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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比较诗学兴起于西方世界的这一历史背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们往往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桎梏，对于东方文化所包容的哲学视野大多抱有观望姿态，或以神秘玄幻等“一言以蔽之”，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未将东方思维纳入到可与西方哲学相媲美的高度进行审视。事实上，西方哲学观里经久不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即将逻辑作为哲学重中之重的观念源远流长，而东方文明所造就的散点式智慧理念并未真正进入西方学者的考查及借鉴范围，东方在他们眼中始终只是带有轻视色彩的“他者”，并不足以立于与西方哲学对话的思维平台之上；另外一种从东方立场出发的所谓“对话”，则是主要由东方学者发起的综合哲学论，并且从未以东方本土文化思想为主体运用于对西方哲思的阐释，而是恰恰相反，特别偏好于以西方由来已久的哲学观阐释融合东方智慧，这就导致了东方哲学在价值上的某种失落和不公。于连的著作在这种西方中心论基调下所起的搅动波澜的作用十分重要并且使他的中西比较视野呈现独特、开阔的情态，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名学者，于连对以中国式智慧为表征的东方思维进行了较为公正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并且其出发点并非扬此抑彼，而是首先看到了西方哲学笼罩下的世界逐渐异化的现象，认为西方哲学已不再能够被轻易视为一个圆融自洽的因果逻辑体系，仅仅辅以宗教神学也已渐渐无法将已处于失控和崩溃边缘的后现代景象重整山河。于连通过对中国式智慧的分析，认为这一看似散漫无至上逻辑操纵的所谓哲学包含着比西方哲学求真思维更为接近人性人生、社会运作等的道的智慧，他将中国这一“能屈能伸”的迂回思维浓缩为一个词“势”，认为这是西方哲学应该吸收借鉴的另类智慧，这无疑彰显出了于连独特的中西比较视域，也为我们对于他的这类观点提供了认可或者批驳的空间。
于连在《势――中国的效力观》中通过势这个字检视了中国思想里政治、军事、艺术（包括书法、绘画、文学作品等）、历史中各种情况的演变趋势以及推动自然的大演变这些重要领域当中的逻辑，并且引发和回答了一些更为普遍的问题：比如实况组合中起作用的潜在性、机能运作上的两极性或者是单纯的相互作用而自然产生的倾向并且以交替方式发展。[1]5在《势》里，他首先从军事方面的中西差异来凸显“势”的涵义和价值。以势为基础的中国兵法和希腊传统下的西方战略模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主张审时度势、战略布局，也即于连所说“投入之前胜负已定”；后者则以直接对抗、正面交锋为核心理念。兵法乃是艺术的一种，并且集合着整个民族的内核性思维，凝聚着人民的智慧，因而特别能代表一种文明蕴含的思想维度。于连认为，中国人在战略上往往采用思维上的迂回来左右局势，智慧的重心正在于行动前的思维调度，尽其所能做好一切事先分析。这或许有些类似经济学中的决策树，每一可能性的分叉都试图事先被包容在结果的有效性之中，正因为如此，军事或者谋士在中国古代战役（无论是战场上的还是宫廷里的）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与此不同，希腊人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制定作战计划，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然而他们还是将眼光主要投于两军真正对峙的宏大场面，以肉眼可见的真实力量进行搏击和对抗，可能性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远没有确定性显得崇高，他们所追求的正是可见可感的士气和胜利，这种直接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哲学观里贯穿始终。这样看来，中国智慧与西方哲学在军事（战略）上已经体现出了一暗一明、一曲一直的强烈差异。于连使用的“弩”的比方颇有深意，“弩作为‘机制’的‘启动’，很自然地象征突发攻击的一支力量充沛的军队，即所谓的‘势如弓弩’”，“弩这个主题除了其本身固有的合宜性之外（因为弓弩紧绷的意象显示其所含藏的可能性）……”这里我们便很清楚，于连所讨论的“势”具有一种内在生发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于连反思西方的哲学成见，他认为西方哲学中有某种偏见，原因在于它不是建立在自发性上，而是建立在假设和可能性之上，它偏向独一、“超越”的极化，而不是互相依附和相互性，它最终强调自由，而不是自发性；与之相较，中国人的思维之原创性在于他们不关注任何终极目的，视之为万物终极，他们从现行的进程之内在逻辑的观点出发，从现实本身出发寻找现实的诠释。
由此出发，便涉及一个关于哲学与智慧的辨识问题。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生命力――效果的智慧，势使思维在不断跃动中逐渐充盈，犹如一团不可见的气萦绕在思想的周围，这种气并非外界输入，这点和西方观念有着完全的不同，气与势的互相激发生成是内在自发的能量运转，它将中国哲学的非神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西方观念里总要穷尽全部可以论证的逻辑直达神学，上帝之手在终极意义上操控着看似深奥的哲学，这就使得西方哲学难免会不断地从一个圈套落入另一个陷阱，中国的“道”的智慧可以说为西方人点亮一条求存之路。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具有无限的包容性，道含阴阳，二者在其内部不断互转，生出层层之气，道乃是浑然一体，它是一，也就是全部。道就是由历史的全部经验不断充盈而成，它具有宇宙般的那种气蕴和能量，它是自发的，具有随机而变的态势，因此也就是无穷无尽的，它不追求终极目标，因而也无法被终结，可以说，中国智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绵延不绝地生发于世世代代，随历史而蓬勃，并且由于它对于历史经验的这种息息包容，它所产生和蕴含的能量就是富含人性的，是生于人，属于人的，也就是极为自洽的。因而可以说，对真理的追求产生哲学，对道的追求产生智慧。真理的反面是谬误，哲学由于对真理的追求因而总是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性质；而道无分正反，它是全部，因而智慧不选择正反，它只是摒弃偏执，在正中体会反，亦在反中体会正。“道同时是一又是另一个，它同时是万物由之而生的混又是达到每一特定个体化过程的具体实现（既是始动因又在时间中通过万物造化展开自身）。道同时是开始和终结，不存在两种现实的范围，但有上游和下游（而不是意义上的优先）。”在哲学求真的排他路径中，西方逐渐走到了崩溃与异化的边缘，正是哲学对话体式的逻辑论辩使得西方思维在不断排除谬的过程中走向了怀疑和不可知的境地，并且最终只能将求解的途径指向无法论证的上帝，这种由于不断论证而由不得论证之物解答的最大悖论早已失落了它原本的闪亮面目。
这里再次回归到“势”的论述上来，于连在以政治为例的分析中产生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于连用“时势造英雄”来概述中国古代政治运作方式，然而之后他说“主张个人的能力与势并行运作，共同左右着成败；这个假设不可能成立。因为这两种决定成败的因素彼此排斥”，于连又使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他的观点，即“前面将国家比作马车，其含义应该倒过来解释：如果马车够坚固而套马车的挽具也质佳工细的话（挽具代表来自情势的效力），就不需要特优的马夫，而只需要规律地安置驿站，俾使所有的马夫，不论其才能高低，都可以跑得又快又好”。[1]24如此看来，于连似乎过于夸大了“势”的作用，因为在于连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他所理解的“势”乃是具有内在自发性质的，在这段关于政权如何造就并且得以稳固的阐释中，于连的表述具有几个悖论的地方：首先，如果势是内在自发的，那么何以能说“规律地安置”？毕竟“安置”是无法自发完成的行为；由此衍伸，得以使马车坚固也即政权稳定的情势应该由谁或者什么东西来造就？仅仅依靠情势的自生性应该无法准确地迎合历史的需求；再次，马夫的好坏是否重要，我们已可以从王朝的更迭中清楚明白，即便于连认为王朝的兴衰覆灭仅仅与情势的效力有关，然而，人君乃至整个统治阶层的品质绝不可被免除对局势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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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作为中国文化主干，而且后来也成为东亚区域性学说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有 “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来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 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孑L子所说的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进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其作为 “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 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 “仁论”和道家的 “道论”哲学以及它们的 “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今 日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 “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道家来看 ，天是 自然，人是自然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动的目的，便是 “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 ，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 “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老子从对宇宙 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 ，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 ，它提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应该效法 “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应效法 “道”的自然而然，顺应 “自然”，以“自然”为法则。“(圣人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什么要效法 “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 “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 “自然”。人违背 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作为宇宙规律的 “道”，由于它的特性是 “自然无为”，它对天地万物并不命令它们作什么，人就更加不应该破坏自然了。庄子还提出了 “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们应该 “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人应该顺应 “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 自然的要求。为此，在《庄子》一书别强调人应顺应 “自然”，如他说：“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 等等。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 ，那时人类社会是 “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
2西方文化 “天人关系”论述
在“天人关系”上，西方文化主张是人与 自然的分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征服自然，强调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性思维是源于对自然关照形成的，特别是柏拉图开创 “理念”论哲学后，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人居于主导地位，人认识自然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理性来进行的。西方文化的传统，特别是近代哲学恢复了人和自然的地位后，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把人当作主体，把人之外的东西当作人认识的对象——客体 ，延续了柏拉图时代的思维方式——“分离”，又一次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远离。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就号召人们向大 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西方哲学正是全世界都 “战天斗地征服大自然”，进行资源掠夺式生产，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机械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生产的进程 ，但却是以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不给后代子孙留后路、同时也不给自己留后路的思想根源。
3中西文化 “天人关系”的当前状况
随着现代环境和资源问题的 日益突出，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由于人类对 自然界的过量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全球气候的日益变暖，空气和水的污染 El益严重，土壤 日益耗尽 ，许多可耕土地逐渐被沙漠所吞没，大批物种逐渐被消灭，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与El俱增，这些造成了人与自然十分紧张的关系，以致是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的严重生态危机，已经严重的威协着人类 自身生存的条件。。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被破坏。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示其独特的价值。西方学者在哲学文化领域也开始反思西方，转向东方，日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将之视为对治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精神良药。1988年，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 阿尔文博士在闭幕会上说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个世纪以前 ，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就是说 ，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并转向东方，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 “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来说的。西方文化自有西方文化的价值，并且在近两三个世纪中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 “天人二分”没有关系。更何况这点东西方许多学者已有所认识，例如：1992年 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西方学者对我国儒家古老经典《周易》非常重视，不仅《周易》的英译本已有 10余种，而且还有专门研究《周易》的著作。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问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该书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 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 “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 ，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其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 ；如果夸大道家思想的意义，其 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收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这个 “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它就很难克服其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 ，也很难使它开拓出一个更高的新层面。因此 ，我们必须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适当的解释，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其本义并非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基础而言，儒家在认识论上的” 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价值论上的”天人合德”，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价值的来源问题 ，亦非是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探究。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宗教基础，把天地万物当作人的宗教观念的来源和落实人的宗教情感的对象，而非与人对立、由人类所征服的无理性的低级存在。由此一宗教基础 ，所显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认识并认同儒家 “天人合一”观念的这一宗教基础，才是 自觉 自愿消解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本解决之道。然而人类藉由自身科技智能发展所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科技霸权，会严重妨碍人类放下由科技理性所构筑起来的骄傲与虚荣，“屈尊降贵”重新回到天地的怀抱。正象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人对人是狼”，到处是 “一个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最后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达成协议，以肯定他人存在的合法性来换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也同样不无惰性地在环境报复的恶果下，以不得不承认 自然存在的合法性为条件来换取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人类在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方面依靠科技的刨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历史，另一方面在环境问题的逼迫之下不自觉不自愿地回归自然的历史。自觉 自愿与不觉不愿，二者虽殊途而实同归，差别只在于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牵着走而已。儒家 “天人合一”观念宗教基础中的 “兼爱”思想，则为解决人与 自然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例如：1992年 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 《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 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容格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当代西方 “过程哲学”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 — 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如罗素在 《西方哲学史》中就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两者平行而且彼此独立，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然而，中国哲学的 “天人合一”思想认为 ，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 “人”(人道)；研究 “人”也不能不牵涉“天”。因此，当代西方 “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联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人认为，摆脱生态环境的出路在于 “天人合一”观来取代西方征服自然的观念，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事与愿违，我们祖先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和谐的理想 ，并没有能实现。应该说传统的 “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只限于对 自然规律知其然而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却没有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真正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能力和手段，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高度中才能产生出来。因此，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与西方征服自然，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合理的态度是恰当地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去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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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生平．“天人合一”与 “神人合一”：中西美学的宏观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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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与“象之思”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单元与形式，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象”有以下几种形式：
(1)《周易》卦象：它起源于古代占卜之龟象。既用以占筮，也用于表示事物的组成、运动和发展之态势。同一卦象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现为不同意义之象，如有义理之象、方位之象、卦气之象、时势之象、器具之象等等之分。另外如太极图象、河洛图象、阴阳五行的天干地支之象等也都是《周易》卦象的延伸与发展。
(2)中医之藏象：主要见之于《内经》。如“阴阳应象”、“六节脏象”、“平人气象”等。藏象与卦象不同，它不是以阴阳之爻组成符号作为象，而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出现，藏象体现的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它们与天、地、季节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其象不仅为人体组成，还包括方位、季节、色彩等等。
(3)哲学意义上的“理气合一”之象。这种形式的“象”主要出现在宋代。宋代可以说集传统文化的“象”之大成。太极图象、河图洛书之象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儒家之“五德”在孔孟那里还仅仅是一种伦理范畴，到了宋儒才成为天人合一之象。其在天为春夏秋冬，在时为元亨利贞，在性为仁义礼智。宋儒称之为合内外之道的“圣贤气象”。另外，道家偶尔也有论及象的，如《道德经》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道德经》第21章。只是道家没有把“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确定下来。
