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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国旅游业是与入世有密切相关的行业，它在进入WTO以后会面临怎样的冲击、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也即所谓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业界及学术界多有奇文阐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者。但就目前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多数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和行业经营的层面来论述的，而鲜有以法律的观点对中国旅游业与入世关系进行探讨，这不能不说是某种缺憾。
在入世已近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个人以为，对于入世后旅游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单一的战术应对策略的思索，而应该全面、客观地认识入世的利弊，从战略的高度做好挑战。目前，我们欣喜地看到，旅游界已在积极面对入世作出应对调整，以北京国旅、神州旅行社等五家旅行社强强联合，组建成实力雄厚的旅行社集团概然面对入世后外资旅行社入华的冲击。但同时，在国外资本极为重视、国内旅游业赖以平稳、健康发展的旅游外部环境的健全，尤其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法律环境的完善方面，仍不见有重大举措和进展，这不得不使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国旅游业，WTO关前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一）
根据旅游学发展的理论，一个国家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需要自身条件的具备和外部环境的完备两个方面。自身条件的具备不许赘述，而就外部环境言，主要有政治环境，即应具备发展旅游业的的良好的和平条件、保证游客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护政策和治安环境。而旅游业是脆弱的行业，其主要是基于这一点而言的。其二为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即旅游资源，在旅游发达国家已达成共识，如旅游目的地风俗民情、旅行社、宾馆等其他旅游企业的规范与否均为此类。其三为法制环境，这在国内旅游企业的经营中并非十分注重，在长期人治传统土壤的中国旅游企业经营者，更关心的是人的网络，而非法的保障。但在国外旅游投资者看来，法制环境是旅游经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可以对其他方面，如社会环境等进行强制性的规范，，使旅游经营环境的其他方面达到和国家旅游导向和态度的一致性。
所谓旅游业的法制环境，主要指的是与旅游业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条例、地方法规、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这些规定旅游法律关系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及相关法律责任的各类规范和制度，是旅游业得以良性发展的保障，为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营造了良好的完备的法律秩序。
旅游法制环境的构成，由旅游立法、旅游执法和旅游法律意识等诸方面构成。就立法角度而言，既包括了旅游法律的国内渊源，也包括了国际渊源。旅游法律的国内渊源，指的是由国家立法机关、行政主管机关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县级以上立法机关、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法律效力来看，应由旅游基本法、旅游专门法规、旅游相关法规、地方法规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成。并以此指导旅游业的发展，保证国家旅游发展计划的实施。
在即将入世之际，我们可以预见到中国旅游业的竞争将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国内旅游经营者将会从目前处在国家产业保护政策的羽翼下一下子推向市场，与外国旅游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进行公平的角逐。他们不仅受到国内旅游法律法规的规范，，而且还适用有关国际旅游界的
与旅游业的高速增长大相径庭的是旅游法制建设的严重滞后，尽管自1985年《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颁布以来，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主管及相关部门、县级以上地方立法及政府陆陆续续颁布了一些有关旅游业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对旅游业的初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中国迈向旅游强国的今天，在加入WTO之后旅游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仍以现行旅游法规对旅游市场进行规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好比是驾驶一辆顶级法拉利跑车正在极速飞驰，但糟糕的是它的刹车制动系统先天不足，跑的越快车毁人亡的概率越高。因此，入世后，应充分利用过渡期的时机，在旅游立法方面加快步伐。
就旅游立法的角度而言，从旅游发达国家的情况看，旅游法律的建设是与旅游业的发展紧密结合的。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旅游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快速发展，旅游业日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的主要和独立的产业，无论其形式、规模和内容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需要规范的新矛盾和亟需解决的新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世纪50—60年代期间，一些旅游发达国家正式提出“旅游法”这一概念，旅游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在旅游发达国家应运而生了，成为源于民法、商法等法律体系而又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反观我国，由于旅游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直到如今，旅游法在中国法学界仍然没有一席之地，同时旅游界中人有很少懂法旅游者，因此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我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而这也是既学过法律、又在从事旅游教学和科研的我选择旅游法律作为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
