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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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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优势互补明显，贸易结构日趋多元化。贸易的飞速增长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惠，给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贸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纺织品配额问题以及贸易发展不平衡问题等。例如，2002年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施钢铁保障行动；2003年美国对华纺织品实施特别保障；2004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彩电和寝室木家具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还明令禁止美国进口中国购物袋，美国主要纺织品服装协会和工会要求推迟取消纺织品配额。
2中美贸易现状原因分析
(1)美国的对华贸易限制制约了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美国可以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无疑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很低时，人们的绝大多数支出都将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时的恩格尔系数非常高。而当收入水平比较高时，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可以购买高端产品来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国一般是高技术高档产品。显然，不管人们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须购买的，这就导致美国会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对美国生产的高端产品的需求却非常低。这种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总统大选每四年举行一次，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历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对华政策都是两党总统候选人相互攻击的重要议题，这也是赢得选举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共有三次，从这一时期的情况看，每逢大选临近，两党总统候选人就会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各种问题显示强硬立场，发表颇具贸易保护色彩的言论，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3)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出口贸易额的下滑，而不是进口贸易的激增。据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透露，在过去两年中，美国制造业的出口贸易额减少了850亿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软。相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却在增加。
(4)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FDI)比例极不对称。中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国之间的接投资结构相关。美国近年来对华直接投资额均在40亿～50亿美元以上。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代替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前者对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国具有同美国同样发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直接在美国设厂，生产美国原本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那么双方的贸易差额将会大幅度下降，贸易摩擦的几率也会随之降低。因此，中国资本国际化程度应大大提升。
(5)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低下，出口市场范围狭小。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条上的低端，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附加值较低的一些加工工业。由于缺乏技术含量和自主品牌，许多产品在消耗了大量资源出口后换回的只是少量的经济利益，甚至还不断地被指责为低价倾销。我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这些价格竞争力较强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极易引起美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种种限制。
(6)中国企业自身和政府部门一些做法也有不当之处。中国企业有“薄利多销”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长期对外贸企业进行出口补贴，导致不少外贸企业为完成出口指标对出口产品定价过低，因而经常被控倾销。甚至还有企业为了换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无利也要销售，造成不规范的定价行为，结果为美国指责中国破坏公平竞争和公平贸易的准则提供了口实。另外，中国国内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中国政府全面履行世贸组织协议的进程。3促进中美贸易的相关对策
(1)早日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对中美双方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经济性质的理解以及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成绩的认可度。因此，中国应在政治层面上对美国等采取歧视性措施的主要成员施加压力，使其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2)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使中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从而缩小中国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缩小美国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的控制范围，使中美贸易实现平衡，从而使中美贸易在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健康发展。
(3)改变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由外贸拉动向内需拉动过渡。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状况，但这种依存是不对称的。因此，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应将宏观调控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扩大内需上。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十分庞大，而且经济发展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潜在的市场需求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在现阶段，扩大内需应将满足内需作为前提，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解决贸易摩擦。有效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括三个部分：市场预警，政策预警和政企沟通。一个完善的预警机制，需要加强三个主体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关部门要跟踪一些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尤其是进口与出口激增，进口与出口价格急速变化的产品驻国外新闻记者也应具备极强的经济意识，及时跟踪和报导国外反倾销或限制进口的动向性信息，特别是对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一切限制进口措施要进行详细报道。②建立对政府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以发挥其协调，谈判和行业约束及服务的功能行业协会，积极主动地应对，指导、协调涉案国内企业参与应诉，力争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③国内企业不但要学会规则解决国际贸易摩擦，更要学会如何避免摩擦。我国应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
(5)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问题。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国际收支调节中的作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必须慎重，应选择就业压力较小、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机改革。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培育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意识等，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积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刘佳.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4).
[2]李丽.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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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了三个引力模型分别为影响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响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响中美两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数据，进行OLS回归分析。
篇4
1、二战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立法
美国贸易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贸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这体现在美国国内众多的贸易立法及其发展演变上。美国早期的贸易立法基本上是围绕着关税政策来制定的。本世纪30年代对于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大萧条和贸易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般关税水平,标志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高点。1934年美国出台了《对等贸易协议法》,它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史上的转折点。该法案旨在降低关税税率以及通过双边谈判和协定来降低对美国产品的歧视,以此扩大美国产品的海外市场,通过出口的增加带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该法案标志着通过协议进行关税减让的时代的开始。这种通过双边谈判和签署贸易协定来解决贸易争端和推进贸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之后扩展为多边主义。除了规定有关关税减让谈判的事宜,美国的贸易立法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减少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工业的严重冲击和负面影响,依法对因进口而造成的损害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美国根据国际国内经贸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修改和补充其贸易法规。
2、二战以来美国的贸易立法
(1)《1962年贸易扩大法案》
二战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来自国外的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冲击了美国国内的部分工业。1962年,出于保护国内工业和减少竞争压力的考虑,美国出台了《贸易扩大法案》,推出“贸易调整援助计划”(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简称TAA),为受到冲击的行业的工人提供正常失业福利之外的的调整津贴、援助和再培训机会,以帮助他们转移至新兴的、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对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公司提供技术援助、贷款和贷款保证以及税收优惠来减少产业调整中的损耗。TAA计划还授权美国总统对外国在农产品贸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动,这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贸易法规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损害”并且损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关税减让而导致进口增加的行业才可以援引该立法得到补偿。美国专门研究贸易政策的学者德尔塔在对反贴补和反倾销案例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由于1962年贸易法的授权条款和《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将受益的标准订得很高,使受到冲击的部门和公司很难获准接受有关的补偿。
(2)1974年贸易补救法案的201条款和301条款
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一步步放松了进口补救的标准,更加满足了受冲击行业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贸易法的201条款是《关贸总协定》第XIX条款即保障条款的对应条款,它规定对美国厂商因关税减让和进口激增而遭受的损害进行补偿,或者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该法案第一次授权私人企业可以就国外产业的非公平竞争行为直接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上诉。如果达到预定的标准,ITC会向美国总统提出建议,总统则有权下令提供包括关税、配额或其它进口限制在内的临时性补偿措施。1974年贸易法将1962年法案中规定的“严重损害”的标准降低为仅仅要求证明进口是“严重损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严重损害威胁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这种损害也不必源于美国的关税减让。此外,TAA计划的标准也有所降低,这些法律规定的变化使得遭受进口冲击的工人、公司和行业组织更容易获得法定的调整援助。
301条款是美国向所谓“不公平贸易”进攻,迫使其它国家对美国开放国内市场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将301条款的有关权力由总统转至美国贸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门的投诉后,负责进行调查并向总统提出建议以便总统采取行动(征收额外关税或者实施其它进口限制),针对其它国家所谓“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进行反击,以保证实现美国各项贸易协定项下的权利。这些由美国单方面定义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贸易作法以及美国提出的贸易报复和制裁措施常常会招至贸易对方的谴责和批评。
(3)1979年有关反贴补和反倾销的贸易立法
东京回合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1979年《贸易协议法》,将美国在多边谈判中的承诺法律化。东京回合上所通过的关于贴补和反贴补以及反倾销的准则,要求对承诺遵守国家的产品反倾销案例进行“严重性损害”的调查。然而,这些多边的规定和标准在美国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宽,比如该法案缩短了对所有的反贴补诉案的时间限制,并且将不公平贸易补偿法的执行责任由财政部部长转交给商业部部长。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反贴补及反倾销立法的实施和执行,为申诉的美国企业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帮助。贸易补偿法标准的放松、规定调查时间的缩短和贸易执法机制的强化,导致70年代以来美国不公平贸易诉讼案件的数量迅速增加。相对于保障条款和贸易调整计划而言,反倾销和反贴补立法成为各个工业部门寻求进口保护的“通常”的“第一选择”。
(4)80年代贸易立法及301条款的各种变形——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
进入80年代,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贸易立法的301条款,以便更好地为美国的商业利益服务。1984年的《贸易和关税法案》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国贸易评估报告》,对重要的国外贸易障碍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该法案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以主动发起301条款的调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对付贸易壁垒的打击力度。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301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每年提交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报告,列出所谓“重点国家”和“重点贸易作法”,并将此作为同其它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目标。它强调了美国的所谓的公平贸易规则,加强了对国外“不公平贸易”的进攻和报复性,是强化了的301条款,因而被称为“超级301条款”。
特别301条款作为301条款的另一发展,是用于加强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利益,促进国外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该条款特别创立了“观察国”、“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名单,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国家的政策威慑,促进美国维护其知识产权领域的利益。中国曾几次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为特别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国”和“重点国家”,并以法定调查和贸易制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5)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
