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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古希腊人认为哲学是“爱智慧”，据说，“第一个使用哲学这个词，并称自己是哲学家或爱智者的，是毕达哥拉斯；因为他说过，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节）在此，“爱”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爱智慧就是爱真理，而爱真理是开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这里，智慧是苏格拉底那种“我自知我无知”的状态，只有这样的“无知”才能激起对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们的惊异与深沉，对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之事也能穷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们一般的“知”，即使你学富五车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宁说，智慧的意义即在于敞开人们追求真理的勇气与胸襟。
有人说智慧即哲学，但这里的哲学不等于哲学学说。海德格尔说：“我们长年累日地钻研大思想家的论文,这样的事实也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在思,甚至根本没有保证我们已准备去学习思。这种研究哲学的活动最为顽固地给我们造成假象:我们在‘弄哲学’就是在思。”[1]弄哲学是占有与把玩哲学知识,它只是在哲学的圈子围绕着哲学转。‘思’是进入哲学,进行哲学思考,是创造性的发问与沉思。
张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学探究过程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性。他说：“学问一词，意即知识、学识。从词的结构看，当把学视为谓词时，‘学问’意即学习着问。这样，学问与‘学问’的含义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学习着问’即‘学问’与学问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表明汉语中学问一词有其科学含义，他包含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没有‘学问’，甚至就不会真正有学问。”[2］
的确，学习着问是先生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在《课程与教学哲学》前言中，先生说：“我从事教学四十年有余，而从事教学理论研究二十年不足。大体划分一下，可以说，前一个二十年，练着，欣赏着教学；后一个二十年我琢磨着，探索者教学；近年来，则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学哲学。”[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学境界的由衷表达，而学问的心态则是先生治学境界的基础。作为学生，我留心观察过先生的一些治学方法，记得有几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我与先生在一组，发现先生对开题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总是留心思考的，而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他便一一记下。细想起来，我这个做学生的就觉得羞愧了，因我就没有先生那种在问题面前的专注与谦逊，更没有将问题随时记下以便进一步思考的习惯。
“实际上，所谓哲学意识就是问题意识。活跃的教学就应当是充满了问题的教学，生动的教学就是问题构成的空间。”[4］（P305)
从先生教学的课堂上，我们真实感受到了这种问题空间。先生的《课程与教学哲学》是在给我们第一届博士生讲授后出版的。回想起来，课堂那种问题空间尤在，在这问题氛围的带动下，我这位平时还算内向安静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静了，对有些问题的讨论，我们甚至争到面红耳赤的地步。通过问题的讨论，先生给我们的则是智慧的启迪。这让我们回想起孔子的启发式教学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们强调的是学生的问题意识状态。先生的教学给我们的正是那些伟人们曾经留下的，它让我们终身受益。
所有能给人智慧的教学都应是有独特思想的教学，所有智慧的表达都应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因喜欢教而喜欢学，因喜欢学而喜欢想，因喜欢想而喜欢做。”[4］(P304)先生说到做到了。正因为他的“学问”精神，正因为他在问题面前谦逊的态度，正因为他犹如苏格拉底般“我自知我无知”的心态，正因为他如老子般“复归于婴儿”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说赢得生命中“充分的诞生”，赢得学术生命中哲学这朵最绚烂的精神之花。我们惊喜地看到先生近年来的学术著作中有了哲学的积淀，从《素质：中国教育的沉思》到《课程与教学哲学》，从《高等教育哲学》到《教育哲学》，我们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终于印上了先生心路历程的印记，在“学问”的过程中达到了他所言的学问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点的叩问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们应从怎样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这些问题都蕴含了“原点”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从这些基本的问题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学的探讨有着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哲学就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5]先生对问题的考察又是从已有的思想或观念开始的。他说：“我们不仅要思考教育的事实，还要思考教育的观念事实，后者将是我们的重点，毕竟，已有的观念事实能从不同的意义上引导我们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国教育观念的以下事实：认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教育是被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教育是经济的基础，教育是生产力；教育不是别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关于教育原点问题的追溯就在这已有的观念事实中展开。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会性”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然而“我们容易问问同类的命题，经济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会性？”[4］(P7)对政治、经济是教育的决定者，我们要问的是“经济、政治为什么是决定者？它们是决定者，不再被别的什么决定了吗？”[4］(P8)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事实：“教育理论依然是那么可怜，它没有自己的语言。”“说教育是文化，毕竟是在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经济说’、‘政治说’则是拿别人说明自己。”[4］(P11)“说‘教育就是教育’这一带有情感所说的话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确是有价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从教育自身来阐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从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展开，在澄清这些观念本身乃至观念背后深层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个本源性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亦即教育的基本问题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对象——人，这就是教育的原点。
在我国教育及教育学观念的事实中，有着无教育本身的现象，先生称之为“教育对象性的失落”，人们一下子说教育是“上层建筑”，一下子说教育是“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就是没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说的“回到最基本”，从教育是上层建筑到教育是经济基础，从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国关于教育问题的研讨正在回到教育事实本身。
其实，先生所说的从事实本身来说明事物的方法已成为西方当代现象学者研究问题的普遍原则，在现象学学者看来，“教育就是教育”并非无意义的命题，其意义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对教育事实，从教育的本质（或范畴）直观中来揭示教育问题[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点的构建
既然已经明了教育的逻辑起点在于人，那就必须对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从教育的角度加以审理。
先生是从教育所面对人的更基本的方面来说明这一问题的。不同的行业（如医疗）也面对人，但教育所面对人的更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从心理学去探视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处在配合的地位，它处在一个基础的地位。即尽管许多领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学，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学。”[4］(P23)
当回到事实本身，并从教育本身来说明教育时，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这似乎是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进一步的论证让我们看到了古老命题常青与常新的意义。
首先，先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进一步解读中展开讨论的。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7］(卷1，P46)，应“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7］(卷1，P58)；“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7］(卷1，P46)“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是按美德规律来构造”[7］(卷1，P47)。从方法论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从马克思对人的论说的方法论与其他论证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语性，并以美的规律来构造自己的本性。这些思辨与论证显然是哲学深思后的凝练，它对教育学进一步探究人的内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内在心理过程中“我我关系”的重要性与教育意义。“人类关于‘我’的研究所凝结出来的种种学说是由事实与理想共同铸成的，它们既含有对‘我’的描述，又含有对‘我’和‘我’的关系的描述。正是哲学这种深切的寄托，几乎使一些哲学家都情不自禁地关注教育。”[4］(P31)我我关系是人们对自我内在的心理过程与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马克思“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直观自身”中明确表达过的，先生称之为对象自我化，同时发生的活动是自我对象化，人的成长与这种活动的自觉、自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我们教育学的理论没有注意到其意义。如果我们的教育深切的关注学生的成长，如果我们的教育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个体，如果我们的教育知晓学生是通过自我对象化的活动来修炼自身的，我们就不能恢复忽视“我我关系”。先生说：“如果说‘教师是通过自身的我我关系，以物我关系、人我关系为中介，而得以优化学生的我我关系’的目标是切实的、合适的，那么，传统教学理论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统清理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中对教育影响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公理的讨论。先生对“关系与人”、“存在与意识”、“规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关系与人的问题上，先生指出是人创造了关系，而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总认为关系决定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论”的理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马克思所说的如此重要的话，被那种学说和相信那种学说的教育理论工作者一起忘记了，而那种学说看起来似乎被视为更彻底的唯物主义了。”[4］(P67)
