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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旅游业是与入世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它在进入WTO以后会面临怎样的冲击、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也即所谓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业界及学术界多有奇文阐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者。但就目前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多数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和行业经营的层面来论述的，而鲜有以法律的观点对中国旅游业与入世关系进行探讨，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缺憾。
在入世已近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个人以为，对于入世后旅游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一的战术应对策略的思索，而应该全面、客观地认识入世的利弊，从战略的高度做好挑战。目前，我们欣喜地看到，旅游界已在积极面对入世作出应对调整，以北京国旅、神州旅行社等五家旅行社强强联合，组建成实力雄厚的旅行社集团概然面对入世后外资旅行社入华的冲击。但同时，在国外资本极为重视、国内旅游业赖以平稳、健康发展的旅游外部环境的健全，尤其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法律环境的完善方面，仍不见有重大举措和进展，这不得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国旅游业，WTO关前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一）
根据旅游学发展的理论，一个国家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自身条件的具备和外部环境的完备两个方面。自身条件的具备不许赘述，而就外部环境言，主要有政治环境，即应具备发展旅游业的的良好的和平条件、保证游客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护政策和治安环境。而旅游业是脆弱的行业，其主要是基于这一点而言的。其二为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即旅游资源，在旅游发达国家已达成共识，如旅游目的地风俗民情、旅行社、宾馆等其他旅游企业的规范与否均为此类。其三为法制环境，这在国内旅游企业的经营中并非十分注重，在长期人治传统土壤的中国旅游企业经营者，更关心的是人的网络，而非法的保障。但在国外旅游投资者看来，法制环境是旅游经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可以对其他方面，如社会环境等进行强制性的规范，，使旅游经营环境的其他方面达到和国家旅游导向和态度的一致性。
所谓旅游业的法制环境，主要指的是与旅游业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条例、地方法规、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这些规定旅游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的各类规范和制度，是旅游业得以良性发展的保障，为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营造了良好的完备的法律秩序。
旅游法制环境的构成，由旅游立法、旅游执法和旅游法律意识等诸方面构成。就立法角度而言，既包括了旅游法律的国内渊源，也包括了国际渊源。旅游法律的国内渊源，指的是由国家立法机关、行政主管机关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立法机关、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法律效力来看，应由旅游基本法、旅游专门法规、旅游相关法规、地方法规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并以此指导旅游业的发展，保证国家旅游发展计划的实施。
在即将入世之际，我们可以预见到中国旅游业的竞争将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国内旅游经营者将会从目前处在国家产业保护政策的羽翼下一下子推向市场，与外国旅游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进行公平的角逐。他们不仅受到国内旅游法律法规的规范，，而且还适用有关国际旅游界的
与旅游业的高速增长大相径庭的是旅游法制建设的严重滞后，尽管自1985年《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以来，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主管及相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立法及政府陆陆续续颁布了一些有关旅游业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对旅游业的初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中国迈向旅游强国的今天，在加入WTO之后旅游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仍以现行旅游法规对旅游市场进行规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好比是驾驶一辆顶级法拉利跑车正在极速飞驰，但糟糕的是它的刹车制动系统先天不足，跑的越快车毁人亡的概率越高。因此，入世后，应充分利用过渡期的时机，在旅游立法方面加快步伐。
就旅游立法的角度而言，从旅游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旅游法律的建设是与旅游业的发展紧密结合的。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旅游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快速发展，旅游业日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和独立的产业，无论其形式、规模和内容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需要规范的新矛盾和亟需解决的新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世纪50—60年代期间，一些旅游发达国家正式提出“旅游法”这一概念，旅游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在旅游发达国家应运而生了，成为源于民法、商法等法律体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反观我国，由于旅游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直到如今，旅游法在中国法学界仍然没有一席之地，同时旅游界中人有很少懂法旅游者，因此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我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而这也是既学过法律、又在从事旅游教学和科研的我选择旅游法律作为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
依据加入WTO后，旅游业实行高度开放的政策，通过竞争提高旅游资源的配置的实际，我国在旅游立法方面工作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快制定旅游业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我们知道，所谓旅游法，有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之分。从广义而言，指的是调整旅游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即包含整个旅游法律规范的体系，它既有国内法体系也包括国际旅游公约、条约等国际法规范，也有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就狭义理解，主要指的是旅游法，即规范旅游行业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是我国的旅游基本法，早在1982年国家旅游局就组织专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起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于1985年年底提交了第一稿送审稿。此后至今，已经进行了十余次的修改、送审，其体例、构架、原则精神等基本已经成熟，但总因旅游业行业跨度大、涉及多方的利益等原因而迟迟难以颁布。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旅游议案数量首次进入前10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是规定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宗旨和旅游活动各主体间，即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境外旅游组织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并对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根本宗旨、行政管理部门的权限和作用、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规范、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旅游涉外关系、社会各方面对旅游业的发展的职权利以及旅游涉外关系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只有一个较为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才能为旅游业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供政策保障，确定基本的市场竞争规则，并借此解决长期困挠旅游界的问题。
目前，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各项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首先，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已经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可，依法治旅成为管理层、经营者和旅游者的共同要求。其次，外国旅行社、中外合资（作）旅行社进入旅行社行业、外商独资饭店进入限制取消，3年内可设立外商全资饭店、外资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国民待遇等均需要在旅游基本法当中明确。第三，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条块分割、行业壁垒等因素的制约，协调好旅游企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各方面的正当权益也亟需保护，而这只有通过旅游基本法才能予以保证。第四，我国目前已颁布的旅游法律、法规，尽管法律效力并不高，但涵盖面较广，凡旅游业的主要部门如旅行社、饭店、旅游景点景区管理、旅游投诉等方面均已涉及，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修改“老化”、与WTO原则相违背的法律和法规
中国的旅游业是在1978—1988年间得到迅速发展的，至1986年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标志着其产业地位的确立。我国的旅游法制建设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1985年5月由国务院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是我国关于旅游业管理的第一个法规，标志着我国旅游立法工作的建设性发展。目前，我国大部分旅游法规是在1980年后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颁布制定的，而据以制定这些法规的旅游业实际情况、旅游经营体制等基础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在很多方面均显得落后于现实，自然也失去了对市场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事实上已经成为失去无效的法律，甚至于对旅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旅游饭店闭路电视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关于外商投资的宾馆、饭店、餐饮业进口自用洋酒问题的批复》、《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公安部《关于当前旅馆业治安情况和加强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铁道部《旅游企业购买火车票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国家旅游局、民航局《旅游企业购买飞机票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涉外价格和收费标价、计价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颁发<旅游旅馆设计暂行标准>的通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国家旅游局、城乡建设环境保?げ俊堵糜温霉萆杓圃菪斜曜肌罚还衣糜尉帧堵糜位窘ㄉ韫芾碓菪邪旆ā饭衣糜尉帧豆赜谘细窠乖诼糜我滴裰兴阶允帐诨乜酆褪杖⌒》训墓娑ā返取?BR>现在，中国加入WTO已不再遥远，作为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体现，强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均享有平等的待遇，届时，非市场因素将逐渐淡出，中外旅游经营企业的竞争遵从的将是同样的游戏规则。因此，应有计划、系统地对现有已公布的旅游法律、法规按照入世后的旅游市场和中国的实际，对与WTO原则不相符合的部分作出修改。
根据发表的中美世贸双边协议文本，中国已承诺在所有重要服务行业，在经过合理的过渡期后，将不再限制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所有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旅游业传统的两大支柱—旅行社和饭店业首当其冲，允许外国旅行社进入中国，允许外商全资经营饭店。目前，我国有关旅行社和饭店的法规显然带有服务贸易壁垒的倾向，如在旅游业中对外资市场准入程度最低的的旅行社行业表现尤为明显。1996年10月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中，依然将旅行社行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规定了复杂的申报审批程序及其高额注册资金的限定，实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制度，只有领取《许可证》后才能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该法规对“人”的活动和资格限制较多，外国旅行社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旅游经营业务，只能在经国家旅游局批准后才能在华设立从事咨询、联络、宣传活动的办事机构。1998年12月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外国旅行社只能在部分地区试办合资旅行社，并强调中方的绝对控股权。
