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金融博士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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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标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参照大多数文献的和根据我们前言中的分析，不仅选取国际成熟基准利率LIBOR的各种基本属性作为参考，也选取了隔夜和七天两种时间跨度的利率来分别分析。因为短期的货币市场利率更具有基准利率的特性。选取的样本为2006年10月8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日度数据，并剔除了一些非交易的间断点，因为SHIBOR在2006年以后才形成，所以我们的时间从SHIBOR成立时开始。所以以下我们在模型中的数据具体表示为：CI001隔夜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CI007七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IB001隔夜银行间回购加权利率；IB007七天银行间回购加权利率；LI001隔夜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007七天美元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001隔夜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007七天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2.模型的建立
在处理上述数据上我们主要采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将以上八个时间序列的波动图，可以看出LIBOR的波动性明显强于国内的利率。根据波动图形我们初步假设利率的时间序列存在均值回复现象，即当利率较高时有下降的趋势，利率较低时有上升的趋势；并且我们看到利率存在的波动聚集和尖峰厚尾的现象。我们将在下面进行检验。首先，我们基准利率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采用带截距项的ADF单位根进行的检验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到国内的三组利率的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国际上的LIBOR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所以看出成熟市场的基准利率并不一定表现为平稳序列，由此我们我国的基准利率的平稳性与国际成熟市场的平稳性存在一定距离。就国内三个序列来比较，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平稳性明显高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的利率平稳性，其中SHIBOR的平稳性最好。然后我们对基准利率时间序列进行ARCH效应检验，通过ARCH-LM检验，我们发现8各时间序列均存在很强的波动聚集效应，所以我们断定基准利率的的时间序列存在ARCH效应，可以建立波动模型。在选择波动模型检验各序列的波动性的时候，GARCH并不能解释非对称的冲击对时间序列的影响，但往往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对利率上升或是下降的影响并不是对称的，基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非对称的ARCH模型中EGARCH模型对8个基准利率时间序列进行实证检验，EGARCH模型的条件方差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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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挖掘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史料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该学科一百多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运用中文文献资料，外文文献资料少有运用，存在文献收罗不足的问题，导致中同近代经济思想特别是民国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充分挖掘，许多经济思想没有系统加以研究。比如民国时期的刘大中、蒋硕杰、林霖、何廉和方显廷等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甚至没有列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既要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创新，也要有史料的新发现。作者利用从欧美各国收集到的英文、法文及德文经济学博士论文，中国近代留学生在欧美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两方学者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评论文章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其中大多数资料是第一手资料且第一次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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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孙子兵法战略研究学会相关人士向记者宣称，1985年，黄营杉以《兵家之管理思想：策略形成与执行》的论文，获得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台湾首位以研究《孙子兵法》等古代兵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
黃营杉在其博士论文中写道：“兵学自春秋战国时期由贵族流散于民间，群雄争霸而使兵学盛极一时，成为专门之学。传世兵书以宋元丰年间所頒武教学教材，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之《武经七书》为兵家思想代表作”。
黃营杉的论文以以《孙子兵法》和《武经七书》为研究对象。从现代管理之观念剖析其战略规划、执行与控制思想，並导出兵家思想之現代管理及建立中国式管理之含义。全文分九章共17万字。论文析论兵学与管理学、兵家与兵书之关系，並确认《武经七书》为兵家思想之核心。论文还分析兵家之策略规划过程与原则、兵家战略执行与控制，以及组织、用人、领导、统御等重点，并从所分析归纳之兵家管理思想提出現代管理之含义。
《孙子兵法》论文获博士学位的黃营杉，在中国式管理方面如鱼得水。他先后任美国声宝公司副总裁、中华彩色印刷公司总经理、羽田机械关系企业执行长、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中兴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兼主任、台北大学商学院院长、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电公司董事长，还出任台湾“经济部”部长、“财政部”财政金融专员。他的主要著作有《兵法与商略》、《从高阶管理观点论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思想与企业管理》，《中国古兵家之领导思想》、《中国兵家之管理思想》、《吴子兵法与策略管理》等80多本。
另一位特别引人瞩目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林英津，为女性。她在1985年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写的博士论文《夏译〈孙子兵法〉研究》，对鲜为人知的西夏文《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这一珍贵版本得以传承下去。林英津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1987出版专著《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94年她的博士论文《夏译研究》，由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4年刊印，引起海峡两岸学术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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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20年，对农业、农民、农村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解，对“三农”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在农村工作整整十年（1993-2003），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十年，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农业、农村、农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深理性的思考；妻子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工作，家住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内，对经济金融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考研时也曾连续3年报考五道口人行金融研究所，这十年是恰恰是中国金融大调整、大变革、大改革，农村金融更是如此，1994年4月组建农发行，1998年3月职能调整，对农村金融有自己亲身经历、观察和思考。