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
二、垂直一体化战略
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但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比较优势已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基础。要素，特别是资本、技术和高级人才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比较优势已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而利用比较优势的能力，则集中于不同国家具有国际能力等。这样，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市场力量，资源贫富、成本高低不再是竞争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国际贸易格局由公司间、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并因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三、研发国际化战略
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迅猛发展，使得许多新产品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前那样有一个生命周期，从而使原来用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国际贸易动态利益取代静态利益，成为国际贸易利益的主要衡量标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包括通过国际贸易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和吸收先进理念和制度等。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动态利益的地位上升，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着眼点。
1.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虽然存在相互促进关系，但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收益不能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如优质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
2.外汇增加额、原产国贸易额比进出口额更能反映国际贸易收益。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企业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计一算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
3.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追求。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本国企业，还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将大打折扣〔但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十分显著，如增加东道国就业和税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现代理念的普及和社会现代化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自主性减少，贸易保护政策效果下降，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网络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使得贸易保护政策实施环境发生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余地。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市场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跨国企业给予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会中断。因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单边保护越来越困难。
经济贸易方面的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贸易运营的问题及对策
一、市场经济贸易运营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一)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尚不完善，影响市场经济贸易水平。如今，我国的区域经济规划仍然不尽完善，经常出现不必要的问题，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贸易的运营水平。比如，不同类型层次的区域经济规划内容或交叉或冲突，使规划的制定未能具备针对性和确定性，使经济发展规划无法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也有一部分规划的内容过于关注政绩，反而背离了经济规划的作用，规划显然成为了抓牢政绩的一项手段。这些不良现象必然影响我国市场经济贸易水平，影响贸易运营效果。
(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尚不科学，仍需加以完善。目前，在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很多各种名目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而一般性的转移支付项目较少。出现这些落差的原因在于专项转移项目规模较大，涉及的资金支付也较大。因此，在市场经济贸易发展运营过程中，相关政策未能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支付机制，影响了经济贸易布局的有效调整。
(三)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不多，影响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往往会反作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然而，这种反作用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来完成来体现。我国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资金投入非常有限。究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形势尚未弄清，使公共服务能力处于低洼状态。一旦公共服务领域不景气，社会负担就会越大越多，对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也是一种隐形的挑战。
(四)地方保护主义明显，抑制市场经济贸易步伐。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最忌讳地方保护，然而，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地方保护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贸易的步伐，使市场经济贸易的方向有所偏离，使经济贸易的发展目标变得模糊，使地方的经济效益被放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缺乏了地方地域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不利于区域之间经济贸易的合作互惠。最终，地方经济贸易会长期处于关门过日子的状态，反而使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的脚步过于缓慢。
二、市场经济贸易实现有效运营的对策
(一)政府发挥好自身职能作用，大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一是各地政府部门应当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并对自身的权力有清醒的认知。一旦职责明确，权力运营妥当，就可以使自身的职能作用实现正常的发挥，以此来满足市场经济贸易的需求，使经济贸易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健康运营。二是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盘的考虑，而不应孤立地看待地方经济贸易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大力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使发展规划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理性科学。如此，规划内容才能以市场经济贸易发展为核心内容，摒弃那些不必要的政绩内容，使政府摆正自身位置和经济贸易发展规划的位置，为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减少麻烦。
(二)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实现经济贸易布局有效调整。市场经济贸易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转移支付项目，这些项目也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个环节。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项目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支付做到有据可依，使资金支付的来龙去脉都能确保真实客观。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也有利于杜绝违法乱纪犯罪现象，使经济贸易的发展格局更易于调整，使经济贸易资源达到优质配置整合。
(三)加大公共服务资金投入力度，为市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机遇。市场经济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密切相关。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更是经济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因此，公共服务能力是经济发展的自然流露。我国必须以社会保障的高度，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确保社会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社会负担会相应减少，也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贸易，为市场经济贸易的稳步运营提供机遇。
篇2
关键词：建筑工程;经济管理;问题;策略
引言
每个企业都以追求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建筑企业要得到更丰厚的利润，就要不断提高对工作经济管理的分析和研究。因为建筑工程具有涉及面广、工序复杂、影响因素多、工期长等特点，对工程经济的管理就更加困难、更加复杂。建筑经济管理需要施工企业遵守经济规律，包括评价与分析工程技术的原理与方法，以及建筑行业方法及主要任务。具体来说，其内容为经济管理招投标与工程合同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工程定额与预算管理、工程项目与监理管理、分析可行性与评价项目等。要根据建筑工程开展经济管理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制定出完善经济管理的策略和有效方式。
一、建筑工程行业经济管理现状与问题分析.
随着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筑工程业在维护经济秩序、提升经济、扩大就业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随着工程质量的提高和工程规模的扩大，为了符合市场发展需要，企业增加对经济管理的要求。但受陈旧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影响，部分建筑企业依旧运用老旧的经济管理方法，不但管理效率较差，还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影响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所以，对建筑工程企业的经济管理措施进行分析，能够妥善的解决建筑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出现的问题，对资源予以优化配置。下面从工程造价和成本控制两个环节分析存在的问题。
(一)建筑工程施工成本控制缺乏科学参考标准和依据
现在控制建筑工程成本的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控制施工成本没有必要的参考依据和标准。在控制成本方面，建筑工程企业一定要根据准确、详细的参考标准控制和调整企业的管理行为，进而增强其管理的质量与效率。但受建筑工程的施工环境、结构、规模等问题的影响，企业在出台控制成本的相关标准时，难以选择参考度较高的参考依据，对成本控制的效率和质量有直接影响。现在虽然大部分建筑企业已根据相关的经济管理要求制定出自己的目标成本，但在实践中却因为可行性较差而难以落实。此外，部分企业忽视目标成本制定的科学性及时效性，仅依赖经验制定目标成本，造成实际成本和目标成本间存在较大差异性，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第二、缺乏完善的奖惩机制。企业运营情况对其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具有较大影响。所以建筑企业一定要建立起完善的奖惩机制，以调动职工的创造性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以符合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进而确保管理活动的正常实施。但目前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建筑企业没有建立起完善、系统的奖惩制度，造成职工工作缺乏兴趣和热情，难以有效的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此外，部分企业缺乏合理的权责分配，难以全面激发职工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企业的工程质量。
(二)建筑工程管理不科学投资体系不健全
第一、投资缺乏较为准确的预算。在多年发展后，我国建筑业已构建起较为全面的投资预算机制。但随着不断出现变化的市场经济形势，企业需要面临更多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目前因为投资机制缺乏准确的预算，难以满足实际投资的需要。
第二、管理建筑经济管理方面缺乏科学性。当工程经济管理逐步发展，突显出管理所具有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运行中，企业要根据管理需要设计经济管理目标。而企业的管理能力造成管理效率低、造价管理缺乏科学性，而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
第三、建筑投资缺乏完善的体系。不完善的建筑体系让企业在经济管理过得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不但对浪费资源，还对建筑功能的使用情况具有较大影响，阻碍了经济利润的增长。
二、建筑工程行业经济管理的解决策略
(一)加强建筑工程进度控制 提高施工质量与成本管理
