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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基层组织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乡政府及村委会与村民之间已经不存在较大的利益矛盾，村民也不必仰仗于村干部来提供各种具体政策，尤其是每年的税费收取方案等相关信息。村干部在工资降低、人数也变少的情况下，不仅掌控的资源有限，采取作为的动力也不足，因而没能力、没精力也没有财力来完成村民期待的各项公共品供给的任务。此种情形再加上税改之前村干部在协助上级收取税费时的种种表现，使得村民与村干部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以及由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沟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面对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农民要获取自己需要的同时又可以信服的政策信息，就要完全依赖于大众传媒。简言之，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
二、“直达”式的政策信息对基层政权的负面影响
所谓组织传播式的“层层过滤推进”，是指中央政府的某种政策意图或某项行政指令经过省、市、县、乡、村各级组织的不断细化，落实为某项具体的政策，进而在某个特定的社区内富有针对性地执行。尽管在创制具体政策的过程中，各级官员如果结成利益共同体会形成对农民权益的损害，但如果不经过这种层层推进而由中央直接下达政策，则这种政策就不能照顾到当地特有的“地方性知识”，造成一种好的政策意图变成坏的实施效果的现象。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中央政策经过灵活变通后的实施往往能够使政策意图部分地变成现实。“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虽然个别地方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效果会与政策意图相去甚远，但这些个别现象不能否定全体的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提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不争论”，再加上“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这些贯穿改革过程的指导性原则都是韦伯意义上的“实质理性”而非“形式理性”的，都是就事后的结果进行价值评判而非在事先就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都是在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创造和“冉生产”，却不强调明晰的准则、合法的程序以及结构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逻辑不能不导致在政策实践过程中大量上级默许的变通、扭曲和“再结构化”的出现。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但是，当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大众传媒的政策报道直接到达农民那里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虽然县乡村的基层干部们基于各地的特殊情况对政策文本有着特殊的理解，但是农民大多都不会从这个意义去看待和理解国家政策，他们只会出于自身利益，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当他们看到信息源处的上级政府的初始政策意图与信息流末端的本地政策效果有所出入时，媒体宣传的“好政策”与基层现实的“坏结果”之间的鲜明反差就会使他们对直接导致这一结果的基层干部们非常失望，抵触情绪不断累积、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基层政权如果还要汲取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同时控制大规模以维持地方稳定，就有可能导致农民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避免在将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落实的过程中与农民发生矛盾与冲突，为了保证本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基层政府就不得不奉行“风险最小化”的逻辑，也即是“不作为”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言之，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对基层政权起到了明显的束缚作用。在此情况下，基层政权要想做出长期内适合本地发展的决策而又不在各个时段中遭到农民的阻挠，就只能依靠上级政府直接制定出有利于本地的政策。但是，由于各地的地理及文化差异较大、发展层次不一，要使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显得不太现实，而如果基层都按照上级政府制定的统一政策来执行，又要付出局部利益受损的代价。
三、“典型报道”与“批评报道”对基层权威的削弱效应
传播学中的“把关人(gatekeeper)”理论指出，大众传媒的新闻或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依据传媒的一定立场、方钊。和价值标准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在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时政新闻中，农民不仅可以看到上级政府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可以看到某地的“先进典型”如何坚决落实并执行到位，使该地的老百姓得到实惠。这种站在上级政府的角度向下俯瞰的时政新闻在把报道中的个别地方美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恶化了对自身所在地的基层政权的评价。农民大多不会意识到新问报道中的事实是被媒体“把关人”精心裁剪过的选择性事实。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各地执行政策的具体条件和相关背景差别很大，而大众传媒关于“先进典型”的新闻报道却会覆盖全国农村。在此情形下，“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模式在强调某些“典型政绩”的同时就很容易忽视掉“先进典型”的许多特殊有利条件。因此，它达到的客观效果是在增加了少数基层政府的美誉度的同时，降低了全国更多的基层政权的权威性。
各级媒体涉及“三农”问题的批评性报道，绝大多数都是站在上级政府的立场上对基层政权的作为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就使得农民直观地认为上级组织是和门己站在一起来对付基层的。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上级政府的声音，媒体的言论就是正义和良知的表达，基层政权所实行的诸多针对农民的限制措施都是站在自己和中央对立面上的胡作非为。农村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都是由于下级没有执行好中央的良好政策意图。特别是基层政权所采取的禁止集体越级上访的规定和行动，则使农民进一步确信基层政权的丧失合法性。一般而论，通过从媒体获知的信息，农民认为中央是在真心为农民说话办事，但有不少农民则认为，就是由于基层干部从中作梗才使得农民“有冤无处申”。面对这一现实，上级政府不可能为基层做任何的解释和开脱，不能解释说事实上基层政权是在上级“保持稳定”的强大压力下采取措施的，否则上级政府就会违背其“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原则，就会产生损害自身合法性的危险因素。于是，出于策略考虑，在出现严重的时，上级政府通常会与基层政府“划清界限”，会给与其严厉的批评和惩处。通过这种方式和程序，上级政府的声誉和合法性在媒体关于“深刻批评”和“严厉惩处”的宣传报道中进一步加强，而基层政府的权威与合法性则又一次遭到削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是，在此类事件发生之后，上级会再一次严令不得出现类似事件，一定要保证地方上的“安定团结”，这样，基层政权就要在其权威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继续而对那些自认为自己“受到上级支持与保护的”而更加“嚣张”的农民。更加“嚣张”的农民有可能以集体越级上访这种最令基层政权害怕的行动来“要挟”其“就范”，而基层政权会将这种行动当作是对自己的又一次挑战，因为这也是有可能导致再一次被上级指责和惩罚的严重事件，因而会下决心采取极端的压制手段，这又促使农民再次去找“上面的人”来保护自己、伸张正义。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
四、新闻传播在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离间作用
在纯粹的政策报道之外，上级政府的执政理念、政策方针更多的是通过传媒的新闻节目映射给农民受众。许多内涵丰富的抽象理念，如民主、人权、法治等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在农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样，作为现代治理手段嵌入农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也是通过各种新闻节目潜移默化地在农民头脑中扎根。然而，在理解上述的抽象理念和法律条文时，农民自身却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做出差异很大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释，特别是涉及到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大量转移支付应如何分配的问题时，农民基于各自的利益对政策理念所做的不同理解就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他如低保户人选的确定、农机及良种等补贴的下发方式、移民款的发放标准、常规地及征地后的土地调配方案等也都是农民与村干部、农民与农民之间产生意见分歧的问题所在。
举例而言，由于中央的政策是“农民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于是在笔者所调查的湖北及河南农村，许多村民在每年的常规调地时就会搬出这项政策，以使自己使用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而当涉及征地时，他们又要求土地赔偿款为村庄的全体村民所平分。按照中央政策，既然土地的承包权不变，那就应该是“征了谁家的地谁家得钱”，而不是村民集体分配赔偿款。村民们明知道自己在调地时如果不出地，土地调配就无法进行，许多户口增加的村民就会缺少土地以至于吃饭的粮食都需要去市场购买，但是只要他们可以援引中央政策来反对按照地方规范必须实行的常规调地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他们就一定会这样来做，毫不顾及村庄整体的利益，村干部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这里，中央政策缺乏针对性是启动因素，村民的理性算计和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是根本原因，但大众传媒对于政策精神的广泛传播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促成作用。
农民集体地对大众传媒所广泛传播的上级政府的政策精神以及现代法律的“灵活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切割村庄共同体固有规范的作用，不仅增加了村干部行政作为的难度，更增加了村民之间合作的难度。农民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对国家政策做出的不同解释也使村庄内部的离散性力量越来越大，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断降低，而在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村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这样的村庄秩序难以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
如上所述，在基层政权不愿作为同时无力作为，而农民自身又无法有效合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农村公共品的短缺就只能倚仗于国家对基层事务的直接干预，而这种跨越式的直接干预却是要付出极高成本的。距离村庄较远的“国家”很难真正了解各地农民复杂的公共品需求偏好，从而很难富有针对性地为农民提供正确的公共品。而且，“政府也不是喂养于天国，产奶于人间的奶牛”，它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国家财政相对有限的财力如何有效解决全国范围内无法自我组织的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五、结论
篇2
沃尔特・李普曼(1889 9.23―1974.12.14)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也是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对李普曼新闻思想的了解是从1982年施拉姆的推介之后才开始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李普曼对中国新闻学术界产生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新闻学术界即对李普曼有关新闻理论多有称引，且称引范围也不以《公众舆论》(《Puplic Opinion》)为限(注：1989年出版的由林珊翻译的《Puplic Opinion》中文书名为《舆论学》)。笔者现对掌握的一些资料略作排比，以初步勾稽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与影响的面貌。
一
