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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善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的外部发展环境
我国政府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进行过多的干预，对一些政策的资金投入却不到位。这是十分不利于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政府应充分发挥经济职能，减少政府干预，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建造一个稳定而平等的外部环境，提供健全的法律体系，对小额信贷发展加大扶持力度。这样才能使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在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中持续发展。
3.允许农村信用社自主制定合理地小额信贷利率
小额信贷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信用社自身的发展。考虑到农村信用社的商业性，农村信用社就必须进行市场化运作。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单单强调小额信贷的政治意义，而要理解信贷扶贫的概念和真正意义，取消对小额信贷的利率上限，允许农村信用社根据实际情况，按照风险成本，自主制定合理地小额信贷利率，这样就能够保证农村信用社负担得起对农户长期的小额信贷服务。同时为了不损害农户的利益，农村信用社也不能制定太高的利率。
4.加强农村信用社自身建设
农村信用社传统的经营理念已经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户丰富的信贷需求，这使得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变得缓慢起来。为了促使农村信用社持续快速的发展下去，应努力转变经营理念，不断引进先进理论，与时俱进，并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农户的需求层次，设计并完善一套合理科学的创新经营模式和小额信贷服务，不断满足农户的信贷需求。同时农村信用社要提高信贷员的素质和服务态度，对信贷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安排信贷员进行对相关理论的学习，从而全方位提高信贷员对小额信贷的认识和业务水平。不断充实对信贷员队伍，公开选拔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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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我们选取的数据
是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分别以CD、LCD、SCD表示季度末总的消费性贷款增量、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量和短期消费性贷款增量。其中CD由LCD和SCD加总计算得到，股价指数(SPI)采用的是上证综合指数，中长期消费性贷款增量(LCD)、短期消费性贷款增量(SCD)、利率(IR)、消费信贷不良贷款率(LGD)、房产价格指数(REPI)以及上证综指的数据都来源于中国金融和经济研究数据库。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我们首先使用ADF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则消费信贷安全指数（CDS）是一阶单整（I1），在显著性水平为1%时，短期消费贷款增量(SCD)、长期消费贷款增量(LCD)、股价指数(SPI)、利率(IR)、房产价格指数(REPI)和不良贷款率(LGD)都是一阶单整（I1）。实证检验结果还表明，消费信贷安全指数的一阶差分（ΔCDS）是近似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平稳变量，根据前面对消费信贷安全综合指数的定义，可知当ΔCDS小于某个临界值时，即ΔCDS＜CDS=μΔCDS-1.645σΔCDS时，就认为消费信贷是不安全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引发的系统风险加大，消费信贷违约率上升时，消费信贷安全指数增量ΔCDS越小，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大。对各变量进行差分处理，检验结果表明其一阶差分序列ΔIR、ΔREPI、ΔLGD、ΔSCD、ΔLCD、ΔCD及ΔSPI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若模型中变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则可在长期关系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ECM）来考察消费信贷安全与信贷规模、利率之间的短期关系。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本文首先对长期关系模型的设定是否合理进长期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行单位根检验，以保证为平稳序列。从实证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1.模型中总的消费信贷增量变量（C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模型中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表明相比于短期消费信贷的波动，中长期消费信贷的波动对消费信贷安全的影响更为显著。事实上，我国目前消费信贷80%以上都是中长期贷款，虽然近年来我国以汽车贷款、旅游贷款等为代表的短期消费信贷增长迅速，但中长期消费贷款余额仍然很大，且自2007年以来以平均增长率13.26%的增长率在增加。
2.消费信贷规模与消费信贷安全之间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
信贷规模越高消费信贷越安全，这表明我国的消费信贷目前正处于规模经济阶段。通过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一方面消费信贷种类结构、贷款人结构、贷款期限结构等获得改善，特别是消费信贷带来的消费习惯的改变使潜在的优质贷款人被不断的培养出来，从而在利润增加的同时风险被分散和降低，另一方面通过增加银行从事消费信贷的专业人员和采用控制风险的专业手段等提高管理效能，能不断降低由管理问题产生的经营风险。这些规模经济的获得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度，当规模很大时，优质的贷款人资源挖掘殆尽，消费信贷的风险可能就会制约进一步的规模扩张，但在本文模型的实证中，我们发现把“规模的二次方”作为变量引入模型后，这个变量不显著，说明目前我国的消费信贷并没有达到规模扩张的上限。
3.模型中利率变量
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利率对消费信贷安全有显著影响。长期内，消费信贷安全与利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利率提高消费信贷就越安全，这是因为模型中的利率采用的是央行的基准利率，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央行往往通过调高基准利率进行调控，防止经济过热，而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居民收入上涨，消费信贷面临的风险会降低。当然，经济如果真的过热，就会存在经济下行甚至是大的金融风险爆发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很难进行预测和度量，故本文构建的综合指数只能反映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消费信贷面临的风险，因此利率与消费信贷是正向的关系。然后，对上述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期考察长期关系模型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由上述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以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和利率（IR）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含有单位根，为平稳变量；同时包含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和利率（IR）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含有单位根，为平稳变量，但此模型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不显著；而以总的消费信贷增量为因变量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即使在l％的显著性水平下也不含有单位根，表明其也是平稳变量。因此，消费信贷安全(CDS)与总得到消费信贷增量（CD）、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量（LCD）、利率（IR）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消费信贷安全度会随着中长期消费信贷增速和利率的增加（降低）而增加（降低）。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一定存在一个与之等价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能够将变量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囊括在同一方程内。误差修正模型是用来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起调节作用的模型，它的调节作用防止长期关系的偏离在规模或数量上的扩大。任何一组相互协整的时间序列都存在误差修正机制，反映短期调节行为。由于在模型中短期消费信贷增量（SCD）不显著，故在模型和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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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穷人作为贷款对象
小额信贷，顾名思义，额度小。需要这种资金的人，一定是穷人。格拉米乡村银行GB明确规定只有无地（landless）或无财产（assetless）的人才有资格成为GB的成员。所谓无地，是指土地少于半公顷的人；所谓无财产，是指全部财产折合成现金达不到一公顷土地价值的人。GB贷款对象在加入小组时，100％符合这个条件。马来西亚利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则明确使用另一个标准，即国家贫困钱以下80％最贫困的人口。
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被视为福利主义的代表，经常被讨论其目标问题。但是它的贷款对象依然是正规金融系统无法覆盖的小农，一般是在农村中收入较低的20％人群中选择有还贷能力的人。
2．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穷人自己的组织
农户自助组织的建立是小额信贷项目成功的关键，因为它不仅是贷款传递的渠道，也是交换思想的论坛。没有在自愿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小额信贷活动将永远依赖外部的指导和帮助，没有自我生存能力。
大部分小额信贷项目比较严格地遵守GB模式组织小组和中心，也有一些国家做了变更。菲律宾ESA－K项目，是由25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其规模实际上接近于GB的一个中心。虽然没有严格的中心会议制度，但是每个成员都必须自愿参加，每个小组都必须取得共识：增加资金的积累，扩大经营规模，改进管理能力，并承诺在其他成员发生还款困难时相互帮助。他们在一起接受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培训。每2－5个小组组成一个大组，由项目工作人员同他们保持联系。3．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得到政府各方面支持
GB从一成立到现在，一直同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政府为银行提供的便利条件是：（1）提供资金支持，以4％－5％的利息向GB提供贷款，累计超过50亿达卡；（2）法律支持，允许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3）政府支持，对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
马来西亚用GB模式实施的AIM扶贫项目。在1986年发起时是一个非政府、非赢利的研究性项目，到1997年，该机构已经在马来西亚13个州的9个建立了35个营业所，有461个雇员。覆盖的贫困农户为48，000（占全国贫困人口一半以上），其贷款总额达到7500万美元，贷款余额2560万美元，小组基金720万美元，其规模和影响仅次于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马来西亚政府对该机构的支持表现在宏观政策和财务帮助两个方面，具体有：
