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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文化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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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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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传统体育文化的符号结构

在哲学家卡西尔看来,文化哲学或人类学哲学最要紧的问题是:“我们寻求的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是活动的统一性;不是产品的统一性而是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卡西尔强调,哲学所要研究的既不是抽象的文化,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要研究具体的、能动的创造活动本身。那么这种创造性的活动现象卡西尔认为是“符号现象”,这种活动也就是“符号活动”,并且“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种条件”。尽管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但符号作为人的外化、对象化的哲学观点确实开拓了人们的理论视野。此后,关于符号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形成了一门学科。从现代研究的语境来看,符号是指代表任何实体、事物及语言元素等的记号,任何社会的文化体系都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符号来表现的,并成为连接人们内心文化观念的纽带。在索绪尔的术语系统中,符号是指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相连结所产生的整体,能指即符号的表达面,而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面。能指与所指是符号的一体两面,它们之间不可分割,但是它们的关系又具有随意性,并不存在本质必然的联系。从符号学的角度讲,一些传统体育文化就是由一系列仪式程序、表演动作、语言文字、衣着装扮等符号组成的系统,各种符号相互联系,有序排列,传递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抒发着内心的复杂情感。在这其中,能指则是指各种传统体育项目的可见、可听、可感的形式存在,如龙舟竞渡的船、鼓、旗子等等;所指则是传统体育项目存在的概念、意义等等,如龙舟竞渡项目的开展是祭祀屈原仪式的重要内容,表达了人们对屈原的一种怀念之情。当然,符号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是随着环境的变换不断变异的,在不同的时代或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意识形态下,同样的能指符号可能具有不同所指意义。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进步,许多传统体育项目的所指发生了变异,除了具有传统的符号所指,更多地演变成为人们追求愉悦身心、健康快乐的重要方式。

1.3传统体育文化的心理结构

我们通常所讲的心理是指人的大脑机能,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心理则是指客观世界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思想与感情的表现。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必然会调动心理作用,并通过它固有的各种表现形式与创造对象发生关系,特别会把思想、意识、情感和精神赋予对象之中,这样便有了文化的心灵范式。而这种范式正是人特有的心理结构在文化中的反映和复制,称之为文化的心理机构。传统体育的文化心理结构既包括表层的心理结构,还包括深层的心理结构。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心理结构是社会意识的浅度反映,同样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是有所不同的。以龙舟竞渡为例,龙舟竞渡经中国的龙舟竞渡在以往是零落松散的仪式活动,寄托着人们对屈原的思念之情,如今龙舟竞渡经过现代体育赛制的包装,融合了人类现性的元素,反映了人们社会心理的转变。传统体育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是社会意识的深度反映,也是人类表层心理的升华与沉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往往对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如广泛存在于我国东部民间的大刀舞,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大刀舞的整套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传说典故、忠义廉耻、礼仪规范以及纲常伦理等,是一个体系相对完整的文化系统。

2传统体育文化的功能作用

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多重文化结构决定了传统体育项目在多个层面都有着重要的功能作用,既包括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身体心理,起到健身愉悦的强身健体功能、休闲娱乐功能,又包括间接地作用于人类身心,寄托人类信念诉求的信仰寄托功能,还包括作用于人类社会,并被合理运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社会秩序的功能。

2.1健身御敌的功能

人们在习练传统体育项目的过程中,肌肉与骨骼周而复始的重复这些规定动作,逐渐变得发达与结实,因而身体也日渐变得强壮。事实上,传统体育项目所具有的强身健体功能进一步提升了项目本身的存在价值,也成为一些传统体育项目传承至今的关键因素。而一些传统体育项目,比如说各类拳术、技击套路就是人们对战斗搏杀中的成功经验和实效动作的总结,成为一种服务军事实战的技艺!无锡一种民间传统舞蹈风格比较迥异,称为“渔舟剑桨”,剑桨外形看似渔民们行船的划桨,但不同的是桨柄中暗藏着一把锋利的宝剑。平时渔民们用剑桨练功习武,强身健体,危机时期就成为抗击散兵流寇、湖匪恶棍侵害的工具。此外,摔跤、石锁、飞钹以及大刀舞、盾牌舞等等,也逐渐被引入到军事训练与战争中,成为抵御外敌、保卫家园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2.2休闲娱乐的功能

传统体育文化来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真实反映。古时的人们以生产生活为基础,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巧妙对各种生产技术、技能进行提炼与升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使身心得到愉悦的同时,也改变了枯燥乏味的生活状态。如江南水乡的“摇大橹”,表演时各个角色之间互相逗趣,配合默契,表情丰富,在行进中逢店必唱,唱词随着店铺行业随机应变,即兴发挥,幽默诙谐,体现了水乡人们的生活情趣。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人们闲暇时间的日益增多,传统体育文化的休闲娱乐功能更加凸显。特别是对于历史上比较注重祭祀、信仰功能的民间舞蹈、仪式等等,人们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元素,逐渐由娱神、敬神转向娱人、娱乐的群众活动,成为集祭祀、娱乐、旅游、消费等于一体的理性文化形态,例如各地出现的传统体育文化节等等,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载体与平台。

2.3寄托信仰的功能

传统体育文化所具有的符号结构以及心理结构决定了传统体育项目必然与人类的价值观念产生关系。事实上,信仰的行为调节和意义寄托,赋予人们生活的秩序和价值取向,通过庆典中信仰行为的尽情投入,人们在这非常时间里,以仪式的庄严和节日的欢腾见证和感受,生活因此变得有念想、有追求、有敬畏、有荣光。一些传统体育文化就产生于古人的庆典仪式,如各种民间舞蹈、各类龙舟竞渡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体育文化从本质来看就是社会群体的文化行为,这种行为往往带有约定俗成的因素,寄托着人们驱避灾疫、祈求降福的信仰与追求,并经过代代相传,最终形成现在的各类传统体育项目。所以,一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存在是人们寄托信仰的重要手段,如我国各地都有的民间傩舞,如常州的“跳五猖”,该项目始于西周,是在祭祀神灵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舞蹈。五“猖”是指五行金、木、水、火、土的神灵,也称五方帝君,一般在春节期间表演,表演时,身着古装的村民按各自角色挑篮、扛旗、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一派欢腾景象。虽然目前我国受现代体育文化的浸,但一些传统体育文化仍然承载着人们的价值追求与信仰寄托,成为传统体育文化能够在现代文化立足的内在动力。

2.4维持秩序的功能

民俗具有社会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它通过自身所具有的不成文程式化规矩属性,对其流行范围内的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意识有约束作用,通过对社会各种关系和行为及意识进行规范,来维护这种民俗所流行区域内的民众群体利益。社会人类学认为:“无论是强制性的还是非强制性的社会控制,都通过外在强制和内心觉悟两个途径达成”。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大都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统治阶级无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与控制的时期,由于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心理结构,是社会精神与意识的体现,代表着人们对这些行为的认同。这种情景下,传统体育项目所具有的价值信仰体系、符号象征体系,都能形成对人们行为进行约束的作用机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社会成员的自我觉悟,从而弥补统治阶级管理的不足,有效维持地方的社会秩序。例如礼、德一直是传统武术传承方式的法定规则,“未曾习武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这种礼仪也成为封建社会调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天地关系的重要形式,有利于调节生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结构与功能范式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路径

3.1营造文化生态环境,保障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时空机会

由于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时空结构特征,因此赋予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时令空间”,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近些年,我国的节假日制度开始在春节放假的基础上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等法定假期,由于我国一些传统体育文化,如赛龙舟、舞龙舞狮等是以节日为载体存在的,法定节假日制度的制定为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时间保障。地方政府可以立足具有本地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为这些项目专门设立时间、节令,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走向周而复始的连续循环。《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对于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环境,可以根据分布情况建立传统体育项目的“生态文化保护村”、“生态文化保护园”等等,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这样既可以为传统体育文化设立最安全的保障,又能将传统体育文化的本真状态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活文化。

3.2建立活态传承机制,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态性保护

传统体育项目的表演不仅仅是简单的肢体动作,往往还凝聚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因此,只有通过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活态”表演,才能保护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态性、整体性。正如吴文科委员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就是‘活态性’,必须进行活态的保护而不是博物馆式的保护”。构建活态传承机制首先需要寻找及培养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只有拥有自成体系的传承人队伍,才能使文化遗产更好地保持‘活态传承’状态。”一方面,针对已具有传统体育项目表演技巧的传承人,政府应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与精神奖励,减少他们的成本开支,提升他们的传承工作的意识与热情;另一方面,针对传承人缺失的传统体育项目,政府应积极遴选适合传承工作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尽快掌握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表演技巧,主动参与到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中。其次,政府需要提供一定的政策制度支持,包括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与保护的政策文件,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资金配套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只有构建不断完善的活态传承机制,才能使传承体育文化具有的“能指”与“所指”符号被世人所了解,利于其传承与发展。

