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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住所地：**县****镇
请求事项：要求赔偿义务机关磴口县人民政府因违法行政给赔偿请求人杨玉林所造成的一切损害依法承担和履行国家赔偿责任。
事实与理由：
1995年1月1日，本人响应***盟委、行署和***县县委、政府关于开发乌兰布和沙漠的决定，怀着一腔报国之心，与磴口县沙金苏木签订了定开发治理额尔特坑南沙滩1000亩沙漠的合同，并在磴口县公证处作了公证。之后，我带着两个儿子和十几年经营照相馆、修理铺积攒下来的资金，一头扎进乌兰布和沙漠，开始了对承包土地的开发和治理。经过努力，我结合沙区的实际首创了井灌打井提水灌溉的方法，投资15万元打了5口深水井，投资21万元开垦可耕地300亩，在开发的1000亩沙地上种了3000多棵白杨树、500多棵果树和小麦、玉米、籽瓜等农作物。正当我的开发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1996年9月12日，沙金苏木团结嘎查书记沙拉扣、村长尹馒头及沙金苏木土地资源管理站站长杨五和村民敖腾（尹馒头弟弟）李延宝（尹馒头大舅哥）五个人，开着两辆推土机到了我开发的土地上，借口以沙金苏木当时给我划的地不是当前的这块地为由，要给我重新划地。对此，我当然不能接受。但他们强行将推土机开入我开发的土地，将我承包区内的一口机井添埋，推倒杨树300多棵，霸占耕地600余亩，其中100多亩是已经开始耕种的好地。事发第二天，我即找到当时沙金苏木的党委书记李荣滨反映了情况，又向分管政法的李再河副县长作了反映。李县长让我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此事。1996年10月3日，我向磴口县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状告沙金苏木政府私自重新划地并授意杨五等人侵权抢地。但在诉讼开始之后，磴口县政府却，通过非法发放土地证和违法进行土地等一系列行为，使土地权属问题成为该案的焦点。导致我的案件一波三起，让一桩简单的民事案件变成一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交织的复杂案件。现在案件虽然历经10年，却由于磴口县政府的从中作梗，导致法院认定我的承包合同效力待定，使案件一托再托，我至也未能得到补偿。我认为，磴口县政府的违法行政行是造成我案件迟迟得不到公正解决和得不到赔偿的主要原因，已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之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我要求磴口县政府对其违法行政给我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现就磴口县政府政府在我案件审理期间所作违法行政行为一一列举如下：
1、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及土地权属未明的情况下，磴口县政府违法向占地杨五发放土地证
1996年10月3日，我向磴口县法院沙金苏木苏木长秦杰私自重新划地授意杨五等人侵权抢地。1998年12月14日磴口县法院判决，“双方所签合同符合当前国家开发政策，应为有效。但四至界限不清，双方应完善合同内容，保持现状，继续履行各自义务，沙金苏木赔偿杨玉林机井损失、开垦地费用10500元。”1998年12月25日我不服，以自己承包的地已被侵占应恢复原状为由，向巴盟中级法院上诉。巴盟中级法院于1999年4月27日裁定，“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1999年5月18日，磴口县法院重审后裁定，“因所争议的土地所有权和性质有争议，需确认后再行审理，裁定中止。”原因是1998年3月12日磴口县土地局给沙金苏木土地管理站站长杨五办理了磴国用（1998）字第A14101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
我认为，根据《土地登记规则》第20条规定，“尚未确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的土地，由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造册，不发土地证书”。磴口县土地局给杨五办理磴国用（1998）字第A141013号集体土地使用证的行为是错误和违法的。这里边不排除土地局向土地局工作人员杨五徇私的可能。
3、在铁的事实面前，磴口县人民政府于2004年11月15日以磴口县人民政府文件磴政字〔2004〕159号作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重新确权决定》，再次将争议土地认定为团结嘎查集体所有。
我由于对磴口政府2000年6月28日作出的磴政地权字〔2000〕第1号土地权属文件做出了《关于沙金
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确权决定》不服，先后向巴盟行署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向磴口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维持；又向巴盟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被维持；我又于2001年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申诉状。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6月13日以〔2002〕内行监字第41号行政判决书，认定磴口县政府的确权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撤销了临河法院〔2001〕法行字第12号行政判决，撤销了磴口县政府地权字〔2000〕第1号土地确权决定，并判决由磴口县政府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但磴口县政府对高院判决书中提出的司法建议，一直不予理会，迟迟不作出新的行政行为。直至我向巴盟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磴口县人民政府才于2004年11月15日以磴口县人民政府文件磴政字〔2004〕159号作出了《关于沙金苏木温都尔毛道（团结）嘎查额尔特地区的土地重新确权决定》。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磴口县人民政府竟然仅以内蒙古高院行政判决书作为确权的法律依据，就再次作出了该片土地仍为团结嘎查集体所有的确权决定。
综上所述，磴口县人民政府在我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逃避责任，多次，违法行政，，给我造成极大的损害，严重侵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磴口县政府对此应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我要求磴口县人民政府对我的损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项目及金额附后）
致
篇2