关于规律，先生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规律观给予了批评，提出了“人类实践本体论”的规律观。他认为自然哲学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识与教育规律中，所谓规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质的联系”，恩格斯说：“随同人，我们进入历史”[7］(卷4，P274)。“教育是随同人而来到人间的，难道人只创造教育而不创造教育的规律？教育的规律由谁创造？关于教育的规律会是天定的、固有的吗？说人创造了教育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吧？那么，关于教育的规律难道是人以外的什么东西创造的吗？教育的规律也只能去认识、去发现、去驾驭，而不能去创造、去改变、去消灭吗？我们的教育哲学竟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吗？”[4］(P200)
教育规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实践中去寻找。为此，先生提出了作为基础的规律——教育公理。
——潜在公理：人的潜意识、潜智能的存在的依据（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基础）。
——动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赋的，同时又是可以开发和引导的，这是教育发生、存在和展开的条件（这是人的可发展条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对象化，人亦可对象自我化（这是人的可发展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也是教育展开的途径和方式）。
——美学公理：人在对象自我化、自我对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学的（这是人可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作为中介在人的发展中起不同性质的作用（教育将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给学生并将其作为导向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寻找教育哲学基础的一种尝试。”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讨论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坚实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学家李泽厚提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8]，与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为哲学家的李泽厚注重的是人类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先生所强调的是作为教育根本的个体心理。“历史终结日，教育开始时。”[9]真正着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将走进我们，我们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觉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对教育事实的勇气？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学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发展
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研究绝对的”，哲学的探讨反映的是哲学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学寻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发展。
人发展什么？“发展人的可发展性”。“教育的根本在发展人的可发展性，离开了这个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为什么可发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发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内在动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这胚芽不断生长的外在条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说人的发展“更是一种权利”，这是一种对人深切关怀的论述，也是我们教育学很少提及的论述。“事情看来可以更清楚地这样标示：人的权利社会权利要求于社会。……而我们经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条线：社会权利社会要求要求学生。其实，是学生的要求决定了社会的要求；学生的权利决定了社会的权利[4］(P116)。人之所以有这种发展权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它有这种发展的本原，它又与生俱来有发展的胚芽和潜质，人的发展权是天赋的权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这种天赋权利，政府所应努力去做的是为维护这种权利创造条件，改善环境[4］(P117)。
对于全面发展，先生强调的是回到马克思经典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类社会与每一个个体“发展着走向全面”，“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人所驾驭的时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责任等等”[10]。那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到那个时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第二，这种外部的东西所发生的作用为内部，即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第三，社会生产必须充分发展起来，……第四，教育在‘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来充分全面发挥自己的才能中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也不是驾驭学生而是为学生所驾驭，并在发挥中继续发展。”[4］(P121)发展着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实际地反映了全面发展的真谛，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照耀着我们发展着走向全面，发展着的人把全面发展变为有各自特点的发展的全面，每个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现出来的全面[4］(P124)。这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
全面发展的“全”主要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个性自由发展，这是先生关于人的发展的又一鲜明思想。他认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发展，应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发展。先生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论述，他总结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落脚在人的发展上的，而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又是落脚在个性、自由个性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上的，落脚在人的解放，落脚在个性的解放上的，离开了个性发展和个性解放怎么去说全面发展？”[4］(P133)
说到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发展受到束缚和压抑的因素，“这些因素一部分来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来自人自己。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外化出不少的事物，这些事物反过来并不总是对人很客气的。”[4］(P125)人创造了神，却甘愿礼拜于神的脚下；人创造了物，却有了拜物教；人创造了科学，却有了科学主义及其危害；人创造了社会，却以为社会是决定一切的；人创造了教育，却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们的现实中有各种“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们的责任是面对现实的勇气，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担负着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责任，这样，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对人的在自然状态基础上的发展担当责任，也对人在社会状态下所受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担当责任，为增强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担当责任，为人从未来可能受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担当责任[4］(P127)。
先生特别关注自由与人的发展问题。他认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生活本身仅仅成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的。“人本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人本享有自由的权利，人本应有扩展自由的机会。……故而，教育是从两方面体现人本自由的活动，是让人既享有并扩展自由的自我活动。”[4］(P226)先生笔触中跳动的是现实的思考与理想的火花，“如果认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应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发展；如果认为自由即创造，那么，我们关注创造教育的进步，应优先关注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如果认为，自由是生命的实体，那么，关爱学生，关爱生命，其基本内容即关爱自由；如果认为对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强学生对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认为自由的处境与人的处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认为一所学校的自由状况即学校师生的处境状况；如果认为自由无价，那么，自由教育亦无价。”[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发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发展性胚芽能茁壮成长，人的全面发展既作为理想的丰碑又作为现实的追求，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而得以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为人”的过程中彰显出“自由的本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C］.北京:生话•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208.