AIM在建立时就明确，自己是作为政府设计的扶贫信贷活动的一种补充形式，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而不是要取代政府的作用。AIM董事会成员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同时聘请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为顾问。机构的日常运行保持相对独立，但是同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进行技术推广时，AIM也向从联邦直到乡村的各类、各级部门寻求帮助（如兽医、农艺、渔业和市场等）。
在马来西亚第七个发展计划中，政府向AIM项目提供了2亿吉林特（马来西亚货币名称）的无息贷款，在AIM全部本金中，政府提供的贷款约占59％。从AIM建立的1986年到1995年，马来西亚政府为该机构无偿提供了2700多个吉林特的财政拨款，以作为机构运行费。
4．独立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构，以非政府操作为主
尽管各国成功的小额信贷活动都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都是作为独立的组织系统存在的，并且按照金融市场的规则独立运行。即使政府实施的小额信贷项目，也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和运行方式。
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是当前的主流。印度成功的小额信贷项目是自我就业妇女协会，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准金融机构。巴基斯坦有一个非盈利、非政府的第一妇女银行在从事类似于GB的活动，取得了一些成效，受到国际组织的关注。
即使是政府操作的小额信贷项目，也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工作系统和管理方式。国际一般经验表明，如果以行政组织加上行政手段管理小额信贷，很容易导致项目失败。在80年代，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担等国都曾经得到国际组织的帮助，由政府
出面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广小额信贷项目。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重复着他们操作其他国际项目时的共同错误：有办法从国际组织拿到钱，却没有能力用这些钱为穷人服务。传统贴息贷款的弊病在这些官方大规模推广的小额信贷项目中无法得到克服：官员腐败、目标偏离、利益漏出、还贷率低等等。最后，这些项目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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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能够促进“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农业产业链发展。生产环节由于广大农户不存在可抵押的实物资产,可采用担保(保险)与动产融资相结合的方式,解决广大农户的资金短缺问题。巴哈西伯绿豆是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特产,粒大饱满,色泽纯正,营养及药用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绿豆。巴哈西伯绿豆的总耕地面积为6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为1.4万吨左右。巴哈西伯的绿豆以“绿珍珠”的美名1998年在国家商标局注册登记,还取得欧盟国际生态中(ECOCERT)的绿色有机食品认证。“绿珍珠”牌的巴哈西伯绿豆以无污染、纯天然、高品质的风姿,如今巳经迈过黄河跨越长江走出国门饮誉天下。由此,选择一个信用良好.公司,县信用社对该公司贷款额度在1000万元以内周转使用。该公司与全县种植户签下订单合同,县信用社根据该企业和农户签订定购合同情况,审核农户信用状况,只要没有不良贷款的记录,凭订购合同,就可得到信用社颁发的授权1万一2万元、可周转使用的小额信用贷款证,通过适时获得信贷资金用于大豆种植、施肥和病虫害防治,使好果率达到70%以上,产业链条中的农户每年共可增加收人2600万元以上。这种在产业化链条上,起到了一手托三家作用的贷款模式,既解决了农户贷款担保抵押难的难题,又解决了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
(二)“乳制品加工公司+农户(养殖)+银行”模式
加工环节的成品属于实物资产,可以以其将来出售的预期收益来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控制加工环节的成品提货权,过程中银行指定仓库并委托物流公司进行监管。由于加工环节的成品性状较稳定,有可变现性,因此无须担保。本创新模式是在农户联保组的基础上进行改善。杜尔伯特支行与奶站建立合作关系,将申请贷款的养殖户组成联保组,互相承担联保责任,杜尔伯特支行迅速地开辟了奶牛信贷业务。作为黑龙江省唯一以蒙古族为主体的牧业基地县,是伊利等乳制品公司奶牛来源的主要提供地之一。因此,可形成一条龙服务’为农户提供词料、兽药、保低价收购。银測贩司与紗稳定睡销絲,始同、陳等方式,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实现资金在体内循环,降低了风险,实现多赢。具体方案为:乳制品加工企业在与县农户合作基础上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加工企业以加工后的成品向评估机构申请价值评估、向物流企业申请仓库,银行收到评估机构的货物价值信息及物流企业的人库信息后,如符合要求则向加工商发放贷款,成品销售后,经销商所支付的货款直接转入银行账户抵扣加工企业的借款。
(三)“旅游基地+农户+银行”模式
存货质押融资,即以经销商的库存货物作为质押,委托物流企业监管,银行以此向经销商发放贷款的融资模式。应收账款融资模式,是以经销商的应收账款为质物的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杜尔伯特县有良好自然风光和悠久民俗风情,拥有杜尔伯特大草原,连环湖旅游区内有中国第一家国际水禽狩猎场,寿山度假村。蒙古族人民由于特有的民族传统和社会生活,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在民俗风情、特色饮食、民族服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特色体系,那达慕大会历史悠久。在良好的旅游资源环境下,以旅游基地民族风情农家乐作为农副产品经销商,旅游基地及农家乐向农户们收够作物用于经营,剩余存货可向银行进行质押担保获得贷款,银行也可根据旅游基地与农户的关系担保向农户发放贷由于农业生产风险以及农户无抵押品等特点,农村金融发展缓慢。以杜蒙县为例的农村小额信贷抵押担保模式创新从分散化贷款转变为批量化贷款,实现农业信贷的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最后达到各方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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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牺牲汇率稳定，就意味着目前人民币要有一定程度的升值。据社会上各方的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程度在15％左右或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减少对外汇收购，允许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市场反而会认为中央政府已经放弃维持汇率稳定，人民币可能会在市场压力下继续升值，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但如果一次对人民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放任人民币升值，则在目前阶段，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存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出口部门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行业，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率较低，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的显著下降，同时在银行体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帐。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短期调整成本是相当高的。从日本广场协议的教训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提高，相当于提高了国际比较的劳动力工资（由于出口部门的萎缩，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出口部门的人民币标价的工资反而有可能下降，但以外币标价的劳动力工资仍然会提高），从而带来部分低端产业的外迁（引起这个因素的还有人民币升值后会促使投资者选择海外投资），并造成长期外资流入的减少；由于升值带来的贸易和非贸易部门格局的迅速调整，经济还可能染上荷兰病。
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选择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选择。但中央银行也不能不关注信贷猛增的势头，甚至放任信贷过热，并乐观通货膨胀的出现。因为在这种选择下，虽然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制约，但是电力、道路、房地产等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仍易诱发经济泡沫和供给过剩，危害低收入人员的生活福利。特别是房地产的升温，还可能会刺激部分投机性外资进入，从而使问题更为严重。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对策，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贸易部门的快速发展（货币低估造成的），会通过对原材料、设备及员工的争夺而带动整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相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治理通货膨胀艰难历程的中央银行，是不愿意看到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
（二）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确保其增长速度不超过23％
（1）贷款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目前仍明显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其理论含义是，在我国外汇占款不断增多，在资本市场仍然不成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背景下，从影响经济的角度而言，货币供应量反映的是社会的潜在购买力（潜在需求），与社会的实际购买力只是有间接关系，相反信贷量直接揭示了一国有效需求的资金满足状况，直接对应着现实的实体经济活动。前几年“松货币、紧信贷”的矛盾现象和近一年来信贷迅猛增长引起人们担忧的事实，从正反二个方面也充分证明上述理论含义的正确性。因此，在外汇占款不断增多，保持汇率不变情况下，要警惕通货膨胀，但再也不能仅仅根据货币供应量目标来调整货币政策，而应该充分关注信贷增长状况。
（2）根据前述测算，如果目前信贷猛增的不要势头不减，全年信贷增长速度超过23％，则会对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过热产生压力。因此，对于目前的信贷增长状况，一方面不要轻易、过早下“经济过热”的结论，另一方面应对6月底信贷增长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为往往每年第4季度信贷增长率将更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将全年信贷增长速度控制在23％以下。
（3）我们应巧妙地把握目前的局势与时机，即充分利用近几年我国贸易部门竞争力正趋上升势头，经济增长态势基本健康，外资不断流入，外汇储备较丰富，汇率不升值的大好机会，把握好信贷增长势头，争取在未来几年实现高于历史趋势的经济增长率。
（4）从目前推动贷款增长的可能原因和目前的贷款增长率来判断，目前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可能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帐，加剧金融风险。例如票据市场发展形成的表外风险，向基础设施贷款可能形成的信用风险和外资流入在部分部门可能形成的泡沫，以及部分热钱流入可能给银行和企业带来的汇率风险等，因此不宜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措施，而应该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政策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在调整中，要根据央行最近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重点是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房地产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三）慎用存款准备金政策，继续选用央行票据“对冲”操作
