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文化传媒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page_break]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page_break]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2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3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4
电视相亲类节目是在媒介激烈竞争压力下的新型产物,虽然它并非由中国媒体原创,但是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却让该类节目的原产地美国的媒体《今日美国报》等都大为惊叹。“根据索福瑞71城市收视率最新统计,包括所有频道在内的所有节目,《非诚勿扰》的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牢牢霸占着全国卫视所有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非诚勿扰》的收视率领先当周收视第二名将近180%。”①
《非诚勿扰》节目符合当下社会关于“剩男”“剩女”的话题,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并且成功运用了“视觉传播”效果,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包装还是女嘉宾的形象上,都容易引起受众的关注度。《非诚勿扰》的游戏规则使得全场节目充满变数、伏笔重重,更增加了其收视率。此外,精准的“时尚、婚恋的真人秀”节目定位也让《非诚勿扰》高居收视榜首。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到的“话题”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电视台频频制造的各种噱头正是这类节目火爆的最大理由。“拜金女”“富二代”等互相攻击的出位语言,在《非诚勿扰》里不止一次出现,而且甚至保持着较高的频率,这使得“天涯论坛”、“百度贴吧”等大型网络讨论区内有大量针对该节目褒贬不一的发言,而且言辞同样犀利。即便如此,该节目依然能够“夺冠”,由此使得同行竞相羡慕、效仿。“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一些处于弱势、低收入和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和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女嘉宾的调侃对象。一些节目中明显表现出嫌贫爱富、轻视普通劳动阶层的不良现象。”很多话语“体现出了80后青年对感情处理的直接而粗暴,甚至是不负责任。”②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这样的两个观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会使一切文化变成附庸甚至消失,而这种消失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③如今,在由“看图时代”向“读图时代”演变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成是对电视可以将任何文化都具象、直观、浅显地呈现的一种肯定。”④当代电视传媒作为一种文化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视觉文化的转向使得传媒文化形成了视觉霸权,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尼尔・波兹曼的理论。“尽管传媒文化方式多样,但从当展来看,有一个明显的‘视觉文化转向’―― 视觉性成为传媒最为有力的手段,以至于视觉性压倒了其他因素或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dorninam)。”⑤
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指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出现与大众传播的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大众传播影响着传媒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传媒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大众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等。尼克・斯蒂文森说,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传播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媒介就是文化的产物。有了文化,就需要传播;文化越繁荣,传媒越发达,传媒文化越繁盛。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s)这个概念最能反映传媒与文化的关系,体现大众媒介对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巨大影响,同时表明传媒自身也构成一种文化系统。⑥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影响
传媒文化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形式及传播内容的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觉文化突出,电视媒介注重“形象包装”。现在,无论是图书、杂志和报纸等传统的印刷传媒,还是电视传播媒介,甚至是新兴的网络媒体,都正在遭遇着“视觉的征服”。当“读图时代”到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了传统上以文字为主的印刷物世界,也正因为“视觉至上”原则,电视和网络等传播媒介以超凡的色彩和夸张的布局来争取更多的受众。《非诚勿扰》节目中的“形象包装”充分体现了视觉文化的转向对电视媒介的巨大影响。节目的包装非常精心细致,不论是现场整体的环境氛围、灯光服装、化妆以及道具,还是节目的背景音乐、节奏控制等等,都尽量与节目的目标受众“时尚的年轻群体”贴近。同时节目参与者的装束也十分靓丽养眼、打扮时髦前卫、表现大胆奔放,多位平面模特的加盟更在无形中为节目创造了较多的看点与卖点。
我们甚至可以亳不夸张地说,电视传媒如果缺少视觉冲击力,同时又面临互动式新兴网络媒体的竞争压力,将会立即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电视传媒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今日电视传媒的视觉性高低可以说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当代传媒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竞争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上的竞争,乃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较之于其他媒体,当今的传媒奇观,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压制受众自觉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难免会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⑦
第二,传媒文化促使电视媒介商业化与娱乐化。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传媒文化的繁荣程度。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媒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不得不把评判权完全交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至此,为了讨得广大消费者的欢心,传媒文化不得不将电视媒介推向商业化和娱乐化的道路。
《非诚勿扰》以夺得收视排名第一为目标,娱乐自己、娱乐大众为手段,全然不顾由节目内容而引发的各类争议。看过几期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每一期节目几乎都会“精心”设计一个话题,或与金钱有关,或与道德有关。比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宝马女”,牵一下手要20万的“拜金女”,甚至是因出言不逊、不可一世,招致所有女嘉宾及现场调解员乐嘉“攻击”的“富二代”,明明条件很好,却迟迟不肯速配下台的女嘉宾,这些都会成为受众攻击的看点。诚然,为讨好消费者,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于是,受众想要什么,《非诚勿扰》就做出来什么,美女,金钱等社会上热议的话题毫不加回避直接讨论,虽然收视率提高了,但是对广大受众的误导与错误的价值观的宣传,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也是传媒文化娱乐化的巨大弊端,它削弱了传媒文化的深刻性,导致其日益趋向浅显低俗的娱乐化,并颠覆了现存的主流文化价值观。
