篇2
第二，人口的增长保证了经济活动充足的劳动力。最初的规模较大的经济活动是从人类早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转变而来的，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包含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范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人口的增长恰恰为此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而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发展，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人口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人口的增长有进一步提高了市场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人类又不得不通过创新来提高经济活动的价值。
二、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人口的过快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确实对经济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当人口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就会对经济活动的发展造成相应的阻碍。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引起了市场需求的激增，而为了能够满足人口的生存与消费需求，经济活动的规模也必须扩大，才能够适应逐渐增长的市场需求。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也就是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扩大就会带来对资源更多的开采和利用，从而造成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过度的开采是森林植被的面积逐年减少，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大面积水土流失，导致人类的生存空间变得危机四伏。人口膨胀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的快速增长对人均收入，生活水平以及就业等问题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人口增长的初期，大部分人口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只能作为消费者来消耗社会资源，这样一来，人口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是固定的，人口增长就会降低人均收入，造成人地矛盾明显，人口消费支出增长。家庭原有的收入能够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而当有新生儿降生时，必然会增加家庭的消费总量，原有收入可能无法继续维持正常的生活所需，造成生活拮据。到了人口增长的中期，为了保证正常的生存与消费，就业人口必然会大幅度上涨，而由此引发的就业问题也将会极大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第二，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资本形成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人口增长过快，使原有的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农业用地总量相对固定，而农业人口的增长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比例越来越不协调，大量的农业人口因此而失业，失业人口增多，又会引起人均收入的下滑，农业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根据人口总量而定的，当人口增长较快时，就会是原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人口的需要，政府也因此会从财政支持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造成其他类型支出的减少。另外，人口增长将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为适应社会需求，必须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提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储蓄就会降低，影响资本形成和积累。
三、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均收入普遍较低，家庭生活困难重重，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会进一步加剧生活的困难。人口增长率的提高首先引起的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的增长，这些人口在具备生产能力之前，处在单项的消费层面，无法为家庭创造社会价值，家庭负担也会因此而加重。
第二，人口增长较快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降低，造成与人口增长缓慢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贫困地区，人口的增长速度直接关系到人均收入水平，人口数量的增加，使得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直线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因此而降低。相反，如果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参与收入水平分配的人口数量也会相对较少。当新生人口具备了生产能力的时候，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会被缓解，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与某一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协调，会极大的带动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促进地区和谐和稳定，反之，人口过快增长或者人口增长的速度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目前我国发展情况来看，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但是人口增长速度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贫困地区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众所周知，我国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单一，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相对较少，所以人口的过快增长会直接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收入下降，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
四、合理的人口增长数量是支持地区经济与人类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篇3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资源及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1]但是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和成熟的意见，目前的主要观点有：第一，理论需要抽象，在我们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时，因为人口、资源、环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象，所以首先要进行抽象。第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广义和狭义的两个范围，广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要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第三，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再生产、狭义经济再生产与环境再生产三位一体的广义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2]
关于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1）没有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表面现象抽象出这一学科最基本的概念，不是从一个基本概念入手，进行科学的演绎，形成其学科体系，而是对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而治之的研究。（2）没有形成一条研究的主线，在内容安排上存在或然性，明显存在切蛋糕式研究的缺陷。（3）没有按照经济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即不是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与概念体系去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和问题，而是采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关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之所以归纳出以上问题，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充分了解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才有可能有所进步， 使学科建设逐步走向成熟。
二、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要素开始的，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人类劳动和自然资源，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人人都可以享有，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的物品对自己有用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行深层的追问，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题：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这种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人类劳动为什么必须是有偿的？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事实上，自然力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其再生速度，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进行，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资源就是无偿的；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其再生速度，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这时自然资源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其储量是固定的，在开发利用过程中，总量必然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之时，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避免由于资源耗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如果假定自然资源是无偿的，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的，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借助二元价值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使之成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阐明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以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指的是一类组成部件非常多、结构非常复杂，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理论。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所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思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完全可行的。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系统理论方法是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必不可少的方法， 但是此学科的任何一个方面如人口部分又同样可以看作一个子系统， 所以， 这个学科可以分为许多子系统。而且在每个子系统研究过程当中又会生出许多变量。虽然我们也是用系统理论来进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几乎不能逃脱一个套路：那就是总是偏向于细化每一个子系统，抽取主要因素，再加上几个假设条件，做出适合于某个子系统的一定条件下的模型。而这类模型与整个复杂系统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纵使把这些离散的模型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模型，也总是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导致了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分块式研究的结果。正是因为学者们对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一个统一的成熟的意见，而且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分块式的研究综合起来，如果长期以往下去，这个学科将有被分裂的可能。
综上所述，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是一门由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拼凑起来的学科，而应该是一门反映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发展的以物质变换为核心的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新兴经济学科。从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应尝试运用二元价值论的研究方法并结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利用大量专家和知识库、信息系统、各种人工智能系统、大型计算机，真正把人口、资源、环境看作一个整体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只有以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才可能从分块式研究模式转变到经济学的研究模式，才可能从原来模糊的定性研究转变为精确的定量研究。
参考文献：
篇4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 。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从所收集的国内外文献看，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人口学因素，如种族、家庭规模、父母年龄、出生孩次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城乡差异等；第三类是自然生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哺乳情况等。这三类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比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就是夫妇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变动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未来，而且对于全球的人口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顾宝昌和罗伊（Gu B和Roy K）（1995）参照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现象后认为，失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新的人口趋势，它平衡着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的父母对性别偏好的渴望和小家庭的要求。[6]鲍思顿、顾宝昌等（Poston JR，Gu，Liu和McDanie）（1997）通过对男孩偏好和我国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的分析，证明了男孩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
国内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深入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比如，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性别偏好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8]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的上升，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致，“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关键作用。”[9]李冬莉（2001）则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父权、父居和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不同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地区，传统家庭制度被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一些地区，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其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性别偏好逐步弱化。[10]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政府的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都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本性的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11]正是夫妇的微观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
