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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加强内务管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是认真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在认真搞好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操作技能培训基础上,对民警进行执法资格认证考试,实行持证上岗,以增强违法处理民警的责任感。二是提高窗口服务水平。按照“便民、利民”和“微笑、高效”的工作要求,着力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增加了窗口服务的协警员,确立了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一站式”服务工作站,方便了群众,提高了效率。通过法制理念教育、规范执法行为和服务意识得到了增强,服务措施不断完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好评,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中,对不规范的执法行为认真进行盘查、整改和建章立制。
1、牢固树立依法管理交通、依法行政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交通管理执法活动中,多年来,交警在道路执勤中,少数民警我行我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纠正和处罚道路交通违法,对人不对事、感情用事的情况时有出现。比如,同样的交通违法,当事人经济条件也相当,处理结果不一样。暂扣车辆、证照不开凭证,扣留的证照私自保管,导至当事人东奔西跑,找不到地方处理。
2、打牢执法为民的思想。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交警究竟是在为谁执法?这个问题有的交警至今还在含糊不清,以至他们在道路执勤、执法工作中抓不做重点,主次不分,方法不但,和老百姓、和交通参与者纠缠不休,费了不少口舌,牺牲了大量时间,,又激化了矛盾。比如,一企业的一辆非营运小客车忘带行驶证,执勤民警的确又清楚该车有合法的行驶证,该车系市内短途行驶而确有急事,就不要逼着驾驶人非倒回去拿证来才给以处理不可。外地车辆走错了路或停错了车。又如,一辆核载五座的小客车超座1人,核算起来是超过20,但是这种情况仍然按客运车超员20的规定处罚显然就不够公平了,要举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通过认真学习,使我们公安交警进一步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处处多为民着想,多为民服务。从而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更加明确执法的目的,把管理的重心放在消除重、特大事故隐患上,对营运性客车严重超员、对低速载货汽车(农用车)货厢载客,对无证开车、“黑车”非驾、弯道超速、超车等等这些事关千家万户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坚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上限处罚,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事关千千万万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3、在道路交通管理执法活动中,能够把公平与正义准确的付诸于实践,从而减少交通参与者、交通违法者对执法交警的一些误解和不满。比如,有两个驾车人出现相同的一起交通违法行为,被执勤交警查获,按法律规定应处200元罚款,但张三是企业老板,经济条件很好,200元钱对他来说毫无半点影响,而李四是下岗工人,每月仅靠400元基本生活费维持家庭生活,李四拿出的200元和张三拿出的200元钱显然价值悬殊就太大,所以对张三处罚200元、对李四处罚50元都属于执法上的公平和正义,不能视为法律上的不平等。过去在道路执勤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不理解的群众弄得交警很难处理。
4、增强交警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过去,交警在强化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考虑单一的保畅通、保安全多,对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些特殊情况、企业发展的艰难以及加快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思考得少,对道路交通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方向不够明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交警工作的最终点和落角点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5、进一步增强民警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培养民警养成不拈轻怕重、不损人利已、遇到困难和矛盾不回避,遇事不推诿、勤奋好学的好作风,进一步规范民警的言行举止,保障民警文明执法、礼貌纠章、热情服务、助人为乐、吃苦耐劳一以贯之,尽心尽职完成好各个时期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总之,坚持社 会主义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是我们公安机关每一个民警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从“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深入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全面深化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实际工作中自觉认真贯彻执行,并在执行中边学边用,边领会边整改,为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职能,提高执法水平,推进我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行政、更好地规范执法行为。真正把促进执法公正作为执法活动的基本准则,做到严格执法、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
篇2
法国既是文化遗产大国,也是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它有着完善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它的许多经验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均产生过重要影响。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就起源于法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战争的阴影并走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是生态的破坏、环境的污染。除此之外,人们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以及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舒m、便捷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逐渐遗忘甚至遗弃了优秀传统文化。而在新时代,传统博物馆的弊病逐渐显现,例如运行机制僵化、与时代特征不符、脱离大众生活等。这一系列原因促使了生态博物馆这一新理念和新思维的出现。在法国,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意识与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一种将民族传统文化与其所在的自然生态资源进行统一保护的新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兴起。1971年,法国人弗朗索瓦・于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提出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他们在向法国环境部介绍博物馆发展新方向时首次提出此概念,表达了人、文化、自然环境必须紧密结合的新思维。他们认为博物馆应改变传统的展示方式,由集中走向分散,由都市走向民间,并提出了“博物馆去中心化”的概念。可以说,生态博物馆是在后工业化社会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回归自然呼声的高涨而出现的。
1981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生态博物馆的官方定义:“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文化机构,这个机构以一种永久的,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伴随着人们的参与,保证研究、保护和陈列的功能,强调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整体,以展示其有代表性的某个领域及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各国在引进生态博物馆理念时,都会与自己国家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
其实,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发展至今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生态博物馆最初的出现可能是为了保护工业革命时期的文化遗产并加以利用,以求人、文化和生态的统一。但是,现在的生态博物馆各加类型多样。例如,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自然生态博物馆,博物馆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将馆内分为热带雨林、极地、加拿大落叶林、圣罗伦斯河等四个自然生态区,每一展示区的气候都是模拟实际的气候,并且馆内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群、海洋馆,是集休闲、旅游、观光和教育意义于一体的生态博物馆。这种自然生态博物馆不但丰富了博物馆的展示形态,也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总的来说,我认为对生态博物馆概念的界定应该是从其本质意义上出发,简单来说就是求得人文和生态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唯一确定的一点是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强调的是保护文化遗址的原真性与完整性。
二、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化
生态博物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当代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开始兴起的。从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杂志比较集中地介绍了一批与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有关的论文和资料。之后,这一新的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把国际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引入实践。1995年初,在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海先生的倡议和推动下,贵州省文化厅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开始在贵州省建立生态博物馆的前期工作,最后决定把一支以长牛角头饰为象征的苗族分布区――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嘎苗族彝族回族乡确定为“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建立地。1997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与挪威开发合作署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启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建设计划并于1998年10月31日正式开馆,并对外开放。这也是亚洲第一座生态博物馆。随后我国又陆续建立了堂安侗寨生态博物馆、锦屏隆里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生态博物馆等。迄今为止我国已先后在贵州、广西、内蒙古等地建成生态博物馆。随着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丰富,我国生态博物馆逐渐多样化。例如,浙江省的安吉生态博物馆包括“十二专题馆”和多个“村落文化展示馆”,涉及范围广,对覆盖范围内的农村文化展示更是全面,这也是我国生态博物馆在东部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的探索。此外,福州三坊七巷博物馆在2011年也成为我国第一家社区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民清建筑特色、近代中国名人、闽都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世人全方位展示中国近代史。
生态博物馆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使得许多人很容易混淆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事实上,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存在着一定的不同。首先是二者的产生背景不同。生态博物馆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为了展示和保存其引起为傲的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而民族文化生态村产生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发展当地落后的经济而建。其次,二者性质不完全相同。生态博物馆虽然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但是仍属于博物馆的范畴,而民族文化生态村虽然会把博物馆作为建设重点,但却不是整体博物馆的规划,更多的是致力于民族文化保护和新型农村建设。此外,二者的功能也不同。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必须遵循博物馆的运作范式,必须把建筑、藏品、研究、展示、教育等作为其必不可少的功能,而民族文化生态村可以因地制宜,对文化遗产可以进行利用、保护和创造。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保护其文化多样性,纷纷建立了生态博物馆和民族文化村,对于二者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学者们看法不一。陈淑b认为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在中国的实践,可谓是同一语境下的各自表述,其核心理念、保护原则及目标都是相同的。尹绍亭等以贵州、广西的生态博物馆和云南的民族文化村为例,讨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点,认为二者在背景、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倡导者、性质、功能要素和建设方式上存在着差异。
事实上,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中国后,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我认为,在我国,首先建立的生态博物馆大多在偏远、落后、交通不发达地区,再加上地区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和建筑特征,大兴土木建设西方理论意义上的那种生态博物馆并不能很好地保证当地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存,所以,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大多是依附当地的人文和建筑,尽可能保证原生态样貌而建立的,这就使得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更多的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区域化展示和保护。再加上博物馆管理经费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要、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就不得不与生态旅游相结合,这就使得我国一部分生态博物馆最后逐渐变成了民族文化生态村。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等原因,一些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博物馆也开始显现,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例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我国正积极寻求一种发达地区的生态博物馆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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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森.生态博物馆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应用研究[J].科技信息,2012(18):216-217.
[3]海.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述略及中国的实践[J].中国博物馆,2001(02):6-7.
[4]甘代军,李银兵.生态博物馆中国化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09(03):42-43.
[5]尹绍亭,乌尼尔.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05):32-34.
