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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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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駐张机体的整体髓复。中国传统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和整体观念,更是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一是认为人体与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二是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构獻体的各个誠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會吐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m这里当然也包含着人体与情志、人体脏器与情志之间的关系。情志,即“七情’、“五志”古人认为,人有五脏化五气,喜、怒、悲、忧、恐,叫作五志。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情志的改变可能使人发病,祖国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一书中就有详细记载。情志的变化也和脏腑密切关联,中医认为一定的脏腑由一定的情志所主。它们的关系是,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忧、肾主恐。过喜则伤心;过怒则伤肝;过思则伤脾;过忧则伤肺;过恐则伤肾。人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且五脏六腑相互縣、相互影响,故某1情志对某一脏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以本脏为主,同时也可能伤及他脏。因此,如果病人躯本上有不适,往往会导致精神上的问题,而精神上的问题往往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或加重,从而使人遭受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这种机体自身整体性和环境统一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所以,治病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而且也应当关注整体上的反映,包括情志对脏腑,乃至对整个人体的影响,并注意对整体上的(包括对情志上的)调节。因为医生通过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和对其精神情志上的调节,将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所以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疾病措施的同时,更注重X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人文关怀,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和疾病的治疗。
2医学人文精神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的应有之义医学的目的是诊断、治疗、预防和控制疾病,维持人的身体及心理健康。要实现这一点,就不仅要在个体、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微观层面上,而且要从家庭、社会、生物界、地球等宏观环境上,去揭示和把握生命、健康、疾病、衰老、死亡等基本现象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临床医学的目的和对象具有人文取向性,因此,临床医学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哲学的精神思维、文学的心灵情感、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和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等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医学的对象是人,是社会的人。因此,这就决定了医生不但要了解疾病,了解健康,了解患病的人,了解和认识社会,而且要做到正确了解疾病(医学知识)、人(人文知识)、社会(社会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医学社会性、艺术性、知识性的体现,更是完整地把握疾病的必然要求。因此,重技术轻人文既不利于整体把握病情,也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所谓“见病不见人”是医之大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日益严重。此种现象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化,把病人只看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施与的对象,医患之间很少交流,对病人的体验毫不关心。二是商业化,把病人只看作消费的主体,导致医学边界无限扩张,医疗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在医疗卫生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则付出的代价将是沉重的。
目前,医学的发展己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由迷失到被急切地呼唤到回归。一是医学发展使医学人文精神的传统在临床医学中产生迷失和断裂。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凭借这些仪器设备,医生们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而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也纷纷建立,使病人越来越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同样也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病人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受疾病的痛苦也纷纷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作为一个病人为病所代替,作为一个病人的整体,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医学中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发生了迷失和断裂,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技术上出现的至善主义,使医学发生了异化现象。这就是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研究技术、追逐结果,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増加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愿意关注的是躯体问题而不是病人的情感。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个体病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的病人,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即使主观上有强烈愿望也没有多少时间给患者以人文关怀。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又将人们锁定在医学的幻想中:即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但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却出现了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出现了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増加;临床医学昂贵的治疗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其健康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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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医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必要性
人文精神的本质是是一种精神文化,主要是注重人类运用知识时的一种精神境界、道德良知以及社会责任感,同时人文精神也是保障社会健康全面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
1.1加强人文精神渗透是临床医学本文的应有之义 临床医学在社会发展中不仅仅是一门自然科学,它同时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种结合。在我国的古代中将医学称之为"仁术",而医生则被称之为"仁爱之士"[1],由此可以了解道医生是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一种结合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医学模式已经有纯粹的生物模式逐渐向"生理-心理-社会"的模式进行转变,如此医学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的双重科学体系。从我国古代哲人对医学的论述以如今医学模式的转变,我们都可以发现在临床医学中加强人文精神渗透的重要性。
