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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城市规划与产业经济发展
一、产业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是紧密相关的
实际上，从规划的本质角度来说，就是对城市土地的合理布局、开发和利用。而一个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目标的实现，落在地域上也表现为各类经济产业对土地的使用。具体的两者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城际联系的影响
由于城市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与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有形的如城市的对外交通，无形的如邮电通讯以及电子信息等，而产业的生产过程涉及原材料的采集、生产设备的引进、产品的市场销售等都需要与外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每一次产业经济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对外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要对对外联系特别是大型的交通枢纽的基础设施进行统筹安排，而合理的安排必然会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
(二)对城市内部联系的影响
城市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所谓动一发而牵全身。例如：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城市规划中就要为这些劳动力提供相应的生活设施、交通设施与社会福利保障设施及其子女的文化教育设施，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对城市的科技文化设施如高校、科研院所等的设施要求就会更高。重工业则需要提供充足的能源设施与便捷的交通设施相辅助。所以规划中一定要考虑到产业及其相关设施的需求。
(三)对城市功能发展的影响
城市发展离不开产业经济，产业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支撑，在低级产业如原材料生产的地区，甚至影响到所在城市的生死存亡，当然在具有全面与发达的综合性城市，不会由于一种产业的兴亡而决定城市的兴衰。但是合理的产业结构、健康的产业发展能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发展，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将导致城市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功能的失衡与矛盾的恶化，成为阻碍城市发展的绊脚石。
因此，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城市规划是息息相关的，有了城市规划的宏观指导和综合平衡，产业发展才有了支撑基础，而产业的优化发展又为城市的壮大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对城市规划的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产业经济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一)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影响
土地是城市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它由于规模大小、地理位置、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等不同呈现的用途也各不相同。
(二)对城市环境规划的影响
这里指的环境一方面指的是环境污染的层面，另一方面指的是地理环境如靠山、沿河、滨海、或临近铁路、港口及城市主要干道等层面，一般来说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环境质量要求较高，需要建立在环境优美离城市中心较近的位置;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通常情况下资源消耗大、污染较严重，所以必须依据情况规划在城市下风向的郊区。
(三)对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影响
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电力电信、给水排水、环卫设施等等，也包括交通、通讯等设施，产业生产的发展无时无刻离不开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并且对这些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对电力电信，除了单位产量耗电量，对电压、电流也根据生产的工艺要求有不同的需求;又如给水排水，各个产业的需水质量、水压、净化程度都各不相同，还有就是用水性质，农业用水、生产用水还是消防用水都有不同的要求。
(四)对城市服务设施规划的影响
产业生产需求对产品原料及成品进行及时地流通，也需要对资金的流通。这就形成了对城市商业、金融、仓储等其他服务设施有了需求，这些服务设施主要来自第三产业，在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今天，这种需求度将越来越高。这也对规划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但要使产业在量上得到发展，更要在质上有新的飞跃，是产业更具有生命力。
三、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城市规划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存在的几个问题
1.从城市规划的编制依据来看。城市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如GDP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指标。相应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如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将做哪些必要的调整，产业布局情况如何，都是规划部门要考虑的因素。所以产业经济要想实现城市空间地域的合理落实和布置就必须遵循规划的思想。
2.从规划编制的时限来看。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化，除了对城市进行长远设想外，还必须有一定的规划年限。但实际工作中，常出现规划期限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期限不一致的现象。所以要真正发挥规划对产业经济的指导作用，就要加强规划时限确定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3.从规划的方法来看。传统的规划方法是先根据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与自然增长预测城市的总人口，然后根据城市规划用地标准计算城市用地规模，并按照城市用地的现状与合理的用地比例进行功能布局与用地划分。而事实上这样是不够的，如果过多考虑人的因素，忽视产业经济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就会适得其反。因此规划期限内应对产业经济的发展模式、规模及各产业结构进行预测来换算成用地规模、基础设施规模，并落实到城市空间中去，这样的规划更具说服力。
4.从城市规划实施的情况来看。传统的规划模式强调功能分区，这就忽略了城市固有的文化内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有的史脉和文脉，不是靠规划来改造或设计就能形成的，所以不应该过分强调主观的意识，应结合每个城市的独特经济活动内涵，进行规划布置以促进城市更好的发展。
(二)城市规划对产业经济影响的基本因素
基于上面提到的城市规划对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应及时修缮，用新方法、新思路使其对产业经济的影响向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
1.规划新的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在现代城市经济发展方式中，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如加速城市外围地区的新城和卫星城建设、推动工业企业向外迁移、城市中心地区功能的转变和重建，随着这些规划的实施，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城市面貌有了创新性的改变，城市规划已经在产业经济结构的空间深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借助新的城市规划手段，增强城市的资本竞争能力。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将会促进个体和群体部门的投资欲望，刺激城市企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从而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引擎，有助于城市产业发展的高级化。现阶段高水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城市优势和吸引力，尤其是能够增强引入国际资本的竞争力，所以基础设施规划的好也会促进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产业竞争力强了就会扩大优势不断创新进步使其自身更加完善更加成熟。
3.加速城镇化脚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机遇。城市地域分布格局的转变，将意味着经济的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发展城市及城际的经济联系，促进城市工业分散和专业化分工的深化，扩大产业的竞争能力，提高第三产业的需求，更好地推进城市经济的增长。
四、如何利用两者的紧密关系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基础，城市社会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动力。城市经济的发展即城市产业经济的发展，它包含一、二、三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但不同的城市性质，三者的权重不同，但在城市经济中第二产业应该有相当的比重来作为支撑，那么，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发挥产业优势，体现产业经济规律，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重视城市第一产业的发展，创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绿色环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保证。现阶段，我国正在全面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又在不断的吞噬着农村的地域，一面是生命的基础，一面由于城市化的发展有需要不断的扩展空间占用土地。事实表明：尤其是大城市农业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这样任凭城市扩张忽视农业发展的现象，在城市规划中应得到足够重视。
(二)进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适应城市新空间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脚步，国有企业的干戈、改制工作的逐步推开，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刻的调整，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进入WTO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新格局、新挑战，城市规划也要与时俱进，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新与改革。
首先，要把握重点，针对第二产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不同的规划发展方案;其次，充分重视高新技术或资金密集无污染型产业即都市型工业在城市中的再定位问题，从而使城市的布局形态更趋合理，使城市发展更为有序、有效、有机统一。
(三)加速城市第三产业发展，重组产业规划布局
在加速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进程中，城市特别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对加快信息、金融、商贸、文化、教育、旅游、社区服务、中介服务等事业的发展蕴藏着极大的潜力。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城市中心的经济结构，扩大第三产业服务范围。把城市中心地区建设成为全市甚至全市域的城市经济指导中心，对未来经济产业诱导和前瞻影响。第三产业用地，不是简单的商业用地、办公用地，只要符合总体规划要求，适合第三产业布局，均可纳入这类产业用地，从而克服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局限性，而对于小型的第三产业布局则可以在社区规划、居住区规划中，使服务的对象更具体化，使产业发展真正贴近居民的生活。
五、总结
综上所述，产业经济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城市产业经济对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对城市经济中心地位的确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提出了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号召，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前瞻理论，这些必将为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的各自发展及其相互作用产生有利的影响。城市规划和产业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使我国的城市乃至国家建设朝着有序、稳妥地方向不断的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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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少平.浅谈新时代我国的城市规划与经济发展[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2).