［2］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3］张楚廷.课程与教学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张楚廷.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5］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
［6］刘徐湘.“教育就是教育”的现象学阐释［J］.中国教育学刊，2007.1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2
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核心、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讨会期间，曲阜师大音乐学院师生还为与会人员精心准备了专场音乐会，音乐会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岚山号子、夹仓锣鼓、鲁南五大调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音乐学院近几年的教学成果。“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会议的召开对于音乐教育史学和音乐教育哲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史学的视角探索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规律，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音乐教育哲学是一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本质和价值的学科，是音乐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对一切音乐教育教学现象进行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揭示音乐教育的基本规律，对各种音乐教育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作者：颜妍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篇3
杜威对教育哲学下的定义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6〕”这个定义在当时“实用主义”潮流中风靡一时，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教育哲学在教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教育哲学要求在实践已经形成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原则与方法中依据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历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7〕，这就解决了教育领域的多样化和特殊性问题。教育哲学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应对多样化、特殊性以及错误观点时可以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它代表着教育学的价值观。大多数学者对实践教育学的观点都围绕着“规范”这一词，其中德国学者维尔曼的定义较为符合理论体系的描述：“实践教育学是一个行为规范或戒律体系，它是规范性的、要求性的、规则性的教育学，其特征是强制性的。”〔8〕如果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实践教育学，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它对什么做出规范？二、它为什么要对其做出规范？三、它设定了什么样的规范？第一个问题针对的是教育科学，更加准确的说是教育科学的体系和实践过程中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自教育科学的提出以来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实践教育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理论和行为指导。因此在找出教育中的科学后，我们有必要对教育科学引发出来的种种行为进行一个约束，这里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教育科学的实践，它代表着各种教育活动实施的向导。第三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实践教育学的内容取决于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它包括道德规范、技术规范和事实阐释，诸要素在实践中有机地联系起来，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实践教育学必须为教育者提供一些转换措施，它充当着科学和教育者在特定情景中的实践取向的中介。”〔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践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的规范，体现在道德、技术、事实阐释等方面，是科学与实践的连接性质的理论。教育科学是迄今为止争论最激烈的科学理论，支持实践教育学的学者始终认定实践教育学才是科学。这个现象用一句话描述再合适不过：“人们对教育的科学性的怀疑日益强烈，‘几乎没有一门其它科学像教育学那样，其非科学性的空话，热衷于偏见和教条式的议论比比皆是’〔10〕”。这个现象的产生是近代实证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过分追求哲学思维刻意将一般的科学事实描述成难以理解的概念，已经偏离了最初教育科学提出时的设想。布雷岑卡认为教育科学是一种与教育哲学相包容、对教育不做规定的仅出于把握文化现象的这个目的来勾画教育的一类理论。这个概念体现了教育科学的特点：一、它与哲学相包容而不是被哲学所左右；二、它对教育不做规定有别于实践教育学，它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三、它的目的是把握文化现象，而不是依附于文化亦或是企图改变文化。〔9〕
篇4
实践的音乐课程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实践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关注音乐实践：新音乐教育哲学》中指出，“所有的音乐教育课程应当被当作思想深刻的音乐实践来进行组织和教学”。看来，音乐是实践性的，音乐教学也是实践性的，音乐技能教学更是实践性的，因而倡导一种全面的，以实践为主的音乐教育，重视专业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较之传统音乐课程而言，“实践性”音乐课程能够在实践中检验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更有利于学生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音乐课程是“情境性”的
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反对既定不变的课程模式，认为实践的音乐课程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音乐课程教学所包含的“目标定位、准备和计划、教和学、评价”四个阶段都是“情境性”的，因此，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实习课程，能随时根据情况作出调整。指出，“由于音乐与其他学术科目迥然不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假设普遍应用于科学、历史或数学教育的课程制作和程序对音乐教育也完全适用，那一定是唐突之举。”可见，“情境性”课程更尊重音乐学科特征及学生的个性，对于改变当前音乐技能教育中“一套教案针对众多学生”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
（三）音乐课程是“多元”的
“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身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音乐课程的“多元”性是由音乐的多元文化本质决定的。指出，“支持音乐教育实践学说就是坚持音乐和教学是多样性的人类实践活动”。笔者认为，“多元”的音乐课程观是从多角度去看待和理解音乐，发现音乐价值，并寻求多种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培养学生在区别和差异中宽容而有效地学习，培养出认同和共享群体的兴趣和思考的批判性视野。
二、实践性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技能课程改革模式
（一）技能课程的“实践化”改革模式
音乐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参与音乐实践”。目前我国音乐教育专业的实践课程主要是毕业前夕短暂的实习，时间一般安排在毕业前夕，且时间短，模式单一，效果十分有限。笔者认为，应将各种形式的实践有目标、有计划地纳入课程管理，并计入学分。一是实践课程常态化。即从学生进校到毕业，每学期都有一定学分的实践课程。二是实践课程多样化。包括课堂实践、艺术实践、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教育实践等，不局限于传统的教学实习。三是课程设置和比例搭配灵活化。学校应对学生学习情况、实践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在不同学期对学生的实践课程类型及学分比例进行合理调配；甚至可以针对就业倾向，对部分学生个性化设置实践课程。同时，学校要根据实践课程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整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增强课程的针对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减少和避免高分低能。