至于宾馆饭店的管理，与旅行社一样在法律上存在着市场准入限制条款，此外，在饭店的登记开业管理，尤其是饭店的治安管理方面，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规定仍然与国际惯例有一定的距离，如异性同开一间房要出示身份证和结婚证、警察可以无需搜查令即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客房等等，所以当前年四川省旅馆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借鉴了国际饭店业经营的规则，明确规定警察不得随意进入客房、异性开房不需结婚证时，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应该讲饭店业是旅游行业中国际惯例化程度最高的，但在国际旅游者非常注重的个人隐私权的尊重方面国家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再如十余年来一直在旅游界争论不休的小费问题，根据国际旅游服务业的惯例，服务人员收取小费是合法允许的，并且也是衡量其服务水平的主要尺度，而在我国，因为有1985年国家旅游局的《关于严格禁止在旅游业务中私自收授回扣和收取小费的规定》，因此收取小费在我国严格来说是违法行为。一个15年前与国家旅游局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文件几乎同时下达的行政法规，明显带有应急性和草率性，由于他对所谓收受小费的性质论定带有当时社会存在的痕迹，对私自收受小费金额的标准更与当前社会生活水平的实际相去甚远。这样的法规在我国旅游立法中不在少数。事实上，早就有旅游企业置之不理，制定了本企业有关小费的政策，《关于严格禁止在旅游业务中私自收授回扣和收取小费的规定》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最近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旅行社公开向社会和企业员工宣布在导游服务中，导游员可以光明正大地收取小费，旅游者可以根据该旅行社的指导性小费比例数向导游员、司机及其他优质服务的人员支付小费。选择在中国行将入关时挑战小费这一旅游界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是否就是修改一部本无生命力的法规的导火索？！该是对一批老化过时的旅游法律、法规文件实行“安乐死”的时候了。
3、抓紧旅游专门法的立法活动，建立体系完备的涵盖旅游业主要领域的部门法。
我国目前在旅游业各个主要方面，如旅行社、饭店、景点、旅游安全、旅游投诉、旅游市场管理、旅游运输管理等领域虽然均有相应的法规，但大多是“条例”、“暂行条例”、“通知”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法规的法律效力较低，有的还只是政策性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国既没有《旅行社法》、《饭店法》，也没有《导游法》、《景点景区管理法》，更枉论《旅游保险法》、《旅游者权益保护法》、《旅游合同法》了。其他如采用符合WTO原则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手段、加强对国内旅游企业的保护，防止外国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的垄断行为，均是旅游立法中应该考虑的。这些法规对旅游业有关领域的行业经营活动、行为准则、旅游经营者和旅游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均作出可行的、针对性强的规定，这是维护旅游业自由和公平的市场结构、加快市场经济机制完善的必需，也是依据WTO透明度原则，为入世后的旅游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三）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旅游国际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有体系完备的旅游法律，而且我们还应十分重视旅游法律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旅游执法。
旅游执法也就是旅游法律的适用，它是旅游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把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的人或组织，并对违法者实行制裁的专门活动。换言之，只有具有法定权利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才有权适用法律。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旅游业的体制改革工作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逐步在各方面确立了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旅游业同样也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国家除了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旅游专业法规、文件外，在对旅游业进行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上，更多采用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
在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有法可依”实际上指的是旅游立法活动，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指的是法律的贯彻和执行。没有执法，再好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旅游业法制环境的完善最艰巨的任务不在立法，而在执法。有法必依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贯彻在执法实践中。
国家旅游局作为旅游行业的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旅游法规的执行和贯彻，除了在各地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关以外，国家旅游局设立了政策法规司，在各地旅游局下设立了政策法规处或者政策法规室，具体负责旅游法制工作。在强化旅游执法工作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执法制度，既有常规的年度检查、日常检查，也有专项检查、个案检查，从旅游市场秩序、财经制度、遵守行业法规等方面进行检查，强化执法工作。1995年，为了加强对全国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切实维护海内外旅游者的权益，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分级设置了旅游质量监督所。为了提高旅游执法干部的执法水平，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挑选优秀高校毕业生、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加强日常业务、法律知识的学习等方式，培养既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又有高度政策水平的旅游执法队伍。
篇2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人，“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逐步建立，大学生就业市场应运而生。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用人机制的市场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其中，诚信缺失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大学生就业市场诚信缺失之现状
(一)大学生的诚信缺失行为
1．就业推荐材料弄虚作假。为迎合广大用人单位“综合考评、择优录用”的用人标准，一些大学生在制作个人简历和填写就业推荐表时弄虚作假，具体表现为：(1)篡改学习成绩。一些学生利用学校管理上的漏洞，随意修改自己的学习成绩。(2)假冒、伪造各种证书。一些学生把别人的各种证书改头换面，克隆出有自己名字的证书；有的甚至通过非法办证者伪造证书。(3)虚构各种头衔和经历。为增加自身“闪光点”，一些学生大胆地给自己“加官晋爵”，有时便出现一个班六、七个班长，一个学校(学院)七、八个学生会主席等滑稽局面；有的学生则虚构在外企见习等经历。
2．面试时过分包装、吹嘘自己。面试是大学生求职的关键环节，但是，有的学生不是考虑如何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和人格魅力征服面试者，而是过分倚重外在包装，从头到脚“重金打造”。为了获得用人单位的好感，有的学生还过分夸大自己的能力、优点和长处。
3．草率签约，随意违约。在毕业求职中，大学生往往将自荐书和简历漫天撒网，接到用人单位的签约通知，便匆忙签约。有的学生对签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对就业协议书的基本内容不了解，一旦事后觉得自己“中套”或找到更满意的单位，立刻违约，从而造成事实上的诚信缺失。有的学生使用用人单位的就业合同或各地方的就业协议书与多个用人单位重复签约，同时，为规避学校追究，签约后又不及时将所签协议交给学校，在毕业时才选择一个上交，构成了对其他用人单位的不诚信。
4．就业后频繁跳槽，不按期偿还助学贷款。在许多大学生眼中，跳槽是时髦与能力的表现。在《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的一次调查中，当问到“您打算在第一个单位工作多久”，有44％的人回答1～3年，5年内会有70％离开第一个单位，希望“尽量稳定下去”的只有两成。更有甚者将初次签约作为解决个人身份和户口问题的跳板，一旦上述问题得以解决，马上另谋“高就”。对于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就业后依约偿还贷款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但是，近几年有些学生恶意拖欠，工作多年仍不偿还银行贷款，导致银行的风险增大，也大大伤害银行助学的积极性，减少了其他贫困生获得助学贷款的机会。
(二)用人单位的诚信缺失行为
1．虚假招聘，恶意招聘。有的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么是打广告做宣传，要么是碍于主办方面子来凑数。它们往往开列出诱人的待遇，同时附加苛刻的招聘条件，万一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前来应聘，又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有些用人单位则利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实际情况，以试用为名，搞恶意招聘，“不断录用，不断炒鱿鱼”，廉价雇用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力。
2．不当拔高用人条件和标准。用人单位希望招聘到优秀人才无可厚非，但有些用人单位却不当拔高用人条件和标准，不但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事后应聘者“跳槽”的风险。
3．虚假宣传，用工欺诈。有的用人单位在现场招聘宣传时多讲优势和长处，少讲或不讲劣势和不足，甚至许诺不切实际的优厚待遇，诱导毕业生误签。待毕业生到单位报到时，要不以单位自行提出的诸多不合理要求作为劳动合同条款(如长达8至10年的工作期限、在工作期间不得考研等)，要不故意设置合同“陷阱”(如约定两个试用期、将试用期从劳动合同期限中剥离、仅订立一份试用期合同而不签订劳动合同等)，形成用工欺诈。
4．滥用人事自，随意违约。有的用人单位由于主管领导发生变动，单位用人政策随之变化，轻易辞退签约学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曾针对北京地区大学生在求职与就业过程中的签约与违约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0．3％的毕业生曾遭遇用人单位毁约。
5．招聘诈骗。在劳动力市场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一些传销公司等非法组织披着“人才招聘”的幌子，故意在操作过程中设置一些与收费相关的招聘环节，骗人图财。有的用人单位则与一些非法中介勾结，进行虚假招聘，合伙骗取大学生的中介费。
(三)学校的诚信缺失行为
1．推荐评语失真。有的学校为提高就业率，为毕业生大开方便之门，如推荐表的内容(毕业生基本情况、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内容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使用人单位不能获取真实的信息。
2．纵容作假，甘为帮凶。一些高校为提高就业率，不仅引导学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且还对学生作假材料实行“打鸟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的高校为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在学生应聘前进行“突击入党、突击评干、突击评优”，有的则在校内开展适应就业需求的一系列相关活动，让学生生轻易获得各种“头衔”。由于部分单位要求毕业生在校期间不能有补考课程，部分学校甚至出现美化成绩现象，即以补考成绩或最高成绩替代原始成绩，用补考时的高分成绩或者最高成绩模糊考试次数。
二、大学生就业市场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相关就业制度缺位
在“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新型就业机制下，大学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地位逐步回归，三方职能得以矫正，即大学生成为择业的主角，高校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包办者”变为服务者和见证者，用人单位用人自逐步扩大。在就业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旧的就业制度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起到一定的作用，而新的就业制度还没有完全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得以完善，使得毕业生、用人单位和校方的就业观念还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整个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没有及时制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政策、制度，对毕业生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给予引导、管理和监控，使就业市场的三方在一定时期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短时紊乱，诚信缺失行为屡见不鲜。
（二)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取一份好的工作，许多人不得不做出种种失范行为以赢得用人单位的青睐。由于学生就业率已成为评估高校办学水平和影响高校招生的重要指标，也是关系某些专业存亡的重要因素，更是学校内部各专业招生名额分配的关键依据，因此，高校教育越来越趋向实用性，重科技教育、轻人文教育，重专业教育、轻道德教育，导致教育的非教养化；把解决就业作为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学校对毕业生的虚假行为也往往采取默许态度。对于用人单位，由于“买方市场”的出现，有些用人单位的“雇主”优越感空前膨胀，形成“高、大、全”的用人观念；有的则利用大学生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的弱点，在招聘中虚假宣传甚至设置各种“招聘陷阱”。