1.2加强人文精神渗透是高等院校临床医学生培养目标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如今的临床医学教育目标主要包括一些这几个方面的内容,这同时也是现代临床医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首先是在临床医学中,必须要让医学科学、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三维知识结构,要让学生能够独立的获取知识[2]。其次要求学生能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与技术,能够通过各种技巧解决问题。最后是要求学生必须有从事社会工作的能力,同时要具备良好的精神品质与道德品质。从这些教学目标与要求中,可以发现人文精神是一个合格优秀的临床医学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同时也就为临床医学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1.3在临床医学中韩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临床医学所处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环境都发生的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对传统的临床医学观念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并且会逐渐的改变现代临床医学中相关医务人员的行为与观念。因此在时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在临床医学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才能够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医务人员,这样才能够保证人们的生命质量,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2临床医学要重视与彰显人文精神
临床医学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如果要是没有控制好,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比如现代医学中出现了克隆人与人工大脑等相关的临床医学技术,这些技术多人类社会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都是无法预料。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表示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证人类自身的健康,而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突破传统观念,需要有一个新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同时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类必须要警惕新型医学技术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就需要以人为精神来保证医学技术应用的正当性。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确立,人们已经逐渐的认识到医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并且更加明确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临床医学必须要重视与彰显人文精神,这样才能够为人文精神在临床医学中的渗透提供条件。
2.1学习先进文化,树立先进理念 医院是临床医学的重要载体与平台,因此医院必须要将人文科学教育纳入到职工素质的培训计划中,要将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职工的一个考核内容之一。通过在培训中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在职工中普及与深化人文知识,之间培训医务人员的人文素养。同时医院的医务人员也要主动积极的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从而形成以人为本、对患者高度负责的一种理念。
2.2管理者要做好表率作用 医院的管理者除了要具备良好的管理技能之外,也必须要具备较高的人文修养,这样才能够成为医院人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模范实践者。医院的管理者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管理体制以及措施办法的过程中,要在没有环节中将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体现出来,这样不仅能够加强医院的凝聚力,让医院形成一种团队精神,以此来充分的调动每一位职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将医院的人文精神充分的彰显出来。
3在临床医学中加强人文精神渗透的尝试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们已经逐渐的认识到在现代医学中渗透人文精神重要性。我国的社会科学院邱仁宗教授已经指出:"在现代医学中,只有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让人文精神回到医学中去,才能够让现代医学恢复到"仁术",而不是只以赚钱为目的[3]。"因此在现代临床医学教育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让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对于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非常重要。在临床医学中加强人文精神渗透中,本次研究主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
3.1树立医学人文精神理念,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 要想在临床医学中渗透人文精神,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医学专业课的教学中就开始渗透人文精神,这样才能够培养出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临床医务人员。而在临床医学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教师必须要先具备人文素养,这样才能够在学生中弘扬人文精神理念。我国的刘德培院士早已经指出,在临床医学教育中,不仅要让学生学会治病,更要让学生学会关爱与尊重患者。而在临床医学教育中树立关爱与尊重患者的理念,其目的是要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将这种理念付诸行动。但是在我国长期的临床教育中,临床医学教育的教师通常指重视自己的专业素养,总是觉得人物素养与与自己关系不大,因此在教育中并没有将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中去。
临床医学中,教师的人文素养是临床医学中能否顺利渗透人文精神的关键。因此临床医学的教师应该要积极了解相应的人文知识,同时要积极的参与各种人文知识的讲座,收集与人文精神有关的素材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这样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能够自觉主动的渗透人文精神,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在教学中逐渐引导学生成为高尚医德与医务技术兼具的医务人员,通过相关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在临床医学中渗透人文精神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3.2在临床教学中融入医德教育,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临床医学渗透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医德的培养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在临床医学中融入医德也能够有效的完精渗透。同时医德也是对于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临床医学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将医德教学始终贯穿于整个临床教学。比如在临床医学中讲到抗细菌感染与细菌耐药性的内容是,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我国目前正广泛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同时在讲一些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时,可以介绍一些相关病原体被一些当成了生物武器,从而给人类到来了巨大的危害[4]。在临床医学教育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为学生灌输这些人文精神,就能够逐渐的引导学生反思自己应该要怎样做才能够为人类作出贡献,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这个过程中,就能够逐渐的在临床医学中渗透人文精神。而且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就开始渗透人文精神,能够在我国逐渐培养出具有人文精神的临床医学人才,让人文精神能够真正的渗透到临床医学中,并起到最好的效果。
4结论
临床医学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国国民生命健康的保障,临床医学更是合乎生命、关爱生命以及尊重生命的一门科学。要想在临床医学中真正的将人文精神渗透进去,不仅要在医院中注重与彰显人文精神,更需要在临床医学教育中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这样才能够促进医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结合,最终保障我国国民的生命健康。通过本文的相关研究分析,可以了解到在临床医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同时本文还提出了相关的渗透尝试,最后希望在我国的临床医学中能够加强人文精神的渗透,使我国的临床医学取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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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课堂教学方法是按照先行教学计划和规定时间,由一名教师对众多学生面对面讲授某学科知识,而这不利于发挥学生主动性和自觉性,影响了教学效果。PBL(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医学教学以问题为基础,以医学生为主体,以小组讨论为形式,在指导教师参与下,围绕某一医学专题或具体病例的诊治进行讨论研究。1969年,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s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先将PBL教学法引入医学教育领域。PBL教学法逐渐受到各国关注,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热点。在基础医学专业神经生物学教学中使用PBL教学法,如在讲授帕金森病时,概念以常规方法进行教授,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以PBL教学法进行教授。首先指导学生针对这一疾病进行相关资料查询,安排学生汇总帕金森病的流行病学、发病机理、临床症状和治疗等资料,然后分组讨论,教师最后进行总结和提炼。分析近年来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笔者发现PBL教学法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考试成绩。
