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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信贷及绿色信贷产品
所谓绿色信贷，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新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目的是引导资金和贷款流入促进国家环保事业的企业和机构，并从破坏、污染环境的企业和项目中适当抽离，从而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邓聿文，2007)。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绿色信贷规范是2006年7月重新修订的赤道原则，该原则适用于项目资本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含1000万美元)的项目，这也将是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标准的蓝本。毕业论文
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采取“三重底线”的方法管理其业务，即商业银行开展业务不仅要满足合作伙伴(客户、股东、员工、供货商、社会)的需要，同时还要意识到自身的行为必须对社会以及生态环境负责。从国际经验来看，绿色信贷产品一般包括(UNEPFI，2007)：
1.住房抵押贷款(homemortgage)。如花旗集团旗下的FannieMae于2004年针对中低收入顾客推出的结构化节能抵押产品(EnergyEfficientMortgage)，将省电等节能指标纳入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评分体系；再如英国联合金融服务社(CFS)自2000年推出生态家庭贷款(Eco-homeloan)以后，每年为所有房屋购买交易提供免费家用能源评估及二氧化碳抵销服务，仅2005年，就成功地抵销了5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商业建筑贷款(commercialbuildingloan)。如美国新资源银行(NewResourceBank)向绿色项目中商业或多用居住单元提供0.125%的贷款折扣优惠；美国富国银行(WellsFargo)为LEED认证的节能商业建筑物提供第一抵押贷款和再融资，开发商不必为“绿色”商业建筑物支付初始的保险费。
3.房屋净值贷款(homeequityloan)。如花旗集团与夏普(Sharp)电气公司签订联合营销协议，向购置民用太阳能技术的客户提供便捷的融资；美洲银行则是根据环保房屋净值贷款申请人使用VISA卡消费金额，按一定比例捐献给环保非政府组织。毕业论文
4.汽车贷款(autoloan)。如加拿大VanCity银行的清洁空气汽车贷款(CleanAirAutoLoan)，向所有低排放的车型提供优惠利率；再如澳大利亚MECU银行的goGreen汽车贷款，是世界公认的成功的绿色金融产品，也是澳大利亚第一个要求贷款者种树以吸收私家汽车排放的贷款，此项贷款产品自推出以来，该银行的车贷增长了45%。
5.运输贷款(FleetLoan)。如美洲银行的小企业管理快速贷款(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Expressloans)，以快速审批流程，向货车公司提供无抵押兼优惠条款，支持其投资节油技术，帮助其购买节油率达15%的SmartWay升级套装(SmartWayUpgradekits)。
6.绿色信用卡。如欧洲的Rabobank推出的气候信用卡(ClimateCreditCard)，该银行每年按信用卡购买能源密集型产品或服务的金额捐献一定的比例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再如英国巴克莱银行的信用卡(BarclayBreatheCard)，向该卡用户购买绿色产品和服务提供折扣及较低的借款利率，卡利润的50%用于世界范围内的碳减排项目。
7.项目融资(Projectfinancing)。对绿色项目给予贷款优惠，如爱尔兰银行对“转废为能项目(energy-from-wasteproject)”的融资，给予长达25年的贷款支持，只须与当地政府签订废物处理合同并承诺支持合同范围外废物的处理。
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已是大势所趋
1.推行绿色信贷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商业银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中介角色，决定了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特殊地位(UNEP，1997；EuropeanCommissionDGXI，1998)。商业银行根据持续期、规模、剩余额度和风险等要素进行资金的配置，其高效的审贷体系使其在风险衡量和定价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因而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通过差异化定价引导资金投向有利于环保的产业、企业和项目，可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以帮助企业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为重点，使企业努力达到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而自觉地进行无害环境的实践，增强控制风险的能力，创造条件积极推行绿色信贷，进一步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污染，毕业论文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摆脱过去长期困扰的贷款“呆账”、“死账”的阴影。
2.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管理环境风险。
据全球金融界估计，1970-1979年气候天灾水灾给金融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1988-1997年更暴增为3000亿美元(UNEP，2000)。这些数据揭示，环境破坏不仅直接增加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甚至可能危及银行业的可持续经营和生存。在我国，“一些地区建设项目和企业的环境违法现象较为突出，因污染企业关停带来的信贷风险加大，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由于各国政府对企业污染环境责任的追究日益严格，银行业若不加强其环境风险管理，一旦发生给予贷款的企业发生污染事件时，不但影响银行的社会形象，也将损及其债权的收回。推行绿色信贷，把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融入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监控，就为商业银行通过保险和衍生金融市场等转移环境风险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3.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推行包括绿色信贷在内的绿色金融服务(或产品)的收益具体表现在：扩大市场份额；利润增长；吸引顾客并获得顾客忠诚；高员工满意度及保留率；声誉收益(提升品牌形象)；媒体的正面关注；环保意识和收益；获得更多的经营许可；巩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等(UNEPFI，2007)。实证研究亦表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推行绿色信贷有助于商业银行获得竞争优势。Feldmaneta1.(1997)、Schalteggeretal.(2000)、Repettoetal(2000)检验了企业环境管理投资与其金融利益相关者(如银行、保险公司、投资者)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企业的环境管理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可持续资产管理公司(SustainableAssetManagement，SAM)对58个产业的2006年可持续年报披露的可持续风险与机会进行分析亦支持了这一观点。SAM提出，商业银行从环境生态或社会议题的风险与机会(如气候变迁对企业的影响)作为切入点，将极大地增强竞争优势。
4.推行绿色信贷是商业银行应对利益相关者环境关注的重要举措。
商业银行将环境因素纳入贷款决策，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政策和环保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如NGO、股东和员工的压力。例如，美国银行之所以成为最早考虑环境政策、特别是与信贷风险相关的环境政策的银行，是由于1980年美国政府提出了“全面环境响应、补偿和负债法案”(CERCLA，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根据该法案，银行必须对客户造成的环境污染负责，并支付修复成本。法案颁布实施以来，一些银行甚至因此而破产。
5.推行绿色信贷已成为国际银行业的营运规范。
20世纪90年代早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计划项目(UnitedNationsEnvironmentalProgramFinanceInitiative，UNEPFI)就发表了银行业《金融业环境暨可持续发展宣言》(StatementbyFinancialInstitutionsonthe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强调要把环境因素纳入标准的风险评估流程的必要性。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求银行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且鼓励民间部门投资于有益环境的技术与服务。而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金融公司倡导的赤道原则(EquatorPrinciples)更是为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提供了一个框架，包括不同类型项目的风险分类，还列示了与环境评估流程、监控和后续指导相关的议题。目前，已有包括花旗、渣打、汇丰等在内的56家金融机构成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EquatorPrinciplesFinancialInstitutions，以下简称“EPFIs”)，这些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
三、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内在要求
为应对信贷中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商业银行将环境标准纳入其整体信贷战略及贷款项目评估之中，并发展出风险管理体系，强调客户的环境风险和银行责任，作为绿色信贷尽职调查(duediligence)的基础。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管理的特殊之处或内在要求在于把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政策、贷款文化和贷款管理流程之中。
(一)实施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制定相应的环境信贷政策
环境信贷政策通常由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制定，并作为银行员工及顾客的工具和指导信号长期存在。完善的环境信贷政策将有助于：①为员工及顾客提供商业银行关于环境风险及有关环境议题的清晰指南；②向员工及顾客阐明商业银行如何通过特定的程序、毕业论文承担哪些责任来实现其经营目标；③确保与环境风险相关的贷款以一贯且公平的方式承做；④为与环境风险相关的银行业绩的评价提供明晰的标准。
很显然，银行环境信贷政策应具有可操作性及成本效率，同时还应考虑环境风险敞口、人力资源限制和市场限制，并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银行现有的贷款及投资组合在哪些领域暴露于环境风险之下?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贷款的风险敞口是否具有较大的差异?环境风险管理需要哪些人力资源、需要对他们进行哪些培训?银行环境信贷的主要竞争者有哪些?环境信贷产品价格及质量层面的竞争程度如何?环境风险调查及转移成本是否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竞争地位?哪些细分市场的顾客对交易成本的增加更为敏感?等等。
(二)实施绿色信贷要求商业银行进行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
一般而言，环境及社会风险可分为三类：①直接风险(directrisk)，指的是银行因清理被其借款人污染土地所蒙受的直接法律责任(如借款人破产)。②间接风险(indirectrisk)，反映了借款人的环境负债可能影响其偿付贷款能力而造成的风险。由于政府环境管制日益严格，企业必须在环保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政策要求，从而可能影响借款人的现金流继而影响其偿贷能力。如果贷款企业不遵守环保政策，就会面临罚款、支付治理成本、暂时或永久停业。③名誉风险，反映的是银行因与环境问题投资关联而遭受的名誉损失(Thompson，1998)。勿庸置疑，声誉与形象是银行最重要的“资产”，随着政府、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银行信贷政策关注程度的日渐提高，银行在贷款项目环境风险审查上有失谨慎而导致的环境及社会影响将会对银行的声誉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继而影响银行的市场价值和业务开展。
实践证明，有效的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有助于减少不良资产的数量继而改进银行的经营绩效。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作为商业银行辨识、评价、控制、转移和监测环境及社会风险的过程，不仅适用于单笔贷款，而且适用于集合贷款和投资组合。其目的在于使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敞口最小化的同时，对不可预见的环境风险提供足够的保护。商业银行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估时，必须重点关注环境风险发生的概率、环境风险的级数(严重程度)、环境风险影响的持续期、环境风险的敏感性和不可逆转性、环境风险和收益的社会影响(即特定的环境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否有助于环境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分享)、是否符合相关立法特别是环保法的要求等因素。
环境及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可分为环境及社会风险识别、环境及社会风险评估、环境风险控制及转移、环境风险监测等。相对于传统的贷款管理，绿色信贷管理的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
1.贷款项目按环境与社会标准进行分类过滤。
根据赤道原则，贷款项目发起时，EPFIs应当参照IFC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将贷款项目分为A、B、C三类，分别代表环境或社会层面的高、中、低风险。A级及B级的贷款申请者必须完成社会及环境评估，且在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磋商后，须备妥环境管理企划书，说明如何减少或监测项目在环境与社会方面的风险。
商业银行在具体操作中，为了提高审贷效率，往往会结合具体情况，按贷款项目环境风险高低进行分类(如加拿大皇家银行将贷款划分为三类，参见表1)，不同环境风险类别的授信项目，其风险识别和评估、内部研究及外部专家认证亦有所不同。如果贷款项目落入表内所列的范畴，则贷款申请将提交至地区分行或总行，视具体情况请外部咨询人员进行评估。对于I类项目，银行有选择地请外部专家进行环境风险评估；II类项目需请外部专家提出行业的具体风险；III类项目则需请资深外部专家对项目进行调查。
2.贷款项目进行环境及社会评估。
根据赤道原则，贷款项目的环境及社会评估应针对以下项目：社会及环境条件基准评估；更符合环保及社会责任的可行替代方案的考虑；东道国法律法规及适用的国际协定及协议的要求；人权和社会健康、安全及保障的保护(包括风险、影响及保障个人使用项目安全的管理)；文化遗产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变更自然或重要居住地或法定保护区域中的濒危物种与敏感性的生态系统)；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使用(包括通过恰当的独立认证体系认证的可持续资源管理)；危险物质的使用和管理；重大灾害评估与管理；劳工问题(包括四项核心劳工标准)、职业健康和安全；防火与生命安全；社会经济影响；土地的取得和非自愿安置；对社区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对原住民及其特有文化体系和价值观的影响；现有项目、建议项目及未来预期项目累计影响；项目设计、评估及执行中受影响方的协商和参与；能源的有效生产、运输及使用；污染预防、减废、污染控制、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废弃物的处理。商业银行根据这些项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贷款提交、贷款审批或贷款发放。图1为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BDC)的环境评估决策树。毕业论文
3.借助环境保险及金融衍生品转移贷款风险。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保险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为环境风险的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商业银行通常可以通过以下保险政策实施风险保护：一是要求顾客考察使其免于环境责任的保险；二是要求顾客以银行为受益人，购买环境责任险；三是以第一方保险将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组合的环境风险转移至保险公司；四是要求环境顾问掌握专业保险赔付知识。除保险市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亦为包括环境风险在内的信用风险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进行动态的环境风险监控。
由于在贷款持续期间或投资期间，环境风险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加之借款人有可能违反环保法规及贷款约定，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贷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动态监控。贷款环境风险监控对象包括单笔贷款和整体贷款组合，监控方法包括口头询问、信息披露以及对项目或场地的实地考察等。
四、我国银行业推行绿色信贷的相关举措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了环境蕴含的机遇和风险，以及银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上海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已加合国环境署金融计划项目(UNEPFI)；兴业银行因在能效融资产品开发和推广方面的优秀表现，荣获英国《金融时报》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举办的2007年度可持续银行奖评选活动中“年度可持续发展交易奖”，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商业银行。然而，也必须看到，尽管有关政府部门初步制定了绿色信贷的实施指导意见，但我国银行业在实施绿色信贷方面仍有待于更新知识、积累经验。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环境恶化与个别地方政府官员腐败、法规执行不力、缺乏公众透明度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如何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广绿色信贷，推动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顺利推广、实施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为实施绿色信贷做好充分的准备
从国际经验来看，毕业论文商业银行要发展成为可持续银行一般需经过四个阶段：防御阶段、预防阶段、进攻阶段以及可持续银行阶段(Jeucken，2001)。我国商业银行绝大多数还处于防御阶段，对环境风险的认识还有待加强。而要从防御阶段逐步推进至可持续银行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至少要就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做好准备：一是战略准备，要把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提升到银行的战略层面，确定环境目标，确立标竿和报告制度，明确决策者必要的沟通职能。二是政策准备，要结合实际制定商业银行的环境信贷政策，编制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用以指导信贷活动及其他业务。三是人才准备(包括内部人才准备和外部人才准备)，由于环境风险评估的专业性强，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担当此重任的内部人才并没有特别储备，因而需要加大引进此类人才的力度；外部人才准备则是需要对贷款项目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评估的外部咨询公司或行业环保专家。四是组织机构准备，从职能和公司治理方面为绿色信贷提供支持。Ganzi&Tanner(1997)调查显示，许多银行均设立了环境部门，并开发了环境友好产品，如英国合作金融服务(CFS)设立了道德政策部门(EthicalPolicyUnit)，并赋予该部门业务否决权；再如瑞士信贷银行建立了环境执行委员会(EnvironmentalExecutiveBoard)，由董事会直接领导，监督、记录绿色信贷业务，并就与环境相关的议题提出战略对策建议。五是产品准备，绿色信贷产品的设计不仅要融入环境及社会责任理念，而且要吸取传统信贷产品的成功经验，如弹性、友好度、便于个人管理、捆绑或低风险等等，这些特征均应成为绿色信贷产品设计的核心，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顾客。
