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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篇2
一、重庆市利用外资的基本情况
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重庆市成为全国第一个计划单列市,被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自营进出口经营权和1000万美元以下利用外资项目的审批权。由此，拉开了重庆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序幕。1992年，重庆市被国务院列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从1992年开始，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的合同项目、合同金额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都出现大幅度的攀升。1997年重庆直辖便出台了61条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重庆市引进外商投资工作进入了一个有序稳定的发展期。
1.重庆市利用外资的规模与水平
1997年～2006年，重庆市累计签订利用外资项目2365个，外资合同金额为77.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9.1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006个，签订合同金额58.79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37.64亿美元，分别占重庆市利用外资的84.82%、75.49%、和63.69%。从三项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重庆市利用外资的比重中具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从2000年以来，重庆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6.5%，2006年创下实际利用外资6.96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见表1）。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1997-2007）
2.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构成
从投资来源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是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地。2005年亚洲地区的实际投资额达30448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59.04%；其次是拉丁美洲，实际投资额达8567万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6.61%；第三位是非洲，占7.76%。1998年～2005年底来重庆投资的国家和地区累计额前5位的是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
3.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结构调整的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重庆市三次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分别为1.5%、66.2%和32.3%。到2006年，这一比重分别调整为0.7％、43.4％和55.9％；第二产业主要分布在机械、化工、IT制造等领域，第三产业集中于房地产业（见表2）。
资料来源：《重庆外商投资企业统计年鉴》（2001-2006）
4.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比较
重庆市的40个区县分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区。由于三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投资环境也存在很大不同，使得在渝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布局上具有高度的集聚性和不平衡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偏好，在渝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在都市发达经济圈内。2001年～2002年，重庆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1654万美元，都市发达经济圈为43230万美元，占全市的84%；渝西经济走廊实际利用外资6853万美元，占全市比重的13%；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只有1571万美元，比重仅为3%。“十五”期间，都市发达经济圈对外资吸引力度进一步增强。到2006年，都市发达经济圈实际利用外资61098万元，占全市比重87.79%。
二、FDI对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影响的实证分析
注：价格为1985年可比价。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
FDI表示重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用来表示重庆经济增长。为了分析FDI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采用的样本区间为1985年～2006年的数据（见表3）。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为了克服异方差，取双对数模型，建立回归方程：
1nGDPt=c+InFDIt+εt
经检验发现模型存在2阶自相关，为此，采用G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LOG(GDP)=317.096+0.016*LOG(FDI)+[AR(1)=1.547,AR(2)=-0.547]
T=0.016T=2.31T=6.997T=-2.434
R^2=0.999AdR^2=0.999F=5519.07D-W=2.01
1.进行拟合优度检验：
R^2=0.999，AdR^2=0.999
可知模型有很好的拟合优度。
2.进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F=5519.07，Prob(F-statistic)=0.000000
可知方程很显著。
3.对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从FDI的显著性检验上看，FDI是显著的，说明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但常数项不显著，因为此模型里只取用了FDI作为GDP的解释变量，目的在于考察FDI对GDP有无影响及影响强度，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了FDI上）。
4.对模型进行异方差性和自相关性检验，发现模型没有异方差性，也不存在自相关性。
可见，1985年～2006年间重庆市FDI对GDP有显著影响；系数0.016表明，FDI每增长1%，则GDP增长0.016%，因此FDI对GDP的影响力较小。
三、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实证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对重庆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存在的，但力度较小。而且重庆市吸引的外资主要投向了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利用外资额不到全市的20%。三大经济区之间本身就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地区分布状况，没有起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消除区域经济差距的作用，反而使这种差距有增强的趋势。外商在渝的投资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农业、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的这种产业倾向使得外资对重庆市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作用较弱。
作为西部地区惟一的直辖市，重庆市应把握契机，加大引资工作的力度，把利用外商投资与产业升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实现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增加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统一性，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内外资的公平竞争，增强外商的安全感。加强和规范对外资的管理和服务，建立统一的外资政策机构，完善项目审批制度，简化程序，大力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高效率的服务网络、物流运输平台，营造良好的经营服务环境。
与都市发达经济圈比，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基础设施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因此实际利用外资的规模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外资的质量和效益也不高。所以应增加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政策上要给予支持，实施更为灵活和优惠的外资政策，鼓励外资投向这两个地区。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政策导向
一是鼓励FDI进入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领域，引导外资企业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重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吸引FDI继续投向优势产业（如汽车摩托车制造及化工工业），形成优势产业群，通过产业集聚进一步增强吸收外资的能力；三是加大服务业FDI的引进。服务业外包是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对重庆市引进外资，优化产业结构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重庆市应加大服务业所需人力资源的培育，推进金融、电信、科教等服务领域的招商引资，促进跨国服务业外资的进入。
3.充分发挥特色工业园区吸引外资的主导作用
重庆市现有各类特色工业园区30多个，须依靠优化环境增强招商竞争力，加强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功能定位。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战略，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中心，发展大型成套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要围绕高科技和创新主题，重点吸引国外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落户，重点发展IT和IC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出口加工区要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大力引进加工贸易项目，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断提高发展竞争力。
4.努力实现外资来源多元化
重庆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多数来自香港、毛里求斯和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相反，欧美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较多，因此应加大对这些国家或地区FDI的引进，努力实现外资来源的多元化。同时，应逐步推动开发租赁融资、实行产权转让和BOT等多种有效的利用外资方式，推进与国际大公司合作，提升重庆市利用FDI的规模与水平。
参考文献：
篇3
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方式，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迅速传播，它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使世界经济重新组织，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新构建[2]新经济的核心变化是由一个传统的以实际产品为基础的经济向一个以知识的生产和应用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可以认为是一种明显的知识型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已成为郊区化不可忽视的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受新经济和全球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地区之一，因此，以长江三角洲“三极”之一的南京市为例，研究新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一、南京城市郊区化发展现状