1996年美国出台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亚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国家的一致谴责和反对,就连美国的老朋友英国也站到了它的对立面。1996年6月4日,与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年贸易额为18亿美元的欧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国提出抗议,就连被美国认为最保险的第26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也谴责美国“执行损害其它国家的法律”。10月16日,欧盟把这个问题提交到世界贸易组织。后者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单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37票对3票通过了反赫—伯法的决议。赫—伯法一出台就非议纷纷,结果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6个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决定将赫—伯法第三条推迟到1997年2月执行。美国还曾表示,达—马托法的实施也可以考虑灵活地进行。
二、美国贸易立法与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战后美国的贸易立法的演变过程集中体现了其贸易政策的发展变化,也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和调整。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退和竞争者的兴起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的根本性原因。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不仅表现在其对外贸易在世界总额中的份额下降,也反映在美国同其主要贸易对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缩小上。70年代世界经济的“滞涨”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制造业,使得贸易问题异常突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浮动汇率制的实施,更增大了美元汇率的波动和经济活动的风险,美元从1981年到1985年期间升值了40%以上。美国同期商品贸易逆差由2.8亿美元增至122.22亿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当时美国贸易差额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相对实力的衰落和欧洲、日本的兴起推动了世界经济向经济多元化格局的演变,冷战的结束更加速了这一趋势。冷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各国为争取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而进行日益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为特征的。美日欧这三大经济集团为了加强各自的经济实力和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纷纷参与到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贸易安排当中,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剧了世界经济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美国不断地调整其外贸政策和贸易立法。
1、贸易政策范围的日益广泛,与其它国内经济政策的关联性增强
70年代以前,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针对关税和较为明显的非关税措施(如数量限制)。随着关贸总协定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的成功进行,各国的关税水平大大降低,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从单一考虑关税措施逐渐扩展为包括政府采购、卫生和技术标准、政府补贴等相当广泛的领域。从行业政策来看,美国的贸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制造业如纺织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近年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开始更多地针对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等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的贸易问题和争端,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同时,贸易政策的触角也从制造业开始伸向服务贸易、有贸易关联性的知识产权问题和对外直接投资。1984年通过的综合贸易法案号召不发达国家杜绝侵权和仿造行为,放宽对美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并将301条款的适用范围由商品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政策范围的扩展在1988年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反映得更为充分,它涉及国际金融政策、外国贿赂作法、技术竞争力、教育以及培训等诸多方面。这个法案的名称使用“综合”一词,其原因显而易见,加之该法案长达一千多页的文本,其政策范围的广泛性可见一斑。
2、贸易政策基础观念由“自由贸易”转向“自由和公平贸易”,更强调对等观念
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宣扬其追求“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立场。然而,70年代以来,美国自由贸易的目标却逐渐地被一种“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论调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标志着美国政府由主张自由的多边贸易转向主张“自由的”和“公平的”贸易,其重点则是所谓公平贸易。7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了美国人对自由贸易的看法及处理贸易关系的方法。美国人开始抱怨美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其它国家,要求贸易对手国单方面进行贸易减让以“摆平竞争基础”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美国对所谓的国外“不公平贸易作法”越来越难以容忍,贸易当局开始积极行动。他们更多地利用态度强硬的双边谈判和单边的贸易制裁和威胁以迫使谈判对手作出让步。例如,日本和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60年代以来经济有了飞速发展,美国认为,这些国际市场上的新的竞争者一方面十分积极地为其出口扩展创造条件,他们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开放极其封闭的国内市场,亚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商业做法和市场结构在美国看来更是无形的贸易障碍,严重阻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美国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所谓在其它国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免费搭车”的做法使得美国的生产厂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贸易”论调同美国的对等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最早的“对等”观念(Re-ciprocity)出现在1934年的《对等贸易法案》中,它强调对等的关税减让即在双边贸易谈判中等幅的关税减让,并鼓励以经过谈判协商的同等的步伐来推进贸易自由化。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不公平贸易论调的兴起扭曲了贸易对等原则。原来意指在具体贸易谈判中各方减让程度的对等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整个市场状况的均衡方面。这种新的对等观念的产生将美国其国内的市场开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国家能否为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提供令其满意的市场准入的基础上。而且美国通常把双边贸易是否平衡作为美国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场准入的判断尺码。3、贸易政策的重点由注重限制进口转变为加强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国传统的贸易管理是注重对进口贸易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对国外进口商品的实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保护国内的产业部门。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侧重点开始由进口管理转向加强对国外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重视和对策研究,美国政府也开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积极地为美国公司的出口扫清障碍,打开封闭的国外市场。
六七十年代兴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计划”在80年代以后逐渐丧失了存在的基础,由“自愿进口扩展计划”取而代之。很明显,后者的进攻目标转向打开对方紧闭的市场大门,美国这种贸易策略主要是用来对付外国所谓的“结构性贸易障碍”,抵消它们对美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它的1988年贸易法主要内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贷款条件以帮助美国的高技术产业、促进政府行政部门更积极地为出口创造良好条件、扩大“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定义范围等等,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政府及外交官员对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经援机构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他们还减少了对与安全有关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术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国政府机构还修改相应的财政规定,与进出口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一起为美国的出口提供优惠贷款。
4、美国贸易强硬化、法律保护主义和贸易立法治外法权主义
近年来,美国越来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来管理贸易事务,处理对外经贸关系,并且显示出更强的主动性和进攻姿态,美国单方面定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其中的许多做法在关贸总协定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它还单方面决定贸易对手国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认为必要时并不提交进行多边仲裁,而是要求对方同美国的贸易代表直接进行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做法被其贸易对手称为“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贸易法的301条款及其各种变形,它们是美国“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遭受国外抨击和谴责的主要目标之一。超级和特别301条款的出台与实施使80年代美国反贴补税和反倾销税的征收迅速增加,严重损害了其它国家的贸易利益和出口产业。他们纷纷指责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变化,指出其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表现,是“过程保护主义”或者“法律保护主义”。
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动辄抬出国内贸易立法,宣布对所谓国外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单方面的报复和制裁,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贸易领域里的典型表现,美国这种贸易法的治外法权主义不仅违反了国际法的有关准则,也是对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原则的严重破坏。它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增加了贸易环境中人为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取得进展,而且美国的单边主义和301条款的滥用很容易激发各国之间的贸易大战,不利于国际经济的发展。作为美国“治外法权主义”典范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一出台就遭到了包括欧盟在内的各国一致的强烈反应和抨击。西方新闻机构评价说,美国可能是继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之后本世纪受谴责最多的国家。1996年,不仅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等国际组织对美国的贸易沙文主义加以公开抨击,就连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外两个成员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责美国贸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战之后的新经济形势下,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越来越难以行使其个人意志。美国的这两项法律只不过起到了一个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从美国贸易政策与立法的演变看中美贸易争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美国也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异,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磨擦。近年来,两国在诸如纺织品贸易、市场准入问题、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对华最惠国待遇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问题上都发生过纠纷。加深对美国贸易政策和立法的演变历程及其经济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确认识中美贸易关系和纠纷,为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正确看待中美贸易争端
(1)中美市场准入争端
市场准入问题是中美贸易的本质问题,也是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问题。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是导致该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对美国拓展出口意义重大。因此,美国近年来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开中国市场,为美国公司占领中国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美国多次指责中国对美国产品封闭市场,批评中国的贸易制度和贸易中存在的许多“障碍”和“壁垒”,如繁琐和复杂的进口管理和许可证制度、进口限额管理的不公开、贸易管理和法规透明度不够等。此外,美国还指责中国对服务行业过度保护,特别是在美国特别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保险和会计师事务所、运输等领域中国的开放度太低。美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做文章,并频繁地向中国施加压力,充分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竞赛规则的公平合理转为追求竞赛结果的对等性,由单纯限制进口转变为限制进口与积极扩大出口相结合,通过增加出口,改善贸易状况,带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解决失业问题。
(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与美国的阻挠
我国根据通行的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国情,坚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这是我国的一个根本立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改革外贸管理体制和开放市场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进口关税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国无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绩,以成熟发达国家市场开放标准和经贸管理的做法来要求中国,要求中国承担与自己的国力和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过高的义务和责任。美国还抬出其国内的贸易立法单方面给我国施加压力,以贸易制裁和报复主义的措施相威胁,力求迫使中国作出更多的开放和自由化的减让,扩大美国从中国发展中所获取的份额。
(3)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中美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领域屡有争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国就根据美国特殊301条款,把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1991年4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为由将中国列为特殊301条款“重点国家”之一,并以价值28亿美元的贸易制裁和对中国某些出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相威胁,要求中国与之签订旨在制止对计算机软件和音响制品的盗版行为的贸易协定。此后,美国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做文章,并以高额的贸易制裁相威胁。美国的做法其实质是将知识产权同贸易利益、经济实力挂钩,利用贸易问题和贸易手段外交手段将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法规强加于其它国家,其实质是一种美国利益至上的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从表现上来看特殊301条款执行一套严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实际执行往往取决于美国当年的贸易状况和对因贸易伙伴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损害的美国利益进行的判断。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有较大的自由裁定权。
2、采取正确的策略对付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立法
(1)坚持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经济技术竞争力,这是提高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强同贸易对手谈判和协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只有经济强大了,外国才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双边的经贸磨擦。