3注重双语教学
在基础医学专业神经生物学教学中采用规范的双语教学,可为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外语基础。调查显示,多数学生及教师认为双语教学有助于提高其专业英语能力,也有利于提高整体外语水平。由于基础医学专业学生将来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查阅文献和参加国际交流需要良好的外语能力,双语教学已是大势所趋。神经生物学涉及大量学科知识,内容繁杂。因此,神经生物学双语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是极大的挑战。教师不仅要掌握大量的专业词汇,而且还要发音正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双语教学的准确性。双语教学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循序渐进。在教学中,中英文教学比例要适当,开始授课时,可先学习关键名词的专业英语,再学普通名词,让学生慢慢适应双语教学。对于重点内容,采取英文讲解、中文总结的方式,强化学生记忆,巩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4提高课件制作质量
多媒体课件是现代化教育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使抽象难懂的医学知识直观而形象。针对基础医学专业学生,课件中新的概念和名词后要加注英文,通过中英文对照,增加学生专业英语词汇量。课件文字尽量做到言简意赅,避免教学内容枯燥空洞。在图片的选择上,遵循直观易懂和动漫通俗的原则,努力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直观化、整体问题分解化和静止知识动态化。在课件中插入相关视频,展示文、图、声、像并茂的特点,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教学内容。在讲解突触传递时,可利用动画演示突触前膜释放神经递质,从而引起突触后电位的过程,使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在讲解帕金森病时,通过视频播放帕金森病人和帕金森动物模型大鼠发病时的行为表现,使学生对该疾病有直观认识;在讲解大脑中枢神经系统脑室分布图时,可通过多媒体课件展示大脑不同断面图片以及三维立体脑旋转图,将抽象难懂的知识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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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的人文意义
当今社会存在着一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的倾向:似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无助于人文精神的发展,反而对人文精神是一种遏止或损害。孟建伟认为:“狭隘的科学观和文化观是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一旦我们超越狭隘的科学观和文化观,便不难发现,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人文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狭隘的科学观一是从功利主义科学观理解科学,将科学理解为人类征服自然、获取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片面的把科学精神视为工具理性;二是从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所作的“客观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认识(科学)世界和体验(人文)世界的截然划分,否认了两者的关联。另一方面,狭隘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文化观和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观都给人们带来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把人文精神看作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文人精神”,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精神”或“人文文化的精神”,从而进一步加深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可以说从这种狭隘科学观和文化观角度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错误理解似乎已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除了自由探索的精神、勇于批判的精神、大胆创新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精神以外,还有毫无私利的精神、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等。这些精神具有很强的人文意义,并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奋勇前进。还有,促进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向着“更快、更高、更强”的方向迈进,也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这是科学作为一项智力活动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代表现代体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这样的现代科学活动是一致的、相似的。3
2. 科学精神与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并不等同于科学精神。科学技术里的“科学”特指的是自然科学,而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探究自然现象,发现自然规律,以便人类能够按照这些规律去改造自然。“科学”还是理论状态的东西,它通常要通过“技术”去改造自然。所谓“技术”是实践状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科学的应用,但技术一经产生就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一般说来,科学技术是中性的东西,在不同的价值观下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因此,科技的滥用就是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强势表现,当技术的这股强大势力淹没了体育科学活动中的人所体现的精神,以及体育科学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人类精神追求,使人们忘记了体育是为了人类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目的。导致体育产生异化的主要原因是对科学精神的误解。因而,大力倡导和弘扬正确的科学精神才是发展科学技术,并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3.正确认识体育的科学精神
通过以上分析,如果我们依然将体育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视为两种事物,简单的提倡重视人文精神或是两者融合发展,也许改良的效果依然难见。因为这始终是建立在两种事物、两种论点上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主观意识上就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对立的观念。因此,应该理解为人类所从事的体育科学活动所体现的精神,或者说是人类所创造的体育科学文化所体现的精神是体育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体现的是人(运动员或体育参与者)的精神,而不是无人无关的体育科学技术所具有的那种工具精神。
弘扬蕴涵人文意义的科学精神对于体育的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引导人们正确使用科技手段,促进体育活动持续、健康向前发展,避免滥用科技导致体育产生的异化问题。二是在体育发展进程中,正确对待体育同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领域的关系。三是弘扬蕴涵人文意义的科学精神是当前我国实现体育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理想途径。蕴涵人文意义的科学精神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得到有机统一,对科学技术的运用有了符合道德规范的价值导向。
将不畏艰难、坚忍不拔、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为人类自由和解放而奋斗、为人类服务、造福于人类的崇高精神,以及从“更快、更高、更强”向着“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转变的奥运精神真正融会在体育精神中,体育才能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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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整体的两翼
