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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目前，对于商标注册申请驳回程序，有的国家设置复审程序，多数国家则并未设置；无论是否设置驳回复审程序，大部分国家都建立了驳回前的意见交换制度，即驳回前申辩制度，也称“驳回申辩制”。
美国1988年《商标法》规定：审查员在对商标注册申请进行审查时，如果发现该申请人无权注册，应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申请人应在接到通知起的6个月期限内答复或修改其申请；审查员对修改后的申请进行重新审查后，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通知修改或驳回注册的决定；如果申请人未在接到通知后的6个月期限内答复，或提出补正或复审，则申请应被视为已放弃；当因不可避免的原因致使申请人不能在6个月内作出答复时，经商标局长的同意可以延长答复的期限。[1]英国1994年《商标法》也对“驳回申辩制”做了规定：当商标注册审查员发现一个商标注册的申请不符合注册要求时，不是直接驳回该商标注册申请，而是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可以在商标注册局规定的期限内，对其注册申请作出陈述或修改；只有当申请人未能满足注册局长的要求，或未修改申请，或未在规定期限到期前做出陈述时，注册局长才拒绝接受该申请。[2]1993年《欧共体商标条例》则要求：在商标注册申请因没有通过有关所有人资格条件或驳回的绝对理由审查时，应给予申请人撤回其申请的机会或提出意见，使申请人有机会撤回或者修改申请书或者提出意见，否则该注册申请不可以驳回。[3]日本1996年《商标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在审查官作出应驳回的审定之前，必须向商标注册申请人发出驳回理由通知，给予商标注册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内提出意见书的机会。[4]德国1994年《德国商标和其他标志保护法》则根据商标注册申请缺陷的不同情况，规定是否给予申请人以补正的机会。加拿大《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标注册审查员在发现一个商标注册申请不符合该法所规定的条件(包括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绝对理由和相对理由，以及商标注册申请的形式要件)而作出拒绝申请人商标申请时，必须先向申请人发出通知，说明其拒绝的理由并给申请人足够的时间进行答辩。[5]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规定：当商标注册审查官认为一个商标注册申请存在驳回理由或者不符合该法的其他规定必须驳回之前，不能不给申请人以听证的机会。[6]《立陶宛商标和服务商标法》则要求：第一，国家专利局认为申请不符合该法规定的商标注册申请的形式要件时，应当向申请人或其人发出相应通知，如果申请自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未予修正，则该申请视为未提出；第二，审查官认为申请注册的商标不符合该法规定的商标注册申请的实质要件的，应驳回申请并通知申请人，申请人有权在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就审查官的驳回决定提出争辩；逾期未提出争辩的，申请将被驳回。[7]丹麦《商标法》也有驳回申辩的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不符合该法的规定，或者专利局有其他理由拒绝受理申请的，专利局应通知申请人，并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说明；期限届满后专利局应再对申请作出决定；专利局还可以根据情况要求申请人再次对其商标注册申请作出说明。[8]在上述国家与地区中，英国、德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丹麦都没有设置驳回复审；美国、日本和立陶宛则设置了复审程序。[9]
二、我国“审查意见书制度”的立法史
我国关于商标注册申请驳回程序，从82年、93年《商标法》[10]的第17条与21条，到2001年《商标法》第21条和23条第1款，内容没有变化，规定“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同时，给予不服商标局驳回决定的申请人，在收到通知后的15天内向商评委申请复审的机会。所不同的是，根据82年和93年《商标法》，商评委的决定是终局的；而2001年《商标法》规定，对商评委的决定不服，还可以提起诉讼。
在实施细则的层面上，83年《细则》第9条与第18条、88年《细则》第16条与第17条，都是对《商标法》相关内容的具体落实，只是后者在申请复审应提交的材料上作了要求。具有实质性变化的是93年《细则》，该《细则》第16条第2款引入了“驳回前的审查意见制度”，即“商标局认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可以修正的，发给申请人《审查意见书》，限其在收到通知之日起十五天内予以修正；未作修正、超过期限修正或者修正后仍不符合《商标法》有关规定的，驳回申请，发给申请人《驳回通知书》。”
这种“驳回前的审查意见制度”与上述域外“驳回申辩制度”性质一致，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可以称其为“准驳回申辩制”，特点是：第一，审查意见的提出不是驳回的必经程序，如果“商标局认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不可以修正的”，则不发给《审查意见书》；第二，审查意见的提出，是给予商标不符合(不完全符合)《商标法》要求的商标注册申请人一次修改其商标的机会，而不是其陈述意见的机会；第三，对商标进行修改有时间限制，且期限较短；第四，修改机会只有一次。
2002年《细则》又放弃了这种“驳回前的审查意见制度”，代之以“直接部分驳回制度”。该《细则》第21条规定，“对不符合规定或者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予以驳回或者驳回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这种“部分驳回”实际上就是“部分审定”，其目的在于，部分符合要求时则部分审定通过，避免因部分不符合要求而导致整个申请被驳回。