从“象之思”来说，中国古代哲学一直都有把“象”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阐述的思想，《易传·系辞》在论及卦象时，已经有言、意、象之辨，并且意识到“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有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哲学自己的符号系统”：“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辨。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融地‘体悟’。”秦平、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30年的反思》，《哲学研究》 2008年第9期。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对“象”和“象之思”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不管是大陆的新儒家还是港台的新儒家，都没有把它们作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基本形式来对待，基本上都是“以西解中”，即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理解、甚至框正中国哲学。虽然他们也曾注意到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概念思维的、自己所特有的思维方法，但总的说来，“象”与“象之思”的研究是被严重忽略了。偶有提及，也是被当作“形象思维”，当作认识的感性直观的初级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哲学界关于“象”的研究开始兴起。张立文先生所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提出中国哲学的“象性范畴”，并具体分为“象象范畴、象实范畴、象虚范畴”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刘长林先生所著《中国系统思维》当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象，该书认为，以《易》为起源的中国古代的“象” 的思维方法，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形质静态之象”，而是事物的“功能动态之象”：“《周易》对客观世界纷呈杂陈的‘象’的态度，不仅属于《周易》，而是整个中国古代思维的主导趋向。它规定了中国古代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基本方向和方法，同时也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的许多基本特色。”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但张、刘二位先生的著作尚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象之思”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思维的差别与意义，而是把“象”基本等同于范畴，即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工具。
到了20世纪末，随着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成为国内热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理解，从而“象之思”的研究开始真正兴起。国内哲学界“象”的研究者们在与西方现象学、概念思维的对比研究当中把西方哲学作为“他者”，在镜像阅读对比中显示出“象”的意义，其趋势是“以中解中”，甚至 “以中解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树人先生的著作《传统智慧再发现》参见王树人《传统智慧再发现》，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参见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都比较明确地把“象思维”作为一种与西方哲学的概念思维相对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同时王先生发表了多篇关于“象思维”的论文，他指出，“象”不仅仅是形象直观，象思维也不能仅等同于形象思维，而是与概念思维相对立的，超出形象、具体事物，直接把握道、太极的思维方法。它是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的，对“象思维”研究有助于人类摆脱对自然界的外在化、对立异化的关系，等等。
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则依据自己扎实的现象学和语言哲学功底，对比研究了“象之思”与西方哲学的思维，论述了“象”在现象学研究中的意义。其专著《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指出，现象学从胡塞尔的“视域”开始到海德格尔的“存在”，逐步摆脱了传统单一实体论，进入“构成论”、即人与对象“共在”的生存方式的研究。“‘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 一定是构成着的或被构成着的，与人认识它们的方式，尤其是人在某个具体形势或境域中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第185页。。而孔子的“仁”与《周易》卦象等同样也是构成论的。所以，现象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象之思”是相通的，且后者要高于前者。易学家张其成先生的专著《象数易学》与此类似，其中也有关于“象”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周易》的卦象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把象与数同列在一起，称作“象数思维”、“象数方法论”，其论述象数方法的实质性内容，如重整体而轻个体、重功能轻抽象的定性等等，与上述从哲学角度论述的“象之思”是一致的参见张其成《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3年版。
笔者也是属于较早地进入关于“象”的研究的学者。2003年即已《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何丽野：《象的思维：说不可说》，《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研究了形而上学领域内中国哲学“象”的意义;专著《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参见何丽野《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中，全面地论述了《周易》卦象以及八字易象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意义;另有多篇论文，也都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着重从《周易》卦象和八字易象的角度论述了象之思及其意义如《八字易象与周易卦象的源流关系》，《周易研究》2006年第3期;《象·是·存在·势——中西形而上学不同方法之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周易〉象思维及其在现代哲学范式转换中的意义》，《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2期转载;《运动、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周易卦象》，《天津社会科学》 2011年第4期;《周易卦象和谐思想》，《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等。
二、“象”，从日常生活到哲学
“象”，往往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有些研究更是把“象”与太极、道以及佛学等联系在一起，强调其形上的特征，给人以一种玄而又玄的神秘感。其实“象”并不玄。按照《周易》的说法，“象”是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圣人”仰观俯察自然天地和社会，然后制作“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⑦ 《周易·系辞上》。。“君子”则学习这个由圣人做出来的“象”，并将其运用到生活当中去。“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⑦至于一般人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这个话说得很准确。实际上，“象”和象的思维就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它内容一样，“象”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普通人时时都在运用着“象之思”，只是没有自觉而已。
比如春天，我们外出游玩，看见花开了，我们会欣喜地说：“花开了，春天来了。”这时候，花就是“象”，一个春天的“象”。人们通过“花开”领会春天，就是“象之思”。花之“象”不同于花之概念。从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看，“花”是概念，现实中的花是现象，是个别，它体现了花的一般的本质，比如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在这样的概念关系中，“花”与我们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与认识对象(花)之间是分离的。但是“象”不一样。它体现的不是对象的“本质”，而是体现了对象与我们所共处的“生存状态”。在“花开了，春天来了”当中，“花”不是春天的“现象”，春天也不是“花”的“本质”。但是花显示着春天，春天通过花表现出来。在作为“象”的花里，主、客与环境是一体的，我们与“花”一起处于春天之中。桃红柳绿，风和日丽，春天是一种状态，不是实体，却又必须在实体(花)中显示出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花”是存在者，“春天”是存在本身。
人们是在存在者身上领会存在，又从存在当中去认识存在者。海德格尔讲到“用具”的时候曾说：凡是用具，总是指向一个目的，总是被人们在使用中，而且与其它东西构成一个整体，所以用具本身会让人联想到其它东西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7页。。在春天的“象”当中的花也是这样，只不过它不是处在被“使用”的状态，而是与主体“共在”的状态。人们在看“花”体会“春天”的时候，不是感性认识的经验直观，更不是逻辑推理，而只能是一种身心交融的体会。这种交融的前提是双方“存在”的同一性。朱熹弟子陈淳曾举“花”为例以说明春之“气”：“姑以一株花论来，春气流注到则萌蘖生花，春气尽则花亦尽。……方其花萌蘖，此实理之初也;至到谢而尽处，此实理之终也。”陈淳：《北溪字义·补遗》。这也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人们通过“花”去体验它所显现的“春气”和其中的“理”，并在这个体验中领会人的天人合一的存在的意义(即领会仁义礼智信)。
这种主体对于客体和环境的生存状态的体会，说起来很简单，却是西方哲学“是” 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一直所疏忽的。这些西方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认识以前就先验地断定了主客体的分离。尤其是康德，设立了一个认识不能达到的物自体，又设立了一个理性的先验自我，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也不能达到物自体，把主客体之间的分离推到了极端。费尔巴哈意识到这个问题，即现实的人应该是有生理需要、处于生理活动之中的。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一步意识到，人们在认识之前还应该有个主客体未分的状态，主体与客体是从这个状态中分离出来以后才建立，才为人的理性所认识的。胡塞尔认为它就是“生活世界”;马克思认为，人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对对象的认识的;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在世界之中”这个状态中产生对象和自我认识的。
所以，现象学是“描述性的现象学”：“在这里，描述并不意味着植物形态学的那样一种处理方法。”②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46、46页。现象学要描述的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所要描述的“显然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首先并恰恰不显现，同首先和通常显理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是存在者的存在。”②所以，“现象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③“存在者”与“存在”是一个相互循环的关系。离开了存在，不会有存在者，离开了存在者，也不能产生存在。从而，人们的知识、理性，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个人一定的生活境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也都必须从这个境域、结构和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存在转向”。后来的英美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体现在“游戏”当中。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读者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些都与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殊途同归。
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要揭示在理性认识之外的那个主客一体的生存状态，那么概念语言是无能为力的。不错，语言是存在的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sEi)”。因为没有语言，人便不能说出对象“是”什么;但同样的，海德格尔说：“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ist)出现。”《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年，第1120页。海德格尔对两个“存在”的不同用法显示了其对语言和存在不同关系的看法。德语中，sei(存在)是命令式，海德格尔意谓“座架”，以命令式的态度对待自然，用于近代形而上学和科学所“见”的世界;ist(存在)是直陈式的现在时，海德格尔指让自然自己显示，用于所他 “思”的世界。但汉语无法体现这两者的区别。因为词语给出的是“被给出者”而不是“给出者”。
“在词语中，在词语之本质中，给出者遮蔽着自身。”“于是，我们在运思之际必须在那个‘它给出’中寻找词语，寻找那个作为给出者而本身决不是被给出者的词语。”《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1096页。语言指向的只是存在者。真正的存在，只能是在词语不能说的地方，当我们什么都不说(不去定义)的时候，真正的存在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如果真的不能述说，那么哲学就失去了可交流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海德格尔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描述这种存在状态的语言，也就是他所说的“道说”——本质的语言、能够述说语言的语言。他晚年醉心于东方思想，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哲学的“象之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三、“象”研究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意义
“象”，作为一种有别于语言的图像式的思维，并不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传统西方哲学一直有一种“观念论”的说法，认为语词和语句的意义就是它所代表的观念或者说是在人们心中所唤起的一种图像。有的哲学家把它理解为客观的“相”(如柏拉图);也有些哲学家(如洛克和罗素)把它理解为主观的意象。洛克说：“字眼的功能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的固有的、直接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那些观念。”[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86页。罗素说：“字词可以用来描写或者唤起一种记忆的意象。当这种意象已经存在时，是描写它;当字词作为一种习惯而存在，而且人们知道它们是描述某种过去的经验时，则是唤起。”转引自徐友渔《哥白尼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7页。比如说，当我们说到“狗”的时候，我们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四条腿的动物的形象，这个就是图像。
但西方哲学的这种思维仍然是对象性的思维，它是从具体物体到概念的中间阶段，传统称之为“形象思维”。但如前所述，中国哲学的 “象”主要地不是表达这种形象(但不排除它也有这样的成分，比如说卦象中的“器具之象”就属于这种)，而是表达事物与人的生存状态，“象之思”是人们对这个状态的“领会”，其目的是要在这个领会与实践中达到人与对象的和谐。这个意义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存在转向”以后才显现出来的。这个转向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绝对可靠”的“真”的知识之寻求，同时也就打开了中国传统哲学“象”通向现代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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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虽然拥有悠久、高明、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中国古代可以被归入现代所谓“哲学”范畴的关于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根本问题的论说，都浑融于经子之学乃至史学和文学之中。中国古代学术的这种特点，当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相关，我们的先人在面对当下问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问题本身，而是往往从根本处、总体上以及历史传承中设思，穷原竟委，比类属义，从而贞定思想立场，这样，他们的认识成果就不免具有浑融的特点了。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国古代学术特点自有其价值所在，仅从它积累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宏富赅备的学术文化资源这一端即可证明。只是在近代西方凭借富强优势而逐步获得全球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中国古代学术相对于西方分类学术标准才日益显得不合时宜，学术分类也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于是，随着19世纪末维新人物将日本学者西周借用汉字对译西语philosophy所新创的“哲学”一词引入中国，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便逐渐被从浑融的学术资源中提取到专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也就开始了学科化的历程。
从有实无名到名实俱备，从浑融到专门，从学科体制中的附庸蔚为大国，亦即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这一转变至今业已经过百年发展。一般人对于这一过程不知其详，往往以为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振古如兹；而业内人士对于这一过程则颇多争论。坚持中国学术根源性的人士认为，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来切割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造成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内在神气的丧失；以西化的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国传统观念（所谓“汉话胡说”），又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由此质疑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必要性。而执守西方哲学标准的人士则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缺乏哲学的某些根本要素（如没有绝对抽象的Being），在形式上不过是对西方哲学的模仿，因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①。这两种观点大相径庭，但在拒斥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这种背景下，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围绕“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课题撰写的一组论文，便显得颇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
田文军教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其著《珞珈思存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收入《珞珈思存录》）、《张岱年与中国哲学问题史研究》（《周易研究》2009年第6期）、《陈黻宸与中国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萧萐父先生与现代中国哲学史学》（《多元范式下的明清思想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等。这些论文展示了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以及由中国哲学的承传发展所构成的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勾稽出他们在进行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指出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与局限，肯定了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关于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首先表现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当推王国维。《王国维与中国哲学史》一文第一节拈出王氏《哲学辨惑》（1903）、《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4篇文章，阐发了王氏关于“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以及“近世教育变迁之次第，无不本于哲学的思想之影响者”等观点，陈述了王氏对于“今则大学分科，不列哲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麴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这类现象的批评，表彰了王氏对张之洞等朝廷重臣将哲学排斥于大学教育和现代学术门类之外这种不当做法的批驳，以及针锋相对提出的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大学哲学学科课程设想。尽管作为布衣书生的王国维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促成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当时的体制内得以确立，但是，“王国维早年给予哲学的关注与热情，对于后来哲学在现代中国学术建设中独立发展的影响，却少有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所能比拟。同时，在现代中国学术领域，哲学学科的确立，当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得以形成的基础与前提，而王国维对于哲学的推崇与辨析，对于确立这样的基础与前提，也可以说是居功甚伟”②。即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民国初年最终得以确立，王国维功莫大焉。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当然要求相应的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百年来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实绩。王国维由于学术志趣的转移，未能完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但在倾心哲学的数年间，他仍在先秦哲学、宋代哲学、清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等领域留下了诸多“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①的精彩篇章，其荦荦大者有《孔子之学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荀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列子之学说》、《墨子之学说》、《周秦诸子之名学》、《周濂溪之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论性》、《释理》、《原命》等。而陈黻宸、谢无量、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则都编撰了中国哲学史著作。陈著作为北京大学哲学门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部分稿成于1916年，内容起自远古伏羲，但甫及殷周之际便因作者于1917年溘逝而中止，成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谢无量出版于1916年、内容肇自远古而收束于清代的《中国哲学史》，便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时期的开山之作”②。尔后冯友兰于193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于1948年出版英文《中国哲学简史》、于1962－1964年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于1982－1990年陆续出版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张岱年于1937年写成、至1958年出版《中国哲学大纲》，萧萐父于1982年主编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踵事增华，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定了愈益厚实的基础。实际上，田教授的系列论文还述及出版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③，钟泰出版于1929年的《中国哲学史》④，侯外庐于1963年出齐的五卷六册《中国思想通史》⑤，并提到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钱穆、范寿康、萧公权、唐君毅、牟宗三、冯契等在中国哲学史或相关领域的研撰工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百年来中国哲学史教材和学术成果建设的丰硕实绩⑥。