依据加入WTO后，旅游业实行高度开放的政策，通过竞争提高旅游资源的配置的实际，我国在旅游立法方面工作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快制定旅游业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我们知道，所谓旅游法，有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之分。从广义而言，指的是调整旅游活动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即包含整个旅游法律规范的体系，它既有国内法体系也包括国际旅游公约、条约等国际法规范，也有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就狭义理解，主要指的是旅游法，即规范旅游行业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是我国的旅游基本法，早在1982年国家旅游局就组织专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起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于1985年年底提交了第一稿送审稿。此后至今，已经进行了十余次的修改、送审，其体例、构架、原则精神等基本已经成熟，但总因旅游业行业跨度大、涉及多方的利益等原因而迟迟难以颁布。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的有关旅游议案数量首次进入前10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是规定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宗旨和旅游活动各主体间，即旅游者、旅游经营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境外旅游组织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并对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根本宗旨、行政管理部门的权限和作用、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规范、旅游者合法权益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旅游涉外关系、社会各方面对旅游业的发展的职权利以及旅游涉外关系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只有一个较为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才能为旅游业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提供政策保障，确定基本的市场竞争规则，并借此解决长期困挠旅游界的问题。
目前，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各项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首先，旅游业的产业地位已经获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可，依法治旅成为管理层、经营者和旅游者的共同要求。其次，外国旅行社、中外合资（作）旅行社进入旅行社行业、外商独资饭店进入限制取消，3年内可设立外商全资饭店、外资参与旅游资源开发、国民待遇等均需要在旅游基本法当中明确。第三，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条块分割、行业壁垒等因素的制约，协调好旅游企业及其相关行业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各方面的正当权益也亟需保护，而这只有通过旅游基本法才能予以保证。第四，我国目前已颁布的旅游法律、法规，尽管法律效力并不高，但涵盖面较广，凡旅游业的主要部门如旅行社、饭店、旅游景点景区管理、旅游投诉等方面均已涉及，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修改“老化”、与WTO原则相违背的法律和法规
中国的旅游业是在1978—1988年间得到迅速发展的，至1986年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标志着其产业地位的确立。我国的旅游法制建设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1985年5月由国务院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暂行条例》是我国关于旅游业管理的第一个法规，标志着我国旅游立法工作的建设性发展。目前，我国大部分旅游法规是在1980年后期、1990年代中期以前颁布制定的，而据以制定这些法规的旅游业实际情况、旅游经营体制等基础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在很多方面均显得落后于现实，自然也失去了对市场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事实上已经成为失去无效的法律，甚至于对旅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旅游饭店闭路电视的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关于外商投资的宾馆、饭店、餐饮业进口自用洋酒问题的批复》、《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公安部《关于当前旅馆业治安情况和加强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铁道部《旅游企业购买火车票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国家旅游局、民航局《旅游企业购买飞机票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涉外价格和收费标价、计价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颁发<旅游旅馆设计暂行标准>的通知》；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国家旅游局、城乡建设环境保?げ俊堵糜温霉萆杓圃菪斜曜肌罚还衣糜尉帧堵糜位窘ㄉ韫芾碓菪邪旆ā饭衣糜尉帧豆赜谘细窠乖诼糜我滴裰兴阶允帐诨乜酆褪杖⌒》训墓娑ā返取?BR>现在，中国加入WTO已不再遥远，作为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的体现，强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均享有平等的待遇，届时，非市场因素将逐渐淡出，中外旅游经营企业的竞争遵从的将是同样的游戏规则。因此，应有计划、系统地对现有已公布的旅游法律、法规按照入世后的旅游市场和中国的实际，对与WTO原则不相符合的部分作出修改。
根据发表的中美世贸双边协议文本，中国已承诺在所有重要服务行业，在经过合理的过渡期后，将不再限制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所有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旅游业传统的两大支柱—旅行社和饭店业首当其冲，允许外国旅行社进入中国，允许外商全资经营饭店。目前，我国有关旅行社和饭店的法规显然带有服务贸易壁垒的倾向，如在旅游业中对外资市场准入程度最低的的旅行社行业表现尤为明显。1996年10月颁布的《旅行社管理条例》中，依然将旅行社行业作为特许经营行业，规定了复杂的申报审批程序及其高额注册资金的限定，实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制度，只有领取《许可证》后才能办理工商注册登记。该法规对“人”的活动和资格限制较多，外国旅行社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旅游经营业务，只能在经国家旅游局批准后才能在华设立从事咨询、联络、宣传活动的办事机构。1998年12月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管理办法》，规定外国旅行社只能在部分地区试办合资旅行社，并强调中方的绝对控股权。
