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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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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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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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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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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modernChinese;loanwords;socio-culturalpsychology
一、前言
外来借词又叫外来词。现代汉语大量吸收外来词语，丰富了自身。而英语作为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其大量涌入和广泛流行构成了现代汉语最庞大的外来词阵容。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其蕴涵着的社会文化心理意义，已经成为语言现象中引人关注的一个热点。国内学者对外来借词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近几年来对外来借词的分类及其发展的研究见多，如张锦文从英汉借词对比的角度[1]、谢晓虹从其引入的翻译的方法探讨汉语借词的分类问题；莫秀兰[2]、黎昌友[3]、习强毅[4]等均对汉语中的外来借词的发展趋势做了有益的探索。英语外来借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是特定时代大众文化心理的体现。本文将就现代汉语中英语外来借词的特点探讨分析其所蕴涵的社会文化心理，同时预测汉语中的英语词汇将会持续上升。
二、现代汉语中英语借词的特点
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具有数量多、涉及面广的特点：既有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类，也有生活娱乐、饮食穿着、艺术体育类，呈现出词汇的多方位渗透多层次引进的态势。且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这类词汇呈现出流行与发展的趋势。从当前流行的词汇来看，当前英语外来词呈现出如下特点：
1.音译形式和外文缩写形式大量增多，在各种形式的外来词中占优势
现代汉语的英语外来词中，音译词量出现了增大的趋势。董秀梅认为，人们对音译词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渐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因而引起音译词的数量剧增[5]。除了人名、地名、国名外，其他词也用音译的形式，如基因（gene）、伊妹儿（E-mail）、纳米（nanometer）等等。不但新产生的词多用音译的方式，已经意译的词有的又变成了音译。如:carton,早期曾被音译为“卡通”，后代之以意译的“动画片”，一直流行了几十年，而近年来，却又以“卡通”一词取而代之。又如：Taxi一词，最初传入我国时，其音译为“的士”，后人们根据其用途及性质译为“出租车”，总想把前者打入不规范之列，结果“的士”一词不但没有隐逸，反而在口语中十分流行，还衍生出了与之相关的“打的”、“货的”、“面的”、“轿的”、“摩的”、“板的”、“的票”等说法。
为了使语言简练而对词语加以简化、缩略成了新词语产生的途径之一。将一个词缩短是现代英语的一种普遍构词现象，其简缩的途径是把各种词语的关键性词素抽取出来简缩而成,如音乐电视MTV(MusicTelevision);世界卫生组织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碟片CD(CompactDisc)、托福TOEFL（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CT（CellTherapy）、VCD（VideoCompactDisc）等。
汉语外来词的缩写形式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大致保留原有的信息，而且出现频率越高，简缩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流行方式愈烈。如：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当高科技走入千家万户普及之际，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因特网协议IP（InternetProtocol）、集成电路IC（IntegratedCircuit）等已成人们的日常话题。在科技信息发达，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形式简单而表意丰富的字母化外来词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尤其是以缩略词方式引进的字母化外来词极显其表意之能，应积极合理地加以运用。从目前的趋势看，音译形式有可能成为汉语大量、便捷地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形式，而缩写形式将会长期存在。
2.外来词的吸收和引进不再限于科技等专业领域，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增长的态势，许多是商品名称和商标
语言是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时期的新词新语是一定时期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我们都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领域的交流日趋频繁，为了更直接、更快捷地进行交流，科技领域里有大量的外来词，如CPU（计算机中央处理器）、DNA（脱氧核糖核酸）、ISO（国际标准化组织）、ABS（汽车刹车防抱死装置）等；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关计算机的词汇产生速度之快,让我们根本无暇统一译法,于是干脆直接借用,例如Windows95/98/Me/2000/XP、Excel、Word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不断涌入国内市场，新外来词涉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态势。
如娱乐休闲方面有：卡拉OK、KTV包房、保龄球（Bowling）、迪斯科(Disco)、蹦极(Bungee)、舍宾（Shaping）、粉丝（Fans）、瑜伽（Yoga）、热狗(Hotdog)、桑拿(Sauna)等。
生活方面有：丁克（DINK）家庭、AA制，PC(个人电脑)，ATM(自动取款机)，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DIY（自己动手制作的）等。
商品、商标方面有：比萨饼（Pizza）、苹果派（Applepie）、汉堡包(Hamburger)、布丁（Pudding）、XO、耐克（Nike）、雪碧（Sprite）、飘柔（Rejoice）、奔驰（Benz）等一大批外国商品名称。
3.外来词的派生和组合能力都很强，呈现词素化、口语化的趋势
英语外来词一旦被人们接受，便迅速流行开来，并被用于派生或组合其他词语。如：由E-mail派生出E时代、我的E家等；由Talkshow派生出服装show、我型我show、汽车show、婚纱show等。
现代汉语中有的词本来是纯粹的音译词，不含任何意，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音译词中的某个音译字逐渐取得了独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或单独使用或派生组成新词，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如：
由bar(酒吧)产生“吧”，派生出吧女、吧台、吧柜、吧椅等“吧”；“吧”现在有广泛使用的趋势，语义也发展了，例如琴吧、陶吧、瓷吧、画吧、布吧、网吧、氧吧，甚至于出现了书吧、迪吧、水吧。
由beer（啤酒）派生出生啤、熟啤、冰啤、黑啤、扎啤等。
由bus（巴士）派生出空中巴士、巴姐、豪华巴士、旅游巴士、巴士公司、巴士专线、大巴、小巴、快巴等。
由pie（派）派生出蛋黄派、草莓派、蓝莓派等。
三、现代汉语英语借词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心理
现代汉语中的英语借词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和心理现象。它们的广泛传播与流行，隐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底蕴和深层的大众心理因素。一些词语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们所携带的社会文化含义，即人们对所指现象的社会观念、文化心态、审美趣味以及怀有的某种心理偏见等。它们的产生与发展体现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是特定时代大众心理条件的特殊体现。
1.音译形式和缩写形式的大量流行是当前汉民族文化在英语借词的选用中求新尚简的语用心理的体现
当今社会是个开放性社会，高效率是时代的特点与要求，对语言来说，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明快易懂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英语音译形式和缩写形式的大量出现，就是现代社会要求经济、省力、高效率的产物，也体现了在语言选用上的一种求简的原则，也与今天的快节奏、高效率的社会生活有关。如APEC这一缩略词被直接运用到汉语中就经历了一段步步简化的过程。APEC的汉语全称是“亚洲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在该组织成立的十多年里,我国媒体都使用其汉语简称“亚太经合组织”，直到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上海召开,各媒体才开始使用该组织的英语缩略形式APEC来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每年各大媒体都会报道亚太经合组织的年会,所以前提条件是人们对这个组织已经非常熟悉,这就为APEC的这一英语缩略形式的借入创造了条件。该组织的名称在我国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汉语全称——汉语简称——英语缩略语，相比之下,APEC要比汉语简称更简单。
当然,顺应时代的发展,也有很多缩略词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直接进入了汉语的使用。如2005年随着超女大赛的火爆，“PK”频繁进入人们视线。这个词源自英语短语“PlayKiller”,本来是足球赛中表示罚点球的术语,后来又被网络游戏和媒体广泛使用。现在的“PK”,综合了“淘汰、胜利、打擂、竞争、二选一”等含义。“PK”被收入2005年十大网络流行语言之一。这再次印证了：在并存的语言形式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选择音节简短的表达。
2.现代汉语中外来借词在生活和娱乐方面呈现增长的态势体现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中追求个性、求新求异的心理