(二)商业银行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着力，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机制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下，由于国资部门仍未完全实现公司化，股东本身对于长期利益以及短期利益的关注存在一定的矛盾。加之各银行均实行分行制，管理链条较长，且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指标为主，并未将环保绩效纳入其中，因而不排除一些分行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而无视总行关于实施绿色信贷要求的可能。2007年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6月末，投向高耗能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为12.1%，六大主要高耗能行业累计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24.1%，均呈逐季加快趋势。基于这一背景，银行业内部必须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为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实施绿色信贷提供动力。在这里面，不仅要有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贷款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和处罚的措施，而且还要有对切实执行“绿色信贷”成效显著的商业银行实行奖励的政策。另外，绿色信贷评估涉及面广，评估成本高，更重要的是，从短期来看，银行对企业竖立绿色屏障时，也就意味着有可能丧失部分优质客源。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政策要求支持对环境有益的项目，通常的办法就是降低利率、优惠贷款，加之从现有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绿色信贷所支持的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效益并不太好的项目，如风电和垃圾发电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盈利。鉴于此，应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贴息等财政政策，以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毕业论文
(三)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绿色信贷的推行扫清地方保护主义障碍
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2003-2005年间，由于地方政府的纵容和袒护，全国70000宗环保违法案件仅有500件得到处理，仅为全部案件的0.71%(EconomyandLieberthal，2007)。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始终存在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以各种方式对银行进行信贷资源的争夺并试图转嫁改革成本。甚至于有些地方政府无视国家的环保政策，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干预商业银行的业务，进而导致商业银行经营行为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部门行为的调整和约束、银行与各级政府的共识是信贷政策有效支持环境保护的首要前提。因此，我国中央政府有必要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或是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比重，并以立法或规定等形式隔绝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干预。同时，可以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牵头，促成商业银行与各级地方政府就共同环保事项或流域性事务进行结盟或签署环保协议，形成书面契约约束。
(四)加强与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与互动，营造良好的绿色信贷实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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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所隐含的系统性风险分析
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这种单一的、高抵押的消费信贷合约供给是商业银行防范风险的一种客观选择，但从涉及消费信贷业务三方的国家—商业银行—消费者的整体效益来看，这种合约设计是低效的，因为其面临着发展困境，隐含着一定的金融风险：
首先，从宏观上看，在消费信贷合约中设置过高的担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费者有限的担保资源的浪费，因而是一种宏观上的非效率选择。从微观来看，随着我国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向不同类型的借款人提供单一的消费贷款合约可能是无效的，因为它使得低风险的借款人不愿承担太多的抵押担保和交易费用而退出市场，而高风险借款人则由于获得“信息租”而减少偿付，这将激励他们进入市场[2]，可能使银行蒙受更多的损失。
其次，要求信贷担保虽然可以节省商业银行的监督筛选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业银行监督筛选激励不足，消费信贷合约设计过分依赖于担保来规避风险的问题。这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的背景下，易导致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即将所有的贷款损失都推由国家负担。而国家为防范其道德风险，必然会采取紧抓松放的行政干预手段，造成信贷政策的不连贯性，这不仅影响商业银行的长期发展规划，也影响了消费者对信贷政策的理性预期。
最后，在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度环境下，高抵押的信贷合约隐含的金融风险不可小视。1998年，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只有456亿元，到2004年6月末消费信贷余额已达17952亿元，近六年间增加了约40倍。其中，个人住房信贷余额13878亿元，占全部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77.3％[3]；汽车消费信贷余额1833亿元，占10.2％；各项助学贷款余额75亿元，占0.4％。目前，我国各大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率约为1％-2％，不良贷款约为138.78亿元—277.56亿元。虽然目前的不良贷款率很低，但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一般是在发放贷款后3～8年中逐步显现。而我国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中，80％是2000年以后发放的，即只有20％的贷款开始进入第三年。因此，未来几年个人住房不良贷款很有可能陆续暴露。而汽车消费信贷的不良贷款率近几年已呈上升态势，据有关方面报道，截至2003年底，国内银行有超过945亿元的个人汽车贷款无法回收，不良贷款率超过50％[4]
目前，由于我国住房、汽车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还很不完善，市场参与者无法通过产权重组来分散和转移风险，商业银行持有的债权或抵押资产权会因不易变现而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抵押贷款需要相应的市场环境和支持体系，来分散其蕴含的金融风险。
三、管理风险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创新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市场手段来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甄别能力，是我国消费信贷顺利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如何增强中、低收入阶层的抵押担保能力，提高其承贷能力，是消费信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参考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现状，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全国性的个人征信体系。
从消费信贷供给角度而言，个人信用制度是商业银行评估借款人、实施信贷监管以及控制消费信贷风险的基本制度安排。尽管个人信用制度无法完全消除消费信贷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个人信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消费信贷配给行为的影响。此外，个人信用制度内在地具有对违约者的惩戒作用。谨慎的银行家将会拒绝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借款人的消费贷款申请。个人信用制度的这种惩戒作用和共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商业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商业银行识别借款人的风险类型，设计出分类的消费信贷合约目标。在中国，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受到社会的信息结构、法律制度环境、市场化发展程度的约束。从现实条件来看，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或相关措施的推动，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建立起覆盖面广的个人信用信息库都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在目前个人信息主要集中在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国有银行和公用事业机构的情况下，政府运作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力量强制推动这种制度安排的实施。而且由于征信机构经营的是个人信用信息这种特殊产品，在当前相关法律缺失的情况下，需要政府的特殊监管与约束。因此，政府主导式的征信体系也许是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初始阶段的理性选择。
2.辅助措施：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型的个人信用担保体系。
由于我国缺乏充足的抵押担保途径，借款人在申请信贷时很难选择有效的担保形式，商业银行也难以为消费贷款实施有效的风险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创建以政府机构为主的个人消费信贷担保、保险一体化的机制，以此来提高居民的承贷能力。
首先，成立各省市的个人信用担保机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日本政府的经验，成立抵押贷款担保机构，专门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抵押贷款担保。这些机构担保的购房者，首付的比例可以适当降低，贷款期限可以延长，可以实行一定的优惠利率政策；其次，采用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双重保证措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消费信贷只有与保险相结合才能获得发展。在法国，仅国家人寿保险公司就向800万借款人提供了借款保险。在信用消费最为流行的美国，向借款人提供保险成为最大的保险市场。目前，我国北京、上海、四川、厦门等地保险公司针对个人住房贷款保险的市场需求，也陆续推出了新险种，保险费率也有所降低，这种及时防范商业银行贷款风险、降低借款人负担的做法值得推广；最后，随着市场条件的成熟成立一批私营抵押贷款保险公司，形成一个以政府为主的全国性贷款抵押担保网，并在此基础上引进再担保保险机制。这种做法对分散一级抵押市场上的贷款风险，提高贷款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促进住房信贷资产良性循环以及金融机构在二级市场上顺利转让债权或发行抵押债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
3.市场手段：逐步实现个人贷款利率市场化。
在消费信贷业务上逐步实现不同信用等级不同利率水平的市场化手段，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极大地弱化了利率管制的效果，利率逐步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大势所趋；二是由于个人信用交易的不确定性较低，其逃债的代价也较大，因此个人消费信贷作为一种风险相对较小的金融产品，可以优先尝试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三是全国性的个人征信体系为逐步实现个人贷款利率市场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对守信用的客户实施利率优惠，对不守信用的客户实施处罚，会产生社会正效应，提高社会的整体信用水平。
4.强制性约束机制：形成基本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
作为由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法律为诚信交易提供了强制性的约束机制。我们都知道，美国信用经济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与其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分不开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期间，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纷纷出台，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用管理立法框架体系，主要包括16项信用相关法律，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信用结账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平等信用机会法、诚实租赁法、银行平等竞争法等等。在这16项法案中，法律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机会、保护个人隐私权，因此，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商、消费者资信调查、商账追收行业受到了直接和明确的法律约束[6]。
尽管在社会信誉的建立过程中，法律常常是缺位的，但法律作为维护信誉的底线作用不可低估。作为后发的国家，选择“规则优先”的法律改革方式，来推动法律体系的完善是理性的选择。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以立法来推动个人信用制度建立，明确个人信用制度的管理部门，制定统一征信标准和征信办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建立信用惩罚机制等[6]。
5.补充机制：硬化社会信誉制度。
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信誉制度的安排对于促进市场交易的进行就显得比较重要。信誉是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承诺值得信赖的程度，表现为他人对其偏好或行为可信性的概率[7]。在我国立法、执法环节落后，法律往往流于表面化的现状下，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励企业、个人讲诚信，也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到信贷领域，银行可以为信誉良好的长期客户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并在其出现流动性困难时得到银行的融资帮助；而对于那些出现在商业银行黑名单上的企业或个人，对其日后融资需求的惩罚性许诺必须是可信的和切实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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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维尔·弗雷克斯，让·夏尔·罗歇著.刘锡良主译.微观银行学[M].四川：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09-112
［3］徐平生.住房与教育支出过大，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年走低[N].上海证券报.2004年9月24日第4版
［4］张为文.汽车不良贷款率超过50％[N].经济观察报，2004年7月28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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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各国共同难题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一般认为其成因主要在于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为防范风险，银行对中小企业单位贷款的信息成本、监督成本通常比对大企业的要高，由于规模不经济，银行天然地对中小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贷款意愿不强。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规模不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即“市场失灵”。然而在我国，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制度，即“制度失灵”。
（一）以国有经济和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银行融资制度
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和融资制度下，国有产权的国有属性“弱化”了国企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而非国有产权却加剧了非国有企业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从而使得国企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的信用可得性普遍较高，而以非国有经济成分为主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则信用可得性十分低下。
一方面，我国现行的银行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银行在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时的信息不对称及规模不经济问题。现有的四大国有银行、十数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不是“政府所有”就是具有“政府控制”性质，在把贷款提供给国有企业时，无须考虑国有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最终会由终极产权所有者亦即政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来化解。而在贷款给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时，由于产权归属的不同，银行不能将风险转嫁给政府（如中国现行法规规定，对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呆坏账不能核销），因此贷款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就增加，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导致银行在贷款给非国企时持一种过分谨慎的态度。
另一方面，我国现行信贷管理体制的某些做法，则进一步弱化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意愿。近年来，随着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推进，银行在开始重视风险与收益管理的同时，其信贷管理体制的某些规定却相对滞后，表现在：一是对贷款责任人的追究很重而激励不足，在实施“信贷终身责任制”的约束机制的同时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得国有商行的信贷员产生“恐贷”心理，几乎丧失开展贷款业务的动力；二是对利率的限制以及对交易费用、监督费用的限制，意味着利率的非市场化，现行的利率浮动范围并不足以为贷款的风险提供足够的补偿，贷款预期收益低，银行贷款积极性不高。
（二）以国有大银行为主、地区商业银行为辅的高度集中的外生性金融体系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建立了规模上以大中型企业为轴心、所有制上以国有企业为轴心的双轴心国有大银行金融垄断的金融体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天生就不适合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服务，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尽管经济格局现已发生巨变，国有经济仅占三分之一，但金融结构却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国有经济仍然占用了70%的信贷资产（从存量而非增量看）。
1994年开始，我国又建立了若干以地方政府出资为主、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地区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地区性股份制银行大多是依托某种政府部门的背景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其支配的资金自然也主要用于支持地方政府所偏好的企业与项目。
总的说来，我国始于1978年底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意味着我国非自然演进市场制度的制度环境的缺失（如信用环境、法制环境），以及新产生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而非私有制）的结合问题等，导致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导致了转轨过程中的诸多制度缺陷，这便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金融支持体系明显不足的根本原因。
二、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制度选择
既然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症结在于制度，则中小企业贷款支持体系的构建在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形成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两种基本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的。近年我国政府和民间一直致力于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体系，然而迄今为止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少明显缺陷，具体为：
