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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strana.ru.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strana.ru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strana.ru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篇2
1965-1966年,奇普曼在《经济计量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三篇系列论文。这是他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进行详尽评述的力作。他不仅阐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而且对一些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而又被忽略的早期文献作了现代的解释。奇普曼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历史发展的评述分为古典、新古典和现论三部分,所涉及问题有资本流动、贸易条件、汇率、贸易与经济增长、贸易收益与商业政策以及经济计量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他认为,虽然“古典”的方法(以托伦斯、李嘉图、穆勒为代表)在生产方上过于简单化,但是具有将国际专业化特征鲜明地展示出来的优点;“新古典”(以马歇尔、埃奇沃思、哈伯勒、瓦伊纳、勒纳、里昂惕夫、米德为代表)以机会成本及社会无差异概念表示的方法,部分地依赖于对生产方与消费方的简单化;而始于赫克歇尔、俄林,成于勒纳、萨缪尔森等的“现代”方法,则赋予要素禀赋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方法代表着经济思想的发展至今最复杂与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理论结构。奇普曼的这些研究成果极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综合。所以,这三篇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据统计,1966-1980年间,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引用过这三篇论著的就超过100处。
由哈伯勒、勒纳、俄林、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和雷布任斯基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按照奇普曼看法,鲍德温(Baldwin,1981)提出的“哈伯勒一勒纳一萨缪尔森模型”名称更为确切。因为,应用该模型的时候通常采用这样简化性假设: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在选择用途时是无差别的,这使人们可以明确定义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俄林(1933)除了其解释性的附录I之外,其他论述中都拒绝了这一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到,“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名称是最被广泛接受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着重强调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该模型提出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着它作了补充与发展。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被看作是“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的两个重要推论。前者是说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间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价格的均等;后者指出一种商品相对价格的提高(如对其征加关税)会增加生产该商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经济学界对这些定理扩展到一般的多种商品、多要素、多个国家的情形的努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文献。奇普曼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是,他不仅综述了已有的成果,而且提出富有创建性的见解。从要素价格均等定理看,关键是要素价格向量w仅仅依存商品价格向量po在2×2的模型中,“唯一依存性”被认为是依赖于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差异,也依赖于没有要素密集度逆转。萨缪尔森指出这并非是唯一的问题。“唯一存在性”的问题仅与技术的性质有关。因为如果要素禀赋差异很大,两国都生产两种商品将不太可能,要素价格均等也就不能成立。对这一问题,奇普曼用被称为“多维锥体”(ConeofDiversification)的方法给出了更精确和清晰的分析。对任何要素价格向量w来说,在两种商品生产时都有相对确定的技术比率。只有当某国要素的禀赋向量被包括在由这些技术度量的锥体内,两种要素才能被充分地运用。所以,要素价格均等定理是一个刃锋似的结论。如果两国的技术条件稍有差异,在没有明显的国际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任何要素价格均等的假说都会消失。对于“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奇普曼认为,除非作出更强的假设条件或得出比较弱的结论,否则,该定理对更高维的情况并不普遍适用。因为,当一国使其生产分散化,即它生产所有n种消费品,只要它不处于专业化的边界,那么它的要素禀赋向量将在一个分散锥的里面——凸锥极射线穿过在给定要素收入下使成本最小的n个产业的要素投入向量。当要素禀赋赋有量在这锥内变化时,要素收入是不变的。即对于在这锥内的禀赋1,要素报酬函数w(p,1)独立于禀赋1。现在,如果生产所有n种商品,那么,成本不能超过价格,而竞争均衡则要求价格不超过成本。这意味着世界价格向量p不能任意地变化,除非n商品等于m种要素。
在国际贸易中,同一产业部门具有相似的要素投入和消费替代性的产品通过外部或内部市场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双向流动被称为“产业内贸易”。因这种国际贸易流量在总贸易流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其中,格鲁伯(H.G.Grubel)和劳埃德(P.J.Lloyd)构造了一种测量产业内贸易密集度的指标。奇普曼也建立了一个要素比例模型,用来评估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在他看来,所有产业内贸易都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加以解释。奇普曼将格鲁伯和劳埃德分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1、2、3、4和7位数计算的澳大利亚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的百分数制成曲线。他发现,假如这些曲线也适用于商品组别的进一步划分,那么,从这些曲线可以推断,对所有的贸易国家或贸易群,当STTC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不再存在。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观察到的产业内贸易。
“转移问题”是国际经济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早在斯密《国富论》中就有论及,而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24年查尔斯.道斯(C.Dawes)的一份赔偿报告。1929年,凯恩斯对转移中所遇到的汇率、贸易条件等结构性变化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认为一个必须向另一国转移某一确定购买力的国家将遭受一种次生的损失,因为,由此而产生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将使其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之后,庇古建立了一个包括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模型,用需求弹性来表示国际贸易条件的变化。庇古的理论得到萨缪尔森(1952)、芒德尔(Mundell,1960)的推广,并试图用十分简洁的贸易需求函数来解释。奇普曼(1981)利用贸易需求函数建立了计量模型,证明在国际收支约束下可以得到转移问题的一般解。奇普曼认为,在生产是固定的、只有纯交换发生的假设下,转移就不会影响贸易条件,他称之为“中性时尚假设”。进一步说,假设有A、B两国用同一货币交换a、b两种商品,国家A对国家B实施货币转移,那么,不生产商品b的国家A,如果得到货币转移后,这就会对可进口品的消费产生与可支配国民收人等价增长一样的影响。但是,对于生产且出口商品b的国家B中,若它从国家A得到货币转移,则不仅会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因资源向非贸易商品部门的转移以及对可出口商品生产下降进行补偿的需要而对可出口商品的需求产生间接的影响。奇普曼指出,资源的移动要沿生产可能性曲面上的曲线进行,必须是两个国家生产函数或偏好是不同的。除非曲率变化不大,并因而价格变化也不大。若是这样,贸易条件就取决于对产业间要素密集度的排列。如果模型将商品扩展为多种,对贸易条件的分析将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奇普曼作了深入的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有在某一时段上用今天的产品来交换未来的产品,这种形式的贸易被称为跨时贸易(Intertemporaltrade)。在跨时贸易下,生产可能性曲线表述的不再是一个经济在两种现期产品之间的交替,而是在现期与未来消费品生产上的交替。所以,因现期与未来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跨时贸易被认为会导致贸易的不平衡。为了探讨这一问题,奇普曼建立了两阶段的国际贸易与支付模型,并举例子说明。在例子中,每一国都有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以及生产资本品与消费品这两种商品。资本品不用于贸易而是用来增加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如果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对现在商品与将来商品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或位似的(homothetic),又假如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函数也是相同的;并且生产函数具有消费品工业比资本品工业需要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的特性,则最初相对于劳动要素来说,具备较高资本要素的国家向其他国家“出口”现在商品,并“进口”未来商品。他认为,这类模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重新安排。但它也告诉我们,贸易平衡是不能期望达到的。而事实上,贸易平衡也远不是最优状态。
二、福利经济理论
福利经济学的目标是评价各种经济状态的社会合意性。从广义看,一个社会的福利取决于其所有消费者的满足水平。这样,消费者偏好、消费者的满足状态的测度等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对于这些问题,奇普曼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他与J.C.莫尔共同研究了偏好归并条件,发展了传统福利经济指标正确衡量经济行为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依照序数效用理论,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可以由偏好来描述。奇普曼认为,如果偏好是“位似的”,收入分配的比例保持不变下的总需求可由总的偏好关系导出,经济整体行为似乎是最大化一个界定清晰的相似效用函数;如果偏好是相等且位似的,则不管收入如何分配,该偏好可以加总。无论哪种情况,这样的效用函数只能看成是其潜在福利的指示器(即效用上升意味着所得者可以补偿所失者)。
如何测度消费者福利变动在福利经济理论中十分重要。马歇尔提出消费者剩余并认为可由已知价格变化所形成的需求曲线上的不规则四边形来度量。希克斯引进了补偿变差(compensatingvariation)等概念,提出不同的度量方法。那么,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积分是否可作为测度福利变化的尺度呢?奇普曼和莫尔认为,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没有约束,那么就不存在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的偏好条件。这点既适用于马歇尔消费者剩余,也适用于广义补偿变差和希克斯消费者剩余。但是,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m1=m2的约束条件,并且偏好是相似的;或者如果可比较的点(p1,m1)、(p2,m2)有p1=p2的约束条件,并且仅当对商品区相关领域上的商品1的偏好是位似的,那么,马歇尔消费者剩余积分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至于希克斯的福利变化测度办法的充要条件,奇普曼认为同马歇尔的测度一样。他们指出,当收入是恒定的,并且价格可以随意变化,则偏好位似是补偿变差作为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充要条件。当商品1价格恒定(或收入或所有价格按此价格比例计算)而其他价格和收入可以自由任意变化时,(与商品1)偏好相似是把补偿变差作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测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可见,消费者剩余或补偿变差的福利指标,必须以它是否正确地反应了消费者间接偏好的准则来判断。如果福利指标是消费者间接偏好(可能在一个约束预算领域上)变化的序数指标,它使间接效用函数增加(至少被限制在这个领域内),它即为一个可接受的福利变化尺度。
“外在性”的存在将导致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定理无法实现,对于如何弥补“外在性”等就成为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马歇尔最早把“外在性”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但他所探讨的只是厂商的规模经济问题。奇普曼在接受马歇尔思想的基础上,引入并发展了参量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引入像庇古所认为的每个公司的扩展由行业中其他公司完全相等的抵触行动所抵消,或瓦伊纳(J.Viner)认为的行业的扩张随着公司数量的增加而发生等等假设。可以看到,奇普曼分析的仅属于规模、完全可逆转的经济类型。奇普曼的基本观点是,假设每个企业家相信他的公司按规模报酬不变经营,任何背离该假定的产出-要素关系是通过本企业的单位-齐次生产函数的扰动产生的,即使这种背离部分是由企业产出水平的变化导致的。反过来,这些变化被假设是由行业的产出水平控制的。如果生产函数在每个行业中具有相同的次,这个均衡也是帕累托最优。如果n个行业中的次不同,自由放任的竞争均衡将不再是帕累托最优,根据次是大于还是小于加
