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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世俗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宗教源自于古老的民间传统和精神信仰。各民族生活习俗与各不相同，但宗教情结，却深入民间，衍生为各种文化形态。以对神灵的尊崇与供奉、祈愿，获得神灵的保佑庇护，在民间建有大量庙宇、传播教义、朝圣祭祀表达民间信仰等。民间艺术中的宗教形式，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民间艺术并非宗教艺术，但二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民间艺术中有众多的题材内容与宗教有关。佛教故事内容大量留载于世，包括建筑、祠庙、浮雕、宗教题材的民间壁画、建筑墙饰和工艺品，描绘出超脱世俗的天庭境界，反映了民间对宗教的神圣敬畏。自唐宋到明清，敦煌、龙门、永乐宫、法海寺等代表作，都体现出宗教对世俗生活的巨大影响，也寄托着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情结”。中国的传统壁画的宗教内容主要是表现佛祖的修行历程、佛法记述的本生故事，天庭世界的芸芸众生，使人沉迷于想象的世界获得超脱，令信仰者顿生修行信念。风格上往往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色彩华美、画工精湛。据学者研究考证：敦煌壁画乐舞包括天乐和俗乐。天乐寄托对天国的幻象，展示出佛教世界的繁华，俗乐表现了世俗世界的欢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实际上，宗教作为统治者的精神工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但作为文化传统，在各种形态的民间艺术中也传播“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因此在世俗社会影响深远。最丰富的想象都来自于民间。历代的工匠、画师以想象和智慧为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早已突破了民间画工与艺术家的界限。建筑是造型与结构的艺术形式，门庭寺院在民间的广泛设立，作为面向社会开放的场所，为信仰者提供了求神纳福的场所，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建筑构件的铺排组合、美化装饰，屋檐斗拱、瓦当门楼、匾额砖雕、风水布局、院中其他雕刻装饰等都有特别的讲究。民间艺术的祭祀供奉与民间宗教有关的装饰艺术，如各类神像、祖先像、祭祀物品。它们往往按照传统的规范样式进行创作，在人物的造像、比例设色、装饰配置等方面，都有严格的法度规范。在民间各类神像家喻户晓，民间艺术中的宗教题材，所表现内容除了佛教、道教外，也包含了流传民间的原始宗教、他们或来自于图腾崇拜、祖先信仰，或是历史故事、人物传说、神话名录的经典传奇，又结合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内容极为丰富，天地神灵与人生活有关的神祇在民间广为祭奠。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时民间艺术也出离宗教藩篱、转向世俗化，强调实用功能装饰效果与审美效果。它所呈现的，是一个充满浪漫想象、世俗趣味的文化精神世界。
三、解读民间艺术的审美特征、象征性、隐喻性、装饰性
在理论总结、梳理后我们发现：民间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情感，生长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观念决定形态，艺术作为精神世界的支撑，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中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伦理观念持续发展，在各种艺术形式中都体现出和谐、圆满、丰收、吉祥的精神气象。深入到汉族吉祥文化印记中。在持续的演绎发展中，编结了文化根脉发育生长的基因。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凭空而来。民间的各种造型元素都有发源的根脉，可谓意味深远，从普遍意义上，龙被喻为告天命者，成为华夏民族的精神象征，汉文化的精神图腾。龙凤呈祥代表天地之间阴阳调和，每逢年节，舞龙、舞狮成为汉族独特的人文景观。饕餮被喻为神界的主宰，来自于兽首纹样的复合变异，象征统治者的威严，在商代是权贵与身份的象征。这类复合纹样在青铜器上的尊、鼎、爵等器物上绽放异彩，表达了庄严、狞厉之美。石狮被誉为神兽，狮的造型庄重威严且成双成对，作为宫廷宅院的重要装饰，昂然肃立驱邪镇宅。莲花与佛教故事紧密相连，民间信奉佛祖、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成为民间世俗化的精神信仰。花鸟虫鱼、装饰手法蕴涵了浓郁的地域特色，再饰以彩漆做旧更加天然古朴。鸟和鱼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在各种艺术与题材中都是民间热衷的主题，鱼的造型被民间艺人表现得情态跃动、生趣盎然，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技艺传承的传奇故事，不断演绎变幻，出现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成为研究民间文化的活化石。来自民间百姓的平实生活图卷，也是历代艺术家们关注的题材，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参照和图式信息。这些元素带有浓郁的神秘色彩和精神象征以及文化符号特有的内涵。这些平淡事物衍生的图示语言，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和启示，对今天的艺术创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民间艺术蕴涵文化思想，代表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普世价值观，充满人文关怀，是一部图像学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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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极特殊又普遍的文化现象，舞蹈艺术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情感，任何舞蹈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它不仅可以传达思想感情，更能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由曾小梅所著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2015年12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一书对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弘扬与传承，也是一项极具生命力的艺术形式。