在调控货币、信贷供给中，调整存款准备金是央行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但此工具基本是总量工具、结构性操作较难，调控力度不好把握。此工具若调控力度小，对商业银行基本没什么影响，商业银行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放贷款。但如果调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的大起大落，不仅形成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经济的打击，而且会产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贷款，经济调整代价高昂。另一方面，高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使得市场流动性减少，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的提高，这又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进而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部分抵消准备金政策的后果。弄得不好，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作为要挟倒逼中央银行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轻易动用存款准备金工具。
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中央银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一种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要有前瞻性考虑。因为下述因素会阻碍该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一是在贷款能带来较好盈利机会的条件下，要诱迫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必然会将票据利率推到比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会提高国债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市场利率和投资成本的提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二是商业银行可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方便地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包括商业银行的套利性外资的流入，从而又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因此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在对微调偏差的纠错过程中达到调控目的。
（四）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
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和实体经济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针对目前人民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实质性低估情况，保持汇率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的目前状况，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兼得的“铁律”，早晚也会在我国演绎。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央行的“对冲”操作效应会否遇到新的阻碍性因素，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不断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随时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可以考虑择机、搭配运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让实际汇率有所自然升值。
（1）根据我国入世承诺，从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即从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这意味今后的二年内实际上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逐步升值，会缓解中国人民币现阶段所面临的升值压力。视形势发展需要，甚至可提前履行入世承诺。
（2）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缓解央行的“对冲”压力。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目前还是较好的时机。进一步有选择的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
（3）视汇率态势发展，择机减少国内企业到海外发债额度，逐步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鼓励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与债券，向国内银行借款，以影响外资流入境内的速度。
（4）在上述政策效应减弱情况下，只要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仍出现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可通过年1％－3％的温和通货膨胀政策逐步释放。通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好处是：调整时间较长，资源转移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可以逐步适应新的环境，经济调整成本相对较低；调控当局针对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变化情况及资本流动的新变化，可以及时改变政策走向；在长期，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国际比较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保持竞争优势；在温和通货膨胀和非贸易部门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工资水平上升较慢，劳动力就业可以得到较大幅度的扩张，有利于明显缓解我国目前的结构性就业不足问题。
（5）在目前形势下外汇管理政策的基调应强调国际收支平衡。在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下，只要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基本稳定，不必担忧贸易顺差减少。保持经常贸易略有盈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时有逆差也不必惊恐。
总之，实际均衡汇率的变动，有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有因汇率预期引致的资金流动带来的压力。当前一方面要抓住好时机，防止信贷过快增长，争取在未来几年内实现高于趋势增长率的快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央行调控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变的预期，通过稳定汇率预期，争取时间，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专栏一信贷局势突变是怎么发生的？
当人们还在反思惜贷原因和寻求治理通货紧缩对策的时候，贷款从2002年8月份开始突然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9033亿元，同比多增10350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7810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18475亿元的水平。贷款增长速度创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有人预测，全年新增贷款很有可能达到35000亿元，增长速度高达26.6％。出现这一重大转折，意味什么？其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综合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看，我们认为，自去年8月以来信贷迅猛增长的基本原因是：
（一）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有力刺激了贷款需求的提高一季度GDP增长9.9％，4、5月份的非典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影响。其中一些“暂缓消费”会在下半年得到补偿，对全年的影响不大。各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仍不减。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7％，创1995年年中以来最高水平。进出口前5个月累计增长近40％。这是推动上半年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在完成换届以后为追求政绩而扩大投资规模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4月份，各种渠道贷款流向财政约666亿元，占当月新增财政存款的65％。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数量如此巨大的贷款，应该说不是为了满足日常支出的需要，而更可能是为了扩大投资。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从而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从国际经验看，突然的大量外资流入在带来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推动资产市场的升温，从我国房地产市场最近的发展态势看，也不能排除大量外资介入的可能。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的情况：
一是四大银行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风险担忧小。
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票据市场发展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
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贷款周转速度加速。
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专栏二如何认识信贷突变局势？
如何看待当前货币、信贷的迅猛增长，首先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及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客观的预测与判断。我们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良好的。推动近一年多来经济增长的某些因素，应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预测，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基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基数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和部分行业的重复投资，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但是目前的对策，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的时期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帐。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专栏三历史的总结
1997年－2002年，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年增长率维持在7％－8％水平，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也显著回落，并在1998和1999年出现下降。针对经济减速的局面，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从物价的低位运行和经济连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证据观察，这段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似乎仍显不足。这可以引申出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一是1997年之后出现的负面的需求冲击的来源是什么，程度有多大？二是货币政策为何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有什么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纠正？
