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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篇2
1提高农田水利灌溉管理质量的积极意义
当前，水利灌溉在农业生产中占据关键地位，并且其作用也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显现。因此，为了充分会其作用，促进当地农业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一定要强化管理质量，提高使用效率。水利灌溉管理可以实现用水秩序规范化，减少水资源浪费的情况，推动用水方式实现透明化、民主化以及公正化，有效缓解当地农户的用水矛盾，避免出现用水纠纷的情况。
2当前农田水利灌溉中存在主要问题
2.1管理思想落后。当前，我国在对水利灌溉开展管理的过程中，基本还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下的模式，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受到传统思维的影响和舒服，在工程看管、抗旱抗汛以及防洪用水等方面，依然运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方式，缺乏现代化的管理意识，难以应对新时期下的农业需要。2.2管理体制存在缺陷。当前，我国水利灌溉管理没有自主经营权，主要通过管理以及建设方获取经济效益，而管理部门为了促使农户多用水，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导致出现水资源被大量浪费的情况。同时，水价定位不合理，虽然可以起到一定节约用水的作用，但是农业却没有得到实际优惠，导致农户节水意识依然淡薄，缺乏节约用水的积极性。2.3管理经费不足。随着我国水利灌溉工程的增加以及农业的快速发展，管理费用也持续增加，但是资金投入却明显不足，导致很多水利设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养的维修，进而逐渐失去既有功能。而由于资金不足，很多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偏低，难以激发其工作热情，对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也带来一定影响。
3优化水利灌溉管理质量的相关对策
3.1加强思想认识。管理单位一定要在思想方面明确目标、提高认识，水利资源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管理单位一定要树立科学的节水观念，并且进行科学调度、科学管理，依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促进自然与农业的和谐发展。同时，管理单位还要积极推广节约用水观念，完善管理目标和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为了充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相关部门要结合当地农业发展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管理模式，并且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为企业用水提供便利，加强对企业用水的管理和引导，进而实现水资源的科学利用。3.2健全管理制度。首先，提高水利灌溉工程的利用效率，管理单位要通过合理的收费制度对水资源开展综合管理，促使农民认识到水力资源保护的积极意义，进而帮助其树立节水观念，通过节水实现对现代化种植的协调。确保农业正常生产；其次，规范用水秩序，为了保证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杜绝出现水资源被大量浪费的情况，促进水利灌溉管理发挥其功能，管理部门一定要对灌溉体系进行合理而系统的规划和调整，只有确保用水秩序良好，才能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减少用水纠纷的出现；最后，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结合水利灌溉具体情况制定科学的管理策略，可以实现其有效运作，在完善收费工作的同时，避免在收费中出现问题，同时，制定管理策略有助于提高当地农业的生产效率，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对促进农业结构调整、节约用水、精耕细作以及用水透明化方面可以起到显著作用。3.3强化管理机制。建立以及完善水利灌溉管理机制，是促进农业生产稳定以及健康发展的关键举措，对其管理机制进行深化改革，还可以为水利灌溉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相关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化机制改革、将经济效益纳入到当地财政预算中，进而确保水利灌溉的正常开支，促进管理单位的健康以及正常运行。3.4加强设施管理。对水利设施开展管理基本是由水利部门负责，因此，相关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权利，针对水利设施做好相关管理工作，提高水利设施管理的工作质量。同时，相关部门还要不断创新，通过科学的措施加强设施维护管理，提高使用效率。3.5加大资金投入。水利设施保养维护、灌溉渠道清理维修都需要一定资金作为基础，但是地方政府以及中央财政投入有限，不能满足当地水利灌溉管理的实际需求。这就要求当地水管部门要与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提高地方政府对水利灌溉的重视程度，并且争取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仅为水利设施维护和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4结语
总而言之，农业是我国支柱性产业，关乎到社会稳定以及人民幸福，而农业发展不仅仅是当代的经济问题，也是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水利灌溉方面我国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相关部门一定要正视问题、分析问题，制定科学的应对措施解决问题，进而提高我国水利灌溉的管理质量和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稳定以及健康的发展，为人们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作者:徐霖侃 单位:江山市水利局
参考文献
[1]周求文，何同喜，周芬.小型水利农田灌溉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3:116-117.
[2]刘大安.农田水利灌溉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华民居(下旬刊)，2014，9:297-298.
篇3
1.1PCM的概念
一个项目周期一般分为立项、实施和评价三个步骤。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一种项目立项分析的逻辑方法，称为项目周期管理，它包括项目相关者分析、问题分析、目的分析、项目选择、项目优化设计PDM表制作、项目计划制定等一系列过程。
景电工程一期灌区节水改造项目确定为示范项目以后，由国家水利部门、甘肃省景电管理局与日本农林水产省共同合作执行。通过现场考察，对景泰川电力提灌管理局一期灌区已运行30多年，机电设备老化、渠道渗漏严重，能源单耗大，渠系利用率低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专题讨论、问题分析、项目基本计划等PCM参与式管理模式。
1.2主要工作模式
1.2.1形成问题分析树。按照因果关系将相关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形成问题分析树，确定中心问题。
1.2.2形成目的分析树。根据问题分析树进行目的分析，针对每个问题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和途径，形成目的分析树，从中确定中心目的，并在目的分析树上分析、选择可行的子项目。
1.2.3形成项目框架。在确定项目后，对选择的项目编制PDM表（即项目优化设计表），形成一个完整的项目框架。确定项目的期间、项目的活动内容、取得的预期成果、项目目标、上位目标、评价指标及获取指标数据的方法、项目的投入、项目实施的前提条件和外部条件等。
1.2.4编制活动计划。在完成PDM表的基础上，编制相应的活动计划表。
2立项阶段的操作管理
2.1项目相关者分析
针对水的利用率低这个基本问题，对参加人员进行分析，分析援助框架中人群：灌区管理单位、农户、施工单位、水利厅、国家设计部门、国际协力机构等等。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然后再选取几个严重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决定选择对象组：灌区管理单位、农民。
2.2问题分析
问题分析首先要提出中心问题，然后根据其直接原因和直接结果，从上下两个方向展开进行说明。
2.3目的分析
目的分析是要通过采取怎样的手段，看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必要，是否有希望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将原因与结果关系转换为手段和目的的肯定关系。
2.4选定项目
通过目的分析，从需求、技术水平、投入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等进行综合判断，确认援助内容及可行性，进而选择项目，上述小虚框图为选定项目。
2.5PDM表编制
进行上述一系列讨论分析后，对项目内容进行逻辑分析和归纳，并将结果整理在项目设计逻辑框架（PDM）表中，最后确定中日技术合作“景电一期灌区节水改造示范项目”，制定项目起止日期、项目目标等。
3实施及监测评估阶段的操作管理
3.1制定详细的活动计划
项目立项后，在PDM表基础上制定更详细的活动计划表，即整体计划和分年度的年份活动计划。
3.2项目计划实施
按照计划，结合景电一期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的实施，景电管理局首先对机电设备进行更新、各级渠道和建筑物等基础设施进行衬砌、改造。然后对示范工程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对在调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JICA专家与项目实施机构反映，以便对计划做出及时调整、变更，以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3项目实施的追踪监测
在项目实施期间进行追踪、监测，定期核实项目是否如期进行，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果。每年定期对灌区技术骨干进行培训及技术交流、问卷调查，同时为提高灌区农民的节水意识，召开灌区农民节水灌溉知识普及说明会，发放节水灌溉知识卡通宣传册。利用示范工程安装的调查器材对基础数据每年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以便进行示范项目实施前后及实施后各年度之间的成果评估。制定了自动化工程操作规程及管理办法，编写了《灌区节水改造规划》。
3.4评估分析
中日技术合作景电一期灌区节水改造示范项目经过4年多时间的建设和实施，取得的成效如下：
3.4.1泵站运行效益显著提高，能源单耗由2000年的5.19kW·h/(kt·m)降低到2005年4.43kW·h/(kt·m)。
3.4.2减少渠道渗漏损失，总干渠、干渠水的利用率由2000年0.874提高到2005年0.909，支渠利用率由2000年0.879提高到2005年0.903。
3.5.3实现了干渠和支渠水量的总量控制和公正、准确、合理，提高了水量计量的实时性的准确性，为水管理工作的量化考核提供了科学依据。
3.5.4提高了泵站机电设备、压力管道及渠道、渠系建筑物运行的安全可靠性，有效地促进了工程设施的平稳安全运行。
3.5.5提高了灌区管理人员的素质、灌区农民的节水意识和节水积极性，提高了灌区科学化管理水平。
3.5.6项目实施以来，到景电灌区参观、考察、交流学习的团体和人员逐年增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篇4