第一、对建筑工程的进程进行严格控制。控制工程进度是缩短工期、提高效率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措施，是企业关注的重要问题。所以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要求控制工程的进度，在确保工期正常交付的前提下，对施工质量进行控制，降低成本支出，进而体现出工程资金的最大效益。在控制工程进入时，企业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要制定科学完善的控制计划和科学的参照标准。若想全面完成建筑工程制定的进度控制任务，企业就一定要设计出科学详细的进度控制计划，对控制方向和控制内容予以明确，以确保建筑工程保持、保量、按期完成。其次要组建起高标准、严要求的管理队伍。建筑企业要培养素质较高的工程管理队伍，制定出严格、规范的奖惩方案。
第二、严格管理工程的成本与质量，建立起完善的保障机制，以便全面实现成本与施工质量相关的管理目标，企业要因势利导，体现出自身的资金优势与技术优势，运用目前资源建设完善的管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要主动借鉴和学习其他企业先进管理经验，规范保障机制和奖惩机制，划分各个部门的权利范围、明确部门责任，以达到地全部作业层面的有效控制和监督，进而实现奖惩有序。另外企业还要根据成本预算的具体要求，对目标成本进行及时的细化与分解，制定出每个阶段的管理计划。
(二)加强合同管理和成本控制体系的完善
第一、重视管理合同的工作。在建筑工程项目中，施工方尽管在形式上管理和控制着分包人和项目部，但以商业角度而言，其关系属于具有平等地位的合作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临时性和特定性。从其特点能够看出，经济活动中项目部具有明显的趋利性。趋利性就表明要对项目责任管理与企业发展制定出全面、规范的合同，运用合同对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并约束和管理施工方，让他在规定下根据应承担的义务进行建设施工。施工方在以合同为基础办事时，要对责任人、项目部履行合同的实际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
第二、建立起完善的工程管理系统。首先要建立起完善的投资预算，分析目前市场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出现的问题，在管理过程中提高预算的执行力，企业要针对本身特点设计目标，增强预算的科学性。
其次提高材料的管理。建筑工程在施工中，所有工作者都要根据施工任务单和限额领料单来领取建筑材料。因为管理和控制建筑材料对管理成本具有重要作用，施工单位一定要组织相关人员在材料进场地前对建材的质量与数量进行严格核对与检查，并核对各个工序实际耗材与领料情况，进而保证工程结算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在实际施工中，企业必须重视管理和控制质量成本，就是对成本以及故障成本进行控制。在建筑施工中出现质量事故，不但对工程成本具有影响，还会延长工程工期，导致浪费劳动力和物质资源。
结束语：
对建筑工作进行经济管理是企业生存并发展的根本，只有增强经济效益，企业规模才会不断的扩大。工程经济管理是要求比较高的一项工作，其对于建筑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加强建筑工程进度控制，提高施工质量与成本管理;加强合同管理和投资体系的完善，作好经济管理的具体工作，保障建筑企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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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尹三军.提高建筑工程行业经济管理策略分析[J].山西建筑.2014(05)
建筑经济方面的论文范文二：探讨建筑经济与管理
摘要：当前，我国的建筑行业迅猛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与此同时，建筑行业竞争不断激烈，建筑经济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建筑企业要想实现长久发展，必须要加强建筑经济的管理工作，有效利用企业资金，推动企业经济的良好有序发展。本文首先从宏观上论述建筑经济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作用，分析建筑经济管理的重要内涵以及目前国内建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以求改进管理水平，提高建筑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促进建筑经济的有效发展。
关键词：建筑经济;管理
引 言
建筑经济是指建设领域关于建设项目的经济方面的预测、决策、实施、分析以及评估等活动，其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推动以及建筑企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国内对于建筑经济的管理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制约了建筑经济作用的发挥，有关人员必须重视建筑经济的管理工作，对企业经济进行有效的管控，提高建筑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发挥建筑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1、建筑经济的意义
从建筑经济的性质上划分，可以分为公有建筑经济以及私营建筑经济。公有建筑经济主要是一些具有国有成分建筑企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推动力量是非常庞大的。私营建筑经济与公有建筑经济相对应，它是中国建筑经济在摸索中深化的结果，是国家实行允许集体和个人兴办建筑业政策的具体实施。目前，私营建筑经济已经成为整个建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力量，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并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工作。
私营建筑经济和公有制建筑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具有深化建筑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建筑总量中仍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建筑，仍然主导着建筑经济的发展，但很多国有建筑企业机制不灵活、包袱沉重、权责不清、效益低下等原因，已制约了公有建筑企业的发展。而私营经济的引入则有效地遏制这一现象，维持整个建筑经济的平衡。此外，私营建筑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建筑市场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总之，公有制建筑经济与私营建筑经济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这样才可以确保整体建筑经济市场的和谐。
2、建筑经济存在的问题
尽管建筑经济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且各建筑企业对于建筑经济管理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具体操作中，建筑经济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
2.1融资不足
建筑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在融资方面拥有着很大的难度，因为建筑行业具备资金投入特别大、工期特别长、生产的产品造价特别高的特点，在人们要求越来越高，同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建筑业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资金的问题又将困扰着企业，因此会再次向银行征求帮助，促使这个过程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在最近的几年，国家又对建筑的企业进行了调控的政策，使得融资变得比原来更加艰难，银行在此基础上也对企业的贷款提高了相应控制力度，使得建筑的资金更贴近黑暗的边缘。
2.2预付合同制造成资金严重短缺
在现在的一些建筑企业中，为避免银行的贷款问题，实施了预付款的形式。就是在施工的工程中，从施工前开始预付一直到竣工结束后，项目的投资估算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总体的价，有时，在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很可能有超过总造价一半的情况发生，这么庞大的预付金额使得建筑的企业拥有太大的压力。
2.3盲目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迅速，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规模下，已经达不到新时展的脚步了，所以在固定资产的投资建设基础下，就要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能跟随其行进速度。因此，如果企业自身的经济状况出现了特别大的危机时，盲目的实现大规模建设流程，不去按照施工前的计划流程进行施工，到最后就会使得资金的困境急剧扩大。
2.4资金调控力度不够
在我国，绝大地区的建筑企业，都是在施工的环节中采取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对于资金一般情况下不会进行完整的使用计划，以及合理的安排，导致资金不能有效地周转，生成了消极的影响，这样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不能在第一时间进行回收，严重地影响了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负责资金管理的工作人员，素质相对较低，专业的技能也具备得很少，对于资金没有优化配置的意识，并且不能够合理地使用，从而造成了资金严重浪费的后果。
3、加强经济管理，完善建筑经济
建筑经济管理是指建筑企业为了实现降低建筑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各项经济管理活动的总称。由于建筑经济管理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施工成本，解决企业资金问题，最终实现工程利益最大化。因此，建筑经济管理工作主要是对施工成本进行控制。另外，由于建筑工程往往是长期的、是复杂的且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在建筑经济管理中，应该遵循以下几项原则：要对全过程实施成本的控制;要对全体员工实施成本的控制;要让开源节流相统一;要对于成本目标的风险实施分担的举措。
3.1加强经济管理的内容控制
建筑经济管理活动应当与建筑工程相结合，做好经济管理的内容控制工作，其中主要是指成本的内容控制工作。其是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要对于施工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和检查的过程，要在施工成本上全面地进行控制，并且制定科学又全面的资金管理和控制体系，让企业能够在正确的体系下，合理地进行成本控制以及管理。想要使得施工全过程协调控制，就要注重各个分环节的进度进行合理的安排，施工的质量和工程的成本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施工的成本控制体现在了几个方面，分别为成本、质量和进度。让质量得到提高，才能够让返修的情况极少发生，对于资金的费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在施工的进度上，要以计划工期为基础，按计划完成或者提前完成，使得成本降低，资金减少。所以，要制定合理并且科学的控制计划，让利润最大化得到保障 3.2完善经济管理机制
应该合理地计划其资金的多少，要以企业本身的特点进行分析，在建筑施工全过程中用货币计算的形式体现其资金消耗的程度。在施工的全过程中，影响资金的成本包括人工的直接费用、施工的材料、施工的设备等等很多方面的使用费用和直接的费用。只有对资金做出最大的经济利益，才能够将经济管理资金建设完成其时效性。
3.3做好全过程建筑经济管理工作
建筑经济管理离不开建筑工程的实施，有关企业必须要依据建筑工程的开展情况，实施全过程经济管理模式。首先，做好施工前的计划。要在施工之前的阶段进行计划性的合理方案，让对于施工前的合同进行签订和审查程序，让规划能够详细地制定。其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施工的工具以及顺序合理地制定方案，为了追求完美，应该在每个环节中都制定不同的方案，通过相关部门的探讨制定出最终的方案开始施工。其二要进行公开的招标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其公平公正，分包商和施工的负责人要进行详细的分析，最后确定最优质的方案。其三在施工时具备的所有情况都应该有一个系统的规划，每年、每个季度、每个月、每个环节都要具备完善的施工方案，估算预期能够得到的经济效益，以预期的估算为目标，避免资金浪费的情况频繁发生。
其次，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根据施工前计划好的预期方案，进行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要对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成本的预算来进行，这样就可以使得资金的使用量能够有效地减少。在施工的过程中应该分步做到：把资金尽量集中起来管理，从而加强建筑施工的进度。在施工过程中，对于使用的材料和设备都要层层把关，杜绝浪费的发生。在施工人员上加大素质培养，让成本控制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施工的现场要重点的管理，让安全隐患减少，同时控制住了项目成本的风险。此外，在施工的过程中，要随机根据不同的案例进行各种不同程度的预防，让完善的策略应对突如其来的风险，力求让风险呈现最低的形态。
3.4加强队伍建设工作
目前建筑经济领域人才缺乏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可通过下列途径来缓解人才不足。第一，成立建筑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队伍，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第二，与科研单位、高校、咨询机构密切合作，发挥专家的智囊作用;第三，加快人才培养，应在高校相应本科或研究生专业中增设建筑经济专业方向，培养专业研究人员，以解决后备人才的不足;第四，举办短训班或专题讲座，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
4、结束语
从宏观上分析，目前我国的建筑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私营建筑经济与国有建筑经济相互配合共同促进我国建筑业的发展，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使得建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是微观上来看，建筑经济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做好经济管理工作，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实现建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篇3
一、引言
