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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应用气象学方法”课程正是应用气象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在专业培养目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课程是兼容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以及仪器应用为一体的课程，主要介绍应用气象调查研究与考察、试验观测、环境模拟试验、“3S”技术、统计分析以及数值模拟等方法。通过课程讲授和试验实习使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使学生把所掌握的知识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接轨，使学生系统掌握各类方法的原理、步骤、适用范围以及应该遵循的原则，可为学生今后走上工作岗位从事应用气象学研究及业务服务工作奠定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可见，“应用气象学方法”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应用性强的课程，对学生动手能力要求很高。因此除了理论教学外，课程实习是该课程必要的实践环节，以加深学生对各类方法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应用气象观测试验、环境模拟试验、作物长势遥感监测、统计分析方法的实习，进一步加深学生对各种应用气象方法原理的理解，熟悉和掌握各种方法的工作步骤，增强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基本操作技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科学研究和业务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是在实践中寻找带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典型事例，通过分析研究总结案例的普遍规律，从而提高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因此，案例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真实而典型的素材，它不仅可提炼出一系列事件共同特征，还能反映个别案例在特殊情况下所反映出的特殊表现。
案例教学法是将案例讨论的方法运用到教学活动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通过设置一些具体案例，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索，以提高教与学的质量和效果，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2]。
2 案例的甄选
实践中的案例为数众多，如何选择恰当的案例，是决定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甄选案例时必须与所讲授的理论内容密切相关，涵盖“应用气象学方法”的三个重要方法，即试验、模拟和统计，在此基础上，选择贴近科学研究、业务服务的实际要求，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新颖性等特点的好案例[3]。
3 案例教学实例
案例教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战能力。必须精心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意义的，能够反映应用气象学典型方法和手段的案例，使学生在案例探究过程中掌握所涉及的理论知识。例如，在农业气象研究中，分期播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它可以利用自然条件下气象要素的周期性时空变化特征，设计若干试验水平和试验强度。因此，在这个环节设计案例“水稻低温冷害指标鉴定中，试验分期播种试验设计”，这个案例需要学生熟悉和掌握分期播种、关键期、光温特性等多个农业气象的概念，通过这个案例的实践和思考，使学生能够灵活应用书本知识，做到融会贯通。
4 教学的组织
根据案例的特征、班级的人数等具体情况，本课程的案例教学主要采用小组分工协作、组长协调负责的形式进行[4]。将所有学生按5-8人一组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推选1名组长，负责组内人员的分工职责，组内成员分工合作，最后由小组统一提交一份实习报告。在组织学生课程实践的相互交流时，要求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的积极性，通过启发和引导，开拓学生的思路，鼓励必要的争论和创新观点。
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适当地进行点评是很有效的教学办法，可以将学生在不足的问题或遗漏的重点指出来，引导他们结合案例中的任务、环境、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针对学生在案例教学中的积极提问，适时地给予表扬，同时给予一些解决的办法，鼓励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自行解决问题，从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每次案例实践结束后，教师必须进行总结，从小组的实习报告中挑选出1-2份具有代表性的报告，采取学生自评、互评及教师考评，针对数据、方法、分析等几个方面对实习报告的内容进行评价，做到每学习一个案例都有收获。
实践证明，在应用气象学方法实践课程中开展案例教学，使学生们学到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活的知识以及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和方法。案例教学让学生生动地体验到应用气象学研究的真实状况，加深对应用气象学一线业务工作的了解，使学生面对具体的研究任务、分析数据不再发怵，能够利用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通过分析讨论找到解决方法，有利于培养社会需要的实战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杨再强， 申双和， 景元书， 赵小艳， 江晓东. 面向社会需求，应用气象专业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与实践. 科技创新导报， 2010， 3: 230.
篇2
近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依靠合并、升级和扩招等措施的推动,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随着办学规模的快速扩张,教育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迫切需要通过有效制度和机制对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进行建设和监控,确保其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为此,教育部于2001、2004年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主旨是培养高质量的创新性人才。实践教学作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其作用已日益彰显。2009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并在该校听了五节课,下午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纵观全国高校的实践教学现状,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培养创新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1.1实践教学普遍不足,学生动手能力差。这一则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二则由于中国的基础教育设施普遍不足,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多数没有动手或很少动手做过实验或参与实践,基本上是“出了学校门,再进学校门”、在书桌上面度过的。
1.2新入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年轻教师,受中国教育习惯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遍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对新时期实践教学在培养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导致实践教学环节长期得不到各有关方面的足够关注。
1.3校内实践环节多具封闭性、延后性和被动性。中国大学的校内实践环节,一般都是成熟的实践内容,且多为验证性实践,不利于学生综合实践技能的培养,加之社会需要的前沿技术得不到及时补充,造成体系封闭,新知识内容想要成为成熟案例,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整理,造成信息延后。更有一些大学实践教学内容多年一成不变,学生科研能力得不到足够训练,长期造成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
1.4校外实践环节效率普遍比较低下。大学校外实践环节的设置本身即出于校内实践长期保持之不足,如果校外实践环节能充分而完整地实施,就能够完成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结合的人才培养需求。但自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后,本科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反映在实践教学体系上尤为明显。而且学生就业压力大,实践教学教师数量有限,造成校外实践质量下滑,效率偏低,无法达到预期的实践培养目标。
1.5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实践成本高。实践教学各个环节的开展与完成,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而长期以来由于各大学实践教学经费普遍不足,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致使实践教学开支不断增大,造成实验室和校内实验基地建设相对滞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不理想甚至难联系,严重影响实践教学质量的稳定保障与提升。
1.6未能构建起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原有的实践教学各环节大多围绕理论教学设置,成为理论教学的简单验证或重复,加之实践教学安排分散,各环节之间缺乏科学、有效的衔接与整合。
1.7实践教学基地难以保证。一是一些实践教学接受单位鉴于技术和管理的保密性,担心学生会教学使其商业或技术秘密泄露,不愿接受;二是高校安排的实践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与接受单位所要求的时间较长形成矛盾;三是实践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接受单位正常的工作进程。四是安全隐患的存在和责任分担不明确,导致实践教学接受单位产生无形压力。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如何深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加快教学基地建设,促进大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是中国各高等院校需要认真面对和研究、探索的新课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年以来,连续设立专门研究项目,资助必要的研究经费,开展此项研究探索与实践,取得积极成效。
2.农林大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探索论文
2.1改革探索的总体思路。
面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及其变化趋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充分认识到新世纪要求高校培养的本科人才不再是过分强调“知识型”为主的“专门化”人才,而是要培养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创新型人才。为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与实践的着眼点是从深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入手,以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抓手,以提高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2改革探索的基本内容。
2.2.1从顶层设计入手,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实践教学体系,是发挥实践教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作用的体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探索构建了与理论教学体系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四大模块(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十大环节(军事训练、课程实验、教学实习、专业劳动、生产劳动、生产实习、课程设计、社会实践、科研训练、毕业论文)、三个层次(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且成龙配套的实践教学新体系。这个体系的构建既遵循了教育要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又涵盖了从课程到专业进而开展综合实践的全面实践能力的培养。
2.2.2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为目标,更新实践教学内容。
①以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整合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气象学等课程教学实习,形成生物学综合实习。
②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工程意识以及适应现代化工程制造、研发为目标,全面开展“工程训练”实习。
③以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为目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3加大投入,统筹规划,搭建满足各层次各类专业需求的“三类”实践教学平台。
“三类”实践教学平台是,以学生基础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基础实践平台;以满足学生专业基础与初步科研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专业实践教学平台;以加强学生综合技能训练与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综合生产实践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具有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优良传统。学校在选址上充分利用杨凌“三级”环境优势,形成了旱地—半干旱地—水地三类实践教学区分布,立足于西北干旱地区开展干旱半干旱农业研究,建立了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以及水地农业实验站,充分满足了各类学生的专业实践教学。随着学校多学科格局的逐渐形成以及当今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该校近年来又根据不同学科提出了“以生命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优势农科专业”、“以现代工程技术提升传统工科专业”以及“以社会科学定位观测加强经管文法等专业”的教学理念,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基础实践教学平台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提出了“立足校内、联系区域、拓宽校外”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模式,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实践教学需求。
2.3.1立足校内、以满足学生基础实践为目标,构建校内实践教学平台。
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系统整合各类实验室,建立了语言、计算机、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工程、电工电子、测绘、微生物等9个校级实验教学中心和38个院级教学实验室。初步形成了完整配套的校内基础实践教学平台。
②在校内新建或改建农业与生命科学教学实验园区、动物生产教学实验园区、林学与园林教学实验园区、工程训练中心、新天地设施农业科技园、博览园、社会科学定位观测站等,以满足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的基本认知实践教学和部分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
2.3.2联系区域,以满足专业实践为目标,构建了区域化实践教学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充分学利用学校位于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加强与杨凌示范区的合作,为学生进入企业参与创新、创业训练搭建了平台。各学院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与对口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使学生就近进入工厂、企业了解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生产等全过程。目前在本区域内共建立了各类实践教学基地31个。如该校机电学院与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天工工业设计研究所”,该校动科学院与陕西省饲料厂、杨凌本香集团、绿方生物公司等13家企业共建了动物科学与医学实践基地,该校园艺学院与鼎天济农公司、绿嘉农业商贸有限公司、新绿公司等企业合作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
2.3.3拓宽校外,以满足综合生产实践为目标,构建校外实践教学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技术服务为纽带,在学校所在地杨凌区以外分层次、分区域,按专业特点建立校企合作基地,目前已在全国16个省(市)建立了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60个。该校充分利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充足、学科专业覆盖面广的优势,把学生的创业创新训练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高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充分接触生产一线,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就业渠道,经风雨、见世面、增才干、长能力,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创新训练真正落到了实处。
2.4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为使实践教学真正发挥培养人才创新能力的目标,确保实践教学质量与效果至关重要。为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建立了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规范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同时加强“过程监控”,以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农林大学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初步效果
3.1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3.1.1按照办学指导思想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西北农林科技大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了总体设计和改革。调整实践课程学时、学分的对应关系,将实践教学课程学时与学分对应关系由原来的18∶1调整到32∶1,同时加大实践教学学时比重;课程实验学时在32学时以上的单独设课;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安排上,要求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比例不得低于30%,其中综合性实践不得低于20%。集中进行的综合实验、实习、社会调查、科研训练等,1周记1学分。实验学时达到80%的课程,按照实验技能课程对待。并要求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应占开设实验课程总数的90%以上。与此同时,为了突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将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从2004级本科生试点、2005级全面推行本科生修够创新与技能8学分方可毕业。
3.1.2形成了与理论教学体系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四个模块、十大环节、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确保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
3.1.2.1按照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四个模块,将课程实验、课程设计(论文)、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等进行整合,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大类课程之一,独立设置了课程模块,从而把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落到了实处。
3.1.2.2将实践教学环节划分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生产实践三个层次和“三个阶段”,与人才培养的不同阶段合理匹配。基础实践层次主要结合学生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安排,以课程实验为主,重点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解释能力,主要在1-2年级完成。专业实践层次主要结合学生专业课程学习安排,进行教学实习和技能训练,强化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主要在2-3年级完成。综合生产实践层次主要结合专业综合训练、毕业论文(设计)安排,重点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意识、方法和基本技能,主要在3-4年级完成。
3.1.2.3通过将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专业劳动、社会实践、课程实验、课程论文(设计)、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科研训练、毕业论文(设计)等十大环节作为培养方案的大类课程之一,从而把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落到了实处。
3.1.3系统整合课程教学实习,实施综合化教学实习。将每学年第二学期末期与暑假定为“实践教学周”,各专业一至三年级在实践教学周至少安排1-4周综合教学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实践周数不得少于10周。
3.2创新“模块化”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必要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保证。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培养能力为本位,以适应市场为原则,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融为一体,建立“厚基础、宽专业、强技能、多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基本要求指导下,建立了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等四个实践教学模块。
3.2.1课程实验模块按照实验内容、性质及目标,分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创新性实验。
基础性实验以验证性实验为主。重点对基础科学各类课程中的重要定理、现象、过程进行验证性和事实说明性实践,从而使学生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牢固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兼顾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理科专业课程教学中,都安排了大量的基础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重点对基础科学、专业技术科学各类课程中涉及的综合性、实践性、专业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安排综合性实验。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农学类、动物科学类专业生产课程教学实验进行全面整合,开设了植物生产学和动物生产学综合实验,同时将生命科学类、食品科学类专业的专业生产课程教学实验整合为生物技术综合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教学效果良好。
设计创新性实验以学生为主体,实验方案、过程、结果分析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以调动学生的创新积极性,启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创新能力。根据近年来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计划及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生物技术类专业积极开展了设计创新性实验。
3.2.2教学实习模块以校内外实习基地为载体,以更新实习内容为核心,积极探索各类专业实习教学模式。
3.2.2.1整合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气象学等基础课程教学实习,实施生物学综合实习。
增设综合性强的生物学课程教学实习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该校将植物学、生态学、气象学、土壤学以及动物学野外教学实习进行总体调整,实习内容由单纯的植物学课程实习改为以植物学实习为主,包括动物学、生态学、土壤学和气象学等课程的部分内容,形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实习。这样既丰富了课程实习的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应用综合性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节约了教学资源和教学成本。这一改革从2005年起步试行,2006年全面实施。2008年,该校共有农学、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植保、制药工程、园艺、设施、环境科学、水土保持、资环、草业、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林学、园林共17个专业56个班级1661人进行了这一生物学综合实习。通过对这一改革进行跟踪调查,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实习效果很好。
3.2.2.2全面开展“工程训练”实习,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工程意识。
篇3
Niu Hongtai
Abstract: Constructs the higher education powerful nation under the Chinese popularity educational background,must first from promotion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obtaining.But promotes the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to have to rely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Northwest farming and forestry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inherits and develops glorious produces study grinds the close union the outstanding schoo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tradition,from reform practice teaching obtaining,went out a new tim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new pathway.