(三)社会诚信机制缺失
社会诚信机制包括诚信道德监督机制和诚信法律制度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诚信应属于道德的范畴。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还没有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监督机制。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也没有形成完全主导的道德价值取向，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多元而复杂的，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价值评判标准的二元性或多元性，即它们对自身或他人的任何一种行为，似乎都可以找到一种或多种价值观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依据，从而使得通过道德手段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诚信监督相对乏力。加之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诚信意识在淡薄，个人功利主义在滋长，许多人将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认为理所当然，而整个社会又缺乏对诚信行为的褒奖和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惩罚，这些都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不诚信行为愈演愈烈。
其次，诚信又属于制度的范畴，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慢拍起步，大学生就业市场范畴内的诚信制度严重缺失，无论是以“诚信征信制度、诚信评价制度、诚信信息管理制度、诚信信息披露制度”为主体内容的专门就业诚信制度，还是规范诚信信息征集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等问题的相关诚信制度，要么难觅踪迹，要么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说，诚信制度的缺位是大学生就业市场诚信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三、构建诚信大学生就业市场之对策
(一)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诚信首先是一个道德范畴，它要求人们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以德立人，确立诚信的品格和境界。为此，首先，要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把诚信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入学教育、毕业指导之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全方位促进大学生诚信意识的提高。在诚信教育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引导他们自觉认识诚信和诚信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动、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把诚信认识化为诚信情感，变为诚信行为；引导学生建立诚信自律制度和相应的考评体系。在诚信教育方式上，要充分发挥校广播站、板报、校报、校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媒体的宣传作用；要利用辩论、讨论、思想交流等形式，让学生在观点交流与碰撞中加深对诚信的认识。其次，要加强社会诚信道德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诚信道德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全社会进行持久的诚信观念的教育和宣传活动，加强舆论引导，使每个参与社会经济的主体牢固树立“忠诚社会，讲求诚信”的理念。特别要让广大用人单位明白，诚信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人才招聘和使用上；要使它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才是单位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引进和使用中的不诚信行为将大大贬损单位的社会形象，降低单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最终影响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二)强化诚信法制效应
篇3
在世纪之交、千年更迭的特殊时刻，回顾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文化中的法律传统，回望过去的百年中国法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步履，总会让人有太多的思绪和感慨。
在几千年的发展递嬗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与西方文明并存于当世。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习法、尚法、重法的精神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刑德”就被当作经国治民的“二柄”，以刑法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无论在精神旨趣还是在制度、技术层面，都是环环相扣，具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性，故而后人一般都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概括地称为“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回旋，从简单幼稚的法律幼苗发展而成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庞大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
这套法律传统，不仅以国家强制的方式积极而有效地统治着传统社会、传承着历代祖先的生活智慧和中华文明，而且也曾对封建时代的日本、朝鲜、越南及西域诸国法律文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中华法系”。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笔无比丰厚的法律遗产，也是一笔精华与糟粕杂糅、让人爱恨交织的法律财富。
重视法律的作用。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各个主要政权，在立国之初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律典，作为国家法制的基础，并作为“祖宗成宪”垂范后世。除基本法典外，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令、科、比、格、式、典、敕、条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功能各有侧重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律典的重要补充。这些法律法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定之详细、思虑之缜密，在世界古代立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唐朝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详备而完整的体系、丰富而有特色的内容，在世界上享有极为广泛的声誉，其中许多制度的设计，在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是让人赞叹。清朝的传世法典《大清律例》中，就包含律文436条，条例近2000条，有效法律条文约40万字。如此规模的成文法律，足以批驳那种“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根本没有法律可言”的论调。
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毕竟是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其中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缺陷。由于这些缺失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所以在社会进步的历史洪流中，必然会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羁绊。
从传统到现代法制的转换
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中，中国法律制度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转换过程中。传统法律中的许多有益的营养成分，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现代社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消极落后的观念与现代法治理念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传统法律中的身份观念、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权利观念相冲突。中国的传统法律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各朝法律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绝少涉及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法律应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应该是造福天下苍生的“公器”，而不应是少数人强权的工具；法律应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为原则，而不应因种族、身份、阶级或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别对待；法律应该以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促进社会进步为宗旨，而不应以限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目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我们已经从制度上铲除了不平等的封建专制体制，在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和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国家为推进现代法治的种种努力，仍然经常被传统阻力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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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二)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解决方案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域外的普遍规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针对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具体做到:
第一，立法工作上将宽泛的原则性的内容实施在具体的专门法律之中，化虚为实，将制度建设踏实的落脚于每一个实际的问题中，切实将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工作落实到位。
第二，明晰权责，界定好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的权责和义务关系，防止推诿出现“公地悲剧”。
第三，切实通过法律被强制，行政指导，利用经济杠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高效，节约的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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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在对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主体认识程度不够，无法在对建设主体的教育以及培训等方面进行十分严谨的工作，这就可能会导致我国对法制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进行地更为彻底地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隐患，不利于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建设。
第三，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法律以及其他制约性法制等都对我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措施。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将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到较高的法律地位上，这些都不能使得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发展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较大程度上地影响。
二、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主要措施
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制约问题的法律规定等都还不成熟，造成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寻找出一些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措施成为了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这些主要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适当的法律法规，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国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是为了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法律方面做出较为严谨、科学的工作。我国需要在自然环境的整治方面做出较为完善的法律制约，促进环境的科学发展，确保环境清洁卫生。另外，我国还应在对自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做出更为严格的法律制约，确保自然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将会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为科学、合理地发展。
