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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累计增发国债8000亿元，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改造和建设，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重点行业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建设及科教设施等方面建设，支持西部开发项目建设；在增发国债的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需求。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适当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费，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部分税收政策，支持外贸出口。
稳健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199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贷款限额控制，使商业银行可按信贷原则自主发放贷款；1998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下调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7个百分点，1996年6月以来连续7次降息，存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5.73个百分点，贷款平均利率累计下调6.42个百分点。
(2)调整信贷政策。1998年以来我国对信贷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如为国债项目配套贷款，鼓励银行发展消费信贷，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在按同档次固定资产贷款减档执行的基础上又下调了10%；推行适合我国农村实际的小额农户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推行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开展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等。
(3)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和配合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组建信达、长城、东方、华融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从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剥离的1.3l万亿元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计会计制度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
1.国债投资，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及企业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环境
1998年一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在国债资金支持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2001年，我国政府以西部开发为重点，集中财力支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专门用于符合产业结构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政府将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环境改善效果明显。
2.调整部分税收政策，促进了出口增长，减轻了农民负担，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由于先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由8.2%提高到15.2%，五年累计退税4000多亿元；同时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全面实行免、抵、退税办法。
2000年起农民税费改革在安徽等地试点，2002年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完成了车辆购置的费改税，取消了200多项收费项目，规范收费制度的同时，为扩大投资与消费创造条件。
3.改善了金融环境，抑制了金融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环境。从2000年开始，四家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增幅下降。与此同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整顿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金融风险。
4.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了条件。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政策，2002年底，消费信贷余额达1.07万亿元，促进了消费增长。
5.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抑制了通货紧缩
2002年末流通中现金Mo的余额为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幅比上年末提高3个百分点，全年现金累计投放1589亿元，比2001年多投放553亿元。高出的幅度较大，这表明目前的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大，对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三、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使政府赤字和债务膨胀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财政赤字逐年上升，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继续实施，财政赤字将继续上升。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又持续增加，如果把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欠发工资、养老保险欠账等也计算到政府债务中，政府的债务规模更加庞大。
2.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
我国政府为启动内需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市场风险约束加大和我国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决定了银行资产运用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从而使银行惜贷现象持续，抑制了商业银行对企业部门的货币投放，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3.积极财政政策难以带动民间投资
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的贷款所拉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在国内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由于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实际利率和贷款利率较高，而价格又较低，因而投资回报不足以抵偿企业的投资成本，社会对投资前景预期较差，企业缺乏投资动力，社会投资增长相对缓慢。
4.增加收入及降低利率没能有效地刺激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我们将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把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利率及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利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90年一2001年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检验知利率对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影响不显著，从模型中剔除。利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得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其中CHX代表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CHSH代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NSH代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居民收入增加，没有明显地带动消费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GDP、M0、M1、M2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说明提高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加大货币投放都未对扩大消费起到明显作用。
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取向
1.加强国债管理，化解财政风险
由于国债具有流动性强、信誉高、不征利息税等特点，对投资者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国债利率，减轻还债压力，同时降低发行费用，从而化解财政风险。从财政风险及其他国债投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国债投资应该加强管理，同时应逐步减弱力度，但并不意味着财政职能的削弱，因为财政的职能包括很多方面。
2.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和投资方面转化
首先，应加强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其次，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可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这样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可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加大对全社会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组织、引导、协调等，可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的投资，为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作为企业，应从产品质量、营销等方面下功夫，提高盈利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信誉，成为银行争取贷款的客户，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
4.转变政府投资方向，加强对第三产业的投入，缓解就业压力
应用描述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可给出1978年以来不同阶段、不同产业就业弹性的最小二乘估计值(见表1)。
取不同时间段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这说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此财政政策应对第三产业加大支持力度，第三产业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新型服务业，如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物业管理、信息咨询等，这些部门具有见效快、费用低、容易创造就业岗位等优点。此外，应对农业产业化给予支持，减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
*
注：*表示在0.1的置信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5.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很大，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很大，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收入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规范。要调解收入分配，财政政策是主要手段，因收入分配与财政收支有特定联系。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并降低税率，对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的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者采取低税率政策，征收遗产税及赠予税等，可在某种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有必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李红松：《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问题研究》，《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刘树成：《中国经济波动新轨迹》，《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吴国权、杨义群：《通货紧缩理论界定与衡量的新认识》，《财经研究》2003年第4期。
篇2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的。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市场发育不成熟，竞争规则不健全，财经法规不完备，人们对市场经济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不仅利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发挥价值的作用，同时利用“有形的手”加强宏观调控，以保证供求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两大部分：调节和监督。执行调节职能的主要是计划、、税务和财政。他们通过国家计划、信贷、货币投放、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支持等手段进行调节，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上述部门在调节的同时，还通过其业务履行监督的职能。
目前，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监督的部门主要有：工商、财税、物价、统计以及各专业管理部门，以上多数是属于专业性监督。通过各自的专业对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行业依法进行监督，所监督的仅限于分管的专业活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审计进行再监督。审计在监督范围和关系上不同于其他经济监督，是具有独立性的综合监督。审计监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居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我国经济监督体系中，审计不但同其他专业经济监督部门一样负有对企事业单位实施监督的责任，而且还要对各专业经济监督部门实行经济再监督，并为宏观调控提供审计信息，提出审计意见，供宏观决策。因此，审计监督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制经济，绝不是完全自由经济，也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需要完备的法律来规范和保障。首先是立法，制定或修订适合市场经济的法规制度，然后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这些法律制度。但是，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法规制度的贯彻，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是不可能得到切实贯彻的，法律也成了纸上谈兵流于形式。因此，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关进行监督，对执行好的予以肯定，对执行不好或违反的予以处罚和纠正，保证法规制度的正确贯彻。依法审计是审计部门的神圣职责，审计又是综合性的经济监督，对保证法规的贯彻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审计，可以检查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保证法规的落实；可以把贯彻的情况和反馈给立法机关和管理部门，以改进立法工作和改善宏观调控。
审计是综合性经济监督，与其他专业监督比较，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范围宽。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他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等，覆盖的面很宽。二是层次高。不仅对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审计，而且对财政预算执行的情况和决算，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国有资产及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三是内容实。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全面反映了它的经济活动和成果。这些特点充分说明了审计在各类监督中的重要性，是其他监督无法替代的。
审计的任务是监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审计的任务也将不断扩大，服务、咨询、公证的任务也将不断增加，审计对推进廉政勤政，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将发挥重要作用。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化国家审计，并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我国的审计组织是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三部分组成。各审计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不同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要从直接管理转到宏观调控上来。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能转变到宏观经济监督上来。
国家审计监督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就是要将审计重点转向审计执法部门，对使用国家资金较多的综合管理部门和单位，通过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和经济秩序，促使合理的使用资金，讲求效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督宏观调控措施的执行，并反映执行中的问题。监督政府部门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廉政建设。
国家审计监督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培育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的审计。一是在促进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应着重抓好财政、税务和金融机构等经济管理部门的审计，这些部门是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部门，通过预算、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和市场。审计监督的任务就是规范他们的业务行为，使其按照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市场规则组织财务收支，以维护国家利益，保证政令畅通和国家资金的有效运用。对掌握国家资金较多的政府部门，以及有权收费、罚款和预算外收入较多的企事业组织作为必审单位，检查资金管理、分配、使用和效益情况，监督其遵守财经纪律，节约支出，加强廉政建设;对重点建设项目及技改项目投资进行审计，检查资金流向的合理性，防止资金流失，提高使用效益。对国际援款、贷款项目的审计，重点是监督各方面履行合同，督促资金及时到位和配套资金的落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在促进建立制度方面，要深化企业审计，转向对企业的真实性审计。审计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经济全局较大的国家财政给予补贴、上缴较多的以及在股份制企业国有资产所占控股地位的企业资产负债及损益。其他企业实行委托社会审计组织查证或内部审计机构审签的。对政府综合经济部门责任人、厂长(经理)要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指导企业监事会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三是在促进建立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要积极协助纪检、监察、财政、税务等部门对侵吞公有财产和采取偷税、抗税、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者进行审计监督;要积极开展养老、待业保险基金审计，监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