Keywords: The practice educational model Education innovation Top layer design Practice teaching platform system Quality monitors and appraises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01-05
1.农林大学本科实践教学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近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依靠合并、升级和扩招等措施的推动,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随着办学规模的快速扩张,教育质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迫切需要通过有效制度和机制对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进行建设和监控,确保其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为此,教育部于2001、2004年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主旨是培养高质量的创新性人才。实践教学作为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其作用已日益彰显。2009年教师节前夕,国务院总理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并在该校听了五节课,下午同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座谈。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从国内外的比较看,中国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是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还比较缺乏。这应该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重视认知教育和应试的教学方法,而相对忽视对学生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我们需要由大批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来办学,这些人应该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任何名利都引诱不了他,把自己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我们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努力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纵观全国高校的实践教学现状,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培养创新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1.1 实践教学普遍不足,学生动手能力差。这一则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二则由于中国的基础教育设施普遍不足,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多数没有动手或很少动手做过实验或参与实践,基本上是“出了学校门,再进学校门”、在书桌上面度过的。
1.2 新入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年轻教师,受中国教育习惯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普遍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对新时期实践教学在培养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导致实践教学环节长期得不到各有关方面的足够关注。
1.3 校内实践环节多具封闭性、延后性和被动性。中国大学的校内实践环节,一般都是成熟的实践内容,且多为验证性实践,不利于学生综合实践技能的培养,加之社会需要的前沿技术得不到及时补充,造成体系封闭,新知识内容想要成为成熟案例,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整理,造成信息延后。更有一些大学实践教学内容多年一成不变,学生科研能力得不到足够训练,长期造成学生被动学习的状况。
1.4 校外实践环节效率普遍比较低下。大学校外实践环节的设置本身即出于校内实践长期保持之不足,如果校外实践环节能充分而完整地实施,就能够完成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结合的人才培养需求。但自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后,本科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反映在实践教学体系上尤为明显。而且学生就业压力大,实践教学教师数量有限,造成校外实践质量下滑,效率偏低,无法达到预期的实践培养目标。
1.5 实践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实践成本高。实践教学各个环节的开展与完成,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而长期以来由于各大学实践教学经费普遍不足,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致使实践教学开支不断增大,造成实验室和校内实验基地建设相对滞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不理想甚至难联系,严重影响实践教学质量的稳定保障与提升。
1.6 未能构建起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原有的实践教学各环节大多围绕理论教学设置,成为理论教学的简单验证或重复,加之实践教学安排分散,各环节之间缺乏科学、有效的衔接与整合。
1.7 实践教学基地难以保证。一是一些实践教学接受单位鉴于技术和管理的保密性,担心学生会教学使其商业或技术秘密泄露,不愿接受;二是高校安排的实践教学时间相对较短,与接受单位所要求的时间较长形成矛盾;三是实践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接受单位正常的工作进程。四是安全隐患的存在和责任分担不明确,导致实践教学接受单位产生无形压力。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如何深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加快教学基地建设,促进大学生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是中国各高等院校需要认真面对和研究、探索的新课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5年以来,连续设立专门研究项目,资助必要的研究经费,开展此项研究探索与实践,取得积极成效。
2.农林大学本科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探索
2.1 改革探索的总体思路。
面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及其变化趋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充分认识到新世纪要求高校培养的本科人才不再是过分强调“知识型”为主的“专门化”人才,而是要培养知识、素质、能力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创新型人才。为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与实践的着眼点是从深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入手,以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抓手,以提高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2 改革探索的基本内容。
2.2.1 从顶层设计入手,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重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实践教学体系,是发挥实践教学在创新型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作用的体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探索构建了与理论教学体系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四大模块(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十大环节(军事训练、课程实验、教学实习、专业劳动、生产劳动、生产实习、课程设计、社会实践、科研训练、毕业论文)、三个层次(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且成龙配套的实践教学新体系。这个体系的构建既遵循了教育要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又涵盖了从课程到专业进而开展综合实践的全面实践能力的培养。
2.2.2 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为目标,更新实践教学内容。
①以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为目标,整合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气象学等课程教学实习,形成生物学综合实习。
②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工程意识以及适应现代化工程制造、研发为目标,全面开展“工程训练”实习。
③以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为目标,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2.3 加大投入,统筹规划,搭建满足各层次各类专业需求的“三类”实践教学平台。
“三类”实践教学平台是,以学生基础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基础实践平台;以满足学生专业基础与初步科研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专业实践教学平台;以加强学生综合技能训练与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构建综合生产实践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具有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优良传统。学校在选址上充分利用杨凌 “三级”环境优势,形成了旱地―半干旱地―水地三类实践教学区分布,立足于西北干旱地区开展干旱半干旱农业研究,建立了干旱地区、半干旱地区以及水地农业实验站,充分满足了各类学生的专业实践教学。随着学校多学科格局的逐渐形成以及当今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该校近年来又根据不同学科提出了“以生命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优势农科专业”、“以现代工程技术提升传统工科专业”以及“以社会科学定位观测加强经管文法等专业”的教学理念,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基础实践教学平台进行了资源重新配置,提出了“立足校内、联系区域、拓宽校外”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模式,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实践教学需求。
2.3.1 立足校内、以满足学生基础实践为目标,构建校内实践教学平台。
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系统整合各类实验室,建立了语言、计算机、物理、化学、生物、遗传工程、电工电子、测绘、微生物等9个校级实验教学中心和38个院级教学实验室。初步形成了完整配套的校内基础实践教学平台。
② 在校内新建或改建农业与生命科学教学实验园区、动物生产教学实验园区、林学与园林教学实验园区、工程训练中心、新天地设施农业科技园、博览园、社会科学定位观测站等,以满足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的基本认知实践教学和部分专业实践教学的需要。
2.3.2 联系区域,以满足专业实践为目标,构建了区域化实践教学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充分学利用学校位于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的区位优势,积极加强与杨凌示范区的合作,为学生进入企业参与创新、创业训练搭建了平台。各学院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与对口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使学生就近进入工厂、企业了解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生产等全过程。目前在本区域内共建立了各类实践教学基地31个。如该校机电学院与杨凌天工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天工工业设计研究所”,该校动科学院与陕西省饲料厂、杨凌本香集团、绿方生物公司等13家企业共建了动物科学与医学实践基地,该校园艺学院与鼎天济农公司、绿嘉农业商贸有限公司、新绿公司等企业合作建立了实践教学基地。
2.3.3 拓宽校外,以满足综合生产实践为目标,构建校外实践教学平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技术服务为纽带,在学校所在地杨凌区以外分层次、分区域,按专业特点建立校企合作基地,目前已在全国16个省(市)建立了校外实践教学基地260个。该校充分利用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数量充足、学科专业覆盖面广的优势,把学生的创业创新训练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高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充分接触生产一线,为学生提供实践场所和就业渠道,经风雨、见世面、增才干、长能力,使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业创新训练真正落到了实处。
2.4 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
为使实践教学真正发挥培养人才创新能力的目标,确保实践教学质量与效果至关重要。为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建立了完善的实践教学管理制度,规范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同时加强“过程监控”,以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农林大学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的初步效果
3.1 创新实践教学体系。
3.1.1 按照办学指导思想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西北农林科技大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了总体设计和改革。调整实践课程学时、学分的对应关系,将实践教学课程学时与学分对应关系由原来的18∶1调整到32∶1,同时加大实践教学学时比重;课程实验学时在32学时以上的单独设课;在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安排上,要求实践教学环节在整个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比例不得低于30%,其中综合性实践不得低于20%。集中进行的综合实验、实习、社会调查、科研训练等,1周记1学分。实验学时达到80% 的课程,按照实验技能课程对待。并要求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应占开设实验课程总数的90%以上。与此同时,为了突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将课外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从2004级本科生试点、2005级全面推行本科生修够创新与技能8学分方可毕业。
3.1.2 形成了与理论教学体系密切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四个模块、十大环节、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确保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
3.1.2.1 按照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四个模块,将课程实验、课程设计(论文)、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科研训练、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军事训练、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等进行整合,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大类课程之一,独立设置了课程模块,从而把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落到了实处。
3.1.2.2 将实践教学环节划分为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综合生产实践三个层次和“三个阶段”,与人才培养的不同阶段合理匹配。基础实践层次主要结合学生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安排,以课程实验为主,重点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对科学现象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和解释能力,主要在1-2年级完成。专业实践层次主要结合学生专业课程学习安排,进行教学实习和技能训练,强化知识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主要在2-3年级完成。综合生产实践层次主要结合专业综合训练、毕业论文(设计)安排,重点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意识、方法和基本技能,主要在3-4年级完成。
3.1.2.3 通过将军事训练、生产劳动、专业劳动、社会实践、课程实验、课程论文(设计)、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科研训练、毕业论文(设计)等十大环节作为培养方案的大类课程之一,从而把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落到了实处。
3.1.3 系统整合课程教学实习,实施综合化教学实习。将每学年第二学期末期与暑假定为“实践教学周”,各专业一至三年级在实践教学周至少安排1-4周综合教学实习。毕业论文(设计)实践周数不得少于10周。
3.2 创新“模块化”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必要内容,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保证。实践教学课程体系以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以培养能力为本位,以适应市场为原则,把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融为一体,建立“厚基础、宽专业、强技能、多方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一基本要求指导下,建立了课程实验、教学实习、科研与创新训练、创业实践等四个实践教学模块。
3.2.1 课程实验模块按照实验内容、性质及目标,分为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创新性实验。
基础性实验以验证性实验为主。重点对基础科学各类课程中的重要定理、现象、过程进行验证性和事实说明性实践,从而使学生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牢固掌握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兼顾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理科专业课程教学中,都安排了大量的基础性实验。
综合性实验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重点对基础科学、专业技术科学各类课程中涉及的综合性、实践性、专业性较强的教学内容安排综合性实验。在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对农学类、动物科学类专业生产课程教学实验进行全面整合,开设了植物生产学和动物生产学综合实验,同时将生命科学类、食品科学类专业的专业生产课程教学实验整合为生物技术综合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教学效果良好。
设计创新性实验以学生为主体,实验方案、过程、结果分析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以调动学生的创新积极性,启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增强创新能力。根据近年来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计划及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生物技术类专业积极开展了设计创新性实验。
3.2.2 教学实习模块以校内外实习基地为载体,以更新实习内容为核心,积极探索各类专业实习教学模式。
3.2.2.1 整合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气象学等基础课程教学实习,实施生物学综合实习。
增设综合性强的生物学课程教学实习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该校将植物学、生态学、气象学、土壤学以及动物学野外教学实习进行总体调整,实习内容由单纯的植物学课程实习改为以植物学实习为主,包括动物学、生态学、土壤学和气象学等课程的部分内容,形成多学科的综合性实习。这样既丰富了课程实习的内容,提高了学生学习、应用综合性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又节约了教学资源和教学成本。这一改革从2005年起步试行,2006年全面实施。2008年,该校共有农学、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植保、制药工程、园艺、设施、环境科学、水土保持、资环、草业、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科学、林学、园林共17个专业56个班级1661人进行了这一生物学综合实习。通过对这一改革进行跟踪调查,教师和学生普遍反映实习效果很好。
3.2.2.2 全面开展“工程训练”实习,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基本工程意识。
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要求,以培养工科类专业学生的工程制造、研发为主和以培养非工科类学生的工程意识为主的工程训练实习,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近年来在实践教学内容改革中迈出的一大步。根据专业学科不同,该校对所有本科专业增加不同层次的工程训练实习项目,并纳入实践教学环节,每周记1学分。将工程训练分为甲(4周)、乙(2周)、丙(1周)三个层次,其中甲层次主要面向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机械工程类工科专业,以培养学生的工程制造、研发能力为主;乙层次主要面向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非机械类工科专业,以培养学生工程操作和一些工程制造能力为主;丙层次主要面向非工科专业进行认知实习,以增强学生的工程意识为主。
3.2.2.3 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培养和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为目标开展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活动,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活动在实践教学环节上得到有效延展和深化,逐步扭转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重理论讲授、轻实践教学的现状。结合该校的实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以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大规模的假期主题式返乡社会实践为主要形式,要求紧贴社会现实生活和当前国内国际形势,以研究和服务“三农”为核心,充分利用寒、暑假这两个假期,组织学生进行大规模的返乡社会调查,让学生走出课堂,到社会这个广阔的天地中深入调查、参观访问,从事各种服务和生产劳动。为了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落到实处,该校在培养方案中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独立设课,设为3个学分,同时形成了“社会实践以学校为主导,校园实践以学院为主导,课程实践以教师为主导”的工作机制。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走访调查、撰写报告等不同环节,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同时提高了大学生的国情意识和人文素质。
3.3 全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的能力。
科研训练、生产实习、专业劳动、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技创新等教学活动的安排,鼓励学生创新实践,通过教师专门指导、参与教师的科研、推广、社会服务活动以及在生产实践中完成毕业论文(设计),从而有效调动了学生的科研与创新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和初步解决问题的能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近几年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中,在确定一名主要指导教师的同时,配备了一名科研指导教师,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参与教师科研或推广活动的比例由原来的不足20%达到了目前的70%。
该校还将学生参与实践创新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推行“创新与技能8学分”制,即学生必须通过参加课外科技创新、科技竞赛、发明创造、科研训练、社会实践等活动修满8个学分方可顺利毕业。
为了更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实践创新热情,该校设立了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从2007年开始,该校每年设立科技创新基金100万元,资助500个校内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2007-2008年该校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资助80项,获批教育部资助经费60万元,学校配套资助100万元,参与项目的学生人数为160人。2001-2006年期间共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651项,资助金额210万元;2003-2006年设立校内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为397项,资助经费总额为54.9万元。这一措施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2005年以来学生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科技研究论文700多篇。
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初步取得良好效果。如该校最近几年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保送、考取中科院系统和综合性大学的比例稳步上升。2008年生物技术专业(不含基地班)45名学生具有保送研究生资格,创历史新高,占2005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总数(不含基地班)的34%;占该校生命科学学院保送学生总数的49.5%,占全校农理科保送生的9.6%,居农理科专业首位。2008年生物技术专业有2名学生被保送到浙江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5名学生保送到中科院系统。生物技术保外学生占生命学院保外学生总数的63.6%,占全校农理科保外学生总数的43.8%,位居该校农理科专业第一。2008年生技052班考研率为90%,上研率为72.7%,其中985、211院校和重点科研单位占到91.6%。2006年生物技术专业本科生27篇,占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总数的55.1%。其中张军林同学以第一作者发表研究论文4篇,合作发表研究论文4篇。2007和2008年生物技术专业主持和参与“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科技创新项目”的学生占生命学院主持和参与学生总数的56%;主持项目数占生命学院主持项目的55.6%;系统的理论与实验体系和扎实的实验素质与技能使中科院及许多综合型大学的同行们感到难以置信,积极认可了该校学生的培养质量,从而使该校学生在名校学生云集的复试过程中脱颖而出。马庆林同学报考南开大学微生物学专业,初试排名十一,扎实的实验技能使其复试排名跃居第一。毕引歌同学报考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组织再生专业,初试排名第五,复试过程中她针对导师的提问对答如流,复试排名位居第一。李驰同学报考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免疫学专业,初试排名第六,由于她出色的表现,最终复试排名第二。
实施开放式实验教学,为学生科研与创新训练提供条件。各专业均建立了创新实验室,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带项目进行科学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制定了《教学实验室开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开放的内容和范围,按照协作、共享的原则,对全校各类教学实验室进行开放式管理,开放范围覆盖农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各实验室在不影响正常实验教学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验场地、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实验技术支持、安全防护措施等,同时配备了一批业务素质高的实验队伍。实验室实行定时开放和预约开放,学生可根据实验内容自行确定时间并进行预约。同时,学校要求有条件的科研实验室也实行开放式管理,允许学生带项目、课题进入开展试验研究。通过实验室开放,实现了资源共享。
3.4 有效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创业实践模块是一种最能体现创业教育特点和性质的模块。通过设置针对性、操作行性极强的创业设计、企业运营的实践,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能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利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学术作品竞赛的契机,开展创业计划竞赛活动,同时,利用该校产学研结合的办学模式以及科研和科技产业优势,聘请创业指导教师,加强产学研创新实践基地建设,将企业项目纳入人才培养过程,让学生直接参与企业生产,实现学习与创业结合,积极推动学生开展科研活动和创业活动。
3.5 构建“专家指导学生,学生指导农民”的新型实践教学机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全国第一所由教学和科研单位合并的学校,学校具有独特的科研、科技推广与社会服务传统和资源优势,建立有白水苹果、闫良甜瓜、秦岭北麓(眉县)猕猴桃、西乡茶叶、安康水产、清涧红枣、山阳核桃板栗等9个科技推广试验示范站、50多个科技示范基地和36个专家科技推广大院。学校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和特色,探索出了一条“专家指导学生、学生指导农民”的实践教学机制。通过积极与学校推广处、科研处合作,组织学生深入科研推广站、基地、大院,参与科研推广活动,使学生的实践教学与科研、科技推广活动紧密结合,让学生充分参与生产实际,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学生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然后通过自己的实践再去指导农民和相关企业等。目前我校农科类专业的学生基本都能与学校的科研推广基地形成对口关系,形成了学生从知识、理论到实践再到生产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篇4
一、阳明格竹，科学精神的萌芽
竺可桢先生对王阳明这位“乡贤”的科学精神十分推崇，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③据黄宗羲记载，王阳明“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④。根据史料记载，王阳明是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少年时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之人。在追求成为圣贤的道路上，王阳明“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继而“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忽悟“格物致知”之旨，此王学三变，就是王阳明在对成圣之道的不断拷问下完成的科学思考和探索。
凡是知晓王阳明的人，都知道王阳明有一段”格竹“的公案。据《传习录》中《黄以方录》记载：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Q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⑤