1保证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成功的重要因素
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PIM）或是灌溉管理职责的转移（IMT），保证该过程成功的重要因素包括基本条件、国家政策和法律、实施模式及灌溉协会的类型和性质．
1．1基本条件
主要包括国家预算发生危机，不能完全承担对灌溉管理的财政支持；最高层产生通过私人对灌溉排水的投资来恢复经济增长的政治意图；由于维护不及时造成灌溉基础设施相继破坏；需要提高水利用率．
1．2国家政策
主要指与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相关鼓励政策，通常因目的和区域不同而异．在菲律宾，水资源的利用、治理和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框架都概括在1976年的“水法（WaterCodd）”内，政府制定了发展灌溉协会的新策略，鼓励灌溉用水户协会或协会联合会承担灌溉工程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土耳其的立法允许将国有小型灌溉工程由国家水利工程总局移交给用水户协会，用水户协会负责向农民征集需水用水表，并上交国家水利总局，管理二级渠道以下的水量分配，清理和小修渠道及其他小型水工建筑物．阿根廷联邦政府将水管理职责转移到省、州一级，并开始实施灌溉管理转移计划，各项与水有关的政策、法规基本上都是由地方制定．墨西哥国家水委员会通过制定国家水政策，把水分配给用水户并给予相应的许可证和正式许可文件，同时将大型灌溉工程交给用水户管理．哥伦比亚政府农业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灌溉排水工程建设，并积极推动用水户参与灌排工程的建设和管理．
1．3有关法律文件
国外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法律文件，一是现行法律，二是用水户协会组织章程，三是用水户协会与灌溉机构之间的转让协议．现行法律主要明确用水户协会作为法人实体享有的权利与义务；组织章程对会员资格、组织结构和内部管理、运行维护、水费、用水户协会的清算等做具体规定，转让协议对拟转让的灌溉系统、协会与灌溉机构双方的责任、共同管理阶段如何运作等做具体规定．墨西哥的国家水法中规定用水户协会作为法人，一些国家根据旧的国家法律或地方法律来支持灌溉管理转移计划的实施（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而一些国家则通过制定新的国家水法实施了灌溉管理职责转移（如菲律宾和哥伦比亚）．
1．4灌溉协会类型和性质
灌溉协会的类型和性质与各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灌溉形式直接有关．在灌区较大、经济较发达的国家，灌溉协会有一定的经济规模，能雇佣自己的职员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专用灌溉设备，如墨西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耳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灌溉协会规模大（受益范围2000～50000hm2），属自我服务的合作社性质，很多职员都是雇佣的专业人员，用水费收入以现金支付其薪水，水费以现金支付．相反，在灌区很小和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灌溉协会很小，经济上不能维持，管理也存在较多问题，如菲律宾灌溉协会非常小（受益范围100～300hm2），以村庄为基础，大部分劳动力是用水户提供的义务工，只有极少数灌溉职员是雇佣的专业人员，水费多以谷物支付．阿根廷的灌溉协会享有完全合法权力（包括征税权力），而其他国家的灌溉协会确定和征收水费的权力有限，且没有其他的地方征税权力，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水费．
1．5实施模式
每个国家实现向用水户参与管理制度转变的方法是不同的．如菲律宾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则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从促进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过程方面说，哥伦比亚投入的时间和做出的努力比其他国家都少，但是转移过程非常快．在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因为用水户事实上对他们的所有权及管理责任的变化不太了解．许多灌溉系统是靠泵从河中取水，很多管理转移都涉及能源补贴问题．阿根廷为了迅速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采用了报告会等形式进行宣传．墨西哥和土耳其组织用水户参加报告会，并对自己的职员进行培训．墨西哥还组织水利技术研究所和专业公司编写视听教材，以使用水户相信灌溉管理转移是一项积极的变革．菲律宾采用了最慢的方法，利用研究所技术人员和农民组织者作为“催化剂”开展工作，这些组织者住在农村，组织国家灌溉局有关人员和用水户交换意见．然而，国家灌溉局现在己意识到过分依靠这些组织者，工作进展缓慢，现已大大削减了农民组织者的数量．
从责任转移方面来说，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土耳其提到了灌溉机构和灌溉协会之间管理分担形式．分组管理的时间各国各地区不同，但一般为6～12个月．相反，阿根廷则转移很快，而菲律宾采取1期、2期、3期分期实现责任逐步转移，即使15年后，也只有不到15％的地区实现3期转移，即完全由用水户管理．
2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产生的影响
根据国外经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后产生的最大好处是水费收入增加，政府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支付减少，灌溉系统能得到定期维修．如墨西哥灌溉管理责任转移后，水费收入增加了4倍，政府的灌溉工程运行维护经费支付从80％减少到25％．土耳其实施灌溉管理转移计划后灌区水费实收率提高两倍．哥伦比亚用水户参与管理的灌区与国家灌溉机构管理的灌区相对照，前者的运行维护费用仅25％来自于政府补贴，后者的运行维护费用中政府补贴占90％，并且前者的灌溉计划和种植模式更为灵活，灌溉系统能得到定期维护．墨西哥1989年创建国家水委员会，1992年制定有关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新水法并于1994年1月议会批准通过．到1996年底，全国87％的大中型灌区已移交给用水户协会管理．哥伦比亚1993年颁布了新法律，赋予了用水户协会合法地位和责任，以及赋予了国家灌溉机构的支持和监督义务．目前全国24个大中型灌区有16个（占2／3）灌区已经移交地方协会管理．土耳其1993年开始实施大型灌区灌溉管理责任转移给地方组织，只用了3年时间，61％的国有灌区的灌溉管理职责由国家水利工程总局成功地转移给地方机构或地方灌溉协会．
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将灌溉管理权向地方转移是一项复杂工作，涉及到国家政策法规和政府机构的调整，新的地方组织机构的建立，工程设施、设备所有权的转移以及工程管理人员的调整．在灌区管理模式转变的同时，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变化．
3存在的问题
虽然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墨西哥，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实践时间都还比较短，有关的法律和管理方法等都不太完善．从一些国家的实施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附表灌溉管理转移的可能影响
首先，在灌溉协会方面，存在水权不安全、资金不足、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政策不明确、财务和行政管理经验不足等问题，其中水权不安全被认为是对灌溉协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没有水权，或水权不明确或不安全会造成以下结果：（1）限制对新建工程设施或现有工程设施修复的投资；（2）使部分协会管理者和农民产生短期行为；（3）导致为维护不明确的水权而投入大笔资金；（4）导致供水量减少以及系统维护不好．
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政策不明确对灌溉协会产生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实施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将为政府和农民带来巨大的潜在效益，但是被移交的设施应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而且大多数国家缺乏清晰、持续稳定的关于灌溉工程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的政策．在现有财政情况下，用水户协会没有财力对灌溉工程进行修复和现代化改造，但从长远来看，为了提高系统的灌溉效益必须对工程进行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灌溉工程的修复和现代化改造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加速实施大规模的灌溉管理职责转移计划．所有灌溉系统都需要定期修复和现代化改造．但要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政府提出有关修复责任明确而持续稳定的政策．缺乏这些政策时，协会的倾向是推迟所需的修复，希望政府采取修复措施和承担责任．
其次，在灌溉机构方面，实施灌溉管理职责转移后，原有政府专管机构的职责重新进行了调整，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因运行责任转移引起规模减小，致使技术能力下降．
第三，在农民方面，农民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率，可能改种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需要提供支持包括：生产贷款；技术推广咨询；新技术；研究成果；市场和市场信息；获得投入资金；收获后服务．
第四，在政府方面，削弱了对系统内全部灌溉活动的控制，并且减弱了利用灌溉作为执行国家其他政策和应优先考虑事项的工具的能力．例如，在一定的季节提倡栽种旱作物，而不是水稻，这可能是政府所希望的．过去，可能是由灌溉机构调节供水计划和供水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在转移后，这将比较困难．
4经验和启示
篇5
一．什么是电力营销及意义
所谓市场营销观念，就是企业在开展市场营销的过程中，在处理企业、顾客和社会这三者利益时所持的态度、思想和观念。从市场营销学来看，电力企业市场营销，应是有效利用电力企业的资源最大限度提供比其它竞争者更能满足用户需求的能源，使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用电营销管理为供电企业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电力企业市场营销的中心是实现电能的交换，最终完成电能使用价值，并获得利润。电力企业的经营目标及利润目标等能否实现，电力企业能否在竞争的市场上求得生存和发展，最终都要取决于电力消费者是否购买电能和增大电能的使用量。因此，电力企业的市场营销是以扩大市场销售量和增加市场客户为中心而展开打。它的核心是：电力企业必须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并及时对营销策略做出正确的调整；电力企业要为消费者提供和各地电能和满意的各种服务；电力企业要用最少的投入、最快的速度将电能送达消费者手中；电力企业应该而且只能在消费者的满足之中实现自己的各项目标。
二．电力营销现状