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据联合国最新报告表示，中国将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形成了地区间、群体间、个人间的不均衡，以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同时，由于现有权利、制度、结构的不合理，使得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权利享有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群体的概念便产生了。2002年3月, 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采用了“弱势群体”一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经济高速发展, 然而,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 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以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为界限, 可以把改革开放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 国民是在共同贫穷基础上低水平地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程度不大， 绝大多数民众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贫富差距还不是很大。1992 年之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毕业论文提纲，市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大, 竞争日趋激烈, 贫富差距开始加速扩大, 社会阶层分化明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财富积累的速度越来越快, 致富手段呈现出多元化。但有的阶层、群体从改革开放中受益很少,甚至利益受损, 有悖于帕累托改进。在我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批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性,为改革开放承担的成本大于受益。于是, 以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弱势群体初具规模。据分析,我国的弱势群体规模在1. 4亿至1.8亿之间,约占总人口的11%至14% 。
我国政府高度关注弱势群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扶助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如推广低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化养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医疗改革、免费义务教育等，这些惠民政策对我国弱势群体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权利结构、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大大地削弱了我国弱势群体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研究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评估其实施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弱势群体概论
2002 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对弱势群体给与特殊的就业援助”，“弱势群体”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虽然出现得较晚,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早就开始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按照国际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权利和机会的缺乏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讲，弱势群体应包括生活贫困者、失业者、农民、农民工、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主要表现为社会权力的匮乏，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总的来说，弱势群体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贫困性龙源期刊。朱力认为弱势群体的贫困具有以下综合特征: (1) 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左右，处于社会低层。(2) 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 %～100 % ,入不敷出。(3) 生活质量较低，用廉价商品、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并有失学等后果。(4) 除经济生活压力大之外，心理压力也比一般人大，没有职业安全感，经济收入不稳定或过低，常有衣食之忧，对前途悲观。(5) 由于能力、素质较差，或生理高峰期已过，缺乏一技之长等自身制约因素，能改变目前状况的机遇也较少，致富较为困难。(6) 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永久 。
2.脆弱性。由于经济生活的贫困，弱势群体无力或很难接受高层次的教育毕业论文提纲，他们的知识结构单一，专业技能低下，所拥有的最大资本就是体力劳动。这导致弱势群体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低，工作不稳定，应变能力不强，一旦发生突发事故，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这导致了他们承受力很差，心理上处于高度敏感状态。
3.边缘化。弱势群体由于经济的贫困几乎没有可利用的稀缺资源或特殊等价物参与到广泛的社会交换中，去换取自我发展的资源和机会，这也是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直接原因。与我国强势群体所拥有的政治参与感与政治影响力不同，由于弱势群体游离在社会权利中心之外，较少参入政治活动，加之社会身份的限制，他们无力掌握社会组织资源，因而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
4.低层次性。陈成文认为，低层次性是社会弱者的本质特征。任何社会弱者，都内在地、必然地具有低层次性。经济上没有高收入，政治上没有话语权，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状态，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就决定了弱势群体将被排斥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之外。他们的很多要求、主张都难以实现，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他们一般处于最底层。
弱势群体的存在是一种社会消极现象, 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具体来说,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损害了社会正义。对于弱势群体权利的损害和剥夺无疑违背了社会正义。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表明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 并已成为妨碍社会公平实现的重大障碍, 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弱势群体的困境表明他们在代表社会公正的诸如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权利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市场经济总是倾向于优胜劣汰、两极分化，会产生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国家应当维护公平公正，扶持利益受损的群体。
2．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要求政治主体的广泛参与，而处于生活窘迫状态中的弱势群体，面对的是自身的生存危机，无暇顾及高层面的需求。他们不关心国家的政治建设与法制进程毕业论文提纲，缺乏社会责任心，游离于社会规范的影响范围之外。存在于弱势群体之中的大量越轨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影响到社会稳定。由于弱势境遇给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种种阻力，使他们表现出越轨行为的易发性。市场经济利益诱惑和贫富悬殊的内心失衡，以及急于摆脱贫困的渴望等因素，将导致弱势群体中存在着企图通过违法或犯罪手段谋取钱财，像贩毒、制假、盗抢、绑架勒索、卖淫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
3．日益严重的弱势群体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他们能力低下，素质降低，专业知识缺乏，很难对经济做出大的贡献，反而，弱势群体的存在, 一方面使大量的劳动力闲置, 另一方面使在职劳动者负担加重, 这样势必会挫伤在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削弱社会发展活力, 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国家每年需要通过转移性支付对弱势群体的特殊救助方面拨付大量资金，使政府在购买性支出方面的资金相对减少，从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弱势群体的大规模产生或收入差距扩大，必然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经济萎缩，影响经济发展。
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就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帮助弱势群体，从一定时期的国情和国力出发，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所制定和实行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近年来，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扶助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如推广低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化养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医疗改革、免费义务教育等。这些扶助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制度、权利、结构等原因，这些经济政策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最大化，有效性被削弱了。
三、影响弱势群体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因素
影响弱势群体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制度因素，影响弱势群体经济政策有效性深层原因是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包括户籍制度、信访制度、司法制度、人大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慈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一）户籍制度。我国早在1954 年宪法第90 条第2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没有成为受到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相反毕业论文提纲，我国的户籍制度却一直采取限制措施，户籍管理不仅要进行户口登记，还有很大的迁徙审批权，如户口迁徙准入制度和城乡间农转非户口审批制度。1958 年1 月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使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条例明确规定：没有城市公安部门批准，农民不得将户口迁往城市；只有少数特殊情况才有资格申请将农业户口转为城市非农户口并迁入城市。因此，户籍制度演变成了身份等级制度，是影响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经济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在户籍制度下，一些经济政策首先会考虑到城市居民，而忽略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龙源期刊。例如，当猪肉价格上涨时，国家会对领取城市低保的人们进行补贴，而没有对农民进行补贴。对城市下岗职工有一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根本就没有这种福利。在层层审批、严格把关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流动极端凝滞，经济政策有效性大打折扣。
（二）社会保障制度。1951 年2 月政务院发布《劳动保险条例》，明确而又详细规定：社会保障及福利与城市户口直接挂钩。城市职工和居民被看作是“国家的人”，享有各种劳动福利待遇，干部更是享有特殊利益，而同时广大的农村人口几乎被排斥在制度之外。时至今日，欠发达区域农村弱势群体依然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范围之内，无法享用幼儿园、敬老院、康复疗养中心等福利设施，无法享用住房、医疗、交通等公共补贴。福利性收入低是造成农村弱势群体经济政策有效性降低的又一原因。
（三）财税制度。具体表现为：1. 城乡分割的投资分配制度，使得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村弱势群体失去提高收入的物质基础。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格局影响，国家在教育、电力、卫生、交通、水利等方面城乡区别对待，并且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农村公共建设支出不列入公共财政支出之列毕业论文提纲，由农民自我积累解决。国家在制定对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时，更多的转向了城市的弱势群体，对农村的弱势群体来说是很不公平的。2. 虽然从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但是导致县、乡收入减少，县、乡政府只能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甚至一些县乡在国家向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层层截留，对上级政策进行封锁拦截，将专款挪作他用。3. 乡镇机构庞杂，人浮于事，在财政压力下需要“收费养人”，可能会降低农村地区弱势群体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四、从制度方面提高弱势群体经济政策有效性