篇3
一
法国乡村共同体是我们研究法国农村发展史时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现象。它是法国传统社会的构成细胞,具有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法国农村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法国史学界中,早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十分可观。如:阿尔贝•索布尔的《18、19世纪法国的乡村共同体》,安托万•福兰的专著《旧制度时期的村庄》、论文《法国的乡村共同体•定义与问题》及《19世纪法国乡村共同体合并之争议》,保罗•乌利亚克《中世纪法国南部的村庄共同体》,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法国北部的村庄共同体》,布里吉特•马亚尔的《十七八世纪居民共同体与达依税的征收》,罗杰•萨鲍尔特的《一个乡村共同体的教育与变化――家加蒂内省的马齐雷,1848-1914》等等。可以说,法国学者对法国乡村共同体的研究已经涉及到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起源、发展变化、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等。反观国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专门对此进行论述的论文寥寥无几。除了熊芳芳的《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与村民自治》专门对法国乡村共同体及村民自治进行了深入探究外,其他的只是在文章专著中涉及,如:许平在《法国农村社会转型研究,19-20世纪》(专著)、《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论文)中,对现代化进程中法国乡村共同体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孙娴的《试论彻底与妥协――18世纪末法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剖析》,对大革命中法国乡村共同体公有地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为了加深对法国乡村共同体的认识和了解,以便更清楚地理解和把握法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进行梳理与分析,对近代法国乡村共同体走向瓦解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二
关于法国乡村共同体(Communauté rurale),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在其著作《法国乡村史》里描述到:“许多个人,或许多在同一块土地上耕作、在同一个村庄里建造房屋的家庭,在一起生活。通过经济的、感情的联系而形成的这些‘邻居’,组成了一个小社会:‘乡村共同体’。”①从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组织形式,每个共同体都形成一个封闭的、以自给自足的以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了法国整个农业社会的基础。那么,它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由于资料的缺乏,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法国农民在共同生产、共同承担义务的过程中产生,并在战后重建以及与领主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18世纪前,在反抗领主的压迫、大资产阶级的侵蚀以及沉重的封建义务的斗争中,法国农村共同体还显示出一个永恒的未来,但后来为什么会消失呢?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经济基础的破坏与丧失,是乡村共同体瓦解的主要原因
法国乡村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由集体财产、集体权利及相应的集体约束构成。②其中,集体财产主要指村民们共同拥有的公有地,如:牧场、草地、森林、沼泽、荒地及池塘等。另外,1/3甚至1/2的休耕地、已经收割后的田地和第一次割草后的草地也被纳入公有地的范围。公有地是集体权利以及相应集体约束的基础。而共同体成员在公有地上享有的放牧权、拾穗权和采茬权等则构成了共同体的集体权利。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共同体成员还必须遵守共同体对居民群体私有财产的集体约束,如禁止圈地、强制轮作、粮食或葡萄的播种与收获时间、公共牧场条例等,以实现对共同体内部生产生活的统一管理。
对于经济基础和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法国早期研究古代村庄的历史学家阿尔伯特•巴博在其著作《旧制度下的村庄(1879)》中指出“共同体的集体财产和集体权利的保留以及所获收益的分配是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理由和基础。”③而它的破坏和丧失,也预示着共同体的衰落和终结。
那么,共同体的经济基础是怎么一步一步削弱并走向丧失的呢? 从中世纪时期开始,领主和臣民对公有地的争斗就从未停止过。按照习惯法,领主对公有地具有最高的实际权利,如:约1070年在鲁西永实行的巴塞罗那习惯法就写道:“公共道路、河流、泉水、草地、牧场、森林、灌木丛、岩石……属于领主,但他们不能将这些作为自由地”。④而实际情况却是,领主们通过大规模的开垦来扩大自己的领地,这使得共同体失去了对公有地的使用权,共同体的集体财产受到威胁。
到16世纪,当领主以全部的热情投入领地的开发事业时,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也向公有地伸出贪婪的双手。13-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部分从事商品生产和销售的农民、资产者开始富裕起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资金用于继续投资,而是购买土地。当时出现的价格革命和战乱无疑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5世纪末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致使领主制衰落,领主对共同体的控制减弱。而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则使共同体负债累累,为了摆脱这些负担,保证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共同体出现了全部或者部分出售公有地的愿望,这项举措获得了领主的支持。因此,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大肆购买土地,其中有很大部分就是公有地。1747年,奥弗涅地区克劳巴的人就抱怨道:“村中的居民热罗•萨拉-帕泰贡,由于是富人,是村中的头面人物,……就扩大其私人的权力,甚至把属于村庄共同体的大部分土地圈围起来……。”⑤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段时间内,相对法国农村广袤的公有地来说,领主、资产阶级以及富农对公有地的蚕食是有限的。对共同体公有地的破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它废除了封建权利和什一税,取消了贵族的免税特权,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但是,它在使封建生产关系分崩离析的同时,也致使共同体因公有土地减少和集体权利削弱而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从而最终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
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来实现的。1792年8月14日,吉伦特派促使立法议会通过法令,规定除林地外所有的公有地都必须强制分割。1793年6月,雅各宾派又通过一个法令,规定共同体内的公有地按人口平均分配,至于是否分配,由25岁以上的公社成员表决,有2/3的人投票赞成即可分配。这些法令因受到贫农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没有完全的贯彻执行,1795年议会颁布法令暂停分配公有地,1803年执政府时期,终止了对公有地的分配,但承认已经分配或者出售了的公有地。“到1815年,法国整个面积仅有约1/10归共同体所有,主要是林地和山上牧场,集中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孚日和汝拉的林地和高原草场上,北部和西部的公有地几乎绝迹。”⑥公有地的破坏,必然导致相关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约束削弱。
另外,大革命在解放封建束缚的生产力的同时,还激起了个体经济自由的浪潮。1789年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公民对财产的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包括:圈地自由、耕种自由和限制集体权力,同时还给予乡村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由。⑦1791年9月,制宪议会通过法令,再次强调土地所有者都可按其意愿自由耕种土地,这实际上是对共同体集体权利和集体约束的一种否认,⑧加速了共同体的瓦解。
(二)共同体自治权的衰落,是加速其瓦解的重要原因
自治权是维持乡村共同体内部稳定,并有序运行的主要因素,它主要通过村民会议以及一整套完整的习惯法来实现。
村民会议是共同体的最高决议机构,由于教区和共同体在地域以及利益上经常混杂在一起,因此,村民会议又叫“教区会议”或者“堂区会议”,是共同体居民政治生活的中心,负责商量和处理共同体的一切公共事务,如:出售、购买、交换或者出租共同体的财产;修理教堂、公共设施、道路和桥梁;选举共同体的代表、学校校长、神甫、征税员、陪审员等,有时候还要确定收获的时间以及日工的工资。村民会议在不同地区召开的频率并不相同,一般都在星期天或者节假日的弥撒结束后举行,而平时的日常管理就由村民会议选举出来的“村官”负责,村官代表共同体的利益。
习惯法则是共同体以及村官进行民主自治的依据,是共同体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内容涉及各个方面,不仅包括行政法令,还包括宗教法令、司法法令,主要用来约束共同体居民的行为,解决成员之间的争端,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村民会议和习惯法对乡村共同体群体意识的形成、延续和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⑨,有利于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但是,从近代早期开始,共同体的自治权开始缩小。⑩究其原因,主要可以从内外两条主线进行分析:
1.共同体经济基础的削弱是造成自治权缩小的内因
在上一节中,笔者已经对共同体经济基础的不断削弱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里就不再赘述。经济基础的削弱,尤其体公有地的不断丧失,对共同体自治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使习惯法遭到破坏,共同体失去了进行管理的依据;另一方面使村民出席村民会议、商议公共事务的热情降低。这一点可以从会议出席率的降低得到反映。虽然村民会议对出席的人数有最低的要求,如与王室直接税有关的会议,要求一半以上的纳税人出席;与共同体债务有关的会议,要求2/3以上的家长出席;如果讨论永久性转让公有财产,或分摊领主捐税、劳役等,则要求全体居民出席。但随着集体财产及集体权益的减少,会议的出席率远远达不到规定。如:法国东部博若莱的贝尔维尔堂区在1695年共有398户居民,但是在同年举行的8次会议中只有67户居民出席。B11安托万•福兰在其《旧制度时期的村庄》中指出:“村民会议的出席率从16世纪到18世纪不断下降,到18世纪,高缺席率已经成为常态。”B12
2.王权的渗透从外部分化了共同体的自治权
中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国家,奉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而领主制与王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中世纪早期,领主制几乎统治着整个乡村,领主们无限制地滥用手中极度膨胀的权力,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对农村的控制,这严重威胁到国王的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君主政府怎么会放弃对地方社会集团的依靠呢?
为了加强王权,君主政府开始通过乡村共同体向农村进行力量渗透,以求加强对农村事务的控制和管理,以维护自己的统治。1630年,路易十三在部分省份设立检察官,由其负责地方事务的管理。到1661年时,监察官全面接管地方的行政、财政和司法事务,这“剥夺了乡村共同体几乎所有的行动自由”,B13尤其是自治管理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检察官对村民会议的掌控。从17世纪开始,村民会议的召开要得到检察官的授权,出席的人数由其决定,做出的相关决议也要由检察官进行审批。到18世纪中叶,大部分地区的村民会议由监察官主持,至此,乡村共同体被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为了便于政令的统一,政府于1787年6月颁布法令,要求在全国各个省区建立“市政会议”,由领主、本堂神甫、陪审员以及根据共同体大小选出的3、6或9名成员共同构成,同时规定纳税额在10利弗尔以上的居民才能与会。这标志着村民会议从全体共同体居民均享有参与权和决议权的“直接民主”转变为“具有寡头统治和纳税选举性质的代表制”,共同体正式成为国家行政单位;(2)对村官的控制。在政府加强对村民会议控制的同时,村官也未能幸免。到18世纪,监察官取得了村官的任免权,村官要么由村民会议选出,监察官授权;要么直接由监察官直接任命。这样,村官不再代表共同体的利益,而日益成为国家的统治工具。
共同体的自治权在内部经济基础的削弱,外部王权的干涉下逐渐丧失,共同体的命运不再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中,而只能听从国王的人、资产阶级等的控制,因而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
(三)共同精神文化的淡化也是促进共同体瓦解的重要因素
法国乡村共同体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地域基础之上的社会集团,共同体居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需要与外界有过多的交往,这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十分狭窄,“农民与外界联系的正常地域范围是25公里,即行一天可往返的路程”B14。可见,居民之间以及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因而,在共同体居民的思想中有着强烈的血缘观念、地域观念和集体认同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传统习惯甚至语言,正如19世纪前期流行于法国西南部的一首民歌所唱的:“每块土地有自己的冲突,每个乡村有自己的风貌,每个村庄有自己的方言,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音,每座房屋有自己的规模”。B15这种共同的精神文化使每个共同体自成一体,加强了对其居民的凝聚力,维持着共同体的稳定。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共同体内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首先,交通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界限,改变了法国乡村闭塞的状态。从19世纪开始,法国政府开始大力投资全国交通网的构建。1824年议会通过了建立以巴黎为中心,连接各省的铁路网的议案。这个议案开启了铁路修建的先河,自此,法国铁路迅速向全国各地延伸,并把触角深入偏僻封闭的乡村。公路的修建也在完善,尤其是乡村公路的建设。1836年通过的法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负责地方公路的修建,乡村公路的修建迅速在全国各地兴起。交通的发展把各个地区联系成一个整体,为村民走出村子,走进世界提供了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法国的工业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催生了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劳动组织形式――工厂制,这种现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共同体的瓦解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农民涌入工业。B16从19世纪 50年代开始,法国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迁往城市。1852-1882年农业雇工减少130万人,其中有100万人离开农业,B17从土地和农村中解放出来,投身于城市工业的建设浪潮之中。这打破了乡村共同体人口生态平衡,使其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随着与外部经济和社会联系的加强,共同体的精神文化,包括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道德规范和语言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方文化和习俗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乡村共同体的精神文化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地域观念也随之淡薄。
三
法国乡村共同体在一个世纪的坚持与抗争之后,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退出历史舞台。B18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经济上,集体财产、集体权利以及相应集体约束的破坏和丧失,使共同体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政治上,自治权的分化瓦解使共同体失去了维持其稳定及正常运转的手段;文化上,共同体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文化传统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对居民成员的凝聚力。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共同体作为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甚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而,它必然被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然,法国的农民在面对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生活的共同体走向衰落时,并没有无动于衷,他们――尤其是贫苦的农民――纷纷拿起手中的武器,为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力――耕地、土地、森林、牧场的使用权等――而斗争,当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的力量越小时,他们的反抗就越激烈,如: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这虽然为共同体赢得了一丝生气,但这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终不能改变其瓦解的命运。试问,谁又能与历史潮流相抗争呢?
