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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一方面大力发展传统风俗民俗文化,另一方面极力引入外来优秀文化。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沉淀,有众多代表不同区域人民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的各种传统文化。要善于发展此类文化,为发展新时期的群众文化作好铺垫。当然,要在去粗取精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和弘扬,不能尽信尽取,要有原则地选择,然后根据群众的需求,进行调查研究和改革创新,创作出群众所喜爱的且来源于群众的文化艺术作品,要时刻关注群众文化动态,作品要像通俗明了般的话语让人一看就知,可以依托我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开展活动,当然前提是要注意其方式和内容要与节日的内涵相统一。春节喜气洋洋,舞龙舞狮、拜祭神佛、吃团年饭;元宵张灯结彩,猜灯谜、吃汤圆、闹元宵,清明节祈福辟邪,拜祭祖先、植树、踏青;端午节健体养生,赛龙舟、戴香包、吃粽子;中秋节团团圆圆,赏月、赏桂花、吃月饼。若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形式单一、内容单调,就会降低群众文化活动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力,不利于群众文化活动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要让群众文化活动从根本上扎根人民群众,创新形式、丰富内容,以多内涵、多形式、多功能的多元群众文化取代单一式、低层次、简略型的群众文化,紧贴时代、紧跟群众,不断开拓群众文化建设的良好局面。
第二,加大资金投入,做好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基层文化设施是人民群众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载体,它的强弱直接影响着群众文化活动的好坏,目前,我国的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资金短缺、设施薄弱、保障不全等是影响群众文化建设的因素。群众文化建设是基础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相关部门要及时认清当前文化的发展形势,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加大群众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以更好地促进基础文化设施的建设,同时鼓励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参与,共同为人民群众打造一块属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沃土,为各个领域的发展创造环境,加强基层群众文化建设,充分利用已有的图书馆、文化宫、博物馆等设施,对人民群众免费开放。要根据人们对文化的鉴赏力和消费力进行分类,因为每个人的成长环境、文化水平都有差异,现在社会文化内涵日渐丰富,文化也朝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因此,要迎合这种发展方向,依托文化基础设施,开展群众文化建设。另外,设施建成后,要使用规范,注意维保。可以雇请专人负责,维护基础文化设施的正常运转,合理使用,优化配置,以促进群众文化事业更好地发展,进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加强群众文化队伍建设。搞好群众文化建设,必须要有一支责任心强和文化素质高的文化工作队伍,他们对转变群众落后思想观念,引导群众进行文化创作等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对文化工作者进行培训,促进其业务水平的提高,使其成为骨干人才或专业人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群众文化建设。相关部门也要对文化队伍成员进行必要的指导和鼓励,同时也要积极吸收对文化活动工作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让他们也参与到建设中来。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业余的文化团体,当中不乏积极从事文化活动的成员,他们会经常自发地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但这类组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活动,因此,相关部门要给予充分的辅导和重视,可以从中筛选出骨干人才进行培训,组织专业人才为业余团体的作品进行修改等等。此外,还要善于在群众之中发现各类文艺人才,使文化队伍通过各种形式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这样,将方方面面的人才统一起来,建立合格的群众文化建设队伍,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群众积极快乐地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真正实现群众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
第四,拓宽群众文化发展的渠道。由于群众文化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也不能钻进死胡同,一成不变,而是要因地制宜,利用各种渠道拓展群众文化的发展空间。可参照“政府搭台、媒介推广、群众唱戏”的路子,像文化下乡等活动,政府要大力引导与支持,不能对群众文化活动缺乏必要的热情,认为群众活动不能出政绩等而不加以关注,而是要努力为人民群众搭建活动的平台,让人们精神上也不贫困;加上媒介的推广,现代社会科技如此发展,人类交流信息的平台越来越广,如可以通过互联网、手机、平面媒体等的传递,实现群众文化活动时时处处的推广,从而实现影响、效果、受众面等的最大化,尽量做到“路人皆知”,让群众可以尽情地唱戏。还可通过广场及公园文化,广场和公园不止是给人们散散步的地方,文化部门可以仔细思考并探讨如何利用这些场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比如在周末举行类似于“周末秀”的活动,逢年过节举办一些晚会、流行歌曲大赛、传统民歌大赛等,还可以模仿试下热到爆的梦想秀、相亲节目等开展各种形式的有益身心的活动,真正使得人人参与、人人建设、人人享受,让广场及公园不再只是人们逛一逛、玩一玩的地方,而是一个可以尽情享受精神文化生活的好去处。再有社区文化、青少年文化、老年文化等,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渠道,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循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进而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新的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对精神享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群众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高度重视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根据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呈现出的新态势,在内容和形式上加以创新,为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真正实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李晓军 单位:东莞市莞城区文化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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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刚入校的新生来说,由于地域和家庭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水平差别很大。这就明显地加大了教学难度,基础好的学生对课堂内容已掌握,对上课毫无兴趣,觉得在浪费时间;相反,对于基础差的学生,课堂内容不仅是新知识,而且要掌握还存在一定的困难,教师必须要有一定的耐心。这使教师无法准确把握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教学形式多样,方法呆板目前,在许多高校《计算机文化基础》课大都采用形式多样的授课手段,既有黑板、投影仪,又可以板书与多媒体演示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使讲解的内容更加直观形象。但是教学方法仍显呆板。首先,教学方法没有体现以教师为主导,忽视了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师生缺少交流,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有些多媒体课件只是把黑板的内容搬到了大屏幕上,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显示在屏幕上的教科书,多媒体教学的特点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实验效果差《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性质决定它是一门以实践操作为主、理论教学为辅的基础课程。现在《计算机文化基础》教学普遍将课堂讲授与机房实验分开。一般上完一次或数次理论课后才上一次实验课,理论课时比实验课时多,比例不合理,教学效果不理想。另外,在实验时,一个实验指导教师有时要同时指导一两个班,影响了实验教学的效果与学生动手操作的积极性。
考试形式单一,成绩评定方法不科学《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实行教考分离,全校统考的考核方式,考试形式以笔试为主,对于开卷笔试、实践操作考试、演示考试及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等考试形式较少采用。总评成绩主要以平时成绩和笔试成绩相结合进行考核。但从卷面成绩上不能反映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真实水平,理论成绩比例过重,因此总评成绩体现不出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教学改革的方法与建议
改进教学模式,采用分级教学针对新入校学生的计算机知识与能力参差不齐的现状,建议进行分级教学,即根据学生入学时计算机基础水平的差异分不同的教学班进行教学。如可在新生入学时进行《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摸底考试,根据考试结果对学生进行分级,甚至部分学生可免修。同时开设相应的选修课,如《办公自动化》、《网页制作》、《计算机网络基础》等,使免修学生能多学一些新知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分级教学中,可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规定使学生共同达到一定的要求,还可因材施教,使优秀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学的更多、更深。
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环节,提高教学效果目前,《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虽已采用了多媒体电子教学方式,但还是采用教师讲、学生听,课后做作业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学生的个性受到束缚。计算机教学的重点应从“教”转向“学”,有步骤、有计划地过渡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还可以把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全部在机房授课。这样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边讲授、边练习、边指导,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教学效果。
改革考试方式与成绩评定方法《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都学会使用计算机,掌握计算机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所以《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最佳考试方式就是无纸化考试。无纸化考试不仅能够测试学生对计算机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且还能考查学生操作计算机和使用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软件的能力,考试过程就是计算机知识的具体应用。通过无纸化考试,做到让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避免学生死记硬背,能够考核学生的真实水平,有效地杜绝高分低能的现象。同时会增加学生对计算机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从而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设计能力、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成绩评定除了百分制外,可以采用等级评分制、模糊评分制、激励评分制。避免学生只注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只注重分数而不注重实际操作的现象。
利用网络设施,补充教学资源在《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中,利用网络资源作为补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网络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突破了地域上和时间上的限制,为学生提供更深、更广的教学内容,从而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拓宽知识面。
通过分级教学、新的考试方式与成绩评定方法等具体措施的试验与实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学习该课程的目的更明确了,实践操作能力明显增强。当然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涉及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方法、考试方式等一系列的内容。只有通过积极地研究、实践探索与完善,总结出一套适应于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与考核体系,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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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日中国法制建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法文化传统虽历经几千年的洗刷、积淀,依然仍保留着其独特的品质,它的尚“礼”,鄙“诉”,重“刑”,轻“民”等等,仍在隐隐影响着当代人的法制心理。这些特质在法文化产生之时便初见端倪。可以这样说,是中国法文化产生之源,决定了它日后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婴儿身上便可窥见一斑一样。决定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的基础因素是什么呢?