被判无罪的“偷税律师”陈德惠日前向有关部门正式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陈德惠已分别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和大连市地方税务局递交了“国家刑事赔偿申请书”和“国家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作为一审法院的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依法给予被害人刑事赔偿，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要求大连市地方税务局对其错误地查封办公用房和认定偷逃税款等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2001年1月初，大连律师陈德惠因涉嫌偷税而被逮捕入狱，一时成为“中国律师偷税第一人”。2001年6月5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德惠及其律师事务所偷税罪名成立，陈德惠本人被判有期徒刑4年。一审判决称：陈德惠及其律师事务所偷税额达114万余元，被告人陈德惠到案后认罪态度不好，应缴纳的税款至今没有缴纳，应酌情从重处罚。陈德惠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1月2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陈德惠无罪。根据法律规定，律师陈德惠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将在两个月内得到答复。
新华网·傅兴宇
篇3
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2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请求赔偿应当递交申请书。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也可以口头申请,由赔偿义务机关记入笔录。赔偿请求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1)受害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2)具体的要求、事实根据和理由;(3)申请的年、月、日。
2、确定赔偿方式和数额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计算赔偿数额。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确定赔偿方式、计算赔偿数额。
3、向受害人赔偿
篇4
王化文是西安市旅游公司的一名退休干部。其子付良君系继子（妻子和其前夫的儿子）患有三级精神病。说起儿子失踪的情形，老人不堪回首：1998年10月18日中午，付良君吃过饭后到兴庆公园散步，后被兴庆公园派出所的人带走了。于是，他和老伴赶忙拿着儿子的“残疾证”、“身份证”、“户口本”前往派出所找人，当时所里值班警官告诉他们，人已被送往东六路收容所。由于天晚已经下班，警官让次日到收容所去要人。第二天去收容所，工作人员一查登记表，却说没有这个人。无奈，他们又到派出所，这时一位李警官才告诉他们，送人去的时候没登记，说可代他们把人找回来。然而数日后派出所方面要他们必须交500元钱。由于拿不出钱，他只好找市、区残联和居委会请求帮助。当年11月5日，他通过有关人员，才知付良君因为穿得很烂，并正值旅游城市检查，才被送到了收容所，派出所要钱是为其子交在收容所的生活费。
在苦苦要人无果的情况下，王化文又在数日后得知儿子被送往了渭南收容所。遂请求公安碑林分局派员一同前往找人，但到了收容所，却被告知付良君10月19日由西安送到，10月28日已“自返”。听到这一消息，他几乎要晕倒。
寻儿无果最终“宣告死亡”
为了找儿子，王化文与老伴从此节衣缩食，开始了艰苦的寻找。他们以渭南车站为中心，几乎每年他都要到渭南住上两个月，大街小巷里找；也到过山西运城、河北邢台、河南洛阳等地找寻，但一直没有音讯。妻子刘俊棉接受不了失子的打击，精神已近乎崩溃。
在此期间，兴庆公园派出所为了找人，也在各处刊登付良君的寻人启事，但依然杳无音讯。
为找儿子，经济拮据的王家债台高筑。在经过长久的精神折磨后，王化文终于决心向公安机关讨个“说法”。
篇5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以曾经被山西省阳城县人民检察院错误逮捕、关押380天为由,于1997年12月29日向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刑事赔偿申请书,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被关押期间的全部工资,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共计24800元,并且要求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赔偿请求人杨培富与同案人王某某、元某某因切割从阳城县城通往东方红厂、三年多时间未使用的电话线路中的1.75公里电线(重1.15吨)一事,被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4年3月29日逮捕,1995年4月12日由阳城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期间被羁押380天。杨培富等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阳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后,以认定三名被告人共同故意犯罪的主要证据不充分为由,于1995年4月6日判决宣告三名被告人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以“三名被告人有犯罪的共谋”为由提出抗诉后,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被告人切割的电话线,因东方红厂搬迁后长期拖欠通话费,已经被邮电局作拆机处理,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不危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且杨培富与王某某是在事先通过邮电局同意,并由同为本案被告人的邮电局职工元某某指认后,当时认为该线路的产权属于邮电局的情况下才实施切割行为,主观上不存在非法据为己有的故意,因此也不构成盗窃罪。该行为属于民事侵权,应当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于1995年6月1日终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996年5月20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以“该线路是随时申请都可以启用的线路,应当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三被告人事先经过密谋盗割此线路,因此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为由,对此案提出抗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无论东方红厂的电话线路是否可以重新启用或者该厂是否准备申请重新启用,由于该线路被切割时,事实上是已经闲置三年未用的线路,因此都不能视为正在运行的线路。