可见“阳明格竹”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是对当时官方权威理论的一次科学实践。“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据查，对“格物”的最早记载，源于《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当时，对“致知在格物”这句的理解并不难，因此《大学》中并没有对它作进一步解释的记载。后世，东汉郑玄开始为《大学》作注，至宋代更是蔚然成风。晦翁，是宋代大儒朱熹的号，可见当时的学者，都以朱熹的理学马首是瞻，宋明六百年理学，宋代是创始，到明代完结，当时官方首推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注释。《大学》和《论语》、《孟子》、《中庸》一同被宋儒编在一起，合称“四书”。朱熹被后人最为推崇的就是他为《四书》作注。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皇朝的政府，通过考试制度来保证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参加国家考试的人，写文章都必须根据儒家经典的官版章句和注释。”“元仁宗于1313年命令，以《四书》为国家考试的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⑥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官方教科书，难怪大家说到“格物”，自然就遵从朱熹的注释：“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知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至，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⑦朱熹对“格物”这一段经典的注解，奠定了宋明理学对“格物”而后“致知”学说的权威地位。朱子所格之“物”为“天下之物”，他指明的格物路径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⑧。“天下之物”可以说无所不包，朱子认为：“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格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⑨王阳明早年对朱子的“格物致知”学说深信不疑，因此他热忱地实行朱熹的教导，从“格”、“竹”这个“物”开始，先让友人去格竹，以失败告终，然后亲自去格了七天七夜，也未格出竹子这个“理”来，还病倒了，由此极度失望才放弃了体验。
阳明格竹，虽以失败告终，但王阳明体现的科学精神最为难得。竺可桢先生认为其失败的只是“不懂试验科学的技巧”，缺乏科学方法，否定后他仍坚持肯定王阳明“格竹”的科学精神。“从现在看来，不懂实验科学的技巧，专凭空想是格不出物来的。但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比，则方法易于传授，而精神则不可易得。阳明先生若于今世，则岂独能格竹子之物而已”⑩。王阳明因此“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这次“格竹”事件后，到他被朝廷贬谪到贵州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几经生死的考验，使他在龙场一夜顿悟。他由一个虔诚的朱说信徒，变成了一个质疑的学者，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质疑朱子，就是质疑统治者的权威代言人，这就导致王阳明一生屡立奇功，却始终不被朝廷器重，尤其是讨平宸濠之变这次战役，却被朝廷张忠、许泰等谗臣诬为王阳明有意造反，险遭不测。这一点，使得王阳明更加合乎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他“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严谨整饬，毫不苟且”{11}。
王阳明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开始反思，于是他重新解读《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的真实含义，认为“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12}他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事物物者误矣”，认识到：“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倡导“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3}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历经千年，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王阳明先生提出不能盲从历代对于孔子的言论记载，他提出“学贵得之于心”，要由内“心”来判断“是”与“非”，也不能附和朱子对孔子言行的注释，要遵从内心的是非判断，实事求是。这便是竺可桢先生认为君子应持有的“求是”精神：“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对于事物的判断，不为社会上的名利、毁誉所动摇，坚持求真理，“即凡事以理智为依归之精神也”{14}。
竺可桢先生一方面肯定王阳明先生“格竹”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一方面开始探究中国近代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历史原因。他发现重动脑，轻动手，最终导致中国古代科学方法缺乏。竺可桢先生清醒地看到，王阳明先生“格竹”失败的原因，是传统士大夫缺乏动手实践经验造成的。“向来我国士大夫阶级不喜用手，所以把指甲养得很长，表示手是只可用来握笔写字，拿筷吃饭，不作别用的。到了两宋，程朱诸子提倡致知格物，实验科学好像有一线的光明了，但他们的格物全是心中推想，纸上空谈，并不用手去试验的”{15}。
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格竹”方法呢？竺可桢先生认为：“实际要格竹子的物，就得像广东岭南大学麦克乐先生（McClure）的方法去格。他从民国九年起到民国廿二年已从各处地方移植到岭南植物园里有五百五十株各别的竹子。竹子开花是很难得见的，但在民国廿二年的夏天，岭南植物园里就有二十六种不同的竹子同时开花。普通以为竹子开花后就要死的，但麦克乐先生就证明竹子开花后不一定死，要看那一种竹子而定。当然植物分类学本身是很繁复的一种科学，不过竹子的移植和上述几个简单的观察，在朱晦庵、王阳明时代统可做到的，他们只要肯去动手去移植，用眼去观测就是了。”{16}科学方法不外乎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是培根（Francis Bacon）倡导的，大家都推他为科学鼻祖。竺可桢先生认识到：“中国古代虽无近世的实验科学，但是南宋理学家的思想，却是很科学的。”他认为“程子的格物致知实在也是归纳法”。竺可桢先生发现宋代朱熹所谓“致知格物”这个“知”，“就是所谓真知。在我国古代学者中间，朱晦庵是很科学的”{17}。“善疑”、“深思”等科学精神中国宋明时期早已倡导，“可是因为对于自然本身没有实验及处理的方法和技术，终致于这种科学的理想，并没有能产生自然科学”{18}。中国缺乏的是近代的实验科学倡导的科学方法。
二、求是校，科学精神的传承
竺可桢先生认为：“无论哪种科学，他的真正目标是在求真理真知真识，所谓真知灼见。”{19}竺可桢先生于1936年4月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掌校期间，他吸收王阳明先生“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是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20}的“求是”精神，并将此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传承并发扬光大。竺可桢先生定“求是”校训，并非仅仅因为“浙江大学本在杭州，它的前身最早是求是书院”，而是“深维治学的精义”所在，即治学做人“无心同异，推求其是”，“决不要立门户”{21}，才是立此校训最为根本的原因。
1910年，竺可桢先生考取第二批留美“庚款生”，先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1918年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竺可桢先生将“求是”（Faith of Truth）校训与哈佛大学校训“真理”（Veritas）合而观之，认为两者不约而同{22}。竺可桢先生确实学贯中西，那么，如何做才是“求是”呢？谈到求是的路径问题，就引用中国古代《中庸》的记载：“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认为治学做人能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23}。便可达通往“求是”的大门。同时，他十分赞同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他在《浙江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会讲演辞》（1949年4月1日）中说过：阳明倡知行合一之说，“只问是非，不问利害”之精神，尤令人钦迟。本校校训“求是”，即以为“实事求是”之典型。{24}同时，竺可桢先生时时处处都不忘告诫后学，学习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求是精神，追求治学做人的求是作风。竺可桢先生深入地剖析了王阳明先生“知”与“行”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故“未有知而不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5}。他主张把“知行打成一片”，反对任何割裂“知”和“行”的观点，认为做学问，就是要理论上求真，实用上求行。这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充分结合的典范，这就解决了此前“格物致知”所犯的错误。
同时，竺可桢先生深切地知道，“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和勃利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深冀诸位效之！”{26}竺可桢先生由此得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27}竺老校长为此常常勉励大学毕业生秉承王阳明先生的“求是”精神，出校后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形成并应用自己的思想，以应对社会上将面临的种种问题{28}。
三、科学研究，科学精神的创新
1914年夏天，有感于中国科学的缺乏，以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杨铨（杏佛）为首的几个留美学生在康奈尔大学酝酿成立“科学社”。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气象学的竺可桢闻讯立即加入，成为该社的早期社员。在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上，竺可桢先生的主席致辞表明：“本社以提倡增进国人科学知识与发展科学研究能力为宗旨，编辑《科学》杂志之外，复搜集图书。”{29}竺可桢先生除了在中国科学社担任主席外，积极推动“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科学研究工作，曾参与庐山四学术团体联合会议、广西六学术团体年会并致辞，多次重申“科学家的目的是求真理”。{30}
求真理，是竺可桢先生一生的科学追求，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字Veritas就是真理。竺可桢先生受哈佛大学的教育，“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先生认为“应用不是研究科学的最重要目的，科学的研究，一方面是在求真理，一方面在求如何征服自然”{31}。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上演讲时坚持认为：“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32}
求真理，不仅要有科学精神，而且要运用科学方法。竺可桢先生对当时社会上“提倡科学救国，以为有物质科学，就有百废俱兴可以救国了”，还有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言论，他都持否定态度。他举过一个精妙的比喻：“因为科学是等于一朵花，这朵[花]从欧美移来种植必先具备相当的条件，譬如温度、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故要以西洋科学移来中国，就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这种移来的科学的空气。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33}有了科学的精神，如果缺少科学方法，就会犯“阳明格竹”的错误，竺可桢先生深知：“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昌明，一由于学者只在书本上寻知识，或则记诵古典加以注释考证，或则高谈心性，而不知体诸实验，以校正舛谬。”{34}因此，竺可桢先生通过列举西方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演绎法和归纳法，伽利略关于重力的应用试验，哥白尼的《天体的运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对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科学实验事迹进行对比分析，提出：“真正之科学方法，是归纳法与演绎法二者兼施并用。所谓演绎法和归纳法并用，乃假定一学说，然后证之以实验。不合则改之去之。”{35}
竺可桢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运用科学方法，为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尤其是中国气象学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先生的研究常常由古及今，中西贯通，如《论新月令》、《说云》、《测天》、《中秋月》等篇。先生的研究时时钻研地方之特有，如《长江流域三十年未有之大雨量及其影响》、《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南京之气候》、《杭州之气候》、《冬寒是否为水灾之预兆》、《华北之干旱及其前因后果》等篇。先生的研究往往言气象却不离人生，如《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之关系》、《天气和人生》等篇。无论先生从何处着眼气象学研究，都始终以求真理为旨归。
注释：
①③⑩{11}{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竺可桢，著.竺可桢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499，238，541，541，541，260，260，499，567，499，
453，453，461，461，693，452-453，690，691，483，18，236，144，
370，238，157，161.
②蔡铁权.“格物致知”的传统诠释及其现代意蕴――一种科学与科学教育的解读.全球教育展望，2014（6）.
④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181.
⑤{12}{13}[明]王阳明，著.萧无陂，注译.传习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243-244，242，155.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79.
篇5
1 引言
国内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在国内学术文献信息运用中利用率最高，影响范围最广，市场占有率也是最大。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已经成为高等院校图书馆中电子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师生从事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信息检索运用，在高校图书馆中，也是用户运用最广，使用率最高。以我校为例，在每年的图书馆读者问卷调查中发现，用户使用电子信息资源在逐年上升。截止2012年底，我校共有35种中外文数据库，其中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点击率最高，运用也最多。对我校用户的统计，以“知网”为例，在2007年全年的下载量为798360次，到2012年时全年下载量为1192538次，五年的增长高于49%。统计结果显示，用户需求增长很多。为此，本文对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信息检索，从检索途径、检索功能、检索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找出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优势，对其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用户的信息检索选择更佳途径，为用户利用数据库时提供有效的参考。
1.2 研究文献综述
笔者以2003年至2012年为时间段（2012年12月31日检索），按“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信息检索”为“题名或关键词”在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出论文13篇，因有重复，实际上是9篇。又在其中的引文中检索出三篇，共计12篇。
在这12篇文献中，有7篇文献是对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比较研究，分别从三大期刊数据库的基本情况、检索功能、检索结果和效果、用户使用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其中王平南等的论文《国内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优势与特色评述》（2008/05），对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收录内容、检索功能进行分析评价，文中认为“《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是我国三大权威数据库，这三种数据库在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指出“这三大数据库学科范围涉及广阔且相互交叉，具有许多共性，但又各具其特色，也同时存有诸多不足之处”[1]。还有五篇文献是对清华同方和重庆维普的两种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比较研究，分别从两种期刊数据库的收录内容、检索方式、界面设计、检索功能、检索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其中李玲等的论文《我国两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之比较研究》（2004/05），对两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基本情况、检索功能、检索效果，以及输出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认为“这两个数据库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收录范围和检索功能上各有特点和优势”[2]。
上述12篇文献，作者主要从三大期刊数据库的基本情况、收录内容、检索功能、检索结果和效果、界面设计、用户使用评价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研究，但唯独没有涉及到检索途径。本文主要从检索途径角度进入，对三大期刊数据库的信息检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同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在检索功能和检索结果上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研究，丰富其研究成果，使其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3 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将对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信息检索，从检索途径、检索功能、检索效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研究，通过对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信息检索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找出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优势，给高校各类读者的信息检索提供一些方法或一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以期提高用户的信息检索效率。
研究方法采用比较研究法，查找文献资料作为比较分析，在网上对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定量的比较研究。
2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概述
2.1 中国知网（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基本情况
中国知网（http：//）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公司于1999年6月共同发起建设，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9800多种重要期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目前全文文献总量达3720多万篇。文献来源于中国国内9800多种综合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的全文。其产品分为十大专辑：理工A、理工B、理工C、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十大专辑下分为168个专题和近3600个子栏目。该库收录各期刊 1994年至今的全文内容，部分刊物回溯至其创刊号。更新频率最快，CNKI中心网站是每日更新[3]。
2.2 维普（VIP）-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基本情况
维普（http：//）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源于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1989年创建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其全文和题录文摘版一一对应，经过二十余年的推广使用和完善，全面解决了文摘版收录量巨大但索取原文繁琐的问题。全文版的推出受到国内广泛赞誉，同时成为国内各省市高校文献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量数据：包含了1989年至今的12000余种期刊刊载的3000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180万篇的速度递增。覆盖范围：涵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的12000余种中文期刊数据资源。分类体系：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分类，所有文献被分为8个专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8大专辑又细分为29个专题[4]。
2.3 万方（WANFANG DATA）-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基本情况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http：//.cn）是由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8月创办的。其中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自1998年以来国内出版的各类期刊7千余种，内容涵盖哲学政治、社会科学、经济财政、教科文艺、基础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和工业技术等各个学科领域。其中核心期刊2800余种，论文总数量近两千万篇，每年约增加200多万篇，该库每周两次更新[5]。
从三大期刊数据库的收录内容及基本情况来看，“知网”更新频率最快，含有新事物新课题；“维普”收录期刊最多，内容较为丰富；“万方”收录核心期刊最多，质量最高。三大期刊数据库各具特色，相互补充。
3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信息检索中检索途径的
比较
信息检索是从大量相关信息中利用人机系统等各种方法加以有序识别与组织以便及时找出用户所需部分信息的过程[6]。信息检索中检索途径的选择极为重要，用户使用信息检索，一般常用四种检索途径：“题名途径”、“责任者途径”、“主题途径”、“分类途径”。
3.1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题名途径”的现状与比较
“题名途径”是选择“篇名”或“刊名”作为检索项，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都有设置，使用都很方便。
3.2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责任者途径”的现状与比较
“责任者途径”是按“作者”或“主编”责任者作为检索项，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也有设置，使用也很方便。其中“维普”有“第一作者”作为检索项，这是一大特色，特别方便用户查找，查准率要高。
3.3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主题途径”的现状与比较
“主题途径”是按“主题词”或“关键词”等作为检索项，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都有设置，只是“万方”的检索项不在主页。
3.4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 “分类途径”的现状与比较
“分类途径”是按“各个学科分类”作为检索项，这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都在“期刊导航”中有设置，打开“期刊导航”按所需学科进行查找。
总之，“题名途径”、“责任者途径”、“主题途径”、“分类途径”这四种检索途径，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都有设置，“知网”、“维普”的主页在“检索项”都有下拉菜单提示，相对一目了然，用户使用很方便。“万方”的主页没有下拉菜单提示，初次使用的用户可能不太清楚，不便使用。
4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信息检索中检索功能的
比较
在使用全文数据库信息检索中，检索途径要选择好，同时还要全文数据库检索功能的支持，才能快速实现信息检索，找到所需的信息。检索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检索方式”、“检索导航”、“检索结果”。
4.1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方式”的比较
由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知网”的检索方式最多，一共有七种。前三种是根据用户对检索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检索需求的复杂程度由低到高给出的检索方式，即基本检索、高级检索、专业检索。后四种是根据用户的检索需求给出的明确检索对象的检索方式，即作者发文检索、科研基金检索、句子检索、来源期刊检索。“维普”和“万方”根据用户使用数据库的习惯，以及对检索技能的掌握程度的检索需求的复杂程度分别提供了四种检索方式。从中比较，在检索方式的分类上，“知网”更胜一筹[7]。
4.2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导航”的比较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都提供了学科导航和期刊导航，这就便于用户根据自己需求按学科或期刊的内容分类检索文献。
由表1中显示，从学科导航来看“知网”的分类较细，“维普”和“万方”的相似。从期刊导航来看，“知网”的期刊导航类型较多，“维普”的期刊收录量最多，“万方”的期刊检索项较丰富，所收录的核心也期刊最多；三大期刊都有“首字母导航”和“核心期刊导航”。
4.3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结果”的比较
从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表现比较，如表1所示：对论文检索结果显示，“知网”的显示内容要丰富，有14种，“维普”和“万方”显示内容相对少些，各有10种；对期刊检索结果显示，三大期刊比较相近。
5 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信息检索中的检索效果
的比较
使用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最重要的是，要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效果如何，这里进行比较。
5.1 从“检索途径”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效果
从“检索途径”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效果，“知网”和“维普”提供的“检索途径”比较丰富，能够满足各种检索需求。“万方”提供的检索途径比较少，没有第一作者的限定，对于检索某位作者的文献来说有些不便之处[8]。
5.2 从“检索功能”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效果
从“检索功能”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效果，“知网”对于“检索功能”的构建比较细致，几乎从各个方面对文献建立了检索入口，“维普”的检索入口也比较丰富，“万方”是进入“检索导航”检索方式才更加灵活和智能，检索的文献也较准确。
5.3 从“检索结果”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效果
在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按相同的“检索途径”进行检索，看所得结果数量进行比较分析，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统计数据（2013年2月20日统计），可以看出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各有特点，其中按“篇名”检索，维普收录量的最多，“万方”次之，“知网”相对少些。按“作者”检索，管兆勇教授是从事气象学研究，所著论文是科技方向，“万方”收录的最多，“知网”和“维普”收录的较少。按“关键词”检索计算机，“维普”收录的最多，“知网”和“万方”收录的少些。按“分类”检索高等教育理论，“知网”收录的最多，“万方”次之，“维普”要少些。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综合性最强的是“知网”，收录科技信息文献多的是“维普”和“万方”[9]。
总的来看，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效果，“知网”的“检索途径”和“检索功能”要相对完善，使用方便；但是“查准率”低。“维普”的“检索途径”和“检索功能”相对也完善，但是“文档的清晰度”不够。“万方”的“检索途径”和“检索功能”不太方便使用，但是“文档的清晰度”好、“查准率”也高。
6 对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提出改进建议
通过对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途径”、“检索功能”、“检索效果”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6.1对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建议
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应加强智能检索，提高查准率，以节省用户时间。如：可考虑增加同义词库和同名作者库智能选词功能，以便提高系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10]。
6.2对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议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速度”再快些，提高查阅率；页面清晰度再亮些，给人视觉观感要好些。
6.3对万方—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建议
万方—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功能”要细化些，在主页检索入口设置下拉菜单选项，方便初学用户使用；由于该库收录的核心期刊多，设置“第一作者”，能更加方便用户查找，质量高的学术论文。
7 结语
通过对国内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的信息检索从检索途径、检索功能、检索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其中的优劣，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提高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各具特色，用户在选择时，应明确自己需求，合理使用。
给高校读者用户的使用建议是，低年级同学刚开始使用电子资源，建议使用“中国知网”，在检索中有联想功能，有利于查找电子文献；或使用“维普”，有“第一作者”为检索项，也方便查找。高年级和研究生读者及教师已经能经常使用电子资源，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相对应的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针对性地来查找文献，以提高检索文献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1] 王平南，吴娅娜.国内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优势与特色评述[J].图书馆，2008（5）：88.
[2] 李玲，杨桂珍.我国两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之比较研究[J].现代情报，2004（5）：2.
[3] http：///cnki.asp
[4] http：///zwkjqksjk.asp
[5] http：//.cn/学术期刊
[6] 叶继元.信息检索导论（第二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13.
[7] 贾文静.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功能比较研究[J].情报探索，2012（4）：70.