注释:
①④⑤马克•布洛赫.法国乡村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89-190;205;208-209.
②Eugène Petrow.《18世纪乡村共同体及其地位》,《法国大革命历史年刊》,1938.
③阿尔伯特•巴博,《旧制度下的乡村》。
⑥J.H.克拉潘,《法国与德国的经济发展1815-1914》。
⑦⑨B16索布尔.18-19世纪的法国乡村共同体[J].思想,1957,(3).
⑧B14B17许平.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J].北京大学学报,1994,(4).
⑩关于法国自治权的衰落,可以参考熊芳芳的《近代早期法国的乡村共同体和村民自治》,世界历史,2010年1月。
B11让•皮埃尔•居东:《旧制度时期法国的乡村社会生活》,第78页。
篇4
一、跨文化企业的企业文化特性
(1)价值观多样性。跨文化企业员工一般都具有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复杂的信念结构,尤其是跨文化企业成立之初这种特点尤其明显。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员工各自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由此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表现。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而且也使得统一的新的企业文化的建立困难重重。
(2)经营方式与经营思想的冲突性。跨文化企业的管理员工因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各自的民族文化习惯,这就使得同一个跨文化企业内有些行为规范与习惯是互补的,而有些则是相互冲突的,甚至有些管理员工对待员工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民族中心主义或某种非理性反应,从而引起纠纷和冲突,造成管理不力。
(3)经营环境的复杂性。跨文化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企业文化模式下企业员工,在管理目标的期望上、经营观念上、管理协调的原则上、管理员工的管理风格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无形中就会导致企业管理的混乱和冲突,使决策活动更加困难。
(4)文化交融性。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只有逐步被人们相互理解和认识,进而产生关心、同情和认同心理,然后才能逐渐取得共识,并建立起共同的全新的企业文化。跨文化企业内部要建立自己特有的企业文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以下过程:文化接触——文化选择——文化冲突——文化沟通——文化认同——形成全新的企业文化。
二、跨文化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的具体表现
1.民族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企业中,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员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误解与冲突,为了解决民族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许多学者已经研究了这项课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荷兰科学家霍夫施泰德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概括了与工作相关的文化价值观的5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权利距离、不确定性回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长期取向[2][3]。
(1)权利距离。指在社会或组织中缺乏权利的员工对不公平的权力分配所接受的程度,在强调公平与平等的社会中,其社会与组织员工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小,如美国、英国、日本等;而在强调等级的社会里,其社会与组织员工之间的权利距离较大,如法国等。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联系是不稳定的,人们只关心自己及自己的家人,如在美国、英国、法国等;集体主义则是一种相反的社会价值取向,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被整合到具有强烈凝聚力的小群体中,并通过交换对小群体的忠诚获得保护,如在中国、日本等。
(3)不确定性回避。指在一种文化中的员工对不确定性或不了解的情景感觉到威胁的程度。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的国家中,如在德国、法国、中国,人们强烈地信任专家意见与知识,组织程序化规则与规范非常严格且必须遵守,在决策过程中,将风险降至最低点。在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低的国家中,如在美国,人们喜欢冒风险,组织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鼓励变革与创新。
(4)男性化与女性化。男性化是指在社会中性别角色具有明确的差异性,男性被认为应当果断、顽强,关注事业成功,而女性则被认为是应当端庄、温顺,考虑生活质量,如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偏男性化。女性化是指在社会中性别角色是重叠的,男性与女性都被认为要谦虚、温顺与关心生活质量,如在法国偏女性化。
(5)长期取向,即儒家动力论。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施泰德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迈克尔·邦德共同合作,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开发出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测量表”,对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他们在总结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动力论作为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的第5个方面,儒家动力论也称“长期取向”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追求的是未来的长期目标,儒家动力论指标高的国家的特征是坚韧、克己、执著、节俭、安全、和谐。
2.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企业文化差异与冲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显性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企业中最常见和公开化的文化冲突,是显性文化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来自行为者双方的象征符号系统之间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表达方式所含的意义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显性文化的冲突即文化差异在语言行为上的表现。文化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就成为语言上的差异。文化决定人的思维方式,从而决定语言的表达方式。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1)领导职权方面。西方人受“自由平等”的思想影响,在语言行为上表现为直率、坦诚。外方企业领导者善于对下级授权,任何一个级别的部门领导,都可以在本部门的范围之内拥有决策权。而中方企业领导者讲究权利“集中制”原则,各个级别间等级制度森严,下属较多的依附于上级领导,几乎很少提出有悖于上级领导的建议。2)沟通与协调方面。外方领导在与下属的谈话中会很直接地指出对方的错误并坦率提出批评,这对于讲究“面子”的中国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有时甚至会直接导致冲突的发生;而中方领导会很顾及下属的面子,批评也多采取含蓄婉转的方式进行,而下属对上级的批评也往往会心领神会,积极改进,从而双方在不伤害彼此面子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好。3)人际关系的差异。中方员工大都注重与同事和上司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在处理很多管理问题时,大家“讲关系”、“重面子”。有时,为了照顾关系,甚至不惜牺牲企业的利益,这与外方管理者,尤其是外方管理者“对事不对人”的管理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体现了中方管理者和外方管理者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上的差异[4]。
(2)价值观的冲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评价,是人们信仰、价值、心态系统中可以评价的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工作目标、人际关系、财富、时间、风险等的观念会不尽相同。
荷兰跨文化管理专家斯特罗姆佩纳斯将价值观分为通用——特定价值观、个人——集体导向价值观、中立——情感价值观、具体——扩散价值观和成就——因袭价值观等5个维度,每一个维度代表一个方面的价值观[5]。中方员工重视特定价值、集体导向价值、中立价值、扩散价值和因袭价值等价值观;而外方员工则表现为通用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价值、具体型和成就取向等价值观。
(3)制度文化的冲突。制度文化体现于企业经营的外部宏观制度环境与内部组织制度之中。
来自发达国家的管理员工,例如外方员工,一般是在法律环境比较完善的环境中开展经营与管理,通常用法律条文作为行动依据;而中方员工,尤其是国有企业员工,习惯于按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指令行事,一切按上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条文、指令、文件办事和决策。
(4)经营思想与经营方式的冲突。在经营思想方面,外方多数企业注重互利、效率、市场应变的思想;而中方的企业缺乏这种思想,往往较少考虑对方的获利性。而在市场经济中,外方企业讲求“以销定产”,认为行业构成、产品品种结构是由市场导向决定的;中方企业的行业结构没有完全反映出市场的需求,而是在原有工业结构基础上把产品生产出来后再寻找市场,进行推销。
(5)人力资源方面的冲突。一是在企业员工的工资调整上,中方偏重于考虑企业员工的资历、经历和学历;而外方则认为,企业员工的工资和他们所从事的企业工作性质有关,所以,只有当企业员工的工作内容发生变化时,才会考虑工资的调整。二是在人才的选拔使用上。中方较注重德才兼备,重视人的政治素质、个人历史和人际关系;而外方则把员工的能力放在首要地位,量才而用[6]。
三、跨文化企业文化冲突的形成原因
(1)民族中心主义。跨文化企业的员工易按本民族文化的观念和标准去理解和衡量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包括言行举止、交际方式、社会习俗、管理方式及价值观等。如果跨文化企业的管理者一直以这种观念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他们的管理行为就容易遭到忌恨与反对,有时甚至会使他们无法正常管理企业。
(2)文化定型观念。主要表现在对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员工用同一种文化先入为主的印象来看待,忽视个性差异,缺乏沟通与交流。定型观念使得员工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阻碍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相处,从而造成了跨文化企业的文化冲突[7]。
(3)沟通误会。主要表现在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但是由于许多沟通障碍,如:人们对时间、空间、事物、友谊、风俗习惯、价值观等的不同认识,造成了沟通的难度,导致沟通误会,甚至演变成文化冲突。
(4)非理性反应。管理者对待文化冲突,感情用事,不能正确处理文化冲突问题,结果不断地引起员工非理性的报复,造成冲突与对立加剧。
四、文化冲突处理模式研究
冲突处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国人布莱克和莫顿在1946年提出的管理方格论,他们认为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可以从对生产效率的关心和对人的关心两个方面来衡量[8]。冲突问题的理论家们将管理方格的原理应用于分析和处理人际间的冲突。应用和发展这一理论的代表是托马斯,他划分出冲突处理的5种典型方式:1)竞争型策略;2)回避型策略;3)妥协型策略;4)合作型策略;5)体谅型策略[9]。后来学者们对管理方格提出了批评,认为其未能充分考虑人际冲突过程中的相互沟通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同意并采用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组织管理学者南希·爱德勒的观点来解决跨文化企业中的文化冲突。他的观点包括以下3种方案[10]:
一是凌越(Dominance)。指组织内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持另一种文化的员工的影响力则微乎其微。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时间内形成一种统一的组织文化,但其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压抑而极易使其员工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
二是妥协(Compromise)。指两种文化的折衷与妥协。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相似的文化间,指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做到,以实现企业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不大时,才适应采用此法。
三是融合(Synergy)。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融合的、全新的组织文化。这种方案认识到构成组织的两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异同点,不是忽视和压制这些文化差异。它与妥协的不同在于对待这些差异的态度不同,并能够把不同点统一地纳入组织文化内。
五、解决跨文化企业文化冲突的对策
一是识别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发展文化认同。按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11]。正式规范差异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员工之间在有关企业经营活动方面的价值观念上的差异,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解决。非正式规范差异是指在企业运作中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来克服。技术规范差异主要指各种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它可以通过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可见,上述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冲突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因此,只有识别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二是进行跨文化培训,培养跨文化意识是解决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1)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2)文化的敏感性、适应性的培训;3)语言培训;4)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4]。
三是在企业内部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通过文化差异的识别和敏感性训练等,提高公司员工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的需求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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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永安,高逸琼.跨国企业的跨文化冲突[J].国际经贸,2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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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omas K W. Conflic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A].In Dunnette M D ,Hough L M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C].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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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代尔对文明的研究非常及时和重要,因为在1993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即在不同文明之间,尤其是西方的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军事主义和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权力转移的平衡。亨廷顿相信,“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欧洲在竭力应对自己的欧债危机时,全世界球迷都在高清电视机前看欧洲杯决赛直播,为西班牙和意大利加油。今天,科技已超越了文化和文明,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分歧却深藏于表面之下。
对东西方在哪些地方存在差异的讨论一直富有争议,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正开始追问西方是否正在衰落。我最近参加的各种金融危机后果分析会给了我答案:虽然是逐渐发生,但我们仍可感受到对当今主流西方经济学整体思想基础的重新评价。致使经济学者、监管者和决策者没能预测和管理当前危机的整个分析框架的错误到底在哪儿?
