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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元实行了弱势政策，国际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美欧日的经济衰退迹象明显，国际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的波动将不可避免的波及我国，导致我国出口衰退、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最近一段时间，美元有了小范围的升值，原油、黄金和粮食价格有所下降。但这一波段能够持续多久，仍有待观察。特别是如果美元在第四季度反转迹象明显，则人民币存在由快速升值到贬值的风险，这是我国当前潜伏的最大金融风险。因此，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应对此有所防范。
3.出口模式的效用下降催生新经济增长点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当前通货膨胀率仍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利用过渡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显然是不适宜的。同时，当前部分资金在以“投资”做掩护的名义下，进行各种投机活动，增加了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此，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值得肯定的，但更应该充分利用税收调控机制来控抑制投机和投资，通过差别征税法和惩罚性征税来减少投机的比例。
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用出口带动增长。在世界经济良好运行的时期，这一模式极大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发展，我国的出口在逐步下降，沿海中小型外贸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出口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失去了原有的效用。这就迫切需要我们找到经济发展的另一增长点，维持经济良好发展的势头。
在投资和出口都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开发度还不到一半。随着今年以来股市和楼市的走低，居民存款回流银行，并由此带动了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的大幅上扬。据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4.9649万亿元，同比多增1.5774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上半年共增加2.2070万亿元，同比多增1.3798万亿元。统计显示，在1-6月份的新增存款中，有超过44％的存款是由居民储蓄存款贡献的。如何将居民存款转化为消费的动力，值得深思。据投资银行摩根大通报道，我国正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达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其资金规模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1.5%。这一利好消息极大的刺激了股市、楼市，若股民、基民能够在后续发展中解套出来，居民的观望心理得到改善，则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大大增加。
4.防范热钱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热钱是指短期的投机性游资，中国社科院研究表明，当前已有1.75万亿热钱流入我国。如此巨额的资金，对我国股市、房市形成反复的冲击，是股市、房市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央行数据表明奥运开赛后的一个星期热钱已开始撤离中国。但热钱撤离的结果是使我国的奥运经济无法拉升，股市大跌。国家对此提出的策略是靠市场经济办法来应对，而不是提前推出救市措施（国务院副总理）。
防范短期热钱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我国对热钱的流入和流出，不仅要形成有效的监控和预警机制，还要形成对热钱流动的有效制约机制。如严格限制境外个人购房、放缓美元汇率等方法都可以有效阻止热钱流动。近段时间美元汇率的微升也有助于缓解我国热钱的流入，为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绑提供了一定的机遇。但对热钱的处理要注意时间段的把握。如果都集中在奥运后的某一特定时段，与其他经济措施的重叠将会导致极高的金融和经济风险，因此对热钱的反击战要打一个“时间差”。
5.房地产市场处在整合调整时期
房地产价格要平稳，不能有太大波动，暴涨和暴跌都将直接损害经济的稳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3.5%，房地产业的景气指数仍然维持在100点以上的高位。这表明房地产开发的繁荣景气格局尚未改变，或者说房地产开发存在时滞效应，累积的繁荣具有延续性。今年上半年出现的房地产价格环比下降，一方面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内需求下降的必然：市场观望氛围较重，普通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房价的增长速度，房价的高位运行必然不具持久性。
对房地产企业的调控和金融支持，要继续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实施对房产企业从紧的货币政策，收缩银根；另一方面要对房产企业实施区别对待，对竞争力强、信誉高、开发及时的企业，在符合国家政策的基础上优先提供贷款，保证其平稳过渡。以此加强土地监督，整顿开发商囤地行为，加快开发进度，淘汰部分竞争力弱的中小房产企业。
6.平抑物价
2008年7月份，CPI和PPI出现了一升一降的局面，CPI同比上涨了6.3％，这是自5月份以来的第三个涨幅回落月；同期PPI上涨了10.0％，涨幅持续扩大，达到了自1996年以来的新高。“一升一降”表明，今年以来我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已初步见效，但未来物价仍存在上行压力，抑制通货膨胀依然不能放松。当前，我国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物价过快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而不再是防止经济过热。对于通货膨胀的防治，不仅要在国内严格控制物价，还应采取对外统一定价策略，提高我国在国际原材料定价中的话语权。
我们既要正确面对当前的困难和问题，又要对今后的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能力充满信心。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相信我们能妥善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大战略奠定基础，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居民储蓄加速反弹,成新增存款主力[N].上海证券报.2008-7-15.
[2]PPI与CPI一升一降表明控制物价见成效[N].人民日报，2008-8-20.