目前，我国《商标法》正面临第三次修改，2009年4月28日国家商标局提出的《商标法修改稿》，取消了对商标注册申请驳回的复审程序，但对“驳回前的审查意见制度”与“直接部分驳回制度”都没有规定。后来提出的《商标法送审稿草稿》将“驳回前的审查意见制度”与“直接部分驳回制度”兼容并收，取消了驳回复审制度：在第27条增加第2款“商标局认为商标注册申请内容可以修正的，发给《审查意见书》，限其在收到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修正。”同时，将第28条与第32条合并，修改为“申请注册的商标，凡在全部或者部分商品上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或者部分驳回申请，不予公告。商标局应当以书面或电子方式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
三、我国《商标法》的立法完善选择
通过考察域外商标注册申请驳回配套制度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在制度选择时，应将驳回前的意见交换机制与复审程序结合考虑。目前，主要有“有申辩无复审”、“有申辩有复审”和“无申辩有复审”三种模式，对这三种模式的采用以第一种居多，后两种较少。这是因为第一种模式提高了确权效率，通过设置驳回申辩机制为审查者与申请者之间进行意见交流设立了渠道，从而尽可能避免驳回决定的失误，同时使程序不再向司法审查延伸。同时，注册申请人也享有修改其商标注册申请而通过审查的机会。
我国在93年《细则》颁布之前，采用的是与意大利等国类似的“无申辩有复审”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是行政两审制。在没有设置司法审查时，这种行政两审制在保证行政决定正确方面，是有其必要性的。93年《细则》采用了类似日本等国的“有申辩有复审”模式。从本质上说，申辩制度也具有确保行政决定正确的作用，因此没有必要既设置申辩程序又设置复审程序，否则就会产生程序重复设置的问题。同时，由于驳回前的申辩程序还为注册申请人提供修改其商标注册申请而通过审查的机会，所以一般的解决方案是“取申辩而舍复审”，即“有申辩无复审”。2002年《细则》以“直接部分驳回”代“驳回前申辩”，同时保留驳回复审程序，在解决程序重复设置问题的同时，舍弃了驳回前申辩”所具有的“为注册申请人提供，修改其商标注册申请而通过审查的机会”的功能。另外，由于“部分驳回”本质上就是“部分审查通过”，而这种没有意见交流的“部分审查通过”并非一定符合商标注册申请人的意愿，所以还必须再增加一个“放弃部分指定申请”程序，即2002年《细则》第21条第2款规定的“商标局对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初步审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异议期满之日前，申请放弃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申请人放弃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的，商标局应当撤回原初步审定，终止审查程序，并重新公告。”应该说，这种制度安排收效不大，还使程序变得过分复杂，实非明智选择。《商标法送审稿草稿》取消了对驳回的复审程序，在2001年《商标法》已经设置司法审查制度的情况下，这一举措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将93年《细则》的“驳回前的审查意见制度”与2002年《细则》的“直接部分驳回制度”兼收并蓄则实无必要，因为“直接部分驳回制度”中的“直接”由于“驳回前审查意见制度”的存在已经变成“间接”，而“部分驳回”蕴含的“部分审查通过”之取舍也可以通过“驳回前审查意见制度”所建立的“审查者与申请者的意见交流机制”来解决。
综观域外立法经验和我国现实，笔者认为：第一，在已经设置司法审查程序的情况下，无须再对驳回决定设置行政复审；第二，在不设驳回复审程序的前提下，建立驳回前的意见交换机制是必要的，这样既避免行政机构重复审理的消耗，又使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从而减少了程序继续向司法审查延续的可能；第三，在设置驳回前意见交换机制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采用“直接部分驳回”的做法，因为直接部分驳回制度所具有的“部分审查通过”功能，并不包含申请者的意愿，因此还须另设“放弃部分指定申请”程序相配套，而这些都可以在审查者与申请者的意见交换中得到解决；第四，在保持短申辩期的前提下，应将驳回前的意见交换作为驳回的必经程序，而非可选程序，以确保对所有注册申请的驳回都经过意见交换，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程序继续向司法审查延续。
此外，从长远看，为了体现商标的私权性质，尊重在先权利人自我决定的权利，“驳回前的意见申辩”制度还可以与“驳回注册相对理由”通知制度联系起来，以取代目前对“驳回注册相对理由”进行主动审查与驳回的制度。
“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通知制度以英国为典型，是指商标注册审查机关不再因“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主动驳回商标注册申请的同时，仍然对“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进行检索，并将检索的结果通知申请人与在先权利人的一项制度。2006年2月，英国专利商标局提出了从2007年10月开始英国商标主管机关对1994年《商标法案》规定的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将不再进行审查的改革方案。2007年10月1日，该指令正式实施。根据该指令和据其修订的商标规则的规定：[11]第一，审查官将不会依据1994年《商标法案》第5条(拒绝注册的相对理由)拒绝对商标的注册，除非在先商标所有人或其他在先权利人基于上述相对理由提出异议；第二，商标审查官将仍然对在先商标进行检索；第三，如果在检索中发现申请注册的商标与在先注册的商标有潜在冲突，审查官会将检索结果通知申请人；第四，如果商标注册申请人继续申请注册程序，将对该申请进行公告，同时通知所有在先商标所有人以及在先的英国商标的所有人以及那些选择要求寄送查询报告的在先欧共体商标所有人；第五，在商标注册申请被公告期内，任何在先商标或其他在先权利的所有人，都可以就该商标的注册提出异议。如果异议成立，则商标申请人将负担有关异议费用，而且其商标申请将不能获得注册。上述第二、第三项即为商标审查中，对商标注册申请人与在先的商标所有人进行“双向通知”的制度。
综上所述，基于商标私权自治的原则，审查员不再因“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驳回商标注册的申请；但是，为了节省注册申请人与相关权利人的检索成本，审查员仍然要对“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进行检索，并将检索的结果通知商标注册申请人与相关权利人。这样，“驳回注册的相对理由通知”制度与“驳回注册的绝对理由申辩”制度结合，将使整个商标注册申请驳回的配套制度得到全面优化。