譬如经历工作所在乡镇农村基金会成立、发展、疯狂、关闭和清算，自己并被迫入股，成为基金会的股东，耳闻目睹退股辛酸和艰难；再如目睹农村信用社与农行的“脱钩”和“分家”，二者之间有类似“父子一家”的上下领导关系演变为“兄弟两家”的平等竞争关系，员工由“同事”变为“同行”，目睹它们各种利益纠纷，办公楼、家属院等“一分为二”，自己也只好搬家。在邮政储蓄工作的同学经常讲述，分配给他们储蓄任务，目睹20世纪90年代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争储大战；目睹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等各种各样的资金借贷，给借贷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也有个别意外风险。这虽是作者自己对一地的观察和体验，但是“窥一管而知全貌”，为作者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农村金融提供感性素材；同时这种巨变及其带来的混乱对三农造成严重影响，作者有一种非常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为有效更快解决“三农”问题，是作者把农村金融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根本原因。
2.全面系统经济学理论学习使作者有更多理性的思考
2003至2009年读研读博的求学，一方面系统学习经济理论，特别是读博期间在华中科技大学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①教授及其研究发展经济学导师指导之下，深入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加深刻、更加系统的认识。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国民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并逐渐强大，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金融作用和功能的发挥与一国金融体系的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金融改革也基本上是沿着不断完善中国金融体系进行的，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制结构，中国金融改革也存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城市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发达，而农村金融体系明显滞后，这样不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因此，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也成为农村金融改革甚至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是作者选择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指点，凝聚着众多专家的智慧。张培刚教授在世纪名篇《农业与工业化》中讨论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作者深受大师的思想影响，认为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应着重讨论如何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以有效发挥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
二、该书可能的创新之处或者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结论
1.明确提出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指导理论
以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是遵循认传统的“机构观”的“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思路，陷入就机构论机构的困境，根本无法适应“三农”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情况，无法满足“三农”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目前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应遵循“功能观”的“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即从分析系统的目标和外部环境出发，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然后探究通过何种载体来承担和实现其功能，根据“功能观”，判断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缺失，大量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贷款，资金外流严重。
2.准确概括农村金融体系与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和关系
农村金融体系所处环境――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严重影响了它的拓展，造成它病弱、脆弱；反过来看，病弱、脆弱的农村金融体系也减少对“三弱”“三农”的支持。要“一弱支三弱”，从政策要求上讲，有义不容辞的义务，从现实能力上来看，有心却无力的困境。最为关键的是，尽快建立起适应目前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的金融体系，只有全面系统分析农村金融所处的经济环境，才能建立起适应“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不深入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可能找到农村金融体系虚弱的原因，也不可能建立起适合我国“三农”的金融体系。考虑农村金融及其服务对象的特点，应该采取更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引导各种社会资金投向“三农”领域，鼓励农民和社会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融资能力，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况，变“抽血”为“回血”、“补血”，反哺县域经济，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3.较为科学合理定位四种官方农村金融机构
农行股份制改造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但须符合基本国情；须考虑农行服务“三农”特殊的情况，也不应该完全按照商业化模式来实施；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离不开农业银行的大力支持；须有利于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服务“三农”的领域。
把农业发展银行定位于“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服务新农村建设和“三农”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把服务覆盖到“三农”中所有市场失灵领域；加大筹集资金力度，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农村信用社最大的问题是自身能力虚弱，难以发挥“一农支“三农”的作用；进一步理顺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因地制宜采取三层次产权模式；目标定位于“三农”，业务创新服务于“三农”，力争解决“贷款难”和“难贷款”的情况。
邮政储蓄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抽吸资金，加剧了农村金融中的资金供求矛盾；消除隐形担保、显性补贴、税收优惠的扭曲机制，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机制，增强其服务“三农”功能，实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良性循环。