4 大力审计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的需要
社会审计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护所有者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正常运转，客观地要求处于这种经济关系之外的客观公正的而又具有权威的独立组织，对其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予以证明，这个组织即是社会审计组织。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必备的条件。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社会审计发展提供了营养及其丰富的土壤，而社会审计为市场经济主动的积极服务关系，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其不断正常发育，维护其良好秩序的作用。社会审计业务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不受地域、单位、所有制形式的局限，可接受政府、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的委托，承办财务收支审计查证、经济案件鉴证、注册资本的验证和年检，提供、财务、税务与经济管理等各项咨询服务。
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而且还包括社会审计在内的咨询服务市场。只有社会审计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才能将微观经济管理权限分离出去，实现职能的转变，才能在市场中得到必要的服务，建立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审计通过转变职能，弱化微观管理，工作重点转向宏观调控，过去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大部分管理业务将逐步由社会审计组织代替。比如，对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审查，将由社会审计来查证和鉴证，逐步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一项法定程序。
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审计，标志着市场建设走向正规化。社会审计在市场经济中将起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是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健康成长。在市场经济活动趋于频繁，市场事务急剧增多，社会审计能分担很大一部分市场中介、执行市场法规和市场监督工作，活跃和规范市场，从而成为市场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社会审计组织能够把触角伸及市场的方方面面，灵敏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变化和趋势，把市场信号反馈给政府部门，有助于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三是增强各种经济实体的市场经济意识。社会审计立足于市场之中，各种经济实体易于接受他们的，从而逐渐增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依法经营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四是为经济组织之间相互信任提供保证。我国经济组织成千上万个，如何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顺利运行，信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信用经济。对涉及信用的一些，如企业的资产负债、财务收支是否真实，是否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是否信守合同、契约等等，需要有社会审计等中介机构为之服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咨询服务，社会审计可以大显身手。
5 内部审计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监督服务
内部审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审计监督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对本部门、本企业、本单位的财务活动和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审查、考核和评价，审查各项经济业务活动和会计资料、统计资料是否真实、正确、合规、合法并提出建议，帮助建立和完善各项财经制度，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实行最有效的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建设更加完善的经济，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否则，市场经济将会出现一种无序状态，也不可能正确健康地发展。内审工作是国家对企业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离开了内审工作，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就难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转换职能、简政放权，赋予企业更多的活力，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要达到这一目的，从企业本身来讲，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内部环境。这一内部环境除了资金、技术、设备、劳动力资源等要素外，关键就在于要有一套的以自我控制为中心的内部管理。而内审工作正是实现自我约束的一个重要手段。没有内部审计，就无法实现自我约束。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内审工作就越重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审监督是企事业单位中一种较高层次的监督活动。它既要对本单位中的生产、资金、成本、效益等诸方面进行监督，同时，又要为本单位争取市场、发展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因此，监督和服务是内审工作的基本职能，在二者关系中，监督是手段，服务是目的，服务通过监督表现出来，二者相辅相承，密不可分。当前企业面临着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使企业尽快走向市场，内审工作要根据企业面临的发展形势，根据市场变化，扩大内审功能，强化内部约束和内控力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促进内审工作与市场连接，企业与市场连接，保证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生产经营行为合理化、科学化、现代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发挥内审的建设性作用。
总之，审计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可以保证国家有关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的政策、法规得以认真贯彻落实。可以打击违反市场规则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公平竞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 吴月文，黄秋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J］．经济纵横，2002（12）
篇3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二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起到了弥补市场缺陷、熨平经济波动、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本文全面通过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认为目前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最为关键的时期，并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社会，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进步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以需求为支撑，随着技术应用中累计规模效应逐步被即时规模效应所取代，市场规模又将成为未来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从自身发展进程来说，中国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进一步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这样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技术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基石和可能，所以，不管是外部环境比较还是自身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要想将潜在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与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条件下，阻碍因素也非常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长期以来，为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利率，还是能源、土地和各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国的投资成本一直非常低。这不仅导致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减缓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而且，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缺乏效率，投资整体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重复进行建设，导致我国的大量投资应用到最有效率、最能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领域，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根据经济学理论，市场之所以能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就在于其价格的调控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价格都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在充分竞争下形成的均衡价格才能实现，计划经济下的计划价格体系就是因为其人为因素确定，无法通过自我调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问题会被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掩盖。此次危机的爆发，使政府、学者、专家都有机会冷静地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年所积累下来、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果断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这对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现在也确实看到经济回暖的种种迹象，如股市回暖、楼市回暖、消费特别是汽车消费增长态势良好等。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缓解短期内的部分矛盾，但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长期根本性问题帮助不大，同时还必须看到可能带来或加剧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使原本不应该投资的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在经济达不到预期的恢复或增长速度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银行坏账、死账。在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宏观管理体制下，会使银行为急于完成放贷任务，使项目控制不严，影响效益。因政府积极政策产生的银行坏账、死账严重影响了我国未来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可能因为经济刺激的需要，减少了对环境保护审批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如前段时间就报道过现在有地区存在简化环保审批环节的现象，原来大概需要三个月审批，现在能够一个星期内完成，使环保审批环节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这样是否会使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资产价格脱离经济基本面的高涨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形成的资产泡沫破灭，将来必然严重破坏经济运行，资产价格非正常上涨将会扭曲市场的价格结构，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可能诱导原来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源流入到股市、房市，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会带来社会财富逆向分配效应，恶化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导致在经济恢复前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形成滞胀，中国经济将陷入两难的境界，政策选择的余度更小。
第三，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需失衡，内外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治理的一个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扩大需求。对于外需，我们采取的稳定汇率、税收优惠的政策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整体需求拉升的作用将会非常有限；而扩大内需，采取的是通过投资和产业刺激计划来间接提高收入，以提高消费需求，但这却面临一个较大的风险，积极的政策会首先体现在供给上有更大的提高或至少保持不变，如果需求不能实现我们预计的有效恢复，产能过剩将会更加严重，这也是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应对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会使原本突出的部分行业垄断利润的问题更加突出。如当前的中国高房价的原因的争论中，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政府刚要决心治理的垄断行业利润问题，却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肯定会被较长时间搁置，这对长期经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公平不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控转到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上来，建立起相应的调控体系，改革经济计划体制，扩大指导性计划。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后，在国有经济部门实行原来意义的计划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不稳定性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国家宏观调控应着力避免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协调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中国经济潜力与前景巨大，只是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做到充分估计与准备，要更关心经济增长的质量。只有认识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才能防患于未然。直面问题、治理问题重要的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对于暴露出来的阻碍我们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要着眼长远，“借危机、促发展”，“深化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优化资源配置、解放生产力”，充分利用市场规模、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在使中国经济迅速企稳回暖的同时，夯实经济基础，使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经验表明，当前我国仍要加强政府的经济调控作用，继续完善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运用科学的发展观，在相机抉择的调控方式的基础上，健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为可预期性较强的规则化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篇4
3.调控机制的完善。在非正式约束下要不断完善市场秩序和市场机制，要保证市场进出的规则，优化市场结构；制定作价规则和严格的竞争机制，形成良好的市场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念，形成公平、平等的市场秩序。同时，规范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使政府与企业肩负起社会责任。
二、非正式约束的宏观调控工具模式的创新
现有的调控工具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宏观调控的工具模式也出现了创新和改革。
1.民债。民债是国家在国民经济遭受通货紧缩压力或危害时向公民发行的；在国民经济遭受通货膨胀压力危害时要求公民偿还的，仅具有货币购买功能的购物凭证。与其他债券相比民债的主要特点是：（1）与国债相反。国债是国家向公民借钱用于投资民是国家借钱实际是只能用于消费支出的购物凭证给公民用于消费。（2）债券都是有息的而债无需债务人付息利息由中央政府支付。（3）民债只能用于消费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限比天内用于消费支出。（4）民债的对象是全体有稳定收入或偿还能力公民。（5）它是记式的公民无需用货币购买。（6）民债只能参与购买价格高于其面值的商品或服务。（7）民债在行时不规定偿还时限。民债在萧条期可以提升总需求曲线使其与供给曲线重新相交，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下达到新的平衡。在经济过热时期则有降温作用。
2.国土资源。邱铃章（2006）研究指出自2003年以来,土地参与宏观调控成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从体制创新、市场配置、规划编制及部门间协调配合等方面分析了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些问题,曹清华（2004）认为土地供应政策要像金融货币政策那样,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而程烨（2011）认为土地参与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登记制度、土地产权市场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土地金融制度等。