南京市位于我国3大城市群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苏省省会和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截至2002年6月，南京市域的行政区划由11区2县组成，市区包括玄武区、鼓楼区、秦淮区、建邺区、白下区、下关区，郊区包括雨花区、栖霞区、六合区、浦口区和江宁区，其中浦口区和六合区处于长江以北。改革开放以来，在旧城改造、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政策推动下，以城区人口、工业企业和部分城市功能向郊区扩散为主要内容的郊区化现象开始出现。
南京城市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郊区化和人口郊区化以及部分商业的郊区化趋势。工业郊区化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以污染扰民企业的搬迁为主，它们往往是被城市环境要求的压力所迫而外迁，同时，在外迁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造；二是以经济结构调整为目的的企业外迁，它们外迁的主动成分比较大，大多数是规模较小的市属国有企业从2000年初到2003年底，主城区累计迁出工业企业达到114家，迁出工业用地面积达97034万m。，大大改善了以往主城区人口过密、交通紧张、房屋陈旧、设施落后和环境质量恶劣的状况，并使城市用地有所调整，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在人口郊区化中，主要表现为城市中心区人口外迁，虽然城区的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年份都有增无减，但随着城区原有部分人口向郊区迁移，对城区过密的人口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使整个城市人口分布趋于合理。此外，随着人口和工业的郊区化，商业郊区化的趋势也初见端倪。部分商业如便利店、仓储超市、大型专业店等开始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中，如在江宁区的双龙街附近就集中了许多外商投资零售企业，包括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仓储、家居、装饰建材超市。
二、城市郊区化驱动的行为主体
城市郊区化动力机制除了传统的制度、政策(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及户籍制度)作用外，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使经济运行主体多元化，政府、企业和个人都积极参与了经济发展以及城市郊区化进程[3]。鉴于此，驱动城市郊区化的行为主体应当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见图1)。
(一)政府
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促进城市郊区化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扩大可经营的土地面积，如2000年以来南京大规模撤县设区，兼并了周围的江宁县、六合县和江浦县，使其市区面积扩大了3702krn。，这些被兼并的县(县级市)大多成为具有强劲发展活力的城市新区，成为城市政府推动开发区、大学城、房地产聚集的热点板块。行政区划调整导致了城市郊区范围与郊区化进程的急剧扩张。为了提升郊区的土地价值实施城市经营，许多城市政府将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设施布局在郊区。同时，通过制定多种政策来促进郊区发展，如对开发区内的外资企业实施零地价甚至补贴地价、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促进郊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繁荣。
(二)企业
企业区位迁移和投资行为对城市郊区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城区土地“退二进三”式的功能置换，促进了城市内部土地结构的优化，城市中心区产生的排斥力(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和郊区产生的吸引力(低廉地价、有利区位、广阔用地等)，使大量的企业向郊区扩散]。伴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高度化所带来的产业布局大调整，城市郊区已集聚了大量从城区转移出来的传统产业。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又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广泛的活动空间。在我国，设立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以一系列的优惠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企进入。此外，随着人口的郊区化，许多跨国公司投资于零售企业，它们在城市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纷纷兴建大型购物中心，推动了大城市商业郊区化的进程。
(三)个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郊区化是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因旧城改造而导致的城市居民的被动郊区化)，这是区别于西方国家郊区化的不同之处。郊区普通商品住宅开发相对于城区同类住宅往往价格较低，这对于城区人口尤其是工薪阶层有较大的吸引力，一些在城区工作的人员便选择在郊区购房，从而促进了人口的郊区化。同时，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居住观念的转变，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郊区新概念住宅的开发建设及其优越的环境、完善的社区配套设施、便捷的交通使得一部分居民倾向于在郊区购房。此外，家用轿车缩短了主城区与郊区的通勤距离，一些城市富裕阶层在郊区购买第二住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新经济时代是南京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
除了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旧城改造等经典郊区化因素以外，新经济因素对南京市郊区化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产业空间，如为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许多新概念住宅建设，以及以大学城为主的高级竞争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一)城市规划和旧城改造
在新经济时代，空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战略性资源和一种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经营手段以及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工具。城市规划的意义也实现了从传统的安排国民经济、社会生产的手段向现代的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政府公共政策的飞跃[6]。南京总体规划都市圈城镇结构为“主城一新市区一新城”，即主城，东山、仙西、江北3个新市区和大厂、新尧、板桥、龙潭、雄洲、永阳、淳溪7个新城。“一主三副”的城市格局以及南京跨江发展战略的实施，成为郊区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7]。此外，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旧城改造和市政建设也导致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迁。随着南京地铁1号线建成，以及地铁2号东山出口的建设，进一步拉近了主城与郊区的空间与时间距离，使其与主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愈加畅通，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在建的地铁1号线南延232程又将使江宁与主城区之间实现无缝联系，主城区的232业、居住、教育、科研、市场、旅游休闲等功能将进一步扩散到江宁区，大大促进郊区化的快速发展。
(二)大学城和开发区建设
大学城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寻求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自1987年南京大学自筹9100万元在浦口大学城征地56．67万m。建立新校区，拉开了浦口大学城建设的序幕以来，南京市又先后在市区的东部和南部兴建了仙林大学城和江宁大学城。这3个大学城规划占地面积60km。，在校学生规模约37万人。大学城的建设大大增强了其对人口的拉动作用，高校学生、教职员工等在此聚集，将进一步带动房地产、餐饮、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逐步扩张的态势，进而分担主城区压力。大学城的建设还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布局范式，大大延伸了南京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现代化城市新的卫星城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南京的郊区化进程。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创新，知识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是新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柱产业。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产业空间，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大大促进了城市郊区化进程。20世纪90代以来，南京先后建成了浦口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开发区，江宁开发区内又包括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宁N-学园和华商科技园。开发区的建设引起了人口与产业在区内的集中，加快了城市周边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城市的郊区化进程。:
(三)跨国公司的投资
经济全球化使得产业、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加快，弥补了其资金和技术的缺口。我国政府关于开发区的许多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人口集中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郊区化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江宁开发区创办10多年来，已累计引进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瑞典、韩国、台湾、香港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个项目，其中千万美元以上项目239个，世界排名前500强企业已有35家进区，累计投资总额超过85亿美元，累计实现合同外资50亿美元，实现到位外资35亿美元[8]。目前，园区内著名投资企业有福特、西门子、菲亚特、日立产机、百事可乐、爱立信等。除了工业企业落户开发区外，许多外商投资于零售企业或仓储式超市。由于城市郊区拥有广阔而价格低廉的用地，吸引了如麦德龙、百安居、家乐福等大型超市在郊区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区附近集聚，反过来又推动了人口及其他商业企业在此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围地区的繁荣。
(四)房地产业的兴起
近年来，南京市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据统计，“十五”期间，南京市住房市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27．62，开发投资总额累计达1021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37倍，形成了河西、秦淮、仙林新区、江宁、江北等十几大板块。房地产开发商针对低收人群体在近郊建立普通住宅，针对富有阶层在远郊建设高档别墅，通过错位开发与经营满足了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使其盈利最大化。在郊区板块中，江宁板块尤为紧俏，1992年江宁经济开发区成立以来，土地价值攀升，房地产业高速发展，集中在岔路口、百家湖、东山镇、民营科技园和将军山等5大板块，约521万m。。为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居住环境和城市富裕阶层对住房的要求，郊区出现了许多新概念住宅，形成了以百家湖花园、湖滨世纪花园、中国人家、翠屏国际城、江苏省高级专家住宅园——江南文枢苑为代表的组团式开发居住群，成为南京房产市场的一个热点地区和高尚生活社区。郊区因出现许多楼盘而形成的大型居住区，为人口在城市和郊区间的重新分布创造了条件。
