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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评比体系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WEF认为，用于评价国家竞争力的方法必然要与时俱进，应把关于驱动竞争力和增长要素的最新思考纳入指标计算。多年来，WEF为反映经济全球化带来发展要素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地更新测度国家竞争力的方法。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总体竞争力排名，在去年首次应用了哥伦比亚大学萨拉・伊・马丁教授于2004年设计的“全球竞争力指数”（简称GCI），今年又对此进行了重大变更，主要包括自身模型体系的调整、评比对象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修正、问卷调查指标处理方法的改进。为了具有可比性，在今年的评比结果中，也对去年的GCI进行了重新计算和排名。
人们或许还会记得，在去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榜中，我国的位次是第54，而按今年新修订的方法重新计算之后，这个数字则变更为第35。由此可见，今年评比指标体系调整对我国的总排名影响很大：致使我国的总体排名大幅前移，出现在排名榜的第一集团（前三分之一）之列。本人以为，从经济生活的经验来看，这种移位更为接近实际情况；而且对我国自身与上年的纵向对比分析，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影响。
（一）模型结构的调整
今年的GCI 以12个支柱为基础，由3个大类项目（被称为“子指数”）、12个子项目（被称为“支柱”），共113个指标组成。与上年相比最重大的变化是，通过分拆和新增两种形式，把支柱项目由9个扩展成12个，依次是：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 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成熟、技术环境, 市场规模、商务成熟性、创新。
分拆“市场效率”支柱。去年的“市场效率”是一个包罗32个指标的最大支柱，如今被拆分为商品，劳动、金融市场三个并列的支柱，用以更好评价市场效率的不同方面。在我国，这三个方面市场的发展并非均衡。相比之下，金融市场较为落后，劳动市场存在某些优势，商品市场也有个别亮点，在评比指标上的表现差异很大。原来的综合计算，相当于综合平衡了这些过大的差异，势必会产生因特别落后方面牵扯而拖后排名的结果；在三方独立计算之后，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在三类市场中的强弱状况，对于总体排名的评比结果，会比加总计算的方法趋好。
增加“市场规模”支柱。“市场规模”在去年只是市场效率支柱中的一个内容，今年被升级成一个支柱项目，包括国内市场规模、国外市场规模两个数据指标。由于我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具有特别优势，市场规模被当作支柱项目计算后，势必会因优势的张扬而推进排名大幅向前。
（二）发展阶段的落实
今年的评比仍然采用将所有参评经济体归入不同发展阶段、使用不同系数评价的方式：即根据人均GDP（以美元计算）的数额划分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不同发展阶段，加之其间的过渡阶段，共计5个发展阶段。
有所改变的，一是在为各参评经济体定位发展阶段时，今年采用的是过去3年人均GDP的统计数据、代替了往年对过去30年的评估值，使得定位趋于准确。二是重新调整了子类指数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权重，来计算最后得分。由于我国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人均GDP随之上升，今年改用近3年的数据定位发展阶段，把我国从原来的“要素驱动阶段”调整到“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的过渡阶段，计算总排名的系数随之变化，即增加了包括市场规模在内的效率提升子类指标对总体排名的贡献，这也是导致总排名前移的原因之一。
（三）指标处理的改良
今年WEF共使用了79个调查指标，由回收各参评经济体的11000多份企业家问卷调查中获得，其中我国提交390份。对于这些调查变量的处理，今年采取了“移动平均”新方法：将2007和2006两年调查的结果一起使用、并赋予2007年样本1.5倍的权重。
问卷数据处理方法的改变，对于我国的评比影响可能是双向的。正面的是，有利于纠正我国问卷调查中的年度偏差。由于问卷的数量对于我们这样大国来说显少，为了兼顾地区发展和产业抽样的要求，我们在被调查企业家的选择上，大多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从而能够连年答卷的企业家概率很低。从这种意义上看，新的问卷数据处理方法，有助于中和我国主观评价标准上的偏差。负面的是，不利于及时反映变化的情况。由于当前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发展最快大国，在许多方面年度间的变化颇为显著，新的问卷处理方法继续使用上年的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延迟反映当年的变动情况。至于正面和负面各自的影响程度，显然无法度量，所以可暂且认为影响中性。
除此之外，今年在评比指标的舍取上也有些许改良，如取消了实际汇率（RER）指标，增加了一些变量和硬指标，使用较好的可得数据替代以往的估值。这对我国及时反映现实情况是有利的，其理由同上。
二、我国竞争力的排名分析
我国本年度的竞争力总排名居第34位，按与上年的可比口径上升1位。各子指数类和支柱项下的具体排名情况见表1。
总体而言，我国在全球竞争力评比中所显现出的强势，首先是市场规模（第2），包括国内国外的大规模市场，可为各类企业获得经济效益提供广阔空间；其次是宏观经济稳定（第7）,尤其在政府债务管控，高国民储蓄率、低通货膨胀率3个方面表现良好。竞争力的弱势，主要体现在金融市场、高等教育和培训、公共和私人的制度质量三个领域。
（一）总体竞争力结构
就三类子指数情况看，基本条件、效率提升、创新因素子的排名依次为第44、45、50，全部落后于总排名、且与总排名相距有10个位次之多；但是三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与上年相比，只效率提升类进步，其他两项则退后。按照该项评比对于各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分类，我国处于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的过渡阶段，三类子指数在总排名中的各自权重依次在60―40％、35―50％、5―10％之间。可见，效率提升类子指数对今年总排名进步一个位次发挥了正面的作用。
从12个支柱看，最高排名第2、最低排名第118位，表现出极大的差距。与总排名对比可见，市场规模、宏观经济两个支柱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其第2和第7的排名极大支持了总排名的地位；而其余的10个项目，却全都或多或少地拖累了总排名。其中，位列第118的金融市场成熟性是最大拖后项；其次数高等教育和培训、制度、技术环境这3个名列70开外支柱项，也大大拉了总排名的后腿。对比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18个经济体平均水平，我国只有金融市场成熟性一项明显落后，制度、高等教育和培训两项与平均水平等同，其余8项都高于平均水平，除了两个特别优势项目之外，接下来要数基础设施、创新这两项。
（二）与上年比较情况
表面看来，两年参评经济体的数目不同，会直接影响可比性。但是，由于今年新增的参评经济体的总排名、以及绝大多数的评价指标全都排在我国之后，完全可以允许我们在比较中忽略这一因素。
从三类子指数看，效率提升表现出了较大进步，排名上升3位、得分同时长进。基本条件则处于退步状态，排名下降2位、得分也略有下降。创新因素的排名下降5位、得分却有上升，意味着虽然我国的情况有所改进，但却落后于其他经济体的进步速度。
从12个支柱项目的情况看，在得分上普遍有增加，表明自我状况的进步；在排名中有4个项目上升、5个下降、3个保持，表明相对情况不容乐观。在下降的5个项目中，只有宏观经济是排名和得分同时下降的，分别退后4位和降低0.19分，该项目是我国的一贯优势，因而较多下降的情况值得关注；此外的4个排名退后项目在得分上都是略有提高的，包括高等教育和培训、技术环境各退步4位，制度退2位、劳动市场效率退1位，表明自身虽然有进步，但是还不同程度地落后于他人的前进步伐。在进步的4个项目中，商品市场效率进步2位，金融市场效率、商业成熟性各进步1位；比较特别的是健康和初等教育项目，排名大幅提升了24位、得分却下降了0.19，这种现象的确耐人寻味。经过比对排名表的整体数据可以发现，该项目两个年度的排名第1者也相差有0.4得分。或许应该这样说，健康和初等教育的国际总体水平在下降，我国虽然得分有降，其降幅却比整体下降的水平要强许多。此外，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创新3个项目，不仅保持了上年的排名，且得分还有上升，是好的信号。
（三）商业竞争力评比
今年，WEF继续了历年都有的辅评比――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主持的商业竞争力指数（简称BCI）。BCI的评比体系未变，仍包括原有的公司运营与战略、经济体商业环境质量两个子指数。只在评比方法上有所改进，同时更新了往年的数据、使之具有可比性，但在比较使用中还需注意历年参评经济体数量不同的情况。（详见表2）
我国的BCI排名在第57、比去年进步2位。这是自2003 以来的首次改善。其中，公司运营与战略、国家商业环境质量两个子项排名分列第57、54位，也都比上年有进步。
三、我国竞争力的优劣势分析
与往年不同，《全球竞争力报告2007―2008》没有对本年度竞争力评比要点及其世界形势做出综述，所有的分析都体现在由两位教授分别主持的研究报告“全球竞争力指数：测度国家的生产潜能”，“繁荣的微观经济基础：来自商业竞争力的调查指数”之中。其中，也缺少对我国的特别关注，除了简单介绍之外，并未对我国情况做出更多的评论或是提出建议。
两位教授关于竞争力评比的表述意味深长。马丁教授提到，全球竞争力指数，是一个能够用来识别国家竞争实力和妨碍经济进步障碍的工具。波特教授指出，竞争力是马拉松，不是短跑；我们的目标是要促进使各国创造繁荣的长期政策变化，并非仅是告知它出发的位置。由此可见，我们看待国家竞争力的测评结果，不仅要看清排名，更要注重识别自身以及他人的竞争优势和弱点、全球经济中的显著趋势，进而加深对经济成功发展的理解与借鉴。
（一）反映优劣势的主要指标
表3包括了今年竞争力评比的全部110个指标。由于有个别指标被分拆使用，表中的指标数量略少于WEF报告的113个计算指标。
WEF评比所明确标示出属于我国竞争优势的指标共计16个，即排名在第33位之前的指标。其中，数据指标7个、问卷指标9个；位于前10名的有6个，依次为：国外市场规模（排名第1），国内市场规模、运输里程（都是第2），国民储蓄率、通货膨胀率（并列第7），农业政策成本（第8）；另外的10个优势指标是：薪酬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第15）、政府采购促进技术创新（23）、政府债务水平（24）、爱滋病毒流行指标（25）、研发活动中企业与国内的大学研究合作（25）、就业率指标（26）、女性劳动力所占比例（27）、产业簇群发展状况（29）、企业R&D支出（32）、铁路发达高效（33）。总括说来，我国市场规模属于无与伦比的禀赋优势，应当充分有效利用；宏观环境是我国已保有多年的优势，但当前正面临压力与考验，需要政府着力把握适应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方向与力度，避免竞争力的继续下落并争取向好；创新领域的优势正在积累之中，特别是在当前已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有利情况下，有望取得进步。
同优势相比之下，我国的竞争力劣势指标明显过多，排名在倒数33位（第98以后）之中的指标17个，其中排名在第110位之后的就有9个。特别是金融市场方面的表现最差，该项下共有9个指标，其中5个都排在第100位开外；最好的是投资者保护数据指标。也仅排第65位；而最差是关于银行资产状况的问卷调查指标，则落到了整个排名表的倒数第4（第128位）。结合实际情况看，金融领域的确是我国当前需要高度关注的领域，仅就评比所反映的的情况而言，除了银行资产的安全性之外，资本流动受限、证券交易监管不到位、获得贷款困难、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低等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教育领域也是重点，包括扩大教育投入、提高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管理院校的质量等问题，应当着眼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统筹安排。在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若干需要抓紧改进的问题，其中一方面涉及政府体制改革和自身建设，另一方面涉及企业体制的改革和建设，包括提高企业董事会的效能、保护小股东利益、严格财务的审计标准和报告标准、强化商业道德，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司法独立性，继续有效打击腐败。
（二）制约商务活动的主要障碍
篇2
在谈到亚洲金融中心时，报告称该组织2005年发表的报告认为，亚洲各金融中心之间没有明显领先者，而此次最新的分析却显示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
该报告以人力资源、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和综合竞争力为评比指标，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
人力资源是指该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推动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教育环境。商业环境则侧重于监管、税收环境、腐败程度、经济自由度和商业环境是否宽松。而该调查将监管视为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市场准入则指该金融中心的证券化程度，股票、债券的交易数量，以及城市中为金融领域服务的公司的数量。基础设施衡量的是该城市中建筑物租金和是否有足够的办公面积。综合竞争力则考量的是一个城市的生活条件。
据BBC报道，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由英国的Z／Yen调查公司为伦敦金融城统计制作，每两年公布一次，对全球46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所具备的竞争力加以比较和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是根据对全球金融服务业决策层人士进行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结合47个有关竞争力的不同指数，综合计算分析得出。
排名目的
推出这个指数的日的是展示金融中心之间相对竞争力的变化，以助了解金融中心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零开始建设一个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比如沙特的迪拜)是否可能；以及随着区域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斯耐德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数凸显了两个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和新加坡――在竞争力上远远超过伦敦以外的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城市。”
伦敦金融城2005年的金融中心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当时亚洲几个金融市场之间没有明确的高低之分，而今年的调查则清楚表明，香港不单超越新加坡，还遥遥领先包括东京在内的其它亚洲金融中心。香港被认为正在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东京仅排名第9。
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受访者认为香港最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报告认为，香港拥有严格的监管以及经验丰富的金融人才，而且已经成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只要亚洲金融市场不再出现较大的波动，香港是成为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最有力竞争者。报告称，由于在人才、市场监管及企业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作为中国经济“龙头”的上海，与排名第9位的东京，从各项指标来看，目前都无法跟香港比。
根据调查报告，成功的金融中心扮演了五个角色中至少一个：
全球金融中心，目前只有伦敦和纽约够这个资格；
国际金融中心，比如香港，承担了大量跨国交易活动；
特色金融中心，在某个领域独霸鳌头，比如苏黎世的私营银行业是世界第一：
全国金融中心，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服务中心，比如上海；
区域金融中心，承担了国内一个地区的主要金融业务，比如芝加哥既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一个地区金融中心。
伦敦和纽约扮演了全部五种角色，但伦敦在五项竞争力指标上都超过了纽约。
竞争力要素改变
今年的调查结果表明，金融界要人对构成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要素的看法跟两年前不同。2005年，在《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对竞争力调查报告》中，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才和技术是整体竞争力的首要因素，而这次的调查显示，人们的关注焦点已经转移到监管政策和税务环境。
篇3
一份报告给了我们答案：2011年7月，“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表了题为“大西洋世纪”的分析研究报告，对全球40个国家和若干国际经济体的全球创新型竞争力依据特定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排序，并作了深入的对比研究。