至于宾馆饭店的管理，与旅行社一样在法律上存在着市场准入限制条款，此外，在饭店的登记开业管理，尤其是饭店的治安管理方面，我们看到相当多的规定仍然与国际惯例有一定的距离，如异性同开一间房要出示身份证和结婚证、警察可以无需搜查令即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客房等等，所以当前年四川省旅馆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借鉴了国际饭店业经营的规则，明确规定警察不得随意进入客房、异性开房不需结婚证时，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应该讲饭店业是旅游行业中国际惯例化程度最高的，但在国际旅游者非常注重的个人隐私权的尊重方面国家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再如十余年来一直在旅游界争论不休的小费问题，根据国际旅游服务业的惯例，服务人员收取小费是合法允许的，并且也是衡量其服务水平的主要尺度，而在我国，因为有1985年国家旅游局的《关于严格禁止在旅游业务中私自收授回扣和收取小费的规定》，因此收取小费在我国严格来说是违法行为。一个15年前与国家旅游局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文件几乎同时下达的行政法规，明显带有应急性和草率性，由于他对所谓收受小费的性质论定带有当时社会存在的痕迹，对私自收受小费金额的标准更与当前社会生活水平的实际相去甚远。这样的法规在我国旅游立法中不在少数。事实上，早就有旅游企业置之不理，制定了本企业有关小费的政策，《关于严格禁止在旅游业务中私自收授回扣和收取小费的规定》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最近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旅行社公开向社会和企业员工宣布在导游服务中，导游员可以光明正大地收取小费，旅游者可以根据该旅行社的指导性小费比例数向导游员、司机及其他优质服务的人员支付小费。选择在中国行将入关时挑战小费这一旅游界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是否就是修改一部本无生命力的法规的导火索？！该是对一批老化过时的旅游法律、法规文件实行“安乐死”的时候了。
3、抓紧旅游专门法的立法活动，建立体系完备的涵盖旅游业主要领域的部门法。
我国目前在旅游业各个主要方面，如旅行社、饭店、景点、旅游安全、旅游投诉、旅游市场管理、旅游运输管理等领域虽然均有相应的法规，但大多是“条例”、“暂行条例”、“通知”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法规的法律效力较低，有的还只是政策性的文件。到目前为止，我国既没有《旅行社法》、《饭店法》，也没有《导游法》、《景点景区管理法》，更枉论《旅游保险法》、《旅游者权益保护法》、《旅游合同法》了。其他如采用符合WTO原则和国际惯例的法律手段、加强对国内旅游企业的保护，防止外国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的垄断行为，均是旅游立法中应该考虑的。这些法规对旅游业有关领域的行业经营活动、行为准则、旅游经营者和旅游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均作出可行的、针对性强的规定，这是维护旅游业自由和公平的市场结构、加快市场经济机制完善的必需，也是依据WTO透明度原则，为入世后的旅游业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三）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旅游国际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有体系完备的旅游法律，而且我们还应十分重视旅游法律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旅游执法。
旅游执法也就是旅游法律的适用，它是旅游法律实施的重要方式之一。主要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把法律规范运用到具体的人或组织，并对违法者实行制裁的专门活动。换言之，只有具有法定权利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才有权适用法律。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旅游业的体制改革工作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逐步在各方面确立了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旅游业同样也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国家除了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旅游专业法规、文件外，在对旅游业进行宏观管理和行业管理上，更多采用了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
在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中，“有法可依”实际上指的是旅游立法活动，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指的是法律的贯彻和执行。没有执法，再好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旅游业法制环境的完善最艰巨的任务不在立法，而在执法。有法必依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更应贯彻在执法实践中。
国家旅游局作为旅游行业的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旅游法规的执行和贯彻，除了在各地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关以外，国家旅游局设立了政策法规司，在各地旅游局下设立了政策法规处或者政策法规室，具体负责旅游法制工作。在强化旅游执法工作方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执法制度，既有常规的年度检查、日常检查，也有专项检查、个案检查，从旅游市场秩序、财经制度、遵守行业法规等方面进行检查，强化执法工作。1995年，为了加强对全国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切实维护海内外旅游者的权益，国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分级设置了旅游质量监督所。为了提高旅游执法干部的执法水平，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通过挑选优秀高校毕业生、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加强日常业务、法律知识的学习等方式，培养既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又有高度政策水平的旅游执法队伍。
篇2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人，“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逐步建立，大学生就业市场应运而生。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用人机制的市场化、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其中，诚信缺失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大学生就业市场诚信缺失之现状
(一)大学生的诚信缺失行为
1．就业推荐材料弄虚作假。为迎合广大用人单位“综合考评、择优录用”的用人标准，一些大学生在制作个人简历和填写就业推荐表时弄虚作假，具体表现为：(1)篡改学习成绩。一些学生利用学校管理上的漏洞，随意修改自己的学习成绩。(2)假冒、伪造各种证书。一些学生把别人的各种证书改头换面，克隆出有自己名字的证书；有的甚至通过非法办证者伪造证书。(3)虚构各种头衔和经历。为增加自身“闪光点”，一些学生大胆地给自己“加官晋爵”，有时便出现一个班六、七个班长，一个学校(学院)七、八个学生会主席等滑稽局面；有的学生则虚构在外企见习等经历。
2．面试时过分包装、吹嘘自己。面试是大学生求职的关键环节，但是，有的学生不是考虑如何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和人格魅力征服面试者，而是过分倚重外在包装，从头到脚“重金打造”。为了获得用人单位的好感，有的学生还过分夸大自己的能力、优点和长处。