(五)个人消费的促进
篇4
一、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
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必须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设计思想，站在一定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军事经济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开始进行计算房的建设，这就是经济管理实验室的雏型，经历1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它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面向21世纪的经济管理人才，必须是适应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要求、理论与实务并重、具有全局观念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这就对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将所学过的专业知识与相关知识融会贯通起来，而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经济管理创新人才。计算机模拟技术方式被应用于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领域则解决了这一难题。学生通过参加计算机模拟实践教学，可以把同一课程中的不同知识点、同一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起来，把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知识点贯穿、综合起来，教师通过案例教学、企业模拟实战等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自己解决问题，从而真正获得知识，也使学生分析问题、自我学习的能力得到提高。从而使学生在受到良好的专业教育与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获得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知识、专业活动的系统理解与认知，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真正搭建起一个培养复合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平台。
在培养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现，普遍采用的教学模式突出存在三大问题。第一，片面强调知识的传授，忽视知识的整合与知识意义的建构；第二，片面强调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与理论的应用。第三，注重教师的“教”，而忽视学生的“学”，忽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挥。长期以来，为解决上述问题，对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改革只局限于将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入到课堂教学之中等。然而，案例教学大多蜕变为课堂讲授中的实证举例，这些“打补丁”式的改革并未获得理想的效果。
2、建设经济管理类实验室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信息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渗透，经济管理的理念也在不断地发展，经济管理学科系统自然地融入了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维，因此经济管理实验室的建设正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科发展的结果，是经济管理学科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现存在的问题
1、对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方式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属于软科学，只需要一支笔、一本教材和一本讲义就可以完成人才培养计划。而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较之于理工科实验室而言，完全是“只投人、不产出”的实验室。因此，不少高等院校更愿意将资金投向于能够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理工科实验室，而不愿意将资金投向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室的建设。在人员配备上，也不愿意合理增加编制。由于对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实验室的建设长期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求，难以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必要作用。
2、低水平重复建设，实验室利用率较低
一方面是实验室建设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又面临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局面。院内实验室普遍是按照专业来设置实验室，一般分属不同的系，有的甚至挂靠在教研室，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也不例外。由于实验室之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跨系使用，因此不少实验室不得不重复设立一些设施与项目。“小而全”的重复建设，不但浪费了实验室资源，降低了实验室的使用率，而且难以使实验室发挥规模效益。
3、缺乏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与实验教材
传统教学认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大多以验证课程理论为主，因而把实验教学作为对理论知识的巩固与加深，实验课内容只是重复理论教学内容的简单、孤立的实验项目。基于这些观念的影响，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教学难以像理工科实验教学那样，事先编写行之有效的实验教学大纲以及与专业教学内容相配套的实验教材，往往使实验教学与人才培养计划相脱节，实验环节流于形式。学生普遍反映实验环节收获不大，也没有兴趣，因而实验课程成为学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课程。
4、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长期滞后
由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方法的滞后性，使实验教学在教学上长期处于从属地位，实验室教师与专职教师相比薪酬较低，职称晋升也相对较难。因此，实验室队伍处于“专业人员少、学历低、知识结构单一、接受培训机会少、工作热情低”的状态，实验室人才队伍长期滞后。有的实验人员实质上只是实验室的设备管理人员，缺乏经济管理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教学的开展也缺乏全面认识，既不利于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思路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实验教学与课程体系改革为先导，建立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实验室改革才有内涵与支撑。
1、改革实验课程教学体系
在课程管理过程中，应该按大学科分类单独设置实验课，才能改变实验课的从属地位。今后，随着专业的不断拓宽在教学计划中应按专业分类，设置相同的基础课程，这在客观上就为实验课的单独设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课程教学体系应符合相关学科群的发展，课程的设置、实验项目的选择及内容的覆盖面都应符合这一要求。通过分析现有的管理类实验课教学体系和实验设置，对实验项目、内容和深度，以及侧重点加以区别，把实验教学活动分为经济类和管理类两大类型。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应整合设置为一门课程，以便相关理论验证及相关原理演示的融会贯通，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实验课程则分设会计实验（手工和电算化）、审计实验、统计实验、财务实验、经营实验、商务实验、证券实验等，以便每个实验课题具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内容。同时，各个实验课程都应有独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突出设计性及综合性实验的项目，通过仿真模拟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实现综合设计。
2、进行分层次的实验教学
在原有教学形式上，实验教学一般是验证性实验较多，而设计性实验较少。实验课按照大学科独立设课后，整个实验教学活动有利于进行分层次教学。第一层次，主要则是以演示验证性、模拟操作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掌握实验的基本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基础实验的方法步骤，熟悉常规实验设备的使用，在教师指导下较熟练地独立完成各项实验，并能掌握数据处理的方法，完成实验报告。第二层次主要以设计性实验为主。这一层次主要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设计能力的主要阶段。实验的方案、步骤和所需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完全由学生自己完成，自己选择调配实验所需的仪器、软件等。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大学期间的综合设计和操作能力得到真正的培养。第三层次，逐步开设综合性选修实验课。这一层次，要求学生设置一些难度较大或根据学生的爱好与特长自己设计开发的实验项目，利用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进行实验。由于这类实验一般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在实验实施过程中，可以举办一些综合设计性实验竞赛和等级考试，以培养学生的综合创新能力。第四层次，探索开放性实验课程的设置。这一层次，则主要是为那些基础较扎实、动手能力强、具有探索精神的学生提供广阔的空间，并能够辅助专业教师以完成其相应的科研课题。同时，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是教学科研上水平的一个重要性标志。
3、实验队伍建设要改变传统的用人观念
实验教师是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建设高水平的实验室必须配置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从知识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综合考虑，力求建成一支技术精干、基础扎实、素质过硬、乐于奉献的实验技术队伍。
4、建立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需要的多种功能并存的实验室体系
教学型和科研型的实验特点及要求虽有相同的地方，但还是存在着差别，而且教学与科研自身对实验的要求也有差别。因此，实验室就要根据教学与科研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而有不同的功能形式。所以，必须根据专业的需要，以大学科分类的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教学改革为龙头，建立相应的大规模实验中心或覆盖面宽、综合性强的多功能实验室，确保实验室建设与改革的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现代经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课堂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管理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经济管理类教学和科研必须紧密结合实验教学以成为广大经济管理类教师和研究者的共识。经济管理类专业实验室的建设从而也提高到一个十分迫切、重要的地位。在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深刻认识到经济管理类实验室建设的必要性和对于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正确定位，重点从实验室场地保证、计算机网络等“硬”环境和应用软件、实验师资力量和实验教材等“软”环境两个方面如手，最终实现有机结合，培养出合格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参考文献】
[1]尹恩山：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若干问题研究[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3（5）.