要进行深层次的制度创新，落实宪法精神, 完善法律体系, 逐步消除各种歧视性社会制度、法律与政策, 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从根本上消除影响弱势群体的制度障碍，为经济政策的实施与执行扫清障碍。具体说来：1.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弱势群体根本利益。一方面,要以宪法为依据,尽快制定弱势群体利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有法可依,要明确规定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根本性原则,正确界定弱势群体的范围,规定适用于所有弱势群体的一般制度,分别制定适用不同弱势主体保护的特别法；另一方面,司法行政机关应依法切实履行其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职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2.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政策和城市倾斜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提高弱势群体收入创造必要条件。（1）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摘要手段。加强教育保障机制,能够实现在为弱势群体“输血”的同时,让弱势群体产生“造血”的机能。应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充高等教育资源,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达到普及高等教育的程度。加强教育收费方面的管理与保障，保证公平的无差别教育，取消择校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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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海燕.试析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弱势群体[J]. 继续教育研究，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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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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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43)过去一年的成绩(26)下一年的任务(17)过去一年的成绩(26)学科建设（5）教学(8)科研(4)学术交流(4)其他(5)学科建设（5）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1.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4.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教学(8)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XX级博士生26人、XX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科研(4)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发表论文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学术交流(4)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其他(5)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下一年的工作(17)学科建设（6）教学（2）科研（4）学术交流（2）其他（3）学科建设（6）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教学（2）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科研（4）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学术交流（2）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其他（3）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考虑引进年龄在30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1－2名正在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争取早日毕业，并晋升高一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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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43)过去一年的成绩(26)下一年的任务(17)过去一年的成绩(26)学科建设（5）教学(8)科研(4)学术交流(4)其他(5)学科建设（5）在张培刚教授带领下，整合经济学院资源,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果：1.成功申报并取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成功申报并取得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3.西方经济学研究生教育连续第二次被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评”为全国第一4.与国贸系共同申报并取得世界经济硕士学位授予权5.与其他院系一起,组织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教学(8)承担了本专科、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和指导任务,教授、副教授、讲师的工作量都达到或超过规定要求,承担本科生教学的教师，评分都在75分以上，多数在80分以上（宋德勇、姚遂在组织安排本专科各环节教学工作方面，成绩突出）张卫东、徐长生分别讲授高级微观、宏观经济学（硕士生）和微观、宏观经济学文献选读（博士生），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为提高经济学院的教学水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丁际刚获得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硕士生王皓获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西方经济学1999级博士生3人、20__级博士生26人、20__级博士生2人（共31）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21人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网络研究生104人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费剑平在组织研究生各环节教学工作和科研管理工作方面，成绩突出）罗传建、张玉英指导的本科生论文获校优秀论文奖张玉英获教学质量二等奖方齐云获研究生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科研(4)科研工作取得较大成果：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一项、出版著作3部、科研经费9.4万元：徐长生获湖北省第三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张卫东出版微观经济学教材、彭代彦出版专著一部、费剑平出版译著一部张培刚教授获校文科基金重点资助1万元、获湖北省社科基金资助0.7万元、徐长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5.2万元、彭代彦副教授获校文科基金资助0.5万元、罗传建获横向课题经费2万元近60篇，其中权威期刊论文1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英文论文2篇，其他期刊和会议论文20余篇。其中，彭代彦、费剑平在发表权威期刊论文方面成绩突出学术交流(4)组织了2次学术研讨会，张卫东、彭代彦交流了研究成果；在校庆50周年学术报告中，徐长生、张卫东、宋德勇、汪小勤交流了研究成果徐长生访问美国哈佛大学归来宋德勇圆满完成在日本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彭代彦、汪小勤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徐长生、汪小勤参加了中国经济学年会；张培刚教授带领5人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提交会议论文5篇;此外,还参加其他各种学术会议8人次其他(5)张玉英、费剑平、姚遂获得博士学位，师资队伍的博士化程度达到70％汪小勤、宋德勇晋升博士生导师、罗传健晋升副教授姚遂获三育人标兵称号、方齐云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学院反映良好,吴大庆在组织经济系元旦文娱活动方面作出了贡献组织生活和政治学习制度化,取得良好效果（张玉英在支部书记工作中成绩突出）下一年的工作(17)学科建设（6）教学（2）科研（4）学术交流（2）其他（3）学科建设（6）积极参与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工作,继续努力争取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积极准备申报世界经济和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积极准备申报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硕士点积极做好西方经济学湖北省重点学科的建设工作,积极准备申报西方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做好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次招生工作积极准备创办发展经济学研究杂志,进一步扩大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国内的影响教学（2）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准备建设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形成优质的西方经济学专业三级课程体系科研（4）完成张培刚教授申报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农业及农村经济、制度与产权经济学、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形成特色，争取获得重要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和其他各类课题,力争多获立项,争取在课题和科研经费方面有所突破积极发表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成果获奖学术交流（2）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特别是鼓励参加中国经济学年会、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年会、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类国际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扩大学术影响进一步办好双周学术研讨会，争取取得较大成果其他（3）启动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的对外运作，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学术影响考虑引进年龄在30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教师1－2名正在 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教师,争取早日毕业，并晋升高一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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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 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 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and 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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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进。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次决策和实施》瑏瑧;王梦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瑏瑨;陈光林、刘凤歧同名著作《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瑏瑩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逐渐向总体研究过渡，由单纯经济理论层面研究向史论结合深入研究过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两年。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6月，《陈云文选》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这部《年谱》除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以外，还使研究者能够全面连续地把握陈云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脉络，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过《文选》掌握陈云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年谱》的出版把陈云研究，包括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波《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①;朱佳木:《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③;李沛贤《学习陈云“国力论”的发展思想》④;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⑤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在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在专题研究和总体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般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至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研究发展观和发展思想的热潮，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这个契机。有学者开始把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从他的经济思想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如舒毅彪《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新论》⑥;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⑦等。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陈云经济思想原有的体系中研究陈云的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蕴含丰富科学发展观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轲《试论陈云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⑨等。2005年适逢陈云百周年诞辰纪念，《陈云文集》1～3卷和《陈云传》上、下卷同时出版。《陈云文集》收录的是《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陈云传》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的翔实的信史。