(2)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贸易管理体制,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改善进口管理体制,增强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大势所趋。当前,我们应该加强对国际经贸管理和规则的学习,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国现行的贸易制度和贸易管理模式,对于那些已经过时的和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决心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步实现,然而,对于危害我国基本经济利益和属于原则性和立场性的要求和做法我们要坚决顶住压力,维护我国基本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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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作为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的重要举措之一,通用汽车公司6月17日在华盛顿签署一项总价值约达10亿美元的对华出口协议,将通过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间向中国出口整车、零部件和相关设备器械,其中整车出口将包括凯迪拉克品牌等。这项协议的签订将有助于凯迪拉克等通用汽车在华主要品牌的进一步发展,更好地推动通用汽车在中国这一增长最为迅速的汽车市场的全力拓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出席了协议签署仪式。
作为全球汽车工业的领导者,通用汽车一直都在致力于营造、维护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车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瓦格纳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面临两大转变,其中之一就是新兴市场的兴起。没有一个新兴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汽车产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瓦格纳进一步表示,随着中国汽车拥有量的不断增长,中国豪华车细分市场逐渐呈现出发展潜力。该协议的签订,也充分彰显了通用汽车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的决心。过去11年中通用汽车在华合资企业已从北美进口价值超过42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设备和机械,为中美双边贸易做出积极贡献。同时,该协议的签署也再次例证通用汽车“立足中国、携手中国、用心中国”的在华业务发展战略创造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日前克莱斯勒公司与中国进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大宗汽车进口协议,今明两年内,克莱斯勒公司将向中国市场出口销售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Jeep品牌汽车。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商务部有关领导出席了签约仪式。克莱斯勒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太业务首席执行官墨斐表示,这次交易表明了克莱斯勒对于Jeep品牌在中国获得长远发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据协议,中进汽贸将以中国市场总商身份负责销售Jeep品牌车型。
为顺应国内消费市场趋势,克莱斯勒公司从2007年起引入原装进口的Jeep品牌车型替代本地化生产的车型。在1年时间里,已先后引进Jeep指挥官、大切诺基、指南者和牧马人等4款车型。除克莱斯勒品牌外,还增加PT漫步者和克莱斯勒大捷龙两款产品,全新进口Jeep品牌和全球畅销的道奇品牌也先后进入中国。今年,克莱斯勒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步伐,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产品,包括道奇品牌的两款进口车型道奇锋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产品Jeep牧马人四门款和两门款。
二、中美汽车贸易营销策略
1.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作为政府,特别是对外贸易的主管部门,除在我国与国外发生贸易摩擦时积极加强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调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透明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整顿外贸秩序,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我国应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承诺,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实现统一和透明。我国已依入世时的承诺调整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税,若此次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后维持原裁定,则须尽快修改《管理办法》使其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原则;进而言之,我国政府更应吸取此次教训,适当、适时、主动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调整我国贸易政策。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公平贸易工作通过出口应对和进口调查防范等手段,在应对贸易摩擦、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专业化团队
学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正确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尽管世贸规则并不是完美无缺,也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毕竟是一个为所有世贸成员所认可的贸易机制,可以说是一个为成员国、包括我国在内所承认的较为公平的贸易规则,在将来的贸易活动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相关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3.加强自律和内部协调指导,避免恶性竞争
综观我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教训,经常出现“冷”时无人开拓,“热”时蜂拥而至的局面,甚至为抢夺市场,不惜竞相压降,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润空间,而且还为进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口实。因此,为了保证长远发展,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该自律,同时,我国内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发挥自身作用和职能,加强对车辆出口的监管和调控,做好企业协调工作,避免自我无序竞争局面。
4.提高产品竞争力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汽车工业已经成为拉动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通过扩大投资和加强研发力度、科技创新和引进技术,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不断涌现,不仅满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地走进国际市场,包括进入美国市场。对此,一方面应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档次,提供符合当今汽车技术水平发展方向的中、高端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宣扬我国汽车工业的悠久历史、雄厚现状以及所具备的长远发展潜力,宣扬我国通过竞争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汽车品牌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我国这些汽车产品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现实的促进作用。
三、结语
在汽车贸易服务方面,我国将给予全面的贸易权和分销权。不通过中间商直接进口和出口的权利和通过市场营销的权利,批发和零售、售后服务、储运物流——与分销有关的整个服务领域。有关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是汽车消费信贷、融资的问题。在各个地理区域内,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我国银行同等的经营权利。在五年内,地域和客户方面的限制也将完全取消。允许外国汽车制造商在我国设立的分销体系经营母公司的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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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为保持数据的-致性，本文所用数据全部来自WTO 2000-2006年度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WTO每年的年度《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中的贸易商品是在SITC分类基础上重新分为四大类给出统计数据的，并且每一大类项下的部分子类商品也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数据。因此本文在分析中美两国间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时也是以这四大类及其子类商品为比较对象进行的。 本文将从贸易结合度、显示性比较优势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中美贸易的相关及互补性。 中美贸易互补性分析 1.中美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指数是一国对某一国的出门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国的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常用来衡量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W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数值小于1，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松散;如果等于1，则为平均水平;如果大于1，则贸易联系紧密。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指数很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有着相似的变动趋势。1999-2001年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美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下降，1999年为17.56%，2001年降为13.77%，而同期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维持在40%左右;这期间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99年的28.01%上升到2001年的35.96%。2001-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结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下降，2001-2005年分别为38.43%、38.45%、34.77%、33.13%和31.95%;同期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增长的速度小于中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比重增长的速度。数据表明，中美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很大，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的商品需求旺盛，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相对较小，则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需求相对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限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尽管如此，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还是非常紧密的。
2.中美比较优势(Reve 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和贸易互补性指数 RCA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U所占的比例相对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计算公式为： 其中，RCAxik代表i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k为i国k类商品的出口额，Xi表示所有商品的出口总额，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门总额。如果RCAxik大于1，表明i国在k类商品的出口上相对集中，由此可推断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RCAxik小于1时，表明i国在众类产品的生产上不具比较优势。
作者就此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基础上参考了于津平(2003)提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并进一步测量了中美在不同贸易品上的互补性指数和加权平均后得到中美间贸易互补性指数，以便从实证方面分析中美间贸易的互补性，计算公式有： 式中RCAmik代表j国在k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劣势，其数值越大，表明劣势越明显。Mjk表示j国k类产品的进口额，Mj表示该国所有产品的进口额。Cijk代表i国与j国在k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Cij代表i国与j国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它是所有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参考于津平的定义，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大，说明i国与j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吻合度越大，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越强。根据作者计算，表2和表3分别给出了中国出口和美国进口以及美国进口和中国出口的四大类共28项分类产品1999-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比较劣势指数值、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综合贸易互补指数，其中部分仅给出了2004-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值。
中美贸易显示出以下特点： (1)中美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①从大类上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制成品，1999--2005年的RCA均大于1。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农产品和制成品，其中制成品BCA数值1999-2005年也均大于1，农产品RCA2000年前小于1，2001-2005年大于1，表明中国“入世”后美国加大对中国农产品出口，2001年后才显现比较优势。②从子类产品看，尽管中国的农产品总体上不具比较优势，但鱼类产品却具有比较优势，2004和2005年比较优势数值分别高达1.42和1.34。③1999-2005年中国在化工产品上的BCA均小于1，而同期美国化工产品RCA数值大于1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1.22。属于化工产品类中的医药产品的中国的BCA值更是很低，而美国的医药产品RCA远高于中国，2011年和2005年分别为1.06和0.95。④在其他半制成品类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不具有比较优势：⑤在机械运输设备上中国也只在2002年后才具比较优势，美国的RCA值一直在1.24左右波动。⑥在办公和通讯设备上，两国的RCA均大于1，但在子类商品通讯设备、集成电路和电子元件类产品上，则具有明显的互补性。⑦在汽车类产品上，尽管两国的RCA均小于1，但中国的RCA非常小，而美国的RCA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1.06，已表现出比较优势。⑧在纺织品和成衣类产品上，中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在对制成品子类分析的基础厂，尽 管两国在制成品上均表现出比较优势，但具体体现比较优势的较为明细的分类产品是互补的，因此中美在制成品类上仍具有互补性，我们认为这是中美两国资源状况和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美国劳动力价格远高于中国，因此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以降低成本，使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导致了中国出口的大幅增加，因此这些产品用量化的RCA体现的指数值就大于1。
由于企业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美国国内生产减少，需要进口，因此在这些产品上用量化的RCA体现的指数值就小于1，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大多数中国制成品分类产品RCA大于1，而美国的小于1的原因。但是由于有些制成品的生产本身技术要求很高，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也很高，同时由于美国国内技术管制和贸易的限制，这些产品只能在美国生产，中国对该类产品的需求只能靠进口，因此美国在这些产品上的RCA值大于1B寸，中国在该类产品上的RCA值小于1。 需要说明的是，分析中强调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并不否认中美贸易的竞争性，这在表中制成品部分子类产品上有所体现，如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2004-2005年RCA均大于1，表明在该类产品上中美两国均具优势，并且中美贸易互补性大于竞争性。 根据分类产品1999-2005年的比较优势指数，进一步观察发现部分分类产品的RCA值处于较为稳定的变动趋势范围内，这预示中美两国在部分分类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也在变动中。
中国在RCA上有上升趋势的有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子类办公和通讯设备、汽车类、其他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中国的汽车类产品RCA尽管很低但在不断的上升之中;RCA有下降趋势的有农产品、食物类、矿石和其他矿物质产品、染料、有色金属、钢铁类产品、化工产品、成衣和其他消费品，农产品因不具比较优势，其RCA一直处于下降中，这表明中国的农产品整体上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且有恶化的趋势;矿产品的RCA很低且有下降趋势是与中国实际相符的，中国本身就是能源与矿产需求和进口大国，大量的不断增加的进口使RCA低且不断下降。而美国，仅有办公和通讯设备和成衣的RCA下降，其他类产品无论RCA是否大于1均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未来美国不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具优势，而且越来越多的产品也会表现出比较优势。
(2)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从中国出口美国进口看，中美贸易商品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平均值为2.48，且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高达2.51，高于平均值。从美国出口中国进口看，中美贸易商品的综合互补性指数平均值高达2.79，也一直呈上升趋势，2005年最高达3.11。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如杨希燕(2005)测算的2003年中国出口俄国进口的中俄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为1.04，俄国出口中国进口时仅为0.90;于津平(2003)测算的无论是中国出口还是进口，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很低，其测算的中国出口时中口贸易互补性指数最高值为1985年的1.37，1997年又降到1.08，相对于笔者计算的中美贸易互补性指数都很小。