其实早在两年前，ITIF就了第一版关于全球创新型竞争力的报告，并且认为美国正在快速地失去其在创新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地位。这个报告一度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重要官员、公司高层和记者都引用报告的结论，呼吁政府采取新的策略应对创新能力的竞争。
而最近的升级版报告，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国家(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土耳其)，并且将美国各州作为独立个体加入了排名比较。当然，这些细节改进都没能改变美国和欧洲在全球创新能力竞争中的尴尬地位。
美欧已失去优势?
根据该报告的排序，在“创新型全球竞争力”方面排在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芬兰、瑞典、美国、韩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美国居然不是排名第一的国家!其实，这个超级大国自从2000年以后就失去了创新型竞争力第一的宝座。比较2009年的第一版和现在的升级版，我们惊讶地发现，美国和欧盟原15国的总排名竟然一直都没有改变，仍然是第4位和第8位。居于G7集团中的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则分别名列第14、16、7和30位。
中国在总排名中位列第34名，排在智利与塞浦路斯之间，而另外两个东亚国家――韩国和日本则表现抢眼，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11位。其他金砖国家的总排名分别是：俄罗斯第29位，巴西第38位，南非第41位和印度第43位。
美在创新进步方面一直垫底
报告对1999年～2011年间各国在创新型竞争力总分的增长也做了排序。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在1999年至今的创新进步中排名第一。排在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韩国、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
令人吃惊的是，常年占据各种实力排行榜榜首的美国，在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方面居然排名倒数第二，仅仅超过垫底的意大利。而在2009年的报告中，美国则在40多个国家中被排到了最后一名。G7其他各国的排名也都靠后，法国居第37位、英国居第24位、德国居第38位、加拿大居第34位。欧盟原15国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仅排名第36位，落后于20个其他的欧洲国家，甚至落后于“金砖四国”。美国和传统欧洲强国在全球竞争力比赛中，失去了一贯的优势。
美国九州实力仍不可小觑
鉴于美国内部各州的发展水平不一，ITIF将美国各州作为独立的个体加入到了世界43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于是，我们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在7个衡量指标中，美国的9个最具竞争力的州仍然领跑全球创新型竞争力，马萨诸塞州名列第一，就算是资质最差的密西西比州，也处于世界的中等水平。
东欧和东南亚进步最大
全球有两块地方的创新竞争力成长得最快，那就是东欧和东南亚。
虽然欧洲10国的总排名仍然落后于美国和欧洲15国，甚至整体分数还不及美国的六成，但是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和拉脱维亚这5个东欧国家，已经位列进步排名的前十了。
亚洲国家也进步迅猛，中国和韩国占据了排名的前两位，新加坡也排在了第8位。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进步空间明显大于发达国家，也较容易取得快速进步，但是一些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惊人的进步速度，例如，韩国、日本、奥地利和加拿大。
美欧急需抱团
前有发达国家纷纷超越，后有发展中国家穷追不舍，ITIF认为美国和欧洲不能再固步自封了，而应该进行积极的改变。
该报告认为，要重新取得创新竞争力的优势意味着，对外，美国和欧洲必须组成一个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对抗所谓的创新重商主义；对内，美国和欧洲则必须采取支持创新、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政策。
篇4
蓝皮书指出，国家竞争力是一国实力的综合体现，不仅包括经济总量，还包括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等多个方面；科技、人才、教育、文化等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中国如果继续提升自身的规模竞争力，不仅要扩大数量，还要从结构和效率上下工夫，加快经济转型。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并非靠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来获得，而是靠消耗资源和扩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产业膨胀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必须立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找提升结构竞争力的有效方式。目前中国的整体效率竞争力处于世界中游偏下的水平。在创新竞争力方面，日本、韩国远远领先中国。中国应向日、韩两国学习，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不断提高创新能力。
在人力资源总量上，中国依靠人口众多的优势，在G20国家中排名稳居第1位，并远远领先其他国家。这得益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但更能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却连续五年排在第18位，指数值仅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0，差距非常大。人力资源素质指数反映了本科学历以上、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所占的比重。2004―2008年，美国、日本一直高居人力资本构成指数的冠亚军，加拿大由第4位上升至第3位，也有较强竞争力。这说明中国人力资源总量虽大，但是拥有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很低，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在教育与健康方面，蓝皮书也指出，我国的教育与健康指数在2008年为0.453，在G20中排名第14名，较2004年提升了2位，进步比较明显，但与欧盟国家的差距依然十分巨大。中国在高等教育入学率、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和获得改善的卫生设施比例这些指标上都表现出较大的劣势，与中国大国地位不相符合。尤其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指数一直排在第4位，仅次于欧盟、美国和日本，但指数值却不及欧盟的1/10，也只有美国的1/3，差距很大。世界著名高校主要集中于欧洲、美国，欧盟作为整体优势非常大，其他国家在这一指标上与欧盟差距都很大。中国虽然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大国，高校数量众多，但整体水平并不高，尤其是缺乏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在金融体系方面，蓝皮书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最完善的前三个国家是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其次是英国和德国。中国排在第12位，排名靠后，但近五年来中国的排名在不断上升，2004年和2005年均位于第18名，2007年上升到第11名。虽然进步较快，但金融体系指数依然较低，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另外，中国的存贷利率比其他国家要高，说明我国银行业利润率较高，有利于金融业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方面，蓝皮书认为，2008年中国的科学技术指数在G20国家中排名中处于第6位，落后于美国、日本、欧盟、德国和韩国，但指数值却不及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从2004年的第10名稳步上升到2008年的第6名，指数值也不断上升，这说明中国的科技水平在近五年来不断提高。著名研究机构数量排名中前三位依次是美国、法国和德国，中国一直处在第7名。美国著名科研机构数量最多，达到329个，中国为61个。作为高科技发展的重要工具和体现――超级计算机拥有量排名中，中国排在第7名，低于美国、欧盟、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2008年，中国在超级计算机500强中拥有的数量为15台，排名第一的美国290台。
在文化艺术竞争力方面，蓝皮书认为，2004―2008年，欧盟、日本、美国的文化竞争力稳居前三甲。中国由第5名上升到第4名，略高于英国和德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是欧盟，达到284处，其次为意大利（44处），中国（38处）居G20中的第3位。蓝皮书预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强，将来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强国。
为提升竞争力，蓝皮书建议中国采取“梯次追赶战略”，具体而言，梯次追赶战略就是高端引领、重点跨越、规模竞争、多层合作、国家营销、内外互动、制度创新。高端引领就是大力发展高端产业，提升本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位置。既可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来引入国外高端产业，也可以依靠技术创新或产业融合催生高端产业。既要保证传统产业优势和就业渠道，又要避免因“腾笼换鸟”而出现的产业断档和真空状态。重点跨越就是要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七大战略性产业，利用这些制高点带动中国的整体发展。自2009年以来，中国已有14个省份迈入万亿俱乐部。这标志着中国以一省之力与他国竞争力的时代正在到来。中国应以规模优势掌握全球战略的动态制胜点，影响区域和全球市场。
蓝皮书希望到2020年，中国成为综合强大、关键一流、整体中上的先进国家；到2030年，中国综合国家竞争力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到205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复旦大学：中国竞争力指数排名世界第二
篇5
20世纪70年代末,白宫和参议院要求美国技术评价局研究美国竞争力。1980年,美国劳动部经济研究办公室提交了《关于美国竞争力的总统报告》,第一份正式的国家竞争力报告。
1985年,美国总统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提交了其第一份国家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新现实》,比较全面地分析和研究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随后 于1988年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
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提交给国会1份研究报告《未雨绸缪—开创美国经济的光明未来》从下述4方面提出改革建议及相应的行动措施:
第一:培养1万名教师和1000万学生以及大幅度提升K－12年级的科学和数学教育来增强美国的人才库。
第二:通过科学和工程研究播撒种子,以保持和加强国家致力于长期基础研究的传统,从而保持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新创意的持续产生。
第三:在科学和工程高等教育方面拥有最杰出、最聪慧的学生,从而使美国成为从事学习和研究的最具吸引力的场所,继而培养,征募并留住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国最杰出最聪慧的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
第四:鼓励创新及良好的投资环境,以确保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地方,并通过使专利体制现代化,重组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及确保宽带接入,来创设基于创新的高收入工作。
英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研究理事会1983年开始陆续组织了20多个项目研究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贸易与产业部1992年开始每年提出数量不等的竞争力研究报告,如1995年的《竞争力:帮助小企业》报告。
法国研计部1992年推出《法国:全球竞争中的业绩选择》报告,德国经济部1993年《联邦政府关于保证未来德国经济的报告》,葡萄牙竞争力论坛1995年提出了《葡萄牙经济竞争力报告》。其特点如下:
①争力分析越来越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成为政府部门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成立专门机构分析竞争力;
②竞争力分析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③竞争力分析既包括对过去的判断和未来趋势的预测,还包括提出未来的战略选择。
1.2 国内关于竞争力研究现状
我国在1997年3月由原国家体改委体制改革研究院、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及中国人民大学联合组成中国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运用《世界竞争力报告》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1997年出版了《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1996)》。
该告用381个指标,分析评价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涉及宏观经济、工业、科技、企业管理、金融体系、政府管理等方面。之后,2年1个主题报告。1999年推出了科技竞争力主题研究报告,探讨科技竞争力与其它七大指标之间的关系,出经济活力、工业效能、财政能力、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对外经济活动活力、创新能力、国家干预8方面因素及其评价指标,比较研究了亚太15国(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在科技领域,我国近年来逐渐开展以文献计量为主的学科发展态势与竞争力分析。主要用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分析方法探讨世界科学发展态势,分析我国的优势领域,包括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的位置,中国在世界科学中相对优劣势的国际比较等内容,为科技决策者提供可资参考的世界科学景图。
2 科技竞争力创新的内涵动态变化
《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1996):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科研机构的科技竞争力,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立足科研机构的职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活动,产生出有助于知识增长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从分析科研机构与国家创新系统的关系入手,研究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变化,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作用。综合分析了科研机构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界定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内涵,从科技创新价值链的视角,构建了国立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5维要素研究与分析框架体系三层结构。简要分析了影响国立科研机构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与展望。
在知识经济主导的世界下,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主体,分析现有典型竞争力评价中涉及科研方面的指标,有助于构建科研竞争力的评价模型。目前竞争力评价中关于科技方面的指标,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科技人才:人才是科技竞争的根本,也是一个机构具有竞争能力的潜在优势,各种科技竞争力评价都把人才作为竞争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2)投入:投入包括经费、设备基础设施等,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力基础条件不断改善;