人类的行为既要合目的性又要合规律性,人文为其合目的性提供基础,而科学则为其合规律性提供基础,两者互补才是行为合理性的保证。然而,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许多道德、伦理、贫富、环境等问题。于是,历史上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各执一端,认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也是分离的。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局限性,虽然历经批判在理论上呈衰微趋势,但事实上的分离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呈扩大的趋势。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分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对GDP的贡献率,社会对掌握一技之长的劳动者的需求经久不衰,而培养劳动者的高等乃至中等、高中教育又分为文、理等学科,学生们为了就业谋生往往又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的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人文素质教育被边缘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对智力开发、专业知识的灌输趋之若鹜,而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经典、人文关怀、如何做人之类的人文教育实际上不够重视,特别是理工科类院校,不仅人文类必修课程开得少、不系统,即便是不得不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时上也常常打折扣。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不全面的。
造成这种人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状况的根源是文化教育中的科学和人文两者长期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质上分离的现象还有理论支撑而加剧分离倾向。实践证明,这种“互相包含、难分彼此”的统一论,更加剧了人文素质教育的边缘化。所以,越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越要提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协调,由此,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
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育人”的高度出发,在教育实践中确实把人文素质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把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的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
知识经济的综合性,要求现代教育必须是文化科学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能力培育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教育,必然要求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为了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不仅需要我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而且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科学家、发明家、学术带头人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拔尖人才,以带动和促进全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
但是,知识经济所要求的知识结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知识,还应当包括人文知识,即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知识。实践证明:成功的科学家、艺术家,他们往往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所以,要把素质教育贯穿于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受教育者具有厚实的科学和人文的知识结构,同时受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熏陶,从而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统一。
通过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推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基本原理或观念层次上的相互启发,也可以是方法层次上的互相借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相统一的表现形式的最高层次是学科上的整合与重构。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各门学科都必须兼具科技与人文的丰富内涵, 任何单一学科发展都有碍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体的统一。比如医学,它的形式是理学和工学,但它的本质是人学,在学科整合上必须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又比如建筑学,它是集力学、数学、材料学、地质学、美学等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只有具备了建筑学与美学的设计师和建筑师才能设计和建造既坚固耐用,又美观漂亮;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建筑物。通过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作进步,推动了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那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既有人文方面的精神,又有科学方面的精神,同时,具有良好的科学与人文素质,使得人们在对待科学技术问题时,既能够遵循着科学精神,又能够顾虑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实现着用一种人文的精神来观察和正确处理科学技术的自身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形成的各类社会问题;在处理各类人文问题时,不只遵循着人文精神,也遵循科学精神的指引,使人文精神体现更多科学精神,能够在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人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时代价值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转变教育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育的应用价值在于使人成其为人,教育的发展在于通过改变人的命运进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但传统的教育观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教育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破坏了教育目标的整体性,使受教育者的个性发生扭曲,割裂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造成了教育上的不协调,也使受教育者个人的发展不完善。在现实教育实践中,上述两种教育观的历史影响依稀可见,尤以科学主义的教育观根深蒂固。虽然也有不少人只关注心灵、情感、人格以及个性的发展,对科学知识一知半解,没有真才实学。但主要的倾向是不少人只重视学习应用性、技术性的专业,而轻视基础理论和人文学科,不注重实际能力的培训,从而出现了智商高而德行低、学历高而修养差、知识多而能力差的现象。“知书”而“不识礼”,遇到困难和挫折,心理脆弱,逃避现实,容易走向极端。这说明,如果教育只讲科学不讲人文,或是只讲人文而不讲科学,培养出来的往往是“单向度的人”。克服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就是改变教育理念,通过加强科技与人文的教育,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具体人的精神世界的统一,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有利于造福人类社会。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戴森在他的著作《宇宙波澜》中有一个鲜明观点:科学与道德主要之点是科学要充满人文关怀。杨振宁博士也认为,科学家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听命于某一种心情,这就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说:如果我们退一步问,我们所钻研的这些问题的深远意义是什么?每一项研究结果的长远价值是什么?那么,我相信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就不会取决于为了科学的科学,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这是关于科技工作者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诠释。特别是当今科学研究对象已不仅仅是天然的自然,而是越来越成为人化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这种变化在性质上主要恢复和保持人的整体性,消除科技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这种变化,如果科学工作者没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指导,就很难树立高尚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情况在生物学、医疗、心理学、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是医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最需要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但据南方医科大学郑木民校长主持的一项科研课题的调研显示,90%的医患纠纷是医务人员缺乏人文素养、人文关怀造成的,纯技术的因素只占10%,这反映出加强对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有利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为确保现代化的快速实现,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的重大战略。