电力销售同国内其他行业同样面临市场营销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1、营销体系不适应市场变化的要求。由于电力企业的特殊性，造成了不时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设立。现有的营销管理模式还不能对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反应，电力企业的营销机制尚未完善。
2、营销人员素质不高，营销意识不强。由于电力企业是属于国有企业，员工思想观念还未从旧的用电管理模式转一以市场营销模式上来，仍然抱着等客户上门的观念，造成了营销人员工作不主动，不积极。
3、对市场需求研究分析不够。目前，我国电力企业只重示安生生产，却未重视市场的分析。对客户的资料没有积累分析，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供电，造成在客户用电高峰期出现电力供应不足等现象。同样还面临其他问题，如电价制度不适应市场经济，优质服务与有偿服务界限不清等，要解决这样问题，更好的促进电力企业的发展，就必要要实现营销改革和创新。
三．现代电力营销改革和创新
随着国家电力公司经营体制的转变，电力的发展必须从过去以供给导向为主，被动地填补供电缺口，转向以需求导向为主，主动开拓市场，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
1、市场观念的改革和创新
在电力走向市场后，电力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电力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改革的中心在于转变市场营销观念，把电力生产和市场营销观念相结合，从组织上、经济上、技术上、人员素质上采取相应措施，完善电力市场营销机制，使电力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没有用电客户，就没有电力市场。供电企业只能坚持优质服务和客户至上的原则，才能不断拓展市场。搞好电力营销管理，帮助用电客户获得成功，不仅能加强企业与用电客户的关系，而且能扩展客户的业务范围，电力消费量就增大，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在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做到缺电不缺服务，从根本上改变服务理念和意识，加强用电需求侧的管理，建立通畅、高效、反映迅速，为广大客户接受的服务体系，以客户利益为第一需要，以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服务，向客户供应可靠的电力商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营销体系，应以市场为立足点，以高效、便民、提高电能的终端能源占有率为目标，引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增强市场应变能力，改善服务质量，有助于经营效益化，有利于市场开拓和发展的新机制，不断拓展电力市场营销活动。
2、服务的改革和创新
电力消费者与供电部门是一种平等的互惠互利的关系，给客户优质和满意的服务是电力市场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将管制用电改为推广用电，就是树立电力形象，吸引更多客户，向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拓展电力市场；将用电管理改为客户服务，树立起“优质服务＋优质产品＝必胜”的观念。建立功能齐全，服务设施先进，管理手段现代化的营业厅，为前来办理用电业务的客户提供温馨舒适的环境；客户新装、增容用电、变更用电坚持由供电营销服务中心“一口对外”，客户只进一个门，只对一个人，工作流程实现“内转外不转”，即简化报装手续，方便客户；使用电力过程中的服务。为客户提供电力使用过程中的服务包括：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停电通知及事故处理等。在客户服务中心大厅要设立用电咨询系统，包括人员和电脑、宣传资料及宣传橱窗，使客户便捷地查到有关用电方面的信息。
电力市场关键是要积极开拓，促进消费。开拓电力市场，首先，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树立市场经济观念、市场竞争观念、效益与效率观念、市场风险观念和市场服务观念。其次，制定规约，规范市场。再次，加强电力市场营销工作，加强市场调查研究和预测，增强市场应变能力，重视和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当前最关键的是开拓广阔的农村电力市场，特别要解决的是加快农村电网的建设和改造，改善农村供电条件，降低农村电价，这对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电力消费水平、拉动内需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3、营销理念的改革和创新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企业要抢占市场先机，不断占领市场、开拓市场，必然要使我们彻底放弃传统的思维观念和管理模式，通过学习与创新，带动工作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市场为导向，以信息技术为平台，以打造高素质员工队伍为突破口，以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为基点，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就营销工作而言，随着电力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它在电力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有如企业经营管理的晴雨表，营销业绩直接影响着电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抓好营销，就是抢占市场，掌握了市场，才能驾驭市场。要提高营销业绩，就必须摒弃“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营销理念，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创新，提高营销效能，即工作效率和能力。
4，人才创新
尽管营销创新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关键是人才创新，没有人才创新，其它创新就是一句空话。21世纪的营销人才不再是经营型的营销专家，而应是知识型的营销通才。其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征：(1)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文化素养高；(3)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心；(4)科技通才与营销专才的完善结合；(5)知识应用能力很强等。营销创新能否在21世纪成为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关键就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批这类知识型的营销人才。
四．结论
电力营销的质量关系到电力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电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只有电力企业不断的对电力营销进行改革和创新，建立一个能适应商业化运营、法制化管理、充满市场活力的营销体制和机制，才能最终占领市场。而电力营销改革与创新将是电力企业永恒的课题。
篇6
1产权理论认为,企业经营者应当享有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
所谓剩余控制权,是指企业契约中由企业所有者把权利和责任都已经界定清楚的那部分控制权委托给人后,剩余的没有被明确界定的权利。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货币收入在支付了各项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投入品价格之后所剩余的（如净利润、未分配利润等）索取权。
依据产权理论的观点,企业经营者除了要拿正常的工资之外,还要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体现着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对企业剩余(净利润、未分配利润等)的占有和控制权的分配,涉及到产权改革的诸多领域。企业所有权本质上是由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定义的(或由剩余控制权定义更为明确)。因为一种产权结构是否有效率,主要视其能否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进而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激活人的因素,生产力才能彻底解放,而规范的MBO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近20年的改革和探索,国有企业走过了从扩大企业自、实行经营责任制、利改税到承包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条责权逐渐明晰的道路。但红塔集团的褚时健、首钢集团的周北方等事件的发生再一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大讨论,制度缺陷因素的影响、中外企业经营者在报酬制度(尤其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上)的差异成了讨论的主题。讨论的结果大都认为所有者缺位、经营者激励不足是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问题。我国国有企业改到今天终于触动到了产权,而产权的改革是最复杂、最容易给以后留有隐患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惧怕风险而畏缩不前。因为经过MBO后,原来的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而且实现了出资人到位,企业开始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其经营运作效率将逐步提高,企业发展将更有后劲。
2委托———理论认为,降低成本可以看作是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的翻版
由于“委托———涉及一个人(委托人,比如雇主)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另一个人(他的人,比如雇员)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所以,委托———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实质是激励问题,降低成本可以看作是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的翻版。因此,有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也被称为激励理论,它是经济学家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分析激励问题最有效、最通用的工具。
在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古典企业中,资产所有者分配之后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均归于所有者。但在现代企业中,由于企业制度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安排,出资者只承担部分所有权职能,如何解决现代企业的成本,使人按照委托人所希望的目标行事,就成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