第三,传媒文化激发了受众“偷窥欲”。《非诚勿扰》节目在激发受众“偷窥欲”上做了很好的处理,甚至可以说,该节目的火爆也归功于敢于暴露男女嘉宾的隐私。将功利主义裸地摆放在公众面前,对自己交过女友的数目坦然暴露给公众,得益于受众对隐私的好奇,由此《非诚勿扰》超越了多数电视传媒节目,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南京师范大学新传院副教授于德山认为,真人秀改变了大众对隐私和自我表达的态度。事实上观众和真人秀节目的关系远比一般节目复杂,他们收看并不是因为某个角色是行为模范,而是因为彻头彻尾的娱乐性,这种娱乐性的深层含义是:真人秀节目迎合了人性中坏的成分,尖锐丑陋,喜欢看人出丑。”⑧《非诚勿扰》的制作人王刚也承认,其实只是借着婚恋交友的名义,节目的实质还是真人秀。
如今为了提高自身的商业价值,报纸和杂志等传统纸质媒介,将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作为“卖点”;在电视节目中,更是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以吸引受众;在互联网中,个人日记更是被搬上博客以曝光个人隐私作为增加点击率的筹码,等等。当代传媒高度娱乐化,越是奇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就越有传媒的商业价值。然而却因为中国的传媒立法尚不健全,以至于导致了传媒对私人生活的窥探,进而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
在这个“快餐化”与“物质化”高度盛行的时代,相亲类节目只是顺应浮躁的环境而滋生的产物。传媒文化对电视传播节目的影响也绝非仅限于以上三点,更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作者单位分别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经济学院)
注释
①《非诚勿扰》baike.省略/view/1664023.htm?fr=ala0_1。
②王彩平:“‘热相亲’的冷思考――兼论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实践》,2010年第6期。
③[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0页。
④江月英,贺莉娅:“真人秀节目的‘怪胎’:电视相亲类节目――以《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为例”,《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10年第4期。
篇5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Fine Art
YAN Qing-lai
(School of Fine Ar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美术事象,彷徨困惑的同时,我们忽略了一个逻辑点,即美术文化传统是指什么,或者说美术文化传统的实质和特征是什么,美术文化传统又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样态?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美术文化的良性变迁。
一、美术文化传统的内涵界定
“传统”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传”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意为“驿站”,以后逐渐引申为“传达”、“延续”、“继承”之意。“统”,其本意为“丝的头绪”,引申为“系统”,“纲要”之意。“传统”合为一词后,指历史沿传下来的,具有根性的模式及行为规则。《辞海》界定传统为“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①在文化学中,对“传统”的代表性表述是“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 ②在此意义上的“传统”,就是文化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就是文化传统的同义语。然而,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以传统相称时,大多指向为历史。这就不可避免造成“传统”、“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之间的混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区别。《人学词典》对“文化传统”的定义是“由历史沿袭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与人类实践活动有关的各种生活方式。” ③这与“传统”的界定近似。而“传统文化”,则指“由传统的作用而产生的凝固、稳定的文化形式。……它相对于现在,却是一个相对凝固而稳定的即成事实。……体现传统形式化的文化就是传统文化。” ④此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二者的差异。庞朴在其著作中论述说“传统文化是指具体的文化,……是一个死的,……是过去已经完成了的那些东西。” ⑤而所谓文化传统一般“指的是支配千百万人的习惯和力量,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潜意识。……集体的无意识是整个民族即凡是这个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都具有的这样一种无意识的集体行动或集体的无意识的行动,这些东西叫做文化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传统,叫做文化传统。” ⑥朱维铮在文章中从不同的层面详细论述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⑦,而张岱年、姜广辉则指出“‘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概念,‘传统文化’的意义大致相当于过去的一切文化现象,而‘文化传统’的意义是指历史文化中影响深远,以致对现代仍有重大影响的内在因素。” ⑧刘梦溪认为“‘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之前,称作传统社会。……‘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之后的精神链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 ⑨王炯华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横向的概念、静态的概念、文化‘源’(狭义)的概念。中国文化传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绵延流传、通古贯今的外汇内涵。中国文化传统则是一个纵向的概念、动态的概念、文化‘流’的概念。” ⑩从众多学者关于“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内涵的界定看,无论各种界定的侧重点为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不是可以互换的概念。总之,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化事象,相对于现代而言,就是传统的。“文化传统”是指贯穿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世代沿传的那些相对稳定的,体现文化的质的规定性的本质内核。
简要地区分了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切入美术文化传统与传统美术文化的区分。传统美术文化是历史上一切美术文化现象,相对于现代美术文化而言,它并不对整个美术文化有决定作用,只是指明时间概念,是体现传统形式化的凝固、稳定的文化形式,是历史上出现过的处于定型样态的文化现象。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美术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对人类美术文化有过很大决定性作用,并且依然活在现实中的那部分根性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流向,其影响及于现在以至未来的那些具有根本性的内隐和外显的要素,是历史沿传下来的美术文化域内的规则,制度,思想,信仰等等行为模式的总和。
二、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
所谓存在样态,是指事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所体现出的形式与状态。任何事物在特定环境条件下都呈现出特殊的形式与状态。美术文化传统是内隐的,动态的。因此,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线性构成排列,而是呈现为有机联系的复杂的存在样态。梳理清楚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美术文化传统,形成相对合理的美术文化传统观。