首要关注点是处理好人的素质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统一的首要价值,就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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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体系中原本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精神医学理论,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医学。但从现存各类史料中可以知道中国古代不仅存在许多关于精神疾病的记载,而且对精神疾病也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只是这种认识不同于西方和现代医学。中医精神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于《内经》时期,“五脏藏神”和“七情致病”是其理论的核心内容。《内经》强调整体观念,建立了唯物的形神一体观,认为精神活动与五脏功能密切相关,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内经》还确立了以气血为生理基础的唯物论,《灵枢·平人绝谷》篇曰:“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此后,中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无不以阴阳五行等理论、学说来辨证论治,判断气血、脏腑的病理变化对形与神的影响。
2传统文化对中国人心理的影响
人的心理具有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精神疾病不仅是生物学上的异常表现,而且是其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社会文化的折射,患者的感知、行为、幻觉、妄想与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社会因素关系密切[1]。文化甚至是形成人心理的决定性条件,在相同的环境中受相同文化影响的社会成员有着某种共同的心理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哲学是文化传统之源泉和灵魂,其思想能最集中地表现出各民族文化特征。儒道释思想渗透进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成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中理解世界、处理社会矛盾的方式方法。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不仅给出了对人内心生活的理论说明,而且给出了提升精神境界的修养方式[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引下,中国人对挫折、逆境有着天然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但文化本身也可以成为应激源,导致各种心理障碍,譬如儒学中一些压抑、束缚人性及苛求完美的东西又是导致精神疾病的病因。本文仅讨论儒道佛对心理世界的积极影响。
3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神医学体系的两点影响
3.1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下的“心主神明”论中国哲学中的心有多重意义,或以心为思维器官,或指思想、性情、本性。而西方人所谓之心,与灵魂离为两物,只指肉体心之一种机能而言。西方人认为超肉体者只有灵魂,中国人所谓之心,则已包容西方人灵魂观念之一部分。中国人舍弃人的灵魂而直言心,便舍弃了人生之前世与来生,而就此现实世界,从人类心理之本原与终极的大同处来建立一切人生观与宇宙观[3]。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模拟社会政治礼制秩序建构了“心主神明”的特殊理论,《荀子》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这一观点被中医学吸纳并发展,如《灵枢·邪客》云:“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类经·藏象类》中说:“心为一身之主,禀虚灵而含造化,具一理而应万机,脏腑百骸,唯所是命,聪明智慧,莫不由是,故曰神明出焉”。
3.2中国哲学一元人生观对心身观的影响东方人认为心身不对立,对世界并无精神界与物质界之分。中国的人生观是“人心”本位的一元人生观。心虽为人身肉体之一机能,而其境界则可以超乎肉体。中医理论认为心与身是相互影响的,是统一的,从未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进行严格区分,自《黄帝内经》以降的中国古代医学,其生理上的五脏五志说、病理上的内伤七情说等都表现了心身一元观。这种相沿至今的中医学的心身理论,并没有经过二元的分裂,而是由对早期心身朴素同一的认识直接深化而来,因而也就不可能完成对心身混沌同一的彻底分化[4]。中国古代哲学及医学传统中始终贯穿着形神合一、形质神用的心身一元论思想,没有以二元论的思想把生理同心理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西方人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总体说是二元的,即认为在肉体生命之外另有一个灵魂生命,因此有所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分别。尽管古典二元论带有贬低肉体、抬高心灵的错误倾向,但却因为有了二元分立的思想基础,才有了对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明确的区别对待,于是西方渐渐产生了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医学,而中医对心理及精神疾病始终没有产生区别于脏腑病证的系统认识。
4儒道释—安抚心灵的良药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道、释学说中蕴藏着丰富的调节心身的方法。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根本任务,在《三松堂自序》中将其称之为“意义”哲学。儒家通过发挥个人主体性来正面应对心理冲突或困惑,用“命”来化解重大挫折和不利的人生境遇;道家采用退让、弃智守朴来处理遇到的困境;佛教则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面,以超脱轮回来解决人的困境和问题[5]。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中有句诗说得好:“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
4.1儒家的修身正心之道和谐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人保持心态平和、避免心理冲突的必要条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原则。儒家提倡的中庸是一种在严酷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要求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世界,使心理平衡、适中,做人不狂不狷,处事无过亦无不及,态度温而不厉,情绪乐而不,哀而不伤。儒家还赋予“心”以伦理和道德的色彩,孔子把心看作主体的道德修养,说:“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尽心知性”是儒家的重要修养方法。孟子的“存心、养性”、《大学》的“正心”、《中庸》的“慎独”以及宋明时期理学家们的“惩忿窒欲”等,无不强调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对情感的调节[6]。理学思想被宋以后医家用以讨论养生学,朱丹溪主张养生要正心、收心、养心。张介宾认为养生必寡欲保精,才能气盛神全。李认为“心静则万病息,心动则万病生,延年不老,心静而已”。这些养生法则往往与养德并论,可见中国古代医学中之伦理色调,正如《医源》所说:“如能清心寡欲,则情不妄发,致中致和,不但可却病延年,而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俟命亦在于此。”
4.2道家的修心养性之术道家崇尚幽居的田园生活,以求抛弃一切俗念和争执,超旷出世、知足保和等思想提供了在命运多舛的现实中自我调节的方法。林语堂说过:“道家学说给中国人心灵一条安全的退路”“,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心灵的止痛药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是道家的养生处世之道[7]。不争就要知足,庄子反对心为物役,《金丹大要》也提出寡欲的养心之术:“夫圣人之养心,莫善于寡欲。”道家追求心灵的安静、祥和,《庄子·天道》说过:“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道家哲学提倡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力图把情感从现实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超脱世俗之纠缠。《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道教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三十七·道林养性》中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摄,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志错昏乱”,均是对道家追求心灵宁静的践行。极私多欲会给人造成精神压力与躯体劳累,使人的精神高度紧张,甚者导致精神崩溃,而儒道思想倡导的清心寡欲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态,使内心不受外界干扰的精神疾病防范术。