n
权平均ρ''''=∑θjρi,“理想化”的产出比自由放
j=1
任的产出更大或更小,权重与专用于各商品的消费者预算成比例。如果一些行业在规模报酬递增而一些在规模报酬递减下经营,那么存在一个满足所得总收入等于所付总补贴条件的税收-津贴计划,正如在每个报酬递减行业,税收收入超过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而在每个报酬递增的行业,消费者剩余的收益超过补贴支付;如果ρ=1,那么最优税收-津贴计划满足该属性,但如果p≠1就无需满足该属性。在一个动态调整过程的假设下,无论有否税收-津贴计划,完全就业均衡都是稳定的。
三、经济计量学理论
在经济计量学中,当模型不能满足古典基本假设时,就会出现多元重线性、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形,导致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失效。这样,模型参数估计必须采取相应的修正补救措施或新的方法。奇普曼考察了数据中包含多重共线性的情形,发展并应用了新的经济计量方法,促进处理国际贸易数据的最优分类系统的发展,并研究了自相关扰动、比最小方差误差更小的均方差的有偏估计以及通常统计学中矩阵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
当两个或多个自变量(或变量的组合)之间高度(但不是完全)相关时,模型就出现了多重共线性,它导致模型参数的方差随着多重共线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使t检验失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奇普曼分析了出现多重共线性时最小二乘法的最优化问题,并对最小二乘法在矩阵回归分析中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提出了最佳线性最小有偏估计的概念。他指出,如果补足的约束对于观测矩阵是正交的(通过这种度量,正交性被定义为依赖于“有偏”定义),那么,它等价于受补足的(不可估计的)线性约束的最佳线性条件无偏估计。最小有偏估计值具有一种属性,即偏差的轻微增加会减少方差。所以,他建议用最小均方误差进行估计,当回归系数具有无限先验方差或最小二乘估计值具有小的抽样方差时,这种方法等价于最小二乘法。他认为,所有这些结果极大地依赖于广义逆矩阵的使用,并在线性空间二元性的基础上,新证实了广义逆矩阵的存在及其惟一性,并证明了具有条件无偏估计值的相关矩阵确实是观测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同时,奇普曼还对出现自相关扰动情况下最小二乘估计法的效率进行分析。在包含自相关误差的线性回归中,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主要依赖于自变量观测矩阵的结构。如果这个矩阵允许随意变动,最小二乘法相对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具有已知的自相关系数)的效率可以任意地接近于零。如果自变量k观测列线性依赖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的特征向量集,且独立于自相关系数,则最小二乘估计值恒等于高斯-马尔可夫估计值,效率为1。由此可推测,如果自变量k列观测向量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k的误差方差矩阵向量的特征向量的线性转换,那么对于大多自相关系数值(不太接近1),最小二乘估计值的效率接近1,对于所有自相关系数在0和1之间的值,界超过0。奇普曼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实这个推测,即选取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t=α+βt+εt(t=1,2,…,n),误差项形成第一阶段稳定的马尔可夫过程后,均值为零且自相关系数p满足-1<ρ<1,或者形成具有相同方差和协方差的过程。他指出,p的最小二乘估计值在0≤ρ<1区间的效率的下界是0.753763,近似于n,ρ=1-3.09485/n。而用科克伦-奥克特(Cochrane-Orcutt)过程渐进估计的p值的相对效率的下界为0.535898,仅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效率的71%。
四、结束语
奇普曼治学严谨、著述丰硕,迄今120多篇,在经济学理论界赢得广泛的赞誉。他对国际贸易理论史的研究成果是无与伦比的,对福利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理论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对凯恩斯乘数理论的应用、有价证券理论等问题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更令人称道的是,奇普曼从未裹足不前,而是不断地进行分析方法、理论观点的创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总是不情愿写不含一些新结果和新观点的研究报告。对我来说,综合和独创性思想总是不可分割的要素,当它们互相分离的时候都要受到损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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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Thetreatmentoflinearrestrictionsinregressionanalysis”,Econometrica,Jan,1964.
⑦-,“Externaleconomiesofscaleandcompetitiveequilibrium”,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ug.1970.
篇3
现代市场营销学有了强烈的“管理导向”，即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研究营销者（企业）的市场营销问题。我们把市场营销从微观（企业）、宏观两个方面的管理来研究分析，借用中国传统的市场管理思想“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两方面的思想分析，以实现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管理的治国学
（一）“顺道”
宏观管理的治国学，“顺道”一词属于主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意思是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这是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须顺应客观规律。现代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展自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国家要宏观调控，保护地球，保护大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发展。
（二）重人
“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先必为谋利。《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因此，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管子·五辅》），“人以德使”（《管子·枢言》）。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是人才，因此，我国大中型企业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做到“求贤若渴”，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企业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
（三）守信
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该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因此，企业的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必须从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历来有提倡“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企业形象的塑造，知名度、美誉度的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对顾客负责，诚实守信，使“顾客让渡价值”最大化，最终才能提高顾客满意程度。
（四）求实
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是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的兵力和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乘马》）。对于企业而言，参与市场竞争，要制定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1）创新制胜。即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2）优质制胜。即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在质量上应当优于竞争对手，以赢得市场竞争的胜利。（3）廉价制胜。企业对于同档次产品应当比竞争对手更便宜。（4）技术制胜。企业应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技术领先，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领制高点。（5）服务制胜。企业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完善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谁能提供更周到的服务，谁就能占领市场，赢得顾客。（6）速度制胜。企业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和新的营销战略，抢先占领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不但壮大了实力，而且能在顾客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正宗”、“正牌”概念。（7）宣传制胜。企业应当运用广告、公共关系、人员推销和销售促进等方式大力宣传企业和产品，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树立良好形象。
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
“微观管理的治生学”，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理论，它反映国家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人群关系参与”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和：人和中的“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发展市场经济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的政策，允许企业大胆想大胆干大胆地创新；地利讲的是环境人口密度，人口的流通量，交通环境的发展；人和讲的是公共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企业与政府、社区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信誉关系。企业具备以上因素是成功的关键。
从微观环境来讲，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具体讲，企业法人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法法》）。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残害民生的“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
篇4
我国作为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发展方式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压力.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国际压力包括制度压力、生态压力以及消费压力.
2.1制度压力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完善.对照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体制运作机制的要求来看，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与之不符合的地方，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在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甚至各部门之间还是存在互相封锁、割离的情况，同时市场运作的规则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法律法规有待补充和完善，现存的法律法规中有一部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和管理中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这些都是是市场体系的不够完善的一个方面.另外，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还未得到完全确立.同时，由于当前政府在职能定位方面不准确，导致缺位、越位的现象，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机构重叠臃肿等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极度不相适应问题.最后，在对外经济方面，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2生态压力
我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的不相上下，而人口总量却是其数倍之多，要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国要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用五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发展，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所以说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必须重新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成，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依靠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的高能耗、环境代价大、竞争力弱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环境友好、经济效益高的新模式转变.