4.首次明确提出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
首次明确提出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在于“社会人际关系效应”，并据此分析三类新型民间金融机构。“社会人际关系效应”，它有四种效应组成：（1）“信息效应”，贷款人较好地处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成本效应”，具有对贷款实施监督和跟踪管理的便利条件；（3）“抵押效应”，民间金融能够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条件进行抵押，最为特殊的抵押品――人的道德或信誉；（4）“信誉效应”或者“道德效应”，来自社区圈子内的道德约束力，具有天然独特的超越经济优势的约束。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合于为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服务，提高金融的服务范围和主体；民间金融经营灵活，快捷高效，能到达正规金融达不到的地方和领域，所以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村镇银行――农村的社区银行，其社区性体现在农村“村镇”，服务对象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贷款公司――特殊的小额信货组织，小额信贷是以反贫困、促发展为宗旨的信贷方式，完全不同于正规商业银行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问题，我国贷款公司特殊性在于“只贷不存”；农村资金互助社――回归合作金融的机构，合作金融仍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必须积极多渠道融资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
5.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的经验实证
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与我国农村经济（农业、农民、农业经济）的经验实证关系。利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VAR模型为基础的协整理论，包括单位根检验，根据滞后长度准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根据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值判断VAR模型的稳定性，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这部分的篇幅较大，论述较为规范和严谨，为学习、研究时间序列数据的读者提供一个规范的参考模板，值得一读。
总之，该书构建完整清晰农村金融体系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和改革提供极其具有参考价值的蓝图，也必将进一步有力推动农村金融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为繁荣学术思想又添一部重要的力作，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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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中，主要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两个罪名进行严厉的打击，以维护银行系统对于金融行为的垄断地位以及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本文主要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入罪标准与刑事规则体系完善展开论述。
二、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活动的立法现状
（一）我国立法对民间金融活动合法地位确认的缺失
目前，我国所有从事金融业活动的经营主体或组织的设立都要经过我国金融业特许机关—央行或银监会的批准或审核。因此，除了对具有直接性私人合同关系（如个人借贷）的交易行为提出了法律上的明确合法地位之外，其他凡未经央行或银监会批准的从事和设立合会、私人钱庄、民间集资或其他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和活动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也均不涉及民间金融相关法律地位确认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合理且确有必要存在的民间金融交易形式由于法律地位确认的缺失而被认列入从事类似于非法集资、放高利贷等非法金融活动的非法金融机构之列。
（二）民事法律对民间金融活动的规定过于简单
以民间借贷为例，在民事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普通的民间借贷关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以及企业内部的集股融资进行了法律规定和确认[1]。所以，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时，虽然有民法通则、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做依据，但是仍然缺少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使得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边界依然模糊，判案时易引发分歧。
（三）行政法规对民间金融活动过多的否定
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民间金融组织，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对其是否合法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有关问题的答复》、《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部门规章。其规定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这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如合会、私人钱庄等擅自向特定多数人或者不特定多数人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等金融活动的机构都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一概不被法律所认可。[2]
三、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完善
（一）合理运用前置法认定民间金融活动罪与非罪界限
在实践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刑事问题刑法来解决，民事问题民法来解决”这样的固定思维方式，在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很少注意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近年来，在刑法界引起广泛关注的“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即主张在对不作为故意杀人、婚内、财产犯罪的认定中运用民法理论来分析刑法问题，并指出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依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笔者认为，基于刑法对民法的保障属性，在刑法与民法交错问题的处理中，要注重运用民法的前置分析。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以外的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是否构成犯罪？实践中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非法集资解释》则采取了折中的态度：“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吸收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3]对于上面所述情形运用民法前置处理是否更加妥当？答案是肯定的。对于这类情况，可以赋予被害人自行选择维权方式的权利。被害人可以选择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主张自己的债权，也可以让自己的“存款”继续“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二）常见民间金融活动入罪标准的确定