4.3禅宗对尘世困惑的超越禅学是一门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人生艺术,它始终不渝追求完整的个性化人格,可以说是一门近乎心理分析和治疗的学问[8]。禅学是生命哲学、心灵超越法。精神病学者贝诺瓦说:“禅非宗教,而是一种为实践而成立的睿智,一种当代文明可用作范例,以摆脱焦虑而达到和谐平静生活的体系。”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的心理治疗作用主要有破我执,除妄念,破法执,空世界。我执即对我的执著,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本,痛苦之源。只有破除我执,人才能消除烦恼,达到解脱。佛教宣扬“三界唯心”,“一切皆空”。佛教认为,只有认识空性,达成空观,才不会产生种种贪爱执著情感,才能超越生死轮回,得到解脱[9]。禅宗亦重视心的修持,提出“平常心是道”和“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命题。佛家教人们面对大千世界,做到心净、心空、目空一切,从而得到心灵的平静。解脱与超越是禅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果报。佛教认为苦是人生的本质,人的生命过程就是苦,生存就是苦。因此,佛教的人生理想就在于断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痛苦,以求得解脱,即所谓成佛。尽管它是虚妄的,但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虚,构筑了对来世的企盼。《冷庐医话·卷一·慎疾》记载了一个以佛家“静”、“空”治愈心病的例子:“真空寺僧能治邝子元心疾,令独处一室,扫空万缘,静坐月余,诸病如失。……观此知保身却病之方,莫要于怡养性真,慎调饮食,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
5小结
中医学将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将“心”确立为精神活动的主体。受心身一元哲学观的影响,“心身合一”及“形神合一”论成为中医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烙印的“心”的概念在中医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中几乎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存观和疾病观。中医养生学即强调养心、养性、修身,在临床治疗上也体现了以心治身和身心兼治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中国本土传统心理学以其特有的内省方式来引导人的内心生活,促进人的心灵成长,提升人的心灵境界。心理治疗的目的是改变患者的认知和生活态度,而传统文化强调的内省即指出了个体内求超越的心灵发展道路及个体与世界相和谐的心理生活道路[10]。杨德森等创立的精神超脱心理治疗即以道家处世养生原则为指导思想,日本森田正马受中国禅宗文化理论影响,开创了“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治疗方法。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塑下的本土心理学在现代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中医精神医学虽然先天薄弱,但其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其与文化的相关性也值得人们去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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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需要患者一旦在医院挂号或入住病房后,即与医院形成了一种信托关系,医院方有责任和义务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以维护患者的健康、促进患者的康复。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医务人员受利益的驱使,医德素养有所下降,逐渐背离了“医者仁心”的初衷;加之先进的电子化的医疗设备和系统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医患交流变得程式化、简单化。医学伦理专家宁丽红等[2]认为以上因素容易导致医务人员人文精神缺失,从而影响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医疗活动中对患者实施有效的沟通、给予患者必要的情感支持和人文关爱是保证医疗质量的基础,对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医学教育中加强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对策
2.1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髓在医学教育中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道家、儒家、佛家、墨家思想中都有许多关于慈爱护生、天人相应的思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这些朴素的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哲理;我国传统医学中“医乃仁术”、“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仁爱救人”、“济世活人”的思想处处闪现着充分尊重人是完整的、身心统一的个体等人文精神的光辉。医学活动与人的生命、健康以及家庭的和睦、甚至社会的安定息息相关,医学生应对生命充满敬畏,在踏入医学院校大门的那一刻,就应该牢固树立“生命至上”的理念。医学院校要与时俱进,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医学教育的契合点,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进行创新性的发展、利用和升华,鼓励医学院校学生阅读中国的传统文化书籍,学习我国历代优秀医者大爱为怀的品德,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逐步树立医学生仁爱的思想,促进医学生良好人文素养的建立和提升。
2.2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肩发展的现代医学教育观医学科学专业知识和社会伦理人文知识是医学教育体系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医学专业知识旨在探索预防和治疗疾病技能的规律;人文知识专注于满足个体尊严、价值、发展、完善。医务工作者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具有生物学特征和社会学特征的人,医学教育需要培养出能服务于人、解除人类病痛、具有高度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人文关怀能力的医疗专业工作者,基于此,医学教育较之于其他高等教育应更注重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医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医学教育需要树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的教育理念,杜绝医学教育的功利化和医学人文教育被忽视、削弱的倾向,使医学生不仅具有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的能力,更具有体验、领悟和实践医学人文精神的能力,促进积极向上的、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生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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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39-01
在医学教育中,片面追求科技理性的发展,压抑了价值理性的发育,使得人类理性和人的发展日趋单一化,导致了医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人的发展应是全面的,既包括满足物质需要的科技理性的发展,也包括满足精神需求的价值理性的张扬。在医学教育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可以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好医生”的新标准,即“仁术”与“仁德”的统一。
一、在医学教育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对转变目前医学教育中人文精神的缺失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市场经济初期条件下医学领域道德滑坡局面
引入价值观的建设和反思,就是要求医学教育者从一开始参悟生命、了解人性、坚定医疗信仰和文化表达方式,分辨医学领域中金钱需求与人格操守,澄清医生的价值不会也不能完全体现于金钱的价值,从而全方位提高自身素质。在许多方面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中,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握住医学真实的灵魂和方向。
(二)学生作为人文精神培育的主体对象,必须首先调整好他们的定位
不仅把学生看作人文精神培育的对象,也要把他们看作人文精神建设的主人,真正把参与人文精神建设作为自己成才的必修课。美国纽约大学制定的人文课程,基本上采用的教学方式就是体验教育,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很值得我们借鉴。他们把学生确定的角色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且是教育者。作为受教育者,教师的言行举止中体现出的人文精神给予他们感染,充分体验教师在教学和医疗过程中人文品格的力量,让他们在无意识中接受人文思想的熏陶。作为教育者,就是通过自己在体验中得到的感受提升自己的人文品格,并用自己的行动感染周围的人,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人文精神培育循环体系,形成良好的人文精神氛围。
(三)病人的存在是医学教育之所以进行的最根本的原因
医学知识之所以有用,在于能解决威胁人类健康的难题,而知识转化为技术后怎样运用于患者,是人文精神得以体现的关键。医学院全体师生都应该承担起建设良好医学院人文环境的重担,在医疗实践中处理好与病人的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患者有选择医生医院的权利,医生在做出自己的决策、采取某项措施、决定实施某种手术时,一定要有病人的同意,或者可以推定病人以默认的方式认可。理想的医患关系是以诚信为基础,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默契,使医患关系成为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医生钻研业务,有过硬的技术,对病人负责,尽到自己最大努力为病人服务。
二、医学院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措施
在实际教学中,医学类学生不同程度的接受着人文教育,同时,我们也看到教师、学生的素质高低以及他们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文课程得以建设好和发挥有效作用的关键。为更好的促进医学院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医学院校中必须有一批德高望重的教师