一、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基础探析
最初的法由习惯演变而来,据《左传》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的《禹刑》,便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的习俗陆续积累起来的习惯法。[2]在国家产生之前,氏族内部的人们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为适应调整人们相互间关系的需要产生了习惯。不同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习惯。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中国的地貌结构由西向东,依次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间以丘陵)及东南狭长的沿海地带。上古时期的先民无力对抗东南部的大海,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迹;西部、北部辽阔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带给他们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与不断的迁徙决定了这里产生不了相对稳定的、主流的法文化传统。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这里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气候适宜,优厚的自然环境很适于人的生产、生活。中国古代文明理所当然率先在黄河、长江流域绽放出灿烂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在河谷平原中产生。但这块被东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边的崇山峻岭包围的土地,与外界几乎隔离开来,是相对封闭的独立个体,使得中原文明一产生便带有地域上的封闭性。
(二)生产活动因素
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条件使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必然选择。此时的农业生产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产力低下,面对自然界的种种突变,人显得苍白无力。先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乞求风调雨顺。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实际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并且商时的神与逝去的祖先合而为一称为“祖先神”。“天”是先人们认为的独立于人之外的超于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们心中对它充满畏惧,心甘情愿地服从它的支配,顺从“天命”。
特色二:尽管自然界有许多突变,但四季的更替相对稳定,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的生活相对有规律地循环着。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复始的封闭循环的生活方式。
特色三:常年耕作让其中一些人总结出种植农作物的宝贵经验,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人获得人们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并且“耕作在平原,则有平水土驱蛇龙的必要”[3],克服水患,获得水利也是生产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使类似“大禹治水”的事成为历史美谈。从史料记载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们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全民一齐与水斗争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众的尊敬爱戴与崇拜,进而被神化了。
特色四:农业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适宜种植不同的农作物,辛苦劳作的农民等待着收获,也等待着把这一年积累的经验在来年中更好地适用。结果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安土重迁。人最初的由血缘集合群体的本能因农业生产而变得更加稳固和发展。
(三)思维方式因素
对法文化传统形成有最直接影响的是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以河谷平原为主的自然地理环境及随之而来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活动,使中国人呈现出温和、持中,思维方式较封闭、保守,易顺从、盲从,也更务实和守成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
其一,温和、持中。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为社会的一员,人们相信命运天定;作为家庭的一员,所有家庭内部事务由家长决定。个体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与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道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无需努力,无需担忧,坐享其成,享受着血缘带给他们的安逸与舒适;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努力无门,血缘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都将是被统治者。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一意孤行,必须与群体认同便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人因此温和而持中。
其二,封闭、保守。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社会,农业生产靠经验。很少有人会以一年的收成为代价去冒险种植新的作物或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并且自身的农业生产已能基本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们没有必要与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锢于一定区域,思维自然就封闭且保守。这与游牧民族与海洋民族人随时准备应付大自然的挑战,不断面对新的社会群体,人充满斗志与锐气不同。
其三,顺从、盲从。农业生产凭借经验,有经验的人理所当然地获得人们的崇敬,成为氏族的首领。同时积累丰富生产经验的只能是年长者,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依靠血缘维系的宗法制度的巩固。既然是权威,其他的人则必须尊从。在社会上听从国家,在家庭中听从尊长,从整体上讲二者又是一致的。顺从成了中国人的又一特色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顺从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
其四,务实、守成。由于命运与生俱来的,对于未来人无太多的期盼,大多数人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眼前事物,守着已有的业绩;农业生产,耕种多少收成多少,半点都偷懒不得,人只能实实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样去投机钻营。思维因而务实。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传统法文化表现出法自君出、以礼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带有强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显著特点。
二、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三因素关系探析
可见,对中国法文化传统的形成而言,直接因素是思维方式,中级因素是生产、生活方式;终级的根源是自然地理条件。但法文化传统是动态延续的,在法文化发展过程中,三因素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
首先,自然环境因素是三因素中相对最稳定的。一方面,地域范围扩大的结果是中原文明吸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文明。宗法色彩浓烈的中华文明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较先进的,所以不论作为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中原文明得以生存下来,继续发挥其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居住地,至今聚集于此的人还占全国的大多数。再则,气候条件在过去几千年里的变化也无法改变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中国法文化传统在过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自然环境因素决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清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外部列强的入侵,西洋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封闭的、封建式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体制,中西法文化开始了第一次较量。……苏联法学模式的影响和指导是对中国法制的第二次冲击。……的改革开放,给中国法制的发展与繁荣带来了生机,法律在开放的姿态中获得逢勃的生命力,中国法制又面临着第三次冲击。”[4]综观历史,这三次的确是中国的法文化传统经历的重大变化,但结果如何呢?清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冲击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国法形式上披上西方的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封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与破坏。建国初期对六法全书的全部废除,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照样无法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而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其原因在于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的明显对立与差距,使舶来的法律与中国传统法文化难以协调,在社会生活中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使其扎根。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5]。
最后,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在一定时期确实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先知先觉,可他们对未来的预见与超前思维,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的。思维方式是受人所生活的特殊环境制约的,它不可能成为法文化发展变化的终极因素。
所以,生产方式因素,即经济基础作用,在法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引起法文化变革的终极因素。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便可想象中国的法文化传统有多么巨大的稳定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6]那的后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对法文化传统带来哪些影响呢?
三、对今日中国法文化传统处境的思考
二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单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初期计划经济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均由政府指令性计划决定,分配什么分配多少也由政府划定。实际上是政府化了的自然经济,经济基础未有根本性的改变,法文化变革并未到来。直到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了几千年的法文化传统开始面临全面挑战。
其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不再被局限于身体所能到达的地域范围,网络使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最新信息。全球化趋势在不可阻挡地加强,地域因素的影响在变小,全世界的人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成为一个共同体,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地域因素正经历一次空前变革。
其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在中国刚刚起步,不足十年的建设与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体制的较量十分艰难,不时有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甚至于是政府行为)出现。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难度之大,要求之高,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其三,伴随地域因素与生产方式因素根本性变革而来的便是对人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巨变要求。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即将成为现实,入世后,“法律不仅是某一国家意志的表达,而且也是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相互利益和各自需求的协调”。[7]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理学。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
我们面临的法文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它发生在法文化传统形成基础的三因素同时剧变的情况下,它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全面的、带根本性的、难度最大也最具挑战性的变革。
(华东政法学院2000级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
[1]陈伯海:《中国文化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参见叶孝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4页。
[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4]田成有:《中西法文化的较量与出路》,《法学》1995年第2期,第44页。
[5]这里对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略作区分。笔者认为凡是某一代人之前的所有的文化可以统称为传统文化;而文化传统则包括现时的文化,是对当时以至将来产生影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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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悠久博大的文化传承至今没有出现中断,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奇迹。在这深厚的历史积淀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学特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而审美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这一特征。
(一)以孔予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伦理性
这一点在艺术还没有完全自觉的时代表现得很突出,尤其是强调伦理纲常的儒家学说更是如此,它既是这一特征的表现,也是推动传统审美伦理性特点形成的思想动力。《论语》中孔子关于美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
在“美”与“善”的关系上,孔子曾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篇》)可见在孔子之时,“美”与“善”还存在着互换使用的现象,又如子张问孑L子“何谓五美”,孔子答日:“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谈,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日篇》)直陈出五种德行。但这并非意味着孔子对“美”和“善”的使用是没有分别的,比如孔子评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论《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足见二者不同。然而这也不能说明孔子已经具有了独立自觉的美学标准,《韶》或《武》都是古乐舞,以艺术自觉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属于艺术表演,但在那个艺术没有独立和自觉的时代,同样的欣赏活动就不纯然是审美活动了。故而孔子在对乐舞进行鉴赏评论时,在总体把握上就不会采取单纯的美学尺度。对《韶》、《武》的评价来看,孔子无疑是认为《韶》要优于《武》的,原因就在于“尽善”与否。舜有德,尧把位置禅让给他,《韶》乐和赞美舜有关,而《武》所赞美的武王,是以武力取得了政权,孔子对于这一点不甚认可,认为其“未尽善”,可见伦理标准在孔子对乐舞欣赏的判断中起了多大作用!