产业经济学博士论文范文二：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案例教学法由于比传统的教学法更有利于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而在经济、管理学科的教学中被普遍使用。就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所具有的意义、案例教学法如何运用及应注意的相关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和探讨。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能力;角色转换
1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案例教学的意义
(1)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案例教学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便是采集大量的经济事例作为教学内容，对学生具有启发教育的作用。优秀的案例，往往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并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学生可以通过对各种类型案例的剖析，运用创造性思维，将大量的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认识高度，从而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实际工作。
(2)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例如，在成本理论一章中，不断用到平均成本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平均可变成本曲线等多条曲线;在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时，则是用IS-LM模型。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中介载体，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而案例教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为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3)能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案例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将学生的知识转化为技能。学生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其理论知识会掌握得比较全面，但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往往导致能力的欠缺。案例教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逼真的、具体的情景，迫使他们去思考、分析、处理问题，从而得到实际锻炼的机会。同时，案例教学本身也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交流、分析与研讨，这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共事和沟通交流的能力。
2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组织
(1)课前准备。首先，教师应在认真备好课的基础上，精心选择案例。案例的选择应兼顾典型示范、应用实际、现实新颖、适合国情，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就是说，精心挑选的案例不仅要符合课堂的教学要求，而且应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想听、要听、乐意听，只有这样，师生才能配合默契，寓教于乐，收到较好的效果。如在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可以拿吃第一个面包同吃第三个面包的感觉是不同的或以小品《吃面》为例来说明;在讲授供求规律时，可以编写案例2007年末至2008年初南方发生冰雪灾害对食品供应和物价的影响，通过这个案例，有效地将案例与供求规律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提高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应用性，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问题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讲完货币政策之后，可以引导学生对2007年度由于CPI屡创新高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等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在讲完失业理论之后，可以引入近年来出现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种种原因及应对措施。其次，教师事先应反复阅读案例，做好案例分析。虽然案例本身可能并无统一答案，但作为教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必须有一桶水、一缸水。教师应尽可能将问题想得全面、完整、详细，要深思熟虑。这其中可能要涉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内容，必要时需查找大量的资料，否则无法引导学生、启发学生，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先对案例做个分析，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案例教学的主角是学生，为提高案例分析的水平，学生的课前准备也是必要的，尤其是难度大、综合性强的案例更应做充分的准备。否则课堂讨论的效果很难保证，甚至课堂讨论根本无法进行。学生要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学生应该掌握相关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这是进行案例分析的前提条件;其次，在上课前，学生需要通读案例，概括问题，提出决策方案。这样才能保证案例讨论课的质量。
(2)组织课堂教学。分组讨论是案例教学的主要方式。通常的做法是在上案例课之前把案例资料发到每个学生手中，要求学生要预习案例。上课时把全班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5到10分钟的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然后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表述各自对问题的看法、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争议分歧较大，再组织讨论，最后由任课教师进行总结。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教师所要做的是营造一种轻松、自由的氛围，激发学生思维的活跃性，引导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案例分析中去。例如，教师不应随意否定学生的分析结果，而应鼓励学生提出独到的见解。
3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时，应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关系。理论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仍应占主要地位，如果整个西方经济学教学以案例为主会造成学生对某些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入，但知识掌握缺乏系统性。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能像MBA那样，完全以案例教学为主，而应以系统的理论学习为主。案例教学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判断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课时量有限的情况下，一般来讲，案例教学占用20%～25%的时间为宜，也可利用学生的课外活动组织案例讨论以作为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补充。
(2)教师要注意角色的转换。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转移：其一，案例分析课堂上的教师不再以一个单纯的知识权威的形象出现，不再是教师站在讲台上唱独角戏，课堂是由学生唱主角了，教师的前台活动已大大减少，代之而来的是学生的大量活动，这就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其二，案例课堂上教师的主要任务则由原来的知识讲授变为指导学生动脑思考。教师一般只应对案例讨论的要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作必要而简略的提示，布置案例讨论的任务和要求，而把大量的时间腾给学生。即使有学生需要教师指导和答疑，教师的讲解一般也是个别进行的，这里教师传授知识的形式由集中讲授变为对学生个别的有针对性的指导。
(3)案例教学的关键是教师素质的提高。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使其要求任课教师不仅要有较深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很强的理论运用能力，能够灵活运用理论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且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课堂组织和控制能力，能够有效激发学生踊跃参与，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目前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师离案例教学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所以加强教师培训十分必要。案例教学教师的培养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学习培训。即通过举办培训班以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水平。二是实践锻炼。即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企业进行实际工作，同时请企业有经验的管理者或外校有经验的教师搞讲座，或组织案例课的观摩教学和经验交流活动等，这一系列途径都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案例教学能力。
(4)借助集体备课，集思广益，完善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设计。在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设计与准备过程中，组织专业相同或相近的老师开展集体备课活动，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拓宽经济学案例信息的来源，实现资源共享;二是不同教师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在集体讨论中可以使思维在相互借鉴、相互碰撞中激发出灵感的火花，从而拓宽经济学教学思路，提高经济学教学研究水平。这两方面相互渗透，同时进行，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设计的完善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篇2
一进山东馆，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尊高2.561米的铸铜贴金孔子雕像。孔子是山东的文化标签，如何向全世界的朋友介绍孔子及儒家精神，是山东馆讲解员必备的素质。
张宇晴说，除了孔子，山东馆大门口的“鲁班锁”同样体现了古人的智慧。“鲁班锁”其实是2000多年前鲁班发明的一种木制卯榫结构，也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家具中的常见结构。
而在第三展厅，场馆风格突然大变，犹如来到未来世界。张宇晴表示，山东馆第三展厅里有先进的物联网冰箱，人们可与冰箱“对话”。通过电脑，可以知道冰箱里有什么，冰箱还会提醒你：哪些东西该采购？哪些东西保质期快到了？并自动提示购买。只需手指一按，商家就会送货上门。
利用电磁耦合共振原理设计的“无尾”电视则真正实现了“无线”，没有一根电线或网线与电视相连，你可在房间内任意移动电视而不影响信号质量。
要学习各国人员敬业态度
篇3
5岁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的邓亚萍身高仅1.50米，从外表来看，这样的身高似乎并不适合打乒乓球，当时的河南省队因为邓亚萍的身高，将这个日后的奥运冠军拒之门外。倔强的邓亚萍并没因此放弃，更不会因此失去信心，她总会为自己找到一个努力拼搏的理由。就像邓亚萍自己总结的成功经验一样：“我不比别人聪明，但我能管住自己。我一旦设定了目标，绝不轻易放弃！”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在邓亚萍英文版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会冠军》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世界是你的，因为你拥有开启它的钥匙。”也许，对于邓亚萍来说，这把能够开启世界的钥匙除了坚毅的性格、超人的自信之外，就是那份脚踏实地的勤奋：“当时是有这样一个梦想，但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后来真的在剑桥读博士，也确实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回过头来想，是非常值得的。对11年的求学生涯做个总结，我觉得只要敢想，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做，你还是可以成功的。”
1997年，从国家队退役之后的邓亚萍先后到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学习。从乒乓球运动员到高等学府的最高殿堂，邓亚萍从运动员到学生的转换也经历了异常的艰辛。
初到清华大学的邓亚萍学习英语时，要从最基础的26个字母开始学起：“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背起，从第一个单词背起；每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就是凭着自己从运动员开始一直坚持的这股韧劲，她拿到了清华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