三、男孩性别偏好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生育观中的男孩偏好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习俗，其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女性在学习、就业、收入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性的提高。正如米德・凯恩所指出的那样：“男孩偏好实质是妇女地位低下，即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的，而妇女依赖于男性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性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即劳动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继承制度、宗教习俗、婚姻和家庭规则等。”[12] 男孩偏好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最早对孩子效用进行探索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他在1954年和1957年相继出版了《经济-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两部著作，阐述了家庭规模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取舍的决策来实现的思想，并提出了边际孩子的合理决策理论，开创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时代。[13]随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于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进行分析，详细论述了子女的成本―效用理论和数量质量替论。[14]他们认为，人们生育决策主要跟男孩与女孩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即跟男孩与女孩发挥的效用有关。刘鸿雁、顾宝昌（1998）通过在皖北地区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发现，男孩的主要效用还是以传宗接代为主，其次才是养儿防老，接下来才是提供劳动力；而女孩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精神需求上。[15] 由于男孩和女孩存在着不同的效用，就表现出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效用期待不同和普遍偏好男孩这一症结。另外，加上我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距，预示着生养男孩就将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
2.就业的性别差异。按照性别划分，劳动力可以划分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力的最初性别分工是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家庭制度从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男性逐渐成为承担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成为承担家务活动的主要劳动力。[16]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市场参与率、就业率、兼职率和行业职位选择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我国2010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1.4%和48.6%，但是就业比率上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7.2%，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并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详见表3）。从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100%）来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详见表4）。①
3.行业和职位的性别差异。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存在性别隔离现象。②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劳动人口中的性别隔离始终是深深扎根于性别分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隔离现象发生在行业、职业内部或之间，并最终导致了男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也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我国职业划分原则，共有73类职业，其中1-5类为管理人员，6-23类为专业技术人员，24-27类为办事人员，28-36类为商业、服务业员工，37-42类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3-73类为产业工人。李春玲（2009）统计了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女性就业者在这73类职业中的百分比，详细观察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管理人员职业中的比例虽存有明显上升，但比重仍然很低，管理人员职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详见表5）。[17]
4.工作期限的性别差异。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干部、女工人50岁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而男职工、男干部一律60岁离、退休。有差别的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考虑当时很多职业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较难胜任，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家务逐步社会化，并且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在退休年龄方面作出新的变革。虽然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断调整，但男女实行不同退休年龄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变。工作期限的差异，直接带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彭希哲（2003）通过计算考察男女由于退休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他假定男女青年22岁毕业后开始工作，并有相同的起始工资1000元/月，以后每工作一年工资增长3%；同时还假定不存在就业和职务提升中的性别歧视。通过计算，他发现按照现行的退休制度，男性在60岁退休，女性在55岁退休。那么，男性退休工资为2985.2元，而女性为2575.1元，比男性少13.7%。 [18]
5.收入的性别差异。王忠（2011）认为，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19]对于女性来说，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生育计划（如降低生育率和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家庭的角度看，较高程度的性别收入平等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有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家庭的功能实施和福利改善。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收入公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性别收入差异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贝克尔（1985）的研究表明，当假设男女劳动力是完全替代时，对女性在经济上的歧视不仅损害女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并由此而导致投入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非常多，而我国对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不丰富。[20]葛玉好（2007）发现，女性在工作经验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年限分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21]李实和马欣欣（2006）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发现虽然政府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即使从事相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详见表6）。[22]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也表明了这一事实：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仅及男性收入的70.1%，并且差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23]
6.养老支持预期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必须依靠生育男孩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着现实需求。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现实需要“养儿防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有30.16%的农民主要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而生育（详见表7）。“养儿防老”既是一种养老方式，更是一种经济利益。[24]尽管现实中，子女（主要是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是低标准的，但是儿子确实起到了老年保险的作用，当父母年老有急需时，儿子不可能坐视不救。[25]徐勤（1996）通过对保定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儿子与女儿的支持比例接近，但儿子的人均支持量、支持总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均明显高于女儿，养老功能向儿子倾斜。[26]宋璐、李树茁（2011）通过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而下降，而儿子对不同年龄的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相对平衡；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超过女儿，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明显。[27]另外，在一些家庭内，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归男性支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男的说了算，女性没有发言和支配金钱的权利，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限制了女性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因此，在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主流，生男孩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养老没有后顾之忧。[28]
四、解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
认清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需要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
篇5
在过去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奇迹，中国也被称之为“赶超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必须以快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来实现GDP增长，否则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已经超越日本50%，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16年超过美国。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型国家，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据国情，认清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认识经济增长的规律，才能了解目前的减速是必然的。
一、中国经济减速与周期性失业
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过去出现的担心。截止2012年9月，中国有1024万新增就业，超过全年计划数14%，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2011年持平，18个省市区提高最低工资平均涨幅19.4%。工资持续上涨意味着就业空间缩小，而用工荒、招工难仍是主旋律。以劳动单位提供的岗位数为分子，求职者为分母，2012年约为105%，与2011年持平。这说明岗位数多于求职人数。从经济学家观察就业的指标上看，就业没有出现周期性褪变。当然有些行业如出口行业状况不好，但其他行业又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弥补。虽然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现象，但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问题。
造成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一是中国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二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以二元经济为基础，特点是能够提供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部门，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不断涌现取决于是否有足够快的经济增长率足以创造多个劳动岗位，能够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支付劳动力。如果发展到某一阶段，用不变工资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须提高工资时，刘易斯转折点就来临了。刘易斯转折点的核心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劳动力没那么无限了。2004年是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第二个因素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两个因素注定中国劳动力不足状况已经发生，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以往不同。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主动调到7%，2012年又放弃了8%的增长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菲里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密切相关。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就多，失业率就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岗位数减少，失业率高。因此，将通货膨胀率替代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表明：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低；反之，失业率低，经济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反而较高。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是反向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的奥肯定律则直接以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做比较。此处的失业概念仅指周期性失业。
一般意义上的失业概念分为自然失业与周期性失业两种。自然失业主要包括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者与岗位不相匹配，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技术培训或实践训练而产生的失业。摩擦性失业是指雇主与劳动者之间还未签订劳动合同阶段中劳动者的失业状态。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周期性失业完全被农民工承担了。2009年春节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外向型企业受到打击，农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业、大规模返乡。反之，当经济恢复，特别是劳动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时，又反映出用工荒与就业难。