篇5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失衡日趋严重。对内看，表现为“高储蓄、高投资”，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对外看，表现为顺差、外汇储备激增，国际收支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资源要素价格扭曲
中国2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最终产品部门，通过在最终产品部门引入了市场机制，改善了对各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技术进步（这一政策意图清晰地反映在农村、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实施的经济责任制、承包制以及后来的股份制改造等，同时实行的开放政策也稳步地降低了进出口产品价格的扭曲）。现在看来，产品部门市场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除了能源和水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产品之外，绝大部分产品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决定机制。
然而，中国要素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则明显滞后，主要表现为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使得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普遍较低。要素市场的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国经济的短期竞争力，因此，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的格局。与此同时，这些扭曲也导致了一系列的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有禀赋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过强
我们认为，造成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其一，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存在禀赋的因素。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劳动力市场的充分自由的特征没有改变，中国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有显著的和过快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企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速增长并持续超过工资水平的增长率的状态中长期内难以改变。因为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中国存在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应的禀赋条件。
此外，继续保留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和尚未普遍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进一步压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乃至全球产业链转移提供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租”（ 有关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劳动力成本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则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
其二，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府对经济主导性过强。
客观上讲，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均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大量的经济资源要素配置权还集中在中央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手中，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政策所制造行政垄断，导致整个资源要素价格被人为的扭曲。
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的，政府基本上可以决定土地的使用价格。提供廉价土地使用权，是各级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的“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另外，缺乏严格执行的环境保护政策也降低了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在经济改革的初期以及当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很少考虑污染治理，目前的发展通常是以延后环境治理的成本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目前企业的盈利中包含了本应由子孙后代享受的好处。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由于政府对各种资源拥有强大的掌控权，企业被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生存下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不得不以变异的行为寻求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机会；银行同样被政府的资源控制权所“挟持”，因为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在这个层面上，金融资源自然就服从于行政权力而配置，达成了资本与权利的结合。
简单核算一下吧，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亿，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个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力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例。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可以预知的是，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因为这关系到一个投资效率的问题。
资源要素价格扭曲下的经济失衡
其一，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近年来企业和项目的微观盈利的飙升尽管这里面不乏宏观景气因素、企业管理改善因素，但资源要素价格扭曲所制造的“经济租”显然是带来 “超额利润”的最为基本的因素，更多反映为一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或者说是权力资本化在加速深化。这是中国投资持续高烧不退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扭曲的成本会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增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向中国转移，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外部需求。
其三，最根本的，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造成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因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一方面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融资困窘，而另一方面金融资源越来越向着大企业、大客户和垄断部门集中，信贷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国内消费启动不起来，资源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不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来平衡。
其四是内外失衡的格局下，旨在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调控越来越陷入一个“死局”。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所以当在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了更大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就是讲，在高储蓄率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和贸易顺差是一对跷跷板。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都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内外失衡之间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这或许是当下以收缩流动性和限制流动性运用为目标的宏观调控政策总是难以持续的根本因素。即便是在加息和提升准备金率起作用的情况下（当然目前更为直接的效果是通过行政措施，如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如原料和能源包括技术等，消费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这是当下国际产业分工以及产业链不断向中国转移的必然结果）。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我们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投资增速与进口增速表现出极强的相关性，而与出口增速的关系不甚显著），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事实上，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一个直接的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这种效应在2006年的宏观调控后愈发显著，7月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扩大，当然其中也不乏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化和贸易政策调整所导致的贸易部门企业行为的改变。
随后必然是增加的贸易顺差又形成基础货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流动性的过剩，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中国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加息效果又化为无形，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又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
理清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矛盾后，就需要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重新定位。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和逻辑顺序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内在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交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回馈社会，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进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是否需要对于通胀目标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探讨的论题。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篇6
经济过剩最直接的表现是商品的供给大于商品的需求，从价格层面来讲是全社会大多数商品价格的下降。面对经济过剩这一现象，政策的调整方向涉及两方面：供给和需求，其中以刺激需求的政策为主。为此，笔者根据国家应对08年金融危机经济政策实施情况和相关论文，整理出了如下应对经济过剩的措施和方法。
一、抑制经济过剩、刺激需求的经济政策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就刺激需求的效果来讲，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效的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政府支出与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推进税费改革。但就08年来讲我国政府财政收支十分紧张，仅仅依靠财政收入是不能满足政府开支需要的，为弥补财政资金的缺口，在保证赤字安全的条件下，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500亿元，比上年增加5700亿元，同时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00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在应对08年金融危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万亿计划”，该计划的重点为改善民生和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综合的来讲，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电力设施和输变电设备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地震灾区灾后重建，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并且通过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帮困优扶改善民生。政府支出的增加对投资需求拉动较大，投资需求的增加（即带动就业）同时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
结构性减税和税费改革主要增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就居民个人来讲主要实行减税政策，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得居民消费水平增强，个人消费需求增加。对企业来讲主要实施减税、退税或者抵免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可利用的资金增加，投资需求增加。2009年我国政府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将目前的生产型增值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将纳税的期限从10日延长至15日，这一举措堵塞了因转型带来的漏洞，防止了偷税等不法行为的发生，落实已出台的中小企业、房地产和证券交易相关税收优惠以及出口退税等方面政策，加上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全社会的经营成本，尤其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增加投资需求，2008年我国广义的货币增长量为17%左右，新增的贷款量为17亿元。同时应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中小企业、“三农”的融资门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加活力。
（二）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
一国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实力。对国内来讲，应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相比于第二产业而言，第三产业会提供更高的工资，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拉动消费需求。且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按照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第三产业的比重应该逐渐的增加，刺激服务业投资既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失衡。又有利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刺激内需，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刺激消费，为从外向型经济转变成为内向型经济奠定坚实基础。对进出口企业来讲，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与其出口企业层次低下并且出口商品是依靠劳动力和廉价的原材料生产的是不无关系的。这就对产业升级提出了要求，即出口企业应生产高附加值的、具有创新力、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商品，从数量优势转向品牌优势上来。坚持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以质取胜的策略，巩固传统出口市场，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对具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实行出口的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培育出口品牌。同时还应加大进口，重点引入先进的技术设备，由于技术的研究开发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长期的投入未必会产生对应的成果，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所承担的成本小于自我研发，且引进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我国企业的创新。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了“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推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稳定利用外资规模，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及外商投资的行政收费和检查事项，这从长期来讲可以刺激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总结
根据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应对经济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现象，政府把刺激的重点放在了国内需求上，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是财政政策，也是本篇论文详细阐述的政策。财政政策着眼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主要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和减税来提高居民购买力和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或对企业予以一定程度的补贴。财政政策对需求刺激的效果较好，但同时存在重复性建设的问题。另一值得注意的宏观政策是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增加了投资需求。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如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因此为了详略得当，本篇论文叙述的较少。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应就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了一国的消费需求。产业政策从生产的层面出发，通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增加产品的出口，拉动了一国的总需求。
参考文献：
[1]马瑜.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D].云南财经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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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南岳，邹海贵.论过剩经济[J].财贸研究，2004，3：001.