篇4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国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长，2018年GDP总量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为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3．6万亿美元，人均GDP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万美元这个世界银行所定的高收入门槛线。作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GDP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调整，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处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新常态，同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外部还经受着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的挑战，我们的外部宏观环境正面临着系统性的重要转变，这种内外结构与环境的变化也将是我们在未来“十四五”期间的持续的特点。2018年，我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83352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220906亿元。而1978年则分别为1132．26亿元和1122．09亿元，可见增长迅猛。财政政策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目标的重要手段，财政的“收”与“支”的能力、体量、结构与影响都和发展阶段及国际环境密切相关。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结合这些宏观趋势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调整我国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对经济发展的含义，被认为是继“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展经济学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主张要从本国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出发分析最适合自己的技术、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与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财政政策。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结合我国经济正在同时进行的四个结构性过程阐述财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对产业的五大分类来论述财政政策，第四部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以及财政政策的实施与执行过程，最后是总结。
二、四个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过程与财政政策
从结构上看，我国目前正在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各自所对应的财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第一，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即经济结构随着人均收入提高，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也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另一方面，产业之间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产业链内部向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级。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转变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与次序纠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场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逐渐实现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向市场单轨转变。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转轨次序与速度，改革的倒逼机制是否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Wang,2015)。
第三，经济开放过程，即从原来相对比较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是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我国在贸易全球化方面进展突出，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而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币已经进入SDR，我们现阶段也在重点研究和推行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关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制问题。除了贸易流动、资本流动之外，还有技术流动。我国总体越来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在对现有国外技术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创新这两个方面的比重不断调整，关于国际与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调整。
第四，大国崛起过程，即我国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外交等地缘政治方面的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与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与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间可能存在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事实上，不仅是我国，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份额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有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诉求。因为现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产物，在不少方面已经滞后于这个时代了。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在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而财政政策与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均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就显得尤为复杂。具体而言，对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财政政策体现在相关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投资等很多相关方面，税基也在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动，这些都与产业政策高度相关，后面会更具体地展开。对于经济转轨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国的补贴与税收政策，消除和纠正那些低效的或者无效的补贴，优化税收结构，更好地纠正政府的“乱为”，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对于经济开放过程，我们的财政收支越来越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财政政策与国际贸易、资本和技术的流动缠绕在一起，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而且作为大国也会影响国际。对于大国崛起过程，我们将不得不考虑那些与国防与经济安全有关的战略型产业的财政支持，比如，中美贸易战过程中的芯片断供问题、华为的问题，又比如与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相关的问题，等等。
现在有不少学者反对我国的积极的扩大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针对第二个过程，认为那会强化政府的“乱为”，不利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学术界达成共识比较多的是减税政策，可是减税的前提应该是切实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只能增加政府债务，从而提高通胀可能并增加宏观风险。无法降低政府开支的所谓“结构性减税”实际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财政支撑的，其他三个结构性过程同样也需要政府的因势利导的作用，需要政府开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开支。因此，现阶段似乎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减少政府的低效开支，优化支出结构，进行结构性的开支削减，再来讨论如何进行结构性减税，否则税只可能越减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个结构性过程显然并非独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国正在经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即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程。而在非农部门中存在一个“垂直结构”，即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几个核心的上游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主导，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市场结构偏向垄断，产业偏向资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费性制造业和消费业则已经放开，国有企业已经大量退出，并且由民营企业主导，进入壁垒比较低，市场结构更接近充分竞争。上游产业为下游产业提供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所以存在投入—产出表的供应链关系。这里涉及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经济转轨过程。与此同时，我国的下游民营企业是国际贸易的主力军，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民营企业更是积极参与贸易的全球化，持续保持第一大出口主体地位。而正因为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与“垂直结构”，使得大国崛起这个结构性过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承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深刻理解当前中国的这种宏观经济结构对于我们分析宏观财政政策将很有帮助。譬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上游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下游的民营企业，但是2008年之后则相反。这是因为，2008年之前，中国下游产业放开，国退民进，下游部门的民营企业利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过程将大量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下游民营企业需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对于上游国有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进而上游国企的利润率也就不断提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总体而言，无论是下游的民营企业还是上游的国有企业，所上缴的税收在这段时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的国企的利润率开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营企业利润率的状态。这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下游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需相对下降，因此下游民营企业的生产规模相对收缩，一部分民营企业破产退出市场，从而降低了对上游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高，它们面对市场变化的调整速度可能比民营企业更慢，而且面对整体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承担的“保就业、保增长”等政策性负担就变成显性的约束，裁员率低、破产率低、投资减少率低，这就导致僵尸企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产业，而且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我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过国有企业的投资增加来实施，间接地通过“垂直结构”影响到产业链中的其他部门。对于这个扩张性的反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效果评估，目前文献中的学术研究还没有考虑“垂直结构”，而“垂直结构”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类产业划分与财政政策
这一部分将着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结合产业升级过程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因为产业升级中的诸多产业政策是财政政策的具体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不仅关注总量指标，而且更加关注各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的产业结构等结构性的指标。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们将产业分为五大类，具体包括: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领先型产业、转进型产业和换道超车型产业(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2018)［9］。按照这五大类划分以后，针对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适时分析在每一类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财政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进而对五大类产业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从而确定财政的相应收支结构。