检察机关所说的事先密谋,是指被告人事先见面一次。此次见面,是被告人想弄清该线路是否停用。正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元某某第二日到营业室查询线路使用情况,并当即告诉给王某某,王某某得知后立即去找人的举动。检察机关一直认为此次见面是密谋,经法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后也没有补上密谋的证据。认定三人“明知”和“共谋”的证据不足,三人各自的行为又不能构成独立的犯罪,切割行为不涉及通讯方面的公共安全,也不具有秘密窃取的特征,故不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或者盗窃罪。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月2日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据此于1997年12月29日向阳城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赔偿,阳城县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2月20日以杨培富切割电话线路的行为显着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为由,通知杨培富不予赔偿。杨培富不服,于同年3月4日向晋城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该院逾期未作答复。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赔偿请求人杨培富因破坏通讯设备一案,经三级审判机关审理后,均确认其无罪。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对没有犯罪事实的杨培富错误逮捕,杨培富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取得赔偿。赔偿义务机关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赔偿。三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对杨培富没有犯罪事实的确认,其中并无认为杨培富犯罪情节显着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内容。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引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免责条款拒绝赔偿,理由不能成立,该院对杨培富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应当撤销。
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被错误逮捕的事实,发生于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延续至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但持续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并经依法确认的,……属于1994年12月31日以前应予赔偿的部分,……参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法发[1996]15号)第六条中对“上年度”所作的解释是:应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自被逮捕之日起至取保候审之日止,共被羁押380天。按照1997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25.47元计算,应当赔偿9678.60元。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一)、(二)项、第十五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请求人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在阳城县范围内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于法有据,应当支持。杨培富要求阳城县人民检察院赔偿其聘请律师费用和上访期间的差旅费、误工费等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1998年11月2日作出决定∶一、撤销阳城县人民检察院1998年2月20日作出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
篇6
复议机关：新疆石河子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张万顺，局长。
1996年3月17日，石河子玛管处东坝五队韩红胜、韩炳山将他们承包放牧的羊群转包给张先贵，并与之签订了书面协议，承包期五年，从1995年8月3日起计算承包期。张先贵对韩红胜、韩炳山在1995年8月3日至1996年3月17日期间的投资18000元给韩炳山打了欠条，后实际归还12000元。张先贵承包羊群后，依据合同规定，先后两次向队领导递交报告，要求处理羊群中的羯羊，队领导均未表示态度。1996年8月3日六时许，张先贵伙同雇用人员将其承包放牧的羊群中的120只羯羊和一只山羊赶到石河子老街个体户经营张某家羊圈内存放。第三天，张先贵在活畜市场经人介绍认识了鞠培亮，经协商张先贵将120只羯羊以总价款41000元卖给鞠培亮，将另一只山羊以400元卖给另外的人。当时，鞠培亮付给张先贵现金6000元，后又将银行存款35000元转存在张先贵的儿子张贵峰户头上。在签定书面协议时，张先贵一再向鞠培亮说明所卖的羊是自己承包的羊群，并在收款后给鞠培亮打了收条。
1996年8月4日，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大泉沟派出所接到报案称：东坝五队在120只羯羊、1只山羊被盗窃，张先贵等人不知去向。当天22时，城区分局以盗窃立案。8月6日，大泉沟派出所在鞠培亮家找到张先贵所卖的羊，即对该羊予以扣押，同时将120只羊返还给东坝五队。8月7日，城区分局决定去张先贵原籍江苏省丰县师寨乡古庙村抓捕张先贵，要求鞠培亮带一万元作为办案经费随力案人员一同前往江苏。鞠培亮为此行人员开支差旅费计5800元。城区分局的办案人员在江苏丰县将张先贵带回新疆石河子，决定将其收容审查。张先贵对收容审查的决定不服，申请石河子市公安局复议。该局复议认为张先贵将承包的羊群卖给鞠培亮，属违反经济合同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城区分局遂于同年12月31日对张先贵解除收容审查，并允许张返回原籍。