(3)产出与影响:包括论文、专利、高技术进出口、高技术制造业等这是机构竞争力的外显因素,其发现的新知识与掌握的新技术越多,其在同类机构中的影响就越大,也就更容易吸引到高水平的人才和投资,因而其竞争力也就越强。
定量分析是手段,服务于作出判断和得出结论。利用情报分析和数理分析工具,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表现各种现象之间深层次的关系,或发现从表面(或从定性分析方法)上难以发现的联系和规律，有助于展现其他情况下可能被忽视的研究重点。得供有关某一学科领域中与各种科研活动相关的事实数据和相对全面的概貌。
3 研究与分析科技竞争力研究方法
如何系统性设计出将评估体系与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使命及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建立联系的评价科技竞争力的模型与研究和分析指标体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3.1 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研究与分析体系构建
(1)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2)研究与分析体系构建。
(3)影响科研机构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分析。
①战略定位与研究方向选择。
②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和跨学科团队协作。
③保障研究开发经费的支持力度。
④创新环境。
3.2 国家创新系统的内涵与动态变化
《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1996):创新是由不同参与者和机构的共同体大量互动作用的结果,把这些看成一个整体就称作国家创新体系。……从本质上看,创新系统是由于存在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在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
OECD在《管理国家创新系统》(1999)将国家创新系统强调政策制定者促进国家的科技进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的政策分析工具 ……,“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机构内部相互联系在一起,来创造、存储和传递知识、技能和产生新技术产品的系统。”
科研机构的科技竞争力,是指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立足国立科研机构的职能,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等活动,产生出有助于知识增长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成果的能力。
3.3 WEF对竞争力理论评价
WEF在1996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定义竞争力为一国或地区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增长的能力,并设计了下述国际竞争力指数:
(1)经济增长指数——结合初始收入和竞争力水平来进行的计算和排名;
(2)市场增长指数——国增长指数与其GDP全球份额的乘积(1998年调整为一国增长指数和其GDP绝对规模的乘积)与全球经济增长之比构成,它将各国经济增长和其经济规模相结合,反映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份额。
进行竞争力评价所依据的理论是多方面的,是在不断创新和变化的。设计和评价国际竞争力指数,主要依据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强调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主要通过开放程度、政府、金融、基础设施、技术、管理、劳动、法规制度。1998年以后增加了波特关于竞争力和环境方面的理论。例如设计经济增长指数基于以下认识:
一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由三个因素决定:①竞争力指数;②初始GDP人均水平;③不可预见的偶然事件。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既与综合竞争力水平有关,又与一国的初始人均收入相关,往往穷国比富国更倾向于获得快速经济增长。因此,以人均GDP定义的竞争力评价,既要评价其环境因素,也要评价其增长因素。
参考文献:
篇6
全球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部2008年底了一份《2007年全球都市化展望报告》。报告预测，到2008年年底，城市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一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居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居住在农村的人口。
经济和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目前全球的城市人口一半在亚洲，16％在欧洲，但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非洲。预计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将有54％生活在亚洲，非洲所占比例将上升到19％。届时，全球城市人口还将再翻一番，由目前的33亿骤增到64亿人，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亚洲增长18亿、非洲增长9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2亿。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农村人口不仅在比例上会下降，绝对数量也将减少。2050年全球农村人口将只有28亿，今年为34亿。
报告称，现在全世界共有l 9个超级大都市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亚洲11个、拉美4个、北美2个，欧洲和非洲各1个。但目前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仍然居住在人口总数不超过50万的中小城市，今后的发展趋势仍不会改变这一分布格局。
(摘自4月13日《农民日报》记者何洪泽)
中国内地千万富翁约30万人
招 文
招商银行和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联合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
报告称，中国私人财富市场潜力巨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依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估计至今年底，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将达到32万人，同比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同比增长7％。
千万富翁资产总额8.8万亿
报告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正在逐年扩大。2008年，中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约30万人，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也接近1万人。从地域上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5个省市的千万富翁人数超过2万人。在这5省市中，广东位列第一，至2008年末已达到4.6万人。占全国15％，上海、北京分列二、三位。还有6个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处于1万一2万人之间，分别为山东、辽宁、河北、福建、四川、河南；其余省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少于1万人。
报告称，2008年中国千万富翁共持有8.8万亿元的可投资资产，这相当于中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其中，超高净值人群的个人财富总量达到1.4万亿元，在高净值人群内部财富占比达到16％。报告预计，至2009年底中国千万富翁人群将达到32万人，增长6％；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超过9万亿元，同比增长7％。
(摘自4月10日《中华工商时报》)
篇7
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天平
自1971年创立以来，世界经济论坛在每年的9月28日左右，都会公布全球经济体的竞争力排名，对很多国家和经济实体进行综合的经济评价，包括优势和劣势两方面，以找到各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点。最新出炉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报告覆盖了全球125个经济体，有超过11000名的商界、企业界高级主管接受了问卷调查，中国排名54位。
随着科学技术对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水平的重要作用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已经初现端倪。全球竞争力报告经历多次评价体系的变革，但2000年的变革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开始强调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创造力对于经济成长竞争力的影响。
可以说，随着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创新与竞争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权重越来越高，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全新尺度。
在最近的参考体系中，虽然竞争力排名用到的指标有100多种，但创新水平已经成为衡量竞争力的三大方向之一。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兼论坛全球竞争力项目主任洛佩斯・克拉罗斯指出，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科技差距也很大，因此现代化的进程必须要继续。
中国的创新地位
以全球为视角，创新能力是尺度，全球各国的竞争力将在创新这一语境中重新排队。
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经济增长与竞争实力的飞跃之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如中东产油国家；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如一些拉美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而这类国家被称为创新型国家。
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瑞士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一般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30%以下。此外，这些国家所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数量的绝大多数。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处于中等水平，在最新WEF国家竞争力报告中在125个国家中，创新能力位列57位。
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的推出，科技进步和创新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距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多远
在创新魔力象限上，那些创新型国家的做法和经验有哪些值得借鉴？
我们看到，爱尔兰这个欧洲国家是如何崛起的。目前，爱尔兰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型经济国家一跃成为科技密集型经济国家。其中，建造“香农知识网络”功不可没。爱尔兰政府投资建立的香农开发区，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区。在政府支持下，香农开发区先后建立了5个国家科技园，形成了独特的“香农知识网络”。这是爱尔兰政府强化产、学、研结合，鼓励和发展本国企业技术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开发的措施之一。而发展大学孵化器中心，通过“企业创新中心”发展创新型产业都成为爱尔兰创新的契机。此外爱尔兰的企业拓展计划成为吸引外部投资者在爱尔兰建立企业的有效保证，投资者在投资当年即可享受税赋减免。而这项措施亦包含“种子资金计划”，并继续鼓励欧洲投资银行对爱尔兰风险资本的投资。它成为爱尔兰本国计算机软件企业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我们看到，邻国韩国的创新机制如何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信息产业使韩国信息社会发达程度位居世界前茅。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为改变落后状态，韩国制定了“出口立国”战略，对引进的外国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和吸收。20年间，韩国外购技术的开支高达240亿美元，建成东北亚的出口“加工厂”，创造了汉江奇迹。但通过“拿来主义”建立的“加工厂”没有竞争力，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制定了“科技立国”战略。1989年，《尖端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推进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光纤维等七个高科技项目的研究。1991年，“G7工程”的目标是在21世纪使本国科学技术赶上西方七国的水平，包括超高集成半导体、宽带信息通信网、人工智能电脑、高清晰度彩电等八项应用高新技术。目前，韩国科技创新在海外获得的专利数量居世界第十位，企业研究人员每千人注册的专利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韩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之路。我国提出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需要完善产业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而这本身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里斯坦森：
篇8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以下简称GFCI)是目前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以及评估体系之一，是由伦敦金融城公司委托Z／YEN公司开发并管理。GFCI是在现有的一些评测指数和定期调查金融产业数据的基础上组合而成，是一个动态性的复合指数，其持续跟踪金融专家对潜在金融中心的评估，每半年一次数据，最新数据为2010年3月的第7期。
在最新的第七期报告中。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始终保持前4位。其中前两者优势明显高于后两者。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伦敦与纽约优势明显但与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不断缩小。香港和新加坡得益于亚太经济，具有稳定和长久的竞争力，香港多次位居世界第三。东京、芝加哥、苏黎世、日内瓦、法兰克福、悉尼等传统金融中心排名前10。
我国的金融中心近几年迅速崛起，其评估值均显著提高，在全球十五大中心中占据三名。除了香港作为全球性金融中心稳居第三；深圳、上海、北京排名分别为全球第9、第11和15位。从历次评分来看，北京和上海与临近城市的评分差别不大，但其进步最快，详见表1。
二、中国金融中心优劣势分析
GFCI按照竞争力领域和测试者所属行业两个标准进行子指数分类。竞争力子指数包括人才因素、商业环境因素、市场准入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总体竞争力等五大因素：行业子指数包括银行业、资产管理、保险业、专业服务和政府与监管。这些指数通过GFCI统计模型使用相关行业的测试者的问卷构造而得，每一个子指数反映各行业的测试者的观点。GFCI应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来处理问卷评估和工具因素的组合数据。SVM是基于统计技术，对复杂的历史数据分类、建模和预测，能够很好地处理离散、类别数据，也能处理连续数值或时间序列数据。从SVM得到金融中心的预测值，与金融中心的实际评估值结合起来生成GFCI。GFCI动态更新包括工具因素更新或新加入金融中心的评估值，截至GFCI7，共使用3千多专家的5.1万多条评估值共850万数据，为金融中心提供更全面和动态的评估。
我们应用战略管理的SWOT分析方法，按照GF-C1的竞争力和行业两个维度来分析我国金融中心的优势和劣势。
(一)宏观经济
我同的金融中心均为与实体经济相关的金融中心，其发展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我国金融中心在GFCI评估中整休良好，表明金融中心自身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我国具有稳定的政治和法制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高速的经济增长、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为金融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的良性发展。宏观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促进了两者的稳定发展。尤其在金融危机下，中国整体经济的良好表现为中国金融中心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行业分析