在类似于“形式”与“内容”关系的“文”“质”关系和“言”“德”关系上,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虽然看起来是将“文”“质”同等看待了,但“文质彬彬”所成就的是“君子”,仍然是从伦理学着眼的。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篇》),在这一句中,孔子把德行和一个人的言辞用必然关系相联系,结合他“巧言令色,鲜矣仁”、“恶利口之覆家邦者”等等其他语录可以看得出,他真正看重的还是德行。
而在对待《诗》和“乐”上,孔子首先着眼的是它们的道德教化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都体现了这一点。《阳货篇》有言:“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可见孔子认为“乐”不仅仅只是敲敲钟鼓弄出乐音这么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因为它蕴含的思想能给人熏陶,能陶冶人心,净化风俗。所以孔子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篇》)
(二)将物比人的“比德”思想
将自然万物的美与人的美德相联系,也是传统审美文化的一大伦理性特点。在《诗经》中已有体现,比如《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以“皎皎白驹”比拟隐逸林中的高洁之士。《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以玉的温润比拟君子品格宽和。在《论语·雍也》中则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将山之稳重不迁比仁者宽厚的胸怀安静的性情,将水之灵动不拘比智者敏捷的思维好动的性情。屈原的《离骚》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以草木凋零、美人将暮比拟报国的衷情和焦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他的《桔颂》则以桔树比拟其高洁的情怀和独立不羁的精神,“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固深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如此发展下去,后世把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哦赋诗、挥洒作画的经典对象。宋代周敦颐的《爱莲说》是“比德”影响创作的极好例证:“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三)伦理判断影响审美判断
传统审美文化的伦理性特点还表现在对艺术作品进行审美判断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伦理判断的影响,甚至伦理判断还会起到第一位的决定作用。
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人废字”。司马光《治通鉴》有言: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因此,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大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书法史上有“苏黄米蔡”的“宋四家”之说,前三位均无疑问,唯独“蔡”,有人认为是蔡襄,有人认为是蔡京。最早对宋四家进行解释的应当是明初的王绂,他在《书画传习录》中提到宋四家的“蔡”是指蔡京,而后人因为蔡京是宋徽宗一朝的奸臣,遂以蔡襄代之。
宋徽宗的“瘦金体”,从艺术上来看,横画收笔带钩,竖画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每笔的尾钩都异常锐利、力透纸背,体现出宋徽宗极高的艺术天赋,然而因为徽宗朝奸相辅政,宦官掌兵,徽宗本人又贪恋女色等等原因,竟使得“瘦金体”落有“柔媚轻浮”、“锋芒毕露”的评语。
二.传统审美文化伦理性特点的成因
如果将“美”字进行字源考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从萌芽时期就与实用性有着关联,不论是“羊大为美”还是“羊人为美”,都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意味。《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宋代徐铉补注《说文》日:“羊大则美,故从大。”也就是说羊的体肥毛密不仅体现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在味觉上给人以肥美味甘的味觉感受。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美”字都是由上边的“羊”和下边的“人”组成,在甲骨文中,“大”训“人”,汉字的造字是有比类取象原则的,在羊的下部画上“大”象,有一种促进羊繁殖生长的巫术意味。审美最初与实用相联系并不难理解,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又是因何逐步表现出伦理性特点的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以下两点原因有关:超级秘书网
(一)长期处于宗法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大体上都是由氏族血缘政治向文明地缘政治进化。
(二)儒家伦理思想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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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目前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生源质量偏低使文化基础课教学遭遇尴尬
随着我国教育格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人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处于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夹缝”位置的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几乎全部来自初中生,而且绝大多数是升入高中无望才选择上中等职业学校的,他们普遍存在着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偏低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学生数学、语文、理化、、等科目加起来都不足百分。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着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是为了“混张文凭”好找个工作的思想,他们对文化基础课由听不懂到听不进直到很反感,提起文化基础课就“头疼”。由于生源质量偏低,大多数学生对文化基础课学习没有热情,文化基础课几乎成了“大酱碟”,需要了就“沾一口”,否则就弃之一旁。文化基础课教师也成了不受学生欢迎的人,相对专业课程而言,文化基础课教学情景甚是尴尬。
2.教育系统内部认识偏颇使文化基础课教学被“忽视”
中等职业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技能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抓手”,也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和特色所在。中等职业教育为抓住这根生命线,人为地使得“专业技能”与“文化基础”之间权重失衡,缺乏对学生进行综合职业素质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文化素质的培养。当前职业教育发展中除了对口升学班级外,一般都比较忽视文化基础课程的开设和实施,文化基础课几乎成了陪衬。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非常突出“专业课”的地位,甚至提出“文化基础课要为专业课服好务、让好路”。为了满足专业课时数,任意删减文化基础课的教学内容。由于时间、学制等方面的限制,在过于强调“专业课”的同时便忽略了文化基础的全面提高。结果只注重单一专业技能的培养,学生文化基础方面的教育被忽视,培养出来的人才发展不够全面,心理素质较低,缺乏自信,转岗再就业能力低。此外,由于忽视基础文化素质的提高,专业技能发展本身也受到很大的制约。难以进行自我教育与提高,使以后职业生涯的继续发展受到严重的限制。
3.教学评价问题使文化基础课教学缺乏“分量”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学生掌握一技之长成为重中之重,人们的目光都盯在学生专业课程的成绩上,专业课程的成绩好,就业安置相对就容易的多。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学校、社会考核评价机制,各种等级证书的考核使各专业知识的评价厚重有力,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把能否取得专业等级证书作为评价这个学生学习优劣的标准。而文化基础课教学则缺少强有力的外部评价机制,内部评价机制又不够完善,对教师而言,其教学过程、教学质量、教学效果等方面的监控与评价无疑是“宽松”的;对学生而言,其学习过程、学习质量、学习效果等方面的检测与评价更是“宽松”的,这便导致了文化基础课教学的考核评价缺乏“分量”,起不到激励作用。
4.学科定位模糊使文化基础课迷失方向
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究竟以初中补习为主还是按教学大纲要求安排课程是各中等职业学校共同存在的难题。中等职业教育的对口升学压力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能够参加对口升学的学生又是少数,这部分学生对文化基础课的需要相对大一些。而大多数学生文化基础知识水平偏低,在教学实践中难于把握教学深度,如果严格按教学大纲安排教学,教学几乎无法进行,如果弃教学大纲于不顾,又何谈保证教学质量,正所谓“教深了不行,教浅了还不行”。如何按“职教性”特点定位文化基础课教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中等职业文化基础课教学改革的途径与对策
1.摆正“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的关系
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性决定了学生在校期间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训练是学习的主旋律,由于就业的需要,很的就把专业课的砝码加大了。其实,“专业课”与“文化课”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宽厚的文化基础是培养扎实专业技能的条件,也是教育的必然。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专业技能训练,必须注重对学生普通文化素质、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培养,实现“文化高移、基础宽厚、技能复合、素质全面”的中等职业教育目标。通过课程整合、弹性学制和必修、选修结合等多种方式组织文化基础课的教学。根据学生的兴趣、个性和实际需要,加强文化基础素质的教育,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要克服重专业课轻文化课,重专业技术培养轻文化基础培养,重眼前谋职轻终身发展的倾向,处理好专业课和文化基础课相互关系,使学生全面发展。
2.准确定位文化基础课
中等职业教育文化基础课学科定位应放在整个中等职业教育系统中来考虑。要根据生源状况,改革、完善文化基础课教学、、手段,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的认识。它在学生培养上应兼顾升学与就业,而侧重在就业;它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还要致力于教会学生谋职求职的能力和素养;它不仅是工具性和基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职教性的体现。只有明确了这一定位问题,才能使文化基础课教学更具有目标性、方向性和针对性。
3.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认识
造成“专业技能”与“文化基础”之间权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认识不够。教育系统内部那种认为学生生源差,文化基础课能学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的存在,导致了文化基础课教学质量不高,教师缺乏教学激情。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强对文化基础课学科价值的认识。文化基础课教学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还关系到学生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关系到学生成为技巧型、技能型人才从而解决就业问题,更关系到学生潜能开发、终身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提高对文化基础课教学在中等职业教育中重要性的认识,将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安排放入整个人才培养方案和整体课程结构中,使文化基础课程真正体现其学科价值。