目前，我国对于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2010年1月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该《解释》首次对非法集资相关行为从法律要件与实体要件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并首次提出了不以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判定行为，的确较之前的行为界定标准而言，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然而，根据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与实践中的行为表现来看，该《解释》只是解决了部分应急性疑难问题，而且其部分规定也存在的一定的不合理之处。鉴于此，本文认为对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应从筹资本质、筹资影响、筹资基础三个部分进行界定。
在筹资本质方面认定，应把握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行为的内在本质即行为方式和目的。既然是被视为非法从事金融业务行为，其行为运作特点和运作目的理应体现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同的金融特征，即吸收资金的用途是投资或转贷谋利。这在行为表述用的是“存款” 一词，而非“资金”也得以证明，“存款”在金融学中具有特定含义，是指类似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社会公众的剩余资金的一种吸收，与之相对应的是贷款。刑法第175条没有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而是表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表明成立本罪要求行为人从事金融业务。如果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货币、资本经营之外的生产、经营活动，认定本罪，实际上就意味着否定了部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4]换言之，筹资人吸收资金的目的如果是用于自身生活或生产需要，则所吸收的资金不属于存款性质，应是资金或借款。但当筹资人吸收的资金是用于发放贷款谋利，则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如果不从行为运作特点和目的上严格界定去两者之间的区别，极易将民间借贷的合法筹资行为界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5]
在筹资影响方面，我国民间借贷行为范围相对比较窄，有一定的边界性，出借人一般是向亲戚、朋友等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借款，其范围的扩展和延伸也具有相对的地域限制，而且其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而非法集资行为多半是无范围限制和地域限制，大多数是向社会泛的采用散发小广告、发宣传单、派人劝说等非法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借款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产生的影响较大。
在筹资的基础方面，民间借贷的交易双方之间是既基于金钱利益又基于人情因素，甚至有时候人情占主要原因。而非法集资的交易双方之间则纯粹是基于金钱利益为基础，投资者多半是受到非法集资一方的高利率许诺诱惑。
四、民间金融活动刑事规则体系完善
（一）制定法律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
现行的民间借贷存在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日本和台湾做法，制定《民间借贷法》，确认民间借贷合法地位。例如，日本于1915年制定《无尽业法》，对无尽（合会）的会金总额、运转期限、成员数量都进行严格限定，从而规范了无尽的运营。根据台湾和日本的民间金融经验：对待民间金融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过份压制，而是在充分尊重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赋予民间金融合法化地位并加强法律监管。
（二）设置前置处理程序
在实体法方面，对涉及民间借贷的罪名，可增设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以参考《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偷税罪的修改，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增加一个行政处理前置程序，可规定：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公安机关通知，在限定期限内全额退还被害人本金及合法利息并依法缴纳罚款，受过行政处罚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相关行政处罚，可由行政法规来另行规定，比如规定：公安机关接到公众举报并查证属实后，可视情况责令嫌疑人在3至6个月内向被害人偿还本息，并要求其向金融主管部门缴纳罚款等。
注释：
①杨兴培、朱可人，《论民间融资行为的刑法应对与出入罪标准》，载《东方法学》2012年第4期。
②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③参见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④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第四版，第687页。
⑤参见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第62页。
参考文献：
[1]肖琼，《我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5月。
[2]腾昭君，《民间金融法律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3]胡运锋，《我国民间金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5月。
[4]杨兴培、刘慧伟，《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载《海峡法学》，2012年9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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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海涛，2003年获奖者，留学英国。现任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纳米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与劳斯莱斯公司(Rolls-Royce plc)合作共同研发飞机引擎内部的高温功率放大器。1998年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业，曾获得“好来西”企业奖学金、首届美国联合科技公司(UTC)容闳科技教育奖。2000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硕士毕业，获新加坡Tan Chin Tuan国际交流奖学金及李氏基金(Lee Foundation)。2004年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毕业，主要专业方向为金刚石由子学及纳米器件2004～2005年被聘为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国际研究员，从事单晶金刚石场效应管的研发。现已发表国际期刊论文20多篇及国际会议论文40多篇，多次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专题报告。在攻读博士期间，连续三年荣获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颁发的海外研究生奖学金(ORS)、英国EPSRC奖学金和香港王宽成奖学金(KCWong)，并被吸收为英国材料学会(IOM3)(2000年)、英国物理学会(10P)(2001年)及英国电子工程师学会(IEE)的会员，(2003年、2006)年当选为旅英中国工程师协会的理事，并应邀成为以色列国家科学基金委的特约评审人。