（二）技能课程的“情境化”改革模式
“特定教学——学习情境被称为课程……课程是教师和学生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的经历。”他指出，“作为实践课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将学习语境化或情景化……这样一来，学生们不仅能全方位地学习，而且可以学习如何教学。”笔者深信，正如所言，“情景化”课程模式是教会学生如何教学的最佳途径。实践中，一是要将“培养基础音乐教学师资”这一目标定位作为实施“情景化”课程的基础和前提，课程的设置和实施应当将学生带入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工作场景，通过与场景直接接触与互动，提高学生音乐技能、教学技能和解决教学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开设中小学音乐课堂观摩、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情景模拟课程，如定期组织学生实地观摩中小学音乐优质课；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模拟中小学课堂教学及课外活动；与教学实习有机结合，将情景化教学场景延伸到真实的中小学课堂等。三是在技能课程实施中可以灵活创设场景，如安排学生观摩教师为其他学生上课；在教师的指导下，安排学生为学生上课；针对学生中普遍或个别存在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等。总之，要改变以往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技能课程模式，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音乐技能课程变得活跃、生动，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学会如何教学。
（三）技能课程“多元化”改革模式
1.课程内容设置多元化——即本土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一是本土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承认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其实也就接受了音乐教育要融入本土化元素。“任何一种课程理论必须适合我国教育教学实践，否则，其价值只是理论模型的推导”。我们学习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就是为了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实现其理论的“本土化”，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所以，音乐技能课程本土化，就是要将中国式唱法、中国式演奏融入课程，如开设民族戏曲唱法课程、民族乐器演奏技法课程、本地区特色音乐技能课程等，让音乐教育专业同时肩负起传承和光大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使命。二是多元文化音乐技能课程设置。实践性音乐教育哲学认为，“只有承认和面向当代多元音乐文化，才能为音乐教育的课程建构、教学实践建立更为开放和宽容的出发点。”技能课程要充分体现音乐多元化的特征，这是由教育专业学生适应未来音乐教育工作需要，培养在不断变幻的社会中所应有的应变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决定的。学校可以开设诸如中外歌剧和音乐剧体验、流行唱法、爵士钢琴等等之类课程。同时，还可以一种更加灵活的课程实施方式来促进技能课程的多元化。当然，这些课程的设置不是要穷尽世上所有的音乐种类和风格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建立更宽广的音乐视野，塑造更加宽容的音乐态度以及多种音乐感知和表现能力。
2.课程形式设置多元化——即分科设置与综合化相结合的技能课程改革模式。对于音乐教育专业而言，一味强调课程分科设置则背离了“师范性”的要求；而一味强调“综合化”又将背离音乐的学科特性。应统筹考虑，在保留必要的技能课程分科设置同时，设置若干综合课程，构建一种既不失专业特性，又照顾科际联系的课程设置模式。一是必要的分科技能课程设置。这是由音乐的“实践性”和“表演性”特点决定的，以至于多年来，无论教学和课程怎样改革，音乐技能课程分科设置方式也不曾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保留演唱、演奏等核心专业技能课程是必要的，其作用是，使未来的音乐教师掌握必要的音乐表演所必需的专业技能技巧。二是音乐技能综合课程设置。利用音乐学科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将声乐与合唱整合，合唱与指挥整合，钢琴与即兴伴奏整合，声乐、钢琴与自弹自唱整合，充分考虑各种音乐技能的综合运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可以开设自弹自唱训练课程、即兴伴奏课程、合唱指挥课程等，并逐渐增加其比重。三是技能与基础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如将声乐技能与声乐理论、钢琴技能与钢琴理论相整合，开设声乐理论与演唱技能训练、钢琴演奏与演奏技法、民族歌曲欣赏与演唱等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四是技能与教学理论综合课程设置。将教学法的内容渗透到专业技能课程实践当中，如开设声乐演唱及教学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等课程，将演唱、演奏技能实践与技能教学理论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到音乐技能的同时，通过直接体验掌握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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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哲学是个人的教育哲学，是作为个人信仰而存在的教育信条1．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认识教育的重要方式。哲学是教育的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践。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应用学科，其任务是运用哲学作指导，从哲学的高度来揭示支配教育实践的思想和理论。每个人都会对教育有各种各样的认识，教育工作者也会对教育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教育哲学可以启发教育工作者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和思考教育问题，可将一些“常识”性的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不无助益。国外的很多教育哲学家都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有自己所尊奉的教育哲学。布劳迪认为，对于欲谋取教师或教育管理职位的人来说，首先需要考问的是他所尊奉的教育哲学。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二者同属于教育理论，但它是人们认识教育的两种方式。如教育科学研究的是教育领域中的普遍态势。2．可以帮助教育工作者系统的总结和整理个人的教育实践，锤炼其教育哲学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一个人选择教师职业，首先必须明确自己信奉什么教育哲学。只有将零散的教育观念构成一个内在逻辑的整体，用一种世界观性质的教育信念去规范人们的教育行为，才能使教育实践在正确信念的导向下取得更好的价值效果。教育实践要发展，教育理论需先行。通过捕捉时代精神，把握好教育世界发展的趋势，以广阔的眼界看待并解决各种教育问题，进而促进教师的理性反思，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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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教育哲学认为，高中英语教学在内容设计上要体现差异特性。因为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一，英语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应该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来设计教学，以挖掘学生的个性特征，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展现自我的特长，将其运用到英语学习中。如在学习定语从句的时候，教师以四人小组的形式进行定语从句的练习，以此来提升定语从句在学习中的使用率。但是在分小组的时候，教师还糅合进了A、B、C组的概念，A组为英语学习水平较高的学生，B组为学习情况一般的学生，C组为英语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在分小组的时候，根据他们的英语成绩并结合其学习英语的能力分组。如，有一个英语成绩极佳的学生，但是她学习方式不灵活，也不能很好地将英语运用到日常对话中，所以将其分在B组。教师提出了这样一个以定语从句为中心的论点，让学生围绕这一论点用定语从句的知识进行讨论，并且分析这一定语从句的主体:Attitudestowardsdaydreamingarechanginginmuchthesamewaythat(inwhich)attitudestowardsnightdreaminghavechanged．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分配给不同小组不同的任务，任务难度逐级提升，让学生自主完成。学习结束的时候，每组都完成了任务，他们也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三、体现民主平等，挖掘学生创新精神