1．针对战略型产业。比如战斗机的研发时间很长，资本也非常密集，从经济效益来说也许并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相关企业的“自生能力”不见得很高，但是这些产业和部门涉及国防安全，需要维持必要的财政投入，而且特别是随着前面提到的第四个结构性过程，即大国崛起过程，这样的财政投入会不断提高。再比如中美贸易战中，高端芯片上我们被卡住脖子了，会使得整个产业链面临瘫痪的危险，这涉及经济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对此增加财政支持，鼓励自主创新。
2．针对追赶型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通过产业园区和其他方式对外资进行财政补贴，促进对先进技术的吸收与学习。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出口加工区的产业政策成效总体是显着的，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基础设施存量已经相当高，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其他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可以提供的显性的政策优惠空间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注重改善产业的营商环境，提升软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对人才的搜寻成本，为产业升级提供各种便利的服务，有利于产业向高附加值端升级，这些是产业政策或财政政策需要转变的方向。
3．针对领先型产业。因为在技术条件上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前沿，这种领先地位决定了企业主要靠研发创新来提升生产力。所以，如何在财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调整，以促进这些产业的自主研发就成为关键之举。相应的，测度与评估我国研发投入上的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就十分重要，而这并不仅仅是微观实证问题，也需要合适的宏观框架来帮助我们思考。这涉及国家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在上一节中，我们论述了“垂直结构”，上下游所有制结构是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也是非对称的，下游更加突出竞争性，而上游则更加呈现出垄断性特征。与此同时，“垂直结构”又结合着产业升级，从农业向非农业结构的转型以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的财政政策，包括R＆D的补贴，很多时候是向国企集中的上游产业倾斜的，这个政策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下游，传递到民营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上游国有企业投资增加开始传导的。换言之，我们是需要考虑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外部性，考虑一般均衡效应的。
4．针对转进型产业。一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非洲的转移。二是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一些产业，比如“四万亿”之后的我国的平板玻璃、电解铝、钢材等等普遍存在“产能过剩”，而其中有些产业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这些产业的部分产能适度转移到有需要的国家去，就可以实现双赢。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低效产能无法及时去除的问题，也就是僵尸企业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我们国家越是上游的产业，僵尸企业的比重越高，这些企业一直享受财政补贴，对战略性产业或许是必要的，但对部分非战略型上游行业，就不应将“战略性”作为提供保护补贴的借口，而是要降低进入壁垒，允许更多民营企业进入，打破国企垄断，消灭僵尸企业，提高产业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第二类是产业本身技术水平已经比较发达，但是因为政策补贴等原因，导致在国内供过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产业上，我们实际已经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已经居于世界前沿，但产能特别高，而非洲和中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农业，需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产业引入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并不是淘汰落后产能，而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
从产业国际转移和对外投资援助的角度，中国作为大国的这些对外的财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对中国也意味着将有更大的世界市场，进而拉动中国其他产业的出口，提高GDP.当然，这不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的长期的具有生产性的政策。同时，这不是通过扩大内需产生的“乘数”效应，而是通过扩大长期的外需产生的“乘数”效应，周期会更加长，还有，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这种通过外需的乘数效应才可能会被政策部门进行内生化考虑，这与新加坡不同。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可能性，需要继续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5．针对换道超车型产业。因为研发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密集，而且这些产业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也被认为是高端新兴产业，比如我们的网络支付产业、5G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相对于我们国家的总体发展阶段而言，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水平明显“超车”了。结合之前讲到的“大国崛起”过程，如何更好地在财政上对于这些产业予以服务，在相关人才培养上如何在财政上给予倾斜，走向国际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上这些虽然主要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去阐述，但是即使是一项貌似产业中性的总量的财政政策，对于以上五种不同的产业的影响常常是非中性的，从而对于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四、各级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
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所不同［12］。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央地关系如何调整，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办法如何调整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原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产品市场的促进效果明显，但要素市场改革本质是一体化的问题，各地区利益存在差异，需要中央政府来推动改革。同样道理，不同的税种，央地两级各自分到的税收收入比重，都会影响税收执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是GDP增长速度，那么追求晋升的官员会理性地选择如何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高GDP,政府开支就会内生地拉高;即使被迫减税，地方政府也会有激励地去增加收费，或者通过增加地方债务的方式去拉高投资。如果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那么就显然不利于减税。如果失业率与维稳问题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高压线，那么在僵尸企业比例较高、民营企业相对弱小的地区，地方政府就会有足够的动机去继续补贴僵尸企业，即使导致资源错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于产业升级我们的确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投资的效率足够高，是具有长期建设性的，这些都与地方官员任期、考核方式等决定的激励机制有关，与政治体制有关［14］。总之，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执行，最终都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官员，所以对他们的考核标准将对财政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总结
本经济学博士论文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我国的财政政策。我们的分析强调，我国正在同时经历结构转型、经济转轨、对外开放以及大国崛起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是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大国，而且具有“垂直结构”的显着特点。同时，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划分，“战略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这五大类产业共存。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即便同一个产业在不同地方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有些产业内部可能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线的上端。这些结构性差异要求我们必须结合发展阶段，结合经济结构，结合外部宏观环境，结合各级政府官员考核激励机制来全面考虑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以上这些都属于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为政府”在财政政策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分析视角。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勇:《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赵秋运、王勇:《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溯源与进展———庆祝林毅夫教授回国从教30周年》，《财经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刘学文、王勇:《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经济学报》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结构”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张军、王勇、寇宗来:《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篇5
（一）经济学专业的内涵
高等院校的经济学的专业核心规律，旨在通过研究经济活动中最浅显的表象与最深层次的本质，来探索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必然联系，以及决定支配经济活动中其他层次的规律。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的过程，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这样一个需要不断进行创造、转化、实现价值，再创造、再转化、再创造的过程中演化而来的，所以经济学其实是一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演进历程的社会科学[3]。
（二）经济学专业的意义
在我国，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无疑是独特的，这主要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制度有关。我国的经济学理论，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均与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其既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一般经济规律，又能够反映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活动的特殊经济规律，能有效地诠释我国的经济现象、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符合我国社会演进和发展规律的、系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和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
二、经济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现状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固有的教育观念影响，我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始终秉持着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活动的理念，即使是高校教育，依然未曾将传统的教学观念打破[4]。有部分教师、教授认为，实践教学只是高校经济学专业学习内容中的一个部分阶段，只是为学生提供一个印证所学的机会而已。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走出学校、走入社会、走进单位的学生的状态普遍呈现为空有一腔热血和一套完整的理论知识，却不知如何应用到自己从事的工作和岗位之中，在其任职的企业面临期经相关问题的时候，面对上级领导的问询，直接反应通常是不知所措和一问三不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既难以融入单位集体，又难以在自己任内做出应有的成绩，发挥自己应有的能力。