注释:
[1]参见美国1988年《商标法》第12条“公告；驳回注册的程序；依先前法案注册的商标的重新公告”的(b)款。
[2]参见英国1994年《商标法》第37条第3款和第4款。
[3]参见1993年《欧共体商标条例》“有关所有人资格条件的审查”、第38条“对驳回的绝对理由的审查”。
[4]参见日本1996年《商标法》第15条之二“驳回理由的通知”。
[5]参见《加拿大商标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7条。
[6]参见澳大利亚1995年《商标法》第33条。
[7]参见《立陶宛商标和服务商标法》第8条和第9条。
[8]参见《丹麦商标法》第20条。
篇2
[
关键词 ] 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对策
[中图分类号] R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8（a）-0034-02
学校、托幼机构是传染病易感人群集中的场所，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多发，夏、秋季则以肠道传染病为主。同时，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的发生与寒、暑假有着密切的关系，寒、暑假过后的两次开学，所伴随的学校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不仅仅与社会上传染病流行季节吻合，更重要的是在寒、暑假中，学生的走亲访友的流动和活动，可能将接触的外地传染病带到本地，又随着开学而带进学校、托幼机构，通过学生间的密切接触而在学校中传播。了解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的季节特点，抓好春、秋二次开学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对学校、托幼机构中传染病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深圳市龙华新区学校、托幼机构2013年发生传染病的基本概况
深圳市龙华新区现有学校、幼儿园共187所，其中：中学5所、小学51所、幼儿园131所；中小学在校学生10.71万人，在园幼儿4.45万人。
2013年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发病情况：2013年发生传染病疫情共903例，涉及病种18种，其中：法定传染病14种（流行性腮腺炎266例，手足口病128例，其他感染性腹泻91例，猩红热38例，细菌性痢疾10例，乙肝6例，肺结核5例，麻疹4例，风疹3例，急性出血性结膜炎3例，淋病2例，伤寒1例，梅毒1例，艾滋病1例），非法定传染病为4种（水痘335例，其他疾病3例，尖锐湿疣1例，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1例）。
传染病发病种类：主要以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为主，占总发病数的93.69%，其中：呼吸道传染病6种616例，占总发病数68.22%，肠道传染病4种230例，占总发病数25.47%。
传染病发病时间分布：呼吸道传染病中流行性腮腺炎主要发生在4~7月份，占49.62%；水痘主要发生在1、4、5、6、11、12月，占81.49%；肠道传染病中手足口病主要发生在6、9月，占49.22%。
发生爆发疫情情况：2013年学校、托幼机构爆发疫情4起（水痘3起，乙流1起），发病53例。
2 深圳市龙华新区学校、托幼机构防控传染病的各项措施落实情况
2.1传染病防控措施具体内容
开展全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传染病防控监督检查，重点围绕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组织机构建设、管理责任制和管理制度的建立、晨检、缺勤追查等基础资料的记录情况和疾病防控管理责任制的落实等方面进行了监督检查。具体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①有无建立和落实疫情报告制度，发现疫情是否向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②有无建立每日晨早健康检查制度，有无指定专人负责对每个学生及上岗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发现传染病病症及早采取措施；③有无做好卫生管理和消毒工作（包括地面、物体表面的消毒及空气的定期消毒）；④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顺畅流通，厕所有无定时打扫及消毒，空调滤网有无定期清洗消毒；⑤有无开展健康教育，是否培训、督促从业人员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个人卫生和疾病防护。
2.2检查结果
检查187所学校、幼儿园，173所学校和幼儿园均按照要求建立健全了传染病防控管理组织，制定了晨检、疫情报告、因病缺勤追查登记和消毒制度，落实了专（兼）职疫情报告人员，能够较为规范地执行晨检登记制度，开展了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病因排查登记，做好卫生管理和地面、物体表面的消毒及空气的定期消毒工作，定期做好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工作；14所学校和幼儿园未达到上述要求，部分措施落实不全。
3 防控传染病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查中发现的部分学校及幼儿园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部分学校和托幼机构的传染病防控意识淡薄，未建立传染病防控组织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等各项管理制度及防控预案不健全。②部分学校及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传染病防控意识薄弱，未能建立传染病防控长效管理机制，未将传染病防控和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教学计划，工作中缺乏积极主动性。③学生晨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落实不力，登记不详实，尤其是因病缺勤学生病因追踪不到位，就诊医院不明确。④传染病防控力量薄弱，绝大多是学校和幼儿园未能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的要求配备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现阶段各学校的保健老师均是由学校内的任课老师担任，未接受相应学校卫生专业知识、传染病防控和急救技能等相关知识培训，未取得相应的合格证；而大多数私立幼学校基本未配备专职卫生保健人员。