从GFCI的评估来看，在传统的金融行业，如银行业和保险业，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良好。深圳、上海、北京在银行业和保险业均进入全球前十(表2)。结果也证实，我国对金融业的发展存在“重硬轻软”的问题。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轻视配套产业发展。我国金融体系属于基于银行的体系，更侧重于银行业及保险业等传统的金融业，近年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在这几年迅猛的发展，多家银行已列入世界前十强。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在资产管理方面提高迅速，上升至第五位。但专业金融服务产业如评级、咨询、法律、会计、审计业的发展缓慢，这些产业是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也成为上海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政府与监管表现欠佳，成为金融业稳定发展的瓶颈和隐患。本次金融危机再次诏示，严格的金融监管是金融良性发展的基石。
(三)竞争力分析
从GFCI竞争力子指数分析，在GFCI竞争力的“人才、商业环境、市场准入、基础设施、总体竞争力”五项子指数中，我国大陆获得突破。在第六期中的三个金融中心无一项指标进入全球前十，但在第七期中上海在人才、市场准入、基准设施和总体竞争力四个指数获得显著提高。但深圳和北京在竞争力方面评分较低，表明中国在整体竞争力还较低，中国金融业同样存在“重硬轻软”的老问题，重视产业的规模、利润、增长等硬指标发展，而忽视人才、环境等软因素的提升。从表3可以看出，全球排名前四的全球性会融中心主要优势在于五项竞争力，其牢牢占据竞争力指数榜首。前十名的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力指数的变化不大，多在3―4位次变化。这说明金融中心的发展关键在于其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尤其是在GFCI在历次的报告中首推人才因素，始终认为人才因素是重中之重。
(四)稳定性分析
从GFCI历次报告可知，排名越是靠前的越稳定，其波动相对较小。本次评估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良好，但其结果是否可靠稳定，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GFCI报告肯定了我国金融中心的显著进步，但同时也给出中国虚高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受到的冲击最小，其他地区都受到较大冲击，相对于GFCI5中国的指数恢复得很快，其他地区则较慢：另一方面。从样本来源结构来看，大量的测试者来自于亚洲，可能造成结果的统计偏差。亚洲外的评估值则显著低于亚洲评估值，这也表明亚洲的金融中心并未和外部有效联系。三个金融中心在竞争力子指标得分较低暗示可能蕴含着较大波动，一些测试者的评估存在较大的错配，其结果的稳定性还须随着时间推移来检验。
(五)总体分析
从实际发展来看，我国的金融中心表现出高成长性和稳定性，尽管与顶级金融中心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但差距不断缩小。从国际视角来看。在亚洲，除了传统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外，我国大陆的金融中心竞争对手表现相较弱，迪拜618分(24名)、首尔615分(28名)、卡塔尔600分(36名)。这表明，中国的金融中心发展更多是向标杆追赶，受到其他城市的威胁较小。一旦我国的金融中心成长为区域级或全球级。其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金融中心竞争，亚洲竞争形势将是非常严峻的。从动态发展来看，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也为金融中心发展提供强力后援支持。GFCI报告对我国未来发展做出较好的预期。在GFCI所有版本均明确提出，中国上海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全球金融中心，表明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获得了国际广泛的认可和关注。从整体来看我国的金融中
心发展优势大于劣势。机会多于威胁。
三、中国金融中心之间的比较
目前我国有四个金融中心进入GFCI排名。其中香港稳居全球第三，大陆的深圳、上海和北京排名分别为9、11和22位。按照GFCI对全球75家中心的划分，上海和北京为全球级的竞争者，而深圳为国际级的实力型中心。其中上海和北京自GFCI第1期就进入GFCI，深圳在第6期首次进入排名即列第五，从GFCI统计来看，首次进入的排名有一定虚高，后续排名都有所下降。按照GFCI历史数据逐渐衰减的计算方法。深圳的评分可能会继续下调。目前上海和深圳仅差2分，按照发展趋势，上海将继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而深圳在稳定之后也将持续增长。
GFCI报告也给出可能的原因，即一方面，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受到的冲击最小，其他地区都受到较大冲击；另一方面，深圳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亚洲，评估深圳的80％的测试者来自亚洲，主要是香港。仅有16％的亚洲外的评估值。此外，深圳在竞争力子指标评分较低波动较大，评估存在较大的错配。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深圳获得GFCI高分的原因，还在于其毗邻香港，被看作是香港与大陆的自然合作者。此外，总部位于深圳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的良好国际表现也对深圳的高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国内的历年研究结果来看，对于上海的首位排名均一致，北京、深圳大多居前三。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2009年6月16日在深圳首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也得出类似结果。从实际发展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发展，上海、北京两个金融中心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上海已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创新、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战略聚集等方面初显雏形。北京也因其有金融决策和监管、金融信息、金融服务和人才积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而初具条件。深圳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与境外市场合作、放松金融管制、拓展金融衍生品等方面也初具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架。
四、GFCI对中国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GFCI基于行业和竞争力两个维度对我国与全球领先的金融中心分析，对我国金融中心建设有如下启示：
一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中心体系。借鉴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华盛顿”的雁型模式，我国的多个金融中心布局必须合理分工、统筹规划，避免低层次重复建设。以“香港―上海―深圳―北京”构建“全球―区域―国内”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布局。
篇9
(1)跨国公司数量少。到2001年底，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企业数4000家左右，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数为6513家，而目前全球有65万家的跨国公司共计85万家海外外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我国的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仅占全球跨国公司数的0.6%左右，海外分支机构数则占全球海外分支机构数的0.77%。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2002年中国GDP总值为1.2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6，中国的对外贸易2002年已上升到全球第5位，我国的制造业在世界排名第4位，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且中国的世界出口市场份额2000年为6.1%位居第4。这样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而却只有这么少的企业走向世界，去分享世界市场，显见，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是滞后的。
(2)跨国公司规模小。中国的跨国公司规模，无论是公司外国雇员人数还是海外资产数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和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外国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计算有下表：
表1跨国公司雇员及海外资产的国际比较
外国雇员数(人)
海外资产(百万美元)
总数
平均人数
总额
平均
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
发展中国家最大25家跨国公司
中国最大12家跨国公司
2，355，217a
245，718
20，000
98，134
9，829
1，667
1，410，771b
130，381
30，000
61337.87
5215.24
2500.00
此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计算整理而得。
a.其中不包括排名第8位的日本ToyotaMotor的海外雇员数；
b.其中不包括排名第16位的德国DaimlerChrysler公司和排名第23位的德国E.On公司海外资产数。
中国目前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每家雇员数仅为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外国雇员人数的1.70%，即便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25家跨国公司而言，也只占其17.96%。跨国公司中外国雇员数的多少，除了说明其规模大小外，还反映公司的国际化程度和管理模式及管理水平。就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数量来看，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最大的12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的海外资产规模为发展中国家的25家最大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7.94%，而仅为全球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拥有海外资产数的4.08%。显然，中国的跨国公司就海外雇员人数和海外资产数拥有量看都是小规模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
(3)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进行国际直接投资(FDI)水平低，生产销售能力差。中国跨国公司对外进行FDI的水平，无论是相对于我国的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还是相对于全球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处于低水平，有如下资料：
表2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每家跨国公司
(家)(亿美元)FDI(亿美元)
全球(2001)
中国(2000)
中国(2001)
65000660001.0154
2620116.30.0447
2800790.0282
该表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等资料计算整理。表中中国跨国公司FDI是指协议中方投资数。
显然，2001年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水平的2.8%左右，而同年，我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达到470亿美元(2000年为410亿美元)，引进FDI与对外FDI之比，发达国家为1:1.33，发展中国家为1:0.19，中国为1:0.03。低水平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跨国公司规模小的主要原因，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中国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能力：
表3跨国公司的销售能力
全球最大的25家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中国最大的12家
国公司家跨国公司跨国公司
销售总额(百万美元)
平均销售额（百万美元）
1141793157967*33000
45671.726581.962750.00
该表由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资料计算整理。
*其中不包括排名第22位的新加坡的Singtel公司。
中国跨国公司平均销售额水平仅占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6.02%，占发展中国家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平均数的41.78%。
从中国跨国公司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尽管发展速度比较快，但跨国公司的数量少、规模小、能力差是其基本特点，在全球跨国公司大家庭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不利于中国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市场，使自己更有效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就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还是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培养和发展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都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也具备了其基本客观条件。
1.经济的全球化为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舞台
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是两个相互紧密关联相互促进的事物，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动机如何，也是人类智慧的充分体现。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对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的客观要求，必然使各国走向国际市场，只是经济强国先走一步，多占一份市场份额，但这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由此形成，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它因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加强了这种趋势。显然，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应该乘势而上，因为客观上已经具备了一个重要的成长和发展的条件。作为一般的规律，跨国公司是一国经济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自身经济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果、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吸收外资等方面已经显示中国经济深入地融人世界经济之中。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的公布，2000年中国出口世界市场所占分额已为6.1%，位居世界第四位，而在“1985-2000年根据出口市场的份额的获得成果的20个优胜经济体”中，中国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一，达4.5%；同时在出口结构中，2001年，中国所有产业的出口中外国子公司所占份额为50%，在制造业中占44%；中国吸收FDI方面，2001年，在全球FDI流入量比上年下降51%的背景下，中国流入FDI达4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002年，中国实际引入FDI计53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003年1至7月，我国实际引入FDI共3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客观上已经较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但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如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主动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紧迫的课题，也面临极好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主流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是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各国的开放政策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进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经营条件。