1、美术文化传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正如前面所说,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美术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对人类美术文化有过很大决定性作用的,沿传下来的根性的东西。既然是美术文化演进史上沿传下来的,那么一定有其历时性的延续性。它是贯穿美术文化演进史的,是历史延续性的表现。比如,属于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视觉性因素,是美术文化自形成时直到现在以至将来都在沿传的因素。因此我们说,美术文化传统是历时性存在。“讨论文化传统,必须辨别现实中间有无踪影。”B11辨别是否为美术文化传统,必须注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依然活在现实中的那部分根性的传统。如若只是存在于美术文化演进史中,而现实中不存在,那就是历史的遗存,属于“死文化”的范畴,而只有“活文化”才属于文化传统的范畴。B12由此,美术文化传统必然存在于当下各种美术事象中,我们可以用共时性存在来描述。而相对于传统美术文化而言,它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它出现在美术文化演进中的某个阶段,只是美术文化演进中的一个过程,一个已经定型化的美术文化现象而已。因此,美术文化传统一定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任何美术文化传统必定有其历时性的发展轨迹,以及其共时性的存在样态。
2、美术文化传统是时间性与学理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按照刘梦溪提出的“‘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之前,称作传统社会”B13的观点,传统文化仅仅指明时间性存在,即仅仅指明传统文化存在的历史阶段,并没有任何的感彩,不具有褒贬之意。传统美术文化同样是仅指明历史时间阶段。比如我们说汉、唐、宋、元、明、清美术文化,都是一种定型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美术文化现象,属于传统美术文化。当我们说古希腊的艺术如何如何,中世纪的艺术如何如何时,仅仅是我们对特定时期已经定型的传统美术文化的个人喜好的表达,而不是一种深入本质的内涵界定。因为,它们仅仅是美术文化演进史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是已经稳定的无法改变的美术文化演进的一个过程。但是,美术文化传统并不仅仅是历史中的美术文化现象,而是这种美术文化现象背后的反映美术文化本质的规律性的精神内涵。换言之,特定时期的美术文化蕴涵着美术文化传统在其中,这是美术文化传统时间性存在的体现。美术文化传统是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美术文化现象背后的反映美术文化本质规律性的精神内涵,这体现了美术文化传统的学理性存在样态。不同时代的美术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美术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比如,萌芽期美术文化孕育了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内在因素之视觉性以及美术文化传统生成的动力源;史前美术文化发展完善了美术文化传统的内涵结构之思想-视觉性、语言-体系性、创生-演进性;文明期美术文化则促使美术文化传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再比如谈到古希腊美术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和谐的数的比例,这里就蕴涵了属于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视觉性。当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美术文化时,透视、结构、体积等概念就会出现在脑海中,这就是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之语言性的体现。这些都是美术文化传统的时间性存在与学理性存在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总之,美术文化传统是以时间性的存在样态蕴涵了学理性的存在样态,以学理性存在样态反映了时间性存在样态。这是与仅仅体现时间性存在的传统美术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3、美术文化传统是正面性与负面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美术文化传统是美术文化演进的中轴线,是沿传下来的规定了美术文化质的规定性内涵的东西。因此,美术文化传统是促使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内核因素。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的正面性存在的体现,也是我们强调学习传统,深入传统的理性支持。但历史不是线性结构发展的,文化也不是直线式承传的。因此,文化传统中不同的内涵成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不同的礼遇。比如一直围绕着笔墨发展的中国画历来以笔力墨气为表现手段,以线的力度与气势,以水与墨的谐和作为评价作品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当下多元化发展趋势下,“水墨实验”的兴起,综合手法的运用,中国画所谓的“底线”已经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们仍然以各种局部他律性美术文化传统为标准衡量各种实验性美术文化的艺术价值,就会忽视甚至否定实验性美术文化的价值。况且,创生性是美术文化传统的重要内涵之一,任何有悖于创生性的约束限制,都是不利于美术文化的变迁演变的。因此,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美术文化传统不再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依据。相反,会成为约束甚至阻碍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因素。此时,美术文化传统的绝对正面性也就随之颠覆了,美术文化传统成为没有明确价值取向的中性词汇。但是,美术文化传统无论被视为历史沿传下来的美术文化的质的规定性的体现,还是被视为约束或阻碍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因素,都是具体历史阶段的个别化。宏观的看,美术文化传统就是正面性与负面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美术文化就是以美术文化传统的正面性与负面性的回旋波动为轨迹变迁演变的。
4、美术文化传统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人类认识选择的结果,没有人类主体的选择,就没有文化传统的延续。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艺术意识B14的选择的结果。中国画以线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段,是我们这个民族共同艺术意识的选择的体现。众所周知,早期绘画中,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以线为主要表现手段。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选择了继续以线为重要表现手段,而西方民族却逐渐偏向了色彩与体面。B15其中的原因自然有很多,但不同的变迁方向与民族的共同艺术意识的不同取向有着必然的联系。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行为主体选择的结果。美术文化传统的客体性存在,表现为美术文化本身的规定性的存在。不论个体选择与否,美术文化传统是客观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的,不可消亡的。从美术文化传统开始生成起,视觉性、语言性、创生性就形成了。在美术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美术文化传统从来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人类主体的选择而有任何改变。换言之,美术文化传统是相对存在的,相对于人类主体的选择而存在的;美术文化传统又是绝对存在的,它是不以人类主体的选择改变而变化的,是客观存在的。这看似矛盾的结论,却恰恰是我们认识美术文化传统时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5、美术文化传统是专门性与融合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从学科分类学角度讲,美术文化广义上就是视觉文化,包含绘画、雕塑、摄影、书法、篆刻、建筑、设计等等,绘画中又分为水墨画、油画、版画等等画种。每一画种有其自身独特的传统。比如水墨画与油画,就有着相互独立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技法。版画、年画、连环画各自有着各自的内涵规定性。总之,不同民族地域的美术文化有着相对独立的传统内涵,不同画种之间有着不同的专门性内涵。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专门性存在样态的体现。但是,各种画种或不同民族地域的美术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特定条件下是相互交流融合的。东西方美术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是事实。不同画种之间的表现技法相互借鉴、工具材料的相互借鉴,也是事实。再如,宫廷绘画、文人绘画、民间绘画之间的相互借鉴等等。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的融合性存在样态的体现。美术文化传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是由相对独立的众多小体系共同构成的一个大体系。小体系之间呈现出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美术文化传统的专门性与融合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6、美术文化传统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