宽泛地说，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成立以及中国哲学史著作的构撰，即已意味着中国哲学实现了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必须先之以参与者的观念转变，否则，专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史著作可能徒具现代形式。例如，“《中国哲学史》成书之后，陈黻宸具体论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时曾说：‘不佞上观于《庄子》道术方术之辩，而下参诸太史公《六家要旨》与刘氏父子《七略》之义，辑成是篇，自伏羲始。其略而不存者多矣！’这种论述表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仍在司马谈、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研究方法范围之内。……其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实际上还十分肤浅。……这使得他还没有可能从现代哲学史学科的角度确定中国哲学史所应当探讨的问题的范围和内容”，正因此，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体现出“早期形态”和“不成熟性”⑦。同样，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虽可以看到他从辞源、意蕴、内容等方面对西方哲学有所论述，认定哲学有别于科学，但也可以发现他并未真正依照现代学科观念，严格地从学科类别的角度理解哲学，这使得他认定中国的儒学、道学以及印度的佛学即等于西方的哲学……在儒学、道学、理学、佛学中，既包含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含许多非哲学的，或说可以归属于其它学科门类的内容。谢无量将哲学等同于儒学、道学、理学、佛学，表明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尚停留于对哲学表层特征的把握，未能真正理解哲学的学科内涵与本质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虽具备形式的系统，但也只能停留于形式的系统而已，不可能在建立起形式的系统的基础上，再建构起实质的系统”⑧。陈、谢二氏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局限性，实质上是观念滞后的反映，因此，他们虽然都有中国哲学史著作，却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当然，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阶段的成果，他们的著作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他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考和论说，也为中国哲学史学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素材，这些都是不可抹煞的贡献。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张岱年、萧萐父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观念上有了更加深刻的新变。他们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及其特殊研究方法，亦即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和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冯友兰把哲学理解为‘对于认识的认识’，认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涉及到自然、社会、个人，也涉及到这三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三个方面以及其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是人类精神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这种理解使冯友兰认同西方的哲学观念，将历史上形成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或所谓形上学、价值论、方法论都看作哲学所应包含的内容。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理论形态，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有许多差别；但就中西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其内容仍不外这几个部分”。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确定了区别于传统学术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又通过相应的古籍辨伪、史料取舍、语义分析、脉络清理、认识深化、中西融会等方法，“写出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①。张岱年“在综观西方哲学家哲学观念的基础上，认定‘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正是这样的哲学观念，使他在总体上将中国哲学问题区别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并具体在‘宇宙论’中探讨‘本根论’、‘大化论’，在‘人生论’中探讨‘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在‘致知论’中探讨‘知论’、‘方法论’，勾画出了中国哲学问题史的基本线索与理论框架”。针对厘定的中国哲学问题，张岱年采取分析、比较、概括、源流、融贯等方法，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样一部体例上别具一格、既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又特别突出中国哲学特点、“将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选出，而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之整个的条理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②。萧萐父以为指导，着眼于哲学史既属于一般历史学科、又具有哲学的特殊性这种特点，在把握历史学和哲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肯定哲学史研究的仅是“既区别于宗教、艺术、道德，又区别于各门科学而专属于哲学的‘一般认识’的历史”，进而确定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任务是“揭示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揭示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这就“厘清了哲学史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伦理学史、美学史、教育学史等专门学科史的界线，比以往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更加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③。为了达成研究任务，萧萐父对哲学史研究方法作了系统的探讨，“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本身应当是一个包含多层面内容的理论系统，这种方法理论系统，涉及到哲学史研究对象的理解、确立，哲学史史料的考订、选择，哲学理论的比较、鉴别，哲学思潮演变的历史考察，哲学家历史贡献的分析、评断等。因此，在实际的哲学史研究中，构成哲学史方法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对于哲学史研究的指导作用都不宜忽略”，而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既属于史学又属于哲学，所以萧萐父强调“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④。正是在厘清研究对象并确定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萧萐父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范式性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成果之一”，“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⑤。
三、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通过展示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现代转化的实绩，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几代学者形成的具有中国哲学史学意义的思想认识及其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与局限，田文军教授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基本框架，理出了其中的主要脉络，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这一工作对于把握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史）的既有面相及其未来取径，以及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犹有进者，田教授的工作实际上回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哲学性质及其现代转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的疑问。从他的文章中可见，百年来几代学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探创构，是在愈益清晰地领会西方哲学实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参照西方哲学，从“浑融一体，原无区分”的中国学术资源中爬搜剔抉的关于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思想资料，无疑具有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哲学性质，所以王国维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诚然，在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并无西方哲学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但这正如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只是表现其哲学个性一样，中国哲学思想资料中没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而拥有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也正体现了中国哲学的个性，正是有见于此，张岱年“主张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归纳应对于中国哲学的‘原来面目无所亏损’”，因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没有一般性的套用本体之类西方哲学术语，而是以‘本根’、‘大化’之类的传统概念解析有关宇宙论的问题。讲到知识论问题时，也未直接运用知识论之类的术语，而是以‘致知论’来概述中国哲学中涉及到的知识论问题，对其他中国哲学问题的总结也是如此”①；由此还可联想到冯友兰以理、气、太极、无极、道体、大全来架构其本体论哲学，金岳霖一定要用“道”来命名其哲学体系的本体范畴，这种突出哲学个性的做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哲学之为哲学。
肯定了中国哲学的哲学性质，则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只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了。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一名，当然也就没有形式化的哲学。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具备专门的体系结构形式，确实拜西方哲学之赐，因此要说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了西方哲学，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深入追究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之所以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可以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文化凭借富强优势而获得世界文化主导话语权之后，俨然成为对于非西方文化的带有强制性的衡断标准———所有非西方文化要么按照西方文化进行现代转化，要么不免作为前现代孑遗而丧失发展乃至存在的权利。在这种时代条件下，数千年来一直自足的中国文化和学术按照西方分类标准进行转化，从而中国哲学形成专门体系，无论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心悦诚服地仿效，都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相反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恰恰应该是合于其目的的。如果将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在形式上模仿西方哲学指为“不合法”，那就无异于某个强人单方面制定了普遍的游戏规则，却又禁止他人运用这种规则参与游戏，此非霸道逻辑而何？
篇5
截拳道作为李小龙所创立的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的全方位自由搏击术,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技击性、健身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
一、截拳道的哲学思想
李小龙的哲学思想,海纳百川,他对老子、周易、禅宗、尼采、克里希那穆提等的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取精去渣,化为己用。[1]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据自己的性情、经验进行创造性地发展,以哲引武,由武入道,突破其局限性,使它们和谐统一和完美地体现。
(一)与老子比较
李小龙在论述截拳道时说:“什么是截拳道?我第一个承认,要把截拳道具体化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与其费力去解释截拳道‘是’什么,还不如从反面来证明截拳道‘不是’什么,那就比较清楚了。”截拳道是无形,它拒绝任何形式的束缚。每个人都有天生和后天能够培养的本能,截拳道就是要培养和无限制地发挥人的本能。这和老子之“道”可以说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然性,老子将道推崇到了最高位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之根、宇宙之本,而道的本质就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不治而无不治”,老子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国则要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截拳道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就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发展。李小龙那段关于水的精彩论述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也有过:“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道论中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柔弱胜刚强。李小龙对水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他的论文《悟》中有所阐述。李小龙的武术原理,就从这个“Be water”开始,踏入合于“道”的武术最高体现。
(二)与周易比较
周易是中国智慧的源头,核心理念是“阴阳”。《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2]此段话充分阐述了阴阳变化的规律,把阴阳看成宇宙间运动的根本规律和最高原则,并以阴阳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李小龙曾在其武学著述中写道:“阴阳学说不仅与拳术理论、武术锻炼密切相关,就是在技击对抗中,也无不内含阴阳学说。在截拳道之中,无论是防守,还是攻击,都离不开阴阳变化。况且拳为运动之道、健身之方,术为取人之法、胜人之妙。然而妙从何来?术从何得呢?就在于阴阳的互易变化之间。欲求艺术之途,必循阴阳之路,此乃妙诀的新生之源。”在截拳道技击对抗的技术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了阴阳变化之理,它把复杂而又不实用的招式简化为简单直接的“攻”和“守”,而且,攻和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就好像太极图中的阴和阳可以互相转化一样,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守并进。[3]
(三)与禅宗比较
佛是智慧与慈悲的象征;禅是指静坐,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坐禅中思维,根据其所悟所证创立了佛教,而“戒、定、慧”三学中因(禅)定而生慧也说明了禅与智慧的关系,所以说“禅”就代表着智慧。禅宗中的智慧与深意可以用一个字的来概括:“空”。 李小龙在其著作《截拳道之道――武道释义》第一章进行了“论禅”,有几句是这样说的:“虚空恰恰站在这与那之间。而虚空是什么都包括,没有对立的――没有不属于它的或是与之相反的。存在的虚空系一切形式的源头。虚空充塞在生命中、权力中甚而中”;“倾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4],可见李小龙对空的理解相当深入。李小龙在公开解释他创立“截拳道”时讲及手指与月亮的关系。“以手指月”是中国宗教哲学中一个常见的譬喻,这个辩论可见于后来禅宗常说的“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说这番话的李小龙,已到了超越武术技击层面而臻至“武道合一”的最高境界。
(四)与尼采比较
尼采张扬“权力意志”,呼唤“超人”。他的哲学是强者的哲学,人应该追求权力,要有主宰自己、主宰他人、主宰世界的欲望。能最大限度实现权力意志的人才能称为超人,超人创造了历史,主宰历史的潮流,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历史上,只有少数天才和艺术家才能达到超人境界。李小龙的截拳道哲学中一部分来自尼采――重视自我,认识自我,追求自由解放自我,突破传统不被现有的理论与形式所束缚,而李小龙本人也真正体现了“意志”与“超人”。 李小龙在文章中指责中国武学“不切实际的理论与流于形式的花招太多了。太人工化、太机械化,没法真正教学生实际动手所需的功夫”, 李小龙对传统武术的否定无异于尼采的“上帝死了”,也因此遭到了众多武师的不满。李小龙对武术的狂热追求和实践,为电影的不懈奋斗让他成了世界瞩目的“超人”。
(五)与克里希那穆提比较
1970年,李小龙在一次训练中受了严重的背伤,他在养伤的3个月中,认真研读了印度哲学大家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著作,这之后,他吸收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思想,他的截拳道的发展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1971年,李小龙给《黑带》杂志撰写《让自己远离传统空手道的束缚》一文时,写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观点。文章中,李小龙说:“其实我对于打斗功夫没有什么创新和改良,没有哪种功夫能有截拳道那样的攻防办法。”[5]很显然,在这篇章中,就体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思想“真理是无所羁绊的,没有固定的条件,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实现手段;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以任何特定的方式去寻求真理。”新的截拳道提倡克里希那穆提所主张的自由哲学,反对任何固定的形式,借助于各种自由的搏击动作,进行二人对打练习,形成全新风格的截拳道功夫。
二、李小龙截拳道的价值体现
(一)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1笔怪泄武术重新正视实战
李小龙说:“传统武术,只晓得盲从与模仿,它们永远找不到武术技击的真谛。”他还说:“我不相信对手会像兄弟对招般,让你对峙观察,后策动攻防,也不相信对手会像对打演练或打沙包那样,给你蓄势运劲的时间。”[6]这就是说,传统武术正在与实战慢慢脱节,而截拳道提高了技击的实战性,使中华武术发扬光大。
2笔怪泄武术在传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新
截拳道是继承中国武术及世界各国搏击之大成,根据自身特点在武技实战中逐步形成的。创新是整个截拳道训练过程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的核心,只有创新,才能使截拳道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3蔽中华武术的国际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小龙主演的“功夫影片”风行海外后,许多外文词典中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功夫(KUNGFU)”。截拳道具有技击性、健身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它不仅属于中华武术,而且丰富了世界技击术的内容,它对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截拳道作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世界文化的东移及其在中国的集结,将会给截拳道的传播提供空前的发展机会。
(二)利用文化心理学弘扬中国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认为,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谈的小我、无我、非我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中国人谈的是一个辩证自我的概念。李小龙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个采访时,美国记者让他描述一下中国人的基本元素。他说中国人就像水。水无形无状,如果放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放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水可以到处流,但水同时也可以冲破一切。美国人听了这个描述后,一头雾水。实际上李小龙讲的就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即存在矛盾和多样性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是由时间和空间界定的一个整体性的自我。
(三)对非武术领域的影响
在国内非武术领域,更有多位经济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李小龙的截拳道理念运用到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如发表在《企业经济世界》(2003年9月号)上的《中国经济截拳道: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作者:李华振、张听博士)、杨有忠撰写的经济论文《品牌管理截拳道》、发表在世界企业文化网上的《功夫中的管理哲学》(作者:方军)。国内的很多经济报道,也总喜欢结合李小龙思想或截拳道技击特点,来进行相关经济报道,比如:《营销,你就应该是李小龙》(中国时尚品牌网)、《置业投资也练截拳道》(青岛新闻网)、《超薄电视就是李小龙的“无敌寸拳”》(慧聪网)等。
三、当前对截拳道理解的误区
(1)简单地将李小龙看成是一位普通的功夫电影演员,其所有成就仅仅只是电影宣传夸大的结果,认为截拳道并无多少实战价值,李小龙不过是被电影夸大的人物,对于世界武术并无多少贡献,还认为李小龙死后,截拳道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亦不过是被边缘化的武技,等等。(2)某些人否定李小龙原传截拳道的“指导”作用,断章取义、无科学原则地片面注重所谓截拳道创新或自我发展。(3)误认为截拳道哲学意义上的无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或在基本技击原理和技战术结构上的“乱法”。
四、结语
李小龙融合世界无数技击之长,创造了“直接、快速、有效、实用”的截拳道,征服了世界。李小龙的功夫进入“道”的境界,堪称为哲学的艺术――功夫哲学。截拳道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理论,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其意义不只局限于武术本身,而是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体现了其创新精神。真诚希望李小龙文化及其截拳道能够得到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希望国内李小龙文化及截拳道的研究和传播,能够走上科学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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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成岩.论传统哲学对中华武术发展的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10).
[4] 李小龙.李小龙原著集粹 截拳道之道――武道释义(摘录)[J].中华武术,2000(08).