篇5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篇6
在期货经纪公司的分类上，有的学者从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划分，认为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呈现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发展型：经营正常，主业突出，处于盈利状态，员工30人以上，在所在地区和一、两家交易所中影响较大，2000年和2001年量一般在300亿元以上，已形成一定品牌效应和良好商誉。估计有30家左右，不足全国期货公司总数的20%。
第二层次是维持型：经营尚属正常，主业一般化，处于半亏损状态，但有一定的专业化和特色，在某家交易所和某个品种有一定影响，它们是现阶段期货公司的主流群体，估计有60-80家左右，近两年年量在50-300亿元之间。
第三层次是观望型：经营不正常，期货主业规模平均年低于50亿元，员工在15人之下，期货主业全面亏损，收入主要靠副业或由资本金维持。
这种划分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近年来中国期货经济公司的经营现状，但是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划分的依据不够全面和充分。
本文将利用2002年我国的185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数据来对期货经纪公司的经营实力做一经验研究，数据的处理是利用SA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本文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期货公司的竞争特点，通过期货公司之间的排名，充分认识整个行业的总体水平，以利于整个期货经纪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各公司的长远发展。
鉴于原始数据过于庞大，本文就不列出。变量的设定如下：x1为注册资本，x2为资产总额，x3为净资产额，x4为债务权益比率，x5为营运资金，x6为客户保证金余额，x7为手续费净收入，x8为利润总额，x9为交易额，x10为损失准备金余额，x11为员工人数。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可以将彼此相关的多项经济效益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这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量，又能做到彼此互不相关。
运用SAS软件对2002年中国185家期货经纪公司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结果见表1、表2。从表1中可以看出，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达到88.08%，因此，我们以后的分析只需选取四个主成分。
根据表2的特征向量所示，在第一主成分中，x2——资产总额，x6——客户保证金余额，x7——手续费净收入，x9——交易额的相关系数比较大，且这些相关系数都为正，而这些指标基本上反映了一个公司的经营能力，因此，可以认为，第一主成分主要反映公司的综合经营能力。在第二主成分中，x1——注册资本，x3——净资产额，x4——债务权益比率，x5——营运资金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比较大，其中x1、x3和x5的系数还为负，这主要表明了注册资本、净资产额、营运资金与债务权益比率的对比关系，也就是说，注册资本越高，净资产额越高，营运资金越大，债务权益比率越低，公司所需外部资金支持就越小，本公司的资金实力就越强，因此，第二主成分可以认为代表了公司的资金实力。在第三主成分中，x10——损失准备金余额的系数最大，而且损失准备金余额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也就是说，损失准备金余额越小，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越强。因此，第三主成分反映了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第四主成分中的的系数最大，因此，第四主成分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经过以上步骤，我们利用第一、二、三、四主成分的得分（本文未于列出）计算了各个期货经纪公司的经营实力的总得分，按照总得分对185家公司进行排序，其中前30家公司的结果见表3，排序是以递减的方式排列的。这个排名基本反映了中国期货经纪公司的真正实力。而且这个排名与以交易额或交易量为指标进行的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在2002年，交易额排名前10位的公司为深圳中期、建证期货、长城伟业、深圳实达、河南格林、经易期货、上海金鹏、浙江永安、黑龙江北亚和上海中期，而在本排名中，这些公司的名次分别为第7、第12、第14、第3、第6、第21、第8、第9、第25、第11。其原因便在于我国期货经纪公司进行的是同质化竞争，成交金额的大小与期货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能力的相关性并不强，因此，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以成交金额排名来评价期货公司的实力大小不是很科学。
聚类分析
聚类判别法是统计分组的一种方法，它的作用在于将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按照统计研究的目的区分为性质不同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看出总体分布的特征，在聚类判别过程中可反映各组内差异程度。通过前面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三主成分的各自得分，据此再采用聚类分析，附表略。
中粮期货、北京中期、江苏期望成为与其他公司不同的类别。中粮期货虽然在注册资本、总资产、销售额等方面不太突出，但其利润额却是名列榜首，笑傲群雄，因此，它属于高盈利类。而北京中期由于在注册资本、总资产、净资产等“硬”方面占据绝对领先地位，因此，它属于资金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类。而江苏期望则因损失准备金余额最大，成为另类。第二类的经纪公司都是成交额比较大、市场占有率高的那些公司，它们属于核心业务能力强的一类。剩余的经纪公司被归为第一类，经营效益一般。
参考文献：
篇7
墨家始祖墨翟(世人尊称“墨子”)出身微贱，他自称“鄙人”或“”“比于宾萌”。“宾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往来诸侯列国之间的游士说客，属于社会下层的士。据史载，墨子可能出身工匠家庭，他常与小生产者交往，学会了不少手工业技艺。墨子能制造载重五十石的车的车辖，能牵引三十石的车的车鞔以及能空中飞行一日不落的木鸢，可见其手艺之高明精湛。墨子在经常与社会下层民众交往中，还学会农耕。他曾说：“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正是在这种与贫苦大众的交往以及自己亲身劳动过程中，墨子深知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劳动的艰辛，使其思想和主张能“为代表下层之庶民”，有一种强烈的救民、济民、爱民、利民愿望。起初，“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理念不合，决定另立门户，“背周道而用夏政”，效法大禹天下为公，“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家门徒也大多出身工匠之类的贫苦百姓，他们“昼日讽诵习业”，其思想、行为也深受到其劳动职业、社会地位的影响，能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
篇8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篇9
“中国经济论文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路径研究”怎么写呢，请看求学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范文
中国经济论文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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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有着广阔前景，它是全球一体化大趋势在当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通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历史阶段。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强国际资本的扩张与渗透，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促进区内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的跨国兼并引进了新的竞争机制，将给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建立区域集团不妨碍各国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扩大，可以促进市场容量扩大，总体上是有利于促经济贸易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区域集团化对世界经济乃至各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第一、经济区域集团的形成，为各国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减少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有利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为各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二、有利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区域经济集团将促进内部贸易增加，生产要素得到不同程度的自由流通，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和配置，促进科技发展，增强竞争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区域性集团经济贸易的增长将使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增长，这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第三、区域经济集团化将对国际资本、技术、商品和人才的流向产生重大的影响。集团化将促进生产要素在集团内部流动，并促进产业结构在地区内部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也促进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加强联合科研，与此相适应，科技人才的流动在加快。第四、今后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将以发达国家为主，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混合组成，发达国家将作为资本、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和产品的主要吸纳者，促进经济集团的发展。集团内的发展中国家如政策得当，将可通过区域合作，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第一,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益减少。第二,由于各个区域经济集团内各国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发达国家取得的利益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集团化可能使南北经济差距从总体上拉大。区域经济集团还会使发展中国家受到地区上的分割，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统一和合作关系，将使全球南南合作，难以取得进展。第三,任何一国加入区域经济集团组织，都是以民族的部分让渡为代价的，在这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风险。
