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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如保持本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维护本国经济内外部平衡等）。当全球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之时，2014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美元兑人民币）从1月份的1∶6.0665下降到了10月份的1∶6.1168，这是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的首次大幅贬值，也预示着人民币单边升值走势结束。纵观整体，人民币汇率走低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现状催生经济状况。我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从而导致国内真实储蓄率边际递减。第二，涌入中国热钱过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强度增大。国外热钱涌入中国主要是对人民币抱持升值预期。一旦贬值苗头出现，热钱会迅速撤离，从而影响整个国内经济走势。虽然本次人民币汇率短期回落，但是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经济利好走势中的发展隐患。例如，2013年外资银行在华债权共计1万亿美元，该数据和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折射出两个信号：其一，目前涌入我国的热钱更多是国内经济实体的隐性外债；其二，我国信贷增长和经济稳定增长过分依赖热钱。由此可见，如果人民币贬值不可控，资金外流现象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国内的公司债和地方债也会迎来兑付高峰，信用违约问题将会把我国经济推向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局面。
（二）货币政策调节无法得到预期效果人民币
在国际市场的大量流通会影响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从经济学角度上来讲，央行上调基准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收紧市场，减少人民币在市场上的流动。但是这样也会直接导致为了追求更高回报，全球人民币流入中国，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预期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除此之外，央行在管理和监控海外人民币流通过程中问题很多，如贩毒、走私等利用人民币工具的非法活动等，不仅会阻挠我国相关部门对洗钱活动的追查，更会增加我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对策及前景
（一）维护金融安全
稳定我国宏观经济人民币想要变成国际货币，最根本的就是人民币自身的保值性，这就需要我国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稳定。第一，加强金融监管，进一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需要全面考虑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银行、证券与保险监管之间的关系，对于实际中分业经营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打破的情况，在现行分业监管框架下强化央行的协调职责和主导作用，理顺央行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要能够在现有监督机制的基础上，逐步融合功能性监督的理念，尤其是针对创新性金融业务，必须要强化监督管理能力，甚至在未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考虑建立金融风险监督委员会，并实现金融业统一化、规范化监管。第二，谨慎推动金融自由化。我国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神话已经打破，要充分重视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国际资金外逃引发严重流动性不足、金融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尤其在金融开放方面，资本项目开放不宜过快，延缓经济泡沫生成和破灭的速度，减轻经济发展的冲击，以防范人民币出现强烈贬值的预期。第三，控制通货膨胀的幅度。通货膨胀幅度过高会不断侵蚀人们的个人收入、恶化我国的投资环境，并将社会财富更多地转移到垄断集团的手中，破坏经济稳健发展的基础，从而使人民币贬值或者产生贬值预期，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引发金融动荡。
（二）实现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可控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继续吸引外部融资，这就要实现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可控，以避免人民币汇率的边际利差过低，减少资金外流风险产生。第一，提高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推动利汇率市场化改革，让人民币利汇率真正发挥杠杆作用，实现资金的效益最大化。第二，均衡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在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例并不高。由此可见，人民币结算的国际辐射比较有限，需要有关部门积极拓展空白市场，逐步实现人民币结算范围的扩大化、全球化。第三，改善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央行应与相关部门协调（发改委、商务部、证交所、商业银行等）共同维护资金池运行，设定资金池蓄存量限额，建立并完善人民币回流统计监测体系，实现我国央行与国外央行的信息交换机制建设，将回流人民币资金作为变量予以高度关注。
篇2
我们运用贸易特化系数(TSC,Trade Specialization Coefficient)这一指标来衡量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本文中的对外贸易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即各类进出口商品占全部贸易额的比例。贸易特化系数是一国某种/类贸易产品的净出口额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其计算公式为:TSC=(XM)/(X+M),-11。
一般说来,当TSC指标值越接近一1时,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低,当TSC指标值越接近1时,则表明贸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越高,当TSC指标值接近零时,贸易产品的竞争优势则比较均衡。如果一个地区的高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上升趋势,而低级贸易部门的贸易特化系数呈下降趋势,那么可以认为该地区贸易结构呈优化趋势。
研究表明,我国贸易结构总体上呈现不断优化的趋势,全部进出口商品的TSC从1996年的0.04上升到2008年的0.12,累计增加了0.08,特别是工业制品贸易特化系数大幅上升, TSC从1996年的0.06上升到2008年的0.27,累计增加了0.21,显示出工业制品竞争优势出现了较大的改观,对整体贸易结构贡献较大。同时,工业品自身的贸易结构也显着改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特化系数稳中有升,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13,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显着上升,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竞争力不断增强,1996-2008年间TSC累计增加了0.4,对我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贡献不断加大。
二、我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分析
有效汇率分为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它的变动反映出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竞争力的变化。一国的名义有效汇率是指,以一国对外贸易伙伴国与该国的贸易额在该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为权数,将各贸易伙伴国的名义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而得到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是指名义有效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所得的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表明汇率升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反之则表示汇率贬值,汇率变动对一国产品的对外价格竞争力产生有利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月度有效汇率指数,并通过几何平均加权法计算年度指数。研究表明,我国人民币有效汇率呈上升态势,而且波动幅度较大,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走势基本相似,特别是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明显,升值幅度不断加大,2008年比2005年升值了22.56%,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倾向日益显着,汇率波动和走势更多地体现各种市场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篇3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低迷、萧条，许多西方国家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巨大压力。与一些发达国家情况正好相反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和不断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推动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出口商以“不公平的低价”抢夺世界市场，因此要逼迫人民币升值，并进而将这一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责难，向中国施加压力。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与政治形式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外因
1.日本叫嚣。2002年12月2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及其副手河合正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为《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的文章；2002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这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讨论成员国以外的经济问题。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际输出了通货紧缩”。日本政府认为中国向全球特别是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这是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出口急剧增长，国内物价水平下降，以及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国际市场上廉价商品的供应能力大大增加，导致日本国内物价下跌，同时日本总需求的不足，引起物价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中国正在向保口日本在内的全世界输出通货紧缩。日本政府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有责任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也符合起自身利益，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严格限制出口，那么为了扭转国内通货紧缩局势，应该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或者是让人民币升值。