篇6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
：
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学生书局印行，民国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篇7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篇8
“象”与“象之思”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单元与形式，产生于中国古代文化，在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象”有以下几种形式：
（1）《周易》卦象：它起源于古代占卜之龟象。既用以占筮，也用于表示事物的组成、运动和发展之态势。同一卦象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表现为不同意义之象，如有义理之象、方位之象、卦气之象、时势之象、器具之象等等之分。另外如太极图象、河洛图象、阴阳五行的天干地支之象等也都是《周易》卦象的延伸与发展。
（2）中医之藏象：主要见之于《内经》。如“阴阳应象”、“六节脏象”、“平人气象”等。藏象与卦象不同，它不是以阴阳之爻组成符号作为象，而是以语言文字的形式出现，藏象体现的是人体五脏六腑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它们与天、地、季节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其象不仅为人体组成，还包括方位、季节、色彩等等。
（3）哲学意义上的“理气合一”之象。这种形式的“象”主要出现在宋代。宋代可以说集传统文化的“象”之大成。太极图象、河图洛书之象等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儒家之“五德”在孔孟那里还仅仅是一种伦理范畴，到了宋儒才成为天人合一之象。其在天为春夏秋冬，在时为元亨利贞，在性为仁义礼智。宋儒称之为合内外之道的“圣贤气象”。另外，道家偶尔也有论及象的，如《道德经》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道德经》第21章。只是道家没有把“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确定下来。
从“象之思”来说本文由收集整理，中国古代哲学一直都有把“象”作为一种思维方法阐述的思想，《易传·系辞》在论及卦象时，已经有言、意、象之辨，并且意识到“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有学者把它称为“中国哲学自己的符号系统”：“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辨。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融地‘体悟’。”秦平、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30年的反思》，《哲学研究》2008年第9期。但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哲学对“象”和“象之思”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不管是大陆的新儒家还是港台的新儒家，都没有把它们作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基本形式来对待，基本上都是“以西解中”，即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理解、甚至框正中国哲学。虽然他们也曾注意到中国哲学有着不同于西方概念思维的、自己所特有的思维方法，但总的说来，“象”与“象之思”的研究是被严重忽略了。偶有提及，也是被当作“形象思维”，当作认识的感性直观的初级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哲学界关于“象”的研究开始兴起。张立文先生所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提出中国哲学的“象性范畴”，并具体分为“象象范畴、象实范畴、象虚范畴” 参见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刘长林先生所著《中国系统思维》当中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象，该书认为，以《易》为起源的中国古代的“象”的思维方法，指的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形质静态之象”，而是事物的“功能动态之象”：“《周易》对客观世界纷呈杂陈的‘象’的态度，不仅属于《周易》，而是整个中国古代思维的主导趋向。它规定了中国古代科学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基本方向和方法，同时也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的许多基本特色。”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但张、刘二位先生的著作尚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象之思”不同于西方的概念思维的差别与意义，而是把“象”基本等同于范畴，即作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认识工具。
到了20世纪末，随着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成为国内热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理解，从而“象之思”的研究开始真正兴起。国内哲学界“象”的研究者们在与西方现象学、概念思维的对比研究当中把西方哲学作为“他者”，在镜像阅读对比中显示出“象”的意义，其趋势是“以中解中”，甚至“以中解西”，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树人先生的著作《传统智慧再发现》参见王树人《传统智慧再发现》，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参见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都比较明确地把“象思维”作为一种与西方哲学的概念思维相对立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同时王先生发表了多篇关于“象思维”的论文，他指出，“象”不仅仅是形象直观，象思维也不能仅等同于形象思维，而是与概念思维相对立的，超出形象、具体事物，直接把握道、太极的思维方法。它是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的，对“象思维”研究有助于人类摆脱对自然界的外在化、对立异化的关系，等等。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则依据自己扎实的现象学和语言哲学功底，对比研究了“象之思”与西方哲学的思维，论述了“象”在现象学研究中的意义。其专著《从现象学到孔夫子》指出，现象学从胡塞尔的“视域”开始到海德格尔的“存在”，逐步摆脱了传统单一实体论，进入“构成论”、即人与对象“共在”的生存方式的研究。“‘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一定是构成着的或被构成着的，与人认识它们的方式，尤其是人在某个具体形势或境域中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5页。。而孔子的“仁”与《周易》卦象等同样也是构成论的。所以，现象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象之思”是相通的，且后者要高于前者。易学家张其成先生的专著《象数易学》与此类似，其中也有关于“象”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周易》的卦象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把象与数同列在一起，称作“象数思维”、“象数方法论”，其论述象数方法的实质性内容，如重整体而轻个体、重功能轻抽象的定性等等，与上述从哲学角度论述的“象之思”是一致的参见张其成《象数易学》，中国书店2003年版。。笔者也是属于较早地进入关于“象”的研究的学者。2003年即已《象的思维：说不可说》何丽野：《象的思维：说不可说》，《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研究了形而上学领域内中国哲学“象”的意义；专著《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参见何丽野《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视野中，全面地论述了《周易》卦象以及八字易象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特点与意义；另有多篇论文，也都是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着重从《周易》卦象和八字易象的角度论述了象之思及其意义如《八字易象与周易卦象的源流关系》，《周易研究》2006年第3期；《象·是·存在·势——中西形而上学不同方法之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周易〉象思维及其在现代哲学范式转换中的意义》，《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2期转载；《运动、事物的“本来面目”与周易卦象》，《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周易卦象和谐思想》，《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等。。
二、“象”，从日常生活到哲学
“象”，往往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有些研究更是把“象”与太极、道以及佛学等联系在一起，强调其形上的特征，给人以一种玄而又玄的神秘感。其实“象”并不玄。按照《周易》的说法，“象”是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圣人”仰观俯察自然天地和社会，然后制作“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⑦ 《周易·系辞上》。。“君子”则学习这个由圣人做出来的“象”，并将其运用到生活当中去。“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⑦至于一般人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这个话说得很准确。实际上，“象”和象的思维就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它内容一样，“象”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普通人时时都在运用着“象之思”，只是没有自觉而已。
比如春天，我们外出游玩，看见花开了，我们会欣喜地说：“花开了，春天来了。”这时候，花就是“象”，一个春天的“象”。人们通过“花开”领会春天，就是“象之思”。花之“象”不同于花之概念。从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看，“花”是概念，现实中的花是现象，是个别，它体现了花的一般的本质，比如说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在这样的概念关系中，“花”与我们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与认识对象（花）之间是分离的。但是“象”不一样。它体现的不是对象的“本质”，而是体现了对象与我们所共处的“生存状态”。在“花开了，春天来了”当中，“花”不是春天的“现象”，春天也不是“花”的“本质”。但是花显示着春天，春天通过花表现出来。在作为“象”的花里，主、客与环境是一体的，我们与“花”一起处于春天之中。桃红柳绿，风和日丽，春天是一种状态，不是实体，却又必须在实体（花）中显示出来。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花”是存在者，“春天”是存在本身。人们是在存在者身上领会存在，又从存在当中去认识存在者。海德格尔讲到“用具”的时候曾说：凡是用具，总是指向一个目的，总是被人们在使用中，而且与其它东西构成一个整体，所以用具本身会让人联想到其它东西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7页。。在春天的“象”当中的花也是这样，只不过它不是处在被“使用”的状态，而是与主体“共在”的状态。人们在看“花”体会“春天”的时候，不是感性认识的经验直观，更不是逻辑推理，而只能是一种身心交融的体会。这种交融的前提是双方“存在”的同一性。朱熹弟子陈淳曾举“花”为例以说明春之“气”：“姑以一株花论来，春气流注到则萌蘖生花，春气尽则花亦尽。……方其花萌蘖，此实理之初也；至到谢而尽处，此实理之终也。”陈淳：《北溪字义·补遗》。这也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人们通过“花”去体验它所显现的“春气”和其中的“理”，并在这个体验中领会人的天人合一的存在的意义（即领会仁义礼智信）。
所以，“象”不是象征，而是客观存在本身。目前在关于“象”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往往把哲学“象之思”等同于艺术之象征性的形象表现手法，把它们混为一谈，这是不妥当的。艺术使用形象进行象征是比喻，是人的主观意识所赋予对象的，不是对象所固有的。诗歌理论中常有运用语言造成诗歌“意象”之说，这个意象就是象征。比如我们以花象征爱情、以月亮象征别离，“花”本身当然无爱情可言，“月亮”本身也没有什么离别关系，是我们的心理赋予它们这种意味。但哲学意义上的“象”不同，它是客观存在的。例如“花开了”为春天之“象”就是万物所共有的生存状态，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不仅是春天与花，其它季节里的植物、天气等等，都是如此。所以，“象”也是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客观性的。只是这个客观性、普遍性跟概念所表述的“本质”不一样，不是指向某一类事物自身某种不变的性质，而是指向不同事物间的联系。它要人自己去体会。在“象”当中，人与对象的关系首先是“共在”，然后由于这个共在而产生“感”，这个感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如《易·系辞》所说的“感而遂通”，即感到自身与对象的生存状态的同一性。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来电”、“被电到了”。凡物皆象也，凡象皆理也。春夏秋冬，就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所以荀子才说：“善为易者不占。” 《荀子·大略篇》第27章。不占是不去起卦的意思，因为万物皆象，无需起卦。程颐曾经说到《周易》卦象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实万事万物莫不如此。万物之象即易象，关键是你要去体会它。这个体会就是“感”，感了才能“通”。你不去体会它，只是站在一旁观看，那么花也只是花，只是“植物生殖器”，你如果去体会它，大其心而体之，与它相通了，那么花便是“汝心”，花开之作为春天就是“元”，是“万物资始”，并且从中体会出 “天地之大德曰生”。“元者，善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 《易·文言》。在儒家看来，仁之端即产生于对事态的“感”，“怵惕恻隐之心”即起源于对“孺子将入于井”的状态之“感”，由感而通，而恻隐。它是排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外誉于乡党朋友”等理性思维于外的。
这种生存状态，是主体与客体，再加上环境三者共同构成的。因此，象实际上表现的是这三者的关系以及由于这个关系形成的结构。比如卦象就是如此。其动爻与一卦中其它爻所构成的中、正、承、乘、比、应关系，便可以视为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卦之“环境”，也就是整体卦象。所以“象”所表示的就是上面这张图所显示的关系，“象之思”就是对这张图中所表现的关系的领会。
进一步地说，对这个三者共同组成的结构的体会，也是认识论当中的人的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基点。人是在对这三者结构的“领会”中产生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比如说在你面前有一把刀。这把刀是“刀”还是其它什么“东西”，这取决于你与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如果在商店的“环境”里，这把“刀”是“商品”。你由此领会到自己是“顾客”；如果在博物馆里，展台上有一把刀，那么它是“文物”，你是“参观者”；如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你孤身一人在大街上，一个人走到你面前，拿着刀，这时你的心跳可能要加速了，你害怕了。因为这个“环境”里，刀可能是个“凶器”。而你会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是“受害者”。所以人是在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的体会中产生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人的社会实践，就是对这种生存状态进行处理，并达到人与对象的相容与和谐。
这种主体对于客体和环境的生存状态的体会，说起来很简单，却是西方哲学“是”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一直所疏忽的。这些西方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认识以前就先验地断定了主客体的分离。尤其是康德，设立了一个认识不能达到的物自体，又设立了一个理性的先验自我，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也不能达到物自体，把主客体之间的分离推到了极端。费尔巴哈意识到这个问题，即现实的人应该是有生理需要、处于生理活动之中的。马克思、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进一步意识到，人们在认识之前还应该有个主客体未分的状态，主体与客体是从这个状态中分离出来以后才建立，才为人的理性所认识的。胡塞尔认为它就是“生活世界”；马克思认为，人是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对对象的认识的；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在世界之中”这个状态中产生对象和自我认识的。所以，现象学是“描述性的现象学”：“在这里，描述并不意味着植物形态学的那样一种处理方法。”②③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46、46页。现象学要描述的不是一般的“东西”，它所要描述的“显然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首先并恰恰不显现，同首先和通常显理着的东西相对，它隐藏不露；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这个在不同寻常的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是存在者的存在。”②所以，“现象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③“存在者”与“存在”是一个相互循环的关系。离开了存在，不会有存在者，离开了存在者，也不能产生存在。从而，人们的知识、理性，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等等，其实都不过是个人一定的生活境域、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因此也都必须从这个境域、结构和传统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是所谓的“存在转向”。后来的英美语言哲学“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体现在“游戏”当中。解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与解读者的互动中产生的，这些都与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殊途同归。
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意识到的那样，如果要揭示在理性认识之外的那个主客一体的生存状态，那么概念语言是无能为力的。不错，语言是存在的家，“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sei）”。因为没有语言，人便不能说出对象“是”什么；但同样的，海德格尔说：“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ist）出现。”《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版年，第1120页。海德格尔对两个“存在”的不同用法显示了其对语言和存在不同关系的看法。德语中，sei（存在）是命令式，海德格尔意谓“座架”，以命令式的态度对待自然，用于近代形而上学和科学所“见”的世界；ist（存在）是直陈式的现在时，海德格尔指让自然自己显示，用于所他“思”的世界。但汉语无法体现这两者的区别。因为词语给出的是“被给出者”而不是“给出者”。“在词语中，在词语之本质中，给出者遮蔽着自身。”“于是，我们在运思之际必须在那个‘它给出’中寻找词语，寻找那个作为给出者而本身决不是被给出者的词语。”《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96页。语言指向的只是存在者。真正的存在，只能是在词语不能说的地方，当我们什么都不说（不去定义）的时候，真正的存在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如果真的不能述说，那么哲学就失去了可交流的普遍性和公共性，其本身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海德格尔一直在试图寻找能够描述这种存在状态的语言，也就是他所说的“道说”——本质的语言、能够述说语言的语言。他晚年醉心于东方思想，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中国哲学的“象之思”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三、“象”研究在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意义
篇9
1、 本文选自作者《契接中西哲学的主流——牟宗三哲学思想渊源探要》（原《从逻辑思辩到哲学架构——牟宗三哲学思想的渊源与进路》第一部）第四章第二节的第一部分，标题有所改动。
2、 〈牟宗三先生学行事略〉，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1996（民国85）年版，页2。
3、 此话原为牟宗三1931年住云南大理文化书院时所讲，以后写入自传，是为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关系所作的历史定位之论。见氏著《五十自述》，同前，页100。
5、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前，页86。
6、 吴森〈论治哲学的门户和方法〉，见氏著《比较哲学与文化》（一），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民国67）年版，页189。
7、 参见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牟著《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社，1984（民国73）年版，页251。
8、 牟宗三《五十自述》，同上，页107。
9、 同上，页102。
10、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讲话〉，见氏著《时代与感受》，台北：鹅湖出版版社，1984（民国73）年版，页255。
11、 同上，页188。
12、 对此，可能会使人产生疑问，因为熊氏在致韩裕文的信中明确地说：“汝非天才也，吾望之者，取其笃实也。甘受和，白受采，忠信可以学礼，笃实可以成学。吾年六十以上，一向无人可语，聪明过汝者，非无一二，然恐终不离粗浮之痛耳。吾舍汝，其谁望矣？汝不自发真心，只作得一世俗所谓好人，吾之学其已矣，此方先哲意思无可托矣。吾年已至衰境，向前日月，能有几多，此可念也。”（熊十力《十力语要》，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320～321。）这段话中的“非无一二”中的“一二”是指唐君毅和牟宗三。唐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及此事，可以为证。他说：“故熊先生尝与友人韩裕文函，谓吾与宗三皆自有一套，非能承其学者，而寄望于裕文。”〔见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序〉，黄克剑编《唐君毅卷》（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920。〕熊氏原没有选中唐或牟为衣钵传人，而是选中了韩，认为韩虽不及前二人聪明，但却“笃实可以成学”，他担心前二人“终不离粗浮之痛”。相比之于韩，唐牟在哲学上已各自有一套。（此是熊氏的担心所在，因为如是，则难有精进，不能传熊氏之道。）那么，牟怎么成了熊氏的衣钵传人呢？因为后来（1947年），韩留学美国，英年早逝。这可能是使熊氏不得已而一改初衷，把衣钵传给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牟氏也曾写过信给熊，说：“老师的学问传不下来，您要靠我去传您，否则您是传不下来的。”（见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一文，台北：《鹅湖月刊》第16卷第11期〔总号191〕）牟的话自是有些狂妄，但也道出了实情。看来，熊氏最终也只能把衣钵传给牟了。大致上讲，情况可能就是这样的。无论如何，牟成为熊氏哲学的衣钵继承人是历史事实，早已为当代新儒家所接受。
13、 仿琼斯和弗洛姆描述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见弗洛姆《弗洛伊德的使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56 。
14、 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民国85）年版，页85。
15、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的智慧方向〉，台北：《鹅湖月刊》，第11卷第5期（总第125号），1985年11月。
16、 《原儒》上卷于1954年春起草于北京十刹海寓店，中秋脱稿，翌年印有百部。下卷草于秋天，至1956年夏初脱稿，印存如上卷。1956年冬，全书再印，作为初版行世。
17、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同上揭书，页264。
18、 陈荣捷〈当代唯心论新儒学──熊十力〉（陈瑞深译注），见罗义俊编《评新儒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421。