区域集团化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忽视和回避。这就需要我们对这种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认识到它的积极一面，又要认识到它的消极一面，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我国应顺势而动，抓住机遇，制定相应对策。第一、积极倡导建立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我国应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在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地区，寻找同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地区组成区域性、次区域性经济集团，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第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应在更广泛的空间进行分工与合作，我国海外企业也应注重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以求得经营效率的提高和竞争能力的增强。第三、积极参加APEC，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亚太经合组织中有一多半的成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坚持自主自愿的原则。我国应利用同APEC中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充分发挥适用技术优势，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及输出技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大容量的市场，中间技术领域有许多空隙，我们可以利用适当的中间技术和传统技术打入发达国家市场。第四、发展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跨国公司在国与国之间架起了联系的纽带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展跨国公司不仅是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发展趋势所迫，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经济强国之列的必然。我国大企业的成长必须要有国家的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形成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曰痒等: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2]刘家骥: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
[3]佟家栋:国际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篇11
税收的经济公平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课税机制建立起经济利益主体之间平等竞争的条件和环境。通过有效的途径将税负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合理分配，不至于使不同社会成员有负担沉重或负担很轻的感觉，主要运用纳税能力负担原则。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在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应当一视同仁。目前外资企业享受的15%优惠税率，实际上是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对国内企业显然有失公平。一直以来，我们对外商实行1到2年免税、3到5年减半，据统计，从1983年到1992年期间，仅这一项税收优惠，税基就损失了1500亿，税款流失了500亿，并对内资企业带来严重歧视。从实际效果来看，税收的优惠并非外商投资中国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首先，应该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把《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所得税法》和对内资企业征收的《内资企业所得税条例》合并，制定一个同时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税率问题。我们过去的法定税率是33%，因为对外资企业有很多的优惠，实际税率可能只到12%～15%.内资企业在扣除优惠以后实际税率在25%左右。税率高，优惠多，就为逃税漏税创造了机会。税率降为25%～30%比较合适。三是税收优惠问题。除了减少优惠以外，税收优惠应该体现鼓励高科技产业的精神，对特定的行业、项目应给予更多的优惠。最后，应该对西部开发给予地区性优惠。
（二）社会公平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税收公平要考虑如何利用课税机制达到社会有序发展的目标，应从两个方面来贯彻税收的社会公平。一方面通过征收社会保险税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具有相同负担能力的人应缴纳同样数量的税。社会公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好的税收制度，还要求在实行过程中能普遍征税。一个税种对纳税人征税应尽量普遍地触及征税环节的每一次交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免税减税，并防止偷漏税。整体税法是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惟有个人所得税相反，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种考虑是因为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的立法过程中不是先考虑怎么把居民的钱都收上来，而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器，平衡贫富差距。首先，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当务之急。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有800元，这个起征点是以20年前的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来确定的，而现在800元在一些大城市仅仅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但却要交税。另外由于我国税收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个人所得税60%以上是由工薪阶层所缴纳的，高收入者根本触及不到。为了保护居民消费热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应尽快将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由800元提高为1500元或2000元，扩大扣除额，并按一年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同时税收减免应考虑家庭负担的不同，根据纳税人抚养、赡养的人数不同，扣除额也应不同。目前我国80%的收入集中在20%的人手中，必须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税收所得可用于补贴低收入者、用于建立社保基金。其次应抓紧制定遗产税法。遗产税的好处是鼓励人们勤劳，也能够使贫富差距缩小，同时也是国家收入的来源，遗产税也存在起征点的问题，在我国将起征点定到100万比较合适。
（三）生态公平
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经济发展只有在不仅维护了生态平衡而且改善了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如果由于外部效应的作用，一部分企业的利润获取以牺牲其他企业和居民赖以生存、享受的条件为代价，或这一代人的资源享用以牺牲下一代人甚至以后各代人的资源享用或生存条件为代价，都是不公平的。生态外部效应破坏了帕累托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因而也是不经济的。税收的生态公平，就是要通过课税机制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形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防止企业为了追求眼前利益，将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转嫁给社会和未来，消除企业因资源环境占用条件不同而形成生态层次上的机会不平等环境，克服市场机制只注意“最近、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的短期行为，引导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组合——生态经济效益的提高。建议加快对污染征税立法，以污染税代替罚款措施。
二、强调收入适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效率优先、有限公平的税收制度是通过收入原则体现的。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实现财政预算平衡，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收入目标的实现是效率、公平目标实现的基本保证。税收收入规模的大小，税率的高低，征收方法的选择，都应力争减少对效率和公平的损害。税收的收入适度，就是要尽量减少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从大背景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向税率低的地方流动，其他国家税率下降而我国税率保持不动，无疑将削弱我国的竞争力。据了解，2001年我国的税赋水平大致在15%左右，但这并不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各种收费，如果按“大口径”（包括财政收入和各种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计算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的税赋水平估计在30%左右。从这个现实看，中国有减税的空间。因为我国政府收入的构成比较复杂，所以减税可通过税制改革的方式变相进行。具体而言，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后，可以对买进的设备进行抵扣，估计这一项可以减收300亿元。停征投资方向调节税一项可以减收100多亿元。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后，内资企业的税前抵扣将大大增加，其实际税率将明显降低。当然税制改革也会带来部分税收的提高，但从总体看，是在减少。对于消费者则应通过减轻直至取消消费税、减少低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减少利息税征收等方式，间接促使居民收入增加以扩大消费需求。我国连续几年财政收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0.7%提高到2000年的15%，国家财力增强，也使实行结构性减税具备了经济基础。
虽然目前我国不具备全面减税的条件，但可以实行有针对性的减税：（1）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实行全额退税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的办法，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2）取消汽车、化妆品等商品的消费税。对个别商品征收消费税，不利于消费增加，如目前购买汽车要收10%的消费税，消费税和汽车牌照费、泊位费、保险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要支出几万元，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一部分居民的汽车消费。此外一辆汽车每年大约需要3000元的各种杂费，“买得起车，养不起车”的现象也严重扼制了汽车成为消费热点的进程。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国家应及时取消汽车、部分化妆品和家电等商品的消费税，给国内外产品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消费选择范围，使消费者被抑制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消费税应该扩大征收范围。例如在商店、饭店的消费，可以考虑除了正常的消费外，再征收消费税。征收可以采取由消费提供者代扣代缴的方式，但也要达到一个起征点才可以征收。（3）鼓励高档商品的消费。国家对购买住房、汽车、通信、家用电脑等商品的消费，可采取免征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政策。（4）减轻农民的税负。3年内减免农民的部分农业税，继续进行农村费改税的试点，并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推广和实施。目前农民在全国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但农民的个人储蓄存款仍要征收20%的利息税，这无疑等于减少了农民的收入。鉴于农民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农民的存款大多数要用于生产性经营，建议对农民个人储蓄存款5000元以内的部分免征储蓄存款利息税。（5）营业税也应对税率及征收范围进行调整。国内金融保险机构的营业税3年内应从8%降到5%左右。
「参考文献
[1]刘溶沧。关于“减税”的几个问题与判断[N].光明日报，2002-04-02.