3．草率签约，随意违约。在毕业求职中，大学生往往将自荐书和简历漫天撒网，接到用人单位的签约通知，便匆忙签约。有的学生对签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对就业协议书的基本内容不了解，一旦事后觉得自己“中套”或找到更满意的单位，立刻违约，从而造成事实上的诚信缺失。有的学生使用用人单位的就业合同或各地方的就业协议书与多个用人单位重复签约，同时，为规避学校追究，签约后又不及时将所签协议交给学校，在毕业时才选择一个上交，构成了对其他用人单位的不诚信。
4．就业后频繁跳槽，不按期偿还助学贷款。在许多大学生眼中，跳槽是时髦与能力的表现。在《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的一次调查中，当问到“您打算在第一个单位工作多久”，有44％的人回答1～3年，5年内会有70％离开第一个单位，希望“尽量稳定下去”的只有两成。更有甚者将初次签约作为解决个人身份和户口问题的跳板，一旦上述问题得以解决，马上另谋“高就”。对于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大学生，就业后依约偿还贷款是其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但是，近几年有些学生恶意拖欠，工作多年仍不偿还银行贷款，导致银行的风险增大，也大大伤害银行助学的积极性，减少了其他贫困生获得助学贷款的机会。
(二)用人单位的诚信缺失行为
1．虚假招聘，恶意招聘。有的用人单位参加招聘会“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么是打广告做宣传，要么是碍于主办方面子来凑数。它们往往开列出诱人的待遇，同时附加苛刻的招聘条件，万一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前来应聘，又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有些用人单位则利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实际情况，以试用为名，搞恶意招聘，“不断录用，不断炒鱿鱼”，廉价雇用一批又一批的劳动力。
2．不当拔高用人条件和标准。用人单位希望招聘到优秀人才无可厚非，但有些用人单位却不当拔高用人条件和标准，不但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事后应聘者“跳槽”的风险。
3．虚假宣传，用工欺诈。有的用人单位在现场招聘宣传时多讲优势和长处，少讲或不讲劣势和不足，甚至许诺不切实际的优厚待遇，诱导毕业生误签。待毕业生到单位报到时，要不以单位自行提出的诸多不合理要求作为劳动合同条款(如长达8至10年的工作期限、在工作期间不得考研等)，要不故意设置合同“陷阱”(如约定两个试用期、将试用期从劳动合同期限中剥离、仅订立一份试用期合同而不签订劳动合同等)，形成用工欺诈。
4．滥用人事自，随意违约。有的用人单位由于主管领导发生变动，单位用人政策随之变化，轻易辞退签约学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曾针对北京地区大学生在求职与就业过程中的签约与违约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0．3％的毕业生曾遭遇用人单位毁约。
5．招聘诈骗。在劳动力市场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一些传销公司等非法组织披着“人才招聘”的幌子，故意在操作过程中设置一些与收费相关的招聘环节，骗人图财。有的用人单位则与一些非法中介勾结，进行虚假招聘，合伙骗取大学生的中介费。
(三)学校的诚信缺失行为
1．推荐评语失真。有的学校为提高就业率，为毕业生大开方便之门，如推荐表的内容(毕业生基本情况、学习成绩、在校表现等)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内容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使用人单位不能获取真实的信息。
2．纵容作假，甘为帮凶。一些高校为提高就业率，不仅引导学生“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而且还对学生作假材料实行“打鸟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有的高校为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在学生应聘前进行“突击入党、突击评干、突击评优”，有的则在校内开展适应就业需求的一系列相关活动，让学生生轻易获得各种“头衔”。由于部分单位要求毕业生在校期间不能有补考课程，部分学校甚至出现美化成绩现象，即以补考成绩或最高成绩替代原始成绩，用补考时的高分成绩或者最高成绩模糊考试次数。
二、大学生就业市场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相关就业制度缺位
在“自主择业、双向选择”的新型就业机制下，大学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地位逐步回归，三方职能得以矫正，即大学生成为择业的主角，高校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包办者”变为服务者和见证者，用人单位用人自逐步扩大。在就业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旧的就业制度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还起到一定的作用，而新的就业制度还没有完全根据就业市场的变化得以完善，使得毕业生、用人单位和校方的就业观念还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整个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没有及时制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政策、制度，对毕业生就业和用人单位招聘给予引导、管理和监控，使就业市场的三方在一定时期还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短时紊乱，诚信缺失行为屡见不鲜。
（二)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
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取一份好的工作，许多人不得不做出种种失范行为以赢得用人单位的青睐。由于学生就业率已成为评估高校办学水平和影响高校招生的重要指标，也是关系某些专业存亡的重要因素，更是学校内部各专业招生名额分配的关键依据，因此，高校教育越来越趋向实用性，重科技教育、轻人文教育，重专业教育、轻道德教育，导致教育的非教养化；把解决就业作为考虑问题的首要因素，学校对毕业生的虚假行为也往往采取默许态度。对于用人单位，由于“买方市场”的出现，有些用人单位的“雇主”优越感空前膨胀，形成“高、大、全”的用人观念；有的则利用大学生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的弱点，在招聘中虚假宣传甚至设置各种“招聘陷阱”。
(三)社会诚信机制缺失
社会诚信机制包括诚信道德监督机制和诚信法律制度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诚信应属于道德的范畴。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还没有形成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监督机制。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也没有形成完全主导的道德价值取向，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多元而复杂的，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价值评判标准的二元性或多元性，即它们对自身或他人的任何一种行为，似乎都可以找到一种或多种价值观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依据，从而使得通过道德手段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诚信监督相对乏力。加之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诚信意识在淡薄，个人功利主义在滋长，许多人将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认为理所当然，而整个社会又缺乏对诚信行为的褒奖和对失信行为的监督和惩罚，这些都使得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不诚信行为愈演愈烈。