鞠培亮得知公安机关认定张先贵出卖承包的羊群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并将张释放回家，便于1997年3月18日以石河子公安局城区分局扣的其买的120只羊违法、给其造成损失为由，向城区公安分局提交申请书，要求其赔偿被违法扣押并处理掉的120只羊折价款41000元、利息损失5510.40元和去江苏支付的差旅费5800元。城区分局收到鞠培亮的赔偿申请书后，在两个月期限内未予答复。鞠培亮于1996年6月30日向石河子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该局在两个月内亦未作答复。1997年9月2日，鞠培亮向新疆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称：城区分局大泉沟派出所以侦查盗窃案件为由，将我在活畜市场购买的120只羯羊以赃物全部扣押，并要我出资10000元跟他们一起去江苏抓卖羊人张先贵和追回羊款。路途上所有开支都是我付的，有单据的就有5800元。张先贵被抓到新疆石河子后，因为其与东坝五队之间存在羊群承包纠纷，张将羊卖给我不属犯罪行为，城区公安局遂将其释放回原籍。但该局对因违法扣押我买的羊所造成的损失和我无故开支的差旅费迟迟不予赔偿。故此，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法院作出赔偿决定。
「审判
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经审理认为：张先贵将其承包放牧的120只羊在活畜市场出卖并占有价款，城区分局经立案侦查确认不属盗窃犯罪，并将已被收容审查的张先贵释放，这样张先贵所卖的120只羊不属赃物，鞠培亮以相应的价款买此120羊也不属“买赃”。城区分局将鞠培亮买回的120只羊作为赃物，对其采取扣押刑事强制措施，是违法的，应予解除；因此给鞠培亮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城区分局为办案要鞠培亮承担5800元差旅费用，无法律根据，也应赔偿。该院赔偿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于1997年11月27日决定如下：
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赔偿鞠培亮羊只损失41000元和差旅费损失5800元。
「评析
张先贵通过与韩红胜、韩炳山签定羊群转包合同，合法占有了石河子玛管处东坝五队发包给转包人韩红胜、韩炳山的120只羊，在转承包期间将该120只羊卖给了赔偿请求人鞠培亮，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下称城区分局）经立案侦查认定张先贵出卖承包的羊只是违反承包合同的行为，不属盗窃犯罪，将已经收容审查的张先贵予以释放，是正确的。
既然张先贵出卖承包的120只羊不属犯罪，鞠培亮以41000元总价款购买了该120只羊，也就不能认为是“买赃”，鞠对该120只羊享有合法所有权，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城区分局大泉沟派出所接到所谓120只羊被盗的报案后，在尚未查明120只羊是否属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赃物，即将该120只羊予以扣押并予以处理，显然是违法的。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行使侦查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采取扣押措施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城区分局的工作人员在行使侦查职权时，对鞠培亮的120只羊采取非法扣押措施，鞠作为受害人当然有取得赔偿的权利。那么，鞠培亮应向谁要求赔偿呢？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城区分局在行使侦查取权时侵犯了鞠培亮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其应为赔偿义务机关，鞠有权要求其给予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违法采取扣押措施的，应当给予赔偿。这就是说，赔偿义务机关首先要对其采取扣押措施的违法性作出确认。城区分局对其采取扣押鞠培亮的120只羊的违法性虽然未作出确认，但其对张先贵在出卖给鞠培亮120只羊的行为认定为不是犯罪，据此可以认为城区分局实际上已对其扣押鞠培亮的120只羊的行为违法性作出了确认，因此其应当给予赔偿。
篇7
1999年9月2日,连城县公安局以邱永松寻衅滋事对邱永松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邱永松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作出岩劳教(99)1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邱永松收容劳动教养一年,期限自1999年9月2日至2000年9月1日止。2000年1月11日,龙岩市人民政府作出龙政复决(2000)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该岩劳教(99)129号劳动教养决定。2000年1月29日,邱永松被连城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释放。2000年2月20日,邱永松以挂号邮寄申请书的形式向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出其被劳动教养149天的行政赔偿申请,但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因此,邱永松向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原告诉称:1999年9月2日,原告被连城县公安局以寻衅 滋事为由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告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 委员会对原告作出劳动教养壹年决定,期限自1999年9月2日至2000年9月1日止。原告经申请复议,龙岩市人民政府撤销该劳教决定后,于2000年1月29日被释放。2000年2月20日,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被羁押149天的赔偿金,但被告逾期不予赔 偿。因此,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被羁押149天的赔偿金。
被告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答辩称, 自劳教委成立以来,劳教审批工作由公安机关承担,但市人民政府未按《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将劳教审批经费和赔偿费用列入财政预算。 因此,在原告邱永松提出赔偿申请后,被告未予答复。