探讨美术文化传统是一种纯粹的理论问题,研究美术文化传统,就是一种理论性探讨。通过理性思维,去分析美术文化传统内涵结构及其价值体现。没有一定的理论体系框架的梳理建构,就无法认识美术文化传统的真实面目。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美术文化传统看作是理论性问题。美术文化传统研究的宗旨,是促进当前美术文化良性变迁,是促进美术文化的实践创作活动。美术文化传统是存在于当下美术文化现象中的,与当下美术文化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的实践性存在的具体体现。美术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就是对当下美术文化良性变迁的推动作用,没有这种推动作用,美术文化传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研究本课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对美术文化传统的认识梳理,促进美术文化的生态性可持续性变迁。因此,美术文化传统只有应用于美术文化创作实践才有其存在意义。这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存在样态的体现。
通过以上对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的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美术文化传统就是在众多的悖论中不断变迁的,是众多矛盾的结合体。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以简单的直线式逻辑去认识美术文化传统。
三、美术文化传统的特性
对美术文化传统的特性的梳理,是建立在正确认识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的基础之上的。对美术文化传统存在样态的梳理,是对美术文化传统的浅层感知的感性梳理。这种感性认识必须通过概括、抽象等思维手段上升为理性认识,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与认识美术文化传统。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历史承传性。
首先,任何文化传统都是历史的延续,是人类实践生活的积淀,是人类世代相传的文化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文化传统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中,从众多美术文化事象中抽象、提炼、凝聚而成的。比如,属于局部他律性美术文化传统范畴的工具材料是历史承传的。原始美术文化中无论是石制工具的刻制,是骨制工具的运用,还是其它各种具有制作美术作品功能的工具,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随着人类的不断实践,随着历史的积淀,人类选择了笔作为最具表现性的美术工具。无论是东方柔软的毛笔还是西方挺硬的油画笔,在美术文化演进史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新技术不断问世的今天,“电脑美术”、“数码美术”开始兴盛。如若只看表面,这些工具没有体现出历史承传性。但是,从深层审视,原始美术中的石制骨制工具,后来笔的运用,以及现在逐渐兴起的电脑等等,其本质都是一种表现工具,是实现人类创生美术作品的工具,是视觉转换的工具,是美术语言体系的承载体。原始时期的美术工具,当下的美术工具,以及将来出现的各种美术工具,都是以此为线索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再比如,民间美术中,同样的“五毒”形象,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肚兜,枕头上?小孩子的鞋子为什么会用一个夸张的虎头来修饰?这种防身护体的寓意就是美术文化传统历史承传性的体现之一。其次,美术文化传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一种美术文化要素之所以成为美术文化传统,重要的一点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适应人类美术文化变迁的需要。只有满足人类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需要,人类才会选择,进而沿传下来。仍然以工具为例。石制骨制工具满足了原始人类在岩壁等坚硬物体上创作的需要,于是原始人类选择了它们。毛笔、油画笔的出现满足了运用水墨和油彩的需要,于是毛笔、油画笔得到了重视。电脑数码技术的运用,更是满足了信息时代美术文化变迁演变的潮流趋势,自然也蓬勃发展起来了。因此,美术文化传统是历史继承的结果,也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2、文化指令性。
此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群体认同。美术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沿传下来,必然有一定的原因。一方面是上面论述的物质实用需要,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群体认同。美术文化传统包含着美术文化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这些深层的内涵得到了群体的普遍认同。人类的美术文化实践行为都是围绕着这种沿传下来的模式变迁的。如果仅仅是个人习惯,而不被普遍认同,就是贴上传统的标签也不会沿传下来。只有当一种美术行为范式、价值观念、信仰系统等等被社会群体所共同认同,才会被承传。其二,引导趋势。当美术文化传统被群体认同后,社会群体自然会以美术文化传统为轴心推动美术文化的变迁演变。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正确认识美术文化传统,是辨别美术文化变迁演变趋势的重要因素。仔细梳理清楚美术文化传统变迁的脉络,就能把握住美术文化的变迁演变趋势。当我们以整体自律性美术文化传统为衡量标准时,我们就会以一种相对宽容的心态来欣赏所谓的现代以及后现代美术,我们就会充分理解艺术是有无限可能性的深刻内涵。当我们在不懈地讨论美术的“真”、“善”、“美”标准时,我们是否认真地研究过美术文化的整体自律性传统呢?如果,我们想当然的一贯地以意识形态来匡正美术文化,那么美术文化将不会成为润泽人类心灵的精神养料,只会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约束人类思想的缰绳而已。因此,研究美术文化传统,揭示美术文化传统所蕴涵的被社会群体所认同的具有引导趋势的文化指令,是认识美术文化变迁演变趋势的重要途径。
3、开放互补性。
任何文化传统都是开放的、互补的。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人类文化将无法前进。正如佛教传入我国,历经扎根、发展、结果,成为我国的一大宗教,并最终影响促成了现在这样的民族共同心理意识。可以说,没有佛教的传入,也无法形成现有的中华民族文化。文化需要交流,封闭自守只会束缚自身的发展。历史证明封闭、保守之路是行不通的。易言之,文化的进步,必须以文化传统的开放为前提。开放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开放,而只是对于于己互补的那些文化因素的开放。对于互补的内涵,我国很早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国人以阴阳来标注世界,有阴必有阳,阴阳调和,万物兴盛。某种程度上说,阴阳就是相生相克相补的矛盾统一体。没有互补,就意味着残缺。因此,美术文化传统必定不应该是死水一潭,而是开放的,互补的。当西方艺术的科学理性精神成为东方艺术追求的目标时,“天人合一”与科学理性相结合。当厌倦了科学理性精神的西方当代艺术,意识到东方艺术的圆融精髓所在时,一味以科学理性著称的西方美术,也开始关注处于混沌状态的“道”的存在。这就是东西方美术文化的开放交融,就是东西美术文化传统互补的价值。当民间绘画,文人绘画,宫廷绘画相互融合时,民间绘画的“趣”,文人绘画的“意”以及宫廷绘画的“技”也就融为一体了。B16当“所谓”的国、油、版、雕、连、年、宣B17相互借鉴融合时,我们不能以某一画种的特征不明显,不能以画种之间界限的不明确,而否认整体美术文化的发展。