《公众舆论》是李普曼的代表性新闻理论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李普曼在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与“刻板成见”的两个重要概念，比较早地论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1982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公众舆论》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当年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即由于滨等人翻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闻界对李普曼的最早接触和了解确实是从《公众舆论》开始的，但时间却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汪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一文中，就称引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刻板成见”的相关观点。
汪英宾(1897～1971)，别名省齐，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中国现代著名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1920年9月起，在申报馆担任协理。曾由申报馆派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1924年5月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论文，获硕士学位。1924年秋末冬初，与戈公振创办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与报学专修科，任系主任。1925～1929年间，还兼任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报学系教授。一度为上海联合广告公司董事。1932～1935年先后担任《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1947年重返新闻界，任上海《大公报》设计委员。1950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授。1952年9月至1959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著有《美国新闻事业》、《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等。他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述“中国新闻史”的著作。
《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据作者自述，其写作缘起是“环视报界之现状，有滋堪浩叹者，兹逐一讨论，期有一度之觉悟，得共谋改良之方法”、在该文的第二部分“当觉悟报业之各种问题”之“编辑问题”的“新闻采集”中，作者有如下引论：
我国报界对于采集新闻尚少根本之了解，故不惮麻烦，以采集新闻之根本意义，略加申述。在美人立浦门WalterLippmann著Puplic Opinion有曰，‘人类之脑筋，非似照片之收吸印象而已，其运用也往往创造，印象入脑中后复变淡之，或与他种印象相并，必经一番磨炼而后成各人之思想，盖一印象决不能久居浮面者，天生之诗情往往运用之使成个人之表现，’(譬如罗素本是人名，然用之既久，人皆以之为一种哲学。又如武力统一为一种主义，用之既久则人皆以之代吴佩孚。)又曰，‘公众时事可于演说或报章中表现之，惟表现之时事，宜抽象于初胚，凡事物之不能见者，必难引起知之之兴趣，且公众之事闻，个人所悟到者，往往微细而不能及大要。‘故公共新闻，将成一种干燥无人愿知之者，惟具美术家描写技能者，始能以常人所不能见者，做成活动印象，使常人皆能引以为有兴味。新闻界当觉悟采集新闻之真义，进而以抽象于初胚之功夫，言人之不能言，见人之不能见，而后事半功倍矣。
汪英宾所引述的话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国内对李普曼《公众舆论》有关理论观点的最早介绍。
1937年5月。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围绕“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论题，诸多报界名流到会演讲。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教授为此在《大公报》“新闻教育特刊”发表了“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再次引用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列浦曼氏在他的名著《舆论》Puplic Opinion一书中，把正确的消息和公正舆论所包含的这种障碍，详加论列。属于内部的有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的形态蒙蔽着，使我们不容易领会一种真实情境。属于外界的，有言论的困难，交通的阻碍，当局的检查和统制，社会特殊势力的影响等等，都足以蒙蔽一般人的耳日，使他们不能得到真实的报告。至于所谓公正的舆论，更是一件难得的事，需要正确的消息来做基础。如果消息不正确，我们何由发挥公正的舆论呢?此外，一个人的意见往往被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利害所支配。因此种种原因公正的舆论真是一件不易得的东西。”
汪英宾与梁士纯当时都是新闻学系的教授，他们对《舆论学》一书的先后引用，从一个侧面说明李普曼该书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只是由于后来中美文化学术交流较长时间内的中断，人们仿佛遗忘了中美新闻传播学术交流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一具有意义的历史片段。
二
刘豁轩1939年3月在燕京大学“杂行会”一次以《怎么样看报》中，在论证“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受伤的是真实”这个观点时，引述了李普曼一段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论述：
力普曼(Walter Lippmann)默尔(ChstlesMerz)曾对近代史上，一件大事的各种报纸记录加以研究，这件事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年三月的俄国革命，他们在那篇研究报告的序论中说：‘大家都承认，没有真实的新闻，便不会有健全的舆论。但是在今日，对于一个争论的事件，是否能够得到正确的记录?对此，今日有一种很广泛而且日益增长的怀疑。在指摘当局腐政的时候，我们怀疑其中有不自觉的偏见。我们又怀疑某种新闻被染上了颜色，或者被搀入毒素，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证据，以下我们所研究的便是证据之一。’著者自称他们的工作是‘新闻的试金石’。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年八月四日出版的《新共和》上占了四十二页的篇幅，这是对于现代战争时新闻可靠性的第一次不信任的有力表示。
这是指“《纽约世界报》社论版的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茨出版的一份专题报告，题为《对新闻的检验》(“A Testfor
the News”)，作为1920年8月4日出版的《想共和》的附录，文中列举了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自1917年到1920年间对俄国事件报道的失实”一事。李普曼通过这个调查，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揭示了媒体报道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损害新闻真实性的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所谓完全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几乎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会受到传播者主观倾向的左右与控制。李普曼的调查旨在抨击当时美国一些新闻媒体不尊重事实，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炮制新闻报道的不良行径。这一调查报告的结论因其材料翔实、论证充分、结论无可辩驳而备受人们称道，至今仍为人们常常提及和引用。
三
20世纪40年代，美国大众传媒的集中和垄断趋势日益加剧。出于对媒体所有者人数越来越少的担心，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于1942年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群大学教授，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后来以哈钦斯委员会闻名的研究班子，其成员包括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等十多名一流学者。这个委员会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该报告中就新闻界的角色提出了一些至今越来越受到肯定的重要建议。《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出版以后，虽然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甚至其所提出的建议也受到了为数不菲的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的抵制，但李普曼还是独具慧眼，在该书问世之时，就撰写了《评批评者》一文，对之进行评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央日报》1947年5月17日《报学》第20期，《中央日报》编辑武月卿即将李普曼的《评批评者》翻译过来，反映速度之迅捷和学术眼光之敏锐都令人惊叹不已。
武月卿，1941年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第10期毕业，后在《中央日报》工作，曾任《报学》双周刊的编辑，1949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主编，与林海音并称为50年代台湾文坛的“副刊双姝”，知名散文作家，著述颇丰。《中央日报》刊登《评批评者》时，文前有一“译者志”，对哈钦斯委员会作了简括介绍：“美国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应报业巨子鲁斯之建议而组成，旋即开始工作，得到二百八十三人之证明，举行会议凡十七次，每次会议历时月二三日结果证明美国报业子偶目前虽无危机，然危机已潜在。该委员会已出版或即将出版之书籍达七种，并于三月廿六日发表长达二万五千字之总报告书：‘自由负责之报纸’，对报界提出建议十三条，此对付妨碍发表社会所需要新闻之自由，并作互相批评于砥砺，李普曼此文即就该报之建议，加以论评。”文章署名为“李普曼作，武月卿译”，对李普曼名字的翻译已经与现在通行的译名保持一致。李普曼这篇评述性的文章，确实提出了新闻领域中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目前事实上并没有人经常郑重的批评报纸，一本有关于苏联的书籍，出版后立到就有人作出书评；但是有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道与评论，一般而论，都没有人加以批评，若果鲁斯不承认仅有这种有来无往的批评存在的不合理――无人批评的报纸却批评其他组织与活动，那他决不会维持调查工作的经济费用：这种情形对报纸并无好处，更不保险。报纸能得到经常的批评，报纸自由才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报纸本身所主张的原则的利益均将因而失却。
因此，问题在监督监督者为谁，考查考查者为谁?巡查警察者为谁的问题。笔者猜想，委员会对于这一层也并不清楚，据称：“吾人建议报界人士作积极的互相批评。”在这一方面，他们需要新闻从业人员的劝告，然而他们错过了，他们并不讨论公众问题的辩论，因为这一方面也是够了，他们所讨论的是报人批评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会受益惑，有时不免有纵容的事，但是一般而论，时常保持缄默，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律师，医生、演员、教授之所以鲜有公开声言律师辩护不行、医生诊断不内行、演员表演蹩脚，教授授课沉闷，就是这个原因。新闻从业人员和其他技术于职业一般无二，他们也有同业的关系：新闻从业人员不能闭门独处，他们彼此要见面，聚会，要共同工作，倘若彼此作剧烈的公开批评，结果势必不能相容。我可以说，我自己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也曾使人对我自己作过尝试，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所得不偿所失；因为有此而引起的不情远过于所得到的公益。
报纸相互间实无法作公开的批评，因此，公正的批评应发自胡琼士君一类的旁观者，因为要作公正的批评，有撇开私人关系的必要。世界报老编者柯白说过，剧评者不应该于演员交往，尤其是女演员，政治评论者如果于政治家常常见面，结果本身也成了政治家，金融评论者也一样成了金融家。
篇3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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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②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篇4
2009年4月，一场肇始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开始在全球流行。据卫生部通告全国甲流防控工作情况指出截至2010年1月31日．全国31个省份累计报告甲流确诊病例12．6万例，死亡病例775例；截至2010年2月中旬，全球已达1．5万余人因感染甲流而死亡。
纵观甲流从初期暴发到最严重阶段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相比2o03年的非典．甲型H1N1流感在我国、在全世界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但是，面对此突发的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各方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进行伦理选择．还是存在着诸如健康大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媒体坚持新闻新奇与政府欲求社会稳定等公民、媒体、政府之间的多方冲突。