（一）诱致性制度供给不足
目前，我国严格的金融管制对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产生了一定的阻力，诱致性制度供给明显不足。例如，对有可能主要面向民营中小企业服务的民营中小银行的市场准入的限制至今未能放开，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银行体系；城市商业银行、农信社这些本身应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却偏离了其宗旨，仍以国有、较大型企业为主要信贷对象。这种中小金融制度变迁与经济制度变革路径相悖的直接结果是：一方面各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由于政府的强制性政策而受到抑制，另一方面又导致内生于非国有经济内部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如民间借贷的盛行，但是由于制度供给的明显滞后并缺乏有效的监管，使得这些灰色金融处于不规范、交易成本过高、风险过大甚至可能扰乱正常金融秩序的状态，无法满足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强制性制度供给效果不理想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取决于一致性同意原则，当强制性制度与一些人（或部门）的利益不一致时，这些人（或部门）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去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类制度就很难有效率。
近年央行和银监会不断出台的放松利率浮动范围、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等政策之所以见效甚微，就是因为这些官方文件不能完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自身利益相吻合。
上述所采取的解决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各种金融支持措施之所以在实践中未达到预期效果，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多是建立在原有的外生性制度安排（中央设计型或命令控制型）之上。鉴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解决中小企业（民营为主）融资约束问题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在逐渐淡化“政府经济”色彩、尊重市场作用的条件下，营造内生性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融资制度成长的环境，即主要通过民营或中小企业相互之间的资金流动与组合、激励与约束的矛盾运动，自发地去寻找解决其资金供求矛盾的方法和途径。具体是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内生性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制度，并以此作为中小企业发展金融支持的核心原则，结合各地区的实情，全方位着手，从根本上解除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而内生性民营或中小企业融资制度的形成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必须突破原有的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强调主要以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推进我国内生性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制的构建。超级秘书网
三、中小企业贷款支持的制度创新
内生性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在于政府作用的系统发挥：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创建自由、宽松、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鼓励个人或团体不断创新、不断对新的制度安排“试错”，推进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提供制度构成中关于制度环境、制度实施机制的制度供给。
（一）应放松市场准入，推进诱致性制度变迁
金融行政的职能是严格金融监管、严格市场清除，而金融市场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则要求放松金融准入、放松资本管制。放松金融准入，是为了解决因政府长期垄断金融而导致的缺少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服务的基层金融服务（包括机构和市场）的“老大难”问题。
（二）创新信贷机构，容许并促进社区性中小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健全
一是合理定位，使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将基层信用合作社真正办成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二是应放开市场准入，适时发展各种由民营经济组织、集体或个人经营的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中小企业租赁公司），培育良性互动的资金供求机制。
（三）创新融资机制，完善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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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范消费者信贷报告机构的设立
消费者信贷报告机构是构成西方国家个人信用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推动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谓消费者信贷报告机构，是指专门收集、保留和出售个人消费信贷历史资料的机构。他们从金融机构、零售商等信贷提供者及其他部门收集所有消费者的个人信贷信息，然后出售给需要这些信息的其他金融机构和零售商，通过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帮助消费信贷的提供者准确判断申请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作出正确的信贷决策。在美国，信贷报告机构由两部分构成：“信用局”和“信用报告局”。每个局发表一种各不相同的报告。各局的报告都根据各自委托人的不同需要而编制。“信用局”发表的报告，主要提供给想了解是否有把握向客户提供信贷的商人。这种报告大部分限于金融信息。“信用报告局”的报告是根据信息用户的要求编制的，并不主要涉及信用信息。这些报告的主要用户是调查未来雇员的雇主，调查保险申请人的保险公司，或是确定未来房客的房东等。目前美国国内有三家全国性的信贷报告机构，这三家所收集的信用材料超过200亿份。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信贷报告机构，我国第一家地方信用局-上海资信有限公司还处于试验阶段。我国第一部关于个人信用的地方规章《深圳市个人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对信贷报告机构的成立也仅仅规定须经市人民政府及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批准。笔者认为，规范消费者信贷报告机构的设立，首先应建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统一行业管理机构，对征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统一的、有效的管理。其次，对从事征信业务的机构实行行业准入制度，规定其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等级，即达到一定的规模，有相应人数的从业人员。第三，对于征信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建立资格认证制度，由行业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的管理、监督。第四，征信机构应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规范消费者信贷报告机构的征信活动和信息使用行为
消费信贷报告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对于帮助消费信贷提供者作出正确的信贷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对消费者相关权利的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全有必要规范消费信贷报告机构的行为，保证其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完整的和准确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制：首先，信贷报告机构应允许消费者了解自己档案中的信贷记录，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次，消费信贷报告机构和消费信贷提供者有义务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保证个人数据的合法使用。第三，对消费者不利的资料不能永久保存，应根据资料来源的不同规定相应的保存年限。
二、建立和完善信贷保险制度
在信贷机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贷过程中，信贷机构存在巨大的风险。在债权债务关系存续期间，债务人的死亡或意外事故导致债务人残疾，交易标的物毁损或被盗等等，都可能导致债务人难以还款。因此，在消费信贷中大量的使用了商业保险以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将商业保险引入消费信贷领域，对于促进消费信贷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由于消费信贷中消费者与信贷机构相比，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选择消费信贷方式进行消费，不可避免的会受制于信贷机构。双方关于保险问题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借保险之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相当普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第一是“强制保险”，在消费信贷中，信贷机构向消费者摆出一副“要么购买保险，要么你就不要来贷款”的架势，强迫消费者购买保险。第二是信贷机构强迫消费者购买其指定保险公司的保险，目的是赚取高额的手续费。第三是信贷机构强迫消费者重复购买保险，即要求消费者同时购买意外保险和保证保险。第四是信贷机构要求消费者购买的保险保费偏高，从而赚取保险公司给其提供的高额返利。所有这些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保险行为不仅在我国存在，在西方国家消费信贷领域也普遍存在，并已引起广泛关注。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信贷保险是发展消费信贷必不可少的配套产品，其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不容质疑。但是，为更好的保护消费者利益，应从以下方面规范和完善信贷保险制度：首先必须打破银行垄断局面，促进银行竞争，使银行能接受各家保险公司的产品。其次是反对银行超越意思自治和公平原则的行为，打破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不正当合作关系。第三是禁止保险公司的返还保险费和支付高额手续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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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7月23日了《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文件，并在之日起的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09年10月23日正式全面施行，此文件的颁布主要是为了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经营行为，加强固定资产贷款审慎经营管理，促进固定资产贷款业务健康发展，因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修订颁布的。此《办法》一共有43条内容，每一条内容都是从贷款业务步骤的角度出发所列举出的，其中明晰展现了具体的监管准则，后成为促进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参考文件。
(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
《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于2009年7月18日由中国银监会制定并颁发，此文件主要是为了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项目融资业务健康发展，有效管理项目融资风险，因而参照并结合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修订而来。“项目融资”作为一个新的概念显现在人们视野，它表明贷款的用途仅为建设一个重量级项目，或者是对已建项目进行修缮；其借款人必须具有企事业法人的资质，还款的具体渠道也是要从建设项目的经济收益而来。
(三)《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
2010年2月12日，由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了《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这一限制性文件，并公告于文件的颁布之日起便正式施行。此文件一共包含了42条内容，与《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有着相似之处，也是从贷款业务步骤角度对流动资金贷款提出了新的监管要求，这一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现下商业银行进行信贷管理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效用。
三、分析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改革前后的利弊比较
(一)改革前的“弊”
管理制度过于死板。现行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相对来说还不够完善，依旧存留着过去死板的痕迹，这一问题不仅限于在执行层面，更多的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比如制度过于原则化，没有按照客户群体进行分类；亦或制度过于死板僵硬，产生了一个问题多个文件限制的情况，致使工作人员一时难以弄清楚根本依据。管理方式稍显粗鄙。有些制度条例内容缺失，可能表明了适用对象、应用范畴以及注意问题，但却没有说明具体的操作流程，信贷工作人员就只能依照自己的理解去工作；再者，有的制度言语模棱两可，或者银行信贷人员的工作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同一业务、同一制度却在同一银行的不同支行获得不一致的服务差异。归其原因，还是因为信贷管理制度的管理方式稍显粗鄙。管理观念略显陈旧。以前使用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它在管理观念、操作流程以及运行方略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为是陈旧老套的管钱、管事观念会妨碍银行自身的外在形象和业务水平，直接影响了客户群体的介入热情，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管理弊端。
(二)改革后的“利”
商业银行信贷管理观念得以更新。以往的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其中所指的管理更多的是管钱、管事，然而进行制度革新以后，信贷管理已不再是一门单纯的管理收益的活动，而是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贷款新规”的新式理念提升了商业银行各种信贷业务的管理水平，并催进信贷人员刨除旧的管理理念，间接地带动了整个商业银行信贷管理观念的更新与进步。风险预防与管理能力有了大提升。上文提到的四种支撑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晋内容，虽说针对的业务类别不尽相同，但是其所体现出的核心价值可是完全一致的，即为预防风险、提高管理能力。就拿固定资产贷款业务一项内容来说，实贷实付、合同管理的管理理念，既有效预防了固定资产贷款业务的风险，而且有效提升了风险控制的管理水平，使得整个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模式获得转型。传统环境中的商业银行，其主打业务就是存款业务和贷款业务，它一贯坚持“凭贷吸存”的战略方式，以此吸纳更多的存款获得经济利益。但改革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以后，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模式获得转型，使得整个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范畴有了大规模的拓展，逐步满足了银行客户多方面、全方位的业务需求，可见新的信贷业务文件推进了整个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步伐的深入。良好且优质的信贷环境得以创设。不少读者认为，文中提及的新晋四种支撑信贷管理制度的文件都是针对信贷业务制定的一些基本监管规范，难以深入信贷管理业务内部发挥功用。但事实却非如此，文件虽说只是基本监管规范，但它合理有效的执行却能够创设出良好的信贷环境，综合分析这四个文件所坚持的理念可以发现，他们对于金融风险的遏止有着行之有效的作用，并且一步一步创设出了合理、适宜的优质信贷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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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外部监管;内部风控
中图分类号：
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4-0126-02
1 从按揭贷款制度到按揭贷款体系
按揭贷款从其诞生到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期间各国的按揭贷款制度逐步走向趋同，继而在英美法与大陆法系中形成了以抵押贷款为核心的银行业务制度，并为各国银行业所普遍采用。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制度以房产为抵押、并可兼顾质押保证等方式，又属于零售贷款风险较小，但从实质上看按揭贷款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与银行业相关又与房地产业联系密切，与银行业相关使其可能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与房地产业密切相关使其充满风险，因此按揭贷款制度实际上是一项风险波动极大的制度。也正是因此，虽然按揭贷款制度已经存续了百年，但各国有关按揭贷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却从未停止过，之所以会如此在于虽然各国的按揭贷款制度是近似的，但各国按揭贷款市场的情况及发展却有所差异，这种差异的结果是各国往往需要根据本国的市场情况对按揭贷款制度进行调整，从而确立适合于本国的按揭贷款体系，以最早确立按揭贷款制度的美国而论，虽然其本身的按揭贷款制度已经非常完善，但在其2010年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专门就有对于按揭贷款问题的新增规定。
按揭贷款风控制度十分强调有关的体系性建设，而这一制度的核心则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狭义的按揭贷款制度指银行向居民贷出的以其使用贷款所购买的商品房为抵押的一种银行零售业务，而广义的按揭贷款制度是随着现代按揭贷款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业务形式不断多样、风险不断加剧而形成的以控制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风险为目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因此亦可称为按揭贷款风控制度。按揭贷款风控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基础按揭贷款业务信息不对称性的风险控制制度。按揭贷款制度设计之初的目的在于通过房产抵押保证银行获得还贷，但是作为一种银行零售贷款业务对贷款的审核制度与借款人的征信制度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在按揭贷款总量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往往会造成一定的风险。其次，对按揭贷款资产管理活动信息不对称性的风险控制。按揭贷款资产的特点是流动性差，期限长，根据《巴塞尔协议》之规定会对银行产生比较高的资本要求，由此引发了银行对按揭贷款资产的一系列管理活动，这些活动多以表外业务的方式进行且交易方式复杂，继而将引起按揭贷款业务在性质上的变化，从而在按揭贷款市场交易各方之间产生风险。最后，对按揭贷款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的控制。系统性的信息不对称风险来自于按揭贷款总量增加所带来的杠杆率的提高与业务种类复杂化所引发的法律责任上的不确定性，是量变与质变共同的结果，往往容易造成整个市场的判断失误，是各国监管部门最为关注的风险，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过热时往往风险难以避免。
2 信息按揭贷款风控体系之构建