第二，我国要注意对国际上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发展建设方面有所成效的建设经验等进行适当地吸取，摒弃较为落后的建设发展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主体，确保建设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避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另外，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中，我国还要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促进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方面的发展。
第三，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法律等方面进行适当的修整、完善。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适当的奖惩制度等，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科学、有效地指导。同时，我国还应当注意避免国际上阻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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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目前房地产法律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我国现行房地产法律成单行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也有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若干条款，从总体上看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1.国家权力与房地产产权人权利不匹配。现行房地产管理存在着浓重的行政特色。国家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社会管理机构，行政部门制定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往往从管理者的角度对有关的权利进行规范，即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不分，造成国家权力超出应有限度，房地产产权人的权利极度萎缩。
2.房地产立法内容不全面。目前，我国房地产法律体系缺少“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相关法律法规。房地产业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服务的产业，门类众多，范围广泛，非常需要大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来加以规范，房地产立法内容的不全面会导致房地产规制的不完善。
3.房地产立法相对滞后。立法部门往往根据“房地产市场的经营需要和经验总结”形成法律制度，导致法律规定不恰当、法律表达不严谨，法律作用难发挥。从内容上看，房地产法律条文比较简单，缺乏可直接操作的规范。国家政策时常起着法的作用，降低了法制适用的效力。
（二）英美国家、我国香港地区房地产法律体系可借鉴的地方
英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房地产法律体系，可供我国借鉴。英国是较早制定住房法规的国家，有关房地产交易的法律、法规、条令最常见的有50多种。英国还建立了先审查后开发的土地许可制度，土地开发、房地产交易明显受城市规划的约束和指导，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土地的有效利用，房地产交易若违反城市规划法，将被视为无效。美国宪法规定，使用土地必须给予土地所有者必要的补偿。美国房地产交易法规几乎涉及有关土地、房产、金融等所有方面。美国法律要求必须保持土地在科学、历史、生态、环境、水资源、风景等方面的价值和质量。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占有、开发公有土地，破坏公有土地的环境质量，将受到处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法律体系，包括房地产权归属的规定、城市规划和建筑物方面的技术立法，以及房地产管理和房地产司法审裁等各方面的法律。从土地开发到建筑工程，乃至房地产经营管理、房地产争议的解决等，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
较系统、完善。归纳起来，英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房地产法律体系有如下可借鉴的地方。1.要有可持续发展思想。房地产法律体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注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注重加强房地产建设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护之间的配合。
2.改变立法思维模式。房地产法律体系要以保护房地产产权人的权利为主，改变以行政部门为主的管理模式。
3.注重房地产法与其他法规的协调和配合。房地产买卖、租赁、抵押、转让、使用时，必须遵循原则性规定和一般法律制度，房地产的立法还应考虑其他法律的制约因素。
三、加快我国房地产法制建设步伐
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相应的房地产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健全房地产法律体系是立法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才能使其走向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一）相关制度的建设
1.基本制度。公民的居住选择权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维护；公民购买住房应享有消费者的一切权利；政府提供适量保障性住房；征收住房转让所得税等。
2.公示制度。出台公务员(包括其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
3.税制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相关法律的建设
1.加强对公民居住权的保护力度。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居住权的内容，有关民事法律规范在公民居住权保护方面存在着缺陷，导致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居住权无法得到公平的保护。应在宪法层面明确保护公民的居住权，使居住权不再被定位为纯粹的私权，应将居住权“社会化”或“公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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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能源相关的法律如《节能法》、《煤炭法》、《电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间制定并实施的，由于当时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尚不完备，因而，在法的规范和制度上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现阶段，能源法制建设应符合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2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尽管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是由于过于原则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体适用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时在抓紧《石油天然气法》、《国家石油储备管理条例》研究起草的前期准备，正在修订《煤炭法》、《电力法》、《节能法》和《节能用电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将有助于全面推进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
二、利弊共存：能源开发利用的客观现实
能源可按相对比较的方法来分类：①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②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③常规能源与新能源；④燃料能源与非燃料能源；⑤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3]2-3。人们常常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称，这是因为它是能源领域的新技术，“新的和可再生的”是一个完整的含义，在英文中缩写为NRSE(即newandrenewablesourcesofenergy)[3]25。一般而言，常规能源是指技术上比较成熟且已被大规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因而，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大中型水电被看作常规能源，而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氢能等则为新能源，其中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为可再生能源，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其他则为一次能源[4]。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文明的进步实则都和能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现代社会，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重视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新能源的探寻。在今天，失去了能源的支持，社会将是无法想像的。然而，能源的开发利用尽管可以为人们带来诸多好处，但是也会造成诸多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损害。事实上，任何一种能源包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都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诸如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恶化等。
对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燃烧、耗用等，都会给环境带来损害。煤的开采会污染水质，其燃烧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在石油的开发利用方面，采油尤其是注水采油会导致地面沉降；采炼中“放天灯”燃烧的废气会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在储运中的燃爆与泄漏可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燃烧中的二氧化碳比煤略少，氮氧化物与煤相似，主要排放物是二氧化硫。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但也排放一定的氮氧化物(NOx)(注：大气中的NOx几乎有一半以上是由人为污染源所产生的。NOx污染主要来源于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电力、化学、国防等工业以及锅炉和内燃机等设备所排放气体中的有毒物质之一。)，还有使用与传输中甲烷的损失与泄漏，其中还有一些氡随之进入室内。水力发电尽管属于一种可再生能源，但也可能引发自然(包括地表、水文、气候等)、生物(野生动植物)、水体的物理化学性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方面，生物质燃料在较差的炉灶中燃烧容易生成一氧化碳、烟及有机化合物；风力发电是发展最快的能源来源之一，但风力发电中使用旋转的涡轮会杀死候鸟和本地鸟类；太阳能是一种很有效的能源手段，但太阳能电池在制造中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在地热利用中，温泉水中会溶有石头中的有害物质，地热发电目前效率不高而且仅限于一些特殊地点，其使用也会带出地下有害物质；而核能虽然具有比较清洁、产生温室气体数量少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比较小等优点，但却存在核辐射的潜在风险以及对核废料处理的担忧。高技术能源的研究及生产会有助于气候环境的改良，但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尚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20亿左右至今仍无法获得可以负担得起现代能源的人们帮助甚微，相反，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式会要求一种经济上可行、满足需要、自力更生和无害环境的能源(注：有关能源的利弊两面，可以参见王革华等编著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7页；[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鲁克、[美]理查德·L·奥汀格主编的《能源法与可持续发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礼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1页。)。
可见，能源的开发利用，总会存在正面和负面两个向度的影响。如何才能使能源的开发利用趋利避害，无疑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一方面需要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技术升级，使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能源，并同时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的发生；另一方面需要在管理层面上强化管理质量，提高开发利用质量，并防止因能源管理不当而可能产生的危害。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借助法律的手段使能源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环境、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地防止因能源开发利用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和损害。因此，兴利除弊、趋利避害，必须要有因势利导、健全完善的能源法制。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与兴利除弊：能源法制及其完善