当前的分析框架起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笛卡尔,他开创了通过局部研究可完全理解整体行为的现代科学思想。这一思想导致了科学学科的专业分工,集中于理性、归纳性和线性分析,将大部分问题分解为易于管理的部分,以发现其中具有预测能力的统计关系。
与之相反,东方思想一直是整体、多样、中庸和复杂的。印度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2005年《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中阐述道,“印度多种信念与观点的盛行,绝大部分来源于对非正统见解的包容和对话,无论是显性或隐性的。”无所不在的非正统见解是印度思想精华。
已故剑桥汉学家、生物学家李约瑟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和文明的学者中最为著名的专家,他认为中国思想的关键词是在一个庞大“有机体”中的“秩序与格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中国的实践家们都立足于整体系统的语境进行思考,这一系统由“阴”(负)和“阳”(正)二元力量推动,二者在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相互作用。
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家、系统思想家和生态学家卡普拉(Fritjof Capra)指出的:“分析是指将事物拆开以便于理解它;系统思想则是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整体背景下。”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人类的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但群体行为显然会与个人行为有很大不同,甚至往往背道而驰。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加总。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正是如此。
系统思想的问题在于,多维、复杂和非线性的预测要困难得多。这可能正是为什么东方思想一直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和不科学的。幸运的是,超高速计算机、复杂非线性代数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挖掘人类行为的“大数据”(Big Data),因此今天的我们可以通过图像观察市场结构和变化过程,如金融市场中呈现出某种形态的大规模交易,有些有序,有些混乱,反映出市场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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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会议讨论的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知识社会与教育发展、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知识社会与终身学习、知识社会与远程教育、知识社会与社区教育、知识社会与人力资源开发等。阳春三月,美丽的瘦西湖畔,来自海峡两岸的近百位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工作者聚济一堂,听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于云秀教授(知识经济与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台湾成人教育学会顾问郭为藩教授《网络大学体制化的商榷》、台湾成人教育学会会长黄富顺教授(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吴康宁教授(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等专题报告,并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和讨论、对知识社会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等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wwW.133229.COm
一、知识社会的特点及其挑战
黄富顺教授在其主题报告《知识社会与成人教育》中详细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特征、他指出,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强调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其特征是:(1)知识生产的速度前所未有,崭新的知识充斥整个社会,形成知识的爆炸;(2)知识的寿命快速缩短,知识老化日益加速;(3)知识的传输迅速,取得容易,储存方便:(4)知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5)知识型劳动者主导生产,他们不断开发脑力,激发创意,更新产品,提高品质,提升竞争力。
江苏成人教育协会会长、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陈乃林在《知识社会与成人学习》的专题论文中对知识社会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知识社会是坚持以人为本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知识社会是以知识管理为纽带的社会:知识社会也是学习社会。
于云秀教授在专题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智力为支撑的经济。知识社会的到来.也就是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它意味着学习意识的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的社会化.意味着终身教育体系的真正确立、意味着教育的社会化、民主化、国际化和个别化。这些无疑对传统的成人教育观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成人教育的适应与成人学习的转型
成人教育如何适应知识社会以及知识社会成员的学习要求,是本次研讨会的丰要论题之一、黄富顺教授认为,知识社会成人教育的重点工作和策略是:(约倡导成人继续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2)推动成人自学的运动。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唤起民众参与学习,激发成人自觉、主动地学习。(3)加强成人的在职进修与训练.增强他们获得、积累与转化知识的能力,进而激发其创造知识。(4)普遍提升成人的素养。(5)鼓励成人学会学习。(6)扩展网络学习。
江苏省成人教育协会副会长胡凤英明确提出了知识社会呼唤成人教育结构性改革的命题。她从办学体制的社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社会性、灵活性.教育功能的多样化、服务性。教育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人才培训的本土化、国际化等方面阐明了成人教育结构性变革的主要任务。
江苏省成人教育研究室陈东瑜副研究员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阐发了我国为迎接知识社会到来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思路:一是按照学习化社会的要求努力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坚持“两基”重中之重和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努力为知识社会构建扎实的人才资源基础:三是充分发挥成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四是教会成人学会学习,努力提高数字化学习能力。
不少专家关注到社区教育在知识社会成人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南京市玄武区社区教育委员会张利民的交流发言通过玄武区创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积极整合社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做到横向联合。纵向沟通。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有、共享的实践.介绍了建设学习型社区的做法:(1)廓清思路,加强社区教育理念的整合;(?)完善网络,加强组织资源的整合;(3)专兼结合,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又})积极引导。加强物质资源的整合;(5)开展活动.加强人文资源的整合。
吴江市成人教育协会王建平探讨了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问题二他认为,城镇学习型社区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或形式,提高全体社区成员的科技人文素质和生存质量、促进城镇社区健康、有序发展的教育活动的总和。他分析了营造城镇学习型社区的障碍.井指出,开展城镇社区教育要注意加强城镇社区教育理论框架、管理体系、活动设施、网络队伍和经费给付体制的建设,推进城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
海门市教育局黄志豪则关注知识社会中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问题:他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低的问题十分突出。远远一下能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因而,必须重视农村成人教育的发展和创新。首先.要转变农村成人教育观念.实现由单一的成人教育思想向全方位、多功能的大教育思想的转变,由扫除青壮年文盲为主向大力培养农业骨干为主的转变。由教育部门独家经营的体制向一校多牌联合办学的体制的转变,由单纯的传授知识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转变.由传统的学校模式向三教统筹、农科结合的教育模式的转变。以迎接知识社会的到来:
知识社会的特性决定了成人学习在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学习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吴康宁教授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学习的基本特征。他认为。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客观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技术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准人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功利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开放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个体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知识社会赖以立基的知识是“速变性知识:.“工作成人”学习的“全程性”特征将越来越明显。
个人要在知识社会中生存和发展,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因此.成人教育还要十分重视成人的素质教育,帮助成人提高素质.获得完满的发展。如何在成人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呢?镇江市广播电视大学校长祝诚教授在交流发言中提出:首先,要在成人教育中牢固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改变部分成人学习目的的直接功利性。第二,实施成人素质教育的理想模式是远程开放教育,其开放性、网络化的特征,使它可以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旨在促使每位学习者都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第三,要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第四,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第五、要在成人教育中开展创新教育。
知识社会以知识为核心,而阅读则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台湾师范大学林振春教授对知识社会中阅读能力的培养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在交流发言中分析了知识社会的知识特性,把知识分为资料、信息、知识和智能4个层级;阐述了积累性阅读、理解性阅读、鉴赏性阅读、评价性阅读、创造性阅读、消遣性阅读、专题性阅读、发展性阅读、探测性阅读、实用性阅读、交叉性阅读等l1种阅读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功用;提出了4种有效的阅读方法:01}4r法、sq3r法、问题阅读法、十步阅读法;并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有必要扩大阅读能力的范围,培养阅读能力应该包括阅读理解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等4个方面。
三、远程教育、网络学习是知识杜会成人教育的最佳形式
在竞争激烈的知识社会,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对教育的需求、要求明显提高、而传统的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资源.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方式等都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接受教育人群的学习的需要二随着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应运而生、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习者的欢迎,尤其受到存在求学障碍的成人学习者的青睐。现代远程教育、网络教育以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成人教育、成人学习的最佳形式。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对远程教育、网络学习在成人教育中的优势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于云秀教授分析了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情况,对知识社会中国电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意见。他认为,首先,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体制下固有的办学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灵活办学模式的转变。第二,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第三,提供优质服务,保证教学质量。第四,广泛开展联合、合作办学,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的竞争。第五,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把好教育质量的源头。第六,调整专业结构,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第七,充分发挥电大系统的优势,在竞争中以整体优势取胜。第八,加强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用研究成果指导教学实践:
南通市电大如东分校缪新华探讨了县级电大在知识社会的作用问题,提出了知识社会县级社区学习支持服务系统模式建设意见。他认为,县级电大作为县级社区学习中心、有中央及省、市电大作支撑,通过有选择地引进高校的优质资源.必将发挥学习资源中心、学法指导中心、学习信息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学习评价中心和学籍管理中心的作用,并在知识社会成人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