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性风险控制既需要政府参与也需要银行参与。通常按揭贷款的风险控制制度可以分为外部监管制度与内部风控制度。外部监管制度塑造市场结构、市场环境。我国的按揭贷款外部监管制度起源于1997年的《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之后在2005年开展了一系列有关表外业务的试点工作但直到今日进展缓慢，而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按揭贷款市场的风险逐渐暴露，针对系统性风险的限贷政策逐渐出台并不断被强调但却收效甚微;内部风控制度是银行风险控制的业务规范，从体系上看主要是以《巴塞尔协议》系列为核心，适当配属业务规范，但是这一体系的建设却始终无法得到重视，致使其推进缓慢。继而得出按揭贷款市场的基本制度体系：外部监管基础制度、外部监管资产管理（亦可称为表外业务）制度、外部监管系统性风控制度、内部风控基础制度、内部风控资产管理制度、内部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而本文的核心问题即在于找出这六类制度相互之间的关联即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按揭贷款市场风控制度的核心。风控制度的目的在于控制风险，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找出风险来自于何处，笔者认为按揭贷款市场作为一种借贷业务，最大的风险即来自于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在按揭贷款市场广泛存在：从按揭贷款基础业务制度的角度看，银行是否能获得还贷取决于对房价与借款人收支情况的准确了解，其中常见的是借款人对于自身还款能力的欺诈;从按揭贷款债权管理的角度看，银行作为交易的发起人往往与其他交易对手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各种交易中介组织之间对按揭贷款资产池的处理亦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从按揭贷款系统性风险防范的角度看，监管部门力图控制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但这一风险实际起源于银行的微观按揭贷款业务，只有银行才知道其真正的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不仅会造成监管部门风险信息的缺乏，亦有可能延误对有关风险的及时处理。由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对按揭贷款市场有三大帮助：一是提高按揭贷款市场的资产质量，降低借款人的违约风险;二是提高按揭贷款市场的专业化程度，信息的对称可以降低机构之间的成本从而允许更多的专业机构存在，继而使市场成熟起来;三是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处理效率，降低银行的杠杆率。
3 按揭贷款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思路
由解决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对按揭贷款风控体系中制度不协调问题的研究继而得以开展。上述六方面制度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笔者认为其中最为核心的思路就是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处理，外部监管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主要是信息披露，具体到基础制度领域是指按揭贷款人的征信制度，表外业务领域是指交易对手的信息披露制度，系统性风控领域则是指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披露制度;内部风控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主要是信用评级，银行的信用评级发展趋势表现为由外部评级向内部评级的发展，从法理上看，两种制度刚好可以从外部与内部共同促进市场各方的信息对称性。目前我国风控制度中的不协调之处主要表现为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之间缺乏应有的联系：外部监管的发展趋势是相关制度的加速、扩张发展，也许不是刻意的，但监管部门的大量立法都以外部监管为导向解决市场问题，随着近年来系统性风险的加剧，限贷政策出台频繁但效果却甚微，从而使监管部门的权力过于膨胀;内部风控制度的发展趋势则刚好相反，呈现出逐步细化继而集中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势源于《巴塞尔协议II》所确立的基础风险内部管理制度的稳固。两种制度之间协调性的缺乏表现为彼此之间都力图确立本身的体系性却忽视了彼此之间可能带来的阻碍与促进，继而影响制度整体的发展。
对于协调性缺乏的解决思路以两种制度的信息不对称解决方式以及制度的地位为出发点。在基础业务制度中，外部监管确立了市场的基本框架，统一的按揭贷款业务框架是业务得以开展的出发点，由此决定了所有银行的按揭贷款风险内控规则应该以此为基点发展，从而避免内控制度过于宽泛没有重点的情况;在系统性风控制度中，目前的以外部监管为主的信息不对称性风控制度似乎走到制度发展的尽头，虽然监管部门拥有较大的权利，但真正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于银行，且也只有银行才具有真正的了解并且能够及时处理自身所面对的系统性风险的能力，由此认为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应该以银行内控为中心，外部监管制度应该围绕其中。由此得以建立两种制度的联系：对于基础业务制度，内部风控制度中的评级制度应该以外部监管所确立的征信制度为基点开展，对于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外部的系统性风控制度应该以对评级市场的监管与银行的内部评级监管为主要方向。
从按揭贷款外部监管与内部风控制度有关信息不对称性的联系继而可以找出按揭贷款风控体系的整体发展趋势。基础业务制度中外部监管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对其有关的立法规范应该被重点关注，其中最为核心的制度是对借款人的外部征信制度，即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征信体系的建立长期以来缺乏制度规制，直到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的出台才算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刚刚开始制度化进程，离建立适应按揭贷款市场的规范尚距离很远;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中内控制度的核心地位意味着银行有关按揭贷款的资本计量不应再继续作为重点，更加主动的将评级结果纳入信息不对称性风控体系进行实际操作的规范应该逐步开始探索。外部监管基础制度、外部监管系统性风控制度、内部风控基础制度、内部系统性风险控制制度由此形成了按揭贷款制度体系的发展趋势：监管部门对市场风险的介入应该逐步间接化，譬如建立征信制度、监督评级机构等，而银行对市场风险的管理应该更加自主化，建立更加全面的贷款审核机制与系统性风险处理机制。
按揭贷款风控体系对信息不对称性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具有顺序性的过程。制度的推进应该是渐进式的，监管部门监管的间接化过快将会导致市场风控体系的真空，而内控机制发展过快同样也肯能引发对业务效率的抑制，相比之下，采用先发展内控机制外部监管逐步退出的模式更加合理，同时应该注重的是两者之间的衔接，制度不宜整体推进，从推进的次序上看应该采用的顺序是：外部监管基础规则、银行内部风控方面的基础业务规则、银行内部表外业务规则、银行内部系统性风控规则、外部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则、外部表外业务准入规则，这一顺序意味着银行与监管机构在制度体系的推进中具有不同的地位：银行根据市场的变化要发展业务，就必须在外部监管基础制度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整体性的完善其基础制度、表外业务制度与系统性风控制度，表外制度不可能单独发展，否则将会使银行难以面对风险，由此决定了银行是按揭贷款风控体系制度推进的重要推动力;政府的责任则是根据银行的系统性风控变化决定外部系统性风控的监管，继而根据整体的制度变化情况决定表外业务的发展，也就是说政府在此处属于守夜人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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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刑事诉讼法把效率视为诉讼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要求之一，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损失赔偿问题采取双轨制来解决，规定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参加的情况下，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由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该制度在设立之初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原本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在程序上方便当事人诉讼，使其免遭诉累，及时弥补被害人因不法侵害遭受的损害，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不足之处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出来。霍姆斯曾指出：“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是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因此本文试从分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问题入手，以法律经济学程序效益分析为视角，对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进行新的探讨。
一、实然与应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错位
理解法律，特别是要理解法律的缺陷。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上的价值功能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实现诉讼公正
诉讼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在法律体系内部，诉讼法律制度与公正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诉讼法律制度是具体落实、实现公正的，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目标都必须经由一个理性的程序运作过程才可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公正。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刑事案件和附带民事案件合并审理，从而有利于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损失、损失的程度，以及被告人犯罪后如何对待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是否真正认罪、悔罪等问题，正确执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准确地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和科以民事责任，实现诉讼公正。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诉讼效益
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损失赔偿，而不是让受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可以把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简化在同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对于司法裁决的整体而言，可以尽量保持对同一事实刑事、民事裁决的一致性；对司法机关来说，可以避免刑事、民事分离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的重复，从而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现了平民化的精神，在这些案件中，既不需要缴纳诉讼费用，也往往无需支付律师费聘请律师，又不必重新排期候审，在迅速、减少费用成为正当程序要求一部分的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实现诉讼效益的价值尤其明显。所以，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置于社会这一大环境中加以审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也将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要素。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规定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根据我国立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有两种选择，其一是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至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其二是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事实上，由于民事诉讼部分对于刑事诉讼的“附带性”，导致我国当前实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无论是法院做出无罪判决、检察院撤回、公安机关撤销案件还是被告人逃脱，由于被告人刑事上的无罪、不予追究或者难以追究，直接导致被害人民事赔偿请求的难以实现。既然作为民事损害赔偿诉讼，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明显低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刑事部分被告人可因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无罪，但并不代表被告人对于民事部分就不承担责任；尽管被告人逃脱，但如果法院认为法律关系简单的，是可以对民事部分缺席判决的；检察院撤回的，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放弃追究，但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就放弃了民事赔偿的请求。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中，由于民事赔偿对于刑事诉讼的“附带”性质，导致法院的刑事审判对民事判决直接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当司法机关决定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时，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请求很难实现，这也意味着在此种情况下，被害人既无法实现复仇和惩治犯罪人的欲望，也无法实现获得民事赔偿的诉求，从而突出暴露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体制的内在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8条又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同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规定：“如果同一审判组织成员确实无法继续参加审判的，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从法理上说，以追求效率为己任的附带民事诉讼因为某些特殊的情况而无法同刑事诉讼一并审结时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不能为刑事被害人提供较一般民事诉讼更及时有效的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属于重复立法，有害无利；立法涉及成本问题，要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另外，由刑庭法官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不会比专业的民庭法官高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审判后可以更换审判组织成员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是与审判权行使的亲历性原则相左。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上述规定使设置该制度的初衷难于实现，应该具有的制度整合功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对被害人的救济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诉讼程序无法发挥定纷止争的作用，不利于保护社会秩序的安定，立法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出现巨大反差，导致民事赔偿请求很难实现。
二、冲突与协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分析
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是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
——[美]霍姆斯
（一）程序效益分析的两个基础理论
1.科斯定理及其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第二定理指出：如果存在实际的交易成本，有效率的结果就不可能会在每个法律规则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影响减至最低程序的法律规则。这些影响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由避免交易成本的愿望诱使无效率的选择。
将科斯定理运用于对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我们必然会有这样的推论：诉讼程序的设计和选择适用都应充分考虑诉讼成本对诉讼效率带来的影响。为了实现有效率的诉讼结果，立法者、程序参与者都不得不重视诉讼参与各方合意的作用，以期减少诉讼成本。如果诉讼各方能够通过合意达成对争议事项的解决，无论是参与各方本身还是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投入都将实现最小化，即实际诉讼成本最低。实际诉讼成本越低，则所获诉讼的结果就越有效率：诉讼各方均在各自的自愿同意下解决了纠纷，最大可能避免因二次诉讼的发生导致的新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新的诉讼成本的增加。无论从个人利益还是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考量，均达到了效益的最大化。
2.波斯纳财富极大化理论
波斯纳在他的财富极大化理论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自愿和协商。他认为，一种促进或助长自愿性和协商性的法律制度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偏爱。借助于理假设，每个人都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断者，因而在自愿和协商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想通过交易来改善自己的福利，增加自己的财富。促进或者助长自愿性和协商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一个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制度。而且，波斯纳对“财富极大化”进行了解释，其中的“财富”指一切有形和无形物品和服务的总和。波斯纳对“财富”的此种解释，在将要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中，笔者认为可以将其解释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的收获的总和。
用波斯纳财富极大化理论分析诉讼程序，至少可以得到一种指导思想的启发：要通过诉讼程序实现财富极大化，在设计程序之初就应当充分注重程序参与者的理性选择，为程序参与者提供协商的机会，尽量使程序能够保证并促进参与者的自愿与协商。在程序的实际运用中，执法者则应指引和帮助程序参与者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有效协商。
（二）程序效益的基本要素
1、诉讼程序的成本
经济学中对成本问题的思考有一个角度是在机会集合范围内以替换的形式进行的，即获得某物品而不得不放弃的另外一种物品的数量。从这个角度出发，诉讼程序的成本应是指程序主体为实施诉讼行为而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司法资源的总和。每一诉讼过程，其中所耗费的司法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力资源。进行诉讼程序活动既需要相当数量的法官、书记员、翻译人员、法警、陪审员等，还需要诉讼当事人、律师和证人、鉴定人等参与诉讼活动。（2）物力资源。表现为法院为进行正当的诉讼活动所必备的法庭设施、通讯及交通设备，以及当事人和有关机关为被采取强制措施、被查封或扣押的物品、文件、财产等。（3）财力资源。通常包括法官、陪审员、书记员等的薪金，案件受理费、勘验费、鉴定费、公共费、翻译费、律师费，以及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保证金与实际支出费用、执行费用等。（4）时间资源。诉讼中时间的浪费或者诉讼周期的拖延，往往意味着程序主体在单位时间内诉讼活动效率的降低，并同时造成人力、物力或财力资源耗费的增加，因此在诉讼程序中，时间也是一种与经济耗费直接相关的司法资源。这种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国家支付的公共成本两部分。
2、诉讼程序的收益
作为追求财富极大化的主体，从事任何活动都预期获得最大收益。所谓收益，就是一定的投入产出的成果。诉讼程序的收益除了物质性收益，更多地体现为非物质性收益，如伦理性收益，即理性主体让渡司法投入而追求纠纷的解决、社会秩序的回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正义的弘扬等等。对法院而言，如果其进行诉讼活动存在经济收益，那么该经济收益一方面是指其收取的诉讼费用的数额，另一方面则是解决提交到法庭的争议，恢复社会秩序的稳定；对诉讼各方来说，则是指预期利益的实现或者预期不利益的避免。可见，诉讼成本与效益涉及经济和非经济两种价值体系，所以对诉讼程序的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诉讼程序投入的经济合理性，更要考虑诉讼程序的产出能否满足程序参与者的愿望和目的，以及诉讼产出的社会效果。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实践分析
作为单纯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本来享有在诉讼时效内选择管辖法院和时间的便利，而且案件审理期限可长至6个月，可以更加从容地进行诉讼活动；虽需要交纳诉讼费，但只要符合条件，也可以申请缓、减、免并得到批准。而作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则必须在一审宣判前向受理刑事案件的法院提讼，审理期限短，对当事人的诉讼经验和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决定了刑事部分的审理左右着整个案件的审理进程，而民事部分又受到刑事审判程序的局限，不能严格按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管辖、期间和送达、证据交换、时效等规定被迫根据刑事诉讼的特点相应调整、简化，甚至不再适用。反过来，刑事部分的审理进程，也不能不受所附带的民事案件进展情况的影响。