篇7
1 引言
自2004年开始，中央提出将土地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纲领性文件，明确要求国土部门利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对土地总量和利用结构进行干预，以加强对经济总体运行进行引导和调节。2006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成为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转折c，体现了中央决定通过土地闸门（又称之为“地根”）实现对经济调控、土地保护等多重目标，这是我国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宏观调控措施的必然选择，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战略措施。今后，必须从站在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充分发挥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积极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从而实现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重要的调控作用，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2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的问题
2.1缺乏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定具体的土地管理政策时缺乏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意识，主要是由于将土地管理作为国家或地方宏观调控手段还处于摸索阶段，既缺乏理论研究成果，又缺乏实际经验。基于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要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功能，不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决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市场混乱、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土地违法现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还要求土地政策能够从战略层面上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通过不同地区的土地政策来引导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及地方经济转型发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标相互博弈
长期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加强耕地保护、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则一味地追求GDP第一，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标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体的土地利用政策时，存在着相互打架的现象。众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动产，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着土地的监控权和审批权，而具体的土地使用权则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体土地利用过程中存在土地违法违规现象时，土地用途已经发生改变。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违法现象存在时间差，才导致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领导个人政绩而乱占滥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闸门”长期控制不紧而直接影响了国家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30%要上缴中央财政，70%要留给地方政府专项用于耕地开发。但事实上这70%的有偿使用费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在现实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专款专用”，实际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显然不知情。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征收和出让行为，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这种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监督机制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土地政策执行力度不够到位，甚至“阳奉阴违”。因此，要使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发挥宏观经济调控作用，首先就必须要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土地收益进行合理分配，同时也要更进一步地加强对土地收益分配的监督。
2.4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未发挥“龙头”作用
从我国前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发挥出规划的“龙头”作用，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难以在实际中落实，使得规划只是流于“手上画画、墙上挂挂”。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现行体制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力不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经过多方论证并由上级政府严格审核批准并实施的，从法律层面来说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约束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一旦审批通过，就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就是违法行为。而现实情况却是现行的规划大多数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领导的意图，一些领导一味地为了追求个人的政绩而无视规划的严肃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规划在执行中权威不够、约束力并不强，难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上下级衔接不够，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础工作不扎实，规划编制采用的基础数据不实和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评价反馈及论证等步骤，导致基础数据不详实、上下级沟通不畅、相互衔接不力，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作用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
3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途径
3.1调整土地供给结构，优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实现土地管理积极有效参与宏观经济调控、引导和调节宏观经济总体运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否起到调整土地供应结构、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给政策不同，则其所产生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也会有所差异，会导致土地利用主体、相关利益主体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结果，从而会直接影响土地资源利用及配置效率。运用土地供给政策实现参与宏观经济总体运行调控，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各级地方政府对土地供给总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预，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以及优化土地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部门之间的配置，进而实现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3.2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统领”作用
目前，我国依然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机制自身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很难实现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客观上要求中央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我国《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及其严肃性，根据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城乡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区和控制不同用地类型的数量，从而达到从宏观上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布局、调控土地供应总量和结构以及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级土地利用规划参与区域宏观调控的作用，继续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坚持以供给引导需求的原则，严格执行土地利用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统领”作用；同时，严格执行实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轮规划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严禁修改调整高标准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对于确实需要修改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务必要从严审查、从严监督管理，确保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
3.3构建土地政策调控体系，强化其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政策、土地供给政策、土地市场政策、土地税收政策、不动产登记政策等。今后，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的职能就要努力构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体系，加强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间、不同的土地政策与外部实施环境之间形成有效的配合与互动关系，尤其是要进一步强化土地资源、资产和资本“三位一体”的属性，要充分地意识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不仅是调控土地资源、土地资产，更是调控土地资本。同时，要进一步强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项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因此，要实现土地管理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就必须要坚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步伐一致、协同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加速转型，如果完全采用发达国家或地区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难以有效完成现阶段宏观调控目标。因此，在现阶段积极有效推进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完善、有效发挥调控功能的同时，要强化土地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协调与配合，这就要求未来土地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国家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统领，既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宏观调控，又要能够及时与其他政策协同一致；又要适时考虑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错位”，只有如此真正实现土地管理参与宏观经济调控。
参考文献：
[1]关涛，吴次芳，宋晓杰.土地管理宏观调控政策的思考[J].农场经济管理， 2004，（5）.