[8] 谭捷，张李义，饶丽君.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的比较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0（4）：12.
[9] 彭俊.三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比较研究[J].中国索引，2005（2）：13.
[10] 李玲，杨桂珍.我国两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之比较研究[J].现代情报，2004（5）：7.
篇6
游戏，一般指游乐、玩耍等娱乐活动。游戏的英文有play、game或recreation等不同译法，由此可见人们对游戏的理解各有不同。根据《辞海》的定义，游戏是以直接获得为主要目的，且必须有主体参与互动的活动。在动物世界里，游戏是各种动物熟悉生存环境、彼此相互了解、习练竞争技能、进而获得生存权利的一种增长本领的活动。在人类社会中，游戏一方面保留上述特质，另一方面也被人类赋予了多种形式和功能。传统游戏对儿童身体机能的发展和心理健康(认知能力、道德品质、社会性发展、人格完善)具有重要的养成作用。但是新浪网2009年进行的一项面向家长的在线调查显示10.4％的孩子每周游戏时间少于5小时，他们游戏方式排名前三位的是：看动漫23.6％，和家长去亲子乐园玩17.1％，玩拼图15.8％。可见我国儿童游戏正呈现室内化、亲子化、桌面化特征，尽管游戏手段越来越“高科技”，但儿童活动时间越来越少、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游戏方式却越来越孤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从中获得的集体性、互体验和快乐感越来越少。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儿童游戏正在渐渐失传、消亡。
近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热的同时，对其中传统民间游戏的研究则相对冷淡。文献检索发现，近年围绕游戏对于儿童成长意义研究在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体育教育等领域探讨较多，“玩耍是孩子的天性。适当的玩耍不仅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大脑发育，还有利于有效地开展学习生活”，“传统游戏对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已成为共识。但关于传统民间游戏及其保护性开发的研究却较少，从旅游开发的视角探讨传统民间游戏传承的研究则几乎为空白。
笔者认为，传统儿童游戏形成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某个地区经济发展特点、生产生活方式、民间信仰、教育观念、审美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文化特征的体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记忆着历史进程和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不能任其衰落下去。
二、传统民间游戏与旅游
游戏与旅游均有一个“游”字。游的本意为优游、逍遥、无拘无束。游戏中的“游”强调游乐、嬉戏，旅游中的“游”则强调在异地旅行、游览，但二者“游”的方式和目的却是殊途同归，即均是在闲暇时进行的，为了获得快乐的休闲活动。可见游戏与旅游具有天然的联系。
与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传统民间游戏不仅具有原真性、本土性、活态性、可视性和地域性等共性，而且具有更好的观赏性、参与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同时还具有文化内涵的丰富性。这说明传统儿童游戏具备了旅游吸引物的基本特性。
国际上存在四大经典游戏理论：一是以德国诗人、哲学家席勒为代表的“剩余精力说”。认为游戏是“剩余生命的刺激”，并由此区分了不同的游戏形式：体质上的过剩主要导致体力上的游戏；审美上的过剩导致艺术的、戏剧的或象征性的游戏。二是拉扎勒斯的游戏“松弛说”。认为游戏源于能量不足而不是能量过剩。三是哲学家帕特里克的“娱乐理论”。认为游戏源于娱乐的需要。四是格罗斯的生活预备说，又称“本能练习说”，是早期最全面、最庞大的游戏理论。认为儿童期的存在就是为了有机体能够游戏，而游戏的存在是为了实践成人的活动。他还指出，儿童的游戏随发展而变化。首先是实验性游戏，它包括感觉训练游戏和运动训练游戏。其次是社会性游戏，它包括玩打仗和追逐(打闹性的游戏)，以及模仿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游戏(戏剧性的游戏)。实验性游戏的目的是帮助发展自我控制，社会性游戏为发展人际关系的目的服务。我国有史记载的游戏史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传统的游戏理论侧重于探求游戏的起源，主要有：生产劳动说、军事战争说、社会风俗说、文化交流说等。它与国外的游戏理论相互补充，帮助我们认识了游戏的社会历史的、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根源。上述理论的剩余生命刺激、松弛、娱乐、本能练习等游戏动机其实都反映在当代旅游动机中，并分别与旅游心理学中的补偿动机、逃避动机、审美动机与求知动机大致对应。生产劳动、军事战争、社会风俗、文化交流等起源又与乡村旅游、怀旧旅游、民风民俗和文化体验游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民间游戏的传承以往多通过口耳相传、风俗习惯、节庆活动以及教育的形式进行，传统旅游活动则多以观光游览为主，二者以往的结合并不紧密。随着时代的进步，旅游日益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综合性的审美活动，旅游中的异域空间环境、集体活动情境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传统游戏中所蕴涵的文化背景的认知，游戏中的参与性、体验性更是迎合了旅游者深度体验、注重参与和交流的需求。
因此，在上述旅游动机与传统民间游戏所蕴含着的旅游吸引力之间建立桥梁，将传统民间游戏中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当是旅游保护性开发的主要任务。
三、传统儿童游戏的基本类型
传统儿童游戏有许多种类，具体名称、内容、方式因游戏者的民族、年龄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时代不同有所差异。较常见的有乌丙安先生的四分法：室内生活游戏、庭院活动游戏、助兴游戏、各类博戏；钟敬文先生的三分法：智能游戏、体能游戏及智能与体能结合的游戏。笔者认为，按照游戏的旅游功能，传统儿童游戏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观赏性游戏。主要指那些体能活动较多、动作幅度较大、具有一定竞技性、便于观看欣赏的游戏。如放风筝、抖空竹、打陀螺、滚铁环，跳竹竿、跳长绳、斗鸡，等等。这类游戏适合在旅游景区、旅游节庆活动中作为表演项目展示。
二是体验性游戏。主要指那些游戏过程娱乐性、趣味性或挑战性较强，能够吸引游客参与、体验的游戏，比如体验社会角色的过家家、堆积木、拍洋片，体验生产劳动或军事活动的如斗百草、斗蟋蟀、骑马马、打弹弓、丢沙包、抓子儿、捉迷藏、跳房子、石头剪刀布，以及诸如翻绳、折纸、七巧板、九连环、拼图、下棋、打牌等益智游戏。这类游戏可以排解旅途的疲劳和单调，具有活跃气氛、增强团队凝聚力、丰富旅游体验的作用，适合在旅途中开展。
三是综合性游戏。兼具上述两种功能的游戏，如找朋友、老鹰抓小鸡、拔河等。
显然，那些适宜户外开展的、参与性与观赏 性较强的游戏，其旅游价值相对较高。
趣味性、快乐性、互动性、参与性是游戏的基本特性，竞技性、集体性、娱乐的大众性则是其附属特性。上述特性与旅游的求新、求异、求奇、求美、求乐等动机追求相吻合，赋予了传统儿童游戏良好的旅游开发前景。
四、传统儿童游戏的旅游开发策略
(一)重视价值，建立校旅合作机制
真正的、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主要基础之一。在我国，游戏一直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参与着人类生活机制的调节，并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审美趣味乃至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文化形态。传统游戏对青少年的教育作用是任何高档玩具、电子游戏都取代不了的。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传统游戏回归，让孩子们在这些游戏中体验快乐，感受成长的乐趣。
必须加强对传统儿童游戏的文化、教育、旅游价值的重视，着手调查、搜集、整理，并在保护中发展创新。地方政府要像保护其它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将传统民间游戏的保护与传承纳入工作范畴。旅游管理部门要善于借助政府的力量统筹规划，获得文化、体育、财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的支持。建立旅游景区与中小学校、行走学校、青少年培训机构、儿童医院、心理咨询与诊疗中心、夏令营等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针对青少年成长中的问题或旅游需求，协作开发。
(二)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开发适宜的旅游产品
1、因势利导
传统儿童游戏一般并不是核心旅游吸引物，主要起着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价值的作用。需要注意寻找与核心吸引物、主体吸引物之间的关系，适当借力，适时运用，使二者相得益彰。如结合民间节庆活动，适时开展元宵节赏花灯、清明节踏青放风筝、端午节小布虎、小葫芦驱邪、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放莲花灯普渡众生等游戏。此外，还要结合不同景区的特色开发不同类型的儿童游戏，如迪斯尼乐园、博物馆、科技馆、环球影城、野生动物园、海底世界、蝴蝶馆、美食场所、溜冰场等都是孩子们比较喜爱的景区，可结合它们各自侧重童话世界、科普知识、动物天地、美食、运动等不同的景区特色分别开漫趣味型、求索益智型、体能运动型、感官享受型、共享合作型等不同类型的游戏。
2、因地制宜
游戏起源于生产劳动、军事活动、社会风俗、文化交流，它们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盛产竹子的南方多使用竹制的玩具或器具进行游戏，抖空竹、跳竹竿、竹水车等，而黄土高原地区则以泥、陶玩具较多。同样是抓子，农耕发达地区的“子”多以棉布缝制成小袋子，并内盛黄豆、绿豆等种子而制成；临河地区的袋子里则多装小石子；而牧区的“子”则多直接用兽骨来取代了。因此，旅游开发中需要注意因地制宜，从游戏内容、道具、场地等方面，体现地域特色。
3、与时俱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国凡是经济繁荣时期，“娱乐”游戏观就会占上风，民间游戏也相应趋向通俗化、商业化以及教化的世俗化。上述规律一方面要求我们，在游戏的旅游开发中不能墨守成规，要及时更新理念，融入时代元素，增强时效性。为了增强传统游戏的趣味性和旅游吸引力，应该允许从旅游心理需求出发，在开发中进行适当的改编和创新。主要方式有：(1)用现代生活场景创设游戏情境和游戏空间(比如用在火锅中捞菜代替传统的渔网捞鱼游戏，用游客选择客房类型代替抢地盘游戏)。(2)根据游客类型和承受能力确定游戏的挑战性、竞争性和变化性。(3)将现代游戏与传统游戏结合起来，如将斗百草与野外生存训练、将捉迷藏、丢手绢与定向运动相结合。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青少年心理的稚嫩性、敏感性和脆弱性，把握分寸，汲取精华，剔除糟粕，避免低俗化。
(三)细分市场，体现差异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传统儿童游戏在青少年教育中具有多种功效，因此，修学旅游中的儿童游戏开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面向广大青少年的户外活动游戏
结合学校素质教育、第二课堂等活动的开展，将传统儿童游戏与春游、秋游、野营等集体户外活动整合开发，侧重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团体性。通过真实世界的户外游戏活动，使孩子们体验在阳光下、在运动中亲近大自然的快乐，帮助他们摆脱长期独自活动，沉浸于电脑、电视、网络虚幻世界的影响，引导他们在游戏中体验独生子女难得的兄弟姐妹般的亲情，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增强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克服自私、冷漠、缺乏关爱与合作意识等问题。
2、针对部分疾患儿童的治疗性游戏
目前我国青少年的肥胖症和心理疾病发病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因缺乏体能运动、缺乏游戏而导致过度紧张、焦虑，或因不当游戏而沉溺于网络世界是主要原因之一。而通过适当的传统游戏、体能运动游戏、健康游戏来治疗肥胖症、多动症、自闭症、抑郁症、社交困难、网络成瘾等问题，也是目前发展态势良好的新型治疗途径。因此，那些自然环境保护良好、风景优美、具备疗养条件的旅游景区可与医疗机构积极配合，通过开发适宜的游戏旅游产品，建立游戏旅游诊疗基地，帮助上述患儿进行诊疗与康复训练，并使他们在游戏中获得认同感和自信心，在游戏的愉快体验中促进身心健康。
3、面向部分特殊爱好和需求的特色游戏
针对青少年中那些具备一定爱好和特长，对生物学、气象学、野外观测、户外拓展、山地自行车、极限运动等具有特殊喜好的青少年，可将传统儿童游戏与现代运动休闲方式结合起来，开发具有强智能、多体能、高挑战性的特色游戏。帮助他们在这类游戏中增长知识，拓展视野，实现一定目标，获得成就感，并在体验游戏规则与个体自由的辩证关系中，感悟人生哲理。
(四)优化专业设置，加强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对游戏开发的研究多见于网络游戏，传统游戏则少人问津。我国高校专业设置中，传统民间游戏多赋存于民俗学，同时其它专业也有涉及，如体育专业中关于游戏方式的探讨，汉语言文学中对游戏故事及其象征意义的讨论，艺术专业中对游戏形象设计的研究等，但尚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现状势必影响我国传统民间游戏的保护与传承。应从优化高校专业设置着手，加强传统民间游戏研发专门人才的培养。现阶段可以在民俗学、旅游学、休闲学、体育学等专业中划分出专门方向，开设传统民间游戏开发设计有关课程。
五、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传统儿童游戏旅游开发的具体途径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包括位于湖北西部的襄阳、荆州、宜昌、十堰、荆门、随州、恩施、神农架等8个市州(林区)，拥有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三峡大坝和丹江口水库等驰名中外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水利工程奇观，是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拥有2个世界文化遗产、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5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民俗独特，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该地区传统民间游戏十分丰富，融汇了荆楚文化、巴土
文化、三国文化和佛道巫宗教文化的特色。1990年代中期曾经有两首儿歌《雀尕飞》和《推磨歌》从宜昌诞生，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就是在当地十分流行的幼儿游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因此，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传统儿童游戏的旅游开发必须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同时，借助传统游戏良好的文化内涵及其拓展性和延伸性，注意发掘地方特色元素来进行。主要途径有：
(一)景观化途径
将某些传统民间游戏活动的角色、场景转化为雕塑、园林构景小品等旅游景观或建设主题街区。如拍洋画、斗百草、堆沙雕、下五子棋等造型，“鬼捉人’、滚铁环等群像雕塑，跳房子游戏中虚拟的“房子”，等等。
(二)体验化途径
从民间游戏的起源或内涵出发，开发出深度体验的产品。如将打弹弓、转城门、叫阵游戏(“我们要求一个人’)与投掷、射箭、攻城、攻阵等古代军事活动结合起来开发系列军事旅游产品。
(三)线路化途径
以游戏在文化交流中传播的路径为线索，将分散在各个地区的儿童游戏按照一定主题、类型进行串联，设计旅游线路。
(四)商品化途径
将民间游戏中所使用的道具、器材，开发为旅游商品。如具有鄂西地域特色的蝴蝶风筝、关羽的刀、张飞的黑面具、橘皮弹弓、“兔儿泥”棋子、三峡石七巧板、杏仁做的哨子、不同形状的陀螺、以及草、藤、木、竹、石、陶、泥、布、纸、种子、毛皮、兽骨、贝壳等就地取材制作的乡土玩具。此外，也可发掘传统儿童游戏中的益智性、健身性、趣味性、象征性因素，开发设计新的旅游商品。
我国正步入休闲旅游时代，修学旅游、家庭旅游、亲子旅游、体育健身旅游正在蓬勃发展，随着旅游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在旅游中追求文化目标的动机也将不断增强，传统民间游戏的旅游价值还将得到进一步彰显。如果说旅游开发是一种利用性保护，那么从长远看，还应加强、传统民间游戏的研究性保护。如何将游戏活动设计得内涵深刻、形式活跃、规则合理、程序巧妙，将游戏空间创设得自然、古朴、奇幻、神圣、充满情趣，并便于组织操作，与旅游活动有机衔接，使游客在游戏中有所领悟、体验丰富，是传统民间游戏理论研究与实践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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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有一些理论，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都因未能引起后人足够的重视与探讨而失去了理论自身发展进步的内在驱动力；而另一些理论，便会引起学术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这样的理论便具有了积极而深刻的价值意义。我想，在整个文艺美学发展史上对占有重要地位的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探讨便属于后一种，这已经成为中外学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他所提出的文艺美学观点在多部论著中都有涉及，突出地体现在《诗学》，也散见于《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论著之中。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成为文艺理论研究“集前人之大成，奠后世之基石”的永恒丰碑。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亚里斯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1]亚里斯多德追本溯源的探索精神、发人深省的理论内涵，更是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亚里斯多德都是一部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失去风采的“经典文献”。
反观两千多年来的学术历程，相关亚里斯多德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值得骄傲，但所取得的经验更值得总结。概而论之，大多数研究成果主要偏重于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修辞学、逻辑学、美学以及文学等视角对其理论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剖析阐释、赋予其理论以当代价值，其中也不乏有将对象聚焦于亚里斯多德文艺理论的研究。即便这样，将焦点投向《诗学》文本，在我国可查的相关《诗学》文本研究著作在大陆有蓝天的译本（1953年）、罗念生译本（1962年）、苗力田主编的《亚里斯多德全集》（1990年）、陈中梅译本（1998年）、王士仪的《论亚里斯多德〈创作学〉》（2000年）、李平的《神祗时代的诗学》（2004）等，在我国台湾地区以姚一苇的《诗学笺注》（1993年）最具代表。在国外，尤以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极具影响。翻译入我国的还有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厄尔・迈纳的《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等。此外截取“摹仿”、“美学观”、“悲剧观”、“诗学观”等关键词展开论述来揭示其理论内涵、影响以及进行国内外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的成果比比皆是，诸多西方美学史著作以及大量的研究论文之中都有所体现，不再赘述。显然，这些都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范围，也为我们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可资借鉴的观点。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问题却鲜有人问津。
笔者考虑到当时古希腊人各类文学艺术形态“互不分开、联为一体”的实际状况，认为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美学的论述已经建构起早期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学科理论形态。故而文章从现代文艺美学学科观念的视角切入来审视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的理论建构问题，旨在全面地考察和客观地分析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理论内核，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其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为当下文艺美学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其人其事
亚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公元前384年-前322年），古希腊斯塔基拉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弟子；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古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斯多德是古希腊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人、古希腊文明时期科学文化知识的集大成者，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作为哲学家，他宣称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原因的科学”，主张把哲学分为理论的、实践的以及创造的科学，创立了哲学的重要分支――形式逻辑。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门分支学科；作为科学家，其研究包罗万象，几乎涉猎古希腊所有学科，诸如逻辑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地理学、地质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等。并在许多研究领域留下了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如被公认为西方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的《政治学》、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的集大成论著《诗学》，自然哲学的代表作《物理学》《气象学》《论天》等。最早论证地球是球形，最早分析了社会、自然、思维与价值的多种形式，在科学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研究不仅为后来的诸多科学奠定了基础，也把古希腊好学深思的精神推向了发展的顶峰。作为教育家，他创办了吕克昂学校，建立了“逍遥学派”。首先提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思想，主张教育是国家的职能，主张把天然素质，养成习惯、发展理性看作道德教育的三大源泉。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以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马其顿国王）最具代表。
在美学研究方面，与其说他是“美学的集大成者”，还不如说他是“文艺美学的始祖”。他著有西方文艺美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诗学》，也在《修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作品中涉及文艺美学的诸多探讨。尽管从标题上看他的著作主要讨论的是具体的学科，具体内容如史诗、戏剧、音乐等具体的艺术门类，但他所提出的“命题”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具体艺术门类，他的基本观念具有更为宽泛的文艺理论内涵与价值。这与当时古希腊人认为“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是互不分开的，他们借助音乐和舞蹈联成一个整体”的观点相印证。[2]亚里斯多德探讨这一“整体”的美学思考在当代学科视域中被称为文艺美学。而亚里斯多德的论述所“隐喻”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建构的理论体系，不仅统摄着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成为世界文艺领域研究的“法典”和“权威”。他的文艺美学研究“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3]。马克思曾盛赞他是“伟大的研究家”[4]，恩格斯也把他视为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5]。