如果经济真正减速或者说是消极减速的话，就会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如果没有导致周期性失业现象，证明经济减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实际经济增速仍高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减速是可以接受的。现实中2012年遇到的现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长目标是7.5%，“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率为7%，2011年为11%，大幅超过该指标。2012年潜在增长率是7.5%， “十二五”期间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2%，2012年实际经济增长率是7.7%，高于增长目标与该年的潜在增长率，同时高于“十二五”期间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由此判断，我国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现象。
二、经济增长的主要理论与实践
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了“马尔萨斯增长”理论。认为人类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增长。因为人们的生活稍有改善，就进行繁衍，人口的增长将创造的价值摊薄了。“马尔萨斯式增长”是一个贫困的陷阱，现今很难再见了。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被称为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增长不增长或增长得十分缓慢。
二是刘易斯转折点。经济学家们发现，这种经济增长既不同于马尔萨斯时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靠现代的科技推动，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劳动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三是是索罗时代，即新古典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依靠技术的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是资本报酬递减论，认为生产要素是等量回报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劳动力短缺的基础上不断投入资本，最终不会产生效率，报酬会不断递减。了解这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就可以较为系统地了解人类的经济增长史。
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发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所谓“东亚奇迹”的机构。“东亚奇迹”包括日本的发展。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但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富裕国家，日本是第一个奇迹的表现。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龙”，其经济增长速度、赶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东南亚五小虎甚至中国的沿海地区崛起，经济增长十分快。1993年，世界银行出了一本报告——《东亚奇迹》，吸引人们的目光去观察亚洲经济、东亚经济。在关注中，有些学者持怀疑态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刘遵义在内做了很多研究，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投入，投入资本、劳动力，但是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生产力的提高，是前苏联模式。世界银行出这个报告时，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很多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大量的计算来证明对亚洲经济怀疑的观点。最著名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麻省理工大学杰出校友、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用流行的语言将学者们复杂的理论与公式写成文章，认为因缺乏技术进步，东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终结果将与苏联一样。接下来两年后，东亚发生了金融危机，由此认为他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笔者认为克鲁格曼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些国家虽发生金融危机，并未危害到国家经济的健康。四小龙仍是发达的、高收入的经济体。判断错误的原因是克鲁格曼虽然是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与思路来分析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资本报酬递减是天经地义的。西方国家发展初期，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而是短缺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思考问题，容易忽略东亚的人口红利问题。东亚经济增长现象不是索罗能够解释的，是刘易斯才能解释的。如果克鲁格曼没有认识到东亚、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由于没有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东亚经济体依靠人口红利、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使劳动力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实现经济较快、持续、长期的增长。
由此可见，人口红利可以决定是否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来自人口红利。简单地说，我国的人口结构这些年发生了变化。目前，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型人群，年龄段为15岁以下和65以上。特点是只有消费能力，没有生产能力。第二类是劳动型人群，年龄段在15-65岁之间，是生产型人群，生产多于消费，扶养老人与孩子。2010年之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众”的生产性。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趋于减少，65岁的老年人口趋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别快。增长得最快的是劳动人口。这种生产性表现在：由于劳动力增长非常快，数量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以劳动型人口为分母、依赖型人口为分子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实现可持续生产与高储蓄率。这种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谓的人口红利。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不能简单地将人口红利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过去30多年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71%，资本投入与人口红利有直接的密切关系。首先，人口红利证明人口结构好，扶养比下降，有可能实现高储蓄、高积累，就有资本来投入。其次，有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劳动力短缺的规律，资本报酬不会递减，国家投入资本就有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红利致使资本报酬不发生递减、扶养比下降、高投入高回报、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的提高、体制的改善、人的素质提高、资源效益的在内都可以提高生产率。计量经济模型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技术进步，一类是资源配置优化。资源的配置更优化来自三大产业。农业中劳动力大量过剩，产值就会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门，如果把这个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显的提高。例如，在生产率的提高的全过程中，技术进步占一半比例，而劳动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部门贡献了另外一半。生产率提高也与人口红利相关。有了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一种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都与人口红利相关，而不仅仅是劳动力。很显然，如果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不仅是劳动力供给受到影响，所有的经济增长源泉都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潜在增长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生产力下降
2010年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这次普察的结果是劳动型人口绝对减少，即2010年达到顶峰，随后下降。扶养比从2010年开始上升，“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转折点，成为人口的转折点。就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这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能力产生了影响。经济增长能力又称为潜在增长能力，或潜在产出能力。投资、劳动力的投入与劳动力的改善影响着经济增长能力。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是平均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未来投资增长要减速的假设是否有道理？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就越来越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特点——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资本的边际扣除率无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别是这一两年，有更加严重的趋势。投资不再能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了，按市场规律假设，投资增长速度减缓。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产生继续投资，即政府给予的补贴，廉价的或免费的资本。
1978-1995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间，是10.5%。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劳动型年龄人口由正变负，人口扶养比由负变正，变化较大，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预测出“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只有7.2%，“十三五”期间还会进一步下降，只有6.1%。这种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的变化，决定了潜在生产率是必然下降的。失业是趋势性、长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国际上对中国需求的减少而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国际上出现的这些不利于中国出口的现象是好事，中国的潜在生产率下降，而国际上如果还保持着强劲的对中国产品的支持，则中国经济将受到结构性的伤害。如果此时国际需求减少，反而对中国经济有利。
四、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
能否创造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否转向内需。城镇化蕴含着浓厚的内需，笔者认为，此处的“内需”指的是消费需求，而地方政府会更多地理解为投资需求。针对经济增长减速，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经济增长应以拉动内需为目的建议，当然大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此处的需求是投资需求。如果要走投资需求的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要有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要是投资需求的问题。这种说法获得支持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以投资拉动需求的建议与政府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经验一拍即合。成功经验有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等等，这些项目都创造了巨大的投资需求。第二，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这个手段，达到了刺激投资需求。例如，确定了十大振兴产业、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可能还会根据新的情况来推行，认为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万亿一揽子的投资计划，也是在刺激投资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用短期政策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现象。第四，经济学家的建议、政府的认同与其他国家政府与经济学家的推动，导致中国采取人为地制造投资需求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国外一些投资经济学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提出中国恐怕只能“硬着陆”的观点，建议中国出台一些刺激政策。虽然，中央政府很坚定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犯错误。当学者们进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时，问题不在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使我们处在他们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潜在增长率下降时，用人为的需求因素将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到潜在增长率之上。这个错误会导致经济的崩溃，长期陷入停滞不前，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经验告诉我们，过度运用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政府鼓励的产业，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着产能过剩。产业政策中的产业都处于优先发展之列，轻工业、纺织业位于世界前列，钢铁、汽车、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均是政府鼓励的产业，但鼓励的结果是产能过剩。由于政府的鼓励，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补贴，甚至资金投入，不考虑企业投资报酬的问题，因此企业无需考虑盈亏的问题，成为“大而不倒”的企业，宏观上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鼓励西部和中部发展的区域政策，着力点放在刺激经济增长与投资上，导致中西部地区产业资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区。按照经济规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资本稀缺区域，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高，资本密集度高。而现在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区还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离了比较优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还会导致一些常见的错误，如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导致通货膨胀等现象的发生，以日本为例，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养比都在下降，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保持平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养比降到了最低点，20年内未提高也未下降，稳定于此。而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减速，从9.2%降到3.8%，在此期间，日本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现实，民间、产业界与政府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促进经济的增长。由此，日本成为凯恩斯主义与各种变形的凯恩斯主义的大试验场。试的结果就是泡沫经济、保护落后，造成僵尸企业。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扶养比上升，泡沫破灭，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长速度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长速度，因为其通货膨胀率不到1个百分点，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断日本还会失去第三个10年。目前，日本仍然认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包括内需与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笔者认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关于中国经济的建议