语言心理和其他文化心理一样，有追求时髦的倾向[6]。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物质文明成果的过程中，代表着西方文明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对我国造成一定的影响。我国城市人群，特别是知识青年对西方文化普遍抱有好感，多持认同和崇尚的态度。而英语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也就自然引起人们的兴趣，得到很多人的喜爱。现代汉语外来借词流行的人群，多数为年轻人。年轻人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他们喜欢用新奇有趣的语言来张扬个性,引人注意。如粉丝(fans),这是一个正在流行的音译英语借词,它是“fans”的戏谑音译,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我们平时所说的“迷”,如歌迷、球迷等等都可以称为“粉丝”。粉丝这种食品是和其他菜类一起煮食的,和什么菜煮在一起,就会有什么菜的味道。用“粉丝”来戏谑那些疯狂的歌迷、球迷等形象地表现了他们在偶像面前丧失自我的状态。另外,“粉丝”的使用也体现了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求新求异的心理。青年一代对歌迷、追星族、发烧友等词语已经司空见惯,对英语的fans也不以为奇,于是用音译造出粉丝一词,试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的使用为文章或娱乐节目、新闻报道增添了戏谑效果,因而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英语借词。
再如,构词词素bar(吧)最初指西餐馆或旅馆中卖酒的地方,即酒吧,而后在相关行业领域中就延伸出了吧台、泡吧等词;后来语义进一步发展引申出网吧、氧吧、书吧等,用以标榜自己的经营场所具有较高品味或休闲意味,都可以冠以“吧”的名号。
3.外来英语借词词素化、口语化趋势体现了中华民族自信、包容的社会文化心理
汉语言及其文化在引进外来词的时候，经过不断地融合与调整，不但丰富了自己的语言，而且迅速地普及。其词素化与口语化的态势说明：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过去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中国。中国人越来越能够坦然地面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变得越来越自信，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对新思想、新概念的巨大的包容性、创新精神和对外来文化的融汇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外界的交流日益频繁，代表着西方国家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产品的新词汇大量进入现代汉语。来源于英语的借词将越来越多地为大众所接受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
英语外来借词的发展是中国同国际交往的结果，它们已经渗透到我国城乡的每一角落，人们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地球村的意识，积极吸收与接受这些新词汇。如今的时代对外语学习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对外语日益熟悉和了解。这为英语外来借词的流行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发展。
四、结语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任何语言的发展都需要从别的语言吸取营养来取长补短。从一种语言中的外来词，我们往往可以看出这一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和文化交流情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借词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开放程度高低的标志。英语借词给当前的汉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异域的文化风情和科技发展,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当前在外来词的引进中确实存在滥用外文、盲目洋化等倾向，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外来词大量引进，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影响。当然,由于汉语自身的筛选机制,我们相信,吸收外来词和否定传统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我们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吸收消化外来新词。汉语外来词已渗透到汉语的各层面，成为汉语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预测，汉语中的英语词汇数量将会持续上升。
［参考文献］
［1］张锦文.关于汉语借词的分类问题［J］.辞书研究，2003，（3）：69-75.
［2］莫秀兰.汉语外来借词的新趋势［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S1）：49-50.
［3］黎昌友.新时期新词的来源及发展趋势［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22）：74-76.
篇4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篇5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著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篇6
1.开设专业分析
《现代汉语》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及其他中文或者语言类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高职高专院校文秘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是以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和法规为依据，系统的讲授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内容涉及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各方面知识，是阅读、写作、理论学习的基础和工具，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旨在培养学生的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以促使学生对于现代汉语的语感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中文相关类专业都选择性地开设了语言类、文学类和文艺理论类三大类型的课程。一般而言，《现代汉语》所属的语言类课程对学生来说吸引力不是很大，文学类课程却大受学生欢迎。
2.课时及学生重视程度分析
就我校文秘专业教学实践表明，同《现代汉语》相比，同样是语言课，《大学英语》更受重视些。现在四六级英语考试正在改革，由应试型英语向实用型转变，英语的教学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英语成绩要与文凭学位挂钩的，关系到个人的前程和事业，所以学习热情普遍高涨不下。
作为理论知识传播课程，《现代汉语》内容相对比较枯燥，尤其是语法部分，对各种语言单位的分解组合，显得更是抽象乏味；现行的几种影响较大的教材，大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教学理念上重理论轻实践，过于强调系统性和科学性；《现代汉语》课不重视对口语的研究，脱离现实语言生活，只是从静态的、形式的角度去研究语言，枯燥乏味，学生的兴趣度很低；大学《现代汉语》课中的许多基本知识和基本内容，学生在中小学时代就接触过，到了大学不过是将其系统化条理化，并增加一些深度而已，很多人认为在汉语母语国家考试《现代汉语》，不学也能够混个及格吧，这样的心理在高职院校学生中普遍存在。
3.教学手段单一
传统的教学方法便于系统地教授学科知识，但是这种类似新闻联播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在视觉上、听觉上和心理上产生疲惫感。师生互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很重要，能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取最大值的学习效果，包括知识、理论、方法、技能、操行等诸多方面。以上这些，教师在教学中都有深刻的共识。不少教师希望通过提问来争取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主要原因是提问也有局限性，提问过滥，设计的问题过于简单等，同样也会引起学生的反感，结果往往是“启”而不“发”，甚至出现“问”而无“答”的尴尬局面。更多的时候，不少学生对教师的提问情绪低落、消极漠然，教师的热情反而被学生给冷却了。调查发现，许多学生是冲着学分来学《现代汉语》的，这种心境下，师生之间的正常交流都很难进行，更不要说理想的教学效果了。
二、解决《现代汉语》教学中存在问题的有效教学对策
1．打破现代汉语原有的教学体系，调整原来的教学内容
根据学科特点，废除落后陈旧的知识体系，取消原来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大板块各自独立的格局，吸纳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等方面的科研新成果，建构一个各部分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动态的汉语教学新体系。在教学内容上，加强现代汉语的本体研究，重视语言和社会、语言与人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把最新的科研成果适时的介绍到课堂中去。教师要多做科研，以科研促教学，除此之外，还要不断充实、更新教学方案，调整和整合教学内容。
2.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
结合教学内容，课堂设计有关语言方面的趣味问题，或者选择一个语言热点 ，或者引入一些精彩范例，一次激发学生学习的激情，寓教于乐，乐中有得。如在讲授语音时，不妨举些这样的例子，“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中的孩子是真正的孩子吗？首先提问让学生思考，在学生思而不解的情况下，结合方言知识把答案讲出来，原来“孩子”是南方方言“鞋子”的谐音，南方一带，声母“x”也有发“h”的习惯，“鞋”一般读成“hai”,所以这里的“孩子”应是“鞋子”，因为做父母的不可能狠心到把孩子扔出去套一个狼回来的地步。讲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特征时，举例说明动词形容词可以重叠，名词不能重叠，但有一个例外，儿童语言中常把名词重叠起来。
其次，课堂上经常穿插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灯谜、歇后语、笑话、幽默小品等，对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教学质量都有很好的帮助。还可以将外国人学习语言的体验穿插在教学过程中，如比较下面两句话“中国队大败美国队。”“中国队大胜美国队。”两句话中胜利的是哪一方？学生们会迷惑起来，因为可以体会出两句话意思完全一样，但是表面用字却是相反的。这时，教师再适度引导答疑则会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改革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