因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经营者控制的,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经营者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从而会在企业经营中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行为,经常会偏离甚至损害所有者的利益,导致成本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既要强调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在非常倾向于经营者在享有很高剩余控制权的同时,又享有部分剩余索取权。但是由于剩余控制权掌握在企业经营者手中,二者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或矛盾。如果从委托———理论出发,为降低成本,促使经营者行为与所有者利益的一致,必须给予经营者适当、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实现两者相容。因此,矛盾的有效化解,就是让人参与剩余分配,让他们享有企业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经营和其承担市场风险的收益,努力使经营者行为与所有者利益相一致。完善形式下的管理层收购就是一种充分尊重和理解经营者的价值,将人及附加在人身上的管理要素、技术要素与企业分配问题制度化的激励改革措施。
3管理激励理论认为,给经营者以寻求剩余最大化的较大空间是调动企业经营者积极性的重要举措
因为不同的报酬对于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并不相同:固定的工资收入只是企业经营者的保健因素———经营者得不到会产生不满,但得到后则没有不满(并不一定满意);如果经营者享受利润分享计划、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层持股(包括MBO)计划等激励因素—————得不到则不满,得到后才感到满意。
另外,管理激励理论的观点指出:让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让决策者承担决策的全部经营后果。在这种激励———约束动态平衡的条件下,企业经营者的自利动机就会驱使他尽可能地作出好的决策,强化决策的科学性和长远性,减少失误和短视。相反,如果作决策的一方只负担决策引致的部分成本或收益,那么他就有可能“怠工”。因此,如果留给企业经营者的寻求剩余的范围是一块不可预见性的范围的话,如果企业得到的剩余就是接近于经营者非常规性的挖掘和开创性的努力,他们就会去挖掘其潜力,全力实现剩余的最大化，剩余越大,激励效果就可能越好。
4企业家理论认为,经营者是企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虽然企业家理论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的需求与供给问题,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企业家理论所探讨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角色、企业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等一般意义的企业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基本对应到了现代企业的经营者身上。企业家理论认为,现代企业家是经营者型的企业家,是以自己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过程并承担经营风险的,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同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其他要素一样,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经营者(即企业家)成了企业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要拥有报酬索取权和分享企业剩余价值的权力。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地发展,这与其成功完成经济转型,IT等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不无关系。在高新技术产业所必需的劳动力、土地、资本和企业家的才能这四大生产要素中,企业家的才能自然而然地成了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家同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等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突显出人力资本的地位空前强大,于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此即MBO的直接操作结果)是企业制度不断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5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将人力资本产权化是经营者激励性报酬制度的原动力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了对市场中企业及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要素投入企业进行价值创造的完整描述,论及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在分享企业产权和共享企业剩余控制权及剩余索取权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在我国众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于所有者不到位或者即使到位但不具人格化特征的局限,企业的经营发展主要依赖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道德自律。如果将人力资本产权化视为经营者激励制度的原动力,人力资本所有者被当作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通过MBO方式让企业经营者同时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让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
6实证分析发现,把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授予企业经营者优于授予企业的全体成员
中西方实证分析发现,如果企业所有的团队成员依赖于对利润的分享,则集权的企业经营者偷闲的增加所导致的亏失将超过对其他团队成员不偷闲的激励的增加所导致的产出收益。
实行MBO后,企业的经营者成了公司的真正“老板”,进而具有企业股东和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此时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归属于集权的企业经营者,那么由于他们同时既是决策者又是管理者,出于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的愿望,他们就会竭尽所能地作出好的决策和实施有效的管理。因此,MBO的真正好处在于可以很好地解决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冲突,达到从根本上激励经营者的目的,同时,这种激励方式优于员工持股。
7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MBO在引入之初，由于经验不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政策也不成熟，一度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定价过低、暗箱操作等一系列不良现象，但是，只要我们去客观、冷静、正确、辨证地看待和对待MBO,既不盲目夸大它的作用,也不一概否定它的积极意义。国有企业难以从整体上借助外部投资者来推动产权制度改革,而拥有控制权的企业经营者深知企业的价值所在,愿意成为公司未来的股东,因此MBO就成为今后我国国企改革的一种现实选择。笔者深信,只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贯穿于MBO的全过程,只要能够从制度上改革,企业是能够焕发活力的,企业经营者的人力资本价值也一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日后MBO在我国也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参考文献
1靳玉英.MB特点及作用[J].中国改革,1998（6）
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篇7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篇8
人类习得自己母语的迅速、高效与学习语言（包括母语书面语和外语）时的困难重重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引起了心理语言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对母语习得提出了种种解释，希图借此提高人类学习语言的效率（主要是外语），目前已有不少收获。其中，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人类具有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acquisition)，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迅速习得自己的母语这样一套复杂的行为。这个观点已为很多人所接受。然而，这套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到了人类学习母语书面语或外语时却不那么灵了。有人曾认为外语学习不具备母语那样的语言环境，因而难于习得。但母语书面语并不缺乏母语口语那样的语言环境，为什么学起来同样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呢？笔者认为，关键就在于在母语书面语学习中没有像口语习得那样启动人类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若能启动这套语言习得机制，母语书面语也应和口语一样，可以有效地习得。简言之，儿童母语的口语习得完成之后，随着初步的阅读能力的获得，还有一次类似于口语习得的书面语习得，可以把它看作是母语的第二次习得。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一）它是指从儿童认识足够的汉字，获得初步的阅读能力开始到完全获得正常的语文读写能力的一段过程，这一过程可与语言学习者的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步。
（二）它是一种不同于语言学习或一般语言训练的获得语文能力的过程。它以获取语言材料的内容为中心（或为手段），通过语言学习者自己在大量的、真实的语言活动中启动语言习得机制，培养语感，从而自然地获得语言运用能力。
（三）它和语言学习或语言训练虽不相同，但并不对立。一方面在语言学习或语言训练中也包含有母语第二次习得的因素；另一方面语言学习或语言训练也可以帮助提高母语第二次习得的效率。
目前，有的心理语言学家，比如克拉申就已经明确指出：“人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包括使用外语的能力），主要不是通过学习(learning)获得的，而是习得(acquisition)的。”（《中小学外语教学》1993年第4期）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人们获得母语书面语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习得，而不是学习，虽然语言学习有很重要的辅助作用。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母语第二次习得的概念与俄罗斯（前苏联）心理语言学界的“直觉掌握”和我国语文学界目前广泛使用的“语感训练”这两个概念在意义上有很大的一致性，但内涵并不完全一样。
