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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门学科能否构建和独立存在，不仅取决于是否有其研究之对象和解决之问题，还要取决于有其独立之理论，因为理论是经过整理的关于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及答案的知识，是围绕学科结构体系将相互依存的概念和原则合理组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如此同时，一个新型学科的构建除了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完整的分析之外，还会由于此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和力度的需要必然涉及到毗邻学科的相关知识的支撑，甚至对于某些特殊的学科而言，其毗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在根本上对其构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想构建一门新型的《企业政治学》学科的话，那么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描述“企业及其活动”的其它相关学科的支持。围绕“企业及其活动”业已形成企业会计学、企业经济学、企业组织学、企业行为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伦理学等一些相对成熟的学科，这些学科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及其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则天然地构成了《企业政治学》的理论支撑。因此，建构《企业政治学》除了对其研究对象和学科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展开之外，也必须学习和借鉴其它关于企业及其活动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这些学科包括企业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行为学、企业伦理学等。
企业经济学主要研究企业的经济运行规律，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是我国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其主要内容包括筹集资金、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销售产品、分配收入、扩大再生产以及扭亏为盈等活动。除此之外，由于企业经济的运行离不开社会和整个国民经济，企业经济学还涉及与企业经济运行的外部条件相关联的一些内容，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宏观对微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国家的遵从和调整等。企业管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综合性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利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来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就是以提高生产力、协调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企业在进行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时都直接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管理主体必须是人，而管理客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财、物、信息等。这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形成的管理关系就是企业管理中“本源”的管理关系，它与社会关系、技术性关系、法律性关系、经济性关系不同。企业伦理学是当代西方企业管理学流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一门研究企业伦理现象和规律的学科，是因管理学与伦理学的双向互动和交叉而产生的，属于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所谓企业伦理就是企业活动中的伦理，即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现象则包括企业的伦理行为、伦理选择、伦理评价、伦理悖论和伦理意识等；而企业伦理规律则是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构成的伦理关系种类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及处理所有关系应遵循的道德法则。通过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领域的“企业及其活动”的比较可以发展，作为政治实体的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尚没有充分地进行挖掘和研究，还缺少通过政治学来界定“企业及其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导致《企业政治学》的缺位。为了更好地找准企业在政治市场中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企业的政治功能，就必须使企业真正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并进行政治学的学科定位来构建《企业政治学》。
篇2
一、实践的解释学特征
长期以来，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下述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一个解释行为对自然科学是否是至关重要的？解释概念和解释学循环是否仅仅适合于人文科学？在社会科学里，一个有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这至少可以追溯到狄尔泰和马克斯·韦伯）主张，在严格的或强的意义上，解释指人类行为。狄尔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然需要说明，人则必须理解。新狄尔泰主义者泰勒(CharlesTaylor)和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区分。如泰勒相信，对于科学，必须要在“我们的目的、愿望、活动的直接视野之外把握它们。”[1]因此，即使自然科学是解释的，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在对科学史的研究中，对泰勒的这种区分方式表示怀疑。他认为，自然现象也与文化相关。
劳斯同样反对泰勒的区分。首先，他赞同泰勒如下说法：我们使用语言来描述、促进和从事各种社会实践，因此把社会实在从这种语言中抽象、提取出来加以确定，这是做不到的。劳斯指出，泰勒的说法也同样适合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物理实在。离开了具体的历史范畴和实践，科学家就没有也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知识。劳斯坚持，科学家所面对的自然总是由各种对于研究活动有意义的可能性配制而成的自然。其次，劳斯指出这种区分界线依赖于两类泾渭分明的范畴。在一类范畴中，人的行动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另一类范畴，人仅仅是物体（物理对象）。这意味着，两种学科的划分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划分。正如玛丽·赫西曾经指出的那样：“在进化论、生态学或遗传学的研究中，把与技术控制相关的模式同与人类的自我理解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正是如下理论范畴，像进化、选择、生存，受到人关于自身的观点的影响。”[2]劳斯坚持，自然科学的解释离不开人对自身的理解。
近年来，作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解释学传统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的非难，逐渐丧失其正统地位，走上了普遍解释学的道路。在英美科学哲学那里，解释学和实用主义彼此加强，甚至以一些重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的各种看法通常被看做是努力把解释学普遍化。在劳斯看来，普遍解释学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理论解释学，一是实践解释学。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一个解释的陈述更像是翻译(translation)。所有的知识，包括实践的知识，一定要在语言（包括理论预设）中表达出来。真理是一个元语言的断言。理论解释学摧毁了解释学传统对自然科学的人工语言(artificiallanguage)和人类交往的日常语言(ordinarylanguage)之间的区分，坚持日常生活的常识和科学知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实践解释学那里，解释被确认为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而不是理论或信仰的翻译；解释学关注一个人是怎样生活的以及对其他人生活的理解，而不是把土语翻译成其他语言。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后期维持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包含了对世界和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理解，这种解释由我们每天日常的实践阐明，因此那些试图揭示我们实践的意义和实践自身的活动，都是解释。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解释学不是指解释的方法论，而是指解释自身。解释的可能性不是来自基础的信念，而是世界的存在方式。劳斯认为，“这种存在方式同维持根斯坦的‘生活形式’和哈金(Hacking)的‘推理风格’相类似。”[3]其次，劳斯力图澄清对海德格尔“理解”(understanding)观念的某些误解。这在英美哲学那里是非常普遍的。海德格尔的“理解”被认为是某种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它隐藏在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背后，成为深奥而神秘、无法获得的真理。劳斯为海德格尔辩护：“如果我们必须坚持表面的和深奥的真理这种隐喻，那么海德格尔所谈论的东西是在表面的”。([3],p.63)“理解”总是局部的、生存的知识，它总是处于我们不能选择也不可能选择的可能性领域之中。相反，根据理论解释学，理解则是对世界的理论知识的了解，其中一些基础的信念和价值必须被假设出来，以使其他人能够理解和断定正确或错误，但是把哪种信念和价值设定为基本假设则没有确切的标准。最后，劳斯认为，理论解释学的解释关注“事实是什么”(whatisthecase)，在正确表达事物中反映出来；实践解释学则重视“有什么关系”(whatmatters)，在有意义的生活中反映出来。
总的说来，在普遍解释学的两种形式中，劳斯持实践解释学的观点。他赞同海德格尔为现代科学哲学提供的实践活动的可能性背景。但海德格尔在其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试图取消科学，至少部分地从实践解释学中取消科学。这是劳斯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海德格尔依旧依赖理论为主的传统观点，给科学分派一种独特的本体论角色。相反，劳斯致力于研究科学的局部的、生存的特性。科学研究就是对局部的、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一种实践的把握。在劳斯看来，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knowingone''''swayabout)。实验室之外的知识的推广只能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即，要把我们在具体情况下所做的（或能做的）放在第一位，即使我们关于理论的知识，也要以这种实践的、局部的把握方式来说明。
二、局部的、生存的知识