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出口美国进口还是美国出口中国进口分析，1999-2005年中美贸易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很高，充分说明了中美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于津平在构造贸易互补性指数时指出，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大;如果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小。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间主要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中国与美国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Similitude Index) 为更深入揭示中美贸易的互补性，可使用出口产品相似度(Finger and Kreinin，1979)来衡量中国和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出口产品的相似性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SI(ab，n)表示a国和b国出口到n市场(可以是第三国或世界市场)的产品相似度指数，代表a国出口到n市场中第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则代表b国出口到 n市场中的第k种商品所占的份额。
该指数的变动范围在0-100之间。如果a国和b国出口到第三市场的商品分布完全相同，则该指数为100，即对于每一种商品，都有若完全不相似，则该指数为0，即对于每一种商品k，部满足：若，则必有或者，则必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该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升，则表明两国的出口结构趋于收敛，同时也意味着这两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相反，如果该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则意味着两国在第三市场上的专业分工程度正在上升，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 根据产品相似度指数计算公式，利用2000-2006年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数据，计算得出表4中美1999-2005年各类产品相似度指数值。
中美间的出口产品相似度指数值较高，都在60以上，表明中美向世界市场出口的商品分布的确存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表明中美在出口产品上就一定存在很强的竞争性。正如前文分析，由于中国廉价劳动力使很多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中国生产，转移到中国生产的这些产品往往是转出国国内不生产的，即使生产也是具有异质性的高端产品，因此尽管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上归于一类，但实际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现在很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节已被标准化和程序化，而在中国的生产只是对零部件的组装或简单的加工后又出口，实质上处于一个产业链的底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与美国出口产品尽管相似度高，但竞争性不强。
中美两国产品相似度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对于这个变动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个解释：1999-2000年间，由于中国尚未“入世”，较高的关税抬高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得益于此，美国不具有劳动力优势的产品仍能在国内生产并在世界市场上同中国竞争，因此这个时期的中美出口产品相似度会升高。2001年中国“入世”后，关税的不断降低和出口管制及配额的取消，中国出口产品的劳动力优势彻底“显现”，与此同时，“入世”为众多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生产提供便利的机会，那些未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的企业实际上生产的不是依靠劳动力优势为目的的产品，其本身和需要依靠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品就具有很高的异质性和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互补性，这自然使得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相似度降低。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预测，未来中美两国出口产品的相似度仍会走低，而出口产品相似度随时间的推移降低，本身就意味着两国在第三市场上的专业分工程度正在上升，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互补的。 结论和启示 基于对中美贸易结合度、贸易产品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指数和出口产品相似度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中美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通过对各种测度指数时间变动趋势的进一步观察，发现中美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还将加强，表现为：其一，中国对美国贸易结合度稳中有升，尽管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会导致美国对中国贸易结合度下降，但其数值仍大于1，且只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但未见下降趋势;其二，中美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商品雷同性很小，且具体商品的比较优势指数或比较劣势指数在时间变动趋势上具有异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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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向美国出口额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两者的关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单位：千美元），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上搜集了同时段各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对两个时间序列分别取对数，然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不能拒绝两者分别不是对方的格兰杰原因的虚拟假设。因此，从实证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向美国的出口额影响不大。
（二）基于美国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汇率下降，本国货币升值，那么外国出口商品以本国货币标示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外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提高，本国从外国的进口量增加，进口额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使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变得更便宜，从而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但是，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美国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我国从其企业进口该类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使我国从美国的进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对我国从美国的进口额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
中美贸易是典型的互补型贸易，但是，在这种互补型贸易中，我国处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计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贸易结合度。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各年的贸易结合度都小于1，即贸易联系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都大于2，即贸易关联较紧密。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中美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我国出口市场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二是因为我国出口到美国的是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美国进口的却是附加值较高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而这两个原因又同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和贸易形式相关。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高，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低廉，我国出口企业长期以来是依赖劳动力成本低带来的价格优势在美国市场竞争，出口的产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式是以加工贸易为主，在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我国企业仅仅扮演了装配工厂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贸易出口领域，有些高科技产品如电视机、手机等的确是中国生产，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却全部是中国从国外进口的。因此，我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主要通过低价大量销售保证利润，由此引起了美国市场上同业恶性价格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形象。
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势必挤压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这样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经营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业和产品排挤出海外市场，还可以迫使优势企业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力争在技术、品牌和营销策略等方面取胜，依靠科技进步、品牌设计和产品质量获取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先进设备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与出口结构升级。另外，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进行产业转移和技术学习，从而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另外，从我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结构来看，人民币升值会使美国的出口产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降低，只要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动，我国就会加大对美国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力度。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
中美双边的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为我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与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指数之比。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市场份额减小或者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利润下降；而美国出口商可以选择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市场份额扩大或者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不变，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中美出口商面临人民币升值会选择哪种价格调整的方式，取决于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市场竞争状况以及中美双方的贸易政策等。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我国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因此，在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商可能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标示的价格，因为这样并不会使我国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大幅度萎缩。而美国出口到我国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在我国市场上，美国厂商要面临欧日等厂商的竞争，因此，美国出口商会选择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以人民币标示的价格下降来扩大市场份额。综合这两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使我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上升，而美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不变，我国对美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得到改善。
另外，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可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为商品价格贸易条件乘以我国出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与美国生产我国进口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的比率。人民币升值能促使我国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我国对美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
五、几点结论和建议
1.本文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币适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进出口额的影响不大，从而对中美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并且适度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价格贸易条件和中美双要素贸易条件。这会使我国在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而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刚性和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又对人民币升值形成压力。从长期来看，这样会造成人民币的恶性盘升。如果这种盘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将不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且会超过我国经济的消化能力，给宏观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坚持小幅度、渐进式的原则，而我国企业也应采取措施来应对外汇风险。
3.宏观上，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税，缓解经常项目顺差的压力；大力发展内需，减小外贸依存度；扩大对美国的进口，实行以出口带动进口，以进口促进出口的贸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发展力度，缓解资本项目持续保持高额顺差的压力；加快建设人民币远期外汇市场以及加大对企业汇率风险的宣传，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微幅、双向、稳重爬升”的调控艺术，适当放大浮动区间，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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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是人们对自己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它赋予创造者于一定期间内对其智力成果享有
排他性的使用权。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产权，通常包括著作权(或版权)、商标权、专利权，其对象是人的心智，是人的智力的创造，属于“智力成果权”，它是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978年以后，特别是中国自1986年开始复关谈判以后，中国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的第143个成员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基本上已经全面与世界接轨。
1790年美国制定了第一个专利法，美国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保护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和对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而且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是美国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当美国开发西部时，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是大量收罗专业人才。专业知识人员的集中，成果的法律保护就自然地成为了历史的客观必然。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逐渐形成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制度，将知识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秩序、贸易综合考虑。