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曾提出许多假说，概括起来说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缩，具体因素包括：长期的重复建设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产业结构失调；银行体系和投资者在风险承担方面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银行惜贷；改革的成本向公众转移导致的消费信心下降；大量的资本外逃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主张必须进一步深化结构改革，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总量政策才能生效。
我们从银行改革的角度出发，试图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想法，并通过计量检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仔细验证。我们推测，由于1996年开始加大了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力度，以及其后日益重视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努力，银行为规避贷款风险，减少了贷款供给，形成了惜贷。经过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在同时考虑经济增长、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差、出口、外资流入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后，1996年以后银行信贷的增长率确实出现逐步下降，这段时间内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平均下降约6个百分点。结论之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良贷款率每下降10个百分点，则贷款增长率提高1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银行体系目前巨额的不良贷款规模已明显制约了信贷的投放。降低不良贷款率已经不仅仅涉及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而且已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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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如畜牧业，种植业等的发展都和自然密切相关，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农户就会减产造成损失。同时“谷贱伤农”的市场规律也是小额信贷形成呆账、坏账的主要原因。
有些农户认为小额信用贷款的“支农、扶贫”性质决定其无市场硬约束，到期不用归还。因此他们不管自己有没有资金需要，就极力争取贷款，得到款项以后又怕还贷后难以再次贷出，即使有偿还能力也采取各种手段来逃避还贷；同时，有的农户获得贷款却没有生产技术，对于贷款的各种成本收益缺乏基本的权衡，往往盲目扩大生产投资以至投资失败昀终造成无法还贷；还有些贫困农户的生产资金和生活消费资金没有分开，得到贷款不是用于发展生产，而是挪作他用比如赌博、消费，没有形成还款能力造成无法还贷。
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全国有2.4亿农户，其中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为1.2亿，而在农村信用社取得小额信贷的农户只有8000万户，覆盖面为33%左右，还不到一半。说明小额信贷还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农户的资金需求也远远没有得到满足。
三、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对策研究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是一项需要长期存在的金融服务方式。要实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认识到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既是一个特殊的产业又是扶贫的一种手段，既要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同时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全面推行农村小额信贷，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为此，应采取综合措施多渠道解决农村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问题。首先要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功能。加大吸收组织农村闲散资金的工作力度，提高吸收存款的能力，增加支农资金实力。其次要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建立一个有效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从农户金融需求的多层次性反映了农村金融单单靠农村信用社这种组织形式无法满足农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应充分重视贫困农村地区家庭大量向亲戚朋友和邻居处借款的现象，探索多种适合当地的金融组织形式，建立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以适应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从长期来看，要解决农村小额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信贷需求主体层次主要信贷需求特征资金供给的可选方式和手段贫困农户生存性和简单再生产信贷需求，如：生活开支、小规模种养业生产贷款需求民间小额贷款（亲属和邻居间的小额贷款）、政府扶贫资金、财政资金、政策金融等
种养殖业（一般）农户简单再生产与部分扩大再生产信贷需求，如小规模种养业生产贷款需求自有资金、民间小额贷款（亲属和邻居间的小额贷款）、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少量商业性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等
市场型（富裕）农户扩大再生产信贷需求，如专业化规模化生产者工商业信贷需求自有资金、民间借贷、商业性贷款、信用社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等金融市场上的垄断格局，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提高农村小额贷款利率。放开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利率会对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是弥补了金融机构运行小额信贷的成本，使金融机构尤其是农村信用社的小额农贷这项业务得到可持续发展，农户能够一直得到信贷服务。二是低利率实际上是穷人获得贷款的障碍，低息贷款往往被有很好关系网的非贫困人口占用，所以市场利率是穷人获得可持续信贷的有力保证。市场利率上升，虽然会加重农民的利息负担，但在资金短缺的贫困地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是相当高的，贫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持续的小额信贷服务，并且宁愿支付较高的利率。
农业经济自身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决定其为投资低效率领域，农村小额信用贷款是帮助农户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农村脱贫涉及国家、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但是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也不完善，许多的信用社贷款是用于农户的治病救人而不是生产发展上，贷款质量很低。政府应该在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上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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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表明，去年下半年以来，贷款扩张和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提速，其中机场、地铁、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扩张的势头尤其明显。这一发展势头在时间上与地方各级政府换届大体一致，在投资方向上所影响的部门夏斌高善文陈道富也主要与地方各级政府行为有关。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出现死灰复燃苗头。在某些地区，有些新开工的行业结构基本雷同，出现部分重复建设，促使贷款迅速增长。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
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人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
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情况：一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基层银行不但忧其有风险。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在票据市场发展起来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使贷款周转速度加快。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当然，也不排除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为了在考核中取得好成绩，事先与客户达成协议，考核前放贷款，过几天收回贷款。从账面看，贷款、存款都有增加，出现贷款在月末、季末快速增长，月初、季度初又迅速回落的现象。
对信贷形势的基本判断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基本良好的。“非典”疫情的短期存在并不会改变中国广阔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基本优势，外资流人是由其长期发展战略和中国的相对优势决定的，不会因为短期因素冲击而改变，投资增长势头不减，人民币汇率仍保持稳定。
因此我们预测，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鉴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和部分重复建设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目前的对策是，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呢？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人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跟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可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账。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年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有关政策建议
（一）继续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在当前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储备不断攀升从而引起外汇占款大量增长，贷款增长率创历史高位的情形下，中央银行的政策确实面临稳定汇率与控制通货膨胀的两难选择。