而立之年的叶海涛表示：“一定不会辜负祖国的期望，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份工作，心系祖国，愿为祖国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谢向华，2004年获奖者，留学英国。2000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01年9月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一年后顺利完成“高级计算科学”课程，并获得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开始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媒体计算科研小组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担任“研究助理”一职从事科研工作。2006年3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自2006年2月起，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计算机系做博士后，从事一项由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的旨在开发帮助盲人和视力严重损伤的病人与外界交互的计算机认知系统的研究项目(CASBliP)。其研究主要为立体计算机视觉系统，动态曲线分割模型，计算机材质分析，自动缺陷识别和医学图像。他在计算机视觉与图形处理领域的国际性刊物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上以第一作者发表了10多篇论文。2004年，应美国玛柯尼医疗系统(Marconi Medical System，Inc．)苏里博士的邀请，在《医学图像分析手册高级图形分割与图像注册模型》一书中撰写章节――“区域支持的几何彩色动态曲线分割模型”。谢向华现参与《材质分析手册》一书的编撰工作，该书将于2007年出版。2006年初，他与默曼迪博士的PRINS研究方案得到了英国Levelhulm研究基金会为期两年的资助。他现担任多个国际性学术期刊的评委，并是英国“医学图像分析与认知”年会等多个国际性学术协会的会员。谢向华认为，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是祖国对自己在海外多年努力学习的莫大鼓励与肯定，同时也让所有海外的莘莘学子看到祖国对于他们的重视与厚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他将继续努力学习尖端技术，为祖国将来的科技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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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君，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92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要从事会计、财务管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学位，2005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任访问学者，2007年在美国哈佛商学院参加PCMPCL，案例写作与案例教学研究(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 on Case MethodL目前，主要社会兼职冲国注册会计师(CPA)、国家企业信息化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咨询评审专家，国家“863”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咨询专家、国家会计学院、北京大学等大学的外聘教授。
张教授长期从事高等学校信息技术与财务管理和会计管理相融合的交叉性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框架的构建、IT环境下财务集中管理、预算管理模式、资金集中管理，以及IT环境下公司理财与管理决策等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张教授已主持与参与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新技术“863”等科研项目9项，如211工程项目《财务会计计算机教学模型研究》于2000年获教育部优秀项目及标志性成果；作为负责人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IT环境下价值链管理与价值链会计研究”在2008年获得“优秀”评估结果。近年来，张瑞君教授出版著作11部，如《网络环境下会计实时控制》、《E时代财务管理》《CFO丛书》、《计算机财务管理――财务建模方法与技术》、《财务管理信息化――IT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创新》；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网络环境下会计事中控制研究》获首届杨纪琬奖学金(优秀博士论文)，《IT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创新研究》获第四届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前沿国际研讨会最佳优秀论文奖(香港国际会计学会)，《企业集团信息一体化和内部报告问题研究》获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优秀论文奖(中国会计学会)等。
近年来，张教授和她的研究团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Finance Shared Service)和企业集团司库管理(Treasury Management)领域。张教授认为，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推进，将各个分子公司的一些财务职能剥离出来，设立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并且由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通过网络为各个分子公司提供财务服务的模式正在成为跨国企业集团广泛关注和采用的一种新的财务管理模式。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企业集团金融资源的不断增加，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如何应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企业集团的因利率、汇率等市场环境产生的金融风险，如何实现企业集团资金、融资、投资等的统一管理，支持企业集团全球化战略实现，司库管理体系构建和产融结合的研究正在成为先进跨国企业集团关注和采纳的另一个财务管理热点。张教授先后在50佘家企业进行管理信息化典型案例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企业信息化建设成功案例。2010年7月在《会计研究》发表的《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关键因素研究》一文，以中兴通讯共享服务管理为研究案例，提炼和确立了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流程再造的关键因素，以及实现路径。从理论层面看，填补了辅业务流程－财务共享服务业务流程再造的关键因素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流程再造理论。同时对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研究进行了丰富，从共享服务概念、价值的界定研究到应用案例研究，揭示了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的流程再造关键要素和实现路径；从实践层面看，研究结论对正在探索如何构建企业集团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以及如何确立其关键要素和路径的中国企业集团来讲，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010年在《财务与会计》发表多篇论文《资金集中管理模式下的企业集团票据管理研究》、《中国企业集团司库体系构建的战略思考――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最佳实践为例》、《中国企业集团司库管理的职能构成研究》、《运用久期模型进行利率风险管理――基于企业集团的视角》、《企业集团司库高级管理职能风险管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等论文，对于丰富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理论和指导企业集团强化金融资源管理特别是资金资源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教授还积极参加财政部、国资委、中央国家机构高级财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建集团、中国航天集团、TCL集团等集团管理层讲授“会计信息系统”、“E时代财务管理”、“IT环境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创新”等课程。张教授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成果为进一步深化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改革与创新，支持会计信息化战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许多研究成果已被企业和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所采纳，为我国开展管理信息化工作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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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论文作用和特点