笔者认为，潜在的增长速度是不应当用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来拉动的。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是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高潜在增长率。劳动力供给不足，自然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有三个。一是从定量角度上来说，定量资本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是提高劳动资本比率，即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均能解决劳动力短缺、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现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工资上涨，于是日本开始提高资本劳动，大量投入资本，以机器带动劳动力，刚开始很有效，但继续就使得机器投入太快，超越劳动力的承受能力，资本报酬下降，不可持续了。同时，日本保护落后，在人口红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错误，都使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这是第一个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间，日本在资本劳动率提高，人力资本虽然也做了贡献，但94%来自资本劳动力的提高。有了高储蓄，开始大量投资，推行区域鼓励政策，大量补贴，而要素生产力的贡献是-15%。可以理解其为什么失去了国际地位。
（一）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
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年龄负增长造成的。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也不可能瞬间造就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劳动参与率，让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够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将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0.88%。光靠延长退休年龄来提高劳动参与率是非常有限的，还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目前，1.6亿农民工进城实现了1.3%的城镇化率，而进城后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人口比重是34.7%，户籍差别导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们成为周期性失业的唯一受害者。劳动力供给呈现不稳定、不充分的状态。户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
首先，稳定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今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缓，但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应该加快，劳动者将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和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这是今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目前转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劳动者与产业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鼓励政策提高劳动力的教育年限。重点放在鼓励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今天正处在从二元经济结构模式转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折期。一般认为，正是在淘汰旧知识、学习新知识的阶段，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还未学会、还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适应中国目前的国情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常见的办法是技术进步。中国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也就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学习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其次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匹配效应。由于产业之间、行业之间有生产率差别，流动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点是生产要素可以在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没有效率的企业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业所兼并，扩大规模，整体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是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的垄断、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高。部分企业获得补贴与特许经营后，未与其他企业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笔者用3个30%的来自完全无关三个领域数据来说明问题。第一类数据来自美国，其生产率的提高有30%-50%来自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的消涨，有效率的企业扩大了规模，没效率的破产。第二类数据是在中国部门内、企业间有巨大的生产率差距，这种差距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产率30%-50%。第三类数据来自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生产率比较。在改革期间，国有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只有非国有经济的30%。提高生产率的潜力主要取决于企业之间生产率差距是否可以缩小，能否创造出一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环境，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这个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应该用改革的办法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高潜在生产力，而不是用人为拉动需求的老办法去超越潜在生产力。笔者认为，用改革的办法提高潜在生产率保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深化经济体制要求的。
国际上认为，中国是东亚经济的加强版。东亚经济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中作用异常重要。东亚是唯一的最早实现经济赶超的地区，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认为自身可以做无所不能的经验会延续下去，当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时却无法意识到时，出路是什么呢？让政府多关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公共服务成为政府的唯一职能与日常工作时，政府就没有精力跑步前进替企业拉赞助了。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2] 蔡昉，林毅夫.中国经济[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3] （美）罗伯特·M·索罗.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英）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等.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蔡昉. 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
篇6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篇7
二、利用课外活动营造课余情境
在课外活动中，学生思想比较活跃，有积极性去交流，所以，利用课外活动可以促进学生口语能力的提高。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课余时间，为学生创造性地开展一些这样的活动。教师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分小组编排话剧、情境剧等，以此来增加交流；也可以让学生们针对某个学生之间议论较多的话题来进行辩论。比如“上网”，有的学生认为上网好处多，坏处少；有的学生则认为上网坏处多，好处少。针对这个问题，教师可以分成“正方”和“反方”进行辩论。正方、反方自愿参加，而且教师不能过多干预，要让学生自由发挥，有感而发。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尤其是在辩论活动中，为了更加有效地说服对方，学生必然会集中精力倾听，同时也会极力提高自己的说服力。其实，学生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就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而且还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谊。另外，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每个学期开始的时候说说自己假期中的一些体验感受，评述社会中的一些现象，如城市环境、市民行为、周围邻居里的好人好事等；对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如新闻播报、观后感、读后感等。
篇8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落实，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严重，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失业与环保、社会稳定、产业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以更加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压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以张坤为代表的学者率先提出中国经济存在“压缩型”特征［1］，这种特点表现在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口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 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一般特征
联合国开发署环境专家D・O・Conner指出，早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完成的工业化，在东亚国家却只花了数十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显著缩短，这种缩短的工业化被有关专家称为“压缩型工业化”［1］。压缩型经济社会典型特征是工业化进程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转变，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问题复杂。
1．1 工业实行“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大
工业的快速崛起是“压缩型”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在工业突然而快速地替代农业，与“非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相比，缺乏自然成熟的过程。如：英国的工业革命自18世纪开始，到 21世纪仍处于工业信息化阶段，而工业后进国［2］则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如韩国1965年的GDP中工业产值的比重为25％，1990年已迅速上升到了45％，同期农业部门在GDP中的比值从39％下降到9％；我国自50年代开始工业化，到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从20．9％上升到47．3％，与此同时，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从50％左右下降到12．4%
1．2 人口膨胀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工业发展初期，经济快速增长和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随着世界工业朝着自动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工业产业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而巨大的人口基数使劳动力的供给增加，使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为例，从1952-199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都超过10‰，总人口从57 482万人激增到130 756万人(2005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导致就业问题出现。从“九五”期间开始，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出现失衡，下岗失业人口大幅上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十五”，就业与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不仅总量供求失衡，而且结构失衡。
1．3 人口增长结构演变历程缩短
从东亚人口发展史上看，后进工业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所经历的时间仅为发达国家的1／3。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阶段，标志着我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根据联合国(2002)预测［3］，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从10％增至20％，各国所用年数为：中国20年(2017-2037)；日本23年(1984-2007)：德国61年(1951-2012)：美国57年(1978-2028)。
2 压缩型工业社会的“人口红利”特点
2．1 “人口红利型”经济期的缩短
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口红利”期出现的时间与工业化进程大致相同，持续时间为100年左右。由于后进工业国家经济增长“追赶效应”作用，人口急剧膨胀，“人口红利”期迅速到来，持续时间缩短。以我国为例，由于政策和社会因素，在经历20世纪50～60年代生育高峰期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最多持续60年(见表1)，而以我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在60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尚不可知。人口抚养系数［5］在短期内赶超发达工业国家。如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抚养系数比为0．7～0．8，到2000年，抚养系数比降低到0．6左右，同期发达国家人口抚养系数比仅下降了0．039，基本稳定在0．55左右。人口结构的黄金时期也被“缩短”，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减少，经济发展必定受阻。
2．2 “压缩型”工业化与“人口红利”期的交织
“压缩型”工业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负效应将使社会总储蓄开始减少，继而总投资下降，通过乘数作用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同时，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使政府开支增加。
显然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积蓄”才能支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费用”。因此，经过充分工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较为富裕，如英国等发达国家从成年型社会向老年型社会转变用了80年，同期人均CDP为5 000～10 000美元，而后进工业化国家完成这种转变只用了发达国家1／3的时间，我国完成这种转变用了大约20年，人均CDP只有1 000美元左右。这种“未富先老”正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所独有的。
工业化后进国家的“追赶效应”和“结构效应”使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节奏快、社会转型幅度大、经济畸形发展，致使在“人口红利”期内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获得“人口红利”，相反却出现了“压缩型”综合性的问题：自然新增劳动力+城镇失业劳动力+城镇化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与产业结构改变、城镇化和因过快工业化导致的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后进工业化国家独特的人口特点，如果不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人口红利”将迅速转变为“人口负担”。
2．3 人口“红利”中存在泡沫现象