郭为藩教授的主题报告探讨了网络大学体制化问题。他认为,在21世纪的知识社会,网络大学必定会有很大的发展。而目前网络大学还很不规范,教学品质参差不齐,开设的课程缺乏大学应有的多学科性,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网络大学尚未制度化。(1)在经济全球化、教育交流日趋颇繁的形势下,网络大学将率先实现跨国合作、成为国际大学的先声。所以,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度,维持其应有的学术水准及机构规模二(2)网络大学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数字图书馆或资源中心,有现代化的传播科技与教学科技设备,并拥有一支网络科技与传播科技的专业团队,配备相当人数的全时助理人员来支持繁重的教学辅导工作。(3)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网络大学必须跟既有的大学合作,分享现成的师资与教学设施资源:在现阶段全部课程采用网络教学实为大多数学府力所未逮、所以部分科目采取其他教学模式,包括电视广播、面授、教学套装对教学品质并不见得有降低之虞。网络大学的起飞,尚需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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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逐渐成为全球教育的发展重心[1]。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国际化培养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并纳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作为未来社会高层次人才的主要来源,为了适应当前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国际化需求,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应当尤其注重开拓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推进研究生的多元文化交流、提升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增强研究生的国际交流能力[2]。作为新兴的音乐学院,苏州大学音乐学院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工作,学院积极吸取国内外有关学位与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诸多研究成果,大胆吸收、借鉴国际和国内先进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和管理模式,不断规范和优化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以实现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目标。本文将从导师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教学方式、论文审核与答辩、国际化交流以及招收留学生六个方面对音乐学院在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方面所进行的初步尝试进行阐述。
一、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占有主体地位,导师的水平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国际化也是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中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学院重点加强了海外人才引进的力度,引进的高水平国际教员充实了学院的教师资源,初步建立了一支国际化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使之成为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骨干力量。目前,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队伍中68%的导师来自境外或国外,均毕业或曾任教于国际顶尖大学和音乐学院,如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茱莉亚音乐学院、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德国科隆音乐学院、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等。在学院的研究生导师队伍中,64%的导师具有博士学位,他们有着丰富的教学和演奏经验、并具有良好的国际视野,为学院营造了多样化和国际化的学术氛围。
二、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院秉承优化学科结构、突出学科特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原则,同时参照国内外先进的课程体系,重新制定了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从原来按照一级学科改变成按照研究方向设置课程,使研究生培养目标更明确、针对性更强。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国际化将为提升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培养方案的设置注重研究生课程的层次,课程的知识内容一般不与本科的知识相重复,并且在课程知识内容的设置方面将知识深度和广度有机结合。根据研究生教学与学习的特点,改革已有的课堂教学方式,采取案例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等方式使教学方式多样化。培养方案修订的内容提倡因材施教,根据各研究方向的特点,比如音乐教育、音乐理论、作曲等,每个研究方向具有不同的培养侧重点,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发挥研究生在专业研究方向上的个人才艺和专业特长,突出研究生音乐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其个人培养计划的设置留有回旋余地,使研究生的培养具有良好的灵活性,既满足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又能根据音乐教育、音乐理论、作曲等不同研究方向的特点,对课程、音乐会等进行不同的安排,科学地设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考核手段,调动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形成具有音乐学院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而提高学院研究生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
三、课程教学方式逐步国际化
外籍教师的加入,为学院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化语言环境,在课堂上,双语教学已成为学院的特色,《钢琴教学与实践》、《室内乐表演》等课程已完全实现全英文教学。由于刚入学的研究生英语水平难以接受全英文教学,因此双语教学在低年级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过渡作用。由于原版的英文教材具有更好的语义表达环境和良好的理论前瞻性,因此双语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原版英文教材和英文参考资料。这有利于学生了解音乐专业的一些前沿理论知识和最新发展动态,同时选择原版英文教材也给学生营造了一个全面接触英语的环境,包括准确使用音乐专业词汇和专业术语、准确表达音乐专业内容,有利于熟悉国外的教学思路,真正使课堂教学从形式和内容上能够与世界主流艺术和专业思想接轨,也为逐步实现全英文教学奠定基础[3]。此外,针对研究生在今后科研和学习过程中的需要,学院为一年级的研究生设置了《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音乐理论与分析》的共同课程,任课教师采用高水平英文原版教材,课堂教学使研究生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意识和规范的音乐学术训练。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吸收先进的音乐专业知识,还能使其英文阅读能力有所提升。在课程教学师资配备上,根据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方案的要求,学院选择具有海外留学经验或海外工作经历、并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教师作为共同课的课程负责人。由这部分教师担任主讲教师,通过借鉴国外高校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将学院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课程教学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四、规范论文审核与答辩制度
根据国外高校研究生指导的经验,学院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集体指导制。除主导师外,学生将选择本系和外系各一位导师来进行论文指导,以保证论文的质量。知识时代的学科交叉性要求研究生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而单一导师的知识局限性易导致研究生学习范围过窄、知识结构不宽,难以适应当前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实施导师负责制,辅以导师集体指导制,将不同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研究方向的导师组成一个导师组来共同指导研究生,可相互补充,弥补导师个人知识水平上的欠缺,有利于学生较为全面地掌握知识,拓宽研究生的知识面,提高其音乐水平和综合素质,能够培养具备宽广学术视野和深厚音乐功底的研究生。实行导师集体指导制,充分发挥各位指导教师的专业优势,对研究生进行综合指导,提高研究生的论文质量。论文通过评阅以后进入答辩程序。以往的研究生由于参加答辩的人数较多,一个答辩小组一天要完成多个研究生的答辩工作,每个研究生介绍论文、答辩委员提问、学生回答问题和讨论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因而没有充足的时间对论文进行详细评审和探讨,整个论文答辩过程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部分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常流于形式。学院针对这一问题,2014届毕业研究生首次采用一人一场的答辩形式,每人答辩时间不少于一小时,答辩委员会对毕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提问,同时也给研究生足够的时间来阐释论文的思路以及创新点等。
五、鼓励研究生科研与国际化交流
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的重要实践环节。学院成立以来,大力支持和鼓励研究生科研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学院研究生论文的发表数量稳中有升,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的人数也逐步增加。2014年我院有4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人获得了学校的国际会议资助,其中有同学赴日本奈良教育大学参加第四届“东亚音乐研究”会议(Music of East Asia,MEA),并在会上全英文发表学术论文。另有学生参加“2014年民族音乐学研究生论坛”并。部分导师也根据自身的科研方向,通过模拟国际会议等方式积极参与指导和训练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提高学生的国际学术交流水平,培养其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拓宽研究生国际交流的渠道不仅要体现在“走出去”,学院内部也积极为学生营造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开展多形式的学科前沿讲座。学院有众多外籍或国内教师与国外高校、研究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共同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学院充分利用这一部分师资与智力资源,邀请国外高水平音乐表演艺术家、作曲家等来我院开设各种形式的演奏会、前沿讲座、大师课等。学院在2014年由专任教师带头,举办了“古典艺术歌曲节”、“世界音乐演讲”等一系列活动。目前已有来自台湾、美国、法国、加拿大、印度等境外、国外的多名外籍专家来我院举办讲座、音乐会与大师课。学生通过与国外音乐大师的近距离交流和讨论,不仅收获了耳目一新的音乐知识,更能深刻体会到国外先进的音乐教育理念,让学生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国际化的学术氛围。
六、招收留学生
留学生是衡量一所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学术地位的重要标志。吸引优质国际生源到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对促进学生群体多元化,为学院营造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氛围有积极作用。基于学院拥有大量的外籍教师,很多留学生慕名而来,2014年学院共招收包括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共10名留学生,其中有一名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留学研究生。这仅是学院招收留学生的第一步,目前学院还在为留学研究生招生和入学后一系列与生活、学习相关的事宜努力,为吸引留学生来学院学习创造更好的条件。招收留学生对丰富学院国际化办学模式、提升学校的影响力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学院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然也有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之处,音乐学院将继续在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并以研究生的国际化培养为目标,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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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评委王安国、梁茂春因故未能直接与会评审论文,但此前他们已经对送审论文进行了审阅,并将计分表递交组委会。经过9位评委的审议、讨论和7轮的反复遴选,产生出全国首届“音乐评论学会奖”的获奖名单。
获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2名):
杨善武《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敦煌乐谱解译〉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解决》①(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桑德诺瓦(和云峰)《质疑“原生态音乐”》②(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三等奖(3名)
于庆新《歌坛又见“语录歌”――“八荣八耻”歌曲浪潮的反思》③(《人民音乐》编辑部)杨康民《建立音乐学术首先规范的关键在于综合治理相关学术环境》④(《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辑部)
范晓峰《音乐价值判断的“经度”与“纬度”――评“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问题的讨论》(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优秀奖(6名)
徐文正《生命与尊严的呼唤――评交响大合唱〈金陵祭〉》(河北省衡水学院音乐系)
陈荃有《当代音乐出版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⑤(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
钱仁平《谭盾有什么好?――〈亚信金融之夜――谭盾多媒体交响音乐会〉听后》⑥(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
南鸿雁《怎一个“尴尬”了得――评“青歌赛”原生态唱法综合素质测试的理论缺乏》(杭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陈媛《交响的诗篇心灵的赞歌――论陆在易艺术歌曲〈我在这土地〉》(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石一冰《大气磅礴的英雄史诗――评朱践耳先生的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①原载《音乐研究》2006年第1期。
②原载《艺术评论》2004年第10期。
③原载《人民音乐》2007年第3期。
④原载《黄钟》2005年第2期。
⑤原载《人民音乐》2003年第11期。
⑥原载《周末画报》2005年10月30日。
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落幕
6月4日,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圆满落幕。
2007“帕拉天奴”杯第一届中国音乐创作(钢琴作品)大赛,是由中央音乐学院主办、文化部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及上海超拨乐器有限公司协办、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与作曲系承办的一次全国性的创作比赛。此次大赛面向海内外华人自由征曲,征求2000年以来创作的原创新作品。作品以“突出中国音乐文化特色,具有时代感和民族风格,兼容艺术性、技巧性、可听性”为主旨,以钢琴独奏、双钢琴、钢琴四手联弹为主要演奏形式,限时10分钟。
大赛自今年2月征集作品以来,共收到来自海内外的381部作品。在经过8轮的初审后,最终有32部作品入围最后的决赛。参赛的选手除国内的各界人士外,还有来自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作曲家。作曲者的年龄差距也十分悬殊,最长者已有85岁高龄,最小者年仅7岁。
本届大赛的评委阵容十分庞大,邀请了15位海内外知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担当评委,组成了以作曲家杜鸣心和钢琴教育家周广仁为主席,叶小纲、陈怡、杨立青、范哲明、曹光平、储望华等
人的评委会。
获奖名单:
成人作品:
一等奖 《皮黄》张朝
二等奖 《遗失的日记》 王笑寒、《生旦净末丑》王阿毛
三等奖 《中国画艺》王斐南、《盛开的沙罗双树》于川、《谐谑曲》董欣宁、《动感北京2008》赵梓翔、《即兴曲五首――望舒诗选》 龚晓婷
优秀奖: 《孤山探趣》张伊卉、《未找到的钥匙》赵曦、《恋镜・花溪》 贺圆圆、《雪盈盈》何F、《space―for prepared piano》谢文辉、《凌破》陈思昂、《闪烁Ⅱ》邓乐妍、《哭嫁》刘天石、《风月》游耀东、《鸿》钱琦