篇2

1.传播媒介的“失语”引发的正向偏离行为

竞技比赛的比赛千变万化,任何水平的运动员都可能在比赛中面临困难,因此培养运动员的顽强拼搏心理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是运动员发挥身体能力和运动精神的重要标志,媒体也对这种精神加以积极的赞扬。那些带着重伤参与比赛的运动员,尤其是他们获得优异成绩时会赢得多媒体广泛的宣传,对那些在重大手术后重返赛场的运动员树立为英雄模范。这种价值取向是大多数人接受了这种运动伦理,民众也对这种观念直接支持态度,如为了获得体育竞技的优胜而不惜生命的价值伦理观念得到普遍支持和无条件地服从,表明经济体育面临一个危险的发展趋势。为理想积极拼搏是包括运动员在内的所有社会大众都应该鼓励的精神,但是这种拼搏也要以尊重生命为前提。如果媒体不能对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进行积极的引导,正向价值偏离行为将会伤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为代价。许多优秀运动员因为带伤坚持比赛中而提前告别了赛场,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中为了实现目标而不计代价的教训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媒体能够对拼搏精神进行正确的引导,这些人的运动生命会得到有效的延长,也会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对他们自身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2.种族主义的“歧视”引发的身体暴力对抗

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各地如果他们的殖民地,而英国男性普遍有一种恐惧,认为女性抚养的孩子不具备坚强的性格,不能胜任战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需求,也无法对殖民地进行强力的通知。对于女性化的恐惧心理刺激了英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他因此传递男性价值观的需求成为为经济体育发展的原动力,竞技活动的初衷是培养男性更加坚强,展示身体生理方面的优越性而开展的体育运动展现出性别差异而带来的暴力观念,这种观念一直在欧美男性占据主导地位。足球、橄榄球和拳击以及其他对抗激烈的运动作为男性优于女性证明,这些运动也在军事训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表明男性在武力、权力和侵略性方面的能力是独有的。如果某一队员在训练中不够硬朗则会被教练和队友嘲笑为娘娘腔。侵略性在竞技体育中表现出极强的性别差异,竞技体育在这种性别逻辑的推动下形成身体暴力哲学。调查结果显示,在连续观看拳击比赛之后,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有暴力倾向。有学者针对拳击后三天内的犯罪率进行调查,样本数据来源于1973—1978年18次重量级拳王争霸赛,研究结果表明在拳击比赛之后的三天内犯罪率上升了12%(在宣传力度最大的拳王阿里比赛后凶杀增加26起)。

3.泛政治化的“驱使”引发的金牌主义泛滥

泛政治化是政治化有过度倾向,即将非政治领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一种行为。而竞技体育泛政治化则是有大型国际比赛开展方式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比如在国际比赛中的入场仪式和颁奖仪式中,运动员可以举着国旗出厂或者在颁奖时升国旗奏国歌,这是泛政治化的体现。此外,在集体项目中国家的归属也会吸引观众的注意。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代表个人,同时也承担了国家荣誉。全国民众无论其宗族、、职业、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都会共同为本国运动员加油助威。民众国家归属感在竞技比赛的欣赏过程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奥运会的成绩关乎未来的国际地位。如果能在竞技体育中战胜未来的竞争对手会觉得扬眉吐气,觉得综合国力强大。因此,泛政治化使竞技体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此外,由泛政治化引发的金牌主义思想也极为盛行。这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金牌主义思想的泛滥,如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兴奋剂问题屡禁不止、为了争夺“冠军”不惜采用暴力手段等。总之,如何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如何向各国人民展现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如何在国际体育节奠定中华武术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方向。当前,我国武术比赛严重缺乏公平的比赛规则,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脱节的地方。

三、新时期构建我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的途径

1.强化思想认识,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

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遵循“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和谐共存发展”的价值理念。在日益强大的西方体育面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方面要树立忧患意识,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国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一套能够包容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价值体系。既要看到体育文化的差异点,也要从不同民族文化中寻找到体育文化的共同处,还要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发展平台,明确中国体育未来发展道路和方向。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不同国家文化交流和碰撞的频率不断增大。首先,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之处。如儒家文化坚持和谐、慈善、希望,即使在新世纪同样具有道德建设指引作用。其次,中庸态度,“和为贵”为解决各种争端和纠纷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中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堪称世界之最。只有坚守民族文化的阵地,才能够不断增强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中华文化辐射到更多的国家和人们。

2.立足国际视野,审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地位

当人们将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榜上时,大家往往容易忽视体育精神。例如我国传统的舞龙舞狮、赛龙舟这种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它们都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其娱乐性、参与性都是其他竞技体育项目难以企及的。因此,要立足于人民群众的休闲生活来推广和普及传统体育。

(1)开发与大众体育联系密切的传统体育项目。围绕“满足民族休闲娱乐需求”为出发点,让它们成为人们群众喜爱的休闲娱乐项目。例如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赛龙舟、拔河,这些体育项目都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每年都会隆重举行,吸引了大量海外人士参与。奥运不能单重视竞技体育,只有全民都能参与的体育才是体育的全部。

(2)传统是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提高传统体育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宣传传统文化、保护民族非物质遗产作为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点。美国社会和学校都比较重视向青少年灌输本国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让其从小形成与本国文化一直的世界观。中国应该学习这种做法,从小培养青少年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意识,不断拓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发展途径,增强其的国际存在感。

(3)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不要生硬地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和做法,要有针对性地吸收和学习。日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品牌来推广,采用商业手段来运作,为传统文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空间。我们要借鉴外域经验,长远规划,科学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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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概念决定了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原始社会,生存是头等大事,这通常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但在这些世居先民们的生活中,是仅次于觅食的一件大事,觅食是为了生存,则是为了繁衍。为了得到异性的青睐,这就需要个体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劳动能力,还要在生产劳动、社交集会、游戏娱乐以及祭祀仪式中展现良好的智慧与知、情、意的高度统一。另外在推举狩猎的头领、族群的勇士、英雄、部落首领时,更看重个体的智慧、能力、气质、性格、爱好、信念与习惯等内涵,这些都需要个体具有正确的自我概念。体育的价值按其作用可分为健身、娱乐、医疗的生理价值以及教育、艺术、审美、道德的心理价值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社交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体育价值反映的都是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实现这些体育价值的深度与广度,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构建,也取决于主体社会活动的水平。由此可见,自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三)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加强了对体育价值的认同

原始社会里,不管是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人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性的。在狩猎中追逐牲畜、与之搏斗和角力,避免不了有损伤甚至殒命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人们认识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还必须要有比牲畜更强的奔跑能力与力量。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们经常受到毒虫猛兽、瘟疫疾病的肆虐,通常是那些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个体能存活下来,这些人通常也喜欢参与族群里开展的角力竞技、祭祀仪式、娱乐游戏、技能技巧训练等活动,自然,这些人也更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这些事件使个体和族群对体育的认同具有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在上述造成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中,个体身心承载着社会赋予人类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符号,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对体育价值的认同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成为个体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

二、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概述

从远古时期开始直至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体育从来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以人类的文化生活状态呈现于世人。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与广西世居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民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深厚的联系。通过梳理归纳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历程,尝试对不同时期广西世居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如下分类概述。

(一)反映生产、生活技能技巧的体育文化

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强健的体魄往往能决定生产收成的丰歉甚至是生存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这种客观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体能和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瓯、骆的先民们在狩猎中都离不开奔跑追逐、攀缘、跳跃、投掷和射击,甚至经常要与野兽进行搏斗、角力,由此产生了赛跑、射击、射弩、摔跤、投掷等根植于生产、生活的体育活动。一些体育活动产生于劳动,起源于生活,世居先民在生产获得丰收时,自然有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庆祝活动,熊舞、猴舞、挡虎舞内容实在,动作粗犷有力,所反映是古时欧骆先民的狩猎生活。在长期的稻作农耕生产中,先民根据稻作农耕等农事生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如舂堂舞、戽水舞、木槽舞、扁担舞、踩风车、采茶舞、春牛舞等,生动再现瓯骆先民稻作农事的各种生产情景。

(二)用于增强军事武技训练的体育

自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或种族之间,为掠夺财产、抢夺生产资料、获取祭祀牲畜以及复仇等原因,经常产生争斗。不管是入侵的还是防卫的一方,为了本族的生存和利益,与异族时有争斗,一些劳动、生活技能和工具被当作武器经常在战斗使用,如射箭、射驽、角力、武术、摔跤等。随着氏族、部落和种族之间争斗规模的发展,增强军事武技等战斗力的训练活动也逐渐萌发出来。据资料考证,抛绣球活动的“绣球”最早是一种青铜铸造的兵器,用于甩投,人们称之为“飞砣”,大多用于作战和狩猎;而在广西民间广泛开展的“板鞋竞速”,最早是瓦氏夫人用来训练士兵抗击倭寇而形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另外如双刀舞、棍舞、剑舞、拳术、旗舞、棍术、同填、同顶、抛沙袋、同拼、顶竹杠等练力的锻炼方式,都是反映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增强军事武技能力、锻炼身体、提高抵御外侮能力的传统体育项目。