4.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针对性
加强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的针对性,是摆脱尴尬状况的重要途径。首先,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要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教学,不搞一刀切,可以试行分层教学,对基础好的学生鼓励参加对口升学,对基础差的学生要善于激发培养学习兴趣,激励学生勤奋学习,自我发展,以切实提高整体素质。其次,要把文化基础素质与现代意识的培养很好结合起来,在文化基础课学科教学中要突出和强化实用性。还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增强教学过程的形象性、趣味性、参与性,丰富教学内容,有效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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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美国学校一星期的课程,我们只用10分钟就可完成。正是由于进度快,所以课程内讲授的知识点多,但我们的快进度是有代价的,即我们省略了动手制作的全过程,因而我们的学生不会像美国学生那样尝试到成功,也不会体验到失败;不会知道照着书上的程序做仍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材料的性质是否符合实验要求,也包括具体的操作细节是否有误差。在这样一个自己动手的全过程中,学生必然要思考、要选择、要寻找失败的原因、要克服各种困难。如此学到的原理,就不只是书本上的抽象定义,而是包含着自己亲身经历和真实体验的生活道理。
中美两国教学过程的差异向我们显示,同样是一个知识点,对中国学生来说,这只是书本上枯燥乏味的并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联的抽象理论;而对美国学生来说,书本上的内容是有趣的,并且是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喜闻乐见的。因此,与实际生活相连的教学过程不仅训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能促使他们形成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知识观;同时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这是个体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毫无疑问,当我们用10分钟完成美国学校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的教学任务时,我们的学生就不可能像美国学生那样得到多方面的知识收获和多方面的能力训练。
我们常常笼统地说中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比美国难,其实,我们只是难在数学课程上,而其他课程,尤其是社会人文课程,美国学校的要求则远远高于我国。美国的孩子从小学起就开始学习按规范要求查文献、写论文,搞社会调查、写调查报告。从中美两国社会人文课程的比较来看,我国学校教育的课程难度低,教学要求更低。这意味着,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我国的教育落后于美国,而人文素质是构建创造能力的总支撑,这方面的缺陷则是影响创造力发展的根基性的缺陷。
即使是数学课程,我们的难度也只是集中在数学的解题技巧上,而不在用数学思维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在使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我国学生的教学优势则不再显现。当中国的学生把大量时间花在解高度抽象的数学难题的时候,美国的学生在参与各种各样的社全实践活动,并从中积累相应的经验和形成相应的能力。中国的基础教育与学生的未来生活和工作脱节,而美国的孩子却在中小学阶段就不断积累未来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以及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经验。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国学生由于深埋在智力游戏般的数学谜题中,使他们没有时间参与各种对他们的未来有更重要影响力的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际生活与实际工作需要的能力是多方面的,包括自我表达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人际交往与沟通的能力。对于这些能力的培养,中国的教育是基本忽略的,而美国的教育却极为重视。在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中,含有很多非常实用并且学生无论将来干什么都用得着的内容,包括如何在最短时间里介绍自己,如何说服别人,如何倾听别人的意见,如何在众多可能性面前恰当地选择等等。显然,美国学校比较注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多方西能力,并有针对性地进行非常细致的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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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建构意义的方式而获得。它不仅形成了全新的学习理论,也正在形成全新的教学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的过程是学习者积极主动探索的过程。一个人的知识是由他自己在一定的环境和知识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此,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倡的学习方法是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包含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等四大要素。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及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教学设计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
(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高职的一门重要的应用基础课,着重培养学生的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实践性很强。在信息社会里,知识的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越了人类记忆的极限,知识更新又是如此之快.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才是立足于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根本。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乍看起来是一门简单易学的课程,其实计算机应用基础教育是一项基础文化教育和人才素质教育。是一项集知识性和技能性相结合的基础性学科教育。随着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学生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应用能力正在逐年提高,本课程内容是紧跟计算机的发展,从dos到win98、win2000到win2002,从omce97、office2000到office2002:从网络的一般了解到internet的应用,课程内容还增加了实用工具。如防毒杀毒、文件压缩、F11P文件上传与下载、电子邮件的应用等。重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计算机新的技术不断产生,旧的技术很快被淘汰。如何保证学生能够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就必须要加强基础知识学习。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高对计算机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这就是既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二、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高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必然要对传统的教学理论、教学观念提出挑战,意味着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全新的教学方法和全新的教学设计思想。逐步形成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环境相适应的新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设计思想及教学评价体系。目前高职高专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方式是多媒体理论教学与学生上机实践分开进行。课堂教学上采用教学课件展示、教师讲解并实际操作,但存在较突出的问题是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目前这种教学模式老师讲解过多,让学生产生一种依赖性,遇到问题就找老师.而时间长又容易淡忘。当代社会对人们的基本素质的要求是必须要学会学习。因此,掌握学习的主动权,“学会学习”,“教会学生学习”成为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如何在课程教学中改变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这成为我们教师的当务之急。
(一)转变教学理念,提高学生的认识
大学生身心发展已经趋向成熟.在传授必要的基础知识的同时,应以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为主,核心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为主,“教”是为了“不教”。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断转变教学理念。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达到和谐统一。首先,教师应该把学生带到知识殿堂的门口,引导学生入门:其次,把主要任务放到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上来.把重点放在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上;最后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到做学习的主人上来。在教学过程中不搞“题海战术”,而是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紧密结合,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很好地运用计算机来工作和学习,在学习计算机基础的过程中遇到与后期学习相关的内容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适当的铺垫和点拨,引导、发挥辅助和主导作用。通过适当的先导示例.在学生的意识里对整个计算机的课程有个大致了解。彻底改变原有的肤浅的或不正确的认识,为以后的学习做好思想准备。
(二)改变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学会学习不汉指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还包括学习兴趣的培养,学习动机的激发,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学习兴趣、动机、积极性是学习的动力,它会促进学生主动地去钻研、总结和借鉴科学的学习方法。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培养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的主体性教学是把学生看作是学习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帮助学生主动学习.创设各种情境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主动探索发现,和学生共同研讨,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把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兴趣的培养融化在各种教学活动中,使学生学得好、学得精、愿意学。从而学会学习。