如果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会增强对汇率升值的进一步预期。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但如果一次对人民币币值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放任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存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使汇率急剧波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率较低，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的显著下降，同时在银行体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账。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短期调整成本是相当高的，在目前情况下选择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二）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确保其增长速度不超过23%
尽管不宜选择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政策，但央行不能不关注信贷猛增的势头，更不能任目前信贷猛增的势头不管。我们预测，如果全年信贷增长速度超过23%，则会对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过热产生压力。因此，一方面不要轻易、过早下“过热”的结论，另一方面应对6月底信贷同比增长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往年第四季度信贷增长率较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将全年信贷增长速度控制在23%以内。应巧妙把握目前的局势与时机，利用近几年我国贸易部门竞争力正趋上升，经济增长态势基本健康，外资不断流入，外汇储备较丰富，汇率不升值的大好机会，调控好信贷增长势头，争取在未来几年实现高于历史趋势的经济增长率。
（三）力争在调整贷款结构基础上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从目前推动贷款增长的可能原因和贷款增长率来判断，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可能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账。因此不宜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政策，而应该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政策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
一是要根据央行最近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重点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特别是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房地产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二是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有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同时在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三是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四）慎用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继续选用央行票据实施对冲操作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但它基本是总量工具，结构性操作较难。若调控力度小，对商业银行基本没什么影响，商业银行仍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发放贷款。但如果调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的大起大落，不仅形成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的经济的打击，而且会产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贷款，调整代价高昂。另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使得市场流动性减少，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进一步走高，这又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进而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部分抵消准备金政策的后果。情况严重时，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作为要挟倒逼中央银行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轻易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
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的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的央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一种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要有前瞻性考虑，下列因素会阻碍该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一是在贷款能带来较好盈利机会的条件下，要使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必然会将央行票据利率提高到比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会提高国债的发行成本，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另外，市场利率和投资成本的提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二是商业银行可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方便地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套利性外资的流入，从而又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由于较大规模使用央行票据，其历史仅一年多，经验缺乏，海内外资金流动的不可测性因素较多，因此，央行票据什么时候卖出，卖出多少，市场实际利率会如何变动，要密切关注。总之，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在对微调偏差的纠错过程中达到调控目的。
（五）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
保持汇率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目前的状况，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快速势头，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兼得的“铁律”，早晚也会在我国演绎。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央行的对冲操作效应是增强还是减弱，会否遇到新的阻碍性因素，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通过不断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随时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可以考虑择机搭配运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让实际汇率自然有所升值。
1.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即从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这意味着今后的两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逐步升值，这会缓解人民币现阶段所面临的升值压力。
2.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缓解央行的对冲压力。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目前是较好时机。进一步有选择地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
3.视汇率态势发展，择机减少国内企业到海外发行债券额度，逐步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鼓励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与债券，向国内银行借款，以影响外资流入境内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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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不平衡。从地域上看，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信贷发展迅速，而中部、东北等地区消费信贷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人们的收入较低，信贷市场需求较小，有些信贷业务无法发展。在农村，由于其自身环境差，农民收入相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收入较低，商业银行开展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往往倾向于城市居民，忽略了农村的需求，这导致了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缓慢。
（二）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特征
1.消费信贷信息缺失。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评级机制还不完善，不能及时获得客户的收入变化、还款意愿等信息。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自有净资产、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如果客户隐瞒自己的信息，银行也束手无力。
2.消费贷款陷阱。商业银行几乎都推出了信用卡业务，然后一些商业银行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给出“零利息”的优惠条件。然后这一条件往往是一个陷阱，客户在实现提前消费的同时仍要支付利息，这就降低了人们的消费信贷的信心。
3.信贷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现阶段我国消费信贷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相似的产品，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这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在进行消费信贷业务品种研发与推广时不重视市场营销策略，不能满足各个收入阶层客户的需要。
4.个人消费信贷风险的管理不够完善。目前商业银行缺乏风险退出机制，无法通过自身的利润和准备金来消化不良贷款。同时信贷风险管理的监督力度不够，难以对各种风险进行跟踪和控制。
二、个人消费信贷中的风险因素分析
（一）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评级由于我国居民平均收入不高、收入来源多样化、收入不稳定，导致贷款人不能及时还款或不愿意还款，增大了银行放贷的风险。我国商业银行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不能完整地收集数据和信息，只能依靠征信机构来获得客户信息。目前我国个人信用评级机制还不够完善，无法像发达国家一样，由相关部门整理并形成个人信用评估报告，然后卖给所需要的银行。
（二）商业银行经营能力虽然国内商业银行不断加强信贷管理制度建设，但整体信贷管理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商业银行信贷人员做出信贷判断和决策还是简单地依靠借款人身份证、个人收入证明等简单的材料，对个人的信用调查基本上依赖于借款人的自报及其就职单位的说明，对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社会活动及最为重要的有无违法记录等缺乏正常程序和渠道进行了解征询。同时商业银行还存在着盲目营销的问题。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商业银行往往鼓动其分支机构开展各种促进个人消费信贷的业务，甚至会出现违规操作的现象。比如商业银行的员工会有一定额度消费信贷任务，不少员工为完成任务，获得高收入，盲目地对高风险低信用的消费者放贷，甚至自己使用贷款进行高风险投资或炒股，这将使信贷风险加剧。