二、母语第二次习得的特点
（一）大量的。母语第二次习得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语言学习者自己通过大量的语言读写活动获得语言能力，尤其是大量阅读。在这方面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有很多宝贵的经验，现代语文教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行之有效的作法，在此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以下几点：
(1)语言能力的提高首先依赖于大量的语言输入，语言输出也必须在有足够语言输入的情况下完成。所以，在语言能力发展的某些阶段，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是既不同步，也不等量的。过去语文教学中的读什么就写什么的读写结合法值得商榷。
(2)大量并不是指无限量或越多越好，事实上这也是难于做到的，因此必定有一个足以引起语言能力变化提高的基本量或足够量。
(3)有人认为，课本内容已难于完成，还能够再增大阅读量和写作量吗？其实，既然语言能力的提高主要靠学习者自己从语言实践中习得，那么，大量削减不必要的讲授，减少低效率的训练，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大量的语文读写活动。而增大阅读量或写作量反而会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效率的理论又为不少语文或外语教改实验所证明。
（二）真实的。所谓“真实的”是指语言学习者只有在输入（或输出）了含有真实信息的语言材料之后才能实现语言能力的习得。具体地说，它包含如下内容：
(1)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应该是略高于语言学习者水平并为其所接受的。在心理语言学上有人称之为“可理解的输入”或“吸入”。多年来，我们的语文教材大多是文质兼美的一流文章，而学生似乎并未“取法乎上而得其中”，对此，我们是否要作一些反思呢？
(2)语言学习者主要关注材料的内容而不是语言形式。研究表明：语言交际能力“只能在语言信息和心理信息同时传递、同时加工的交际活动中形成。”（《教育研究》1992年第11期）而“理解语言表达意思的过程就是习得的过程。”（《中小学外语教学》1993年第4期）在这方面，语文教学中似乎也不合其例。例如，几乎所有的作文尖子都认为他们良好的写作能力主要得益于课外，得益于课外自由的阅读和写作。不少作家也有类似的经历。这种现象的确耐人寻味。
(3)语言能力最容易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习得。这是因为真实的语言活动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潜能，从而更快、更有效地发展语言能力；而且，语言能力的提高最终要在真实的语言活动中得到检验。就这一点而言，母语第二次习得论与大语文教学观以及语文教学要面向社会、引入时代活水等认识完全一致。
（三）反复的。与母语的口语习得不同，母语第二次习得不是一种纯自然的习得，这首先是由于母语第二次习得缺乏口语习得那样的自然反复，其次是由于书面语的复杂程度和能力要求要大大高于口语。所以，在母语第二次习得中，要求选择一些典型的语言材料适当的反复阅读（或精读），这种反复不是对语言材料进行抽象分析，而是对语言材料的直接感知。它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通过多种形式的必要反复，可以培养语感，实现语言能力的内化，变对语言材料的短时记忆为长时记忆或直觉记忆。
(2)反复还可以加强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材料意义的理解，进而把握其主题、结构、风格等更高层次的东西，达到古人所说的如出于己之心，如出于己之口的境界，即同化进自己的认知结构中去。
(3)通过反复达到记忆、积累语言材料的目的，它可以使语言学习者在更大范围内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表现技巧等，并能进而创造性地使用语言。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的诵读法就是可供借鉴的一种基本方法。
（四）渐进的。这一点是借助心理语言学中口语习得顺序和中介语理论确立的，其内容有：
篇9
当前，面对语文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要想真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没有必要的观念更新，课程改革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教师必须适应时代要求，更新观念。在实施课堂教学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将书本上的有限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年龄特点来认真研究，探讨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从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出发来组织和实施自已的课堂教学。在传授多种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时行思想道德教育，实现“以德治校”。同时还要改变对学生的传统看法，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充分注意学生的“差异性”、“潜在性”，努力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改要求新时代的教师应该能教职工各种类型的学生，并使他们各自的特长都充分得到发挥。这就要求教师需要终生学习。只有这样才会“与时俱进”适应课程改革带来种种新问题材的挑战。
二、做好课改中教师角色的变化
新课程不仅要求教师的观念要更新，而且要求教师的角色要转变。
1、由权威者向参与者，激励者转变
要培养学生装创新意识，并使之逐渐形成新能力。要求教师放下权威，师长的架子，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与学生共同研究、共同探讨教学中的各种问题。使学生勇于挑战课本、挑战教师、挑战权威，实现生命的超越。
2、由教书匠向专家型转变
未来教育需要“专家型”的教师，而不是“教书匠”这就要求教师既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又要为解决教学中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即不是在书斋进而研究而是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的研究。语文教师要求承担起语文研究者的角色，新课程的实施将为语文教师向研究型转变提供转变提供积极的学习机会。
3、新课程更需要社区型的开放的教师
一个只会把教科书的内容搬到学生头脑中的教师显然已经落伍。学校越来越广泛地同社区发生各种各样的内在联系，学校教育与社区生活正在走向终身教育要求的“一体化”学校教育社区化，社区生活教育化。新课程特别强调学校与社区的互助，重视挖掘社区教育资源。
三、改变原有教学方式，重视综合性学习，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语文综合性学习有利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加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启发帮助下，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全班学习的群体作用。在合作中学习，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要改变原有的学习方式，主要是实现师生角色的转变。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学习过程中的主人。教师首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伙伴，其次是学习过程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要改革原有学习方式的前提是改变教师教学方式。即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自学提问、讨论、读书、作业的时间。学生读懂的问题，教师不需要讲解；学生似懂非懂的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读书领悟，让学生试讲；学生有问题可随时发问，有不同风解要随时发表；学生实在弄不懂产问题，教师要给予适当的点、播、评、导或精湛的讲解。
四、改变原有工作方式，在合作中求发展。
篇10
199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汉莫博士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再造不是自动化，而是重新开始”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企业再造的概念。1993年汉莫博士与管理咨询专家JamesChampy合著《再造企业》(ReengineeringtheCorporation》一书，并以“管理革命的宣言”作为副标题，对企业再造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在二位专家的倡导下，企业再造运动首先兴起于美国，并迅速波及全球，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管理革命浪潮。有人认为，该运动是继全面质量管理运动后的第二次工商管理革命。有人甚至认为，这场管理革命对当今企业的影响可以与两个世纪前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对当时企业界的影响相提并论。企业再造理论是对分工理论、组织理论的否定，是对酒店经营管理长期实行的部门化、专业化管理的革命。
1.企业再造的含义
企业再造，也可称为企业再造工程或企业重新设计。汉莫等人在《再造企业》一书中作了十分清楚的定义：“企业再造就是对企业业务流程(BusinessProcess)做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彻底的重新设计，以求在成本、高质量服务和速度等各项当代绩效考核的关键指标上取得显著的改善”。
根据汉莫的定义，再造企业是从根本上对企业原有的基本信条、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思考和重新设计，因此企业经营中一直遵循的基本信念，如分工思想、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岗位责任制等，都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对此进行全面的重新考虑。再造企业不是对组织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对企业运营方式的重大革命，它要触及到事情的根源，对企业进行彻底改造，而决非是一般的改善或提高。企业再造着眼于业务流程。业务流程是企业以输入各种原料为起点到企业创造出对顾客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为终点的一系列活动。汉莫等人之所以认为应从业务流程着手改造，是因为现行企业业务流程是分工理论的直接产物，不重造业务流程，就不可能实现绩效指标的显著提高。
2.对分工理论的挑战