教师应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从而做出针对性的教学，这是对教师的最基本的要求。突破教法上的单一性、一贯性，适当引进现代教学技术，把有关内容制作成多媒体课件，利用多媒体声情并茂地进行演示，以此来激发学生兴趣。《现代汉语》课的内容包括知识、理论和技能，但是教师往往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授，却忽视基本技能的训练。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一学就会、一用理论分析问题就不知所措的现象。在《现代汉语》课上使用问题教学法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是督促高职院校学生使用普通话来表达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通过回答问题提高学生的言语交际能力，帮助学生巩固、掌握现代汉语各部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将自己的观点自如地运用普通话来表达，从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现代汉语》教材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指引性作用，但是学生对于自己一知半解、没有多大趣味的教材内容，感到味同嚼蜡之余往往是浮光掠影的浏览一遍，学而不思则罔，慢慢对这门课程失去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多问学生一个为什么，施行启发性教学，体现学生的学习的主体性，老师要因势利导的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精神，是学生能够在有限的单位时间获取最大的信息。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老师要根据不同的学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将《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和相应的工具性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发现《现代汉语》不仅仅是一门死记硬背的课程，而且是可以用来解释说明奇妙的生活语言现象的工具，这样一定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让这门课程在学生的心目中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发挥到它应有的作用。
4.引入研究性教学理念，开展适当的专题讨论课
在教学中，除了讲授书本知识外，要较多的引用并分析现实语言生活中的相关用意，引入相关学术性的信息。例如，对歌曲《牵手》中的“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这句话中的快乐和悲伤二词的用法解释，前一个“快乐”“悲伤”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带宾语，后一个“快乐”“悲伤”是形容词用作名词。再有分析歌曲《大中国》中的“看那一条长城万里在云中穿梭”这句歌词里长城的量词用“条”可以不可以……通过分析这样的例子，学生就懂得用所学的语言知识去解释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开展适当的讨论课，鼓励学生踊跃发言，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提高课堂的生机和活力。
三、文秘专业提高《现代汉语》教学效果的措施
改善《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需要围绕着激发学生兴趣和培养能力的理念来进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实用型的现代汉语教学系统模式，让现代汉语教学充满生机和美丽，让《现代汉语》课成为老师喜欢教、学生喜欢学并且能够学以致用的课程，我校文秘专业教师大胆进行了如下教学改革：
1.删除教学中过于繁琐的语法理论知识，以贵在精要而不在繁复的原则去构建知识点体系，适量增加与语言运用密切的文化内容，以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语言修养，能分析并解释语言现象，并长于听说读写，具有较高的语言鉴赏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2.安排丰富的技能训练和语言实践活动，构建一个技能训练的结构，课堂上安排合适时间进行这种有语言背景的技能训练，课后还要求学生做若干练习，以使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得到切实有效的提高。
3.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知识与语言实际的联系，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力求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教育于一体。
（1）讨论式教学。课前拟好问题，发给学生资料，课堂展开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师生互动，建立活跃的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引发式教学。教师尽量少讲、精讲、讲关键内容，尽量多提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指导学生去观察研究。
（3）比较式教学。通过古今对比、汉英对比，突破教学难点，提高学生分析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4）实践性教学。建立现代汉语学习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活动。如开展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普通话知识竞赛等等，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语言的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技能。
4.优化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利用网络提供大量的与《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有关的资料，吸收《现代汉语》网络课程、精品课程的最好的教学内容和优秀教学软件，并应用于课堂，精心挑选和设计网络教学内容和课题，指导学生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和研究。
5.选取据有广泛代表性的语料进行课堂分析。主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的语料，应用写作中的语料，提高知识的趣味性和丰富性。
6.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密切联系。语言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体现着民族的思维模式、习俗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我们认为不能离开文化的背景去谈论语言教学问题，适量引进文化内容到现代汉语的课堂，以增强课程的厚重感，拓宽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热情。
四、《现代汉语》教学今后仍将努力的方向
1.改进师生关系，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教学活动是师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没有交往没有活动就不存在教学。教师与学生都需要全身心参与教学活动成为活动的主体，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价值，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理解、双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人道的、和谐的、民主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改进评价方法，使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学习更有信心。关注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关注他们的情感和态度的形成和发展，重视学生解决问题的结论和过程。因材施教，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要。教师要及时了解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特别是对学习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及时的关照与帮助，鼓励他们主动参与语言学习活动，尝试自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2.改变教学理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
（1）就获取知识的能力而言，传统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在教师的作用下，学生被动的进行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而言，既没有高涨的参与热情，又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这很容易使人厌倦，因此提倡在教师的激发诱导下，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将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消极变成积极，这样，教学效果则事半功倍。
（2）就思维能力而言，要把讲给学生问题，指给学生思路，转变为使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联系当代社会语言世界中的语言现象，列举他们感兴趣的语言事实，促进言语表达的丰富性。
（3）就实践能力而言，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一定的语言情境，设计形式多样且有意义的语言交际活动，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第二，要把学生上课――做作业――参加考试的教学方式转变为创设广阔健康向上的学校大舞台和社会大舞台，引导学生自我投入、自我选择并全身心活动起来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利用时间能力，开创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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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平对话”教学方式
“公平对话”的教学方式是提供给现代教育理念一种直接对话的教学参考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让教师和学生保持一种公平地位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学生对学习汉语言文学理论知识的正确理解。利用“公平对话”的模式开展教学，学生可以更顺利的求证各类理论知识和相关汉语言文学内容，保证自身学习的深入性和自主性。“公平对话”追求的是以平等的教学观念进行教书育人，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1.3阐释教学方法
阐释教学方法是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创新，教师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引导下，要利用阐述教学方法，积极引导学生进入正确的学习状态，保证每一个学生的乐观、积极的学习状态，不断提高学生的教学观念与学习方法。阐述教学方法不同于学生陈述这样的简单教学思路，而是要引导学生进入真实的环境，融入情景之中去学习和掌握真正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思路。阐释教学方法将传统的教条主义去粗取精运用在后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在一边阐述，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模式中，让学生学会在文化背景中解读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学文本，这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教与学的创造性，同时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1.4灵活的教学评价