乘这几股东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2005年一年出版的论著就有近20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论著近10部，论文100多篇，如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瑏瑠;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瑏瑡;周太和《陈云与新中国基本建设》瑏瑢;有林《陈云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瑏瑣;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瑏瑤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学术论文:张卓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义》瑏瑥;靳辉明《陈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论陈云的社会发展观》瑏瑨等;专著:金邦秋《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①;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包涵发展思想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没有在实质上从经济思想中提炼出陈云的发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问题综述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什么是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和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是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关于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只有两篇③，其中也都没有直接定义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学者较多的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④;第二，经济发展必须和资源环境相协调⑤;第三，经济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搞好综合平衡，注意内部协调发展⑥;第四，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⑦。此外，还有学者论及: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⑧;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根本出发点⑨;经济发展的速度要适度瑏瑠;利用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瑏瑡等。赵士刚在论及“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时，特别提出，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发展方面，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力求从经济发展的动态着眼，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手段。瑏瑢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很多学者从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角度，阐述了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瑏瑣，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①。程恩福、程言君认为，陈云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陈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思想的萌芽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陈云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陈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陈云的统筹兼顾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②有学者把陈云经济发展观的特征概括为: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高效。③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王家云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陈云发展观中的十大关系，即强国与富民、先富与共富、计划与市场、国营与私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与重点、中央与地方、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速度与效益及改革发展与稳定，提出学习领会陈云发展观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关于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
高度重视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一直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即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有学者提出，陈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坚持从国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思想。⑦有学者认为，一切从国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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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学科，具体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但却是从属于经济学的一门学科，教育经济学具体研究教育的功能以及其为经济带来的收益。本文将在论述现阶段教育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供具体解决策略。
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各国现阶段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成果都主要体现在理论体系上，具体表现为不同理论在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比较而言，我国与西方各国教育经济学的不同理论所占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本文将从教育经济学国内外的理论体系以及侧重点方面明确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首先是教育方面，教师的教学成效与教师的数量上，西方在这两点上的研究力度要低于我国，在关于人员运用方面西方各国呈现的是持平的局面，其他方面的理论上研究要高于我国，这就是教育经济学现阶段理论体系现状的最大特点。在西方，基于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上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的最高研究标准是明确教育与经济的具体关系以及教育的长远发展，并且要求教育要对经济发展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而在我国，无论是投入力度、教学效果要求、人力资本理论的依赖程度的研究比重都要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相反的我国将教育经济学的重点放在了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上，于此同时更加注重的是教育的具体费用以及开支和教育的具体发展空间，这些方面的侧重点都远远的高于了国际水平。国际与国内的理论体系构成和侧重点表明了教育经济学方面，西方国家注重于资金投入与产出效果，而我国更注重教育为国民经济带来的意义。
总之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
三、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具体解决策略
每一门学科在研究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弊端和盲点，需要不断地加以完善和补充，并通过行之有效的策略进行细化的改善，教育经济学也不例外。本部分笔者将简单介绍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四点问题，并给与明确的策略分析。
首先，存在于教育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并且没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哪一个研究领域，都需要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要根据已有逻辑进行不断的理论延伸以及拓展，最终确定一个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点的解决策略是要求教育经济学能够重新自身定位，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具体考虑，寻找一个合理的逻辑起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都是人力资本理论，但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涉及知识面的广泛，单一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难以满足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求，这是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又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策略就是要求拓展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原本理论基础单一的基础上再加入例如管理、统计、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元素，使教育经济学学科内容更丰富，涉及内容更全面，最终达到使教育经济学不断完善和成熟并且能够更多元化的目的。
上文中强调了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两个具体问题，教育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明确以至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过于单一，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教育经济学来说是基础性的，那么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够广这一问题就是核心性的。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出发，本着完善本学科发展本学科的目的不断夯实学科。但是现阶段很多国家在进行教育经济学科研究的过程中，过多地注重宏观方面而忽视了微观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在发展中借鉴的相关理论不成熟的问题。这就要求在发展教育经济学的过程中要在从宏观角度出发的基础上完善微观上的问题，具体说就是注重细节上的处理，无论是教学方式、学校教育、班级管理方面都要加大力度；另外还要求教育经济学借鉴更多领域的成熟经验，合理发展和进步。
教育经济学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存在于概念体系方面，无论是概念的具体定义还是概念的界定，都存在着比较大的不明确之初，另外教育经济学在经济和教育的逻辑关系上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要求教育经济学要将学科自身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赋予明确的定义，并且界定清楚，避免混淆。尤其是教育和经济的逻辑关系方面，要进行严密地分析并赋予结构上的层次明确。
总体而言，教育经济学现阶段需要采取的发展策略是：明确逻辑起点、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领域和完善概念体系。
四、结束语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国内外都较为重视的研究经济与教育的学科，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本文明确了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是：西方国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更侧重于教育的长远发展和教育对经济的具体意义；我国则是强调国家领导对教育的权威作用以及教育和经济的具体关系，并且提供了解决教育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策略。希望通过本文能够使更多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明确教育经济学，认清现状明确盲点，并积极采用文中提供的策略，完善教育经济学。
参考文献
[l]张晓泳.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差异的调查思考[J].四川心理科学，l998（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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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57-009
引言