2.3消费压力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倾斜性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过于注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神消费.虽然我国目前以闲暇和文化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国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体系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在消费形式上，精神消费的形式过于单调，大部分人明显倾向娱乐性消费，忽略发展性消费，喜爱寻求感官刺激，轻视精神进步，从而造成通俗娱乐场所人满为患而高雅文化备受冷落的现象.总之，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消费压力.
3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3.1公众认同度较低
目前，在我国针对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的活动中，产生了两大公众面临的矛盾：一个是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参与环保的行动力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公众在依赖政府时，政府的环保工作力度却是相对薄弱.这就直接让公众在对待具体环保事件上的环保意识产生非常大的差异性.家庭里，公众的环保意识还是显得比较高的，在用水用电的节约、垃圾的分类、绿化带及其它植被的爱护都有明显的表现.但这些公众性的高环保意识的环保行为的范围过于狭窄，在社会参与方面就显得很力不从心.另外，公众反映问题对象大多局限于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这些发生在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基本不会投诉给有关政府部门受理，全国统一的环境问题免费举报电话———12369也少有人知，这对民众环保意识的培养以及环保行动过程中依赖对象建立帮助不大.
3.2技术支持还显薄弱
由于我国在循环经济技术支撑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循环经济在技术上过于薄弱.根据十一五期间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在环境方面的支出比例第一次超出了GDP，但仅仅为1%-2%.尽管后期其比例有所增加，但涨幅均较小，这就造成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长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发达国家在环境投资方面积累的经验，其投资额不能少于当年本国GDP的1.5%-2.5%，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改善整体环境状况.可是我国的评估机制在循环经济方面显得效果不足，科技创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这直接削弱了原本有限的资金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同时，新的科技项目的奖励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让科技创新的后劲一直萎靡.因此，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目前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出发，为循环经济选择一套适用的技术，并以先进科技为支撑的循环经济模式势在必行.
3.3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综合环境基本法在层面上还没有对循环经济有关立法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仅仅将循环经济的有关规定作一些附带说明，并没有提升循环经济的立法在环境立法中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立法系统中更显颓势.当前全面促进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也缺乏系统性，直接导致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发展行为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上述问题也较多地反映在我国现有的众多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这也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4.1增加公众参与率，提升公众意识
人在经济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存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具有决定性.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往往受到活动主体的思想认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我国，公众良好的环保意识、积极的参与行为是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使循环经济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把自身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中才能明确地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公众性的活动，并提升活动氛围，提高公众热情均可加强公众参与意识.当然，公众参与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公众参与实现的一大前提；最后，提倡绿色消费，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带入公众生活也是提升公众参与度的一大措施.
4.2提高对科技的重视
“科学是第一发展力”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以充分的技术条件为前提，也要以物质的循环利用为核心，因此，重视科技的作用是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启示.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在资源和环境现状上，针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应加大重视力度，并对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予以扶持奖励.
4.3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
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循环经济的本质是其中一种.生态性是其主要特点，但和其他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它最终也以获得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具有逐利性的企业作为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常会产生冲突，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显著的自发性特点，容易引导发展过程向经济利益方面倾斜.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保持一致.第一，应建立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弥补当前市场的不足；第二，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协调经济的发展；第三，应灵活运用多种经济发展途径为发展和引导循环经济提供充分、有效的环境；最后，应建立和完善综合、全面的环境政绩考核体系，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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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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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提出，国家经济发展应建立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富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强调在经济生活中，要处理好个体经济和国家的整体经济的关系，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必须优先考虑个体经济的发展，让国民能够养家糊口，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民营经济，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当遇到凶年，政府应该赈济灾民，使之免于死亡。实际上，国家的富裕就是建立在每个家庭富裕的基础上的，每个家庭经济充裕了，整个国家自然就富强了。
在战国时期以及后来的封建社会里，帝王都拥有大量的园林，霸占自然资源，而不允许百姓进入、开发、利用这些资源，这无疑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孟子对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臣闻郊送之内，有囿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孟子认为，一个君王拥有土地是可以的，但不能太霸道，不让百姓进入到君王的土地上去从事经济活动。周文王的园林有方圆七十里，可他允许百姓到里面自由地打草、砍柴，逮鸡捉兔。把园林和百姓共同享用，百姓不但不觉得它大，反而觉得它小了呢。可你齐宣王的园林尽管才方圆四十里，比周文王的小多了，可你不让百姓进去从事经济活动，杀死一头小鹿犹如犯了杀人罪一般，这样的园林就像国土上的一个陷阱，老百姓是恐惧它的，所以觉得它太大了，没有才好呢。孟子基于民为贵的观点，强调物尽其用，要让百姓合理地开发国土上的一切资源，而这些资源不能为一些有特权的人给垄断了。
孟子主张通过低税收来培育经济实体。他提出了“省刑罚，轻税敛。”孟子把土地上的劳动者视为“经济人”认为国家的一切政策必须有利于他们的生产，保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他们发展生产提供便利的条件。为此，他非常推崇周文王的井田制的农业经济政策，百亩（合现制三十亩）为一田，九田为一井，一井的中间那一田为公田，收成归政府，四周的八田分给八户农民私有，收成归个人。一井上的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好公田，然后才能到自己的一田上去耕作，这样就等于叫给政府九分之一的实物税。当时之所以这样低的赋税，主要是为了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经济。
孟子不像苏秦，采用的是强征暴敛经济政策，只重视搜刮民脂民膏，不重视培养为国家提供赋税的经济实体。孟子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符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的。只有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才能让他们为国家创造财富，才能为军队提供士卒，这是提升国力的必由之路。只有人民得到实惠，载富于民，国家自然富强，国库自然充足，才有能力保卫疆土，才有君王和百姓的安全，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也符合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国家越是贫穷，越要减轻赋税。一只瘦牛挤不出多少牛奶，只有把它样肥养大，才能挤出大量的牛奶。缴税也是如此，必须通过轻赋税，培养充足的税源，国家才能从繁荣的经济中得到税收，充实国力。
孟子提倡农业经济的多样化。他倡导大力进行副业生产，他对梁惠王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蓄，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个家庭如有五亩宅院，就要在上面种桑养蚕，饲养家禽家蓄，这样就可以使五十岁以上的人穿上丝织品的衣服了，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天天吃肉了，这就达到了生活的小康境界。由此可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经济政策，孟子早已提出。
孟子还对农业技术提出了改进，“深耕易米辱”通过深耕来使土地保持水分，通过轮作来提高产量。由此看来，孟子是名副其实的农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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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工的思想观念及价值观的转变
就现在来看多数的干部职工属于一些工作多年的人员，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具有很多的实践经验等，思维也比较的开阔。爱国思想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等是这些干部的主流型的思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性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世界观，在这种背景下滋生出了许多的不良的思想，严重腐蚀了他们的世界观，如享乐主义，金钱至上或者是一味的追求权利等对员工思想造成影响。
（二）员工思想多样化
科技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我们传统的信息接收以及传播方式，扩大了我们信息获得的渠道，而且信息量的加大以及更新速度的不断推进，企业员工的信息接收也在不断的扩大，高新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开展思政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是同时也使得一些不良的信息迅速的传播，在这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思政工作开展的难度，科技是一个客观的事物，它本身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就使得网络信息传播表现的很是混乱，再加上现在的企业员工以及干部对于思政工作的内在需求是不那么强烈的，所以可见思政工作开展的话会是有一定难度①。
三、企业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一）结合企业实际，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的实践性非常强，社会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实际，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作为政工干部，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了解人员的思想实际，加强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指导路桥施工企业工作②。由于我国企业市场规模大，在这种形式下，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应该不断改革创新，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工作的生命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基本原则，把握正确方向，以不断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③。
（二）建设长效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