现代教育思想融入到教学评价工作中，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评估必须体现出现代化教育教学的灵活性。因此，灵活的教学评价方式更适合传统的以分数为标准的判定方式，很多学生可以展现出自我的汉语言天赋与才华，让自身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得到开发。
1.5教学实践与互动
教学实践增强学生交流，让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互动的最原始解释就是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通过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老师可以开放、平等、灵活的沟通，取得相互信任，提高学习积极性，加强教学实践，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现论要求我们的教育从业者要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学工作，尤其是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工作上，要积极开展教学主导的定位，帮助教育工作者提高教学规划能力，科学定位现代教育方式，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能力，处理一系列学生存在的疑惑与问题。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鼓励学生的语言艺术、文学、科学和社会学实现全面的提高，与此同时，实现学生与文中的内容进行“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后现代教育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话中的语言运用、达成理解、思想观点的融合，这样的教育成果就是使我们的教育体现了教育人、民主平等、因材施教的后现代的思想理念。
1.6教学方法与教学评价
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应该首先关注的是教学方法的选择，最新的理论要求我们采取讲解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具有很多的优点，其优越性在于这种教育模式不仅采用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调整，实现新的学习方式的转变，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正确轨道。消除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在现代教育上进行批判继承。利用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的有效结合，改善传统教学思路，在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做出积极调整和工作改进方案。注重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能力，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能力，尤其是在生活中，提高应用的次数与应用的有效性。在教育方法上要因材施教，实现教学的差异化。让更多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知识教学融合在一起，让理论与实际行动相互结合。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注重教育成果的同时，也需要把重点放在教育的实现过程。所以，我们要重视教育评价体系的动态性以及复杂性。
2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2.1改革传统的教学计划
传统的教学计划强调在教学行动之前制定教学计划，且不能更改计划。这是一种对教学和课堂的独断控制，它迫使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汉语言文学教师应借鉴后现代教育思想中“去中心”的教学引导模式。让学生在教学内容的学习上有一种前期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方法，利用自由和灵活掌握学生学习规划的方式，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开发出自我潜能和学习动力，提高学习灵活性，改善学习动力，让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在社会中发挥价值。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强调实践应用性，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2.2构建师生互动的课堂
师生互动的课堂应体现其多维性，打破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单一化的互动格局，积极倡导形成教师与学生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格局。教师不应以教授者、提问者、阐述者、指导者自居，而是应将自己定位于学习者、思考者和聆听者，也是教学活动的灵活调度者以及学习障碍的排除者，做好汉语言文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学生也应摒弃“问”者、“听”者的学习身份，进入思考者、议论者、提问者的主动学习的角色，同时还应承担组织部分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的责任。在汉语言教学工作中，教师要积极掌握学生的不同学习习惯与学习能力，根据师生沟通和彼此的了解，教师可以更高效地为学生讲解汉语言文学课程的一些理论知识，灌输给学生明确的学习观点与方法。
2.3探究式教学方法的运用
探究式教学方法就是为学生引导一个具体的教学方向，然后只带领学生进入方向，让学生自由发挥，自由提问，自由学习，根据汉语言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判断汉语言教学的下一步方法与理论内容。让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学习，深入汉语言文学的内在精髓，了解具体的内容和学习方法。在探究式教学方法的引入中，学生要注意自身学习方法的改进，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单一教学方式上，要注重学习的创新性与灵活性结合。教师要不断引导，为学生指点迷津，给学生提供正确的学习方向和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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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种流行观点
“概念相同说”认为，同义词是指两个词或几个词具有相同的概念，在这一前提下各个词之间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这里所说的“概念”指的是事物客观存在的本质特征。
“义位相同说”把义位相同或相近的词看作同义词。20世纪8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引进了“义素分析法”，“义位相同说”便应运而生。支持此观点的钱乃荣（1995）认为：“词的同义关系就是义位之间一种重要的类聚关系。”[1]
“意义相同说”认为，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或多个词可以构成同义关系，称为同义词，比如“母亲、妈妈、娘”等这样的一类词。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等义词当作了同义词。
“意义相同、相近说”认为，同义词就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最多，如在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2011）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都是以此来给同义词下定义的。“意义相同、相近说”不仅关注互为同义关系的词之间的相同之处，还分析其不同之处。
以上四种说法是当今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但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二、刘叔新的观点
实际上，在同一个词汇系统中，完全相同、没有一丝差别的词是极少的。我们所说的同义词是指那些大同而又小异的词。刘叔新在界定同义词时首先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
第一，“属于同义关系的词汇单位不仅仅是词，还可以是固定语。”[2]（P279-280）比如“马虎”和“粗心大意”、“宽容”和“宽宏大量”等，尽管它们不属于同一词汇单位，但不影响其构成同义关系。因此，在确定两个或多个词是否构成同义关系时，不要被其形式所束缚。
第二，强调同义词的共时语言环境，“同义词语只能是同一的语言符号系统内共时的事实”[3]（P279-280），也就是说，必须在一个稳定的语言状态中研究同义词。因此，我们不能拿两个分属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来分析它们是否具有同义关系，比如古代汉语中的“走”不能和现代汉语中的“跑”形成同义关系。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对两个不同语言中表示同样含义的词进行比较，因为两者完全没有可比性，譬如汉语“日历”不能与英语“calendar”形成同义关系。
第三，“言语中含个人引申或比喻的主观意义的词语，不能看作语言中的同义词语”[4]，即词语在交际使用中所产生的临时的意义不能当作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更不能用此临时含义去和其他词作比较。比如“她今天打扮得很女人”，其中的“女人”一~在这里有了形容词“妩媚”的意思，但我们不能把“女人”和“妩媚”看成同义词，因为词语在言语交际中临时产生的意义不属于词本身所带有的理性义。
在上述三个前提条件下，刘叔新在确定标准时脱离了词汇意义的束缚，借用了一对逻辑概念――外延和内涵进行表述。外延在这里指的是词的所指，内涵指的是词所指事物的特有属性。刘叔新在《汉语描写词汇学》一书中指出：“确定不同的词语互有同义关系，依据的是它们指同样的事物对象。不同的词语，只要各自的意义（当然是一个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就互为同义词语。在笔者看来，这样下定义无疑是清晰明了的。互为同义关系的两个词或几个词只是在内涵上有很细小的差别，而不在外延上。这些差别有的可能是对个别特点有所强调或不强调，对某些不重要的特点加以反映或不反映，带有或不带有某种感彩。”[5]（P280）也就是说，不论被讨论的两个或多个词所反映的概念如何、义位怎样、意义多么相近，只要它们的所指不同，就不能构成同义关系，例如“本领”和“本事”都有“能力”义，但是“本领”更多地带有书面语色彩，“本事”则带有口语色彩。语体色彩方面的不同，即内涵的不同不会带来这两个词所指的不同，也就是说如果两个词所指的是相同的对象，就可以认为这两个词能确定为同义关系。再比如“鼓励”和“鼓舞”，都有“激发，勉励”义，不同的是“鼓励”的动作行为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来充当的，而“鼓舞”的动作主体一般是物，这种搭配对象上的差异也不会改变两个词的外延，因此二者可以被称为同义词。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著作把一些不具有同义关系的词当作同义词。就“鼓励”和“怂恿”来说，大多数教材把它们看作同义词，都是“劝某人做某事”的意思，二者的不同在于其色彩义，“鼓励”为褒义，“怂恿”为贬义。但经过细细思量，会发现把这两个词的意义都看作“劝某人做某事”过于笼统，忽略了词中一些本该突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刘叔新强调，要把词的主要理性意义相同作为界定标准，也就是要有相同的所指。如果词和词之间没有相同的所指，那么其主要理性意义必然不会相同，这样一来必定不能构成同义关系。“鼓励”的意思是“激励某人做好事”；“怂恿”的意思是“鼓动别人做坏事”，将二者的主要理性意义列出，就不难发现两个词的所指是相反的，显然构不成同义关系，实际上是反义关系。