经济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如今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41年赫斯科维茨（Herakovits）最先提出了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并于1948年出版了专著《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卡尔・波拉尼的两篇论文――《作为制度过程的经济》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的发表所引发的“形式――实体”论战使得经济人类学上升为一个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1981年美国经济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Economic Anthropology，SEA）的建立则正式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的诞生。可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进展一直缺乏关注，直到1982年，蔡振扬翻译了达尔顿和盖克的《经济人类学的展望》一文，经济人类学的概念才正式进入中国学术研究的视野。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两本专著，标志着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这一点也可以从图1看出（图中的论文来源为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库，检索条件是以“经济人类学”为标题进行精确匹配）。此后，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在研究的理论探索和案例调查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而且如今正处于第二个研究高潮的快速上升阶段（图1）。然而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理论介绍，可是关于国内的研究进展却没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从而无法在对比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差异。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概括，并结合国际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前沿，剖析国内外研究之间的差异，展望国内研究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如果把用人类学方法剖析经济问题全部纳入经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话，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无疑开创了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之先河。但结合经济人类学定义与内涵的演进历程分析，施正一先生的《民族经济学导论》和《民族经济学教程》似乎才算真正意义上国内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开山之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人类学在国内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新出版的人类学教科书中，经济人类学都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庄孔韶的《人类学通论》（2003）、朱炳祥的《社会人类学》（2004）、孙秋云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4）、田兆元的《文化人类学教程》（2006），周大鸣的《人类学导论》（2007）等，在章节安排上都将经济人类学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一）相关著作出版与学科定位
一门学科的理论集大成之标志离不开专著的出版，中国经济人类学的蓬勃发展也同样以21世纪初期两本最重要的专著为标志和载体。2001年和2002年，陈庆德和施琳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专著，极大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扩散，而且在后者的专著出版之初，杜倩萍对该书做了简评，发表于民族学权威刊物《民族研究》上。同时，两本专著的出版也标志着以云南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为首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团队的确立，两所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经济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使得经济人类学越来越为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认识和认可。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将经济人类学作为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考察，中国台湾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也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机构和研究人员的体系，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黄应贵、陈文德和新竹清华大学马腾岳先生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应贵先生不仅在台湾讲授经’济人类学的课程，而且也在大陆做过多场学术讲座，并在其著作《反景入深林――人类学的观照、理论与实践》中安排两章（第九和第十章）的篇幅专门探讨经济人类学议题。
（二）国外著述翻译与理论引介
学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前沿研究的成果翻译和理论引介，随着国内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和扩散，翻译国外经济人类学的著述和介绍国外的一些相关理论也成为推动理论传播的一种重要前提和手段。著述翻译方面，以王名等人翻译粟本慎一郎的《经济人类学》影响较大，也是迄今国内最为全面介绍国外经济人类学理论的译著。其他的译著散见于一些期刊上，如何培忠所译高野平次耶的《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王庆仁翻译哈罗德・施奈德的《经济发展与人类学》、胡琰翻译斯图尔特・普拉特纳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地方性艺术市场――经济人类学个案研究》等。而且很多是对经济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通俗介绍，如田广翻译小艾伦德的《经济人类学》、韦兰春翻译西摩-史密斯的《经济人类学》、姚继德和杜杉杉翻译格雷戈里的《礼物与商品》等。也有个别针对特定研究的翻译，如黄娟和胡琰翻译朱迪思・马蒂的《工业化初期墨西哥地方市政府决策之经济人类学研究》。随着翻译作品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如李亚娟和戴庆中对粟本慎一郎《经济人类学》的评介。
国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要较论著翻译做得好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施琳和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施琳从本世纪伊始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论文，重点介绍了美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源起、理论演进和研究发展，如《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论美国经济人类学的诞生与早期发展》、《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新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探索――斯图尔特・普莱特纳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剖析》、《建立广义的实在主义经济人类学――乔治・多尔顿经济人类学学术思想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美国经济人类学与中国民族经济学之比较》、《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等。陈庆德阐明了经济人类学实体论派的代表人物和理论队伍、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理论分析模式的演化特征、形式分析在经济人类学场域中的运用与演化等。其他一些学者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引介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如郑海燕简要回顾了国外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情况，并从研究领域的扩大、理论的综合作用、研究方法的灵活多样性以及应用性的增强几方面介绍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趋势；王祖望探讨了经济人类学与波拉尼学派的关系；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与演化做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经济人类学和民族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李富强对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理论、特点与功用进行了简要评述；许婧介绍了西方经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对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演进进行了阶段划分。
二、针对中国情境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进展
经济人类学是一门“情境性”很强的学科。中国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性也非常显著，具有天然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资源禀赋，而且也需要借助经济人类学的理论阐释许多社会问题并提供问题解决的理论参考借鉴，于是国内开展了大量针对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社会交换、劳动力要素、民族经济发展、其他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
（一）社会交换
交换一直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因此社会交换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经济人类学的焦点研究领域。陈庆德和潘春梅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和民族社会在交换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不同的交换模式与具体的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或文化背景关联为一体，从而为经济人类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拓展研究视域的基点；马冬梅和梁勇通过对一个村落的经济人类学个案考察，论证了“乜贴”的流动具有类似于经济人类学中礼物的流动特点；郑宇和谭本玲分析了箐口村丧礼中的经济消耗、丧礼礼物的赠予和分配等过程后证实，哈尼族丧礼的根本要义，就在于通过经济的消耗，来实现当地基于亲属与非亲属区分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钊朱健刚和羡晓曼则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现象。
（二）劳动力要素
从经济人类学视角剖析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劳动力要素也是国内经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其中以马炜和麻勇恒的研究较为典型。马炜认为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本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的人，因其所拥有的知识能够在这一特定的文化中被资本化运用而使这些知识成为了资本，从而使自身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拥有者，表明人力资本是一个需要放置在民族文化中才能理解的问题；麻勇恒指出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导致山地农耕生产、家庭养殖所需劳力难以保证，从而间接地撕裂了养殖与山地农耕生产的逻辑耦合，联动地产生了粮食生产下降、养殖业萎缩、粮肉价格普遍上涨，以及土壤结构畸变、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非预期后果。
（三）民族经济发展
经济人类学是探讨与日常生活和生计直接相关的人性问题部分规律的学科，而生计又是经济人类学的核心研究对象――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涵，因此，关注民族经济发展也自然成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魏乐平通过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生计模式的研究，证明生计是人类与自然交换能量，维持与社会变迁同步的生存手段，生计是人类适应环境结果，也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张晓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文化商品化问题，指出旅游活动中的“舞台真实”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对传统文化的神圣仪式等必将产生消解作用，但也带来了文化创新和整合的机会；马岚从Stephen Gudeman经济人类学视角分析民族旅游问题，并借鉴该书中的两个案例为民族旅游发展提供新的思路；迟骏剖析了屯堡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用极大化走向，指出理想的方向是文化的主体与旅游公司的一体化；罗康隆和曾宪军指出在民族经济活动中，经济是与其他种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来的，要准确地评估不同类型和不同样式的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利弊得失就必须综合、系统分析；黄海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对贵州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进行了反思。
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影响是经济人类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趋势也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陈庆德从宏观层面探讨了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模式；而王俊敏则倾向于微观的考察，从生态――经济人类学的视角来考量鄂伦春族经济类型、生产关系的变迁及其效应问题，描述了鄂伦春族从游居到定居、从散居到聚居、再到城镇化的演变过程，重新审视鄂伦春族的狩猎经济，探讨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问题。房艳丽和刘文江从人文的角度分别就人口素质、资源的流动以及市场经济基本面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在目前西部经济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三个问题。2011年在云南大学举行的“经济人类学与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国外学者（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Stephane Gros和波兰波兹南经济大学Katarzyna Nawrot）也对中国民族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研究热情，与会的台湾学者陈文德和马腾岳，大陆学者徐黎丽、高志英、郑宇通、吕俊彪、李忠斌和张英也分别从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关系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结构发展、民族旅游开发和旅游城镇化道路选择等角度展现了民族经济研究中经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
（四）其他问题