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是获取“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社会要享有“红利”还需要与本国劳动力资源相匹配适合的制度环境、政策措施、人文环境和足够的工作岗位等，这些条件和“人口红利”一起构成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大多数后进工业化国家为了尽早获得“人口红利”，在工业化起步阶段鼓励生育，如战后日本人口在1947-1949年出现了持续三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三年共出生约806万人，出生率由1945年的23．2％猛增至33％～34．3％，我国在195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37％。同时各国政府大力发展教育，1990年，日本大学毛入学率为29．6％，2003年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47．7％，同期韩国大学毛入学率从386％上升到77．6％，新加坡从18．6％上升到48．3％，中国从3．0％上升到7．5%［6］，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但当我们考察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时却发现，从1990-2005年，尽管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3 951．59亿元，增长了5倍多，但是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全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从2002年最高点3．32％下降到2005年的2．16％，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教育投入占GDP 4％的水平，这种急于求成的教育发展模式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低下和教育层次的单一化。同时，由于后进工业国急于实现产业现代化，是知识技术引进的主要国家，急需技术创新，导致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而本土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要求实用性中档人才，这种多样化的需求与本国单一的人力资源素质不相匹配，导致大部分劳动力资源没有形成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出现了“人口红利”泡沫。
2．4 长期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存在使实际抚养系数高于理论数据
实际抚养系数计算公式中分子为0～15岁幼儿和65岁以上老人，该公式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充分就业。只有当社会自然失业率低于6％时，理论抚养系数才与实际相符。但当大量失业劳动力存在时，被抚养人口就不仅仅限于少儿和老人了。另一方面，后进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出生缺陷人口居高不下的问题，目前，我国每年有80万～120万的出生缺陷婴儿，15年后，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先天性缺陷人口也要从系数公式的分母中扣除，这时实际抚养系数往往要高于理论抚养系数(见表2)。
3 人口红利压缩的后果―大量持续性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正是获取人口红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可以通过生产和消费行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因此，人口基数大不应该是导致失业的直接原因，只有当它同不合适的产业结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现象。孤立地判断人口和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不科学的，只有将他们纳入一个系统之内来考察，这样的判断才有意义。由于人口总量是既定现实，界定人口与产业是否适应就涉及到重新判断发展中国家现行产业是否适应人口的问题。
以我国为例，我国属于压缩型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在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这种转变是部分和不均衡的)只用了几十年时间［8］，就业形势也相应发生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过一个短期的就业高峰，从1997年开始失业率开始进入风险区，并一直持续居高不下。对这个问题本文的理解是现行产业结构和我国的人口特征不相适应。
3．1 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要求与劳动力现代科学素质［9］普遍低下不相适应
在国际产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后进工业国家也顺应潮流，大力发展自动化、信息化工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国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显示出后进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后进工业化国家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低端，劳动力素质低下，基本上没有能力为本国要求现代化的企业提供必须的高技术产品，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发挥生产，相反，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和大量人口的存在为发达国家的生产性产品和消费性产品提供了市场。因此，就业压力、人口红利期缩短、人口泡沫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劳动力供大于求，总量失衡，实际上是“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太快、太陡，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支撑造成的。
3．2 生产性消费的盲目跟进
在自动化、资本化、信息化的全球性的呼声中，大部分学者一致推崇通过技术和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几乎各行各业开始千方百计地争取项目、更新设备，期望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通过解雇员工、增加投入来达到改资本广化为资本深化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种生产性高消费导致大量劳动力富余，一方面，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使就业结构发生转变，一部分岗位永久性地消失；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产品的生产知识含量较高，需要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技术人员，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业结构无法及时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不是在大量吸纳劳动力而是开始饱和吐出劳动力，第三产业缓慢增长的就业机会，难以容纳同时来自农业和工业外溢的劳动力。生产性的消费向发达国家产业盲目跟进导致了各产业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直线下降。
3．3 对西方理论的“非本土化”借用
工业化和信息化是全球化趋势，但是实现这种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应该因国而异。
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替代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后进国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达到本国经济的腾飞，甚至用急进的方式企图将“失去的工业化时间”抓回来。因此，相应出现了一批介绍和推崇西方理论的学者和官员。但是，引介理论首先要理解理论，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其出现时的社会整体背景。
早期工业化国家进行技术创新的背景是：①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生产能力低下，工匠们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弥补劳动力资源的不足；②技术创新路径自下而上，是自发创新，没有行政干预；③具有“欧洲特色”的科举制度是技术创新的制度背景。工业革命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鼎盛时期，由于欧亚文化和生产力水平相差太远，欧洲社会无法直接模仿借用类似中国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只能通过手工艺创新来达到快速从学徒“升级”到业主的目的，因此，工艺技术创新成为手工作坊的生存之道，之后的工业革命在此基础上展开；④自由、开放的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人文背景与西欧大相径庭，如果只重视借鉴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忽视技术的同化和吸收，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假设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按照其价值定义为“一千英镑”技术，把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定义为“一英镑”技术［10］，如果发展中国家贸然引进“一千英镑”技术会给本地的“一英镑”技术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基础和国情，“一千英镑”技术不能马上被当地经济消化和吸收，大量劳动力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将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4 通过产业结构创新解决人口问题
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同步爆发，如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多而且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本国国情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问题团”，现有的国外理论难以有效解决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使经济和社会持续地发展，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以我国为例，可以尝试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道路解决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
4．1 明确本国国情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基数大、国民现代科学素质普遍低下、地区发展不平衡、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为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学习和模仿西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制度，实行了大规模的产业自动化，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方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产量，并将这种方式广泛地推广到工厂和农村，这一方面使我国在短期内经济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导致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使社会整体消费水平低下，继而影响自动化的最初目的―经济增长，同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又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4．2 构建包含国家专有要素的本土经济学
我国失业理论的发展代表了后进国家学界“洋为我用”的觉醒历程，特别是后两种模式正是立足于我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独立思考后的结果，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这样一种思维惯性：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路径，考察我国实际经济社会中存在却相悖于他国发展路径的“不当之处”，给予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看似有道理却难以实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经济和人口理论的作用在于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其中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是主体，理论、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而不是通过改良社会去适应理论，然后按照理论设计进入另一发展模式。这里并不反对借用他国发展模式，但是首先应该选择真正适合本国的模式，且在实施前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去伪存真，选择其中与本国国情相融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对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完善。
4.3 创新型产业模式为人口问题提供了解决之道
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创新理论是压缩型工业化国家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关键在于政府和学界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国际经典理论不迷信不盲从，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待“舶来品”，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创建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
以人口问题为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失业等方面，走入了因果倒置的误区，从根本上讲失业、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等问题是相对存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本国国情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口本身就存在问题。因此，研究不应继续纠缠于问题的表象，而应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如失业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民整体经济社会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盲目自动化，忽视了我国人口众多、正处于人口红利期的特点，无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舍本逐末，花费有限的资金外购昂贵的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力，导致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而且由于这种结构性失业是外生因素(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引起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不同，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容纳失业人群(产业国际自由转移与劳动力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这一问题)，即“一千英镑”技术摧毁了“一英镑”技术，经济和人口问题以扭曲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有建立适合本国的中间技术产业，即“一百英镑”技术型产业才能充分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使经济真正获得“人口红利”。这种中间技术型产业可以将科技含量高的“一千英镑”技术分解为若干能适应本地产业、本地技术和本土教育水平的新型“一百英镑”产业，这种新型产业一方面提高了本地“一英镑”技术型产业的技术含金量，帮助提升国内经济和技术水平，使发展中国家尽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大量中间技术产业的存在能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丰富的劳动力，使社会能平稳地渡过产业结构转型期，使发展中国家延长“人口红利期”，充分享受经济与人口发展带来的福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张坤．推行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复合型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A］．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论文集［C］．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32．［Zhang Kun Recycle economy style is the essential way to solve our countries’ composite environmental problem ［A］．Zhang Kun Recycle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apers［C］．Beijing：The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press，2005：32．］
［2］ 胡鞍钢.国情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74．［Hu Angang Nation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M］．Beijing：The university of Tsinghua Press，2006，5：74．］