学生学习本课程是为了培养自身的计算机应用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将来学习和工作的需要,教师要能激发学习者的动机、主动精神和保持学习兴趣,以及能引导学生自主性学习。因此教学应更多地从应用的角度出发,讲授有关的原理、概念和基本知识。使学生能熟练操作使用计算机。同时,计算机基础教育应坚持广度为主的原则,使学生对各种计算机知识有一个入门性的了解,突出计算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作用.从需求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对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学习积极性。
为此.我们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且各种方法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来确保教学效果。我们始终倡导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性学习,在课堂教学中,避免照本宣科。对书上已有的、学生自学即能掌握的知识尽量少讲,布置学生自学完成;而对书上的重点难点或没有详细讲解的、又非常实用的知识或技巧则通过实例演示说明。
1.课堂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法
“任务驱动”是一种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强调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学习活动须与任务或问题相结合;以探索问题、解决问题来调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任务驱动”教学法最基本的特点是合理布置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探究、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新知识的方法。在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的教学过程中.“任务驱动”教学法就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相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习实践活动。
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说过:最好的一种教学,就是牢牢记住学校教材和实际经验二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使学生养成一种态度。习惯于寻找这两方面的接触点和相互的联系。单纯从这个角度说。任务驱动教学法是一种寻找理论与实践恰当结合点的十分有效的教学方式。
下面是在教学中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的一些具体实践过程。
(1)“计算机基础知识”部分·计算机基础知识部分内容学生一般是似懂非懂、不太感兴趣。我们在上课时先提出一个任务,让学生去“购买一台计算机”。这就要求学生先了解一个完整的计算机应包括硬件和软件,认识计算机中的硬件,熟悉计算机配置中的各部件.了解CPU、主板、内存等主要部件的性能指标,了解计算机市场行情,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市场行情选配一台价格合适的计算机。在讲授过程中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加上有录象演示和实物对照,效果非常好。
(2)“汉字处理及Word”教学Word2002是一个最常用、也似乎是最简单的办公自动化软件。但很多人没能灵活掌握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如制作一个精美的表格。先展示做好的样表让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分析按几步完成,再一同完成。操作步骤为:创建表格一编辑表格(选定表格、行、列、单元格,合并、拆分单元格等)一表格属性的设置(行高、列宽、表格的边框和底纹等)一绘制斜线表头。问题迎刃而解。
总之,采用“任务驱动”的课堂教学方法,改变了过去那种教师照本宣科、学生被动接受的状况。使那些枯燥、抽象的概念变得生动、具体,学生能迅速获得感性认识,再经过教师的归纳和总结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知识。从而达到了快速获取和掌握知识的目的。
2.上机实践中采朋“问题驱动”法上机实验题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写明操作的步骤.学生只要按照实验指导说明,逐条操作.即可完成实验内容。这种形式的实验题适于学生上机实验的早期。使学生能迅速上手,增加学习的信心。
另一种形式是以提问或问题的方式提出实验要求。问题教学法就是教师在课堂上形成一种问题情境。启发学生自己去探索、寻找答案,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仅仅是技能而已。而提出新问题,从新的角度去看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想象力,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由此可见,在设计问题时要注意留给学生一定的独立思考、探索和自我开拓的空间,培养学生利用探究式的学习方法去获取知识与技能的能力。计算机学科是一门开放性的、知识更新较快的学科: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注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探究式学习能力。在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的教学活动中,课堂上不可能将一个软件的所有功能都学到:教材中对某一应用程序也不可能介绍得非常详细。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设计一些“留有空间。留有余地的任务”。引导学生进行思索、探究;鼓励学生善于尝试、善于发现;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这种形式目标明确,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步骤。学生必须在认真听课、课后全面复习的基础上。通过上机实践才能完成。
例如在讲授完“操作系统及WindowsXP”后,我们提出了一些典型问题。如:“我想让Windows启动时播放一段好听的音乐怎么办?”.“我想给我的计算机加个屏幕保护在我离开的时候不让别人动。怎么办?”,“我的机器很慢,我怎么看到有哪些程序正在运行呢?”。“我忘了一个文件放在哪儿了,怎么找呀?”……这些富有挑战性和实用性的实验题。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学习者为中心,提高了学生适应社会、立足于高科技信息时代的能力。
篇8
二、设计科学性训练提纲,培养学生准确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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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比喻教学法就是通过打比方的方法,将两个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事物建立联系,通常情况,选择一个熟悉的事物,引伸到未知事物的影子,从而达到让学生更好地认识新事物的目的。恰当的比喻有时胜过千言万语,让人豁然开朗。
2. 比喻教学法在计算机文化基础中的作用
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授课群体是大一年级的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其中有部分同学从来没有接触过计算机,另外一部分同学尽管对计算机的基础操作有些了解,但是他们的知识网络还很缺乏,就更不用说对一些网络技术的操作了。所以,在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教学中,有不少基本概念和理论性的教学内容,往往令教师感到束手无策,令学生感到抽象、枯燥、记忆较困难。如果讲解时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运用比喻教学,将抽象、费解、空洞的教学内容转化得生动、浅显易懂,就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运用“比喻法”进行计算机文化基础的教学既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又可以便于学生记住一些烦琐的操作。
3. 比喻教学法案例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怎样组织计算机硬件组成的这节课程,用于教授知识点的时间大约为25分钟。
首先给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电脑,然后针对图片进行如下的讲解:先认识显示器、鼠标、键盘、耳麦、摄像头,这被称作“外围设备”。主机箱内包括的所有硬件的集合被称为“主机”,“主机+外设” 就构成了一个完成的计算机。在此用一个FLASH演示主机的内部构成(如图),可引导学生去学习每个硬件有那些功能。
中央处理器CPU:CPU是计算机机的核心器件,它就好比人类的思维与控制中枢,正是CPU控制着计算机的一切行为举止。CPU主要由运算器和控制器组成。这个运算器就有这样的功能,而我们的大脑还可以支配我们的行为,CPU的控制器就有这样的功能。接着还会给学生展示单核的CPU和双核的CPU,讲到双核CPU的时候,我会说:如果我们人类又有两个大脑是不是会变的更聪明啊!是不是运算的速度会变快,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两个大脑同时去完成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又想唱歌又想说话,这在一个CPU的时代是不能完成的,而到了现在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比喻就是想说明双核CPU是可以把同时完成需要占用同一资源的两件事情。
存储器Memory:人脑除了有思维的功能,还有存储的功能。电脑也不例外,在电脑中存储器主要分为主存储器和辅存储器,这就是电脑中的内存人脑的记忆是有限的,所以,要把我们记不住的东西储存在自己的资料库中,这就像为什么我们要有自己的书房,而这个硬盘就好比我们自己的书房。当手中的资料无法满足我们所需要的资料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去公共的图书馆借书,这个公共的图书管,就好比光盘、U盘、软盘等。
输入输出设备I/O:生活中我们总是把电脑和人脑加以类比,但实际上更确切的类比应该是把电脑比作一个完成的人。电脑有与外界信息交互的装置,人类有听声音和说话的能力,电脑也有。音箱就好比人的嘴巴,麦克就好比人的耳朵,但计算机所能处理的只有数字信号,而现实生活中的声音是模拟信号,这样就需要一个设备能够把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进行相互的转换,这个设备就是声卡。人类表达自己的想法除了可以通过说话,还可以通过写字来表达,计算机则可以通过现实器和打印机来完成书写的功能,可是计算机并不能识别文字和图像,这需要显卡来完成数字信号和图像信息进行转换。
主板Motherboard:主板是微机的核心链接部件。微机的硬件系统的其他部件全部都是直接或间接的通过主板相连接的。主板是一块较大的集成电路板,电路板上配以必须的电子元件、接口插座和插槽。结合实物和图片给大家详细讲解主板上的芯片和插座与插槽,其中插座与插槽就好比人类的关节,人的很多骨骼都是通过关节链结起来的;而芯片则是一座架起各个插槽之间数据传递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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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伦理风险防范具有文化实质
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风险社会中,没有人能够要求得到关于未来的知识,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冒着风险决策的方式体验着未来。从整体上看,对技术伦理风险进行文化防范何以可能,有赖于其形成的理性条件,如果找不到技术伦理风险与文化之间的内在依据,那么其存在的可能性就会受到质疑。实际上,文化是内在的存在于技术伦理风险之中的,是技术伦理风险本身的应有之义,技术伦理风险一旦形成,就内在地蕴含着文化的内容。
技术伦理风险具有文化性格。文化与伦理一直以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都具有陶冶人性、完善人心的功能,无论文化还是伦理的产生和存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更好的存在,所以说技术伦理风险也具有文化的性格。第一,技术伦理风险主体的文化性,在技术伦理风险中,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科技共同体,作为人,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且都处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当中,必然要接受特定文化对其的塑造与陶冶,因而不可避免的具有特定的文化性。“文化的创造积累构成一个人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之后,人的灵明之心、道德本性、价值意识发生与建构的现实性全部来源于有意义的文化世界。”总而言之,人类的伦理本性是一个内在的内在价值、意义体验和建构所得的过程,必然具有文化的属性。第二,技术伦理风险内容的文化性。伦理是文化观念中的核心内容,更是约束和引导人们行为、思想的规范体系。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养成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精神气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一旦形成,伦理内容也相应的围绕这种独特的文化精神进行提炼与选择。技术伦理风险的内容包括伦理风险常识和伦理风险价值观,无论是伦理风险常识还是伦理风险价值观,都源于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特性。