[审判]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该行政机关应按法律规定负责赔偿。龙岩市劳 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成立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审查批准收容劳动教养人员。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原告邱永松的劳动教养决定被龙岩市人民政府复查撤销后,对原告的赔偿申请,应按法律规定赔偿原告被收容劳动教养期间的赔偿金。原告邱永松被收容劳动教养前虽系被刑事拘留,但该劳动教养决定明确注明劳教期限是从原告被羁押之日即1999年9月2日起。因此,赔偿原告的赔偿金应从原告被羁押之日起至释放之日止按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九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院于2000年8月15日作出判决如下:
被告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应赔偿原告邱永松自1999年9月2日起至2000年1月29日止被收容劳动教养期间计149天的赔偿金4,953.61元。
[评析]
本案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确定国家赔偿的前提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必须以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为前提。违法行使职权是关键。从本案来看,1999年9月2日连城县公安局以原告邱永松寻衅滋事为由进行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告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原告邱永松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作出岩劳教(99)1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原告邱永松收容劳动教养一年,期限自1999年9月2日至2000年9月1日止。可见原告邱永松系因寻衅滋事而被处从劳动教养的。但这一处罚是否正确?所谓寻衅滋事,一般是指在公共场所肆意挑衅、无事生非、进行破坏骚扰。寻衅滋事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常常给公民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造成损害,而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向整个社会挑战,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1999年9月2日下午4点50分左右,原告邱永松在公共场所因酒醉闹事,辱骂执勤交警,造成公共交通堵塞。后被“110”带到连城县公安局刑侦队后,虽有随意殴打民警且损毁了一些公共财物的行为,但系事出有因,原告邱永松对酒醉时的冲动行为也应负一定的治安管理责任,不应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国家劳动教养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者不需要给予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最高最重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条件是对年满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收容劳动教养: (1)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尚不够刑事处罚的;(2)轻微犯罪不需要判处刑罚,但有可能继续危害社会,而应当给予劳动教养的。本案原告邱永松在酒醒后即有悔改之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可见原告邱永松的行为不属于屡教不改,违反的是治安管理条例,应该受到的是治安处罚。由此可见,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岩劳教(99)12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是错误的,龙岩市人民政府作出龙政复决(2000)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被告龙岩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岩劳教(99)129号劳动教养决定是正确的。
篇8
吴振民说,1991年6月25日下午,澄迈县福山镇一帮青年与一加油站老板发生摩擦,该老板报警后,澄迈县公安局出动大批民警,将一些青年带回公安局调查。第二天上午8时许,一些青年被送进澄迈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吴振民的儿子吴清海也在其中。当时,吴青海被投进三号仓。
当天上午,吴清海在洗脚时,不小心将水洒到同仓的王某身上,王某打了他两巴掌。这时,同仓的刘某、王某某看见吴清海的内裤挺好,叫吴清海把内裤脱下来互换,吴清海不同意。王某某对吴清海拳打脚踢,并将吴按倒在地,卡住吴的脖子,不让他叫。同仓的刘某等将吴清海围住,朝吴的胸部、腹部拳打脚踢、乱踩。吴清海向他们求饶,但刘某等人已是打得性起,根本不顾吴的求饶。
一阵乱打下来,吴清海不能动弹,被送去澄迈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吴清海因为胸部受到重大暴力作用,造成肋骨骨折、血气胸形成,呼吸衰竭而死亡。
凶手伏法 公安机关赔了4千元
1993年9月,海南中院重审该案时认为,刘某、王某、王某某等人无视国家法律被拘留,收审期间,不守监规,在监仓打人致死,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法院一审分别判处刘某等人死刑至有期徒刑8年不等。
当时,吴振民夫妇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吴振民说,当时公安机关给了他们4000元,他也曾向公安机关提过赔偿事宜,但一直没有结果。2005年,全省公安局长大接访,吴振民从报纸得知消息后,在澄迈县公安局长及副局长接访期间,一次次地上访。
受害人父母认为:民警监管不力 索赔30万元
吴振民认为,吴清海被打死在拘留所,与民警监管不力有关。当年他听到儿子的死讯后,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往后智能逐渐障碍,听觉严重丧失。第二年便患上了脑梗塞、脑血栓等多种疾病。吴清海认为,公安局得就此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30多万元。
2005年6月28日,67岁的吴振民在妻子李秀怔的搀扶下,拐着双足走进了本报新闻中心。回忆儿子死时的惨状,李秀怔禁不住痛哭。她说,儿子被关进仓中才几个小时,年轻轻的就被打死了,直到现在她仍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如果孩子还在,我们现在的日子会过得更好”,61岁的李秀怔抹着眼泪告诉记者。
吴振民说,他们向澄迈县公安局上访时,公安局告诉他们可以向法院起诉,目前法院还没有受理这起案件,他们真不知该如何办?