过程教育哲学还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激发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就需要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能够有敢于挑战的心，能够挑战权威，拥有生生不息的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为学生创造一个民主平等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自由、轻松、和谐的氛围中学习，不要造成教师是中心与权威，学生需附属与服从的现象。如在上述的定语从句的学习中，教师在A组的任务中创设了一个以培养学生创造性输出为主的活动，从而更好地把it的用法应用到实际交际中。比如，教师先展示一个句子:Whenwasitthathechangedhismindtotakepartintheactivity?然后指名成绩较好的学生来分析这个句子，这个学生分析完以后，再举出同类型的句子或者是关于it的其他用法的句子，指名下一学生回答，循环往复，学生对于it的用法会越来越熟悉。在学习新的知识的时候，还巩固了旧有知识。这种创造性的学习方式，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给予他们自我展示的机会，能够提升学生的自信心;自由、轻松的问答形式，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性，真正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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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关注人生存的两个概念:自由和异化。现代社会人自由了，有努力就有机遇。然而人在自身强大过程中日益孤独，迷失自我。比如当代大学生从不自由的高中进入自由的大学，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进入社会这批大学生更是感到迷茫、孤独。这就需要孔子的一个词“克己复礼”，这礼不是周礼，以孔子的伟大不会去追寻早已死亡的制度，应理解为人内心的道德自律，人只有内心精神家园牢固，才不会迷失自我。讲到异化，现代人像逆子对待慈母一样过度掠夺自然，对自然失去敬畏，也就失去了仁爱之心。人日益孤独却信奉“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哲学，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情，只剩下了交换关系，自然会孤独冷漠。这种状况也许也适于中国的都市，但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尤其重视家庭亲情，也许中国的家庭人情是抵制异化的最坚固的堡垒。弗洛姆认为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爱的本质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是强烈肯定他人价值的品质。总之，弗洛姆的学说建立在尊重人、关怀人、希望人类幸福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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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核心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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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谈际尊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教化与自由意识的确定
黑格尔认为，教化是个体“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乃是实体本身的本质性环节，即是说，教化乃是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或者说，是实体的简单的灵魂，而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在存在才得以成为被承认的东西、成为特定存在。因此个体性的自身教化运动直接就是它向普遍的对象性本质的发展，也就是说，就是它向现实世界的转化。……教化的意思显然就是自我意识在它本身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得符合现实。”［2］(P42－44)在黑格尔的理解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教化的本质性规定及其在整个精神世界中的意义。首先，“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黑格尔认为，在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中，最初的人类生活呈现出一种整体上的和谐有序，人们以共同体为最终的价值归依，个体为之战斗，为之献身，向这个无限的伦理实体靠近，将自己融入到一种神圣的精神世界之中。一个伦理性的王国就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纯一的世界。［2］(P19)希腊就是这样的一个伦理社会。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就像希腊这样美好的伦理社会亦处在矛盾和冲突的生长发展过程之中。伦理世界以民族和家庭为其普遍现实，以男人和女人为其天然的个体性，又家庭掌控在人的规律即黑夜的法律之下，民族构成服膺于神的规律即白日的法律，这些要素之间互相冲突转换，共同维护一个充满活力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本身分裂成为对立的两种本质，这种相互对立既有冲突，又相互印证和直接渗透，它们作为现实的东西彼此直接接触到对方。男人的个体性将对本身有所意识的普遍精神与无意识的精神结合起来，与此相反，女性则将神的规律达到它的个体化，使个别的无意识的精神获得它的特定存在。通过女性的中介，无意识的精神从非现实升入现实，进入有意识的王国。男性与女性的统一，把现实的两个反对方向运动联合为同一个运动:一个是从现实降为非现实，将本身分化为独立环节，去经受死亡危险和死亡考验，这是属于男性的下降运动，另一个是从昏暗升入日光，从非现实升入现实，升入有意识的客观存在，这是属于女性的上升运动。［2］(P19－20)然而，对立毕竟没有消失，伦理世界的冲突还是将自己葬送掉了:由于伦理实体的非现实性，个体自我缺乏应有的地位，自我处于命运的悲剧性压迫之中，毁灭成为希腊伦理世界个体的普遍命运，天然和谐的伦理实体蜕变为僵硬腐朽的普遍性。于是希腊伦理社会解体，进入到一种法权社会状态。在以罗马为代表的法权社会中，个体自我获得一定形式的独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抽象的法人。然而，一切又因之支离破碎了，虽然个体不再需要依赖于任何普遍的东西，但却因此肢解了生命统一体:法人是一个丧失了普遍本质的空虚的自我，个体的自由成为一种幻象，整个世界于是发生了颠倒和异化。因此，只有通过新的斗争，即教化形式，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意识，返归到精神的本质中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教化世界是自身异化了的伦理世界，教化是伦理实体获得现实性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教化就是伦理性的教育，是对于伦理生活的反省和回返。其次，教化是伦理实体的简单的灵魂，是伦理实体在思维中的普遍性向现实性的直接过渡，借助于这个简单的灵魂，自我转化成为现实的特定存在，在现实当中追求其自由本质。由于伦理世界本身的矛盾和法权社会的先天不足，必须通过教化这样的新的活动形式克服其内在的对立和冲突，而达到对于现实世界的直接的肯定，获得普遍性。在此意义上，教化就是教育，依然立足于对于灵魂的改造和充盈，消解伦理实体的抽象性和空乏性，发掘自我的内在生命力。显然，教化是自我本身所内蕴的超越性本质使然，是追求自由的体现，是自然人向人的生成。教化造就人类社会，亦使个体站立起来，成为自我的主人。最初，教化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于扬善祛恶。在诚实的简单灵魂之中，自我意识将对象性的世界一分为二:善与恶，将自在存在的独立的精神力量视为善，而被动的精神本质就是恶。［2］(P45－46)以此价值标准，由国家权力和社会财富构成的现实世界就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被看成是善的权力会成为压制个体的摧残性力量，而曾经被视为恶的财富却成就了个体的独立性;本于诚实意识的高贵意识和卑贱意识亦陷入自欺欺人的窘迫境地。黑格尔这样描述:“一切具有连续性和普遍性的东西，一切称为规律、善良和公正的东西同时就都归于瓦解崩溃;一切一致的同一的东西都已解体，因为，当前现在的是最纯粹的不一致，绝对的本质是绝对的非本质，自为存在是自外存在;纯粹的我本身已绝对分裂。”［2］(P62)这样，教化在其使命的催促之下，走进了信仰世界，以图在此重新达到实体性和纯粹的思维性。然而，由于信仰世界本身的局限性，个体自我和普遍性依然无法达成统一，必须通过传播识见的启蒙运动和占有现实的法国大革命然来进一步克服这个异化的状态，以完成教化的最终任务。然而，就如同法权社会无法达成对伦理世界的一劳永逸的超越一样，教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将自我对象化了，领略到了现实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周遭，但并没有真正返归到精神世界的本源。