2.美国施压。2003年6月起，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外部压力从日本转向了美国。2003年6月合7月美国财政部长JohnSnow和美联储主席AlanGreenspan先后公开发表谈话，希望人民币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认为盯住汇率制度最终会损害到中国经济。随后美国的商务部长、劳动部长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此外，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以健全美元联盟为代表，在要求人民币重估方面表现最为积极，美国方面有关情绪随着斯诺9月的访华而达到，这次访问也被称为“汇率之行”。美国方面希望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是中国的货币操纵造成了美国严重的制造业失业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巨大的出口竞争优势，故意操纵货币的汇率，尤其是中国人民币存在着严重的低估现象。正是这一现象使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出现萎缩，企业大量倒闭，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到2003年6月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6.4％，其中90％的失业使制造业的失业，而且美国兑中国的贸易赤字在过去纪念里也大幅增加，中国由此累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到2004年底已经达到了6099亿美元。所以说，中国需要为美国的经济下滑和失业增多负责，美国政府必须给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来督促人民币升值。
（二）内因
1.实际有效汇率。据IMF估算,2002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而根据胡祖六(2003)的测算,从2002年2月美元从其汇率的最高点贬值到2003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下降了11%。自1994年中国实施汇率制度重大改革以来,根据国际组织的测算结果,人民币一直存在低估的问题。1980至199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98%,1998至2004年,尽管先后受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于衰退及非典的影响,但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7%到9%的高速增长。这无论是与同期发达国家比较,还是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是领先的。中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的低迷形成鲜明对比。这就表明人民币有升值的趋势。
2.购买力平价。“购买力平价”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汇率决定理论。该理论认为,购买力平价(PPP),指一定时期内两种货币的汇率是由两种货币在本国国内所能购买的商品与劳务的数量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交换,实质上是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购买力的交换,长期均衡汇率是由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购买力对比决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5年中国人均GDP按名义汇率计算为1352美元,但若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则为5791美元,即名义汇率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民币汇率低估4.06倍。一般来说,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仅涉及到可贸易商品,并且没有考虑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差异,因而容易高估发展中国家的币值。但是,人民币币值即使没有UNDP估算的那样高,也不至于像现行的汇率那样低。
3.国际收支。“国际收支决定论”认为,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影响汇率最直接的因素之一。当一国有较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时,对外汇的需求大于外汇的供给,本币对外贬值;反之则会造成本币升值。从国际收支状况看,我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收支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一直维持较大的顺差。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流入国,每年FDI高达500亿美元左右。这种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状况使得我国近年来的外汇储备节节上升,已经超过了满足正常支付所需的储备水平。所以,根据国际收支状况,人民币也会产生升值趋势。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综合影响
（一）对外贸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扩大进口,限制出口,不利于国际贸易收支。因为人民币升值以后,等量人民币与从前相比,可兑换更多的外币。对进口商来说,购买等量的进口商品需要支付的人民币较以往更少,因此有扩大进口的需求。但对出口商而言,若商品以原先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所得到的外汇换得的人民币要比从前少,利润将会减少;若以略高的价格出售以保证利润,则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利于出口商,因而出口将受限制。长期以往,即会出现贸易逆差。但事实上,由于近年来我国积极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加工贸易已逐渐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的特点是“大进大出”——增加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人民币升值虽然会有损最终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却能提高进口原材料的购买力,由此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因素。此外,出口弹性系数也改变了本币升值给我国贸易收支带来的影响。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多数学者认同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远小于1,即我们出口商品价格提高的幅度会超过出口商品数量减少的幅度,因此,虽然出口产品的数量有所减少,但价格上的弥补使得出口的总额反而会提高。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04、05、06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近三年来,我国的贸易收支,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规模都在扩大,而出口规模扩大的幅度大于进口,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况,且顺差额不断增大。由此推断,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并不会改变我国贸易顺差的现状,更不会造成我国严重的贸易逆差。
（二）对就业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居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物价与就业的影响上。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减弱,出口产品的数量有所减少,在各出口企业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原本打算出口的产品囤积到国内市场,由此出现国内市场上,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下降的局面。此外,人民币升值也直接反应为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下跌,鉴于此,国内同类或相似商品为增加自身的竞争力也调整价格,致使国内商品价格下跌。所以,人民币升值会使得国内的商品物价下降,进一步还可能导致潜在的通货紧缩效应。从长期看来,我国对进口需求的增加导致国际市场上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得国际市场的价格提高,从而又带动了我国国内物价上涨。目前,受市场供给、国际价格等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物价一直处于温和上涨状态,因此出现通货紧缩效应的可能性不大。在就业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方面,劳务输出减少,国内劳动力资源增多。另一方面,短期内,国内市场商品供大于求,企业为争取优势,可能裁员、缩小企业规模以保持竞争力,因此,国内就业形势严峻,尤其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形势较为严峻。所幸,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大,就业形势总体良好,城镇失业水平控制在4.6%之内。
（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外商的投资成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是以货币、实物及其它无形资产等形式投资的。人民币的升值,以美元为股本金的外商投资企业,兑换人民币的能力会减少,也就是外商投资的成本会随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资的竞争力。但是,外商投资成本的增加,对于特定的项目来讲,原来额定的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将不足,如果继续实施该项目,会促使外商增资,扩大其投资规模。人民币的升值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和再投资,不利于现有外企发展。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外商将会加速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可分配利润的汇出比例,据被调查的外商投资企业反映,自7月21日人民币升值2%后,将利润及时汇出,要比升值前多获得2%的外币。同时促使外商决策、实施新的投资方案,不利于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邯郸辖区8-12月利润再投资10621万元人民币,占全年再投资的79%,而去年同期为零。如河北文丰钢铁有限公司,是2002年注册成立的外商合资企业,该公司的外方柬埔寨荣丰投资有限公司,在2005年10月12日将2003年和2004年利润所得9900万元人民币,再投资到唐山中厚板材有限公司。因此，人民币的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商的直接投资。
三、对策与建议
从短期来看，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有效政策：进一步提高企业和个人持汇量；适当增加进口；适当下调存款利率；同国际社会多沟通交流以达成共识。从长远来看，逐步放松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的、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制度的长远目标。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来安排，循序渐进。