儿童作品:
一等奖 《恰央创意曲》 于川
二等奖《拾朝花》 丁冕
三等奖《往事2007》 方岽清
钢琴演奏奖:
一等奖王笑寒
二等奖黄亚蒙、于泽楠
三等奖于那、杨晓帆、莫野
儿童钢琴演奏奖: 陈浩果、谢子薇
(祁斌斌)
首届“全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活动”揭晓
2007年4月28日,首届“全国音乐传播文论征集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圆满结束。本次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传播学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以及《中国音乐》编辑部共同主办,《人民音乐》《音乐研究》《音乐周报》等学术媒体协办。自2006年10月开始征集到2007年3月截稿,共收稿件170余篇。经过初评、复评与终评,最终评选出入围作品23篇。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王爽《用户创建的个性化音乐媒体时代》、姚 慧《当代音乐环境观――当代音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利益》
三等奖:姚杰《论新闻报道中的恶意叙事所造成的音乐传播效果的偏差》、何岭《从阿宝与喻显斌看民间音乐传播的两种路向》、张璐《对当代“原生态”音乐的几点思考》、陈镇华《网络歌曲互联网内传播特征及其文化现象思考》
优秀奖:张川《浅析音乐传播过程中影响人们选择的因素――以一种理论传播学视角》
等16篇。(刘聪明)
王次菰诿烙⒓跋愀劢邮鼙碚
5月29―30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萦σ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Dean Roberr Blocket之邀,参加由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发起组织的第一届国际音乐教育研讨会,会议主题是“Music:A Childs Birthright――音乐是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会间对来自美国各地区50名中小学音乐教师授予了荣誉称号。
在颁奖仪式上还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由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为来自中国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莅浞⒘艘鲁大学音乐学院SanfordMedal勋章,该勋章是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院授予的最高荣誉,表彰对音乐教育事业具有杰出贡献的人士,王次菔侨倩窀醚章的第一位中国音乐教育家。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Michael Yaffe、朱丽亚音乐学院院长Joseph Polisi、小提琴教育家Roberta Guaspari、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音乐教育研究中心总监Clifford Madsen担任会议的演讲嘉宾。作为当天演讲的第一位嘉宾,王次莶捎昧宋淖帧⑼计和音像资料相结合的形式,介绍了我国专业及非专业青少年音乐教育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将其生动地展现在美国教育学者面前,现场听众反响强烈。本次会议在耶鲁大学1957届杰出校友的慷慨捐资下,筹得资金500万美元,今后该主题研讨会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
王次萑涨盎沟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荣誉院士,香港演艺学院也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近期他将赴伦敦和香港参加颁奖仪式。(凌钢)
第50届贝藏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两名中国选手成功入围
第50届法国贝藏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在纽约、贝藏松、北京和圣彼得堡四个城市举行的预选赛刚刚结束,中国两名选手朱曼(中央音乐学院)和易杰(上海音乐学院)脱颖而出,顺利通过预选赛的比赛,将于9月赴法国贝藏松参加决赛阶段的比赛。在四个城市的预选赛中,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20名选手入围决赛阶段的比赛。
本届比赛的亚洲地区预选赛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法国贝藏松国际青年指挥大赛组委会共同主办,于今年4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中国音协邀请了法国贝藏松管弦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宾彼得・查巴(Peter Csaba)和法国作曲家布鲁诺・曼托瓦尼(BrunoMantovani)担任预选赛评委,还邀请法国两位钢琴家和一位组委会工作人员来华参加评判工作。
来自日本、韩国、中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17名选手参加了预选赛。在北京预选赛上,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学生朱曼和另一位韩国选手入选。中国另一位选手易杰是在国外参加预选赛而入选的。(锡海)
2007上海之春“圣卡罗杯”钢琴新作品(中、小型)征集评选落幕
以“上海之春”冠名,由“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主办,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承办,在上海知音琴行的大力协助下,“圣卡罗杯”钢琴新作品(中、小型)征集评选活动于2007年4月顺利完成,共有九部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六部获得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于5月9日在上海音乐厅首演,乐谱及音像制品也将随后出版。
“鼓励原创,力推新人新作”是举办本次比赛的宗旨,在比赛章程中还明确提出参赛作品应能体现中国音乐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音乐风韵。
比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国内各大音乐院校和德国、委内瑞拉、香港等地的稿件136份,作曲者以专业音乐院校的师生为多,也有少数热衷此项事业的知名专业作曲家,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73岁,大部分获奖作品的作者年龄均在20―24岁之间,完全附合“新人新作”的比赛宗旨。(王自东)
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吴羿明获国际管弦乐作曲奖
5月27日,年仅23岁的吴羿明创作的三管编制大型管弦乐《梦的回忆》,由东京爱乐乐团在东京歌剧城作世界首演,获得第九届武满彻国际作曲比赛三等奖,成为获得世界重量级管弦乐作曲比赛殊荣最年轻的中国作曲家。
武满彻国际作曲比赛自1997年创设以来,向全球35岁以下年轻人提供展示作曲才华的平台,历届由世界大师级作曲家,如迪蒂耶、利盖蒂、贝里奥等担纲评奖审查员。本届参赛国有42个(欧洲63人、亚洲61人、美洲28人、大洋洲3人、非洲1人),管弦乐作品156部,是历年来参赛国与参赛作品最多的一次,竞争也最激烈。
吴羿明1983年生于江苏无锡,17岁起师从徐振民、徐昌俊作曲,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大五学生,指导教师董立强。此前,他的室内乐《天鹅的十二月协奏》获文化部(06年)“文华”音乐作品奖。(吴国平)
韩万斋教授义务宣讲国歌600场
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委讲师团、四川省教育厅与四川师范大学主办的韩万斋教授义务宣讲国歌600场座谈会于4月26日在四川音乐学院隆重举行。
韩万斋结合专业知识,结合不同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需要,以宣讲国歌为主题,推出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宣讲报告,十多年来宣讲600场,受众达83万人次,以满腔热血对广大青年学生和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增强“爱我中华,强我中华”的使命感,激发青年学生和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深受欢迎和好评。
座谈会后,韩万斋教授为大学生作了他的第601场国歌宣讲报告。(川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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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显东坡文化的必要性
1.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文化部部长蔡武在上海世博会“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主题论坛上的致辞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城市,既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标志,又是人们生活的家园,对于城市而言,文化展示着城市的风貌,体现着城市的品格,凝聚着城市的精神,决定着城市的长远竞争力。因此可以说,文化是城市的内核和灵魂,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凝聚力、没有发展活力的城市。城市不仅仅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更应该体现一方的历史文化特色,由文化支撑的城市才能够更加显得厚重和富有内涵。当一个城市塑造了一面文化大旗,不仅能够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整个城市市民素质,激发他们热爱城市的感情。
2.同类城市的东坡文化建设
2004年惠州首次把建设东坡文化纳入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加快文化产业带建设,做大做强惠州市文化产业。充分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人文资源,吸引国内外高校和文化企业来惠州投资、发展。加快以惠州印刷工业园区及文化产业带为主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步伐,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努力把惠州市的文化产业提高到新的水平。
2007年7月26日四川政协报刊登了题为《东坡之魂永驻眉山》的报道,报道中提出:“弘扬东坡文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眉山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要让东坡文化深入人心。”
2007年儋州市以“文化立市”,举文化旗,打文化牌,唱文化戏,卯足劲儿推进文化大市建设,用大文化建设来营造蓬勃向上、健康文明的社会文化氛围,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气神,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打造和谐儋州。
3.东坡文化在黄冈的开发还很有限
2010年黄冈市召开东坡国际论坛。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有一段充满激情的发言:“都知道‘东坡’这个空间曾经存在于黄州,而且‘东坡’对于苏轼的人生及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访问黄州的时候,哪里都没有看到遗址的明确标明,这是很寂寞的现实。”我想这也是黄冈人很尴尬的现实。但目前黄冈除了活遗产东坡赤壁以及以东坡文化为主题的遗爱湖公园和正在建设的东坡外滩之外,再也很难找出与东坡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了。我想开辟东坡文化资源,弘扬东坡文化是黄冈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黄冈东坡文化建设的现状
2007年以黄州文化、东坡文化为主题的“遗爱湖公园”首期工程——遗爱亭景区工程的启动,标志着东坡文化将在黄州重显辉煌。人文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遗爱湖休闲公园,能让黄州人民感受到浓郁的东坡文化的人文情怀。
2010年10月26日至27日,“2010中国·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在黄冈隆重举行,来自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名苏学专家学者参会,新加坡、西班牙、英国等专家和有关机构纷纷发来贺信。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关于“东坡文化”的专题国际论坛。
2011年10月14日,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与黄冈市旅游局等单位联合举办了“坡黄州遗址遗迹研讨会”。这次专题研讨活动的举行,对于修葺、修复、标识坡黄州遗址遗迹,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对于弘扬和传承东坡文化,对于认知黄冈厚重的文化底蕴,建设东坡文化名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令人欣喜的是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东坡黄州遗址遗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证,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以此为起点,黄冈市将统一规划,进行修复、修葺和标识。
2012年2月18日上午,黄冈市首个以东坡文化为主题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东坡外滩文化地标项目,在市区风光秀丽的遗爱湖畔举行盛大开工奠基仪式。该项目以传承东坡文化为己任,以创新东坡文化为载体,以打造黄冈城市名片为宗旨,是集文化旅游、商业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美食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中心。东坡外滩将成为东坡精神的文化地标,成为市民和外来游客可以休闲的文化精神家园。
三.彰显东坡文化特色的构想
尽管黄冈市在彰显东坡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跟预期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几点自己的构想。
1.东坡文化走进校园和社区。把坡在黄州创作的诗、词、文编成集子,让这些集子走进校园和社区。中小学生诵读文集,大学开设东坡文化选修课及专题研究,社区里开辟东坡书屋,让黄冈人从小就知道坡,随时都能脱口而出“大江东去浪淘尽”,产生一种与大文豪同居一城的自豪感。让人们从东坡作品中感悟他的人格魅力,领悟他的黄州精神。
2.开发东坡文化产品。开发与坡有关的诗词信札、艺文题跋、苏体书法绘画等来满足广大游客对文物收藏的爱好,但一定要做法精致、高度专业。文化产业是一个大概念,需要许多元素来填满,美食是文化旅游中最叫人回味无穷的特色之一。好酒爱食的坡在黄州期间自己发明创造的美食佳酿就特别多。诸如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鱼、东坡蜜酒等。正在建设的项目东坡外滩就涉及到餐饮美食,希望能按照坡的记载,生产地道的东坡食品,把“坡”的品牌做大做强。
3.修复、修葺和标识东坡黄州遗址遗迹。要组织专业人员尽快确认确定东坡在黄州的遗址遗迹,做好修复、修葺和标识东坡遗址遗迹的工作,让黄冈处处洋溢着东坡的气息,从而提高黄冈的文化品位。
4.修建微型东坡遗址园。
如果修复、修葺和标识东坡黄州遗址遗迹有难度,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深圳“世界之窗”的做法,按照文献记载恢复东坡在黄州的遗址,把这些遗址按照一定比例缩小集中修建,形成东坡遗址园,把该园打造成黄州又一璀璨耀眼的亮点。
5.开辟东坡文化旅游路线。
坡在黄州谪居四年多时间,他的足迹遍及黄州鄂州长江南北的主要景点。我们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开发。比如黄州市内的定惠院、临皋亭、雪堂、安国寺、承天寺、涵晖楼、栖霞楼等,还有周边县市的麻城岐亭,浠水巴河、兰溪、绿杨桥,黄梅五祖寺,大冶的磁湖和西塞山,鄂州的西山等等。如果把这些景点进行开发,开辟黄州东坡文化旅游路线是非常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涂普生 《东坡说东坡》第1-2页 香港科技出版社 2010(10)
[2]涂普生 《东坡说东坡》第52页 香港科技出版社 2010(10)
[3]饶晓明 自然与人文辉映 文化与经济联姻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9)
[4]李新 韩松言 “2010中国 ·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会议论文综述,保定学院学报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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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社会概述