4对策措施
从近年来学校、托幼机构发生传染病态势分析，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发生传染病不仅影响学生的身体和学习，也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工作从以下四方面继续加强：①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配合教育部门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呼吁增加对学校的经费投入，增加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数，使学校卫生工作真正做到专人专管。②加大传染病防控宣传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进一步深入开展学校及幼儿园手足口、麻疹等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提高学校及幼儿园相关负责人的传染病防控意识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能力、处置能力。充分利用板报、橱窗、电子屏幕等各种途径，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卫生知识宣传活动，使老师和学生掌握更多有关传染病防治知识，提高广大师生的传染病自我防控意识。③积极落实整改，将各项防控措施真正落实到位；④加强卫生部门、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及时通报，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防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切实保障在校师生的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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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一、强制医疗程序法律规定
四个特别程序中强制医疗程序，虽条文不多，基本上涵盖了强制医疗程序中的主要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制医疗的范围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该条规定，实施强制医疗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暴力行为，后果危害公共安全或人身安全，社会危险性重大；二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须经过法定程序鉴定；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这些条件的设置表明立法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适用的审慎态度。立法机关出于节约司法、社会医疗资源和防止社会危害的考虑，强制医疗程序从性质上表现出不属于刑罚适用的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范围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有进行强制医疗的必要。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有权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本章规定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由人民法院决定。”本条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剥夺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实质要求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同时，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这里的保护性措施显然只是一种临时性预防措施，本身并无强制医疗的性质。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的，应当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或者在审查过程中发现的精神病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人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可以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本条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两个方式：一是申请，即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二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即人民法院在人民检察院未申请的情况下，依职权启动强制医疗程序。这充分说明强制医疗程序的非讼性质，强制医疗程序不像普通程序那样，依诉权的行使而启动。
二、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可能出现的问题
可以看出，处理强制医疗程序案件上程序正义远远大于实体正义。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规定，虽然已经构建了该程序的主要框架，但限于立法条文数量的限制，实践中这类案件是由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办理，在审查过程中中公诉部门如何适用程序，把握申请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刑事程序的交叉，对公安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以及申请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问题和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的检察监督，都因强制医疗程序不同于普通程序的特点也存在很多疑惑之处，明确问题的具体操作已显得十分必要。因此我们需要就几点关键问题讨论如下：