首先，需要完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所需要的市场条件和制度安排。胡祖六博士主张要使人民币逐步向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过渡，银行利率和货币体系应该分开，利率市场化；要加快银行的改革步伐，提高银行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进行金融改革，加强监管；大力发展金融外汇市场，进一步理顺供求关系，稳步推进人民币比可兑换进程，不断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同时，着力培育人民币远期和期货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增加企业应对外汇波动的手段。
其次，人民币不可能直接选择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可以考虑先逐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幅度，根据出口、国际资本的流动形势，采取更具灵活性的调整措施。但需要保持相对平稳的货币政策，使相应的灵活性建立在整体平稳的基础上。
最后，要加强同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合作。在世界经济、金融日益融合的今天，一国的汇率政策不再是孤立作用的，而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就像是一场博弈，如果各国相互之间能进行良性协商，各国的利益才有最大化的可能。只有增加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多边合作，才能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才能在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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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艳辉，张静，汪寿阳.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影响分析.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10月，第6卷，第4期.
[3]卜洪运，臧珂炜.人民币升值对FDI的影响及对策.市场经纬,2007年5月.
[4]凌波.浅谈人民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金融观察,2007年7月.
篇4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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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货币升值发生在日本和德国。我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升值背景的考察，反观我国的人民币目前所处的状况，即人民币升值的时机是否成熟。
二、二战后日元升值的背景
我们将二战后日元的升值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对360日元升值为308日元；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对90—140日元。
1.日元第一次升值的原因和发生过程。二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多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正是这个固定汇率的实施，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以此为开端，日本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1946年至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为1956年至1960年的23.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的出口产业更是迅速发展，出口贸易急剧增长。20世纪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7.9％，后期为15.1％，几乎为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两倍。正是从那时起，日本的贸易出现顺差，长期资本收支中资本输出也明显增加，日本成了资本输出国，日元也开始走向硬货币。
也是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个区间内，日本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分别达到8.2％、8.7％、9.7％和12.2％。
与此同时，日本在日元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已形成了比较雄厚的、外向型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为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美元兑360日元调整为1美元兑308日元。
2.日元第二次升值的原因。日元的这个低币值的固定汇率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浮动汇率制，即汇率完全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由于日元供不应求，因此从1973年2月直到1985年9月日元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由于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日元的升值并未阻挡日本产品的强大出口趋势，尤其是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日本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的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排世界汽车出口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采取了“口惠实不至”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余地。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企业几乎没有形成什么约束力，日本汽车厂家也没有多少到美国投资设厂的积极性。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非凡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年复一年的拖延终于让美国人失去了耐心，并最终通过国家合作迫使日元再次升值。
3.日元的第三次升值。1985年，为了遏制日本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在全球刮起的廉价日货出口狂潮，美国联合法、德、英等国的财政首脑在纽约广场饭店与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将美元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的比率在两年内贬值30％，从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后，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间，日元兑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广场协议，后来被众多学者公认为引发日本经济衰退至今的罪魁祸首之一。
三、战后西德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
从1951年起，西德国际收支盈余达到8亿马克。从1950年到1957年，德国出口翻了两番。1959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从1957年开始，与贸易无关的资本流入额不断增加。西德贸易呈现持续顺差的局面，市场上产生了马克汇价过低的说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展到了要求马克升值。西德虽然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造成不良影响，但仍然采取了变更平价的方针。马克升值的基本原因是西德的物价上涨率比其他国家低，因而国际竞争力强，贸易收支长期顺差。1961年，马克升值5％，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和减轻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1962年的贸易顺差比前一年减少了40％。与1950—1960的10年相比，出口仅增长3.5％，进口却增长了11.6％。物价上涨没有完全遏制，但没有货币升值，物价涨幅会更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西德的贸易收支顺差再次显示出扩大的倾向，人们对马克即将再次升值的期待增强。1967年德国政府拒绝再次实行货币升值，相反1968年5-6月、1969年5月和1969年8月三次投机造成的危机却使政府下决心将货币贬值。随后法国法郎的贬值掀起了新一轮的投机，为了支持美元，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两周内买进了10亿美元。1969年10月24日，马克升值成为现实，升幅为9.29％。69亿美元离开了德国。当时银根忽然收紧，然而贸易局势并未扭转，这次升值使德国的贸易伙伴受益。1970年美元危·机又引起了对德国马克的投机活动。1971年，在华盛顿协议签订后，德国马克升值约5％。从1973年起，投机活动重新出现。尽管美元于1973年2月贬值10％，但仍未重新获得信任。仅在3月3日这一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就不得不买进20多亿美元。3月12日，德国马克相对非凡提款权升值3％。6月29日，德国马克不得不再次对非凡提款权升值5.5％。由于此后马克的汇价持续看涨，到了史密森氏会议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在这次货币汇价调整时，马克升值了14.3％。
四、人民币有升值的必要吗？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
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或许巧合或许有意，几乎同一时间的2002年12月2日，美国《商业周刊》放言：“中国的通货紧缩正在危及全球经济。”随后不久，路透社援引美国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言论称，美国政府希望努力说服中国将人民币升值。
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7月8日道，在7月6日闭幕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欧洲各国相继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日本也指出，人民币比值低是出现国际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为此，美国政府内部开始出现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国连续3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赤字国。对此，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者团体全国制造商协会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增加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人民币比价控制在低水平上，并多次干预市场所致。
1.国外指责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依据”何在？