篇2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4-907X
国内刊号：11-3199/F
邮发代号：82-443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荣誉：
社科双效期刊
第三届(2005)国家期刊提名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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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宏观经济管理》（月刊）1993年创刊 ，是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办的专业性学术经济期刊。宣传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国家计委工作部署，报道各地区、各部门经济工作经验，研究分析宏观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篇3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unemployment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0％之间，显示了90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0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000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000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0．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000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00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000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0％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
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趋势已形成。11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月回落11．3个百分点，是2000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2001年上半年，由于同比基数的提高，加上目前缺少进一步促进出口增长的政策调整空间，预计出口增幅将继续回落。与出口不同，进口仍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出口增速的继续回落和进口的持续增长，2001年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减弱。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000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theliquidity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speculativedemandfor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0年代大萧条（TheGreat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0．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0．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000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0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0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0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0．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000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0％。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00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000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0．2和0、3个百分点。10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0．7％。2000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0．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0．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篇4
我国GDP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下降到1998年的7.8％。1998年下半年，依靠财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仍然明显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同时低于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能力。
1999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达到7.6％，其中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3％，二季度GDP增长降为7.1％。经济增长前高后低的趋势明显，若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启动政策，完成今年GDP增长率7％的目标仍有一定困难。
2.各类物价水平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趋势依旧
到1999年8月，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连续23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8个月负增长，反映经济景气的生产资料价格购进指数也连续35个月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从第一季度的－2.9％和－1.4％进一步下跌为－3.2％和－1.8％，尽管近来这两个指数均有程度不同的回升，但回升幅度十分有限。
3.消费需求不旺，增长乏力
199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6.8％，1999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为6.4％。比1985－1997年间平均17.7％的增长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说明物价的下降并没有相应带来商品销售额的增长。
4.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下降幅度大，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1997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就全面大幅度下跌为－4.5％，199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0.8％，两年累计下降了12.1个百分点，等于农民生产等量的农产品而货币收入却下降了12％。农村居民消费持续下降，1998年农村居民以69.6％的人口，只购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8.9％，1999年第一季度有下降为38.5％，而占人口30.4％的城镇居民，却购买了另外61％以上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过大。
5.外贸出口形势并不乐观，外需严重不足
1999年上半年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580亿美元，同比增长4.4％，其中出口830亿美元，下降4.6％；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6.6％；顺差80亿美元。此外，上半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194亿美元，下降19.9％；实际利用外资186亿美元，下降9.2％，预示着吸收利用外资和扩大出口的难度进一步加剧，外资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弱。
6.基础货币投放下降，实际货币供给不足，货币流动性比率降低
近年来，我国基础货币投放下降，货币供应趋紧。1998年末，基础货币余额为29108.7亿元，仅比上年末增加29.2亿元；到今年3月份，基金货币余额降为28314.9亿元，比年初下降793.8亿元；6月末，基础货币余额降为28042.7亿元，比三月末下降272.2亿元，比年初下降1066亿元。
在基础货币下降的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仍保持小幅增长，其增长量约为基础货币运用余额减少造成的货币供应的收缩量。也就说，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在小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动性比率(即M1与M2之比，即全社会货币供应中，用于居民消费、企业生产和投资的那部分货币占整个货币的比重)却不断下降。1997年6月货币流动性比率为37.5％，1998年6月下降为35.7％，到1999年6月进一步下降为34.86％。造成货币流动性比率不断下降的原因，是由于近两年企业投资活动不积极，流动资金减少，以及居民消费欲望不强。由于企业资金趋紧，投资意愿下降，1999年前4个月企业存款下降355亿元，其中，活期存款下降842亿元，定期存款却增加了487亿元。
根据西方学者的实证分析，货币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1.8。考虑到我国正在经历由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弹性应该更大一些。据国内学者对1979年以来的实证分析，我国的这一弹性应为2.3左右。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货币数量应该增加2.3％。以1998年经济增长7.8％为例，货币数量应增长17.94％，而我国1998年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M2的增长分别为10.09％、11.85％和14.84％，都远低于17.94％的水平。因此，就近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国基础货币的增加速度太低，货币供给不足。
明年应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进一步缓解通货紧缩是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仍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政策取向。实行这一政策取向的问题是，从货币政策方面看，政策传导机制障碍影响了基础货币的放量，也使利率政策作用不明显，新的货币需求不旺也从另一个角度抑制了货币供给。因此，放量基础货币、扩大货币需求，在传导机制障碍短期难以解决、利率政策不明显的条件下，基础货币放量须寻找新的途径，同时，从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看，提高非政府投资收益率是创造新的货币需求的关键。
从财政政策方面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发债空间有限，发债空间欧盟国家债务负担率不高于60％，1999年我国债务负担率约为12.5％，西方国家宏观税率平均在45％以上，我国约在12％，说明财政的偿债能力约为西方国家的1/3弱，1/4强，因此，我国的债务负担率低线为15％，最高不能超过20％。
我国目前大约有3万亿的隐性债务(估算)，未来几年将部分体现为政府的显性债务，如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支付缺口等，最终都要由财政来承担。
依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当债务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当期的债务发行是对未来增加的税收收入的提前支付)，当期的债务发行，必然导致未来年度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否则，财政将发生支付危机。因此，必须考虑灵活运用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明年财政货币政策具体思路
1、货币政策方面：
1)继续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核心问题是解决货币传导机制障碍。将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与信贷安全作为刚性考核指标，解决不讲效益，只求安全的问题。