劳斯立足于欧洲大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实践的、解释的特性，意在反对以理论为主的科学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普遍有效，普遍知识是科学研究的目的，科学的应用是普遍知识在具体场合下实例证明。“理论的理解旨在达到一种置身事外的视点(disengagedperspective)”。[4]脱离我们的日常需要、利益、兴趣、牵挂等。理论的理解是没有视点的，它超越一切具体的社会场境，导致理论知识与修辞学之间的经典区别。理论知识的内容是抽象的、非具体的(disembodied)，无论为谁拥有都是一样的，理论知识是通过具体的实践和技术而发现和评价的，但是这种实践和技术与理论相比也只是偶然的材料。对于科学的理论说明，有重要意义的不是发现和评价科学论断的实际环境，而是它们的合理“重建”。
劳斯以科学实践分析为根据，否定对科学知识统一的普遍说明的可能性，也不相信这样的说明有任何意义，主张科学研究的局部化或境域化。他指出，“理解具有局部的、生存的(existential)特性。科学知识首先是和主要是在实验室（诊所、野地等）知道怎样做事。这种知识当然可以转移到实验室之外，转移到其他各种情景中。但是，对这种转移的理解不能采取以下方式：通过运用桥接原理(bridgeprinciples)和给理论变量取具体的局部值，普遍有效的知识论断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景中取得应用例证。这种转移必须理解为改制(adaption)一种局部知识以创造出另一种局部知识。我们是从一种局部知识过渡到另一种局部知识，而不是从普遍理论过渡到具体例证。”([3],p.72)
那么，什么是局部知识，或局部化的知识意谓什么呢？劳斯认为，至少有三个特征。首先和最主要的，知识只有在具体的场境(context)、特定的说话场合中产生和形成，而且，知识在其他具体场境中运用和推广，也是局部的。人们不能指望通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再生产，知识还能始终保持不变。没有普遍有效的知识，正如Fuller所说：“即使给出有关知识特性的一些基础性的真理，也不可能建立任何世界性的统一观点，甚至某一主张在时间、空间中的重复传播，亦不担保其能保持始终不变。”[5]
其次，知识的再生产和再解释是受人类认知局限性制约的。认知心理学家和心灵哲学家提醒我们：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各种适用的知识或我们感兴趣的知识，是受人类认知范围的限制的。没有终极的知识或真理。最后，知识的生产和流通是通过社会团体组织起作用的。Fuller的“学科知识”(disciplinaryknowledge)指出了学科是怎样一方面产生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排斥其他的问题；知识学科在科学家、研究者中间，以及知识的使用者和支持者之间建成了统一战线，他们证明认识论的权威，保卫其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成果。因此知识的局部性也有政治性的一面。Fu
【正文】er说得好：“即使承认在其他的社会接受的、重要的信念中包含有认识论的承诺，这种承诺也是制造权威断言的一种权力，是掩盖权力分布的一种形式。”([5],p.10)从这个方面来说，Fuller较接近福柯。后者关注近代社会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规训权力技术，它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劳斯认为，基于上述考虑，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范围已大大地扩展了。任何知识都是局部知识，“知识不再自我限定为与脱离实际的主张相关，而是关注另外一些问题：对科学研究的经济支持和应用、教育的各个方面、知识化的劳动市场、知识在不同领域的传播和推广以及知识、权威和权力的相互依赖。”[6]所有这一切都同政治学分割不开。
劳斯论证科学知识局部的、生存的特性主要包括：（一）理论不是一个语句系统，不能认为它的应用可以用演绎的方式推演出来；理论就是实践，研究就是行动，它们都处在具体的场境之中。（二）实验室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独特性，必须重新确定实验室和实验设备在我们的科学理解中的地位。（三）只有在一个科学活动的局部领域中，标准化的工具或科学成果才有意义，才能得到理解。
三、知识的动力学
正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无疑是能被某一知悉者拥有的东西，是能够通过流通相互传播和交换的东西；知识的内容独立于特殊的具体场境：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历史本文(txets)和话语。劳斯认为，以这种方式理解的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理想”[7]，因此它抛弃了历史，忽略了复杂的科学的实践领域。劳斯把这种传统观念称作“认识论的统治”(epistemicsovereinty)。福柯曾在他的关于权力分析中反对传统的“政治上的统治”(politicalsovereignty)，认为现代权力的运演并不能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恰当的理解。劳斯认为，这两种统治形式，即理性的法庭和法制的法庭，在理论上非常相似：“法庭”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永久性的权力。在那里，没有控告、上诉，也没有恳请、商谈。
劳斯提出对科学知识的动力学理解(thedynamicsofscientificknowing)代替正统的科学知识观。在他看来，知识是能动的(dynamics)、异质的(heterogenous)。知识并不是被占有或可以交换的东西，知识是由不同的（或异质的）彼此竞争的联盟相互调节的过程。“知识并不单独地或短暂地与一个陈述、一种技能或一种模式联结一起，知识的认识论地位依赖于与其他许多实践和能力(capabilities)的关系，特别是依赖于这些关系被修复、改变和扩展的方式。……把某个东西看做知识，就是把它看做进行各种活动的一个来源（不管是在将来的研究中，或是在各种各样知识的‘应用’(application)中。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一词引人误解。因为，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是首先获得知识，然后才去运用它；知识必须被看做在运用中以各种方式解释的某种东西。）”([7],p.15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流通的”(circulates)。知识并不是一种永恒占有、固定不变的东西。知识具有比单纯信念更复杂的暂时性。知识、知识的接受与评价都处于这种流通之中。新知识的程度化，非正式或正式地，都依赖于后来工作的解释和使用。科学工作不断地重新组织以利于后来的研究。其中，范式或理论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知识总是处于“竞争”(contested)之中。这与福柯坚持的权力总是面临“对抗”(resistance)是相似的。劳斯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知识仅仅通过其再生产和流通而存在，冲突或斗争(conflict)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明显了：斗争集中于并指向流通中的知识领域。知识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斗争需要新的更有力的技术、更精密的仪器和更精确的理论模型以剔除可能不正确的或不真实的假说；同时，这些更新的知识反过来又提出新的研究方向或新的问题。因此，哪里某种知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哪里就有新的局部能力(capabilities)及其在新的背景中的扩张。相反，没有挑战、斗争，就没有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哪里旧的对抗或斗争消失了，哪里的知识也就停止了增长。
关于知识的斗争问题。劳斯指出，斗争或冲突也不能归之于传统经验主义范围。知识受抵制也能够由对动物粗暴、政治上的敏感、对军队力量的兴趣、无线可赚等问题引起。这种因素在传统认识论那里被区分为科学知识的外部因素，以有别于知识的内部因素。只有依据标准的方法论，遵循知识领域中理性的统治规则，才算得上是“内在的”(internal)。然而局部知识及其动力学特性削弱了知识的内外区分。所有那些关于研究材料、设备、程序、拨款、职员、技能的发展等因素都构成了投资和赞助某种知识主张的知识的真正发展。因此一个物理学家可能讨论特殊的实验室的研究策略，以反对他的对手：更便宜、较少冗赘、能充分利用职员的技能、更能吸引投资拨款、有更可靠的学科文献基础、更适宜的各种实验、更少泄露辐射……这些不同的局部的关注和理由共同作用，确定了什么可以算做知识。因此，“知识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策略的干涉(strategicintervention)而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7],p.156)Fuller在《社会认识论》一书中持类似的观点。他把正统认识论的错误比做“教科书的谬见”(textbookfallacy)：把家庭、经济、认知（或科学）等等脱离实际经验地介绍给学生，好像它们是截然分开的领域，而事实上它们是重复的分类。如家庭的分析，不仅是作为政治生物学的手段，读者可能发现家庭的分析也是一个经济统一体。因此，正统知识观的内外区分是不恰当的。
不仅如此，动力学的、非统治的(nonsovereign)认识论还强调知识的生产性(production)。这与福柯的权力分析是一致的。在知识的生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出现了健康的新形式（低胆固醇、高纤维素、适当的T-cell含量）、财富的新形式（最明显的是获取和控制信息的形式）和新的破坏力量（如军事力量）。这种科学知识及其相关的控制和限定的不断扩展并不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或外在的，而是知识流通和证明(validated)的内在方式。劳斯由此得出结论：“存在无数的真理，但没有本质的真理；同样，存在多种科学知识，但没有本质的科学知识。”[8]即普遍的、理性化的科学事业是不存在的。但劳斯同时指出，我们反对从一个中立的立场去评判真理和知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真理主张都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提出。知识主张(claims)是历史的、社会的、在具体背景中确立的。而且这种认识论的背景总是不稳定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知识划界和知识结构也不断受到挑战和部分修正。因此，认识论的联盟总是和权力与政治联盟紧密相联的。重视这种关联并进而详尽考察权力及其在科学实践中的运作，目的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贬低知识或科学的重要性，而是为了不惜一切代价为知识和真理而战，把认识论和科学哲学公正地置于其中。
劳斯对科学哲学的政治学考察是否是非理性的？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考察并不是要取消科学、取消真理性，而是把科学理性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劳斯理性观的积极意义表现在：
(1)科学理性所代表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普适一切的准则或方法；而是具体的、局部的和多种多样的。
(2)理性并不是中立的，也没有一个客观的立场，而是与其他种种非理性的因素如权力互相关联的；这种关联性是理性本身固有的，不是外部强加的。
(3)理性并不是静止的，存在于某个地方等待人们去认识或获取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流通的，充满矛盾和斗争。
因此，不同于正统的科学理性观，劳斯主张局部的、具体的实践理性。同理，真理也只能以局部的方式把握，没有任何形式的普遍知识和普遍真理。
劳斯科学观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陈述系统，而是一个实践的领域；不是普遍的理论说明，而是同局部场境紧密相关的策略干涉。实验室的实践和仪器设备及相关知识、特定的计划和精确的技术以及工作环境、资金来源、权力斗争等都构成一个知识。这里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注意，我们承认知识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是相关联的，两者共同构成知识的产生和发展，这并不表明知识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能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起作用。应该很明显，两者对知识的构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外部因素有时显得至关重要。劳斯的上述分析，其意义应当在于不是要坚持正统的知识内外的区分，而是表明一方面既要认识到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们截然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把影响知识的各种因素平等地对待是矫枉过正的行为。各种因素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法则可以遵循（如内部因素决定知识之所以为知识；外部因素对知识只能起推动或阻碍的作用），而是一种局部的差别：有时某一因素可能构成知识的主要因素，而另一时则可能成为不相干的东西。劳斯的错误在于，他把知识的内外区分摧毁之后，赋予所有构成知识的因素以同等的地位，甚至认为知识及其联盟之间的斗争的胜负与知识的正确或错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把权力斗争放在决定性的位置上，从而走向绝对化。