（一）会计论文的作用
1．会计论文的写作是会计研究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会计研究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广大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及会计学者，紧密结合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围绕贯彻执行新《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通过撰写会计论文，对企业会计制度转轨和企业改革（如兼并、破产、关闭、出售、公司制改建、债转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中的财务管理、资金成本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等方面，以及会计新领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和社会会计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会计论文是总结会计经济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发展会计理论，以指导会计实践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国，有上百家财经类期刊刊登会计论文。中国会计学会秘书处为了总结前一年度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每年还组织前一年度会计学论文评选活动，并将获奖论文汇编成册出版，由此激发了广大会计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热情，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并以正确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会计改革深入进行。
3．写作会计论文是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是考核会计专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生及研究生等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
（二）会计论文的特点
1．学术性。学术性即科学性，是指在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系统、严谨的理论体系。会计论文的学术性不仅表现在应用价值上，而且表现在理论价值上。主要表现为：
会计论文的写作目的是建设与发展会计学科领域，描述会计经济活动中某一新的现象、新的发现，对会计学科的发展具有实践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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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现状
(一)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现状
目前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已经在逐步形成一个体系，通过不断的完善和建立，已将大大的降低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第三方支付监管主要具有是两个问题，首先是作为主要的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在近些年连续的颁发了关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都有效了限制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一些潜在风险，避免了一些由于监管不力而引发的金融漏洞。其次，支付清算协会针对目前的发展推出了一些规范性文件，有效的预防第三方支付机构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使得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能够有效的进行。
(二)众筹融资的现状
我国近几年流行起一种融资形式，叫做众筹，而这种融资方式存在着不规范行为，我国在2014年推行了相关文件对重筹融资进行规范，这项文件的推出对于众筹融资具有很大的限制性，但是众筹已经是非常广泛的一项行为了，文件是难以杜绝的，因此，面对不规范和风险的地方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而不是遏制。
(三)销售渠道业务的现状
销售渠道的业务主要指的就是电子商务，目前，随着生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上购物，而一些金融支付机构与互联网销售进行有效的合作为销售机构和金融支付机构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一)个人会在利益驱使下产生不理智行为
以互联网作为媒介来进行金融交易本身不是面对面的进行交易，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网络上不能够准确的核对交易双方的信息，因此中间产生金融欺诈的行为是非常多的。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借贷机构，由于出资人不能准确的核对借资人的信息，因此这种交易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而如果被欺骗，那么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很多人即使了解其中的风险，但为了丰厚的利息报酬，还是会不惜以身犯险，从而损失的更多，对于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二)个人的不理智行为会影响整个市场的不理智行为
个人的不理智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例如在购买一些基金或者股票，在投资人出现一些情况急需用钱时，会出售一部分，平台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会购买和回收，而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会恐惧发生经济损益，就会将所具有的所有投资产品进行转出，投资者自身处于一种保护自己的理，但是很有可能会引起大量人来转出投资产品，进而对于平台来说是巨大的损失，甚至会破坏市场经济链条的一部分。
(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缺陷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鼓励发展，对于市场建设是比较松弛的。金融最大的特点就是风险性，互联网本身的风险性指数也很高，并且更多的情况下都是隐形风险，而政府很难在问题出现时就发展问题，因此有的时候难以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而金融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所给投资者带来的将是巨大的损失，而资金链条如果断裂的话，影响的就是整个金融体系，而市场本身是制造风险，不负责解决风险，没有及时进行解决，那么对于国家，甚至与之相关联的国家都会是一场灾难。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设思路
(一)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形势发展的时间并没有很久远，但是发展形势十分迅猛，这就导致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没有监管的状态，风险很大。而面对我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建立起完善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是十分紧迫的，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健全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明确，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有法必尊的状态。而我国正处于发展状态，不了解其中的运行，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建立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法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不断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二)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