两个世纪前由亚当·斯密创立的劳动分工理论，一直是企业组织建设的核心理论。一方面，企业制造产品的过程被分为一连串的简单动作，最后由生产线组装完成；另一方面，在组织机构上表现为金字塔式的官僚体制。这种劳动分工、专业化及金字塔式组织体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当人类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后，价值观念和消费需求发生新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分工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企业经营与组织模式已不再是产生高效率的法宝，而已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枷锁，直接影响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员工在生产经营中的“只见树木（局部或自己岗位），不见森林（全局或最终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效果）”、管理者的“本位主义”、组织内部的“官僚习气”、轻视顾客与缺乏革新精神等，都使企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的经营环境，动摇了企业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企业再造理论大胆地向主宰了人类两个世纪之久的分工理论提出挑战，它否定专业分工论，主张工序合并，实行团队工作的“合工”业务流程工作方式；它否定传统的金字塔式组织，提倡“精兵简政”、组织结构“扁平化”；它实行分权管理，彻底消除官僚体制；它广泛、充分地发挥信息在生产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中的作用。
总之，企业再造理论与分工理论不同，其宗旨是通过一场彻底的经营管理革命，建立起高效率的组织模式和运作模式，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绩效的飞跃式提高。
企业再造理论一经提出，便迅速风靡欧美，继而波及亚洲等其它地区，成为世界企业关注的热点。目前约有70～75%的欧美企业正计划进行企业再造，美国500家大企业中有70%不同程度地正实施着“企业再造计划”。一些企业通过企业再造，有效地创造了竞争优势，使企业再度迈向辉煌之路。例如，美国波音公司进入90年代后出现不景气，公司为了摆脱困境，决策者确立了以降低成本为突破口，以改革工作流程为出发点的“企业再造方案”。公司打破传统的分工专业化、顺序化及中央集权的经营管理方式，建立工作整合（进行工序合并，实行综合作业），打破组织界限及讲求平行作业的管理方式，使公司在成本、质量与顾客服务上取得了显著效果。如1996年生产一架737波音客机的生产周期由原来的13个月减少到6个月，经营成本也降低了20～30%，波音公司终于通过“再造”挽救了自己，重新走上了繁荣之路。
国外实施企业再造取得成功的经验有下列几点值得借鉴：(1)对企业的整体改造优于局部改造；(2)企业高层主管和各级主管重视并直接参与改造；(3)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的作用；(4)变革的时机适宜，如选择企业面临困难、危机时期；(5)团队精神发挥得好；(6)对员工进行高素质的培训，拓开他们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综合作业技能。
世界酒店业也正酝酿着与旅行社、航空公司的结合，进行综合改造；根本改革市场调研、预定、交通、接待、服务的作业程序；酒店内部的作业程序合并、工序合并，实现对顾客的“一条龙”服务、跟踪服务，让顾客感到十分方便和满意。
二、酒店经营管理模式的两大转变
因特网对酒店经营环境产生的重大影响，现代管理理论对酒店经营管理的理念、经营思路产生的支配作用，都导致了酒店经营管理模式必须来一个大的根本性的转变。
1.从制度型经营管理模式向人本型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制度型模式主要是“以工作为中心”或“以岗位为中心”，通过各种规范、规章制度、标准等对酒店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管理组织形式，它提高了管理者的权威，有利于制度、法规的制定、执行和任务的完成，有利于管理者制定工作方针、计划、经营目标，在世界酒店业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它在强调管理者权威性及制度的强制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员工作为“人”自身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潜能的发挥，缺乏对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引导，忽略了员工间的和谐团结对酒店经营的重大影响，制约了员工个性发挥。
人本型模式是以“人”为中心，通过员工自主管理、民主决策、确立团队精神、协作精神、主人翁意识等观念，充分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和潜能，管理者主要起宏观调控和监督作用的一种经营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实施必然要引起酒店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工作程序等的重大变化，组织机构要更加精简，更有效能；对现代信息的传递与利用的要求越来越高。
2.从“以财务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向“以现代营销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当今酒店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经营观念、经营方式等等方面来一个革新，必须把过去的“以理财”为重点的管理模式转到“以生财”为重点的经营管理模式上。“客源是酒店的衣食父母”。无客源酒店什么都谈不上，也没有财可以理。酒店要有持续的丰富的客源，必须要以现代营销学的理论与实践去开发客源，真正做到时时处处方便客人，处处时时为客人提供优质服务。必须了解市场、细分市场、选择目标市场，及时调整酒店产品与服务的组合，向公众不断沟通本酒店的服务特色、价格，以及做好即时的跟踪服务和各种信息反馈等等，使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都十分满意，起到良性循环的经营效果。要做到这些，最好的帮手就是借助于因特网与酒店企业内部网的有机结合，为四面八方的客人与酒店之间架起一座方便的桥梁。信息网络技术为现代营销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因特网。目前，一般人都可以在公司、家庭、学校等轻易连接上因特网，进行通信，获取资料，消遣娱乐等。他们也希望差旅时可以方便地上网。至于租用酒店办公的商业客户，上网更加是工作和生意上的需要。所以一家没有因特网服务的酒店会减少吸引力，也显得不高档。网络酒店是当今酒店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谓网络酒店就是已经连上因特网的酒店。在网络酒店里，无论是酒店本身，还是入住客户，都可以便捷地连上因特网，进行通信，获取信息等。也可以说网络酒店是酒店通过特有的系统联接上国际互联网，通过网上的主页向全球多姿多彩、声情并茂地展示自己的风貌、特色；向全球亿万的用户分销自己客房和各种服务的酒店；并可依此组成酒店连锁业，以强劲灵活的营销手段向广大市场进军；它可以向众多的客户提供面对面的营销方式；它开拓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平常方式下的人力、物力所无法与之比拟的。它代表了最新和最有效的营销方式，它为酒店开发客源市场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一般来说，网络酒店可以为世界各地的顾客或公众提供以下的因特功能：
(1)WWW（网站浏览）；
(2)电子邮件收发；
(3)文件传输FTP；
(4)用因特网免费打长途电话；
(5)因特网视频会议；
(6)流动商务中心；
(7)网络打印（打印网上获取资料）；
(8)因特网培训，等等。
网络酒店还可以为酒店带来新的收入，如：(1)记时上网服务；(2)电子信箱服务；(3)视频会议；(4)出租主机空间，出租PC笔记本电脑服务、(5)网上订房服务；(6)网上订餐、订花、订书等服务；(7)网上广告服务等等。
可以说，酒店经营进入网络营销时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科技进步的必然。
三、“以网络营销为核心”的酒店经营模式
具体在四个方面可以得到突破：
1.在实现新思维方面可以得到突破
当今酒店经营管理的新思维集中概括为社会营销观念；一切为了顾客，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需求为已任的酒店意识；全心全意任劳怨为顾客服务的精神。由于有了大容量、高速化、互动式信息互联网，为酒店按照新思维经营管理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条件。因特网的大容量、高速化、互动式，改变了我们过去受空间、时间限制的服务方式和较低的服务效率。过去许多服务需要有中间商诸如旅行社、航空公司的介入，才得以有效地完成，中间商成为信息的组织和传递者，并控制着酒店部分营销活动。如今使用信息互联网，一方面使顾客有了充分的信息来源，让客人选择酒店商品的范围和权利大大提高，真正做到“任君选择”；另一方面，酒店亦获得了更强大的信息处理和传输能力，使之对市场的调研和市场细分可更加深入与可靠，并可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及时满足消费的个性化、特殊化的需求，实现“一对一”的特定营销，从而摆脱“非得批量才予办理”的惯常做法，从而逐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更加符合顾客的需求进行酒店商品的销售，达到更加有效的进行市场营销活动。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使酒店与顾客之间的沟通强化，变得更自由更方便，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缩短，直销变得更为重要。网络营销可以改变过去被动反应性的营销方式，而成为主动性灵活性的营销方式。
因特网络将使酒店的组织结构职能化分工向一体化、综合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以顾客为中心、顾客为导向的新的组织结构体系（扁平化的组织结构）。酒店营销战略的时效性、灵活性随之增强，战略计划的调整将更为频繁。市场营销组合也由4PS（产品、价格、销售渠道和促销）策略转化为4CS组合（满足顾客欲望、满足欲望的成本、满足购买便利和满足沟通）。这是消费者参与信息控制之后的客观要求。
2.在信息海洋中，迅速、准确的解决供需双方“各取所需”的信息问题可以得到突破
酒店网络营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快捷、准确的信息沟通，提供信息服务，为此对网上供需两方的信息进行科学分类十分重要。要有一目了然的方便查询和可利用的《信息目录总汇》、《信息目录检索》等等。商品经济最本质的表现形式就是“供”和“求”两个字。经济发展必然造成“供”的大量增加，而新的“求”一方面刺激着新的“供”，另一方面又淘汰着老的、旧的“供”。这两个字无休止不停的运动。谁真正能在若干具体的“供”与“求”之间架起桥梁，谁就是成功者。酒店营销工作的成功，关键也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上网的供方与需方的主页，实现全天候的供需双方信息的沟通。
3.充分利用因特网的优势，在酒店营销、公关广告宣传手段上取得突破
事实上目前国内已有多家酒店利用因特网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关、广告宣传活动，并迅速获得了信息反馈和显著的经济效果。例如，杭州望湖宾馆通过我国因特网商业信息站“中国黄页”上网后，一周内就收到国外发来的电子邮件要求预订房间，此后预订房间的电子邮件、传真连接不断。酒店进行网络广告有着传统广告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是：(1)成本低、制作一个网络主页成本仅需几千元人民币；(2)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容易调整广告的信息内容；(3)酒店与顾客可双向交流。
4.建立面向顾客的服务体系，实现直销的突破
建立面向顾客的直销服务体系，包括：
(1)向顾客传递有关服务项目、服务特色、价格以及可为顾客带来独特利益的信息；
(2)利用电子邮件帮助顾客解决问题，减少顾客购买和查询信息的货币成本和精力、体力等非货币成本，从而提高顾客感觉中的价值。