一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那么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中国外汇储备超过3000亿美元。但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此信号传达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是虚增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目前强制结售汇制度的产物。1995年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分为政府、企业和民间三块。而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后，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账户上限的外汇，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结算周转头寸上限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央行通过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发行的方式全部吃进，本应并存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块“蓄水池”的储备，基本都注入到了官方储备。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全球资本为了在中国获得可观的收益，大量流人中国，这也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那么它又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过低所致，而主要是由贸易领域的改革、有活力的私人公司的出现、丰富的劳动力及海外企业的生产环节的外购引起的。不容忽视的原因还有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工厂，其生产成本只有美国生产成本的1／35和中国台湾生产成本的1／10.就拿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出现的原因来说，最大原因是那些对美国出口的公司如今都迁往中国生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199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顺差中的75％是这种“迁移效应”产生的结果。这种状况在玩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尤为突出。此外，向美国出口的许多比较先进的产品仅仅是在中国装配而成的。例如，200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了价值132亿美元有“中国制造”的电脑配件，在4年中增长了78亿美元。然而，这些配件中的一些先进的部件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进口的。工厂迁移效应和出口品加工往往扭曲了中国对美国公司和就业构成的竞争威胁。正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份告中指出，中国对美贸易中大规模顺差的出现并非因为中国封闭市场，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基地。告还指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并未代替美国国内产品，而是代替了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产品；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也显示，日本进驻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中的51％的企业将其70％以上的产品出口。通常日本企业会向中国出口原料，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在当地生产并将产品出口到日本。
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更是通过有说服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的出口动力更多地来自西方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购策略，而不是中国本地公司的迅速发展。中国日益强大的出口机器上到处都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流下的印迹。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一直如此。从1994年到2003年年中，中国的出口额增长了两倍，从1210亿美元上升到3654亿美元。而“外企”——全球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以及中国与工业国家公司合伙开办的合资企业——在这个累计增长额中占了整整65％。这恐怕不能证实中国在从其他国家手里抢夺市场份额。应该说，这是工业国家的高成本生产商在竞争中求生存的副产品。
三是人民币币值过低影响世界经济，并向世界输出了通货紧缩。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认为，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先看钢铁，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非凡关税”。这显然意味着，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尚相差甚远。再看汽车，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辆，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6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别说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连1971年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尚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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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量的选取与模型的建立.利用上述人民币境外估计量的结果，再加入上文提到的几个主要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影响因素，可以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模型。被解释变量由人民币境外流通量MF衡量，解释变量中贸易总量由进出口总额T衡量；异质化商品比例用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比例T21=T2/T1衡量，其中T2表示工业制成品数量、T1表示初级产品数量；汇率波动风险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衡量；通货膨胀率由以1978年为基期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IR表示；市场份额由历年中国出口总额与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MS表示；而上文没有提到的国内经济实力也是影响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其涉猎其中，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表示。由此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模型形式如下：2.实证分析.2.1方程的建立.本文运用Eviews7操作向后筛选法，即将解释变量不断被剔出回归方程的变量筛选方法，依次剔出最不显著的变量，直到再也没有可剔除的变量为止。通过检验，从结果可以得出，经过变量筛选得到的最优方程包括GDP、T、E和IR。从结果中初步判断GDP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是正相关关系；贸易总量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关系，这与经济意义相悖，所以将T剔除；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与被解释变量是负相关关系；最后通胀率与人民币境外流通量是负相关关系。最后，人民币国际化外贸微观基础的方程为：2.2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分析.各变量不是平稳序列，但是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即方程体系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建立内生变量为MF、GDP、IR和E，外生变量为C的VAR模型，确定最大滞后阶数为3。在滞后3阶下做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三期中，GDP和IR是MF的格兰杰原因，而E不是MF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对人民币国际化有较强影响，低通货膨胀率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样有较强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并不强。同时，几个变量间也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GDP是IR的格兰杰原因，E是GDP的格兰杰原因，IR也是E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国内生产总值在滞后3阶对通货膨胀率有较大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国内生产总值有很多的影响，而通货膨胀率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有较大影响。三者呈现循环解释关系，也就是说三个变量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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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之间存在三难选择。①如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资本自由流动，实行资本管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前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再选择这种政策组合已不合时宜。要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20世纪90年生的一系列货币金融危机说明，这种政策组合的危害决非货币政策无效这样一个温和的负面影响，固定汇率制度在开放的资本账户下往往伴随着货币冲击和货币危机，从而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使经济时时处于不稳定的威胁之中，从长期来看，我国也不宜选择这种政策组合。要想选择独立货币政策和自由资本流动的政策组合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我国应当选择的一种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必然是我国的现实选择；另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据此，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目标应是浮动汇率制度。