虽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因其复杂而延长审限的绝对数量不多，但是因附带民事诉讼而延长审限的比例是单纯刑事案件的两倍，其对案件及时审结存在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绝大多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均被压缩到一个半月内审结，相对于普通一审民事案件6个月的审限来说，审理速度过快，是否过于强调效率优先而影响实体公正的担心并不多余。刑事案件的庭审程序、调点、认证规则等与民事案件差异很大，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往往具有双重身份，从而享有刑事、民事两种不同的诉讼权利，承担两种不同的诉讼义务，加上当事人在法律知识、文化素养、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庭审节奏很难把握。从司法成本看，我国刑事普通程序由于其程序的严谨性和被告人通常被羁押的特殊性，诉讼过程中所消耗的公、检、法等机关的各项诉讼资源本身就比民事诉讼多，在重罪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全部民事赔偿也不够经济。即使不考虑上述成本，就减轻当事人讼累的作用而言，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作用亦有限。
法律限定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期间是刑事案件立案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并规定未在该期间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则不能再提起，避免了刑事程序频繁被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打断，致使审判拖延，有利于刑事诉讼成本的降低。但是，仅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期间限制，并不能保证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实现。原因是我国对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刑优于民”，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向民庭提起民事诉讼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在刑事诉讼没有提起之前，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有权向民庭提起民事诉讼。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则不准单独向民庭提起有关民事诉讼，此前向民庭提起的有关民事诉讼除非已经审结生效，否则或者应当中止审理；或者应当根据人的申请撤销向民庭提起的有关民事诉讼，而由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且一旦启动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刑事部分的审理没有结束，附带民事部分是不可能先行判决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出现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期间潜逃或消失后，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院应当将刑事诉讼暂时停止，待上述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因素消失后，再恢复进行后面的诉讼程序。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要求不能及时甚至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为进行附带民事部分的诉讼成本只得随着刑事案件的审理进程起伏，被害人没有别的手段将自身诉讼成本降至最低，反而被无限扩大。这对于被害人而言，过于不公，除非放弃要求赔偿，被害人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不仅要被拖进刑事案件的整个过程，而且还要承担高额诉讼成本的风险。这种情形下的被害人，即使能够判断怎样的程序对他是有益的，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更有效益的程序结果。
三、废除与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改革的价值选择
在理论转变为实践的时候，于每一个转折点都会出现棘手的问题。
——安德鲁卡门
（一）改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指导原则
1、兼顾诉讼程序的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
诉讼程序的效益除了经济效益，还包括非经济效益，如社会秩序的恢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全社会公正信念的坚定等。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并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目标，更多的时候必须重视非经济效益的实现。只有在程序和实体公正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谈论程序的效益才有意义可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公正和效益的关系上处于怎样的立场，决定着司法资源的主要流向，是制约程序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诉讼效益和诉讼公正之间如何侧重，是研究诉讼程序效益首先要确定的基调。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公正处于首要地位。只有在正义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才能提高诉讼效率；对诉讼效率的追求，不能妨碍公正价值的实现。如果为了实现诉讼效率而无视诉讼公正，就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在改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时，无论是采用节约诉讼成本的方式还是以增加诉讼收益的途径提高程序效益，都不能以之为终极目标。当然，对程序和实体公正的强调也不能成为忽视诉讼程序经济效益的借口。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应当兼顾，以程序公正为首要目标，以尽可能少的司法投入实现公正。
2、以人为本、尊重程序参与者的自由意志
不论附带民事诉讼如何进行，其本质上还是一种民事诉讼，因此民事诉讼的各种原则在没有特殊情况下，都应当适用它。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无论是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还是法院调解原则都可归结到一点：以人为本、尊重程序参与者的自由意志。而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在这方面有很多缺陷，一旦要求损害赔偿就被拖进了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进行赔偿诉讼的形式，甚至不能决定自身诉讼投入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对此，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引进民事诉讼中的体现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调解和处分两项原则。
3、平衡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特殊的民事诉讼，但由于其适用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的民事案件，涉及诸多利益关系，必须作出平衡，以保证该程序不违背公平理念，无损正义的实现。一方面应重视被害人与被告人利益的平衡。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利益平衡，主要考虑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和被害人的权利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应重视被害人、被告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对于诉讼程序设计上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学者认识到的，是“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是决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言，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其赋予被害人、被告人权利，限定其权利范围的界限。“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如何既实现被害人、被告人利益，又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实际损害或者形成损害的危险，是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所不能忽略的一环。这种平衡能否建立，直接决定着对该程序是否正义的评价。
（二）完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之路径
1、从诉讼成本的角度提高程序效益之设想
（1）限制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作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基础的刑事案件有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之分，由刑事侵害引起的民事损害情节也有轻重繁简的差异，同时被害人的请求内容有精神损害赔偿和单纯的物质损害赔偿的不同，请求的对象有针对刑事被告人和非刑事被告人之别，若对此不加以区分，都规定可以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仅不能保证被害人得到公平的民事赔偿，更可能导致整个诉讼程序的混乱、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因此，应对不同的案件进行梳理，繁简分流，区别对待，限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范围。具体而言，对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法院应予以审查：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则将其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如果案情复杂，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案件，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庭或者将案件转交民庭处理，将复杂的民事诉讼排除在外，以此简化附带民事诉讼，提高受案范围内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具体来说，这两类案件的界限是：一是是否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二是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是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三是是否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是否属于严格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是否涉及举证责任的倒置等情形。
（2）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害人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其因刑事公诉人为证实被告有罪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得到便利。特别是在被害人由于贫穷或无知，没有条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更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但是，如果被害人有条件为自身利益而的时候，或者被害人希望通过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得到更专业维护的时候，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就可能不再是被害人的首选。因此，应当赋予被害人程序选择权，让其自主决定请求赔偿的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制定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中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从而在司法解释中确立了被害人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作为解决犯罪被害人刑事损害赔偿的两种重要方式，同时确立附带民事诉讼与犯罪后独立的民事诉讼制度，允许被害人行使选择权，即当事人可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独立提起民事诉讼，对于保护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权是有重要意义的。
笔者认为，允许被害人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提出民事赔偿请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处理：一是被害人选择附带民事诉讼方式的，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法院一审判决之前提出；二是被害人选择独立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改变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先刑后民”的审理顺序，重新界定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审理顺序，被害人既可以在刑事追诉程序启动之前，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或者刑事审判之后向民事法庭提出，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案条件进行审查，如果决定受理的，可以按照被害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按照民事证据规则依法判决，没必要等到刑事案件审理或审理终结以后，这样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才不会形同虚设，诉讼成本才不会加大；当然，法院如果认为为审理民事案件所必要时，可以先中止民事程序，待与此案有关的刑事诉讼审结后再继续进行。对于民事判决或调解结案后的执行，应完全遵循民事执行的要求。
（3）全面引入刑事诉讼和解制度。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理两个程序过程。发挥刑事和解制度兼顾并平衡公正与效率的功能，能够及时达成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履行。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要求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充分考虑加害人的悔罪态度和社会危害后果，这为刑事和解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基础和广阔的法律空间，而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也契合了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既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刑事审判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武器。但应注意不要过分固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阶段，在整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中，都允许被告人和被害人就损害赔偿达成协议，进而结束关于损害赔偿的审理活动。
（4）健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机制。借鉴民事调解的成功经验，发动各种社会资源，扩大调解人的参与面，充分利用民事诉讼中诉调对接的相关梁道，鼓励和确认社会调解在附带民事案件中的作用，支持一切合法的调解结果，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格局，彻底扭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在刑事案件的各个阶段都应提倡涉及民事赔偿事宜的调解，立案侦查过程中的侦查人员、审查时的公诉人都有权依法对附带民事赔偿事宜进行调解，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便进入诉讼，法院均应支持。对于人民群众、社会机构、其它国家机关参与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不违法，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应视为有效的处理结论。为此必须加强业务培训，特别针对人身损害赔偿相关的民事法律法规和民事审判政策方面的业务培训，提离刑事审判队伍的民事审判索质和调解能力。从根本上扭转以案寻法，被动办案，对相关民事法律及其精神理解不准不透而适用有误情况的出现，提高调解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同时审判业务能力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高调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克服审判人员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畏难情绪，扭转调解、执行上的被动局面。在日常的审判管理中，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质量作为审判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特别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纳入到审判调解的整体布局中，作为法官审判业绩的考核依据之一。借鉴民事调解的相关规章制度，结合刑法、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和刑事政策的相关要求，制定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规范流程，具体规范和指导相应的调解工作，从而降低诉讼成本，更有效地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
2、从诉讼收益的角度提高程序效益之设想
首先，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而《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相互之间严重冲突。其次，将告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规定为人民法院一种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受经济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并不是所有的被害人都有能力请律师来帮助保护自己的权益，被害人如果错过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机会，就要承受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所引起的心理之痛与经济之重，而明确法院的告知义务则可以减轻被害人的负担。最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充分体现“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全面确立财产犯罪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对被告人同时处以财产刑和对被害人给予民事赔偿时，民事赔偿应优于财产刑执行。现时，财产犯罪受害人既可附带也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赔偿损失，并可根据生效判决，请求原处理的司法机关帮助执行。
可以说，从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效益的角度考虑，改革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只是完善一个程序的操作，让被害人有选择的机会、使其对程序后果能够形成明确的预期。而如果希望通过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收益，达到提高程序效益的目的，着力解决好每一桩被害人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提起的关于损害赔偿的诉讼才是增加程序收益的做法。
【结语】
篇8
一、年休假制度的法律根据
我国《宪法》第45条豍明确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基本权利。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用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旨在建立健全关于劳动者基本权利保护的有效制度保障。休息权，作为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大体包含休整权、休假权、休闲权、安宁权，而年休假制度，正是对于其中休假权的重要保障。