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瓶颈，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具有针对性的、切合我国现实的能源法制系统。换言之，我们只有建立了先进、完备的能源法制系统，才可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发展的现实问题，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能源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考量，我们应将能源法制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而不能仅从立法层面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此，我国当前的能源法制建设，除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创制与修订外，还应综合考虑整个能源法律系统的完善以及与相关法律或政策的配套和衔接，并应考虑能源法的贯彻实施、人们的能源法制观念以及能源法制价值导向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专就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一致的能源法制原则确立、促进能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法制保障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1.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
能源的发展必须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们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可作为能源发展的一项伦理原则或国际法上的原则。在笔者看来，可持续发展不应仅仅作为能源发展的一项伦理原则，也不应只作为能源国际合作的一项原则，而应该作为一国国内能源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得到确立。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解释法律、运用法律和发展法律的基调，是所有国家的关键性标准[5]。这一基准对于能源法制亦同样适用，因而，有关能源的法制亦应贯彻这一基本理念，在能源法中确立其为一项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是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或国际法原则而不能作为国内能源法的一项法律原则得到确立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种“软约束”，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失去了法律原则和法律观念的支撑，可持续发展就会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可持续性”，最终就会演变为不可持续发展。为保障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让政府和相关企业一起遵循，就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从伦理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
可持续能源的伦理原则有三个：一是生态可持续性原则(或称种际正义原则)。人类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地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方式开发利用能源。二是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或称代内正义原则)。个人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按适当的标准获取能源，并应允许其满足能源需要。三是对后代负责的原则(或称代际正义原则)。人们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能源需求能力的方式开发利用能源[5]。为避免这三项原则仅局限于一种道义或停留在纸面，就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通过法律的规定予以具体化，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通过这些具体化的规定，诸如：能源的开发利用应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能源的使用应友好于环境；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使用能源，减少浪费；应积极提倡、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建立若干激励机制；应提高公众对能源问题的认识和参与程度；应设置能源安全和风险防范机制；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责任机制，等等，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伦理原则向法制原则的嬗变。
2.能源法制保障架构
为保障能源的稳定安全、有序健康、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系统而健全的能源法制必不可少。为实现“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法制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有效的趋利避害机制：
①在能源结构方面，应实行能源多元化机制。基于中国能源储备状况和资源禀赋、现有产业与技术基础，中国能源应建立能源结构调整法制，在法制的层面上落实结构调整的方向、步骤和时段，明确各种能源开采使用的数量与程度，特别是应明确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助推措施，等等，从而促成能源多元格局的形成。
②在能源技术方面，应建立技术创新和保护机制。能源的发展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是关键。因而，在技术法制方面，应充分支持先进技术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在这方面，我国技术法制的完善还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诸如技术研发优先领域的确定、技术强制标准的制定、技术研发的资助与奖励、技术成果的转化与采购、技术成果的保护、技术开发的合作与商业化等等。
③在能源安全方面，应建立能源安全与风险防范机制。能源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供给安全；二是能源使用安全。在能源供给安全方面，尽管是在国家战略高度加以考虑，但尚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法制方面的建设几乎处于空白。只有建立一种稳定的法律机制，方能克服能源供给面临的不稳定性和消除不可预期的风险。为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给，法制应倡行：第一，节能，大力发展节能产品，降低能耗；第二，储能，实行能源储备制度；第三，开能，即开发替代能源，加强新能源技术开发，以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能源等。在能源使用方面，则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确立各类主体的安全义务，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等多种途径，防范风险的发生或使风险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④在政府干预方面，应建立政府适当作为机制。由于能源不仅仅是一个使个人获益的私物，它还同时涉及公众事务，而且还与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如果采取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或称非干预主义)，就可能产生“公共地悲剧”，能源开发利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将外部化。但是，如果政府进行过多干预，则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就会扭曲能源市场，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因而，必须建立一种适当干预的机制，政府应在适当的领域以适当的方式干预能源产业和市场，诸如采取行政计划、行政许可、行政指导、政府补贴、税收激励、优先采购等措施。
⑤在市场调节方面，应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能源开发利用不可能完全和永久地依靠政府和行政干预，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并最终应依靠市场。在有序竞争的作用下，市场比政府能更好地配置资源。在市场机制方面，国家应通过法制，明晰能源产品的产权、确立公平的交易机制等等。但是，由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开发推广的前期，其成本高昂，往往无法与常规能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因而为了鼓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一些促其走向市场的举措，如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限制交易许可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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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亚欣，毛玉如，赵敬德.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概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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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篇9
在现实的企业经营运行中，谈到企业管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而统计的重要性往往被企业管理者所忽视。的确，企业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对企业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但假如没有科学的统计依据，从企业本身而言，各项管理就如空中楼阁，虚而不实，管理过程中就不能很好地找到切入点。从政府宏观调控来说，也难很好地找到着力点。因此，强化企业统计，无论是对企业的经营，还是对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企业统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自50年代起，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正规的统计制度和指标体系。在生产企业，以产值产量统计为核心；在流通企业，以商品购销调存统计为核心。从班组起，就建立了规范的登统制度，严格地按统一规定的口径、范围、计算方法进行核算。但近年来，我们在调查研究和统计执法检查工作中发现，企业统计基础工作明显减弱。一是统计工作得不到企业领导重视，认为统计只不过是数据的加加减减或汇总，填几张报表完事，把统计工作简单化。企业重会计而轻统计的现象普遍存在，认为会计核算、收支把关重要，是为"我"所用，统计工作主要是为上级统计部门所用。因此，统计员兼职多，专职的少,且变动频繁,在企业改革、重组、调整中，统计机构和统计岗位也被首当其冲地撤销或合并，统计人员精简、下岗的较多；二是企业统计台帐和原始记录越来越不健全，填报统计指标的随意性加大，统计数据质量下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由单一的国有、集体发展到包括私营、个体、股份制、外商投资等多种形式并存，经营方式与管理模式也日益多样化，许多新企业应运而生。在这些新成立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像老企业那样建立规范的企业统计制度，甚至没有明确设立统计职能部门和统计工作岗位，国家统计报表由财会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人员代填代报，一些统计指标也难以准确按照统计制度的具体要求来计算填报。三是统计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如射洪县现有企业统计人员除几个大中企业配置专职人员外，多数企业统计人员为兼职，以会计或其它工作为主，统计工作为辅。这些人员或学历较低，素质较差，或因事业心不足责任感不强，因此对统计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就远不及专职人员，也没有多少自觉性挤出时间去学习统计理论，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有的只懂会计知识而不懂统计知识和统计业务，有的既不懂会计又不懂统计，只是被动应付填几张报表而已。实际工作中，往往凭经验或运用不正确、不恰当的统计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整理、汇总和加工，造成统计数据的差错、失误,很少甚至不向企业领导及有关部门适时提供针对本企业经营管理所需要的简单有效的内部统计资料，更谈不上进行统计调查、分析与预测，提供统计咨询，实行统计监督。
由于企业统计工作存在诸多问题，所以统计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决策的参考作用就有所减弱，或者说就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作用越小就越得不到重视，越得不到重视就越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之所以陷入这样一个怪圈，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企业管理者和部分统计人员或是对统计工作的内容了解不够，或是对统计工作的性质认识不清。这些“不够”与“不清”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认为统计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反映计划完成情况、为计划而服务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弱化；二是认为统计是为政府统计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服务的，只是为了完成上报任务，工作越多企业负担越重；三是认为统计对企业而言，主要是在总结工作时充实一下工作报告，对经营决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四是认为统计仅反映生产经营的规模，而当前企业经营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这只有依赖于财务与会计的工作，统计无能为力。