但从国际金融经验来看，汇率急剧变动和不稳定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完善。②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尚欠成熟和完善，人们对金融避险工具的认识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金融监管也比较薄弱。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还缺乏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可见，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实施浮动汇率制度所需要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可能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频繁波动，不仅无助于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还将大大增加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成本。为此，我国采取了较为缓和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另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元的相对稳定性，美元确实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各国货币标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美元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同时欧元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因此，我国政府根据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和美元地位的变化，放弃了钉住美元汇率制度，选择采用了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这可以削弱长期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影响，更好地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二、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特点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不同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和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供求变化并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给大于需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会下跌，人民银行就会买进美元卖出人民币，从而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反之，人民银行会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以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另外，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是由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和美元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套算而得。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升值；反之，如果美元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样会维持不变，而对非美元货币会贬值。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使人民币相对于几种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保持不变的一种汇率制度。为更好地理解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内涵，我们假设人民币货币篮中只有美元和英镑两种货币，W＄。为货币篮中美元的数量，W￡为货币篮中英镑的数量，ER/＄和ER/￡分别表示人民币对美元和英镑的汇率，人民币与美元和英镑的加权平均汇率为ER，则：
ER＝W＄·ER/＄＋W￡·ER/￡
(1)
其中，ER是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所谓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指保持ER不变，即ER为常数E③。
从公式(1)可以看出，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不同，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同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关系同样无关，但篮子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引起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而且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由于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的价格钉住不变，因此，当美元对英镑升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升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贬值；当美元对英镑贬值时，人民币对英镑汇率会贬值，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则会升值。可见，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或贬值的可能性皆有。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
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仅受货币篮中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而且与外汇市场上美元对人民币的供求有关。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下，当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时，人民币对美元应该贬值。但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考虑到外汇市场上存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人民银行可能不是根据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要求，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相反，人民银行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或仅进行小幅度的干预，而听任人民币在市场供求作用下升值。“参考”意味着人民银行有了决定汇率水平的较大灵活性
三、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作用
(一)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有效汇率。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汇率制度，尽管可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但在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因此，美元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波动完全由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波动吸收，从而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较大不稳定。因此，在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名义汇率的稳定，不仅不能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反而可能会造成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更大不稳定。
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汇率制度，因为人民币对货币篮中任何一种货币双边汇率的变动，经过权数(小于1)化后传导给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大大缩小了。例如，在上述以美元和英镑构成的虚拟货币篮中，如果美元在货币篮中的权重是50％，那么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变动10％，只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影响5％。此外，由于货币篮中各种货币的双边汇率的变动，向上的变动与向下的变动对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相互抵消，从而使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相对稳定。可见，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可以有效克服钉住单一美元的弊端，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
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进而引起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会有适度波动。但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正是由于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限定了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的浮动范围，从而使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波幅会较小。由于实际有效汇率是名义有效汇率扣除物价因素后的有效汇率，因此，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保持相对稳定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可见，与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率制度相比，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有助于稳定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
(二)可以有效配置资源
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均衡价格是对供需双方最有利的价格。尽管单纯从供应方看价格愈高愈好，单纯从需求方看价格越低越好；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一定是供需均衡的价格最好，因为它能最优配置资源。人民币汇率也是一种价格，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也是均衡汇率最佳。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相对于均衡汇率)都不利于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相对于均衡汇率)会促进出口，但人民币汇率低估也会提高进口成本，从而不利于进口。我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口大量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人民币汇率低估尽管有助于出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可能会扭曲价格机制，使人民币汇率丧失在资源配中的积极作用，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会减少贸易伙伴国的市场占有份额，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报复，这不仅会抵消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积极效应，而且还会损害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从而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及世界经济带来新的问题。
同样，人民币汇率高估对贸易双方国家也都是不利的。首先，人民币汇率高估会抑制出口。其次，人民币汇率高估尽管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进口，但人民币汇率长期高估也会扭曲价格机制，从而降低外汇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外汇资源的浪费。另外，如果我国出口产品是贸易伙伴国消费者欢迎的商品，那么人民币汇率高估也会损害贸易伙伴国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人民币汇率长期过度高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需求大幅下降，那么贸易伙伴国对我国的出口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下降。