（一）如何处理好强制医疗程序和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从实体法的角度讲，已经失去了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可能性。那么从程序法的角度讲，就有一个如何终结已经展开的刑事追诉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侦查阶段就已经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二种情况是到审查阶段经过鉴定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第三种情况是到审判阶段才经鉴定程序认定犯罪嫌疑人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笔者认为，对于上述三种情况应当区别对待。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然后写出强制医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同意公安机关的强制医疗意见书的，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第二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应当就刑事案件部分依据法定不的条件，作出不决定，然后再制作强制医疗申请书，并向同级人民法院提交。在这两种情况下，随着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申请的受理，强制医疗的审判程序也正式启动。在第三种情况下，情况则比较复杂。因为到审判阶段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已经启动，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只有到第一审程序完结时才能作出，所以审判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就有两个特点：其一，强制医疗程序只有在第一审程序终结，且对被告人作出了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之后才能启动；其二，这个阶段强制医疗程序原则上应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
（二）公安机关所采取的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性质如何界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由于这一措施实质上涉及到其人身自由的强制限制，甚至剥夺，那么其性质如何界定，就值得深思。一种思考是定位于行政管控措施，另一种思考是定位于特种强制措施。如果是前者，那么要通过修订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内的有关行政法规来解决。如果定位为后者，则应当明确其程序，包括审批和决定程序、使用何种法律文书、向其法定人告知保护性约束的时间、地点、方法等。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审判组织如何确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而对合议庭如何组成未予规定。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是到法院审判阶段，法院才依职权主动启动强制医疗程序，是另行组成合议庭还是在刑事案件庭审结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第二个问题是，人民陪审员是否可以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强制医疗程序重点审查的不是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而是被申请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有无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医学专家比职业法官更有专业优势，合议庭的组成是否会考虑聘请医学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或效仿英美法系陪审制度回避专业人士的参与。
（四）在强制医疗程序中，到场的有关人员可为哪些行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强制医疗毕竟是对被申请人人身自由的重大处分措施，只有让参与各方充分发表意见，才能保证这一程序最低限度的公正，才能防止被追诉的（疑似）精神病人被不公正地纳入强制处遇，才能避免有责任能力的被追诉人借此逃脱刑法的制裁。参与则应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包括对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强制医疗程序所依据的材料，以及应否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发表意见等。
（五）人民检察院应采取何种方式对强制医疗实行法律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那么，人民检察院以何种方式实行法律监督呢？在法律上没有针对强制医疗程序设立上诉审的情况下，抗诉显然不是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方式。在现行制度下，人民检察院是否可以书面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基于法律无明确规定，两高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对此方式予以明确。否则，刑事诉讼法的本条规定，将会只在纸面上。
篇4
一、高度重视， 将维护被监管人合法诉讼权益放在人权保护的高度上来