关于《原儒》一书是否标志着熊十力的基本思想或态度已经改变，或它是否改变了《新唯识论》的基本论旨，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牟宗三、陈荣捷、刘述先、姜允明等都认为从《原儒》一书看熊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度没有改变。（刘的观点见〈先父刘静窗先生与熊十力先生在晚岁通信论学与交往的经过〉，刘编《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民国73]年版；姜的观点见其《从〈原儒〉看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收入氏著《当代心性之学面面观》，台北，明文书局，1994[民国83]年版。）徐复观的学生翟志成于1987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孔学会议”上发表〈论熊十力思想在1949年后的转变〉一文，后收入氏著《当代新儒家史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民国82]年版）一书，批评了陈刘二先生的观点，称陈是“全不变论”的代表，刘是“外王学转变，内圣学不变论”的代表，而提出“外王、内圣俱变论”的观点。又于1992年在《当代》杂志第76～78期刊出〈长悬天壤论孤心——熊十力在广州（一九四八～一九五0）〉。后收入氏著《当代新儒家学史论》（同上）一书。翟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对他的观点，刘述先先生作出了反驳的回应（见刘述先〈对熊十力先生晚年思想的再反思〉，台北：《鹅湖》，1992提第3期〔总第201号〕）。此外，郭齐勇先生亦对翟文进行驳正（见郭齐勇《为熊十力先生辩诬－评翟志成〈长悬天壤论孤心〉》，“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论文，北京，1993年8月，后收入会议论文集，见赵向东主编《中国智慧透析——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及未来展望》，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并又写了《翟志成“审定”之〈熊十力佚书九十六封〉纠谬》。）此外，余英时先生也对熊氏发表过有关评论，认为熊氏与梁漱溟是极少数能在压力下坚持原则信仰的人，但是就熊而论，他在《原儒》中把周礼比附成社会主义，又在《乾坤衍》中把古代的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虽是“不得已的适应”，但也多少反映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那种“社会主义理想”的“炫惑”。（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义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民国73）年版，页19。）
19、 牟宗三〈熊十力先生的智慧方向〉，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见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台北：《鹅湖月刊》第16卷第11期（总号191），1991年5月。
23、 见牟宗三〈一年来之中国哲学界并论本刊〉，《广国民日报．哲学周刊》第43期，1936（民国25）年6月24日。
24、 参见同上。
25、 牟宗三〈中国人的具体感与抽象感〉，《宇宙旬刊》5卷2期，1936年。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篇10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方法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历史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一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问题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一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一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一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研究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一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时代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一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规律，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一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一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二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一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一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一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三种能力指向的三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一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他一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四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二、我应该做什么（道德）？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四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四门学问：认识论，伦理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它都呈现一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一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一端、各据一偶。有人把康德看作一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一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一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一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一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一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一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四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四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二
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一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径直地宣布了一个不可知的领域，因而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设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界限。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打破主体与客体僵硬对立的这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高举起辩证法的旗帜，与这种形而上学知识论对立起来。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性相分离的做法，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发展康德的理性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三大阶段。“主观精神”是指个人的精神，它又分为三个小的阶段，这三个小阶段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识从最原始的、与禽共同的、低级的、模糊的主客不分的状态经过区分主客到达初步的主客统一的过程。但即使是个人精神的最高阶段，也仍然具有有限性。个人的精神为了要实现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亦即否定自身，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无限性。有限精神的这种真理就是绝对精神。从个人的有限精神到绝对精神之间还需经过“客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外部表现如法律、道德、社会（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国家是“客观精神”范围内最高的主客统一、最高的主体性和自由。但“客观精神”范围内的主体性和自由例如政治上的自由仍然是有限性的，因此，人的精神的发展必须超出历史即整个“客观精神”的阶段，进入“绝对精神”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最高的主客统一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里的主体性才是无限的，自由也得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实现。至此，人与“绝对精神”同一，有限者的个人达到了“真无限”，这样的人乃是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绝对精神”还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第一是艺术的阶段，即以直接感性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第二是宗教，即以表象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最高的是哲学，它以概念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都各有其有限性，只有“纯思维”或“无限的思维”及其产物“纯概念”才是最高的“真无限”。6)
然而黑格尔这种超乎主体与客体、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之上的“综合”（绝对理念），本身仍然是一种理论理性。黑格尔的哲学表面上客体性原则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仍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理念为事物之全体或总体、总和，仍是抽象的事实。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把一个生动活泼，在他说来是“辩证法”的过程纳入了最高形式、最僵硬的逻辑体系，旧形而上学的虚幻性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标举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的《精神现象学》中暴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虽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但仍建造不出一套自己特别的“语言”，它还得用“本质”、“存在”、“可能”、“现实”、“必然”等这些词汇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同样一个词，仍分为“经验”和“超验”两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遭到了实证主义的强烈反对，指出那是人类日常语言的含混引起的误解，是想象的产物，因为“绝对”就像“上帝”和“魔鬼”一样是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实的。这一派思潮，从G.E.莫尔发起对“绝对唯心主义”猛攻以来，经过了许多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有了一个类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析篇”那样完整的分析性“语言哲学”理论。研究这一思想发展线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这一思想路线与本论文生存本体论的关联度相对较小，故笔者不作为研究重点。
三
如果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科学主义思潮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在康德经验知识论基础上开辟了否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路线，那么欧洲大陆现代现象学派则在康德理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条对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客二分的思想路线。毫无疑问，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创建者是胡塞尔。胡塞尔把康德的先验性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先验性是欧洲哲学的最终依归。他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在感性篇中容纳了感觉杂多性是一种不彻底的表现，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他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为了掌握客观世界而设计出来的符号，语词作为符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有所指，即指一个具体的事实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表达，描述一个普遍的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二者有原则区别。分析哲学重视“所指”，认为“所指”决定“意义”，“无所指”也就“无意义”。胡塞尔则认为“意义”与“所指对象”之间是一种“游离”和“浮动”的关系，意义本身具有独立性。7)“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所寻求的东西。胡塞尔又从笛卡尔那里采用了怀疑论，并将它发展为“悬搁法”，将一切感觉经验的表象成份“括起来”，然后问“剩下了什么”。经过现象学“括起来”后所“剩下的”，就是“本质”，就是“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感觉，也不是单纯的概念，它不是形式推论出来的，因而有一种直接性，但又是普遍的，因此又是一种理智的直观或直观的理智。
如果我们把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同康德的“理念论”加以比照，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涵。康德不是说纯理性概念没有“客观的”、经验的对象吗？事实上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说明过的，一切“理念”所要考虑的都不是这个客观的、经验的对象，而只是需要“意谓的对象”，因而，本来“理念世界”就是自成体系，可以与实际的物质世界无涉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他的“理念”，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正因为“理念”与客观物质对象有这样一种“游离”的关系，才能不受物质世界变幻不居的表象的影响，使人类的知识达到一种绝对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理念”论是把康德的的“理念”论拉回到现象界来，使“本体”“现象化”，同时也使“现象”“本体化”，这样“现象”、“知识”才能绝对的可靠。这样胡塞尔就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所谓“物自身”虽然不是“事实的知识”，即“上帝”、“意志自由”、“不朽”虽然不是具体科学的对象，但它们在人的想象、幻想里却是可能的对象，而且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意谓（意向）的对象在思想中更有着必然的根据，因而我们不但经常“言说”它们，而且也经常“讨论”它们。8)
四
以上我们以康德为出发点，从黑格尔讨论到胡塞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理论似乎与生存本体论无所关联，事实上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正是从康德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发展出其生存本体论的思想。我们知道，胡塞尔强调先验的纯粹意识之直观是把握事物的根本方法，借助此种方法，人们便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世界变成内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意识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物与我便真正实现了彻底的统一。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利用本质直观所获得的“意义世界”和黑格尔用思辨逻辑所获得的“绝对精神”都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其认识道路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主体性原则，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比黑格尔走的更远、更彻底，然而真实的存在早被他们遗忘和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凡是要探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学问，一旦忽视了人的存在，将人的存在存而不论，或对人的存在没有获得清晰明瞭的理解，那么这种认识必然是错误而虚假的，最终仍然要重蹈主客二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覆辙。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克服一种倾向，不是从外部用另一种倾向代替它，不是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不是你说东，我说西，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这种对立“过时”。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要深入到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原始根基——人的存在（此在Dasein）中来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要对作为哲学起点和终点的人的存在做基本分析：通过探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在世、操心、死亡、时间等问题而重新为哲学置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此在” (Dasein) 是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前提条件，“本质直观”、“纯粹意识”只是此在与存在发生关系的结果，一旦失去此在，“本质直观”、“纯粹意识”便了无支撑的根基。9)如果说胡塞尔讨论的是现象的自显，海德格尔则要究明现象自显的本源，从此种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存在学”，就是对此在及此在与存在关系予以解蔽的诠释学。
当然，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所做的这种生存论转向不是空穴来凤，在其前面已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基础。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生存哲学家、神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神学话语中生存论转向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是不分轩轾，其道一体的，在古希腊多义的“to be”、“being”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的同一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被贬低为僵死的“实存”。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当然克氏对个人的强调也有一个限度，即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但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必须归结到宗教信仰上。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一脉相通，他一方面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权威；另一方面以唯意志论的人生哲学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世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这种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显现形态，显现的过程犹如柏拉图的理念运动，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形式，人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的最高形态，因此，我的意志便是生活意义的本原和所有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一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一般生物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无法逃脱对这一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尼采不满于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观，在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生存观。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人们所驯服的“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撇开一物的全部关系、特征、活动，就不剩有该物了，物性是我们根据逻辑需要虚构进去的。人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观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为“超人”。正是由于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普遍文化自觉。10)
然而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海德格尔，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康德、黑格尔及至现代的胡塞尔扩展到整个传统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一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存在的历史，其实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 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为“生存（Existenz）”，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
五
在康德思想遗产中发展出的与生存论相关的第四条路线是现代神学路线，在对这一路线展开讨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康德的神学本体论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外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自然神论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一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11)
康德之后的施莱尔马赫12)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论。他认为康德由道德服从引伸出的神学本体论，预定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预定了人与上帝的差异、分离与距离，必需在同一性原则的力量下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同一性的力量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情绪，而是超越于主体与客体之上的宇宙对我们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施氏还区分了两种无条件依赖的形式：一种是因果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东西，如儿童依赖父母；一种是目的性的依赖，即指向一个目的，如道德完满。施氏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目的性类型的宗教，它具有无条件依赖道德命令的特征，在这里康德的影响又显现出来。13)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神学思想家舍勒则认为上帝的存在完全是自体自根的，不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如果承认了施氏的理论，就等于承认没有眼睛（主体的宗教情感）就没有颜色（上帝）。由此舍勒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生存论主张，他认为拥有一个“绝对之域”是有限个体之意识的本质，这种绝对之域同时是存在和价值的一个未知数x ，个体意识必须用某种意涵去填充它。舍勒称这种绝对之域的意涵为“信仰财富”，宗教信仰的建构属于人的内在本质。一无所信者仍是一位信仰者，其信仰意涵是“虚无”。宗教行为的意向性建构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并非在于它是人性的，而是在于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对人来说，选择不在于信仰或不信仰，而在于是否能使信仰获得“恰切的信仰对象”。