［3］ 王文军，李蜀庆．建立循环经济解决压缩型工业化社会中的环境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5，(9)．［Wang Wenjun，Li Shuqing．Develop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Solve the Environment Issue in the Condensation Model Industrialization Society［J］．Chinese industrial economy，2005，(9)．］
［4］ 蔡防，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1991，(10).［Cai Fang，Wang Dewen.China's sustainable economy increase versus the labor’s contribution［J］．Economy Research 1991，(10).］
［5］ 宋丰景．国内失业问题研究最新进展［J］．经济问题，2005，1［Song FengjingThe latest research on the unemployment in China［J］Economy Problem，2005，(1)］
［6］ 陈淮．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主要指向［J］．中国劳动，2004，(5)．［Chen HuaiOur countries’main policy direc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China Labor，2004，(5)．］
［7］ 姚裕群，莫荣．中国城镇失业率为7％已进入风险区［J］．热点研究，2002，(10)．［Yao Yuqun，Mo Rong．China’s urban unemployment ratio has reach 7％,and is going to risk area now［J］Hot Research， 2002，(10).］
［8］ 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China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group. From a huge population country step into a strong human resources country［M］. 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3］
篇9
YI Huan-wen JIANG Ling-peng ZHANG Zhen-wen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Xinhui District of Jiangmen City in Gaungdong Province，Jiangmen 529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mography and clinical feature of emergency treatment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e for emergency disposal of such patients in the future. Methods 283 severe mental illness patients underwent emergency disposal in community from June 2013 to December 2014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group.The risk behavior grading was conducted by severe mental illness treatment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Related data analysis of emergency disposed patients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self-made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 the proportion of emergency disposal patients，grade 3 was the highest，accounted for 34.63%，and grade 5 was the lowest，accounted for 5.3%.In the age structure，from 15 to 54 years old of two groups were most.In the marital status，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unmarried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highest，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50.00% and 51.02%.In the family income，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the low-incom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highest，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58.09% and 55.78%.In the educational level，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and the following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most，respectively accounted for 66.91% and 70.75%.In the disease course，the component ratio of hospital admission of less than or equal to 5 years patients was more than that of more than 5 years patients.Patients with the disease in two groups were more of schizophrenia，and the symptoms were more with behavior disorder.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dmission number，type of dosing and insigh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 words] Emergency disposal；Severe mental illness；Demography feature；Clinical feature
2013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然而这类患者往往丧失了现实检验能力，自愿医疗难以实施，如果对其放任不管可能会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导致病情加重或社会功能衰退，甚至出现危害自身、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如果对其采取非自愿医疗措施，那么多数患者的病情能够缓解，进而回归社会，因此非自愿入院是必不可少的补充方式[1]。本院根据《精神卫生法》、《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成立了社区重性精神疾病应急处置小组，制订了重性精神疾病应急处置预案，对在社区中出现精神科紧急情况的患者进行处置，现将应急处置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分析如下，为今后应急处置这类患者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2013年6月～2014年12月在社区应急处置的283例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的诊断标准，其中男性184例（65.02%），女性99例（34.98%）。按照危险行为将入选者分为两组，将危险行为1～2级、经医生及家属劝说下入院的136例患者列入医疗保护入院组，其中包括严重药物不良反应18例；将危险行为3～5级、由公安机关送往治疗的147例患者列入强制入院组。
1.2 方法
1.2.1 危险行为分级 按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将精神病患者暴力行为危性评估从轻到重分为0～5级，具体如下。0级：无暴力行为；1级：口头威胁，喊叫，但没有打砸行为；2级：打砸行为，局限在家里，针对财物，能被劝说制止；3级：明显打砸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4级：持续的打砸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或人，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5级：持管制性危险武器的针对人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纵火、爆炸等行为。0级属自愿入院，不在应急处置的范围。危险行为1～2级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需要住院治疗，而患者本人不愿住院，由医生建议，患者的亲属或民政干部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专科治疗，属于医疗保护入院。危险行为3～5级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被制止后，经医生诊断为重性精神疾病，由当地公安机关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专科治疗，属于强制入院。
1.2.2 调查内容 本研究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资料，调查内容如下。①人口学特征：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等；②临床特征：疾病诊断、病程、入院次数、服药方式、精神症状等。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Ridit分析，以P
2 结果
2.1 应急处置患者危险行为分级情况
在应急处置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危险行为分级中，无0级患者；危险性1～2级、列入医疗保护入院组共136例（48.06%）；危险性3～5级、列入强制入院组共147例（51.94%）。在应急处置患者的构成比中，3级最高，占34.63%；5级最低，仅占5.30%（表1）。
表1 应急处置患者危险行为分级情况
2.2 两组人口学特征的比较
两组的年龄结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和文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中，15～54岁占多数，共228例（80.57%）；未婚者在两组的入院构成比中最高，分别占50.00%和51.02%；低收入者在两组的入院构成中最高，分别占58.09%和55.78%；初中及以下者在两组的构成比中最高，分别占66.91%和70.75%（表2）。
表2 两组人口学特征的比较[n（%）]
2.3 两组临床特征的比较
两组的病程、入院时诊断和精神症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入院次数、服药方式和自知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3 两组临床特征的比较[n（%）]
与强制入院组比较，*P
3 讨论
在临床工作中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病情严重时，不仅会对自身和他人造成伤害，对财物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还可能出现急性、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等，后果严重[2]，因此，这些患者需要通过应急处置及时采取干预措施，以避免伤害和损失的发生，减轻伤害和损失的程度[3]。本研究中，在应急处置患者危险行为分级方面，3～5级147例（51.94%），较朱韶敏等[4]的结果高，这是因为本研究未将0级危险行为纳入应急处置的范围内。处置该类危险行为患者时，要根据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报告当地公安部门，由其协助送往医院治疗。为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应要求患者监护人签字同意，必要时由在现场的公安机关人员或民政干部签字证实[5]。
本研究中，应急处置患者年龄为15～54岁者占80.57%，符合精神分裂症的好发年龄为15～45岁这一特点[6]，其中男性占65.02%，这可能与该年龄阶段男性的性格易于冲动相关[7]。两组的大部分患者为未婚或离婚，说明肇事肇祸的危险因素与婚姻密切相关。相关研究[8]显示，良好的婚姻及应对支持系统对于患者的治疗效果意义重大。家庭收入在两组的构成比中为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研究[9]显示，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与经济收入呈反比，同时低收入者也因经济原因未能及时治疗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而需要应急处置。两组大部分患者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
篇10
为了解北京市昌平区外来人口小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及营养状况，更好地开展营养不良、肥胖等预防工作，并为健康教育干预提供依据，笔者利用全国学生体质调研资料，采用身高标准体重等级评价方法，对该地区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小学生的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进行了评价，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北京市昌平区外来人口密度较高的4个乡镇共12所学校的一～六年级全体学生2 163名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1 250名，女生913名。
1.2 方法 按《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技术规范（试行）》［1］的要求进行身高和体重测量。测试前对人员严格培训，现场复测，质量控制达到要求［2］。学生身高、体重指标按《1995年全国7～22岁城乡学生身高体重百分位数评价表》进行生长发育水平评价，第90百分位数以上为上等，第10百分位数以下为下等。营养状况采用《1995年全国学生7～22岁身高标准体重值》进行评价，即同等身高标准体重的90％～110％为营养正常，110％为超重，>120％为肥胖。百分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生长发育状况 不同性别学生身高上等与下等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228和0.099，P值均＞0.05）；男女生体重上等与下等比例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089和0.397，P值均＞0.05）。见表1。
2.2 营养状况 2 163名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为18.26％，其中轻、中度营养不良的构成比分别为87.59％(346/395)和12.41％（49/395），以轻度为主［3］。营养不良率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330，P＜0.05）；营养过剩率为14.42％，其中超重率为8.28％，肥胖率为6.15％；男、女生超重率与肥胖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0.268和0.498，P值均＞0.05）。见表1。
2.3 外来人口子弟学校与本地学校学生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比较 昌平区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学生与本地区监测学校学生生长发育及营养状况各项检测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见表2。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昌平区外来人口子弟学校的学生中，身高与体重上等的人数高于下等的人数，身高、体重发育无性别差异；女生营养不良率显著高于男生，与国内有关报道［4］一致。
外来人口子弟学校与本地区学校相比，学生的来源、生活环境以及家庭条件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带有明显的“特殊性”。学生身高、体重上等率均低于本地区学生，下等率均高于本地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均高于本地区学生，而肥胖和超重率则明显低于本地区学生。其原因可能为：(1)本地区学生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外来人口子弟学生，且多为独生子女，不少家长溺爱孩子，让孩子进食高能量、高脂肪的食物，同时因注重学习成绩而忽略对孩子体能的培养和锻炼，造成摄入能量超出身体所需，导致学生肥胖和超重。(2)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学生家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总体低于本地学生，大部分家长知识水平较低，对学生生长发育时期的特殊阶段未能充分重视。(3)在调查学校中，学生“集体食堂”饭菜比较单一，缺乏多样性，食物搭配不合理，导致学生摄取的营养素偏少。
有关文献表明，学生营养状况除与遗传因素有关以外，同时受本地区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和生活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5］。营养失调对学生的生长发育危害极大，营养不良可致发育迟滞、贫血，影响健康与智力［6］。肥胖既是疾病，又是许多慢性病的重要诱因［7-10］。建议加强健康教育，使学生、家长和教师掌握更多的营养知识，纠正学生不良的饮食习惯，确保学生集体用餐的合理营养，鼓励学生多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和体力劳动，以提高身体素质。
4 参考文献
［1］ 卫生部卫生监督司，国家教委学校体育司.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方案技术规范.北京：1993：23-31.
［2］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组.2000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45.
［3］ 徐子孟.河南省汉、黎族学生营养不良状况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0，21(2):119.
［4］ 王晖.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状况.中国学校卫生，2001，22(4):377-378.
［5］ 谢峥能，曾晓东，钟小梅，等.1995-1999年泉州市中小学生营养状况分析.中国学校卫生，2001，22（1）：38.