篇8
（一）结构性问题
1.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投资、出口是构成和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且，维持三者合适的比例，促使其相互协调，有利于经济的健康与持续发展。近几年来，消费在我国GDP中的占比（消费率）持续下降到40%多一点，与此同时，投资和出口在GDP中的占比却不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力，这造成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发达国家中，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60%-70%，而在美国更是高达近80%，即使是在同等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其贡献率也达到50%-60%。在最近的金融经济危机中，为了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我国扩大了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即所谓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设施），这样的投资既对公众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很多重复建设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浪费。在出口方面，由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较大，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可见，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将经济增长从依赖出口和政府主导的投资向依赖国内消费需求转变，使经济焕发出内生增长的活力成为我国经济调整的着力点之一。
2.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当前，我国三大产业中，以制造业为标志的第二产业占据了主体地位，其次是以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最后是第一产业。与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还相对低级，即便在制造业领域，我国也仅仅充当着国际打工仔的角色，从事着低附加值的加工或代加工生产，位于价值链的中低端，而发达国家在让出该部分后处于价值链的中高端，这也表明我国的高科技技术发展落后，高科技企业数量少，技术水平低，研发的投入和能力不足。眼下，正赶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际，如不抓紧时间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当唯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之时，也可能是我国经济失去光环之刻。
3.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东西部地区间的GDP差距近几年来不断扩大，同时，东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东部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西部地区迎头赶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的意志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对各地区所有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的实现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不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经济建康持续发展，而且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进而对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良好环境形成威胁。如何协调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并将这种协同转变为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以及如何让所有地区，所有人民都能够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成为当前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经济发展方式落后
从根本上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停留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难循环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不成比例大量投入实现，因此，对资源的消耗强度也比较高。在此过程中，导致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的污染，同时，我国经济增长仍维持从资源到产品再到废弃物的线性模式，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视不够，也造成很大浪费。加上生产过程中缺少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如此种种，最终导致的是我国经济总体的效率低下，不仅劳动生产率低下，其它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产出率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效节约型增长模式已成为另一紧要任务。
（三）环境问题
发达国家中，由于政府和民众通过涉及环保方面的相关立法和公众临督，许多对环境会造成严重污染的行业企业或由于受到禁止，或对污染物的处理成本过高而无法在本国生存，多年来一直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我国在招商引资政策的指引下，毫无选择地对外资进行利用同样为许多高污染企业进入我国打开了大门。再加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以GDP为唯一考核指标的官员升迁制度更是促使地方政府对包括本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大开绿灯，对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破坏睁一只睁闭一只眼，加上利益相绊，更有理由疏于管控，结果是前所未有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严重透支不仅将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已严重地危及到了我国民众的生存环境和享有健康的权利。贯彻以民为本，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我们的经济朝环境友好型方向发展。
三、相关税收政策建议
（一） 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为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可以对个人所得税进行适当调整，如进一步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群体免征个税。提高累进税制的税率级距的同时，加强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管力度和税收稽查，严防其逃税漏税。此外，开征并完善社会保障税，给予低收入阶层生活保障，解决其后顾之忧，调整消费税，对生活必需品减免消费税以减轻普通民众生活成本，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税额，加征遗产税和赠予税，以抑制个人财富的过度积聚。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
对现代服务业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其进行减负，促进服务业投资与发展。对服务业设置营业税经常使企业面临营业税和增值税交叉征收的双重应税负担，严重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2012年底，我国开启了营改增的试点实验，将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以物流业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背景下，营改增极大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促进了该行业的同时，加快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在对服务业整体减税的同时还应配以结构性再减税，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在引导促进服务业方面的作用。为了提升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从而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可以对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扣除，加速折旧，递延纳税，税收抵免等。
（三）调节区域经济平衡的税收政策
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在税收政策上主要是实行向中西部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区别对待。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放水养鱼，即在中西部地区实行低税率，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当地企业减轻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强盈利能力，发展壮大，吸引外来资本企业投资入驻，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税收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方面也只有这些，而要实现该目标，需要其他多方面公共政策的协调配合。
篇9
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由此,我们选择了国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组重要项目:工业企业利润、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单位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对它们1998年到2005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8年的平均年增长水平,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30.5%,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镇单位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为9.9%,远低于前两项的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GDP的同期平均年增长为8.9%。从积累角度考察国民收入增长结构,这也同时可以显示为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结构。
另一项有关对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的研究数据,也为上述状况提供了一种印证。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42.1%上升到56.5%,之后从1983年到2005年持续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1996年中略有上升,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这项研究数据还显示出,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
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提高内需拉动”,即较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4.1%。1980年―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步下降,2005年仅为52.1%。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种情况,显然是上述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状况的必然结果。因为,维持宏观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告诉我们,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状态,而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永远是一个定量,当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持续提高时,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
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30.5%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或者再高一点也罢,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再者,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低收入层的增长明显迟缓,这就使当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
从2001年到2005年,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统计: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5.23%、11%、9.31%、7.83%、5.35%。在这里,不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三个阶层,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层的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在2006年的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
这种社会收入阶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甚至进退维谷。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管理政策为例。近年来国内商品房的价格水平快速增长,引起普遍关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确有房地产企业高额盈利问题、市场操作失范问题、政府财政资源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问题、境外热钱炒作问题,等等,但我的分析说明,对这种商品房价格高位增长的基本性支撑,可能还是来自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力量。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国内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上升最快,两年平均售价增长9.75%和9%,但同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01年-2005年的平均增长分别为15.23%、11%、9.31%,仍然高于前者。这就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增长价格买房的高增长收入群体,应当不存在买房基础的需求缺失的问题。这里的矛盾仅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长只有7.83%和5.35%,完全不能适应房价高速增长。由此,政府限制房价增长就很难奏效,因为存在市场需求的基本支撑;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积来满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办法也很难奏效,因为只要还是市场性房价就不可能满足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相当缓慢,第二产业仍然是高速增长的最强大支持,其产值比重甚至出现了稳中微升的状况,这就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调控政策执行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强大支撑,这种基本增长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到2006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下降的,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1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极小,2000年为39%,之后在3个百分点上下变动,2006年又回位到39%。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00年为39%,2001年和2002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2003年之后逐步微升,2006年上升到49%。结论是,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甚微,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稳中有升,对经济高速增长继续起着主导性支撑的作用。
这种三次产业结构增长格局的基本状况,就可以在更深层的经济原因上解释,为什么政府宏观调控关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政策,在执行力方面的难度很大。例如关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当然可以在法律法规、资源价格、生态补偿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背景下,在目前第二产业的增长还需要依赖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再以控制土地开发政策为例,在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产值拉动如此强大的吸引下,对土地资源的扩张开发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仍然处在急剧扩张性发展时期,由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增长结构或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人为的改变结构恐怕很难,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过程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增长结构已经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改进的思路就应是:在调控政策实施中考虑增加结构性操作;积极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
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实际上都是在既定增长结构条件下进行的。当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可以基本达到调控目标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增长结构的问题,但如果这种调控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总是较多偏离调控目标,对增长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由此考虑对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进行新的选择,或者进行部分新的选择,就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思考当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及其效率,就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篇10