二、思想基础
诚如恩格斯所言：“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6]一般，亚里斯多德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和那个时代历史、文化碰撞磨合的产物，是那个社会思想冲击与荡涤的结果，其文艺美学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前辈哲人之基础上凝练、创新的结晶。我们认为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基础不外乎如下四个方面。
从文化背景论，古希腊文明位于世界最为古老的四大文明之列，古希腊时期的文学艺术高度繁盛，不论是建筑、绘画、雕塑，还是音乐、诗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尤其是在喜剧和悲剧上的成就更加卓越。以至于德国古典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曾用“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形容。马克思也说：“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7]博大的古希腊艺术，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8]。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成的。从理论渊源看，它批判地继承于前辈哲人；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学艺术由繁盛趋于衰落的关键点上，它是前辈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不论是早期从自然科学视角解读美学问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以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还是主张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看待美学问题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的观点都能在亚氏的作品中找到影响因子。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诗学》第四章论述“文艺的心理根源”以及“文艺的社会功能”时就援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论”。从思想来源说，他作为柏拉图的高徒，所受影响极大，其理论思想直接来源于柏拉图。“他继承了柏拉图的学说，又批判了他的学说，从历史上看，他批判和发展的部分比继承的部分更重要。”[9]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一章中论述文艺的本质在于“摹仿”时对柏拉图“理式论”的批判，赋予了“摹仿说”以滑动的表征；再者，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文艺接受的心理效应问题上，抛弃了柏拉图“情感影响正常理智”的观点，分析了情感的后续效果，看到了文艺的“净化”功能。从研究方法说，他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统一起来认识问题，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同时主张运用其他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艺问题，如从生物学中借用“有机整体”概念来论诗与其他艺术的创作，提出“完整整一观”。从历史学中引来艺术起源与发展的观点，指出艺术起源于真实世界的摹仿。是他“用科学的方法替希腊文艺的辉煌成就作了精要的分析和扼要的总结，因而写成了两部有科学系统的有关美学思想的专著：《诗学》和《修辞学》。”[10]但是，对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完整的理论把握又不能局限于《诗学》和《修辞学》本身，而必须与亚里斯多德涉及文艺观点的《伦理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工具论》以及《政治学》等建立起有机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地解读他所建构的文艺美学思想体系与理论内核。
三、思想内核亚里斯多德生活在古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他运用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见《工具论》）、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融入他个人的伦理观念和生命体验去解决文艺本源、文艺创作、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传播与文艺批评等问题，初步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一）文艺本源思想关于文艺的本源与发生，亚里斯多德在《诗学》开篇明确指出，在研究诗的种类、功能、成分、结构之前，首先要阐明关于诗的本性的首要原理，即“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郎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11]“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学说，既不是亚里斯多德的独特创建，更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但却是理解亚里斯多德文艺本源观的核心概念。亚里斯多德正是以对当时这个在古希腊艺术理论界颇有影响的“摹仿说”的批评为其逻辑起点来建构起文艺美学思想体系的。他生前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人都曾有过“艺术起源于摹仿”的说法，只是未能形成系统的学说而已。德漠克利特就说过：“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12]柏拉图也说：“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象，并不曾抓住真理。”[13]显然，柏拉图也承认艺术是一种摹仿，但他竭力攻击这种对于物质感性世界的摹仿，认为艺术的摹仿是“镜子的镜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否认这种摹仿的真实性和真理性，也从根本上否定了摹仿艺术自身。从表象来看，亚里斯多德的“模仿”说仍然是传统的延续，但实质上他赋予了“摹仿说”以新的阐释而具有了“滑动”的深刻意义。在亚里斯多德看来，现实世界就是具有多维意义的真实存在；诗摹仿真实存在的人的行动，在作品中创制的形象就是艺术的真实存在；“摹仿”不只是外在形象的再现，更是能动的反映人的本性与活动，显示人既合目的性又合规律性的真实存在。并且，“摹仿”既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求知活动，它以形象的方式去探寻真理，形成关于人的创制知识；艺术的“摹仿”并非只受感觉与欲望驱使，它也凭借“实践智慧”洞察人生，感悟艺术的灵魂，把握生命的真谛。因此，摹仿的艺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
首先，亚里斯多德论述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的不同作为艺术门类划分的标准，实质上阐明了艺术对人的外在活动和内在品性的摹仿，人是艺术的主体和主题，人与艺术互为本体；艺术以创制性的形象真实反映人的生活，艺术美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次，从具体文艺体裁出发论证模仿艺术的本质规律。《诗学》第四章阐述了诗歌起源的两个原因，其一是人天生具有摹仿的本能，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二是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获得满足、体验到。二者皆本源于人类“摹仿”的天性。这种论证方法，就是主张从人类心理根源上去探寻模仿艺术的存在依据――“本能”与“”。
再次，亚里斯多德在其著作《气象学》中谈到艺术模仿自然时说，艺术是对自然本能的帮助和补救，但不能代替自然。而《诗学》认为摹仿的对象是真实世界中“行动的人”（是性格、情绪和动作的综合），这种由自然转向人生的巨大进步，使其文艺理论中灌注着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艺术对人生是一种完满、增补或矫形。
最后，亚氏认为诗人的职能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处于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表现某种“类型”的人和事。可见，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观”指的是根据对现实生活的感性体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诉诸于典型化、形象化的概括方式来再现生活、创造生活，而不是机械、被动地照搬生活现象。（二）文艺真实思想亚里斯多德以自身对文艺本源――摹仿观的论证为逻辑起点，详尽地说明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提出文艺真实观。
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合乎情理的可信性，《诗学》第二十四章论道：“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编组故事不应用不合情理的事，即便有了……也要用别的技巧加以美化，使事情听得过去。”[11]（P.170）在这里，亚里斯多德清楚地阐述了他的艺术真实观，使生活中不近情理的得合乎情理从而使人信以为真。一方面，主张艺术真实以生活真实为根据、为源泉。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艺术的虚构成分。他接着说：“诗的真不同于政治科学的真及其他技艺的真。”指出艺术的真实有别于其他科学的真实，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特殊规律。又指出艺术的真实性，比现实更真实。《诗学》第九章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1]（P.81）这里亚里斯多德拿诗和历史的比较作了清楚的说明。《修辞学》第七节也说：“当你把描写得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这一事实，就会使人们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你是信任得过的。因此，不管你所说的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他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12]（P.92）这里所说的虽然是艺术欣赏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但却强调了艺术的真实性就在于合乎情理所造成的可信性。
此外，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真实观还体现在艺术模仿对象的客观真实上，他认为，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反映现实世界事物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摹仿对象的选择，不仅要注重情节，而且要求“性格”的刻画也应如安排情节一样合乎必然律和可然律；因此说，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真实观以客观真实的物质世界为前提和基础，以“模仿观”为理论基石，展现了“可信性”的精神内涵。（三）文艺功能思想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历来都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问题，也是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思想的精髓之一。所谓文艺的社会功能，指的是文艺的社会效应。简而言之，就是对“文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一追问的解读。
《诗学》第六章提出：“悲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净化。”指出了文艺的道德作用和教育作用。第九章谈到诗可以使人认识生活的本质：“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第十四章谈到，“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属于美感的范畴，亚里斯多德的“说”指出了文艺的审美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论音乐时，更明确地指出了文艺的社会功能。他说：“音乐应该学习，并不只是为着某一个目的，而是同时为着几个目的，那就是教育、净化和精神享受，也就是紧张劳动后的安静和休息。”[10]（P.87-88）这里的净化，亚里士多德解释说是“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
概括地说，亚里斯多德从心理学的角度肯定了文艺能使人们潜藏的情绪得到宣泄，达到一种舒畅、平衡与和谐的状态，这实质上突出了审美活动中文学艺术对接受主体的心灵浸润和人格塑造作用。他提倡通过艺术的影响将受众纳入到社会秩序中去，强调自由的、直接的情感表现与宣泄，使人的心理感官得到愉悦，心灵得到净化，进而使个体意识提到普遍性的伦理层面，创造出真、善、美的人生。可见，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具有教育、审美、娱乐的社会功用。（四）文艺创作思想从文艺创作观的视角看，亚里斯多德借用生物学中“有机整体”的概念，从文艺创作（主要是悲剧）的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等艺术要素入手，从正面立论、深入探究来确立其文艺创作中的“完整统一观”。所谓完整，在他看来一方面体现为结构的完整，即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亚里斯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提到文艺摹仿现实，创造比生活中更真、更美、更善的人物和故事，必须符合有机整一的要求。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刻划的人物，不仅表面看来是一个整体，而且在它们的内部，也存在着有机、必然的联系，表现出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必然趋势，事件的各个部分，人物的前后行动，甚至语言、细节，都应该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而不能是支离破碎、各自游离的历史或现实碎片。此外，还体现在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上，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品中刻画的人物形象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具有典型性。最后，亚里斯多德还指出文艺创作还要有光辉的思想。一出戏只要有光辉的思想，纵使它没有魅力、没有力量、没有技巧，但比起内容贫乏纵然响亮而毫无意义的诗作，更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即使不通过表演，其魅力仍然不失。
如果说上述三点是亚里斯多德关于文艺创作的美学思考，那么具体的创作实践又如何操作呢？以亚里斯多德论悲剧创作为例，六种决定悲剧创作的成分，在他看来主次分明，其中情节（事件的组合）最为重要，居于创作的首位，是灵魂。性格（摹仿的对象，具有普遍性）次之，思想（创作的能力）第三位，言语（创作的手段，主要指用词表达）居于第四，唱段第五，戏景第六。在《诗学》中说：“在作品中平缓松弛、不表现性格和思想的部分，诗人应当在言语上多下功夫，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太华丽的言语会模糊对性格和思想的表达。”[11]（P.170）又说：“有人以为，只要写一个人的事，情节就会整一，其实不然。在一个人经历的许多，或者说无数的事件中，有的缺乏整一性。同样，一个人可以经历许多行动，但这些并不组成一个完整的行动。”[11]（P.78）由此，亚里斯多德的文艺创作主张选择（创造思维）、取舍和凝练的“完整统一”。
（五）文艺传播思想所谓传播，确切地说它是人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信息交换、交流的行为和过程，其中包含着语言传播、电子传播、口语交际和书面传播等多种理论形态，也包括人、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亚里斯多德的文艺传播理论，突出地体现在《修辞学》中，罗杰斯的《传播史》就把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作为传播学的源头之一。《修辞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语言表达或者说是传播效果的规律，研究创作者如何根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材料和表现手段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指导人们如何运用和创造各种修辞方法来表现所要传达的内容，以达到预设的良好效果。亚里斯多德修辞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劝说应建立在听众承认的真理上，只有了解听众的心理，才能达到劝说的目的”。显然这种本质与传播是人类通过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交流期待发生相应的活动一样，只不过在《修辞学》中，这种活动更具体化仅限于演讲场合，期望发生的就是希望得到听众们的认可和赞同，达到传播与交流的目的。从传播模式出发，传播的基本结构模式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如果按照这种结构模式分析，修辞的结构模式也可以表达为修辞主体―内容―传播言词―交际对象―修辞效果，二者的结构模式，大部分相同，甚至整个过程也相同，只是在传播学和修辞学中运用的术语不同而已，并没有改变其本质上的相同点。《修辞学》第二章说到，演讲者要通过准确的用词来表达确切的意思，这里的“用词”应当是传播的手法。
回顾西方传播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其源头指向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其内在的原因在于《修辞学》研究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传播形态――面对面的传播。他说，“讲演者应当用合适的词语表现自己的性格，以争取听众的了解和支持”。在他看来，演说成功与否取决于三个要素――演说家、内容与听众。演说者其实就是传播学中的传播者，他对传播者的要求是具备权威性、可信性和可接近性的特点；内容指的是传播的技巧与逻辑，《修辞学》中主要讲的技巧是“逻辑证明”，通过举例法和三段论来讨论，这些都和我们今天的传播技巧紧密相连；《修辞学》中关于听众的研究涉及到听众的需要、接受动机和心理倾向的各个方面，这些理论的研究对于传播效果的提升和改进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见，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确立了“可信性”的三维文艺传播观，其一是传播者应具备值得受众信任的品质；其二是传播者要用“逻辑的证明”或“科学的手段”向受众“显示”传播内容的“真实性”；其三是传播者必须与受众有深切的情感交流和共鸣，才能感染受众，才能使受众动情。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奠定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雏形。
（六）文艺批评思想亚里斯多德相关文艺批评的论述，集中体现在批评的标准上。他指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不同于艺术标准，而艺术标准就是文艺作品的情感必须适度，适度可以保持作品的完美。《伦理学》第二卷第六章明确指出，“以适度为标准来衡量它的作品”。并在文中反复使用“适度”二字，可见他对“适度”这种中庸之道的推重与格守。其文艺批评观的核心思想便是“中庸之道”美学观的体现。首先，亚里斯多德肯定了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情感，而柏拉图反对艺术作品表达情感，亚里斯多德的“情感论”是对柏拉图“理式论”的否定。其次，亚里斯多德又接受了柏拉图“理性论”中的合理成分，并把它用于文艺批评，他所反对的是柏拉图的“纯理性”，并非一概反对“理性”，因为理性指导情感乃是人的理智控制的表现，没有理性指导的不利于美感的产生，更不利于情感陶冶功能的实现，只有“适度”的情感表现才是最美的，此为亚里斯多德“中庸之美”伦理道德观念在文艺批评领域的运用。
四、结论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古希腊文学艺术高度繁盛的系统的总结，他首先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开创了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结合的始端，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并通过物理、生物等科学实验证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创立了艺术源于现实生活，而美是对现实生活“摹仿”（再现、创造）的学说，赋予了“摹仿”说以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
正是他明确地回答了早期思想家们在文艺美学上留下的两大问题：
其一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延续柏拉图等人的观点，肯定文艺摹仿现实世界。但又是柏拉图否定现实世界真实性的反叛，明确指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提出了“艺术真实观”，有力地否定了柏拉图的“理式说”。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真实的东西可以摹仿，所以文艺起源于摹仿。但这种摹仿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位移、照搬，而是要按照事物发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来再现和创新，这种再现和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比现实生活更真、更善、更美。
其二是文艺的社会功用，亚里斯多德结合具体艺术实践的心理分析肯定了文艺的认识功能、审美娱乐以及教育功能。就文艺创作，他从具体的艺术体裁出发阐述了文艺创作中的“整体统一观”和“形象典型论”，亚里斯多德的论述已经具备了后来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所提出的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典型理论的雏型，后来的贺拉斯、布瓦罗等人的“类型论”，哥德、黑格尔等人的“艺术典型论”都可以在亚里斯多德这里找到“胚芽”。就文艺传播，他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的三维视角提出了“可信性”的传播理念，奠定了文艺传播学的早期形态；就文艺批评，他首先指出文艺批评的两种（政治与文艺）形态，并提出文艺评判的标准是“适度”的情感表现。与此同时，他的这些观点与其他著作如《形而上学》第五卷中关于“美的客观基础”的言说，论艺术与科学、形式与材料的关系；《伦理学》（第八卷）探讨艺术创造、艺术家的修养等观点共同构筑起他较为系统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
尽管亚里斯多德的某些论点明显存在历史的和思想的局限性，如：探讨各种具体类型的文艺体裁时过分地强调独立性，在对悲剧与诗的起源与发展的论述中，脱离了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生成基础；某些观点如《诗学》中认为只有上层贵族阶级的人才能做悲剧的主角，“现在最完美的悲剧都取材于少数家族的故事”（第十三章）等有失偏颇。诚然，亚里斯多德不是圣人，自然不会无所不知，但总还不至于沦落到孤陋寡闻的可悲境地。他研究问题的严密逻辑、多种科学方法的采用，及其提出的许多文艺美学观点不仅具有揭示文艺本质意义的永恒性，而且在揭示艺术实践规律与人类生存的关系方面，更具有前瞻性的启示意义。其文艺理论内核所建构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给后世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研究带来的权威和推动作用不容置疑。（责任编辑：陈娟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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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6.