篇9
显然，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二）项是对赔偿申请书内容的要求，不是对赔偿请求人举证责任的规定。而根据赔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赔偿委员会让哪一方提供证据，提供什么证据，自己应当调查收集哪些证据，如果赔偿请求人或者赔偿义务机关不提供或者不能提供证据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处理，均无章可循。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引入听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山东省法院也于当年制定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赔偿案件听证程序的规定（试行）》（下简称听证程序规定），要求全省法院赔偿委员会遵照执行。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听证参加人享有就司法赔偿有关问题进行陈述、申辩、举证、质证的权利；第十五条又规定，听证参加人应当履行“如实陈述，依法举证、质证”的义务。2004年7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实行释明制度的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要求赔偿，除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况外，应当提供证明司法侵权损害事实与结果的证据，以及赔偿范围、方式和赔偿的法律依据等，不能提供相应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有关事实的，可能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此规定较听证程序规定有较大发展，明确了赔偿请求人举证的行为责任，但规定的结果责任是“可能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不是确定的不利后果。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需要听证，又缺乏必要的举证责任规范，这是司法实践的难题。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采取法律移植手段弥补司法实践的不足。从行政赔偿制度来看，有的国家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解决行政赔偿争议，有的国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政赔偿争议。这可以作为司法赔偿案件移植和借鉴民事、行政证据规定举证责任的注脚。
二、行政证据规定之于司法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移植和借鉴
（一）关于被告举证
行政案件的举证责任要符合行政诉讼的特点。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李国光副院长在公布行政证据规定新闻会上的讲话指出的，行政诉讼是以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核心的诉讼，合法性审查很重要的内容是审查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认定事实和它所依据的证据，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很强的案卷主义色彩，应当由被告负举证责任。故而行政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如此规定是因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基于已经调查的证据，先调查，后决定——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程序规则” ，“行政审判是一种由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复审，类似于上诉审。行政审判的事实认定是以行政程序搜集的证据为基础，对其在获取和处理证据及得出事实结论上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进行审查。被告负举证责任，实际上就是由被告将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案卷’‘移送’给法院。因此，被告负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的复审性质的必然要求。”
在刑事赔偿程序中，依照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赔偿义务机关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赔偿请求人不服复议决定或者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复议机关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但赔偿义务机关是人民法院的，则不需经复议程序，赔偿请求人可直接向其上一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所以一般来说，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的赔偿案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赔偿义务机关作出决定的，案件需先经过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程序，有的还经过了复议程序，这类案件类似于行政诉讼案件，具有“复审性”；另外一种是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作决定的案件，不具有“复审性”。
对于具有“复审性”的司法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在赔偿义务机关决定程序中已经提供了证据，按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司法赔偿案件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赔偿决定程序中查明事实，作出决定。赔偿义务机关在决定程序中已经收集了证据，形成“案卷”，赔偿委员会审理这类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一样具有复审性，因此这类案件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提供，经复议的，复议机关亦应提供，而且应当提供其在决定、复议程序中的全部证据。
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行政机关的被告要对其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证明其行为合法，将承担败诉的后果。司法赔偿案件中的赔偿义务机关是否也承担这种举证结果责任呢？我们来分析具体情形。司法赔偿案件无非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和对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不服两种情形：
—— 对于赔偿义务机关不予赔偿的案件。此种案件，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决定正确，能够证明其决定正确的，可以得到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支持，赔偿义务机关胜诉，不能证明其决定正确，出现真伪不明情况，按照举证责任原理，由负责举证的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败诉后果，其决定被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撤销。对赔偿请求人来讲，既然真伪不明，其主张赔偿的请求也得不到支持，与维持赔偿义务机关的决定是等价的结果。因此，这种情形的案件没有一方胜诉，为双方败诉。
——对于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不服的案件。如果由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决定的正确性负举证责任，举证成功决定被维持，举证不能决定将被撤销。对于超出决定的赔偿请求，让赔偿义务机关举证没有根据，举证不能由对方承担法律后果不符合举证责任设置的目的。
所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带有“复审”性质的案件，与行政诉讼案件是不同的，移植行政证据规定让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不妥。其内在原因还是案件属性决定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可以变更赔偿义务机关的赔偿决定，行政审判不能变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关于原告举证