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
为解决上述冲突，需要对该伦理问题中的各方主体的价值选择进行判明，兹提出伦理选择机制“色散与滤光”模型，以便更为清晰地分析。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当所有主体面临同一具体新闻事实时．各方主体自身的动因和需求不同．驱使其作出不同的利益选择．这就如物理学上的“光的色散”一样，当白光通过三棱镜后，在光屏上会形成七色光带．如图1所示．自上而下分别为红、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因为白光是由多种单色光组成的复合光，不同色光对同一种介质的折射率不同。白光经三棱镜的二次折射后各种单色光的折射角不同，从而产生色散现象。
而信息传播中的伦理选择也可用色散与滤光模型表示．即用白光代表了社会的新闻事实；用三棱镜表示各方主体在面对事实时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即所有的伦理选择：而复合光通过三棱镜色散出不同的光线。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根据自身的动因和需求进行价值选择，作出不同的相应利害关系的伦理选择。根据信息传播过程．这些主体包括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
“色散”出不同的伦理选择后．还有一个“滤光”的过程。物理学中“滤光”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一种色光。在信息传播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伦理选择，在这其中，有的选择只从维护自身利益角度出发．有些选择和行为是对社会整体福利有利的．有些选择体现和尊重了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权。有些则稳固了国家政权、维护了国家安全。所谓“滤光”，即指整个社会选择和确立一系列标准，以对这些价值选择加以判别，找出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伦理选择的“色散”与“滤光”过程如图2所示。
这里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应有、应然的价值选择并非是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满足各方的最大化的利益需求．既不是在这几条“光线”中找出一个“焦点”来统一各方的利益需求．也不是要采取绝对平等的“三者不可偏废”的措施．而是找出一条符合当前社会整体需求的、经过引导和有效控制的、“应有”或“恰当”的价值选择。该价值选择在某一领域中可能会在微观层面上对上述“社会福利”、“人权”和“国家安全”等价值有所侧重，但从宏观层面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会达成各方利益并重的态势。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色散”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对甲型H1N1流感已传播的相关信息的搜集，并按不同传播主体进行整理，笔者发现，主要涉及的三个主体的伦理选择。具体体现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健康权和隐私权，新闻媒介的传播选择及政府机关的社会期望三个方面。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公民的伦理选择。公民信息传播的伦理选择又分为回国患者和健康大众两大不同群体．两者的信息传播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一方面，健康大众有权发表言论谴责携带病毒四处乱跑的回国人员，获知他们的相关信息，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和知情权；但另一方面，患者的隐私应受到保护。
公民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尤其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言论，受追惩的几率小，人们更敢于发表言论。于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有网友在网上发表言论，谴责从流感暴发国回国的人员是“逃回来”，而且大发言论对回国还到处跑的何某进行人身攻击，给其取名“何逛逛”，称传染了某摄影楼两位工作人员的李某为“李染染”，各网络小区里的言论也是以人身攻击为主．同时还患者的相关信息，对他们进行人肉搜索。网友公布患者信息，进行人肉搜索，甚至使其家人牵连受罪，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一方面。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影响，已属公共人物，健康大众有权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公共信息；但另一方面，患者作为公民，其隐私受到保护也毋庸置疑。由不同群体传播信息的伦理选择可见．面对公共突发事件，公民的伦理选择与价值取向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利益．公民发表言论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
媒体的伦理选择。追求消息的重要性、时效性、新奇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是媒体吸引读者的根本之道。甲型HIN1流感与大众生活、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媒体面对甲流的信息传播，显得格外活跃。
中国《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社会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性质及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上述宪法的精神，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为公民参加社会协商与讨论，为公民参与国家重大问题和其他公共事务的决策提供条件的社会功能。实，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动员信息的扩散者和信息传播管道。
媒体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大肆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为公众提供了最新流感疫情，尤其是国内、身边的流感传播最新动态，及时传达了政府对病毒预防、治疗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同时网友的评论和反响又为政府了解民情民意、作出时效性、针对性强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看到，很多媒体往往过于看重经济利益，重视那些“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这种高调的宣传报导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普通老百姓的不必要恐慌。
总之，面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媒介积极报道了有关信息，这相对于2003年媒体面对SARS，戴上“口罩”、保持沉默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可以看到，众多媒体传播信息更多是从提升收视率、收听率或者点击率等自身利益角度出发。而未充分考虑信息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这就是多数媒体的伦理选择。
政府的伦理选择。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和协调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选择举足轻重。
中国政府面对甲型H1N1流感，信息公开。新华网上开设有“中国应对”和“各国情况”专栏，传达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对甲型H1N1流感最新进展实时更新，这是中国政府正面积极传播流感相关信息的表现。
在危机状态之下，政治动员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中国拥有政治动员的传统，适当的政治动员有利于及时制止公共卫生事件的扩大和蔓延。主席的两次指示，总理的三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是实现政治动员的体现。各级政府、各部门快速的反应和应对措施．表示政治动员对各级政府和部门起到了作用。
中国政府应对甲型H1N1流感这一公共突发事件的措施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政府以人民安全、健康为重的伦理选择。政府关于甲型HIN1流感的信息较之以前也以更积极的姿态公开，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以稳定社会、民心为价值导向。
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滤光”出的伦理选择
通过分析以上各主体“色散”出的不同伦理选择．笔者认为．公共突发事件传播中各相关利益主体在信息传播中存在着诸多冲突和矛盾：～方面公众信息传播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媒体对新闻真实性、全面性、时新性的追求要求对突发事件多加报道，而过多的报道又可能引发社会恐慌。这与政府要求的保持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存在冲突．除此之外。政府对信息有选择性地公开对公民的知情权有所损害……总之，公共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面临众多伦理选择与冲突。面对这些选择与冲突。究竟怎样的伦理选择才是在甲型H1N1流感信息传播中最应该遵循的呢?这就是“滤光”出应有、应然伦理选择的过程。
篇5
一、建立了先进的服务理念，保持信息服务的持续发展
在信息社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关系、外交往来、科学研究、金融投资、企业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学习，无一不需要信息咨询。在信息社会，信息咨询影响着整个社会进步，信息服务也就越来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行为更多的从计划控制转向宏观指导。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决策自加大，其决策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因而社会各界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权威性的信息服务。而现代的信息服务不能只停留在用户的现实需求，而应将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从产品的多元化的角度看，信息服务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信息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不单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增进用户的利益。而增进用户的利益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信息服务机构必须认真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帮助用户识别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是增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效用，使用户以较少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要求服务机构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单一、无序、零散的信息虽然也有使用价值，但很难被有效地使用，只有通过加工处理，整合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大的使用价值。因而，陈旧的服务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市场的需要，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服务理念，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服务理念，也为信息服务机构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做了尝试，使信息服务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保持信息行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信息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使信息服务更具主动性和目的性