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是影响和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基础性因素。由此，我们选择了国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组重要项目：工业企业利润、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单位报酬和城乡居民收入，对它们1998年到2005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进行了综合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在不同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这8年的平均年增长水平，工业企业利润的年均增长为30．5％，高居榜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年均增长分别为18．6％和16．6％，也具有相当高的增长水平；城镇单位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为9．9％，远低于前两项的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GDP的同期平均年增长为8．9％。从积累角度考察国民收入增长结构，这也同时可以显示为是社会财富的增长结构。
另一项有关对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的研究数据，也为上述状况提供了一种印证。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劳动所得比重从42．1％上升到56．5％，之后从1983年到2005年持续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1996年中略有上升，2005年的比重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个百分点。这项研究数据还显示出，同期内资本收入在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是持续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经营盈余和折旧资本所得及生产税净额为代表的资本收入，在GDP的比例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资本比重实际上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
这种国民收入增长结构和社会财富积累增长结构的状况，首先决定了政府管理当局最希望“提高内需拉动”，即较大幅度提高社会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拉力，是很难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国内投资率的年均增长为20．8％，同期消费率的增长只有4．1％。1980年1990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62％，之后逐步下降，2005年仅为52．1％。1991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5年下降为38．2％。这种情况，显然是上述国民收入增长结构状况的必然结果。因为，维持宏观经济高增长的主导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资而不会是社会消费。经济分析的基本学理告诉我们，拉动消费增长的第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状态，而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永远是一个定量，当资本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大幅持续提高时，就决定了国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不可能太多。
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润增长30．5％的高位水平（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5个或27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或者再高一点也罢，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再者，反过来说，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级结构差异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低收入层的增长明显迟缓，这就使当前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
从2001年到2005年，按照国家统计局五等份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统计：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长，分别为15．23％、11％、9．31％、7．83％、5．35％。在这里，不但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增长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三个阶层，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层的平均差距也相当明显。据有关方面统计，2006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在2006年的年平均收入已经达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高速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中低收入阶层则明显增长迟缓。
这种社会收入阶层的明显分化，常常使我们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费活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甚至进退维谷。这里仅以政府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管理政策为例。近年来国内商品房的价格水平快速增长，引起普遍关注。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复杂，确有房地产企业高额盈利问题、市场操作失范问题、政府财政资源过分依赖房地产开发问题、境外热钱炒作问题，等等，但我的分析说明，对这种商品房价格高位增长的基本性支撑，可能还是来自市场内部的需求增长力量。以2004年和2005年为例，国内高档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销售价格指数上升最快，两年平均售价增长9．75％和9％，但同时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01年－2005年的平均增长分别为15．23％、11％、9．31％，仍然高于前者。这就提供了一个支持高增长价格买房的高增长收入群体，应当不存在买房基础的需求缺失的问题。这里的矛盾仅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长只有7．83％和5．35％，完全不能适应房价高速增长。由此，政府限制房价增长就很难奏效，因为存在市场需求的基本支撑；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积来满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办法也很难奏效，因为只要还是市场性房价就不可能满足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国内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相当缓慢，第二产业仍然是高速增长的最强大支持，其产值比重甚至出现了稳中微升的状况，这就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调控政策执行难度很大。
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强大支撑，这种基本增长格局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还有进一步稳定和强化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到2006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是下降的，从200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12％；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动极小，2000年为39％，之后在3个百分点上下变动，2006年又回位到39％。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在2000年为39％，2001年和2002年下降了一个百分点，2003年之后逐步微升，2006年上升到49％。结论是，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化甚微，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稳中有升，对经济高速增长继续起着主导性支撑的作用。
这种三次产业结构增长格局的基本状况，就可以在更深层的经济原因上解释，为什么政府宏观调控关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的各项政策，在执行力方面的难度很大。例如关于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调控目标很不理想，当然可以在法律法规、资源价格、生态补偿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产业如此强劲的增长势头背景下，在目前第二产业的增长还需要依赖我们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主要不是依赖技术进步而是依赖资源产品、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大量投入的情况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特征的增长活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再以控制土地开发政策为例，在第二产业的主导性产值拉动如此强大的吸引下，对土地资源的扩张开发必然成为地方政府（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拉动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还会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能仍然处在急剧扩张性发展时期，由此，目前三次产业的增长结构或许并非是不合理的，人为的改变结构恐怕很难，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把这个过程的阵痛减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增长结构已经成为影响宏观调控效率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改进的思路就应是：在调控政策实施中考虑增加结构性操作；积极改变目前增长结构中不合理的东西。
任何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实际上都是在既定增长结构条件下进行的。当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可以基本达到调控目标时，几乎可以不考虑增长结构的问题，但如果这种调控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总是较多偏离调控目标，对增长结构的重新认识和由此考虑对调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进行新的选择，或者进行部分新的选择，就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思考当前政府的宏观调控操作及其效率，就已到了这样一个时候。
篇11
更严酷的是施工企业又遭受到了来自铁路市场的一场空前的“寒流”，铁路基本建设“紧急刹车”导致铁路市场急剧萎缩，施工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铁道部公布的数据：
2009年、2010年全国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分别6004亿元、7074亿元，而到2011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铁道部2011年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通报显示，2011年全国铁路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610亿元，这较全年原计划7000亿元的基建投资减少了239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4。8％。，凸显了铁路建设资金的紧张。在此期间，全国陆续有近七成的铁路在建项目因资金吃紧经历了停建、缓建。铁道部现任部长盛光祖在2011年底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还表示2012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为4000亿元，这一额度大大低于铁道部2011年原计划的7000亿元投资额，铁路建设放缓的趋势仍然明显。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企业的财务运行日趋困难，财务风险也在不断的加大。
在此背景下，如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客观深刻认识企业财务风险所在，强化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是施工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诚待解决的课题。
一、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定义。
施工企业财务风险是指施工企业在进行财务管理活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企业的预期收益偏离实际收益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财务管理活动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
财务风险是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企业管理者对财务风险只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降低风险，而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二、施工企业财务风险的特征。
施工企业从事的主要是建筑施工工程及设备安装工程等，其在生产和经营各方面与其他企业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使得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除了客观性、全面性和不确定性之外还有其自身特点：一是复杂性和多变性，每项施工任务因其施工环境的不同，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等的不可复制性使得工程的施工设计、施工组织、施工工艺以及工程量大小等各不相同，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和施工过程呈现的多样化决定了企业财务管理行为的多样化，使得财务风险更具复杂性和多变性。
二是高危性，施工企业绝大部份是露天野外作业，没有固定的施工场所，施工劳务人员变换频繁且素质不一，施工环境恶劣，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施工安全质量问题始终是悬着的一把剑，一旦安全质量出了问题势必给企业带来损失。再加之施工点多面广、工程施工周期长、财务风险源多而分散，财务管控难度很大，一旦疏于管理，管控不能及时到位，则引发财务风险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极大。
三、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1。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施工企业经历了2009、2010年度施工规模迅猛扩张，所承揽的工程项目和产值量增长迅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产和负债同时随之增长，致使施工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财务风险显现。
2011年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转变，铁路超常规发展之后又面临着大幅萎缩，但债权债务双高、资产负债率偏高的财务状况改变并不大，有许多施工企业资产负债率仍然高达8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0％，财务风险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建筑市场中比较多的企业投资项目或合资项目存在投资不到位的情况，施工企业不能及时向业主办理验工计价，工程项目清算周期加长，大量的未完施工形成了高额存货挂账。另外铁路融资困难造成资金极度紧张，铁路项目拨款滞后及拖欠工程款现象明显增加，应收账款不能及时回收，施工企业又因资金紧缺无力偿付应付款项，以致债权债务居高不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风险。
2。债务纠纷诉讼上升。由于施工企业经历了前两年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已埋下了债权债务双高潜在的偿付风险隐患，2011年突逢铁路基建停建、缓建，融资资金迟迟到不了位，业主不能按合同约定及时给付施工企业工程款，施工企业融资又受信贷额度限制，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使得施工企业与劳务分包队伍及材料设备供应商等刚性应付账款的偿付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施工企业普遍存在对到期债务管理不够重视，不主动与债权人协商取得理解，反而以资金紧张为由，消极等待、一味逃避，信用危机引发了债务危机，银行账户存款冻结事件频发，债务纠纷诉讼案急剧上升，涉案金额有增无减，这些法律诉讼最终给施工企业带来的是经济和信用双重损失和资金安全风险。
3。资金运行困难。由于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紧缩”、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紧张、铁路和地方融资平台逐步清理、铁路基建投资骤降等多种因素影响，施工企业的现金流入锐减，尤其是经营性现金流大额净流出，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凸显。再加上有些已竣工项目清概时间过长，已完工作量的合同概算外资金以及施工过程中扣留的工程质保金迟迟不能到位，企业施工垫支资金无法及时回收，使得资金紧张状况呈现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资金运行极度困难。另外，在资金的管理运作上，由于业主对建设资金的监管越来越严，大都要求项目建设资金在项目范围内封闭运作，以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这使得施工企业内部调剂资金的功能大大受到限制，有限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就目前形势看施工企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观，时间越久，企业的财务风险将越大，一旦风险水平超过了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那么企业就将陷入危机之中。
4。闲置资产增多。
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政府果断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随着高铁建设的兴起，各铁路参建施工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扩大生产规模购置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周转料，大量的资金沉淀在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上。随着项目的陆续完工和高铁建设项目的缩减，此前购置的大型专用固定资产、钢模等周转料由于施工产品的流动性、单件性等特点，将造成大量的资产闲置，使企业面临着不能获得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的投资风险。