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进行跨国经营，最关心的是进入的效率和经营的成本。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充分意识到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WTO的规则也要求成员国清除壁垒，加大开放力度。所以，各国在对外开放方面，政策更加宽松、透明，管制减少，而自由化程度提高。如下表：
表41998—2001年国家管制的改变
项目
1998199920002001
1．在其投资制度引进改变的国家数量
2.管制改变的数量
其中：
更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a
较少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b
60636071
145140150208
136131147194
99314
该表引自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
a包括目的在于加强市场职能以及增加激励措施的放宽的改变；
b包括目的在于增强控制以及减少激励措施的改变。
上表显示，2001年有71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法律进行了208项修改，这其中90%以上(即194项)旨在使投资环境更加有利于流人FDI。此外，2001年还有多达97个国家参与缔结了158项双边投资条约，使得这类条约的数目达到2099项。显然，各国在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宽松透明的趋势，为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使跨国公司的进入效率更高，经营成本也相应会更低。所以联合国贸发会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认为，政策自由化是推动国际生产扩大的主要动力之一，这当然也是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3.国际直接投资的机会较好，形式多样，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行动的条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有多种，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性衰退，特别是北美、日本和欧洲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股市下滑的背景下，给中国的企业对外进行FDI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和条件。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有关的国家需要刺激消费，扩大生产，增加就业以振兴经济，也就需要外来的支持，相关的进人成本也就会降低，中国的企业乘机低成本地进行新建工厂、并购企业、合资控股等对外进行FDI，都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就近几年非常流行的FDI并购形式来分析，2001年全球跨国并购额已为5940亿美元，但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并购的案例数也从2000年的7800件下降到2001年的6000件。其主要原因是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乏力，削弱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对投资的能力和意向。但在这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经济风景独好的形势下，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行联合或并购成本较低的时候，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较好时机。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虽然跨国并购数量和规模大幅下降，但仍然是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亚洲地区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新建投资转向以并购为主,2001年规模达到25亿美元，占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左右”。由于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放异彩，这必然与引资国及其企业的合作带来机会，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的—个重要条件。
4.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和状况，为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支持条件。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也不断强大起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和发展无疑起着支持和促进作用。
(1)国家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上升，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和后盾。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00年起突破1亿万美元，2002年达到1.23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第6位；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098亿美元，也位居世界第6，2002年进出口总额达62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8%；我国的工业产品中，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等的产量是位居世界第一，农产品中的谷物、肉类、花生、水果等产量也位居世界第一。不仅许多总量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引人瞩目。从1998年到2002年这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从1989年到2001年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3%，比世界经济增长快6.1个百分点。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具有强大的整体经济实力。
就国家竞争力而言，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发展学院(IMD)在2002年的《世界竞争力年报》中的排位，中国国家竞争力位居世界31位(2001年为33位，2000年为30位，2002年后退的主要原因是新增加的两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参与排名，这两个国家部分指标好于中国)，如下表所示：
表5中、日、韩竞争力及相关指标
中国
日本
韩国
2001
2000
2001
2000
2001
2000
国际竞争力总排名
经济绩效
政府效率
商业绩效
基础设施
33
7
35
40
39
30
5
32
37
34
26
10
28
30
19
24
17
28
26
15
28
19
31
31
34
28
13
33
27
28
IMD：《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显然，中国作为一个基础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与日本这样的经济强国比较，竞争力的差距也在缩小。而从我国工业发展及竞争力状况，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力》的资料有：
表6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关指标排位
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技术结构排位和技术含量比量①
199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集中度和出口集中度（括号中数字)排名
排位
中等技术含量产业份额
(%)
低技术和资
源型产业
(%)
所有经济排名
发展中国家排名
位次
占世界的
比重（%)
位次
所占比重
(%)
22
51
49
4
(7)
6.3
(3.9)
1
(1)
29.0
(17.0)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1／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6和表2.4整理。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表7我国制造业技术结构及R&D投入集中度排位
199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排位①
1995-1998企业R&D投入集中度排位②
技术比例（%)
所有经济捧名
发展中国家排名
排位
高技术
中技术
中高
技术
位次
所占比重
(%)
位次
所占比量
(%）
9
18.2
18.4
36.6
4
6.1
此表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中表A2.17和表A2.8整理。
①共对7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位；
②中国在所有经济排位中没有进入前10位。
中国已经具有了较强大的综合国力，且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工业的行业竞争力处于中上水平，并且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为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2)我国外汇储备充足，币值坚挺，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投资条件。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2003年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额多达3465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2.7%。具体一点看，从2002年底到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从2800亿美元增长到3450多亿美元，仅半年时间就增加了600多亿美元，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我国的外汇储备还将显著增加。理论上，外汇储备量与人民币汇率呈正线性相关关系(有研究表明，相关系数r=0.98)，外汇储备量的增长会促使本币汇率上升，即货币对外升值，而表现为币值坚挺态势。另一方面，进行国际直接投资，需要支付款项和转移资本，即需要外汇。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利伯的观点，国际直接投资通常会从汇率坚挺的国家流出，他证明了如果跨国投资企业拥有相对坚挺的货币，则在汇率上可获得所谓的通货溢价的额外收益。同时从经济整体看，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又会影响国家的外贸出口规模。所以，从政策上，为了释放某些压力，防患一些风险，同时也为了充分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应该允许企业自己保留更多的外汇，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去投资，进行跨国经营。显然，丰富的外汇储备，坚挺的人民币汇率对海外投资是一个有效的刺激。
(3)中国产业实力的提高，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依据。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按工业竞争力指数(CIP)的标准，中国工业竞争力排名世界第37位。
表8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家工业竞争力排行榜(部分)
国家或地区
排名
1998
1995
新加坡
1
6
瑞士
2
1
爱尔兰
3
15
日本
4
2
德国
5
3
美国
6
5
瑞典
7
4
芬兰
8
7
比利时
9
8
英国
10
12
中国
37
1
表9主要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统计表
出口额(百万美元)
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
国家和地区
世界总计
1990
2390.00
1999
4217.30
2000年
4630.00
1990年
70.5
2000年
74.9
美国
290.49
575.33
650.17
73.8
83.2
德国
375.65
465.34
458.72
89.2
83.2
日本
275.13
393.14
449.69
95.7
93.8
法国
161.31
238.54
244.99
74.5
82.2
英国
146.71
224.98
229.56
79.2
80.8
中国
44.31
172.06
219.86
71.4
88.2
意大利
148.08
208.46
209.87
87.0
88.3
中国香港
75.64
164.70
192.50
91.8
95.1
加拿大
73.31
159.03
175.64
57.4
63.5
资料来源：长城战略研究所《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
根据长城战略研究所的《2002年科技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已达35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制造业产品达2.2亿美元。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制造业的成长，制造业增加值占CDP比重基本维持在40%左右。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生产能力迅速扩张。根据初步统计，我国有上百种制造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位居首位，其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我国制造业中的部分企业将成长为跨国公司的实体。只要以中国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在21世纪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全力以赴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的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条件，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便能迅速成长起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
中国的企业要成长为具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还面临许多问题，毕竟中国经济的真正快速发展才仅仅20多年，且脱胎于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世界科技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停止，一直在快速前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跨国公司，还必须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广泛深入地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必须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使其高效透明，必须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的实力。
参考资料：
[1]联合国贸发会.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和出口竞争力[R].2002—09—17.