面对康德以来（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即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本质属性（诸如：人本性的善与恶、人的有限与无限）来谈人的生存、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论，当代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莫尔特曼等人则提出了观察人的存在与上帝之在的另一种方式，即从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状况及人被异化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来谈人的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形成了一整套影响日渐深广的生存神学和末世神学理论，特别是健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从人的生存与死亡谈及人类历史的延续与终结、宇宙自然的生成与毁灭，从而形成了一套整全的末世神学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主旨不仅是在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主要在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康德以此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一步完成了其他各部批判性著作，最终以他个人和他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方式回答了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四大哲学和神学问题：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当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但康德仅是行走在真理途中的伟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神学家一方面从其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又从其理论体系中发现矛盾，并继续前行，力图克服他留下的各种矛盾。其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康德的四大问题；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则结合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以新的话语方式对近代社会康德提出的问题做了现代回答，特别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以施莱尔马赫、舍勒、布尔特曼、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存神学、末世神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神学由本质主义存在论向存在主义生存本体论的转向。西方哲学、神学的这一转向将成为二十一世纪哲学、神学研究的起点，我们还会像康德一样继续行走在通往真理的途中。
参考文献
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 W. Beck，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Kant， The Bobbes – Herrill company， 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零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台湾学生书局印行，民国八十三年九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篇11
21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神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1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计时来区分的，在哲学、神学上不像在现实中有1条明确的时限可划。哲学、神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和神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神学中的问题同近代哲学、神学问题之间尽管有着质地差别，但仍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它1方面是对近代问题的继承与接续，另1方面也是对近代问题做出的现代回答。因此，要深入研讨现代哲学、神学中的生存本体论，就必须回溯近代哲学、神学对相关问题所做的说明，只有察源观流，才能真正把握这1问题的脉络和精神实质。在对诸多近代哲学、神学流派及人物的考察中，笔者既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创始者笛卡尔、培根，也没有选择近代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而是选择了康德作为重点分析对象。做出这1选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探讨知识论问题而著称的康德学说与生存本体论有何关联？康德的相关见解对现代哲学、神学话语的生存论转向有何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论文的主要。
俄罗斯文艺理论家戈洛索夫克尔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1书中指出：“在哲学这条道路上，1个思想家不管他是来自何方和走向何处，他都必须通过1座桥，这座桥的名字就叫康德。”1)美国的康德专家贝克曾引述哲学家中流传的1句格言：“在哲学问题上，你可以赞同康德，也可以反对康德，但不能没有康德。”2)人们之所以给康德思想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在于：在康德哲学精神中，既囊括了他那个人类在日益丰富的生活实践中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也凝聚了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发轫而来的1切理智生活的智慧结晶，在康德这里既有蓬勃发展的科学及其方法的影响，又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1代圣哲的思想启迪，还有文艺复兴运动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既有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的理论碰撞，又有法国早期启蒙学者和人文学者的思想浸染，更有象牛顿、卢梭和休谟等这些时代巨人的人格和思想的深层积淀。正是在上述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康德以德国自身的莱布尼兹——伏尔夫学派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哲学”，奠定了近代德国哲学和神学的基础，而这种哲学和神学的影响所及又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范围。
然而要真正搞清康德在哲学史、神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现代生存本体论的影响，仅看到上述因素还远远不够，更主要的是要从康德所提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理解康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康德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根基是其《纯粹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的“分析篇”，当代西方哲学、神学的主要思潮大都从这里出发来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是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为出发点，以阐释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冲突为目的，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最终为信仰留下足够的地盘。康德把人类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能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自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在“分析篇”中康德又把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3种。他认为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1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型而引伸出知性的先天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具有建构性，作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的各种，正是知性通过其范畴或原理而颁定给它的，亦即人为自然立法，这就是康德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判断力的作用则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具体的经验知识。而理性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其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理念（诸如：灵魂、世界、上帝等）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然而理性在认识中的迷误在于：1方面它出于自己的本性不可避免地产生1些幻想，即把理念看作是有现实对象与之对应的概念，因而想去把握这些无条件的、超感性的现象界以外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另1方面，它不了解知性范畴只有同感性材料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因而把本来仅适用于感性现象的范畴，用来规定超感性、超经验的物自体。其结果必然产生关于灵魂不朽之类的谬误推论、世界有限与无限之类彼此冲突的2律背反及上帝客观存在的虚假证明等。所有这1切都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和伪科学。这说明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从而也就限制了理性认识的范围。而这不可知的本体的存在也就为人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留下了余地。由此康德认为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为未来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3)
如果我们仅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篇”看，康德似乎只是在讨论知识形成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但这仅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点，而康德的真正目的是要由此出发来构建其更为恢宏磅礴的理论大厦。换言之，康德建构其“分析篇”的主要目的远非仅仅要指明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以人类知识形成的可能性问题为基点，探讨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他要使其思想由前批判时期的驰骛于外在宇宙而返回于内在宇宙，由前批判时期向世人呈现出的壮观的自然之图转而再向世人贡献1帧人类深遂的心灵之画。在康德看来，知识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人类理性的立法有自然和自由两大目标，即不仅包含自然法则，而且还包含道德法则；最初是在两种不同体系中表现它们，最终将在惟1的哲学体系中表现它们。基于这种考虑，康德在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认知能力后，又进1步研究人类心灵的情感能力和意志能力，以及这3种能力指向的3种对象——真、善、美。他认为其《纯粹理性批判》论述了知识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基本目的；《实践理性批判》论述了道德如何可能？它是理性的终极目的；《判断力批判》论述了审美趣味和自然合目的性如何可能？使真、善、美在反思判断力中综合统1起来，消除了自然和自由、知识和道德的分离。康德晚年对自己1生的哲学研究进行了认真，他认为他1生中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与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4个问题展开的，当他完成《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书后，给朋友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3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着是第4个、也就是最后1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4)与上述4大问题相对应，从而产生了4门学问：认识论，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
由于康德的思想涉及到人类精神文化的全部学科，它在体系上博大恢宏，内涵上丰富深厚，几乎各个部分都闪烁着智慧的真知灼见，从任何1个角度看它都呈现1种面貌，以致对它的研究和理解不能不存在1定的困难。它不像黑格尔哲学那样在体系上易于领会，在环节上含混难懂，而相反在环节上清晰易懂，在体系上却难以把握。所以，国内外历来做康德的文章因立足点和倾向性的差别，常常各执1端、各据1偶。有人把康德看作1个知识学家、伦理学家、美学家，也有人把他看作1个科学家、心理学家、宗教学家、法学家、人类学家等等。康德的精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支离破碎的，它在被多元化的同时，也被专门化了，仿佛任何1门科学都可以从康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坩锅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特殊元素，加以蒸馏、发酵、膨胀而形成1种新的体系和学问。5)
上述现象的出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和理解康德的任务，即在对康德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还要进行综合的研究，把分析原则寓于综合之中，把康德学说看成1个完整的有机体：它有着自身的宗旨、基本问题和逻辑线索，有着自身的风格和特质，它的各个部分和环节表现出1种有机的递演关系，并服务于1种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基于此种认知，笔者认为康德在东西方世界之中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恒久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学术思想的深层所包含的浓郁的人情味和生命气息。康德的精神包容了与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1切实践领域，思考了人生的根本问题，度量了人类心灵的各种功能、条件和界限，它不仅揭示了宇宙的智慧，更是涵摄了生命的智慧，在茫茫无垠的自然寰宇中凸现了人的价值、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自由。因此，只有从人学的视角研究康德，才能真正抓住康德思想的精神实质。但本论文的主旨不是要探讨康德的人学思想（笔者对此另有专论），而是要以此认识为基础，探讨康德之后受其人学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哲学、神学思潮及其这些思潮的生存论转向问题。由之，1方面使我们从中寻觅出现代西方哲学、神学话语生存论转向的历史轨迹，另1方面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透视现代哲学、神学与康德人学思想的内在关联。下面笔者分4条路线展开这种考察，这4条路线分别是：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传统哲学路线；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线；人本主义的现象学路线和现代神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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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以知识论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是近代欧洲哲学的分水岭，但谁也不能在分水岭上停留太久。康德的知识论显然留下了许多难以解决的。既然知识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为前提，那么这种知识只能是抽象的概念式的知识，就活生生的现实过程而言，是1种割裂了的理智形式，因而这种知识不是真知识。在康德看来主体与客体之间固然可以得到相对的结合，但却永远有1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知识论，就自己否定了自己，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康德本人并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而是径直地宣布了1个不可知的领域，因而在现象与本质之间设立了1个不可超越的界限。打破这个界限，就必须打破主体与客体僵硬对立的这1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从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高举起辩证法的旗帜，与这种形而上学知识论对立起来。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主体与客体、实践与理性相分离的做法，试图从积极的方面康德的理性概念，在其《精神现象学》中他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3大阶段。“主观精神”是指个人的精神，它又分为3个小的阶段，这3个小阶段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识从最原始的、与禽共同的、低级的、模糊的主客不分的状态经过区分主客到达初步的主客统1的过程。但即使是个人精神的最高阶段，也仍然具有有限性。个人的精神为了要实现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亦即否定自身，并从而获得自己的无限性。有限精神的这种真理就是绝对精神。从个人的有限精神到绝对精神之间还需经过“客观精神”，即个人精神的外部表现如、道德、（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国家是“客观精神”范围内最高的主客统1、最高的主体性和自由。但“客观精神”范围内的主体性和自由例如上的自由仍然是有限性的，因此，人的精神的发展必须超出即整个“客观精神”的阶段，进入“绝对精神”的领域，在此领域中最高的主客统1才得以最终完成，这里的主体性才是无限的，自由也得到了最后的最完满的实现。至此，人与“绝对精神”同1，有限者的个人达到了“真无限”，这样的人乃是最真实、最完满的人。“绝对精神”还有其本身的发展阶段：第1是的阶段，即以直接感性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第2是宗教，即以表象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最高的是哲学，它以概念的形式把握无限的绝对。黑格尔认为艺术、宗教都各有其有限性，只有“纯思维”或“无限的思维”及其产物“纯概念”才是最高的“真无限”。6)
然而黑格尔这种超乎主体与客体、实践理性与理性之上的“综合”（绝对理念），本身仍然是1种理论理性。黑格尔的哲学表面上客体性原则占主导地位，实际上仍以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理念为事物之全体或总体、总和，仍是抽象的事实。因此，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把1个生动活泼，在他说来是“辩证法”的过程纳入了最高形式、最僵硬的逻辑体系，旧形而上学的虚幻性和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标举人的自我实现历程的《精神现象学》中暴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的这种“思辨哲学”虽然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范畴”，但仍建造不出1套自己特别的“语言”，它还得用“本质”、“存在”、“可能”、“现实”、“必然”等这些词汇来论述自己的思想，于是同样1个词，仍分为“经验”和“超验”两种意义，而后1种意义遭到了实证主义的强烈反对，指出那是人类日常语言的含混引起的误解，是想象的产物，因为“绝对”就像“上帝”和“魔鬼”1样是既不可证明又不可证实的。这1派思潮，从G.E.莫尔发起对“绝对唯心主义”猛攻以来，经过了许多发展，到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有了1个类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篇”那样完整的分析性“语言哲学”理论。这1思想发展线索是1个很有意义的课题。但由于这1思想路线与本论文生存本体论的关联度相对较小，故笔者不作为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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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主义思潮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在康德经验知识论基础上开辟了否定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重要路线，那么欧洲大陆现象学派则在康德理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另1条对抗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客2分的思想路线。毫无疑问，现代现象学的奠基者和创建者是胡塞尔。胡塞尔把康德的先验性原则贯彻到底，甚至认为先验性是欧洲哲学的最终依归。他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在感性篇中容纳了感觉杂多性是1种不彻底的表现，他的目标是要建立1个纯思想性的精神世界。他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认为人的思想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人为了掌握客观世界而设计出来的符号，语词作为符号有两方面的意义：1方面是有所指，即指1个具体的事实对象；另1方面又是1种表达，描述1个普遍的思想。所指与对象有关，而表达则与意义有关，2者有原则区别。分析哲学重视“所指”，认为“所指”决定“意义”，“无所指”也就“无意义”。胡塞尔则认为“意义”与“所指对象”之间是1种“游离”和“浮动”的关系，意义本身具有独立性。7)“意义”的发现，在胡塞尔看来，无异于揭示了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后秘密，找到了从古希腊开始哲人们所寻求的东西。胡塞尔又从笛卡尔那里采用了怀疑论，并将它发展为“悬搁法”，将1切感觉经验的表象成份“括起来”，然后问“剩下了什么”。经过现象学“括起来”后所“剩下的”，就是“本质”，就是“意义”，它不是单纯的感觉，也不是单纯的概念，它不是形式推论出来的，因而有1种直接性，但又是普遍的，因此又是1种理智的直观或直观的理智。
如果我们把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同康德的“理念论”加以比照，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涵。康德不是说纯理性概念没有“客观的”、经验的对象吗？事实上如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已经说明过的，1切“理念”所要考虑的都不是这个客观的、经验的对象，而只是需要“意谓的对象”，因而，本来“理念世界”就是自成体系，可以与实际的物质世界无涉的。所以他1再强调他的“理念”，就是康德意义上的“理念”。正因为“理念”与客观物质对象有这样1种“游离”的关系，才能不受物质世界变幻不居的表象的，使人类的知识达到1种绝对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理念”论是把康德的的“理念”论拉回到现象界来，使“本体”“现象化”，同时也使“现象”“本体化”，这样“现象”、“知识”才能绝对的可靠。这样胡塞尔就否定了康德的不可知论，所谓“物自身”虽然不是“事实的知识”，即“上帝”、“意志自由”、“不朽”虽然不是具体科学的对象，但它们在人的想象、幻想里却是可能的对象，而且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意谓（意向）的对象在思想中更有着必然的根据，因而我们不但经常“言说”它们，而且也经常“讨论”它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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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以康德为出发点，从黑格尔讨论到胡塞尔，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理论似乎与生存本体论无所关联，事实上恰恰相反，海德格尔正是从康德的“理念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意义世界”发展出其生存本体论的思想。我们知道，胡塞尔强调先验的纯粹意识之直观是把握事物的根本，借助此种方法，人们便可以将事物的意义世界变成内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意识之中，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物与我便真正实现了彻底的统1。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利用本质直观所获得的“意义世界”和黑格尔用思辨逻辑所获得的“绝对精神”都是1种不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在其认识道路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主体性原则，所不同的是胡塞尔比黑格尔走的更远、更彻底，然而真实的存在早被他们遗忘和遮蔽。在海德格尔看来，凡是要探讨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学问，1旦忽视了人的存在，将人的存在存而不论，或对人的存在没有获得清晰明瞭的理解，那么这种认识必然是错误而虚假的，最终仍然要重蹈主客2分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覆辙。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克服1种倾向，不是从外部用另1种倾向代替它，不是在各种对立关系中来回颠倒，不是你说东，我说西，而是要找出它的根源，使这种对立“过时”。有鉴于此，海德格尔要深入到胡塞尔“纯粹意识”的原始根基——人的存在（此在Dasein）中来探讨哲学的根本问题。换言之，海德格尔要对作为哲学起点和终点的人的存在做基本分析：通过探讨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在世、操心、死亡、时间等问题而重新为哲学置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即“此在”(Dasein)是意义世界得以开显的前提条件，“本质直观”、“纯粹意识”只是此在与存在发生关系的结果，1旦失去此在，“本质直观”、“纯粹意识”便了无支撑的根基。9)如果说胡塞尔讨论的是现象的自显，海德格尔则要究明现象自显的本源，从此种意义上讲，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就是“存在学”，就是对此在及此在与存在关系予以解蔽的诠释学。