由于中美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结构、法律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实力等方面的不同，知识产权制度也必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然而美国常常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以知识产权问题威胁或遏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以所谓的观念自由来企图“西化”中国。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方面，中美在贸易上经常发生争端。
二、中美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纠纷的现状及症结
商务部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每年约有70％左右的出口企业遭遇到国外技术型贸易壁垒的限制，在这些技术壁垒中，多与知识产权有关。
1.升级的贸易摩擦中知识产权问题成为焦点
自1989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就始终是热点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中美巨额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设限等热点问题已被炒得沸沸扬扬，但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波特曼认为，中美贸易摩擦首要解决的应该是知识产权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近年来就保护知识产权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双方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和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知识产权问题目前再次成为中美双方贸易关系中需要通过磋商来加以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分工中，真正有意义的是知识产权。发达国家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和控制，可以轻易地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利益。同时，美国以其自己的思维方式推行的“非专属管辖”主张，即不考虑行为发生地、被指控方的国籍或与国家执行司法权有关的情况，仅以有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作为采取行动的依据，这就给其无限的进行干预的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个贸易大国在今后的经贸交流中，知识产权纠纷的升级是可以预见的。
2.引发知识产权纠纷的症结所在
知识产权保护是中美贸易中存在纠纷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虽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认仍然存在一些弊病：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够
首先，知识产权所有人对自己的成果缺少保护意识，具体表现在取得知识产权的意识淡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太熟悉，知识产权的维权意识不够。知识产权权利人匮乏对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某种程度上纵容了盗版行为的猖獗。
其次，企业的保护意识不够。对社会各界，特别是对广大企业的知识产权法制教育远远不够，相当多的人对知识产权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因此，在我国有关部门依法严厉打击侵权假冒产品时，社会上有人对此反应冷淡，照样买便宜的盗版CD，照样复制和使用盗版软件，打击侵权行为若不与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其打击行动往往收效不大。因此，对公众进行知识产权教育，尤其是专利意识教育，显得格外重要。（2)执行力度不够
缺乏有效的执行力度已经成为中美知识产权纠纷角力的焦点之一。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知识产品的出口，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迫在眉睫，美国商业软件联盟预计中国的软件盗版率高达90%。当然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有失偏颇，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在执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知识产权的立法条目存有漏洞，有些方面根本没有涉及到。因而使执法者无据可依，在量刑上很大程度地带有个人主观性，标准不一，造成执法上的混乱现象。这种情况，也为侵权者钻法律空子，找关系、托人情开了绿灯。立法是执法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本身还不够完备，立法与司法之间还没有同步，加上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得到强化，因此，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
（3)权利人市场行为不合理
权利人的市场行为无疑也是产生纠纷的一个重要诱因。知识产权可以促进竞争，但同时也易于被滥用。此外，知识产权的专有权还可能与市场支配力结合在一起，被用以限制竞争。这时，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如果不受到制约，受损害的除了其他经营者，还有广大消费者。这种行为还会减低垄断者创新的积极性，与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的初衷相悖。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行为进行制约就成为必要。
三、中国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对策思路
1．要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工作和专利保护的力度，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保护知识产权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制止侵权行为的先决条件。对公众特别是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教育，尤其是专利意识教育，显得格外重要。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应该增强三种意识：知识产权的市场意识、知识产权的产业化意识、知识产权的维权意识。
另外要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大众传媒的宣传能力。增强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为全面做好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建章立制迫在眉睫，将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相应的宏观指导政策，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问题，一是立法，二是执法。在完善知识产权立法方面：加紧相关配套法律的修改，完善。其他相关的配套法规的修改、制定，也要相应进行，并争取尽快出台;在加强执法力度方面：知识产权司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再强化，不断提高法官和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业务水平，更好的公正执法。同时，各执法部门还注意加强相互间的协调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转轨过程中因专利保护不充分、不及时而造成的高新技术的流失。
3.规范权力人市场行为
中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TRIPS协议存在的一个明显差距，就是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范不够完善。今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注意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要修订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提高权利限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加强防止权利滥用的措施，同时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在其中适当加入反知识产权垄断的内容。
知识产权立法的本意是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从而激励竞争。而反过来，如果权利人滥用这种权利，就会造成技术垄断。国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反垄断法、专利法等立法中采取了对付滥用知识产权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保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因此我们要修订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提高权利限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加强防止权利滥用的措施，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在其中适当加入反知识产权垄断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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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薇等:知识产权制度－挑战与对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3]邹薇: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2004)第2期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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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用GTAP模型对美国征收碳关税的情景模拟
﹙一﹚数据处理及模拟方案设定GTAP模型是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设计的多国多部门应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构中进行政策情景模拟时，可以同时探讨政策调整对各国各部门生产、进出口、GDP、贸易平衡、贸易条件及社会福利水平的变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数据库及RUNGTAP3.62软件对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进行情景模拟。1.区域及行业划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隐含碳排放量分析结果，本文首先对GTAPVersion8.1数据库中包含的134个地区和57个行业部门进行分类汇总。对地区的分类主要依据地缘政治及其与中国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进行划分，对行业部门的划分与上述隐含碳计算的行业划分保持一致。根据模拟需要，运用GTAPAgg8软件将上述国家和行业部门分别划分为9个区域、17个行业部门。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和表4。2.模拟方案设定虽然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将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具体的关税税率并未明确规定。现有的研究基本假设计税标准为每吨碳10−70美元之间，因此本文选取三档征收标准———20、40、60美元/吨，即模拟征收低/中/高额碳关税的政策影响。关于税率计算采取目前普遍认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关税的冲击以百分比来表示，故税率计算结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实证模拟结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软件分别对上述三个碳关税征收方案进行情景模拟，并选取Gragg求解方法来提高模拟结果的精确度。在模拟结果的众多变量中，本文主要关注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后，分别对两国的商品销售价格、国内产出、GDP、社会福利、贸易平衡、贸易条件的变化，以及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出口量的变化，以此得出对各自经济效应的影响。表6列出了不同碳关税征收方案下，中美两国国内商品销售价格及各行业产出的变化率。与对一般商品课税效果相同，在美国对中国高碳排放工业制成品征收碳关税之后，这些部门对美出口会受到限制，导致国内产出量下降，部分产品不得已转为内销，直接造成中国国内市场供给增加，均衡价格下降，范围在0.19%−0.48%之间，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国内市场价格下降幅度更大。与中国情况相反，美国由于碳关税的征收导致其国内征税产品均衡价格的上涨，而由于价格上涨带来的超额利润使得其国内厂商生产更多产品用于国内销售。碳关税作为一种附加的额外成本，直接带来出口价格的上涨，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贸易条件恶化，相应地对贸易平衡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中国出口企业利润被美国瓜分。通过征税，美国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贸易平衡相应增加，通过碳关税的征收使本国从中获利。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关税，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国内产出依旧小幅增长，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贸易现状时所述，由于该行业占中国对美出口额的46%以上，短期内中国为满足其进口的强依赖性，国内产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显示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后对中国GDP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显而易见，碳关税的征收对两者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冲击，国内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会福利也因此减少31.80亿−64.73亿美元。而美国虽然由于国内生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GDP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随着碳关税税率的提高，对其社会福利也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高额碳关税政策也会导致其国内福利恶化。因此，由模拟结果可见，高额碳关税政策均会造成两国福利的净损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关税征收模拟方案下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如表9所示，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行业，出口变化率普遍为负数，即对美出口量下降，且随着税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递增，受影响最大的三个行业是化学工业、非金属产品制造业以及其他制造业，下降百分比均维持在两位数。未受明显冲击且保持小幅增长的依然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原因此处不再赘述。可见，随着对最大贸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国相关行业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冲击，由此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出现，正如模拟结果所显示，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如欧盟、东盟、亚洲发达地区的出口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碳关税政策将导致中国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国际均衡市场价格上升，对美出口量下降；同时，该类产品国内供给量增加，销售价格下降。对中国贸易平衡造成显著的负面冲击，贸易条件随之恶化，中国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减弱，GDP减少，社会福利存在净损失。就美国而言，碳关税直接造成其国内销售价格上升，进口量减少，国内生产增加。贸易平衡增加，贸易条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随着碳关税税率的逐步提高，也将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由此可见，碳关税作为一种试图用贸易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总体来说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争取先动优势，从以下两个方面规避被实施碳关税政策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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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结构的影响
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构以工业制成品和中间品为主，机电类产品占比较高。表2列示了主要年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各类产品占比和中国对美进口各类产品占比变动。可以看到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结构不断攀升，以工业制成品占比基本达到95%以上，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是中国对美出口的主要产品类别。而在进口方面来看，非食用原料、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运输设备等占比较高。充分反映出中国与美国双边产业内贸易占比较高的特征。中美双边的这一贸易结构特征，主要源自于国际分工中中国处于制成品分工贸易链条的低端，凭借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环境规制等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一方面从美国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另一方面又将加工制成品出口至美国，仅有的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的问题，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美国进口，加工收益近80%属于美国产值的转移。根据商务部2010年的统计资料，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制造业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低，每1000美元出口带来的增加值不足550美元，例如，一部iPhone手机的装配生产及出口过程中，中国获得的附加值不足4%。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将导致出口产品的美元价格上升，可以把那些“三低”产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利润）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还迫使这些出口企业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改善经营模式，依靠科技变革使得产品获得高附加值从而取得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同时，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从海外市场获取资源技术的进口成本额，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出口生产部门的出口结构升级。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双边贸易条件的影响