(3)向顾客提供网上模拟服务，使顾客亲临其境感受服务，以降低其购买风险。
(4)根据有关顾客偏好等信息，事先准备好顾客所要求的“定制化服务”，以提高顾客的满意程度。
(5)减少旅行社、航空公司等中间环节下的直接营销渠道服务。
(6)为降低成本建立酒店与设备生产厂或原材料供应厂间的直接联系服务。
(7)为丰富顾客文化娱乐生活在客房内建立多媒体可放精密唱盘和游戏光盘的服务。
……
总之，今天的酒店已处于网络信息环境之中，谁能及早认识并采取网络营销手段，谁就会在酒店经营中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并具有更多更强的竞争优势。
世界最大的假日酒店集团建立了全球网络(WWW)的站点。无数的因特网入网者通过电脑上假日集团的主页，可获取其它各个酒店的信息，包括服务和房间种类等等。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执行主席BrianLangton先生说：“客人可通过他们的私人电脑直接预定客房”。德国的假日酒店在客房内也设置了因特网站点，包括文字处理、平铺式窗口和传真设施。客房内还有多媒体可放精密唱盘和游戏光盘。另还推出新项目"Vidoondemand"顾客可以选择特定的时间看他们想看的电影，而不必按固定的电视节目表的顺序。
我国开发的千里马{图}酒店电脑管理系统(Intranet)为酒店与因特网(Internet)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它把每间客房的PC工作站用网线连上因特网，然后通过专线把酒店企业内部网和因特网相连。或者是用专线把酒店企业内部网和国际互联网相连，这种方式成本较低，对酒店住客也十分方便。
【参考文献】
篇11
删减合并重复或简单的教学内容。对同学科教材简单的内容，按照大小课时间进行合并。对教材中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学会的内容及脱离生产和生活实际的知识，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删减，并将这部分知识列入学生自学范畴和考察内容。
篇12
农业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损失
现在的农业政策也是按照过去那样一种计划经济的设计，也就是解决短缺问题，动用一切资源搞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补贴，实际上是给了中间部门、流通环节。比如国家对粮食的补贴，不可能到粮食生产者的手上，而是通过国家订购制度、保护价制度等等，补给了粮食企业、粮食流通部门，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生产政策与销售政策不配套，与进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这种互相隔离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与初衷是不一致的。农业政策目标实质是针对生产者的，但农民得不到好处，都被消耗到中间环节，实际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损失。
过去的农业政策设计，主要是考虑解决粮食供给问题，没有考虑农产品的品质，也没有考虑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现在考虑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应对问题，要提高竞争能力，感觉在政策上缺的东西太多。比如欧洲的疯牛病出来以后，腾出很大的牛肉市场空间，按道理我们有丰富的畜牧生产资源，我们的畜产品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畜产品标准、我们的整个市场体系都是按照国内市场与需求设计的，没有考虑到欧洲市场的需要，也没有考虑其他国家市场的需要，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没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够动员资源，拿出具有竞争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进军欧洲市场。今后我国农业政策的设计，要考虑如何提升中国农业的竞争能力问题，要由过去解决短缺问题，向解决质量问题、解决竞争能力问题转变，现在到了必须大规模调整农业政策的时候。
没有全国大市场流通体制弊端暴露
流通体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形成竞争有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大市场，这也意味着失去农产品的价格权力。
从技术角度看，目前流通体制还存在下述问题：第一，市场的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批发市场、期货市场发育不健全，影响了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农产品没有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虽然是粮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场的隔离，定价权等于交给了外方，如果不能预先掌控价格变化，对营销就缺乏一个制高点。我们开放程度较高的产品都应进入期货交易，不能进行期货交易的可进入批发市场。第二，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到目前为止，往往是无标上市，无标流通。农民生产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农产品。对于农产品来讲，没有健全的质量标准体系的约束，怎能进入国际市场？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个比较完备的、系统的信息体系。也就是农民种粮食或者是种蔬菜、水果，往往是马路信息、邻里信息，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市场反应与信号。不完备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极大制约了农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凡是开放时间比较早的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农产品，现在竞争能力已经开始形成。凡是国家管得比较死的农产品，现在面临巨大挑战。而且现在流通体系缺乏市场化的特征。所以在国内的市场全面开放以后，要抓紧时间进行调整，真正的让它市场化、商业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竞争主体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强大，在经济中参与的程度比较深，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政府最多是提供一个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该争取的，竞争主体应是企业。靠农民是不行的，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企业能够参与挑战呢？所以我觉得，在目前分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制度下，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有一个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农业的市场竞争主体。我们现在没有大的粮商，也没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没有什么果商，我们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柑橘协会，没有一个组织来把这个行业组织起来。
在这种分散的农户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之间，应该有一个制度创新。创新的重点是：一要培育我们的龙头企业，尤其要培养我们的航空母舰。二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行业协会。
没有好产品也谈不上竞争
产品是竞争的起点，也是竞争的终点。市场全面开放后，对农业的冲击，最可怕的是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我们不怕美国的大豆、小麦到中国市场，而是怕它的跨国公司来分配和垄断中国农产品市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竞争主体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企业，没有好的产品也是不行，今后的农产品应该包含四个基本的竞争要素：
第一，品质。要实现农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像做工业品一样来做农产品。就像日本市场上的大葱，不同的长度、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价格，我们应该培养农民有这样一个意识。
第二，安全性。现在全球都对农产品的安全性提出怀疑，对农产品有信任危机，不敢吃。像欧洲出现疯牛病以后，在欧洲吃牛排是很困难的。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农产品要参与国际竞争
，首先得让全世界的消费者信任我们的农产品和食品。因此，我们必须抓好农产品的安全体系建设，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行业，以及我们的农民，应该树立这个安全观，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放心。我们不仅要让国内的消费者、城市的消费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对中国的农产品放心。
第三，外观和风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农产品竞争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应，通过技术手段分散上市。农产品是靠天吃饭的，农产品供应就有季节性，不均衡供应，比如说到收获季节，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没有了。这样，价格就有波动性特征，对农产品稳定的供给就产生一些风险。如果通过技术、设施能够熨平这种波动的话，很显然，这个农产品就能够保持市场的稳定供给，相应就可以稳定市场份额。
突破壁垒，让中国的农产品走出国门
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首先要考虑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标准和要求。比如说禽肉，中国本来具有优势，在国际市场中，价格上的优势也比较大。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禽肉进入不了欧洲等市场或者进入的很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很多禽肉生产的厂家，过去没有考虑欧洲等国际市场的要求或者说它不知道欧洲市场、美国市场有何规定，而欧洲、日本、美国市场的技术壁垒也令人望而却步。所以，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可能不符合这些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难突破这些市场的技术壁垒，由此就难以进入欧洲等国际市场。他说，进入欧洲市场时，国内企业在商业运作时，要考虑与欧洲的营销商合作，通过欧洲卫生检疫部门的认可。一般欧洲官方会对养鸡厂周围的环境，水的质量，包括鸡舍条件、饲料、残留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如果符合它的标准，就意味着你可以得到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由于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也不一定能够进入他们的市场。政府应在多边、双边贸易谈判中发挥巨大作用。某一个国家市场对你的某种产品不一定是开放的，我们的企业、行业组织就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政府积极谈判，这样才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比如说禽肉，欧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经过双方政府的艰苦谈判，到今年5月份才仅仅开放了上海和山东地区的市场，对北京市场和其他市场还没有开放。要想打开所有市场，还需经过政府部门艰苦的谈判。