5。项目潜亏风险增大。受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变化的影响，国内建筑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多、波动大，施工企业面临着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不断攀升、融资成本增大以及融资困难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使得施工企业成本不断增涨，成本控制难度和风险增大。随着铁路市场的萎缩和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加之市场经济行为还不够规范，企业间为了中标而竞相压价，而业主对工程项目质量、标准上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工程项目的低造价水平和高质量标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施工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大大降低了盈利空间，如果施工企业管理粗放、内部控制流于形式的话，则亏损项目存在的几率较高。再者铁路暂缓新开基建项目和已开工在建项目的资金短缺，致使部分项目停工窝工或放慢施工进度，打乱了企业施工组织的方案、机械设备的配置、劳动力的安排，施工工期延长、人工和机械设备的清退场及重新进场将造成施工企业投入的成本费用大幅增加，最终导致项目实际收益远低于预期收益，项目面临着非常大的潜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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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前背景下施工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主要举措。
1。加大对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视力度，从树立财务风险意识抓起。注重培育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文化，通过培训、宣传等多种形式，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增强全员财务风险管控意识及综合素质、履职能力的提升。坚持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有效融合，鼓励员工风险管控的自觉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和降低财务风险。同时要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完善风险识别监测与防范体系，正确认识风险之所在，明确风险控制对象，加大重点、重大风险源的控制，使企业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调整思路，理性经营，确保平稳。
2011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基调是稳中求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调结构、促转型。在当前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对于过度依赖于铁路基建市场的施工企业来说，关键更是要调结构、促转型、保增长。要正视铁路基建市场当前的严酷现实，要及时调整思路，主动适应市场变化，要在承揽施工任务上下足功夫，全力拓宽经营区域，快速实现承揽和施工重点由铁路向路外、从地上向地下、从境内向境外等多方面的转变，使企业保持稳健发展。同时还要实行“理性经营”，即在开拓市场时不跟风，杜绝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做法，对于那些业主诚信度低、投资不落实、降价幅度过大、投入太多和保证金过重的项目要勇于放弃，审慎选择承揽工程，规避经营中的潜在风险，以确保企业稳中求进、财务运行平稳。
3。狠抓清收清欠，加速资金回笼。资金如同企业的血液，一旦运行受阻，整个机体便无法健康运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难以为继。为了确保资金运行顺畅，最关键的是要有足够的资金流入，施工企业在面临承揽任务锐减、银行融资受限的形势下，最直接快捷、最有效低成本的举措就是及时回笼外欠应收账款资金。在狠抓已完工作量验工计价和拖欠工程款回笼的同时，还要加强工程尾款、质保金和各类到期存出保证金等各类债权的清收力度。可适当采用应收账款转让或保理的形式回笼资金，创新清收清欠手段。近期，铁路建设项目资金严重短缺、大面积停工等问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铁道部的“维稳”资金在逐步到位，施工企业要抓住时机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要集中精力做好铁路项目的变更、概算清理和调差补差工作，针对当前形势铁路缓、停建造成的延误工期等情况，应及时收集相关证据，做好索赔工作，将应收客户合同工程款变为有效债权，最大限度地回收垫资款和补偿成本。
同时还要强化资金预算管理，认真把控对外结算，加强合同管理，严格计价拨付，坚决杜绝好不容易要回来的钱白白流失。
4。实行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利用率。施工企业面对目前资金紧缺的严峻形势，更要加强资金管理，聚财力，控财物，防风险。针对施工项目点多面广、逢项目就开立银行账户、内部资金分散难以管控的现状，施工企业应积极采取资金集中管理系统，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授权、科学调配”的原则，建立内部融资平台，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加大资金集中力度，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资金调剂职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目前业主资金监管和开户银行利益保护仍然是资金集中的最大障碍，施工企业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大与业主和开户银行的协调、沟通力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努力实现资金的回笼和集中。
5。积极盘活资产，提高使用效率。施工企业应加强企业转型期的市场分析和研判，认真摸清自身资产家底，严格控制施工设备购置，合理配备施工主要设备，并积极推行资产内部调剂和租赁，尽可能盘活闲置的房产、土地、机械设备等资产，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提升资产投资收益。同时还要加大对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和处置力度，加速固定资产沉淀资金的释放和回笼，以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压力。
6。努力苦练内功，强化自身管理。要向管理要效益，增大企业经营积累，做强做优企业，以提高抵抗财务风险能力。
6。1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施工企业来说，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是减少财务风险的有效途径。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应完整地涵盖企业所有的业务流程和事项，有效地贯穿经营、施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施工企业要彻底根治粗放管理顽症和内部控制上存在的弊端，应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完善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措施，用系统的、动态的方法在经营各方面、施工各阶段、管理各层面实施精细管理和有效的风险控制，使财务风险尽可能降到最低。
6。2加强精细管理。企业越是面临困境，越必须高度重视经济运行质量。面对着经济“寒流”的施工企业更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深入扎实推进精益化管理，推动企业由规模效益型向管理效益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低成本竞争，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强化责任成本全过程、全方位管控，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树立起“凡是有花钱的地方就要有人管成本”的大成本理念，增强全员创效意识，努力提升创效水平。
施工企业在向内部管理挖潜的同时，也要推进技术创新，积极研究利用新工艺、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施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实力。
6。3高度重视安全质量效益。当前业主对工程质量和安全责任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安全质量是直接与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和工程计量相挂钩的，涉及到企业的切身利益。而且作为高危行业的建筑施工领域不乏安全质量“一失万无”血的教训，因此施工企业对安全质量应尤为重视，在安全质量管理上一定要舍得投入，当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宁可牺牲经济效益也要确保安全。另外，施工企业可以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分散和转移安全风险影响，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通过为特殊工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并针对工程的特点参投工程保险等，可有效地避免和降低不可预见费用的发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对于施工企业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要未雨绸缪，审时度势，科学研判，通过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审视，剖析自身的优劣势和长短处，勇于面对挑战，找出化解危机的制胜之道。在清醒认识企业面临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机遇的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和长期趋好的形势没有改变，建筑业仍处在难得的机遇期，施工企业要找准自身的定位，明确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强做优企业，进一步提升抗风险能力，确保持续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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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篇13
一、引发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分析
近两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090美元。而由国际经验可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破了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该国的消费结构就会升级，人们消费的基本方向由满足温饱转向享受和发展，从而会增加对住房、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旅游产品、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2002年和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6029．88亿元和6510．9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834．3l亿元和1943．30亿元，在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不同产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企业投资的方向也相应变动，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
产业的升级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等一批产业的蓬勃发展上。当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私人购车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是促进汽车Tql,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2002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325．1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0．9万辆，增长幅度为38．81％，2003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444．3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19．27万辆，增长幅度为26．85％，汽车工业不仅产值在不断增加，而且产业效益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对于住房的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见表l，房地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相应上游原材料能源产业和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当跨进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相互作用，两者螺旋式的上升，从而共同推进了宏观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纯市场因素是构成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纯市场力量在此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所起到的拉动作用，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政府纷纷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档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绩考察的压力，但是它们却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开办国有企业或是上新的投资项目了，因为在已经开放的竞争领域中，国内的民营企业都已颇具规模，政府新建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和这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市政建设工程。另外，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获取寻租的机会，在当前的社会监督机制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大肆开展低等重复建设，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两方面重要原因共同促成了政府部门的投资过度。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即使这些政府部门面临缺乏资金的实际情况，它们仍然各尽其能地筹措资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投资活动。另外，除了地方政府自身进行的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外，它们还间接地影响到其它企业的投资活动，吸引其它企业扩大了投资，可以说，政府部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拉动了本次宏观经济过热：
第一，政府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征用权是它们开展投资的重要依赖。
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因此它们能够以非常低的土地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在很多时候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大批的土地转手就能够以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地方政府由此获取巨大的利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获取了大肆开展投资的资金来源。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以极低的价格征用来土地，从而大大节约了开展投资项目所需的成本，也就可以顺利地开展更多的基础设施工程，满足它们的投资膨胀。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土地被征用时，一旦应有价值被低估以后，不管它是被转手卖出，或是被地方政府自己作为投资所用，都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本
不应有的巨额财政收入。这就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提供了可能，也就成为本不应有的推动宏观经济过热出现的因素了。
第二，地方政府部门仍会常常依赖银行信贷以获取投资登金。
货币供给M2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之间大约增长了74％，政府部门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1．6％，四年一共累计增长了581．4％，而企业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是10．4％，四年的累计速度只有48．6％，信贷增长明显偏向了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获取的银行信贷支持明显不足。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政府部门不能够直接从商业银行贷款，那么政府部门又是如何获取大量的信贷资金呢?政府部门绝大部分具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活动，比如供水、电力、供气、电信和铁路等等，都是由相应的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尚未完成，它们和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方政府设定投资指标或是发展任务以后，它们一般才是具体的完成者，所以在政府的投资活动中，它们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投资资金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资金也就无法到位，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而开展经营活动。由于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就是国家，国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信用在其背后给予担保，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就可以扭曲地使用到政府信用，比较容易获取银行贷款。而且，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即使是商业银行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某些困难，地方政府也能够给予商业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