【参考文献】
[1]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PhilosophicalPapers,Vol.2,Cambridge,1985,p.136.
[2]MarryHesse,RevolutionsandReconstructionsinthePhilosohyofScience(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0),p.186.
[3]JosephRouse,KnowledgeandPower.p.62.
[4]CharlesTaylor,Rationality,inHollisandLukes1982.p.89.
[5]SteveFuller,PhilosophyofScienceanditsDiscontents.(Boulder:WestviewPress,1989),p.4.
篇3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了它对平等的理解仅限于形式。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虽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实现。罗尔斯赋予平等更加丰富的内涵。罗尔斯认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与实质平等之分。一种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种是经济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前者，新自由主义关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关联。平等的权利原则归根到底是一种制度原则，这种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权利平等，权利平等是由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障确立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为每个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撑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现代民主法律制度。
启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锢和神权统治的运动中产生，当神权统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变成世俗的法权平等。资产阶级革命打碎了几千年的特权等级制度，每个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确认，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古典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平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种形式的平等是远远不够的，人类的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的不平等，特别是在启蒙哲学之后的历史时期。工业革命创造和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因此而摆脱贫困，相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弱势群体更加边缘化。罗尔斯认为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够的，必须实现实质的平等。所以他对平等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二、平等的三种样式
在罗尔斯看来认为平等具有三种样式。它们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罗尔斯认为历史上前两种平等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中曾经有着重要影响，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种基本自由市场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认为是早期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平等。这种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差别和固定特权地位，将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体。它要求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每个人都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市场参加竞争，并在市场中尽其所能地获得相应回报。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为在看似公平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往往在两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进入市场的前提和基础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导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体系中，个人的前途（收入、财富和机会等）总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会任意性的影响，如天赋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的好坏等。罗尔斯由此认为：自然的自由体系最明显的不正义之处就是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素的不恰当影响。［2］72自由的平等力图解决由社会和文化环境给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它通过增加教育机会、实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会改革措施，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平等的出发点。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是对“放任自由主义”的超越，也是对靠纯粹“市场”调节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应该说比自然的自由体系更可取，但罗尔斯认为它同样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配的影响。这从道德的观点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过历史和社会的机会来确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样，让天资的自然分配来确定这种分配也同样是不合理的。一般来说，造成人们之间不平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和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为“幸运”；另一种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们通常认为，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文化因素经过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却无法消除。如果人们的自然天赋（智力、体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着消灭不了的差别，那么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就永远存在不平等。罗尔斯认为，仅仅消除由社会文化因素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够的，还应该消除由自然因素产生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罗尔斯认为自然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没有触及实质平等。自由的平等虽然有向实质平等迈进的趋势，但并不全面。以一种深切的道德关怀来讲，人类社会应该解决一切不平等，不论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平等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罗尔斯提出了自己解决不平等的理论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民主的平等相对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观念。
对于民主的平等，罗尔斯认为最好通过结合机会公平的原则与差别原则来达到。差别原则的核心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该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左右社会基本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别原则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社会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观念。
罗尔斯认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分配方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都无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应该争取达到相对而言最大的平等。社会中最需要帮助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拥有最少的权力、机会、财富和收入，社会不平等最强烈地体现在他们身上。这些人被罗尔斯称为“最少受惠者”。一种正义的制度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少受惠者的处境，增加他们的希望，缩小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这样，如果一种社会安排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义的。
差别原则构成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思想。从平等角度而言，差别原则体现了实质平等的观念，表明了罗尔斯想解决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义原则
在对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理论。
罗尔斯首先提出正义一般的直觉性的观念，即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这个一般的正义观体现为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与其他所有人同样的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的平等的权利。
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302