三、经济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策略
经济学专业学生在走出校园之后会出现实践能力欠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经济学专业的性质侧重于理论知识，而弱化了实践的效用，所以在该专业的课时设计中，涉及理论讲解的课时所占比例要远远高于实践活动的课时所占比例，由此也造成了部分高校学生不重实践、重理论的通病；其次，由于学校方面的不重视，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存在这个问题。在经管型专业教育方面均普遍存在，对学生运用理论进行实践的能力的培养工作不重视、不鼓励、不引导的现象，来自上层管理者的不重视，也自上而下地弱化了任课教师对学生实践能力养成的工作的重要性。因此，针对以上问题，为了有效培养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高校可以考虑从校企合作和营建校内实践基地等两个方面进行着手。
（一）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对于经济学专业而言，校企合作的实践能力培养模式，能够使学生具备更宽广的实践环境。在校企合作中，经济学专业学生可以实习的单位通常是实践企业单位、大中型的事业单位或商务企业，这一类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对激烈，企业内部竞争压力大，可以为经济类专业学生提供不同于学校内设置简单、情境单一的实践环境，能够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上岗实训实践和应对各种能够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的工作机会，能够让学生通过每一次的实践操作，逐步地提升自身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逐渐提升自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深刻认知和实践应用能力，同时也能有效地提高其业务能力水平[5]。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其专业技能和业务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面临的经济学问题的解读和资金运行处理，以及为企业决策层提供各种类型的市场发展问题的策略等方面。因此，在校企合作模式中，企业应当按照经济学专业学生自身所学专业涉及的应用方向，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特点，为其安排实习岗位。对此，应由合作单位企业安排部分工作经验丰富的单位骨干员工和劳动模范员工等，通过实际项目讲解的形式带领学生熟悉业务，充分培养学生的理论应用和实践能力。此外，合作企业应当在每个学期定期在高校内召开专场招聘会和专题讲座、培训会，高校应积极鼓励和选派优秀学生代表前往该集团及下属公司的各类部门就业，双方应当从合作伊始就奠定良好的人才培养合作共建关系，以促进互利双赢。
（二）通过加强校内实践基地建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学校在校内营建高度契合市场环境的实践基地，也是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快速提高的方式之一。为了提高实训基地的内部资源使用率，在教学教具配备方面，校方应该积极努力地完善其内部教学资源，购进先进的实验设备、教学模具、实训平台、专业技术设备等，让学生能够不用走出校门就能感受到现代化、专业性的教学体验，这对于提升他们的综合能力及实践能力都有促进性作用；在师资力量配备方面，校方应该对实践基地的实践指导教师团队进行最优配置，可以由高校经济学专业中的优秀教师和校企合作中的合作企业选派的专业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等共同组成；在实际教学培训工作中，实践基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充分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并不断提高指导教师团队的整体教学水平，要明确其责任，优化其意识，让教师以培养经济学类的应用技术型人才和实用技术型人才为己任。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基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既要求学生能够拥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又要具备足够的实践能力，学校要从源头上正视我国高校经济学专业现有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弊端，并通过合适的教学模式，努力进行改革创新，从而确保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学生能够满足我国人才市场日渐提升的对经济型人才的需求。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1]孙畅.经济类虚拟仿真实验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8,37(1):157-160.
篇6
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完成成人本科学习后，李时华跨专业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硕士。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李时华一鼓作气，考上了湘潭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2008年7月，李时华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拿到了湘潭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时华成功的背后，是刘卫东的苦涩。巨大的生活压力，几乎要把他压垮了，而且为了李时华读书，家里已经欠了不少债。好在幸运之神终于眷顾了这个家庭，李时华在完成博士学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湘潭大学聘为副教授，留在该校商学院教经济学。2008年8月，李时华把丈夫刘卫东和儿子接到了湘潭大学团聚。
可是，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任教后不久，李时华就被诊断为鼻咽癌中晚期。
幸运的是，李时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细胞并没有转移。半年后，李时华出院回家休养。2009年下半年，李时华重新走上了讲台。
不过，刘卫东最纠结的还是家里的经济状况。为了控制病情，李时华必须每天吃药，这些药物都很昂贵。为了缓解压力，刘卫东想了不少办法。李时华所在的湘潭大学商学院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人打扫卫生，每月360元，这原本是给学生勤工俭学的岗位。自尊心强的刘卫东咬牙应了下来。接着，刘卫东又在湘潭大学附近卖起了麻辣烫，后来看到学生喜欢吃红豆饼，刘卫东又开始学习做红豆饼，摆了个小摊。
“想起他的付出，我哭过很多次。”李时华说，“如果不是他，我活不到现在，也不可能实现我的梦想。”
“纵使生活于刘卫东、李时华夫妇是如此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他们依然是强者。”2013年12月9日，湘潭大学宣传部副部长赵猛说，“曾经有人提出要给他们捐助，但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要自食其力。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情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正能量。”
12月11日晚上，所属马云阿里集团的“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公益组织决定给予李时华、刘卫东夫妇2万元“正能量特别奖”。 该公益组织还表示，这只是“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对李时华、刘卫东夫妇的第一次帮助，以后会一如既往地对他们进行关注。
李时华、刘卫东夫妇的故事经报道后，有热心网友喊出了“支持李时华老师，就去买刘卫东的‘爱的红豆饼’”，获得众多网友的响应，甚至有热心网友，表示要组团去湘潭大学买刘卫东的红豆饼。
【多维解读】
1.演绎纯美的爱情
在这个物质至上、以金钱论感情的时代，小贩配教授的爱情故事，堪称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爱情童话”。“红豆饼”丈夫和博士妻子却没有因学历相差悬殊而无话可谈，也没有因病魔缠身而抛弃对方。他们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情感，有的是流水一样绵延不断的感觉；有的是相对无言眼波如流的默契……他们彼此珍惜着这份相识、相知、相守的缘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不离不弃地渡过人生中的每一个难关，可能这就是婚姻的真谛吧。
2.唤起久违的感动
篇7
二、内部控制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内部控制工作是企业各项业务开展的基础。内部控制是指确保企业顺利运作的各种制度体系，有着帮助公司实现业务目标的功能，这对于企业健康发展的价值毋庸置疑。在企业的社会经济开展中，如果企业的财务管理发生问题，企业的资金链锻炼，就会导致企业的支付能力受到影响，而企业的各项活动开展也会受到影响。而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就可以避免企业发生财务管理不健全的风险，从而降低了资金断裂的风险因素。健全的内部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降低风险，减少企业因为管理不善和市场风险遭受的损失，同时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也可以促进企业的规范化管理和规范运作。众所周知账务之于企业的重要性，企业的账务管理必须有严格的程序，而对企业的财务资金加强管理也是加强企业的账务管理的重要方面。具体来说，在业务的开展管理工作中，通过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可以降低账务风险，也可以让企业更加合理的进行计划生产，确保企业平稳运营。
三、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与原则
要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和企业的健康发展，必须让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与财务报告审计一样，都成为固定性的管理业务。这不仅可以起到监督和促进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的作用，还可以为企业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所需要的进一步信息。同时，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可以有效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在保护投资者权益和公共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真实性原则
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工作时一定要保证有关信息、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具体来说，在内部控制工作之中，基层员工不可对上层领导谎报管理工作，上层领导不可对公司高层存在欺骗行为。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必然要讲究实事求是，不可为了“账本上好看”就谎报企业的相关信息，这样不仅不利于管理者对企业近期情况的判断，甚至还会误导管理层依据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对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二）严谨性原则
企业的相关职能部门在进行企业的内部控制管理工作一定要对工作负责，可以将管理工作中的环节分给各个部门，每个部门确定负责人，将内部控制工作落实到位，确保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心以及对负责人在管理工作要时刻保持严谨的态度对待工作，确保公司资金的内部控制能够科学有序地进行。
四、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制度不完善，人员执行不彻底
中国企业的财务体系仍存在一些漏洞，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财务体系不健全。制度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而企业要想长远的发展下去必须依靠制度，建立完善的制度，并将制度作为日常行为规范，企业员工共同遵循，才能真正发挥制度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在管理工作中大量存在着任人唯亲的现象，这就会导致一些根本没有掌握必要的财务知识，未或者资格的人员成为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缺乏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的后果就是在财务工作中擅自提现不入账、擅自签发支票不入账不留底，甚至徇私舞弊用作已用。
（二）职责分工不明确，审批环节有漏洞
我国的企业中普遍存在着职责分工不明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管理层的分工不够明确，同时对于管理人员的责任分配布局不够具体，工作开展中也很容易出现浑水摸鱼的现象。比如当前在一些家族企业当中，管理层多为亲属，这就会出现管理层的岗位职责分工不明确，使得权力重叠，并且缺乏相关的监督体系，人情大于公司的规章制度，这种现象容易造成资金乱用或是重复划拨使用，甚至还有挪作他用的现象出现。在公司的管理工作之中，导致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
（三）资金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
在目前许多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中，相当缺乏对公司资产的管理工作，更谈不上对资金的规范管理工作，因此许多企业对于资金的管理并不重视也不规范。比如由于管理者为了图方便会将票据印章等都交给了出纳管理，而又因为制度的缺失，导致对财务监督工作的不重视，使得出纳在开展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如保管随意、超限额留存现金、坐支挪用公款、资金浪费等，这种现象在一些中小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会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还包括企业对于会计人员和出纳的监督不到位。
五、经济学角度下的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
（一）加强市场沟通