可见，人民币汇率是把双刃剑，人民币汇率低估或高估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人民币均衡汇率也是一个双赢的汇率，对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经济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则本国货币政策将依附于钉住货币国的货币政策。当钉住货币国提高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就必须提高利率，否则就会产生套利，资金就会外流，本币就会贬值，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外币，回购本币，这会减少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上升；反之，当钉住货币国降低利率时，本国中央银行也必须降低利率，否则投机资金就会大量流入境内，冲击国内金融市场，本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增大，为维持钉住汇率制度央行就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即抛出本币，购买外币，这会增加货币供应量，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率下降。同样，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我国继续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么当美国调整货币政策时，我国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一致的调整，否则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将难以为继。
在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是一种加权平均汇率，它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即使我国货币政策与美国货币政策出现了偏离，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仍会保持相对稳定，从而减轻了人民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负担，增强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人民币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相比，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由于允许以人民币表示的一篮子货币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从而使我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独立性。
(四)会增加市场预期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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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外汇市场上可以进行即期交易的币种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欧元，我国的远期外汇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参与的人数较少，没有很好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外汇风险，而且中央银行也很难进行干预，所以，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应该增加外汇的交易品种，完善外汇的期货和远期市场。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国内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工具还比较缺乏，尤其是远期交易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外汇交易较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为了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汇率制度，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险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汇远期交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这对于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
汇率政策要想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就应该有一个灵活的汇率体制与其相适应，利率体制要与汇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汇率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对利率进行市场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环节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由于货币的供应问题所产生的压力。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汇率受到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渐变小，而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作用则不断加强，所以说，汇率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市场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渐进变化，正逐步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同时，它也要求资本项目也应该更加开放，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受到汇率制度的影响。只有在一个较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资本项目的开放才有了保证，而成熟的金融市场就包括外汇市场。汇率制度与外汇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开放的资本项目促进外汇制度的不断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不仅包括了对汇兑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对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汇制度的改革与资本项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外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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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名义汇率与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间的回归分析为进一步说明线性相关程度，建立下的回归模型：Y=α+βXY表示出口额，X表示人民币汇率；即分析各变量的变动间的关系。2010-2012年人民币汇率的月变情况如表3所示。对国有企业出口额度与人民币汇率间的关系通过SPSS17进行分析。通过SPSS17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T检验的ρ值为0.018，小于0.05，可以认为X与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724.01-78.077X，从得出的回归结果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国有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相关性，但相关程度不明显。对外商独资企业出口额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SPSS分析得出的回归。通过SPSS17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T检验的ρ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X与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2955.105-331.533X，从得出的回归结果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外贸出口额增加331.533亿美元。继续对其他企业出口额度与人民币汇率间的关系通过SPSS进行分析，相关数据如表8所示。通过SPSS17分析得出的回归结果如下：T检验的ρ值为0.000小于0.05，可以认为X与Y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回归方程为：Y=3691.038-487.159X，从得出的回归结果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相关性，即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外贸出口额增加487.159亿美元。
（三）人民币汇率与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关系的分析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使得出口贸易额也呈现增加趋势，这种结论与弹性分析理论“若本币汇率上升，即本币对外的比值上升不利于出口”结果不一致，为深层次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与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额的关系，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升值与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率的关系。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出口贸易额增长速度呈现总体下降趋势，说明人民币升值后，尽管出口贸易额短期内呈现增长趋势，但从未来一段时间看，人民币升值必将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负面影响。结论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以人民币汇率和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短期内尚未对出口贸易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但面对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态势，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出口贸易增长一定会受到抑制，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影响程度不同，受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为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第一，国有企业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最小。一是国有企业制度机制完善，对外部发生的变化防御能力强，同时享受财政补助，受外部冲击较小。二是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价格的相对波动对市场份额的影响较弱。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企业受影响较大。一是企业丧失自身的价格优势，削弱了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商品外币价格的上升，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他企业大多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极小，导致原本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受到更大的抑制。二是在现有的汇率条件下，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导致人才匮乏，企业对未来汇率走向预测难度加大，加大企业风险。三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单一，导致客户群过于单一，往往只有一两个客户，客户群不稳定，一旦汇率波动，企业不堪一击。四是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是跨国经营，汇率结算比较频繁，提高了汇率变动导致的结算风险，汇率持续升值给外商独资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大。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下的出口企业发展建议