国际劳工组织于1936年通过的第52号《工资照付年假公约》豎，规定了公私营企业事业的受雇佣者的年假权利。此后，国际劳工大会于1970年通过了新的第132号《工资照付年假公约》，规定了对于为雇主服务满一年的劳动者，可享受不少于3个工作周的假期。而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的保障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5条规定：“国家实行年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年休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条例》中则明确规定，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而后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细化了企业职工年休假制度的保障。年休假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从法律意义上为职工休息休假权的保障找到依据，但在实践中，法律条文的规定并未真正落实到职工的权益保护。
二、年休假制度的实行现状及其原因
首先年休假与工作矛盾突出。目前，我国实行了年休假制度的企业基本上是一些知名的外资企业和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而中小型私营企业的现状堪忧。一些中小型私营企业想尽办法规避法律规定，剥夺职工的假期，主要是出于节约用工成本的目的。企业工作繁忙，加班加点已是家常便饭，若严格按照休假程序，企业所需的劳动力便会相应减少，影响产出。另一方面，职工由于害怕影响自身发展，也不敢向企业提出休假要求。甚至在一些机关和事业单位，因为绩效和工作任务分配原因，很多职工都不愿意修年休假，担心自己的工作任务不能及时完成。从一定意义讲，年休假制度落实难，是我国劳动力供过于求，劳资双方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的。同时我国一些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存在着对劳动者行为和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知的差异性，用人单位认为雇用了职工就是雇佣了他们所有的劳动时间甚至其他时间，而职工也尚未形成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
其次年休假的补偿不能落实。尽管《条例》第五条豐规定了职工未休年休假按照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是很多单位只是按照劳动者的基本工资来发放工资，未将不休假将产生的200%的工资计算在内，造成职工未休假应该得到的补偿无法落实。《办法》第十条规定职工本人自愿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由此可见，只有出于职工本人意愿，主动书面申请不休假，用人单位可以不用进行补偿。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职工没有主动申请休假，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用人单位甚至以职工未主动申请就是默认放弃自己的休假权为由，不予以职工相应的补偿。
最后职工对年休假的性质认识不准确。年休假制度是对劳动者休息休假权保障的制度。在《宪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中也明确表明了休息休假权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为法律所保护的权益。而现状是，大多是人认为年休假是单位施予的福利，甚至有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可以享受年休假或者不知自己享有年休假的天数及相关补偿。职工的权利意识不明显，维权意识不强烈，是年休假制度未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职工虽然休了年休假，但是在休假期间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这本应是职工的自由，但是用人单位因为职工休假却没有达到应有的休息效果，从而对于休假期间的工资拒绝支付，这也造成了用人单位及职工之间的矛盾。
三、年休假制度的实行改进探究
（一）完善立法，政府需落实执法
要改善《条例》停留在纸上的尴尬局面，还需进一步推动年休假制度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与改进。针对社会上尚未意识到年休假制度的存在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现象，可以将该制度从原则性的“法定权利”转化为具体的“约定权利”，将如何实现职工的休假权写入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通过合同条例来保障职工休假权。有些单位即使没有安排职工带薪年休假，也没人告、没人查、没人追究。所以落实执法尤为重要。在建立层层问责机制制度下，劳动监察等部门应该加强落实，以定期抽查与全面检查相结合，加大用人单位的违法成本，对不安排职工带薪休年假的用人单位进行重罚。
（二）加强宣传，劳动者需增强维权意识
要加强普法宣传，针对用人单位及职工采用不同的宣传模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可联合深入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学校等地，促使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提高对年休假制度的重视度，增强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加重社会舆论成本，对劳动监察、劳动仲裁中涉及年休假的案件予以曝光，使年休假成为不可忽视的制度、成为社会的共识。另一方面，劳动者应积极接受普法教育积极相关单位的技能培训，在提高自身劳动竞争力的同时，要增强权利意识，充分利用工会资源保护自己的年休假权利。劳动者在维权进程中，可按照《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充分利用救济机制，寻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动保障部门的保护，或者诉请法院进行权益维护。
（三）完善章程，用人单位需落实保障休假权益
1.完善劳动定额标准及人事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政策要求，根据本企业的发展计划，工作任务及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合理定立年度工作指标额度。根据单位人员编制数，合理分配生产工作指标，保障职工有休息休假的时间。同时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对劳动用工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制定相应的配置人员、工作标准，积极宣传，促使职工不断增强效率意识、竞争意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工作绩效。
2.建立休假登记审批制度。用人单位要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在保证员工人人休息的条件下，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行。各级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作为年休假登记备案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制定休假计划，做好报备工作。
3.完善补偿机制，做到“不差钱”。用人单位需严格按照《条例》及《办法》规定，保障职工在休假期间的正常工资以及未休假的三倍工资报酬。若单位安排职工休假而职工自愿要求不休假，应要求职工书面提出申请。
（四）切实保障，工会需加强监督指导
篇9
一、1996年刑诉法下审查逮捕制度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简单粗略致理解混乱。根据我国1996年《刑事讼诉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当依法逮捕。”对于如何才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1996年《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8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关于何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标准，同时对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具体标准更不好把握，“可能”二字考虑到了短时间内行使批捕职权的检察人员对犯罪事实及证据的掌握有限而难以对案件作出准确判断从而给予不确定的空间，但其蕴含的不确定性，在客观上造成了无论是捕与不捕均可以在其中找到理由，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逮捕的严肃性，。
2．行政审批性质的书面审查导致以逮捕获得犯罪事实。在行政审批性质下的审查逮捕制度，审查人员主要以侦查机关移交的书面材料为审查依据而如果审查人员在审查过程中发现证据存在不足很难短时间内要求公安人员进行补充，但是在犯罪事实已经基本清楚情况下批捕人员一般倾向于先行逮捕。通过逮捕之后继续突破口供或者争取时间补充证据。因为批捕以后不诉就将产生错案，导致案件到了公诉阶段，办案人员都倾向于“有罪推定”，在证据往往不是非常充足的时候也提出起诉。致使审查逮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惩罚性质，虽然刑诉法还规定采取逮捕需要采取取保候审、件事居住方法，还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是逮捕的必要条件，但是是否会“发生社会危险性”是很难判断，甚至是无法判断的，这就导致这个限制成了虚设，致使取保候审成为公安及检察机关单方掌握随意操控的权利，也给司法腐败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3．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缺乏监督机制予以约束。国外很多国家实行侦查与审查逮捕相分离，由检察官对案件进行侦查、法官实施审查逮捕权。我国的普通刑事案件也实行审查逮捕相分离制度，由公安机关实施侦查，检察机关掌握审查。但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却将侦查权与审查逮捕权全部授予检察机关，支持在职务犯罪过程查办过程中对审查逮捕缺乏监督。同时1996年刑事诉讼法我国却没有相关的外部审查规定，具体操作措施不当，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对于逮捕后的审查常常流于形式。最后，逮捕过程中的制度缺失容易导致“一捕了之”的情形。
正是由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条件以及审查逮捕权限的规定存在过于简单粗略，给司法实践留下过多的自我权衡空间，从而也引起各种司法解释的不断补充细化，此次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审查逮捕进一步予以细化与完善。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的细化以及不足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吸收旧刑诉法以及司法解释的基础上，对审查逮捕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完善，并且添加了之前没有的羁押之后的审查逮捕等制度，使审查逮捕条件进一步细化，整个制度更为完善，其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据罪责轻重，明确了轻罪重罪不同逮捕条件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逮捕条件只有一个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而一是由于能否判处有期徒刑很难在审查逮捕阶段予以明确，况且由于有期徒刑是我国刑法中的最基本刑罚种类，难以区分轻罪、重罪，从而区别对待。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第一款规定了“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且“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应当予以逮捕的的五种情形：（1）可能实施新犯罪的；（2）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3）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能度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从以上规定可见，只有在采取去报候审不足以防止以下五种情形的情况下，才可以应用逮捕。而在第二款中，规定了两种必须使用逮捕的情形：（1）对“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只需具备证据条件即应当逮捕;（2）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新刑诉法七十九条规定对犯十年以下有其徒刑的罪犯优先考虑取保候审。
（二）细化逮捕条件，将一定程度降低高逮捕率
新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条件进行细化，在七十九条第一款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将有期徒刑以上取保候审作为优先适用，规定了五种适用逮捕的条件，并且在第二款增加了应当予以逮捕的两种情形：（1）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2）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根据以上规定，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优先适用的是取保候审，这比旧刑法中“患有严重疾病”和“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两类特殊主体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要宽泛得多。同时对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犯罪以及曾经故意犯罪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禁止适应适用取保候审。有利于杜绝重大恶性犯罪中司法腐败的出现。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其规定的五种情形同样比较宽泛，可审查人员自由裁量行很大，所以其如此详细的规定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尤其在我国目前 司法实践中习惯以逮捕获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三）规定了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义务特殊的逮捕条件
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第57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期间严重违背法定义务的，可以予以逮捕。但是，通说认为，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时，仍应当适用逮捕条件的一般规定。
但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的条文结构，立法者将该类情形单列一款似乎试图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规定为一项独立的逮捕条件：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但是何为“情节严重“没有给出具体的规定，这将导致该条款形同虚设，因此需要在接下来的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9条、第10条就明确列举了何种情形下，可以予以逮捕。可以借鉴。
三、增加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此规定作为新刑诉法修订的亮点之一，不仅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的工作职责，同时明确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保障机制，对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避免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的顽症和不必要关押等问题。但也有学者及司法实践工作者指出但该规定较为原则、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列出何为“不需要继续羁押”何况赋予检察机关的只有建议权，究竟该如何释放以及变更措施缺乏可操作性的实际指引。因此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应该从以下方面对该制度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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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是以不对称信息为特殊视角对信息、经济关系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成果。研究信息不对称对图书馆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一方面可以丰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能够指导图书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用最低成本提供最优质的信息服务，最大化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
1信息不对称的产生
2O世纪70年代，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A．Akedof)、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ze)已经奠定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基础。2001年l0月，三位经济学家因“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唁息不对称理论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所谓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是指参与市场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双方的交易属于不对称信息结构。信息不对称向人们揭示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费解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们普遍不信任二手车经销商，为什么政府总是怀疑公民填报所得税不准确，总是有人知道得比别人多。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如何运作，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是因为市场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衡甚至可能使劣质的二手车市场挤掉优质品牌市场。人们该如何谋求掌握更多信息来获取更大收益?掌握信息较少一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三位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解释的同时就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事实上，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广泛存在于图书馆服务活动中。比如，为什么读者总是认为图书馆员的服务不够优质，为什么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永远缺少读者想要找的文献。为什么“好”的图书馆员会被“差”的馆员同化。不可置否，读者(群)与馆员，图书馆与文献信息供应商，馆员与图书馆管理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这就需要图书馆设计激励与约束机制(契约)以提高读者的满意度。
2信息不对称在图书馆中的表现
2．1读者服务部门的道德风险模式与逆向选择模式道德风险是指占有信息优势方利用自身拥有而不被占有焦息劣势方所观察的隐蔽行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损害了信息劣势方的利益。图书馆员在与读者(群)不对称信息服务过程中，馆员是实施服务的主体，拥有着专业的图书馆学背景知识，对本馆的馆藏资源有一定了解，也具备如何为服务读者的工作方法，而读者(群)对馆员这些服务情况掌握较少，从一定层面上，处于具有信息优势的馆员如何操作、如何管理信息，决定着处于信息劣势的读者(群)得到的信息多少及质量的好坏。往往是这样一种情况，图书馆员在与读者的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利益”的诱导下(这里所指的“利益”并非为直接赚取金钱，而是指偷一点懒，少出一点力)，而“隐瞒”或“故意隐瞒”对读者的服务信息。比如，不愿意主动去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需求，导致读者利益受损，出现了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或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
究其原因，是由于图书馆“大锅饭”本身的性质决定，是图书馆员职工队伍逆向选择的表现。有研究表明：图书馆人员配置应以读者的数量的多少来决定。事实上，图书馆职工大部分是来自院系资料室调整人员合并或家属安置而来，另有一部分是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而来。假设图书馆有N个员工，“好”馆员有P个，则N—P是“差”馆员。从理论上来讲，按照市场理论，“差”类馆员是应该下岗的。而实际上由于图书馆其作为高校科研教学的辅助后勤单位，有其硬性的、非市场的额定人员分配任务，故“差”的馆员在不出现大失误的情况下，还是会“在岗”。设在一个图书馆中，“好”的教师占P，“差”的教师为g，且P>g。在利益分配上应是pu>gu。但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常是pu=gu，因Pu=gu，干好于坏一个样。干好就得卖力气，多付出的劳动不能得到补偿。除了一部分真正忠于职守、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人继续坚持标准外，“好”的馆员中的一部分完全可能转变为“差”的馆员。因此，图书馆员的服务质量受到读者质疑。
与此同时，读者群(如学生)，学生花钱上学，是希望买到知识、信息。在交易原则中，学生获得信息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然而，实际上，读者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对图书馆员的要求过于苛刻。美国某互联网公司通过调查得到如下结论：花最少的钱(最好是不花钱)享受最快的网络浏览速度(最好送一台计算机并配条专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或服务(最好1秒也不要等)。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读者(用户)的要求是苛刻的、无止境的。