（三）消费信贷法律环境消费贷款的相关法律不健全。由于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客户均为个人消费者，消费信贷金额不等，消费信贷的笔数众多，并且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品种繁多，有个人短期信用贷款、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这导致了建立个人消费信贷的法律难的问题。目前我国没有一部完善的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现行法律条款似乎存在着维护债权人的倾向，缺乏消费者个人贷款的针对性条款，没有明确具体指出贷款者失信、违约的惩处办法。这使银行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缺乏法律保障，不能妥善的解决出现的风险危机问题。同时在个人消费贷款的担保方面也缺乏法律规范，导致商业银行执行债权成本较高以及消费信贷风险难以控制。
（四）个人信用环境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往往不重视个人信用，只追求高额利润，信用制度和惩罚机制还没有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非常普遍，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意味着商业银行对贷款者的信息不能完全的掌握，而这些贷款者通常会表现良好，致使商业银行认定其为合适的贷款对象，相反，那些信用评级好的申请人却无法获得贷款。道德风险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资信不好的借款人在还款前，由于商业银行不能监控其信息，贷款人在最大限度增加自身最大效用时，改变其贷款用途从而是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增加。
三、我国个人消费信贷管理对策
(一)消费者方面
1.打开农村消费信贷市场。目前，我国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农民的消费信贷市场具有发展潜力。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改变，有的农民开始购买小汽车，这意味着他们的消费观念在改变，如果商业银行在农村开展信用卡业务、个人汽车贷款业务等，将会增加农民的个人消费信贷需求，打破城乡信贷业务发展不平衡格局。
2.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者有能力偿还贷款。同时当消费者预期将来的收入会增加时，他们便会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消费需求增加，意味着供给增加才会达到新的平衡。进一步要求商业银行推进其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品种的多元化发展。
3.提高个人信用意识,增加消费者的相关信用知识，大力宣传信用消费，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从而降低个人消费信贷所带来的风险。
（二）商业银行方面
1.完善现有产品及创新信贷业务,组合和优化产品功能、价格战略及服务手段，拓宽发放贷款渠道。目前，个人住房贷款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的需求较大，着重研发住房和汽车的消费信贷业务品种。在保证消费者具有良好信用评级的情况下，如收入较为稳定的教师或机关工作人员，商业银行可以开展延长贷款期限、降低贷款的门槛或提供贷款优惠政策等信贷服务。同时也可以对有创业意识的家庭提供创业贷款。
2.采用科学的信用评级机制。目前，商业银行虽然已经基本建成客户的个人信息资料库，但是银行之间没有进行资源共享机制，这意味着每家银行也只掌握了一部分的客户信息。因此商业银行应该协调一致，构建一个全银行客户的个人信息库。同时应该建立一个信用等级，它可以随时更改客户的资信等级，如在三年内保持良好的信用水平，可以调高该个人的信用等级，将该等级录入该客户的个人信息库中，并且可以按照消费者的信用等级划分个人消费信贷优惠政策。从减少消费者成本的角度入手，降低个人消费信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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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所创设的小组(著名的“五人小组”)联保贷款制，通过穷人之间的“自由结社”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将一般商业信贷所固守的财产抵押担保教条巧妙地取而代之。令人称奇的是，格莱珉银行以帮助639万借款人中的58％成功脱贫并保持连续9年盈利记录的骄人业绩，成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标杆。这不能不归功于其运用了社会资本的原理——作为黏合剂，社会资本成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接。作为最初由经济学的“资本”演变而来的概念，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定义——是实现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通过科尔曼、普特南等的建设性贡献，得以深化和完善。尽管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存中的行动者(个人或组织)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并具有公共物品性、不可转让性、可转换性、层次性、无形性以及分布的非均衡性等特征。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显性契约等)和信任(隐性契约等)是其基本要素。特别指出，社会资本对于反贫困有重要的观测和警示作用，从而给小额信贷创新以启示。根据世界银行对社会资本关于紧密型(家庭成员与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指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和垂直型(通常指贫困者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或组织之间的纽带)的划分，贫困群体(含中小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在此，“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通过“圈内人”的互动得以印证。作为主体认真履行承诺所赢得的声誉，以及关于主体可信任度的信息和有价值的资产，信誉很好地因应了社会资本作为人际互动合作中产生的资源的内在规定性。因信誉同样作为人际互动合作的产物，其建立与维护需要投入资源从而产生收益；信誉也是一种存量——人际互动中形成的资本净流量之和。同时，贫困群体只有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而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表明，对于社会资本的效应及其分析应全面审视——从“圈内”扩展到“圈外”是必然。因后两个资本恰是助推贫困群体成长的关键性内容。
二、构建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中小企业融资机制
看来，倚重甚至迷信这种基于“熟人”网络的社会资本效应失之偏颇。毕竟从以族缘、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传统的乡土社会，向以社会经济主体间的合约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现代契约社会过渡，或者说，从单重隐性的契约(信誉等)的社会向更重显性的契约的社会转型，虽然必历经陈痛——分娩出新秩序中的道德断裂和失序，但为大势所趋。而这样的过渡期很容易造就这样的“道德悖论”：一个在共同体内部恪守道德要求的人，当这个“差序格局”(关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格局极有创意和深度的说法)扩展到距离“波纹核心”遥远的地方从而远离这个共同体时，其自我道德约束就非常脆弱。这根本源于他对于共同体内外不同的成本～收益的权衡：行为的被观测性(决定信息是否对称与完善)、长短期变化以及非道德行为是否受到经常监督、约束和惩罚的属性，都是重要的审视变量。显然，社会资本也有“塌陷”，也有不同的适应性——依存于不同社会结构的社会资本，其功能有相对应的规定性。就格莱珉模式来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风险，而只是一种风险转移——五人小组机制的相互监督与激励的“双刃剑”，在使各成员将还贷压力外化为求生存与发展动力的同时，银行也由此实现了成本转移，即将成本外化给贫困者自治组织。这种个人风险向团队风险的转移，虽减少了信贷审查成本，但也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尤其是个别贷款会传染成整个组织的共同违约。随着市场化进程和人口流动的加快，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可见，原生态的信任与信用，难免有局限性；“信誉+合约”，才使“信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命题具有普适性。
据此，解决小额信贷难题，寄希望于一种法则、一种模式是不现实的；况且格莱珉模式也不可复制。以“供应链一信贷链一融资链”联动机制构建的共生融资模式表明，融资链作为连接企业和信贷机构的中间组织，可以以信誉和有约束力的合同为基础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鉴于信贷组织要调查和掌握中小企业的隐蔽信息(指中小企业通常存在的难以量化和传递的，具有较强人格化特征的“软信息”)需投入相当成本，可依赖融资链的信誉行事而不必太费时费力；尤其是可依靠融资链的相应合同条款，起到为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质量担保的作用。因融资链上游的大企业，通常在与多家信贷组织打交道的过程中，建立了关系型融资体系，并与中小企业形成共生融资机制，从而会产生良好的(或不良)以信誉和合同等显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效应。
对此，将基于共生融资机制的生态群眼光聚焦于资本的社会性观察，借GB模式的样本效应，通过从信誉到合约的扩展，一种使小额信贷走出困境的全新维度和可行路径清晰呈现。基于“供应链一融资链”的完善的共生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以一个信贷资信等级很高的大企业为核心，凡与这个核心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同样受到信贷机构关注的中小企业，可持与该核心企业的业务票据到信贷机构申贷。这就构成了信用链条的复合式结构，即“1+N”模式——作为“1”的核心企业与作为“N”的中小企业群的有机组合：而“1+N”实质是中小企业群与大企业的互动共生。要通过培育合格的共生单元(培育大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赋予中小企业平等竞争的地位并举)，加快共生秩序建设(破除垄断与加强协会组织建设并行)，催生内生媒介和外生媒介的发育与成熟，逐步建立起对称互惠连续共生的融资机制。
参考文献：
[1]罗正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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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加强组织与领导。要明确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对银行信贷文化的组织管理工作，要分别从观念文化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员工道德行为规范、重点业务、“品牌”等方面总结典型经验，把经验加工成理念，把理念阐释为规范，使价值内化为信念，以制度约束行为，使规范行为形成习惯，再用先进的信贷文化观念教育和引导员工，调动广大员工积极争当信贷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以点带面，唱响文化旋律，尽展文化魅力，把信贷文化建设引向深入。
二是要加快培育与挖掘现代银行企业家。一方面，建设卓越的企业信贷文化，造就银行的核心人物——银行家尤其重要。他们作为银行全体员工的最优秀代表，是银行价值观和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银行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另一方面，银行的个性出自银行的理念，银行的理念也就是银行家的理念。银行家作为成功银行的灵魂人物，是银行凝聚的核心，必然是银行信贷文化建设的首要主体，肩负重任。
三是要实现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的有效结合。实践证明，只有将管理制度与人本主义有效结合，银行经营才能成功。建设以人为本、团队精神和创新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文化，应体现企业文化中“人情化”管理的内涵，强调了环境因素与人本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四是要建立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清洁工是不能代替银行行长的，但竞争机会应是均等的。因此，必须要建立与完善责权利相结合的机制，要让责权利的对等，体现在银行信贷运作的全部环节与要素，并且作为价值观念支配着每一个员工。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实际功效与牢固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基石。