［6］ 石教伦，周学文.阳新县中小学生贫血与营养状况调查.中国学校卫生，2001，22（2）：137.
［7］ NIETO FJ.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risk factor epidemiology: A look back
at the epidemic of the 20th century. Am J Public Health, 1999,89(3):292-294.
［8］ LIANG W,SHEDIAC-RIZKALLAH MC,CELENTANO DD, et al.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age and gender
difference in patterns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Am J Prev Med, 1999,17(1):8-17.
［9］ HARDY R,KOHR,WADSWOR THM. Smoking, body mass index, socioeconomic status
篇11
从世界牙科联盟2006年年会获悉，我国口腔疾病患病率高达97.6%，几乎人人都有牙病，但口腔医师缺口很大。牙医紧缺使口腔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成为我国医学高职教育的重头戏。随着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人们对牙齿的治疗和保健越来越讲究，再也不是传统认为“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的水平，从牙病的防治到美齿、洁齿、修复等，齿科业务不断扩大，使相应的齿科材料市场日新月异。据统计，目前我国平均每1.5万人拥有一位牙医，这与世界水平相比严重滞后。现我国共有8万名牙医，其中只有一半是本科毕业的口腔专业技术人员，这与全国13亿多人口相比是极不符合国情的严重滞后现象[1]，民办院校及时抓住这一时机，结合市场人才需要，开辟了开办这一专业的先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归纳以下几点：
一、大胆创新，确立培养实用型人才目标
根据国情并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一支准入门槛比口腔医师低的口腔医学技师队伍尤为重要。西安外事学院医学院于2005年开办了医学口腔技术专业，就业方向为全国各级口腔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等医疗机构的口腔修复工艺工作，也可从事口腔义齿加工、牙病防治、牙科材料、牙科医疗器材工作。学生毕业后可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有：通过国家相关考试获得《中级口腔修复工》资格证书；历届专升本可考临近专业“口腔医学”、“临床医学”专业等。2005年外事医学院创办该专业时资金人力短缺，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开创者凭借临床多年的宝贵经验及对民办医学口腔技术教育事业的忠诚热爱，独辟蹊径，艰苦创业，以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精神作指导，不断改进和落实“五双”建设方针，即“双师型”教师队伍；设置“双岗”教学课程；落实“双纲”改革（理论教学大纲、实践实训教学大纲）；加强“双地”建设（校内实验基地、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培养“双高”人才（培养实用型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2]。经过近8年的专业发展，现已初具规模。
二、进行课程整合，突出实用
在课程设置上除必要的专业理论课程外，主要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从办学的第一天起就与专科医院和齿科材料生产厂家紧密挂钩，聘请有经验的高级技师为技能培训教师现场交流，传授技艺，为了强化技能训练，晚自习经常开放实验室，教师们亲临指导，严格要求，把技能技术考试列为主要教学监管内容，每学期开展现场模拟技术比赛，借以增进学生的专业技能兴趣。
在课程设置上，紧紧围绕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对一些基础理论课程及边缘学科的纯理论磕碜进行整合，压缩课时，而主要增加实践性课时。现开设的专业课程有口腔修复学、可摘局部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固定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全口义齿修复工艺技术、口腔内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正常人体解剖学、口腔颌面局部解剖生理、口腔组织病理、牙体解剖学、口腔材料学。授课的专兼职教师都具有“双师型”资质，他们讲课生动、技能娴熟，责任心强，深受学生的欢迎。
三、产学结合是培养实用口腔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
据悉，近年来教育部已对民办院校办学做出明确的定位，即培养应用型人才[2]。在医学院主管领导的支持下于广州、深圳、珠海等发达地区（如珠海威登齿科有限公司、韶关丹雪公司）建立了产学基地，毕业生规定在生产基地不得少于10个月的生产实习，经济能考试合格后方能取得毕业证。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良好基础。口腔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是学生学习在生产岗位上，就业在学习中，突出技能型培养，既符合教育部的要求，又满足目前人民群众对口腔疾病的保健要求。
学生在实习期间难以适应“学生”和“技术工人”两种身份的转换。学生与企业召集的未受过正规专业教育的农民工同工同酬，也造成高职学生心理极端不平衡。因此，学校与实习生应保持紧密联系，发现问题时辅导员及实习管理教师应及时给予心理指导，增强学生对自己和他人情绪的认知和理解，使学生更好地适应身份的变化，与其他员工和睦相处，为实习顺利进行提供良好的人际氛围。专业教师应根据口腔工艺技术行业发展趋势给予学生明确的指导，使学生认识到高职的学生经历了正规的专业教育后，跟速成的农民工相比，有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能更快接受国际口腔工艺新理念和新材料的应用，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据统计，外事医学院2011年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毕业学生就业率达97﹪左右，今年将有98﹪的学生已被产学结合单位提前预定或签约工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说明在不远的将来我国严重匮乏高等医学口腔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局面将大大有所缓解，意义深远而重大。同时也证明民办教育实用性专业的教学改革只有走产学结合的道路才是唯一有效途径。
总之，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型口腔工艺技术人才，一方面，应当加强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除稳定现有实训基地外，还要充分利用区域经济优势，开拓新的实训基地；另一方面，要有效地利用实训基地，加强学生的技能训练，并借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毕业生成为合格的口腔工艺技术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新华网2012年3月.
[2]教育部2006年16号文件.
[3]许会兰,张亚荣,欧洲,王艳玲.以能力为核心的护理教学模式在内科实习中的应用[J].护理杂志,2008,25(5):1-3.
[4]焦雨梅.探索口腔医学技术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J].中国校外教育,2009(2):44.
[5]郭素华,王二丽,蔡.药学系实训基地建设的思路与对策[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9,
17(2):139-140.