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等量的本国出口商品可以换回更多的外国进口商品，而贸易条件的恶化，则正好相反，等量的本国出口商品换回的外国进口商品数量将减少。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大多是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商品，并且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的产品质量要优于如墨西哥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因此，在人民币适度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商品以美元标示的价格会提高，但却不会使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遭受大幅度的萎缩。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大多是需求弹性较大的商品，且在中国市场上美国厂商要面临欧元区国家、日本等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厂商的竞争。人民币升值后，以美元标示的进口商品价格将降低，进口量将增加。同时，美国厂商为了巩固中国市场的占有份额，会增加出口量。综合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适度缩小中美两国的贸易差，并促进中国出口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本文计算了中美两国1997—2012年SITC分类下第七类“机械及运输设备”中机电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如图1所示。由图1可见，以机电产品为例，中国贸易条件自1997年以来在波动中提高。1997—2003年间，中国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2004年后，特别是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出现了明显的提高，2008年机电类产品贸易条件提高至18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机电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出现了下滑，但最近几年再度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大部分商品贸易条件的改善有积极的意义。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会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有多个方面。第一，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看：开放条件下的四部门经济中，储蓄（S）与投资（I）的差额应等于出口（X）与进口（M）的差额，即S-I=X-M。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必然大于进口，从而出现贸易顺差，但当储蓄小于投资时，出口也就必然小于进口，从而出现逆差。长期以来，美国的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小。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私人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逐年降低，而政府储蓄则基本为负，其投资率则不断提高，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储蓄投资缺口，在经常项目上必然反映为逆差的逐步扩大，形成贸易失衡。而中国的情形正好与美国相反，尽管出于驱动经济增长的需要，投资率居高不下，但受经济转型、消费习惯等因素影响，居民的储蓄率也始终较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3年居民储蓄率超过5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储蓄率超过投资率，在经常项目上就会表现为贸易顺差。第二，从劳动生产率上来看：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差距是造成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的降低，同时也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促进出口增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规模庞大的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实现了制造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制成品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劳动力素质的逐步提高和“干中学”效应的发挥使制造业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提高。美国的情形正好和中国相反，其国内中低技能劳动力稀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较高水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有限。这样在中美两国贸易中，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较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自然就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从而形成两国的贸易失衡。第三，从两国的分工结构来看: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美国处于分工链条的顶端，从事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营销和售后等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而将低附加值的加工和装配等制造环节外包至中国，两国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中间产品的频繁往来虚增了中国的出口，扩大了中美两国统计意义上的贸易失衡。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发展的不利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国和前五大进口国，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在对中国对外贸易失衡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的同时，也会对双边贸易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将降低对美出口总量，使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受损。人民币升值后，根据“J曲线”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出口量受到影响，企业的利润也下降了。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幅度放缓，但其国内开始重新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工序向本国转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下滑，使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利润空间大幅缩水。第二，人民币升值将会使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壮大升级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海外市场综合竞争力。中国目前的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各类电子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制造业将受到较大的影响。究其原因，这些出口企业的优势主要来源于国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产品的低附加值来开发海外市场，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导致这些“三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低利润)的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逐渐失去以前的价格竞争优势。第三，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会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当前，中国的比较优势仍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人民币升值后，尽管中美失衡问题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人民币升值也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成本将上升，削弱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传统竞争优势，导致可以吸纳众多劳动力的加工型出口企业利润下降，这些企业投资转向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后，必然会使许多素质较低的就业者面临失业危机。而且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进口增加进而对部分国内产业造成冲击，并且会抑制或打击出口，使中国的工作岗位减少，最终影响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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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特保案”的国际法依据及其本质
2001年我国刚迈入wto时。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wto给出的中国人会协议中有一项条件,使得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始终有所顾忌。它便是“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等法律性文件中均有规定,是wto成员对新加入成员施加的一种过渡性约束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的wto反倾销条款运用起来门槛要低。因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要求进口国举证进口产品对市场造成实质伤害,并且此伤害直接是由于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低于同类竞争国造成的,一般来说,反倾销举证难度较高,历时较长,并且出口国有听证申辩的权利。而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标准相对较低,以本次“轮胎特保案”为例,美国行业或工会只需向美国政府机构递交申诉,并由美国政府单方面作出这些进口轮胎对美国国内轮胎相关产业造成或者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判决即可实施特别保障措施.一般而言,特别保障条例针对的可能是对外贸易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但它更多的是针对新加入时被定性为非市场经济的国家。
在美国,贸易法案第421款是wto特保措施的本土化,它被称为“针对中国的特别保护条款”,其中规定只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导致或可能导致生产类似产品或直接与之竞争的产品的国内厂家的市场扰乱。就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限制进口。这样一来,美国政府的举证责任很轻,不需要一些“骇人听闻”的数据就可以任意制裁某件来自中国的产品。
分析特别保障措施条款我们可以得知,这项措施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和歧视性。一般的保障措施只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所有国家的同类进口产品,必须无歧视地对所有的成员方都同样适用,而特保措施均为wto其他成员方针对中国的产品单向援引实施的限制措施。其次,它实施的条件具有模糊性和低标准。特保措施中的一些涉及实施条件的关键概念,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重要原因”、“实质损害”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隐藏着大量可以质疑的模糊空间,从而导致实践操作上的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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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1970年的不足710亿美元增长了45倍，目前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贸易总出口额的1/5。同时，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影响，服务贸易占比较大的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较快地出现了复苏势头，其恢复速度快于依赖货物贸易的国家。由此可见，服务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趋势已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中美服务贸易比较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服务贸易出口国，服务业高度发达。2009年，其服务贸易出口额已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15.4%，表现出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强劲优势地位。另外，中国服务贸易也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势头，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年均增长0.6%，但由于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服务产品竞争力较弱，在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双边服务贸易中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在整体服务贸易水平还是在部门结构等方面与美国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
1.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发展持续稳定，国民经济贡献度较高
服务业对美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大，以2005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美国GDP的70.93%，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2.47%。自1984年开始，美国服务业产值占当年GDP比重就已超过60%，可见，伴随美国服务业发展，其服务贸易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
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4220.2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8799.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3%。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3年间平均维持在28%左右，2004年达到30%并维持了4年，由于经济缓慢复苏，2009年小幅上升，达到33%。就服务贸易出口额总体而言，美国呈现上升态势，仅2009年有小幅下降。其中，美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560.9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5091.8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1.99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达到15.4%，世界排名第一位。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8年间平均维持在16%左右，仅1997年、2005年和2006年在16%以下，其余均大于16%，2009年明显提高达到19.2%。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其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美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1659.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07.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2.23倍。2009年服务贸易进口虽有小幅下降，但其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达到11.9%，世界排名第一位。
（2）中国服务贸易增长速度较快，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对中国的GDP及就业影响较小，以2009年为例，服务业产值占中国GDP的42.6%，当年从事服务业的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33.2%。中国经济结构中，由于第一、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较小，致使中国服务贸易虽然增长速度较快，但其对国民经济贡献度较低。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由1997年的522.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28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4.5%，是美国年均增长率的4倍多。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在1997—2002年间平均维持在10%以上，2003年下降为9.57%并保持到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再次下降，降为8.7%左右，2007—2009年又小幅上升并维持在9%左右。就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而言，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仅有2009年相比2008年下降12.1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由1997年的245.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286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25倍。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为3.88%，世界排名第五位。然而，中国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仅是美国的1/4。中国服务贸易进口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在1997—2007年间由16.30%下降至11.91%，2008—2009年稍有上升维持在12%以上。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与出口额类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额由1997年的277.3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582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5.7倍。虽然2009年在世界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国家中，中国是惟一与2008年相比没有出现下降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进口额分别为2550亿美元和1600亿美元排名第二、三位，美德英进口额同比均出现10%左右的降幅），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为5%，世界排名第四位，但服务贸易总量只占到美国的1/3。