2)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一步调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在当前已经扩大商业银行存货差和增加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将存款准备金降为零利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扩大贷款投
放和其他形式的资产运用，防止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套取利息。同时，将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目前的8％再下调到5％。
3)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不仅要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继续推进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改革措施，还必须注意防止出现政策和导向上的极端化倾向。如果金融机构单纯追求防范风险而不积极进行投资和贷款，整个宏观经济必然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乃至经济风险。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应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发展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各种类型的非国有金融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以分散国家的金融风险，拓展中小企业的筹资渠道。
4)积极培育金融市场，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发育，加快货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为统一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创造条件，促进公开市场业务的发展；放开票据贴现率，鼓励商业银行积极进行票据贴现业务，加大再贴现的规模，扩大中央银行资产运用中票据持有的比例，增强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2、财政政策方面：
1)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调整支出结构
建议2000年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左右，主要考虑拉动GDP的增长与阻止物价水平的下滑。
调整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在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同时，应该考虑将部分财政资金用于能够直接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领域。包括增加经常性预算支出，增加职工收入以促进居民消费。特别要将增加的预算资金优先用于扶持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结合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力争使5000万贫困人口提前脱贫；加强政府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由财政拨出部分资金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鼓励居民多消费而少储蓄；同时，可考虑将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清理企业间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以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特别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带动民间投资等方面的作用，放大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通过有效地利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和财政参股等手段，充分吸纳和引导社会资金，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依靠非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支撑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为迎接中国加入WTO的挑战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2)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弥补财政赤字有多种途径，其中，债务融资和货币融资是通常使用的方法。由于《中国人民银行法》、《预算法》不允许采用货币融资法，可考虑继续采取债务融资方式，但中央银行必须大力拓展公开市场业务。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是，财政部向商业银行发行低息或无息短期国债，由中央银行通过国债市场当天等额购入，迫使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这样做虽然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但财政赤字扩大仍然体现在债务规模扩张上，形成政府债务负担。
此外，采用何种方法弥补财政赤字，应在精确计算推动通货膨胀增长幅度的基础上确定。对控制通货膨胀总的考虑是，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连动，使物价指数由目前负增长，提高到明年的正增长。鉴于近年来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左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若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8％，一般不超过9％的情况，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应是可行的。
3)“轻徭薄赋”，稳定宏观税率
为保证财政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保持目前宏观税率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源开拓才能有利地支撑税收的增加。同时，继续清理乱收费现象和推进费税改革，减轻企业与居民负担，支持经济增长。
4)社会保障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举
当前或今后一段时期内，无论是从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还是从经济增长等方面来看，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无法支持消费的快速增长。扩大消费的唯一方式是将居民储蓄变为当期消费。这就要求我们在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政府机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改革的同时，尽快建立和健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解决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采取诸如对无房老职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补偿、偿还政府对老职工劳动保障的隐性负债，补足欠发的职工工资、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薪金等方式，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实行这一政策，应贯彻低收入阶层优先的原则，当前刺激内需的重点尤其要放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上。同时，在供给方面，调动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长的企业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发动机，发挥财政、信贷乃至民间资金“投资”带动“投劳”的作用，以增加就业，扩大需求。
5)将刺激内需和外需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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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理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决策现在有了明显的微观基础。但是，新古典模型的行为假设如此原始，以至于它至少很难解释6个宏观经济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在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对这些有待解决的现象的彻底否定；在另一些情况，该模型提供的解释只不过是兜圈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很难解释的六个现象分别是：
1．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如果一个失业工人愿意在其工资低于市场出清的薪水或工资下工作，他就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一份工作；因此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的影响：在新古典模型中，货币政策在改变产出和就业方面几乎是无效的。一旦人们完全预期到货币供给的变化，价格和工资就会同比例变动；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因而货币政策对实际经济没有任何影响。
3．当失业很高时，通货紧缩并没有加速：新古典模型提出了一条加速度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和一个惟一的自然失业率。如果失业下降到低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加速。如果失业高于自然失业率，则通货膨胀会连续下降。
4．普遍存在的退休储蓄不足：在新古典模型中，个人决定消费多少储蓄多少以最大化跨时效用函数。其结果是，个人决定的储蓄应当是最优的。但是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令人失望，而且也没有保险计划，大多数人储蓄不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强制储蓄”计划非常流行。
篇6
二、中央银行运用三大主要工具来变动货币供给量
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多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取得信贷更容易，从而刺激消费和投资，把经济拉起来。反之，在通货膨胀严重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削减货币供给、降低总需求水平、提高利率、减少贷款、压缩投资，使经济实现“软着陆”。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有三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变动法定准备金率。法定准备金是为防止银行因挤兑风潮而倒闭，也为控制银行贷款的速度和数量，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存款，规定一个必须备有的准备金。凡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须按法定比率保留一定的准备金，上交中央银行，其余的部分才能用于放款和投资。法定准备金率对货币的影响主要通过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因此，即使法定准备金率变动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变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等于增加了银行存款准备金，增强了商业银行贷款能力，导致货币供给量多倍扩张和利率下降，这就开始给经济加油了。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就等于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降低了放款、存款创造和扩大信用规模的能力，其结果是社会的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此时，银行将处于非常困难境地，錢已贷出去，要收回多贷出去的錢，势必采取一系列追讨资金的措施，导致费用增加，坏帐增多。所以，变动法定准备金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手段，它强迫市场资金逆向循环，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如果法定准备金率变动频繁，会使商业银行和所有金融机构的正常信货业务受到干扰而感到无所适从。