其次，诚信又属于制度的范畴，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慢拍起步，大学生就业市场范畴内的诚信制度严重缺失，无论是以“诚信征信制度、诚信评价制度、诚信信息管理制度、诚信信息披露制度”为主体内容的专门就业诚信制度，还是规范诚信信息征集与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等问题的相关诚信制度，要么难觅踪迹，要么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可以说，诚信制度的缺位是大学生就业市场诚信缺失的深层次原因。
三、构建诚信大学生就业市场之对策
(一)加强诚信道德建设
诚信首先是一个道德范畴，它要求人们注重内心的道德修养，以德立人，确立诚信的品格和境界。为此，首先，要建立、健全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把诚信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入学教育、毕业指导之中，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全方位促进大学生诚信意识的提高。在诚信教育中，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人格，引导他们自觉认识诚信和诚信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动、组织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把诚信认识化为诚信情感，变为诚信行为；引导学生建立诚信自律制度和相应的考评体系。在诚信教育方式上，要充分发挥校广播站、板报、校报、校电视台、校园网络等媒体的宣传作用；要利用辩论、讨论、思想交流等形式，让学生在观点交流与碰撞中加深对诚信的认识。其次，要加强社会诚信道德建设。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诚信道德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在全社会进行持久的诚信观念的教育和宣传活动，加强舆论引导，使每个参与社会经济的主体牢固树立“忠诚社会，讲求诚信”的理念。特别要让广大用人单位明白，诚信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人才招聘和使用上；要使它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才是单位发展的核心要素。人才引进和使用中的不诚信行为将大大贬损单位的社会形象，降低单位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最终影响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二)强化诚信法制效应
篇3
在世纪之交、千年更迭的特殊时刻，回顾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文化中的法律传统，回望过去的百年中国法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步履，总会让人有太多的思绪和感慨。
在几千年的发展递嬗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和主体的纯洁性，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与西方文明并存于当世。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习法、尚法、重法的精神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自古以来，“刑德”就被当作经国治民的“二柄”，以刑法为中心的古代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无论在精神旨趣还是在制度、技术层面，都是环环相扣，具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性，故而后人一般都将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概括地称为“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回旋，从简单幼稚的法律幼苗发展而成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庞大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
这套法律传统，不仅以国家强制的方式积极而有效地统治着传统社会、传承着历代祖先的生活智慧和中华文明，而且也曾对封建时代的日本、朝鲜、越南及西域诸国法律文化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形成了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中华法系”。对于今人而言，这是一笔无比丰厚的法律遗产，也是一笔精华与糟粕杂糅、让人爱恨交织的法律财富。
重视法律的作用。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间，各个主要政权，在立国之初都要制定一部大而全的律典，作为国家法制的基础，并作为“祖宗成宪”垂范后世。除基本法典外，历史上还先后出现过令、科、比、格、式、典、敕、条例、指挥、故事等名目繁多、功能各有侧重的法律形式，作为成文律典的重要补充。这些法律法规，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规定之详细、思虑之缜密，在世界古代立法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唐朝代表性法典《唐律疏议》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详备而完整的体系、丰富而有特色的内容，在世界上享有极为广泛的声誉，其中许多制度的设计，在千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是让人赞叹。清朝的传世法典《大清律例》中，就包含律文436条，条例近2000条，有效法律条文约40万字。如此规模的成文法律，足以批驳那种“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根本没有法律可言”的论调。
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包含了我们祖先关于社会和人生的高超智慧，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毕竟是在农耕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其中天然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缺陷。由于这些缺失是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所以在社会进步的历史洪流中，必然会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精神羁绊。
从传统到现代法制的转换