篇12
1IS审计发展历程回顾
在信息系统审计的萌芽阶段，人们称之为电子数据处理审计(electronicdataprocessingauditing)或计算机审计，它是作为传统审计业务的扩展发展起来的。早期的计算机应用比较简单，相应地，计算机审计业务主要关注对被审计单位电子数据的取得、分析、计算等数据处理业务，还称不上信息系统审计。从财务报表审计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主要业务内容是对交易金额和账户、报表余额进行检查，属于审计程序中的实质性测试环节。此时，它只是传统财务审计业务的一种辅助工具，对客户的电子化会计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为财务报表审计人员提供服务。
随着计算机技术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计算机对被审计单位各个业务环节的影响越来越大，计算机审计所关注的内容也从单纯的对电子的处理延伸到对计算机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进行了解和评价。在制度基础审计的模式下，计算机审计的业务内容已经扩展到了符合性测试领域。风险基础的审计模式的采用以及信息技术在被审计单位的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与其所服务的组织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在这种情况下，对被审计单位风险的评估必须将计算机信息系统纳入考虑范围。发展到这一阶段，计算机审计的业务范围已经覆盖了一项审计业务的全过程，计算机审计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反映这一业务的全部内涵，信息系统审计的概念随之出现。
1．1在建立信息系统审计制度，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研究方面，美国走在前面
早在计算机进入实用阶段时，美国就开始提出系统审计(SYSTEMAUDIT)。1969年在洛杉矶成立了电子数据处理审计师协会(EDPAA)，1994年该协会更名为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INFORMATIONSYSTEMAUDITANDCONTROLASSOCIATION)即ISACA。美国是首先对网上财务信息的审计直接颁布指导性文件的国家。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为指导其会计师事务所成员，于1997年1月颁布了名为《互联网上的财务报告》(FinnacialStatementsontheIntemet)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于1999年8月15日更新，是现阶段的最新版本。该指导性文件详细表明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和鉴证组成员的立场。他们指出网上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不同于传统印刷版财务报告的使用者，网上披露财务信息只是一种营销手段，网络为企业提供了时常更新其信息的可能性。
1．22001年1月，英国审计职业委员会(APB)颁布了
《网上审计报告公告》(ElectmnicPublicationofAuditorsReports)该公告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1)．检查电子版财务信息的生成。(2)．审计报告的用词。在对应印刷版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中，审计报告往往通过页码范围来确认已审计的财务报表。然而在网站上所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中，使用页码范围已不合时宜，因此APB建议直接使用财务报表名称来取代页码范围；同时需要在审计报告中指出所使用的通用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国籍。(3)．信息间的链接。APB非常关注已审计信息和未审计信息之间使用超链接的问题。APB建议审计师应要求“在信息使用者通过超链接从已审计信息跳到非审计信息时，网站应能向使用者发出警告信息”。
13澳大利亚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AustralianAuditnadAssurnaceStnadardBoard，AASB)AASB是最先对网上财务信息审计作出指导的审计准则制定者。AASB于1999年颁布了审计指导声明(AGS)1050《与电子方式呈报财务报告相关的审计问题》。AGS1050的目的在于“当公司利用信息技术在公共网络如互联网上已审计财务信息时，就一些问题为审计师提供一定的指导”。AASB在AGS1050中重述了审计的基本准则，并强调“电子方式财务报告并没有改变管理当局和审计师的责任”，即财务报告的主要责任仍在管理当局。
1．4日本的系统审计是从八十年代开始，1983年通产省公开发表了《系统审计标准》，并在全国软件水平考试中增加了“系统审计师”一级的考试，着手培养从事信息系统审计的骨干队伍
2IS审计在我国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剖析
近年来，我国审计信息化建设在纳入国家信息化建设(即：金审工程)范围后，有了较快发展。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逐渐形成体系，审计业务软件开发应用中也有了较快发展。但审计信息化建设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影响审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进程。
2．1审计人员对信息系统审计理解偏差，信息系统审计水平匮乏论文下载
在注册会计师的行业，由于我国CPA的市场化建设及推行较晚，现行的CPA的素质较低。同时在CPA的考试中也没有计算机方面的要求，因此绝大多数的CPA运用计算机的水平很低。CPA的审计工作仍然是传统的手工审计。计算机仅仅用作文字处理或者基本不用。有些单位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只占在职人员总数的5％左右，与审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同时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与知识更新培训的不足，许多审计人员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及相关技能无法得到同步提高，计算机应用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上，计算机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应用意识不强，操作技能还不熟练。因而审计系统计算机人材缺乏的问题，也是制约审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因素之一。
2．2信息系统审计理论研究几乎是空白
信息系统审计工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成型的专业规范理论结构。会计、审计界所进行的一些信息系统审计的探索和尝试以及开发的一些信息系统审计软件，还大都停留在对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进行处理的阶段。
2．3信息系统审计硬件条件严重不足
2．4信息系统审计软件条件严重欠缺
虽然我国的网络财务软件较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大，但是由于推出较晚，目前使用面还不广。同时网络财务软件的设计没有考虑审计软件设计的需要，使得审计软件的数据收集以及其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的制约。
2．5IS审计信息化建设效益低
2．6IS审计成本不断攀升
2．7IS审计业务水平不满足信息化发展的的要求
2．8IS审计准则及专业规范不到位
我国的信息系统审计工作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成形的专业规范。目前我国会计审计界所进行的一些计算机审计的探索和尝试以及开发的一些计算机审计软件还大都停留在对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进行处理的阶段。
运用传统的会计审计知识已经不能对这样的客户进行风险评估、内控测试与评价，从而无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基础模式”的审计业务，影响我国会计师行业审计业务质量。这一现状使得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与国外大型会计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基于新经济时代的完善的IS审计模型的构建策略
新经济是建立在网络经济和技术创新基础上的一种经济形态，以信息网络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飞速发展。因此，审计信息化建设和发展关系到我国审计事业的兴衰，体现着我国审计事业发展水平。为此，构建完善的Is审计模式成为当务之急：
31构建完善的Is审计准则体系
目前，我国的Is审计准则比较分散，不统一，执行起来具有很大难度。现有审计准则既有审计署和国务院办公厅的，又有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布的，而且只有一般性原则和指导意见，缺乏具体的实务公告和行业指南。并且《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方法》只是涵盖了审计工作的一部分，针对我国目前审计实务界的现状，广泛采用的仍是系统打印出来的数据进行手工审计，即绕过计算机审计，如何对其进行规范，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准则。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颁布的有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审计准则。因为这套准则既有一般性的原则和指导，又有具体的准则和实务公告，从独立微机到联机系统，再到数据库系统的审计和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内容比较全面并且结构性强。
3．2构建完善的Is审计实施体系
信息系统审计实施体系是指由IT和审计相关的学科为理论基础，以传统审计为实践基础，以审计指南为指导，以审计工具为辅助，以审计业务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构建信息系统审计实施体系的目的在于全面了解信息系统审计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有助于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可更加有效地指导实际的审计工作。完善的Is审计实施体系如图所示：
3．3构建全面的联网审计系统
联网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进行网络互连后，在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管理相关信息系统进行测评和高效率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对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实时、远程检查监督的行为。随着近年来一些地方联网审计试点的开展，有数据显示，在2003年，审计署对中国工商银行进行了联网审计，和1999年相比，全部参审人员仅为1999年人工现场审计的1．1％，人均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却是1999年的38倍。
联网审计正悄悄改变着延续了100多年的传统审计模式。联网审计是顺应信息化发展的产物，不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美洲，联网审计都处在试点阶段。据悉，2005年《中央部门预算执行联网审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正式完成。《工作方案》规定，审计重点是国家工商总局等四大中央部门，将首批执行联网审计。该方案根据《审计署2005年度统一组织审计项目计划》、(2004至2007年审计信息化发展规划》、《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和(2005年财政审计应用计算机技术工作意见》制定。审计人员坐在办公室内就能动态甚至实时跟踪、查看被审计单位预算资金动态，从资产负债变动、预算经费收支、大额支出、预算指标执行、行政性收费等多个角度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疑点或异常后及时通知被审计单位，努力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对具体项目审计中，大量的审前调查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完成，进驻被审计单位前已经确定了审计重点和审计实施方案等，审计员在被审计单位的主要工作不再是查账找问题，而调查取证联网审计发现的疑点。
但联网审计，包括其试点活动都在近三年内才开始启动，联网审计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法律、技术、规范等多方面的难题。
(1)法律盲区是联网审计的主要障碍之一。比如，按照现有审计法规，审计机关能否具有与被审计单位联网取得数据的权力，有没有随时获取被审计单位数据并进行审计的权力，在发现问题后有没有及时通知被审计单位的权力，被审计单位有没有相对应的义务等。
(2)信息系统审计技术急需跟进。在开展联网审计前，应首先对被审计单位的信息系统进行审计；要探索适用范围更广的公网传输机制；要研究数据库技术、联机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在联网审计中的应用；要通过与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联网，建立审计数据中心，为审计业务提供支持。
3．4运用信息技术支撑审计管理的科学化
通过审计项目管理系统，审计人员可获得自己所需要的项目信息或上报自己的审计情况；审计组长可对审计人员的审计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并掌握审计进度情况；专职复核人员和业务部门负责人可对审计项目进行监督复核；本级审计机关领导对审计项目进行查询、指导和监督。
篇13