21世纪初，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延伸到了诸如现代化、精神分析和民族品牌等方面，经济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同样受到国内研究的关注。陈庆德无疑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引导者和实践者，他从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出发，反思了现代化进程的得与失、精神分析方法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商品价值的文化内涵、货币的符号涵义、农业社会和农民经济的发展演变等多个范畴。其他研究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迎合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导向变革，如冶荣夏通过伊佳企业个案对撒拉族民族品牌的民族志式研究、付广华和李叶青关于中国古代朝贡关系对经济人类学独特价值的探讨、钱国芳对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之间关系的剖析、谭宏对中华传统品牌的经济人类学解读、孙信茹对广告的经济人类学分析、叶辉以华江瑶族毛竹资源开发为个案对资源开发如何嵌合在社会制度中的探讨、杜成材对潘寨与黄岗两寨传统制度与乡村管理的透视、叶建芳以三宝坪“瑶族状元村”为个案对民族教育问题的考察等。
三、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与相关学科相比，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年轻有朝气的学科，它应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虽然经济人类学进入中国学术研究视野的时间不长，可是它已经深深扎根中国学术研究的沃土里，并且开花结果，在理论深化和实践应用上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体系，在研究理论的本土化和情境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可是就世界范围内的趋势而言，经济人类学，甚至其母体学科――人类学都面临诸多挑战。过去3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出现了去核心化趋势，如今国外许多大学甚至都没有将经济人类学、亲属制度和生态人类学列入教学大纲。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仍然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研究的焦点基本上还没有超越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理论的原创贡献更是缺乏，在国际上也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人类学研究条件和资源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实现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繁荣有待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
（一）研究视域的拓展
如今，经济人类学已经成为一门研究广义人类社会行为的基础与动因的学问，它的理论方法是多元的、开放的，经济人类学进一步发展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封闭自己的研究领域，永不拒绝新的理论工具和方法的运用。早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主要涵盖相对狭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原始经济范畴，而且这种观点一直在延续。Stephen Gudeman把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界定在生产、交换、交换圈、市场和消费等领域；Susana Narotzk同样认为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包括生产、分配、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受到Paul Durrenberger的严厉批评。跳出狭义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视域，在更广阔、更具现实意义的范围内解释社会实践并提供理论借鉴是当代经济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2000年的经济人类学大会首次围绕“性别问题”展开讨论；2001～2004年，SEA又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劳动力、贵重物品、商品、财富与金钱、人口流动与经济，以及“快餐与慢餐：食物与食物体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学术会议；2007年召开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年会也重点讨论了“当代人类学的经济议题”，而且探讨的主题也不仅仅局限在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史等传统议题上，相当一部分论文涉及到特殊类型的供应和交易链范畴。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如Hart对非正式经济的经典研究在变革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好的深入探索价值；Chabal&Daloz有争议的作品，《Africa Works：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ation of Disorder》也凸显了研究导向从对秩序社会的功能主义探索到对失序现象的实用主义探讨转变的必要性；Tama Diana Wilson用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开创了边疆问题研究；Janet Roitman应用经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喀麦隆北部地区、尼日尼亚东北地区、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区域的非正式经济活动，认为这些违法的、阴暗的经济活动在日渐活跃，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都是无序的，它们同样有着自己的行动规律和准则，而且这些规律和准则都是嵌入在中部非洲社会内并且有着严密规定的行动逻辑。相对而言，国内对这一转变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如施琳呼吁中国学者应加强关于经济人类学学科视角与方法论的探索，积极开展新型边疆民族志的调查研究；陈庆德虽然认同经济人类学有别于主流经济学经济的观点，但他也认为人类学研究可以拓展到历史、现实、生态等不同层面；许婧虽然认同交换、货币、消费和私有化一直是经济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观点，可是她对经济人类学研究历程的分段也指出，1980年至今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类学，注重货币、市场与物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视域依然尚未在整体上超越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
（二）研究层面的融合
关于经济人类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经济人类学研究适用层面的不同结论。赫兹克维茨认为美国经济人类学主要是“关于原始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的一门学问，只是后来在许多有一定地位的人反对书中将他们与土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才将《原始经济》第二版改名为《经济人类学》；《人类学词典》的解释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在跨文化比较下的生产、分配、交换问题，对特殊经济体系的民族志记述，前资本主义或混合型经济体的构成，分析在小型社区或农民社区中的民族经济、多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冲突”。似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只适合微观层面特定群体的经济活动规律，然而《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的同名条目的解释则称其为“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的文化人类学分支”，从而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和层面延伸到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各个层面。比较来说，倡导在更加宏观层面开展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得到了更多支持。Prattis认为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整合需要同时拒绝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研究局限，应该采取新的问题导向的方法开展研究；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人类学家不应立足于国家或地区这些较小的、不全面的分析单位，而应从整个世界体视域扩展应对来自宏观“世界视角”的挑战；形式主义流派的学者们主张系统地、全面地在经济人类学研究中引入成熟而规范的经济分析方法。
除了理论的争辩以外，国外已经在实践中将经济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扩大至宏观层面。BenedicteBrgger以Wilk&Cliggett的三个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理性、社会和文化）为基础，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挪威国家创新体系（NIH）中的专业化交易问题。理查德・罗宾斯的《全球问题和资本主义文化》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了一系列重要的宏观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粮食问题、人口增长、消费、种族冲突以及不平等问题；Gregory在展望经济人类学的未来发展道路时指出，从次要观点视角探讨经济、亲属与生态相互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将依然被保留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内，可是经济人类学主要的理论范式必将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反映历史变革背景下社会文化图景，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从交换到消费、再到分配、能动和金融化就体现了这样的演进逻辑；Bill Maurer也从金融危机和债务、信用、投机、失衡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人类学当代的研究宗旨。国外的这种实践无论在理论还是应用上都是有意义的，就如Chris Hann的观点认为，经济人类学已经跳出了20世纪60年代关于全球政治经济和地方模式争论的局限，而是在一个大大超越波拉尼和赫斯科维茨时代的研究范畴内考察当代世界的热点议题，而且这种研究导向也极大地拉近了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距离。陈庆德和郑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传统的经济人类学分析视角，既限制了基于稀缺、最大化假设的模式应用的可能性，又把文化一历史的视野固着在顺应经济科学的范围中，无论是把经济的涵义限定在制度抑或物质的单一层面，都实在是太狭隘了。可是在具体的经济人类学研究层面融合上目前国内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似乎缺乏开创性的尝试。
（三）研究范式的转变
伴随国外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层面从微观向中观和宏观的拓展，他们的研究范式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尽管人类学家的主题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他们聚焦的中心是原始资料的分析，而经济学家主要依赖于官方统计来满足其资料需要。可是在方法论上经济人类学并非孤立和特别，它吸纳了源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交叉与混合的方法论特色。不仅如此，由于经济人类学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复杂经济行为的深入探索，在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进展，反过来对于人类学和经济学研究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不断“接近”，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中应用经济学中普遍采用的实证和定量研究方法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由单个、局部的田野调查式研究向大范围、定量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Prattis已经明确表明他对抛弃正统经济人类学研究方法上分裂做法的一种追求，他认为与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上对人与情境逻辑影响决策过程过度关注相比，将情境逻辑与生产理论联系起来，从而弥合微观宏观之间的鸿沟也许更有意义；Benedicte Brgger指出人类学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出于良心的承诺使得事情变得混乱而不是为宏大理论做出贡献，而且为了改善到这一点，对宏大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也许比理论本身更加重要；Peter Edward Parker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虽然Wilk&Cliggett在书的结论部分描述了对人们决策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论，可是调查的目的应该是探求人们采取行动的理性最大化、社会或道德依据，因此理论争辩的焦点不仅仅是引导批判或发展理论，而是提供对相关事件研究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实证研究方法；Gregory通过对印度商人的研究提出了“家庭货币”的概念，又进一步指出，非制度的、类血缘关系的亲属结构分析元疑是理解这种新兴“转型家庭”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那些过时的陈旧思维模式，通过定量的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国内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范式和成果似乎还停留在学科的早期发展阶段，依靠范式转变推动学科跨越式发展的进展依然缓慢。
篇12