（一）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企业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降低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导致企业亏损、破产。为提高竞争能力，出口企业应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创造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产品。同时要重点关注产品的质量，使出口产品从价格优势转移到产品质量、品牌效应等非价格优势上，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地位，才能保障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稳中有升。
（二）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人民币升值将导致通货紧缩，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对出口企业的融资和国内需求都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人民币升值从长期来看，必将使我国出口规模收缩。我国出口企业应积极调整战略结构，在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要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刺激国内需求，降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对出口抑制的损失。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单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势必在国际市场的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建立完善能扩大内需的政策，帮助出口企业抵御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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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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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投资的热潮，并且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房地产和股市这两大行业。随着经济长期过热的发展，必然会出现经济“泡沫”，自从股市进入牛市以来，经济中的“泡沫”不断膨胀，趋势增强。07年底，随着股市由牛市逐渐过渡为熊市，资本市场上资金的供给已经大量减少，虚假繁荣实质性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见雪灾对全国南方地区造成大面积的重创，国内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速度加快，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也持续走高。另一方面，美国经济进入疲软发展阶段，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导致了美元，这一国际强势货币不断走软，相对中国07年以来的发展速度来说更是如此。基于经济上的重大压力，美国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声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中国长期以来出口的廉价商品直接导致国内企业竞争力不断减弱和失去市场份额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以美国，日本带头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人民币施加压力，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减少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贸易的顺差，借此方法来减缓国内经济发展的尖锐矛盾。在内外因素的双重压力之下，人民币在对美元的汇率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断加快。
二环境现状分析
1人民币对外升值。
汇率即国与国之间货币折算的比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至06年以来就一直走低，从07年1月份的7.8到现在跌破7为止，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这在人民币升值的历史上属于比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国在出口贸易上一直处于顺差，国际上给人民币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软是造成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相对原因。中国至05年以来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在这之中储备的大部分货币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况的变化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对人民币造成影响。但仅仅从美元的走软这一固定标准来说明人民币币值的绝对上涨是不够的，毕竟一国货币在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再加之任何因素对人民币的实际情况所造成的影响都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人民币而言，导致其升值的主导因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外的。之所以说只从对美元的汇率来说明人民币升值是不客观的，是因为从其他国际货币来说也存在着其他货币对美元汇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欧元。欧元对美元来说是在不断在升值。而人民币对欧元来说却是在贬值。在从汇率看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任何一国汇率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的说明只有参考的价值。尽管人民币在直观的汇率表中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很多。实际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升值只有5%—10%①。
2国内通货现况。
CPI，居民消费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主要由三个方面的指数，包括：居民消费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冲减指数②。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居民消费指数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说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个因素。从07年以来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08年一月CPI上涨7.1%，2月上涨8.7%，3月份也高达8.3%。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经过数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为4.14%③。通过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币值在以将近3.9%的速度对内贬值。而实际上，银行上调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几个季度总结出来的数据为依据的。这说明中央银行上调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随时随地地按照国内CPI的变化一而变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经发生的数据为基础，同时，这些政策无论是在制定还是在影响方面都具有滞后性。所以人民币实际对内贬值的比率还会多出一部分。
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
就具体的经济情况而言，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情况基本上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产资料的稀缺。08年初全国大范围的雪灾是造成资源严重稀缺的一个直接原因。一方面这次雪灾造成雪灾地区农产品大幅度减产，全国范围内的农产品供不应求，直接推动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围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用于修复这些工程所需要的钢材、木材等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涨，也拉动了第二产业生产成原料的紧张，由供求理论可知，企业的生产成本必然会随着资源的紧张而上涨。再加上交通运输的基本设施大面积瘫痪，在国内就出现了最需要物资的地方迟迟得不到供给的情况，在当地市场供给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些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就出现了暴涨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同时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国际方面，世界出口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农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减少。这就造成了国际上基础农产品的供给不足，同时也制约了中国市场对进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国内农产品稀缺，价格上涨。
2）国内货币流通量过剩。中国长期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经济正在高速发展的国家，引进外资无疑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大量资金的注入。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个市场上流动的货币量也大大增加。这的确促进了国内经济的繁荣，但同时，社会生产力总的生产速度并没有比货币增加的速度快。这就使得人民币的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总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币在有效市场上的流通量过大，直接导致对内贬值，通货膨胀速度加快。
三结论
比较分析人民币币值的实际情况。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因此不足以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状况。在国际上，6%以上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普遍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范围。中国07年最后一季的CPI为6.63%，08年第一季的CPI为8.03%。这虽然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难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并未恶化得那么快。理论上而言，本国货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的现象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如果上升的这一部分币值足以抵消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则通货膨胀不会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据统计资料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实际贡献，在半年内只有0.2—0.4个百分点（1）。如果说升值对抑制通货的作用是滞后的，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并未看到经济过热能被市场的自动调节所压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过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打压经济过热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而并未对经济的过热起促进作用。根据经济数据的比较分析可知，国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实际比调查的结果更高。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实际上人民币实在贬值的。