篇8
大量资料表明，美国的道德水平1965年开始迅速下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回升。西方各国大致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⑴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60年代，从此开始了新生的信息社会与旧有的工业社会相重叠的发展过程，这个交替时期到了90年代中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经济开始涌现，并带动了经济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2000年第二季度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开始崩溃，美国经济也在以后的时间里开始下滑，但是，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经济并没有终结，新经济正在混乱中重整旗鼓并将迅速发展。
从60年代信息社会的到来到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折的时期，社会大转型带来了道德的大混乱。信息社会的到来把发展转移到了主要依靠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的基础之上了，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才在发展中的意义更是爆发式地提高。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技术的巨大进步，以类似于加速度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使得发展环境瞬息万变，极不稳定⑵。这种新的环境必然要求极高的应变能力、创造能力和决策能力。这是比技术能力更为关键的能力。据报道，“信息时代公司的市场价值约有90%是由专利、软件和雇员的聪明才智组成的”，于是“以人为经营的基幢的企业管理理念进一步被确认，善待人的道德也就成为企业内外的发展和竞争之源。与此同时，在教育、物质、医疗以及军事等等领域个人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这一切都说明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的精神、人的本质的空前挺立。有的论者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企业这一固定的“容器”失去必要性。⑶
新经济具有3个特征：一是在网络整合之下高新技术是新经济的依托；二是人的思想观念、应变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是新经济的灵魂；三是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充分的个性解放是新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只是具有历史发展总体的意义，而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劳动力总是受制于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这说明人是受制于物的。但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目前不仅在历史总体上而且已经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提到了决定性的地位。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主体得到充分的张扬。现在历史正在提供一种这样的可能性：人受制于物的历史将要结束，人本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它将解构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矗伴随这场革命的是观念以及道德的巨大革命，“道德已经成为竞争的源泉”。这种革命使社会正在向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文化社会发展。⑷
新的媒体大革命与新的文艺复兴
中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世界史上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伟大时代。这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的革命。但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以罗马教皇为中心旧专制势力构成了革命的极大障碍，特别是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更是如此。这时欧洲的媒体用于书写的是牛皮和羊皮，价格极贵，很难普及。15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制了大量宣传新教精神的小册子，印数极大，价格很便宜，普通人都可以买得起，大面积地普及了新思想。中世纪新媒体(纸媒体)对于旧媒体的取代，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社会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总是伴随着媒体的大革命。目前我们正在进入具有同样意义甚至其意义更加巨大的革命运动时代。这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将全面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经济正在主要地通过文化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地通过物质的手段获得财富，民主政治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网络将推动民主的巨大发展，文化的力量正在迅速上升并不断地走向多元化，教育正在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生延伸，学科技术正在走向复杂甚至与社会人文科学整合，大规模战争越来越难以发生，战争的伤亡正在大幅度减少，武器开始走向“慈善”。我们已经看到，网络的出现正在以巨大力量解构着旧的观念和秩序。与旧文艺复兴不同，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印刷革命所创造的是人类生活与其中的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新的文艺复兴中的网络媒体大革命，不仅仅将带来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且还正在创造着人类与所有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环境的必不可少的联系，人类将生存于网络以及网络消亡之后的更新的传播技术所构成的媒体环境之中。新的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取代，不仅仅是一次媒体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大革命。⑸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我们传播学学术建设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虑，传播学将成为与社会各个领域、与社会各种学科广泛整合的显学。
未来的传播学发展
1984年美国科学家迈克耳孙说：经典科学“已经把绝大多数的重要基本原理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6位去寻找”。但是，20世纪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了迈克耳孙的预言。量子理论、相对论、系统理论、模糊理论、混沌理论，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复杂理论，把整个科学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的《概述》中劈头就写道：复杂理论是“如此之新，其范围又是如此之广，以至于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然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复杂”理论囊括的不仅仅是各门自然科学，而且还涉猎了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⑸。在世纪之交科学正在发生空前巨大的变革。迈克耳孙的预言实际上宣布了科学的终结，但是，这种科学不过是在19世纪达到最高峰的机械论科学而已。20世纪的科学向着非线性、复杂化和有机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全息装置，科学的这种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都呈现出这种方向。后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观念甚至中心观念是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最简单的几个字：开放与整合。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与知识系统发展最有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内核，是伴随着新的文艺复兴而来的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这次思想革命将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引向建立普遍生态关系的文化社会之中。20世纪的前卫发展彻底地否定了机械论，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与这种社会整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我曾经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总趋势作了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向多元化、小型化发展，一方面又在这个基础上向整合方向发展，这是离散-整合发展趋势。⑹在我的研究中，根据离散-整合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对于世界未来发展做了走向文化社会的预测，这是高度离散-整合的从而组成生态关系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它有着现实的根据，并且是较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我对于未来的预测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但是目前有两个事实是学者们的共识：一是人类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一是网络正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筑人类新的生存环境。我主张传播学的研究要走向与人文社会科学广泛整合的道路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据：1、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既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2、是传播学自身发展趋势的需要；3、是创造的需要。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创造都是走向边缘之后多元文化整合的结果，因此，传播学的发展必须走向与各种学科相融合的道路。面对新的时代，如果说各门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都必须把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放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之中，那么，由于网络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的整合力量，在这种广泛的相互整合的各门学科的发展中，这是宏观整合研究，传播学具有采取这样发展方向的更充分理由。传播学与各个社会领域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当然不可忽视，它的重要性出自于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网络传播的参与，传播学必须对于这种参与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应用研究是细化研究，它是与宏观整合研究不可分离的传播学发展的两极。没有宏观整合研究，细化应用研究将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义；没有细化应用研究，宏观整合研究将失去基矗这是传播学学术建设的离散-整合道路，它将从两个方向深入到社会大转型发展的实践之中，也只有从这两个方向同时切入才能够有效地深入其中。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新的社会的到来，混乱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其过程之中，传播学的这种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尽量减少混乱较为健康地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现在起就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方法
1.研究方法比研究结论更重要
2001年7月上旬我在香港参加“华人社会传播学研讨会”，其间出席了一个研究生们发表演说的会议，台湾香港的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与内地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前者很注重学术规范，后者则不太注重学术规范。我问过他们，在学校里是否开过研究方法之类的课程。港台的研究生们说开过，内地的研究生们则说没有开过(出一个例外)。90年代的内地学术界有着“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说法，所谓学问家凸显的表征之一就是对于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腐败批判的意义在内)，而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强调主要还是在诸如社会学这样的老学科领域，而传播学还没有什么人出来强调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可能是内地传播学还处在年轻落后阶段的一种标志。我们知道，港台的传播学研究开始的时间比内地要早得多，在这次会议上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同也印证了这样的问题。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对于学术规范的重视不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譬如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偏重于定性研究传统的影响，还譬如内地传播学研究是从内地的传统新闻学研究过渡来的，而内地传统的新闻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党八股传统十分严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观念很淡，甚至没有。但是随着中青年学者涌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讲，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结论是多种可能的一种选择，而方法则是这种选择的途径。在我的学校学习经历中，数学考试中一道数学题如果运算的方法是正确的，只是得数不对，老师还是可以给一点分的；而运算的方法是错误的，虽然得出的最后数据是对的，老师是不会给分的。我的理解，前者可以视为是部分的错误，得数不对而运算方法正确一般是疏忽造成的，但是它却为后来得出正确的数据开辟了可能性；后者则是完全的错误，得数的正确只是一种巧合或者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
2.极端相对主义的谬误
对于内地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还来自于极端相对主义。
90年代初，后现代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否定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了研究的相对意义。但是它发展到后来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极端相对主义，中心被解构，基础被解构，本质被解构，一切都被解构，剩下来的只有极端相对主义被宣布为惟一的真理(其实这是虚无主义)。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鸡与蛋”的典故很是一致，根据这种典故，人们无法说清楚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这种鸡与蛋的“混沌”一种状态，二元对立从来就不存在。依我看，此种哲学大谬不然，没有二元的对立，哪有混沌状态?没有离散，哪里来的整合?谁跟谁混沌?谁跟谁整合?混沌状态正是由于存在着二元对立才存在。只承认混沌不承认区别(对立)实际上是认为世界是同质化的，一切都是同质的。但是世界绝不是这个样子。斗争哲学的错误在于只是强调对立，否定了整合；只是强调整合或混沌，不承认对立或离散，同样是错误的，它必然带来一切学术研究的消亡。世界既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研究也一定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
一切都被解构，却结构了另一个惟一，这就是极端相对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自身的悖论。为了避免这种悖论，惟一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要说，--这是佛教的体验而非科学的研究；这还或许是另一个宇宙的规则，而非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规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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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相对主义可能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大混乱的一种观念反映，但是80年代之后事态有了转折，譬如在美术界，那种将美术自身都消解了的美术，重新回归作为艺术的美术，写实主义重新登上了艺术殿堂。以我有限的知识所知，近十几年国内外都有些学者尖锐地批评后现代主义中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论中的混沌理论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而混沌理论起源于气象学，其创始人之一的EN洛伦兹1993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质》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混沌现象时说：“这种现象表面看是随即的，不可预报的，而事实上却是按着严格的且经常是易于表述的规则运动着。”⑺199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德《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里写道，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核心策略是，反对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的所有断言，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后果采纳了某些彻底的相对主义，--那是一种罗蒂全力拥护的相对主义”。但是，“一旦关于普遍价值的所有断言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正当地把宽容当作一种能够在怀疑论者的猛烈攻击下幸免于难的价值来赞扬呢?”⑻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学者、《后现代状况》作者、法国的利奥塔在1998年出版的《非人》一书中也对于极端相对主义进行了批评。书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祛魅的自然观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流，人类因此忘记了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驾御、索取对象的一部分。自然的报复于是狂怒般地呈现出来。附魅的自然观由此而出。《非人》一书还指出，从达尔文到现代的一些大科学家一直到弗洛伊德和利奥塔本人不断地解构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和主性体地位。但是，这种对人类的打击是为了解放人类，贬低和否定人类的特殊性和主体地位是为了突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地位。利奥塔在《非人》里建构了他的本体论，他的本体论为现代性提供了彻底的本体论解释性。⑼
中国学者张志扬写了一本书《偶在论》，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在题为《作为一种训练的偶在论》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邓晓芒先生写道，张志扬的偶在论只是固守其“预防和检验机制”，即限于发出“警告”，加以“提醒”，却无权做出断言。邓先生说：“我甚至认为，混淆作为一种训练(检验机制)的偶在论和作为一种断言(独断论)乃是作为一种本体论(存在论)的偶在论，是后现代主义的通玻”他还指出，不要下“任何”断语，则它本身就是“一元论”的虚无主义。“从形而上学上讲，偶在论只不过是用来装备某种存在论(本体论)的辅助手段，它可以‘提醒例外’，发出‘警告’，但是前提是：必须先有一个普遍化的倾向(保持统一性)观点摆在它前面”。⑽
20世纪从科学到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和交叉，呈现出混沌局面，简化论遭到了极大的打击；20世纪的社会又是一个充满着空前混乱和巨大灾难的世纪。一方面，人类取得了极大的主要是经济的社会进步，一方面人类又犯下了空前巨大的错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人类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美好理想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庞绍堂在《现代性本体论解读》一文里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像“对犯错误的忧虑产生了对知识的不信任。”⑾。这些可能就是极端相对主义产生的背景。后现代主义及其极端相对主义并不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它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定阶段的一个过渡性观念征候群之一。
只有逃离极端的相对主义的迷雾才可能进行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就不能没有分析。当然，鸡与蛋的“研究”出路还是可以突破的，这就是，想办法使你们的鸡蛋受精，孵化出小鸡来，由它啄破鸡蛋壳，出路由此而来。你要认识小鸡，就必须首先对于它的各个器官、系统、甚至无穷尽的更为微妙的东西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研究往往需要同时进行广泛联系的整合研究，但是分析研究是无论如何不可舍弃的。而且在这种分析研究中还应当得出一个“普遍化的倾向”。
创造
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是应用层面，二是知识层面，三是思想层面。本文主要是根据思想层面的需要论述的。
在当前空前的社会大革命中，一如以往的社会大革命一样，一定会伴随着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思想家的涌现。
在当前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中，有时给人一种主流学术规范霸权倾向的印象。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方法也必须是极其多样的；规范自然必要，但是，规范又有规范的弊端(我在上述香港会上就看到过这样的论文：学术规范很周全，但是有价值的内容却什么也没有。)所谓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它也可能造成创造和思想阐发的障碍。
英国科学家和思想家霭理斯对“科学家”提出了可能让许多人嗤之以鼻的阐释。他说，“真实的科学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喜欢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门的文献，……在我展读的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地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对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霭理斯又说：“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的经验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样的“业余科学家”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他从未做过其他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才是真实的。”
霭理斯对科学家有他自己的标准。在他那里，“真实的科学家”像是科学哲学家，而“职业科学家”则像是我们通常称的专家。专家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须臾不可离开的人才。但是霭理斯毕竟还是更推崇“真实的科学家”的⑿。霭里斯之所以有这种偏爱，在我看来是因为“真实科学家”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巨大的创造性。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卡尔·普里布莱姆认为，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生命。动物总是用同样的方法活着，而人总是在寻求新的东西，时刻在改变着事物，这就必须认识世界，这就是创造。⒀创造的问题是提出问题的问题。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提出问题(创造)不再是一般方法的问题了，一般的方法在此已经消失，更根本的方法却由此而出。它是人生境界的问题，或许这种人生境界带有先天的部分原因，但是，它肯定又与人的后天所形成的价值观与追求有关。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这种好奇心带来了心理注意力的强大集中，像强大的光柱一样集中于他的研究视野之上。这种研究视野不是仅仅限于专业的、狭隘的，而是超越专业的，广阔的。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的抽象。专业中心地带不存在多元文化要素，难于实现创造；而边缘地带才是多元文化相聚之处，从而才是创造爆发的土壤。学者创造就是学者将心理注意力的光柱长期地集中于有关的边缘地带之后的产物。这种集中，一方面突破了专业的围墙，另一方面又拒绝走向诸如物质的、虚名的领域的诱惑，不顾甚至看不到威胁和打击。在这种景况中，发现和创造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马克·吐温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⒁
苏联科学家费英别尔格还指出，科学的成功导致了对理性和逻辑的崇拜，而贬低了直觉。但是正是这种直觉构成了一切科研的基矗当然，一般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是对于直觉进行证明的工具。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总还是应当使自己的成果有事实的和逻辑的根据。当最后将科研成果呈现给社会的时候，一般说来，我们还是应当用大致符合规范的方法去叙述，以求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般社会通行证。但是，对于旁观者来说，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成果论题的重要性和观点的创造性上，而不应当在规范方面过于苛求，我们甚至还要在规范和方法上鼓励创新和性格张扬，造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在社会大转型从而极其需要创造的时代里，这样态度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创造之初总是不成熟的、片面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应当是有帮助的。
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当时的刊名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开始，我们将这份刊物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学术刊物。这一期发了我的《现代文化批判》一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研究转向了现代文化。我主编《现代传播》期间，这份刊物的发展与我个人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我几乎旁无所顾，总是按着我自己的理解以提高质量为惟一标准选稿办刊。刊物有了一些影响，同时差距很大甚至相互对立的各种评价都有。我只是体验到我与我的写作和刊物融为一体了。至今我还相信，研究者应当具有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研究者的个性才能显现，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灵魂的研究。这是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的生命幻化，是研究者用心血泼洒出来的。犹如中国画中的泼墨技法一样。有些人批评我的论文具有不应该具有的浪漫色彩，但我的感悟是，人的心理深处充满着浪漫色彩和准宗教情感，甚至可以认为准宗教情感和艺术感觉才是精神深层的存在。当研究者进入“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深度昏迷状态”之后，这种浪漫和准宗教情感就可能浮现出来。在这里科研与艺术已经没有了什么界限，也与宗教没有了什么界限。我相信，进入这种“昏迷状态”的学者仔细体味一下自己的体验都会有这种感悟。
研究方法可以分成技术性的和哲学性的两种，前者体现为通常的学术规范，后者是学者内心深处散发性、整合性的直觉灵性，它是不呈现于文字，而是存在于实际行为中“存在的哲学”。符合规范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使得研究具有在现代条件下可以取得的可靠性和通行证；我们更需要承认和追求研究中的直觉，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原点和创造的源头。如同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研究方法不断精致化，精致化增加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实用性，但是它的另一个结果是使研究远离认识的原点，失去了创造性。传播学建设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作为人的创造物，已有的研究方法既是有用的又可能形成“所知障”。面对着社会空前大革命及与之相伴的混乱和困惑，社会需要而且能够涌现出一批新的思想家。思想家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他们往往不拘泥于公认的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生活于信息社会初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研究使用的是非科学的“文学思维”，曾经普遍地不被承认，甚至被鄙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认为是近代以来人类的几个大思想家之一。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是最大创造。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创造了分析的思维方式，一直重大影响了至今几百年科学与学术甚至历史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空前大转型的时代里，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鉴于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空前大革命的时代，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应当发生重大突破，实际上20世纪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走向复杂和兼容。传播学研究将成为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与各门学科相整合的显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突破不大可能是对于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完全解构，而是多元方法的生态关系的整合。鉴于这种基本认识，任何方法的霸权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⑴参见以下论文：
［美］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大混乱--人性和社会秩序重建》，原文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第5期上，中文译文载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99年第10-11期上；
［美］兰布罗的文章《构筑美国政治的十大趋势》，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美］安吉·坎农和卡罗·林克莱纳：《青少年现状》，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⑵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
⑶参见朱光烈：
《文化社会与文化范式》，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
《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革命》，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4日；
《新经济鼓起道德“重建”之风》，载《21世纪》2000年第5期。
⑷参见朱光烈：
《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传播业带来什么?》，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北京《新华文摘》1994年第12期。
《传统媒体：你别无选择》，北京《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
《媒体大革命》，载上海《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人类传播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媒体“大灭绝”与社会大革命以及网络的消亡》，载《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一书，陈卫星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⑸［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中译本，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⑹见《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⑺［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中译本，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⑻［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⑼［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非人》，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⑽见《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6月21日。
⑾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7日。
⑿［英］霭理斯：《生命之舞》，载《二十世纪巨人随笔·生命之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篇9
KeyWords:science,technology,comparisonof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clarifyvingconcepts.