(三)纪念祖先或英雄人物的庆典体育活动

新石器时期甑皮岩人的丧葬制度是广西世居先民“灵魂不灭”或“祖先崇拜”观念的一种载体,反映出西瓯、骆越人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观念、氏族观念以及祈求祖先神灵庇护的功利意识。广西世居先民认为祖先的灵魂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可以控制氏族、部落和个人的命运,既能庇护子孙后代繁荣兴旺,为子孙后代消灾降福,也能作祟祸害子孙。因此,滋生出对自己祖先虔诚崇拜的思想,祭祀舞蹈便是他们用来与祖先灵魂对话的神圣工具,他们认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就能跟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能得到祖先的庇护。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在举行祭祀、朝拜祖先的活动中,基本都是通过各种铜鼓舞蹈仪式来祭祖,由此产生了各种庆典铜鼓舞蹈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以铜鼓伴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打嘎是古代彝族人向死者致哀跳的铜鼓舞,端节是水族为先祖父祖母逝世及吊丧所跳的铜鼓舞,“跳弓节”是那坡县彝族祭拜祖先的铜鼓舞,“龙虫舞”是瑶族人为亡故老人“出灵”所跳的铜鼓舞,瑶族的达努节最庄严隆重的活动是打铜鼓和跳铜鼓舞,是纪念创世大神密洛陀的节日。苗族的“打牛”是祭祀苗族英雄蚩尤的舞蹈;瑶族的盘王节、“打长鼓”,以及苗族的“爬竿”等都是为了纪念瑶族先祖和英雄而创作的体育活动项目。可见,祭祀舞蹈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纪念祖先和英雄成为鼓舞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斗志和宣泄情感的常用手段或形式。

(四)反映民族风情和社交习俗的体育文化

经历几千年的积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节日,既调剂着民间的生活,也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与精神修复,这些民节俗庆为传统体育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与舞台,而民族传统体育则丰富了这些民俗节日内容,彼此协同发展。具有“东方橄榄球”称谓的三江侗族抢花炮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三燃放花炮招徕顾客,抢得花炮者,除了荣誉,还可以得到酒肉蛋等物质奖励,年复一年的沿袭,形成了传统的花炮节。壮族人的高脚球比赛,惊险刺激,是由南丹人以踢柚子为游戏,并且每年中秋都举行踢柚子比赛而形成的;背篓球最初是流行于南丹传情的一种活动,后演变为体育项目,有民歌传唱为证:“二月吉旦好风光,布农布衣喜洋洋,龙狮对对当天舞,背箩球赛满歌场。一个锦球似哥心,哥投锦球引妹唱,妹不嫌弃哥家苦,哥妹一同上锦球。”原始社会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女性择偶特别看重男子强壮的体魄与劳动能力,而体育竞技则给男性展示智慧和力量,以此来获得姑娘青睐的机会,这符合古代民族崇拜英雄的心理和性选择的需要,也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广西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与青年男女的社交有关,甚至是专为两往提供机会而展开的活动,如布依族男女青年的浪哨、赶查白,壮族的绣球舞、捞虾舞、抛绣球,彝族的打磨秋,京族的竹竿舞等,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来谈情说爱,开展社交活动。

(五)娱乐健身休闲的体育活动

由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边远偏僻的山区地域,各族群之间很少交往,缺乏交流与互动,为了调节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创造了许多用于娱乐健身休闲的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不追求很强的竞技性,而是以强身健体为目标,把体育寓于娱乐中,娱乐性成分较高,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娱乐和充实民族内涵的主要途径。据研究统计,属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共有272项,其中壮族有134项,其他10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合为138项,而且大部分是属于口传体育。

(六)反映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的体育活动

广西世居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信巫鬼与神灵,巫舞在原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各个民族都有相关的巫术舞蹈,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是骆越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瓯骆先民前辈的经验和自己的经历使他们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灵巫鬼的世界,这些神灵巫鬼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使庄稼、牛羊或人类多产,就必须去祈求、取悦这种力量。因此,对各种自然物均冠以“神”的称谓,如“山神”、“树神”、“水神”、“雷神”等,对其顶礼膜拜,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来敬拜和求告,将神灵巫鬼的“异己”力量转化为“助己”、“顺己”的力量,由此创造建立了神灵崇拜和巫鬼祭祀仪式舞蹈。并不断向后代直接或间接地传授有关这种神秘力量的知识以及取悦这种力量的方法,以保证后代生活的安全和富足。祭祀舞蹈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舞蹈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当人们稻作农耕获得丰收时,自然欣喜若狂,共同欢呼跳跃;当人们举行集体祭祀活动时,必须欢歌狂舞,以娱乐鬼神,祈求功利,并且以歌舞宣泄情感。

篇4

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众多,对于该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无论是体育用品、体育休闲,抑或是体育旅游、竞技观赏、体育培训等都有着无限的潜力可挖,这对于丰富该区域的传统文化,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宝藏,充实群众的日常生活,促进该地域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P47-49。

2.1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产业

高黎贡山区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生物环境,旅游资源丰富。由于地方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该区域旅游产业在目前已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且具备一定的品牌效应。相对其他地域,该区域的旅游产业仍是新兴产业,表现出投入时间不够长、民族特色不够突出、旅游服务质量不高、旅游内容单调、旅游形式简单等弊端P101-104。要向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就要做到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高黎贡山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其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并有很大的参与性与观赏性,如其中的泼水、东巴跳、霸王鞭、目瑙纵歌、龙舟竞渡、刀梯绝技、攀岩、漂流、打陀螺、斗鸡赛、打手键、跳皮筋、爬杆、跳竹竿等,且它们多与民族风俗和节日风情紧紧相连,是旅游产业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目前,如云南德宏州景颇族的“剽牛祭天”、万人“目瑙纵歌”传统体育文化节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极大的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云南临沧佤族的“木鼓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并伴随有许多佤族舞蹈和佤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表演,同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令其流连忘返。而徒步翻越高黎贡山,使游客在旅游健身的过程中也充分的领略到了高黎贡山奇美俊秀的自然景观。

2.2传统体育文化用品制造业

体育文化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是对该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物质传承与传播,虽然目前表现出产业规模不大、产品相对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弱点,但其表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如高黎贡山区域所在的保山,其“永子”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永子”围棋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高黎贡山区域所在的德宏,民族传统武术文化深厚,该区域少数民族民众所使用的“护撒刀”深受游客的青睐。该区域所在的怒江洲,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以狩猎为生,狩猎过程中使用的“弓弩”制作工艺精良,也成为游客竞相购买及收藏的物品。

2.3传统体育文化观赏业

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极具观赏价值,如云南怒江州傈僳族的一年一度的“刀杆节”上的表演,吸引了广大游客的同时,也让游客感受到了傈僳族传统体育中的原始与粗犷。高黎贡山区域德宏洲梁河县的德昂族,历史上,曾在滇西一带以武力称雄,特别是在12世纪至15世纪时,德昂族的先民建立了金齿国,更是称雄一方,从而造就了德昂族人民对武术的崇尚与热爱。每逢喜庆节日或祭祀活动,都要举行大型武术表演,吸引了大批周杨庆辞,徐艳华: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研究边地区和外地游客前来欣赏。而每年一度的云南大理“三月街”,白族民众表演的“霸王鞭”也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及参与。极大的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2.4传统体育文化休闲产业

随着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在高黎贡山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建立了不少颇具不同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村落,如保山旧寨的白族村落、腾冲的傈僳族村落、施甸县的布朗族村落、怒江洲贡山县的独龙族村落、丽江玉龙县的纳西族村落、临沧沧源县的佤族村落等,在这些少数民族村落均建立起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保护站和休闲娱乐场所,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表演,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游客到此驻足,享受休闲时光,充分感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带来的精神愉悦感。推动了少数民族区域的对外交流及经济发展[4]P19-21。

篇5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LIU Jian,XU Changhong,LV Yun

(P.E.Dep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nan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 analysis.It analyses the inevitability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e action pattern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measures of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n,it reconstructs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This study has theoretical meaning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inority sports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inority;traditional sports; sports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已经很自然地嵌入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深刻变化,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可能,这种互动也正在逐步加剧。

文化重构,即文化的重新构建,指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长期流传的在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类体育活动。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是指在与它文化的交往中,通过整合外来的体育文化因子,即加工、融合、创造,使其成为本民族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过程。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愈来愈频繁,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也日渐激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必将引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系列的变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尤其面临着西方体育文化和占主流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因此,需要对它进行重新建构,这对于调适其外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发展路径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各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只有在保持本民族体育文化因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借鉴和融合外来体育文化的因子,进而重构出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背景下本民族的体育文化,使其与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顺应,才能在现代化的背景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