“市民社会”是西方文化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词汇,也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存在.。要考察民法的性质,就不得不先从市民社会说起,只有对市民社会的历史永远渊源进行全面的梳理,才能对民法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定位.市民社会,坛初是用来指称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国家的,它与野蛮的落后的社会形态相对应。而作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市民社会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王权和政治高压的理论武器;作为一种可供比较的社会存在,市民社会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作为与政治实体相对应的私人领域。历史地讲,市民社会是现代西方民主和法制诞生的摇篮,民法的大发展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黑格尔、马克思奠定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木理论.黑格尔在其名著《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现代愈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即由私人生活领域及其外部保障构成的整体。何增科先生对黑格尔的这个概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在这一概念中,市民社会的主体是具体的、特殊的个人和自治性团体.个人是权利主体和道德认识的主体,而自治性团体则是联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中介.从以上几的介绍可以看出,黑格尔己经把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为两个实体区分开来,赋子了市民t1会以独立的内涵.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从伦理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没有揭示出市民社会的实体特征,从而也错误地得出了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结论,这也为后来法西斯上台后实施国家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因而多为后人垢病。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从本观点的纂础上对市民社会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阐发.马克思笔中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有时一个分析的范畴。作为一个历史的范哟,市民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阶级利益存在的社会,马克思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分析的范畴,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⑧这样就把黑格尔市民社会的国家中l素排除了出去。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内容是私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因而马克思千脆把市民社会定性为社会的经济结构.⑧应当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在黑格尔、马克思研究的撰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者葛兰西认为现代市民社会是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私人或民间结构的总称,他强调了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控制土的重要作用。而当代最伟大的市民社会理论家要数哈贝马斯了.他把市民社会分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公共领域,由于商业化的过度侵蚀,己经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批判的功能,不能再为公共利益的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了,因此,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便陷入了危机之中.他提出用“交往行为”理论来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他的这种“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社会影响很大.美国的柯亨和阿拉托干脆否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二元模式,提出了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分离的三元理论,令人侧日。综合上述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淡化经济在市民社会中的重要性,转而分析其社会文化功能,这与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有一定的区别。笔者认为,这种不同其实很正常.在黑格尔、马克思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奉行绝对的市场白由,反对国家干涉,因而经济系统自然地从属于市民社会,而进入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因家对经济必须进行干预,这样经济领域的私人性质逐渐模糊,但是市民社会家们一直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领域来看待,于是就把经济从中分离了出去.所以,我们应该客观地说,不同历史时期,市民社会的特征是不同的,相应地理论也会有所差别,不同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观察都有其正确性,都有可取之处.
在对市民社会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之后,我们有必要下一个现代的市民社会的定义.在综合各家观点的从础上,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恰当的,即市民社会是指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白主活动,以实现物质利益和社会交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非政治领域气市民社会的从本特点是市场经济、契约原则、白治性团休、公共领域,如果与中国的现实相对照,中国的社会也存在这样一个私人区域,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具有以上的特征,因此中国社会也是市民社会。在对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后,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邓正来先生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在历史上出现过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模式,和黑格尔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模式。经过认真的分析,洛克式的理论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而黑格尔的观念则会为极权主义绿灯,二者都有缺陷.邓先生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良性互动的思路,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却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要讨论市民社会与闰家的关系,必须放在特定的时期和国度去研究,泛泛而谈是不切实际的。就中国而言,目前要构建一个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模式,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做。首先,在市民社会,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这是保持市民社会白主自立的经济基础:其次,要大力发展民主政治,特别是代议民主制,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政治组带”。第三,要培育多元的社会自治团体,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缓冲;第四,要建设社会公共领域,特别是新闻媒体要更多地反映民众呼声.从国家的角度讲,一方面要加强公法制度的建设,对国家政治权利进行严格的控制,另一方面就是国家要转变其职能.把一些大包大揽的事务交由社会团体处理,从而集中精力进行宏观控制,防止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激化。显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二、民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概括的分析之后,我们对民法的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那么,民法与市民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概而言之,市民社会的本特点决定了民法的性质和内容,民法的实施反映了市民社会的从木生活状态。首先,从语源上讲,“民法”实际中是罗y法中“市民法”的误译,可以看出,民法本身就是市民社会之法。其次,从历史进程来讲。民法是市民社会之法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在古罗马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下诞生了民法,奠定了古典市民社会下的民法原形,也成为后世私法的荃础。在中世纪的封建时期,王权专制、政治黑暗,教会势力膨胀,市民社会失去了存在得到空间,民法也随之隐匿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市民社会作为一种既定事实确立下来,民法开始了辉煌的发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进入二十世纪,随着世界经济普遍联系得到加强,民主人权运动的空前高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早己超越了西方社会的范围,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模式,民法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可见,民法是市民社会之法是一种事实存在。
民法不仅是市民社会之法,而且是其从本法。第一,民法是市民社会木质特征的反映。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利益领域,市场经济是其从础和木质所在。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为从础的一种经济模式,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竞争、合作.在此墓础上形成了以私人利益为体系的市民社会,要维持这样一种私人的社会秩序,必然要求有体现市民社会本质特征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体系,以尊重个人独立、平等为前提,通过互利的交易,实践了市场经济的茫木运作过程,保障了市场经济利益体系的自洽和完整,所以民法想当然是市民社会的摧本法。第二,民法调枯了市民社会的中社会关系。市民社会是以独立、平等的个人和自治性团体为主体的社会,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团体之中以及社会团体之间的生产、生活关系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毕干。民法通过民事权利制度,在法律上保证另外不同主体的地位平等,通过物权、债权制度规范了市民社会的财产关系,通过亲属和继承制度落实了人身关系。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民法强调用民事协商的方式处理问题,主要以财产的补偿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民法以诚信原则为址高指导君临一切社会关系,可谓市民社会和谐之尚方宝剑,使得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有了最基本的法律墓准和道德标尺.这里,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的性质不言而喻.第三,民法以保证市民社会的自主自立为基本任务。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要实现一种良性的互动,就必须有相应的法亨工作为制约机制。宪法、行政法是规范公权力合理运作的墓本法律体系,而民法则是市民社会自我协调发展的基础性法律.市民社会赋予了每个人以充分的平等、自由,鼓励其进行交易、创造,不仅使每个市民都以饱满的激情进行生产、生活,而且也划定了国家权力界限,从而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了市民社会的白我管理和自主发展,这就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荃础性地位.第四,民法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最终目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利益的存在,政治色彩被淡化了,作为理性的个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质量和个人的最大幸福便成了他们的基本目标.每个个人的发展就实现了社会的发展.民法正是以实现这些目的为其存在价伎的.人文主义孕育出来的民法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个人权利的保护神。民法高举意思自治的大旗,给了个人以充足的自由空间去行使白己的合法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址需要什么,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如何才会幸福。在民法慈毋般的眼神中,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他可以尽己之所能去进行实践、活动,从而激发了人们的址大潜能,社会也会水涨般高地向前发展,吸终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愈思自治是民法的精髓,是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蝎动力.因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
三、确立民法是市民杜会的基本法的惹义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今天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势力和综合词力的增长举世震惊,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市场经济为中国肌体注入了活力。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要用法律规范确立市场经济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只有民法被普遍适用,民法精神深入人心,市场经济才会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丛木法,就划分了公法与私法,从而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宪法、行政法规范公权力的运作,保证了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恰当配。而民法作为规范私人事务和利益的私法,从市民社会内部赋予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为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这样,公法和私法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实现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
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才能实现私法自治,从而实现市民社会的自立自治。确立了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样的社会秩序就是一个让每个人都自立自强,而整个社会也就是一个高度自立的社会实休,那么市民社会的自治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这种社会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
最后,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的过国度,法治观念的培育倍感漫长.确立民法是市民社会基本法,就给每个人的身体里注入了权利和法制的原因。一个法治昌明的国家必然是一个民法发达的国家,一个国家民法的发展和适用程度纂木可以反映该国的法治水平。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我们就从民法开始。
注释:
①②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5).第71-73页.
③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4)第66页.