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信息机构正处在一个信息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各种咨询机构和网络供应商的出现，将对传统的信息机构构成极大的威胁，作为传统的占有信息提供主导地位的信息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挑战。面对信息经营的竞争，所提供信息服务的质量、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恰恰将决定信息机构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信息的整合越来越重要，有效的整合将使信息机构在信息服务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信息用户他们总是力图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表现出舍近求远，避繁就简，弃疏择熟的省力行为，一般地说，首先选择的是最方便的信息源，无论用户是否认为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好的，可得性和易用性是影响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源的不断增多和繁杂，这种趋向就更为明显。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用户的需求行为，然后提供协同一致的服务，对这种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把握的越准确，服务针对性越强，越能得到信息用户的认可。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始终以消费者为轴心安排规划它的一切活动，对消费者的心理网络、购买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理想的整合是把资源透明地无缝地连接在一起，让用户十分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源而感觉不到他的每一步操作所调用的可能是不同的资源。信息的整合是一个寻求整体化的过程，目的是对分散的现有的信息或多种软件产品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信息系统，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信息的整合更能使信息服务机构全面地、科学地掌握信息资源，然后根据信息用户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这样，使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更具有目的性和主动性。
三、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
最近，国外的一些学者就信息管理的定位问题，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获得信息的工具，不管其如何有价值，都只是工具，新技术不管如何先进如果没有人的介入，也不会改变人的行为。而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最有效地利用信息，由此改变人的行为，乃是一切信息活动的根本目的。因而信息服务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新理念，是信息活动产出效益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服务的从业人员身上。人本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重物轻人，把物当做中心。而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素质为最主要的管理任务，以重视员工的合理需要为管理宗旨，以凝聚力激励员工创造新机制为管理的基本手段。人本管理要求既注重人的物质需求，又注重人的精神需求，承认人们丰富的人性，各种需要的合理性，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予以满足。从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信息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智慧活动，它充分体现了人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的用户身上，对信息用户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真正的用户中心理念。从现实的情况看，用户的需求和用户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并不一定维护了用户的利益。作为信息服务机构不仅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且还要设想用户的需求，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找到尚未被用户认识到的需求，使用户感到满意和惊喜，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超越用户的期望。信息的整合使信息服务机构延伸了自己的信息服务的服务层次，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在服务上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
四、有利于信息服务机构进行品牌建设
服务是一种品牌。如果一个信息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特性，或是某一信息产品，或是某一特色服务，在同一行业中形成差别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就是品牌。品牌实际上也是企业向社会传播的一种信息，承担着社会沟通的任务，是企业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品牌体现着产品的个性、经营理念和产品特征。有了品牌才会有顾客的忠诚度，才会有购买主动性。当然，品牌光有知名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美誉度。品牌是有价值的，并体现在整个市场营销中，品牌资产一般由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品牌忠诚度构成，缺一不可。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信息服务中的具体应用，使信息服务机构以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市场定用户的信息需求，并将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开展特色服务，提供给用户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从而达到主动创造市场的目的。保证用户通过充分的信息渠道来购买或定制自己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产品和服务。使用户的价值最大化，让用户以最小的成本从信息服务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以普及服务和社会满意作为最高层次的目标，从而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扩大至社会和全体公众的层面。再加上这种新的服务机制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使用户满意、高兴，就会促使他们把再次使用该信息服务系统视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做。这样一来，信息服务机构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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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死亡博客”的主角姜岩用跳楼自杀对待背叛她的丈夫和第三者,关于此事的新闻一经,群众通过人肉搜索和媒体的打死跟踪报道,使得痛失爱妻和家人的姜岩丈夫王菲及其亲属被曝光,生活受到严重的干扰,有媒体就此事写过“姜岩走了、群众疯了、媒体也疯了”,这些报道看起来公正理性,实际上缺少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同情心。从“死亡博客”的曝光到主角的死亡,对于一个处在生活绝望的人,我们面对这一切不是想办给予积极的帮助,而是不管不顾任由她自生自灭,最后在其死亡后,对其事情大肆批评曝光,扰乱其亲属的生活、漠视其亲属的情感。媒体再次表现出的正义,是为了新闻而救助还是为了救助而新闻,媒体的一些记者,在类似的邪炒起哄过程中,可谓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守了,这也违背了社会主义新闻伦理的本质要求。
(二)新闻“虚假”
从“纸馅包子”到“清洁工中暑小女孩撑伞”等等事件,虚假新闻频频出现,并且屡禁不止。有的是捕风捉影、故弄玄虚,或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通过某渠道传播出的未经核实的消息用作事实来报道,把自己的想法涉及成发生的事实来披露,有的是借助口述实录制造热点、夺人耳目,或者把事实“加工”添油加醋成新的“事实”。很多新闻也经常是夸大其词、违背事实、甚至有的是公然造假、凭空捏造所谓的新闻。这不仅扰乱了媒体本应对受众的正确导向,也使得新闻传播过程中公信度受到公众的质疑,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二、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伦理问题对策
新时期,同样也是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有所凸显,新闻传播媒介在转型期失范现象的频频发生,如果不能加以约束和治理,新闻传播过程中伦理的失范现象不仅体现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且,新闻媒介自身的特殊功能性,把这些矛盾散播并扩大,在面对自身种种失范现象频发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矛盾的衍生。
(一)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性
1.行业自律
新闻传播媒介的自律,是新闻传播工作者自身素质的培养、提高和新闻从业人员自身信念的建立。如果新闻传播工作者对新闻传播精神不了解甚至不屑一顾,不断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又能怎样做好传话筒工作,又怎么能向公众传达出正确的精神,新闻界有句话是:先做人,再做记者。
2.从业人员自律
并且要严格新闻传播工作者准入的资格审查制度,这是从新闻队伍的源头上遏制不良人员进入新闻传播行业的关键,并在聘用其从业人员之前要对受聘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思想品德的考核、专业知识的考核、业务潜能力的考核,只有业务素质精,思想修养好的人进入了新闻传播工作者的队伍中,才可以真正的对我国的新闻传播道德发展有着美好的发展和正确的指向。
(二)新闻传播媒介的他律性
1.法制的健全化
新时期,新闻传播媒介的法律监督制定主要应从公众的生命、自由、名誉、人格、产权的维护、反低俗暴力等进行监督,我国针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专门立法及其机构尚未出台和完善,新闻立法较于西方国家相对滞后,而对于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约束力的法律法规较为模糊,并且没有作为单独列出来的一项独立的违法行为,其界定范围也较为困难,新闻传播媒介过程中的约束力和监管部分主要是依靠伦理道德以及一些作为行业职业规范的规章制度,这些没有明确标准的伦理道德以及行业职业规范的规章制度或其行为规范并不能起到严格意义上的监管作用,其惩罚教育力度较小。因此,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制与伦理的相互支持变得极为重要。没有惩罚力度的制度规范是没有强制力作用的,同时也就没有保障力度,要保障新闻传播媒介活动的伦理道德、有序、合理、有效的进行,就必须设立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约束。
2.监督机制的增强化
新闻传播媒介对政府的监督方式主要是舆论监督,对于其自身而言,大众的舆论也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一种监督,体现的是社会意志的统一,对于新闻传播媒介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力,新闻传播媒介行为引发舆论,而舆论又反作用新闻传播媒介的行为,二者是相互影响作用的关系。新闻传播媒介积极吸收大众舆论的方式,例如最早的读者来信、和现在最常见的热线电话等等,这些可以都说是新闻传播媒介向大众积极纳言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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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注重实践，主要是传媒经济的研究，并有较大的实绩。
但也有两个偏向：
一是缺乏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思潮的全面研究，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并且只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思想的介绍和消化上；
二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还比较浮躁。总之，我们无法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复制，而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展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新闻节目是基本叙事模式。比如，百姓利益受损一记者调查取证一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一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相当长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逐渐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但仍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伴随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打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各种传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子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是很正常的。“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当今世界又为人们传播和获取个种声音提供了相应条件。