第二个工具是贴现率政策。贴现率是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针对经济过热或过冷，可调高或调低对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利率，以限制或鼓励银行借款，从而使银行系统的存款准备金缩减或增加，进而决定货币供给量减少或增加及利率的提高或下降，使经济运转速度减慢或加快，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同时贴现率的变动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期，社会公众通常把贴现率的变化视为中央银行对经济的预测及政策立场的一个指示器，进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其它途径筹措资金，而不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借款，中央银行就处于被动地位，就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并且，当银行十分缺乏存款准备金时，即使贴现率很高，银行依然会从中央银行贴现窗口借款。可见，通过贴现率变动控制银行准备金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第三个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也是中央银行常用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办法。它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证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行为。经济太冷的时候，市场需要錢、现金，中央银行买进债券，即收回人们及商业银行手中的债券，放出现金。这一行为，首先增加银行系统的基础货币(银行存款准备金和通货)，通过银行系统的存款创造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多倍扩大；与此同时，债券价格因需求增加而上升，利率下跌，由此促进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带动生产就业和物价的增长。反之，为了遏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业务中卖出政府债券，由此导致基础货币的减少，进而货币供应量多倍减少和利率上升。当人们持有债券时，就难以拿錢去消费、去投资，市场流动现金减少，经济就适度降温。运用这种政策工具有较多的优点，一是可及时频繁连续地按一定规模买卖政府债券，对经济进行微调，不像变动法定准备金率那样强烈。二是公开市场业务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来，所以，这一工具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
货币政策除以上三种主要工具外，还有一些其他工具。如道义劝告，即中央银行运用自己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通过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劝告，影响其贷款和投资方向，以达到控制信用的目的。但由于道义劝告没有可靠的法律地位，因而并不是强有力的控制措施。
三、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1992年，我国经济过热，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当时海南的房地产炒得更是热浪翻滚，就是再造一个海口市及一个三亚市的人口，也买不完这么多的房产。到1993年，通货膨胀率达21.7%，银行不良贷款问题、股市泡沫问题、金融风险问题等等，所有问题都冒出来。我国政府开始对经济“踩刹车”，在货币政策上，法定准备金率从1993年的7.56%提高到1995年的9.18%，一次次提高利率，逐渐把货币供给的龙头拧紧，从流通领域把錢抽走。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增加个人税收和企业税收，以减少人们消费和企业利润等，经济就这样慢慢地冷下来，到1996年底，我国经济成功地完成了“软着陆”。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下降了，GDP增长率由13.5%下降到9.6%，通货膨胀率从21.7%下降到6.1%。但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1998我国又赶上百年未遇的洪水，使我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经济又出现了过冷现象，陷入低谷，表现为物价向下，利率向下，失业增多，所有指标都向下。这时总供给远远大于总需求，东西过剩。我国政府又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上，1998年法定准备金率已降至8%，一次次降低利率，使我国利率由原来的10%以上降到1%左右，鼓励人们消费、投资。同时，在财政政策上发行国债，借老百姓的錢去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8000亿的长期建设国债资金带动两三万亿的投资，最终奠定了民间大规模投资的基石。2003年成为一个拐点，国内外需求全面恢复，特别是社会投资出现加速启动，民间投资以接近30%速度猛涨，GDP增幅达到9.1%，是1997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中国彻底走出通货紧缩困境。
四、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实行货币政策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减少经济波动，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第一，从反经济衰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即当利率降低到某一不可能再低的低点时，投机性需求变得无限大。人们手中不管有多少货币，都不肯去买债券，此时LM曲线呈一条水平曲线)，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现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那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比如，日本利率已降到0.1%水平，接近零利率，也就是现日本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基本失效了。
篇7
1．2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决策的辅助作用
我们可以在经济信息统计整理的基础之上，对宏观经济的往常运行情况和当前的运行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剖析，从而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然后对此进行分析和决策，制定出一个对应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加以实施和应用，这就造就了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决策的辅助作用。
1．3经济信息引导宏观经济管理发展
我们通过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计划，但是还有可能我们并未充分的了解当今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而让我们的计划偏离实际，变得不科学不合理不实用。
2、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的缺陷不足
2．1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应用不充分
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中，经济信息一致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能对经济信息进行充分的应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的发展必将得到促进和优化，也让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提升，如果我们没有对经济信息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应用，制定了并不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案，并且加以实施，则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因此，只有对经济信息加以充分应用，才能减少宏观经济管理的决策失误。可以让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得到很好的应用，并且让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很好的发展和提高。
2．2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的认识不充分
人们对经济信息的认识不正确或是不充分，很容易影响经济信息在一个宏观经济管理方案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有些人只是把经济信息当做某些数据的参考信息，并没有认识到经济信息的重要性。此外，还有的就是人们对经济信息的认识不充分导致他们在采集经济信息时，并没有那么确切的方向和目的，因此可能导致采集的信息并没有那么科学合理有效，因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管理方案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甚至有些地区和部门根本没有利用经济信息，不能很好的让经济信息服务于社会。
2．3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类人才稀缺
由于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也进展很快，从而信息的更新速度变得很快。因此就更加需要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类的技术人才，来从事经济信息行业从而加速宏观经济管理的发展。但是现如今从事经济信息类的人员大部分都不是特别懂这个行业，他们都是一边做着一边学着，并不能为宏观经济管理行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除此之外，由于信息更新的很快，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那些能够把握一手信息，利用好信息的时效性，为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带来很大的利益。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培养经济信息类人才对经济信息的敏感度，让他们抓住一手信息，把握信息的最前端，提出更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
3、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缺陷和不足的应对策略
3．1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
当我们构建一个完善的、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就可以全面的把握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这样我们在建立相对应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时，就会有很充足的信息基础，也能够提出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同时也高度有效的利用了经济信息，实现了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价值和地位，促进了双方的发展和提高。但是我们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和我们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相匹配的，两者要相互对应，这样才能保证两者的功能都能发挥至极致。其次是我们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具有可靠性、全面性、经济性、独立性和独立性的，这样才能使这个夏天更加科学有效的实施和运行。最后我们所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必须是以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为切入要点，使之能够适应于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形势。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构建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时，要注意经济信息的时效性、针对性、以及着重性。我们都知道信息都是具有时效性的，一个新的经济信息可能会立马之前的一个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在采集信息时一定要采集最新的信息。还有我们要注意要有针对性的手机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根据我们的需要去收集可靠的信息可能大大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我们还要保证我们收集的信息是最有利用价值的，因为各种各样的信息肯会混淆我们的视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避轻就重的去收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就能够节省时间，还可以增加系统信息的价值。