信息化时代的逐步推进和改制工作的逐步深入，要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不断调整和改进组织机制、管理体系以及工作制度，建立切合实际的企业长效机制④，将思想政治工作目标分配到各干部身上，明确政工领导的工作职责，各施其责。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领导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遵守法纪法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外，还要落实人员、机构和经费，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顺利运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和正规化建设。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推动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都是以人为主体，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企业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企业职工工作热情，可以促进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企业文化还可以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观念、价值以及精神载体，体现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职工的思想理念和行为。随着经济的开放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以及职工思想的动态化，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理解人、尊重人和激励人为基础，探索适合新形势的理论和方法。企业可以通过展览室、读书室等文化形式，促进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的渗透；企业可以通过职工之家建设、帮扶救助工作，加强企业与职工的信任与和谐，体现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企业还可以通过表彰先进个人、树立模范典型的方式，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日常各项工作中，尊重和肯定职工，体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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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高职学生生源呈现出新特点。尤其2008年，随着第一批“90后”走进了包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校园，给高校校园增添了活力，但同时，由于全国高校的扩招及适龄学生数的不断下降，使得高职院校生源素质更加不容乐观。一是成绩基础薄弱。这也导致不少学生进入高职院校后上课听不懂，大部分学生没有较好的学习习惯。二是依赖性较大。大部分高职学生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独立自理能力较弱，甚至部分高职学生进校后十几天不洗澡、不洗衣服等情况并不鲜见。三是生源成分的复杂化。为数不少的高职院校为确保生源数量，既招收普通高中高考生，又招收中专校、职业中学和技校生源，再加上大量成人教育和退役士兵学历教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良好学风、校风和校园治安环境，给高职学生的教育管理加大了难度。
（二）个性特点
正值青春年少的高职学生个性鲜明。其积极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高职学生普遍热情奔放，活泼开朗，性格直率；二是高职学生基本上积极关注时政、关心国家大事，经常看新闻，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三是敢于尝试，勇于创新，追求时尚，乐于接受新事物。同时，高职学生又具有有待进一步修身改善的特点：一是为数不少的高职学生自控能力较弱，主要表现为上网、聊天、打游戏，甚至打牌、赌博、酗酒、抽烟等。二是以自我为中心，公众意识淡薄，社会公德缺乏。不少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尤其打游戏等过程中，只考虑自己，很少考虑别人感受，公众意识淡薄。三是不少高职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不足，缺乏上进心。
（三）心理特点
高职学生的心理特点是复杂多变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其心理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不够自信。由成绩落后带来的心理自卑、自信心不足，为数不少的学生长期带有程度不同的心理阴影。二是畏难情绪。相对于“70后”、“80后”而言，“90后”心理成熟度不够，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是迎难而上，而是退避三舍，甚或干脆不干了。三是谋求快速成功。“90后”高职生网络依赖性强，对“马云式”成功充满崇拜，想尝试、想成功、想快速富有，但无从下手，没有头绪，又怕吃苦，结果永远是漂浮在空中的空想。四是心理问题突出。据有关高职院校新生入学初心理测试显示，心理或多或少有问题的高职学生正在逐年增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关系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也带来了冲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当代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给传统的教育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首先，市场经济自身的自主性强化了高职学生的自主意识，使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激烈，自我成长的迫切性；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重视个体的价值存在，敢于充分表现自己，表达自我的情感与追求，有明确的目标感，并为之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其次，市场经济让高职学生公平意识显著增强，认识到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并付诸行动，努力提升自己，为将来走上社会参与竞争打好基础。再次，社会的商业化也让高职学生有了效益的概念，这对于高职学生将来的就业以及为人处世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冲击
矛盾统一是事物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冲击。比如，市场经济过分地强调个体意识，使部分学生只顾追求个人利益，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而膨胀的私欲支配了主导意识，便会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度自信、自负，导致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集体意识、公众意识便会被忽视。又比如，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让高职学生片面注重个体主动性，从而淡化了团体协作意识，没有集体荣誉感，责任感缺失，这对其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是不利的；再比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很容易误导高职学生盲目追求物质享受，为自己制定高规格的人生规划，享受高标准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世界的提高和探寻，精神价值无法实现。从微观上来看，现代网络科技的发达促进了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也影响了高职学生的学习、生活，甚至人生观和价值观，而高职学生由于缺乏社会经验，阅历不足，无法分辨出网络信息的真伪善恶，从而很容易误入歧途，沉溺其中，荒废了学业，自毁前程。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下，要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探索对策。
（一）创新和改革教育体制科教兴国
是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战略，为保证此战略的落实，必须有高素质的专业知识队伍，包括高职院校学生在内的当代大学生既是后备军，又是主力军，对于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强调其自觉性。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坚持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创新，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传统观念里的载体主要包括文化载体、网络载体和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教育体制的改革首先应当探索新载体、新途径、新方法，全方位加强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职教论坛/2014.29教学方法要改革，要避免生搬硬套和本本主义，引导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走出课堂，从身边的细节和大小事件里发掘隐藏的大道理，能够感同身受，将晦涩的思想政治理论具体到身边的一草一木，这样学生学习便随时随地无处不在了，学生也能安心坐在课堂里，耐心听完老师的一堂课，并且能够理解并记住所学知识。老师也可以旁征博引，用真实的事例来论述思想教育方针，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用实际行动来参与并亲身感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此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改变教育观念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是以利益为核心的，不管在何种类型的矛盾和斗争中，利益始终是其围绕的核心，而在各种形式的利益斗争中，经济利益总是首当其冲，许多问题和矛盾的产生都和利益冲突有着紧密联系。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以他们的物质利益为立足点，因为这是矛盾的所在，也是解决方法的关键所在，切勿一贯以“假大空”的方式来单纯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种空洞的说教形式并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也无法领会其中的要领，即便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相关的问题，也不能把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更加不能按图索骥，要依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原则，引导学生辩证地看待经济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除了健康的信念支持，先进的教育方法、优秀的逻辑思维和强大的心理素质等都是提高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必备条件。现代社会的各种诱惑和社会问题，对高职学生的心理素质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一旦高职学生心理素质比较脆弱，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对未来和社会失去信心，对国家的制度和指导方针产生疑惑，这样的负面情绪不仅危害高职学生本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对周围人群甚至整个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要担负起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任，虽然无法以专业的心理辅导方法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但可以通过思想政治理论中的有关方法，诸如团体式心理辅导，让学生能够学会在集体生活中与人相处，树立起集体责任感。
（三）提升教育主体的素质
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要及时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提高高职学生学习实效性的重点是教师生动而高质量地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因此，思政课教师要重视科研和推陈出新，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实际讲授课程，不能只看书本，照本宣科。“要充分发挥教学主渠道、教育主阵地的作用，把党的创新理论贯穿于教学始终，渗透到政治理论教育的各个方面，切实打牢学生的政治理论根基。”[2]结合高职学生上课实际及有关数据显示，接近半数的高职学生都比较喜欢知识面广的老师，思想政治教育课本身比较枯燥难懂，理论性强，教师仅仅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他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尽量熟知古今中外，精通天文地理，这样才能在讲课的过程中引经据典，博采众长，把抽象的政治理论放置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吃透教材，认真研读文献资料，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合理地运用所学知识，不唯书，使学生明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四）贯彻主体性教育理念
主体性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结合时代要求的新理念，在当前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其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制度的建设和养成教育的强化。在制度建设上，高职院校教师要本着民主的原则，尊重学生，使其能够完全行使已有权利，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只有建立在学生真实意愿基础上的制度落实，才能真正为学生带来利益。学风的建设也不能忽视，我国古代著名的故事“孟母三迁”就说明了成长环境的重要性。高职学生虽然仍身在校园，但大学的生活环境已渐趋社会化，学生主体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影响，价值观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如没有正确的引导和规范约束，很容易迷失自我。学校可以举办一些赛事、活动，通过交流和竞争来严肃校纪校规，督促并培养优良学风，让学生在优良的风气中完善自我。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上的体现，就是要以学生为本，事事都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提高教师的引领度，从而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另外，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应当依托于高质量的人文关怀，坚持以人为本，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才能明白学生真正的需要。高职院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该注重对本校学生身心和生活等各方面的关怀，包括心理上的辅导和生活中的帮助等等，才能让学生得到全方位的发展。要让学生有主体意识，认识到“我很重要”，其作用显而易见。首先，在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大多教师和学生没有平等、民主可言，教师一直处于严肃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学生则处在较低的地位，这样明显的心理位置的差异会导致学生有恐惧学习、恐惧老师的想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要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经常举办师生交流活动，弘扬校园文化，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师生进行角色互换，让师生彼此了解，树立正确的师生观、学习观；其次，过去的授课方式一般比较枯燥单调，误导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便等同于冗长的报告和严肃的专题会议，新的教育方式要求教师有针对性地把学生放在与教师平等的位置，把会议、报告等方式转变为拓展训练、讨论交流等活泼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提升自我的动力；再次，要不断拓展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必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配合与认同，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生的认同和参与程度。