如果说第一个正义原则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观念，那么差别原则则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观念。正义的一般观念是阐明什么样的平等观是符合正义的，罗尔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义就仅是那种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两个正义原则是对这一观念的具体原则支撑并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则。
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他将社会大体上分为两个部门，即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第一个正义原则适用于政治领域，它用以确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对于罗尔斯来说，平等虽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样不能忽视，否则将会同古典自由主义一样犯简单化的毛病。罗尔斯在自己的正义中给自由一个价值定位，或者说在正义的框架中给自由以相应的理论位置。在启蒙的价值谱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罗尔斯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样接受了这一价值谱系的安排。
第二个正义原则适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罗尔斯把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作为第二个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而将差别原则作为第二部分。可以说，最能代表罗尔斯平等观念的就是差别原则。罗尔斯指出如果存在满足上述两原则的制度结构，它只有在达到下述目的时才是公正的，即当且仅当境遇较好者的较高期望是作为提高最少获利者的期望计划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时。差别原则最简单直接的观念，社会结构并不确立和保障那些状况较好的人的较好前景，除非这样做适合于那些较不幸运的人的利益。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实际上体现的都是平等的政治价值，第一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用来处理平等的分配。自启蒙时代以来，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重大价值目标，但在实际上，人们只能很好的解决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而对于平等和博爱却无能为力（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罗尔斯认为自己的“正义论”能够很好的把三者统一起来：第一个原则确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个原则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确保了“平等”，第二个原则的第二部分（差别原则）确保了“博爱”。
经济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出现，在于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好理解。市场经济让人们在其中自由选择，尽最大努力创造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市场和放任主义政策在产生赢家的同时也产生了输家，如果不考虑到经济上的平等，不以差别原则作为补充原则，弱势群体将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效果将是采取某种福利主义的、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帮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势群体。
新自由主义则希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市场的任意性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义坚持市场下的自发分配，人们凭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场中获得相应的回报并作为自己的财富和私有财产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残障或缺陷者沦为贫穷者也是应该的。新自由主义力图纠正这种自发的市场分配，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再分配以实现社会的正义。新自由主义强调正义总意味着平等，因此，它必须解决市场经济下的不公正，调整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内在统一。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正义的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权利，包括政治参与的权力、言论集会的权利和私人财产的所有权的。尤其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表达了对君主专制时期对个性压制的一种反抗。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社会财富急剧集中，虽然生产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会成员过上幸福的生活。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处于贫困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阶级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一些内部改良。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如反歧视运动、反贫穷运动、反战运动等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歇。
罗尔斯试图确立一套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来重新调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终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
罗尔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义，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契约论等特征，只是在坚持自由的基本立场上，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到应有的保障，从而保障他们拥有自由的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生活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个人主义这一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发挥，所以不得不承认，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是自由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巨大进步。
篇4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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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闯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影响较大的建构主义站在相对主义的哲学立场上重新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力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进行解释与分析，这为“理念”的回归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首先在政治学科中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方面占据了主流地位，之后，很快蔓延到其它的政治分析领域，形成了政治学科的建构主义模式；其核心思想认为决定政治结果的既不是观念也不是物质因素，而是观念与物质因素间的互动对政治后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理念路径的基本模式
在理念路径中，其核心问题就是理念如何影响政治行为。它认为，政治行为既是行动者的动机、利益和偏好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环境提供机会及限制约束的复杂后果。这种观点被认为有着很大的进步性，其把动机、利益和偏好都当成了变量，这与政治现实更为切合。进而，它阐述了理念路径的核心分析点对政治现象中的“利益”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它强调利益分为两个层面的，一是客观的利益，二是主观对客观利益的认识，并且这两者在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那影响政治行为的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呢？对此，科林·海在唯物主义“背景物质利益行为”[2]的解释模式基础之上，发展了一种“背景‘现实’或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认知行为”[3]的建构主义模式。虽然这种模式更符合实际政治生活状态，但其最为明显的不足之处是必须借助其他变量才可能阐明理念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这种背景之下，处于政治学科研究前沿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力图把理念与制度结合起来。
三、理念与制度的结合
就目前来说，理念与制度的结合主要沿着三条线路展开。第一，理念在制度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线路分析了理念是如何转变成为有形制度的，对此旧制度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转变成了制度设计就是最好的释例。第二，理念在公共协商、对话、主体际的沟通以及集体认同中的作用。这一线路阐述了理念对政治行动者的偏好、利益观、价值观等发挥着决定性的形塑作用。第三，理念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线路有效地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动力问题。通常情况下，理念与政治制度绩效之间会存在一定的“摩擦”现象，这是政治制度变革的直接动力。亨廷顿在1981年的《美国政治：不和谐的许诺》中指出：推动美国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绩效之间存在着摩擦，当两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的时候，它就能推动制度变革，向政治理念倡导的方向发展[4]。具体来说，首先，理念通常描绘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状态，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激励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并为政治变革提供了行动“蓝图”。然后，在制度变革的“前夜”，既有政治制度出现“去功能化”倾向，它们无法再为政治行动者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这一时间序列里，理念具有替代制度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功能。最后，在理念的进一步细化下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对原有的政治制度提出全面挑战。在上述的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丧失，理念为新的制度设计奠定了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理念对政治精英行为的约束和对政治生活的有序性的维护，诠释了理念引导下的制度变迁的全过程。