二、统计工作的意义与作用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与认识，我们有必要明确，对企业来说，统计工作是通过搜集、汇总、计算统计数据来反映事物的面貌与发展规律。统计信息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数量性。即通过数字揭示事物在特定时间特定方面的数量特征，帮助我们对事物进行定量乃至定性分析，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正因为如此，统计信息正越来越多地和其它信息结合在一起，如情报信息、商品信息等；而诸如此类信息，尚能以统计数字显示或以统计数字为依据，则可利用程度也大为提高。二是综合性。世间一切事物都具有普遍联系。统计信息从整体上看，涉及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社会、文化、科技各个领域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宏观与微观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利用统计信息，不仅可以对事物本身进行定量定性分析，而且可以对不同事物进行有联系的综合性分析，既可横向对比，也可总结历史预测未来。由统计的特性所决定，如果一个企业建立或完善了统计工作制度，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统计管理模式，提高了统计人员的素质，强化了统计管理，对企业而言，将具有以下作用：
既可以反映企业在某一时点上的现状，也可以反映企业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动态。从现状看，它可以反映企业目前的各种社会与自然属性，反映企业的机构、人员、资产、负债等各方面情况。从动态看，它可以反映企业的生产发展情况，产品质量状况，以及科技开发、经营销售（或称市场营销）财务盈亏等方面的情况；还可预测未来趋势。
既可以反映企业的规模，也可以反映企业的结构。从规模上，它可以反映企业的资产规模、人员规模、生产规模、营销规模和盈亏规模，等等。从结构上，它可以反映企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人员结构、技术结构和质量结构，等等。既可以反映企业的速度，也可以反映企业的效益与效率。在速度方面，对物质生产部门而言，主要反映生产（包括产值产量等）的发展和增长情况；对非物质生产部门而言，主要反映劳务服务投入的发展与增长情况；不论任何企业，都还可以反映人、财、物的投入及盈亏增长或下降的情况。在效益与效率方面，不论何种类型的企业，都可以以人、财、物、时间诸方面的投入与生产和劳务方面的产出成果进行比较。
既可以反映企业的诸多数量特征，也可以反映企业的一些质量特性。在数量方面，包括了企业产供销、人财物投入与产出等凡是可以量化的方方面面。在质量方面，则主要是反映企业的产品质量、维修质量、设施质量和服务质量。既可以反映本企业的情况，又可以反映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方方面面。本企业的情况，前面已经明确。与本企业有关的情况，则范围很广、内容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内外范围内，与本企业有联营、合资或者协作、配套关系的企业的情况；二是国内外范围内，与本企业生产同类产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三是国内外范围内，本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的基本情况及信息反馈；四是国内外范围内，本企业产品或服务已经占领或将要开拓的市场的各种信息；五是国内外范围内，对本企业经营将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信息。
三、加强企业统计工作的几点思考
企业统计工作是对企业实行科学管理，监督整个企业活动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制定政策和计划的主要依据。当前，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现代化管理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提高统计人员素质，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健全统计法制，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统计管理模式，真正体现统计的“信息”、“咨询”、“监督”三大职能。
（一）、建立健全企业统计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方式
长期以来，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各种统计业务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分别向主管领导呈送并对外报出。这种管理体制及运行方式存在着诸多弊端。如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从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多侧面多角度、从经营管理的全方位来综合考虑企业需要的各种统计信息，更谈不上对企业目前搜集汇总的各种统计信息进行更高层次的配套综合分析，即使企业各部门之间也难以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换与共享。至于部分近年来新成立的企业，根本就没有考虑建立统计制度，仅是由财会或业务人员代报统计报表，当然更难以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发挥统计工作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加强企业统计工作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设立综合统计部门并明确其职责。笔者认为，不论何种行业的大中型企业，都应设立综合统计机构。如果企业从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出发，不设独立的统计机构，那么也应在其他机构中设立综合统计岗位，明确其职能，并使其保持相对独立性。综合统计机构或综合统计岗位应具有以下职能：
设计并制定本企业的统计指标体系及统计信息的报送要求。要充分考虑企业经营与管理的需要，考虑企业面向市场、参与竞争的需要，把政府统计部门、企业主管部门的要求同本企业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完整的指标体系并分解到各个部门、单位，明确其报送或提供的时间、内容及方式。明确各部门的统计责任。
收集、审核、汇总、提供各种统计信息。一是要对应由综合统计部门负责且由各级单位层层上报的信息进行审核，而后加以汇总；二是要收集审核本企业其他职能部门负责汇总的信息；三是要搜集分析本企业以外但对企业生产经营有参考价值的各种统计信息。在此基础上，该部门一方面应完成各种统计报表的对外报送任务，另一方面应负责向本企业领导和各有关部门提供其所需的统计信息。
利用各种统计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一是利用某一种信息进行简单分析，如分析生产进度情况；二是利用多方面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如利用生产、盈亏、质量、销售、市场行情等多方面的统计信息分析产销增减原因；三是利用各种统计信息对企业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发展前景进行预测。分析研究的方法、形式可因研究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结果应以分析研究报告的形式体现。企业综合统计人员应具有较高素质，不仅掌握统计理论与分析方法，还应熟知本企业业务工作流程和各部门职能，掌握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计算机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在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可考虑设立总统计师岗位，以领导综合统计部门并使其有效发挥其职能，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
第二，明确各个职能部门的统计职能及责任。在现代企业中，无论是直线职能制还是事业部制，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统计信息都决不仅限于计划统计部门内部。如劳资部门掌握机构人员数字，基建部门掌握投资数字，技术部门掌握技改数字，营销部门掌握销售数字等。因此，为确保企业统计资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应该在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中明确相应的统计责任，要求其按统一确定的口径、范围及时间提供相应的统计资料及分析报告，要特别重视一些被忽视的部门的信息。
第三，将统计信息自下而上的单向运行变为上下左右之间的多向运行。这种信息运行方式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各种基础信息由各基层单位（如班组、柜台）向各职能部门运行，满足各职能部门的汇总需要；二是各职能部门的专项信息向综合统计部门横向运行，满足其综合对比及分析研究的需要；三是经过加工、分析的各种综合信息由综合统计部门向企业领导、各职能部门及基层单位多向运行，分别满足其管理决策、研究问题和了解情况的需要。
（二）、科学设置和完善指标体系，规范企业统计工作，使统计资料实现为企业经营管理所用与为统计部门所用的有机结合。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不断丰富，原有的统计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适应企业自身的发展要求。科学设置和完善指标体系，已成为企业统计工作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根据企业管理需要设计企业统计报表和指标体系，要克服贪大求全的作法，处理好宏观与微观、需求与可行的关系，删繁就简，讲究高效务实。如大中型科技统计中，科技人员按职称学历分组中再按性别分组，科技项目按项目统计人力、物力、财力等这类指标企业微观管理都不需要、宏观管理又无多大作用的要坚决删除。企业增加值核算，从生产法角度核算，核算很完备的大型企业都很难满足其核算要求，改成分配法核算于企业核算有利，于统计数字质量有利。
在具体设置和完善指标体系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既满足国家宏观的要求，也要满足企业微观的要求。一是全面性原则。指标体系的内容应包括企业业务发展状况，企业运营收入、效益和投资情况，企业人力资源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信息，并且尽量使指标按市场要求细化；二是规范性原则。指标体系应从指标名称、指标概念、统计口径、审核关系、取数来源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和要求，力求指标设置更加科学化；三是及时性原则。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型业务的不断出现，市场竞争格局不断变化，要对指标体系及时进行调整。统计指标的设置，应以满足整个企业特别是业务发展部门的需求为主，坚持适度超前，并不断扩大统计指标规模，力争以规模效应为企业决策提供服务支撑；四是客观性的原则。指标体系要能客观有效地反映本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效益、市场竞争能力、主要业务的发展前景等重要信息。
（三）、以科技为手段，加快统计信息网络建设，强化企业统计信息决策功能。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网络时代已经进入到各行各业，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统计应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的优势，建立健全统计信息网络，实现主要统计数据的及时更新，加快企业统计信息网络与部门统计网络的连接，实行企业联网直报，使统计信息既可及时地为政府和行业统计部门提供必要的统计资料，满足国家和行业的统计需要，又可立足本企业，建立适合本企业特点和市场需要的数据库与内部报表，及时反映本企业的业务发展和经济效益情况。这就要求企业统计信息系统必须做到规范、统一。总之，企业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管理水平和计算机技术，广泛收集信息，加快信息处理、传递和反馈速度，进一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快统计信息的传递与应用，强化企业统计信息决策功能。目前，政府统计部门的信息网络和企业的信息网络建设都很快，但现在还是两条互不交叉的平行线，即使有交叉也只停留在报报表的单向交流上，政府统计网站为宏观决策考虑的多，为企业服务的少，如何利用政府统计网站为加强企业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信息查询是统计部门应高度重视的问题，如果企业与政府之间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网络，企业所需的大量信息，能从统计渠道取得，政府统计服务于社会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企业统计的功能也会增强，地位也会提高。
（四）、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提高统计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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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监管方面
实行准入制度。一是土地使用权的准入，即凡是规划中列入商业用地的地块，在出让土地使用权时应有商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复，确保不变更；二是投资开发经营主体的准入，引入“商业开发商”制度，由具有商业开发能力和资质的专业机构承接商业设施建设；三是大型商业设施的准入，对于投资规模巨大、占地很多的大型或超大型商业项目，各级专业管理部门要介入到项目审批流程中，提出专业性的审批意见，审核内容要从项目的安全性数量、交通条件、停车位配置、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对城市功能的影响、是否造成大气污染等方面制定强制性准入标准。
2完善深圳流通企业竞争秩序
2.1配合流通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抓好落实和监督
流通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垄断认定的复杂性以及执行的高难度。流通业主体多，经营手段多样，企业的正常行为和垄断行为不易区分。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有可能控制商品的流通命脉，并导致渠道垄断、市场垄断、采购垄断等后果。因此，流通领域应该加强《反垄断法》的落实和监督工作，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法规，明确执法主体和行为规范，从源头遏制垄断的发展，预防其对流通领域和相关产业带来的效率损失。
2.2增加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所列范围，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惩罚力度
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过于狭隘、列举不全面等问题，深圳应根据城市规划，制定本辖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细则》，更加明确地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将遗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列举，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罚力度，改变当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滞后和不周延。