当然，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所做的这种生存论转向不是空穴来凤，在其前面已有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基础。克尔凯郭尔是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第1位生存哲学家、神学家，也是西方哲学、神学话语中生存论转向的肇端者。在克氏看来，思想与生存本来是不分轩轾，其道1体的，在古希腊多义的“tobe”、“being”中已经贯注了丰富的生存思想，这种思想与生存的同1境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被分离了，从柏拉图开始出现忽视生存并且分离思想与生存的倾向，本来平实的“思想”退化为艰深晦涩的“思辨”，活生生的生存被贬低为僵死
的“实存”。因此，克氏对欧洲理性主义传统存在论中没有人，特别是没有“个人”的历史深恶痛绝。当然克氏对个人的强调也有1个限度，即个体的生存必须顺从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但不生存，个体生存但不存在，前者是本体，后者是派生物，对生存的自我理解最后必须归结到上。
叔本华与克尔凯郭尔的思想1脉相通，他1方面以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方法，对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权威；另1方面以唯意志论的人生哲学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实践哲学。他认为生命意志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世界的1切都只不过是这种生命意志的“客体化”显现形态，显现的过程犹如柏拉图的理念运动，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形式，人是生命意志客体化显现的最高形态，因此，我的意志便是生活意义的本原和所有行动的原因和目的。人的悲哀在于他以远远超过1般生物的感受力却承担着与1般生物同等的生存，人清楚地知道生存的悲剧结局，但却无法逃脱对这1悲剧结局的痛苦体验。
尼采不满于克尔凯郭尔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存观，在对西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提出了英雄主义的生存观。尼采认为，从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文化和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它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理由。人们所驯服的“自在之物”本身就不存在，“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如果我们撇开1物的全部关系、特征、活动，就不剩有该物了，物性是我们根据逻辑需要虚构进去的。人的生存高于1切，人的生存可能是孤独的、不幸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因为超人的意志可以承受起这种孤独与不幸并转化为生命的动力。生存的悲观转化为生命意志的崇高。上帝已死，人再也不能按上帝的形象塑造自己，而是由自己的意志所规定，其中那些完全以自己的意志支配了自己的生存从而真正显示出生存的超越性意义的，尼采称为“超人”。正是由于尼采对西方传统的超验生存观及神学生存观的彻底反叛，也由于他对前期生存哲学的消极的生存观的批判，生存哲学进入到1个新的时期。生存论问题开始成为现代人学哲学家们的普遍文化自觉。10)
然而由生存哲学所启动的生存论转向集大成于海德格尔，如前所述，海德格尔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康德、黑格尔及至现代的胡塞尔扩展到整个传统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1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中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存在的历史，其实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与知性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并把通过此在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直接称为“生存（Existenz）”，认为只有通过此在才可能主动地确立与世界的关联（在世），从而真正阐释“存在何以在”之类的哲学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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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思想遗产中发展出的与生存论相关的第4条路线是现代神学路线，在对这1路线展开讨论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康德的神学本体论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上帝在并且与我同在是康德终身的信仰，但上帝怎样在、怎样与我同在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神学观的核心问题。康德指出，上帝应是经验世界的外在，宗教神学本体论、教会神学宇宙论和神论等关于神的观念偶然随意，并不能证明上帝之在。经验界的上帝死了，道德世界之在、内心希望之在才是上帝的居留之所。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的探索才可能确立上帝之在。道德的核心是责任，责任的基础则是人对自由的呼唤和自由的实现。当人向道德的上帝敞开自身，人便开始了1种源于信仰、显于道德行为中的生命直觉：思。“思”使我们走向上帝，“反思”则使上帝接纳了我们。真正的上帝应是人的自由生存的注解。11)
康德之后的施莱尔马赫12)在批评康德的过程中从生存论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情感论。他认为康德由道德服从引伸出的神学本体论，预定了主体、客体之间的分裂，预定了人与上帝的差异、分离与距离，必需在同1性原则的力量下克服这种差异。这种同1性的力量既不是理论知识，也不是道德行为，而是1种无条件的绝对依赖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同于主观的心理情绪，而是超越于主体与客体之上的宇宙对我们存在的深层结构的影响。施氏还区分了两种无条件依赖的形式：1种是因果性的依赖，即指向1个东西，如儿童依赖父母；1种是目的性的依赖，即指向1个目的，如道德完满。施氏认为基督教是1种目的性类型的宗教，它具有无条件依赖道德命令的特征，在这里康德的影响又显现出来。13)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神学思想家舍勒则认为上帝的存在完全是自体自根的，不依赖于人的情感而存在，如果承认了施氏的理论，就等于承认没有眼睛（主体的宗教情感）就没有颜色（上帝）。由此舍勒提出了自己的神学生存论主张，他认为拥有1个“绝对之域”是有限个体之意识的本质，这种绝对之域同时是存在和价值的1个未知数x，个体意识必须用某种意涵去填充它。舍勒称这种绝对之域的意涵为“信仰财富”，的建构属于人的内在本质。1无所信者仍是1位信仰者，其信仰意涵是“虚无”。宗教行为的意向性建构作为人的意识本质，并非在于它是人性的，而是在于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对人来说，选择不在于信仰或不信仰，而在于是否能使信仰获得“恰切的信仰对象”。
面对康德以来（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即从人在整个宇宙中的本质属性（诸如：人本性的善与恶、人的有限与无限）来谈人的生存、人与上帝关系的理论，当代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莫尔特曼等人则提出了观察人的存在与上帝之在的另1种方式，即从人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存状况及人被异化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来谈人的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并形成了1整套影响日渐深广的生存神学和末世神学理论，特别是健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从人的生存与死亡谈及人类历史的延续与终结、宇宙自然的生成与毁灭，从而形成了1套整全的末世神学理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书的主旨不仅是在讨论知识论问题，而是主要在讨论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康德以此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进1步完成了其他各部批判性著作，最终以他个人和他那个所独有的方式回答了有史以来困扰人类的4大哲学和神学问题：人能够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应当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但康德仅是行走在真理途中的伟人，在他之后的哲学家、神学家1方面从其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另1方面又从其理论体系中发现矛盾，并继续前行，力图克服他留下的各种矛盾。其中，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以西方传统哲学特有的方式在更深层次上回答了康德的4大问题；而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及各种宗教神学理论则结合现代社会的人类处境，以新的话语方式对近代社会康德提出的问题做了现代回答，特别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以施莱尔马赫、舍勒、布尔特曼、莫尔特曼为代表的生存神学、末世神学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神学由本质主义存在论向存在主义生存本体论的转向。西方哲学、神学的这1转向将成为2101世纪哲学、神学研究的起点，我们还会像康德1样继续行走在通往真理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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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1页。
2．L.W.Beck,StudiesinthePhilosophyofKant,Bobbes–Herrillcompany,1965，p3。
3．参阅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3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9页相关论述。
4．康德著《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李秋0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所，1997年版，第216页。
5．范进，《康德的文化》，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页。
6．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15页。
7．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326页。
8．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7页。
9．陈俊辉，《海德格尔论存有与死亡》，学生书局印行，民国8103年9月版，第44页。
10．邹诗鹏，生存论转向与当代生存哲学研究，求是学刊，2001年第5期，第33页。
篇12
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道的认识和解读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大部分学者重视的是对道解说的分类或者尝试提出更具新意的解说。从宏观学术历史演进来看，对道的解读方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哲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以前，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并不追求对道作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对道进行分类研究，对道的解说呈现出混沌未分之势；自至20世纪90年代是第二阶段，中国哲学深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把道进行分类，试图对道进行确定性和明晰性概念式解读，其中把道判定为唯物或唯心的研究方法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学界对道的解读方法有了全新的视角，许多学者跳出了上个世纪片面追求明晰理解的怪圈，不再追求之前的明晰性，反而论证和解释老子之“道”无需清晰认识的合理之处。
一、正：道――混沌未开，物质与精神的互相渗透
“道”丰富的深刻内涵是从最初的“道路”之义引申而来的，其后又被古人发挥领会，拓展为必然性、规律性，道德、规范、原则等等之义。老子之“道”可以说开中国文化之传统，哲学之先河。[1]在对老子之“道”的研究中，古代的思想家们并未明确的对之作出唯心唯物的明确界定。传统意义上的老子研究是与中国古代哲理思想和历史文化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这种研究是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下完成的，没有外来的参照。根据资料记载对《老子》一书的注疏达到了三千余种，今天尚能见到的还有四百种左右，[2]从这些解读老子之道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对“道”的解说并不是清楚明白的，而是用另一种抽象概念来比拟的，如韩非的“万物之理”、淮南子的“覆天载地，始生万物”、王弼的“无名无形”的本体、葛玄的“大道无名，长养万物，不知其名，强名曰道”以及向秀和郭象的“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等。
中国哲人将道解释的玄乎其玄，冯友兰先生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古代哲学家独有的表达方式上，即可以理解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他所说：“由于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该表达思想的方式具有明晰不足、比喻暗示有余、意蕴深长等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3]因此，在古代学者那里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实则意妙不可言，道的不可言说性和不确定性是其一大特点。然而，这种不追求老子之道明晰性的解读不独是中国哲学家，在西方人眼中老子之道也是神秘莫测的。张祥龙教授指出，在西方的翻译家们出于类似的理由而将“道”译为“理性”、“精神”、“[概念化了的]逻各斯”等。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道”是一个意味着“终极实在”或“万物之所由”的主导词。[4]
中国古代先哲对老子之道的解读方法，孙熙国先生将之总结为“物质与精神的互渗现象”，他说：“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世界本体的一些基本范畴，如‘道’、‘气’、‘天’等都属于物质与精神互渗现象的概念，像这样类似的主导词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于为何没有区分物质和精神，孙熙国分析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古代还没明确的抽象出这两个概念，以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划分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5]林诚教授也谈到：“在老子那里并没有对道的‘物质’和‘精神’属性有一个明确的区分，这也奠定了中国哲学思考问题的传统。在古代这种区分就是在希腊也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是很难区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老子学说亦是如此。”此外蒋重跃和周德海两位教授也认为古代学者对道的解读缺乏表达方式的逻辑性，通常“习惯意会和描述”，所以至今仍需要继续解读。[6]周先生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这就像我们不能把‘人有头’、‘人有手’或‘人有思想’等命题，等同于‘人是头’、‘人是手’或‘人是思想’的命题一样”来进一步说明老子之道中的物质和精神互渗现象。[7]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古代的哲学家那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哲学思想中都大量存在着“物质和精神的互渗现象”，老子的“道”也无一例外的带有这种混沌不清的特点，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为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先哲们，对道的解释也就自然而然地说不清，道不明了。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人的解读方法相对于近代以来用西方哲学视角的解读方法而言既显得古朴自然，又带有不明分说的“落后性”。
二、反：道――追求明晰，唯心与唯物的难解之争
后西方哲学大量传入中国，由此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被当成一个基本的参照系，甚至被奉为圭臬。学者们的基本思路就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范畴这些“手术刀”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肢解”，以求其明确性和明晰性。诚如刘笑敢先生所言：追求的是一种确定和明晰的道，并将学界对于“道”的理解归纳为四类：本体和原理类、综合解说类、境界形态说和贯通性解说。[8]
近代以来对老子之道的研究也很快抛弃了传统做法，转而参照西方哲学的方法，试图清晰地将道划分为物质的或精神的概念，由此展开来解析老子的哲学体系。在这种借用西方哲学思维来分析老子思想的研究视角中，唯物唯心的研究方法运用极为广泛。吕振羽在1936年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最早提出老子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为在老子生活历史时期是不具有产生唯物主义哲学的条件，“一个代表初期没落封建贵族，其自身并附丽在不劳而食的封建统治者队伍中的老聃，是不能发明辨证唯物主义”的。老子的“道是创造宇宙，统制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精神的东西。通过对老子哲学的分析，吕先生确定了其唯心论的哲学属性，老子的“道”的内容“并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神话的东西”，老子本人“不但是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且是倾向着有神论了”，“还是以一个唯心主义者而出现”。吕振羽以阶级属性、唯物唯心的分野来贯通研究思路，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学者以及该领域的研究。[9]唯心还是唯物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学界盛行一时。
这样明确区分老子之道是唯心或唯物的文章很多，并在上个世纪学界形成了专门的讨论。例如胡瑞昌、胡瑞祥两位学者认为：老子的“道”是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同样超越人的意识、又超越自然界的东西。建立在“道”的基础上的老子哲学，当然是与建立在“绝对理念”上的黑格尔哲学同是客观唯心论。但是作者又指出：“老子的唯心论，是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论因素的客观唯心论，是充实了唯物论的内容，而倒立于唯心论上的唯物论。”这一说法的确与给老子之道所下的唯心定论从某种程度上又不相协调。[10]
针对学界老子唯心论的观点，不少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唯物主义的主张，如学者杨超等人的观点。杨超研究认为老子的‘道’，“在实体的涵义上是物质性的，在法则的涵义上是客观存在的，在二者的相互关系上，法则是实体所固有的，在与万有的相互关系上二者并不是离万有而独存的。”因此，尽管老子的哲学在社会生活的理解上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它既然在“精神对自然”这一最高的哲学问题上认为自然是原始的，他的本质就是唯物主义。“老子的唯物主义带有极端朴素的直观性质，因此，它属于古代唯物主义的历史范畴。”[11]
张磐石博士亦从多方面论证老子之道是物质性的，他首先指出：“古今中外有许多学者，或是沿袭庄子的观点，或是沿袭黑格尔的观点，把‘道’说成是精神性的，从而把老子哲学体系划归唯心主义阵营。这种见解不是根据老子原著得出来的，不符合老子原著的本义，是对老子哲学的歪曲理解，是强加于老子哲学的唯心主义的解释。”接着他对“道”作出了解释，即道不是脱离了物质的抽象的“理”，或脱离了物质的抽象的“规律”，它既是指世界本原，又是指运动规律。作为世界本原来说的“道”，是按规律运动着的物质。作为运动规律来说的“道”，是物质的运动规律。最后总结到：“老子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只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并且是不彻底的。”[12]
从上述争论中我们能够看出，无论学者是怎么充分论证老子之道是唯心的或是唯物的，但还是不能回避掉老子中与其相反的“不合情理”或“不彻底的”的内容。换一句话说，这种勉强把老子之道归属哪一方的研究不仅让很多学者感到有些格格不入，还让他们又不得不无奈地对老子解说中属于一方的存在进行自圆其说。唯心唯物的界说是为了追求道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即想说清楚和弄明白老子之道到底是什么，归属哪一类。但是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带有一个基本的参照系，那就是“西方中心论”，即用西方术语框架来解释老子，这样一味的对老子之道唯物、唯心进行界说，对老子之道生搬硬套的研究思路是一条没有结果的不归路。
实质上，套用西方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方法是用一种俯视的态度，并没有对老子一种平等的待遇。因此对老子之道的解释，总的来说是很牵强的，对道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张祥龙教授在《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一文中专门批判了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单一产生的最大弊病是思想的贫乏和同质化……因此，要使中国哲学研究重获生机，就首先要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中国哲理思维的‘原生思想生态’，容许和鼓励多样化的研究方式，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非西方中心化。”[13]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对老子思想进行解读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也是违背马克思的分析哲学原则的。
三、合：道――中西合璧，多元与共融的高层回归
由于研究方法和理解视角的不同，所取得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过去对老子思想的贬低或是有所保留的态度，在当今学界的文章中已有很大转变，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们抱有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对待老子，这也表现出当今学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当前处于学术思想逐步开放的新时期，对老子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解读看来是不可取的，之前以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解读老路已然行不通。正如张祥龙所说：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必须改变方法和视角，使其多元化多样化，从而做到对老子思想正本清源，真正实现中西哲学思想的交流与对话。