摘要:“理念”一词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其回归与发展为当代政治学科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与研究路径。其中，理念与制度的结合很好地弥补了制度变迁理论中动力不足的缺陷，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念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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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往发生的条件与基础，我们可以将师生交往定义为是以教室为主要交往环境，以师生对话为媒介，以知识的传授与创造为内容的过程。因此，结合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以及交往实践论，我们可以将课堂中师生交往的权力系统作用范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交往环境、交往话语、交往内容。
2.1交往环境
教室是师生交往的主要场所，也是师生交往中权力行使的场所。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是覆盖整个历史和社会的，毋庸置疑，教室这一生产传播知识的公共场所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福柯认为，教室是权力运作的秘密场所，在教室这个狭小的学科知识传递空间中，每个角落都渗透着微观权力的影响。教室中的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要求在座位上坐好，手脚必须“定”在课桌椅上，直到教师“解除禁令”，才能变化姿势。如果学生没有按照要求端正姿势，那么教师就会用眼神提醒或是言语提示学生。教师是教室里面的统治者，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每个学生都被教师设定好他的座位排次，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课堂表现情况、家庭状况等等诸多方面随意安排学生的座位。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未获得教师的同意的情况下随意离开或改变座位。福柯还认为，微观权力在教室中的运作，还普遍运用着监视和规范化裁决技术。规范化裁决的处罚理由是不规范，不守规则。教师在班级中设计了管理制度，定下了行为规则，运用奖惩的多种方式实施评价，评价的内容也几乎涉及学生学习、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不就与我国国内中小学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的做法如出一辙？我国国内中小学学校的班主任教师就俨然是福柯笔下“教师”统治者的化身。课堂上的学生在教师的“监视”中战战兢兢地接受知识的传递，思维的创新和发展是无从提起的。
2.2交往话语
师生之间的交往话语也是师生交往中权力行使的重要载体。而课堂中师生交往话语的权力关系主要体现在师生对话的结构和人称关系。在课堂中最一般的对话结构式是IRE结构，即“教师主导的提问与提示”、“学生的应答”、“教师的评价”。剖析课堂对话的IRE结构，我们可见课堂对话的特殊性。在课堂的IRE的对话中，教师是知识的已知方，学生是知识的未知方，教师有意向学生提问，在对应答的学生表示感谢的同时评价答案的正确与否。这种类似于“苏格拉底产婆术”的对话形式，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控制。教师不仅通过对最后的E，即教师的评价的介入，剥夺了平等的人际关系对话的性质。而且，通过对对话方向的控制、对话者的选择并发言顺序的决定，单向主导了师生交往中的对话。现代课堂中师生交往话语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在语言运用的人称关系上。在课堂之外用“我”这个第一人称表现自我的教师，在进入教师角色以后，他们统一消除了自己的姓名，都自觉地用第三人称的“老师”来自称。将自己同化为“老师”的教师个人，使得自己的发言和评价的话语权威化，使得自己在师生交往的话语过程中所作出的干预和控制正统化。其次，使用第三人称的教师的话语使得课堂中的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淡化，重建了制度性的人际关系。即同化为“老师”的教师通过对对话主题的选择以及秩序的维持，决定了师生间人际关系的构成与维持。再次，丧失第一人称的教师不仅丧失了主格，而且丧失了作为生命主体所支配的自我关系的主格。即丧失了以“我”为主格的教育世界，丧失了以“我”为主体的个体价值观、人生观。
2.3交往内容
知识产生权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这在阿普尔所提出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一问题中对知识的权力属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福柯则认为，权力产生知识，权力和知识是并生共存的关系。权力产生知识，制造知识，规定知识，裁判知识；知识助长权力，增效权力，捍卫权力。师生交往的本质是知识的交往。知识是师生交往得以构成和维持的条件，是师生交往的主要内容。在现代课堂中，师生交往的内容主要是人类已有的认识成果，并且是预先设计的、系统的显性内容。虽然在课堂师生交往中也不排除即时产生的话题，但这些话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传授传统内容的交往服务的。因此，课堂中师生交往的内容呈现出明显的计划性、系统性等特性。师生交往内容的这些特性是师生交往中的权力关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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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学生为本，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政治学原理”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概念多、理论性强。例如，、政治、国家、权力等概念均是对人类政治社会中某些共同特征的归纳，在现实中几乎很难找到完全符合的对应物，学生在接受相关知识时就容易感到空洞，兴趣寥寥。在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只是“洗耳恭听”，是机械的记忆和记笔记，教师和学生不是处于对等的地位，好像平行的两个世界。现代教育理念要求实现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以学生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课程教学改革应该以学生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不再是知识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获取者。诚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而没有兴奋的情趣怎么能激动人，没有主动性怎么能唤醒沉睡的人，没有生气勃勃的精神怎能鼓舞人呢？”
2.以现实为依托，突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政治学是研究人类政治活动规律的科学。通过对原理的学习有助于增强公民意识、政治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感；有助于借鉴和吸取外国政治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助于提高广大干部的管理才能，实现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中国政治生态的了解，提高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认知水平。因此，学生理解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是必要的。然而纯理论的教学会比较枯燥并且容易和实际相脱节。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能及时关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实际问题，要密切地关注时代的发展，关注社会的热点问题和政治问题，通过教学让学生深入了解社会，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从而使“政治学原理”充满鲜明的时代特色。
3.以发散思维为主，培养学生思维方式。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思维总是同人们的认识过程相联系，它是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判断和推理的认识过程。发散思维是人们在一段时期内不拘一格地朝着多种方向去探寻各种不同的方法、途径及答案，呈散射型或分叉型的思维模式。发散思维具有开放性的特征，它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有助于打破思维定式，摆脱传统的知识或经验的束缚，开拓新的知识。同志曾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发散思维鼓励人们不要墨守成规、由此及彼大胆想象、勇于探索，可说发散思维是创新的必经途径和特征。心理学家吉尔福特也说过，“人的创造力主要依靠发散思维，它是创造思维的主要部分。”大学阶段的学习，学生掌握必要原理、具体的专业知识当然重要，但是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进行思维模式训练。一些具体的知识学生可能没出校门就忘记了，但是一种良好的思维模式一旦形成，可能会对其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大学生要学会思考、敢于思考，要培养一种发散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漏斗”型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兼收并蓄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政治学原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们息息相关，作为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对于社会的突出政治问题不要做预设性的结论，而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思考去探索，最后再运用知识去分析。此所谓“，带着知识走向学生”，不过是“授人以鱼”；“带着学生走向知识”，才是“授人以渔”。
4.以角色转变为切入点，培育多元互动的课堂。
角色一词原来是指规定演员行为的脚本，社会心理学家把它引入到社会心理学中用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特征。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状况决定了人的社会行为，和脚本规定了演员的行为相似，人的社会角色受到一个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发挥作用的影响。同时角色理论也说明，一旦所处的环境或者影响的条件发生改变就需要及时改变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课程教学改革要求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及时转变自己的角色，在不同的角色下教师应当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组织行为学认为，任何行为的产生都是由动机驱使的。其中需要是动机的基础，没有需要一定不会产生动机。在课程教学改革中只有教师有了改革的需要并有意识地去研究时才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当然，这种需要不是外力强加给教师的，而是教师内在的激励所形成的。此外，一旦教师有了这样的角色需要，那么其自身的行为也就有了一定的目标指向。为了实现这种目标，教师就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将如何去行动，应该承担和扮演怎样的角色。
三、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挑战
1.课程教学改革要有激发性。