在押人员身处“大墙”之内，监管场所的封闭性以及监管人员与被监管人的特殊关系，客观上使在押人员具有弱势群体的特殊属性，容易发生漠视甚至侵犯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理政原则。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监管场所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工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国家通过完善立法、加强司法、强化监督等措施，切实保证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监管人的人尊严和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检察监督要从维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入手，积极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监所检察工作人员把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作为监所检察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加大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的力度。
二、广泛宣传 让被监管者明确自己诉讼权益范围
实行在押人员权利告知制度，增强在押人员的维权意识。一是制作《在押人员告知卡》并发放到在押人员手中。该卡载明了驻所检察室的职责、驻所检察官的基本情况及联系方式，在押人员的羁押、诉讼期限和应享有的权利义务等。二是在看守所、拘留所大门口设置监所检察检务公开栏，全面公开驻所检察室的法律职能、任务、业务范围等内容，同时公布咨询和举报联系电话。三是在看守所大门外设置驻所检察官信箱，受理在押人员的家属的举报、投诉、意见和建议。四是在看守所设立驻所检察官接待室，定期接待来访群众和在押人员家属的咨询与反映问题。会见日进行检察官接待及每周开展一次检察官接待日活动。在各监管场所的家属会见大厅注明检察官接待日的具体时间、地点，方便有疑问的群众前来咨询。在检察官接待日活动中，驻所、驻监检察人员派发检察宣传资料，并就家属所关注的会见程序、罪名的量刑幅度、未成年人权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等问题，予以耐心、详尽的讲解。开展检察官接待日活动有利于排除在押人员家属的疑虑，稳定在押人员家属的情绪，同时是监所检察人员掌握监管场所狱情动态的有效渠道。
驻所检察官利用巡监时间，进行法制宣传，解答犯罪构成、刑事责任诉讼法方面的疑问，提高了宣传效率。
严打监区内违法犯罪行为。会同看守所管教对在押人员进行全面排摸，针对性地采取谈话教育、调监、严管及戒具保护等多种措施，严防越狱脱逃、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危害监管场所安全行为的发生。发生违反监管规定的事情，要求看守所及时解决。对于打架斗殴，及时介入固定证据，视情节严重程度不同，依法进行处理。有效打击和遏制“牢头狱霸”现象。
三、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
深化检察官约见制度，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一是规范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的程序。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可通过填写《在押人员约见检察官申请表》约见驻所检察官；驻所检察人员在24小时内与提出约见要求的在押人员谈话，每次谈话均有书面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二是确保在押人员约见驻所检察官制度执行到位。将该制度在所有监室予以公开张贴，对入所的每个在押人员都发放一份约见驻所检察官申请表，使在押人员与检察官联系渠道畅通。三是拓宽接待约见范围，积极推行约见检察官制度。积极实行检察官接待日制度。该院确定每周二为驻所检察官接待日。必要时随时约见。
在日常工作中，在押人员要约见检察官的，检察官2个工作日内必须约见。对在押人员遇到的困难、问题，约见检察官将区别对待作出处理：属于法律咨询类的，给予即时解答，消除顾虑；属于案件类的，检察官限时办结回复。
驻所检察工作中，把在押人员的合法诉求作为维权的重点，在监室设置检察官信箱、检务公开栏，并且构建快速约见约谈机制，通过对在押人员进行依法维权知识宣传，调动他们反映情况、告知诉求的积极性；对已经记录在册的诉求，及时进行研究分析，并根据诉求类别明确专人办理。
三、严防超期羁押
2010年，我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刑事羁押期限监督，推进纠正和防止超期羁押工作。随着监所检察工作的日益深入和规范，当前，明显的超期羁押已不多见，但案件久押不决问题仍然为数不少，有一部分属于变相超期，监督难度较大。监所检察部门注意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得到了重视和支持，形成了工作合力，促进了有关案件的解决。还积极建立久押不决案件报告制度、分级督办制度、受理在押人员及其家属、人申诉制度等长效机制。在有效监督超期羁押的同时，还继续完善监督工作机制，畅通在押人员权利救济渠道，从制度上保障在押人员人权不受侵犯。
四、建立考评机制 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
通过试行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对在押人员作出建议酌定从轻处罚或酌定从重处罚的量刑建议。 在押人员未决羁押表现评鉴制度是检察院为改善看守所监管秩序，协调公安局和法院建立的一项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公、检、法三机关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运用到对看守所在押人员的教育管理上，通过建立一系列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将在押人员未决羁押期间的表现通过量化考核、评定后，纳入量刑酌定情节。