2.3明确流通竞争政策法律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权力范围
流通竞争政策法律的执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法机构，这关系到政策的落实与效果。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该机构的法律地位、组织结构、操作程序、职权范围必须明确清晰，以利于严格执法。同时，客观上还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从政府机构的转变开始，对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实施进行监察，监察一般性市场竞争部门的市场竞争活动，保护和促进竞争。
2.4充分发挥流通行业协会的作用
流通法制建设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利用行业协会具有的群众基础和运作方便的优势，将分离出来的非行政行为的工作交给行业协会来承担。相关部门要关心和支持协会工作，帮助把握方向，指导协会开展工作，促进流通业行业协会规范化运营，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和监管作用，从而规范行业内企业行为，抵制商业贿赂，避免恶性竞争。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对违规企业进行行业、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的处罚，督促其整改和规范化经营。
2.5促进中小流通企业健康发展
中小企业的活跃直接关系到流通业的繁荣程度，因此应积极鼓励其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受社会环境制约和该法缺乏操作性，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改善。因此，保护中小流通企业的条例和部门规章急需制定，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首先，应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研究制定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中小流通企业负担；其次，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支持和鼓励创办中小流通企业，在财税金融、人才培训、信息服务、信用担保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简政放权，积极支持中小流通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最后，要开展治理流通业大型零售商滥收通道费的行为，以保护国内中小流通企业的合法利益。随着流通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外资流通企业在我国各地快速扩张。利用我国流通企业普遍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特点，少数外资流通企业借大额订单收取供应商通道费，长期占用供应商货款，危害到了中小流通企业的利益。深圳应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配合《反垄断法》的实施，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保护制度，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2.6促进贸易主体多元化，完善创业创新自主化
我国应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流通业，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贸易主体，促进贸易主体多元化。引导公民创业创新，废除流通业领域对非国有经济的限制壁垒，开放更多适合发挥公民主动性、创造性的流通产业项目，调动公民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提高流通业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
3制定地方性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完善法制环境
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销售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消费方式，正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了商品流通业中的重要业态。但电子商务下的无店铺商品流通不同于现实商品流通，网络的虚拟性和交易的空间性给商品交易秩序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带来了挑战，网络销售欺诈和针对网购商品质量的投诉屡见不鲜。需要建立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规范网络销售，以进一步完善和促进电子商务这一新型流通业态的发展。深圳应藉创立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地方性电子商务法规建设，提高企业和公民对电子商务的应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强化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积极推进网络消费权益保护、网络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快制定电子商务安全控制、电子合同、规范管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规章，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落实保障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技术措施，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4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
4.1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基础，健全和完善与外贸有关的贸易促进、贸易救济、贸易调查、投资合作、环境与气候、信用管理、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各项外经贸立法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以实现外贸和利用外资“、走出去”互动共促。综合运用外汇、外贸、金融、税务、科技、通关、检验、检疫、环保、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保障等领域政府监管职能和中介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建立外贸信用体系，完善和规范经营秩序，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认真梳理深圳市外经贸政策，尽快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合规性审查办法》，完善合规性审查制度，推动深圳市外经贸政策文件与世贸组织原则和制度接轨，提高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合规性和有效性，防范贸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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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至今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还需要有步骤的进行改革和完善，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国税收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同某些政策会产生矛盾:
(一)现行法律体系不健全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正是因为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市场不能对某些相关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许多市场经济问题的出现，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关于税收调控的法典很有必要。首先，就市场来说，税收在被越来越频繁的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现行税法对于宏观调控职能表现不突出，不能从经济法上真正去解读税收；最后，税收调控法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法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的必要手段，因此必然会走向法制化。
(二)现行税收制度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乏力，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实现以国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差距过大、税收分配政策不合理的现状导致了很多居民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费的能力。其政策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分类制虽简单明了，但在当前收入来源多元化、复杂化的现状中却难以体现税负公平、合理负担原则，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能力。例如现在有些实际收入多的人缴税的金额却比收入少的人要少，有失公平。其次，财产税征税面积狭窄，难以有效应对收入结构失衡、财富集中的形势。由于现行税法的不完善性，我国目前开征的财产税只有房产和车船，而遗产等更巨大的财产却没能纳入开征范围，因此就造成了我国大量富二代的出现，也使得贫富差距更加显著。
(三)现行税收制度很难有效的调控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首先，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体制来说，主要还是依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发展的需要力度不够，因此造成发展滞后，并未实现第三产业的协调拉动；其次，当前税收政策未能有效的引导社会各个方面向农业投资，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在：第一，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目前农业最主要的投资来源；第二，我国涉农的税收制度几乎都集中在农产品的种植和农业科技的推广上，而最主要的农产品销售和养殖业却缺乏优惠。
三、关于构建和完善我国财政税收调控法的思考
所谓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就是以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出发点，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税收决策国策的规律进行决策，财政税收决策者的权利受到公众监督和法律约束的过程。
(一)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社会主义是法制经济，必须以法制为准绳，良好的财税法律法规是控制经济的前提，而财政税收调控法属于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因此可以通过创建《税收调控基本法》来对税收调控法做出最基本的规定，如原则、特征、手段等等，通过细分来对税收调控体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税收调控基本法》时，要注意同《税收基本法》的区别。要尽量在书中完善税收调整法的各税种法，从而可以加重或减轻经济主体税负，从而起到影响其它经济活动的税收调控措施。
(二)加大税收对分配的调节作用，缩小居民差距，拉动国内总体需求首先，纳税人的综合纳税代替分类税制，通过一次性对纳税人的收入综合进行纳税可以更直观的了解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从而实现多收入者多纳税；其次，完善税收来源，例如开征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发挥税收在保障高收入、保障低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发挥税收在调节产业结构中的作用首先，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等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调控，例如可以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等，鼓励其发展，从而缓解我国目前紧张的就业压力；其次，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将税收的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农业、养殖业等相关产业，对能够促进发展的组织机构给予税收优惠，从而促进农民组织成立或中小企业的建立。
(四)以良好监督、社会关注和信用体系为后盾一方面政府要严格公正的执法，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也要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时时刻刻关注执法者的行动，督促执法者在执行权利时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公民个人也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篇12
(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组建联赛管理公司
目前刃BA联赛的经营活动由中国篮协委托由具有外资性质的盈方体育传媒(中国)有限公司所进行④出于盈利的考虑盈方公司将更多的经历花在了联赛的开发推广上，而日常的联赛管理工作仍由中国篮协负责。职业联赛是市场化运作的而中国篮协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篮协与俱乐部之间的出发点、利益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沟通但是最根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体制问题已影响到联赛的进一步发展。cBA现在的体制是中国篮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⑤由于篮协即要负责联赛的组织又要进行联赛的日常管理，还要负责各级国字号球队的组建、选拔等活动这也使得篮协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暇顾及联赛的监管工作这也给了某些运动员、裁判员参与“假赌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此建立一个独立的CBA联赛管理公司对CBA联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有效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二)建立外部监督机制，约束从业人员行为