互联网金融产业所涉及的项目十分广泛，虽然同为一大类，但其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因此，仅仅建立一个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学习目前国际上最为流行的分开监管和综合监管共进，我国可以建立不同的监管部门，将不同种类的互联网金融产业分归到不同的类别中，进行明确的分类管理，这就可以充分发挥各个监管部门的优点，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自律管理系统
而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安全本质上还是身处在互联网内部的自律性，这对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十分重要。一般的自律组织都是地方性的，比如我国的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并不具有规模，但是对于一些金融主体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是毕竟号召力没有那么强烈，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该积极进行互联网金融自律系统建立，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可以在下面的自律协会设立多个监管委员，从而不断促进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和互联网合作的不断深入，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呈良性的状态，但是新型产品，肯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有识之士应该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对其进行深化改革，实现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林洁然 单位:河北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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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公开发表过上百篇论文和数十部专著并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官员。
他就是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
思想型官员
周小川是中国人民银行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
1985年，周小川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博士生毕业，博士论文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在此前后，他的研究就已经开始涉猎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和金融等多个领域，为以后的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早在1981年，周小川就与合作者一起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
对于周小川在这一段时期的表现，经济学家吴敬琏评价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之后写作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1986年，周小川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这一研究机构隶属于国务院体改委，是当时中国市场改革的筹划部门。这个主要由青年学者构成的机构汇聚了当时的一批知识界精英，从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道路挥洒意气，激扬文字。周小川当时的文章范围极广，涉及企业与银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经济开放等各个方面。那时的一系列研究赋予了周小川严谨的学术态度，也奠定了周小川今日的金融监管主基调――市场与改革，这一主基调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走向。
坚定的改革者
2003年，一系列金融改革政策高频率出台，从根本上变革金融业、推动金融改革已如箭在弦上，而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试点就是金融业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同年，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成立。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央行，主要承担这次银行改革的执行任务。周小川任办公室主任。
2004年8月26日和9月21日，周小川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上表示，中资银行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肩负起迎接外资银行挑战、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竞争、振兴国内金融业的历史重任。
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按“一行一策”的原则，分国家注资、处置不良资产、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改革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2003年以来，国家通过汇金公司向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大型商业银行累计注资790亿美元。在处置不良资产时，依据国家法律与政策规定，核销资产损失，采取市场化模式处置不良资产，提高了不良资产处置效率。在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明确实行整体改制，制订了公司治理与内控指引。在引进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坚持国家绝对控股原则，着重完善公司治理、技术和业务合作。在上市时，周密部署，灵活机动选择发行窗口。2010年7月15日和16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和香港先后上市，农行上市标志着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
据测算，至2010年7月农行上市，各类国家股东(含社保基金)持有四大银行股票的市值为3.77万亿元，而中行、建行、工行上市后对国家股东分红3848亿元，十几年改制过程中，国家股东所得回报约为4.16万亿元。以投入产出比计算，总投资回报率为3.2%。换言之，大型商业银行的改制在经济方面的投入产出已基本持平，今后的收益在总体上将是净收益。而中国金融体系经历此次大萧条以来最强烈金融危机而几未受损，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大型商业银行的此次重组改革。
2003～2010年，七年的时间，身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周小川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注资之初，舆论的焦点在于中央汇金公司的角色，注资重组的程序安排，改革方案是否成熟；在股改和引资阶段，人们关注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及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彼时定价并非核心，因为应者一度寥寥无几；在上市之后，话题渐渐转到“金融安全”与“国有资产流失”等争辩之中……周小川坚定地应对所有挑战，张弛有度。
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进展为我国汇率改革奠定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的背景下，2010年6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宣布在2005年汇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经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逐步扩大，进出口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的能力也日渐增强。