1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必然性

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经历着被主流体育文化同化的危险。各民族创造的传统体育文化由于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正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有消亡的危险。鉴于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因此,体育文化多样化也应当受到人们的承认、肯定和保护。但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融合现代体育文化的因子,创造出适应时展的新的文化因子。在现代体育文化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更需要多样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现代化无处不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已成为必然。在体育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变成现代化的产物。事实上,尽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被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产生这种传统体育文化的“当地”还处于不完全意识状态。现代化的体育文化可以使可能消失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新“复活”,但也让已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从原有的生产、生活领域脱离出来,走向表演的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一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成舞台表演,说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变质,它在新的外部世界中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这也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丧失保持其原生的稳定因素。因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本民族的宗教、价值、审美和思维意识等,也包括各种自然观、宇宙观、社会思想伦理等哲学思想,以及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相对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形态,它以相对独特的、相对稳定的传统体育文化方式维系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其他体育文化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有的本土性,是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经验结晶,具有实践性和经验性,而系统性和理论性相对不足。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体育文化具有普遍性,是当前的主流体育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无法与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相抗衡,其传统的体育文化正面临崩溃或已崩溃,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在消失。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不可规避的问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重构成为一种必然。

2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模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重构即其与外来文化进行持续不断的接触时,原有的体育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适应分为被动的和主动的文化适应。主动地文化适应即自觉地文化适应。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主要动力即来自自觉地文化适应,这种文化适应来自本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部。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自觉文化适应决定其文化重构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决定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存在三种心态:一种是自我中心,全盘否定;一种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一种是有选择的接受。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土、洋体育”之争在这里也有反照。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对自我体育文化的丧失,如果无力扭转局面,产生的就是简单趋同,全盘接受。但这种模仿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很容易在外来体育文化面前颓败,最终完全萎缩。如果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找到了自豪感,就可以促使其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体育文化。这种源于集体自豪的文化将重新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重生。

被外来体育文化牵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称之为模仿型的文化重构。如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内部的自卑相结合,将彻底断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未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也将无果而终。

来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的文化重构,称之为创新型的文化重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目的是发展和创新原生文化,必须通过在外来体育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部达成一种自豪的体育文化自觉意识,产生创新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容易适应外来的体育文化冲击,并能从中获得新的体育文化因子,使自身的体育文化得到发展和前进。

3现代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即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重新构建,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也是我们对于已经存在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象进行再认识。在对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上,有创造论,但认为创造中应有继承;有保护论,但认为保护中应有创新。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融合和重组外来体育文化因子,使其成为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建构出具有新的文化因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1首先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化的体育还具有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存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其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地位,但不加改造和超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在促进而是在阻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更不应高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作用。

现代体育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是制度层面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育。应当承认西方体育文化的主流意识。当然,承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落后,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其文化,而是要究其不足,补其虚缺。只有这样,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文化才能自觉地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才能自觉地吸取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的发展。

3.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树立现代意识,寻求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实现现代性的重构,必须树立现代意识,要勇于打破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单一的本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要勇于打破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的束缚,要扩大交流,使之融入到现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之中。

现代化的发展趋向,需要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扬弃“传统”,从而走向“现代性”。而现代体育文化所带来的异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异质性体育文化则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先进体育文化因子。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被动到主动地融入与现代体育文化,改造和发展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使其朝着文明、进步、科学的方向发展。

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吸取了人类文化的各种因子,通过整合而成的文形式化。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民族能够生活在隔绝的环境中,最终它们都将面临文化的选择,也就是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不存在纯粹的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或多或少地都融入了现代体育文化。

3.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和发展的选择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吉登斯先生说过:“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所保持的理解或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历史的内涵和改变历史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的基础是文化自觉。即当本民族的人对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有了充分的认识后,才能觉醒、反省和创建本民族体育文化,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反思,才能取长补短,促进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必须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下,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改造和重构,以促进其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构既要接受现代体育文化,也应该保持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独特性。各少数民族要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中吸取建构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所需要的文化因子,又要吸纳能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华的现代体育文化因子,赋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新的生命力。

4结语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生存发展下去,其重构是必然趋势,重构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区别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最核心的是文化的核心层面――民族的体育精神。在文化的重构过程中,变化的是表现形式,不变的是精神,当然两者的变与不变也不是截然分开和绝对对立的。形式的变化会促使内容的变化,内容的变化会带来形式的根本变化。只有在立足于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其他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经过不断重组、整合和融合,才能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构在现代化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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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古时代的易经八卦,汉唐前后,儒、道、佛、墨四大流派,经过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等。从总体上来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要”,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

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反映了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视伦理教化而忽视其他,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弓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也不利于人的智能和体能的开发。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微不足道。崇礼风尚,等级制度,使中国围棋也蒙上了“温、良、恭、俭、让”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宗法性使中国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较弱。孔子曾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但,从汉代起“崇文尚柔”的风气开始流行,文武严重失衡,到宋元时“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二、佛家的“禅”道与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的内涵

儒、道、佛等传统理论对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宗教以佛教影响最为广泛。“禅”是佛教的一派,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和儒家思想合流,成为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门派。中国的少林武术,都是以“禅”为体,以“拳”为用,“禅拳一体”。假如习武者无“禅”之修养,则为偏离正道,必定从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堕落到奸诈毒辣的“杀机”中去。正如姚广孝大师叹息的那样“禅机末了说戒机”。少林拳以“禅门心法”为指导思想和拳术灵魂。达摩祖师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宋圆悟克勤大师曰:“损诸如见,拔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这些大师所言,无非教人在坐禅或立禅时,放下一切思虑,湛然平静,不为善恶、生死等两种对立的矛盾景象所动而已。

中国武术思想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万物之本的“道”即是“无”。王宗岳《太极拳经》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中国武术的意境、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和真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是“道”的体现,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练功中的“元气”即易经的“太极”,亦即老庄的“道”,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本体论的一种表现。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强调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在老子看来与“道”无本质差别。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记》)。中国武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武术运动的客体――人体自身和宇宙自然和客体是内在联系着的。有着深厚内功的养生兼技击的《峨眉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说:“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古人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动功的最佳方式和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作到活泼自如,变化无穷。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太极拳、少林拳亦以圆、空为技击特色。

三、先秦尚武精神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着大量的禅宗和儒家思想,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中国先秦武士时代对武士已有:“礼、义、忠、敬、勇、死”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处世之道,“仁”成为儒家的修身之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止于善”。“义”即荣誉的意识,孟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秦武士,人人带剑以示“义”。如中国之士所言:“士可杀不可辱。”“知书达礼”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礼就是维护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别,礼即是法,要知礼,得读书修身,做到“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襄公二年》)为下犯上是头等罪恶,强调无条件服从,“敬”是一种“持诚”之道,“敬”的意义是自敬而敬人,“敬”与“忠”相配合。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勇是一种实现之力,所谓万恶怯为首。

朴素廉洁,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动物也有此本能,作为人中俊杰的武士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武士们按照孔子的“君子居不求安”的精神来造就自己,把朴素廉洁看作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汤商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尚武文化经久不衰。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造成先秦贵族时代的土崩瓦解,文武分离的局面的开始呈现。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大力倡导礼仪教育,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教育的肇始。到了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汉高祖提倡文治,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根深蒂固。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是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之后,“重文轻武”的思想的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重文轻武之风达到极至。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以致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敢,不以力争”的捶丸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身体活动的社会整体功能,而对单纯的体能性竞技活动不感兴趣。在中国古代“以礼法至上”的社会,严重缺少竞技体育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唐朝时期,是消闲娱乐性体育文化最昌盛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如蹴鞠,马球等。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体育异常兴盛。清朝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衰落时期,有些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亡。由于其封建王朝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非理性的影响,体育竞技性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入侵,,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等,中国体育才有所起步。

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融通,通过碰撞、同化、调节、吸收,有的走向成熟和现代竞技相联系,有的通过挖掘、整理、保护、转型使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有的逐渐走向消亡,这些演进推动了共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载几千年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武术,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符合体育原理的、适合于改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科学整理,譬如: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龙舟竞渡等,将实行“奥运战略”,真正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是,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竞技运动而自我摒弃,它所蕴含的许多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较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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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布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南北盘江流域及其汇合后的红水河以北,是布依族的发祥地。勤劳勇敢的布依人民,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创造了独具魅力的璀璨文化。是大西南的开拓者之一,与云贵高原的山水和谐共生。与其它民族和睦共处。布依族现有人口约254.5万。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及安顺地区和贵阳市,其余分布在黔东南、铜仁、遵义、毕节、六盘水及云南的罗平等地。布依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过去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文,1956年创制了拉丁字母拼音文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布依族人民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还创造了色彩斑斓的精神文化。

历史造就了文化,文化反映了历史。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必然孕育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民族文化是该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的产物,是维系该民族的纽带。体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伴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发展。民族体育是对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的总称。民族传统体育,一般是指本民族创造的历史沿袭的体育。布依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发展.无不与其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极深渊源。本文旨在阐述布依族传统文化对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一、生态环境文化对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人不能离开自然环境去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是民族生存的空间,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是多样性的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生存的基本条件,每一个民族都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创造自己的文化。

布依族生活、居住的显著特点是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多选择溪河两岸、坝子旁边,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气候温和。主要从事水稻、旱谷、捕鱼、狩猎及其它经济作物种植。由此决定了布依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中,狩猎、捕鱼和农事是生产方式中最重要的内容,围绕狩和捕鱼猎展开的体育项目有跑、跳、投、攀、射、游泳、划船(龙舟)等。