其次，新闻传媒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业，理应与世界接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市场一直是独家经营，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合资经营。
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收听和收视到国外广播电台、国外电视台的(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加强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就非常重视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整理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但研究是刚刚开始，任务仍繁重。二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非主流传播思想研究。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大约分三个阶段，即15世纪——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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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广告传播的核心要素:受众
在传播学演进的历史中，人们的研究重点发生了从传者中心到受者中心的转移，受众研究的地位逐步凸现出来，成为传播学研究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受众是传播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因素，是产生传播效果的关键，任何传播活动只有被受众所接受并在受众中产生一定的效果，传播过程才算完整。
广告传播是传播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广告工作者来说，必须确立这样一种观念:为受而传。广告工作人员胸怀受众意识是实现有效传播的前提。一项有效的广告传播活动，核心要素是受众心理，广告工作者要了解受众的心理，进而推测他们的传播期待，以此来选择合适的传播内容和传播模式，“适时、适度、适量”地把广告信息传播给消费者，一项有效的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与终点都应该是广告受众。广告工作者要使广告传播活动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倾力研究受众的心理，研究广告受众心态。
2广告受众的典型性心态及传播策略分析
广告受众心态是广告受众在接触、接收和阅读广告作品时所具有的特殊心态。受众的受传心态是决定其是否对广告文案所传达的信息产生关注、发生兴趣，是否欣然接受广告信息、产生广告者所期待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研究广告受传心态的目的是对应不同的受传心态制定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通过对广告的手段、对策和谋略等的组合达到预期的广告目标。广告传播策略是促销的一种手段，是企业建设品牌形象的一种投资行为，直接影响着广告能够以最少的投人达到最大的效益产出。
2.1广告受传中的认知不调和心态
出现认知不调和心态的主要原因在于受众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广告信息、消极接受刺激，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对广告信息主动进行选择判断。在广告传播中可以运用两面诉求的方式来对应广告受众的认知不调和受传心态。具体做法是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两面诉求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两面诉求由于包含着对相反观点的说明，这种说明能够使人在以后遇到对立观点的宣传时具有较强的抵抗力。广告受众有许多没有经过考验的观点，这些观念在遇到对立观念的挑战时往往是脆弱的，让广告受众接触两个对立面的观点，可以让其自己判断，增强广告传播内容的信息。
例如1991年，苏联报刊大幅度提价，报刊面临失去读者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消息报》做了一则报刊征订广告。目的就是针对消费者购买前的心理活动规律，给予消费者两个方面的提示，一方面向消费者解释《消息报》涨价的原因，另一方面建议消费者可以用订《消息报》的钱做他认为更有用的事情，让消费者自由选择是否订阅《消息报》。建议消费者把订阅《消息报》的22卢布56戈比的订费用在急需的地方。比如“在莫斯科的市场上购买924克猪肉、或者在列宁格勒购买1102克牛肉、或者在车里亚宾斯克购买1500克蜂蜜、或购买一包美国香烟、或购买一瓶好的白兰地酒(五星牌)。”但是以上列举的花费只能享受一次，而订阅《消息报》可以享受一年。
这则广告用充实的证据，表达的逻辑性，消除消费者心理上的疑虑，坚定购买信心，以同等价格不同享受为诉求重点来打动消费者，平实的语言产生令人惊叹的效果。
2.2广告受传中的知觉相差心态
另辟蹊径式再定位诉求传播策略是对应知觉相差心态的最好方式。另辟蹊径式诉求不与人们的知觉相差接受心态相抵触，规避受众心目中的不良品牌印记，采用寻找、发掘和表现品牌的另一优势，并将这一品牌优势作为自己重要的、甚至是唯一优势的诉求方法。
AVIS汽车租赁商在美国汽车租赁市场排行老二，面对排名第一的汽车租赁公司，不和竞争对手正面冲突，而是用“我们是老二，所以我们更努力”为诉求点，创作了这样一则文案。因为AVIS汽车租赁商排行老二，面临强敌，所以他不敢怠慢，“天天清理烟灰盒，在车子租出之前保证油箱里加满油，电池充满电，雨刮器检修完毕。出租的车每辆都不比super—torque福特车差。”
这则广告创造了“老二”理论，规避了老二的劣势，而是突显了作为老二更努力的形象。广告受众面对这样的诉求，忘记了AVIS汽车租赁商只是排行第二的市场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被该品牌兢兢业业为消费者服务的态度和行动所感动。
2.3广告受传中的境联效应
广告中恐惧诉求的方法常常能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广告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受到恐惧事件的影响，构建恐俱氛围。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恐惧诉求有双重功效，一是能够将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广告传播内容的接触;二是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对应行动。
保德信保险公司的一则平面广告是运用恐惧诉求的成功案例，这则从真实发生的灾难事件中获取灵感，把空难事件提炼成广告受众真实可感的文字，对消费者产生了强大的心理冲击。该广告的题目是“智子，请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这一题目本身就制造了一种悬念。广告内容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日航123航次波音747班机发生空难，520人死亡。飞机发生爆炸之后，在空中盘旋5分钟之后才坠落。在这5分钟里，有一位父亲写下了一张令人辛酸的纸条“智子，请照顾好我们的孩子。”导出广告主题:人生旅途并非永远一帆风顺，有保德信与你同行，走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没有恐惧，永远安心。这则广告文案具有深刻的感染力，消费者的反应非常强烈。它利用了人类共性中的躲避伤害需求这一特征，进行合理诉求，引发消费者对灾难的恐惧到希望逃避灾难的心理反应。这则广告获台湾第5届时报金像奖的杂志广告金像奖。台湾著名广告人孙大伟先生评价这则广告:“让客户又爱又怕，让消费者心酸心动。”
2.4广告受传中的逆反心态
逆反心态是广告受众对广告传播产生一种抵制心理。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广告受众本身所持的思维定势容易导致对传播内容的怀疑否定;而传播内容如果包含虚假成分，传播失真、失实或者太滥，最容易激起广告受众的反感情绪，造成逆反倾向。
应对广告受众的逆反心理，可以采用反面诉求的传播方式，在诉求的形式和内容上，主动地表现产品的不足之处。有些广告传播者非常熟练地运用反面诉求的传播技巧，在广告文案中适当地告诉消费者产品的缺点，根据具体情况对消费者提出必要的劝告，建议消费者谨慎购买，消费者反而会觉得广告很诚实负责，值得信赖。比如:日本美津浓运动用品为运动内衣所做的广告:“本品牌的运动内衣在日本是用最优秀的染料，最优秀的技术染色的，但遗憾的是茶色的染料还没有完全达到不会褪色的境界，还会稍有褪色。”美国高原苹果的广告:“这批苹果个个带伤，但请看好，这是冰雹打出来的疤痕，是高原地区出产苹果的特有标记，这种苹果果紧肉实，具有真正的果糖味道。”这几则广告都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反其道而为之，将产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实地告诉消费者，看到这个广告的消费者不会因为产品不尽善尽美而放弃购买，相反，他们会被产品的坦率而感动，自动地、无意识的消除对产品的怀疑，消除自我保护的屏障，接受这个稍有瑕疵的产品。
2.5广告受传中顺应性心态
顺应性受传心态与逆反心态截然相反，是一种积极的具有正面意义的受传心态，广告受众顺应广告传播者的意愿，对广告内容产生认同、引起共鸣、甚至偏爱，顺应性心态的发展结果是形成品牌忠诚。
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大品牌，公共关系比较好的品牌容易得到受传者的心理认同，比如国际排名第一的日化品牌宝洁拥有最广泛的消费认同，消费者对它的广告内容深信不疑，传播途径非常畅通。顺应性心态为广告传播者提供最优越的传播环境，广告传播者只要维持原有的传播策略就能产生很好的传播效果。著名手机品牌偌基亚十几年来持续传递“高科技”这一理念，消费者依然被深深吸引。
3对受众心态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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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展现出来的传播技术的文化特性
1、新媒体技术受到文化环境的重要影响
在人类生存和斗争中应运而生且浓缩着人类精华所在的文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性的存有物，而是作为永恒具备创造力的母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存在。所以应当在一定的文化或者社会背景中来考虑传播技术的出现，特别是要重视主导整个社会的权利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即技术的创造取决于社会主导阶级，这种技术并非是最为合理和有效的技术，却是有利于主导阶层来获取利益和价值的技术。这也就说明了技术出现是受到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在科技用语言表达之时，已经贴上了文化的标签。
2、新媒体技术包含在文化环境当中
李克特以及拉普等人将技术视为一种文化过程或者现象；法国的路易多洛则认为文化中应当包含技术；卡西勒尔则指出文化中的一部分就包含着技术。在后工业时期，文化服务和技术服务之间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界限。与其说社会文化是由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而推动，不如说现代信息传播技术自身就是文化的代表，这是因为变革的本身就是意味着文化的变革。就此而言，新媒体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技术文化”这一角色，与社会文明节奏相匹配。
二、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
1、新媒体优化了文化传播系统
这主要表现在文化传播路径和平台组成是由新媒体技术而得到拓展。在《多种声音・一种世界》一书中提到，人类从开始只是用身体的手势、姿势和声音来传输信息到后来发展到一系列的舞蹈、音乐、火光、图形、图画等进行传输信息，是孕育在文化中，文化传播进步的结果。从而得出到了新媒体发展时代，如果没有成像幻影、现实虚拟、触屏、舞台多媒体、手机、网络、无线WLAN等传输媒体设备，突破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进行知识文化的传播，那么就没有人类文化的传播，也没有历史的进步，因此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已经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服务。特别是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媒体技术相融合将文化传播的路径变得越发广泛，通过多方式、多路径、多通道的传播，使得信息传输的效率越来越高，这也就将信息中涵盖的文化全方位、及时的传送给目标群体。
2、新媒体塑造了多样化的文化形态
依据“媒介即讯息”的论点来说，新的媒体形状本身就诠释了一种文化。所以传播文化的新媒体，其实就是在创造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文化形态，特别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化通过媒体技术重塑后，需要人们从新来审查、定义、接纳和了解这一文化。比如上海世博会上日本会馆，有一面巨大的未来“生活墙”矗立在“未来”主题区中。该墙体是利用了传感、触屏、无线网络三项技术而形成，在实现“墙”与人交互的同时，还将十年后的人们出行、居家、信息交流等新模式展现出来，主要诠释了人们的环境和生活的变化均是由先进的科技而带来。同时设计的墙面，也是用较为形象、生动的人与“墙”的交互模式，极易让人们了解并且深入的感知其中的文化元素。另外将3D技术和虚拟影像运用到表演艺术中，能够使传统和现代文化高度融合，其参与度和包容度也大大提高。
3、新媒体提升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实力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新文化产业已经颇具规模，例如游戏产业在韩国的形成、音乐无线产业在英国形成，动画产业在日本。我国在2005年起就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帷幕拉开，各地区的创意文化产业聚集而形成群居性模式，特别是在珠三角、长江三角区、北京、川陕等大型创意文化产业群已经形成，同时还包含了种类繁多、性质不同的创意文化园区。