（五）优化育人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校园文化是高职学生成长环境中的重要部分，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高职学生以阳光积极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同时，又可以提高学生对自身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对生活充满希望的主动性，以及在思考人生相关问题时的创造性，这对于促进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对于促进高职学生将来尽快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校园环境的建设不仅包括学风建设、师生关系的和谐，也包括学生之间的良好的人际交往。高职学生是来自不同地域的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不同地域之间、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民俗文化等等都会给学生之间的交往带来屏障，正确引导高职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杜绝民族歧视、贫富攀比、优差生分化，只有良好的交际环境，才能促进校园整体环境的优良发展。同时，要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媒体的新渠道。一方面要注重网络伦理道德规范的培养，倡导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上具有说服力。
（六）参加社会实践，理论结合实际
高职院校的学生普遍存在着眼高手低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受社会的影响，而在学校内部的学多是以课堂教授的理论为主，两者相脱节；另一方面又由于高职教育虽然强调加强技能训练和动手操作，但总体来讲学生接触的还是理论型的学术知识较多，理论和实际相脱节。以至于学生虽然真正接触过的实际操作较少，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绝对能够胜任，对于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会将出错缘由归结于客观对象本身，而非自身。要从根源上缓解这一弊病，就要鼓励高职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所学知识是否实用，并进一步加深平时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使课堂所学理论知识更加的丰富化、生动化，最终实现对高职学生进行思想政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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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功能和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对思想工作在经济工作、业务工作中的意义却认识不高，这是很多地方、很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换个角度，即不但从政治角度，而且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价值。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华民族的振兴，也是我国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范围的经济竞争。我们要发展经济德育论文，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立足于人才的培养。人之成才重在素质，人之素质贵在完善，人的完善的素质需要培养。当前，人才素质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民族参与国际竞争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决定力量。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之中，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作用，为社会做贡献，必须具备完善的素质。所谓素质完善，就是人的体力、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全面的和谐的充分的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才素质结构大体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物质的，即人的身体条件；二是精神的，即人的心理面貌。人的心理面貌又可分为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两个方面。因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德）、科学文化素质（智）、身心健康素质（体），构成人才的素质系统。在这个系统结构中，德智体等是辩证统一，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论文格式模板。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的思想问题的具体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由于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特殊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性，很容易造成一些人的错觉，他们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德育论文，从而有意无意地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和效果，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情绪。因此，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出正确的评价，其意义不仅在于使人们对这项实践活动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而且还在于使思想政治工作者本身能够正确认识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从而更加自觉地把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要正确评价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其意义更加宽泛。马克思曾经说过，“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就是说，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价值只有在人与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只要这个人、这项工作对他人、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就表现出价值。所以，价值的本质是能够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的社会效果上，而且也体现在它的实际作用上，是作用和效果的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与物的价值不同，也与其他工作的价值不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表现为人的价值的迭加，它直接体现在人的价值即每个人为社会所做贡献的大小上。由于人具有主体和客体的两重性，因而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具有重大差异。物的价值是以它的属性来直接满足人的需要德育论文，但作为客体的人的价值，却主要不是用自身的属性来满足主体的需要。此外，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的享受者，而物则只能是价值客体，根本不可能作为主体而存在。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个体或群体对社会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所做的贡献。社会价值的高低，关键在于人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多少。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从而使个人或群体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思想政治工作价值的表现是人的价值的迭加。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无形价值和有形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既不同于物的价值，不同于一般经济管理工作的价值。经济管理工作的价值，是直接反映在生产物上，而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它首先作用于人的思想，产生出无形的精神价值，然后再转化为有形的物质价值。所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无形和有形的统一，即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统一。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动力价值与导向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在提供精神动力的同时德育论文，还要发挥导向作用，即把我们事业的每一项工作都引导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这是它的导向价值论文格式模板。一般来说，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价值比较明显，易于被人们看到和接受，因为它最终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转化为物的价值。然而，它的导向价值却往往被人所忽视，或者不被人理解，似乎有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不经过艰苦细致的灌输和引导工作就可以为群众自发接受。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矛盾和斗争的复杂性，各种腐败没落的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错误思潮还会不时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经常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阵地。那种幻想人们的正确思想可以自发地形成，错误思想可以自发地消失的观点是根本不现实的。崇尚自发性就等于放弃思想政治工作，也就等于自动放弃和社会主义思想阵地。
第四，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是宏观和微观价值的统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宏观价值指的是它在全社会的价值，比如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思想政治工作的微观价值，指的是它在每一个具体单位产生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单位员工整体的政治方向、思想水平、精神风貌，以及生产、工作的效果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德育论文，凡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它的宏观价值和微观价值必然是一致的，只要把一个单位的小气候治理好了，人心凝聚了，生产效益提高了，实际上就等于具有了社会宏观价值的意义。如果一个单位的发展与社会整体要求发生了偏离，那可能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所致。凡是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其社会价值和单位价值应该是统一的。
篇10
作为一种成长战略，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最初多元化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在中国，计划经济后期，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市场竞争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部分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获得了成功。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短缺经济变成生产相对过剩，国内外市场由分割转变为接轨和融合，竞争加剧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微利，甚至亏损经营，因此出现了“多元化陷阱”的说法。
那么多元化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经营战略？它会损害公司价值，还是增加公司价值？
理论上来看，公司多元化经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能够解决外部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但是，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获得的资金容易造成对项目的过度投资，或对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投资不足，而不是将公司利润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给小股东。国外多元化与企业价值关系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多元化企业一般有较低的托宾Q值，减少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则会提高企业价值，一些最新的研究认为折价并不是源于多元化而是由于其他原因。
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类似国外SIC码②的行业分类数据，早期国内对于多元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采用主营业务比重作为度量多元化的指标，大多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1999年4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试行）》③后，对多元化指标的度量可以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大多研究依然得出多元化折价的结论，也有个别的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多元化溢价现象。
然而国内对于多元化经营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假定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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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研究受北京交通大学十一五重大科研基金项目支持，课题号2005SZ007。
②theU.S.StandardIndustrialClassification(SIC)system.SIC码是4位数字代码，前两位代码确定行业门类，第三位确定行业大类，第四位确定行业中类。