二、经济文化对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社会经济形态是决定传统文化的基础,民族传统体育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与生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等密切相关。由于布依族生活、居住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形成了类型多样、文化各异的经济文化特征,总体上可分为农耕经济型和采集狩猎经济型二大类。

1.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布依族是一个稻作民族,依山而向,临水而居,年年岁岁,与云贵高原的山山水水相依相伴,他们的生活就是一首田园牧歌,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同百越文明的传承及汉文化的交融,共同缔结了自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布依族生活、居住的显著特点是依山傍水聚族而居,多选择溪河两岸、坝子旁边,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为摄氏十六度到十八度左右,雨量充沛,年降雨量在一千至一千四百毫米之间。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和气候非常有利于从事水田农业和旱谷及其他经济作物。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大自然的赋予造化、民族演进、长期积淀的民族文化,使布依族创造和选择了富有特色的民族体育项目来作为生产、生活、娱乐、健身之用。每当农业丰收、农事之余和节日喜事等都有许多活动开展,其中传统体育活动主要有:舞龙、舞狮、龙舟竞渡、风筝、秋千、武术、金钱棍等,这些活动都与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文化为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

2.狩猎、采集和捕鱼经济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狩猎是布依族人民战胜大自然、克服恶劣环境、战胜野生动物得以生存的手段,它不仅解决了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创造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狩猎习俗。生活在我国西南部的布依族人的生活方式都以从事农事和狩猎为主,围绕狩猎而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跑、跳、投、攀、射、游泳等,是这些民族的基本生活、生存和狩猎的技能技巧。

流传至今的布依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如射箭、射驽、打飞棒、打弹弓等,都是从物质生产方式过程中传承与演变而来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的经济文化类型,与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有关十分密切联系,不仅直接制约着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发展,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结构方式。

渔业是南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其发展形成的传统体育项目如独木舟、赛龙舟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经济生产生活相联系并融为一体,是生产经验的总结与推广,并实现了一定的社会价值。

布依族传统体育的自然选择与定位,是其民族共同体在广泛的劳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对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认同,是人类理性化在体育领域中的表现形式。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形成,主要取决于民族共同体的地缘关系、经济方式、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使自然环境成为催生、孕育民族体育的摇篮,生产劳动是民族体育的乳汁养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人文环境是形成民族体育各具特色的重要因素。

三、宗教文化对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文化形态,在人类文化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作为中国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和传承,无不受到中国传统宗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原始宗教、宗教的祭祀活动以及在特定的宗教观念支配下的各种身心锻炼,都与民族体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远古时代,就出现过自然神崇拜、动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形式,其中尤以自然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盛行。所谓自然神崇拜,就是把诸如日月星辰、风云雪雨乃至名山大川等自然现象神化,进而把它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加以崇拜,祈求它的保护和赐福。

布依族传统体育活动中就有许多与自然崇拜有关的项目,如黔西南地区地处高原,由于生产力低下,无力控制自然灾害,便把天灾、瘟疫、疾病等归因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和崇拜自然的观念,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成了崇拜的对象,每遇天灾人祸和特定的祭日,都由本族的祭司主持举行各种祭祀,祭祀中无不贯穿着传统体育活动和体育舞蹈,有祭献土地神的摆手舞,族民们在土地神像前摆上猪头、鸡、鸭、鱼、美酒,烧香磕头,祈求土地神保佑,之后,即举行体育歌舞活动。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意识中人与自然朦胧未分之际将某一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视为氏族象征的原始崇拜形式。据传,远古时代居住在水乡的人们寄希望神灵的庇佑,于是他们把图腾装饰在 舟的前头,为的是祈求上天的保佑,以期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去凶消灾,后来逐渐演化成为民族传统项目――龙舟,它生动表明了人类同某一自然物的亲缘关系。少数民族群众中至今仍保留了一些图腾信仰习俗。

中国原始性的宗教活动,除了表现对神灵感受恩德的敬畏内容外。还有表现为傩神的驱鬼逐邪内容,前者表达了原始人将福祉归功于神灵的认识,后者则体现了他们将灾难归罪于邪鬼的观念。在原始时期,无不以人体的运动达到愉悦自然、安慰祖先亡灵、驱鬼降魔的目的““。

人们在举行祭祀、朝拜等活动中,通过各种仪式来祭神、娱神,取悦于神灵,由此产生了各种原始体育活动,以及在祭祀活动中产生了与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内容。如布依族在祭拜祖先或超度亡灵时要装伴各种人物,跳各种动作(体育中的技巧动作)组合的舞蹈和舞狮以及表演一些武术动作等;一些妇女手拿花棍跳起节奏鲜明的花棍舞(操),与舞狮、杂耍等配合一起,场面极为热闹壮观。

宗教对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文化特征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集中表现形式,它与传统宗教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四、民俗文化对布依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俗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共有的代代相袭的行为方式,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它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传承文化。布依族传统体育有很多是蕴含在民风、民俗之中的,透过民俗所表现的一种特有现象,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地理风貌、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的脉络与轨迹,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活动。

1.传统劳动生产、日常生活习俗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异彩纷呈的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有起源于祭祀的,也有起源于军事战争的,但更多的则直接起源于生产劳动。传统劳动生产习俗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最重要起源之一。如布依族(兴义巴结镇)中为培养小孩在河中叉鱼的兴趣与技能,用草编制成球,一人先将草球扔在河中向前流动,另一人再掷出鱼叉将其叉住,这种习俗后来发展成为了“叉草球”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还经常穿插在各种传统劳动、日常生活习俗中进行。其中,舞蹈与人们生产、日常生活习俗相融得最为广泛和紧密。布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舞蹈以节奏鲜明、欢乐轻快而独具特色。如有客人到村寨做客,布依族人会用欢快的“迎宾舞”和“饮酒歌”来欢迎宾客。总之布依族的这种生活习俗可以从歌舞中得到体现。

2.婚姻习俗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部分内容与民族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婚姻习俗有密切关系。一些习俗流传至今,仍有较强的影响力。布依族传统体育,特别是舞蹈等娱乐性较强的项目,在男女婚恋过程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如布依族的“糠包”、“抛绣球”、“打手毽”、“踢毽子”、“打秋千”等活动,都为男女青年提供了彼此表示爱恋的机会。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让大量的社群成员聚集在一起,使当地人口密度发生相对变化,这种变化大大增加了社群成员的接触,使得人们选择称心如意伴侣的概率大为提高,婚姻成功率也远远超出了平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给社群成员提供了择偶机会,而且也对社群成员产生限制,使他们的择偶在不损坏社群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这种有着相对自由的恋爱方式,满足了社群生活的需要,也对社群生活中两性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调适作用。

3.节令习俗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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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竞技外延性与军事传承性

竞技性是满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竞争意识的体现,涵盖生产、狩猎、商业、交通、服饰、饮食等方面,贯穿于满族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满族长期从事狩猎,并且能征善战,是个精于骑射的民族,骑射后来渐渐演变为一种体育活动。除此而外,满族的体育活动还有赛马、跳马、跳骆驼、冰嬉、秋千、滑雪、赛船、角、击球、采珍珠等。

满族军事体育包括实用军事体育围狩,竞技军事体育冰嬉、打滑哒,军事游戏项目冰上蹴鞠,军事表演项目摔跤等。北方寒冷的气候,狩猎的生活铸成了满族人坚强的体魄和剽悍的性格。骑射、狩猎的技艺以及角力等很容易转成一种优势的军事武艺,他们一般都施行一种“全民皆兵”的生产与军事体制。如今,八旗军事组织制度对满族思想意识、风情习俗等文化活动的传承、沿袭与交流方面的影响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满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军事传承性,如赛马、射箭等活动,就是按世代承袭的传统方式进行,即使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变化,其变化也相对一致。目前各地的比赛场地和比赛方法仍然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其竞技性的功能仍然没有改变。此外,在满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如婚丧嫁娶、育儿、游戏、竞技中也无不显示出满族崇尚武勇重、视骑射的风尚,体现出了满族传统体育文化较强的军事传承性。

1.2狩猎民族性与生产实用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产属性正是由人类在创造体育文化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结构规律,从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体育成分,并逐渐从生产中剥离体育活动,派生出具有独力、完整的体育文化之表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体育文化原始成分保留最丰富的一种形式,它最能反映体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里程,比如传统武术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生产的痕迹。满族发祥于长白山,尚武的习俗直至清末仍保留在一些满族聚居的乡镇中。如满族传统体育中的珍珠球,就是人们在水中捞取珍珠的劳动过程,逐渐演变成今天的体育项目,源于生活、鲜明生动、多姿多彩。被调查的居民也普遍认为生产因素是民族传统体育的灵魂,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他们能轻易地参与体育活动,产生亲切感受。民间体育中,也多含军事训练性质。骑射是北方狩猎民族满族与蒙古族的共同爱好和特长。满族古时出于狩猎和军事的需要,把骑射作为每个青年男子(包括部分妇女)的日课,其后多在节日举行。据《金史》记载,满族先民女真人自皇家兴起,每逢端午及重阳,都举行骑马射柳和骑马击球活动。很多源于生产生活的东西经过满族人民的挖掘、整理,如今已经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在全国得到推广。