行政证据规定第五条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部分，因此这条规定对确定司法赔偿案件的举证责任有移植、借鉴价值。行政赔偿诉讼，是因为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相对人（原告）提起的赔偿诉讼。在行政赔偿诉讼中，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事实行为经过确认是前置程序。既使在同一诉讼中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仍然是两个案件，必须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该确认可以在行政诉讼程序中解决，适用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确认之后再审理赔偿案件。行政赔偿诉讼之所以由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行政证据规定的起草人认为，“区分复审性行政诉讼与非复审性行政诉讼仍然是划分原告是否需负举证责任的基本界限。在非复审性行政诉讼中，被告就不能对全部事实负举证责任。非复审性行政诉讼，无从谈起以‘案卷’为基础的复审。当然，此时即使要求被告负举证责任，也是出于‘案卷复审’以外的原因，如可能考虑被告有举证的优势等。” “在行政程序中，原告处于弱势一方，特别是在收集证据上更是处于弱势地位，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侵犯，诉讼程序中的举证、质证及认证方面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因素，使原告在诉讼中与被告处于实质上的平等地位。” 由于行政赔偿诉讼不具备“复审性”的属性，所以在行政赔偿诉讼中不能采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也是这样规定的，在理论和司法实务界的认识也一致。赔偿委员会审理的司法赔偿中“逾期未作赔偿决定的案件”也不具有“复审性”的属性，因此亦不应采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负举证责任规则。是否应当由原告对行政赔偿诉讼承担全部举证责任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三）项规定，原告要“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按照字面解释，原告须对被诉行政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考虑到证明因果关的难度较大，行政证据规定第五条免除了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只要求其对受到损害的事实举证。” 这里“原告证明具体行政行为与因果关系难度较大”应该是指的被告有客观上的举证优势，即占有较多信息的优势，在行政程序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原告占有较少信息、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原告对被告一方内部组织、加害公务员情况及损害行为依据等很难完全了解。” 显然，行政证据规定确定行政赔偿诉讼中由原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完全符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特点。至于“因果关系”，由于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由哪一方负担，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由于司法行为较行政行为具有更强的强制性，司法机关的优势地位更明显，赔偿请求人的地位更弱，司法机关占有更多的信息，赔偿请求人占有更少的信息等特点，因此司法赔偿案件应当免除赔偿请求人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理由更为充分。如被刑事拘留的嫌疑人人身伤害的因果关系，嫌疑人的人身完全被公安机关控制，对于伤害其身体的工具等证据无法提取，免除其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符合司法赔偿案件的属性。是否应当由司法赔偿义务机关负担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呢？本人认为，由司法机关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负担举证责任也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个因果关系既不是其主张，又对其不利，如果让其承担举证责任，就象刑事诉讼中让被告人自证有罪一样，是不恰当的。较为合理的方案应当是：赔偿请求人对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负有初步举证责任或者称为释明责任，也可以叫做合理的说明责任。这个说明责任要求赔偿请求人说明损害结果是因为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或可以造成即可，这个说明可以用证据证明，也可以分析说理，只要令人信服地达到违法司法行为可以造成所指的损害结果即可，而不必达到违法司法行为造成损害的确定结果。
赔偿请求人对因果关系的合理说明责任，主要是基于对司法赔偿案件的特点考虑，如司法机关的优势，赔偿请求人的弱势，司法行为的过程由司法机关控制，赔偿请求人被动服从，司法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司法机关掌握控制信息量大的优势等。如在刑事拘留中刑讯致伤的事实，如果让赔偿请求人提供证据证明因果关系，赔偿请求人除了自己的陈述和自身伤情外，如刑讯工具、证人证言等是没有可能提供的，但是让其进行合理说明完全能够做到。因果关系是构成司法赔偿的必要条件，仅由赔偿请求人合理说明，就认定存在因果关系，有可能造成一些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距离较远甚至相反。为了实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尽量接近，考虑到赔偿义务机关在人力、技术、资金、职能上的资源等优势地位，控制、占有较大量的信息、是责任主体的代表和侵权主体等特点，调动其在赔偿程序中的积极、主动性，应当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对证明“因果关系”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违法司法行为与赔偿请求人提出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或者所提供证据不能充分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则赔偿请求人的合理说明成立，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这就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负有排除“因果关系”的责任。如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等侵犯财产的违法行为，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是司法机关保管，或者是委托他人保管，或者责令赔偿请求人自己保管，司法机关仍然具有控制被查封、扣押财产的优势，决定如何处理、何时处置等，仍然比赔偿请求人占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即便是责令赔偿请求人保管，司法机关也具有监管义务，如果出现被查封的财产损害（如腐烂等）是违法查封造成的，如超标的查封等，让赔偿义务机关对“因果关系”负排除责任，也完全合情、合理。
三、民事证据规定之于司法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移植和借鉴
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种 “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基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地位平等的特点，赋予当事人均等的举证责任。由于司法赔偿案件的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地位不平等，不能照搬这一规则。但由于司法赔偿案件中赔偿请求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与民事案件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相类似的特点所决定，赔偿请求人应当对其主张的损害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民事证据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八种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的对司法赔偿案件具有移植、借鉴价值。第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第二，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第三，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上述三类民事侵权的举证责任都是在“谁主张、谁举证”一般规则基础上采取的举证责任倒置。如原告都应对主张的损害事实、损害结果等负举证责任，由被告对免责事由、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因，主要是考虑被告的举证优势即占有控制证据，相比原告具有技术、资金、知识优势，损害事实的产生在被告的控制之下等特点。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的几种举证责任倒置情形，完成是与这些案件自身的特点属性相适应的结果。司法赔偿案件的特点，与上述几类民事侵权案件具有类似特点，如司法赔偿义务机关控制司法活动的进程，赔偿请求人在司法活动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司法赔偿义务机关占有、控制大量信息证据，具有强大的资金、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熟练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等等，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司法赔偿案件中应当由赔偿义务机关对其违法司法行为与赔偿请求人的损害事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保护弱者，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兑现宪法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司法赔偿案件可以移植和借鉴民事、行政证据规定关于举证责任的有关规定，以弥补司法实践法律适用的不足。进行举证责任法律移植和借鉴的要旨可以概括如下：