与之对应，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研究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得出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回顾并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利于发挥研究成果在实务工作中的作用，也有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系统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成果和重大进展；第二，汇总近年来经济责任审计热点问题，并分析其由于情境变化而展现出的未来趋势，为理论研究、制度修订和实际应用提供系统的参考。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文献研究
（一）经济责任审计论文数量及比例的统计分析
2000年以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活跃，年均仅约27篇。2000年以后到2010年（包括2000年）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理论研究相当活跃，共计3552篇。各年度经济责任论文数量及比例如表1所示。
从表1看出，从2000年到2010年的11年间，大多数年度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数量大致持平，只是在2001、2002和2003年三个年度的论文数量有明显偏多，年均在452篇。这是五部委提出自当年起逐步开展县以上各级当政府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影响。
数据来源：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二）期刊类别及其刊登经济责任审计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
笔者以“经济责任审计”作为检索项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中进行检索，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核心期刊一栏，以“经济责任审计”作为“篇名”的检索项，以“核心期刊”作为检索范围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进行查询。权威期刊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0―2011来源期刊目录（以下简称CSSCI）下经济和管理类期刊中选取的与审计最为密切的期刊，包括《审计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
结合表1的统计结果表2显示，非核心期刊发表经济审计论文数量明显高于核心期刊，核心期刊668篇，而非核心期刊3552篇。11年间在权威期刊发表的经济责任审计论文合计69篇，其中在2005年较上年有明显增加。这是与2005年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审计报社联合举办了经济责任审计研究有奖征文活动有关。
（三）经济责任审计研究内容的分类统计
经济责任审计论文研究的内容及其分类如下：
1.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和理论基础、概念和内容、作用和意义等基本理论以及完善和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措施和建议方面的论文。
2.审计技术：主要涉及对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和评价目标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论文。
3.审计风险防范：主要涉及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成因、特征、类型及防范。
4.实践与应用：主要是对国内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实践进行研究的论文。
5.文献及会议综述：主要是指国内举行的经济责任审计研讨会的综述论文及学者课文献综述。
6.其他：主要包括对经济责任审计与其他类别审计的比较、利用等以及从法律角度展开研究的论文。
笔者对权威期刊上的69篇论文进行精读后，按照主题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下文将分专题对主要研究主题的进展加以回顾和评述。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理论
研究经济责任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论文在69篇论文中所占比重约45%，主要原因是这一项涵盖的研究内容比较多。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定位、理论基础
李季秀（2001）认为，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关系的产生则是导致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经济责任审计是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监督经营者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靳建堂（2006）对集团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模式进行了探讨，在集团企业总部作为战略规划中心时，其子公司则成为收入中心、成本中心或者费用中心，经济责任审计表现为预算监督型；在总部职能定位于战略投资中心时，其子公司则承担投资中心的责任，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是投资回报评价型；在总部作为战略控制中心时，其子公司则承担利润中心的职责，经济责任审计是利润实现评价型。崔孟修（2007）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是对国家审计理论、国家审计体制、国家审计职能作用、国家审计类型的丰富和发展。黄溶冰、单建宁、时现（2010）认为，经济责任审计应该讲环境保护责任纳入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范围，分别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法律环境方面，分析开展党政领导干部绿色经济责任审计的必要性。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概念和内容、作用和意义等
卢相君（2001）认为，当企业一个神形具备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之时，也就是对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淡化之日，届时，审计风险、审计成本都将大大降低。彭振威（2005）认为，企业经济责任审计是对企业领导人任职期间财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的监督、鉴证和评价活动，是在企业财务收支审计基础上，把审计结果人格化，将审计结果落实到人的经济责任上。宋文阁（2007）将出资人经济责任审计定义为由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直接安排或委托专门机构（或组织）和专业人员依据一定的标准和依据、遵循既定的程序对负有出资人责任的企业负责人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进行审查、分析、评价、鉴证工作。刘颖斐、余玉苗（2007）认为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国家机关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就其所在地区、部门或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效益性以及经济活动所应负的责任，进行独立的监督、鉴证和评价的活动。
（三）完善和深化经济责任审计的措施和建议
彭振威（2005）研究认为，加强和完善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的措施是建立企业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审计目标和发展方向，提高审计效率、正确界定企业经济责任、建立和完善审计评价体系、做好审计结果运用等。陈波（2005）认为，应为经济责任审计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和加强依法行政、健全政府经济决策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政府的财政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审计模式，提高经济责任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技术
（一）评价内容
洪承旭，阎建军（2002）认为，商业银行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可从发展能力指标、资产安全性指标、资产流动性指标和财务效益指标四个方面予以确定。简燕玲、辛旭（2006）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是对党政干部所在地区综合经济指标的完整性、重大经济决策和重大经济项目的效益性进行审计，以全面评价其经济责任履行情况。黄溶冰、单建宁、时现（2010）研究认为，绿色经济责任审计在审计内容上探索经济责任审计与财政审计、环境审计、绩效审计、专项审计调查的有机结合，加强经济指标真实性审计。
（二）评价方法
贾震，王新华（2001）运用多元判别分析的方法研究构建了标准化的贝叶斯判别模型、未标准化的贝叶斯判别模型、费歇判别分析模型和Logistic判别分析模型等四个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监控模型。刘正午（2003）构建了复合审计评价系数与层次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经营者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模型，以求客观、公正地评价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期经济责任。宋晴蔚（2004）认为，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方法应是期内全面审计与期外适当延伸审计相结合、账据数表的全面审计与必要的社会调查相结合、受托审计内容的全面审计与典型事项的重点解剖相结合、将被审对象的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王晓慧（2006）研究认为，为了克服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局限性，提出建立信用约束、审计约束、法制约束具有战略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三维模式审计机制。简燕玲、辛旭（2006）认为，经济责任审计的方法包括，检查书面文件、分析、实物审计和调查的方法。
黄溶冰、单建宁、时现（2010）认为，在绿色经济责任审计中尤其关注定量分析方法的选用，包括费用――效益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
（三）评价目标
黄溶冰、单建宁、时现（2010）研究认为，绿色经济责任审计的本质目标在于促进公共受托经济责任中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责任的履行，具体表现为补偿和纠正经济活动中负外部性，提高利用环境资源的效率和效益。
四、经济责任审计的风险防范
秦小丽，常丽娟（2005）认为，经济责任审计风险的防范立足五点，包括着眼规定点、找准结合点、紧抓切入点、突出关键点、强化根本点。朱书依（2000）研究认为应重视和加强审前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审计方案、加强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的审计、将单位年度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同级审计”与“上审下”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经济责任审计应有的附加程序、防范审计风险四方面来防范经济责任审计风险。
五、结论与展望
如前所述，2000年以来理论界我国学者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成果丰富，实践中经济责任审计也发展迅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缺乏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因此关于未来经济责任审计的研究方向至少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真正贯彻“十二五”审计工作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理解、认识和深入研究，任重道远。比如，按照审计受托责任关系理论，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关系如何认识；经济责任审计以促进领导干部推动本地区、本部分(系统)、本单位科学发展为目标，如何操作和实现；经济责任审计情况的通报、审计整改以及责任追究的实施等如何落到实处，等等。只有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深入研究，才能将《“十二五”规化”》落到实处。
（二）细化规范审计内容和评价标准的研究
由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类型繁多，既涉及到地方党委和政府，又涉及到党政不同工作部门，还涉及到审判和检查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既涉及到执行层，又涉及到管理层决策层等。由于这些不同的审计对象及其领导人员所任职务和履行的职责、义务不同，因而对他们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关注的具体内容和评价指标肯定也不同。因此，要根据不同类型单位的义务和履职特点，深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规范的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及评价指标体系，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用于指导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三）明确界定被审计领导干部责任的研究
在审计实践中，领导干部对责任界定十分重视。但是，审计人员发现被审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部门的问题后，如何界定被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非常困难。因此，需要明确经济责任的归属、经济责任产生的因素以及经济责任的性质等；在界定被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时，还要考虑其的权力。权力与责任对应，与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相关的经济责任才纳入评价范围。这时，需要划清前任与后人的责任，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的责任，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等。只有把责任落实了，经济责任审计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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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卢相君.2001.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思考[J].审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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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