4、时代变迁性。
任何文化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这就势必要求美术文化传统也要相应的变化。而这种变迁体现为扬弃与继承,吸收与创生。即原有的美术文化传统一部分被扬弃,一部分被继承发扬,新环境下形成的新的美术文化传统一方面来自于吸收其它优秀美术文化传统,一方面产生于自我的创生。原始美术那种实用的创作动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改进,渐渐被淡化弱化。而以情感的宣泄,思想的阐述为动力的创作成为美术文化实践的主流。这些就是扬弃与继承的体现。魏晋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促进了我国佛教美术文化的形成,产生了莫高窟、云岗窟、龙门窟等一批经典的石窟艺术。我国的书法传入日本、韩国,分别形成了书道与书艺。南画经过大和民族的改进发展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日本画。早期东西方绘画同样以坚硬的工具在岩壁上刻划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同样重视线条的运用。但由于西方油制颜料的运用,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西画以油制颜料为主,重结构、重体面、重色彩的美术文化传统。而随着毛笔水墨的发展,生熟纸张的运用,以及“以形媚道”的绘画思想的产生等等,最终形成了现有的中国美术文化传统。这些就是吸收与创生的明证。总之,美术文化传统就是在这种不断延续的过程中不断地变迁,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美术文化正是在美术文化传统的不断变迁中演变的。
5、生态多元性。
生态学方法已经广泛运用到各种学科中。“所谓生态学方法,是用生态观点研究现实事物,观察现实世界,又称生态学思维,用生态观点思考问题。”B18我们有必要运用生态学方法梳理认识美术文化传统。“生态”最早运用于生物学科,是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二十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使之快速地渗透到其它学科中。于是,由自然生态推衍到生态文化观念,生态的含义也就不仅仅局限于是生物学含义了。从广义上去理解,“生态就是人们具有的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和承认差异性和谐生存的整体的价值观与规范体系。简言之,异质同构为生态,差异性是生态的重要标志之一。”B19美术文化传统的范畴,是由相对独立的小系统构成的,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之间存在差异。国、油、版、雕、连、年、宣之间的存在差异。宫廷绘画、文人绘画、民间绘画之间也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画种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误导了我们对美术文化传统的认识,也正是这些差异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美术文化传统的内涵体系。这就是异质同构,就是美术文化传统生态多元性的体现,就是美术文化多样性变迁的内因,就是美术文化“没有绝对标准”B20的标准依据所在。
以上就是理性分析美术文化传统存在样态后得出的结论。在充分认识了美术文化传统的存在样态与特性之后,我们不应仅仅简单地以“继承传统”为口号,而应该理性的分析、梳理美术文化传统,并有效的加以继承。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把握美术文化传统,以促进我们当下的美术文化实践创作呢?我们如何继承学习美术文化传统以作用于自身的美术文化实践行为呢?有学者认为“继承传统、弘扬传统,首先必须分析、研究传统,弄清它的精华和糟粕,在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的精华和不可能继承的精华,以继承它的精华而不是糟粕,继承它在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的精华而不是不可能继承的精华。”B21但是,什么又是美术文化传统的精华,什么又是在今天条件下有可能继承的精华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形成合理的美术文化传统观,即认知美术文化传统的态度观念。
四、美术文化传统观的提出
我们提出的“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的目标,如何构建?虽然我们无法明确地提出“中国气派”的风格概念,但是“中国气派”一定不是固定模式的呈现,而应该是多元呈现,兼容包并的体现,是中国传统精神内涵的支撑与当代社会氛围有效结合的产物。面对当下复杂的美术文化事象,我们如何认知?一个关键点就是认知美术文化传统。在系统研究美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形成以辩证的眼光审视美术文化传统、以严谨的逻辑思考美术文化传统、以变迁的理念接受美术文化传统、以宽容的心态欣赏美术文化传统为基本内涵的美术文化传统观,实现及时宏观把握美术文化变迁趋势的诉求目标,促进美术文化的生态性可持续性演进。(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7页。
② 傅铿《论传统》译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于刘守华《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③ 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页。
④ 同上,第416页。
⑤ 庞朴著《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161页。
⑥ 同上。
⑦ 朱维铮《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⑧ 张岱年、姜广辉《中国文化传统简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⑨ 刘梦溪《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人民政协报》,2004年7月12日。转引于《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104页。
⑩ 王炯华《中国传统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B11 同⑦。
B12 同⑦。
B13 同⑨,第104页。
B14美术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审美意识选择的结果,美不是美术文化的唯一。审美与审艺是有区别的。此观点参见梁玖《新编艺术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审艺学”相关内容参见梁玖《审艺学》,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此处以艺术意识指代包含审美与审艺的两个层次。
B15此处所说中国绘画以线为重要表现手段,西画逐渐转向了色彩与体面,并不是简单的认为中国绘画和西画的区别在于此,也不是指明中国绘画不存在色彩与体面,西画不注重线的运用。此处仅是相对的便易的以此区分二者。
B16 此处的趣,意,技只是相对来说,不能绝对看待。
B17 之所以用“所谓”一词,因为本人不认同这种分类法。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标准本身就存在差异,不同标准下划分出的类别自然导致混乱的出现。
B18 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篇6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篇7
《学衡》作为我国早期著名的刊物,其办刊宗旨就是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因而在1925年首次刊登了贺麟对华兹华斯《露西组诗》第二首的翻译著作。现就华兹华斯《露西组诗》第二首原作与贺麟译文部分摘抄如下。Shedweltamongtheun-troddenways/BesidethespringsofDove...Butsheisinhergrave,and,ohThedifferencetome!贺麟对其的翻译是:佳人处僻地。佳人处僻地,地在鹄泉旁……谒冢吊芳魂,彼我隔渺茫。通过对原文与译文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贺先生在译文中对原作所使用的语言形式作了很大的改动,在将其舍弃之余,还将其巧妙地转化成汉语古诗的语句形式。
与此同时,在原著中华兹华斯在其表达上追求精确,对主语、介词等不可缺少的语言表达因素,在译文中贺先生则通过汉语古诗的方式将其省略。例如,“紫罗依苔石,艳姿半潜匿”,贺先生用汉语动词“依”换去英语介词“by”,并将“fromtheeye”隐去,让紫罗兰成为“半潜匿”的主动者,这是用中国文学的语言思维模式来规划英美文学语言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同时也凸显出英美文学翻译中对原文文本形式的归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文本土化民族气息与文化精神的形成。