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关系密切，之所以如此，除了二者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科学要借助技术更新设备、启示问题、激励灵感，技术要借助科学提高理论水准、扩展发明视野、开拓新奇领地——之外，也在于科学和技术确实有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正如考尔丁所说，科学和技术二者都处理物理世界，使用相同种类的物质世界的知识。二者在研究中使用经验方法，雇用在科学中受训练的人，使用类似的词汇表。技术因它所应用的知识依赖科学，有时也为科学进展提供未加工的材料，即新观察或其他的激励研究的东西。
考尔丁只是笼统论之。其实，条分缕析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各个要素，问题就更清楚了。例如，在建制方面，科学与技术都是高度创造性的行当，它们都给予那些能够以有意思的方法合成完全不会在其他人那里发生的思想的人们以一种奖励。在规范方面，科学和技术都具有非本地化和世界主义的特征。科学不是由于定义才是普适的，而是通过许多努力消解本地发现的与境的。技术不是自动地可用于其他境况的，它要求技术和境况两方面适应，以创造起作用的技术。这个消解与境过程的社会方面也是深入科学和技术之域消解与境，它在于在实践、流通和网络创造之间的交流。在结构方面，一切科学都有理论、观察、实验这三个部分，技术同样如此。因此，把技术和科学对立起来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科学和技术都进行观察和实验，提出理论，提出关于（通过实验）造成一定条件的方式的陈述。在基础研究问题上二者也有一定的重合。在方法方面，技术研究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区别。其研究周期图式都是一样的：确定问题；用现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解决问题；倘若尝试失败，就找出某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假设以至整个假设-演绎系统；借助新概念系统寻求问题的解决；检验解决问题与结果；对假设或初始问题的表达方式做出必要的修正。在评价方面，
任何特定技术的发展是否值得的裁决必须永远是暂定的，对借助新证据重新评价是开放的。以这种方式，对于科学使用的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正如科学理论本身的真理问题不能给出永恒的答案一样。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哲学底蕴方面，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了操纵或摆布的思想。西方科学是作为实验科学发展起来的，而为了进行实验，它必须发展精确和可靠的操纵能力，也就是说进行检验的技术，人们操纵摆弄是为了检验。技术也操纵自然界的对象，同时也引起新的人操纵人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实体操纵人类个人的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和十分微妙的操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对事物的操纵同时需要人类接受操纵技术的奴役。
也许正是由于这些相通或相近之处，不少人认为，科学和技术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或者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在二者之间是无法划界的。譬如，克罗斯和巴克坚持，在20世纪，科学和技术就形式而言似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不把二者蛮横地弄得支离破碎的情况下，不可能把科学和技术作为分离的实体与整体分开。雷斯蒂沃则一言以蔽之，纯粹科学的神话是近代科学作为礼拜堂的基石。近代科学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之中的许多人相信，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可以划界，并因我们社会和环境的疾病而责备技术。
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边界起初不可能十分尖锐地显示出来的领域，正如在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的情况中那样”。诚然，“许多现代建制的探究形式把科学的知识进展的兴趣与特定技术的较大效率的目标融合在一起，一致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建制上的划线。科学和技术在医学科学没有简单的可维持的区分，虽然在极端的对照中是清楚的。”诚然，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的任何区分实际上都可能强烈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如规划的制定和资金的提供就涉及区分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区分还缺乏明晰的和毫不含糊的划界标准，在一种与境中是所谓“科学”和“科学的”东西，在另一种与境中往往被称为“技术”和“技术的”东西，反之亦然。然而，
不管怎样，从学理上讲，科学和技术毕竟不是一回事，二者的区别众多而明显。从实践上讲，把二者混同起来，也会在实际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我国科学政策和科研管理方面的诸多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混淆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和辖域。为此，我们必须尽可能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以便于澄清概念上的混乱和纠正管理上的不当。
邦格曾经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某些相似点和和相异点。陈昌曙教授也从十个方面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原则上的、本质性的不同：基本的性质和功能，解决问题的结构和组成，研究的过程和方法，相邻领域和相关知识，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衡量的标准，研究过程和劳动特点，人才的素质和成长，发展的进展和水平，社会价值、意义和影响。在我的心目中，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个有别的概念和范畴。在混乱日盛且大有蔓延之势的情况下，我接连写了数篇强调科学和技术有别的文章，力图予以匡正。当时我没有研读多少资料，主要是凭直观和经验发议论的。在这里，我准备把原来简略的框架和十分有限的文字予以扩充，比较详尽地厘清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差异。
（1）从追求目的上看，科学以致知求真为鹄的，其目标在于探索和认识自然；技术以应用厚生为归宿，其意图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着眼于理论知识的不断进展，技术追求生产目标的有效实现。尽管技术也涉及知识——应用零散的经验知识和系统的科学知识，也创造一些实用性知识——但是它把知识工具化。也就是说，科学把知识始终视为目的，而技术仅仅把知识当作手段。
尽管在某些现实的研究课题或项目中，致知求真和应用厚生这两个目的是相伴出现的，即便研究者只涉及一个方面；尽管每一个正确的科学理论都可能潜在地导致技术应用，而每一项技术研究项目也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进展；但是，这并不能掩盖科学和技术在目的上的鸿沟之分。考尔丁对此洞若观火：科学和技术的基本区分还是在于目的。科学的目的是获取知识，技术的目的是应用知识控制物质。技术人员的问题是分派给他的，希望他提供答案；而科学中某种研究自由是基本的。于是，科学的发展遵从它自己固有的需要，即对真理的追求；而技术的发展遵循公众的物质需要。桜井邦朋也一语中的：
科学和技术本来是有差别的东西，科学被认为是就隐藏在我们周围扩展的自然中所看到的各种现象的奥秘中的真理，换言之，是就各种事实和在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则研究的学问；与之相对，技术是立足于把科学的成果作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用的东西熟练使用的目的而加以研究、而组成的东西，是实用性极强的东西。
不用说，纯粹科学，如果它是实验性的，也控制和改造世界，但只是为了认识实在在很小的规模上这样做，而不是以此为目的。科学是为了认识而去变革，而技术却是为了变革而去认识。希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科学可以可以发明、改进和推广仪器工具，但是这不是它的首要关心。它的首要任务是认识，并通过认识扩大我们的知识。技术并不这么多地关心认识，它关心为最佳的利益而生产和使用。”
（2）从研究对象上看，科学以自在的自然实在为研究对象，不管这些对象是实体实在还是关系实在，不管它们是以物质形态存在还是以能量或信息形态存在，也不管它们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总而言之，它们是自在的自然的。当然，为了获取自在的自然实在的知识，实验科学家也在受控实验中对其进行某些干预，但是这种干预是小规模的、不成气候的。更重要的是，如此干预只是作为获取自然奥秘的手段，而决不是为干预而干预，决不是把干预自然作为目的。相反地，技术的对象则是现实的或拟想的人造物，也就是说，它要设计或制造出某个自然界中没有的人工东西来。当然，技术也针对自在的自然对象做研究和试验，例如研究和利用天然石头作为建筑材料，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出发点讲，还是从试验的结局上讲，都聚焦于实用和使用，其结果，已经使自在的自然存在变成为人的非纯粹的自然存在了，如砌墙基的方形花岗岩石料、抛光和切割的大理石平板。
（3）从活动取向上看，科学活动是好奇取向的（curiosity-oriented），与社会与境和社会需要关系疏远；技术是任务取向的（mission-oriented），与社会现实和社会需求关系密切。科学本来就是在有闲暇的条件下，由人的好奇天性触发的。科学爱好的激起，科学问题的提出，研究冲动的萌生，在很大程度上无一不是由好奇心驱使的。一个没有好奇心和惊奇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天才的科学家的。科学的好奇既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指南针的好奇）上，又表现在对科学理论的好奇（如爱因斯坦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好奇，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好奇，对经典力学和电动力学关于运动相对性解释的不协调的好奇）上，这些都可能成为新发现的导火线或助产士。爱因斯坦说得好：
重要的是不停地追问。好奇心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当他看到永恒之谜、生命之谜、实在的奇妙的结构之谜时，他不能不从心理感到敬畏。如果人们能够每天设法理解这个秘密的一点点，那就足够了。永远不要失去神圣的好奇心。
他还这样讲过：“如果要使科学服务于实用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会停滞不前。”
另外，技术像现代社会的许多建制一样，其取向往往是短视的，科学则不是如此、也不能如此。多尔比认为，短视的观点可能在技术的语境中被捍卫，但是却会使科学研究遭难。因为集中关于可预见的眼前利益，会使科学完全转向应用的和任务取向的科学，会减少产生未曾料到的新知识的能力，从而也会使未来技术的源泉枯竭。因为技术常常是为了满足眼前的需求而研制、应对市场当下的急需而生产的，所以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和做法。科学一般不会如此短视，因为科学与人的物质欲求和市场的急需没有多少联系。假若出现短视的科学，也只能欲速则不达，美国攻克癌症计划的失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因为科学的发现是无法预见和计划的，只有在科学内部的各种条件具备和时机成熟之时（如旧有理论的完备，相关学科的发展，实验资料的积累，天才科学家的关注等）才有可能取得理论突破。正是由于取向的不同，科学研究的自由度要大得多，而技术的进展则要受到社会与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
（4）从探索过程上看，科学发现的目标常常不甚明了，摸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失败远多于成功。因此，科学家在探究过程中随时掉转方向、动辄改换门庭是常有的事。诚如俗语所说：你本来要进这一个房间，却步入另一个屋子。在这种情势下，你根本无法计划和组织科学研究；即使硬着头皮做出计划，也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你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大凡头脑机敏的科学家对这一点都心知肚明。一般来说，他们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至多只有一个飘忽不定、若隐若现的靶子，但是他们却具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本领——这是他们成功的秘诀之一。
相比之下，技术发明对准的靶子往往事先就很明确，可以做出比较详细、比较周密的组织和规划，然后或按图索骥，或有的放矢，偶然性较少，成功率较高。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和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技术项目计划周到、组织严密、完成出色的绝佳表演，而刚才提及的美国攻癌计划则是计划科学失败的典型例证。正如我先前所写的：学术科学或基础研究是不可计划和组织的！组织和计划的学术科学不利于科学发展！在这里，爱因斯坦的告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人们能够把已经做出的发现的应用组织起来，但是不能把发现本身组织起来。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做出发现。”他还说：
科学史表明，伟大的科学成就并不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的；新思想发源于某一个人的心中。因此，学者个人的研究自由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除了在某些有意识的领域，如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植物地理学中，一个组织对于科学工作来说只是一种蹩脚的工具。
（5）从关注问题上看，科学需要了解“是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而技术面对的问题则是“做什么”（dowhat）和“如何做”（howdo）。邦格用一句话点明：技术的中心问题是设计而非发现。正因为如此，技术虽然以应用科学为基础，但是并非机械地追随应用科学。尽管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量的、很好的甚至是很出色的科学工作，是在有着明确技术目的的研究过程中完成的，而且科学家自己在“科学”与“技术”职业之间来更而不改变自己实际从事的工作——然而“这些构成科学的问题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问题，而技术研究的本质却是一件经济的和社会的工作。”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现的原创性和技术发明的原创性是不同的。“这两者的原创性都受人欣赏，但是在科学中，原创性在于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而在技术中，原创性则在于发明家把已知的事实转化为惊人的利益的创造力。”因此，技师的启发性热情是以他自己迥异的焦点为中心的。他遵循的不是自然秩序的前兆，而是能使事物以一种新的方式运作以便达到某一可接受的目的，并能便宜地得到利润的可能性的前兆。在向新的问题摸索着前进时，技术专家所考虑的必定是科学家所忽视的利益与危害的整个全景图。他必定对人的需求特别敏感，并有能力评估他们准备满足这些需求时所付出的代价。科学家的眼光则全神贯注在大自然的内部法则上。
（6）从采用方法上看，科学主要运用实验推理、归纳演绎诸方法，而技术多用调查设计、试验修正等方法。考尔丁承认，技术研究的方法与科学方法有类似之处，如在实验中控制可变因素，使用矫正的参数，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法根本不同于科学方法。科学的实验指向理解研究中的系统，本质上与科学方法的其他部分即说明的假设形成关联。没有导致新理解的实验是失败，实验通常借助一些假设设计，以便证实它或否证它。另一方面，技术的实验除了部分利用科学已经赢得的知识外，仅利用试错法，它不导致对自然的任何新的理解。技术通常满足于列举的观察资料，以方便的形式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追求理解观察资料之间的关系。技术以科学的理解为先决条件，但它通常不为理解做贡献。广泛而精确的定量资料表并不构成知识，尽管它们可以是科学家的未加工的材料。
（7）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学思维除了在科学发现的突破时刻以形象思维为主外，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以抽象思维和概念思维见长的，而技术思维是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统治着技术设计和工业设计。由于科学理论具有非自然的特征，科学思维必须摆脱与常识相联系的自然思维强加的模式，以理性批判和概念分析开路。技术思维在早期是直接与常识和经验密切相关，尔后出现的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技术，还带有常识思维和自然思维的胎记和烙印，它直接沿着现成的科学知识下行，化形而上的抽象为形而下的具体，注重可行性和成本效益分析。沃尔珀特径直指明，技术的许多方面是看和非词语的，这完全不同于科学思维。这并不是说，科学家不使他们建构的概念和机制形象化，不过对科学来说，说明是基本的，必须把图像翻译为语言和符号，尤其是数学。由于未受词语化的理论的牵累，技术设计者在他们的心智中把不同的要素会聚在新组合中。与科学相对照，从文艺复兴直到19世纪的技术知识刊载在图示占统治地位的书中——信息主要以绘图的形式刊载。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技术思维是由技术理性或曰主观理性、工具理性主导的，科学思维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科学理性或曰客观理性、纯粹理性。所谓客观理性，按照霍克海默等人的观点，是指客观结构是个体思想和行为的量尺，而非人和他的目标。在这里，关键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客观理性关心的是事物之“自在”而不是事物之“为我”，它要说明的是那些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假设性的规则。所谓技术理性，关心的是手段和目标，追求效率和行动方案的正确，而很少关心目的是否合理的问题。它是围绕技术实践形成的一套基本的文化价值。它预设了笛卡儿式的主体-客体、精神-自然的二元对立，也预示了一种人对自然的新的体验方式：人作为主体，雄居于所有客体之上，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可以纵和统治的集合体。它包括这样一整套基本文化旨趣：人类征服自然，自然的定量化，有效性思维，社会组织生活的理性化，人类物质需求的先决性。
（8）从构成要素上看，科学的构成要素可以说是非物的——科学知识体系纯粹是非物的；研究过程虽然离不开实验设备的支撑和物资的消耗，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进入科学的结果即科学理论之中。尤其是，基础研究或学术科学对物的依赖是很少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一支笔加几张纸足矣——难怪有人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称为“纸上的革命”。即便非要把科学与物扯在一起，科学也只是“抽象物”的科学或“物之共相”的科学。相反地，技术则是实实在在的物的技术，时时处处与具体物打交道，起码或多或少是离不开物的。尽管在学术层面，学人对技术构成要素的理解还有“技术非物”和“技术是物”的歧见，但是技术恐怕很难完全与物脱离干系。只是“对于不同的技术，物的因素所占的份额和所起的作用是有所区别的。或者说，在人工自然的创造或技术活动中，人们可以让物质实物扮演各种角色，如载体角色、对立体角色、匹配体角色和包容体角色（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划分）。”
（9）从表达语言上看，科学语言也使用日常语言进行事实的描绘和实验的叙述，但是其中无论如何缺少不了科学概念或术语。在科学理论中，更偏重抽象的概念说明和的繁难的数学推演，这一点在科学的典型代表物理科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要严密、精确地陈述科学理论，非数学语言和数学公式莫属。相形之下，技术语言多是具体的、平实的描述，缺乏复杂的概念分析和数学演绎。在技术中也运用数学工具，但大都是具体的数值罗列和一般的数字计算，技术结果也不要求绝对精确，只要满足实用需要，在某一误差范围内得出具体的数值即可。尤其是，表达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科学语言的是可传达的、可交流的、可用文字和数学符号书写和记载的，科学共同体实际上是科学语言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使用相同的词汇表或词典。可是，在技术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有些技术事项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或数学符号表达清楚的，因此得借助图示、模型、样品等来说明。更为歧异的是，不少属于技术的技艺、诀窍之类的东西根本无法用语言解释和传达，也无法从书本学到手，只能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边干边学，边观察边体味，才能逐渐达到心领神会、游刃有余的境界。此类知识就是波兰尼所谓的“私人知识”（personalknowledge）或不可言传的知识（tacitknowledge）——后者也可译为“意会知识”或“默会知识”——技术知识的某些分野就归属这样的知识。
（10）从最终结果上看，科学研究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关于自然的理论或知识体系，技术活动所得到的最终结果是某种程序或人工器物。科学成果是人类精神的非物质成就，而不是设计和生产的物质成品。史蒂文森断定，科学不是技术，它不在于器械的发明。科学的中心关注和最终结果是knowingwhat即真理的知识，与knowinghow即如何做的技术知识相对。当然，这两类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尤其是在现代。沃尔珀特断言，科学的最终产物是观念和信息，也许是在科学论文中；技术的最终产物是人工制品，比如说钟表和电机。与科学不同，技术的产物不是针对自然实在衡量的，而是借助于新奇性和特定的文化加于其上的价值衡量的。巴萨拉（Basalla）道同志合：“虽然科学和技术二者包含认知过程，但是它们的终极结果是不同的。创新的科学活动的最后产物最可能是写成的陈述、科学论文、公布的实验发现或新的理论见解。相对比，创新的技术活动的最后结果典型地是对人工制造的世界的添加物：石锤、钟表、电动机。”
（11）从评价标准上看，对科学的评价以是非正误为主，以优劣美丑为辅，真理和审美是其准绳；对技术的评价是利弊得失、好坏善恶，以功利和价值为尺度。沃尔珀特一言蔽之：“技术的成功与欲求和需要有关，而科学的成功依赖于与实在符合。”对此，多尔比论述说，就作为知识形式的科学和技术而言，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分是，技术借助于实用标准“它奏效吗？”评价，而科学知识则借助于“它为真吗？”评价。他继而指出：
对技术和科学而言，成功的标准依然是不同的。在技术中，成功与起作用的产品、尤其是与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在商业上的产品俱来。相对照，在科学中，成功的标准不是它起作用，而是它被接受为真。
（12）从价值蕴涵上看，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大体上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ity）的，或者说其本身仅蕴涵为数不多的价值成分；而技术处处渗透价值，时时体现价值，与价值有不解之缘。莫尔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真正的科学知识在伦理的意义上是善的，而在技术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每一项技术成就，必然使人又爱又恨（有矛盾心理）：它能够或善或恶，技术必然是双刃工具。尽管把已知的技术成就分类为善或恶从来也不是确定的，但是任何一项给定的技术总是在伦理上能够分为善或恶，这取决于人心中的目的，取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边界条件。邦格详细地陈述了他的观点：对科学家来说，所有具体对象都是同样值得研究的，而不涉及价值问题。技术专家却不是这样：他把实在分为原料、产品和其他部分（即一堆无用之物），他最珍视产品，其次是原料，最轻视其他部分。技术知识和技术活动的价值准则是与纯粹科学的价值中性相对立。技术专家凡事都要衡量其价值，而科学家只衡量自己的活动和成果的价值。科学家甚至以摆脱价值观念的方式去处理价值问题。虽然基础研究作为心理过程的评价，它也做出价值判断，但是这完全是内在的：它们涉及科学研究的要素，诸如资料、假设和方法，而不涉及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工程技术专家不仅做出内在的价值判断，而且也做出外在的价值判断：他评价他能得手的每一事物。基础研究就其自身目的而言，是寻求新知识，是不涉及价值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当可以做某些有利于或不利于他人的幸福或生活的事情时，才涉及道德，工程技术专家恰恰在这里有份儿。他们应该遵守可以称之为技术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的东西：