以来，在内忧外患之中，中国法律制度一直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转换过程中。传统法律中的许多有益的营养成分，已经潜移默化地存在于现代社会。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消极落后的观念与现代法治理念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传统法律中的身份观念、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权利观念相冲突。中国的传统法律强调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贵贱、尊卑、亲疏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各朝法律无一例外地规定了臣民、子孙等“卑幼”对于君父、官贵等“尊长”的绝对服从的义务，绝少涉及现代社会所关注的个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现代法治的精髓在于，法律应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应该是造福天下苍生的“公器”，而不应是少数人强权的工具；法律应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为原则，而不应因种族、身份、阶级或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别对待；法律应该以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促进社会进步为宗旨，而不应以限制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为目的。经过一个世纪的社会革命，我们已经从制度上铲除了不平等的封建专制体制，在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和权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国家为推进现代法治的种种努力，仍然经常被传统阻力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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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如果得不到实施，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道路运输法律法规是靠各级运管机构的执法人员来实施的，执法人员能否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依法治运能否顺利实行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强对运政执法人员的法制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建立一支思想好、业务精、能力强、纪律严的运管队伍，是实施以法治运的可靠保证。运管部门要把法制教育作为运管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采取以会代训、集中办培训班、岗位训练、函授学习、业余自学等多种形式，对执法人员进行多批次、多层次的法制教育培训。河南省新蔡县运管局坚持新进人员必训、新法出台必训、换岗移位必训、出现执法人员过错必训、提拔任用必训等“五必训”，有效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法制素质和依法行政能力，其经验可以借鉴。要实施依法治运，还要增强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以及全体公民的法制意识。要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新闻媒体，通过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出动宣传车、印发宣传资料、设立咨询台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道路运输法律法规知识，弘扬法制理念，彰显法治精神。同时，也可以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高法制宣传效果。比如举办道路运输法律法规知识竞赛。法制建设演讲比赛、执法比武活动、法制宣传征文、法制文艺演出等，让执法人员自觉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文明执法；让运输业户自觉做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营造良好的依法治运氛围。
三、执法理念要转变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作为道路运输行业的管理部门，要把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稳定和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变“官本主义”为民本主义，坚持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积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实事、办好事，融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执法过程中，坚决克服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官老爷”作风，坚持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要尊重执法相对人的人格，理解执法相对人的难处，耐心听取执法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积极为执法相对人出主意想办法，反复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讲明利害关系，使执法相对人明白执法人员是在维护国家和多数人的利益，最终取得执法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坚持源头管理为主，路检路查为辅。在实施路检路查之前进行调查摸底，准确掌握非法经营车辆的数量、车型、车牌号、活动规律等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稽查，避免逢车必查，减少拦车次数。增加运政执法的科技含量，实施网上稽查、利用掌上电脑稽查，倾力打造数字化、信息化运管，减少运政执法人员与运输业户正面冲突。推行阳光稽查，查前告知、处理公开、查后回访，认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反复审查案件每个细节，发现执法有误立即纠正，让违章业户心服口服。实行查处分离，避免。开展联合执法，防止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尝试温情执法，实行首次不罚，对首次违章经营者只批评教育，讲明政策，不予处罚，促其自觉改正、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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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国在对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主体认识程度不够，无法在对建设主体的教育以及培训等方面进行十分严谨的工作，这就可能会导致我国对法制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进行地更为彻底地解决，在建设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隐患，不利于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法制建设。
第三，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法律以及其他制约性法制等都对我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措施。然而，这些法律并没有将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建设提升到较高的法律地位上，这些都不能使得环境资源等方面的发展利用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受到较大程度上地影响。