该制度的基本操作程序为：看守所对在押人员羁押期间的表现进行量化评鉴，并将评鉴相关材料固定为在押人员羁押表现的证据提交检察院公诉部门。检察院公诉部门进行严格的证据审查并确定属实后，在公诉过程中向法院提出酌定从重或酌定从轻的量刑建议。法院在庭审中通过示证、质证对量刑建议予以采信的，将从重或从轻处罚的理由、情节写入刑事判决书事实和理由部分。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对该制度实施的各环节进行严格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五、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基层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缓刑、拘役、单处罚金等轻缓刑罚的比例较高。但同时存在构罪即押、构罪即捕，长期以来是许多办案人员的一贯思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权益 ，有效破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率高、轻缓判决率高之间的矛盾。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了检察机关一项法定职责。检察机关对在押人员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为有效减少羁押创造了条件。这项制度还有利于促进被监管人员遵守监管秩序，促进在押人员真诚悔罪。对符合变更条件的及时予以释放，也是监所检察人员对被监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经常提及的内容。按照检察机关现有职权配置，侦监、公诉、监所部门都可以对捕后羁押必要性产生影响，履职主体是分阶段由不同部门负责，还是由一个部门负责存在争议。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涵盖了捕后侦查、、审判阶段的诉讼活动全过程。
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均可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可以监所与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配合办理。启动程序：犯罪嫌疑人的家人、辩护律师申请、侦查监督部门案件承办人、公诉阶段案件承办人审查发现、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等途径。审前羁押必要性启动方式分为驻所检察室“自行启动”、在押人员（亲属及律师）“申请启动”、公诉部门“移送启动”、批捕备案“审查启动”、看守所申请启动等方式。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由申请受理、程序启动、调查论证、审查决定四个环节构成。检察院向公安机关提出检察建议。
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主动与被害方达成民事协议书，并已经履行到位；轻刑犯罪嫌疑人，上级法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做出发回重审裁定的；伤情鉴定发生变化，由重伤改变为轻伤的；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犯罪事实清楚轻刑案件；具有不适宜关押的疾病；其他应当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情形等。羁押必要性审查可参照逮捕条件与标准进行。
在审查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必要性时，承办人应收集涉案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书、被害人出具的谅解书、被羁押人亲属（监护人）出具的保证书以及被羁押人的悔过书，还有被羁押人所在单位 （社区）出具的平时表现鉴定意见等等。依启动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包括律师或犯罪嫌疑人家人有申请书、公诉阶段的证据材料、病历资料等。结合全案证据和上述材料，发现被羁押人没有必要继续羁押的，依法建议变更强制措施。 也可以在全面调查取证的基础上，通过召开论证会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社会危险性、案件进展和羁押表现等多个继续羁押必要性因素进行综合评鉴。
六、查办监所内犯罪案件，维护被监管人合法权益
为了更好地维护刑罚执行公正和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我国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坚持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相结合，以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方式，在看守所设立派驻检察室。检察机关积极推进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积极推进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工作，及时掌握刑罚执行和监管动态，强化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情况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和实时监督。
2010年，检察机关的派驻检察室建立健全了日常巡视检察制度、监管事故检察制度、重大监管事件报告制度、与监管场所联席会议制度、检察官信箱制度、在押人员约见派驻检察官制度、派驻检察官与在押人员谈话制度和检务公开制度等工作制度，规范了派驻检察人员日常检察的内容和方式。派驻检察人员坚持深入监管场所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和禁闭室、会见室，加强日常巡视检察，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问题和安全隐患。对于发生的监管事故，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入事故现场调查取证，及时查清事实，明确责任，妥善处理。对于在押人员及其近亲属、法定人的控告、举报和申诉，及时受理，并根据情况作出妥善处理。不仅监督纠正不当减刑、假释，而且注意监督纠正符合法定条件没有得到减刑、假释的问题。对一些老病残犯，符合变更执行条件的，积极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办理保外就医和假释。
七、科技强检 利用信息化平台保障人权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发展，监所检察在诉讼监督中的协作功能日益显现，监所检察部门积极为其他诉讼监督部门提供业务支持并实行监督，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