在教化世界，有限和无限、人和社会、个体和共体、肉体和灵魂、心灵和现实依然处在激烈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自我意识在自己一手创立的现实世界面前一筹莫展，自我在寻求其本质的肯定性活动当中不但没有能够实现预先的目的，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质，自我所创造的现实的普遍性社会成为一种压迫和摧残自我的异己的否定力量:作为教化最后一个环节的法国大革命虽然达到了自己对立面的顶峰，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但亦同时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恐怖。可见，教化即异化，现实世界成为了自我毁灭的最佳场所。然而，教化的最初目的在于克服伦理世界的对立和冲突，使自我获得肯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如果说教化成为了异化是现实历史发展的本然样态的话，那么客观精神却必定要求进一步向前运动，达到自身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自我并不甘心于在肯定性的活动中走进否定性的结局，自我寻求本质性和普遍性的努力必然推动其重新占有对象世界，直至实现其自由本质。这样，自我已经不能在现实世界当中解决自身的问题，只有过渡到自我意识的精神王国，通过道德精神，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教化的目的。从伦理世界—法权社会—教化世界—现实世界—信仰世界一路走来，教化的本质亦由此绽开为一个不断寻求自由意识的心路历程。黑格尔以其难以超越的历史主义视域，通过其精神哲学对于历史事件的抽象和辩证，雄辩地论证了人的教化意义:人作为精神存在就必须同偶在性拼搏，使自己趋于无限，以接近普遍性;不论处于一个何其无奈、繁杂和难解的处境之中，人必须不断奋争，反复辩难，争取成为自我的主人，消除特异性，实现自由的本质。
教育和伦理
对于个体而言，教化的功能在于使之脱离其自然存在的状态，获得一种精神生命和意志自由，实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存在。对个体进行教育和教化，个体因之而获得教养，也由此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其特殊性而获得了普遍性的生命形式。对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谈到“个体的教养”这一话题时，道出了教育的深层意涵。他认为，特殊的个体是不完全的精神，是一种具体的形态，每个个体都必须走过获得教养的历史道路，使之从它的蒙昧状态变为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这是教育的最深层的本质。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普遍性的知识，认识到世界文化史的发展轮廓，同时实体赋予自己以自我意识并获得普遍精神，从而得到教化和教养。［4］(P17－18)显然，个体教养的获得和世界的教化进程是同步的，只有当主观自由达到客观真理，个体才获得效准。对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在展开法—权利—道德—伦理的递进分析中，着重阐述了教育的伦理品性。何谓伦理?何谓教育?伦理和教育处于何种关联之中?伦理就是自由，是客观，也是必然，整个人的生活都在伦理力量安排下得以展开;伦理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神，对于这种永恒的正义力量，个人唯有安首俯命。［3］(P165)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其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3］(P203)教育在于培养人的第二天性，使之符合普遍性，达致伦理的内在要求。黑格尔说:“教育学是使人们合乎伦理的一种艺术。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的，它向他指出再生的道路，使他的原来天性转变为另一种天性，即精神的天性，也就是使这种精神的东西成为他的习惯。”［3］(P170－171)在此，教育作为达到伦理的一个环节，被赋予了滋养精神成长的神圣职责。所谓教育，就是对灵魂的改造，就是对伦理事物的习惯。那么，社会个体如何获得伦理上的教育?成为国家的公民，首先是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一员，个体的权利和义务获得确定性时，伦理性的教育便开始了。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通过爱，家庭获得内在的同一性和确定性。对于子女，父母的爱体现为照顾，同时施之最初的教育，约之纪律，以矫正任性，对受到本性迷乱的自由予以警戒，从而将普遍性铸造进其意识中去。成为家庭中的一分子，是自然血缘使然，但要成为社会成员和国家公民，依靠先天本能断然不可。对于子女而言，父母构成普遍物，子女必须服从父母，否则便将变得缺乏教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向被教育者灌输伦理原则，确立伦理生活的基础，同时使被教育者摆脱自然直接性，获得独立和自由的人格。［3］(P188)当然，家庭教育不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儿童出于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和渴望长大成人和进入成年世界的冲动，都使得其自发地感到有必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当子女萌发出这种自由意识时，父母以往所要求的纪律和服从就代之以爱和信任，着力于养育子女的理性精神和伦理精神，直到孩子们发展出达到脱离家庭的自然统一性的能力为止。个体不能永远生活在家庭中，走出家庭迈入社会是个体成长的必然选择。市民社会是一个个人利益争夺的战场，每个人都为了自身的目的将他人视为手段，偶然性和特异性自由地活跃在每一个角落。在这种荒和贫困的景象中，伦理性的东西彻底丧失了。然而，黑格尔认为，贯穿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性原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向整体性的靠近必然将之推移到普遍性，不如此就不能获得其真理和现实权利。因此，社会成员就必须按照普遍性的方式来规定其知识、意志和活动，并是自己成为社会联系锁链中的一环。［3］(P201)这样，教育就是个体和社会发展内在的需要，是一项“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并构成“推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实体性的绝对交叉点”。［3］(P202)应该看到，这种解放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其既反对纯主观性和的直接性，又抛弃感觉的主观虚无性和偏好的任性。但正是只有通过这种教育，主观意志才能获得客观性，并最终获得价值，达到现实性。不仅如此，通过理智的培育，特殊性才能成为真实的自为存在，才能确证自身的单一性，才能在伦理中成为无限独立和自由的主观性。所以，有教养的人只会照顾到普遍性，不会表现出自己的特异性来。同时，受过教育的人是真正能够获得自由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为自己做主，能够做想做的事情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还因为其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故其不容易得罪人，博得好的环境。在市民社会中个体实现自身独特的单一性和自由主观性，但只有将个体培育成为国家公民，才能最终使自由达到其最高的权利。因此，个体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实现其个人自由和权利，而是致力于成为国家的公民。成为国家成员是个人的最高义务，个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3］(P254)国家是伦理实体的最高阶段，在国家生活中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维护每一个成员的特殊目的和福利。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外在的他物，但是我的实体性和特殊利益又同其密不可分:我与国家不但不互为疏离，而是互为一体的。因此，既然国家具有先在的合理性，个体就应该具有爱国心，不要好争辩找岔子，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起码要求。在此，教育就是使受教育者看到国家生活中每一事物里的肯定的东西，以维护基本的生活秩序。［3］(P268)国家直接存在于风俗习惯中，对国家统一性的维护不仅是一般公民的义务，更是行驶权力者的职责，对于官吏的政治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政府的信誉和效准。黑格尔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以便从精神上抵销因研究本部门行政业务的所谓科学、掌握必要的业务技能和进行实际工作等等而造成的机械性部分。”［3］(P314)这样经过对大众和官吏的教育，主观方面就隐遁起来，与之同时，服从普遍利益的习惯就逐渐养成了。教育于是不断地接近精神的本性，肩负其完善人类本性的重任，直至达成普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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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
西方定义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中国定义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西方管理重法制，即以法制人。中国管理用道德，即以德服人。因而，中国管理哲学的特点是鲜明的，即重视管理者的个人修养。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提出中国的“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和杂家。“九流”在加上属于文学范畴的小说家，合称为“十家”。中国管理哲学对这些流派的思想大多有所涉及。其原因在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凝聚了诸多“何以为人”的精华。也就是说，中国管理哲学极为重视人格的塑造和自我的完善。又由于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显然这一特点是值得我国高等教育借鉴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高校就培养大学生“如何作人”这点来讲却是差强人意。