③中国证监会在总结沪深两个交易所分类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统计局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4754-94)为主要依据，借鉴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美国标准行业分类(SIC)及北美行业分类体系(NAICS)的有关内容，制订了《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试行)》。《指引》将上市公司的经济活动分为门类、大类两级，中类作为支持性分类参考。总体编码采用了层次编码法；类别编码采取顺序编码法：门类为单字母升序编码；大类为单字母加两位数字编码；中类为单字母加四位数字编码。
因果关系，①一些经验证据表明多元化经营和绩效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刘力，1997；朱江，1999；马洪伟和蓝海林，2001）。而苏冬蔚（2004）通过间接检验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对多元化溢价现象进行解释时，发现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CampaandKedia（2002）认为如果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相关，则对多元化与绩效的OLS估计将是有偏的。因此，准确揭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首先要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
国外多元化经营的研究基本从三个层面对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进行解释：①资源角度：拥有在行业间可以互相转换的过剩资源和能力的公司会从事多元化经营。②市场势力角度：企业多元化是因为可以获得市场势力，进而增进和最大限度提高其长远的获利能力。③问题角度：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多元化经营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报酬、势力和声誉，分散他们的雇佣风险。除了以上三种原因，刘力（1997）还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多元化经营有其特有的动因，这些动因不是基于利润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社会效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目前国内对于公司多元化决策的研究还仅限于问题的角度，对过剩资源的利用和获得市场势力的多元化决策还没有相关的研究。秦拯、陈收和邹建军（2004b）发现高度多元化的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多于其他两组，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两组。陈信元、吴英蕴和黄俊（2004）发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分离程度大并且没有第二大股东有效监督的控股股东通过公司的多元化经营转移了公司的资产，降低了公司的业绩。CampaandKedia（2002）使用工具变量消除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时指出，联立方程的估计并不容易，因为影响多元化决策的部分公司特征已经包含在以公司价值为被解释变量的方程里了。因此，全面地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将其变成可以被量化的、好的工具变量非常重要。
另外，虽然有研究显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具有内生性，但是现实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假设还需要进行相关的检验，因为如果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时，2SLS估计量反而不如OLS有效。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资源角度、市场势力角度和问题角度分析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对联立方程进行2SLS估计之前，首先对多元化程度的内生性进行了Hausmantest。
另外，由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分行业资料并不标准，国内的数据库公司即使提供了按行业、地区或产品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布情况，也没有根据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行业编码和分类。因此，本文根据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对上市公司2000-2003年间的业务活动进行了2位数行业编码，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数据库。②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决策的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样本选择、变量设计；第四部分是对数据的经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和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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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鹏翼、李善民和张晓斌(2005)探讨了多元化程度变动的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多元化程度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杨林和陈传明(2005)分析多元化发展战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时也指出，要关注多元化战略与企业绩效因果关系的问题。
②特别感谢崔悦、盛枫、程健、李月婷、涂圣楷和陈扬扬的工作。
比较可惜，论文中的公式、字符无法粘贴到博客中，最后只把论文结论、研究不足以及参考文献贴在这儿。其实如果大家想看真正的论文，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英文参考文献。而认真写过论文的人决不认为“不抄袭，就没法写论文”，因为只要你掌握了一定方法，又有持续关注的问题，总会想出办法来研究。
4.5.对多元化程度与业绩正向关系的解释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主业增长缓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那么，以上四点能否作为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正向变动的原因？
本文陆续讨论了多元化收益的三个原因：①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建立起内部资本市场，避开在外部资本市场融资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②相对于拥有较少信息的外部投资者，拥有了内部的融资工具，对于项目的选择，公司经理可以做出更优的决策；③公司多元化经营降低了未来现金流的变动，增加了公司的负债能力。从负债能力增加价值的角度来看，多元化经营增加了公司价值。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价值高的公司多元化经营可以部分解释多元化溢价，却不是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没有提供各经营单元的详细财务数据，因此不能直接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关系。苏冬蔚（2004）试图从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角度对多元化溢价进行解释，作者考察了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数据显示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根据JensenandMeckling（1976）的利益一致假设，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剥削公司财富的可能性下降，从而使公司价值增加。所以，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但是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的显著正相关抵消了部分成本。
Stein（1997）表明存在借贷限制的前提下，拥有较多信息的管理者更善于选择项目（winner-picking），其对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公司价值增加。作者强调控制权是管理者做出更优的决策的有效手段，因为它确保管理者从有盈利的项目中获得激励，并且拥有在项目间调配资源的权限。本文的数据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经营，无疑拥有了公司控制权的经理有动力，也有能力实现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
综上所述，管理层的winner-picking和其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结论及研究不足
5.1.本文的结论
通过内部成长或外部成长的方式，很多企业选择多元化经营。
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价值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经营；公司的主业增长缓慢促使企业追求范围经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25%的企业也倾向于多元化经营；而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化，做好主业。
本文在探讨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时拓宽了研究假设，认为公司的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价值是互相影响的。为了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分析影响公司多元化决策的因素，建立了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的联立方程模型。Hausmantest首先验证了对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的OLS估计确实是有偏的，即如果不控制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我们很可能会得出多元化程度和公司业绩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的结论。而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住多元化决策的内生性之后，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公司业绩是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表明从事多元化经营的上市公司业绩普遍较高，这和国内大量多元化折价的实证结果相反。
本文从多元化的三个基本动因探讨影响多元化决策的因素时，发现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多元化程度显著正相关，管理层与公司价值利益的一致性部分抵消了经理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而采取多元化经营是的成本。而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经理对公司资源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多元化公司的价值。以上原因是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元化溢价的根本原因。
5.2.本文的研究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5.2.1.本文的研究不足
1．数据库的局限。
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分类方法对分行业资料进行披露，导致很多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不能进行四位数行业编码，甚至不能进行两位数行业编码。而业务活动不能编码至四位，无法计算出熵分类法的总体多元化程度（DT）和相关多元化程度（DR）指标。同样因为行业编码的问题，使用LangandStulz（1994）的多元化贴现值和Berger和Ofek（1995）超额价值EV对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也会出现偏差。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的不完善影响到了对多元化指标和多元化经营业绩的度量。
另外，本文删除了44家分行业资料披露不详尽无法进行2位数行业编码的公司，这些由于行业编码不全而被删除的样本，有可能恰恰是业绩不好的公司。由于这部分公司占总样本的4.5%，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并且，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没有母公司分行业和分部门的详细财务报表，无法分析各经营单元之间转移支付与多元化程度的经验关系，所以目前还无法对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进行研究。
2．本文从对过剩资源的利用、获得市场势力、问题三个角度研究了公司的多元化决策行为，然而对市场竞争程度指标的度量有一定的困难。一般认为，市场中企业的换位是反映市场竞争大小的一种重要标志。企业所在行业的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也是度量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指标。但魏后凯（2003）目前也只能根据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的资料计算出中国主要制造业行业1980年、1985年和1995年行业集中度的变化。
5.2.2.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Hausmantest验证了多元化决策与公司业绩是相关的，但是控制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方法很多，工具变量选取的不同也会影响控制效果，因此，对于多元化决策内生性的控制还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其次，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库完善后，对于公司业绩和多元化指标的度量会改进研究的结果，对于多元化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跨行业补贴问题也可以进行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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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人力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资源。当前，家族企业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一种主流企业形式。无论是何种方式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把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吸引到本企业来，将他们保留在本企业之内，并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开发他们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日益强大和多样化，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我国大部分家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普遍出现了如下的情况：