1.3性与民族融和性

由于宗教具有广泛的大众基础,所以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力是其他文化现象无法比拟的。满族的许多风俗习惯就是来源于,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些体育项目甚至直接源于宗教仪式或迷信活动,并逐渐演变为游戏、竞技活动,最终发展为传统体育活动。满族信奉萨满教,由万物有灵观念生发出种种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是人们对某一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自然崇拜的主要对象是对生产有积极作用的自然界――天和地,如对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林树木、江河湖海、飞禽走兽等的崇拜和信仰。图腾崇拜是原始民族认为所崇拜的事物和自己的氏族、部落有“亲族”血缘关系,其崇拜物以动物居多,兼有植物和其他。祖先崇拜是由古老的图腾崇拜演化而来,它是人类自身的崇拜,是社会发展后人类认识能力提高的体现,是在灵魂信仰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祖先灵魂的敬仰。满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有许多宗教的仪式,如满族的射柳习俗就是源于满族先人对天的崇拜,是祭天祈雨的一种仪式。满族的先人女真人每年都有重五射柳的习俗,这一习俗后来发展成为满族骑射的一部分,作为满族传统体育的一个项目而被保留至今。满族另外一种古老的游戏打得栲,源于满族“驱邪”的宗教活动,把穷神饿鬼的名讳写在栲牌上以石击打,进而演变成打得栲的球类项目。由此,可以看出满族传统体育带有的文化特征。

1.4大众生活性与休闲娱乐性

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是一种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文化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创造。满族传统体育活动,是寓竞争性、技巧表演性、游戏娱乐性、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有许多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和游戏项目,如抓“嘎拉哈”――又称抓子儿。“嘎拉哈”,满语称“色尔图”,是用动物獐、狍、鹿、猪、羊等的骨头(趾骨)制成,常涂有各种颜色。玩法多种多样,室内、室外、地上、炕上都可以玩。《清文江书》中归为两种玩法:抓背式骨(接马儿);抛背式骨(打玩马儿)。女孩子一般在室内玩弹嘎拉哈、拉珍儿、抓对等,男孩子一般在室外玩打嘎拉哈、击嘎拉哈,玩时常常还伴有“布口袋”、“钱马子”等辅助玩具。赛威呼、雪地走、双飞燕、踩高跷、老鹰抓小鸡、跳绳、跳房格等,这些活动形式主要流传于民间,以消遣娱乐为主。今天这些项目仍在辽宁满族地区流传,已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跑马城、撞拐、老鹞子叼小鸡、满洲棋、二贵摔跤、翻绳、踢毽子、打瓦、角等,其中有的游戏是学习汉族的游戏。

1.5区域封闭性与冰雪地域性

满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身原有的风貌,比如满族木兰围猎古风依然,充分反映满族的特点。布库、二贵摔跤古朴无华,规则限制很少,每逢重大节日传统体育活动便如火如荼1。原汁原味表现出的封闭属性源于客观的自然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尚未出现交通、通讯工具的时候,人们与外界交流十分有限,文化的交流只能是局部的。民族体育文化同样不能达到广泛地交流,只有在区域范围内自我萌发、自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注重的是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族文化自我保护的意识强烈。在一个民族文化刚刚萌发和发展的时期,假设没有相对的封闭,民族文化可能难以形成其独特风格的独立体系。封闭环境可以不断地自我发展,充实文化的底蕴,增强文化的能量,积累文化的实力。人类社会的社会行为存在着一定的遗传性,即人们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与上一代人或前辈的相对一致2。社会行为遗传实质上是在一种社会环境的熏陶下,使人们在特定环境中某种技能有机会加以表现和发挥。在少数民族地区,体育作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成分,体育生活社会氛围浓厚,自然对人们的体育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形成所谓的社会遗传。满族好“动”善“武”,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生活的社会遗传造就了相应的环境,因此体育活动的社会遗传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必然现象。在封闭的环境中,这种社会遗传的可能性被放大,表现更为深刻、广泛。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法]丹纳.艺术哲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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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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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我国的社区体育也因此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我国的体育可以划分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三种形式,而群众体育又基本是以社区体育来体现的。社区体育在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以及在使全民健身计划落到实处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如何借社区体育来促进我国传统体育的振兴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研究课题,同时借社区体育来挽救我国部分即将失传的民族传统体育则更是意义重大且形势迫切。

一、社区体育文化对促进传统体育振兴的可行性

1.为社区体育文化的特点所决定

社区体育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活动范围的区域性、体育组织的民间性、更加广泛的群众性和体育设施的共享性等特点。

我国幅原辽阔,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有各自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比如围棋、象棋、弹棋、相扑、马术、舞蹈、秋千、风筝、龙舟、拔河、射弩、举鼎、登高、气功、太极拳(剑)、太极扇、武术、踢毽、打弹弓、秧歌、垂钓等。同时,由于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民间性和群众性的特点非常突出,往往也只能借助于社区体育活动的方式来加以传承和推广。

2.为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所决定

竞技体育在我国几乎都是由官方直接干预和管理运作的,学校体育则是直接由学校来进行组织管理,而群众体育往往都是人民群众的一种自发行为,这种自发行为完全可以从群众自身喜好出发,所受约束较少,从而就更能增强社区居民的舒适感、亲近感、文明感这一主要目的。

3.为社区体育的对象特点所决定

竞技体育参与人一般为专业运动员,学校体育参与人一般为学生,这些人群相对较为年青,而社区体育参与人则是各个年龄阶层的人、各种身份的人都有。这就为传承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带来了先天的优势。比如,年龄大的人可以根据自身喜好选择一些太极拳、太极扇、秧歌、气功等项目,而中青年则可以选择一些棋类、拔河、龙舟、马术等运动项目,同时女性还可以选择秋千、风筝、舞蹈等项目。

二、借助社区体育文化为载体来振兴传统体育的必要性

1.传统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决定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民族传统项目繁多,且是最贴近广大群众的。要想把如此繁多的传统体育项目尽可能多地传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仅靠那些专业运动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广大群众去做这一事情,而群众的体育活动又绝大多以社区体育运动来具体实现的。故要想较好地传承与发展传统体育项目,就必须要依靠社区体育这一载体来进行。

2.传统体育项目内容的特点决定

由于传统体育项目内容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它的活动对象会有较大的差异性。比如老年人可以去打太极拳,却难以让他们去进行拔河比赛;中青年也许更喜欢去相扑、马术、拔河、龙舟,却很少有喜欢去进行太极扇、太极拳的运动。另外,传统体育与一般竞技体育又不一样,竞技体育走的是举国体制,实施的是金牌战略,项目的发展有国家作为其强大后盾,所以不用担心这些竞技项目会消亡。而传统体育则不一样,有太多的传统体育不可能走上竞技的舞台,又因项目确实繁杂,国家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与物力去关注,只能由群众自己(民间)去传承和发展。

3.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决定

竞技体育一般都是由官方来组织管理的,但毕因其精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兼顾到每一项传统体育项目,故而要想去传承它,只能放手让广大群众根据自身喜好参与到相应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去从而对其进行传承和发展。

三、面临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1.面临的问题

(1)社区体育的导向问题。社区体育的对象在从事体育运动时大都是一种自发行为,只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或是自身目的性很强的运动,这样就往往会导致他们在从事体育运动时,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甚至是盲目性,久而久之就会让传统体育的真正内涵得不到体现亦或是让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体育运动在一种相对不规范的过程中不能得到完整的传承。即传统体育项目在经过若干年的演变传承后,已经变得和其原来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区别。导向性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相关职能部门未能较好地参与到利用社区这一特殊载体来有意识地挖掘、传承传统体育项目中来。

(2)社区体育在运作过程中的组织管理问题。社区体育的管理向来都是个难题,甚至看似毫无头绪,有时是任由其自生自灭。没能较好地发动政府、街道、社区、居委会的联动机制。大家都不知道该不该、要不要、又如何去组织一些常规的或是典型的传统体育运动会,或是根本就没有哪一部门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影响传统体育能在社区较好传承与发展的主要因素。

(3)社区体育在运作过程中的场地设施问题。由于有些传统体育项目在场地、设施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龙舟,就必需要有一定的水域;射弩就必需要有一定的场地空间等,哪怕是几个老年人在一起打太极拳有时也显得场地不够大。所以在很多社区,场地设施是制约传统体育得以传承与发展的重大障碍。

(4)社区体育在运作过程中的经费问题。要组织一项大的龙舟赛,大的社区运动会,不仅在组织管理方面存在较大的问题,经费往往是一个更大的难点,要举行这样的赛事就要有一定的经费投入,但经费的来源往往是谁也不愿主动承担的。故即使有相关部门想组织这样的活动,必要的经费也是困扰他们的一个重大问题。