二、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主要措施
在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我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制约问题的法律规定等都还不成熟，造成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寻找出一些解决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中问题的措施成为了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这些主要措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相关部门要建立起适当的法律法规，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大程度的提高。我国进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就是为了能够充分体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法律方面做出较为严谨、科学的工作。我国需要在自然环境的整治方面做出较为完善的法律制约，促进环境的科学发展，确保环境清洁卫生。另外，我国还应在对自然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做出更为严格的法律制约，确保自然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将会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得到更为科学、合理地发展。
第二，我国要注意对国际上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发展建设方面有所成效的建设经验等进行适当地吸取，摒弃较为落后的建设发展模式。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明确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主体，确保建设能够得到贯彻落实，避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另外，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的法制建设中，我国还要对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促进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方面的发展。
第三，我国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法律等方面进行适当的修整、完善。相关部门可以制定出适当的奖惩制度等，对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进行科学、有效地指导。同时，我国还应当注意避免国际上阻碍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发展的文化的影响，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文化法制，确保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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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目前房地产法律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我国现行房地产法律成单行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也有散见于《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的若干条款，从总体上看较为零散，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1.国家权力与房地产产权人权利不匹配。现行房地产管理存在着浓重的行政特色。国家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社会管理机构，行政部门制定房地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往往从管理者的角度对有关的权利进行规范，即行政权力与民事权利不分，造成国家权力超出应有限度，房地产产权人的权利极度萎缩。
2.房地产立法内容不全面。目前，我国房地产法律体系缺少“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相关法律法规。房地产业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服务的产业，门类众多，范围广泛，非常需要大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来加以规范，房地产立法内容的不全面会导致房地产规制的不完善。
3.房地产立法相对滞后。立法部门往往根据“房地产市场的经营需要和经验总结”形成法律制度，导致法律规定不恰当、法律表达不严谨，法律作用难发挥。从内容上看，房地产法律条文比较简单，缺乏可直接操作的规范。国家政策时常起着法的作用，降低了法制适用的效力。
（二）英美国家、我国香港地区房地产法律体系可借鉴的地方
英美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已经形成一整套较为完备的房地产法律体系，可供我国借鉴。英国是较早制定住房法规的国家，有关房地产交易的法律、法规、条令最常见的有50多种。英国还建立了先审查后开发的土地许可制度，土地开发、房地产交易明显受城市规划的约束和指导，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土地的有效利用，房地产交易若违反城市规划法，将被视为无效。美国宪法规定，使用土地必须给予土地所有者必要的补偿。美国房地产交易法规几乎涉及有关土地、房产、金融等所有方面。美国法律要求必须保持土地在科学、历史、生态、环境、水资源、风景等方面的价值和质量。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占有、开发公有土地，破坏公有土地的环境质量，将受到处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法律体系，包括房地产权归属的规定、城市规划和建筑物方面的技术立法，以及房地产管理和房地产司法审裁等各方面的法律。从土地开发到建筑工程，乃至房地产经营管理、房地产争议的解决等，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
较系统、完善。归纳起来，英美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的房地产法律体系有如下可借鉴的地方。1.要有可持续发展思想。房地产法律体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注重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注重加强房地产建设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护之间的配合。
2.改变立法思维模式。房地产法律体系要以保护房地产产权人的权利为主，改变以行政部门为主的管理模式。
3.注重房地产法与其他法规的协调和配合。房地产买卖、租赁、抵押、转让、使用时，必须遵循原则性规定和一般法律制度，房地产的立法还应考虑其他法律的制约因素。
三、加快我国房地产法制建设步伐
近年来，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展迅速，但相应的房地产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整治房地产市场秩序、健全房地产法律体系是立法部门应该重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和建设，才能使其走向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一）相关制度的建设