1.家长式、集权式的管理方式。家长式管理，也可称为集权式管理。家族企业中的家长式管理，主要是指采取集权式的组织模式、恩威并用的管理方法以及“家长”的示范效应等方式，来完成企业的人事管理。在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主要为业主及其家族所掌握和控制，重要管理岗位主要为家族成员担任，企业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决策管理层也大多由家族所占据。即使有些家族企业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家族仍然以多数股份牢牢地控制上市公司。尤其在家族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方面，一般都是老板一人说了算，在下属提供的充分资料的基础上老板自己作决策，同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这种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在家族企业创业初期是高效率的，能够形成强大的领导核心与执行能力，能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并做出迅速的反应，推动企业快速发展。然而，由于家族企业的权利往往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长手里，家族企业的命运维系于一身，特别是当家族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主要负责人综合素质不全面时，不仅容易造成决策的失误，而且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危机”。
2.注重亲属、关系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侧重于近亲使用，任人惟亲，而不能对社会优秀人才进行“择优录用”。在家族企业中，具有血缘、亲缘等关系的家族成员被当作自己人，而没有血缘、亲缘关系的则被当作外人。这种注重关系的企业治理方式，能够借助亲情增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家族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勤奋工作。在我国家族企业，自己人与外人概念的存在，已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表明，20.9%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自己的配偶参与企业管理，而绝大多数私企老板都为子女“预留”了接班位置。据调查，在家族企业中，总经理、副总经理有66%来自策事长或总经理亲属，其他重要部门(如采购、则务等)的人员多来自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亲属和朋友。家族企业试图用血缘、亲属关系来保证企业资金的安全，来确保企业的顺利运转。总而言之，家族企业主要是靠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行管理的。所以，注重关系式治理，是当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盛行的做法。
3.重使用轻开发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在知识经济中之所以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和运用知识，而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教育培训。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对智力资本的经营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层次。但是，目前大多家族企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重使用轻开发”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对员上培训出现“内外有别”的情况。对于家族内部成员，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和商业技能培养极为重视，甚至不计投入；非家族员则重使用轻培训，不愿承担人才培养的投资成本，担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缺乏充分开发培养的积极性。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宁可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投入，也不愿意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在我们对某地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研中发现，51%的受调查企业未制定培训计划，49%的受调查企业虽然制定了培训计划，但是其中71%的企业执行不力或没有执行。93.8%的企业培训投入在5%以下。这种情况的存在，无疑将企业人力资源的能力局限在现有水平上，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则缺乏相应的人才支撑，从而制约企业的发展。
二、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以其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依然是家族企业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而：
1.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凭借其自身的人力资本通过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博弈而得到的相关权利，这个权利最终表现为收益权和部分控制权。它由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构成。家族成员之间由于特殊的亲属关系，不但物质资本产权不甚明确，人力资本的产权更加模糊。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家族成员，因为产权不明晰，许多成员并不能从家族企业中得到体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收益。主要表现为：某些家族成员为企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因为在家族中的地位不高，得到的收益并不多。家族外的人才因在家族企业中，处于“圈外人”的角色，也可能得不到体现其人力资本的收益。这种产权模糊的状况，不仅影响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家族成员内讧，最终导致家族企业分崩离析。
2.聘用人员排他性现象突出。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模式，不利于吸收更有价值的社会人力资本。由于招聘范比较狭窄，家族企业需要人时，首先想的是用家族内部人员或者是亲朋好友介绍的人员来补充。但家族内部人员和介绍来的人员，并不一定掌握本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另外，家族企业招聘人员的方法也比较简单，一般只是按照个人简历情况作概括性地了解而没有进行全面测评即被聘用，这样就出现人与事不匹配，最终导致所招聘到的人员不尽人意。而在任用人的时候，则往往只从浅层的信任和利益的角度考虑，使外聘人员不能很好地融于企业，不能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
3.激励机制不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员工的潜能。但在家族企业中，企业与员工之间基本上是一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企业主对激励的理解十分简单，认为激励就是“奖励和惩罚”。从理论上分析，当员工的货币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以后，物质刺激并不总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同时，家族化管理的企业，由于内部特殊的人际关系格局，使得“圈内人”与“圈外人”划分明显，两者之间缺乏亲密感和信任感，圈外人对于企业缺少安全感、归属感。特别是一些家族企业仍然怀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认为他们未必靠得住。这种观念不仅会破坏企业的团结，而且还会影响非家族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因此，家族企业员工较高层次的受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也难以在工作中实现，致使他们缺乏一定的精神激励。
4.人力资源管理观念淡薄。许多家族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观念的淡薄，从而导致家族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不够，使家族企业的发展缺乏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我国家族企业的资本和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企业领导层的核心位置由同一家族成员出任，企业运营主要通过血缘或友情纽带维系，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强成员间的协作意识，降低管理上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付出的监督成本。但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脆弱、管理型人才和技术型短缺，这是目前我国许多家族企业不能实现持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等方面，家族企业不愿意自己投资培养，不愿承担人才投资成本与人力资源投资风险，总想坐享其成，挖其他企业的人才墙脚；或者等到人员空缺影响正常运作时才急急忙忙向外界招聘，由于时问仓促，很难保证录用人员的质量。
5.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家族企业人力资源制度建设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家族领导者的决策随意性较大，且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在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或泛家族企业自主性和灵活性比较大，对市场信号反映灵敏、决策快，可以加快调整经营和生产方向。但是，在人力资源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却表现出很多不规范之处。例如，一些家族企业对员工的招聘、录用、培训、考核以及辞退等方面，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在处理和解决这些事情的时候，往往带有众多的情感色彩，具有随意性大的特点。尤其是在企业的一些重要岗位和部门中，都安排着自己的家族成员，而对非家族成员要求苛刻，一旦违规处罚过重，这样不仅挫伤了非家族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把高素质人员招至麾下，加速了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
三、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途径
如何加强积极有效的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员工投身企业发展的积极性，是家族企业面临并着力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要求家族企业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不断地开拓适合员工思想实际以及适合他们特点的用工新途径，促进我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现代企业制度，是加强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保障。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适应国营企业，同样也适应家族企业。家族企业要想规范、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产权清晰不仅要求企业各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还要求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产权清晰明了。对家族企业来说，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本产权不明晰的弊端，使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有制度可以遵循。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决策科学，以推进企业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篇12
1.利用外资的流量与形式结构
从流量上看，从1991年到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利用外资的年度流量保持了增长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统计资料，从1991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累计吸引外资517.1亿美元。到2001年年初，实际形成的利用外资存量总量为292.53亿美元。
转轨以来，俄罗斯利用外资的形式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外国投资。其中，从1991年到2000年上半年，直接投资流量累计为216.54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41.9%；间接投资流量为10.71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2.1%；其他外国投资289.84亿美元，占全部利用外资额的56.1%。
外商对俄罗斯的间接投资是伴随着俄罗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工业企业股份化改造发展起来的，快速私有化的1994年是个转折点。当年的“大众私有化”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1997-1998年是另一个俄罗斯利用外国间接投资的高峰。1997年俄罗斯利用外国间接投资总额达到最高峰——6.8亿美元。
俄罗斯转轨期间使用的国际信贷投资大部分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IBR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开发协会IDA、国际金融公司IFC、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等）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这些金融资源多用于俄罗斯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改革的紧急项目。
2.利用外资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
转轨时期俄罗斯利用外资的部门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风险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政策指导思想。俄罗斯为了防止利润流失和经济被控制，最具活力的部门一般不予开放，允许外商投资的一般是生存非常困难的企业和部门。这种政策有其积极一面，即外资对那些最困难的部门和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其消极的一面是，本来就属于高风险、缺乏吸引力的俄罗斯经济难以吸引大量外资。
转轨期间，俄罗斯外资投入的部门结构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1993年外资居前两位的是金属加工与机器制造业（占外资总额的23.2%）和商业饮食业(16.3%)，1994年是燃料能源工业(49.5%)和商业饮食业(9.8%)，1995年是商业饮食业和金融、银行、保险业，1996年是金融信贷领域(27.3%)和食品加工业(7.9%)，1997年和1998年是金融信贷领域(32.5%)和燃料工业(16%)，1999年是能源燃料工业(17.8%)、商业饮食业(17%)和食品加工业(14.8%)居前三位。到2000年上半年，累积流入外资的存量排序中居前三位的是：金融信贷领域（93.53亿美元、32%）、能源燃料工业（43.58亿美元、14.9%）和食品加工工业（31.66亿美元、10.8%）。它反映了俄罗斯吸引和使用外资的主要部门。