我国的文创产业看似发展迅速，不过与发达国家的文创产业区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例如主要表现在没有足够的向导性和创新性，没有优化资源配置，乱建、重复性建设颇为严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要归于有关政策和配套设备的配合和跟进上，而新媒体技术恰当的运用，将其传播和载体功能发挥出来，就能够将文化产业的传播力和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1）加大多媒体开发力度，激活文化创意产业供应链。比如在2004年刘三姐这个民间故事使用现代的理念和技术包装，形成《创意・刘三姐》重登舞台这个实例中，演出时是将绿水、青山、景色、歌声、乐器、服装、舞蹈等各种类型的文化元素与“大舞台、全景式、总调控”这种大舞台不可缺少的情景相结合的模式，这种奇特的创作思路和令人感慨的视觉效果，受到一大批观众和游客的好评。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已经获取门票收入接近八千万，同时有110万受众群体，这不但拉动了阳朔的旅游业而且还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不夸张的说，该项目则是将民族艺术性、增长产业性、综合效益型和资源唯一性相融合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又比如上海马戏城“era-时空之旅”媒体梦想剧，不惜重金将充满梦幻、新奇的神话效果打造出来，并且运用全息投影技术、大型水幕、多媒体技术等高含金量的技术措施，使得受众者能够“经历”到时空穿梭的美妙旅程，因此不但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还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这也说明创意是文化产业的灵魂，不过这一灵魂也需要凭借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才能够传播的更远，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一文化创意。
（2）合理配置新媒体资源，促进文化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智能化的新媒体也使我们所在的城市变得智能起来，与此同时智能文化应运而生。例如通过现实虚拟、触屏和合成这三项技术能够实现现实和虚拟空间的对接，给人们未曾有过的文化感受；另外在文化旅游、会展、文化设备服务和文物保护等行业运用新媒体技术的特殊语言表现形式，能够促使其行业的更新换代。根据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性、交流形式和工作特点，将不同且适合人们的新媒体安设其中，能够将新媒体便捷灵活的特点全方位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中新媒体的合理配置；例如推广手机支付、手机地图等功能并且人们展开实践，以及与其他终端客户持续的开展增值服务等，使人们凭借移动平台有了生活和消费的可能，这是基于虚拟空间的新媒体合理配置，而这样的配置必然会促进文化传播，使文化传播实力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采取这些新媒体传播手段，能够有效的p少文化公司的创业和运行费用，并且减少社会资源的不必要浪费，从而达到了文化产业健康运转的目的。
三、结语
新媒体统一于文化之中，又是文化传播的驱动力和适配器，因此国家不但重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还大力支持影视、印刷、网络等领域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从而为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媒体产业应当抓住机遇，促成新媒体与文化产业的大力融合，从而达到文化传播力大力提升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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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直接呼唤
贵州省之所以能将其文化旅游业做得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具有丰富多彩、神秘独特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不断推出精彩缤纷的文化节，慕名前来旅游的海内外朋友们络绎不绝。例如：全国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举办了“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成了黄金暑期海内外游客关注的焦点。多元民族文化风情得到了绚烂的展示——凯里民族饮食文化节、施秉杉木河漂流节、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节、镇远古城文化节、黎平侗族喊天节、锦屏隆里古城舞龙节等文化旅游产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动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为经济优势。
但这种经济优势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没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和宣传，贵州各少数民族及其原生态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众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跟以往的封闭状态一样，“藏在深闺人未识”，这样的话，文化旅游业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场的桥梁、也为海内外广大游客认识贵州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大众传媒及时、精彩、有效的信息传播，可让国内外的受众们尽情感受贵州各民族风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贵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中，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知名媒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和报道这一大众狂欢的民族文化艺术盛况，势必让更多的海内外人们欣赏到贵州黔东南独特的生态风光和民间文化，“原生态文化中心”的形象也会因此而大名远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众传媒报道→游客被吸引前来旅游”这一运转模式，贵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大众传媒在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功不可没，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力，我们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闻传播学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规律掌握了，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呐喊”、最大限度地让它们发挥威力，从而让贵州经济尽块地“飞”起来。一句话，现实呼唤着贵州去大力加强其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
二、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改变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相当薄弱。主是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 研究机构缺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身为贵州省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探讨富民兴黔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可到目前为止竟未设置新闻研究所，这与当前新闻传播事业在贵州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说，根本不般配。就贵州省内高校而言，据粗略统计，目前只有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3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专业，其中贵州民族学院相关专业办得最多、最齐全，在“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办有4个新闻学相关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学，贵州师范大学次之，在“文学院”中办有2个新闻学相关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贵州大学仅办有一个新闻学专业，归属于“人文学院”。这些新闻学专业均不“独立”，归并在其他学院之中，所以我们希望贵州省的高校有“新闻传播学院”出现。除此之外，省内三所高校的新闻学专业还有一个特点：创办历史较短，是新专业。例如，贵州民族学院的新闻学创办于2002年、广播电视新闻学创办于200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创办于2006年--是最新的专业。新闻研究机构过少，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形势的需要；新闻研究机构过新，又只能说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还不够成熟。2. 研究人员匮乏。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少且新的一个重大原因便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太少。目前，贵州省尚无一位新闻学界的知名学者，这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让人欣喜的是，贵州大学成功申办了新闻学硕士点，于2007年开始招生，可硕士生导师只有2位，在国内的新闻学界尚无太大影响力，所以说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贵州民族学院虽然新闻学相关专业办得最多，发展最快，拟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但这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太少，师资力量还待加强，所以说引进人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点原因，造成了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国内的新闻学核心期刊，如《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很难见到我们贵州学者的文章。在贵州省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发表的文章涉及到贵州民族新闻传播的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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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传播优势。手机作为个人的人际传播工具，具有个性化的传播要求。每一部手机的使用者，对手机的信息需求都是不同的。这促使手机新闻必须针对不同手机用户的需要，进行信息传播的个性化服务。此外，手机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分众化和小众化的趋势，也使得手机新闻的传播越来越向个性化发展。②
手机的个性化传播使信息传播由最初的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转移。相比以往的传统媒体，手机媒体更加注重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满足，以此来调整以后的新闻传播工作。③这促使新闻传播中传者和受众的地位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使受众更加有信心与传者进行对话。
另一方面，手机本身具有的手机用户个性信息资料，为做好手机受众的统觉背景调查提供了帮助。巴赫金在对话理论中提出沟通的第一要素就是要调查受众的统觉背景。④而诸多大众媒体，因受众群的庞大和需求多元化等原因造成受众统觉调查无法有效开展。手机的个性化传播，使手机附带受众的基本信息。正好为新闻媒体及时了解受众的构成，发展手机对话新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及时互动的传播优势。手机传播是一种开放的互动式传播，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无线网络平台对新闻事件进行评论，或是通过微博等交流平台进行讨论，实现了广泛、迅捷的互动传播。⑤