2.解决办法

针对以上问题,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1)加大相关职能部门及个人对社区体育的导向作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有意识地引导群众从事相应的体育运动,并可通过舆论宣传、定期举办相应的比赛等多种途径来有效地引导人们增强运动意识和参与运动的激情。同时,能组织特定传统体育项目的专业人士定期到街道、社区进行指导,还可较好地发动传帮教的方式进行。加大与学校、尤其是高校的合作,聘请高校里专门从事相应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师定期或不定期到街道、社区进行讲学、教授、指导。多管齐下,增强民众的体育运动热情,并以此唤起全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另外,还要完善社会指导员的培养体制,要进一步扩大、优化志愿者队伍,建立社区体育人才共享机制,体育行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要充分发挥辖区内各单位体育干部、体育爱好者和有体育专长的离退休人员的作用,组织他们参与社区体育的领导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

(2)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真正有为社区体育服务的服务意识,要努力形成以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区体育俱乐部等组成的多层次网络化的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实现对社区体育的长效有序管理。实施体育组织、健身设施、健身指导、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质测试、群体活动的“六进社区工程”,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大监控力度和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

(3)对于场地设施问题,这就尤其要求我们城市的设计者、建设者们在社区建设时设计好、规划好,留有足够的场地空间供社区群众进行体育活动。运动场地保障、运动设施配套、布局合理,应作为城市设计者建设者们在进行社区建设时的基本要求。同时,还可以发动与周边学校等相关机构的联动机制。

(4)政府要有一定的财政预算,同时街道社区应进行相应的补给,多方筹措,加大对社区体育的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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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1.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和谐美,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重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2.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以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导引养生、武技的发展,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超味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健与寿”。

3.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的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显的重人格倾向;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则重人体胜于重人格,注重人体本身的价值,更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来考虑体育的价值,通过让人在肌肉的运动中,在各种力的交汇中去实现完美人体的塑造,进而实现理想的人生。

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补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勃兴。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势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相互移植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如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秋千等,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

3.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生命观、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如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等许多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矛盾存在的意义

1.体育事业进步的动力。体育文化是一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休闲文化,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形态或地域的体育文化都在寻求与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对方的文化精粹,可以推动世界体育改革的步伐,促进世界体育的发展。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深入中国内地,很多项目获得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2.维系体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虽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交流还不到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其文化的相互矛盾存在,不断碰撞磨合,它们不仅各自获得新的文化血液,而且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

3.调节各地区体育的平衡发展。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交流的各方吸引对方精华,吸取对方的经验教训,互相补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有着对立统一,才有其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一东方与西方的体育文化对话可以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在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交流之后,由于其文化巨大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对立,显示出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的相对滞后,为力争与西方体育文化平衡发展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如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也开始试图完成产业发展,并与其他产业诸如旅游产业联姻发展,这在云南、西藏等民族旅游地区已取得了一定成就。

四、两种体育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

不同类型和模式的体育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发生冲突,因此,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是畅通无阻的,不同性质的体育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体育文化的变迁。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认识两者是政治、经济、地理等生存环境差异下的矛盾存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由于各层次发展水平不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会冲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生激烈而全面的冲突。此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作出全方位的调整才能适应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矛盾冲突。有效利用这两种体育文化的内在统一因素,寻找两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消除或减少两者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使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193.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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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高度商业化的竞技体育,已脱离了原始体育那种简单的身体锻练的范畴,构成了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竞技体育中,人们一次次地挑战生命的极限,这使得当代竞技体育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关注。然而,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加快其职业化、商业化、产业化进程的同时,其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方面,它在更大的空间中创造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我身心和谐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也逐渐导致一些体坛黑幕现象的产生,出现了诸如吹黑哨、、打假球、滥用药物等背离体育伦理道德的行为。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认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对重构当代中国体育伦理的价值观、建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偏离

随着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日趋成熟,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偏离行为也随之出现,人们参加比赛已经远远不是为了战胜对手,展示自己的实力,而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来自各方面的利益在推动竞技体育发展的同时,也扭曲了竞技体育的伦理价值。

(一)功利主义对体育伦理价值的侵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效益至上”、“金钱至上”等功利思想开始蔓延,作为社会文化一部分的体育领域,同样也出现了伦理价值的迷失。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不能彻底否认“功利”思维的独特作用,但是,对功利的极端追求却是社会发展的“魔鬼”,因为它泯灭了人们的良知和道德,扭曲了人性和灵魂。[1]11人们的价值理念随着功利主义的极端发展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竞技体育中,“金牌主义”、“拜金主义”的出现,就是这种世俗功利化的直接表现,世俗功利化导致了竞技体育伦理道德的迷失。如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项目中,中国、韩国和印尼4对女双选手为了在淘汰赛中选择对手,在小组赛中无视观众的嘘声和裁判的警告故意输球,最终因违背体育道德和竞赛公平原则而被取消参赛资格。

(二)竞技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消极影响

体育运动职业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运动员在竞技体育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体育运动商业化是指商业机构以竞技体育运动为媒介来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对于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机构,竞技体育比赛只是商业运作的一种媒介。而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竞技体育比赛则是实现自我价值、表现自我的舞台。运动成绩越好,竞技比赛的水平就越高,其观赏性就越强,这样就能为商业机构的投入带来回报,使其从中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1]12

当职业化和商业化交融在一起,产生的利润最大化成为所有体育活动参与者的主要目的时,由于运动员只要获得胜利就能给他们带来大量实实在在的物质奖励,而至于他们取得成绩、获得胜利的方式是否道德、公平,则往往被人们(包括运动员)所忽视,所以,职业运动员在追求比赛胜利时往往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由此可见,竞技体育的价值已经从运动员为荣誉而比赛向为金钱而比赛的观念偏离,职业体育商业化导致的拜金主义使得运动员道德缺失的现象变得非常严重。

(三)裁判员执法不公的危害

裁判员在竞技比赛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竞技场上的“法官”。由于裁判的判罚会主导比赛的走向,所以,裁判收受贿赂、偏袒比赛中的一方,甚至亲自参与“”的现象出现了。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足球裁判员的“黑哨”、“误判”问题曾一度导致停赛、罢赛等严重行为的出现。此类事情的频频曝光已经引起了国内舆论界和民众的关注。平等、公正是一个裁判员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不公正的裁判判罚会直接影响运动员竞技水平的发挥,从而导致比赛的不公平,大大损害整个裁判队伍的公信力和执法的权威性,这也是很多球迷丧失理智做出过激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谢小英: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竞技体育伦理的塑造(四)兴奋剂类违禁药品的泛滥

兴奋剂是指运动员为提高运动成绩而使用的违禁药品。通过服用兴奋剂来恢复疲劳、增强人体的速度和耐力,被看作是用“人为的不正当的方式”来提高运动成绩。有些运动员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往往会主动要求或在某些利益组织的帮助与驱使下,有目的、分阶段地服用兴奋剂,对此,必须进行道德的谴责。[1]12大量科学研究表明,使用兴奋剂类药物在提高运动成绩的同时,也会对运动员的身体产生严重的损害。运动员如果借助药物的帮助而产生超越自我的运动能力并取得胜利,就有违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使体育竞技丧失“公平竞赛”的真义。兴奋剂类药物的滥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孙英杰、佟文、廖辉等世界冠军先后栽倒在兴奋剂上的事件,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发人深省。

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体育伦理观及其作用

体育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属于文化系统内的子系统。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体育伦理思想传承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精髓,同时也吸收了法、道等各家的伦理思想精华。竞技体育在走向市场化、职业化的过程中,面对金钱至上和功利主义泛滥等趋势,已经开始偏离体育竞技本身的初衷,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可以为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主张仁德和礼让

以技击为主要内容的武术是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中国的武术渗透着儒家的“仁”、“礼”思想。中国大量的武术典籍和文献都主张以“仁义”为先,把“德”放在“武”前面,这充分显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对武术竞技思想的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主张把“仁”与“勇”放在一起,使“仁”成为“勇”的统帅与动力,“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儒家的“仁”与“礼”的观念全方位渗透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伦理观念中。

少林派的武术典籍《绘象罗汉行功》中有点穴之术,在其序言中着重点明了创立这种使人丧失战斗力技艺的出发点就是“仁爱”,以减少比斗中的残忍行为。序言中说:“兵刃之举,圣人不得已而为之,而短打宁可轻用乎?故即不得不打,仍示以打而非打不可之打。”意思是说在不得不进行的比斗中为什么使用点穴,就是想把对手“心神弄迷”而不致伤人。这正所谓是“圣人之用心苦矣”。同时,在该书中的“短打十戒”中,也主要是要求习武者仁爱、谦逊、守忠厚之道。“勿自恃豪强,越理犯分”,“勿妄动手脚,即万不得已,亦须打有轻重,宜安穴窍,免致伤人”。师傅在传授徒弟短打技艺时,要求“须传忠诚有志之士,平易谦恭之人……强横无义者不传”[2]5。少林派的另一部重要典籍《拳经拳法备要》称:“拳法者,卫身御侮之善术也。”意思是:习武练拳是强身自卫,是对抗侮辱的正义之术。对习武者的道德伦理要求是:“卫国保身方可用,持强逆理莫欺人。贤良秘授纡危困,邪妄休传害众生。”也就是要求习武者不能恃强凌弱,无理取闹。对贤德的人要帮助他解脱困境,不能将拳术授予品德败坏的人来祸害社会大众。