[2]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业发展报告2002／2003：通过创新和学习参与竞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5。
[3]司岩.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证与战略[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2.
篇10
一、生态环境与城市竞争力
1.城市与城市竞争力
全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全球经济网络的形成，在这样的经
济之网里，城市是全球经济网的节点，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参与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主体。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里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城市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进入世界经济的门，是参与全球经济的跳板和途径。
在全世界的顶级城市里，纽约、伦敦、东京，之下是大区级的城市比如洛杉矶、巴黎、香港、新加坡等一些城市，再往下是再次一级的城市，像上海、北京、曼谷等等。也就是说，城市体系是一个经济产业结构，不同的城市处于不同的等级之中。在瓜分财富的同时，它们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以耐克鞋为例，其融资在纽约完成，设计可能是在意大利或者巴黎完成，原材料可能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或者是蒙古、欧洲等地方采购，生产也许是在中国或菲律宾之类的地区，产品向全球经销。全球化的时代，一个跨国公司的生产流程可能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来整合整个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最赚钱的环节都集中在顶级城市里，那些整合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的、带来非常大的环境压力的生产环节可能是在中等城市或低级城市里进行。
之所以形成如此分配，城市竞争力起着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城市竞争力就是切割最好的生产环节，同时获得高附加值的环节的能力。结合这样的背景，有学者这样理解城市竞争力，把它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1城市提供自然的、经济的、文化的制度的环境；
1.2用这样的环境来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资源或要素；
1.3在此基础之上，占领、控制产品和服务市场；
1.4以创造价值，最后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
2.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城市竞争力的强弱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竞争力评价与区域比较是发现城市竞争优势与劣势的有效方法，是针对性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非常重要。
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由人力资本竞争力、金融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综合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政府管理竞争力、企业管理竞争力和开放竞争力共12大类指标综合而成。如人才竞争力指标其具体设置又包括人力资源数量指数、人力资源质量指数、人力资源配置指数、人力资源需求指数和人力资源教育指数。
也有学者把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分为数个等级，比较有代表意义的2007中国城市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它包括6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和44个三级指标。如一级指标有国际影响指数（ 0.2 ）、对外开放指数（ 0.3 ）、城市经济指数（ 0.15 ）、城市社会发展指数（ 0.2 ）、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指数（ 0.1 ）、城市规模指数（ 0.05 ）。二级指标中以国际影响指数为例，它又细分为社会影响力（ 0.3 ）、经济影响力（ 0.4 ）、文化影响力（ 0.3 ）。以此类推，再将二级指标细分。
3.城市竞争力与生态环境的经验关系
在研究比较中，人们发现城市竞争力与生态环境的经验关系呈倒U字型的曲线——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在前一阶段出现逐渐恶化的过程，但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这一规律是外国学者发现的，同样地，中国学者也可以利用这个规律研究中国的城市经济和生态环境。
篇11
我们的优势
* 我们必须加速使用具有竞争力的武器。中国与我们市场有很长的距离，需要考虑运输时间和材料加工补偿这些明确的要素，同时我们都了解这种精确预测的困难性。
* 跨国市场，为了经济节约需要用集装箱运输，中国的公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市场。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 不管现代技术和通讯如何发达， 没有比面对面的交流更好的了。另外由于文化的差异，口语的交流也不太可能发生。
* 我们在墨西哥时看见，那些不是在美国就是在别的国家接受培训的人们在这里可以被高薪聘请，结果他们的营业额上涨了30%。在中国我们正在开始看到这方面的情况。
中国目前的软肋
* 生产主管和小时工在中国还将持续上升。在杭州，生产主管每年的收入是9268美元，在香港，生产主管每年的收入是32407美元。因此，在中国工资的基础结构将会逐渐上升，导致成本的增加要比美国增长得更快。收入的差距也会持续增大。
* 与美元相比，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美元的波动不能引起人民币较大的浮动，这会在直接贸易上占据优势。这已经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密切关注，在这一点上中国必须打破这种局面，用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提升人民币的价值。
* 享受中国繁荣经济的中国人口购买力还是相对很小。这种不均衡的分配能够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和社会的动荡。大量的人口将变得难以控制。因此这种小比例的富裕阶层和大比例的贫困阶层的结合以及试图把持陈旧制度体系的政府会在未来变得一触即发。
那些选择离岸外包的公司，当你们的战略规划涉及到中国时，你要仔细考虑，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把基地建在美国，因为如果中国的形势发生不好的变化，你可以迅速地做出反应，让自己有回旋的余地。
我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中国资源的竞争力在逐渐地增强。这在欧洲是必然的，因为随着欧元相对于美元变得更强，他们正经历着高成本的考验。
最后，我相信运用我们的想像力和激情，我们能够抵销中国所具有的优势。为什么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呢。
全球竞争力排名出炉：中国名列第49位
世界经济论坛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芬兰、美国在今年的全球竞争力大排名中仍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而中国则名列第49位，领先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主要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革新这三项标准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芬兰在这三方面都表现出色(分别名列全球第四、第五和第二位)，因而高居榜首。
最近五年中芬兰第四次排在首位。美国在技术领域名列全球第一，但在公共机构质量和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等方面只名列全球第18位和第23位，综合得分不及芬兰，因而屈居第二。排名第三至第十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瑞典、丹麦、中国台湾、新加坡、冰岛、瑞士、挪威和澳大利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的排行榜上，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排名靠前，名列全球33位。但是在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领域排名靠后，分别名列全球第56位和第64位，其综合全球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位。中国香港的全球竞争力虽名列第28位，但和中国台湾一样，其全球竞争力均较去年有所下降。
篇12
“入世”使跨国公司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民族工业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的形成,按照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位置，各个国家被区分为：新产品、新技术研制国——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原材料、人力供给国——市场销售国。世界性的产业重构和企业重组，就是这样从按地域和国家发展到了以全球为目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国家和民族由全球化获利的多寡由其在这一分工构架中的地位决定。因此，弱势国家很难在高层次的产业序列中同强势国家争高下，只能被迫在较低的层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可能要长时间地忍受这种国际分工的安排（注：10）。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位置是什么？在这个分工体系中，中国可能的最有利的角色定位又是什么？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各个产业，各种产品，各个企业难以避免地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企业。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现代管理经验、管理观念和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样要正视跨国公司挤占中国市场，对本土企业的生存发展所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到1997年，国内轿车制造业的100％、软饮料制造业的99％、胶片制造业的99％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方便食品和肥皂、洗衣粉市场占有率分别为87.7％和89％。一些行业、企业在与“洋”企业竞争中失利的报道，引致了“民族工业”这个老概念的复活。
“民族工业（企业）”近几年在媒体出现的频率日趋增多，但它不是一个经济学的规范概念，也不是市场经济通用的概念，从媒体登载的文章看似乎也没有一致认同的界定，一般中外辞典和经济学书籍中，都难以找到这一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只有词条“民族资本(nationalbourgeoisiecapital)”。其解释如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间投资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早期统称商办企业，与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官办、官商合办企业相区别。稍后的文献中，它们又常被称为民族工业，以区别于买办性企业。民族资本一词应用稍晚，大体是相对于政府的官僚资本而言，而非相对于外国资本而言；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早见于重要文献，该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即是经济。”同时还指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原来的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注：12）。显然，这是一个产于中国本土，且早已成为历史的概念。
但是目前广泛使用的“民族工业（企业）”显然不是这个意义，其实质，一是指产业或企业的“所有权”，即“国籍”问题；二是指非中国籍企业对中国长远发展和安全可能带来的影响。在生产全球化时代，界定企业的“国籍”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只要是由民族国家组成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存在着全球化的跨国公司与一体化的经济体制，无论对个人还是公司而言，国籍的概念就不会轻易消失。但国籍的作用却会变得不那么重要，除了在公司组建与法人资格方面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这一正式角色外，运用公司国籍作为公司划分依据的做法将会越来越少。”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模糊。到中国投资的外商中相当部分是港澳台同胞，按理也应归为“民族工业”，但他们与大陆的“民族工业”又不一样，划作同类显然欠妥。
目前，有学者建议划分“民族工业”的标准，应按股权比例、经营决策权、技术控制权和产品增值比例等四项加以界定(注：13），但实际操作起来仍有困难。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各类产业、企业受跨国公司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对引入跨国公司的期望和要求差别很大，各类产业和企业的世界竞争力以及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差别也很大，很难用“民族工业”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公司把技术和创新活动引入东道国，对东道国企业提高生产率的贡献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技术能力，即它能否掌握引进的技术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条件（注：13）。
3.“全球化”与“全国化”
全球化的前提是国内和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内和区域内的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才能提高竞争力，也才能以最有利的态势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在论述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关系时写道：“国内竞争促进了创新与技术传播，尤其是在国内市场很大的情况下。”“最近对6个欧洲国家、日本、南朝鲜、新加坡和美国成功的工业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国内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Porter1990年）。在日本，几乎所有跻身国际市场的主要出口部门都有许多国内竞争者。”“一些阻挠内部竞争的障碍——用发放执照来限制进入市场的规定，定价政策，有关破产和劳工法的规定，加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往往使企业不愿进行技术革新（注：11）。”在实践中，我国竞争不足和过度竞争都同时存在着，但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我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有形成，行政分割仍然是资产重组、企业并购、资源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许多产业和企业不要说“全国化”，有的连“地方化”、“部门化”都难以做到，要形成我国自己的跨国企业还有许多路要走。因此，要加快改革和国内区域间的相互开放，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以形成“全国化”的环境和条件。
4.更多的开放要有更有效的保护