2文化视野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依据
2.1文化理论层面
拉什在解读道格拉斯的《风险与文化》中提出了“风险文化”的概念,以此试图用“风险文化”去替代风险社会。拉什认为风险文化是对风险社会的自省与反思,在风险社会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技术手段、专业系统、法规条例这些客观性的程序,而是依靠高度自觉的风险文化意识。普里特威茨把风险文化形容成一种由技术而引发的灾难性文化。技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转变成为产生风险问题的根源,现代人类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反面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并且形成了当代特有的灾难文化。首先,风险是社会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理论代表斯科特・拉什认为风险在当代更多的呈现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 不同的群体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应对之策。在现代,非决定性和感知到的风险主要是来源于技术风险,风险的制造者和应急部门的技术科学家处于中心的位置,“我们要迎接的是风险文化,尽管仍然有些战战兢兢,但绝无恐惧和担心”。其次,风险文化时代的到来。风险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实体,它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很强的人为色彩的创造物。技术伦理风险文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这种文化必然会带来新的社会组织秩序。
2.2现实层面
假若说传统社会中对科技活动的文化要求是有限的、微弱的,没有对人类的整体产生根本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忽略的话,那么在当代社会对技术伦理风险进行文化防范就成为了整个人类发展和生存的必需,离开了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防范,科学技术不仅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而且可能成为毁灭人类的终极杀手。技术的发明最终是要应用于生活,因此,文化视野下的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不仅具有理论依据,更多的呈现出现实依据。首先是文化与技术伦理风险密切相关。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将变得更加秩序井然越来越稳定成为了人类的一个重大信念。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从文化的关系层面来考察,技术伦理风险主要体现在技术的发展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新旧技术伦理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社会发展的需求。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社会物质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在低层次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将会更加的注重对高层次精神需要的追求。
3技术伦理风险防范文化向度
伴随着公众科技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技术伦理风险的社会和文化效应,人们开始从更高层次上来关注技术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和技术的合理化使用。加上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道德生活造成的挑战和冲击,技术伦理风险防范的文化向度也显得及其必要。
3.1彰显文化主体
在新的风险文化的浪潮中,对技术主体进行文化精神启蒙和文化价值引领,是技术伦理风险防范必然的选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不能仅仅在变迁的文化中顺风转舵,被动的适应文化,相反应依据其本身的主体性和独特的文化方式存在,通过确立伦理文化的本土意识、萃取他者伦理文化的精华等彰显文化主体,实现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防范。首先是确立伦理文化的本土意识,伴随着全球化的席卷,全球文化在世界各国之间任意的交流。伦理文化的发展既不能脱离历史的传统,也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各民族因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而造就其特殊的伦理文化和精神。其次是萃取他者伦理文化的精华,全球文化的对话和交融,使得文化价值观相互影响和渗透,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主体性除了要积极促进传统伦理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之外,还应该对其他的文化精华萃取和吸收,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为自己所用。对他者伦理文化精华的萃取不仅要做到与他者文化形成平等的文化主体间性,而且要对他者文化进行选择性地吸收。
3.2注重文化协同
丹尼尔・贝尔在考察西方发达社会的现代性问题时提出了“中轴理论”的分析范式。政治、经济、文化作为三大领域具有其各自的作用机理和轴心原则,各自围绕其轴心进行运作,且对其他领域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三个领域必须协调一致才能正常发挥作用。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轴心规律、原则,借此理论分析技术伦理风险深层次的文化协同防范。技术伦理意识养成教育的方法主要有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和公德与私德的统一:第一,自律与他律的结合。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写道:“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自律意识的养成就是在科学共同体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激发其内在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通过价值引导,逐步将科技伦理的原则、规范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并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道德能力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价值观念,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他律的主要途径是内省式的自我约束和外在式的社会约束。鉴于西方的经验之谈,技术伦理风险的意识养成不仅通过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途径即将自律意识转化为他律意识,而且将他律的内容不断转化为内在的道德品质,形成道德理想人格,从而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第二,公德与私德的统一。技术主体的实践活动不仅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仅包含个人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公德”还包含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私德”,因此,公德与私德的统一成为技术伦理风险防范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公德是要求科学共同体在其实践活动中以公共利益为先,规避风险,使科技活动为社会带来最大限度的福利;私德主要是指与科技活动相关的个体拥有高尚的人格和道德修养。在科技活动领域中,公德与私德从根本上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将两者正确、合理的统一起来能够使技术主体在道德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提升技术道德的实践有效性,在制度层面建构完善的伦理规约,在机制层面建立被大众认可的开放机制以及在教育层面将技术伦理纳入思想道德教育中,真正地实现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协同防范。
3.3促进科技发展
科学技术自身的中性特点,致使科学技术无法自动识别技术的运用是否得当,这不单单是技术上的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因此,用文化协调科技的发展,以保证技术的合理正确运用,使技术引导科学的发展,让科学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首先是伦理文化规范科技发展的实践。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人员,他们对于自己的每一项科研成果引起的社会影响都是最为清楚的,因此要使技术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人类,科学家首先应该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责任。责任伦理的要求不单单只是针对科学工作者,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技术主体的伦理要求,当今技术对自然的侵害也已造成全球性的后果,对未来的人们有着一种无可推卸的责任,在未来人的生存和人类的要求之间把握一个正确的尺度是我们当今的义务,更有责任为后人留下发展和生存的环境。忧那思提出的“责任伦理”――当代技术文明的危机以及“人类行为之变化了的特性要求伦理学也发生变化”。“责任伦理”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在技术力量面前人类主动行使伦理批判权的可能,要求人们在考察技术伦理风险防范文化向度的同时,以对未来负责的责任伦理为导向,阻止强大的技术力量最终摧毁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以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其次是伦理文化对科技发展有不同的效应。伦理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具有文化的稳定性,但是科技的发展却显示出惊人的迅速性和超前性,因此科技发展的这种状况与伦理文化之间的性质相矛盾,引发一系列的技术伦理风险问题。一方面,传统的伦理文化不利于技术伦理的发展,在传统社会,技术的发展总是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科学技术之所以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技术的每一次进步引起人们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使得它与原有的伦理思想不相融,最终激发矛盾,引发技术伦理风险。另一方面,现代伦理文化有助于科技的发展。与传统的伦理思想比较,现代伦理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狭隘的思想意识,它为社会的积极发展提供了有利的道德规范。思想的开放性、交际的广泛性,为科学创造、发明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代文化视域下的伦理文化与传统伦理文化相比,更加符合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要求,有助于科技的发展,也使技术伦理风险的文化防范成为理论上的必然。
课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4-zy-2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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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一.高校基础文化课知识本位适应培育知识经济的要求