张旭指出，“出现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从理论上划清理性义和色彩义的界限”[6]（P212）。实际上，“鼓励”和“怂恿”并不仅是褒贬色彩的对立，它们的理性意义本身就已经体现出了很明显的肯定或者否定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们的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的联系十分紧密，达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词的理性意义包含了人们对于所指对象的感情倾向，不应把这种倾向当作附属于理性意义的色彩义，应把其看做是主要理性意义的对立。可见，“鼓励”和“怂恿”两个词的所指不同，不能看作同义词。
清楚划分理性义和色彩义在同义词的确定上有重要意义。对此，刘叔新把理性意义分成了两类：主要理性意义和次要理性意义。主要理性意义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词的所指”，譬如“快餐”指“能够迅速提供给顾客食用的饭食”，如果把“迅速”这个义素去掉，“快餐”的理性意义就变了，这说明“迅速”这个义素是“快餐”一词主要理性意义中的一部分，不能看作次要的含义，更不能当作表达色彩看待。次要理性意义是指词语所指对象的不重要、不至于引起词语意义所反映对象的外延的变化的特点。刘叔新把这些次要的理性意义成分称为“意味”，即词语本身带有的一些含糊的意思，需要人们细细体会。譬如“成果”和“后果”都有“结果”的意思，但它们带有的“意味”s有些许的不同，“成果”有“好结果”的意味，“后果”有“坏结果”的意味，这些处于次要地位的“意味”对于词的主要理性意义几乎没有影响。至于那些不能独立存在的、只能附着在词语理性意义上的成分，叫作色彩。色彩属于感性义素，它们对词语的所指没有决定性影响。
对于理性义和色彩义的区分，我们需要仔细对待。类似于“鼓励”和“怂恿”这样色彩义和理性义相互渗透的词还有很多，比如“赞美”“果断”“草率”“勾结”等。再如“小孩”和“儿童”是一对同义词，两个词的区别仅仅在于“小孩”带有口语色彩，“儿童”带有书面语色彩，语体色彩所造成的不同不至于影响词的主要理性意义，两个词都表示“年龄小的未成年人”义，因此可以看作同义词。
三、同义词和近义词
明确界定同义词的基本原则之后，我们就不难区分同义词和近义词了。词与词之间的“异”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保持主要理性意义相同的前提下存在细微差别；另一种为只是单纯的意义相近。我们切不可简单地认为意义相近就必定是同义词，实际上，“相近”是分指两种事物，只不过这两种事物十分类似，而“相同”才是指同一事物。例如：古代汉语中有“园”和“圃”两个词，“园”指果园，“圃”指“菜园”，两个词所指不同，自然不能划归为同义词；“难受”和“难过”从意义上看都是指不好受，但这两个词有很大差别，“难受”一般指身体不舒服，浑身不得劲；“难过”则指心情上的不高兴、不舒服。这两个词所指的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因而不能构成一对同义词。语文教学中，常常简单地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看作是同义词的判定标准，实际上其辨析的大多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
至此，我们可以给近义词下一个定义：“近义词所指为两种或多种不同而相近的事物”[7]（P212），也就是说，如果两个或多个词分指几种相近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词就构成近义词。如果说同义词是对于同一事物表达手段丰富的一种表现，那么近义词则是“人们认识上对词所指的对象相互接近的一种反映”[8]（P217）。
四、结语
综上所述，界定同义词的首要标准是有相同的所指，只要词语意义所反映的对象的外延一致，我们就称之为同义词。同义词与近义词的根本差别也在于此：处于同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同，处于近义关系的词的所指对象相近而不相同。对于那些理性义和色彩义联系十分紧密的词，要把色彩义当作主要理性意义的一部分来看待。确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时，最根本的是要看其主要理性意义是否一致。
注释：
[1]钱乃荣.汉语语言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2][3][4][5]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279-280.
篇9
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普遍性的认识和表述，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其在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性的扩张和发展，不断的扩大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外延，并在当前全球化和后现代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或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当代世界的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价值秩序，一种判断世界文化、文明与否的普遍性的价值标准。
这种西方世界文化概念，通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话语中被确定下来的。历经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韦伯等思想家逐步确立和建构起来，通过从抽象的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理性、市民社会、世界历史到目前的普遍性的国家形态、全球帝国的形态等诸概念在意识形态中的确立，使现代西方文化的主体性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获得了一种“历史规律”的普遍性，获得了广泛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这种普遍性的自我认识和表述就是“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西方关于自我的认识和表述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并将它作为改造整个世界，改造一切他人及其固有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习俗的一种理论依据。”尤其是德国学者韦伯提出只有西方的精神生活才能内在的通向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只有西方的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精神，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普遍性进行论证。这种理论表述实际上就是将现代世界历史看作是西方的内部世界，把变化的世界据为己有，进而把西方的历史、资本主义看作是西方自身内在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一个产物。而在这个过程中，消解了非西方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及价值体系，使其追随资本主义现代性所规定的方式在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进程中，与西方对现代世界历史的内在化和普遍性表述相比，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他者”文化就从整体上被外在化和“他者化”了。
一般认为，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及韦伯等西方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识和表述，西方现代文化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及在法律和公理基础上将自身作为现代世界的普遍性建立起来。一方面宣称西方现代文化就是文化本身，是世界唯一的、普遍性的文化，因为“它最符合人的本质，是最自然和最发达的。”从而，力图将“他者”“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片面的普遍化的企图成为现代世界文化价值冲突的根源;另一方面又使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即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权、个人自由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这就意味着非西方的国家因为不信上帝，也就没有信仰，因而也就是没有自由的国家。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们政府的打击和军事干预，乃是西方自由精神和自由意识在历史世界中的实现。在他们价值认识上，那些国家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们不配享有、也更不能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以及由基督教所保证的个人自由的信念，那些建立在异教基础上的国家，因此就不能被称为是自由国家乃至国家。”这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和解决世界上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冲突时，主要是通过干预而不是谈判的方式的原因所在，在其背后凸显了这种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和文化自我认识及主张。
篇10
A Study on the Spread of the Confucian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 Slips Found from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Wood-Slip Lunyu Excavated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O Shusheng
（Gan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From the Confucian documents in the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xcavated from Dunhuang, Juya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wooden-slip Lunyu (the Confucian Analects) excavated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ad brought the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ought, which represented the then mainstream ideology of that time, into the We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Korean Peninsula, along with its military expansion. The Confucian culture, together wi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helped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and unified empi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East-Asian Han Cultural Circle.