篇10
二、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及职责
法律援助中心是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统一管理、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指派和监督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为指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其主要职责：接受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并按要求指定专职律师、公证员、法律服务工作者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监督检查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并征求受援人对法律援助事宜的满意度；负责督导承办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三、法律援助范围
根据《条例》规定，法律援助范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公民对下列需要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二）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人的。
（三）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法律援助程序
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实施法律援助主要分申请、审查、受理、终止和终结等环节进行。
（一）法律援助申请
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必须到所辖区域法律援助中心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并载明以下事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和经济状况；申请法律援助的事实和理由；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证据材料清单。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人或法定人代为申请。监护人或法定人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权的资格证明及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的材料
公民申请、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提交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权的证明；经济困难的证明；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案件材料；申请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填写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或者代为转交申请的有关机构工作人员作书面记录。
（三）法律援助的审查与受理
法律援助中心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认真进行审查；认为申请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做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做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中心向有关机关和单位进行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中心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法律援助的终止与终结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中心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该项法律援助：受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受援人又自行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的；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自法律援助案件办结后15日内，应当向法律援助中心提交以下承办案件的材料：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函和反馈卡；委托协议及其他委托手续；书、上诉书、申诉书或者行政复议（申诉）申请书、国家赔偿申请书等法律文书副本；会见委托人、当事人、证人谈话笔录及其他有关调查材料；答辩书、辩护词或者词等法律文书；判决（裁定）书、仲裁裁决书、调解协议或者行政处理（复议）决定等法律文书副本；结案报告。法律援助中心审查后，将材料退还，由承办人员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负责归档保管。并将原材料的复印件上交法律援助中心存档。
五、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一）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每名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应义务办理一至二件法律援助案件。
（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积极支持社会执业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方便。
（三）法律援助承办人员接受指派后，应于接到通知之日起二日内，到法律援助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终止办理所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保守法律援助案件所涉及的国家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
（四）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受援人不具备援助条件的，应当提请法律援助机构撤销其受援资格。
（五）受援人不遵守法律规定或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报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拒绝或中止法律援助。
（六）法律援助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必须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督。
六、法律责任
（一）法律援助人员拒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可以建议有关司法行政部门给予相应处罚。
（二）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不积极支持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有关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援助机构的建议，责令改正。
（三）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人员的，不得就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四）受援人以不正当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应双倍支付已获得法律援助服务的全部费用。
七、具体要求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做好法律援助工作不仅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省委、省政府“民心工程”的需要，也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各法律援助承办单位要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领会《法律援助条例》，充分认识法律援助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尽职尽责地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二）搞好宣传，提高法律援助的认同度。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加强对《法律援助条例》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全面的了解，引导他们依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让更多的困难群众得到必要的法律援助，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