3以特色为品牌，增强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
特色就是品牌，特色就是竞争力。如果银行信贷没有特色，就等于没有品牌；没有品牌，就等于没有卓越的文化；没有卓越的文化，就难以有客户的绝对忠诚与市场的生命力。
一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信贷文化应为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和创新服务，为商业银行增加盈利与创造效益服务；否则，银行信贷文化就会失去它的固本之源与应有意义。实施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品牌开发战略，就是要根据金融市场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律，去提炼、开发与创造品牌。只有经过创意、包装和营销以及长期的市场培育并得到市场和客户认同的信贷产品、信贷观念等，才能成为叫得响、放得开与具有生命力的信贷品牌，才能升华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信贷文化二是要以客户为中心，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增强银行信贷的竞争力。由于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替代性强的特点，因此，“客户”观念对于银行来说尤为重要。谁拥有让客户满意的品牌特色，谁就拥有了市场竞争和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在为客户提供信贷服务的过程中，应以满足客户的需要为目的，以个性化服务为特色，让“以客户为中心”的思想贯穿于信贷文化定位、包装和营销的全过程，通过特色品牌积累和“特色效应”的放大，增强客户的品牌消费信心，巩固商业银行的市场地位，保持同业竞争优势。
三是要以科技为手段，提高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仅可提高金融增长速度，还可提高金融增长的质量。技术领先，服务领先，文化领先。只有实现科技规划、科技开发、科技应用、科技创新与银行信贷业务的密切融合，实现信贷文化的科技双翼的成功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为实质有效的提升与飞跃。四是要以传统优势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牌。国有商业银行分别在各自领域占有优势，如建设银行在中长期信用、项目融资、项目管理、工程预决算、投资咨询等业务方面，有着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拥有较高水平的专业队伍，享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拥有稳定的客户资源；在房地产金融、住房消费信贷等新型业务方面领先银行同业。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比较优势，把自己的优势核心产品塑造成客户忠诚度高、创新能力强、技术含量高、品质卓越的金融品牌，形成特色化的品牌竞争优势，再通过这些文化优势与品牌效应来拓展市场、赢得客户。
4以品质为生命，提升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品位与素养
创造文化的卓越品质与创造文化同等重要。
一是要综合治理各种不良的信贷文化。即要全面、正确地评估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现状，对信贷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利于商业银行信贷事业长远发展、不利于商业银行卓越信贷文化培育的各类信贷观念、信贷制度、信贷产品甚至信贷人员等，都要进行全面、彻底地清理、规范与整治，趋利除弊，以切实保证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先进性与卓越性。信贷文化要确立与保持自己应有的内核，如风险控制、稳健经营、强化管理、自觉约束、质量第一、规范运作等，要用实际、深远的眼光，以新形势下的信贷市场为导向，以品质为生命，全面分析、衡量信贷文化的市场潜力，提升信贷文化的品位。
二是要着力规划整合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即要将构建卓越的信贷文化当作是金融竞争新格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任务，认真做好信贷文化课题研究。商业银行作为大型企业，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允许信贷文化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允许探索具有局部特色和地域特点的信贷文化表现形式，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内在涵养不能任意阐述，必须要有全局意识与整体概念。在信贷文化的统一规划与整合设计中，要将分散的文化相对集中，将信贷理念、服务客户的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予以梳理，将传统的单一产品宣传、信贷业务培训等与企业形象树立、价值观宣扬结合起来，并将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宣传渠道与传播网络等予以整合、疏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体现一个优秀企业的文化特质。
三是要敞开胸襟，放宽眼光，大胆学习、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先进商业银行的信贷文化精华。即要从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出发，立足国情行情，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注意学习各类单位，尤其是外资金融机构先进的经营管理和信贷文化建设经验，分析鉴别，消化吸收，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不断丰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内涵，从而使商业银行信贷文化更具开放、兼容的国际化特性，更能紧跟先进信贷文化的发展潮流，更加适应未来国际信贷竞争的环境，更具卓越品质。
5以创新为动力，持续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的生命周期
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延伸商业银行信贷文化竞争优势和生命周期的原动力，是21世纪商业银行活力之源和商业银行获得全社会以及广大客户认同的保证。实施信贷文化的创新，必须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坚韧不拔的创新精神，要与时俱进，注意创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通过有计划、有意识的创意和策划，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创新、催生出符合时代特点和客户消费心理的信贷文化。信贷文化的创新还要注意推动文化的持续发展，即要与商业银行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一致起来，要加强学习与超越文化、虚拟与借力文化、速度与效率文化、协作与共享文化，实现商业银行利润性、社会性和伦理性三者的协调统一，最终促进商业银行成为一个有社会感召力、经济贡献力和持久影响力的、卓越的现代商业银行。
参考文献
1交通银行课题组.西方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及其借鉴[J].新金融,2004(9)
2王进军.论构建卓越的建设银行信贷文化的政策取向与路径选择[J].财经政法咨讯,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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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解和防范农村小额信贷风险的措施
（一）改革与不断完善小额信贷组织内部体制小额信贷机构内部人员的素质、管理水平以及管理体制的完善与否、水平的高低，都直接影响着信贷机构的发展。对此，我们应该加强信贷队伍建设，并通过提高信贷人员的贷款权，把放贷的风险遏制在源头上。首先，积极引进在金融方面具有专业水平、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员进入信贷队伍，也可以从其他金融机构如国有银行等挑选优秀人才，同时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直接聘用各高等院校成绩优异的金融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其次，切实抓好内部培训工作。定期向在岗工作人员进行业务专项培训、能力培训和小额信贷知识培训，使他们精通小额信贷的内容和运作方式，并且要根据农户所经营的内容，向他们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特别是要进行农业科技扶贫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能力。再次，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奖励机制。对贷款数额大，且贷款到期收回率达到100％的信贷员，可按贷款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而对贷款到期收回率低于80％的信贷人员，按实际情况对他们进行罚款或行政处罚。这种措施由于关系到信贷人员的个人利益，有效地减少了信贷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利现象的发生。最后，下放贷款权。为了防止呆账、坏账，控制金融借贷风险，不仅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思想品质好、工作效率高且熟悉农户信息的信贷员队伍，而且上级需要适当地下放贷款权，使信贷人员对那些数额小、风险较小的项目信贷有直接的控制权，从而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二）加强农村小额信贷的信用环境建设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信用环境依然不容乐观，逃废金融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加强金融法制建设，对农户进行征信知识宣传，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政策、法律以及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势在必行。1．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应按农户信用级别的不同，执行差别的利率标准，使信用等级高的农户得到实惠，充分发挥利率的杠杆调节作用，以此形成对农户信用水平的激励机制，引导广大农民共同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2．不断完善中国农村征信体系建设。需努力的方向有：（1）对农户进行个人资信调查，建立农户个人信用档案，同时农户信用信息在各部门之间开放，这样各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就会对农户的失信行为产生约束力；（2）强化政府在建设农村征信体系的责任和义务。政府作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主导者，应积极发挥立法、引导、预防监督、保障和沟通的作用，并在征信发展过程中树立诚信的形象，发挥表率作用；（3）加快征信体系法律法规的建设，最终形成以农户道德为支撑、政府作用为导向、规范的法律法规为保障的农村信用制度。
（三）逐步实施小额信贷高利率政策国际成功的小额信贷，大都采取高于一般商业贷款的市场利率，主要原因是小额信贷的运作成本远高于一般商业贷款机构的运作成本，而要维持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就需要依靠高利率来补偿，加大宣传和解释力度，让他们认识到小额信贷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的区别，即小额信贷不仅仅提供资金，信贷员还会亲自上门指导并提供相应的一系列服务，进而让他们慢慢地意识到小额信贷是真正在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找寻致富之路，从而逐渐地接受高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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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配给是信贷市场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信贷配给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或许可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相提并论”(傅殷才,1993)。现代信贷配给理论评述信贷配给是指贷款人基于风险与利润的考查不是完全依靠利率机制而往往附加各种贷款条件,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实现信贷交易的达成。它表现为两种情况:（1）在对借款人信用评级基础上,一部分申请人可以得到贷款而另一部分则被拒绝,即使是后者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2）借款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市场仅仅是利率机制在起作用,利率灵活的变动能够自动地调节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使信贷市场趋于均衡,而信贷配给仅是由于外部振动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非均衡现象。下面我们介绍两种对信贷配给有不同看法的理论，用来说明我国信贷配给的双重特点。