3．2让经济信息引导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由于我们建立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根据我们所收集的经济信息整理分析建立的，因此经济信息引导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经济信息不是科学合理有效的市局和资料，就会让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系统陷入一个误区。因此把握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引导性，让科学合理有效的经济信息引导我们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目标，让我们的系统对整个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3．3保障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为了体现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信息，因此，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部门就要起督促和保障的作用，保证企业、部门等对经济信息的应用和发展，对那些缺乏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和企业进行筛除。
篇8
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我们预计未来中枢增长率会下降1%-2%，在8%左右。短期来看，我们认为经济仍处在下行周期的末端。当前经济处于“宏观强，微观弱”的格局。国外需求上，美国日本经济缓慢复苏，欧洲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主要出口国家经济不振将使得出口进入低增长期。国内需求上，消费较为稳定，消费取资成为经济主导仍需时日。国企和政府部门通过投资加杠杆对冲私人部门的去杠杆，短期来使得总体投资环比企稳，但是长期能否持续令人生疑。同时由于国内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长期资金开始流出，市场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开始减弱，对应外汇占款减少，央行通过逆回购维持货币宽松，但是受限于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很难进一步大幅宽松支持经济。此外，在私人部门普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很难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快速回升，结果可能还是流入政府部门基建项目和其他资本市场。我们认为经济已经过了二阶拐点，下行速度放缓，预计最快明年二季度见底，但之后将经历痛苦漫长的调整过程。此间将伴随着去产能和投资的下降以及在通缩阴影下持续较低的通胀。综合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下移和短期处于波谷的经济形势，我们对明年的经济增长判断相对悲观，预测明年GDP增速在7.6%左右。
货币信贷：“宽货币，紧信贷”
进入2012 年以来，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的下滑对货币供应的紧缩效应，央行通过降准和持续的逆回购保持货币供应的总体宽松，基础货币仍保持了一定的增速。我们判断随着国内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长期资金流出会导致明年外汇占款进一步下降，央行会延续今年的操作风格，保持总体货币宽松。预计逆回购将成为日常应对的主要工具，但是降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作为对冲大的流动性波动的辅助措施。事实上，通胀下行为货币政策的宽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但是基于我们对于人民币对外贬值，对内升值的判断，大规模的货币释放会被加速的资本流出抵销，因此我们认为明年通过大量注入流动性刺激经济可能是小概率事件。
宽松货币保证了银行的放贷能力。由于政治周期，预计政府明年会进一步大量投放资源到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也将优先满足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私人部门的信贷需求和一部分地方政府融资需求可能将有大幅扩张的表外贷款来满足，10月份社会融资结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表外贷款利率要高于银行利率，加之对于当前私人部门去杠杆的总体判断，预期明年私人部门的信贷不会有明显改观。整体仍然维持“宽货币，紧信贷”的格局。预计2013 年M2 增速13.2%，低于今年14%增速的预期。人民币贷款增速13%，也低于今年15.1%的预期。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和今年大体一致，一年期贷款利率预期将上升到6.5%。
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
基建仍是需求主要来源
我们对于2013 年的基本判断仍然是政府投资引导国内需求。平滑经济周期的需要以及政治周期的影响，明年“稳增长”力度将会超过今年，也将是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动力。从行业上说，水利、城镇基础设施、能源和环境、保障房都将成为政府资金主要的投向。基础建设投资将拉动相关上游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但是私人部门处于信贷受限和去杠杆的过程，固定资产投资预期仍然保持疲软。房地产销售数据最近持续回暖，预计未来几个季度房地产投资也将趋稳。但是我们预计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将会引发投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回升产生压力，我们判断明年房地产投资无法重新成为拉动总体投资的引擎。预计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19%。
工业增加值中轻工业主要受出口影响，重工业受到建设支出影响。明年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扩张将拉动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的进一步上升。而出口疲软将导致轻工业增速放缓。明年将可观察到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增速差进一步扩大。指标显示国内经济可能已经处于去库存的尾部，新一轮补库存周期将会使得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今年。预计2013 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9.8%，略高于2012年9.5%的预期。
消费和零售增速放缓
我们对于明年经济增长的判断是触底企稳，GDP 增速放缓会影响私人部门收入增长进而影响消费的进一步上升。同时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以及投资下滑，预期失业率将会有较大的攀升以及通缩风险的出现，进一步向下修正我们对于消费增速的判断。政府部门增加养老金和社保支出会部分对冲私人部门的消费下滑，但是我们对于明年整体消费增速仍不乐观，预计明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12%，低于今年14%的预期。
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
我们认为人民币需要通过实际汇率的贬值实现平衡。国内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将促使资本流出，投资和贸易都在减少，这是推动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贬值的基本面因素。最近的金融机构外汇占款数据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都表明长期资金对中国的兴趣正在减弱，资本正在流出，侧面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长期内我们预期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是通过内部通缩，外部贬值来实现，但是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仍然受到国外宽松政策的影响和市场预期的转变出现一定的震荡，我们预计2013 年人民币对美元会落在6.3-6.45区间。
通胀处于低位，通缩阴影挥之不去
我们对物价走势判断的逻辑是，为实现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在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市场利率，加快私人部门去杠杆，引起投资下降和失业上升，最终传导到CPI价格。预期明年通胀会进一步回落到1%左右，同时伴随着通缩风险。
在工业品层面，中国的可贸易品基本由国际定价，相对独立于国内的经济和货币政策。CRB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7月初开始反弹，从两者的联动性关系来看，PPI 的反弹存在一定的滞后，10月国内PPI 数据出现环比回升，未来可能会进一步企稳回升。但是国际整体需求仍未见明显复苏，大宗商品价格能否延续反弹势头进而带动PPI 的回暖仍需进一步观察，我们对于2013年PPI 的估计为-0.3%，相比今年的价格水平变化不会太大。
出口步入低增长时期
篇9
01
消费仍然是增长的一个稳定要素
消费一直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来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名义价值计算）2014年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增速，大约12%的同比增长率（图3）。事实上，从数量上看，零售额回升势头最近还有所上升，11月份季调后的3个月环比年化增长率达到13.4%。总体来看，最终消费对2014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较2013年同期的45.9%小幅提高）。
我们预计2015年名义零售总额增长将相对稳定地保持在11.7%左右（略低于2014年11.9%的预期）。考虑到2015年CPI通胀率预计将放缓至1.5%（自2014年的2.0%），这意味着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步伐略有加快，而总消费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在3.5个百分点左右。
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的逐渐再平衡对于相对稳定的消费增长是有支持作用的，尽管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增长放缓。引人关注的是相较于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的波动， 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增长步伐一直相对稳定。第三产业的产出份额稳步上升，从2010年的43.2%增长到2013年的46.1%（见图4）。2014年前三个季度，第三产业活动同比增长7.9%，高于第二产业7.4%的增长率。
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再平衡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显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服务行业一般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整体经济逐步放缓的情况下，经济上的这种结构性调整应该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图表5）。事实上，虽然中国2014年经济增长率（按我们预测的7.4%同比增长率计算）可能会低于政府7.5%的目标，但1-9月份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达1，082万，已经完成了1，000万的政府全年就业目标。因此，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实际增长8.2%（名义增长率为10.5%），跑赢了7.4%（名义8.5%）的GDP实际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和居民收入的突出表现，将可能继续为2015年消费增长的平稳走势提供有力支持。
02
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放缓
我们预计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速将放缓至14.5%左右（低于2014年15.8%的增长预测）。在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三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构成要素中，前两类在2015年的增长可能会继续放缓，而政策性扶持有望继续为稳健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支撑。
2014年，房地产市场增长放缓一直是最大的宏观拖累因素。展望未来，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短期内仍未消除，因此我们预计房地产市场调整将持续到2015年。房价可能进一步下跌，但应在2015年下半年稳定下来。就全国范围而言，房价从顶到底的跌幅预计将在5%-10%之间，但二、三线城市普遍面临着更大的价格下降。2015年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很可能会进一步降至6%左右，较2014年我们预测的11%-12%的增长率大幅下挫（表2）。因此，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可能仍将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并进一步影响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包括钢铁、水泥和家具等相关行业的需求。