民间舞蹈艺术文化通过最直接生动且颇具感染力的方式，清晰地展现出了各地的民族民间风俗、生活习惯以及当地人民的性格、气质以及生存状态等。这也使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在我国艺术文化中长期屹立不倒，因此，探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艺术的传播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涵盖了众多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相关知识，并配有相关图画，语言流畅，结构完整，理论性强，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该书中关于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艺术具有两套理论观点：其一，只有最原始的民间舞蹈才能真正传承民族舞蹈的精髓，而现代许多民俗文化舞蹈与真正的民族舞蹈相差甚远，不能够被列入民族民间舞蹈的行列，只能称之为创意性舞蹈艺术。其二，只有经过精细的提炼，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舞蹈艺术。没有经过细致提炼且缺少系统编排与制作，也没有专业人士进行指导的舞蹈，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舞蹈艺术。这两种观点深深地影响着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民族民间舞蹈只有通过生活的加工才能获取更多观众的认可，而对原始舞蹈状态的过度强调则会对舞蹈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与进步随时代的发展共同前行，在传承与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学习的价值，既要融入创造性，又要保留原始的民族特色，创新与传统共存，才是发展提高的关键。而在继承方面，作者谈及了若干种看法，首先要尊重传统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对待许多没有明确记载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形式也要积极学习，并传授给后人；其次，对于我国而言，许多民俗活动中也包含着舞蹈的精髓，因此，要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引导，积极传递，将这种舞蹈精神传达给每一个需求者、爱好者；再次，从教育的角度出发，让更多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走进学校，搬上课堂，通过板书的形式对民族舞蹈文化进行讲解，不仅能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和接受民族舞蹈文化，还可以让学生的视野得到拓展，知识得到提升；最后，舞台是民族民间舞蹈表演的主要场所，显然，观众更乐于接受这种舞蹈表演形式，因此，要充分利用舞台这一有利媒介，以精致的表演感染更多的观众，从而有效增强传播速度。
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具有独特的发展特性，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到，民族民间舞蹈具有极强的民族性、群众性，这在我国文化领域不仅是一种心态的体验，更是一种美学价值的传承，尤其对于我国来说，民族民间舞蹈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同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秧歌、腰鼓、舞狮等舞蹈形式都是民间舞蹈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娱乐性质的同时，也体现出现代生活状态的和谐。感彩也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一书十分重视的问题，浓郁的感彩是民间舞蹈的重要特点，它是大众情感、内容形式、风格特色的表现，也成为一种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载体。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具有属于自己本民族的舞蹈，这些舞蹈或寄托了人们对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或传达了自身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傣族的泼水节，苗族的板凳舞，安塞腰鼓”等民间艺术形式和传统节目，都是这一特色的重要体现，这些舞蹈传达了人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记录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众多变化。
总之，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艺术的传播需要发展与继承，不仅要具备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而且还要做到在保留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不断创新。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伴随着经济的深化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提升，审美观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传统观念已经不能符合当前的发展需要，在时展的浪潮中不断涌现出的新事物为人们所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也在丰富着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l展和创新，这促使更多的观众去接纳和理解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文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对于民族艺术的审美。同时《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一书的出版为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书籍。