目前许多企业内部控制的信息技术水平低，缺乏创新精神。在信息时代，企业的发展和运作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但同时应强调风险管理。因此，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模式，注重内部控制的信息管理，因为计算机网络已进入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在信息时代，各种任务的速度有所提高，但同时风险无处不在。许多人使用信息技术来窃取商业信息，因此有必要加强信息系统安全工作的重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随着当今市场不断发展以及变化，企业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应该专注于加强与市场的有效沟通。首先，企业应该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提高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灵敏度，根据市场的需求，从而及时改变企业的有关投资方向，达到调整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的目的。另外，国有企业还应该注重与同行业之间的交流，通过积累和分析信息数据，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内部控制的有效管理。
（二）健全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之中，内部控制理念刚刚被接受和应用在企业的管理工作中，但是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体系建设，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内部控制工作缺乏行政权力。内部控制机制难以发挥其实用性，防范风险更加困难；此外，许多公司也没有专门的监督和管理团队，管理人员的职责分配不明确，合作程度不够，工作分散，不利于公司的整体发展。因此，应该强化领导层和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很多国有企业在内部控制工作评估体系的建设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而言，企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树立正确的内控意识，认识到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在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的能力，从而推动企业的全面发展。
（三）公司治理控制权分配的最优解与优化
优化公司治理控制权的分配在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投资委托人具有金融资本，业务决策人员具有管理企业的知识和能力资本，而企业的员工、工人有人力资本。同时，由于企业是一份不完整的市场活动契约，难以消除每个要素所有者行为的外部性。个人价值优化的选择通常不等于从整个企业的角度考虑的价值优化选项。因此，必须重视对公司治理控制权力的合理分配，避免出现因为个人利益对企业利益的损害。
（四）注重现代内部控制系统建设
现代企业的运作需要根据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调整，内部控制的实施需要与时俱进。受到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内部控制的创新发展，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完善，控制方法的创新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创新改革。建立一个“嵌入式”的会计信息安全系统，可以实现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全面信息化开展，它可以有效地将企业内部的会计准则，财务规则和内部控制系统联系起来。为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提供坚实的保护。
六、结语
综上所述，企业的内部控制对于加强企业与市场的信息交流，促进内部工作的优化，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并将之与现代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全面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经济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篇8
1988年，他第一次去美国进修，当时他跟夫人结婚才三个月，但无法同行。1991年，蔡江南前往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个月后夫人顺利来到美国，蔡江南打算长期在美国发展，于是开始了20多年的美国生活。
刚到美国不久，蔡江南的牙齿出现问题，牙医建议他进行根管治疗，即保留牙齿的根部，去除牙齿上面不良部分后再加上一个牙冠。当时这套治疗费用是两千美金左右，而他需要治疗两个牙齿。四千美元对于一个中国大陆没有牙科保险的穷学生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后，蔡江南通过华人医生的优惠价格完成了治疗，美国昂贵的医疗费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件事深深影响了蔡江南。在90年代初，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人民币一个月，在美国看牙医如此昂贵，一般的经济学供求理论对此又解释不清，蔡江南发觉美国的医疗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巧的是，他的导师是布兰戴斯大学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因此他有机会参与了导师主持的联邦政府的一个项目：不同的定价方式对于控制医疗费用的影响。这份经验对于蔡江南的启发和帮助很大，帮助他走上了卫生经济学和卫生政策的研究道路。
蔡江南根据联邦政府课题的研究，又发展出了新的想法，并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联邦政府课题，并且发展了他的博士论文课题。1996年在这个联邦政府项目和博士论文课题快完成的时候，蔡江南的5个导师为他写了推荐信，他顺利申请到美国特殊绿卡，实现了美国梦。之后，他加入了美国麻省卫生厅卫生政策研究的行列，参与了2006年通过的美国第一个全民医改的麻省方案的设计和研究工作。麻省的医改方案后来又成为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原型。
西学东渐，助力中国新医改进程
2003年SARS疫情在中国蔓延，国内公共卫生体系漏洞逐渐暴露，拥有国内外卫生经济和政策知识背景人才开始被国内学界和政界重视。在上海市有关领导和复旦大学校方的鼓励下，2006～2009年蔡江南回到复旦担任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并且参与了我国新医改方案的讨论。2012年5月，蔡江南来到中欧，担任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把研究工作重点放在了中国新医改领域，并提出和发表了大量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蔡江南认为，目前我国的医疗资源被行政高度垄断，打破垄断、实现医疗资源的社会化是解决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中的所有严重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医改的必由之路。
蔡江南向记者解释：“医疗资源有两个层次的垄断，第一，政府、卫生部门控制90%的医院，而医院又控制了很多医生、药品和检查。在国外，很多医生是独立的，他们与医院是合作的关系，并不是雇员。在美国有80%的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所以美国的医保是付两笔钱，一笔给医院，一笔给医生。”
垄断之源除了医生的问题，还有药品。很多国家的药品有70～80%在药房购买，它不属于医院的收入（医院只管住院用药）。而中国则是相反的，70～80%的药品消费是在医院。检查也是一样，国外很多身体的检查都有独立的检查中心，但中国基本是在医院完成。
“医院是终端，把药品、检查、医生都控制住了。这样的结果是，政府控制医院，医院控制资源，实际上资源被政府垄断控制住了。还有就是医院医生的评级，包括科研的，编制的。医保也是个很重要的资源，允不允许你进医保，还有谁进医保，由谁来定呢？现在整个医疗资源都被行政垄断了。”蔡江南说起时下医疗领域的弊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
医疗怎么做到社会化呢？蔡江南表示：“首先我希望公立医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立医院，它主要是由政府出钱，是不赚钱的医院，比如传染病医院、精神病医院、老少边穷医院等，这类医院是资本不感兴趣的，是对患者是免费或者是低价开放的。”
其次，医生可以多点执业非常重要。医生如果可以变成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医院雇员的话，就盘活这一社会资源了。医生社会化，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评价，他的劳动价值也得到体现。
“我主张在医疗筹资和医疗服务的提供，非营利的医院占主要部分，就是钱一旦投下去就拿不出来了，这样就变成社会的财产。我觉得将来的主流医院就应该是非营利性质医院。”蔡江南说。
在医疗保险的模式上，蔡江南觉得政府出钱的保险和商业保险应该占小部分，社会医疗保险占大部分。我国的职工医保就是社会性的医保，由雇员和雇主共同交钱买医保。
“总的来说，我提倡中国医改的发展模式，是社会主导的模式而不是政府和市场主导。”蔡江南说。
注重养生保健，提高健康管理意识
篇9
农民大学生的尊严之战
李佐军出生在湖南安化的一个小山村，父亲先后在村里和乡里工作，母亲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笑着告诉记者：“小时候读书并没有压力，书嘛能读就读，大不了回家种田。别看我现在做学问，干农活我也是一把好手！”尽管如此，5个兄弟姐妹中，李佐军从小就在学业上表现得最为出色，一路读到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安化二中。那时候对于将来要去哪里读大学，他并没有特别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校园里出现几幅漂亮的大学校园宣传画——喻家山麓，东湖之畔，绿树葱葱，楼亭悠悠，图画中大学校园的名字“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便被他牢牢记住了。
1984年，李佐军顺利考入华中工学院经管系技术经济专业。
刚进校时，除了初入大学校园的兴奋与自由，他还感到了“自卑”：“我们班里都是很优秀的城里孩子，我的学习基础没有他们好，成绩不拔尖。另外，不像他们能歌善舞、能言善辩、兴趣广博，我除了读书、种田，别的什么都不会。”但是，“习惯”了优秀的李佐军并未服输。他相信，城里学生能做到的，农村学生也能做到。为此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包括思想、学习、学术、工作、体育、社交、艺术在内的奋斗计划，大学4年下来，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预定计划。因为所在专业“技术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本科期间除了学习经济学理论以外，还需要修许多包括机械制图、金属材料、计算机语言等在内的理工科课程。高中文科班出身的李佐军迎难而上，第二学年成绩突飞猛进，后来也一直名列前茅。
大学期间，李佐军利用寒暑假做了大量的社会调研，逐渐发现经济学是真正的“致用之学”，与现实生活联系非常密切。大学时代积累的经济学认知也为他日后的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毕业时，李佐军以本科期间全班第一、所有课程平均分90以上的好成绩被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看上，免试攻读其硕士研究生。
恩师留下的财富
谈起导师张培刚，李佐军疲惫的神色一扫而空。
李佐军能拥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张培刚功不可没。他写的很多小文章，张培刚都会十分细致地为他修改，大到文章结构、起承转合，小到语句用词、标点符号。除了学术研究，张培刚为人的豁达也令李佐军记忆犹新：“先生经历过许多磨难，但他从不被眼前的处境所迷惑，永远那么乐观豁达，看事情总是具备历史视野，见人都会亲切地微笑。”
“但先生教给我最多的，应该是理想。”李佐军告诉记者，硕士学习期间，张培刚时刻不忘提醒学生们做学问的目标——不是扬名立万，而是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先生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亲身体会过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学的蔑视。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都很有理想，那时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绝不是一句空话，再加上先生的熏陶，我感觉自己的研究生学习始终充满激情。”
2011年张培刚逝世，享年98岁。李佐军缅怀道：“先生的音容笑貌始终保留在我心中，那句‘要为祖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还时常响在耳边。”
在做学问的道路上，李佐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硕士毕业并工作多年之后，他凭借优异的博士生考试成绩，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学生。“两位先生做学问的态度都是极其认真严谨的，而吴先生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较真’。很多已经约定俗成的概念，比如‘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在他那里都会被质疑。吴先生这样的思维方式，促使我学会独立思考，从来不敢对任何概念‘拿来就用’。”
对于吴敬琏的教学理念，李佐军特别提到了“逻辑”和“文字”：“吴先生认为不论写文章还是做研究，如果逻辑思维不到位，再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吴先生从来不退缩，不为利益、不为他人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这一点尤其让我感佩。”
吴敬琏的学术态度，持续影响着李佐军做学问、写文章的习惯，生怕自己“漏掉”了逻辑。李佐军还不忘告诉记者：“不只我们做学问，你们记者写文章也要注意这一点。”
读博士之前，李佐军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总行等单位工作，读博士期间调动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2002年来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潜心研究经济学和经济政策。
除此之外，李佐军还在一些高校做兼职经济学教授。谈到自己的教学方式，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在教学中也严格遵循我的导师定下的规则，两位先生是如何要求我的，我也如何要求我的学生。两位老师的人生境界，也是我的人生目标。”
为农民说话的经济学家