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动态博弈互动过程中，不难发现，图书馆员与读者(群)在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中处于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即馆员怎么服务影响到读者(群)如何获得和利用信息。反之读者(群)如何获得、利用信息，同样影响信息服务的范围、设施、方式等。动态博弈的基本特征是博弈双方的行为不是同时，而是有先后次序。在多数场合，后行为的博弈方在选择自己行为前可观察到他方的行为，再由此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馆员在与读者信息服务过程中是起主导作用，因此，图书馆需要设计一个激励与约束机制来避免图书馆员在工作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2．2文献信息资源采购的逆向选择模式
逆向选择是指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对方对信息的无知而隐瞒相关信息，获得额外利益，客观上导致不合理的市场分配行为。口逆向选择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采购的过程中表现较为典型。例如：文献信息供应商(甲、乙)——在图书馆信息文献采购中占有信息优势方；图书馆采购人员——在图书馆信息文献采购中处于信息劣势方。其中，甲公司论文引文数据库比乙公司收录核心期刊数据多15％——图书馆采访人员获得的信息模糊；乙公司论文引文数据库价格比甲公司低lO％——图书馆采访人员获得的信息清晰。从性能——价格比看，甲公司论文引文数据库的运用价值高于乙，但因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原因，图书馆采访人员难以相信卖方提供的信息，更愿意以较低的价格来购买以此来弥补其信息上的损失，卖方(文献信息提供商)的意愿当然是抽走运用价值高的数据库，让买方(图书馆采购员)在价值不是很高的文献信息中采购，为了获利，各个文献信息供应商竞相采取降价竞争策略或回扣策略，争取图书馆采购人员购买该公司的数据库，该信息的对称，导致图书馆未能真正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形成了图书文献资源购买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模式。最终不仅信息供应商利益受损害，还造成文献信息资源浪费(如图1)。
图1中，由于信息供应商纷纷降价，使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从P降到P2引起需求曲线右移，由s。变为s，市场需求量也相应地从Q。增加到Q2。尽管增加了产品的绝对销量，信息供应商却可能增销不增利，甚至利润反而下降。此外，这一过程中虽然图书馆剩余增加了梯型AB区域，却造成了三角形c区域的文献信息资源的损失。
当然，图书馆中信息不对称理论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图书馆管理层与员工的之间就存在这些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3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机制设计
3．1针对道德风险而设计激励约束机制针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可设计一套激励约束机制。所谓激励约束机制是指该机制所提供的激励必须能诱使占有信息优势者自愿地根据他们所属类型而设定的契约，若机制所依据的有关占有信息优势者的类型信息与实际相符，则这一机制给占有信息优势者所带来的效用不会小于其他失真信息设计的机制所提供的效用，否则占有信息劣势者就会因占有信息优势者拒绝接受这一契约而无法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其次，在设计该方案时也要加入个人理性约束，即要求占有信息优势者接受契约比拒绝契约在经济上更划算，从而保证占有信息优势者有参与机制设计博弈的利益动机。该激励机制在图书馆应用可以促使占有信息优势的图书馆员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出的行动符合读者的目标，使图书馆与读者的目标一致。该约束机制的核心目标在于促使图书馆人员积极地参与到服务中，并积极地按照读者的希望而努力工作。具体而言，图书馆要把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联系起来，把工作人员的工作业绩与各项奖励(奖金、晋升、评优、继续教育等)挂钩，使工作人员能主动向读者释放相关信息，促进信息互动，使服务双方互利互惠，不至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从而保障读者的权益。
3．2针对逆向选择而设计信息信号传递机制
针对在图书馆文献信息采购中因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逆向选择，可用信号传递机制解决。信号传递是指通过可观察的行为传递商品价值或质量的确切信息。信号甄别是指通过不同合同甄别真实信息。二者差别在于，前者是信息优势方先行动，后者是信息劣势方先行动。图书信息供应商信号传递机制：
①图书信息供应商信号传递机制的实施前提是“分离条件”，即低能力供应商履行相同承诺水平要比高能力供应商花费的成本多。因此，在实际的招标采购中，只要具备分离条件属性的信号，我们均可以用来区分供应商的能力高低，如供应商获取的相关资质认证、协议书、证明等。
②图书馆评判供应商的分离标准。标准过低，低能力供应商冒充高能力供应商的成本下降，信号的区分功能不明显，信号使用价值降低。此外，评判标准的可量化与否也直接影响其信号功能的实现。如果指标量化比较困难，会导致信号传递成本增加，在选择供应商过程中主观因素偏重等不利影响，因此图书馆在选择分离标准时宜选择量化指标。
③第三方认可增加信号传递的可信度。若有第三方证明供应商所获取的一系列认证资格或曾有过的一些好的业绩。图书馆会更相信图书供应商所作的承诺。更加确信其高能力供应商的身份，从而增强信号传递的可信度。
4加强制度建设
迈克尔·斯彭斯指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主要靠制度保障。因此，在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应当注重规则及其原则的制定，从而降低服务关系双方之间的信息系不对称度。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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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著名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的小额贷款试验。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和完善，形成了两大主流模式。
1、GB模式为代表的福利主义模式
1976年8月，尤里斯教授基于自己在乡村研究，在吉大港大学附近村庄做了一个试验――利用他自己的财产担保说服当地银行向贫困农民提供一些贷款。实践证明，这些贷款受到了这些人的欢迎，促进了贫困农民的生产自救，还款率也比较高。
GB模式下，以小组为基础的农民互助组织是其支柱。互助组织是按照“自愿组合，亲属回避，互相帮助”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互助、互督、互保”的组内制约机制――即一个组员不还款，整个小组就失去再贷款资格。整个模式两大块机构中，自身机构与一般金融机构构建无异，贷款人机构也是从基层向上叠加构建。
2、BRI-UD
它是小额信贷起步阶段的两大类型之一：制度主义模式的小额贷款。1983年，印尼开始金融改革。印尼唯一一家农村国有商业银行,BRI也引进了新的小额贷款管理办法。在1984年成立乡村信贷部（BRI-UD），成为独立运营中心。通过5年的运营，在保证较高的还款率的基础上，它不仅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小额贷款机构，同时也使BRI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
BRI-UP模式下，最基本的单位是村镇银行。它是进行独立核算，自定贷款规模、期限和抵押，具体执行贷款发放与回收的单位。
3、两种主流模式的特色
二、中国小额信贷公司的发展模式
1、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小额信贷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1993年底至1996年10月）小额信贷技术初步传入，相关机构进行了小规模试点，NGO小额信贷得到了初步发展。
在此阶段，我国引入了小组联保贷款为主的信贷技术。社科院发农所与商务部先后进行了小规模的试点活动，在农村引导了建立了联保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小额的短期贷款。根据技术差距理论，由于外援资金的限制和技术的有限流入性，我国仍然要经历一段模仿滞后期。因此在这一阶段，小额信贷的规模很小，收益不明显，覆盖面有限。
其二（1996年10月至1999年）“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扩展，我国开始主要采取GB联保模式。
更多的相关机构（国务院扶贫办系统、民政部门、社会保障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妇联和工会等）参与到小额信贷领域，政策性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获得发展。
此阶段，我国主要采用GB模式，但与已经发展成熟的GB不同，此时小额信贷还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和各界贷款为资金来源，没能成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小额信贷的积极作用在这一阶段还未能完全显现，仅仅是作为扶贫多样化的一种措施而存在。
其三（1999年至2005年6月）RCC(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逐渐发展。
此阶段，我国度过了掌握滞后期，将小额信贷技术与国情密切联系。在RCC开辟和扩大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业务，此外还得到了中央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支持，扩大了小额信贷的影响力和业务深度。这是我国首次将小额贷款技术运用到正式金融机构。顺利开创了中国式的正式金融机构与农民互助组织相结合的小额贷款模式。但这仍然只是对已有主流模式的进一步吸收和改造。
其四（2005年6月以后）小额信贷多样化，小额贷款公司出现。这一阶段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小额信贷技术的日臻成熟，我国开始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2005年6月我国开始了第一批试点，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
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和监管则是以2008年的《意见》为蓝本的。《意见》中提出了一些方向性措施：
A本省的省级政府有明确成立主管部门（金融办或相关机构）的方可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B应建立发起人承诺制度：即公司股东应与小额贷款公司签订承诺书，承诺自觉遵守公司章程，参与管理并承担风险。
C按照《公司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贷款管理制度、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真实记录和全面反映其经营活动。
D建立审慎规范的资产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确保全面覆盖风险。
E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并接受社会监督，杜绝非法集资。
F中国人民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并将其纳入信贷征信系统。
2、小额贷款现行模式存在的及潜在的问题
A发展呈现违背最初宗旨的倾向，福利性效用未能较好实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寻租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政府的介入和公司背景的控制，使得信息更加不对称，小额贷款公司悖离了其公益性宗旨，愈发地商业化。
B覆盖的范围有限，我国的贫穷人口未能获益。原因有二：其一，市场经济欠完善，许多贫困的地区的市场机制尚未成形。这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它们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不够深，在“三农”问题上发挥的效用也相应打了折扣。其二，由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仍然在探索阶段，贷款发放的条件相对也较为严格，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的人群也相对有限。最贫穷的人依然只能依靠国家的援助，而无法从小额信贷上发家脱贫。
C收益无法较好覆盖运营成本，长期发展受限。主要表现有二：其一，资金短缺且资金来源单一。融资形式缺乏多样性。据《意见》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只贷不存”。具体而言，如基金储蓄、代扣罚金和吸收入股等方式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中都比较少或者没有。其二，理论与实际收益率出现偏差，受到税收及利率等问题的限制，许多小额贷款公司并未达到预期收益率。从目前的试点结果来看，现行格局下，农村闲置资金无法得到充分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规模不可能快速扩张。
D内部机制仍需完善。其一，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无力承担不足的内部控制以及不可抗力的事件造成意外损失的瓶颈。相应的，小额贷款应对此类风险的能力也很弱。其二，内部决策和监督机制欠完善。其三，小额贷款公司高层并未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仅仅知道从小项目做起，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在对小额公司的监管中，现行的政策框架也存在很多漏洞和疏失：
A监管主体的不明确性。尽管《意见》指出小额公司要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出现了是人民银行还是银监局，是金融办还是县政府进行管理的悬疑之争。
B征信系统覆盖还不够完善。第一，员工的信息缺乏全面性，信息出现不对称性，公司在博弈上处于不利地位，道德风险系数更高。第二，在这种模式下客户群狭窄，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大。
C缺乏具体的规范文本和制度。相关主管部门并未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财务汇报材料及监管细节要求给出明确规范。
三、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模式的完善方向
1、中央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战略，给小额贷款公司创造良好的市场载体时，还应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有力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国家应该充分认识到小额贷款公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推手。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将为城市中小企业和薄弱产业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方式。
2、国家有层次地进行规划，再补充相应政策支持：首先，给予不同类型的小额贷款公司给与不同的政策优惠。公益性的商业性的小额贷款公司在其发展初期，我国应区别对待，在政策扶助资金及税收政策上对公益性的公司有所倾斜。其次，逐步放松其利率及融资方式、规模限制。与市场化进程同步，小额贷款公司的控制也应相应改变，促进其长远发展。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名问题，一直保守争议。作为非经融机构，其业务相对不易展开。在鼓励经营效益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向村镇银行转型的同时，我国应该相应放宽准入和限制，允许其参加一些简单的金融活动。再次，为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及公司自身都应加强对就业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同时，人民银行应尽快将其纳入征信体系，部分有障碍的地区可以与公安部门的征信信息绑定。
3、加大力度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推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同时，也应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农村金融多层次服务体系进行规划。而现行的银行类金融服务，特别是资金融通服务和资金管理服务，主要关注点在大众城市和大中型企业，所以中小企业和中小资金需求的农村客户需要一个庞大的专门服务体系。今后的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完善补充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同样也不能忽略小额贷款公司及其他的金融服务机构的不断完善。此外，目前农村金融服务的现状，限制了闲散资金的吸收，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缺乏良好的环境。具体而言，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多样化，需要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扶植一些辅助金融机构的成立，并且实现农村的征信体系与相应更多金融机构的绑定。
4、建立健全内部机制，从控制风险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良性发展。其一，从放贷程序到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均要严格规范。其二，设立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放贷资产的管理，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基础上确保一定的收益率。其三，咨询相关人才，并聘请法律顾问保证公司日常的文件材料及一些行为的合法性及严谨性。再次，公司的决策部门要形成严格的责任负责制，权责明确。
5、避免小额贷款公司的的服务宗旨和管理目标的偏离。其一，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系，防止公司背景及政府官员的操纵。在探索阶段，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监管体系，各部门的监管出现重叠和偏差。结合社会各界的监督，我国应出台具体的条例辅助监管，并划出各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有主有次，层次鲜明。其二，严格监督小额贷款公司对国家扶助资金的运用，在保证一定收益率的同时，应真正惠及广大贫农及城市弱势产业。
6、扩大业务的覆盖面。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应该继续多样化，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继续拓展，服务领域不只局限于农业领域等；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在发展步入正轨后也应该参考GB模式下的自动瞄准机制小额贷款，发挥自己的效用。
7、实现小额贷款与小额保险的结合，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拓展小额信贷的保险市场，一方面可以拉动内需，有利于保险业业务的创新和拓展；此外，也利于小额贷款公司承担道德风险或意外因素引起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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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资金互助社面临的违约风险性质分析
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社区内或是家族内存在着较稳定的合作基础，以共同合作，共同分享为特征，这种基于合作规范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生产和保险共同体，其运行的基础是非制度信任。非制度信任既包括私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包括社群信任。社群信任广泛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之间，社区中的人员相互信任，互不戒备。中国民间的信任一般沿以下路径拓展：首先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然后是宗族（村）信任，乡亲（地缘）信任，朋友圈中的信任，再是正规及非正规组织，如合会、商会、钱庄等组织中的信任。民间自发创新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大多产生于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之间，社员相互之间熟知，在经济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出资金互助，这种基于私人之间的非制度信任的信用环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社区规范中，由于成员的违约成本极高，使农村资金互助社能够在缺少担保或担保不足的情况下运行下去。由于社区信息传播速度快，基本趋于完全信息市场，社会嵌入性诱发的交易域和社会交换域的关联度强，乡村社区主体的声誉价值高从而使得违约的社会成本高昂。乡村社区主体因为惧怕其他社区成员将其视为“坏人”而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农业论文，因此从主观上来讲，社区成员会千方百计的避免违约。这种违约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作为担保和抵押的替代，降低了资金供给与需求双方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可以作为农村资金互助社成功运作下去的非制度基础。由于资金互助社贷款只在社员之间发放，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和违约的高成本将使贷款违约率非常低，信息上的优势和社员的相互信任使其相对于非合作金融机构更能满足农户和农村小型企业的需求。