（张静/硕士生，咸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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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土锦艺术行为功利性严重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使艺术成为现代社会的消费品，价格成为衡量艺术品的标准，这就不可避免的让艺术具有了功利性，并且让土锦艺术的创造性也大大锐减。不少现代土锦制作者为了销售利润不再愿意耗费大量时间经年累月地制作织锦，她们在制作流程上有些采取完全抛弃传统土锦纹样，简单制作迎合旅游景点喜好的现代唯美式装饰画；有些制作者则抛弃原有制作材料采用膨体纱做原料，质地松软，远没有传统织锦优美稳重、质地精良。艺术行为功利性严重影响着原本优秀的民间土锦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1.3土锦艺术传播形式滞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土锦的实用功能等同于被盖，它的欣赏角度有限，实用功能也具有局限性。传统土锦一直以这样单一的艺术形式和用途进行传播，没有与现代的工业以及数字技术进行对接，始终依靠着平面化通经断纬的方法手工挑织。面对大量易于生产和廉价的棉质电脑印花被面的冲击，传统手工土锦难以成批量的进入到大众的生活当中。当作为衡量土家姑娘能力的内在价值消失之后，现下土家织锦的使用功能已不存在。对于土锦民间艺术价值的体现和传承需要考虑多样的形式传播和大众互动。
2土家族土锦艺术在数字艺术中的发展意义和价值
数字艺术即建基于一定的数字技术基础之上的艺术，具体包括拍摄、剪辑、压缩、加密、传输、装置等。形式多元，包括数字电影艺术、数字电视艺术、数字游戏艺术、数字图像艺术、数字装置艺术、网络艺术、多媒体艺术等诸多艺术形式。面对土锦艺术传统功能的弱化，经济规则下手工织锦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让这一民间艺术在当代的新型生存形态中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土锦艺术与朝阳初起的数字艺术联姻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2.1有利于民间土锦艺术遗产的传播和传承今天的世界被数字媒体包围着，传统的民间艺术在传承和发展上要摆脱目前困境，加速传播，重新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需要借助数字艺术的传播方式和表现手段。特定的文化可能要界定（或生产）特定的需要，并设计满足需要的途径，当如此被社会化的人感觉到需要并把它作为有待满足的目标的时候，它就产生向往、追求，于是行为的目的和价值才使它有了意义。传统的织锦实用功能已经减退，艺术制作工艺也因老艺术家的离世面临失传。因此，土家族土锦文化遗产需要变传统单一的手工化生存为数字化生存，改家族传承为大众参与，以当前大众普遍接受的传播途径进行传播、推广其民族习俗、审美情感、艺术观念、构造方法。
2.2有利于民间土锦艺术的创新和发展将民间土锦艺术遗产通过数字技术开发，借助网络和艺术展馆可以向大众呈现出源于土锦的众多新生艺术形式。以数字技术为载体，构建一个多元力量高度互动的土家族土锦艺术遗产文化的展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大众不仅可以了解其文化背景、历史，还能参与土锦艺术的创作、分享彼此的艺术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极大地调动民间艺术爱好者们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创作力，为民间土锦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的条件。
3土家族土锦艺术的数字化发展策略
土家族土锦艺术资源丰富，其中形式上如色彩、线条的运用、工艺的巧妙，主题中蕴含的文化思想和美丽传说都可以和数字艺术结合，具体发展策略笔者提出了以下几个方案：
3.1建立土锦艺术信息的数据库通过对土家族土锦的历史来源、各种纹样形式以及织锦涉及的工具、材料、制作方法等信息进行采集，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并对传统纹样进行提炼处理和数字化制作保存，实现长久的、稳定的、权威的电子资料保护，可供学术研究和数字交互艺术开发的利用。就拿土锦上百种的纹样图案来说，很多图案现今只存有照片没有实物了，有些存留的精品原件也只是在博物馆进行静态陈列展出，还有少数织锦精品流于海外，其纹样造型难以面市。当下借助数字技术可以将博物馆或照片中的各类土锦花纹进行提取、电子描绘、备份，建立一个完备的土家族土锦纹样电子图库。
3.2制作土锦艺术的数字媒体影像一方面利用数字仿真、数字音乐等技术，将土家族土锦文化进行动态的光、色、形、声、电的多角度视频展示，包括对土锦艺术历史起源的呈现、创造者创造工艺的流程以及思路、纹饰花样的审美趣味和五彩斑斓的色彩搭配等。观者可以通过数字媒体的土锦资料视频短片的重新演绎，全面了解土家族土锦的艺术特点和构成方式，看到土家族民间土锦艺术制作场景的再造，体验到时空的改写，察觉到感知的错位，领悟土锦艺术形式语言的锻造和对民间艺术文化的反思；另一方面对土家族土锦艺术创新而言，可以利用其艺术特点通过相关数字技术开展多媒体影像设计。例如，土锦中的艺术元素造型多用象征、抽象的表现手法，有以动物为主题的纹样、以植物花卉为题材的纹样、以土家人生活用具为题材的纹样，以及受汉文化影响的纹样等等。这些以直线造型、连续对称、排列多变的艺术元素可以与现代数码设计结合起来，进行重新地排列组合。新的构成方式可以运用到多媒体的界面设计、空间光影互动展示设计上等等。从土锦的色彩组合艺术来说，绚丽多变的对比色、补色、极色的运用可以通过电子、光的设计触发出不同运动形态的转变。同时，在艺术媒体展示时还可以融入土家族自己的少数民族音乐，随着音乐的快与慢、轻与重、强于弱使土锦中的元素和色彩有节奏地进行转变、跳动。这样，大众在接收土锦艺术文化时会产生强烈的兴趣感，传统的民间艺术也会在新媒体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3.3开发土锦艺术的数字互动化游戏如今的网络游戏被经济评论家认为是21世纪越来越多的“魔力金矿”。由中国版协游戏工委（GPC）与国际数据公司（IDC）联合开展的“中国游戏产业调查活动”中的数据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4936万，预计2013年用户将达到9453万。运用现代网络游戏提升艺术和加强大众对土家族民间土锦艺术的了解与参与性是具有可行性的。一方面源自数字技术的发展，如RPG（角色扮演游戏）技术的出现，已经开启了数字游戏的艺术之旅；另一方面土家族的土锦艺术形式本身都是以抽象的几何形态构成，在排列组合上都以直线和斜线对称式排列，这样的构成形式十分类似于现代网络的矢量图构成方式。因此，土锦的艺术元素在转换到网络游戏开发当中时相对员勃
（武汉轻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容易。可以针对土家族的土锦艺术制作相关的艺术性游戏。例如，玩家可以在网络中学着制作和创作自己的“西兰卡普”，游戏中可以设置传统的土锦纹样构造和排列组合规律，也可以让多个玩家网络分工制作，创意完成一些花纹和排列方式；再或是，利用传统土家族土锦制作过程中流传的许多美丽传说发展成游戏的故事脚本，其中的游戏场景、人物、植物花卉造型色彩等都可以从织锦中艺术中提取。席勒著名的《审美教育书简》有言：“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通过在线游戏互动，玩家不仅可以在游戏中了解土锦的历史还能学习到土锦的艺术构造，还能和其他爱好玩家共同交流，分享自己的艺术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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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