篇12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施三十多年，成效如何？
穆光宗：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有三种含义：一是家庭自主计划生育，什么时候生育以及生几个是家庭、夫妇和公民私权范围里的事，政府没有任何干预。古往今来，“家庭计划”最普遍。二是政府帮助下的家庭计划，首先在生育的子女数和间隔的决策上依然是家庭、夫妇和公民自主自由自愿自觉，但在避孕节育、优孕优生和生殖健康等方面，政府提供了信息、避孕药具、教育、服务和人文关怀等帮助，这种做法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三是政府强制的计划生育，这时候，政府作为生育决策的人出现，准生证制度是落实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生育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显然，中国的计划生育选择了最后一条道路。
自1980年9月25日颁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公开信》以来，我国就走上了人口生态失衡的非持续发展之路。迄今已经积存了至少1.5亿甚至超过2个亿的独生子女风险家庭。施行三十余年的一胎化政策积累了很多弊端，如失独问题、男性数千万光棍人口所隐含的社会安全、独子老龄化所包含的养老安全、劳动力短缺前景下的经济安全、兵源不足所导致的国防安全等的巨大威胁，等等。可以肯定地说，21世纪以后的中国将长久面临人口失衡的局面。
时代周报：十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已不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且首次提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一表述折射出了中国人口问题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态势？
穆光宗：党的十报告谈到人口计生时明确指出：逐步完善政策。这是一个以改革引领发展的方向性指示。我们还注意到，像2000年中央文件中强调的“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也销声匿迹，这是重要的破冰信号。2010年，中央提出要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个提法的背景是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1.22下降到2010年的1.18，早就进入人口不可持续发展的超低生育率阶段。而且从我国年轻人口的生育意愿看，也属于很低的生育率。
长期以来，国人错误地将对“人口增长”等同于“人口发展”。正如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一样，人口发展范畴也提供了远比人口增长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内涵。任何单纯从人口增长角度来设计的人口战略事实上都是片面的、非均衡的和事倍功半、得不偿失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发展战略必须综合考虑人口总量的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两个方面，这样一个健全的战略需要在总量和结构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建立起良性互动、均衡发展的机制。到了今天，维护人口发展结构性安全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追求人口增长目标（控制人口）。
回复“家庭计划”的本来面目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何种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否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穆光宗：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比五普时又高出1.2个百分点，这一现象说明刚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地得到改变和控制。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是一个必然。旨在恢复出生人口性别比自然平衡的“关爱女孩行动”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下了很多工夫，但治标不治本，所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和严重偏高的问题长期威胁着中国人口的生态安全。究其根源，有三个基本因素影响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水平高低和平衡状况，即：生育选择意愿，生育选择空间，生育选择路径。三者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的重要性也大致可以根据这个排序来认定。
虽然重男轻女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一胎化政策的确是加剧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可忽视的政策性因素。生育的决策和实现是需要选择空间的，而一胎化政策限制了多数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1995年，我撰文明确提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是过于强烈的男孩生育偏好和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的结果，至今我认为这一理论依然具有可信的解释力。完整地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背后还有一个“性别市场选择”的技术因素，也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一个隐秘难以查实的B超市场干预了出生性别比的自然生态平衡。
由此可见，我国形势严峻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与现行生育政策存在密切联系，城乡二元、两性有别的人口生育政策早就到了该做调整的阶段。
时代周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但是到了崇尚市场经济时代，是否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权利？你认为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穆光宗：的确，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有必要重新界定生育私权和生育公权的权利与责任空间。在后计生时代，中国需要人口发展家庭计划和社会计划的完美结合：家庭和夫妇在社会性别平等和优婚优孕优生的指引下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间隔的权利；而国家和政府则有正确引导、贴心关怀、优质服务和制度保障的义务。国家需要从“制度性抑制”拓展到“制度性保障”，即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计划生育的改革方向是赋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从这个根本的导向出发，与民方便的改革还是浅表的，问题的核心是应该尊重和保护公民自主地决定生育子女数和生育间隔的基本权利，坚守和弘扬生命正义—天地之大德曰生、如来之大道曰慈，大道至简却义理极深，以人为本且以生为贵，还复“家庭计划”（familyplanning）之本来面目，这才是建设幸福家庭、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时代周报：你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应该从“计划生育”向“优化生育”转变，请具体阐述这一理念。
篇13
（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大致有哪些人口发展模式？
① ② ③ ④
（2）a、b两曲线，哪条是人口出生率？哪条是人口死亡率？并说出理由。
（3）据图分析，从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到传统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4）在图中画出人口自然增长率最大和人口总数最多的两个时间点。
（5）从传统型模式到高―低―高模式的转变，又是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
二、问题分析
这是运用湘教版教材地区某教师导学案上的一道题。此题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原始型、传统型、过渡型和现代型。习题中②是传统型，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口增长模式，具有高死亡率的特点，但在图中可以看到，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后期，人口死亡率已很低，大致是1.5%，具有低死亡率的特点，显然②不是传统型的人口增长模式。为什么此图人口增长的四个阶段与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阶段不相适应？它又是什么样的人口增长模式？命题者为何将湘教版教材中的四个模式与此图相对应？
三、问题辨析
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学说，是在20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西欧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学家，由于研究视角不同，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也不同。不同版本的地理教材，选择了不同的理论。下列三图为三种不同版本地理教材的人口增长模式图（如图2、图3、图4），是来自不同人口经济学家的人口增长转变理论。
1.诺特斯坦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人口经济学家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Frank Wallace Notestein）于1945年发表了“人口――长远观点”一文，将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高增长潜力、转变增长和早期下降。并将空间上的三种模式拼接为时间上依次发生的转变阶段。认为第一阶段，死亡率是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二阶段，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第三阶段，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且出生率的减退趋势相比死亡率较稳定。
人教版教材将世界人口增长模式划分为原始型、传统型和现代型三种。教材没有直接阐述三种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只是认为“历史发展表明，人口增长模式是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继而向现代型逐步过渡”。因此从其图像表现的特征来看，人教版的人口增长模式采用了诺特斯坦在1945年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
诺特斯坦在1953年发表的《人口变动的经济问题》一书中，更强调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死亡率下降是经济现代化促进医学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结果。把人口转变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工业化前，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但死亡率上下波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第二阶段为工业化早期，死亡率开始下降，出生率基本不变，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第三阶段为进一步工业化时期，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很高；第四阶段为完全工业化时期，即现代社会（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死亡率和出生率都降到很低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
中图版以“阅读”形式，介绍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特提出的“人口过渡”理论，对人口发展变化作了很好的概括。图“1-1-3”将人口发展模式分成四个阶段：原始低增长阶段、高增长阶段、增长下降阶段、低增长阶段，并用芬兰的人口变动过程诠释了四个人口发展模式。中图版教材明确指出采用20世纪50年代诺特斯特提出的四个阶段的人口增长模式。但中图版的增长下降阶段，出生率显著下降，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出生率慢，因此属于增长下降阶段。但诺特斯坦认为第三阶段是“出生率开始下降，但下降速度慢于死亡率”，中图版教材的观点又与诺特斯坦的理论相悖。
湘教版教材将人口增长模式分为“高―高―低”“高―低―高”和“低―低―低”模式，其中将“高―高―低”模式又分成原始人口增长模式和传统人口增长模式。文中介绍了三种人口增长模式形成的原因和特点，其特点的描述类似于诺特斯坦提出的人口增长理论，与人教版教材选择的人口增长模式理论一致。由于湘教版教材中没有图形文本，笔者推测，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意义不同。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包括了湘教版教材中的“传统型”和“过渡型”。
2.金德伯克人口增长模式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C.P.金德伯克（C.P.Kindelberger）和B.赫里克（Brace Herrick）在其《经济发展》一书中，也将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转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死亡率随着农业经济发展变动很大，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死亡率波动极大。第二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卫生支出的增加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保持在原有水平，二者差距扩大，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增高。第三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但由于卫生支出的收益递减，死亡率速度放缓，出生率同样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第四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达到均衡，进一步降低死亡率越来越难，出生率也很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零。
台湾地区高中地理教材中将人口增长模式分成四个阶段：高稳定阶段、早期扩张阶段、晚期扩张阶段和低稳定阶段。认为高稳定阶段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力不高，医药卫生水平低，环境负载力小，死亡率常因传染病或天灾而有波动。早期扩张阶段，因为科技的进步死亡率下降，同时出生率仍高，导致人口快速增长。晚期扩张阶段，因为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节育观念普及，出生率下降，增加幅度渐趋缓和。低稳定阶段，现代社会生育观念转变，育龄人口不愿生育。
四、结论呈现
20世纪初，随着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发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人口转变理论除上述观点外，还有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德尔费・兰德里（Adolphe Landry）、美国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沃恩・汤普森（Vaughn Thompson）、英国人口经济学家查利斯.布莱克（Charles Blacker）等学说。不管何种理论，都是在欧洲工业化背景下诞生的，因此，生a力水平被认为是影响人口转变理论的动力因素。人口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先导致死亡率下降，再是出生率下降。从时间上看，都认为原始社会是高出生、高死亡的人口增长模式；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死亡率先出现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重要动力，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关键。
人口增长理论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归因于出生率下降之前死亡率的下降，但也有例外，如19世纪的法国，却不存在滞后现象，而是出生率先下降。人口转变论的社会文化论者却不同意经济论观点。列思泰在《论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制度》和《西欧一个世纪的人口与文化变迁》中强调文化的影响。1987年芬德利夫妇在“第三世界的人口与发展”一文中，认为人口转变理论难以适用于第三世界。尽管如此，人口转变率的基本观点对研究世界各国人口发展变化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