Keywords： Han Dynasty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excavated from northwest China; Korean Peninsula; Lunyu (the Confucian Analects); Confucian Culture
西北汉简中关于儒家文化典籍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同类内容的简文相辉映，昭示了汉武帝以后用武力开拓边疆的同时，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也随着政权的建立而流布边疆，政治、文化与军事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开拓疆域、维持统一政权的主要形态。本文拟通过近年来国内外地下出土的汉简材料，考证和论述这一问题。
一
悬泉汉简中有《论语》残文两则，其一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こ张こ曰(Ⅴ92DXT1812②:215)
其二是：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Ⅴ92DXT1812②:119)[1]
此两简应是编联在一起的一份册书。其内容是《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简长23cm，宽0.8cm。简文中间两道编绳处空白，显系先将木简编联成册后，再将书籍内容抄录其上。木简均为松木，形状大小一致，字体出自一人之手。可惜前一简已残缺，残长12.9cm，存字33个。后一简完整，有字57个（包括分章符）。每章之间连续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隔开。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共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如每简按57字计算，全部《子张篇》的内容大约需要15支简才能抄录完毕。也就是说，《子张篇》的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已经散佚不知去向。当然由于版本的不同，字数多少会有出入，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并不完全与汉简《论语》本相同，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所以上面的计算只是大致而已。
如果我们把上两段简文标点，再与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文字上有相同也有不同。其一：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
而今本《论语?子张》第二、三章文字分别是：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简文与今本《论语》无异。其二：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
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
篇11
中国作家铁凝说，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之美。其实若把文学简单分为两类，只有好的和不好的。而所有好的文学不论是从一个岛、一座山、一个村子、一个小镇、一个人、一群人或者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出发，都可以超越民族、地域、历史、文化和时间而抵达人心。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当今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恰恰是对一小部分东西方文学经典的接触，使我感到没有简单的东和西的对立，所有的人类在许多方面如此相像。不论东方与东方之间还是东方与西方之间，不论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多少不同，我们的外表有多大差异，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理解，并互相欣赏彼此间文化的差异。中国作家莫言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超越民族和国界的。
中国作家王宏甲认为，过去的500年来，西方的迅猛发展及其形成的西方文明体系对全球的征服性渗透，已使世界不同文化源流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西方文明观来评述文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文明的时代，首先应当确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源流和不同的文明观。而东亚国家的文明具有同源性。东亚各国应该在充分珍视自身文明渊源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形成相得益彰的文化共同体。
韩国作家崔允说，全球化已经浸透在我们的生活里，包括文学。在20世纪中期以前，还属西方文学单方流入亚洲。这样一来，文学领域的片面全球化要早于经济领域。如今，亚洲文学也逐渐被翻译成各国语，当然还存有一些质量上的不均衡。我对如今朝着多中心流动着的全球化颇感兴趣，特别对东北亚及其文学抱有期待。具有共通文化的亚洲，必定要肩负重任。亚洲文学也要拥抱世界。
日本作家中泽惠也在发言中表示出对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关注。她说，文学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文学这一领域受到了文化的明显影响。尽管世界走向如此的趋势，但绝不会是同一种色调。毋宁说通过这样的相互混杂，有可能滋生出具有独特色彩和形态的文化。
中国作家孙甘露曾被评论界称为“先锋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从其作品中可见到不少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孙甘露否认了指引其写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由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而是自己经验到的汉语在当下的处境。他说，人们缺少的可能不是生活经验，而是一种对文体的理解。相似的生活在不同的文体形式下，折射出的艺术之光是不一样的。一个作家不能照一种方式重复下去，这样的写作没有多少意义。汉语写作的面貌也是可以改变的。误读也是文化传播的一部分，而误读中常常包含了有意思的信息。
中国评论家季红真认为，世界文学的实践要早于“世界文学”的理念，只是从模糊到清晰、由狭窄到越来越宽广而已。在这个逐步扩大持续数百年文化交流的大潮中，世界文学的萌芽成长迅速。而20世纪的世界文学，更是充满了人类交往中的文化融合。归根结底，文学本来就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各民族文学的差异，在语言的形式里蕴涵了独特的人文思想。尽管误读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中会有流失，但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有差异的思想提供着不同的拯救可能。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各民族各国度的差异给人类提供了博大的精神情感家园。
韩国作家郑玄宗谈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水质和空气的污染一样，由噪音引起的精神污染也日益严重。这是产业化、城市化、机械化所附带的不可避免的生存条件。人类似乎在采取“以噪音对付噪音”式的生存战略。无论是欧美文学还是东方文学，都该对此作出反省。文学语言如果不甘心成为为噪音添油加醋的工作，就要求写作的人心静如水，能很好地反映事物的动静，能跟随着想像力，发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生动而又意味深长的声音。这正是文学永恒不变的责任。
故乡、国家、地域共同体、世界
常言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东亚作家应该写什么？当然是用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书写，表达人类共同的理想信念，也为世界文坛的百花园增添亮丽的景色。而作为书写者，故乡是内心中最难忘的场景，最真实地传达出民族性和地域性。在论坛上，各国的作家讲起了一个个与故乡、与自己成长相关并伴随自己创作理念始终的故事，让人回味不已。
韩国作家黄皙映诞生在洲时期的中国长春，光复后回到故国平壤，却又因战争来到分裂后韩国首尔的永登浦。他说：“在地图上，我并不想指定我的故乡，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使用母语来写作的一名作家。”
日本作家津岛佑子出生在东京、成长在东京、生活在东京，但总觉得“东京”、“日本”不过是存在于自己身外的“地名”而已。这样想来，“故乡”也许可以换言为童年时期的记忆。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和“故乡”之间的联系。她说，文学为什么是我们始终追求的呢？我想无论“母国”、“故乡”有多么了不起，人们作为生命的个体仍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孤独，而我们只能是和这些个体相伴而生。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生命个体，当我们意识到童年的记忆在苏醒，这时，我们就要从个体的生命中抛开“日本”、“东京”，这样才会在“孤独”中产生出独特的释放感，这时我们才会给予他们理解。人原本是具有灵活适应力的生物。这种适应力必定是伴随着个体的孤独，并且受到由此产生的想像力的支撑。
中国作家苏童说，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记忆的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打开着，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像故乡，发现故乡。
中国作家孙惠芬说，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从没用心想过“历史”这个词跟文学的关系。以后在阅读学习中，发现那些大写的历史知识总是好像被自己身体里的一道屏障天然排斥着，而自己的心思被牵引去的地方却是屋檐下的鸟去了哪里？母亲苞米地里的草有没有拔完？在孙惠芬那里，身边的现实总能成为躲避历史阅读的避难所。她说，所谓身边的现实，其实也是由时间流转做成的现实，时间转瞬即逝，过去了就成为历史。只不过它们不在典籍里，而在自己出生成长的这片土地上，在自己触手可及的生活中。所经历的乡村生活，既是现实又是历史，却不是书本里的历史，它经历了时间的穿梭、过滤和积淀，而成了身边的现实。所经验的现实，是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变化，给乡下人带来了无穷尽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困扰、困惑。实际上，梦想与现实，既是乡下人的困惑，也是城里人的困惑，它其实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她说：“不断地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奥秘、人性的奥秘，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历史，是我创作永远的动力所在。”