这些教师既是具备科学精神的医学专家又是具备良好人文精神的医生。他们能利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新的东西,并在创造中不断认识自己,不断超越自己,超越人只占有和消费物质的层面,实现人性的精神性升华。只有这样的老师在教学中才能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征服学生和周围环境中的人。目前我国医学院校人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比较缺乏,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培养医生的医德
技术不等于文化,掌握技术的人不一定人文修养就高。提高教师对医学人文性的认识,可以增强职业道德教育的渗透力,使职业道德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职业道德教育离不开理想信念教育,但同样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浇灌。只有把思想教育的引导和文化情感激发潜移默化地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提高医生的人文修养,这是塑造优秀医生的有效途径。
(三)教师要不断学习人文科学知识
譬如文学、艺术、伦理、历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中文学可以弥补医生人生经历的不足,艺术可以激发医生的想象产生心境的和谐,心理抚慰和社会关怀不仅仅是珍重病人的生命,也是尊重病人的人格和尊严,哲学则为医生分析问题提供智慧和方法。
(四)医生在医疗实践中自觉养关怀的习惯
医生在诊疗活动中尊重患者的人格,使用得体的称谓,注重医患之间的顺畅沟通与交流,关心患者疾苦,并适时对患者进行心理安慰,帮助患者克服自卑、消除顾虑、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勇气,以及在医疗实践中遵循知情同意原则等,这些都体现了医生高尚的人文修养。只有这样的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才能既关心病人的生理疾病也关心病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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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代的情形有所不同。欧美国家在经过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轮番洗礼之后,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受到根本怀疑,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构,这恰好歪打正着给文艺创作帮了大忙,使之从历史真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获得空前的创作自由。而在我国,还基本保持原有格局:一部分以历史为幌子实际上高度“戏说”的文艺作品,因其荒诞不经,与史实相距甚远,不至被误读为历史文本,受到宽容而得以生存,如《封神榜》、《七侠五义》、《唐伯虎点秋香》、《戏说乾隆》等;而那些取材于历史而创作态度又比较严肃的文艺作品,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的历史剧、电影《武训传》、的《》,到眼下的《孔子》和《三国》,因其承载历史的传统职能尚未成功卸载,其虚构权也就始终没有获得。这似乎已成为我们这块东方国土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
虽说文学曾被历史借用为传播载体,从而形成文史不分的传统,但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区分过诗与史的界限:历史记载已发生的事,诗歌描述可能发生的事。[6]19世纪初,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将“literature”一词第一次界定为“想象的作品”,这是西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7]到20世纪中期,韦勒克、沃伦更进一步阐明:文学艺术“处理的都是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世界”,“小说中的陈述,即使是一本历史小说,或者一本巴尔扎克的似乎记录真事的小说,与历史书或社会学书所载的同一事实之间仍有重大差别。”“‘虚构性’(fictonality)、‘创造性’(invention)或‘想象性’(imagination)是文学的突出特征”,并一锤定音下了断语:“文学的核心性质——虚构性”。[8]可见,虚构作为文学存在的本质属性,是不论何种题材与形式的文学作品都拥有的权利,而对历史题材影视剧中存在虚构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批评指责,都是无视文学艺术本质属性、违背文学艺术规律的行为。
历史题材影视剧虚构权的被限制以至被剥夺,无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最直接的便是对文学艺术本体的戕害:作家写作的自由度没有了,文艺作品失去了创造性和想象力,而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文艺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四大古典名著有三部取材于历史,我们假定抽取其中的虚构成分,使其完全忠于史实,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一部对陈寿的《三国志》亦步亦趋的《三国演义》,还会有那么多人捧读吗?一部忠实于宋朝皇家正史的《水浒传》,还会有梁山好汉笑傲神州的英雄史诗吗?一部忠实记述玄奘西域取经历程的《西游记》,能塑造出千古一绝的孙悟空形象吗?结果只能是,名著魅力尽失,沦为毫无创造性的庸常之作。也许并非偶然,从近、现代文学史中,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部取材历史的文学作品可与这几部名著相比肩,这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被戴上越来越沉重的镣铐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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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
对照组41位实习生实施传统一般带教方法,实验组具体方法为由带教老师讲解关于神经内科的书本知识,并在课上传授临床经验以及临床示教操作为主。对照组41位实习生实施循证护理带教,实验组教学过程具体过程如下:
(1)成立循证指导小组,由经验丰富或者经过培训的护士长或者责任护师组成。首先,对41位实验组学生进行神内科常见疾病的课程指导教育,对神内科流行病理论知识指导,为学生耐心讲解常用的临床知识。让学生对神经患者的病史、临床特征、检查结果进行仔细分析,指出患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靠的解决方案。
(2)指导学生循证医学的基本知识,对循证医学资源数据库进行介绍、学习文献的评价方法以及指导学生分析循证医学的结论等。包括EBM研究效果如何,对患者的影响,结果正确与否,力求为EBM问题的提出提供科学依据,力求为每个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及时必要的改革。(3)针对患者情况结合临床知识对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最终决策。并且在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指导学生加强与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的沟通,对患者出现的情形进行全面分析,锻炼学生分析患者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的能力以及搜集信息的能力。全面培养见习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实验产生数据,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在检验水准α=0.05的情况下分析两种带教方式下两组学生的成绩,如果P<0.05,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种带教方案差异显著。
4.指标
对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临床疾病诊断能力进行评定。理论成绩采用笔试方式,满分为100分,临床疾病诊断能力的评分由循证指导小组进行,满分为100分。
二、结果
对两组学生的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采用EBM带教的实验组41位见习生,理论知识平均成绩为(95.42±8.14),相比之下,采用传统带教的对照组仅为(84.78±10.47);临床疾病诊断考核中,实验组的平均成绩为(94.48±7.97),对照组仅为(78.45±11.54)。不难发现,实验组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在理论知识和临床疾病诊断考核中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篇12
meng jun
【abstract】in the history classroom instruction must insist humanism the basic spirit, the class changes now the core value is to the humanism basic spirit development. opens many yuan teaching resources, in can have the life-long significance again through these resources raise to the student, the valuable thing, this is the objective real historical manner, the analysis comparison power of thought that profits from the introspection the self-awareness, comprehensive clear humanities concern. the history is remaining which the humanity moved in the past, along its natural “situation”,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 teaching “the scene”, let the student “experience personally” the study, student’s learning activity had “the practice” on the necessity the nature.