可以说，在这些信贷活动中，虽然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但是政府的信用却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而不计成本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多时候只是完成行政任务，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值对于它们的约束作用也不会很大，那么投资异常膨胀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从事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也希望最大可能地吸引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当前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约束下，他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地方经济，提升自己的政绩，因此，在设定国有企业的投资任务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制定具体的招商引资计划，吸引非国有企业在地方上的投资。
然而非国有企业都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微观主体，它们的运行机制不同于国有企业，一般只有当投资项目有盈利可能时，它们才会予以投资，所以，为了吸引投资，很多地方政府都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而土地优惠政策是其中最为频繁使用的一种优惠手段。当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获取土地时，投资成本无疑下降了很大一块，这样，一些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根本不会有获利可能的项目也变得极具吸引力，而且有地方政府在背后做支持，只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些非国有企业就可以顺利地扩大企业规模，间接扩大了正常的投资需求。
“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吸引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一个案例。铁本公司仅以自身的两亿资金，能够绕开中央投资项目的审批，投资了一百多亿的大项目，如果背后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铁本公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而且能够解决当地的部分就业问题，所以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关于资金和土地等等方面的优惠，从而可以一路绿灯放行，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甘冒风险违背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因，无疑就是它们对于政绩的渴望。
第四，政府部门投资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跟风涌入相关盈利领域。
由于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膨胀，大批基础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由此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原材料的需求，煤、电、油、运等等能源供给部门出现全面供不应求的情况。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扩张给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企业是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中最为基本的细胞单位，只要出现市场盈利机会，它们肯定不会放过。
在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效应”的影响下，众多企业也随之跟风涌入这些出现盈利机会的产业，它们的投资需求也跟着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扩张而节节攀升，共同导致不必要的投资过度。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大致估量出政府部门力量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大小。衡量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而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部门的实际投资，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3499．91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国有投资额18877．35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40％，同比增长7．2％；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566．6l亿元，同比增长27．70％，其中国有投资额21661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8．98％，同比增长4．70％。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在推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力量，见表3，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的，而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和地方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两项，在2002年分别为1953．46亿元和4797．09亿元，在2003年分别为1915．96亿元和6708．90亿元。房地产行业中，2002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04428．1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3874．61万平方米，2003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43741．6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6758．04万平方米。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政府部门在投资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但是由这些数据可以大致分析得知，在本次投资需求迅猛增长中，政府部门的推动可以说成为最主要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应当负起最主要的责任。出于政绩的压力和腐败的动机，地方政府部门大肆进行城市规模扩张、提升城市档次，即使面临资金缺乏的现实，它们也毫不节制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开工了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而拉动了投资需求。另外，它们大势铺张地从事大量的低等重复建设所间接带动起来的各种投资，完全超越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的投资需求，这成为导致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二、历次宏观经济过热主要也都是由政府部门所推动的
除了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四次宏观经济过热，这里我们再次对它们进行回顾，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起到了最为主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3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进”，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21532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的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
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为了偿还对群众的所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4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总水平随之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0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息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6年。金融体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42．6％，1993年更是达到了50．6％，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在分析了这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导致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
三、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就在于让政府部门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既然政府部门的投资渴望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是最主要的扰动因素，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经验可知，在治理此类宏观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最终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调控，才能够将过热的苗头压制下来，因为面对占据投资主体地位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欲望，间接性市场手段是失灵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各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日益壮大，“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压制住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元气。
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着重的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通过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税收、利率以及汇率等等变量的改变，最终达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让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总的投资规模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事情。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完全应当由银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上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最终由市场所检验，政府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政府部门的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政府官员越位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应该从经营性项目中逐步退出来，不应当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务。所以，相关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政府部门的功能其实就在于创造并且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促使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才使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能够形成合理的互补。但是，如果各级政府政绩考察的指标始终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果法律体系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情况始终不能够有效监控的话，地方政府仍然会继续想方设法地强化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类似于这五次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波动仍然还会出现，因此，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扩张投资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比较前四次中采用的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以城市档次提升和城市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政府部门不再是单纯地办企业、上项目、搞工程，而是通过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和间接使用政府信用进行信贷这两种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投资愿望。因此，这两种手段所凸现出的问题也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1、政府运用土地审批权所出现的问题。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使得它们以很低的价格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用来土地，通过转手将土地倒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由此增加财政收入，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或是直接降低自己投资项目中的土地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扩张自己的投资需求。
但是这种扩张投资的手段存在着诸多弊病，第一，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此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仅仅考虑了即时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一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却为今后各界政府提出了难题；第二，就征用土地和转卖土地这两个环节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首先就是在土地的征收阶段，严格保护耕地是征收土地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约有60％的农民还是依靠从事农业而生存，并且我国的现实国
情就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再肆意征用耕地不只是会断绝一些农民的经济来源，
而且也会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时，一般都是一次性支付给当前的土地使用者一定数额的金钱，由于土地的价格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农民获取一次性补偿的数额是否合理很难得到考证。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一次性付清一定的补偿金这种方式对于农民而言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农民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不管土地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拥有土地依然会是农民最后的心理依靠。我国的农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他们就失去了立身之本，虽然他们可以一次性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不管是突发的意外事件所致，还是不恰当的挥霍所致，一旦这些收入被他们消费精光，或者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政府部门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尝试其它的补偿方式，比如说将土地从农民那里租用过来，政府每一个月都支付给农民相应的地租租金；或者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以后，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名单，每一个月都支付给他们最低的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些做法可以在每一年都给予农民一定的收入，使得他们有一个长期生活保障的预期，由此可以消除社会生活中不稳定的可能。
其次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卖阶段，如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土地价格这个问题再次被摆到政府的案前。正因为目前政府在批租、转卖土地时手中掌握的权力，才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可能，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难明确界定，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情况而制定。所以，为了控制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在今后的土地转卖或是招租的过程中，一定要摒着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尽量公开竞标，规范、公正地选择土地所有权的受让人，由市场上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地方政府仍有责任跟踪管理，防止土地在利用中用途、权属发生变更。
2、政府信用不应该再进入信贷活动中。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让相关的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宋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投资主体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其实可以说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要求的，在它们背后，政府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那么就应该让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彻底退出来。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但这不是说政府一定要进行具体的投资活动，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当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时，可以尝试与民间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其实，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供水、电力、道路与桥梁、垃圾处理等等公共事业部门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急需提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亟待增强。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投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能够让民间资本进入以后，相应的困难才可以逐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