因而在正常情况下，农村资金互助社面临的违约风险是比较小的，但是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如恶劣气候、病虫害、疫情等都可能对产量造成严重影响，且农产品价格往往呈季节性大幅波动特征，可能对农民预期收入带来重大影响并减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由于农业生产收益不稳定又没有充分的补偿机制，一旦发生风险将直接影响农户还款资金的安全免费论文。此外，农村社会保障比较落后，借款人一旦遭受到意外伤害，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会丧失还款能力，所以农村资金信用社面临的违约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自然灾害和人身意外伤害而带来的还款能力的丧失。针对这种情况，可引入农村小额信贷保险，锁定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和由于遭受人身意外伤害而信用违约的风险，降低其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最大限度的减少农村资金互助社面临的违约风险。
二、引入农村小额信贷保险的意义
国际上通常把对城乡低收入家庭或个人提供保费低廉、缴费灵活的小额保险保障的商业保险服务称为微型保险（Microinsurance），在我国普遍称为“小额保险”。农村小额信贷保险是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广泛重视的创新型保险业务，其主要面向农村低收入群体，采取低费率、广覆盖、灵活多样的组织与销售形式，旨在减少风险，为低收入农民提供一定经济保障。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该类保险已覆盖不发达国家近8000万农村人口。作为一种政策性金融扶贫手段，农村小额保险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基本保障问题的有效方式，具有多险种、低价格、面向低收入群体等特点。为帮助广大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获得保险保障，避免因疾病、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致贫，中国保监会已于2008年6月下发相关通知，鼓励各大保险企业开展农村小额保险新产品的研发工作。目前，小额信贷保险在全国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了，产品品种主要有小额农业和财产保险、小额寿险、小额意外险、小额健康险等，其中小额农业和财产险险种产品已达160多个。对于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农民来讲，引入农村小额保险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一）农村资金互助社可通过农村小额保险业务降低信贷风险。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较高成本，缺乏足够信贷保障手段，使资金互助社面临的风险较高。引入保险手段，可有效强化贷款的担保机制，减少其中一些客观因素造成的贷款损失，虽然正常情况下，农户贷款违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遇上自然灾害和借款人疾病、人身意外伤害等情况农业论文，资金互助社就可能面临较高的信贷违约风险。资金互助社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资金实力有限，因此转移这种风险对资金互助社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
（二）农户可在保险和信贷两方面获得收益。农村小额保险可以增强农户的信用，通过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可助推农户小额信贷，从而在农村建立以信贷保险为核心、包括一系列相关保障的保险服务体系，小额保险通过为农户提供低成本、全方位的保险服务，能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因为违约风险降低，可减少对农户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切实降低农户贷款成本。
（三）有利于探索支农的新方式。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助推农户小额信贷，使保险业参与支农体系，国家财政还可以通过补贴保费这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对发展农业生产实行间接的资金补贴，这都有利于形成金融部门支持农业生产的新方式。
三、农村小额保险与资金互助社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当前在农村可将农村资金互助社与农村小额保险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上，目前有的地方是由涉农金融机构提供农户小额信贷的相关信息，并利用其网点进行保险营销。资金互助社可借鉴这一做法，在农户自愿原则基础上，由保险公司收取一定保费后对农户还款行为进行担保，各级财政则对保费给予补贴。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造成农户出现违约或贷款逾期时，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以涉农信贷机构作为第一受益人，使农户小额信贷获得充分保障手段，减轻涉农资金互助社面临的经营风险。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助推农户小额信贷必须有有效的实现途径，这就需要保险公司和农户的积极参与，此外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上予以协调配合。
（一）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加快业务创新步伐，加大人员培训力度。在新模式下，农村资金互助社不仅是农户小额信贷资金的发放者和管理者，还是保险公司与农户的中间方。资金互助社可向保险公司提供有投保需求的农户小额信贷信息，并根据不同的需求主体，将农户贷款需求与投保需求结合起来，提供不同利率与保费标准的信贷产品予以定价销售；同时，应根据风险定价原则，简化投保后农户小额信贷的程序，降低贷款利率，以节约管理成本免费论文。此外，还要充分利用自身网点和人缘等优势，加大对业务人员的保险知识培训力度，大力宣传农村小额保险业务，培育农民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农民选择和运用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获得贷款的能力。
（二）保险公司应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业务。要加强对农户小额信贷保险市场的研究，开发符合农业生产特点、能够满足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力争以多样化的保险品种赢得利润空间和广大农村市场。同时，要探索农村小额保险多元化的营销渠道，深入农村，及时了解农民对保险产品的需求特性农业论文，向广大农民宣传并推销农村小额保险，提高保险的渗透力和覆盖率。同时，保险公司也要加强营销体系的创新，加大对涉农保险的宣传力度，培育农民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农民选择和运用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获得贷款的能力，力求使农村小额保险成为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人身风险的重要风险防范手段。
（三）增强农户投保的积极性。将农村小额保险与农户小额信贷相结合，对农户而言，除支付贷款利息外还要额外增加一定数量的保费支出，部分农户的投保积极性可能会受影响。具体办法可通过资金互助社和保险公司的宣传引导，辅之以实行优惠贷款利率和保费费率，同时提供其他小额财产保险服务，调动农户投保的积极性。
（四）各级政府应积极加大支持力度。作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倡导者，政府应积极为推行农村小额保险与农户小额信贷相结合的模式创造有利条件。政府部门应按照政策性保险的相关规定，对农村小额保险的保费给予财政专项差额补贴，在税收上给与优惠措施，减免部分营业税和所得税，提高保险公司介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注入扶贫资金的力度，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努力改善农户小额信贷的外部环境。此外，还要加强对涉农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的监管，严格规范农户小额信贷营销机构的行为，确保农村保险市场的有序发展，以达到增加对农户保险服务和方便农户贷款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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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守测算，黑龙江省2亿亩耕地，每亩生产投入500元，按60%贷款需要600亿元；发展5000万头生猪和1000万吨奶，按50%贷款需要450亿元；农村1800万人、600万农户，按20%的农户每户建房贷款10万元，需要120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0亿元；全省1200亿斤商品粮，加上包装贷款可达1500亿元以上。上述四方面信贷总需求就达4000亿元。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3821.9亿元，满足不了上述四方面测算的需求。
目前，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面临四大突出矛盾，即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趋利性的矛盾，农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多样性与金融功能单一性的矛盾，农业资金需求量大与资金吸纳能力差的矛盾，农业地区闲置资金“充裕”与金融机构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四大突出矛盾的影响。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拥有省级银行类金融机构65户，其中发放涉农贷款年末平均余额超过10亿元的只有8家。“三农”所需贷款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2009至2011年，省农信社累计投放农业贷款2472亿元，农业贷款增量份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85%以上，支农主力军作用凸显。
（二）大农机、大合作和城镇化的推进，悄然催生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发生质的变化，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产品创新及信贷投放能力，尚不能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统计，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1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1774个。农民社员发展到20.6万人，带动农户近100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4。合作社服务内容由初期的以生产技术服务为主，逐步向销售、运输、贮藏、加工等环节延伸，许多合作社经营活动已扩展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农村经济组织以及经营结构的变化，使得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均产生了质变。仅以黑龙江省558个千万元规模的大型农机合作社为例，每个合作社承包流转1万亩土地需支付300万元左右承包费，加上购买种子、化肥、柴油和农药等生产资料需300多万元，每年筹集正常生产资金600多万元，558个合作社每年需要33.5亿元。但因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等原因，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较少，造成合作社融资难，融资贵。近三年来，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仅为84.26亿元，与千万元规模大型农机合作社每年生产资金需求相差近一半。
（三）农村信用社现有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肩负的支农责任、主力军作用不相匹配，急需逐步分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实行省、市、县三级法人体制，全省设立了7个市地级联社（法人管理机构）、6个办事处（省联社派出机构，非法人管理机构）、81家县级机构（法人经营机构）。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股东小、股权分散，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原有高度分散、小额多户式的传统信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国有银行占有存款资源数量巨大，综合存贷比率较低，支农贡献度极低。存款资源大部分上存，较大程度上造成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
据统计，截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至2012年9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省内分支机构存款余额合计为10197.3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总数的66.8%；贷款余额合计为4084.7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总数的40.49%，存贷差6112.6亿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746.7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18.28%，占其存款余额的7.3%。存款资金的大量外流，使本来十分短缺的农村资金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带来“挤出”效应，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贷资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信贷资金需求，于是采取高息拆借资金方法，间接加重农业信贷成本。
目前，金融机构正在逐步转变“三农”弱质产业观念，一系列针对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链条的金融创新模式应运而生，集约化、批发式“大农金”的概念正在形成。但省内金融机构多限于本系统内实施推广，银行间相互借鉴较少，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财政促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金融政策一端连着财政，一端连着金融，是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流动的有效杠杆。要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方向。
（一）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扶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地方金融机构了解省情、贴近“三农”的优势。
1.在贯彻实施国家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省政府注入村镇银行资本金。建议通过有资质的省属企业，每年有重点地选择10户拟组建的村镇银行注入资本金，每户不超过500万元，省财政股权5年内不参与分红。按照黑龙江省目前村镇银行每户资本金平均3200万元测算，每年大体需要省级财政资金3200-5000万元。
2.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给予村镇银行民营资本初始投入额5%的财政奖励政策。按照每年15户村镇银行每户有3户非银行类民营企业（每户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股东）参与占总股本30%测算，每年大体需要财政奖励资金720-2250万元。
3.在深入贯彻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基础上，扩大政策实施范围，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年末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给予2%奖励，促进小额贷 款公司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按照2012年全省381家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年末余额超过15%部分约25亿元测算，需要财政奖励资金约5000万元。
（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财政扶持政策为支撑，依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解决农村“信用不足”问题，发挥政府“增信”和“调控”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发展。
1.重点选择和支持部分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借鉴美国等国家为农场贷款担保成功经验，选择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意愿的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主要为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有效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贷款有效抵（质）押不足造成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研究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贷款主体既有的直补资金、农业保险受益权等预期财政补助资金作为银行贷款担保的措施，引导和撬动信贷资金投向农村。例如：银行根据农民未来应得到的财政直补资金情况，为农民设计直补资金担保信贷产品，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提高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积极性。
3.试行县级财政资金存放与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贡献度挂钩，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有效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有效遏制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问题，实现不花钱也能办成事。县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域金融机构处于“金融支农”的最前沿，县（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县域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以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贡献度为主要考核指标，按照“统筹安排，奖贷挂钩；存量（暂时）不变，增量调剂；动态管理，考评兑现”的原则，研究制定“县级财政资金存放银行类金融机构考核激励办法”，加快实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目的，有效解决存贷比过高的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和拉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长。
4.发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将经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视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范围，以缓解合作社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
5.研究探索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规模和险种，开展银行与保险合作，充分利用农业保险“增信”作用，促进参保农户容易获得贷款。目前，黑龙江省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养殖业（奶牛、能繁母猪）两大类、6个险种。建议结合实际，开办森林、甜菜、马铃薯等方面的农业保险，在稳步扩大原有保险基础上，积极研究开办新险种，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和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降低和分散银行、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风险。借鉴国内部分省市的做法和经验，研究制定银行类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办法，对其年度新增涉农贷款，按照一定比例（5‰）给予风险补偿。研究制定担保机构涉农贷款担保代偿风险财政补助办法，对担保机构为涉农贷款担保新发生的代偿，按照日均担保责任额的一定比例（10‰）给予风险补偿。
7.积极支持农村物权改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和支持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关部门推进农村物权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深化林权及流转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转管理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静态资产，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使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均能够作为银行贷款担保和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三）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市场化、金融化运作模式，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有机结合，支持农业重要领域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