20世纪70年代初期，麦金农和肖通过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模型（以下简称M-S模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严重金融抑制是制约储蓄积累和经济发展主要障碍，概括地说，M-S模型明确了凯恩斯主义低利率刺激投资的政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即有管理的低利率必然会要求在有管理的信贷市场上进行信贷配给（CreditRationing）,而信贷配给将使低效率的投资获得廉价的贷款，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
麦金农和肖的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以配给的方式供应信贷，能获得信贷的多为享有特权的国营企业以及与官方金融机构有特殊关系的私营企业，而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存贷差。但这些借款者的投资并不总是获得较好的效益。因此，信贷配给政策可能挤掉一些高效益投资项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而对信贷配给现象作出更深入研究是斯蒂格利茨和韦兹。1981年，以斯蒂格利茨和魏斯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从不完全信息市场的角度提出了“金融约束论”。他们认为金融深化论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在斯蒂格利茨和魏斯的理论（以下简称S-W模型）中，论证了由于信贷市场上借款人在项目的风险收益水平及资金实际使用方面掌握着比银行更多的信息,因此,信贷市场上的信息必然是不对称的,由此而产生的“人为”的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使得银行业无法完成对自身信贷资产的全部有效控制,信贷风险由此产生。信贷配给的出现,与利率的刺激效应和逆向效应有关。从信息不完全发生时期看,事前信息不完全是信贷交易发生前银行缺乏辨别顾客风险状况的充分信息,这时,如果银行在基础利率上增添“风险补偿费”使利率上浮,风险较大的借款人愿意接受贷款而不可能拖欠,比较安全的借款人往往放弃借款申请,这就是“逆向效应”；事后的信息不完全是由于监督成本高昂使得银行难以获得信贷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接受较高利率的顾客在获得贷款后,必然追逐高风险项目,这就是“刺激效应”(即道德风险效应)。由于利率双重效应的存在,贷款利率的上升将促使信贷资产风险的增加和配置效率恶化。因此,银行应采用非价格手段来配给资金:当信贷市场上出现信贷需求大于信贷供给时,银行会把利率定在市场均衡利率水平之下,鼓励那些资信度高、只愿意以低利率借款的顾客借款,限制那些资信度低、愿意以高利率借款的借款者,以实现银行利润最大化,改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
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借贷市场上均衡信贷配给可以实现。S-W模型强调了由于市场微观主体的逆向选择作用，存在着比瓦尔拉均衡更稳定的信贷配给均衡，它使得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可以通过利率的甄别机制（ScreeningDevices）来选择贷款对象（避免高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
二、我国的信贷配给及其两重性
笔者对近几年中国商业银行利率变化和存贷差额数据进行统计并观察，发现有以下两个变化：从1996年起到2002年，央行八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2002年的1.98%，一年期贷款利率从1996年的10.98%下降到2002年的5.31%；我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持续7年出现存差，而且存贷差额呈递增趋势，从1996年的7439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43585亿元。这两种变化完全符合麦金农和肖M-S模型中的信贷配给特征，说明在我国信贷配给现象确实存在。但笔者认为我国信贷配给的形成原因有两重性，兼具M-S模型和S-W模型所提出的信贷配给的成因，下面我们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所指的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一层意思是指：政府努力动员金融资源向有特权阶层的企业配给资金的麦金农和肖式的“政府主导型”信贷配给，很显然，第一层信贷配给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行为。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构成上看出，笔者首先把全国的企业类型分为两大类：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其中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其他经济），然后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中的信贷又细分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信贷额，这样计算1996年到2002年7年间的数据，我们发现从1996年到2002年国内贷款总额增长了将近2倍，但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从中获得贷款额比例很不均衡，虽然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重在加大，但一直到2002年，国有经济从国内贷款中还获得了56.26%的份额，仍然占到一半。而且国有经济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通过银行转贷给对国企的预算内资金。我国信贷配给第一个特性形成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金融体制依附并服务于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要优先考虑对国有经济的扶持与发展，在国有经济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出现困难时，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也就不足为奇了。（2）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不光担负经济任务还有许多社会功能：国企必须对地方经济增长，雇员和退伍军人安置等问题负责，同时履行许多“政治任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企改革就是要企业甩掉这些“包袱”，轻装上阵，其中包括：下岗分流冗员，医疗、住房等福利费用的削减等等。那么这部分改革成本在国家出于安定团结的政治目的，要由政府承担。另一方面，现代化企业的建立要求他们随时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投入，但在国企效益好转有盈余资金支付这些开支前，政府作为他们的所有者，肯定要从资金上加以支持。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财政无力负担或“赤字”财政亦无成效的情况下，国家必然转而求助于金融体系，即对国有经济进行信贷扶持。
我国信贷配给双重性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市场主体型”信贷配给，它体现的是发展中国家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微观主体行为的增强。这一点可从我国近年来金融机构存差日益扩大，银行“惜贷”看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在选择授信对象过程中的主体性在加强。但是从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主体行为增强主要表现在：对非国有经济信贷不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第二个特性形成的原因是：（1）近年中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大，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大幅削减人员，精简机构，消化不良债权，为早日上市融资创造条件。这样，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具有一定市场行为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它们需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决定贷款时必须考虑一定的自身利益。（2）民营经济融资信息渠道不畅。这种状况主要表现在银行对申请授信的中小企业既没有充分的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渠道进行了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民营经济数量大，情况千差万别，难以达到“完全信息”。中国私营企业共有150万个，占注册登记的工业企业的99%，且分布的行业、地区，自身规模、产品状况等情况十分复杂，这就限制了银行对民营经济的授信；二是有些信息本身就缺乏，无从获得。例如：竞争力、成长性等决定银行授信行为的有关民营经济发展前景的信息，当前对民营经济的评估不仅缺乏，而且信息的确难以获取；三是很多民营经济成立的时间短，其信息的真实性难以甄别，尤其是民营经济的信用度和信用史无法给银行以可靠的保证，使银行对民营经济授信“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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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对小额信贷具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1）本土化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识别和规避风险。简单地说，农村贷款发放者不仅面对着一般性问题，还要面对因农村居民特性引起的许多额外问题。正确地预测偿还贷款是业务经营成功的关键。贷款技术是预测偿还贷款风险的方式。虽然目的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贷款者选择的贷款技术是不同的。比如，私人放贷者是通过一系列非正式制度来保证贷款偿还，相反地，商业银行则是运用自身的技术通过正式制度来实现贷款偿还。小额信贷机构可以通过农村本土化的社会资源来解决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较好地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机构的风险。
（2）本土化有利于小额信贷机构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率。地区之间在历史渊源、生活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存在差异。首先，本土化要求员工主要来自当地，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并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他们掌握了当地农户的家庭背景和生产经营状况，对贷款申请者的品质和还款能力可以最快地做出较正确的判断。本土化减少了交易费用。其次，本土化要求引入外来信贷模式的同时，必须按照当地生产周期和生活习惯等情况，适当地调整小额贷款产品特征。即通过调整贷款对象、还款方式、贷款额度等产品特征以及调整抵押担保条件，尽可能地将小额信贷资源分配给低收入人群，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再次，本土化要求开发当地人力资源，这样不但为其所在农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还使得机构的利润留在了农村社区内部，从而促进当地农村经济的良性循环。
3．我国小额信贷本土化调整
我们认为，小额信贷项目，特别是GB模式的小额信贷项目应在以下三方面进行本土化调整。
（1）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应该以本土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生产经营模式等为出发点，进行制度调整。小额信贷项目既不能是纯商业活动，那样必定导致目标上移，也不能完全抛弃“市场”的运作手法，毕竟信贷是一种金融活动，要符合市场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