四国家应采取的措施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时期，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同时，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的确应该在政策方面适当的参与经济的管理，以继续压制现阶段的经济出现过度的“泡沫”。
第一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银行和国债这两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场上过度流通的货币。通过银行提高再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国际上公认了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资者的融资成本，进而从投资的源头对货币总量进行调节；后者则作用于货币的乘数效应上，通过减少货币扩张的乘数来平衡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的关系。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回笼流通中的货币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运用税收和价格控制手段。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财富的再分配和引导社会向公平化发展。对金融行业的从紧税收政策则有收缩和稳定投资过热的作用。价格是直接反映出来的对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对社会的稳定必然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价格的变化也应该尊循市场客观的发展规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导和市场发展的过程之中的这个平衡点，经济才能够又好又稳定的发展。
第三对资本市场实行大力监督。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和退出这一投机行为。引进外资无疑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外资本对本国的经济贡献率不容忽视，无论在就业率方面或是在资金筹备方面的促进作用都是相当大的。中国目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外资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不能过度依靠外来资本。尤其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投机的外来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某些行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在这么多压制经济过热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门也应该看到这所有的经济政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滞后作用，并且一种措施的出台会引起市场经济关系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同时也要预见到通货膨胀之后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的情况并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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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殊不知这样一个工作，最终探求到的仍然是一个相对价值。因为，获得同样的未来收益，但选择的评价基准不同（折现率），股票价值迥异。
有意思的是，我们往往在股市低迷时，不自然地会去探求股市的绝对价值；而当股市非常活跃时，又浑然不知价值为何物，简单进行相对比较后判断是否被低估。于是，我们会大量听到，所谓某类企业在国外市盈率如何，国内才如何，因此，必涨云云。
既然股票不存在所谓绝对价值，永远生活在"参照系"中，那么，分析判断股市的大体趋势，更多时候需要研究股市的参照系变化情况。总体而言，股市参照系主要有三：一是国外资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审视和定位中国经济及各类资产，决定着国际资本投资国内的规模和趋势。二是资本如何审视实物投资与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风险水平。当预期实物投资市场收益水平趋于下降，风险趋于上升时，资本往往需要向虚拟市场转向。三是资本如何审视股票、债券等具体金融品种的预期收益风险水平，决定着资本在股票和债券之间的配置比例。
如上参照系几乎都发出了利好股市的信号。简单看来，人民币升值吸引国际资本；国家宏观调控及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弱化实物投资（主要是房地产）对资金的吸引力；利率上调趋势的确立可能导致资本从债券市场析出。
行情推动力量是人民币升值
笔者研究金融史发现，波澜壮阔的牛市，往往产生于技术革命，或者因本币升值等因素提振国民自信心、自豪感，并吸引国际资本之时。尽管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倡导自主创新，然而，技术创新断非朝夕，缺乏创新土壤，就很难产生系统性的技术革命。换言之，技术革命很难在当前成为推升股市大牛市的基础。
相反，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则可能助推并演绎一轮比较大的牛市。以境外情况观之，1985~1989年之间，亚太区货币大幅升值，股市相应狂飙，台币升值56%，股指上涨1380%；韩元升值22%，股指上涨626%；日元升值77%，股指上涨224%；新加坡元升值20%，股指上涨91%。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本轮行情上涨的基本背景已经不是股改因素，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估值因素。截至目前，G股、准G股无论数量，还是市值均已超过60%。而从企业效益对估值的影响看，全部A股2005年年报、2006年一季度季报显示，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分别下降1.4%和13.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下降7.8%和19%。
在笔者看来，本轮行情上涨的主因在人民币升值。早期地产股、银行股大幅上涨就是明证。从资金角度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推动股指上涨的资金来源，显然不是国内基金，也绝非券商，这些机构在本轮上涨之前并没有足够的闲余资金；真正的资金力量可能来源于国际资本，在这些资本的诱导下，国内私募资金、普通投资者，以及国内基金蜂拥而上。
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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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货币供应量增加
首先，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储备激增是造成货币供应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我国国际收支长期存在“双顺差”，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而且我国已将经常项目强制结汇制改为意愿结汇制，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本外币正利差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将外汇结汇的意愿有所增强，从银行购买外汇的意愿总体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外汇占款逐年增加，由2001年12月17856.43亿元增长到2013年12月为286303.83亿元，涨幅达15%，所以我国被动地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其次，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推动作用是另一个原因。考虑到市场主体心理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持续而明显的人民币升值作出继续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升值以及升值预期的强化将导致国际资本不断涌入我国，从而人民币货币供应量被动增加。最后，信贷膨胀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据有关数据显示,自雷曼倒闭以来,我国的信贷规模从9万亿美元升至23万亿美元,在短短5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信贷占GDP比值在5年间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该比值约为40%。信贷规模的急速膨胀转变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而推动物价上涨。
2.2输入型通货膨胀
首先,美元贬值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近几年来，美国四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因超发而逐渐贬值。众所周知，目前，美元在国际上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美元的贬值使得以美元标价的国际商品价格上涨，进而使我国的进口成本增加，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其次，通过成本传导途径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目前已成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据海关总署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大豆进口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12年进口量相比2004年增长189%。2011年，国内大豆产量仅为1449万吨，大豆对外依存度达到80%。”可见，我国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豆的进口大国，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及主要粮食品种等大宗商品价格攀升，增加了我国进口这些商品的成本，这些增加的成本通过产业链的下延，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2.3劳动力成本增加
CPI上行的推动因素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食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上涨，我们在开篇即提到了：从2006年起,食品价格指数逐年涨幅为2.3%、12.3%、14.3%、0.7%、7.2%、11.8%、4.8%，其中多次破“十”。而粮食价格上行的本质是劳动力成本的持续增加。2011年5月8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2004年以后出现的民工荒是农村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越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化造成劳动力成本持续增加，最终推动物价上升，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