你应该只设计或帮助完成不会危害公众幸福的工程，应该警告公众反对任何不能满足这种条件的工程。
（13）从遵循规范上看，科学遵循的规范是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谓的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ism）、无功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scepticism）；技术的规范与此大相径庭，它以获取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为旨归，其特质是事前多保密，事后有专利。波兰尼看到这种天壤之别：“科学知识与技术操作原则之间的不同被专利法认识到了。专利法对发现和发明做了鲜明的区分。发现增加我们关于大自然的知识，而发明则建立一个服务于某一得到承认的利益的新的操作原则。”普赖斯也十分清楚：
存在着科学和技术之间最为重要和最有意思的一种对照。大家都明白，在科学上只要你第一个发表了，你就打败了其他人。通过发表来表明你对知识产权的私有要求。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你的发表越公开，你的产权要求就越安全地为你所独占。在技术上则是另一回事。当你做出发明时，你必须为其取得专利，你必须防止工业间谍的窃取，你必须看见它远在能够被竞争者复制或取代之前就被制造出来并销售出去。在技术上你得用通常的保护方法来确保你的私有权。
他进而揭橥，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从哲学意义上看，即使科学是对规律的一种概括和发明过程，自然却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似乎只有一个世界可以被发现，如果波义耳没有发现波义耳定律，那么必然会有其他人去发现。但是，技术中的大部分竞争比在科学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技术是一种文明所获得的，而科学则让人感到更像是自然的规定而不是人的大脑所拥有的。
（14）从职业建制上看，科学和技术无疑是相互渗透的，并且经常看上去好戴着同一顶帽子或穿着同样的实验服装。但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做法是把表面的东西——例如机构联合——当成了深层的东西。在科学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是以思想型、理论型、动脑能力见长的研究员和教授；而在技术共同体中，其主要成员则是以实践型、经验型、动手能力见长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前者的建制实体是国家科学院、科学各学科研究所、科学学会、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机构等，后者则是国家工程院、工科院校的研究机构、工程学会、工业部门的研究所、工业实验室、高技术开发区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的职业建制也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上。科学人才的培养主要在综合大学的理科院系和科学研究所进行，注重理论知识、概念辨析、数学基础、逻辑推理的训练；技术人才主要在工科院校、工业研究所和实验室培养，偏重专门技能知识、数值计算、实际操作的训练。尽管这两种角色可以转换，也有可能一身二任，但是转化总得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而且“双肩挑”的人毕竟是稀少的，即便兼而有之，此类人物也是有所侧重的。
（15）从社会影响上看，科学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而且各自作为子文化，都是文化进化的重要推动力，显示出很强的文化渗透性。但是，二者的社会影响无论如何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科学主要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的社会影响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尤其是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促使人更新观念、提升素质、完善人性，而它对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生态基本上没有直接的影响。技术则不然：技术往往是以器物的形态出现的，它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影响是间接的，但是却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其他各个方面，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具有两重性。反过来，由于科学自身的本性，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较小、约束力弱，但是对技术影响很大、约束力也强烈得多。
（16）从历史沿革上看，技术的历史是古老而漫长的，可以说从原始人打制第一块石器时就开始了，而科学的历史沿革是相当短暂的，至今不过三百余年的历程，即使把科学的萌芽时期计算在内，也仅仅有两千多年。与技术的历史相比，科学的历史短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此外，技术依赖于科学的时间，就更为短暂了。沃尔珀特对此印象深刻，他进而还洞察到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相互影响的不对等性，以及科学起源与技术起源在特点上的差异。他说，在确立科学的非自然本性（反常识的和反直觉的）时，必然要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区分的证据主要来自历史。技术比科学要古老得多，它的大多数成就——从原始农业、陶器的烧制、金属的冶炼制造、大教堂的建筑乃至蒸汽机的发明——无论如何是独立于科学的，直至19世纪科学才对技术产生影响（合成染料和电气工业）。这些技术基于常识和经验的实践手艺，而实践取向无助于纯粹知识。技术的历史大都是无名的历史，这再次不同于科学。就观念和器械而言，历史上的科学严重地依赖可以得到的技术，技术对科学有深刻的影响，反过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旦承认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科学在希腊的起源就呈现出特殊的意义。科学的特殊本性对科学仅仅一次出现负责。往往被认为是科学家的中国人实际上是熟练的工程师，对科学做出的贡献微不足道。他们的哲学是神秘主义的。容许科学在西方得以发展的，也许是理性和支配自然的定律的概念。史蒂文森也明确地意识到，与科学不同，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对一直存在的每一种人类文化是共同的。与技术不同，科学并不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或在每一个文化传统中都存在。
（17）从发展进步上看，科学和技术都具有发展进步的性质，在这一点它们与文学、艺术、哲学不尽相同。但是，它们二者在发展进步的特点上判若黑白。列维特揭示，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科学与作为在社会、经济、历史中展开的技术的逻辑，是很不相同的，尽管这两个建制看起来并肩前进。关键的差别在于，科学——仍然是指对惟一的物理世界的探索——的确是逻辑的，无论是作为一个过程还是作为已经完成的提炼过的理论结构。科学的发展结构基本上是树枝状的，即新的知识分支不断从老的枝干上生长出来，尽管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一体的。与之相比，技术展开的机制完全不同。那些在生长点和结点工作的人是混合的集群，很难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加以概括。关键人物可以是科学家或工程师，但也可能是行政领导、官僚、银行家、军官或政治家。技术的进步、后退、停滞或分叉看起来并不遵循任何可以概括的逻辑。沃尔珀特指出驱使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力大相径庭：对技术来说，它是市场的需求或进展中的技术“造成”的需要。情况似乎是，发明活动是受发明的预期的价值支配的，在投入高峰时即是发明高峰——科学往往不是这样的。斯科利莫夫斯基（H.Skolimowski）认为，二者进步在目标上各行其是：与科学进步的目标在于接近真理相对应，技术进步的内在目标在于提高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在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表现为精确性、耐久性和低成本（或称效率性）。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尽管科学知识单元在进化过程可能出现复杂和多样的局面，但这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它最终必将趋向简单性和惟一性。可是，技术物品的单元在进化中趋向复杂性和多样性，各种用途的锤子，各种大小和型号的扳手、螺丝，各种面料和花色品种的纺织品，各种配方和商标的牙膏、香皂等等。
科学和技术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分离的，科学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的高峰时期也寥寥可数，可是在现代，科学趋于技术化和技术趋于科学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为此，斯平纳提出认知-技术合成体（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和现实化的科学（realizedscience）的概念，拉图尔甚至和盘托出了“技科学”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这种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思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思想之一，诚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术取向的科学（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学取向的技术（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后现代性之结果。为了说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提出了诸多说明模型，例如“线性模型”、“舞伴模型”、“杂交模型”等。这些模型都有可取之处，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线性模型似乎简单化了一些，把科学和技术复杂、多变的关系描绘得过于径直，而且易于引起技术神话。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学和技术互动过程简单化之嫌，同时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和技术不仅可以跳双人舞，而且有时也独舞。杂交模型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一个新的综合体，这实际上已经使二者一体化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尽管这种一体化是部分的一体化而非整体的一体化。我觉得，可以接受的比较周全的观点也许是：
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但并非一体化；科学和技术是有区别的，但并非决然对立；科学和技术有时是互动的，但互动的形式多种多样，互动的过程错综复杂，而不是线性的和一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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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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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拉赫：工业的科学。戈德斯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赵红州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11页。
H.Rapp：技术哲学（上），张彩云译，上海：《世界科学》，1989年第1期，第54~57页。这是拉普引用朗夫的话语。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张立中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第56~64页。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AnIntroductiontoScientists,ValuesandSociety,Boulder,SanFrancisco,Oxford:WestviewPress,1995,p.210.
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80~81页。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NewPespectiveontheScience-TechnologyRelationship,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2,pp.1~15.
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87.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London,Boston:FaberandFaber,1992,p.165.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AnImageofScienceforaChangingWorl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169.
P.KroesandM.Bakker,Introduction: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P.KroesandM.Bakkered.,TechnologicalDevelopmentandScienceintheIndustrialAge,pp.1~15.
国人有意或无意地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和“财神爷”，国人习惯于或集体无意识地把“科学和技术”称为“科学技术”、进而简化为“科技”，就是这种现状的生动反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在东邻日本也存在。正如桜井邦朋所言：“在我国，把科学和技术看做同质的东西，在各种场合把‘科学技术’归拢在一起使用。像现在这样的科学发现经过不了多久就被应用于技术，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在屡屡经历这样的经验期间，随之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水平同质的东西。”参见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吴晓江译，北京：《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35~41页。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68页。
计有李醒民：什么是科学？——为《科学的智慧——它与宗教和文化的关联》序，北京：《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2期，第35~37页。李醒民：有关科学论的几个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20~23页。李醒民：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北京：《光明日报》2003年4月29日，B4版。XingminLi：ScienceandTechnologyIsNotSimplyEqualtoSci-Tech?inGenomics,Proteomics&Bioinformatics,May2003,Vol.1No.2,pp.87~89.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桜井邦朋：《現代科学論15講》，東京教学社，1995年，p.1。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D.W.Hill,TheImpactandValueofScience,London,NewYork,MelBourne:Hutchinson’sScientific&TechnicalPublications,Chapter1.n.d.顺便说说，V.布什的下述言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科学具有简单的信仰，该信仰超越有用性。正是该信仰，是人学会理解的特殊荣幸，这是他的天职。为理解而认识是我们存在的本质。参见VannevaBush,ScienceIsNotEnough,NewYork:WilliamMorrow&Company,Inc.,1967,p.191.
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仲维光等译，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76、160页。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294~295.
李醒民：学术科学可以被计划吗？北京：《学习时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该文以较多的篇幅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4月13日第5版。很遗憾，现今的一些编辑常常在不告知和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意对稿件大刀阔斧地腰斩或删改，弄得作者哭笑不得，实感无可奈何。对这篇文章的完整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吴国盛教授主办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阅读和下载。
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203页。
内森、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下），刘新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84页。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0页。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273页。
E.F.Caldin,ThePowerandLimitofScience,ChapterX.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3.
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54~161页。但是，我不同意作者的下述说法：现代自然科学“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面上产生和展开的”，它“具有内在的工具主义的特点”。众所周知，在科学的起源中，理性传统和工匠传统兼而有之；在科学的发展中，科学内在的理性逻辑和人的纯粹理性一直是强大的动力。纵观整个科学史，对科学家来说，“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始终具有巨大而诱人的魅力。
E.Bellon,AWorldofPaper,SdudiesontheSecondScientificRevolution,TheMITPress,1980.
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第96~97页。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2.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A.Rip,ScienceandTechnologyasDancingPartners.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2.
R.G.A.Dolby,UncertainKnowledge,pp.169~170,183.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邦格：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271页。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61~163页。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页。
邦格厘清了一种误解：“经常有人认为，技术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是对技术过程尤其是对革新性技术过程的理论丰富性完全无知的表现。……事实上，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文化的其他各个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而且在现代文化中，只有技术和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与其他文化分支有很大的相互作用。具体地说，技术与系统的哲学的几个分支（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伦理学）都有很强的相互作用。”参见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
海森伯对此有具体的说明：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起，形成了一门以发展机械操作过程为基础的技术，这起初只是旧手工工艺的发展和扩充，其基本原理人人都能掌握。甚至在蒸汽机得到应用以后，技术的这一特性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但是，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电工技术，使得技术与旧手工工艺的联系已经不复存在，电力这种自然力的开发不是来自人们的直接经验，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参见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版，第6~7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p.vii,24~30.
L.StevensonandH.Byerly,TheManyFacesofScience,p.5.
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71~173页。
L.Wolpert,TheUnnaturalNatureofScience,p.31.
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页。
普赖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学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科学，而技术的正常成长更多地来自技术。技术专家用的科学大多数是他们在学校学习和大众知识中的科学，而科学家用的技术大多数是伴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那些技术。两者之间的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现在很少的时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历史山脉的高峰。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有一种从工匠技艺状态向新型科学仪器的有力转换，它使科学从古代状态突破而获得爆炸性的增长，并带来现代的实验传统，带来望远镜、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抽气机和各种静电机械。在我们这一代，工业革命已经达到一个新水平，主要通过物理学——特别是爱迪生的电学——科学找到了它回报技术的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并没有给技术许多帮助，但偶尔你会遇到像晶体管和青霉素这样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样必须注意的是，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规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标准去判断科学家。不能以晶体管的特例去判断科学对技术的影响。承认科学和技术大体上是只有松散联系的系统，人们的动机目的甚至训练都非常不同，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在理智上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170~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