2.服务贸易结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各部门发展比较平衡
美国服务贸易自1971年起持续保持顺差状态。其中，1986年服务贸易顺差仅103亿美元，1997年则达到较高历史水平，增至902亿美元，10年间增长了7倍左右。2007年服务贸易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为1296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5048亿美元，进口1296亿美元。2008年和2009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持续增加，2009年服务贸易顺差额相比2008年虽下降了4%，仍达到1384.2亿美元。
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出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运输和金融服务，其出口额各自分别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24.17%、17.63%、16.75%、15.65%和11.82%。同时，政府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通讯、建筑服务分别占比4.15%、3.18%、2.58%、2.09%、1.75%和0.24%，合计在15%以下。2007年，美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分别是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保险服务，其进口额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25.27%、21.62%、13.91%和11.31%。同时，政府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通讯服务分别占比9.64%、6.62%、5.01%、3.92%和2.09%，而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比重较小，分别是0.45%和0.16%。综合美国服务行业进出口所占比重，各个服务部门发展符合美国经济特点，没有出现比重极大的部门，即部门间发展未表现出严重失衡现象。同时，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新兴服务部门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突出，在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
（2）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各部门发展有所失衡
中国服务贸易在1984—1995年间保持小额顺差，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后进入持续逆差状态，并且自2002年开始逆差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加入WTO后，服务贸易逆差更加显著。其中，2004年服务贸易逆差额达到最高值95.5亿美元，2004年以后服务贸易逆差呈现小幅缩小之势。但2008年和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规模进一步扩大，分别达到115.6亿美元和296亿美元，2008年服务贸易逆差额比2007年增长51.9%，2009年比2008年增长56.1%。2009年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逆差行业为运输、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保险和旅游，逆差额分别是230、106、97和40亿美元。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中，旅游服务贸易占比第一，2000年达到53.34%，自2004年之后呈现递减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占比第二，且在2000—2008年间占比逐年上升［1］。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通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占比最小。可见，中国一直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与传统服务贸易相比差距较大。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服务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年缩减趋势，如旅游服务部门，而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部门占比逐年递增，尤其是咨询服务，2008年占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12.33%。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结构中，进口比重超过10%的部门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分别是31.67%、22.75%和14.55%，合计70%左右。同时，咨询、保险与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分别占比8.52%、8.02%和6.49%，而建筑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占比2.75%和1.99%。通讯、金融、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占比较小，合计为2%以下。综合中国服务行业进出口占比，部分行业占比极大，中国服务部门出口出现严重不平衡现象。
3.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多元，涵盖多个经济体类型
英国、加拿大、日本、德国、墨西哥、爱尔兰、法国、瑞士、中国和荷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出口市场，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55.19%。在前十大出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五席，包括英国、德国、爱尔兰、法国和荷兰，合计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7.77%。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百慕大、法国、墨西哥、瑞士、印度和爱尔兰是2008年美国前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地，占美国服务总进口额的56.29%。在前十大进口市场中，欧盟成员国占据四席，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爱尔兰，合计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6.45%。事实上，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和瑞士分别是美国前五大服务贸易伙伴。
欧盟是美国服务出口最大的目标市场，2008年，欧盟27国进口美国服务项目占全美服务出口总额的37.3%。同时，欧盟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从欧盟进口服务的增长率也高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增长率。就地区性而言，西欧和中欧国家是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交易多集中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通讯服务。加拿大和日本是美国服务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分别占比8.71%和7.84%。加拿大与美国无论是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还是经济环境都有极大相似之处，因而加拿大不仅是美国服务输出的主要接受国，还是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方面体现尤为显著。近年来，伴随着美国日益重视亚洲和环太平洋服务市场的拓展，韩国从1987年开始逐步成为美国生产出口的最大国家，同时，新加坡、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服务市场增速很快。据WTO统计，2008年美国与中国双边服务贸易额为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3.1%，占美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7%。其中，美国对中国服务出口160.9亿美元，同比增长13.3%；进口99.2亿美元，同比增长12.8%。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额为61.7亿美元，同比增长14%。
综合看来，欧盟、加拿大、日本、瑞士、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在美国十大服务出口目标国之列，也是美国十大服务进口来源国的一部分。可见，美国服务贸易市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同时也包括墨西哥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特点。
（2）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集中，侧重发达国家和地区
2008年，香港地区、美国、欧盟、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香港地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是中国前五大服务进口来源地。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市场集中在香港及发达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东盟各国市场在中国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才有所提升。
香港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因素等特点，一直是中国服务出口主要目标市场，在旅游、运输、建筑服务和咨询服务方面体现尤其明显。在旅游服务方面，中国旅游市场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占比60%左右，其中香港地区是旅游服务中的最大进出口市场。在运输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也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占中国运输服务出口总额的33%。在建筑服务方面，香港地区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东盟。此外，香港地区是中国咨询服务第一大出口市场，在咨询服务进口方面，香港地区和欧盟占据中国咨询服务市场50%的份额。近年来，伴随着东盟的日益强大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东盟不仅逐步成为中国货物贸易的主要市场，而且逐步成为中国服务贸易的重要伙伴，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服务市场增速较快。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欧盟逐步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重要合作伙伴，在建筑、保险、咨询和计算机及信息服务方面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4.服务贸易体制法规比较
（1）美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较健全
美国服务业长期保持的比较优势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与美国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密不可分，表现为美国完善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的法律法规。鉴于国际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差异，不能通过关税措施对服务贸易实施保护，所以一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规范对该国服务贸易发展意义重大。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美国服务贸易管理机构主要是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2］。其中，商务部负责服务贸易的具体管理工作，如统计服务贸易数据、制定服务贸易政策等，贸易代表办公室则具体参与和负责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谈判和协调等事务。这种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强大的谈判能力不仅能将有利于美国自身的贸易政策贯彻到世界服务贸易体系中，还能加强美国对服务贸易的执行与监督能力。第二，实现贸易促进和贸易救济相结合，在积极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的同时，能够快速针对服务进口及国外服务企业对国内服务业带来的损害采取多种救济措施。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美国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国会和联邦政府行政命令为主［3］，包括了对外贸易综合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对各个服务部门立法的相关条款和针对部分行业专门规定的市场准入制度等，但是各州也会单独对服务贸易立法，如保险业和专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法令就是由美国各州各自制定的［4］。此外，美国各州也会依据自身优势行业制定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如针对证券交易、企业产权等方面分别制定了《证券交易法》、《商标法》等。
（2）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顺，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究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存在失衡，配套的立法工作没有快速、全面展开，导致中国还未形成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服务行业。所以，改革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健全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对中国服务贸易未来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服务贸易管理制度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战略和政策主要由商务部通过服务贸易司具体制定和协调，隶属于商务部的服务贸易司还承担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双边及多边国际谈判等事务。但在实际中，以上大部分工作是由中央其它部委及地方政府执行。这种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服务贸易整体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各有关职能部门相互之间衔接不到位，降低了服务贸易管理效率，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二，多头管理现象导致中国对服务业的划分标准、统计口径等缺乏统一性，这与世界发达经济体间缺乏一致性，在贸易往来中易引发摩擦［5］。
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方面，中国服务贸易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核心，以国家颁布的外资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各部分制定的具体规定为支撑，具体规范中国服务市场。一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比中国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中国虽然在近几年先后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海商法》和《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但互联网通讯、电子商务等许多领域仍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此外，在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仍然存在有漏洞、有矛盾的现象，这严重削弱了中国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二、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综合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的领先优势来源于其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间已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态势。具体而言，美国高度发达且结构合理的服务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并保证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全球持续领先地位。服务出口的不断扩大吸引了国际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入各个服务行业，这样既有利于先进技术和各个生产要素有效结合，保证了服务业竞争优势的最大发挥，也进一步推动了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美国服务贸易在原来基础上逐步趋向于服务贸易方式的网络化、服务贸易内容的广泛化和多元化以及服务贸易区域的国际化，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简言之，就是“国内经济领先—服务业发达—服务贸易发展”的循环路线。当然，美国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与健全的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和完善的服务业立法是分不开的。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全球服务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就服务贸易本身而言，其受到世界和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小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国际金融危机只是暂缓了各国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贸易蓬勃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后危机时代世界服务贸易将会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