以太极拳等为代表的“内家拳”,更是“主于御敌,非遇困厄则不发”。著名的苌家拳也在其《初学条目》中明确规定:“学拳宜以德行为先……恭敬谦逊,善气迎人……不可持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3]由此可见,儒家所推崇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武术之中,武术中所要求的仁德思想完全符合一般伦理学的生命原则与善良原则,显示出了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儒家还主张“君子之争”。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前提下,进行体育竞争就会与礼让产生矛盾。因而,在竞技体育中,如何使人们既放开手脚去争斗,又不违儒家礼让为先的道德思想,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然而,孔子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了所谓的“君子之争”。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此话的大意是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争的话,也必定是射箭比赛吧!即使这种比赛也应先互相作揖致敬,然后登堂,比赛完后走下堂互相敬酒。这样的争,就是君子之争。体育运动中竞争是核心之一,只不过当竞争不可避免时,双方要不失风度和礼仪。“君子之争”本质上是在体育伦理道德思想中加入了“礼让”观念。“君子之争”是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的典型特色,这一思想促进了运动竞技从原始形态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有利于运动员高尚的体育道德和优良的比赛作风的形成。

(二)追求公平公正的竞赛理念

公平与公正是体育比赛的特点也是优点之一。没有了公平和公正,便无法显示出真正的胜负强弱。在中国古代,人们也必须在平等和公正的条件下才能参与体育比赛。因而,在中国传统封建礼数中,高下尊卑的森严等级在体育比赛场中却有所改变,形成了“赛场上无尊卑”的状况。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在竞技场中突破封建礼数进行公平公正竞争的事例。如汉代《鞠城铭》写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鞠政犹然,况乎执机。”唐代的刘悟以囚犯的身份与官员李师古在马球场上进行比赛,比赛中他将李师古的马撞翻在地,出现了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处罚,最后因为表现出色甚至得到了奖励。这些文献记载充分体现了在赛场上公正平等、摆脱封建伦理的等级约束的竞技体育理念。对平等和公平的追求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在体育竞赛中才能得以体现。

(三)追求超越自我和反求诸己的胜负观

在体育竞赛中,人们追求获得胜利的喜悦和陶醉,同时也必然对优胜者进行赞扬与褒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与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因素相联系,如民族主义、爱国情结、家族荣誉等,但其最本质的心理因素则是体育竞赛的胜利能给人带来征服对手的快乐和自我强大、自我超越的感觉。《春秋》记载: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获莒挐。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这是鲁公子友为了获得战场上没有得到的胜利和喜悦,要求左右全部都退下与莒挐进行单打独斗的场面,是鲁公子友希望通过竞技获得征服对手的乐趣和自我强大、自我超越心理的体现。

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特别强调运动竞技的道德,引导比赛的参与者建立正确的胜负观。《礼记》道:“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2]7其大意是说,当在比赛中败给对手或者发挥不好时,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丸经》也指出:多胜无矜色,数败无患容,君子也。这段话则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胜不骄、败不馁”的典型写照。

(四)提倡重义轻利

“义”和“利”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论语》曰:“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由此可以看出,“义”作为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与“义”相符者要积极倡导,不相符者则必须坚决弃之。

体育活动开始以竞技体育方式呈现后,“义”与“利”是始终存在的一对突出矛盾,体育竞赛的商业化进程使这一矛盾更为突出。但如果舍去一方而取另一方的话,都无助于这对矛盾的合理解决。在此方面,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利”二者的关系曾有精辟的阐释:“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得乐,体不得利不得安。”[4]这说明,物质需求即所谓的“利”得不到满足时,人就无法安心生存;人无法生存,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当人一旦拥有了最基本的物质满足,就必须用“义”来养心(以道德来教化使其明白良好的人伦道德)。竞技体育中的“义”体现的是竞技者在竞赛中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自我人生价值,从而引领人类社会更为昌明,再通过这些活动获得适当的物质回赠,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养其身、安其体”的目的。反观现代竞技比赛中出现的“重利轻义”现象,比如没有奖金、出场费就不认真比赛甚至拒绝比赛,这显然与中国传统体育伦理道德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是相悖的。所以,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坚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义轻利”思想,才能实现体育竞技真正的公平竞争,裁判员才能更好、更准确合理地掌握比赛场上的评判尺度。在竞技比赛中出现“重利”的行为是市场化带来的价值取向,在这种偏离的价值取向引领下的竞技场,必然失去传统体育伦理道德的约束,从而出现拳击台上用牙攻击、牟暴利者漏交巨额税费、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以及为了赢得比赛或者避免早期被淘汰而打假球等一系列有悖体育伦理道德的行为。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体育伦理道德,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引领作用。

(五)倡导“仁者爱人”的劝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仁者爱人”的劝善思想,强调 “爱人”、“利人”,并将其视为一个人处世之根本,要求人们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自己的言行修养和德行操守做起,严格要求自己。“爱人”是一个渐进的修养过程,从近处到远处、从个体到集体、从小家到大家,最终使人的道德水平升华到“至善”的境界,来实现“修其身而平天下”的目标。这种“泛爱众”的理想也正是当今奥林匹克运动中所倡导的要尊重对手、尊重观众、尊重裁判的价值落脚点。通过体育运动的竞技比赛来促进身体强健、身心修养,同时增进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进而建立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最终目标。

然而,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改变,有些人为满足自己的物质追求而采取极端的方式。在现代竞技运动中也如此,如果只讲“利”,不讲“爱”,人们所说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优良传统就会被泛商品化关系所取代。体育竞赛是一种无国界的社会活动,优秀的运动员会成为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公众偶像而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崇拜。如果备受瞩目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或日常生活中出现有悖道德的言行举止,就会被迅速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并造成恶劣影响,从而成为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腐蚀剂。

纵观当今体坛的各种恶劣现象,如球场打斗、恶语伤人、辱骂球迷等道德违规行为,都充分体现了当今竞技体育道德伦理的危机。面对这样的情况,从中国传统道德论中汲取精华能够有助于体育伦理道德的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的“仁者爱人”的劝善思想,强调的是人的自律意识,从自己做好再到影响他人,强调学会如何“爱人”乃至如何“助人”、如何“救人”,并树立“舍己”精神。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可以提高竞技比赛参与者和球迷的道德意识。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竞技体育运动在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因其自身特点及市场运作的影响,导致了异化行为和价值偏离行为的出现。为重塑当代竞技体育的伦理价值,竞技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必须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思想,通过对体育伦理道德的认识、理解和践行,不断提高自我激励、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能力,完善和提高自身的各种素质,这样才能协调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5]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重义轻利”、“爱人修己”、“反求诸己”等伦理思想,对于防止竞技体育的异化,净化竞技体育的风气,规范竞技体育的道德秩序,促进竞技体育伦理价值的回归,保证现代竞技体育向着理性和健康的方向发展,均具有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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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旷文楠.中国传统文化与体育伦理[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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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抓住技术变革及其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机遇,应对国际文化产业领域的挑战,把加强文化建设,积极推动本国文化产业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由于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演进,手机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服务类型与文化内涵,从一种简单的话音通讯工具,延伸扩展为集文字信息、文化服务和视听娱乐等为一体的复合型传播媒介。特别是3G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移动通信从以语音为中心的时代向以移动数据业务为中心的时代转移。这些变化使手机媒介在文化产业领域得以深度参与,文化产业与手机媒体高度联姻,手机媒体在与文化符号整合互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服务类型与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手机媒体也在不断地推动文化产业的更新与调整,使文化产业获得迅捷、高效的发展。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对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概念、范围和分类标准作出了界定,把文化产业划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个板块。手机媒体影响并改变着文化产业的这三个层级,为文化产业拓展了新的发展领域。

一、手机媒体改变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整合方式

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看,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包括传统的新闻、出版、影视和文化艺术等服务,这个层级圈落代表着文化资源的整合、文化内容的生产以及文化服务的面向,在整个文化产业链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与辐射力,是文化产业的核心群落。

首先,手机媒体使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内容以新的形态呈现,方便大众消费。文化产业核心层与手机媒体进行组合式创新,开拓出新的文化业态与盈利模式,拓展了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空间,如文化产业核心层的电视、报纸、动漫和出版等传统文化业态与手机新媒体融合,产生了手机电视、手机报、手机动漫和手机出版等新文化产业形态。由于手机比报纸更灵活,比电视更便捷,比互联网更普及,所以这些文化新兴业态的服务方式和消费方式与传统业态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城市交通拥堵,许多人要把大量时间花在上下班途中,这就为手机图书、手机报提供了良好的市场,人们在享受手机带来的话音通信便利的同时,也得到了文化服务的便利。按照传播学的观点,选择的或然率=获得的报偿,付出的代价,其中,付出的代价包括:金钱代价、时间代价、精力代价等。手机媒体这一全新的数字化传播方式,大大降低了人们获得高满意度文化服务所需付出的时间代价、精力代价,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手机与传统媒体结合,其效应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因为传统媒体、传统阅读形式无法去挖掘一些碎片时间、无聊时间和等候时间,但手机可以。所以手机与文化产业核心层结合后,能够产生一个非常明显的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