（2）知识经济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下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富有的资源替代稀有的资源，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网络的完善，使财务会计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作为实用科学的会计学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
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
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
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
综观会计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主要是反应性，即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知识经济的出现，必然对现有的会计产生全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可以从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在知识经济中企业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是企业的知识资源。而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组成的。在传统的会计中资产是指被企业控制或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这就对传统的会计计量产生影响，要求对资产这一概念扩展其内涵。
（一）知识经济对会计假设的影响
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四大会计假设，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对它产生影响。在传统会计中，会计主体是指拥有一定经济资源并对这部分资源负责，具有经济业务的独立主体。而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网络的发展，会计主体的外延在不断的扩大。企业可在网络上根据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组企业的人员，形成“网络公司”这一“虚”的实体。另一方面公司之间存在着许多以联营公司，合资企业等形式的松散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体。这种“虚”“实”实体的共存，就对会计主体的界定带来困难，应重新对它进行定义，并以“相关利益联合体”来定义较为合理。
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把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存在作为前提。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随时都有发生破产清算的可能，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可解释为“相关利益联合体的存续期”。
持续经营假设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会计分期假设。另外，“网络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会计实务中较多的估计成为障碍。因为知识经济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加速折旧和市场瞬间万变的情况会给公司带来意外的收益，这样一来就无法对会计收益和成本进行配比。而用“网络公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就更无从谈起会计分期。
网络交易的增加，使得货币计量成为交易中的一个累赘。因为人们要求更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种统一的电子货币。这样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许多的时间。而电子货币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币值的稳定。
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计量的基础。而知识经济的主要资源是知识资源，它是企业资本的源泉，是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它属于无形资产，用历史成本计价方法即用取得该资源的成本作为其计价成本不能体现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
四大会计假设和历史成本计价方法是会计学大厦的基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可逆转地对以传统观念为基础的会计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具体的会计实践中已经有很多解决此类问题的实际例子。我们应当对其加以总结，使之理论化、体系化、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适应知识经济的会计学。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影响
1、对基本会计概念和范畴的影响
第一，对资本制度的影响。
现有的会计理论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这一资本制度的基本特点是：
（1）实体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
（2）实体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以实体资本为中心的结构，即实体资本出资者承担经营风险，并享有剩余（利润）的控制权和索取权。因此，现有的会计信息主要是为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站在实体资本出资者和债权人的立场，记录企业发生的经济事项，反映企业实体资本的运动状态，帮助他们进行风险决策和业务监控，从而保证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
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也就是说，知识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识的载体，知识的拥有者应享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因此，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对智力资本地位的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由实体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形成的生产和财务单位，而被认为是智力资本与非智力资本（实体资本）订立的特别市场契约，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
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而且智力资本能比非智力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会计建立能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体现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的新的会计体系。
第二、对利润含义的影响
与上面的观点相联系，现有的会计理论认为利润是实体资本创造的，因而属于实体资出资者，员工，无论是高智力的员工还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被看作是被雇佣者，其回报仅仅体现为工资费用，利润表只站在实体资本所有者立场反映其投资回报。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利润是智力资本和非智力资本共同投入所产生的回报，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资本创造的，在智力产品的价值组成中，物化劳动者转移价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员工可以用他们的发明创造转换为对企业的投资，这些员工和他们的智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利润。这就要求会计必须适应这一变化，重新明确利润的含义，划分员工劳动报酬和智力资本回报的界限，明确确认和计量智力资本带来的利润。
第三，对资产概念的影响
在现有的会计理论中，资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始终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国规定，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业，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五。对人才智力资源，无法在理论上其作为资产的地位。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被认为是生产的重要要素，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过了有形资产，所创造的价值也大大超过有形资产，因此，无形资产，特别是人才智力资源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资产形式，而对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其价值几乎全部体现为它的人才智力资源，房屋、设备等有形资产显得毫不重要。不正视这一事实，而仍将人才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的资产形态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相背离的。
2、对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影响
传统会计理论，将货币计量作为一项基本假设，以是否可计量作为能否纳入会计信息系统的一项基本标准，在计量属性的选择标准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可靠性，即这种计量必须是建立在已经发生、客观存在、可以验证和检查的基础之上。在这一基本观点下，包括人才智力资源在内的许多经济现象都无法在会计上得到反映。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及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人才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与此相关的会计学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人力资源会计学日益受到重视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两大基本内容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但是，受基本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的局限和影响，现有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与创新能力和产出价值的计价等问题。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试图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但由于不是以实际成本为基础，存在计量的可靠性问题，因而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溶为一体，始终游离于财务会计体系之外，因而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确认和计量的研究，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确认和计量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三）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
知识经济对会计实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会计工作重点的转移
传统的会计工作主要是会计人员运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手段，对经济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存储和检索，最后输出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经济决策和控制经济活动需要的经济信息。
在传统的会计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经济业务数据的日常处理占用了会计人员绝大部分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以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的普及和成熟，会计人员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帐凭证、登记总帐和明细帐、编制和报送会计报表以及在必要时查询凭证数据等工作都可以由计算机完成，这在客观上使广大会计人员从繁杂的、重复的日常会计事务中解脱出来，将其工作重点转移到参与预测、决策和经营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参与企业单位的经营管理，使会计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在经济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确立会议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广大会计人员的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应具备相关的信息处理知识、管理知识和其他相关知识，增强参与经营、参与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2、会计电算化从低级向高级稳步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认为会计电算化将会继续向下列方向发展：