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出生在美国，虽然三岁前就回到了日本，但拥有双重国籍，其后又有在墨西哥留学的经历。他说，文学不是要强调与地区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家”的概念，它要接受成长在这一文化下的和与这一文化相背离的人的历史，文学要呈现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与土地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又形成了怎样的共同体。它不是传统的地区主义的，也不是个人等同于国民的现代主义，而是要表现自立的人们是如何共处于同一个场所的。
中国作家韩石山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个“一方”，小一点儿说就是你出生的县和村，大一点儿说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在的州。一个人出生在哪里，是不能由自己选择的。而一个地方与别的地方既然有富饶与贫瘠的差别、文明与蛮荒的分判，那么这出生也就多多少少带上了幸与不幸的色彩。一个作家在他的一生中，能时时感受到他的国家的劫难与繁荣，能时时感受到他的人民的沉寂与奋起，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能说不是一种绝大的幸运吗？
韩国作家申京淑觉得，现在东亚国家的作家们能坐在一起，就是一个奇迹。她说，我们能走得这么近，是得益于文学。在灿烂的文学作品世界里，没有韩国、中国、日本之分。虽然我们使用的语言不同，但是不管读者身处何方，只要能接触到好的文学作品，就会打动读者，使他们萌发新的思想，渴望自由，挑战禁忌，鄙视权力，让废墟重获生机，和消灭万物的时间对峙，与虚无展开激烈的战斗。文学作品使我们丰富的回忆驻足长留，将来也必定会用更多的方式继续描绘这幅壮伟宏图。
文学的未来
在谈及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写作这一话题时，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都说到了信息时代互联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加以应对。
日本作家松浦理英子说，纵观社会，IT并没有使人的心灵发生激变。过去也不乏喜爱写作的人，而网络的发达使写作者人数爆炸般剧增。写文章变成了日常生活，与可以匿名发表的网络空间有很大关系。网络空间任何人都可以适应，每个人都可以有多重身份，很多人在网络上编织虚虚实实的故事。这样一来，如今触发写作动机的人，写作时不再那样朴素，具有多元视点和多元意识。我们作为专业作家不能只是担忧，应该面对现实，向前开拓道路。我希望，能将新时代的新潮流、我所相信的文学主流、我觉得有趣且喜欢的东西，都能吸收到自己的创作中来，极大地丰富我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永远只是现在。
韩国作家吴贞姬谈到，上世纪90年代，网络开始普及，多媒体开始激活，文学的生产者与享有者极其自然地发生了巨大的交替，叙述方法变了，视角变了，创作技法也变了。文学产生于所处时代的风貌，但是无论时代风貌和活着的方式怎样变迁，人间的爱恨情仇与生老病死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只要这个本质尚存，文学创作就脱离不开真正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的意味以及人生的净化这一古典命题。欣赏过去年代的作品，我们从古时的时代风貌中仍会感到极大的亲和力与感染力，这正是因为文学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疏通人与人的隔阂。对我而言，未来的文学即是我的人生阅历与精神世界所向往的地方，也是我的过去的总和。
中国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通向未来的最便捷的途径是回顾过去，未来不会复制过去，但对过去的理解将深刻地影响我们面向未来时的选择和行动。上世纪末，新的社会条件和传播条件使得汉语中各种公共语言领域迅速发育；与此同时，网络带来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语言解放。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几千年来面临的最大变局。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正视文学面临的挑战，才能重新出发去探索它的未来：它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它在我们语言生活中的功能和边界。也许惟一明确的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独自确立他的语言策略，或者反过来说，在无数正在书写和言说的民众之中，那些有能力令我们屏息静听的人，就是未来的作家。
中国作家许龙锡说，不能因为书籍滞销而怪罪于网络，更不能因为文学的危机而加以扩大化。就像发明印刷术以后口头文学转变为活字媒体文学那样，眼下只是有部分活字媒体文学正在转移为数字文学而已。文学是强调叙事结构的艺术，即使活字媒体逐渐萎缩，也会有在新的数字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延续其生命力的。由数字技术创作的文学作品，虽然没有了书籍的实物性，但是依然保存了半永久性，而且费用低廉，谁都能轻易接受。通过数字文学作品，反而能达到文学的大众化，也能成为扩展文学领域的机会。
韩国作家罗喜德也没有对互联网给文学的影响显出什么担心，她说，超文本改变了传统的作家与读者的概念，正在摸索着两者间新的沟通方式。对作家而言，比起无限下载的电子媒介，印刷媒介更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保护他们的著作权。作家们追求精神上的探索，但在技术面上仍旧相当保守，所以，肯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新媒介的作家其实并不多。事实表明，网络上流通的超文本的想像力、结构、文章表述力等都要相差于以印刷媒介流通的小说。所以，倘若不能超越技术的新奇性而提供审美体验，超文本将失去它的美学特点，难以维系持续的创作与沟通。就目前而言，超文本对传统的文学还不能构成威胁。无论是再新颖的媒介，它的养分仍然取之于传统的文学，两者将维系着共存关系。
篇12
随着社会的发展,汉语词汇也不断变化。作为汉语词汇成员之一的介词也在不断地消长更迭,由其构成的介词短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历来成为语言学界研究的对象,成果丰硕,而对于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却不多。汉语“介词框架”的提法和命名及较早研究见之于陈昌来(2002a)一书。该书中对汉语介词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和分类,并运用三个平面理论对其做了宏观的概括和分析。
而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形成和成熟具有前因性和过程性,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研究具有系统性、适用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三个平面理论、语法化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一个概略性考察,以期能够补充或推进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1 20世纪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研究概述
汉语介词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但到《马氏文通》(1898)时才有马建忠从语法学角度确立的“介字”一类。《马氏文通》(1898)奠定了汉语介词的基本格局,也影响了后人对介词的认识,但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对介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专题研究。直到《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1924)的出版,才真正标志了汉语介词研究的开始。此后,《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汉语语法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研究论著相继出版,介词被分别称为“副动词”、“准动词”、“受导词”、“次动词”,但“介词”这一名称却没有被确定下来。
到了20世纪中期,张志公(1953)提出设立介词的主张,影响颇大。《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以后,介词的身份讨论和纷争得到了统一,以后的语法书和教科书以及研究论述中基本上都肯定了介词的存在。此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金昌吉(1996)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第一次对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概述,对后世的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可参考的资料。随后,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逐年增多。诸如:《近代汉语介词》(马贝加1999)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汉语介词的特点、形成过程及原因的专著;刘丹青(2002)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也对介词和介词短语进行了一定说明。他们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介词的来源、性质、分类、内部差异、句法功能、语义功能、与介词有关的句式(如“被”字句、“把”字句、“在”字句、“从”字句等)等方面上。
2 汉语介词框架在汉语介词短语研究中的初步讨论
“在……上/中/下、在……的时候、在……以前/后、除(了)……以外、对(于)……来说、从……到……等等”,这些介词性结构都是由介词同一些方位词、连词、助词、准助词等词语前后搭配使用而形成的固定格式。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汉语介词及介词短语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汉语学界没有系统地考察过这类结构,也没有给它们一个特定的称谓。