交互作为“对话”的基本精神，是对话新闻开展的重要条件。对话新闻强调新闻实践应致力于构建公共对话平台，促进受众之间的交流与理解。⑥然而，传统媒介的新闻传播由于其单向度的传播模式，而在对话方面存在缺失。互联网等新媒体虽然弥补了这一缺失，但由于时空限制，在传播效果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手机传播的便捷性和即时性等特点，较好地弥补了互联网的时空缺陷。手机传播的交互性也为对话新闻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手机传播自身的传受一体化，也使公众具备新闻的能力。公众可以自己编机新闻，并上传至无线平台，进行新闻传播。这改变了原有的“媒体独白”的局面，使受众获得发出自己声音的地位。这都将促进受众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解决中来，为对话新闻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手机媒介自身的便捷性和互动性为对话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新兴媒体，手机媒体的新闻报道更加贴近受众，并能与受众及时互动，创造一种平等的传授关系。这些特色都使手机媒体具有其他媒体无可比拟的对话优势，为对话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手机新闻的对话发展策略
利用手机媒介数据库，充分了解受众的统觉背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强调受者的主动性和
能动性，对此他提出了“统觉背景”这一概念。巴赫金指出不同统觉背景的读者，会对文本的性质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⑦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在传播学上即是强调受众的个性化传播。受众因个人价值观、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对新闻事件会有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受众会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新闻信息进行选择性注意和理解。如果信息与受众的统觉背景较为相似，则容易被受众接受，反之则会受到抵制。
对于手机媒体而言，个性化传播的特点是手机对话新闻发展的最大优势。因此，必须对手机用户的统觉背景加以了解，针对不同统觉背景的受众进行不同的传播策略，使受众较为愉快地接受新闻，并参与到新闻的讨论中。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手机作为个人的传播工具，具有私密性的特点。这导致了手机媒体无法直接获得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关于受众统觉背景的相关信息。所以手机媒体必须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分析，将受众定制的新闻并入数据库。利用相关的数据库管理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受众年龄、职业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新闻信息传播，做到手机新闻的个性化传播。
通过平民化报道，激发受众的对话欲望。手机的平民化报道主要通过大众化的话语表达和平民化的视角两种方式来进行。手机媒体的受众常处于移动状态下，无法进行细致的信息阅读。这就要求手机媒体需要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进行报道，使受众能有效理解新闻内容，在此基础上产生对话欲望，进行与新闻媒体的“对话”。另一方面，接近性作为受众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被手机媒体所重视。对于自己周围发生的人或事，多数受众是乐意参与讨论评价的。因此，手机媒体需要运用平民化视角来进行新闻报道，贴近受众，回归本地，使受众产生乐于讨论的心理。此外，在报道中应营造一种语境氛围，使受众感受到新闻的重要性，促使受众积极参与新闻评论，实现新闻对话。
利用互动平台，使受众参与新闻报道。对话理论认为对话交际才是传播的生命所在。但在传统媒介的新闻报道中，由于反馈机制的不健全造成新闻报道只是单向度的传播，传者与受者以及受者与受者之间的现场对话交际存在缺失。互联网络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由于媒介载体的携带问题，在互动的即时性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另一方面，手机媒体利用无线网络平台以及QQ、微博的网络互动工具构建了及时有效的互动平台，使受者与受者、传者与受者之间可以就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对话，并使话语权力的中心朝以受者为中心的方向发展。这都将有利于手机对话新闻的发展。
微博作为新兴的手机网络互动工具，是手机媒介与网络微博结合的产物。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将自己的信息发送到微博网站，其他手机用户可以对这些消息进行评论，并通过加粉丝的形式进行互动。⑧手机微博加强了传受双方的对话互动。受者可以将自己所见的新闻上传，实现受者到传者的转变。其平民化的视角以及新闻事件的贴近性都将激发其他受众的对话欲望，并通过评论这一形式与传者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看法心情。而“加粉”这一互动形式，也拉近了传者与受者以及受者与受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了交互、对等的“对话”精神。
手机实名制也为媒体的理性互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手机实名制使得手机用户在进行互动的同时减少了偏激词语的使用，避免互联网媒体由于虚拟性而引发的混乱，使手机对话新闻更具合理性。因此，利用互动平台，促进受众与传者的相互对话是对话新闻发展的重要措施。
手机的对话新闻发展还需借鉴电视、互联网、广播等传统媒体的经验，并与传统媒体展开互动，共同促进对话新闻的发展。
随着新闻工作的开展，对话新闻已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发展趋势。手机作为新兴的新闻媒体在新闻对话方面具有其他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手机媒体需要利用这些优势努力发展对话新闻，同时针对新时期手机的传播特点，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促进对话新闻更加合理有效的进行。（本文为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新闻对话理论研究”的成果之一）
注 释：
①④刘可铄：《对话理论下的民生新闻》，《当代传播》，2006（1）。
②靖鸣、刘锐：《手机传播学》，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③单文苑：《会议报道中对话精神的缺失与对策》，《新闻传播》，2007（1）。
⑤匡文波:《手机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篇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9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提升，各种科学技术在新闻媒体当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而新媒体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传播的发展，在丰富文化内容的同时，大大提升传播的速度与效率。在新媒体的发展当中，文化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但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新媒体自身的潜力也没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说，通过强化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在增强文化传播力当中的作用，为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工作。
1新媒体的含义
对于新媒体而言，其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媒介，是建立在各种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将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充分的融合进入，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新媒体的形式十分的广泛，包括触摸媒体、数字报纸以及数字杂志等等，@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相比有着很大的优势。首先，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时间以及地域现实，用户能够利用互联网实时的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特别是在地域方面的影响更为明显，每一位用户在互联网覆盖的区域内，都可以了解到全球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其次，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十分迅速，能够实现跨时空的高速传播，为人们的信息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
2.1改变了传统的文化交流传播方式
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有着很强的互动性，每一个用户都能够利用新媒体技术来实现迅速的交流，这就使得新媒体逐渐的改变了传统文化的交流传播方式。通过新媒体作用的发挥，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与匿名性，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新媒体当中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将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人们能够改变自身在现实社会当中的角色束缚，在信息的传递当中获得更为高度的自由，在促进沟通效率提升的同时，能够为社会大众文化认同感以及向心力的形成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推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2.2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进行整合
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新媒体能够利用自身快速便捷的传播手段，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系统进行整合，从而对文化传播力产生影响。在新媒体环境当中，人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再局限与手口相传的方式，而是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来进行更为便捷快速的信息传递，从而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为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提供更为可靠的保障。在社会科技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各种便携式的智能移动终端技术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这也就为文化传播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其市场空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3推动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接
在新媒体的应用下，文化传播不仅能够改变以往的时间以及空间限制，还能够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极大的便利，进而对传统的文化传播力产生明显的影响。首先来看，在进行新媒体的研发当中，操作的便捷性以及文化传播的交互性一直是设计者十分关注的内容，通过为用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操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用户体验。其次，在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种西方文化的传播，使得新媒体当中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而它作为一种载体，能够利用各种网络技术，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对接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提升多元文化之间的传播效率，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3新媒体在提升文化传播力当中的途径
3.1加大新媒体技术的研发
在目前的新媒体环境下，由于发展时间较短，一些新媒体在运营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出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必须要加大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研发力度，通过不断的开发与应用新媒体技术，为文化传播力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特别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在不断的产生变化，如何适应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已经成为了文化传播必须要关注的重点。而通过强化对于新媒体技术的研发，能够充分的发挥出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提升新媒体技术的同时，为文化内容的丰富提供有利的支持。
3.2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