（1）由单项处理向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发展
在我国，目前的电算化会计核算系统多数是一些单项的数据处理系统，如帐务处理系统、工资核算系统、材料物资核算系统等。但是，随着电算化应用的成熟和总体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单项或独立的多项电算化应用已不能满足企业单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单项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既能独立进行数据处理，又能实现信息传递和共享，从而形成一个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
（2）由单机应用向计算机网络应用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单位的会计电算化是采用单机处理，随着较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建立，独立的单机应用不能满足信息处理和使用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采用计算机网络。Internet更是加快了计算机网络化的进程。
（3）由单纯的会计核算向管理会计应用方向发展
一个完整的会计信息系统包括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部分。目前我国的电算化会计系统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核算。管理会计所采用的数据体系与财务会计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侧重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因此其处理方法与财务会计有所不同。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使用了更多的数学模型和方法。显然，计算机不仅仅能完整财务会计的各项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预测、分析和辅助决策等各项管理会计的工作。
事实上，随着会计工作重心的转移，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已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会计信息系统应同时具备分析、预测、决策、规划、控制和责任评价等功能，即朝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方向发展。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还将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在预测、分析、决策工作中的应用是今后会计电算化发展的方向这一。各种类型的专家系统可望为会计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诸如会计工作法律法规咨询、成本分析与控制、产品结构、市场分析与营销策略等多方面的帮助。
3、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更加强调科学性和
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传统会议在确定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标准时，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之间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债券摊销方法，虽然实际利率法比直线法更科学，便后者更为简便，因而实务中一般选择直线法。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会计信息系统的不断完善，计算的繁简程度已不再成为评价一个会计方法是否应该采用的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成为选择会计核算方法时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
4、会计信息时效性和多样性的增强
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会计信息，以便作出相应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经营决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经济效益，是现代会计的职责之所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很多在手工条件下很难或者无法及时提供甚至无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时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业可以同时编制出以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会计报表；对于目前比较复杂的物价变动条件下的会计信息，提供起来也将极为方便。
5、会计组织的弱化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加强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技术的提高，目前由会计人员输入的大量的经济数据将改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并由计算机自动处理，这将大大提高会计核算工作效率，节省核算时间，减轻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与此同时，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舞弊的手段也会越来越隐蔽。因此，为减少各种弊端，会计的内部控制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内部审计机构将得到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6、对国际会计准则的需要更为迫切
前面讲到，知识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会计准则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会计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阻碍了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这在客观上要求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和统一。目前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在着手制定国际会计准则，但无论从规范强度还是从规范范围，都是不够的，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知识经济对会计理论的冲击
由于知识经济带来会计环境的变化，因而对环境所决定的会计理论也产生极大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1、对会计目标的冲击。对财务会计目标的认识；不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经营责任观”，都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并未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情况。会计目标的确定，应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为矢的。
美国AICPA的企业报告特别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的题为《改进企业报告——着眼于用户》的综合报告中认为，投资者的主要目标是对企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及其权益性证券做出判断;债权人的主要目标是评价一个企业承担与当期或未来债务或其他金融工具有关的义务的能力。从他们的目标出发，信息使用者要逐个分析有不同机会和风险的企业分部，掌握企业经营业务的性质，着眼于企业未来，掌握管理部门意图，要求企业报告信息相对可靠，了解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其他企业的业绩，及时了解影响企业的重大变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使用者对这些方面的要求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对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和知识创新能力的信息也会提出相应的要求。因而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使用者对企业资本、物质等财务资源的增长和创造的兴趣，也要满足他们对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信息需求。
2、对历史成本原则的冲击。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历史成本原则将会对不断涌现的新的会记事项感到束手无策。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历史成本原则已经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尖锐批评。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以知识资本作为企业资本源泉，以知识创新作为其发展动力。对知识资本的计价，按照传统计价原则，可能只是几本书的价钱，或是委托培养费以及其他各种取得知识的可证明的实际支出，这无疑会极大歪曲知识资本的价值。
3、对资产概念的冲击。资产是一个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计量的、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企业的经济资源在工业经济时代主要指物质或财务资源，通常表现为有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由人力资源和知识两部分构成，其中人力资源是知识的载体；知识通过人的积累、运用、创新而发挥作用，是人的创造能力的源泉和动力。把人力资源和知识纳入企业资产的范围，无疑是对会计观念的重大挑战，它意味着传统的资产概念将被赋予新的含义。资产范围的扩展，将为会计的核心问题之一——资产计价带来新的课题。
四、知识经济要求会计创新
面对知识经济对会计的影响，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迎接时代的挑战，认真研究会计的科学框架、进行会计创新，以满足信息经济时代使用者对会计的新要求。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作好会记创新工作：
1、构建适应知识经济要求的会计模式。现有的会计模式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它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势下，它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会计目标、会计观念、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规范体系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与知识经济格格不入的倾向。
例如自创商誉在传统的会记系统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而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会成为一种较普遍现象。而且企业的合并或解体也会经常发生，如不在市场交易前确定自创商誉价值，那么在市场交易时的价值确定就会显得“离谱”。
会计模式的构建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对会计模式的各个组成要素赋予新的涵义。
2、研究和引入新的计量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代会计计量重心要从财务资源转向知识资源，其中的最大障碍就是会计计量问题。传统的计量手段已不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变化。在会计系统中引入多重计量手段，因不同会计事项性质而选择不同计量手段，似是一条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会由五彩缤纷的事物组成，强调独一无二的计量手段，只能使会计陷入困境。
3、尽快将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经济理论、会计理论以及会计计量等一些“”问题，它仍然未登入财务会计大堂。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劳动主体是智力劳动，智力劳动的知识价值如何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是该时代财务会计的重要内容。此外，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知识资本的时间、空间范围将比财务资本要宽广得多，财务会计要跟上这种要求，就必须拓宽自己视野，把知识资本延伸到企业外部范围的内容都纳入核算的范围（如环境报告等），才符合知识经济的要求。
4、变革财务报告。现行的财务报告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可确认，而在其他财务报告中反映的事项会计上不予确认。美国学者韦尔曼针对这种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个彩色模式（colour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