所谓激发性就是在“政治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一定的自由和学习的方法，让他们就自己所喜欢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钻研，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培育学生属于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激发性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培养学生对政治学的兴趣，挖掘学习的潜能，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为实现此目的，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课题的选定、方法的采用、问题的设计、考核的方式等环节均需要认真思考、精雕细琢。
2.课程教学改革要有针对性。
首先要紧紧围绕行政管理专业培养方案的目标，譬如对于新建地方性本科院校要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因此课程教学改革要突出应用性。其次要针对课程的性质“，政治学原理”毕竟是属于专业基础课，教学改革中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忽略了学生对基础理论的学习。最后要针对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教师在授课及课余应通过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学生对课程的要求和偏好，根据学生的一些不良思维定式和对政治课的偏见，有针对性地逐步转变学生的观念。要解决学生轻视课程的心态，培植他们对专业的兴趣。
3.课程教学改革要有互动性。
所谓互动性，就是教师在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指导下，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变以教师为主的单中心模式为以学生、同事、督导等参与的多中心模式。在“政治学原理”教学改革中要欢迎其他教学主体的参与，集思广益，在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中取得好的改革思路。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师可以尝试转化为学生中的一员，与他们平等沟通和切磋。利用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遇有争议性的问题或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自己不先做预设性的结论，鼓励学生人人参与讨论，互相交流。
四、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
1.教师要有课程教学改革的意识。
改革的意识就是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它对于课程教学改革同样具有指引作用。教师作为课程教学改革最主要的主体，必须要有改革意识，这是教学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因素。
2.教师要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
20世纪末，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就提出面向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是要培养学生学会四种本领：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教师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有较高的实践能力；不仅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还要教给他们做事技巧、与人沟通合作、生存的技能。为实现此目标，教师需要不断地学习，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在质和量上都要不断提升。就“政治学原理”而言，该课程难度系数很大。教学的过程中会涉及历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学习，扩大自身的阅读量，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期在授课的过程中做到有广阔的发挥空间。
3.合理使用现代教学方法。
首先，可以尝试任务驱动法，指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在问题动机的驱动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一种学习实践活动。该方法让学生的学习活动必须与大的任务或问题相结合。以问题来引动和维持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学习。其次，合理使用讨论法。讨论法是一种较为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它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讨论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使学生通过讨论来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使用讨论法的过程中，教师要尽可能发现和掌握讨论的时机，选择好讨论的主题，合理地设计讨论程序。最后，合理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把具体的理论知识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政治学原理”的核心概念，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阔学生的视野，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有利于实现教与学的统一。在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要选取适当的案例、问题的设计要有启发性和可辩论性、教师要恰当进行角色定位并且做好案例教学的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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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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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推广作为普及教育中的基础学科—中学政治教育教学怎样把握和开展好就成了摆在每一位政治学科教师面前的不能回避且必须明确解决的问题。新课改的中学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学并不只是应采用什么现代手段来完成某一知识点某一节课的简单形式问题，而应看成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政治教育应根据社会需要提出和规定政治教学的内容纲要和目标。面临着新课程教学改革的推进.中学政治学科迫切的需要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在改革中谋求发展。中学政治教师只有树立改革意识认清改革的形式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才能更好的建设政治学科。
2、新课程改革下政治教师所面临的问题
新课程改革中对教师教学观念、学科教学目标、教学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些组成了新课程改革的重要因素.体现了现代教育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在中学政治教育改革中政治教师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门角色发生转变
在以往的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同样也是知识的主导者其在教学中拥有独特的地位。而在新课程改革下教师的主体角色地位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教师逐渐由教学的带头人操纵者变为教学的辅导者，而学生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巩固与发展。因此作为中学政治教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认清着一事实.将教学的主动权转让给学生.使得他们在教学中拥有更多的自主能力.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尤其重要。
2.2教学方式发生转变
教学方式的转变是新课程改革对政治教学提出的要求。提倡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小组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教学方式去开展教学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开展符合学生的主体发展规律符合政治学科的教学特点同时彰显了学生的个性.发掘了他们的知识才能与创造力.是素质教育目标下的重要尝试。在教学中.教师只有通过自身实践通过教学获得经验.大胆尝试才能更好地推进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的运用。
3、中学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采取的措施
3.1中学政治教育的目标的明确
中学政治的升学成绩只能是政治教学活动情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学生学习情况的一个侧面。政治教育目标达到的情况只能由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综合反映.它是几代人共同努力协同奋斗的结果。作为基础学科的中学政治教育教学活动应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培养造就信科学、懂科学、尊重科学、会用科学的观点方法观察事物和探索自然规律在改造自然，建设社会的活动中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为中学政治教育的奋斗目标。并用这一思想指导政治教学和研究政治教学问题。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学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摆正思路.事半功倍!
3.2应当重视学生主体地位
思想政治课如果离开了学生的主体性参与.那么其基本教学目的将失去意义。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1)强调对话教学。对话教学使教师和学生一起成为课堂的主人，在“对话”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一文本“之间不再是认识与被认识、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民主、和谐的师生之间双向交流的关系，学生通过理解和“对话“获得人生体验和生活智慧。师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是一种“我—你”的精神上平等交流的关系教师要引导学生自主建构。(2)开展实践活动实施情感体验。这要求通过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强化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增强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的世界观的形成。这就需要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3应当加强兴趣教学活动的开展
课堂应当是快乐的场所。因此，政治教师应当为沉闷的课堂增添乐趣给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教师应在有限的讲授时间里充分发挥语言魅力引起学生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有关的故事、名言、谚语有关感兴趣的问题;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等等，都能引发学生注意焦点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3.4应当注重情感和道德实践