世界银行在它的发展报告中这样描述贸易保护情况：“在工业革命前的若干个世纪，有些国家就已懂得保护国内市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工业国的平均关税降低到6%以下，但是从60年代起，采用其他保护性措施，如配额、补贴、资源出口限制以及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已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66-1986年间，进口中受所有非关税措施影响的份额，美国增加20%以上，日本增加将近40%，欧洲共同体增加160%”。“在1980—1985年间，美国对农业的补贴增加了80%，加拿大增加了60%，日本增加了21%，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共同体和美国提出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案件数目则增加1倍以上。”对此，世界银行不无忧虑地指出：“工业国在过去30年里增加使用这些措施的情况，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报复性行动和以立法形式制定类似措施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先例（注：11）。”这些话说明了两点，一是开放和保护从来就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的；二是随着国家竞争力和世界经济的变化，保护的手段和程度是变化的。最近，30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美国电信管理部门，反对德国电信公司收购斯普林特公司，理由是德国电信公司属国家控股公司，所以这一交易“违反”美国法律，并“威胁”美国安全（新华社7月3日电）。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保护，而在于怎样利用各种规则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中国却缺少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市场将进一步开放，但并不是国门大开，不加设防。随着“入世”，改变了的是“游戏”的规则和裁判。因此，随着传统保护手段效能的急剧降低，必须代之以其他符合规则的措施和手段，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等。当然，最有效的“保护”是帮助和督促企业迅速提高国际竞争力，毕竟，今日世界仍然是强者纵横的天下。
5.全球化与新经济
“新经济”是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一个现象。美国《商业周刊》曾载文称：“美国经济已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新经济时代”，认为“新经济就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大市场基础上的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在新世纪的黎明之时，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外在的明显标志植根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包括了高性能的个人电脑，高速通讯与互联网。在过去15年来这些因素所形成的市场环境及其他发展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与“风险社会”等。把这些包捆在一起，常常被简称为“新经济”。美国商务部的报告认为：“自1995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幅平均达到2.8%，比1973年到1995年间的1.4%提高了1倍，其中一半以上归功于信息产业。6月28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题为“世界认可新经济理论”的社论，说：“国际社会承认了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提高生产率、提高增长力、实现低通胀的新经济理论。”新经济的出现，给全球竞争带来新的内容，也给其他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思路和机遇。但是，新经济是建立在高度成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基础上，是在强大的实物经济基础上发展，在信息技术获得普遍应用基础上运行，并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竞争并获利的。而这几点恰恰是我国缺欠，正在努力完成的任务——即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加快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改革以尽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无疑，这些任务无法超越，由此而产生的发展阶段上的差距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根本原因。要缩短这一差距，不仅需要正确政策和战略，加快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提高创新能力。还需要努力加快改革，缩短转轨的过渡期，创造更完善的制度和环境，以利于“新经济”在中国的兴起。
篇13
关键词：
中国;美国;国际竞争力;全球二元化;结构变迁
一、引言
自1995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1995年金砖五国GDP总和不到美国的1/3，到2015年已经接近美国水平。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竞争格局逐步进入到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五国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的对弈。这种变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美国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在研究中使用“金砖四国(BRICs)”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新兴经济体大国。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引入新兴经济体概念。在国内，博鳌亚洲论坛从2010年起每年《新兴经济群体发展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1年起每年《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国家统计局从2011年起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比较视角探讨这种格局的演变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近期典型研究有:股市波动比较(Khandaker和Islam，2015)［1］、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汪涛和赵彦云，2015)［2］、人力资本在服务业协同作用比较(张如鹏，2015)［3］、外资流动对经济增长影响比较(Sawalha等，2016)［4］、经济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比较(Baek和Shi，2016)［5］。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化主要源于这两大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变迁，尤其是中美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比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致力于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韩国产业政策研究院(IPS)与其它机构合作从2001年起每年发表《IPS国家竞争力研究报告》;李永刚(2012)［6］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研究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综合竞争力。中美在两大经济体的对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IMD《世界竞争力年鉴》数据，1995年在46个国家中美国国际竞争力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34位，2015年在61个国家中美国仍然排名第1位，中国排名第22位。这20年间美国排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除2010年排名第3位、2012年第2位之外，其余年份排名均是第1位;但中国排名却上升了12位(见图1)。美国虽然仍旧排名第一，但其竞争力的优劣势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比分析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特征、变化趋势、变化原因和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于认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竞争力变化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研究中，汪涛和赵彦云(2015)［7］运用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发现1995年以来中美国际竞争力变化主要来自硬竞争力的变化。而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恢复增长阶段，软竞争力将成为双方角逐重点。本文试图厘清20多年来中美国际竞争力结构变化特征和趋势，并重点分析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这种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二、数据和分析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IMD《世界竞争力年鉴》和世界竞争力数据库，借助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工具，对中美1995－2015年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进行对比分析。
(一)数据说明
IMD与WEF在上世纪80年代合作《世界竞争力报告》。由于在国际竞争力理论和方法上有较大分歧，从1996年始，两家机构每年独立国际竞争力报告，即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和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8］。IMD(2015)［9］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创造可持续价值环境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由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要素组成，每个要素分别包含5个子要素:(1)经济运行方面，包括国内经济实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就业和价格子要素;(2)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公共财政、财政政策、制度框架、企业法规和社会框架子要素;(3)企业效率方面，包括生产效率、劳动市场、金融、管理实践和价值系统子要素;(4)基础设施方面，包括基本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科学基础设施、健康与环境基础设施、教育子要素。各子要素由系列代表性指标体现，代表性指标组成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以2015年《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20个子要素共包含342个指标，其中硬指标①138个，软指标118个，另有背景指标86个，硬指标采用上一年的数据，软指标采用当年的调查数据。经过1995年以来的积累，这些代表性指标的数据集成形成了国际竞争力数据库。为了便于分析，将基础设施中有关科技创新的部分单独形成科学技术方面，其余归为基础设施方面，即把竞争要素分为五大类。
(二)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
工具经济体竞争力结构的动态变化可以从原有竞争优势、新竞争优势、原有竞争劣势、新竞争劣势等四个方面描述:原有优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等情形;新优势的出现;原有劣势的变化，包括保持、增强、减弱、消失，乃至向优势转化等情形;新劣势的出现。
1．竞争优势(劣势)的确定依据
依据IMD和WEF在判断竞争优劣势上的有关理论，将指标排序中前后两个四分位点作为竞争优势、劣势的临界点。如果一个国家在某项指标的位次，按照大小排序，处在前四分位点上或者之前，则为竞争优势;处在后四分位点或者之后，则为竞争劣势。如在61个经济体组成的总体中，排名前15位是竞争优势，排名45位之后是竞争劣势。由于不同年份评价的经济体总数不同，为了便于比较，先将其排序位置值除以当年经济体的总数，将其转化为对应在［0，1］上的位置值。如果它的位置值小于等于0.25，则为竞争优势，大于等于0.75则为竞争劣势。硬指标中缺失的数据用最近一年数据代替。
2．竞争优势(劣势)变化的判断
依据判断经济体竞争优劣势变化主要基于对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分析，两大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分析方法。对于硬指标，主要通过对比1995年和2014年的位置值(即期初和期末位置值)变化，衡量其竞争优势(劣势)变化。同时考虑期中(1996－2013年)变化。对于软指标，由于指标本身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分别用期初、期末的前后三年位置值的平均值作为对比的主要依据，同样也会结合期中变化情况。原有优(劣)势是增强，还是减弱，用期初与期末位置值的差大于3%或者小于－3%作为判断尺度。前提条件是原有优(劣)势没有消失，即期末位置值仍处于前(后)四分位点内。3．竞争优劣势变化的“有利”和“不利”定义竞争优劣势的变化，从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升竞争力，包括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即“有利”;一类是降低竞争力，包括新增劣势，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原有劣势增强，即“不利”。
三、1995－2015年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化对比分析
利用上述竞争力结构动态分析方法，通过对IMD竞争力数据库中342个指标逐一进行分析，得到中美1995－2015年竞争优劣势的变化情况，见表1和表2。
(一)竞争优劣势数量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优势净增加，美国净减少。1995年中国原有优势指标68个，二十年来新增优势21项，消失18项;美国原有优势指标146个，新增优势14项，消失27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的有22项，减弱的9项;美国增强的只有11项，减弱的29项。中国原有优势增强项数大于减弱项数，美国却恰恰相反是减弱项数大于增强项数。从劣势变化来看，中国竞争劣势净减少，美国净增加。1995年，中国劣势指标114个，二十年来新增劣势25项，消失46项;美国原有劣势指标40个，新增劣势7项，消失5项。中国原有劣势增强17项，减弱的33项;美国原有劣势增强6项，减弱9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原有劣势减弱项数都大于增强项数，但中国减弱力度明显大于美国。整体上看，从1995年到2015年，中国有利变化指标122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美国有利变化指标39个，不利变化指标69个，中国有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大于不利变化，美国不利变化指标数量明显高于有利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近20多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显著上升，美国隐性下降。
(二)竞争优劣势要素结构变化的对比分析
从优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优势、原有优势增强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共计24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一半;与之相反，美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之和在经济运行方面最大，共计17项。中国原有优势减弱和消失两项主要集中在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合计为19项，超过了这两项合计的2/3。从劣势变化结构来看，中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主要体现在政府效率，共计18项，其次是经济运行11项;美国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也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和政府效率。中国原有劣势减弱和消失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为29项，接近合计的一半，其次是企业效率24项。美国原有劣势的减弱和消失也同样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企业效率，但整体数量不多。从结构的整体变化来看，在有利变化结构中，中国有利变化指标首先集中在经济运行，其次是在企业效率和基础设施;美国集中在企业效率，其次是在基础设施。中国政府效率有利变化指标最少，美国是科学技术。在不利变化指标结构中，中国首先体现在政府效率，其次是企业效率和经济运行;而美国首先体现在经济运行，其次是政府效率和企业效率。从结构的净变化来看，中国的基础设施、经济运行、企业效率和科学技术都是有利变化指标大于不利变化指标，尤其是基础设施最为显著，净变化指标为21项，只有政府效率是不利变化指标多于有利变化指标;美国与中国相反，除了基础设施之外，其它四个方面都是不利变化指标个数大于有利变化指标，尤其是经济运行，净变化指标为－18项。
四、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分析
20年来，引致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全球化竞争效应