英美文学翻译的文化归化
译者对诗的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规划比形式层面更值得我们研究。《露西组诗》是华兹华斯借“露西”来抒发他的幻灭感的著作。《学衡》中曾有记载,诗人认为“露西”的美没人赏爱,她的离去却又令他感到幻灭,影射出诗人独自欣赏的心境。借女性抒感的作品,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楚辞》,“佳人不偶”和“士不遇”,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特有的社会政治环境。男女之间的怨尤与自恋成为他们的话语方式。以此寄托对理想世界的执著,进而使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佳人”具备了特殊的文化传承功能,并通过后人的传承,形成了我们的阅读模式。诗人在描写女性的绝色而无人欣赏之时,促使我们想起了佳人们的人生境遇。当译者重新诠释原作时,本土文化就把原作给归化了。《露西》的译诗中,译者以“佳人”指代“露西”,这是建立在原作基础之上的,是译者以中国的阅读模式进行翻译的结果。因此,译作就呈现了与原诗不同的风格,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的文化风格。这反而使我们与英美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似乎又拉近了与本国文化的距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翻译已经不是常规的文学翻译,而是把翻译归入了目的语文学的范畴。
这就是为什么在译诗中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意象。如“佳人在空谷”,我们就很难看出这是译作。这是因为译者在翻译时既保持了原诗的意蕴,还进行了一定的转换,或直接加入中国传统诗歌中一些特有的词汇。例如,同样描写女性,“露西”与“佳人”不可同日而语;“佳人在空谷”其中的“空谷”是我们读者更为熟悉的场景。再如译诗中的“俗眼”“”等,这些都体现出了浓浓的中国文化情调。因此,这些词语符号所能传递的信息已大大超出原诗的范围,译者通过翻译,既摒弃了一些英美文化符号,但与此同时又结合了中国丰厚的文化,使传统价值得以重构。因而,我们可以说《学衡》所刊载的这几首诗说明了在英美文学翻译中,既对英美文学进行了归化,同时也传承着本国的传统文化。但这一切也要视译者所持的文化理念所决定。
英美文学翻译的文化传承
《学衡》的诸位译者以文化归化的意识进行英美文学翻译。这正如吴宓所言:翻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用新的材料去练习旧学中的格律的最好的练习场所。近年来,我们翻译英美文学的作品不少,然而却多用白话文与英语中的标点符号,使读者顿感厌烦。同时,他还指出,要想使原文的意趣与本国文章相似,就必须反复诵读直至背诵,才能开始翻译。这就是《学衡》杂志的翻译总纲,也是众多译者的实践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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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 — 01 — 20
[基金项目]本文为齐齐哈尔大学黑龙江省西部文化建设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12ZSY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凤莲(1975—),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师,研究方向:电视文化。
文化是公认的软实力,传播文化是一种文化展示形象及建立沟通、寻求理解的重要方式。文化传播要实现入耳、入眼,更要实现入心,因此优化传播策略、实现效果最佳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传播策略的建构需要考虑环境、主体、内容、渠道、对象等多种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移动接收终端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微博、微信已经变成很重要的沟通和交流的载体,微视、微电影方兴未艾,俨然已经进入了传播的“微”时代。受众的注意成为传播者争夺的焦点。负有文化传播重要责任的传统媒体,亟需顺应微时代调整传播策略,以更好地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
一、传播角色的“微调”
微环境不仅改变了媒体传播文化的行为方式,也推动着媒体调整自身在文化传播活动中的角色与定位。传统媒体具备可信度高、资源丰富的优势。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应充分发挥这样的优势,适度“微”调传播角色,改变长期形成的“喉舌”等刻板形象,做大众的“贴心人”、“小棉袄”, 打造出平民化的传播平台。在传播文化方面,传统媒体不仅应坚守传播者的角色地位,同时也应强化资源整合者、产品开发者的角色,主动承担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媒介资源整合的任务[t1]。
某一地域的文化是多样的,每一种文化也呈现出多层次多侧面的特点。如齐齐哈尔市有冰雪文化、鹤文化、红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2]等。人们对某一文化也会有角度理解,一方面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众声喧哗、没有主线的景象,最终削弱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因此,具备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应主动承担起文化资源整合的责任,将政府机构、文化传承者、艺术创作者、理论研究人员、社会媒体等整合为一体,传递出关于文化的认知最强音。齐齐哈尔市鹤文化资源丰富,历届政府都着力将“鹤文化”打造成城市名片,曾举办“观鹤节”、“鹤文化艺术节”、“鹤文化与城市发展论坛”等活动。在政府主导下,齐齐哈尔市的传统媒体也倾力于传播“鹤文化”。齐齐哈尔电视台的台标就是一只飞翔的丹顶鹤,从视觉识别的角度凸显了鹤文化对于鹤城的标志性意义;电视台开办有《鹤城印象》、《直播鹤城》这样的经典栏目;推出过湿地系列报道等活动;在日常新闻报道中也有意识地强化了“鹤文化”的传播。很长一段时间,报纸上都开设有以丹顶鹤为摹写对象的摄影、书法、绘画、诗歌、散文等专栏。但我们可以发现,以报纸、电视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还没有充分整合多种资源,如文化研究者发声不足,缺少普通人展示鹤文化认知的平台。
传统媒体不仅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开掘方面也比一般的受众要更强势。具有官方色彩的传统媒体应以包容的心态,充分与私营媒体公司、各种民间团体开展合作,调动社会知名人士、广大市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形成以传统媒体为龙头的全社会一起传播城市文化的共识。齐齐哈尔有神鹤、齐博等比较著名的文化传媒公司,有李代沫、吴莫愁等走出去的娱乐名人,有数量众多的民间文艺团体,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学生、留学生,他们拥有活力、创意、号召力等方面的资源优势。传统媒体应该充分开发这些社会资源的价值,开发与高校、传媒公司、民间艺术团体、知名艺人的多种合作,吸纳更多的普通人参与进来,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传统媒体更好地实现了传播城市文化的职责,也提升了媒体自身的吸引力和知名度。
二、传播产品的“微型”
任何文化的传播都是以产品的形式来进行的。大制作意味着长周期、高投入,如电影、电视剧、大型舞台剧、动画剧集等;“微型”意味着微制作、微投入、微时长,如微剧本、微电影、微视、微雕刻、微语录、微诗歌等。在开发文化传播产品时,应该两者兼顾。以大制作实现大震撼、大影响,形成短期的轰动效应;以“微型”制作吸引普通人参与进来,形成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效果,从而打造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产品。
回顾历史上展示齐齐哈尔市“鹤文化”的产品,既有“大制作”如《小鹤飞飞》、《鹤舞北疆》、《雏鹤丹丹》等优秀作品,也有微型作品如丹顶鹤摄影配乐短片。在这样的回顾中,我们发现“微型”产品数量少、群众参入度低、类型单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鹤文化”的传播,也没能适应当今的传播环境。
传统媒体作为资源整合者、文化传播者,应该有意识地与本地高校、传媒公司、社会团体、居民社区等开展合作,充分开发微电影、微视、微剧本、微小说、微创意、微语录、微雕刻、微书法等相关微型文化产品,产品可以涉及文学、戏剧、舞蹈、绘画、雕刻等各类文艺领域。各类传统媒体可结合自身媒体特性,开展相关的微作品征集、展览、评比等活动,以此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传播的格局。如纸媒推出微剧本、微小说、微语录、微书法、微摄影等作品的征集、展览、评比、奖励等活动,电视媒体则可以开展微电影、微视、微创意等相关活动,而广播媒体也可以开展微作品朗诵、微广播剧展听等,各类媒体间又可以互相配合、打通合作,共同为各类活动搭建合理的传播平台。