【key words】humanism spirit; course content humanities value pursue; scene; practice teaching
一部人类历史,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进化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从中领悟人类文明的创造力及蕴含的价值取向,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在汲取历史知识的同时进行人格的塑造和培养。
1 历史教学应该坚持人文主义精神的基本教学思想
1.1 当今的应试教育严重扼杀人性:当今的中学教学,唯分为高。分数是老师、学生的命根,分数影响学生升学,分数影响教学成绩,分数影响教育干部的升迁,总之,分数成了中学教学的唯一宗旨,其毒害之重,范围之广,让人触目惊心。应试教育严重扼杀人性。就历史课堂教学而言,可以用“四多四少”来概括。一是多见历史概念,少见历史细节。真是的历史细节才有可能展出鲜活的历史过程,鲜活的历史过程才有可能冲击学生的整个身心。二是多见历史事件,少见历史人物,要讲历史人物也只是“宿命”的符号。没有历史人物的“历史”,怎没可能“见贤而思奇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怎么能陶冶学生的“人性”呢?三是多见重复记忆,少见分析论证。在这样的课堂上,历史不再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立体的、螺旋的过程,只是一大堆单个的,支离破碎的“点”。现在的学生时代,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为考试比名次而活着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怎么可能有自由灿烂的快乐的生活?四是多见教师,少见学生。课堂上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讲到底,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听老师讲,至于教材的内容所内含的人文认识价值的东西,老师则大多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若某个学生因此而问询之,有些老师含批评学生不知轻重缓急,不知用与无用的区别。当然,这样的课堂教学不能怪老师,主要是我们时代的悲哀。
1.2 历史教学应该践行“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人文主义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以人,尤其是个人的兴趣,价值观和尊严作为出发点,将人的天性、快乐、幸福看的高于一切。
作为国家意志的我国本轮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发展学生的个性,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他最关键的几个词是“普及性,基础性,发展性,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生活课程”,这样的理念,无疑是非常充分、十分丰满,特别发展了人文主义基本精神于教育的体现和要求。
孔子认为,凡是人都“性相近,习相远”(《论语》)因此,他挑战“学在官府”。“学术官府”的历史传统,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举办私学。在他的三千弟子中,今有据可查的绝大部分是出身“贫且贱”看。从“招生”的角度,说明孔子践行着不分贵贱贫富,人人都可以受教育的人文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他能因材施教,同样的疑问或要求,对于不同的学生孔子的回答不同。
的教育思想,也是根植于“精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力是“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包括他们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每个人都无可争辩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要全面发展,必须体力与脑力协调发展,我们的教育应该使人的才能与品质都得到发展,就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这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后来被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发展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依存、制约的全面、和谐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生获取知识是借助已有知识实现的,获取知识要有学生自己的积极思考。要使学生在教学中富于积极性,教师就要把课上得生动有趣,就要尊重学生的自尊心,荣誉感,对于那些知识无动于衷的学生,老师要认真的、谨慎的研究具体情况,做到因材施教等等。
尊重学生的人格,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这些“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在教育中的基本要求,理应成为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篇13
——One of the Arguments on the Cultural Spirit and Its Modern Value of I Ching Learning
Abstract: The thinking mode by adopting symbols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s. Taking its shape in I Ching, this thinking mode depends on symbols of matter in the course of thinking, takes imagination as a medium, to deduce an abstract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In essence, characteristic of obscurity and mutually complementing with the whole thinking mode, the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a kind of logic to deduce a conclusion by forced analogy. Cor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abstract thinking, thinking in images, thinking by insights, thinking by symbols exerts an indispensable function in the real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so on. Thinking mode by symbols is the extremely valu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spirit of I Ching Learning in modern thinking modes.
Key words: I Ching; adopting symbols; thinking mode; deduction by forced analogy
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对此,笔者讨论如下:
取象思维方式本文界定为: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直接推论的逻辑方法。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易经》。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符号,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树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
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此表现出宇宙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井》卦写井谷射鲋。《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龙”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
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 ,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二
取象思维方式不同于抽象思维方式。因为抽象思维方式是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
金属能导电,
铜是金属;
所以,铜能导电。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想象力和悟性。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金隐铭鲁迅小说全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383)鲁迅先生点明了《阿Q正传》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也有明显的区别。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阿基米德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教师等职业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取象思维方式与象征之间的关系比较特殊。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药》,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杨朔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革命者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作品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共识。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我们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三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哲学、天文学、农学、医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又如李商隐《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场合,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4)烧香找不到庙门。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