长期以来油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单纯的依靠中国篮协的内部监管来保障联赛的运行已无法杜绝“假赌黑”现象的滋生，因此可以参照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股立CBA联赛监督检查员岗位对联赛进行外部监督。监督检查员可以是从事篮球运动管理活动的离退休人员他们熟悉篮球比赛的相关特点能够有效的发现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J也可以从公安、检查员、法院等机关聘请相关人员进行司法监督对从联赛中发现掌握的有关线索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对于证据确凿的问题比赛、问题球员能够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J还可以是CBA联赛的热心球迷，球迷通常具备一定的篮球专业知识、熟悉各支球队的战术打法凭借自己多年的看球经验能够独立判断球员及t匕赛是否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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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管辖制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在国际私法上的意思是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是对选法自由的补充，也是国家在地域管辖权上的相互妥协，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私人以立法者所具有的权力。协议管辖制度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各国之所以纷纷将协议管辖作为一项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的一般原则，主要是因为其自身具有诸多明显的优点。第一，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有关国家的管辖权规定因刻板、僵化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民事管辖权的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第二，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获得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导致一事多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交流的健康发展。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多诉现象的产生。第三，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采用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尽管各国立法都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是毫无限制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共同限制条件：一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违反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二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不得排除法院地国的专属管辖权；三是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必须出于善意。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
1.协议管辖适用的范围趋向逐步宽泛。关于当事人选择法院方面，各国规定并不一致。匈牙利是只允许在合同争议上设立管辖协议的国家。捷克的规定不仅包括合同争议，而且还有金钱债务的争议。南斯拉夫则进一步扩大动产物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承认协议管辖的范围限于契约、不当得利、信托等债权诉讼。对于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自然人、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带有很强地域特征的破产等事项，一般不允许当事人约定管辖法院。
从近年的国际私法立法来看，协议管辖已经开始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根据1984年《秘鲁民法典》第2058条和第2062条的规定，协议管辖适用于“世袭财产案件”(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财产物权)以及诉因与秘鲁有实际联系的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接受秘鲁法院管辖的自然人的身份和能力或家庭问题的案件。
2.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即集中反映了各国的这种普遍要求：“排他选择法院协议必须以下列方式缔结或获得证明：(i)书面方式；或(ⅱ)通过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送方式。”这样，就将传统的书面方式及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电子方式或其他新的技术方式均包括进来了。在国内立法中，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当为改革的先行者。该法第5条第1款对管辖协议的形式作出的规定亦十分宽松和灵活：“在有关财产的事项中，当事人可以协商选定处理就特定的法律关系所产生或将要产生的争议的法院。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如无相反的规定，对法院的选择是排他的。”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第一，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第二，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第三，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近年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4.保护弱者原则在管辖约定中充分体现。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议价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
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协议管辖制度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独具匠心，那便是从协议订立的时间角度体现对弱者的保护。公约规定，除其它条件外，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购合同中的管辖权约定于纠纷发生后订立始得尊重，在纠纷发生之前订立的，不予遵从。我们知道，管辖协议订立在纠纷发生之后，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心存侥幸或屈就订约的情形很少发生，但在纠纷发生之前，弱方当事人屈于双方经济地位悬殊的现实，无暇顾及或者是抱着良好愿望接受对己不利的管辖协议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却屡见不鲜。
总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效力的限制，是协议管辖真正体现其价值优越性的必备要件，也是当事人议价能力悬殊合同管辖规定中这一原则精神正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条款。这一原则在协议管辖制度中的充分体现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三、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及其完善
1.我国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立法。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第245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的被告对人民法院管辖不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该人民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5条指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用书面协议选择其他国家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裁决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二)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三)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46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2.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缺陷
第一，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太窄且模糊不清。涉外民事案件的协议管辖仅限于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因婚姻家庭、继承等引起的财产争端是否可以纳入“财产权益纠纷”的范畴，我国法律也没有明确。所谓“合同纠纷”中的“合同”是否有一定的限定范围，我国法律也未做具体规定。
第二，管辖协议形式要件严格的“书面”化。对协议管辖的形式要件，我国仍采取严格的书面形式，即只承认狭义的“书面协议”，否认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所达成的选择协议的法律效力，更不用说口头形式了。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趋势不一致，而且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
第三，协议选择的法院太窄。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这显然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而且大大限制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的自由。
第四，保护弱者原则的缺位。一方面，管辖协议有可能被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些人身权案件中，如抚养或扶养案件等，原告往往是年幼或年迈体弱者，单纯地以被告住所地确定管辖法院会造成原告的不便，增加其诉累，影响到原告权利实现及其权利实现的程度。因此，随着“以人为本”法律思想的确立，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着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制度上亦得到了体现。我国协议管辖制度在保护弱者之效力限制上存在明显的立法疏漏。
3.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制度的完善
第一，扩大适用协议管辖案件的范围。协议管辖制度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是诉讼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进一步推进诉讼民主，提高诉讼效率，立法者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协议管辖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功做法，适当扩大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建议将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涉外民商事合同纠纷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以及除人身损害赔偿、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外的其他各类涉外侵权纠纷案件。为适应WTO法制统一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便于当事人依法及时行使协议管辖权，便于法院依法及时审案，可以考虑借鉴我国仲裁法中确定仲裁范围的方式，采取概括规定与否定列举(排除法)相结合的方式界定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即对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可以规定为：“涉外合同、涉外财产权益纠纷或者涉外侵权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依法采用书面协议等形式选择争议的管辖法院。”并另行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继承纠纷，专利纠纷以及有关破产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管辖。”
第二，扩大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范围。理想的立法应该是只要不违背专属管辖，且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任一法院包括与案件没有实际联系的法院。对涉外协议管辖来说，实际上对本国司法管辖权的一种限制，这有助于克服“一事两诉”的现象，公平、有效地解决国际民商事纠纷与争议。
第三，放宽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放弃严格单一的书面主义，相应地作出灵活宽松的规定，即当事人既可以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选择协议，也允许双方以口头形式协议或合意选择管辖法院，但对口头形式应该作一些限制，如只能适应一些简单或诉额较小的民商事案件或人身权案件等。这样，不但与国际通行的做法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可消除与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矛盾。
第四，体现和贯彻弱者保护原则。在有关财产权益纠纷案件中，主要是一些经济地位相对悬殊的特殊合同纠纷，如消费合同、雇佣合同、保险合同、赊购合同、租赁合同等，应规定，只有在争议发生后订立的管辖协议才有效力，并给予弱势方当事人优先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以防止弱势当事人只能被动地“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在人身权纠纷案件中，如婚姻负担、抚养费或扶养费案件等，可规定，原告有权自行选择法院提讼，即原告享有选择法院的权利，实行被告就原告原则。
参考文献：
[1]李双元.国际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徐卉.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