在中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要积极开展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成长。活动课的开展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学生行为的正确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感悟道理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品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包括当地学校及教师自身条件和学生的特点，以及时事背景，选择适当的活动方式和内容。这些活动实际是学生互动、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要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交流对话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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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潜能。高中生普遍对课堂所提到的时事政治感兴趣,课程标准也指出,课堂教学要与“与时事政策教育相互补充”,现在教材的内容都很重视生活化,坚持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时事政策教学和实例教学,因而教师选择教学内容要突出时政性,培养学生关注时政的态度,提高学生分析时政的能力。学生投身于时政学习,往往热情高涨,感到政治课的原理离他们并不遥远,从而增强了写小论文的信心。如果平时在课堂上教师不注意引入时政案例,学生因知识面过窄,缺乏社会生活的积累,写小论文时就会手足无措,或者出于交差了事,或者难以写好。课堂与时政教育相互补充,一方面为将来小论文积累素材,另一方面提高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二、在阅读评论中增强学生写作信心:时政评论与常规教学相结合
经过上一环节后,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时政的关注有了进一步的增强,愿意就热点问题口头谈谈自己的看法,但若诉诸文字,他们则会普遍对如何撰写政治小论文感到陌生,甚至有畏难情绪。这时,有必要指导他们阅读含有政治小论文元素的文章资源。正如课程标准指出的那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类社会科学,以及时事政治等方面的报刊、书籍、图片、录音、录像、影视作品等,也是思想政治课程的重要资源”。
“课程资源不会自动进入教学领域,需要能动地去寻找、认识、选择和运用”。教师平常应注意收集与学生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生动有趣、短小精悍的时政评论,在全班面前介绍,指出其中的作者观点、论证方式、文章结构、语言特色等,让学生熟悉别人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可取之处在哪里,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哪里,并且张贴出来让感兴趣的学生阅读。这样,既能揭开像时政类评论等政治论文的神秘面纱,消除学生对小论文的陌生感,又能拓展学生阅读的视野。推荐学生阅读评论,向他们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政治小论文的写作并不是高深莫测、可望而不可及的难事,只要你留心观察、开动脑筋、勇于尝试,就能写出独具特色的政治小论文。
三、在综合探究中提炼学生朴素观点:社会现实与课本理论相结合
陶行知先生曾经表示,“我们要极力地锻炼学生,使他们得到观察、知疑、假设、实证、推想、会通、分析――种种能力和态度,去探求真理的源泉”。课程标准指出,“本课程要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如今的高中课堂,都开设有综合探究课,课题组成员分工合作,各施所长,或形成课件,或形成提纲,或形成手抄报等。在这里学生运用所学认识社会现象、适应社会规范、融入社会圈子,探索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学习潜能得到了很大的发挥。教师应关注学生提到的初步观点,引导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将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及时给予分析、评价,在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中碰撞出思维火花,使其在将来的政治小论文写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明晰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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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恰当引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
大家也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政治课教学就是老师教条条，学生背条条，是激发不了学生兴趣、激活不了学生思维的，当然教学效果也就可想而知。而要激活学生思维，增强教学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寓教于乐”。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寓教于乐”活动，使学生感到无比的乐趣，能够在轻松愉快中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如用学过的知识组织辩论会、演讲会、故事会、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社会调查等。尤其是辩论会和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非常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极高，一开展这样的活动，笑声此起彼伏，学生收获很大。由于政治课以其深刻的理论内容涵盖自然、社会、人文各个领域，这就要求教师应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要广识博览，取精用宏，恰当引证，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如在讲授”资本主义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向学生朗诵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中的一首短诗：“要想当美国总统/需要有一种多么好的耐性/逢人拍肩装热情/婴儿脸蛋亲又亲/初选会上假惺惺/如醉如狂募美金/火车旅行站站停/到处演说念选经/电视广告频露脸/天花乱坠献殷勤。”通过这首短诗，学生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闹剧便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而报以一阵嘲笑。如果没有这首短诗的形象描述，仅靠教师抽象的讲述恐怕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再如在讲述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时，朗诵一首西方人的短诗《钉子》：“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铁蹄坏了一只铁蹄/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国家。”几乎不费口舌，就能使学生对这一哲理豁然贯通，而且印象深刻。在这方面，古今中外的名篇佳作、警句格言、寓言故事都可加以撷取，供我所用。同时，也可以运用直观教具，如：电影、电视、录像、录音、投影等教学手段，调动学生一切视听感觉，使抽象的知识尽可能地具体形象、生动，这样可促进学生理解知识，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形成良好的内驱力。如讲初一《思想政治》“孝敬父母”这一节时，教师可以先放《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在歌曲所营造的气氛中开始本堂课。又如讲初二《法律常识》时，教师可放一些案件审理的录像，学生根据录像的内容用已学过的知识解开谜团。同时通过对具体案件审判过程的观看，使学生对法庭的环境布置、合议庭的组成、法庭审判的程序等整个审理过程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并在法庭审理录像播放结束后，让学生和教师、学生之间一起就开庭审理的案件进行广泛的讨论，提出有关我国法律和法庭审理方面的疑问，这样可以学到不少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大大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既能较好地达到教学目标，又能对学生进行生动的道德、法制方面教育。
二、立足教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应该看到：创新能力不是抽象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从“一般能力”中升华而来的。特别是对中学生而言，他们处在打基础的阶段，根深才能叶茂，务实才能出新。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真正想提高一节课45分钟的效率，不仅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还要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目的。需要教师吃“透”教材，加深理解。政治课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来不得半点马虎。在教学中一定要理清头绪，深入理解，句句吃透，层层分清。如讲“物质”这个概念，可把它划分为以下几层：(1)哲学的“物质”概念，不是其他学科对“物质”的解释。(2)“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客观的。(3)“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说明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这里“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不等于“已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它只表明意识能够反映物质，不是意识已反映了物质。(4)“客观实在”，是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的具体形态的抽象和概括。分层理解的目的，是让学生细细领会，这样一个抽象难懂的概念就牢牢地烙印在学生的记忆深处了。再如有些学生在预习“整体和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时，“当部分以欠佳的结构形成整体时，这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大惑不解。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可用电脑制作一个《拉力》的动画，上课用多媒体播放。动画的内容就是兔子、大雁和鱼儿同拉一辆车，兔子在地上往前拉，大雁起飞往空中拉，鱼儿往水里拉，大家都出了力，流了汗，但是车子没有向前进。如果让三只兔子都往同一方向拉这辆车，也出力、流汗，车子一定会拉得飞快。看完动画以后，学生恍然大悟，都深深地被哲学的道理所折服。原来是当部分无序、欠佳、方向不对、目标各异的结构形成整体时，各部分原有的性能得不到发挥，力量削弱，甚至相互抵消，就会损害整体功能的发挥。然后还可因势利导，比如就我国的“神舟”五号飞船载人成功这类事例，可向学生提出“飞船是一个人生产出来的吗”？学生都清楚，这是千千万万个人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共同攻关的结果，由此，学生更能明白“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的真正内涵。同样建设小康社会，也需要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这样就能把哲学的道理嵌在了学生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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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实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必须在充分体现时代性，准确把握规律性，大力增强实效性上狠下功夫，引领学生认知、体验和实践。