2014年，制造业投资增速稳步放缓，1-11月同比增长率为13.5%，低于2013年同期的18.5%。考虑到大量制造业部门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最近几个月工业利润再度下降，制造业投资可能在2015年仍然难见起色，我们预计2015年同比增长率为11.0%。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继续得到宏观政策的支持，2015年增长率将达到21.6%（略低于2014年的预计增速22.3%）。
03
出口保持稳定的增长步伐
摩根大通全球团队为2015年勾勒的基准情景是，在发达经济体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将实现中幅或小幅高于趋势水平的增长率。如果这一情景成为现实，这将为中国出口行业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环境。实际上，引人注意的是净出口对2014年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增长：前三个季度，净出口对GDP整体增长的贡献达到了0.8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3年同期净出口对GDP整体增长的贡献却为-0.3%。展望2015年，我们预计净出口仍将成为增长的促进因素，有望为GDP增长贡献0.8个百分点（净出口的增长，是出口平稳增长与进口需求持续低迷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口表现欠佳的原因是，国内需求疲软以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近期崩盘） 。经常账户盈余可能进一步从2014年占GDP的3.2%，提高到2015年的3.6%。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新兴市场在2015年有可能会继续维持增长乏力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对中国出口的的需求增长。此外，考虑到近几个月来大多数货币对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反而在2014年7-11月间大幅升值了6.8%（以REER计算）。这些因素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拖累中国出口部门的表现，我们预测2015年的同比出口增长率为6.5%。
04
财政政策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在2015年继续采取“积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立场自2009年至今一直保持未变。所不同的是，这次增加了一句话：“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
我们预计2015年的财政赤字将增加至20，000亿元（约占GPD的2.9%），高于2014年13，500亿元的财政赤字目标（占GDP的2.1%，见图9）。财政措施将可能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2014年，政府宣布财政改革指导意见，大多数财政改革应该在2016年完成（《中国：财政改革迈出第一步》，10月9日）。在已经公布的各项措施中，有关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新规则是非常重要的。总的原则是，对地方政府开支融资要“开前门”，但同时“关后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可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为公共项目提供资金（中央财政将控制金额），但不能再通过公司或融资平台实体筹集资金。 2015年将是实施这一改革的重要一年。我们预计，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量将由2014年的4，000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万亿元，这也是财政赤字目标上调的原因。2015年第一季度，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需要被重新分类，商业项目（如商业地产）应向市场出售，债务应转化为公司债务。我们预计政府将会对现有公共项目的债务偿还给予1-2年的宽限期，然后才会被融资机制的新形式（地方政府债务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所取代。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财政当局可能会在2015年实施一套为期多年的预算平衡系统，采用三年滚动预算计划的形式，取代目前以年度（自然年度）为基础的财政预算。
第二个方面是税制改革。亮点是增值税改革（营业税改为增值税），这项改革在201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涵盖交通运输、邮政和电信等部门。我们预计2015年增值税改革将进一步扩大，覆盖整个服务行业（包括金融服务和房地产服务）。增值税改革，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的结构性税务措施，都旨在降低服务部门以及小微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政府也将出台资源税和环境税，而房产税很有可能已经启动了法律程序（正式推出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
第三个领域是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5月，国务院宣布，将选择80个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2014年12月，财政部又公布了30个公共项目进行PPP试点。从长远来看，PPP是减少地方政府融资负担、支持民间投资的一项重要举措。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体现在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目标的增加上。然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有力度，还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宽限期、结构性减税的幅度，以及PPP实施进展情况。
05
货币政策
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使用了“审慎”一词，但同时增加了“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的表述。我们认为，2015年的货币政策将进一步转向宽松，但却会采取一种有控制的方式，力求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间实现平衡。
我们预计，为应对疲软的国内需求和较低的通胀环境，货币政策将会进一步趋向宽松（集中在2015年上半年）。中国的CPI通胀已从2013年12月份的同比增长2.5%降至2014年11月份的同比增长1.4%，输入型通货膨胀（由于油价暴跌）进一步增加了短期下行压力。我们预测2015年的平均CPI指数为1.5%，平均PPI指数为-1.5%。通胀风险并不是一个政策担忧事项，而低通胀和PPI通缩则将变成更大的担忧事项。
我们认为至少会再有一次降息（很可能是在2015年第一季度），和两次降准，每次各50个基点，很可能分别在2015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此外，如果监管机构将银行同业存款纳入贷存比计算范围（这将会增加法定储备金），存准率可能会再次下调100个基点。这些政策举措很可能将会伴以其他定向宽松措施，其中包括抵押补充贷款（PSL）、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公开市场操作。
在2014年前10个月内，中国人民银行没有采取传统的货币宽松措施（下调利率和存准率），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包括下述特征：（i） 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并尝试建立一种基于利率的传导机制（图12）；（ii） 采用定向宽松措施（如PSL、MLF、定向下调存准率）；（iii） 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率（通过收紧影子银行活动的相关规定），继续放缓信贷增长速度（图13和图14）。新操作框架的目标是减少与传统货币工具有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地方政府实体/国有企业和小公司在信贷市场内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有限。
2014年11月21日的意外降息是货币应对机制发生变化的信号。低迷的国内需求和较低的通货膨胀是降息的直接触发因素。另一方面，新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对降低银行对公司的平均贷款利率影响有限。此外，新操作框架缺乏透明度和具备的行政管理特征也饱受诟病。到2015年，我们预计货币当局将会采用传统和创新货币工具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实现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的优先任务。
06
人民币仍将保持相对稳定
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汇率政策将是2015年中国最复杂的宏观政策之一。总体上，从外部来看，我们预计201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将会扩大至GDP的3.6%，人民币将会在一个较窄的区间内交易。经常项目盈余扩大将会逆转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稳步下行趋势，体现了出口将在发达市场的增长预期和近期的油价崩溃（有助于减少中国的进口账单）的推动下稳定增长。特别是，仅从油价影响方面考虑，我们估计油价每下跌10美元将会使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提高约0.3%。
与此同时，美元升值将是2015年人民币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我们预测美元将对其他主要货币升值，驱动因素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分歧（美联储很可能于2015年6月开始加息，但是我们预计日本央行和欧洲央行将会扩大量化宽松政策）。引申来看，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可能会跟随欧元和日元兑美元贬值，竞争性贬值的风险不应被忽视。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从实际有效汇率来看），将会拖累出口，而出口是目前经济前景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由于经常项目盈余扩大和美元逐步升值相辅相成，我们认为人民币在2015年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保持在区间内波动的状态（兑美元在6.10到6.30的区间内），并于2015年底保持在6.15不变。
07
经济改革将会继续推进
我们预计经济改革在2015年将会继续推进。优先领域将是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和户籍改革。此外，较低的通胀环境为推进资源定价改革（如水、电、天然气、运输）提供了一个好机会。正如在过去一样，改革将会采取渐进的方式，力求最大程度降低每一步的阻力，同时将潜在风险保持在控制范围内。
财政改革在2014年已经取得鼓舞人心的进展，包括公布了财政改革计划、修订了《预算法》、进一步扩大了增值税实践范围和降低了小微企业的税率。财政改革在2015年将会继续推进，我们预计三个优先领域将是：（i） 对地方政府债务重新分类并改革地方政府的预算管理体系；（ii） 进一步扩大增值税改革，力求囊括整个服务业；（iii）采用公私合营（PPP）模式支持公共项目。
金融改革在2014年将会进一步推进，包括将存款利率溢价从10%提高至20%、将美元/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波幅区间从±1%扩大至±2%、推出了沪港通、批准了私营银行并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点区成立后批准了3个自贸区（天津、广东、福建）（更多内容请参阅《关于中国的十个问题》，11月28日）。2015年，我们预计在下述领域将会有进一步进展：正式引入存款保险计划并进一步扩大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利率市场）；增加资本项目开放渠道和提高现有配额（如RQFII），并有可能将A股纳入MSCI指数； 资本市场改革，例如国内股市的IPO制度和退市制度；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政府的措施包括在201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五年一次的复核中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系统。