齐齐哈尔市为打造“鹤文化”这张城市名片,提出了“创作一批文化精品力作”、“打造一批城市文化景观”、“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等构想。传统媒体可以掌握住这一契机,开展鹤文化主题微雕创作设计、微电影(微视)剧本制作、工艺品创意设计等相关赛事,通过大众参与、专家点评、百姓投票、作品展览(映)等相关赛程、环节的设置,吸引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在一个平台上比拼。这样既实现了“鹤文化”的传播,也塑造了“百姓”媒体的形象。
三、传播方式的“附着”
有的研究者认为,电视传播机构可以通过兴办新的电视栏目来传播城市文化[3]。这样的点子是好的,但一档电视栏目的顺利播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如节目创意、市场调查、资金投入、人员配备等,实际操作时会压力极大。这对于资金、人力、物力都有限的市级电视媒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与其开办一档前景未知的新栏目,莫不如充分利用已有的栏目,开发附着化文化传播新路径。
齐齐哈尔电视台充分利用现有的自办栏目,将鹤文化的传播要素附着于传播力强的电视栏目中,以微时段传播来实现电视媒体的文化担当。这是一个不错的做法。《齐齐哈尔新闻联播》是鹤城收视率较好的电视新闻名牌栏目,近期增加了一个小板块,新闻播报结束与片尾字幕出现间的百秒微时段里,丹顶鹤主题摄影作品配上优美的音乐,极快地抓住受众的眼球。受众体验了一种定格瞬间的摄影之美、轻灵曼妙的音乐之美、鹤姿鹤态的优雅之美,体悟到爱情忠贞、幸福吉祥的鹤文化的内蕴。电视媒体把鹤文化的传播化解于受众愉悦的审美体验中,传播效果得以最终实现。
这样的做法是值得推广开来的。如果前文提及的微电影、微雕刻、微创意设计等相关活动能够实现,那么这种“附着化”的传播路径,不仅为这些微作品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也丰富了传统媒体的传播内容。即使是现有的各类艺术作品,如舞蹈、书法、绘画、诗歌、歌曲、音乐、剧本、电影、动画等,都可以经二次加工为“微型”产品后,“附着”于已有的广播电视知名栏目、报纸的副刊等时段、版面上,发挥名牌带动传播效能,用以传播鹤文化。
齐齐哈尔电视台目前有多个自办名牌栏目,其中《直播鹤城》、《关注 沟通》、《周日会客厅》、《鹤城印象》更是收视效果不俗;电台也有受众吸附力强的文艺广播、交通广播;还有《齐齐哈尔日报》、《鹤城晚报》、《魅力周末》等具备区域影响力的纸媒,这些都能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四、传播渠道的“微扩”
微环境下的受众还具有阅读渠道网络化的特质。随着wifi网络的四处延伸及受众可使用终端的多样化,随身、随时、随地、随意成为受众接受信息的新趋势,微博、微信是受众经常接触的传播载体。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微信,成为一种潮流。特别是受传播范围限制的地方媒体,借助微博、微信打破地域传播的魔咒,实现“跨界”传播的完美“逆袭”,是传播渠道“微”扩张的典型体现。
齐齐哈尔市的传统媒体(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台)及相关知名电视栏目(《行风现场》、《鹤城直播》、《关注 沟通》等)、报纸版面(《鹤城晚报》的文艺版)相继开办官方微博,借助新的传播渠道来提升与受众的接触率。这些官方微博在节目(活动)预告、信息收集、意见反馈、吸引关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地方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热情高,但开办之后的对官方微博的建设和管理却稍显滞后。齐齐哈尔广播电视台的微博仅有5万多个关注,《直播鹤城》的官方微博仅了几条广播,不能很好地聚拢人气,也无法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的重任。这就使得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后续的建设经营精力的投入,要实现跨区域传播的“逆袭”是有很大难度的。
地方传统媒体不缺少本地的各类信息,但缺少借助微博来传递信息的意识;不缺少媒体从业者,但缺少管理微博、网站的专门人员。如何经营好地方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我想最基本的应该是设置专门的微博管理者,负责日常广播的和信息反馈的处理。官方微博的各类信息应尽量接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引起围观、转发、评论等行为,形成交流状态,才能真正实现地方传统媒体开办官方微博的最初目的。除日常信息外,还可以在形成良好传播局面后增加调查、讨论等内容,通过围绕城市文化设置相关讨论主题来引发围观者的思考,实现借助官方微博传播城市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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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磺芯镁龆郏?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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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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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符号在构建过程所基于的数学原理与理论分类很多,就数学对称原理而言,可追溯到人类的史前文化。综观人类的艺术史,根据现已被考古发现的大量的记录在岩石上的原始文明、新石器时代的手工陶艺、夏商周的青铜制品、古希腊文明、以及埃及和玛雅文明中,均有发现文化符号基于数学对称思维的例证。本文着重介绍和分析了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所蕴含的数学对称原理。数学意义上的对称在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应用相当常见,在中西方传统建筑和圣殿的建造过程中都能找到与数学对称有某种关联。在文化和艺术中,对称常与和谐以及形式美感等含义相关联,其根本的原因是,数学对称的灵感源于对宇宙和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探索和发现,同时这种数学的生命力完全根植于养育她的文明社会生活之中,对称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思想以及所崇尚的“天地交而万物通”、“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是吻合一致的。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建筑在文化特征、美学追求、建筑风格、形式结构等因素受到影响是必然的。“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推崇的理想境界,把人和天地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文化意义上的对称,通常与中庸、秩序、和谐、典雅、庄严以及权威等含义相关联,中国传统建筑十分讲究对称的文化。中国古代帝王的宫殿以及宗教寺庙在建筑布局和结抅中,一般都按照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布局及设计。例如北京的故宫就以中轴线为中心轴,图2是北京故宫鸟瞰图,其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布局设计。宫殿的布局,一般都以主宫殿位于中轴线上。以宫室为主体,次要建筑位于两侧,左右对称布局,所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等。这种布局体现了封建社会中简明的组织规律,同时与其宗法和礼教制度密不可分。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种跨国界和文化的桥梁。因此,常见于人类的建筑、文化和艺术之中。对称在东西方传统建筑文化符号中的表现十分常见。图3是法国的兰斯大教堂,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结构和装饰中到处都能发现基于对称思考的装饰。图4是婆罗浮屠佛塔鸟瞰图,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遗址——瓜哇島的佛塔群。其基底尺寸为114×14m、高46m,塔结构基于中心及轴的反射对称原理而构筑。人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和民族文化,虽然在生活与实践过程中都发现和应用对称原理,然而,由于文化背景及所处的民族和区域以及生活环境的不同,显然对对称的理解与应用是有区别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文化特征、美学追求以及文化符号的表现、传播、及审美等各层面。例如早期的摩尔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在对称图案的装饰风格方面却有着独特的审美观和表现,他们对复杂的数学几何的研究与应用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图5,这是分别基于中心及旋转(120及60)对称以及反射轴对称而构成的图案装饰,图6为对称结构示意图,许多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建筑结构、装饰风格和图案的文化特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对称已不仅仅对建筑师有吸引力,数学家、物理学家、画家、心理学家、考古乃至音乐家都在思考和研究它的意义和影响力。事实证明,数学一直伴随和见证了人类的文明历程,始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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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产品较少