(一)坚持教育原则
1.坚持主体性原则，积极开掘教育材料。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学校教育应当人性化，应当以情意教育和人格培养为主，以知识教育为副。正如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一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注意调动学生的自觉性、积极性，使学生懂得自己不仅是接受知识的主体，更是人格发展的主体。利用教材中许多个性化的荣辱观教育材料，既不挤占教学时间，又体现了教材使用中的创造性。思想政治教学必须重视学生的主体差异性，关注每一个学生，解决每个学生的思想道德问题。这样才能因人而宜、因材施教，挖掘出每个学生的潜能，培养、发展具有较高人格修养的人才、教师应本着教书育人的宗旨,做荣辱观教育的“有心人”，把教材中包含的情意教育和人格培养的内容挖掘出来，摸索出渗透的规律，适度地对学生进行熏陶和教育，对学生的不良习气和错误认知给一千疏导和纠正，将正确的思想和人生观“渗”、“润”到学生的灵魂中去
2.坚持指向性原则，增强教育的目的性，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渗透荣辱观教育，不同于专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课程，不能作系统的荣辱观教育。每次教育要有的放矢，切实解决存在中的实际问题，不能泛泛而谈
3.坚持随机性原则，保证思想政治课的本色。成功的教育是让受教育者感觉不到教育的教育。因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只要有机会就进行荣辱观教育，不能牵强附会，把思想政治课变成专业的荣辱观教育课，从而失去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重心、
4.坚持活动性原则，提供情绪释放染道学生错误的认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们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因此，荣辱观教育必须回归到实践中，只有从实践中获得的真切的心理体验，才能使学生更好地矫治和提高思想认识，并外化为学生的行为。思想政治课学习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通过思想政治学习活动来促进学生的人格发展，是荣辱观教育的一种有效方式。
5.坚持理喻性原则，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特点。思想政治学习具有形象性的特点，因此利用正面形象来影响学生的人格，让学生在形象的熏陶中受到感染，比教师直接说教的效果更好。
6.坚持发展性原则，及时进行动态教育、学生的错误认知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动态性，因而教师应该学会善于察颜观色，体察学生的内心世界，及时发现并正确疏导学生的人格障碍问题。还可以从学生的文字资料上，如日记、周记、名言摘抄上可以看出学生的荣辱观状况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生人格，在思想政治教学过程中切实提高学生的自我修养。
(二)科学设计内容
思想政治课是德育教学的主阵地，主渠道，它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和知识框架。教师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针对高中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状况，精心设计教育内容，使荣辱观教育与教材、课标相衔接相照应，而不是将它们人为地强行捆绑在一起，牵强附会地进行荣辱观教育，那样是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日的的
1.充分挖掘教材，找准荣辱观教育的切人点。思想政治课教材中有许多内容突显“八荣八耻”荣辱观，如“我国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树立科学世界观，反对封建迷信”、“生产劳动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起决定作用”、“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市场交易原则”、“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找准了这些切人点，我们就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比如热爱祖国的教育，内容太多，教师应该抓住在当代中国热爱祖国最根本的任务是要落实到爱国主义的实践行动中去这一关键点。为此，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设计: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国家富强;在与世界合作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坚持“三贴近”原则，增强荣辱观教育的针一对性即荣辱观教育的内容设计应贴近社会生活实际，贴近学生思想实际，贴近学生生活经验，有针一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三)创设教学情境
皮亚杰指出:“教师不应企图将知识硬塞给学生，而应该找出能引起学生兴趣，刺激学生的材料，然后让学生自己去解决问题。”从心理学角度看，学生的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将外部刺激内化为主体感受的心理体验过程。教学情境的创设也是一种教学刺激，它可以诱发理想的学习行为。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中，通过创设何荣何耻的情境，引领学生体验，从而自觉行荣拒耻。例如在讲宗教和封建迷信的区别时，教师可以这样导人新课:用多媒体给学生呈现两组画面，一组是穆斯林在清真寺举行礼拜活动，一组是算命先生用电脑给人算命、结合两组画面，提出以下问题vE:学生思考:什么是正常的宗教活动?什么是封建迷信活动?两者有何特征?国家对待他们的政策相同吗?为什么?学''''1=..通过自学教材，教师适当点拨，就能弄清正常的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活动的区别。在讲封建迷信的危害时，笔者首先指导学生讲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说明封建迷信活动对人们的危害，然后设计了一个《油锅洗手》的情境，让学生体验)最后提出问题让学生讨辩论:油锅洗手和电脑算命是不是科学?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应该正而教育学生坚持科学精神，对违背基本科学事实和规律，借“科学”之名招摇过市的欺骗行为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教师还要进一步引导学生自己分析当前高中生中十分流行网络算命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揭示网络算命不过是高科技外衣掩护下的原先“巫婆”、“神汉”式算命的“与时俱进”而已，只不过是一只披着高科技合法外衣的“狼”，它对中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四)优化教学方法
社会主义荣观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一样，并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春风化雨式的细致人微的养成教育，不仅应知，而且应会，诉诸行动更重要。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找准学生认识的盲点和误区，结合具体的情境，通过学习、讨论、对比、辩论、评价等多种教学方法开展教育，避免空洞说教。
1.组织辩论比赛。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该围绕谁荣谁辱，主动提出“是不是”、“值不值”、“对不对”、“能不能”、“该不该”等问题，使学生经历比较、辨析、评估、质疑、权衡等自主判断的思维活动，明辨道德是非，增强荣辱意识，提高行为的自控性，构建行为控制的防火墙。例如在学习市场交易的原则时，可以组织学生围绕“在市场经济中，诚实守信赚不赚钱”这一命题，分为正方和反方开展辩论。在辩论过程中，教师要提供鲜明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引导，引导学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基本事实出发，弄清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扭曲，诚信缺失的原因，明确诚信缺失的行为表现及其危害。教师必须旗帜鲜明地教育学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人都可以追求合理的正当的个人利益，但不能忘记基本的道义。教育学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提高诚信约束自己，如考试不作弊，承诺必须兑现，做一个守信、有正义感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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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走向生本》一书中说“：学生是天底下最富有学习天赋的人。”这句话强调了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去参与体验和探究知识。有趣味的政治作业，不但能使学生养成思考的习惯，也能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体现了“学生才是作业的主人”的意识。趣味性是最有效的内在推动力，让学生做自己喜欢做的作业，才能让学生体会到成就感和幸福感。例如，讲到“企业和劳动者”时，我布置的作业是写一份“创业书”，并附带“招聘信息”，招聘信息要求越多，讲完第二节劳动者让学生写“求职信”时，学生就越能体会到找工作之不易，就业之困难。另外，还可以布置活动作业，例如，开展“企业招聘会”既能使学生巩固新知识，又能提高课堂效率。
三、个人作业与小组作业
个人作业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小组作业则锻炼了学生的人际交往和团队合作能力。
1.在学习“商品———货币———商品”的过程时，我将学生进行分成4组，分别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社会”，组长负责组织，每组同学写下自己所处时代的一件商品（组内不能重复）进行“组内交换”和“全班交换”，教师用“物物交换”的不便引出“一般等价物”的概念，最后学生在作业本上总结反思活动效果，这样的活动作业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
2.在“综合探究———如何使用金钱”中，我让学生将课堂讨论成果以小组为单位做成展示作业，在组长的领导下学生各司其职，排版、绘画、设计，丰富多彩的作业表现形式让学生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积极性不断提高。
四、主动作业和被动作业
笔者认为，作业的目的不在于完成，而在于使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提升。《教育走向生本》一书中明确指出“被动产生挫败感，主动产生效率”，让学生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在作业中表达自己对知识点的理解，尊重学生内心个体差异的发展规律，才能产生效率和动力。我要求学生做政治作业时，中间画一条竖线，左边是“被动作业”，右边是“主动作业”。“被动作业”即笔记作业，要求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完成，学生在课堂上运用“眼耳口鼻嘴手心”做笔记作业，效率很高。“主动作业”要求学生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可以谈兴趣、体验、感受、成长、生命，每个人畅所欲言，作业多少不加规定。两周下来，学生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因为作业里有他们表达自己的一个平台，加上教师的适时鼓励，激发了学生内在的驱动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完成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和谐统一。这样的自主式作业实现了“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