我们所处的当今世界,各项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全新经济形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发展潮流,知识经济已经成为当前时展的必然趋势。知识经济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核心,有效建立在知识的创造、处理、传播与应用等为系统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与依赖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经济与依赖于各种资源和资本的工业经济形态不同,知识经济形态时代,相应的知识创新水平与速度通常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以及政治领域的竞争,实质上集中表现为知识创新综合能力的竞争。知识创新显然离不开教育的基础作用,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直接支撑作用。
高等教育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扮演支柱角色,取决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基础取决于知识的渊博与精专。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集中精力培养高素质人才必然促使高校的地位与功能发生了许多变化,高校已经成为知识传授与科学研究的首要基地,已经成为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1]。高校基础文化课在整个大学的教育系统中,对高校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创新人才、发展实用科学技术、占领知识经济高地的进程中,具备基础和本体的功能与作用。高校基础文化课已经逐渐从高校课程教育的边缘走进高校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并开始在大学生毕业全面地介入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过程中,越来越体现出知识本位的巨大功效。高校基础文化课的知识本位已经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相应地,高校基础文化课在大学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挑战过程中具备知识本位的地位。
二.高校基础文化课社会本位适应培育创新主体的要求
世界各国在21世纪普遍呼唤创新精神,并由此要求具有培育创新精神的高校教育机制与知识全面的人才。高校是进行知识创新、传播与应用的主要运用基地,同时也是培养社会直接需要的创新精神与创新人才主体的运用摇篮。社会对高等教育要求的创新主体必然要具备创新意识与思维,创新情感与创新能力等。一般意义上的创新实质是一个实践和意义过程,通常在社会中并在一定意识的具体指导下的社会活动过程,社会个体从事的创新活动,当然具备个体性与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性。一般而言,创新主体具备的创新意识首先表现为一种怀疑的自觉意识,直接面对社会传统的做法与权威的说法与做法勇于质疑与否定。另外,创新主体具备的创新意识还表现为不安于现状的突出的精益求精意识,总是在看待尚能解决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通常致力于寻求一种更佳与更合理的办法与理论去加以对比、观照与抉择,力求从中选择获得效果更加适宜的理论与方法。再次,创新主体具有的创新意识还表现为一种好奇心和执行力,创新主体面对任何未知的问题与相应的领域,总是保持一种强烈的尝试与征服的冲动。社会各方面迫切需求的创新主体直接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创新,高等教育创新以及对创新主体的培育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依赖于高校基础文化课的传授与传播。
高校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创新驱动力量[2]。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创新主体,来源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创新,在客观上来源于高校基础文化课作为创新根基的合理配置与讲授。高校基础文化课可以培育大学生的适应社会需求的各种创新情感,最大可能地激发创新主体的创新创造热情,最大可能地刺激出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与创新业绩。高校基础文化课可培育社会创新主体具有强烈的创新情感,能够理性地看待在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失败与挫折,灾祸与障碍等,并在这种过程中受到启发,从而进行创新和发明。高校基础文化课可以培育社会创新主体具有必备的创新能力,促使社会创新主体具有敏锐的理性观察能力,统摄的理性思维能力,求索答案的理性能力,进行开拓前进并理性转移经验的能力,理性预见未来的判断能力。大学生具备的创新能力是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是大学生创新素质的集中体现与展现,属于高校基础文化课着重培养的智力范畴。社会对大学生要求的创新能力是一种能够产生新颖而有价值产物的能力,创新能力强的大学生善于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善于寻找解决问题和困难的不同途径与方法,进而形成新思想、新观念与新理论,理性构建出新技术、新工艺与新方法,客观上不断做出新成绩,不断取得新成果,最大化地为社会建立新业绩。高校创新要达到社会的客观预期目标,必然要科学理性地确立高校基础文化课的社会本位,努力培养社会迫切需要的创新主体所必备的创新能力。
三.高校基础文化课程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以人为本在字面意义上理解,一般指的是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根本与本体,所有的一切为了人,所有的一切依靠人,坚持综合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属性的有机辩证统一。“人”既包括具有人类意义上的人,又包括具有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还包括具有独立人格与个性的个体人。“本”,既具有主体意义,社会发展客观要求我们必须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又具有本质和根据的意义,社会发展的一切从人出发并且以人为出发点;还具有目的的意义,社会的整体发展必须关注人生活的世界和人本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具体命运。马克思在比较和分析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时,创造性地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并进一步认为,现实的人不仅是认识的主体,同时也是劳动的主体,主张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哲学主张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从现实存在的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从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特征的全部社会关系总和出发去说明现实的并且在现实中从事特定社会实践的人群与个体人,人本身就是本体也是本位[3]。
目前,“以人为本”是一种通行科学的教育哲学观,高校基础文化课程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培养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教育观是人们对教育这种社会文化活动表现出来的现象的进行比较系统与理性的认识,教育观的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教育实践与社会、人、文化之间的基本互动关系,在理论层面集中体现出来就是教育目的与教育价值观。高校从事的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涵与基本要求,力求把培养社会所急需的,把具有全面综合和创新素质的大学生放在所有的教育活动的中心。高校基础文化课程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立足于社会和人都是需要教育与培养的客观存在,高校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创新的需要,同时也是大学生自身本体化发展的迫切需要。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其社会本位与个体本位是统一的;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地延续与发展,必然要依靠通过培养社会所要求的个体人来得以实现,知识本位与社会本位也是统一的。上述二者统一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中。
总之,高校基础文化课程知识本位和社会本位要求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教育观,坚定实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认识论与价值观,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综合具备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人,力求最大化适应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需要。
参考文献:
篇12
我是一边拿着荧光笔一边读这本书的。本来我还开了音乐(这是我读书或是画画时的习惯),但是马上就被书上的话纠正了。本来像是这种纸质很好又贵重的书,我是不喜欢在上面留下什么笔迹的,但是这次却不同,与其让这本书一直保持干净漂亮,我宁愿它被我标注满文字和圈圈。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本让我拿来仅仅是读一读就糊弄过去的书,我想带着思考认认真真读好几遍。既然要思考,我就不仅拿了荧光笔还拿了很多草稿纸涂涂画画。后来我把书中让我有所思考的句子都用荧光笔画下来,有很多,简略地整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这些想要谈一谈的:
书中提到过“一个不幸艺术家的墓志铭”写到“他”跳不出那个让他功成名就的模式,并且书告诉了我们破除这一模式牢笼的方法“写生便是破除这个墓志铭的方法”。第一节课“是画画的时候了”便指明了写生的重要性。写生就像是画好动画的前提和基础一样,有着异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练好基本功,多去写生。写生就是画动画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再多好点子也无法很好的传达给的别人。书中还说“孩子,先学绘画,你以后会有机会做动画的。”、“一切必须从基础开始做起”,老实说我们都太心急了,急着希望马上就能画出属于自己的动画,急着去学习动画表面的技法,却忽视了最重要最基础的前提——学好绘画。书上还这样写道“别刻意去追求一种风格。忘掉风格,只管去画,风格自然会出现”,是的,现在讨论风格也许还太早,我们仅仅是刚刚踏入动画学习的学生,现在苦恼着画风还为时过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塌下心来学习动画的基础,绘画的基础,其他的一切都是要慢慢来的。画动画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我们一步也不能糊弄,“每一张画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能不加思索的画,然后把他们机械地堆砌在一起。从一方面说,根本不存在中间动画,因为所有的画在屏幕上的时间都是相同的。”这句话是在说那些容易出错和容易被忽视的中间画的。所以画画时我们要多动脑子思考,不要想当然或是觉得不重要的地方便心不在焉地划过。中国现在很多劣质动画片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当那些不起眼的小错误堆砌在一起时,就行成了整部动画质量低下的问题。关于“潦草的方式”里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画动画的人要那么节约地工作?如果要节约,她们干嘛还做动画?”如果动画师处处想要“节约”、想要省事、想要偷懒,那么这部动画一定是糟糕的动画。这样说起来也许很简单,但做起来真的很难,我们一直鄙视粗糙不认真的动画,但当我们自己画Flash时就体会到了画动画的艰辛了,之前我一直瞧不起Flash,觉得那是小儿科,现在却再也不敢这么想了,画动画真的很不容易,一个简简单单的Flash就让我们累得够呛。的却,我作Flash作业时就是在“节约的工作”,想要尽可能的省些力气。虽然早就知道画动画不是个轻省的活,早知道想画好动画就不能“节约的工作”,却还是想要去偷懒。明明之前看到那些偷懒的劣质动画时会指着骂他们,明明之前觉得Flash是那么简单的工作,明明说着只要能让我画画再苦再累也无所谓,然而仅仅面对一个Flash都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我真的应该从中好好反省一下了。