李佐军因“人本发展理论”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地位，而这套方法论的由来和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本科阶段，李佐军就参加了大量的社会调研，而主题大多围绕他最关心也最了解的“三农”问题，乃至硕士、博士论文都是写的这一主题。一次次调研之后他发现，不论研究农业还是农村，最后的核心问题都是农民，都是人的问题。后来他开始研究工业化、城镇化、资源环境等领域的问题，发现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人的问题。“只有站在人的角度，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本。”
张培刚是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而吴敬琏是研究改革、制度的经济学泰斗，在写博士论文时，李佐军便很想在两位导师的研究领域之间寻找结合点。经过不断地钻研、调查、请教导师之后，他终于悟出（制度）改革与发展之间的桥梁，就是人这一行为主体。
2000年，李佐军的第一本专著《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问世。那时，人本发展理论已现雏形，他坦言：“自上大学以来，为9亿农民说话成为我挥之不去的情结。”
2008年《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出版，按李佐军的话说：“把人本发展理论完整地阐述出来了”。此书也得到了两位导师的肯定，吴敬琏评价道：“本书研究如何把‘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具体化为一套可行的人本发展理论，对于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张培刚则评价道：“作者还用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针对国家和企业等各种主体和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对策体系，提出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建议，这也说明了该理论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篇10
当奥巴马微笑时，他的脸上带有几分母亲的神情――她那种很能感染别人的独特方式，这种能力来自她对各种不同文化的洞察。不需要借助意识形态，就能作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述，这就是奥巴马打动千百万听众、说服很多人为自己慷慨解囊的秘诀。
“希拉里・克林顿退出总统竞选了!” 也就是说，明年1月20日在国会山前宣誓就职的，大概会是现任参议员的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要了解这位未来的“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有必要从他不寻常的身世看起。
在自传体回忆录中，奥巴马把母亲概括为“来自堪萨斯的白人女子”，竞选期间，他称她为“我的单亲妈妈”。这些简单描述绝不足以概括斯坦利・安・邓纳姆・苏特里斯诺的精彩一生。按照4月9日《时代》周刊这样写道：“在多数选举中，一个初选参选人的已故母亲，是不会成为杂志作传略的主角。但安・苏托洛并不是一个寻常的母亲。”
据奥巴马的异父妹妹玛雅・苏托洛回忆，“她容易掉眼泪，不管是在新闻中看到小动物或小孩被虐待，还是看悲情电影，甚至在觉得自己与人交谈中得不到理解她都会哭。”在她的一生中用过四个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代表着她的一段特殊人生。
Stanley Ann Dunham斯坦利・安・邓纳姆
她的父亲给她起名“斯坦利”， 是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儿子。尽管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有点讽刺，但她还是坚持用这个名字。她在华盛顿州一个小岛上念完了高中，据当年的好友回忆，她是一个很聪颖、安静的女孩，重友情，对新闻时事很感兴趣，对结婚生子则并不特别热衷。
Mrs・BarackH・Obama巴拉克・H・奥巴马夫人
多年以后，奥巴马陪母亲观看由法国导演在巴西拍摄、讲述古希腊爱情悲剧的《黑奥菲士》时，仿佛看到了16岁的斯坦利搬到夏威夷后，有生以来看第一部外国电影的情形。在大学里，斯坦利开始自称为“安”，并在俄语课上认识了老巴拉克・奥巴马。1961年2月2日，在他们相识数月后，奥巴马的父母在毛伊岛结婚。
18岁时，她退了学，全力带孩子，这个做法让朋友们十分惊讶。随后在奥巴马l岁时，他父亲前往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他还在纽约一所学校获取了可观的奖学金，足够让他带着家人一起过去。但是他选择了哈佛大学，他对安说： “我怎么可以为了家庭放弃最好的教育。”1964年，奥巴马的父母离婚。安做了她那个年代大部分女人不敢做的事情：嫁给一个非洲男人、生下他的孩子并且离婚。
S・Ann Dunham Soetoro S・安・邓汉姆・索托罗
在奥巴马差不多两岁时，安回到了学校。经济情况非常紧张。4年后，她获得了她的学士学位，同时印尼留学生洛洛索托罗向安求婚。母子二人随洛洛飞往印尼，成为当时社区中最先出现的外国人。他们当年的邻居还记得，当时奥巴马为了引人注目，故意在自家院子里大声喧闹扮作大鸟。在奥巴马上的天主教小学，这个块头比别人大的小外国佬总是显得很突出。他学会了和其他小孩一样吃豆腐和天培(tempeh，一种大豆做的发酵食品)，跟他们一起踢球、爬树摘番石榴，也不在乎同学的戏弄和“黑鬼”的绰号，他还学会了印尼语。
刚到印尼时，安一见有乞丐上门就给钱，后来讨钱的人来个不停，她只得学会看人给钱。随着她越来越为印尼着迷，丈夫却变得越来越西化。他升到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高层，把家搬到更高档的住宅区。他经常带妻子出席晚宴，但她对这种男人没完没了地吹嘘高尔夫球成绩、女人没完没了地抱怨印尼佣人的场合渐生厌烦。夫妻俩虽然难得吵架，但共同点越来越少了。
Ann Dunham Soetoro安・邓汉姆・索托罗
在火奴鲁鲁与她的孩子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后，安决定回印尼从事人类学研究。当时14岁的奥巴马决定留在夏威夷，他已经厌倦了适应新环境，并且他也喜欢外祖父母照顾他的生活方式。安在印尼从事最久的工作是参加了印尼微观经济的计划。母亲在印尼帮助穷人时，奥巴马在7000英里外的芝加哥也做着类似的工作。他在那里担当社区组织人。安对于儿子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一旦与人聊天都会谈及她的孩子们的工作。
1992年，安最终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她的论文长达1000页，内容是对印尼农民的分析。1994年秋天，安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胃部不舒服，数月后，她回到夏威夷再次接受检查并确定是卵巢癌。她逝世于1995年11月7日，终年52岁。
母亲留下的最好遗产
奥巴马回忆母亲时，总会说“她是影响我一生的人”。小时候随母亲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那段时期，对他的人生定下了主基调。为了奥巴马的发展，母亲凌晨4点就唤他起床，在他上学前就让他学习英语函授课程。奥巴马笑言自己当年对早起学习一事颇为懊恼，时常抱怨： “每当我埋怨这么早起床学习的时候，妈妈总会说，这对我也不是容易的事，小家伙。”
篇11
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的确很愿意付出，然而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相对比，这种付出不是一种伟大，而不过是一种势利。
最近，两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名牌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
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最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顶尖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二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中，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大家熟悉的谷歌、微软、Adobe、软银、花旗集团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种级别的美国公司中似乎想不起一个中国人CEO。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印度人就更多了。
而且，不只是美国企业界里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反差这么大，在大学里也如此。比如，几年前美国主要商学院中，有12个在选拔招聘商学院院长，其中有10个给了印度裔聘书，没有一个给中国裔。尽管后来一些印度裔谢绝了，但这本身也反映出中国和印度之间在教育、文化上的差距。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失望，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
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关于教育
这么多年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
既然他们都不是因为自己真实的兴趣而为，出现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读金融博士、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学生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就不足为奇。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
中国父母都关心子女教育，即使没有百分之百的“望子成龙”，也想儿女去尽可能好的学校，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与收入，能够一辈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就有了众多中国父母起早摸黑，不分周中周末，一年到头为了子女上学的事情奔波，甚至常年离开丈夫、家人和朋友到外地或国外陪子女上学。
也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经常想尽办法找关系、开后门，使用所有能想到的招法，就是为了子女能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不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
在专业方面，都倾向于要求甚至不惜逼迫子女学金融这样光鲜的专业，或者学会计这样容易找工作的实用专业。
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
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最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最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
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因此，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经常有朋友咨询子女教育的事情，一个普遍的说法是：“我就想女儿读完大学，立即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完成学习任务后，再去工作、结婚成家。”
篇12
最快捷
刘翔5年完成硕博连读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田径奥运冠军刘翔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刘博士”。这位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获得体育管理学方向博士学位的“刘博士”学习效率相当高。
早在2001年，刘翔就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雅典奥运会夺金后，刘翔免试毕业，并被华东师大授予“优秀学生”称号。随后，刘翔又被推荐免试参加华东师大的硕博连读。在训练和比赛之余，刘翔仅仅用了5年时间就获得了体育管理学方向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据悉，刘翔在华东师大攻读体育管理学方向的硕博连读期间，学校专门为其制订了周密的培养方案，有10名以上的导师为他提供“上门授课服务”。
最拖沓
王励勤10年未毕业
对于冠军级运动员而言，上大学并非难事，但要顺利拿到文凭却并非易事。比如乒乓球名将王励勤，2001年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转眼10年过去，毕业仍然遥遥无期。
校方表示，因为王励勤对我国体育事业有着很大的贡献，学校决定耐心等待“大力”修完学分：“这些年王励勤一直都有比赛，不过现在他也开始为将来打算了。他已经是上海乒羽中心副主任，意识到自己必须提高文化和管理水平才能胜任未来的管理岗位。王励勤有空就来学校上课，他有着强烈的继续学业的愿望。”
普通学生完成本科只需4年，对运动员则放宽到6年，王励勤目前处于“进一步放宽”的范围。校方表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王励勤，我们对他放宽毕业年限，应该不会遭到体育迷的反对，也不存在影响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对王励勤也秉承着‘严出’的标准，必须修满该修的学分，才能获准毕业。”
最刻苦
邓亚萍每天学习14个小时
在众多国内体坛明星中，乒乓球名将邓亚萍无疑是最刻苦和最成功的“求学者”。从清华大学学士到英国汉诺丁大学硕士再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邓亚萍在求学路上的表现不亚于乒乓球运动场。她也是迄今为止国内运动员中取得最有分量学位的第一人。
“我过去也经常问自己，如果退役不当教练的话，去做什么事情。我当时想着，跟大学生去竞争一个职位，是没有办法竞争过的，所以应该去读书，去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自己的弱点在哪里？什么样的学习才是自己所需要的？邓亚萍在投身校园之前，早已对此有着清楚而理智的认识。
作为曾经叱咤乒坛的“女皇”，邓亚萍并没有选择退役后去当教练，而是走上了长达十一年的漫长求学路，她分别拿到了英语、当代中国研究和土地经济学的三个学位。这三个不同的方向，都紧紧地和她个人的发展、工作结合在一起。
“一开始因为发现需要掌握更多的语言才能跟别人沟通、交流，然后才能胜任自己委员的职责，所以学了英语。当发现学完英语以后，光会说话还不够，还要知道怎么去说，说什么，能够让别人采纳，让别人认同，这就需要更多的知识。既要丰富自己的知识，同时还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变化，所以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做了中国当代的研究，研究的是中国社会妇女的变化和地位的发展。”
在做博士论文时，邓亚萍正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她发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边推动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何这么多的国家城市热衷于申办奥运会？除了政治因素、国际地位的提升，无疑还包括其中的经济效益。所以，邓亚萍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选择了《研究奥林匹克的商业价值》。虽然三个阶段都是不同的专业，但是其中的主线，始终贯穿于邓亚萍在国际奥委会服务的生涯里。