受不了冲击该怎么办
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我们可采取的贸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于中国的农产品来讲，可以使用关税政策的产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诺条件更高的关税。世贸组织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WTO《农业协定》对关税化农产品还设置了“特殊保障条款”。日本限制我们三种农产品的时候就打了这个旗号。日本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提醒我们，如果今后的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产业遇到国外产品冲击时，应该考虑动用世贸组织的这些保障措施。
第二，关税配额管理。关税配额管理不是对所有农产品，对中国来说，主要针对粮棉油糖毛，这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农产品。这种管理办法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农产品设置了一个进口配额，配额内的进口是低关税，超过配额采取高关税。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搞一些管理办法，尽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个，技术性的贸易壁垒（TBT）。主要是包括像动植物检疫（SPS）、质量标准等措施。如果别国的产品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允许进入市场。现在争论比较多的就是转基因农产品问题，现在美国、加拿大，还有一些南美国家，支持搞转基因产品。而欧盟、日本等国家，对转基因产品有限制。这实际上是技术加政治问题。欧盟、日本就利用转基因问题，限制美国的玉米、大豆进入其市场。TBT是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问题，要综合使用，前提是必须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之内，不能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否则就会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贸后农民怎么办？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战略问题。对我们的农民来讲，要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费者满意的农产品。尽可能的走出土地，转向其他部门。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减少强加给农民身上的一些负担。
过渡期内的主要对策建议
应对加入WTO给我国农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要抓紧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1．深化农业管理体制改革。要抓紧改革目前部门分割、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与内外贸脱节，管理部门职能重叠、管理环节过多的农业管理体制，针对加入WTO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的新形势，统一设计和部署农业管理体制。要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加强农业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建等“绿箱政策”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农产品竞争能力。
第二，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根据WTO“微量允许标准”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应调整补贴结构，由现在补贴流通环节，转向补贴农
产品生产者。
3．尽快建立农业产业安全保障体系，采取措施减少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冲击。
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有效利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机制，加强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进口管理，提高海关监管水平与效率，坚决打击和防范农产品走私。
4．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重组与技术改造，重点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体系。要鼓励建立几个大粮商、畜牧商等农产品大企业，控制国内市场分配，参与国际竞争。
5．鼓励组建农业产业行业协会，促进农产品生产、流通、加工及外贸一体化管理。农产品行业协会主要负责：提供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农产品技术研发与服务；国际市场开拓；行业准入管理；国内市场价格及进出口价格协调与管理；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行业损害调查，贸易纠纷处理等。
6．实施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
篇13
2.重“管理”轻“指导”。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学院高度重视子项目的管理，通过多次评审和不断督促等多种方式严格监督项目建设进度，把控项目研究质量，对项目研究建设的顺利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学院评审有余但指导不足，子项目各自为战但统筹不足，难以形成合力，难以在整体上取得重大突破。
3.重“获奖”轻“实效”。学院在教育改革项目总结验收的过程中，多数时候以、项目获奖作为成果考评的最主要手段，以获奖数量和大小作为衡量项目成果好坏的最主要标准，而忽略了教学改革项目的成效不仅在于通过项目研究和建设的推进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获得理论的提升，还应注重项目研究的实效。理论成果需要实践的检验，只有深入推荐项目研究，强化实践探索，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真正有助于提升教学方法且促进学生培养的教育改革项目才是真正的优秀项目。
4.重“结题”轻“推广”。教育改革项目以申报立项为开始，以结题验收为完结的管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改革项目难以起到真正促进教学质量提升的目的。教育改革项目的管理必须顺利“申报立项—项目建设—结题验收”，只是教育改革项目的研究过程，“项目试点—问题反馈—推广实施”才是教育教育改革项目深化过程的意识，注重将这两个方面连贯实施的全过程管理才能真正发挥教育改革项目建设的作用。
二、强化教育改革项目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1.强化教育改革项目管理的思考
学院要不断完善教育改革项目全过程管理的模式，打破“断点式”、“终结式”项目管理的藩篱，牢牢树立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导向，和“真研真改真落实”的原则标准，形成贯通项目立项、项目建设、成果验收和示范推广全过程的动态管理体系；同时，注重明确学院在教育改革项目管理中的参与者、合作者和指导者角色，做到动态把握、及时督导、灵活协调、多元评价等，使项目管理由被动变主动，帮助项目建设完成好且有实效。
2.教育改革项目管理的实践
（1）强化立项管理，实现以“立”引“改”。首先，在课题申报时，在鼓励教师自由组建研究团队申报的同时，结合学校、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改革发展规划，针对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难题和学生反馈的教学意见和建议，导向性课题，鼓励名师牵头、青年教师共同参与的方式联合申报；在个别特别注重实践性的课题上，也可邀请有兴趣、有能力的同学一起加入，以此提升项目建设的针对性。在立项评审上，在注重申报材料审核的同时，更加注重开题制度的落实，在当面听取项目选题背景、研究基础、研究思路和预期成果等相关问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公平公正的评审，同时评审专家也可现场向申报人提问、交流和指导，在立项之初就充分把握项目研究的科学方向。
（2）落实过程督导，实现以“查”促“改”。教育改革项目建设过程中，重现充分发挥学院监督管理职能，建立教务人员分组联系和教育改革项目中期检查机制，在研究进度、经费执行、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监督考察和提醒，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同时，更加充分发挥学院在教育改革项目上的指导职能，通过中期检查时的专家指导、评价和教育改革项目分组研讨时的相互交流、探讨，促进项目建设的中期反思和调整；及时了解项目研究中的困难，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帮助和资源分享，真正实现对教育改革项目的中期督导与促进。
（3）施行多元验收，实现以“结”实“改”。在教育改革项目结题验收时，首先继续强化结题验收答辩，在全面听取、了解、质疑教育改革项目的建设过程和所得成果后，评判项目成效；其次，逐步推进实际考察，通过课堂教学听讲、基地走访等方式，更加客观、深入地评估项目建设实效；最后，试点学生评价机制，通过在结题验收答辩和实际考察环节加入学生评委和学生调研的环节，真正了解学生对于教育改革项目实施及效果的反馈，明确教学改革项目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4）注重成果落地，实现以“研”定“改”。对于教育改革项目建设而言，项目研究和建设只是手段，而落实研究内容与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并真正提升教学质量才是其实际意义所在。因此，学院要注重推动教学改革的成果尽快落地，甚至“边建设边落地”，以期通过实际效果的评价调整建设方向，完善建设内容，服务学生培养。同时，注意教育改革项目中优秀成果的示范和推广，通过校内优秀项目展示会、分享会或实地听课等多种方式，在校内形成优秀项目的示范带动效应，影响、激励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教学水平。
（5）探索奖励机制，实现以“奖”助“改”。对于完成质量高、成果突出的优秀教育改革项目，学院要在积极配合、支持和帮助他们参与校级、省部级及国家级优秀项目评比；同时，在征求学校意见的基础上，整合学校、学院各方面资源，在学院内构建了优秀教育改革项目奖励与职称评定、业绩奖励、个人发展等方面挂钩的评定机制，形成“重教育改革、促教育改革”的良好氛围，激励全院教师积极参与，认真研究，做出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