对于汇率改革，周小川曾说：“驾驭汇率政策是一项复杂的艺术，需要兼顾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失业率、经济增速、国际收支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考虑。”周小川一直在从事这门“艺术”，他所主导的渐进式汇率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因之一，他建立一个稳定的、渐进式的、不因外部压力而被动升值的货币体系的决心也亦显坚定。（刘娜综合自《中国金融》《中国经营报》《大地》《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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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教学法在幼儿园管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本研究共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课前准备、课堂活动组织、课后分析回顾。
(一)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分为两部分:一是精选案例，实践案例的来源是教师和学生，课前教师告诉学生下节课讨论的主题，学生按照分组自行搜索;二是教师根据所讲主题选择典型的案例。案例的来源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教师根据每章的教学内容精选典型案例，并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二是教师深入一线幼儿园，对园长、教师等进行深度访谈，对幼儿园管理的变化与实际情况进行调查，通过访谈、录音等手段，搜集真实的案例资料;三是网络资料搜集，教师可以结合社会有关的热点，选择符合课题内容的案例组织学生讨论。案例教学法中的案例必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典型性、相关性、多样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提供的案例，都必须与讨论的主题相关，小组的讨论必须围绕课堂的主题进行，不能单纯地为讨论而讨论，以免丧失讨论的意义。不同的案例往往可以帮助学生思考得更深刻，帮助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内化所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和内容。
(二)课堂活动组织
活动组织的好坏是衡量一堂课是否有效的标尺。本研究活动组织有两种形式，一是教师主导，二是案例讨论。课程开始，教师简略介绍所要学习的内容，以口述或者PPT的形式呈现案例，提出相应的问题邀请学生组织讨论。比如，在准备“幼儿园安全管理”这章内容时，教师整理了近年来关注度较高、比较典型的幼儿园伤害事故，请学生从家长、教师、园长、政府、教育局等不同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力求全面分析伤害事故的原因，探究避免此类事故应该提前准备哪些工作。需要说明的是，在案例讨论过程中，小组每次的发言都要进行总结和记录。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简单的小结，并纳入平时成绩的考核。小组分工必须明确，分为发言人和记录员等，组员的角色必须变换，要让每一个同学都能够参与到小组讨论中来，而不是“旁观者”。每一次讨论的内容，教师都要指导学生按照一定的格式进行整理和记录，最终作为每一个学生平时考核成绩的原始资料。记录的整理也是对观点梳理的过程，及时复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课题的内容。案例讨论从形式上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典型的课堂小组讨论，另一种就是针对主题的辩论。活动组织的形式如果只限于课堂讨论，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辩论是一种有效的形式。教师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材料，根据相应的主题，将要讨论的问题设计成辩题，让不同组别的学生思考和准备。当然，教师作为评判员必须起到一定的协调组织功能，没有组织的讨论，最终只能沦为无谓的争吵。教师要时刻维持讨论的核心，提醒双方“辩手”，围绕所要讨论的话题进行。比如，在一节课中，“‘熊孩子’该不该打?”这一辩题中，教师将学生分为了正反和反方。正方的学生从学校管理的角度认为对熊孩子应该进行“教育”，不打不成器，没有教训，难以养成良好的规矩;反方则从幼儿身心发展的角度认为幼儿的生理心理还未发育成熟，应该循循善诱，不应该采取体罚等形式。最后，教师根据双方的讨论，进行了总结。通过辩论活动，课堂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到了教学当中，学生的思维是飞扬的，是被激发的。
(三)课后分析与回顾
在教学过程中，分小组讨论极大地发挥了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学生不再是坐在教室的聆听者，而是学习的主动者，他们的思维活跃起来了，开始思考问题的来龙去脉，真正开始“思考”这一项工作。在课程结束以后，教师让学生对上节课的内容通过PPT形式进行讲解和分析。教师再对具体的案例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整理，帮助学生理清思路，有效地解决复杂的情景问题。总之，案例教学法在幼儿园管理课程的教学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它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对教师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需要深刻地理解所授内容，还需要搜集整理大量的典型案例，并最终对学生的讨论做总结。但是，教学相长，学生的思维也常常能够激发教师不断地去思考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充实所学，不断提升能力。
【管理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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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篇13
我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下雪的深夜，我的父亲在床边生了一堆柴火，我的母亲躺在四周漏风的那间破屋角落的床上，咬紧牙关，生下了我。
27年后，也是在一个下雪的深夜，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当我打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站起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白天还吵吵闹闹、喧嚣的世界变成一片洁白，让人顿感清净。
我从进入大学到博士毕业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我过得浑浑愕额。十年前，我身高170cm，十年后，我身高还是170cm;十年前，我体重60kg，十年后，我体重还是60kg;十年前，我一无所有，十年后，我还是一无所有。十年前，我眼睛明亮、有神，十年后，摘掉眼镜，我已看不清自己有多少个手指了;十年前，我声音洪亮、清澈，十年后，已经是慢性咽喉炎，声音嘶哑;十年前，我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十年后，我心如止水，只求温饱;当然，我也得到了一些东西。十年前，我还是个农民的儿子，十年后，我成为了一个博士;十年前，我只懂得砍柴、种田、割草、放牛，十年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懂机械、金融、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但如果您问我这十年最大的长进是什么，我将告诉您：十年前，我十七，十年后，我二十七。
这十年中，我最渴望、最追求的是什么?是知识?不是。是美女?不是。而是钱。在我的脑海里，钱就是那种一块、一毛的硬币，我曾无数次翻天覆地的把它们找出来，目的就是去买一包方便面，吃一顿晚餐，而且找的时候不能太仔细了，太仔细了，下次就没有了。有时候，当我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的时候，我想要是天上能掉下点钱就好了，我抬起头，只看到发黄的树叶正一片一片的落下来;我想要是能在地上捡点钱就好了，我低下头，只看见一些面包的包装纸以及一些插羊肉串的竹签。我从没见过天上掉过钱，也从没在地上捡过钱，所以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因此我没有信仰。
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对我的淳淳教诲和悉心关怀，在我博士三年里，他给予了我生活上、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也许是我十年大学生活里，唯一知道我名字的老师，也感谢他在承担20多个学生的指导任务下还能给我精心的指导。恩师对我的指导和影响之大，怎样言说都表达不尽，自己取得的点滴成绩无不凝聚着恩师的心血。恩师国际化的视野，前沿而精髓的学术造诣，严谨勤奋的治学风格，都让我永志不忘，深刻影响着我日后的工作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