二、我国高校教育的现状
随着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胜于精神。这种表象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以至于我国高等教育也会因此而“随波逐流”。就目前的状况看，高校课程设置已经出现“重经济实用”而轻“内在修养”的倾向。关于这一状况美学大师朱光潜早有洞察，他就曾指出：“教育必须以发展全人为宗旨，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群育五项应同时注重。就目前实际状况说，德育在一般学校等于具文，师生的精力都集中于上课，专图授受知识，对以做人的道理垒不讲究。”结合现在来说就是，高校教育过于重视应用学科的传授(如经济学、计算机、艺术设计等)，而对人文学科(哲学、美学、伦理学、中国传统文化)却置若罔闻。
对于上述状况加以分析，我们认为原因有二。第一，在今日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更加看重经济。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更青睐选择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专业。第二，由于考生的此种需求，各个高校也相继迎合考生的“品味”，将经济，营销、管理等专业视为学校招生的王牌，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生源。这一现状在我国的民办高校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例如，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各个民办高校的招生简章列举经济、管理、财会、市场营销、计算机、艺术设计等实用性较强的专业。但通过我们的调查，似乎国内还没有一家民办高校开设哲学(或中国传统文化)专业。我想这种情形的原因不证白明。由于哲学是经济实用性不强的专业(但哲学是一个生活实用性很强的专业)，因此从这一学科中很难看到直接的经济利益，为此遭到多方排斥。
其实，从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现状来看，专业对口的就业几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将从事与本专业不相关或是间接相关的工作。这样一来也就造成了大学(特别是本科阶段)的专业无用武之地。然而，我们现在也不能否认，很多学科在大学中的学习效率要远低于社会。以市场营销为例，毋庸置疑，四年的大学生涯对本专业的帮助要远远低于四年的社会实践所带来的专业感悟。所以，高校教育的重点不应该过于偏向(注意这里说的是不要过于偏向)专业本身的教学，而应付诸于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建立。也就是说，“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一切皆以传道为先。因为，个人自身修养的完善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基础，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高校学子毕业后，也许会放弃自己的专业(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或是博士)，但他们不会丢掉自身的作人原则。所以从持久性上看，对学生“如何作人”的培养益处也更为长久，甚至一生。鉴于此种情况，下面规划一下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就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高校教育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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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订科学的实施计划,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分步实施。学生的抗挫折能力低,表现千奇百怪,情况千差万别,对学生实施抗挫折教育,一定要摸准病情把准脉,区别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必须充分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了解其行为的特征,破译其内心的密码,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比如,有些学生各方面都比较出色,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经常受到表扬,成长比较顺利的青少年,往往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低。他们自身显露出的“光芒”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别人也容易只看到“光芒”而忽视他们的不足。一旦有人指出其缺点或不足,他们往往难以接受,更经不起挫折和磨难的打击。因而,对于显示出这样那样“光芒”的学生,可以故意设置一些挫折,故意不表扬,不肯定某些优点,使其在受挫中得到磨练,以弥补他们心理锻炼上的缺陷。又如,那些学习较差的同学往往比较多地表现出怯懦和自信心不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往往表现为无所适从。要提高这部分青少年的自信心,必须多一些鼓励和肯定,从而使他们建立起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的勇气。
二、实施抗挫折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各教材中有关不怕困难,战胜挫折的内容,采用讲明道理、直观引导、设置障碍、模拟训练等方法,启发学生懂得每个人在成才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必须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挫折面前不气馁,敢于夺取胜利,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抗挫折意识。在实施抗挫折教育中,心理测试和心理咨询是必要的,它对矫正学生的不健康心理,正确施教,培养学生的优秀心理品质是不可缺少的。
三、活动课程和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是实施抗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
小学生都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确定切实可行的抗挫折教育内容和抗挫折目标。定时间、定地点、定辅导教师、定辅导内容,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磨练意志。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利用板报、墙报、广播的形式渗透抗挫折教育。重视环境氛围的教育作用,努力营造抗挫折教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氛围。如在橱窗里设立抗挫折教育专栏,展示学生战胜困难的事迹图片;在班级墙壁上挂上名人战胜挫折的警句等,使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接受教育。
四、要把抗挫折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的抗挫折教育立体网络。
首先要发挥教育委员会、校外教育基地的作用,请老、老八路讲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请著名劳模、企业家介绍他们的创业之路,使学生从小培养艰苦奋斗,不怕挫折,敢于竞争的精神。其次,要把抗挫折教育的内容纳入家长学校教学和研究范畴,使家长在家庭中有意识地创造抗挫折教育的氛围及和谐的家庭环境,配合学校实施抗挫折教育。第三,要设立家庭劳动岗,通过家务劳动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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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的高度应用，国家之间形成了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交流的新局面。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更进一步的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优秀的文化元素，然而在这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针对不同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问题，许多学派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观点，从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者都把问题的焦点放在了外语教育的目标文化语上。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过程中，通常强调的是对英美文化的学习，主要培养学生使用英语时的交际能力以及英美文化敏感度，很少在外语学习中加入本民族语言的文化学习。在跨文化交际方面，主要培养学生分析西方文化在行为规则、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能力，在西方文化模式的认同、适应方面得到了过分的强调。这样，使得具有深远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受到了威胁和挑战。目前，大多数高校开设的课程中，仅有大学语文等少部分学科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相关，而且都基本上被设置成了辅修的课程，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4]。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不仅应该把其中的英语综合能力以及英语跨文化交流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而且还应该注重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传承和传播，从而增加我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增强学生自主学学英语文化哲学的能力