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时都将“文化创意立国”作为基础。如果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传媒业都还延续着传统而单一的媒体形态,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媒体时代还未真正的到来。例如我国电视、广播、网络、卫星等数字媒体技术并未实现全面的融合,虽然目前已经逐步实现了报网融合,但是其形式也是“新瓶装旧酒”经常出现传播信息重复,未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情况。
(二)市场相对不成熟
由于我国国民思想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看待文化传媒产业时经常有偏见,加之我国传媒文化消费并未成为居民的自觉消费项目,这些情况都造成传媒文化市场不成熟。目前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还是以吃、穿、用为主,对传媒文化产品的消费热情低,这就对传媒文化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缺乏原创,数字资源不足
每个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形式看,许多在国内大受欢迎的传媒文化产品都是模仿、引进或者抄袭国外的结果,例如电视栏目《中国达人秀》,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等。这使我国传媒产业出现缺乏创意的问题,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品的一大缺陷。
(四)缺乏品牌效应
品牌对于传媒产业文化来说是品质和实力的象征,随着传媒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定位不明确、品牌塑造能力差,这不仅影响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进程,而且使我国传媒产业失去了市场的保障。
(五)科技含量低下
传媒产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移动传媒、传统传媒或者网络传媒都需要在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受到推动,而就我国目前传媒产业现状来看,传媒产业的基础设施不够齐全,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以及技术升级方面由于科技含量较低受到了限制,提高我国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
三、数字技术视阈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之突破
(一)加强数字产品开发
要想使我国传媒产业中数字产品得到开发,首先应当改善传统单一的媒体形式,将电影、卫星、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度的结合,从而搭建出信息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资源的相互配置;其次,我国传媒文化产业领域应当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推动传媒文化产业的根本,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丰富传媒产业中的数字技术形态,并且拓宽数字技术的使用渠道,从而在总体规模上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力度。
(二)积极进行变革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消费不成熟的情况,需要将旧的传媒产业体制进行改革,提倡并发展全新的传媒产业发展体制非常关键。例如传媒产业下报纸一般有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构成,我国非时政类报纸经常由于未触及时政而得不到宣传和推广。面对这种情况就应当转变其管理体制,加大非时政类报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从而改变传统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消费的整体理念得到转变,最终达到由“生存型、温饱型”市场向着“精神型、文化型”市场前进。
(三)加强创新
传媒产业走向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我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国家,在进行传媒产业创新时,可以将我国优秀的传统元素以及深厚的文化资源融入到传媒创作之中。例如将美国传媒产业作为借鉴,美国在制作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时就将我国的民间故事以及国宝充分利用在其中,我国在开发新的传媒产品时也可以大量的发掘我国这些传统的文化,使传媒产业作品得到充实,也使我国文化得到传播和发扬。
(四)构建品牌效应
随着传媒产品不断丰富,首先应当重视传媒产品的品牌效应,明确开发出的传媒品牌在整个市场中的定位;其次,应当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不断提高传媒产品的技术水平,打造出品质一流、技术一流、形象一流的传媒产业产品;最后,以一流的产品作为基础在市场范围内为品牌塑造并且开拓出全新的市场,使我国的传媒产业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席之地。
(五)强化网络生产,提升科技含量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要想突破其科技含量低的困境,首先应当在网络媒体以及移动平台方面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传媒产业提供一个坚实的科技发展平台,使传媒产业也能走向科技产业化之路。
篇12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篇13
中国传统艺术作品形式多样,美轮美奂。就其中最重要的绘画艺术而言,传统绘画中,写意画与工笔画两者各具特色。传统绘画作品尤其是写意画中,讲究的并非形似,而是神似。画面上的主体与真实形态是否一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所传达出的精神内涵是否高雅。正如《历代名画记》所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工笔画相对写意画则更接近真实生活,更讲求细致,但其创作目的与写意画异曲同工,都是通过某一画面来表现某种思想内涵和企盼。如北宋范宽作品《溪山行旅图》,画面采用全景式构图,描绘出高大巍峨的山峦、浩浩汤汤的流水、山路和路上的车马,看似客观描绘,但表达出画家所向往人生图景。画面中的山水并非实景,而是画家理想中的山水,达到了“物”与“我”与画三者和谐融合的境地。在欣赏这种传统艺术作品时,教师要对作品的精神内涵有所把握,并引导学生深入感受和思考。建筑艺术可以说是最能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艺术门类,中国传统建筑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古代园林建筑,至今都被视为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集绘画、雕塑等众多艺术形态于一体,并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观”和“等级观”,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中专美术教学中,可以使用多媒体工具,带领学生领略中国传统建筑的魅力,通过传统建筑认识传统文化,并将其与现代建筑进行对比,思考各自的优劣,为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提供更广阔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