目前的研究对于第二阶段研究方法和观点已经有所突破，对老子思想的研究已不在局限类似于道的归属问题。孙熙国认为：“道”具有物质属性，但并不是纯粹的物质一般的概念；“道”具有精神属性，但并不是纯粹的精神一般的概念。[14]但“道”究竟是指什么呢，新时期尤其是从在近几年的研究论文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逐渐变得丰富多彩，千姿百态。许多作者的对道理解不再是追求明晰性和确定性，反而去论证认识老子之“道”混沌的合理性，即老子之道所指的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是复杂的混含不清的，连老子本人也诉说不尽的。石义华教授的《老子哲学本体论的价值向度》文中明确提出：对于老子的本体论，无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实体化的读解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解读方式始终在理论上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是对老子的误读。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转换思维方式，对老子哲学本体论进行价值性解读，把老子哲学看作以价值为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老子哲学的价值性或非实体性体现在“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解构主义的言说方式、自然天真的存在方式、实践理性的超越方式等四个方面上。”[15]
部分研究者从西方后现代思想中的解构主义视角出发，对老子关于“道”的思想作出新的诠释，探讨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的非理性特征及其意义，王家传教授为其中成员。他指出：老子的目的并不是要揭示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及万物的运行规律是什么，而是想借‘天道’的名义来阐述他的关于‘人道’的思想。“从后现代主义视域来看，老子不是要为万物建立根基，而是要解构万物的根基。在老子那里，作为万物根基和规律的‘道’只不过是老子为了宣传他的思想而虚设的东西，而这种虚设的‘道’也并不具备作为可靠根基的条件。老子关于‘道’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非理性、反讽性、非逻辑性、策略性、不确定性、游戏性和诗性等是老子思想的重要特征。”[16]这种另辟蹊径的解读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老子之道，从而得出了耳目一新的结论。
有些学者专门论述道本身，认为老子所说的道并非是具体个别的此道或者彼道，而是道自身。彭富春先生的《论老子的道》文中将道的解说不清的现象归结为：“道自身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同一，亦即存在与虚无的同一。”而且总结出道与此相对应的许多特性的共同点为“道自身存在即虚无的本性”。在道与语言的关系上，作者认为“道和语言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克服的矛盾。道无法形成语言，它只是在语言之外。同时语言也无法表达道，它只能是道的遮蔽。……道自身拒绝走向语言。道隐无名，道不自言。”作者认为道既不是感觉的对象，也不是学识的对象。对于作为虚无存在的道，人们必须放弃感觉，超出感觉，寻找另外通达的道路。[17]
张祥龙教授把老子之道喻为终极处境中的构成之道，指出这种根本意义上的有与无就“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里的同并非“同一”，而意味着同出一个终极形势，共同构成一个能与此终极形势相合的原发生境域。“它处的‘环境’恰是一个能让它存活生长的天势。老子认为，如能观其复，守其一，则天地为我父母，万物为我护神，焉有不长生久视之理？至德之感天动地，是势之所为，并非‘迷信’。”道既非原则，亦非另一个更高级的实体世界，而就是这个人生世界的顶级形态、自然形态。[18]
上述诸如石华义、王家传、彭富春和张祥龙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解释使我们看到了与以往不同的老子之“道”，道的不可言说和不可认识性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与之前的追求道的明晰性和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自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方面用老子来对比基督教，认为其有别于“神启宗教”，是沉醉于自然的精神和智慧；另一方面，试图用老子来克服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传统所产生的弊端。而后现代的解说方式正是一种反西方传统哲学的方法，这或许就是老子的思想在当下学界普遍得到认可的主要原因。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以上三个阶段的论述可以看到，学界对老子之道的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研究过程，它需要不断的否定，在肯定中获得否定，在否定中取得进步。而这正好体现出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的精髓之一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这一规律认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反复和无限的能动反映过程，在形式上是循环往复的，而在实质上是前进上升的，并且是一个无限发展飞跃的过程。它在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等领域具有普遍性，并广泛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笔者认为，学界对老子之道的认识过程可以理解为肯定阶段（正）、否定阶段（反）和否定之否定阶段（合），其中否定之否定阶段是在更高阶段的“回复”，是“扬弃”的结果。这样看来，中国学界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历程显然呈现出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相对于中国古代哲人的不为定性和归属的解说，现阶段的解读是更为合理的更高层次认识的“回归”。
在这一规律的指导下，学者们以更为开放的胸襟和平视的视角去理解老子之道的真谛，对老子之道的研究就是一种多元与共融的、的智慧之道。随着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变，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去西方中心化也渐渐在学界达成共识，正如张祥龙教授所说，当下多元和共融的解读方式是实现中西“对话”、恢复中国哲理思维“原生思想生态”的可行之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更为合适，这将改变方法上的主奴关系和中国哲学非西方中心化的理解。在这样新思维的引领下，中西合璧，相得益彰的中西“对话”之梦已不再遥远，而在视野下对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必定在当代和不久的将来重获生机、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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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我们过去的哲学教育，特别重视哲学理论知识的传授，尤其是强调对哲学原理知识层面的掌握，与此相关，还存在着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从而使哲学教育变成永恒真理的灌输和时政论证，使哲学教学活动演变为政治、政策的宣传工作，完全忽视了哲学教育的神圣使命――传承哲学智慧，提高人们的哲学素养，让人们更智慧地生存。这样的哲学教育，瓦解了哲学，消解了思想，使哲学教育原本具有的重要意义被蒙蔽、被篡改。如今我们在思考有关哲学教育的问题时，应当澄清一些模糊不清的教育理念，明确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们的哲学观念，提高人们的反思、批判能力，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正确哲学观念的塑造
哲学知识的传授不是哲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它是为培养人们正确的哲学观念，激发人们自觉的哲学意识服务的。哲学观念即人们对哲学学科总体性的理解及对待哲学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是我们通过系统地学习哲学理论知识，并理论联系实际，再反观哲学本身，所得出关于哲学本性的认识。哲学观念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哲学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有何价值；关系到我们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敏锐的哲学意识，能否自觉地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一些事关全局的生存问题。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形而上的思辨玄学，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它离得太远，大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有关逻辑推理的学问，那么哲学对科学家来说是思维的有效工具和技巧，对我们普通人而言依旧用处不大，可有可无；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人生哲学，关于生存智慧之学，那么我们就不会认为哲学是无用之学，而把它当作我们通达智慧生存的钥匙，提携我们精神的伟大力量。
接受系统的哲学教育，掌握哲学理论内容和理论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领悟哲学家的哲学观念（哲学观），从而才能形成我们自己对哲学的看法、观点和态度,因此,对哲学观的把握是我们学习哲学的重心所在。简略地说，哲学观或称“哲学理念”，就是哲学的自我观照或哲学家的自我意识，是从哲学理论知识中提升出来的精华。展开来说，指哲学家对与哲学活动本身有关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观点、看法和态度。这些问题包括哲学的主题、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功能、任务，哲学的孕育、形成、演变和未来命运，哲学与现实、哲学与时代、哲学与其他文化活动的关系，哲学活动的目的、意义与价值 ，哲学家的形象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其中，哲学的性质问题或“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是哲学观的核心。
然而，由于哲学作为智慧之学，是一个不断更新和提升智慧的动态过程，所以，“哲学是什么”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规定。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观或“哲学理念”的变革出发，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不 同的哲学理论，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发展史。一部哲学史，同时也是哲学观的演变史。
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哲学观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的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哲学是以“知识总汇”的面目出现的，其内容包罗万象，主要探究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构成、人类社会的演化等等。当时人类精神关注的重点是外部世界和客观规律性，探讨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这个阶段的哲学观主要表现为追求高度的抽象概括，以便对当时的具体知识进行抽象和概括，从而获得更加广泛、更加一般的超越于具体科学知识之上的普遍规律的知识。当时的哲学被称为“形而上学”。
到了近代，哲学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由本体论的哲学转向了认识论的哲学。这时的哲学不再刻意追问世界的本原、本质、虚实、有无，而是转向对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进行深入的考察。康德就把“我能认识什么”、“人类的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作为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要为人类的理性划定一条界限，以保证人类认识的真理性。这时，人类精神关注的是自身认识的有效性、合理性问题，把主体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转变为对自身认识能力的探求。这时的哲学总体表现为以逻辑性和反思性的理性主义。
步入现代，哲学正在发生新的转向，但由于这场“革命”方兴未艾，对现代哲学的性质尚无定论，然而，可以粗略进归纳为以下几点主要特征。哲学由对认识真理性的关注转向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哲学不再仅是关于世界的普遍知识，也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及人的生命意义的学问。各派哲学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向人的现实生活回归的趋势；其次，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普遍不满，都试图寻找一种主客相融、和谐共生的思维模式，要求超越理性的界限，转向包含非理性在内的新视域。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我们没有权力用今天的标准去宣判历史上的哲学的是非好坏，但却有权而且必须依据我们对历史的把握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提出并阐明符合自己时代标准的哲学观。因此，学习和反思反映人类实践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的思想材料，对于学习对象不仅较为容易理解，而且学习者的哲学意识也易于培养或激发出来。我们有必要重点学习集中体现哲学专业特色、充分代表时代水平又蕴含未来走向的现当代哲学，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哲学，理解哲学的当代价值，从而自觉地从哲学的高度、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反思、批判能力的训练
学习哲学，绝不止于背诵几个哲学概念和原理，而要学会用哲学的方式反思和批判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断地怀疑，反复地思考，批判的反思是哲学的真精神。“哲学不是简单地、刻板地描述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以一种批判态度对这种关系作出评价。”①哲学向一切现存的权威挑战，向各种识见挑战，向原有的理论及其前提挑战。它从不轻信任何事物，总是怀着挑剔、质疑的态度来审视周围。哲学就是永不妥协地怀疑和批判。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惊异”，惊异中就包含了怀疑和批判。罗素说：“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它批判性地考察运用于科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原则，它寻找任何可能存在于这些原则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它只有先批判性的研究的结果表明没有出现任何拒绝它的理由之时，才接受它们。”培根正是以这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提出了妨碍人的正确认识的四种假相，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笛卡尔正是从“普遍怀疑”出发建立了其哲学体系。哲学的怀疑和批判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它们是为寻求真理扫除障碍的手段。哲学的怀疑还是一种理性的精神，它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猜测和臆断，哲学更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她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②
当然，我们所谓的批判决不能是无根据，无理由地胡乱猜疑和任意批判。笛卡尔曾严肃地说：“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③哲学家在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时，往往需要援引他们未加怀疑的预设、公理作为展开思考的前提，这些前提有的是科学的基本定理，有的则是人类的“健全常识”，还有的是逻辑思维的规则。因此我们说，反思和批判必须以深入、仔细地研究为前提，依据合理的理由，符合逻辑地进行。皮浪式的极端怀疑主义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罗素说得好，“如果我们接受彻底怀疑主义者的态度，采纳一种对一切认识都加以排斥的立场，并且要求某种不可能的东西，而且我们的怀疑论也始终不会被驳倒。因为任何反驳，都必须从论辩双方共同具有的某点知识出发，裸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因此，哲学的认识批判若想取得某种成果，就不能用这种方式糟蹋自己。”④哲学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指向重构和创新。通过反思、批判，我们认识到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和局限，并在矛盾冲突中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从而构建起理想境界。批判是创新的前提，有“破”有“立”是哲学的根本精神。哲学的智慧正是体现在不断地克服矛盾，克服创造新生事物，永葆勃勃生机。
哲学的反思、批判对人的价值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来自传统和常识的基本信念，没有怀疑和批判地"跟着感觉走",而这样做有时是非常危险的。不可否认，传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从历史中传承而来的文化精华，人在既定的环境下生存，不可能割断与过去的联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听任未经检验的传统支配我们的生活是不可靠的，有时甚至于陷入危险的境地。例如，当初如果没有哥白尼对传统地心说的挑战，可能我们永远与科学无缘。另外，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共识，意见有时也夹杂着愚昧和偏见。人们出于情感因素或习惯力量，一般不愿意对生活中的基本信念提出质疑。而且，人活于世，难免遭遇不愉快的境遇，或者自己无法把握的状况，是信念支撑着我们走出迷雾，所以它对于人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对信念满腹疑虑，丧失对它的确信，会使我们失去行动的勇气和能力。但是，“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持之永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⑤哲学的作用就在于不断地审视传统和陈见，批判日常生活的信念前提，提出新方向，确立新价值，从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为深刻、合理、完备的基础。
哲学的批判蕴含着创新，在揭示现存事物的局限性的同时，揭晓未来事物的走向，构建理想境界。“批判活动的实质是以否定形式实现人与世界的肯定性的统一。”⑥在对原有的概念框架、思维定势、信念前提反思之后，批判蕴藏在其中的不足和局限，提出更加完善的理想体系。哲学的这种独特的批判功能不是简单、刻板地描述现实世界，而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它并做出公正的评价，激励人们积极主动地探索人与世界的理想状态，创造更加美好的理想家园。
哲学的批判活动增进了人的自由意识。从总体上看，哲学的批判活动有着双向的理论效应，它既指向所批判、所反思的对象性意识或理论，又指向从事批判活动、反思活动的主体自身。就前者来说，通过哲学批判活动和反思活动，对象性意识或理论实现了解释方式的转换和理论层次的跃迁；就后者来说，伴随着哲学批判活动和反思活动的展开，主体的自由意识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和加强。哲学的批判活动之所以能够不断超越既有的思想意识和理论形式，主体的自由意识之所以能够这种反思和批判活动中不断得到加强和提升，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否认有所谓超越批判的终极前提。由于一切理论对象都要经受批判的检验，一切思想前提都不能免于追溯更为基本的前提，从而也就决定了在这种批判和质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性是自觉的，意识是自由的。由此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哲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精神武器。
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植
哲学教育有助于接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之更智慧地生存。
近年来，关于哲学教育塑造世界观的功能的提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认为这意味着把哲学界定为关于世界、人生和价值等无疑的知识和具体条文，认为这会导致哲学过分意识形态化，政治庸俗化，最终会宣判“爱智慧”的终结。其实不然，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从来所展示的是哲学家对人及其生活的世界的总体性的理解和根本的看法，而他们又总是在为确立和论证对待人生、社会、世界和宇宙应该具有的基本信念和一般原则而不懈地在努力着，他们一直试图为人类更好地生存提供理想的指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就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问。另一方面，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出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最充分、最全面、最合理的解释和说明，他们的哲学理论可能超越他们以往时代的理论但决不可能超越他们尚未经历的时代。因此，一部哲学史所展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总体性问题的解释方式的转换和理论层次的跃迁，同时展现了不断更新和提升的人类智慧。哲学教育传授哲学基础知识，理所当然也传播哲学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这个时代的哲学教育，应该主要介绍代表时展水平的哲学，因为它是我们时代“在哲理层面上的极限性认识”⑦，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然，在教育的过程中，把哲学原理当作生活的常识、刻板的教条来灌输和教化，这无异于宗教的布道，是对自由批判的哲学真精神的蒙蔽和破坏。被动接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即使再正确，也不可能真正植根于心灵，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当中，真正成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哲学教育在传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应该注重思维能力的训练。哲学能力是不能传授的，但是该能力所需的哲学特有的抽象概括、逻辑推理和论证的技能是可以传授的。良好的哲学训练，能使我们思维更加严密，思考更加深入,尽可能避免片面性、表面性。另外，哲学史的学习在帮助我们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凡是不知道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陈修斋先生曾说过：“要树立比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此指导我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即立身处世之道，也只有通过学习哲学，通晓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种种已有和可能有的学说和观点，然后通过自己深入思考和比较以及实践的检验，来判定其是非优劣，择善而从之，再加上自己的分析、综合和创造才行。”⑧独立地思考，反复地比较，批判地学习以往哲学家的思想，有利于开拓我们的哲学视野，解放我们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哲学的精髓，从而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指引我从头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哲学教育的当务之急就是，放弃哲学只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念（当然不是说它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政治），确立它是人自身发展之精神需求的观念；放弃以知识传授及真理教化为根本目的的教育理念，转向注重哲学素养的培植，转向对人们的寻根精神、创新意识、高尚人格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江畅.走向优雅生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2］高校哲学教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省略.
［3］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舒远招主编.智慧的芳香――哲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5］郭湛主编.哲学素质培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6］欧阳康.以真正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教育和教学.教学与研究,2001年10期.
［7］段德智编.陈修斋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8］肖前主编.《哲学原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
注释:
①《哲学原理》上册，主编肖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页9.
②参见《高校哲学教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省略.
③ 转录《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86.
④ 参见《高校哲学教学与大学生素质教育》，省略.
⑤ 转录《智慧的芳香――哲学概论》，主编舒远招，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页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