不断加剧的全球化竞争，使得中美在一些竞争要素项目上对抗加剧，导致各自一些竞争优势逐渐丧失，而一些劣势更加突出。迈克尔•波特(2009)［10］在《竞争论》中指出:随着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逐渐进入竞争加剧时代，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竞争不仅已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在所有领域都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竞争对于国际竞争力指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不尽相同。按照受竞争影响程度和方向的不同，通常可以把指标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抗型，主要集中在经济运行、政府效率、企业效率三大竞争要素;第二类是互利型，大量集中在基础设施类;第三类兼有对抗和互利，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第四类是无关型，分散在四大竞争要素之中。对于对抗型指标，竞争容易出现此消彼长。而对于其它三种类型指标，竞争会促使所有经济体都在追求不断进步，但如果进步幅度小于其它国家，其结果是相对退步，原有优势会减弱，甚至会消失;原本非劣势，则有可能变成劣势。如美国在基础设施的三个优势指标(航空能力、每千人宽带用户、25－34岁已获得高等学历的比例)2015年数值比以前都有明显提升，但与有些国家相比进步相对较慢，因此从优势地位中消失。在经济运行中，中国在生产、出口、吸引外资等对抗型指标上形成新增优势和原有优势增强，与美国在这些指标上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与全球化下竞争不断加剧有密切关系。
2．模仿趋同效应
在竞争过程中，中美双方通过借鉴和模仿对手，实现竞争优劣势转换，双方在竞争优劣势结构上相似部分越来越多，甚至呈现出趋同趋势。趋同理论认为，社会发展趋势是落后经济体与先进经济体都朝“某种最优状态”发展，共同的相近的结构成分日益增多和强化，通过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使两者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各自弱点不断克服，以至于完全消失，最终发展为本质上同一类型的社会。后发优势理论也持有类似观点。具体到国家竞争，阿尔文•托夫勒(1980)［11］认为在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全球意识，都有趋同倾向。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各种竞争要素流动和扩散加快，使得借鉴和模仿变得更加容易，拥有竞争优势的经济体独占优势难度加大，就会出现某一指标上一国的优势减弱或者消失，另一国的劣势也在减弱或者消失。比如在企业效率中，原来美国在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等方面指标上，如金融技术人才易得性、人才外流、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反中国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这20年中，中国通过学习和借鉴，原本劣势明显减弱，甚至成为优势项目，而美国这方面不少优势项目相应减弱，甚至消失。同样，美国也在向中国等其它国家学习，以减弱或消除其竞争劣势。比如，美国长期以来在数学教育上处于劣势，这引起了美国教育界反思。2006年美国权威的教育思想库亚洲协会《全球化时代的数学和科学教育———美国能向中国学习什么》报告，并专门组织美国教育代表团到中国取经。美国在PISA教育评估中数学劣势上的消失以及在2015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数学世界杯夺冠绝非偶然，是其学习和借鉴中国等国家经验的结果。
3．发展转型效应
中美尽管发展模式不同，但都处在发展转型时期，转型会促进优劣势结构调整，某些原有优势逐步弱化消失，新的优势逐渐建立，原有劣势弱化甚至消失，但由于目前两个国家转型进展较慢，某些原有劣势被强化，甚至会产生新的劣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1995年以来，中国处在从低收入向中等偏上收入迈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阶段。发展转型不可避免地使得原来的优势项目如劳动力成本优势、税负优势逐渐减弱，甚至消失，而有关政府运作效率的一些劣势项目变得更为突出。伴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环境方面的优势减弱，劣势出现，如污染问题。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实现创新驱动，1995年以后，美国逐步从创新驱动向可持续驱动转型，这对推进绿色化发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竞争力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转型的需要，美国经过努力，原来在能源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发方面的某些劣势正在减弱。但是，美国在有些方面变革步伐较慢，没有跟上这种转型的需要，比如在资源产出强度、资源利用率、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目前还没有形成竞争优势。而更大问题是在政府治理体系重塑方面进展迟缓，导致一些原有优势消失，如竞争立法、商业自由度、汇率稳定性等指标。
4．科技革命效应
科技革命首先给美国带来了竞争红利，进一步强化其科技优势，同时由于科技革命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其影响会扩散给中国这样的发展后来者，形成后来者的竞争优势，同时削弱领先者的比较优势。从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来看，科技革命对两类经济体的作用时间、路径有所不同。科技革命往往产生于发达经济体，首先使其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或者强化其原有优势，接着促进其在产业、商业模式、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竞争优势提升，然后影响范围逐渐扩展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最终使其竞争力结构出现质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交叉融合所引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美国通过实施诸如《美国创新战略:努力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2009)、《美国创新战略:保障经济增长和繁荣》(2011)、《美国国家创新新战略》(2015)等科技战略首先从中获益，不仅使其在科研领域的某些竞争优势(如科研支出、专利申请拥有和实施等方面)得以巩固，在科研立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优势得到加强，还使其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法律支持、电子商务、社会信息连通性等方面形成了新的优势。同时随着溢出效应不断显现，中国通过大幅增加科技投入，持续实施97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一系列科技计划，新增高技术出口占比、企业研发支出等优势，强化了一些原有优势(高技术出口等)，消除了一些原有劣势(人均研发支出等)，缩小了与美国的科技差距。
5．危机冲击效应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冲击了中美原有竞争优劣势结构，同时也下了一味清醒剂，警醒两国自身存在的竞争劣势，倒逼两国化解竞争劣势，优化竞争力结构。阿诺德•汤因比(1966)［12］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挑战－应战”模式:即任何发展都是通过人们对外部环境(人为环境、自然环境)的挑战所作的必要回应。面对危机，从竞争力视角来看，经济体首先对触发危机几个少数关键要素(竞争劣势)进行应战，接着对关联劣势项目进行改造，对关联优势项目进行培育和强化。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金融领域监管不力、创新过度等隐藏问题浮出水面，使得原有优势减弱(如风险资本、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等)、消失(如银行和金融服务、股票市场提供充裕资金等)，甚至成为劣势(如金融和银行制度)，并逐步波及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如政府负债占比的劣势扩大，公共财政管理有效性成为新劣势，失业率近乎劣势。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积极应对，加紧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先后公布《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金融监管改革框架》和《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等改革方案，采取一系列举措使金融体系逐步恢复活力。到2015年，作为竞争劣势的金融体系风险因素消失，股票市场筹资额占比不仅重新成为竞争优势，而且还有所增强，风险资本又重回排名第1的位置，作为竞争优势的公司债对公司竞争影响的排名比危机前还有所提高，会计和审计成为新的竞争优势。为应对此次危机，中国政府启动了四万亿计划，尽管带来了地方债务、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但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投资，推动了基础设施等竞争劣势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五种效应对中美国际竞争优劣势变迁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交融、相互叠加的，很难一一分开，比如学习模仿趋同与科技革命溢出扩散。同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不同，每种效应对中美的作用大小也相异。对中国，发展转型、结构趋同效应更大;对美国，全球化竞争、科技革命、危机冲击效应更大。
五、中美竞争优劣势结构变化对全球的影响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作为经济实力最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美竞争力优劣势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预见，未来在五大效应的持续作用下，以中美竞争为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通过对抗、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展的竞争将对今后全球发展和世界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突出体现为推动未来全球向二元化格局方向发展。所谓全球二元化，是指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来由传统发达经济体独霸世界的一元格局将被打破，全球发展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都将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主导，双方会形成一个独立且相互关联的发展体系。由于两类经济体竞争力的客观差异，全球二元化格局完全呈现尚需一个较长过程，但目前“二元化”趋势已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现。
一是全球治理二元化。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经济体主导。近年来，随着多哈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开发组织变革难以满足世界转型发展的需要，该体系问题日益突出。尽管面临经济，尤其是贸易、投资、服务业等方面竞争优势下降的压力，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了继续独占世界治理主导权，在治理方面不断推出新的改革举措，比如加快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三项自由贸易协议等，并把中国等主要新兴经济体排斥在外。伴随经济优势增强，以及着眼于为经济持续增长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必将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变革要求。一方面，希望能够参与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对原有世界治理体系的修改，另一方面，现实倒逼中国与其它新兴经济体加快构建新的公正开放的世界治理框架，比如推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双方治理诉求的激烈碰撞将导致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二元化: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强权治理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公正治理并存和相互作用(鲍盛刚，2013)［13］。
二是全球经济循环二元化。依附理论认为，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循环体系是一个单一的“中心－”循环模式:以美国为中心，尤其是以其金融体系为中枢，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负责提供资金、高技术及设备，中东、苏联等主要负责提供石油等能源资源，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主要负责制造或提供服务，全球产品主要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消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贸易逆差则通过发行国债由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购买得到弥补，资金又回流到美国，通过其金融体系进入到下一次循环。这种循环是不平等的，是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不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掠夺。但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的竞争优势培育(增强)、竞争劣势弱化(消失)，原来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独占产业链高端的格局逐步被打破。杨盼盼和徐奇渊(2014)［14］认为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增长趋势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竞争力还不强、优势项目还不多(只有5项:银行部门资产占GDP比重、人均银行卡拥有量、股票市场筹资额、国内上市公司数量、企业并购规模，而且都属于新增优势)，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加速金融体系国际化，其金融体系竞争力将逐步增强，足以与发达经济体金融体系相抗衡，届时全球经济循环将向二元化发展:一个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掠夺式经济循环，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平等经济循环，两个循环之间有交叉重叠。姜洪(2013)［15］、王跃生和马相东(2014)［16］都提出了类似的全球经济双循环观点。之所以用二元化，而不是双循环，是因为双循环不足于表现它们之间在出发点和机制上的差异。
三是国家经济模式变革二元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美等资本主义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引领人类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即便是在上世纪20、30年代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但在凯恩斯革命引导下，欧美资本主义仍然实现了向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并在与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较量中胜出，才有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有了后来“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争论。经济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存在政府效率与市场效率的两难问题。林毅夫(2010)［17］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前面分析表明，中美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结果并不理想，在政府效率与企业效率的竞争优劣势净变化中，美国分别是－9、－3(见表2)，中国是－18、15(见表1)，美国在政府效率上优势消失了10个，在企业效率上优势消失或者减弱了14个;中国在政府效率上劣势新增了12个。当然也有好的一面，中国企业效率劣势减弱或者消失了24个，美国企业效率新增劣势、原有劣势增强均为0。从理性角度，结合中美竞争优劣势变化实际，未来中美在经济模式变革上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思路，中国将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重点培育和强化企业效率优势，削弱和消除政府效率劣势;美国将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重点培育和增强政府效率优势，防止企业效率出现新劣势，削弱和消除现有劣势。同时，中美在经济模式上的变革必然会被其它同类国家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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