在地区结构上，俄罗斯外资流入的分布非常不均衡，主要集中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和萨哈林州、秋明州、鞑靼斯坦共和国等少数几个能源原材料生产发达的地区。整个90年代中期，那些通常被认为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工业发达且急需外资进行技术设备更新的地区，如乌拉尔工业区和伏尔加河沿岸工业区，几乎没有外资流入。对此的解释是，一方面，当地企业和地方当局实行了一种保护垄断，不放开外商进入竞争的政策；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使得依赖国内市场的制造业的盈利前景暗淡，对外资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那些产品主要供应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产业则显得更具投资吸引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特意建立的实行税收等投资优惠政策的自由经济区，如滨海边疆区（纳霍德卡）、克麦罗沃州、加里宁格勒州、赤塔州和阿尔泰边疆区等，郡没有达到吸引外资的效果和目的。看来，仅仅是建立自由经济区的一纸声明并不具有吸引外商投资的实际效力，外商看中的可能是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综合投资环境。
3.利用外资的相对规模和资本净流入额
尽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外资流入基本保持着增长势头，但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比较小。2000年初俄罗斯累积形成的外资使用规模为292.53亿美元，居世界第25位，大大落后于其他一些经济转轨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其中，长期直接投资总额为127.57亿美元，不到同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就国内经济影响而言，外国投资占俄罗斯国内长期资本投资的比重也一直很低，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卢布贬值造成的进口替代效应和俄罗斯停止进口管理的自由放任政策，国内长期资本投资中外资所占比重才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见表2）。
在考察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外资流入的影响时，必须注意到，转轨开始后俄罗斯境内的国际资本流动是双
向的。在外国资本流入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国内资本流出。而且，必须注意到，俄罗斯的国内资本外流动机主要不是追逐利润，而是出于安全动机，是私有化初期积聚起来的私人或集团资本为了规避国内政治经济风险而出走国外。尤为严重的是，每年俄罗斯资本外流的规模都大于资本流入。IMFl997年的数据表明，1992-1997年间，俄罗斯外资流入减去资本流出的差额是负979亿美元，即有979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注：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俄罗斯经济学家A·布拉托夫根据俄罗斯国际收支帐户估算的1992-2000年上半年间俄罗斯资本外流高达2900亿美元（不包括走私）。1992年到2000年上半年，俄罗斯外资流入、资本流出和外资流入净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见表3。资本的净流出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资本投资连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转轨时期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外资流入的制度转型效应和外资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总体上看，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要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而对经济增长的静态效应又大于其长期动态效应。
1.资本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
首先，俄罗斯转轨期间的外资流入在特定时期为市场化制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特定时期，在改革矛盾尖锐化而又无法调动国内经济资源平息矛盾的时候，通过利用外资赎买改革中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平息利益受损阶层的反对声音，稳定了改革的方向。
经济转轨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其核心是制度替代和制度转换。它意味着：第一，原有的财富配置结构和生产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将发生重大变化（因为制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产权配置方式和规则），财富的重新分配将产生社会摩擦，既得利益者需要得到补偿，否则经济转轨可能会被逆转；第二，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实施成本等其他制度转换成本；第三，在制度转换和制度替代过程中，社会可能暂时失去维持自身生存的正常生产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上述种种问题意味着，经济转轨期间要求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为转轨的顺利进行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因此，转轨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必然是转轨的资本支持问题。外资可以弥补国内资金不足。
前面的分析表明，俄罗斯1992-2001年间利用外资规模尽管相对较小，但在其使用的外资中，“其他形式外资”占的比重很大。“其他形式外资”主要是来自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大型商业银行及银行集团的“国际信贷投资”以及在国内外债券市场上筹措的外资。表1的数据显示，这部分外资在1996年以后占俄罗斯利用外资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1998年甚至接近70%。这部分外资除了部分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以外，主要用于社会转移支付目的，用来补发拖欠的退休金、教师工资，以及用于其他缓解社会矛盾的社会保障目的，起到了重要的社会稳定作用，从而有利于经济转轨的继续进行。
外资流入对俄罗斯制度转型所起的第二个积极作用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产权改造提供了资金支持，并推动了俄罗斯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
俄罗斯国有资产总量巨大，私有化改造方案一经实施即遇到资金问题。事实上，俄罗斯选择“大众私有化”而不是捷克或波兰的“基金私有化”方式，即有出于私有化产权运作的资金制约问题的考虑。但“大众私有化”只是简单地把企业产权由国家手中转移到千千万万的民众手中，在实现产权在市场上的流通和重组之前，私有化的资源重新配置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而俄罗斯自己国内拥有的资金还不足以推动产权的有效流通，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俄罗斯政府通过颁布相关政策吸引国际战略投资力量购买和持有俄罗斯企业私有化证券。相应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仅大规模私有化的1994年，外国投资者在8月、11月、12月三个月里用于购买俄罗斯企业股份的资金投入就达9亿美元。这一数量相对于俄罗斯庞大的国有资产总量可能微不足道，但它在俄罗斯证券市场所发挥的边际推动作用的意义却不能低估。
投入到俄罗斯金融市场上的外国资本，除了向转轨提供信贷投资，以弥补转轨当期收益与当期成本的“赤字”差额以外，还在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外资基金在管理制度、金融产品服务种类、投资技巧等方面都拥有俄罗斯当地金融投资者不能比拟的优势，他们参与俄罗斯金融市场的投资运作，客观上推动了俄罗斯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最后，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长期资本在俄罗斯总外资流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其对俄罗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合资企业”是外资在俄罗斯进行经营活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根据俄联邦司法部企业注册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00年上半年，在俄罗斯注册的“合资企业”总数为28000家，约占俄罗斯企业总数的1%，其中大约40%的“合资企业”的外商出资份额为100%。在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由“证券私有化”过渡到“现金私有化”阶段后，在第一阶段形成的企业经理和职工等“内部人”控制的公司产权治理结构开始发生缓慢的变化，企业股权在证券市场的运作下逐渐集中，外国投资者和一批“新俄罗斯人”等战略投资者开始主导企业的控制权。他们（特别是外国投资者）逐渐使企业的治理结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并且实现了较好的企业经营绩效。“俄罗斯经济监测中心”1995、1997和1999年对俄罗斯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的样本调查显示，由战略投资者拥有多数股权的外部股东控股企业和管理者控股企业效益好于金融机构控股企业和职工控股企业。“合资企业”经济效益一般好于内资企业。外资推动了俄罗斯企业产权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评价上述外资流入对制度转型的积极影响时，必须考虑由于流入外资的规模较小，其发挥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
篇13
一、“气韵生动”指的是内在的神气和韵味
南朝·齐画家谢赫在其所著的《古画品录》中，首先提出绘画“六法”，作为人物绘画创作和品评的准则。在《古画品录》中将“气韵生动”作为第一条款和最高标准，可见其分量的重要。“气韵生动”是指绘画的内在神气和韵味，达到一种鲜活的生命之洋溢的状态，可以说“气韵生动”是“六法”的灵魂。以生动的“气韵”来表现人物内在的生命和精神，表现物态的内涵和神韵，一直是中国画创作、批评和鉴赏所遵循的总圭臬。中国绘画讲究笔墨之“气韵”，并以其艺术思想来联通自然与人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显人性、重人伦的反映，更是中国绘画艺术张扬和倡导的精神、意识之美的体现。总之，“气韵”为我们提示着一种具有强烈民族色彩的文化现象和民族精神。
中国绘画以“养气”为根本,“养气”已成为中国传统美学及绘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根基。倡导艺术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炼的水准，其中“气”是对艺术家整体生理、心理因素和创造能力的总要求与概括。wwW.133229.cOM所谓气者，即神气、意趣，也就是所绘物象的内在精神。中国绘画不追求单纯的自然表象的模仿，而讲究其精神内涵。
“人之生，气之聚也”，天下万物皆在于一“气”（《庄子》）。所以，中国画把“气”作为构成绘画艺术的根本要素，并认为无气则不生。就如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中提出的“气韵生动为第一义，然必以气为主，气盛则纵横挥洒，机无滞碍，其间韵自生矣”，更加强调了“气韵”在绘画艺术中的作用。
二、“气韵”蕴含在整个创作过程中
在绘画上的“气韵”是一种自始至终的体现，它蕴含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又存在于完成的作品中。意在笔先，气脉相连，画家在动笔之前，因物立意，凝神静气，成竹在胸，乘兴挥毫，一气呵成。它包含着对物象的深思熟虑以及深刻的立意和激情。只有把丰富的感受同作者本人的情思、意境融合，并能表达出来，才能达到气韵生动。因此，气韵也是靠笔墨来表现的，六法论者，自称“气韵生动”，继则“骨法用笔”；前者为唯一的审美目的，后者则为成此目的的主要手段，二者为国画之首要。
在绘画创作中骨法用笔十分重要，用笔与书法用笔相同，都以线条为主要特征。国画的线条也讲究气韵，轻重缓急，刚柔肥瘦，虚实繁简，曲直偏正，由于个人的个性、气质、功夫、兴趣、情绪的不同，笔下就会产生不同风格的线。意到笔随，笔笔连贯，随心万变。落笔时，心静神怡，使气韵自晕于外，似生实熟，能圆转流畅，则笔笔见笔，笔笔无痕迹。用笔无痕，则画上的景物，似乎是自然本来生成的。笔与笔之间的连贯接气，也就是用笔的节奏。使笔自有韵，并不是依赖墨的浓淡才有韵。运笔的轻重疾徐，强弱虚实，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如同音乐的旋律。因此，用笔高妙之处也就是气韵生动的体现。
“笔精墨妙”用笔精到，用墨则从浓到淡，从淡以浓，极尽变化之能事。所谓“妙”就是点画之中，墨色具无穷变化。如清代沈宗骞说“笔之所成，墨之所至。”墨由笔使，笔由墨现，纵横挥洒，无拘无束，才能使笔墨与自然景物融洽，层次分明，浑然一体，墨彩焕发，一片生机。笔墨的运用，都是为了“传神”，以笔色形，以墨取色，笔墨得法，则情态远近，精神都能自呈，达到笔墨兼任且气韵生动的神妙境界。
三、气韵是传统美学和艺术的核心范畴
中国画以“气韵”为品质。气韵是我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的核心范畴，对于“气韵”来说，“气”为生命、精神之力量；“韵”为生命、精神之风采。我国的传统美学主张，艺术家要将主体胸中之“气”与客观茫茫宇宙之“气”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气”成为艺术创作内在精神品质、人格风范和艺术生命力的标志。
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为东方独特的一种绘画语言和形式。我国的传统书画艺术，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怀、意志和气韵，非常注重意蕴、境界和精神情怀的表达，强调艺术形象要把主体意识、情感（气）与客观世界、生息万物自然的内在精神（气）有机地融会交合，以形成具有东方及传统美学精神风貌的艺术，长期以来，“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了历代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实践和创作的指南，作者的思想情感、主观意识与客观现实的自然，在艺术创作表现中融为一体。
在我国的传统绘画中，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观及“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思想，始终贯穿与绘画艺术的全过程和历代画家的艺术实践活动当中，画家以高尚的品格和才情去感悟、熔铸绘画的对象，从对物态认识、观察和体悟中，去揭示自然物态的气韵与神魂，并以画家主体的精神与想象能力来超越客观物象的描绘，赋予自然事物以艺术的生命与精神，使主体的精神、思想情感与客观景致，高度的交融统一，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四、画品是人品的表现性灵的流露
中国画历来重视画家的人品，人品的高下在于修养的高下。明代文征明曾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绘画过程中，客观景物的品质由画家去反映表现，在这个表现过程中，画家本身的品质一直在起作用。这就是所谓的人品决定“艺品”。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流程中，可显映出作者的道德水准、人品修养的高低及学识的深浅……艺术的创作是画家人品、胸怀、气质、才情精神境界的显映，为我国传统美学之追求，有“文如其人”、“画如其人”、“诗如其人”、“书如其人”。在绘画实践过程中，客观景物的品质由画家去反映表现，在这个表现过程中，画家本身的品质一直在起作用。画家只有自己的品格不凡，才能使创作的作品具有不凡的艺术风格，画品是人品的表现性灵的流露。要求画者在品质上有高尚的情操，在学识上有深厚的文化底藴。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达到“气韵生动”的最高艺术境界。把胸中之“气”与客观宇宙之“气”相统一，并把绘画艺术中的“气韵”提升为人格品质和艺术的生命之力。
综上所述，气韵既包含着所描绘物象的内在精神，又体现了画者在笔墨挥洒之间充分宣泄着自身的才识、情感。同时，在艺术实践中，还应加强自身学习和修养，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丰富的宝贵财富，放开眼界，兼收并蓄，磨砺品行，陶冶情操，使绘画作品达到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