大学英语在高校课程设置中属于一门知识面广、学习量大的基础公共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以及学生英语水平高低不一等问题，导致教师注重集体同步走的效果。教师忽略了英语优秀学生不能深层次的学习英语知识，而英语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则跟不上教学的步伐，从而不能很好的达到教学效果[5]。在多元化的教育模式推动下，大学英语课程相应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的人文关怀理念逐步发生了转变。大学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逐步转变了传统的以教学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教材，并合理选择学习的方式方法，使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学习。同时，当学生在自主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遇到难题和疑问，教师可以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
4大学英语教学中创设外国文化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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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信息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使得英语及其英语教学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高。国际交流沟通的质量和对最新信息的获取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外语掌握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关系，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掌握能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人才培养规格的确立。这这种形式下，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
一、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概述
所谓“大学英语”是指对高等教育非外语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教育教学课程，是对“collegeEnglish”的直译，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听到的公共英语。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公共外语教学研究会名称的转变，大学英语的称谓逐渐取代公共英语称呼。此后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英语”逐渐成为非外语专业大学生学习的英语课程，是一种与专业英语专业学生所学英语相对应的高等教育英语教学课程。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是一个合成性质的汉语词汇，第一，学学英语的主体是广大高校学生，不是小学学习，也不是中学学生，而且，这个主体还必须是学习非外语专业的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生。第二，是“英语”，由于学习非外语专业的学生未必都是学习英语的学生，所以这里的大学英语学生是指非外语专业而且是将英语作为语言科目的学生。因此，本文将大学英语界定为学习非外语专业的普通高校学生所学习的，且以提升人文素养、外语技能和外语应用能力为目的的英语课程。
二、从文化哲学角度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的必要性
1.国外教育改革的发展诉求社会主导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使得国外高等教育对教育意义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外高等教育教学逐渐从文化的角度进行高等教育面临问题的研究，重视提升广大高校青年学生的文化素养。世界各国不断进行高等教育问题探索和改革，逐渐将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创新潜力，进而让每个学生在未来社会中都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综合竞争力作为基本的人才培养目的。这就需要不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问题发现和思考能力、问题分析和处理能力、持续学习和创造能力；不断培养他们的诚实、互助、积极、自信、坚韧、批判和创新等优良的个人品质。2.教学文化研究范式变化的基本需要教育教学的发展与变革，使得教育教学研究的取向价值逐渐由追求“技术兴趣”向追求“实践兴趣”方向，进而向“解放兴趣”方向转变；相应的教育教学文化研究也由“工具论”向“本体论”的研究范式转变。交流和沟通是文化生成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人类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是进行大学英语教学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文化交流空间和实践拓展，因此，在当今跨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大趋势下，大学英语教学应从工具论的理论取向不断向人文性和工具性互相结合的方向进行教育教学转变。
三、文化哲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思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跨文化交流领域的持续拓展，社会主导文化逐渐由单纯的理性文化与伦理文化，经理性科技文化，向文化多元化发展。国外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相应的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不断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教育问题审视，并力求实现大学生社会综合应用知识存储的提升。同时，教学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教学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实体文化。对于教学的研究不再单纯的是为寻求教学规律和教学本质，而是直面教学状况，进行教学问题处理。基于人文的视角进行教学论问题探究成为当今教学论研究的新趋势。本文通过文化哲学的视角对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进行审视，对大学英语教学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探讨，探究大学英语教学文化哲学视角下的理论框架构建。对普通高等教育英语教学目标的研究，传统的教学目标比较重视语言教学的工具性，对语言教学的文化性注重不够。当前，在教学目标的具体方面，认知目标重视语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共同获取，技能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强调他们英语思维能力、英语思维习惯和英语语感的培养。而情感方面的教学目标则强调学生英语文化的领悟和英语人文性精神的熏陶，注重学生知识挖掘和逻辑推理人性的培养，使学生具备感悟人性和文化深处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的能力。这对提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进而提升大学生在将来的社会中的英语运用和领悟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哲学视角内的大学英语教学提倡英语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构建，文化哲学视域内的普通高校英语教学研究有助于大学英语教学主体性和教学本质的把握。同时，文化哲学视角内的大学英语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观念的构建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车丽娟.基于体验哲学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优化的理论与实践[J].语言教育.2013(01)
[2]杨梅.公共外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