国企改革的目标是提高国有企业部门的效率。除了少数中央企业的试点改革外，很多地方政府也在2014年公布了国企改革计划。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哪些行业能被划归为“有竞争力”，由此能够向私营部门开放；混合所有制结构的执行； 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看起来将先于和建立统一社会福利制度的举措。通过将这些改革分解成小步进行，将能够避免出现僵局。未来几年内，户籍制度改革将在中小城市执行，将会采取一种统一的居住管理制度。从来看，短期的侧重点将是土地确权（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这可能需要花费几年时间，但却是在全国范围内允许转让经营权的一个必需步骤（的关键）。
08
风险因素
经济改革通常会伴随着相当大的短期风险，而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将增加中国经济和政策前景的不确定性。除了前述基准情景，我们希望突出强调2015年面临的四大风险因素。
第一个风险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演变。在2014年全年，房地产市场已经看到房价、住房交易及新开工面积下跌，同时房地产投资继续放缓。我们的估测显示，房地产投资放缓（从2013年增长20%降至2014年增长11-12%）将会拖累GDP增长约1个百分点（包括对相关行业的影响），并可能在2015年进一步拖累GDP增长0.6个百分点（假设房地产投资增长将在2015年进一步下滑6%左右）。
我们预计政府在2015年将会继续放宽房地产政策，力求放慢调整过程。可能采取的方案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由于降息）、税收优惠和降低二套房抵押贷款预付款要求（目前最低为60%）。由于供应过剩，房地产市场很可能会继续调整，但是势头可能会有所缓和，而由于政策变化，房价在2015年下半年可能会企稳。
一个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商业房地产部门，这个部门约占房地产投资总额的25%，面临着相似的供应过剩问题。自2010年开始，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部门的在建建筑面积和已售建筑面积比率已经大幅上升（尽管该比率在住宅和商业部门不能全面比较，原因是大量商业房地产是供自用而非出售）。尽管住宅房地产投资已从2013年的同比增长19.4%降至2014年前11个月的10.5%，但是商业房地产投资在同期内仅从30.9%温和降至22.7%。特别是，写字楼投资增长在2014年下半年再次提速。商业房地产可能成为未来数年内的低迷源头。
第二个风险因素是全球油价冲击。全球油价在2014年下半年暴跌，这为中国的通胀动态带来下行压力，但却有助于扩大贸易顺差。全球油价持续下跌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但是油价动态的巨大不确定性是2015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第三个风险因素是人民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重申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美元/人民币在未来将会保持双向波动状态。但是，美元的持续升值意味着，如果人民币对美元依旧保持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会大幅升值。这将会增加国内制造商的压力，而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全球需求疲软，国内制造商的相对竞争力已经恶化。
篇10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1937）和汉森（Hansen,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RobertKlein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IncomeHypothesis),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Income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式3.1中δ,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为系数项，Y,C,I,R,M,P,G,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消费支出(C),政府支出(G),投资(I),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β,d,θ,λ,k,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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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其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我们假设政府购买和净出口额作为外生变量,由系统外部给定,并对系统内部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而居民消费和投资这两项指标,又都由当年的GDP决定。根据这些设定,我们分别建立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方程,如下:
C(t)=a(0)+a(1)Y(t)+u(1)(t),t=1978,1979…2005,2006
I(t)=b(0)+b(1)Y(t)+u(2)(t),t=1978,1979…2005,2006
因此,最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的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2、模型的识别
由于我们完备的结构式模型为:
C(t)=a(0)+a(1)Y(t)+u(1)(t)
I(t)=b(0)+b(1)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结构参数矩阵为:
10–a(1)-a(0)00
01–b(1)-b(0)00
-1-110-1-1
此时,g=3,k=3。
对于第1个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时,g(1)=2,k(1)=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1)=1,则k-k(1)=2>g(1)-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对于第2个方程,有
Β0Γ0=100
-1-1-1
此时,g(2)=2,k(2)=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2)=1,则k-k(2)=2>g(2)-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而第3个方程,是平衡方程,不存在识别问题。
综合以上结果,该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2、实证研究
1、数据的选取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得到如下样本观测值,用来对模型里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1)。
2、参数的估计
我们将数据导入Eviews软件中,并在软件中进行操作,对各个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3、参数的检验
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检验。在本模型中,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符号、大小、相互关系,都与现实经济运行情况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第二,我们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和投资两个方程的R-Squared的值,分别为0.986370、0.992586,因此,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都非常好,可以通过拟合优度检验。我们再看变量的显著性。由上表可以看出,两个方程中变量Y的系数的t值分别为44.16973、59.90907。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α=0.05的临界值,得到t(α/2)(1)=6.314,小于两个方程变量Y的系数的t值。因此,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第三,我们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
我们使用图示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程性检验。做出散点图如下:
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出,两幅散点图中,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散点扩大、缩小或复杂型趋势,即两个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可以通过异方差性检验。
再来看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边三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程的Durbin-Watsonstat的值分别为0.203004、0.281410。查D.W.分布表,我们可以知道,当n=29,k=2时,按1%的上下界时,dl=1.12,du=1.25。因此,三个D.W.值都小于dl,随机干扰项存在一定的正自相关。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进一步修正。
由于本模型的前两个方程中,解释变量只有Y这一个,因此不会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我们对模型进行模型预测检验。
我们查找到了本次估计中未使用到的2007年的中国GDP数据,并带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得出的各项数据,与模型估计的值,比较好得符合。
至此,我们完成了该模型的检验。
3、结论与评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最后得到了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C(t)=2286.983+0.388730Y(t)+u(1)(t)
I(t)=-1222.740+0.415093Y(t)+u(2)(t)
Y(t)=C(t)+I(t)+G(t)+NX(t)t=1978,1979…2005,2006
这个模型,优点是比较简明,在应用它进行经济预测的时候,使用很方便,分析所用的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所不足的是,该模型只能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量,不能详细地分析和预测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环节。对比如清华大学研制的256个方程联立构成的“中国宏观计量经济学CMET-1”等更为细致专业的模型,本文中使用的模型还是太显简略,还不能用于对国家经济的深入分析预测,尚有很大的改进和细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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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稳定增长。前三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2％，保持了近几年来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势头；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幅回升。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1．8％，增幅提高6个百分点；
——对外经济形势明显好于预期。针对外贸外资形势中的困难，中央及时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税等应对措施，再加上第二季度国际贸易形势开始好转等有利因素，我国外贸外资状况得到改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实现贸易顺差200亿美元，同比增加66亿美元。前三季度实现利用外资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字串5
在上述各种因素拉动宏观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考察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两个明显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