我们要想画好动画就要多去思考,“应花上几天的时间思考,我们应该厚积而薄发,沉思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再跳进创意的海洋。”我们不仅应该多去思考,还应该多去积累丰富的知识。动画是一个表现综合能力的职业,它包含了很多,因此我们更应该全面地发展。比如我喜欢的一个漫画家,她大学主修的是心理学,正因为此,她笔下的人物心理被塑造得非常出色,故事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理战也描绘得异常生动,并且她不仅对笔下人物的心理掌握的很好,故事结构也拿捏得很出色,还可以了解到读者的心理,从而创造出生动逼真的角色。这些都是她积累的心理学知识的成果。所以我们也要尽可能地拓宽知识面,增长各种见识。
至于捷径这个问题,我们往往都想要找到画动画的捷径,其实“走漫漫长路就是走捷径”,就像书上说的那样“我们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自作聪明,以为走了捷径,而一旦出现什么差错,我们得花更长的时间去修改”。也许这条“捷径''''并不好走,但是这才是正确的道路。无论怎样我们都是为了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而付出过汗水的,所以现在决不能松懈,考上大学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即使学习是艰苦的,画画是劳累的,我们也要勤奋地学习。我们要走艰辛的“漫漫长路”,而不可能坐享其成。但是我们这些刚刚接触动画学习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刚刚考上大学的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往往都急着想要画出自己的动画。我们刚刚接触了”语数外“之外的科目、我们刚刚初尝了制作短片动画的兴奋便觉得翅膀硬了,整天和别人大谈要如何获得动画最佳技巧、如何挥洒我们的热情、要如何振兴中国动画。我们都太着急,就好像我们马上就能自导自演一部长篇大作一般,整天就觉得自己很拽,其实我们都是笨蛋,还没有完全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这四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怎么作。是自命不凡的寻找捷径还是塌下心把全部激情转换为学习枯燥知识的动力。书上这样说过“我发现更快的工作方式其实就是一心一意的去画,而且因为我们脚踏实地,所以工作更有乐趣”。我们就要这样一心一意地去学习、一心一意地去创作。把对创作动画的渴望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动力。捷径就是一心一意的学习,脚踏实地的创作。为此,我们更应该塌下心来学习我们现在该学的。不管是文化课还是素描基础,既然是逃不掉的,既然都是必须去面对的,既然那都是必须迈过去的,就应该去一心一意的对待。没有这些积淀就无法画好动画。心急地寻找捷径只会让我们绕一圈子再回到起点。我们还有好漫长好漫长的学习道路,我们只有走过“漫漫长路”,才能取到“真经”,得到最后的成功。
篇13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不但成了人们达到“真”的思维途径,同时也成了达到“善”的主导本能。于是,道德规范就成了由理性评价认为会产生最大的社会利益的行为而形成的,这种理性功利主义方法被后来的边沁和穆勒进一步发展,在当前的西方仍然是最有影响的道德指引。康德在这里也指出,把宗教和道德分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要给予道德以逻辑上的优先权,在他的著作《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2中,阐明了他的道德宗教的哲学原理。他以道德哲学作为宗教哲学的基础,在他看来,道德是独立的体系,不需要宗教也能成立。但道德本身在逻辑上必然要推论到宗教,因此考察宗教必须先讨论道德。
其实,在后来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在道德理性化名义下的道德世俗化、或者将宗教观点排斥出“公共理性”的讨论,并不意味着社会因此就失去了所有宗教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并不一定能保证拥有一个非宗教舆论上可接受的、普遍适用的理性道德而能去解决所有个人的道德难题和公共政策争端。这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轻易地去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遗迹,这在西方的社会发展中要体现得突出些,被非宗教文化采用的许多所谓理性道德原则(如自由、平等、权力、自、正义等等),事实上是深深根植于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中,而这些价值观念最终却不是单靠理性便能证明的。我们在认识论上反对不可知论时,在道德行为上却应当为未知的、可疑的、不可知的事留下一点空间,这才能使我们的道德观念成为动态的、有生命的、不断前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3
所以在康德那里,正因为道德这一过程的无限性,就有必要设定一个上帝来保证其完成,这种设定就是信仰。信仰在康德看来不是外来的,而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必然要求。当人意识到自由意志本来确实有违背现实世界的恶而向善的可能性时,他就已在逻辑上不能否认上帝的存在,在行动上就有可能依据“好像有一个上帝那样”去做。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认为那些神秘的、宗教力量,以及基于它们而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观念,在过去历来就对行为有着至关重要、促其生成的影响。4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著名的《文化论》中认为,宗教的需要出于人类文化的延续,这种文化延续是指超越死亡之神并跨越代代祖先之存在,而使人类的努力和人类的关系持续下去。因此,宗教在伦理方面使人类的生活与行为神圣化,并有可能成为最强大的社会控制力量。于是凡有文化必有宗教,尽管文化对于宗教的需要完全是派生的、间接的,但归根结底宗教却植根于人类的基本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形式。5可以说,伦理从人自己出发,有着浓厚的自由的自我意志性,但却必然地要超越自己,走向自己的神圣面,体现着人自己的意义述求,并完好的贯穿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因此文化并不是被简单的复制和灌输,也不是被单纯的接受和理解,它必须是和人的生命完整的结合在一起。
同时,这样的结合在一定层面上也说明了文化中人的主体自觉性,这不仅适合于“人类”的概念,也适合于单个“人”的概念,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决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取决于他自己。法国生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更把其说成是“自己创造自己”。“人对其存在的形象认识,的确影响了他的存在本身。人总是保持着他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但他也得为了完善和确定性而奋斗。因此,他用以努力去理解自身存在的各种概念,的确对其存在的自我实现有着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人关于他本身的各种观念成了指引并塑造他的理想”。6于是,文化可以定义为“由人类自己自由的首创精神创造的,这就是何以人类给予文化如此复杂的形式,使民族和民族、时代与时代区别开来的原因所在。然而,在文化的创造中,人类也创造了自身”。7因此,对生命的认知决定了文化形式,而文化反过来又赋予了生命以价值。
可以说,在一定层面上,文化和伦理是结合在一起的,一切的文化形式都是人自己的伦理述求,而一切的伦理,都必然的结合于自己的文化之中,是人存在意义的表达。因此文化和伦理不仅结合在一起也相互提供一种永恒的必要的诠释力量。这种相互诠释的关系能在群体精神和个人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从而达到一种人的意义上可行的、而又反思的平衡。于是,只有这种容纳文化和伦理相互依赖的社会模式,才能使人的道德情感更真切的得到表达,也有助于社会的道德承诺。它启示我们,一种文化不可能主动地占据某一文化的位置,除非某一群体遗弃了自己的文化而使自己正处于意义虚妄之中。同时它也反映了文化完整性中必须具有生命的神圣性维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功利的工具性存在。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逐渐开始了文化发展的伦理转向。作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的成果,伦理或道德价值成为了西方社会追寻的基本目标。在我国,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也逐渐地摆脱了纯粹作为政治和经济生活附属的工具涵义,使自身显现为目的。因此,我们正努力地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超越了纯粹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标的时代,一个能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维护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时代,一个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伦理时代。于是,我们的文化发展必须内在地嵌入伦理价值,而道德的进步也因此而具有了文化必然,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体。
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在其著作《对生命的敬畏》中认为,以知识的增长或财富的增加为唯一价值诉求的单向度的文化走向了人的对立面,使得人与非人类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文化与文化进步是一个包括知识增长在内的多维度的系统性范畴,错误地把单向度的知识增长等同于文化进步本身,这是文化走向异化的认识论根源。8由于机械论的自然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建立,知识取代了“上帝”,成了“价值”与“意义”的同义词。在“知识就是力量”(弗兰西斯・培根语)的“神话”鼓动下,“知识即财富”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获得了“客观的普遍有效性”,对知识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成了人类文化的唯一价值向度。于是,多维度的人类文化被单向度化了,即单向度化为知识文化或作为其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文化理想也不再能被清醒地思考, 而是在迫切的生存斗争中被扭曲”。9因此人类的精神并没有随着物质的增加而得到充实和更高的体现自己的意义。在此现代性文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对我们的社会进行反思,更要从人的意义存在的层面上来理解和构建我们的文化。这也正是民族文化回到人们视野下的原因,或者说人们从民族文化的背景中来把握自己。
按卡西尔的看法,所谓的文化实质上就是人性的创造过程;因此,全部文化活动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塑造人性、创造自由的历史进程。10在他著名的著作《人论――文化哲学导论》里,他还力求说明,人类文化的诸项内容是如何以一种原始精神活动为先决条件的。可以说,所有的文化哲学都是为了把握和认识人本身。从古希腊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中,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了人间;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帕斯卡尔的“人是高贵与卑贱的混合物”,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德里达的“人死了”,所有的这些哲学思考都是从人自身出发尔后又回到人本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科的细化,传统“人”的形象在被模糊的同时也使现代“人”的自我形象受到了学科间的肢解。有如舍勒所言,人已经成了前所未有的疑难问题。于是,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们已不像古典哲学那样把人仅仅视为认识的主体,还把人视为存在的主体。但并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抽象的我,也不是存在主义中孤独的个体。它要把人作为由其文化、自然环境、社会、历史和传统所决定的人类群体中的人、以及自由的自我塑造中的人来看待,并力图得出人的完整形象。
因此,文化的伦理意义在于,“作为意义体系,它如一个指标,对于文化中的人具有指向意义。文化将特定的个体或群体置入一个路径分明因而具有可预测性的世界之中,从而使其拥有明确的方向从而理解周围的环境并指引其应对与其个体生存密切相关的诸种问题”。11同时,对于文化概念中的人来说,文化意义体系对人也具有一定的保护性,使人能在已知的世界与晦暗不明的世界(难以言状的灾难更是刺激了这种难以言状的精神世界)之间完满地生活和体现自己的意义。于是,对于文化来说,它既面向自己也要面向世界,面向自己,是为了明确我们精神中的意义,面向世界,是为了达成生活中的完满。而民族文化认同下的伦理,正表达了对这个一体两面的文化综合体的理解,是人自身意义寻求的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