而前人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忽略了这类结构,语法学者在研究介词及介词短语的过程中也曾注意到了这些结构并对它们做出过一些说明。《马氏文通》(1898)注意到了“自……至……”、“自……以下/以上/以南/以来/以往”一类的结构。黎锦熙(1924)认为时地介词与其所介引的词有时连着其他词而构成一种“副词语”,来表示一定范围的充实性(如“在……以内/以后”)、表示“所从”而“所经”的连续性(如“从……以/而……”)、表示“所从”至“所到”的起讫关系(如“从……到……”)等。高名凯(1948)认为“在……上、于……之上”等是由受导词加名词功能的词组成的,并对结构层次进行了分析。张寿康(1978)在《说“结构”》一文中,也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结构了,他将其命名为“复合的介词结构”。崔希亮(1996)把不属于介词性结构的“在……呢”叫做“框架”。詹卫东(1998)在研究“N的V”结构时,把“在……下/上/中”称为“介词槽”。可见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语言中的一些前后搭配结构,且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有了类似于框架的概念,只是缺乏对它们的专题研究。
21世纪以来,汉语介词框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新编现代汉语》(张斌主编2002)中提到“在・・・・・・上/中/下”是一种固定格式,只是没有明确说明其为汉语介词框架。
吴福祥(2003)在《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籴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中提及“用……来”是一个可以填入有限词语构成逻辑关系的框架。葛婷(2004)认为:“X上”和“X里”框架格式相通交叉甚多。通过深入考察各种文本,发现了两者不仅在单纯的空间方位上有相通之处,而且在隐喻的概念范畴中,也有相通之处。该文作者尝试从隐喻角度说明和解释了这种框架现象。刘兵(2005)在探讨研究汉语中介词的隐现及介词省略时的功能替换手段问题时发现:框式介词的前项一般可以省略;标识处所、源点、终点、时间、原因、目的等论元的框式介词中的前项省略后,框式介词的标识功能就全部转移到了后项上。曾传禄(2005)谈到:汉语方位词“里、中、内、外”组成的框式词组在时间、范围、数量、状态和地位关系五个目标域中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和隐喻意义,其背后反映了人们的认知习惯和模式。吕兆格(2005)指出:介词与“里”、“外”组成的框式介词短语是汉语中常见的两个固定格式,它们的用法灵活多样并表现出不对称性。杨丽姣(2006)分析了介词激活其附着言语成分主题性的四种情况,其中包括框式介词的主题标志功能。讨论了介词主题标志功能的语用、语义以及句法动因。黄芳(2007)认为:汉语方位标“里”、“内”、“中”的用法功能是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方位标“里”、“内”、“中”使用的纠结现象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历时演变特征,造成了“×里”、“×内”、“×中”介词结构在使用上纠结的原因。
以上列举,都只是在汉语介词或介词短语研究中涉及到介词框架研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但他们对当时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对汉语介词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
3 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概况
21世纪初期,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汉语介词框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刘丹青(2002)提及与介词框架类似的内容:“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即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该文通过比较其它语言的框式介词等类似现象,从共时角度分析了框式介词中前置词和后置词各自的句法范域(domain),指出了范域大小与语义抽象度的关系,并指出框式介词本质上是一种句法组合现象,而不是一种词汇现象。所以,其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2003)将其定义为框式介词,认为这是一种句法概念,而不是词类概念,通常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临时搭配而成,多半不属于固定词项。框式介词可根据句法特点分成下面几类:(1)双重赋元框式介词,如:“在……上;为……起见”等。(2)词汇性框式介词,如“对……来说”等。(3)强化式框式介词,如“比……来得、为……所”等。(4)连接式框式介词,如“因……而、通过……去”等。
直接提出“介词框架”这一说法的是陈昌来。陈昌来(2002a)认为:“介词框架”是介词在前,其他词语在后,介词所介引的对象被夹在中间,形成一个框架的固定格式。这个提法的影响颇大。姚莉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丛书评介》中认为:“《介词与介引功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介词的功能。该书立足于三个平面理论,区分介词的三种功能: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这构成了对介词语法功能的全面认知。尤其对介词在语义结构中所起的语义功能以及介词的语用价值和篇章功能给予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介词的语法特点,介词的范围和类别,介词跟动词和连词的区分,介词短语的构成和句法功能,介词的分布,介词的内部差异等传统课题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显示现代汉语介词的源流和特点,该书还把现代汉语介词跟古代汉语介词、近代汉语介词、现代汉语方言介词进行了比较,涉及到介词的发展和语法化问题。该书的贡献在于:a.全面区分了介词的三种语法功能;b.从汉语句子语义结构的系统性角度对汉语介词做了全新分类;c.具体讨论了每一个介词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布位置,进而指出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只能充当状语和定语,从而认定介词短语是典型的加词性短语;d.首次对由介词构成的“介词框架”给予了详细描写和分析;e.考察了汉语介词的源流和发展,讨论了介词语法化问题语用功能。”
陈昌来(2002a)在对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描写中认为:汉语的介词框架是汉语介词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古代汉语中,尤其是上古汉语中没有介词框架;到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中,才开始出现介词框架;现代汉语中介词框架得以大量使用。构成现代汉语介词框架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词语都可以进入介词框架。根据现代汉语介词框架后部词语的情况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后部是方位词的。单音节方位词和双音节方位词都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起/以后/以来、在……之前/之后/同时”等。(2)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时、时候/的时候、期间、方面”等可以跟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当……的时候、在……的时候、待/等/到……的时候”等。(3)后部是连词、动词、介词的。连词“而”、动词和介词“到、往、向”可以跟部分介词构成介词框架。如“从……到/往/向、打/打从……到”等。(4)后部是准助词的。“按、据、依着、对于、就、拿”等介词在介引事理、情理、话题范围、施事或主体、目的等对象时,往往采用介词框架,后部用“说、来说、说来、看、看来、来讲、想来、起见”等与之搭配。
陈昌来(2002a)最后还认为:汉语中存在两类不同类型、不同结构层次的介词框架,其表现复杂,形式多样,意义灵活,很值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此后,关于介词框架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陈昌来(2003b)、付琨(2004)、王萌(2006)、朱峰(2006)、陈全静(2006)、段佳佳(2007)等。
目前,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尤其是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正蓬勃发展,态势良好,我们希望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汉语介词框架的研究中来,共同推进其研究。
参考文献
[1] 崔希亮,1996.“在”字结构解析――从动词的语义、配价及论元之关系考察,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2] 陈昌来,2002a.介词与介引功能.安徽教育出版社.
[3] 陈昌来2003b.现代汉语“介词框架”的考察.中国语言学报(11).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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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萌.2006.“里”类介词框架的句法、语义及隐现规律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吴福祥,洪波主编.2003.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20]杨丽姣.2006.汉语介词的主题标志功能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21]曾传禄.2005.“里、中、内、外”方位隐喻的认知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22]詹卫东.1998.“NP+的+VP”偏正结构在组句谋篇中的特点.语文研究.第1期.
篇13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