在新媒体的不断应用当中，为了更好的发挥出其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必须要努力的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将各种新媒体技术完美的融入到文化传播当中，发挥出其所具备的智能化优势。因此，必须要对新媒体的载体进行不断的优化，将人们的生活习惯、交往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充分的考虑进去，更好的适应社会当中丰富的资源，提升新媒体的适配性。初次之外，必须要不断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智能化水平，在降低企业创业成本的同时，为文化传播的发展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不断的推动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为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3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观
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文化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化传播力的提升，必须要形成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为人们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引领其他领域的发展，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着一个民族。因此，我们要合理利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能力，构建先进的民族文化观。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我国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借助新媒体的作用，能够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更为多样化的途径，同时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为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提供可靠的保障。
4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文化的传播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各界对于新媒体在文化传播当中的影响与提升有了更为密切的关注。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丰富的途径，这就使得文化传播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增强，新媒体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当中的作用得到了更为明显的发挥。应该看到的是，在新媒体的发展当中，文化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但是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也促进了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当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媒体在促进文化传播力提升当中的作用并没有充分的发挥，新媒体自身的潜力也没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说，通过强化新媒体对于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研究，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其在增强文化传播力当中的作用，为人们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更好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工作。
参考文献
[1]李明伟.新媒介形态与新尺度――“媒介分析理论”的宏大观照[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2]张琰.论新媒体对文化传播力的影响与提升[J].新闻研究导刊，2016，（13）.
篇13
一、建立了先进的服务理念，保持信息服务的持续发展
在信息社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关系、外交往来、科学研究、金融投资、企业发展，乃至个人的生活学习，无一不需要信息咨询。在信息社会，信息咨询影响着整个社会进步，信息服务也就越来越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行为更多的从计划控制转向宏观指导。企业和其他组织机构决策自加大，其决策的风险也随之增大，因而社会各界需要更多的高质量、权威性的信息服务。而现代的信息服务不能只停留在用户的现实需求，而应将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从产品的多元化的角度看，信息服务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信息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不单单满足用户的需求和欲望，更重要的是增进用户的利益。而增进用户的利益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信息服务机构必须认真分析用户的信息需求，帮助用户识别哪些需求是合理的，哪些需求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是增进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效用，使用户以较少的代价获得更多的利益，也就是要求服务机构以较低的成本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或服务。单一、无序、零散的信息虽然也有使用价值，但很难被有效地使用，只有通过加工处理，整合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大的使用价值。因而，陈旧的服务观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市场的需要，只有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树立新的服务理念，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信息服务中引入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服务理念，也为信息服务机构探索新的服务形式做了尝试，使信息服务能够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保持信息行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信息行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使信息服务更具主动性和目的性
在社会信息化的今天，信息机构正处在一个信息业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各种咨询机构和网络供应商的出现，将对传统的信息机构构成极大的威胁，作为传统的占有信息提供主导地位的信息机构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挑战。面对信息经营的竞争，所提供信息服务的质量、充分满足用户需求恰恰将决定信息机构的命运。与之相适应的是信息的整合越来越重要，有效的整合将使信息机构在信息服务中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信息用户他们总是力图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为此表现出舍近求远，避繁就简，弃疏择熟的省力行为，一般地说，首先选择的是最方便的信息源，无论用户是否认为是最全面的最有权威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好的，可得性和易用性是影响用户选择的重要因素，随着信息源的不断增多和繁杂，这种趋向就更为明显。为此，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用户的需求行为，然后提供协同一致的服务，对这种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把握的越准确，服务针对性越强，越能得到信息用户的认可。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就是始终以消费者为轴心安排规划它的一切活动，对消费者的心理网络、购买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理想的整合是把资源透明地无缝地连接在一起，让用户十分方便地使用这些资源而感觉不到他的每一步操作所调用的可能是不同的资源。信息的整合是一个寻求整体化的过程，目的是对分散的现有的信息或多种软件产品和技术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信息系统，提供全面的信息支持。信息的整合更能使信息服务机构全面地、科学地掌握信息资源，然后根据信息用户的需求提供信息服务，这样，使信息服务机构的服务更具有目的性和主动性。
三、更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原则
最近，国外的一些学者就信息管理的定位问题，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他们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获得信息的工具，不管其如何有价值，都只是工具，新技术不管如何先进如果没有人的介入，也不会改变人的行为。而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最有效地利用信息，由此改变人的行为，乃是一切信息活动的根本目的。因而信息服务业实施“以人为本”的服务新理念，是信息活动产出效益的重要途径。
“以人为本”的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服务的从业人员身上。人本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重物轻人，把物当做中心。而是在深刻认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突出人的主导地位，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员工素质为最主要的管理任务，以重视员工的合理需要为管理宗旨，以凝聚力激励员工创造新机制为管理的基本手段。人本管理要求既注重人的物质需求，又注重人的精神需求，承认人们丰富的人性，各种需要的合理性，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予以满足。从而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信息的整合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智慧活动，它充分体现了人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是体现在信息的用户身上，对信息用户的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真正的用户中心理念。从现实的情况看，用户的需求和用户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满足了用户的要求，并不一定维护了用户的利益。作为信息服务机构不仅要了解用户的需求，而且还要设想用户的需求，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找到尚未被用户认识到的需求，使用户感到满意和惊喜，同时还要尽可能地超越用户的期望。信息的整合使信息服务机构延伸了自己的信息服务的服务层次，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潜在信息需求，在服务上充分地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
四、有利于信息服务机构进行品牌建设
服务是一种品牌。如果一个信息服务机构能够通过自己的某种特性，或是某一信息产品，或是某一特色服务，在同一行业中形成差别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就是品牌。品牌实际上也是企业向社会传播的一种信息，承担着社会沟通的任务，是企业形象的组成部分。通过品牌体现着产品的个性、经营理念和产品特征。有了品牌才会有顾客的忠诚度，才会有购买主动性。当然，品牌光有知名度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美誉度。品牌是有价值的，并体现在整个市场营销中，品牌资产一般由品牌知名度、品牌认知度、品牌联想、品牌忠诚度构成，缺一不可。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在信息服务中的具体应用，使信息服务机构以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市场定用户的信息需求，并将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统一在一起，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和延伸信息服务功能，开展特色服务，提供给用户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产品属性或服务，从而达到主动创造市场的目的。保证用户通过充分的信息渠道来购买或定制自己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产品和服务。使用户的价值最大化，让用户以最小的成本从信息服务中获得最大的收益，以普及服务和社会满意作为最高层次的目标，从而将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扩大至社会和全体公众的层面。再加上这种新的服务机制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特点，使用户满意、高兴，就会促使他们把再次使用该信息服务系统视作一件快乐的事情来做。这样一来，信息服务机构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优势。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