邓亚萍坚信“勤能补拙”，每天14个小时刻苦学习，在剑桥学习期间，她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凭着这股在赛场的拼劲去学习，最终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2009年4月，36岁的邓亚萍正式就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去年9月，邓亚萍被聘为人民日报社人民搜索网络股份公司总经理。
最挂名
刘国正求学6年没有学分
刘国正是2005年9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耐人寻味的是，经过事后调查，刘国正当时已经是河北师范大学大三的学生。一年后，他从这所大学毕业。
回头细看，这是一笔陈年糊涂账：也许，刘国正不知道一名大学生只能有一个学籍；而上海交大急于引进世界冠军，也无暇去关注他是不是在别处上学。于是刘国正没有念过一页国际贸易的书，便在交大的学籍上挂了4年，直到那届学生毕业的时候，交大发现他没有学分，只好将他和其他4名运动员一起除名。
上海交大体育系主任孙麒麟表示：“不管是世界冠军还是其他体育明星，一旦进入了上海交大，我们都要按照一个大学生的标准来要求，必须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修满该修的学分才能顺利拿到学位。”
最VIP
一群教授围着丁俊晖转
“平时上MBA课程的教授们，要围着丁俊晖一个人转。”这就是丁俊晖的读书模式。在众多已经进入上海交大的体育明星中，丁俊晖无疑是大牌之一。
2007年进入上海交大的丁俊晖主修工商管理专业，不过由于这位台球神童赛事频繁，他的功课也被一拖再拖。不过近期，“失学已久”的丁俊晖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课程，根据上海交大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丁俊晖开设的课程是和工商管理专业相关的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类的。”
对于为何选择工商管理专业，丁俊晖的解释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对于未来生活的精确打算。据丁俊晖所在的众辉经纪公司总经理陆浩透露，他们对于小晖完成学业的能力丝毫没有担心。“我们会协同老师一起，让丁俊晖在交大的学业有个完满的结果。”
而丁俊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自己并没有对繁重课程有什么担忧，一直都脚踏实地的他对于学业的前景只用了十个字来概括――“现在会努力，前景不知道”。
最坦荡
王军霞看淡毕业证书
“上学就是为了学习知识，那张毕业证只是一个证明书，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更看重能力！ ”
篇13
收稿日期：2013-05-02
作者简介：刘振亚（1964-），男，江苏徐州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财政学、金融学；陈宇 （1981-），女，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学、金融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09JJD790050。
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规模不断扩大，已经连续20余年增长率超过20%，该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采用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区域CGE模型GTAP及其数据库GTAP V7，在统一的模型设定和框架下对中国及其他4个国家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测算，并做分析和比较。
一、 模型的设定
回顾历史，Debreu（1951）讨论非最优（Pareto意义上）环境下无谓损失（dead loss）的数值分析，并引入资源利用系数来计量经济效率。Alfred Harberger（1964）最早提出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的直观表示“Harberger三角区”（Harberge triangers），并推导出计算公式。Edgar Browning（1976）提出税收“边际”负担的概念，他通过局部均衡分析测量了美国税收的超额负担，计算出美国劳动税的超额负担在0.32-0.47之间。Charles Ballard，John Shoven和John Whalley（1985）开创性地构造了一个递归动态CGE模型，根据1973年的数据库全面分析了美国税收系统，并测算出其超额负担。Jorgenson和Yun（1990）使用动态跨期CGE模型，对美国1985年的税收超额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Devarajan、Thierfelder和Suthiwart-Narueput（2001）用类似的CGE方法分析了孟加拉、喀麦隆等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资金边际成本，他们的研究引起了特别关注。
根据现有研究对税收超额负担的测算，各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值变化很大，在-0.52-1.29①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采用的模型和方法各不相同，即使对同一国家同一时期的测算也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由于各国税制结构相差较大，税种设置、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难以对各类税收进行横向比较。此外，各学者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年份跨度也较大，不宜根据现有的测算值对同一时期的各国税收超额负担进行横向比较。而GTAP数据库拥有基期年份统一规范的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的税收、产出、投资、贸易等各项经济数据，运用GTAP模型又能在同一理论框架和模型假设下进行分析，很适合进行税收超额负担的国际比较。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是美国普渡大学开发的多国家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以Warlas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比较静态模型，模型首先构建单国家多部门一般均衡子模型，再通过国际贸易关系将各个子模型连结成多国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假定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成本最小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出清。劳动力在国内自由流动，土地在部门间不完全流动。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不同质，服从Armington假设。
模型中的区域部门行为表述区域产出在私人部门支出、政府部门支出及储蓄之间的分配，采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即这三类当期消费的比例固定。其中，私人部门支出首先用CES函数将国产品与进口品组成综合商品，然后采用CDE效用函数决定产品组合，即家庭对个别产品的消费量既受所有产品价格相对变化的影响，也受私人支出总金额变化的影响，其影响幅度取决于该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各自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及收入弹性。
厂商的产出采用Leontief函数，在此假设下厂商的综合要素投入与中间投入呈固定比例关系。合成要素投入由原始要素经CES函数组合而成，中间投入由不同来源的进口品和国产品经CES函数两层嵌套综合而成。模型设计了一个虚拟的国际运输部门用以处理国际间的运输活动及其费用，用各国进出口货品的到岸价（CIF）与离岸价（FOB）的差值反映运输需求，其生产函数假定为C-D函数。在均衡状态下，世界总综合运输供给等于世界总运输需求。
由于政府的税收或补贴的干预，模型中有两类价格：市场价格和生产者或消费者等行为主体面对的价格。本国生产者的供给价格加上生产税即为“国内市场价格”，再加上国内货物税就是本国消费者面对的“国产品需求价格”。对于出口产品，市场价格加上出口税即得“本国出口品的FOB价格”，再加上单位运输成本得到“进口国进口货品的CIF价格”，加上进口税即为“进口国进口品的市场价格”；若进口国再对进口品征收货物税，则是“进口国消费者的进口品需求价格”。 国产品与进口品可用CES函数组合成综合商品，该综合商品的价格即为消费者面对的综合商品需求价格。
二、 实证分析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及税制结构的不同，本文选取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和韩国的相关变量进行测算及比较。由于税制结构及税种设置差异较大，且各国税收体系的征收方式及影响机制等不尽相同，不易也不宜对具体税种的超额负担进行比较。本文将税收按间接税、直接税分类进行国际比较，所用的GTAP数据库为第7版，包含113个国家（地区），基期为2004年。为测试边际福利负担，设定模型的外部冲击为将全部税收提高1%。
（一） 对各国GDP及构成的影响
税率提高将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及经济主体的反应，进而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产生变化，从而GDP也随之变动。在GTAP模型中，经过外部冲击即税率变化后得到各国的GDP及其构成变动如表1。由表1可知美国由于其经济总量最大，GDP的变动值也最大。从变动率来看，变动最大的为中国0.89%，其次为韩国0.86%，美国0.82%，澳大利亚0.66%及巴西0.48%。从GDP构成量的变化值来看，各国的消费、政府支出及出口都随税率提高而增加，而投资和出口都随之减少。从变化的比率来看，投资（最大为-7.08%）和进口（最大为-3.92%）的减少比率较大，出口的增加比率较大，而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增加比率较小。从各国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变化最大，分别为0.93%和0.91%；巴西的投资和进口变化最大，分别为-7.08%和-3.92%；美国的出口变化最大，为6.13%。
（二）各国福利变化及税收超额负担测算
根据上述方法，冲击后各国的福利及其分解变动如表2。其中总福利变动由分配效率、贸易条件和投资储蓄平衡三部分组成，超额负担为总福利变动和税收差额的比值。从配置效率看，中国和韩国有小幅增加，其他几国为减少，从而增加1%的税率对中国和韩国的配置效率有较小的提高作用，对其他几国为降低作用，从而以间接税为主体或双主体国家的配置效率，将会随税率提高而增加（巴西例外由于其间接税的扭曲太大，由表3可知）。从贸易条件看，各国都有较大的减少，税率增加会降低该国出口品竞争力，对各国贸易条件都有较大的损失。从投资储蓄平衡来看，美国、澳大利亚为增加，其他各国为减少，从而增加税率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储蓄平衡，而其他几国则相反。从总福利变动值来看，税率增加均导致各国福利减少，美国约为106.7亿美元居首，其次是中国约25亿美元、巴西16.1亿美元、澳大利亚13.4亿美元及韩国9.5亿美元。
从税收超额负担来看，巴西最大为0.44，接下来分别为澳大利亚0.27，中国0.24，韩国0.19及美国0.09。在本文的测算结果中，中国的税收边际负担为0.24，居于5国的中间水平。这说明如果通过征税为公共项目筹资，则须公共项目的边际收益大于1单位税收，加上0.24单位的税收额外福利成本时，该项目才能被接受。此外，从各国的测算结果比较来看，并不能简单得出发展中国家税收超额负担大，或是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收边际超额负担大的结论。税收超额负担是由具体的国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税制结构，以及匹配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决定的。
（三）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超额负担
由于各国税制存在较大差异，而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是进行税制比较时常用的分类方法。本文按直接税和间接税分类对分配效率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从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间接税占主体的中国和巴西整体福利分别增加约4.6亿美元和1.1亿美元；间接税直接税双主体的韩国整体福利增加约4.4亿美元；直接税占主体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整体福利分别减少约8亿美元和0.4亿美元。从间接税税率提高1%对福利的影响看，各国福利均减少，美国减少最大约为31亿美元，韩国减少最小约为2亿美元。由此可见间接税占主体或直接税间接税双主体的国家，适量提高直接税税率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调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有助于提高其配置效率。
（四） 敏感性分析
本文对要素替代弹性做敏感性分析，限于篇幅只分析中国的情况。本模型中中国的要素替代弹性取GTAP的默认值，农业部门为0.214，工业部门为1.24，服务业部门为1.37。其他参数不变，将要素替代弹性在0到2倍的默认值间取值，得到总福利变动值范围为2 135-2 904百万美元，从而计算出税收边际福利负担值为0.2-0.28，变化较小，测算结果对要素替代弹性不敏感。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从而税收负担轻重的问题引起广泛争议。本文从税收对经济扭曲程度的角度，基于GTAP模型对中美等5国的税收福利负担进行了全面的测算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增加税率各国的总体福利都将降低，即文中5国的税收都存在超额负担；从本文测算结果看，我国的税收超额负担处于中等水平。（2）从税率增加造成的福利变化的构成来看，各国的贸易条件都将恶化，而配置效率由于税制的不同而不同，总体来看对于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增加直接税的税率，有助于配置效率的提高。（3）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增加直接税税率将带来福利增加，而增加间接税税率将造成福利减少。因此，对于我国等不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适度调整直接税、间接税比重，有助于减小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总体福利。
注释：
①税收边际福利负担为负值表示税收能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对经济存在促进而非扭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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