国内外诸多学者研究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可以搞活经济，增强经济的灵活性，这样能有效应对外界冲击，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发展。通过此次危机，各国充分认识到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产业结构将继续作用于服务贸易，驱动其快速发展。第一，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将持续扩大。一是服务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其转移重心将从制造业转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二是服务业发展有一定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转移重心更倾向于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金融、保险和咨询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这些服务业也会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第二，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更加细化，许多原本依赖于制造业的服务行业逐步独立出来，使世界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第三，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世界范围内能源竞争加剧，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这给世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服务贸易自身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高经济贡献度、吸纳就业人数多的特点正好符合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新动力。
因此，危机过后，伴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贸易，当前以货物贸易及传统服务贸易占较大比重的局面将得到明显改善，全球服务贸易结构将更加平衡。
2.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此次危机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促使发展中国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制定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并逐步开放各自服务市场，涉及旅游、运输、保险、咨询、金融、计算机和信息等服务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和国际人才注入本国服务业，通过提升行业资本构成和人力资本构成，全面融入到全球服务市场中。近年来，亚洲地区普遍的开放性政策为亚洲各国自身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机会，推动亚洲地区逐步成为世界服务贸易的重要市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各国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主动开放服务市场，还是外部因素作用被动开放服务市场，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服务业将更加开放，各国将逐步实现“服务业—服务贸易—国内经济”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伴随着服务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逐步开放，市场呈现多元化态势，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服务业竞争力差距较大，但这种差距最终会越来越小。为了扩大服务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服务市场上，伴随着服务提供者逐渐增多，出现同一市场存在多个服务提供者的局面，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3.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
当代国际贸易已经从原来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涵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更广泛的领域。同时，伴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日益突出，服务贸易成为各国政府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第一，世界各国逐步开放相关服务业，服务业整体开放度不断上升，伴随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全球服务业各部门间融合度不断提高，新的服务贸易摩擦应运而生，这些摩擦不仅来源于发达国家，也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第二，由于国际服务市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服务需求的复杂化、服务范围的广泛化，世界服务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保护本国银行、保险、信息等敏感部门免受外来竞争纷纷设立贸易壁垒。第三，危机过后，在世界经济从衰退走向缓慢复苏的进程中，由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的差异性，部分国家为提高国内就业率和保护国内市场，贸易摩擦也从货物贸易各项产品向服务贸易单个部门及整个行业扩散，这对未来产业遭受损害埋下隐患，由此进一步体现出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化的趋势。
后危机时代，无论是世界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导致的服务贸易摩擦增多，还是由于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国内市场设立服务贸易壁垒，其涉及服务业内容将更加广泛，服务贸易壁垒将更加普遍。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
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在世界服务贸易结构更加平衡、服务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服务贸易壁垒更加广泛的背景下，中国应依据国情，加快国内相关服务业的发展，缩小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在提高服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度的同时，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提升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
1.加快国内服务业发展，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
中国无论是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力度，还是服务贸易发展对经济拉动力度均不足，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出口方面还是进口方面均较弱。因此，中国若想从根本上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缩小与美国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方面的差距，必须从提高微观主体竞争力着手，在加大服务业科技研发及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重点关注服务业人才培养。第一，加大服务业各部门技术投资，鼓励自主创新。技术投资具体表现为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经济技术数据库、信息共享系统等，为技术创新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过程中，服务业不能一味引进而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要保证科学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所以，结合中国自身经济特点，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有效的再创新，真正达到“科学技术—服务业—服务贸易”三者的循环效应。第二，注重服务业人才引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进技术的引进必须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效应，才能促使中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优势发挥出来。因此，一是针对中国现有服务人员进行多层次培训，多渠道设立职业培训机构。二是依据中国服务业从业人数特点及其分布状况，有计划、有目的地适时调整高等院校及职业类院校相应专业设置。三是加强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多渠道引进高级短缺人才。通过人才培训、人才培育、人才引进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专业服务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
2.缩小国内服务贸易逆差，把握服务业开放速度
服务业拉动经济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服务业只有个别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等发展突出，大部分行业及部门拉动经济发展的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在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和资讯类等新兴服务业表现尤为明显。所以，中国应以缩小服务贸易逆差为目的，积极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分层次、有重点地开放中国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6］，并控制服务业开放速度。第一，维持中国传统服务贸易固有优势，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一是加大传统服务部门的营销力度，提升传统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提高传统服务部门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如将旅游和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旅游服务产品，借助中国丰富旅游资源，扩大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二是重点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中的海运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而海运服务贸易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2003年开始这一比重就已超过60%。伴随着中国海运运力的快速上升，积极调整海运结构，加大海运领域国货国运的比重，在遵循海运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下，政府通过引导海运企业联合与重组，提升中国海运乃至运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适度开放资本、技术、智力密集型服务业，掌握服务业各部门开放速度。一是适度开放资本密集型行业，在开放的同时，完善这些行业的竞争机制，提高其在市场机制下承受考验的能力。同时，通过采用和引进国际标准，促进国内智力、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相关标准的规范化。二是关注经济安全。服务业掌控大量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进流出，影响着国内市场的稳定。如果本国服务业尚未具备国际竞争能力，过快开放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在服务业开放的问题上，做到履行承诺但不做出超承诺的让渡。
3.拓展服务贸易地理方向，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服务贸易无论是出口市场，还是进口来源地都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主，呈现市场单一化特点，这对后危机时代服务贸易寻求大发展极为不利。一旦贸易伙伴中个别区域经济遭受严重冲击，中国服务贸易及相关服务业必定受到牵连，这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快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订的进程，有效扩大市场半径，并拓展中国服务贸易地理方向，有效地分散服务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和单一的风险。第一，对于已经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应强化其所涉及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国与新加坡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主要服务合作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会计等服务业，因此中国要根据自由贸易协定侧重点的不同，合理利用区域贸易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中国卫生医疗、教育和财务会计等服务业的发展。第二，对于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中国与海合会、澳大利亚、冰岛和挪威等，一是在谈判进程中，加强并拓展服务业合作领域，保障双方在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做出重要承诺。二是积极推进谈判进程，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贸易区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使双边服务贸易额迅速增长，实现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第三，对于那些尚未与中国建立优惠制度安排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启动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在金融、保险、咨询等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中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诸多合作，且日韩双方在以上领域具有国际领先优势。所以，中国在积极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基础上，需重点关注日韩具有优势而中国缺乏竞争力的相关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
4.健全服务贸易法律法规，完善服务贸易救济制度
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存在诸多缺陷，法律法规的制定也并不符合GATS要求。因此，制定和完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不违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法律法规是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服务贸易制定统一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言，实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性，同时，在贸易救济政策制定方面，经过全球经济危机后，更应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第一，从中国国内经济和就业增长出发，优先制定那些有利于环境、信息、能源、卫生医疗、交通物流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法律法规，以提高这些代表新经济的服务部门的竞争力。无论是对现存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还是新制定相关政策，需要通过引入国际竞争政策推动这一进程。第二，完善现存服务贸易的预警机制、应对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一是针对服务贸易风险分布的主要行业，及时跟踪国外相关产业及部门的政策变化，密切关注国外对中国某些行业进行知识产权调查的动向，迅速预警信息，实现预警信息从商务部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顺利传递，同时实现预警信息从地方向中央政府的有效反馈。二是针对国外对中国服务企业贸易救济调查中的不合理、不公正做法，中国地方政府、服务企业应积极利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制度进行申诉。三是中国政府应积极争取国际谈判主动权，要求外国取消具有歧视性的服务贸易保护措施。同时，对国内不具有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敏感业制定具有保护性质的法律条款，达到保护国内服务业和就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霄，蒋庚华.中国服务贸易商品结构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2009，（4）.
［2］杨丹辉.美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及其启示［J］.亚太经济，2007，（2）.
［3］焦克.中美服务贸易对比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北方经济，2009，（11）.
［4］谢康，陈燕，黄林军.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及政策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12）.
篇13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近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谈中国与美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
中国遭遇美国337调查6起,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除了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最高外,中国产品遭遇贸易摩擦的连锁性突显。铝制品、轮胎、钢铁、鞋类、玩具、等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品频繁出现一个产品在不同市场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并且呈现出摩擦国别扩散和救济措施叠加的趋势。
美国在自由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对其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设置了相当多的限制。这种贸易的不对称是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国是高技术产品。生活必需品是必须购买的,但高端产品却不一定这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重要的因素。而美国对华实行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也是重要原因。
美国的****势力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撼动其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不愿看到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认为这样是在为他们制造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提出了中国、遏制中国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中美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上,因此,企业的生产运营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来维持。但这类产品的国际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相当大,国际竞争异常激烈。金融危机就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产业提了一个醒:要想使企业做强做大,不能只做OEM,我们要加快推出自主品牌,加强自有技术的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