其一，民间投资明显改变了往年缓慢增长的状态，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规模几乎与国有经济投资规模等量齐观。与此同时，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等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降低。从今年前三季度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即使国债投资保持零增长，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仍会高于去年。上述现象一方面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民间自发的、更具市场经济色彩的投资力量，将在来年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其二，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对今年宏观经济供给层面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住宅、汽车、电信等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汽车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2．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均超过14％，居工业各行业之首；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取得了明显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应，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0％。工业产销率为97．6％，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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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信号从需求与供给两个层面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经济增长中来自市场的动力在逐步增强。这是推动今年宏观经济稳步向好的一个重要力量。相信伴随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市场化进程加速带来的机遇，来自市场的增长机制将成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四个问题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需逐步化解
在经济增长呈现良好态势的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困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对这些突出问题尤其需要重视。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部门估算，21302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8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2001年末失业人员和国企下岗人员各有600万人左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有关分析显示，2002年城市所增加的就业岗位很难超过800万个。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加快，资金、技术含量的提高，使产业吸纳就业的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改革的深化，企业不断裁员，就业总量的增长进一步放缓。由此看来，就业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通货紧缩趋势仍未止住。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8％。从未来一二年的情况看，技术进步导致的产品性价比的提高，国际市场商品和劳务价格的走低趋势、收入相对不足和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等因素，将促使价格进一步走低。虽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某些原材料产品的价格出现较快上涨，某些垄断性产品和被管制的服务行业有提高价格的倾向，但从短期看，通货紧缩的趋势仍有延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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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仍然缓慢。前三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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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元，实际增长5．3％。有关分析表明，农民收入增长的70％来自非农产业，30％来自减轻负担、退耕还林等政策措施。总体来看，农民负担过重、增收缓慢，一些农业区的农民收入出现停滞、甚至下降。
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3．3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6％，增幅仅回落3．8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放缓，支出钢性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考虑到以往几年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税收上的功效难以长时间持续，以及当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税赋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过快等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样基于上述原因，未来一个时期内，财政收入增幅难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长率的水平，应当视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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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的效益
管理并应用经济信息的目标在于追求宏观经济效益。在一定时期里，宏观经济效益指的是各个环节、各个经济部门效益的总和，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一个国家国民总值的增长，或是国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总体有时候是局部的总和，但有时候局部的提高并不会使总体得到相应的提高[2]。在很多情况下，局部与总体之间都有很多矛盾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就需用一定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和方式促使局部与总体之间达到平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效益；在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经济信息导致的部分经济行为将影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效益。但是，既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有正面的，那么负面的经济效益也不可避免。所以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信息的有效应用等不仅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还会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如果能把良好的经济效益体现出来，那么生态效益也会逐渐获得稳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也会对是否能完成宏观经济效益目标产生影响，只有通过有效应用经济信息，才能使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有效应用经济信息的保障措施
（一）探索经济管理结构规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宏观调控的任务包括：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办法，基本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引导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3]。为此，我们应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实事求是的观点，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不仅要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水平，有针对性地选用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不断建立健全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确保经济信息的应用充分、有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资源就是经济信息，如果经济信息得不到有效应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就是无米之炊、无水之源。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一门新兴学科、应用学科，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由于它的多层性、广泛性，决定着它的内容复杂而丰富，它的规律需要在不断的改革实践中才能进行探索。面对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可分为直接管理、间接管理；按照不同的管理主体和职能，可分为宏观经济决策、经济规划与调节、经济监督等。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经济信息的重要作用，通过探索经济结构管理规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来统一规划，不断加强经济信息管理，采取正确的技术策略实现经济信息应用的现代化，促进提高宏观效益。
（二）建设经济信息服务机构，完善建立运行机制
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包含最高决策机构、经济调节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等。长时间以来，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国设置机构时都忽略了信息服务机构，即便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但并没有在决策过程中得到重用，导致宏观经济管理效能的发挥不充分。最大的信息用户是政府，政府同时也是最大的信息采集、生产和拥有者。政府信息机构采集到的经济信息的特点有客观性、宏观性、综合性、预测性等，能为各种职能部门、企业乃至全社会提供经济信息，它的职责就在于为宏观经济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服务，把经济信息定期公布给社会，从而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确保经济信息得到有效应用[4]。同时，经济信息服务机构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促进经济信息得到有效应用的另一个前提。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应深入改革，真正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尽量减少直接管理的微观经济部门，或直接撤销，发展社会监督、服务组织，分担政府的部分管理任务，从而提高效率，为经济信息服务机构的运行提供条件，最终有效应用经济信息。
（三）提高人员信息素质水平，优化信息整理工作
信息、物质和能源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如果对信息的开发和利用程度较低，那么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难以提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走进信息时代，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人员面临的要求就更高。对此，宏观经济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还要保持对经济信息的主动性、敏感性，熟练掌握经济信息知识；不仅要具备现代管理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还要掌握计算机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等，锻炼自己运用经济信息的技能，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素质水平，善于从无序的、零散的经济信息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为有效应用经济信息资源提供保障。当然，经济信息整理工作是应用的前提，需要宏观经济管理人员按照特定需求审核、重组、分类、编码、存储、更新收集到的经济信息，并建立信息检索系统，把孤立无序、凌乱分散的经济信息整理好，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提供方便。整理经济信息的目的在于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为检索经济信息奠定基础，使经济信息管理更加准确、及时、系统、经济、有效，使经济信息整理工作变得更加优化更加有条理，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