篇11
一、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文化的导入和课本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根据实际授课内容,讲授相应的背景知识,把英美等英语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内容穿插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在快速掌握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的质的飞跃,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真正合格的跨文化交际的人才。在英语教学中导入跨文化的内容,有利于学生打开眼界、开拓思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得到一定的艺术修养和中外文化精髓的熏陶,具备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减少语用错误。
二、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导入的方法
1、文化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交际化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语言教学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这一教学方法的目标是培养和提高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它把可理解的输入和输出看得同样重要,认为语言学习者通过输出活动不仅可以提高流利程度,生成更多可理解的输入,而且可以通过生成可理解的输出来加速第二语言学习。在教学上它十分重视交流活动,强调学习者之间的意念协商,其课堂活动有解决问题、做决策、观点交流、图画听写等形式。交际化外语教学带来的不仅是方法的改进,更是教学思想的转变。其教学理论明确指出,在交际化外语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正确掌握语言形式,还要考虑语言文化。在大学外语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可根据需要对教材所涉及到的文化现象给予补充讲解。教师可以通过一些生动有趣的小活动来避免填鸭式的文化教学,如讲故事、小组讨论、小型戏剧、几分钟演讲、小组竞赛等。当谈到历史剧、文学小说的作品时,对人物的刻画、背景及性格的描写,进行专门讲解,否则学生不了解故事发生的政治背景,很难准确体会故事中主人翁心理变化过程。这些活动既达到了教授文化的目的,又丰富了课堂气氛,深受学生的欢迎。如笔者在讲授 “Jobs and Careers” 《工作与职业》一文时 (见高等教育出版社《体验英语》综合教程2 Unit 2), 就组织了同学在班级内进行模拟面试活动。 同学们的亲身参与, 使他们对整个面试过程及国外的面试文化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也为他们未来的求职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还有利用图片展示法:此法可以展示说明某一个“文化现象”或具体操作。如:“Throwing the Sledge”(链子球),通过图片学生可以对此运动得到更直观的认识,同时介绍此项运动是从苏格兰流传开的等;又如“Pelotas”(回力球)——回力球又叫“小球赛”,最早起源于西班牙和法国,更广泛流行于拉丁美洲各国,人们称之为“杰莱”,意思是:“欢乐的节日”。
2、文化教学与课外指导相结合
课堂文化教学主要给学生起示范引路作用,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单靠教师在课堂上介绍不可能全面, 文化的学习不应只限于课内, 课堂外的文化教学是一个很好的延续和补充,它能为学习者提供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可鼓励学生多阅读文化方面的书籍,多听英文的故事、戏剧,多观看英文原版的录像和电影,主动地与外籍留学生、教师交谈,多参加英语角等活动,还可以利用互联网的巨大资源,以增加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手段,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收集一些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了解外国艺术、历史和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幻灯、录像等资料给学生直观的感受,使学生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向学生推荐阅读体现外国文化的简易读本,以增加对英语文化的了解。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改编对话进行表演,使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语言和文化,同时注意其中有意义的文化细节,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意识。邀请中外“英语通”作中外文化差异方面的专题报告:组织英语角,英语晚会等,创设形式多样的语言环境,加深对文化知识的实际运用。
3、开设专门选修课程及外籍专家讲座
除了大学英语的必修课以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来丰富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如为学生开设“电影欣赏-美国历史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技能”、“美国社会与文化”、“英国概况”等课程。相信通过这些跨文化课程的学习,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会更加了解中西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鉴赏能力。为了充分利用校园中的文化资源,我们还可以邀请外教和外籍专家定期为学生开设讲座。通过讲母语的本族人(native speakers)来向学生传递最准确的异域文化和地道的表达方式。定期、限时、有的放矢结合某一章节进行一次或系列性的讲座。比如第一学期开设“英国概况”,第二学期开设“美国概况”。每门课都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专题组成。文化讲座可以将支离破碎的文化信息重新整合构造,系统列出用以说明一个整体概念的有效教学策略(Rosen shine & sevens,1986)。这种讲座可给学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训练和提高了学生的听写和观察能力。
除了上述种种方法外,束定芳,庄智象两位老师合着的《现代外语教学》中也提出了有关文化导入的主要方法如:融合法、实践法、和比较法。这些也可以作为我们教学的指导。(束定芳,庄智象 1996:130).总而言之,文化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生通过语言学习文化,并通过文化学习语言。达到二者的完美结合是外语教学的最高境界。作为英语教师,我们既是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学习者。我们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平时又广泛涉猎英美文化作品,注意积累,采用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方法,争取为社会培养出更多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英语水平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 Bander, R, G. 1978. American English Retoric.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road.
[2] 邓耘.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 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4,(23).
[3] 邓炎昌,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9. 147.
篇12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转贴于
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5]易连云:《德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11—12页,第10、76页,第77页。
[7]《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第93页。
[8]王伟立著:《生存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6—97页。
[9]例如1991年朱正威等编著了《环境教育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在有的学校开展了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教育从70年代初的始创阶段到8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
篇13
作为人文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传承知识,同时要从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安全、受教育者的审美情感教育、对生命的理解和欣赏等角度来审视《大学语文》教学的社会功能。
1、人文关照、生命呼唤是来自时代需求
每年的l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可见精神健康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统计,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成为影响我们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高校作为缩微的社会形态,这种症状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日趋明显。目前在全国各高校陆续发生学生自杀案件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
一份反映近几年大学生生命观现状和未来的调查显示,“有超过10%的大学生对生命持漠视态度”,遭遇挫折时有“1.7%的人想到用结束生命来解决”,在对待大学生自杀行为上,“16.7%的人认为可以理解”,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甚至有接近1/3的人承认自己也曾产生过轻生念头。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问题已经成为学校教育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构建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凸显崇尚生命、注重生命的人文价值,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当前大学生生命及人文教育的必由之路。
《大学语文》以人文性为价值取向,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思考和智慧资源,能培养学生汲取正确对待生活并且适应生活的精神养料;在与语文的对话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生命愉悦的享受,并对人生善恶进行鉴别,积累人生经验,张扬人性美,对人的生命发展起着核心性的决定作用。在大力推行建设和谐校园的今天,《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不仅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是语文人文性的有效体现,更是和谐社会与和谐校园的强烈召唤。
2、树立健全人格、培养人文素质是大学语文的目标定位
语文课程性质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所谓工具性,即语文的实用功能,听说读写;所谓人文性,就是“精神性”,“人文教育”就是“精神教育”、“立人教育”。“人文性”,从感性的层次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容忍,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和关怀;从理性的方面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文学是人生的另一种存在,充溢着真情真性、至情至性的生命美学。
《大学语文》以经典作品的赏析为主,通过具体作品的解读,还原一种生命精神,使学生感动于这种生命状态;或者通过作品的解读,将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揭示出来,使后人感奋于这样的精神形态,从而达到通过文学来认知社会与人生的目的。通过这样的语文课,学生可以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根"的中国人。把人文精神贯注到整个语文教育过程中,关注入的精神世界的构建和人格养成,对现代社会日趋严重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给予纠正,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通过读经诵典的过程,体验《诗经》、《楚辞》的古朴、俊雅,诸子百家的睿智、博大,秦汉时代的雄浑、豪迈,魏晋时期的自然风骨,唐诗的典雅和谐,宋词的飘逸灵秀等,使民族文化重新弥漫于校园,净化学生浮躁的心态,重归健康和充实。
3、探寻生命意识,关注当下人生是大学语文课程内容
3.1 传统文化传递生命意识。大学语文中的经典文本是几千年来先哲智慧的结晶,反映的是前人的生活与情感。古代文学作品中沉淀了诸多母题--爱情婚姻、人生价值、仕与隐,这些话题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的探寻、自由人文的追求。
事实上敬畏生命,爱身养生、安贫乐道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我们可以透过经典文选,看到国人“倡导贵生、重生,尊重生命、强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孔子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这实际上是人们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关爱、敬仰和维护。而儒家经典中所透露的“忧道不忧贫”,则体现了一种达观的快乐情怀。“君子固穷”,不仅透露出安贫乐道的忍耐力,同时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安顿和精神的超越。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无喜亦无惧”是对生命的豁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澹远宁静的生活态度;“千古第一文人”苏轼的诗文中浸透了一种旷达超脱又积极向上的生命态度和以山水审美消解生命悲苦的东坡人格。在这种经典人文关照中,体会出怎样以坚强的意志应对磨难和挫折,以对生命执著的眷恋和对社会的强烈关注支撑自己走出困境。
3.2 经典阅读审视当下人生。对大学生而言,现实世界的、悖论、问责是最真实不过的,人文教育唯有穿透现实,方能承受生活的重压。大学语文课程面向的多是大一新生,正面临着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定位、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调整,以及成长过程中接踵而至的挫折,加之对青春、爱情等问题的敏感、困惑和茫然,使他们迫切的需要获得指引和帮助,更容易从阅读中寻求人生经验和价值导向的指引。教学过程中可因地制宜,结合不同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因势利导,与学生现实世界结合。如《伤逝》教学过程中,提示学生可以尝试进行角色代入和角色转换,探讨涓生对待职业的态度和失业后心态等问题,引导学生体会不同的叙事视角叙述效果差异的同时,学会对生活中出现的人际关系障碍等学会换位思考。通过分析涓生的懦弱和缺乏责任感,在困难面前没有和子君携手面对,而是选择退缩与逃避,引导学生思考个体生命在爱情中的责任;而子君在这一失败了的爱情中所体现出的欠缺,则是经济未能独立以及由此引发的自我丧失与人格依附等问题。
4、因势利导、倡导真爱的途径渗透大学语文生命与人文关怀教育
《大学语文》的人文性要求授课教师要关注人生,以人为本,教学要用文本的积极因素去引导学生们在生活中做积极乐观、勇往直前的人。
4.1 因势利导,榜样激励,培养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学语文教育中需要因势利导,激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充分发挥文本中榜样的示范教育作用。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选择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人生观是蕴涵其间的人文精神最生动的体现,对学生具有垂范作用。鲁迅为改变和提高国人的精神素质而选择的弃医从文,并在时代的风雨中以深邃的目光和坚毅执着的勇气持续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了铁骨硬汉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巴金一生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和晚年后对自己的严厉解剖和批判,更是对自我人格不断追求完善的典范。此外,郁达夫的率真、徐志摩的浪漫、汪曾祺的冲淡、北岛的叛逆都以其独特的人生选择来展示和丰富着人文精神的不同侧面。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作家人生选择的关注,可以感受其中的人文精神,影响、鼓励和安慰着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中的大学生,对其健康完善之人格的形成颇具影响力。
作品本身的内涵往往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王蒙的《安详》倡导一种雍容大度的生活态度,而不纠缠于琐碎小事的困扰;法国思想家蒙田的《热爱生命》里,倡导人生要过得“丰盈饱满”,“领略美好时光”;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的《笑的价值》认为微笑面对人生的心态能“帮助我们保持平衡感”,可以像“利刃一样应对外来的矫饰、虚套和压抑”,只要能认清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就能微笑面对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4.2 倡导真爱,以关怡情,燃起生命的热情。真实鲜活的生命是充满七情六欲,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亲情、友情、爱情于我们而言仿佛就是我们需要呼吸的空气,但在生活中往往我们会有呼吸艰难的时候: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友情陷入谷底;爱情触礁搁浅……面对如上情况,该如何理性应对?文本中的课文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祭十二郎文》《追悼志摩》《怀念萧珊》,或哭亲人,或悼友人,心情郁结忧伤,但在哀伤中仍有对生活的美好展望;《关雎》《静女》《蒹葭》等篇章,或表达两情相悦的缱绻深情美好,或表达“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痴情守望。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山光水影的熏陶中,心灵的狭隘、偏激、冲动、暴怒、苦闷、创伤都可得到修复。“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春江花月夜》展现青春洋溢之美;“东南形胜”、“烟柳画桥”的《望海潮》展现风情之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富有诗情画意;《瓦尔登湖》寂寞、恬静、智慧……这些课文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视角,用山水的灵秀、壮阔、幽深、诗情画意来涤荡心灵的埃尘,让我们去体味生命的美好,愿驾生命之舟徜徉在人生之路。
参考文献
[1] 叶澜等.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