1.基本制度。公民的居住选择权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维护；公民购买住房应享有消费者的一切权利；政府提供适量保障性住房；征收住房转让所得税等。
2.公示制度。出台公务员(包括其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
3.税制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相关法律的建设
1.加强对公民居住权的保护力度。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居住权的内容，有关民事法律规范在公民居住权保护方面存在着缺陷，导致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居住权无法得到公平的保护。应在宪法层面明确保护公民的居住权，使居住权不再被定位为纯粹的私权，应将居住权“社会化”或“公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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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能源相关的法律如《节能法》、《煤炭法》、《电力法》等皆是在“九五”期间制定并实施的，由于当时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条件尚不完备，因而，在法的规范和制度上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现阶段，能源法制建设应符合能源、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200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尽管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制定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是由于过于原则而不具有操作性和具体适用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快《能源法》的研究和起草，同时在抓紧《石油天然气法》、《国家石油储备管理条例》研究起草的前期准备，正在修订《煤炭法》、《电力法》、《节能法》和《节能用电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这一系列的立法工作将有助于全面推进我国能源领域的法制建设。
二、利弊共存：能源开发利用的客观现实
能源可按相对比较的方法来分类：①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②可再生能源与非可再生能源；③常规能源与新能源；④燃料能源与非燃料能源；⑤清洁能源与非清洁能源[3]2-3。人们常常将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并称，这是因为它是能源领域的新技术，“新的和可再生的”是一个完整的含义，在英文中缩写为NRSE(即newandrenewablesourcesofenergy)[3]25。一般而言，常规能源是指技术上比较成熟且已被大规模利用的能源，而新能源通常指尚未大规模利用、正在积极研究开发的能源。因而，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大中型水电被看作常规能源，而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以及核能、氢能等则为新能源，其中太阳能、风能、现代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为可再生能源，氢能是一种二次能源，其他则为一次能源[4]。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人类文明的进步实则都和能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现代社会，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重视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新能源的探寻。在今天，失去了能源的支持，社会将是无法想像的。然而，能源的开发利用尽管可以为人们带来诸多好处，但是也会造成诸多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损害。事实上，任何一种能源包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都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诸如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恶化等。
对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燃烧、耗用等，都会给环境带来损害。煤的开采会污染水质，其燃烧会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在石油的开发利用方面，采油尤其是注水采油会导致地面沉降；采炼中“放天灯”燃烧的废气会带来一定的环境影响；在储运中的燃爆与泄漏可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燃烧中的二氧化碳比煤略少，氮氧化物与煤相似，主要排放物是二氧化硫。天然气是一种清洁能源，但也排放一定的氮氧化物(NOx)(注：大气中的NOx几乎有一半以上是由人为污染源所产生的。NOx污染主要来源于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是电力、化学、国防等工业以及锅炉和内燃机等设备所排放气体中的有毒物质之一。)，还有使用与传输中甲烷的损失与泄漏，其中还有一些氡随之进入室内。水力发电尽管属于一种可再生能源，但也可能引发自然(包括地表、水文、气候等)、生物(野生动植物)、水体的物理化学性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方面，生物质燃料在较差的炉灶中燃烧容易生成一氧化碳、烟及有机化合物；风力发电是发展最快的能源来源之一，但风力发电中使用旋转的涡轮会杀死候鸟和本地鸟类；太阳能是一种很有效的能源手段，但太阳能电池在制造中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在地热利用中，温泉水中会溶有石头中的有害物质，地热发电目前效率不高而且仅限于一些特殊地点，其使用也会带出地下有害物质；而核能虽然具有比较清洁、产生温室气体数量少以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比较小等优点，但却存在核辐射的潜在风险以及对核废料处理的担忧。高技术能源的研究及生产会有助于气候环境的改良，但由于技术上的局限，尚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20亿左右至今仍无法获得可以负担得起现代能源的人们帮助甚微，相反，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式会要求一种经济上可行、满足需要、自力更生和无害环境的能源(注：有关能源的利弊两面，可以参见王革华等编著的《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7页；[澳]艾德里安·J·布拉德布鲁克、[美]理查德·L·奥汀格主编的《能源法与可持续发展》，曹明德、邵方、王圣礼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1页。)。
可见，能源的开发利用，总会存在正面和负面两个向度的影响。如何才能使能源的开发利用趋利避害，无疑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一方面需要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技术升级，使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能源，并同时避免或减少不利影响的发生；另一方面需要在管理层面上强化管理质量，提高开发利用质量，并防止因能源管理不当而可能产生的危害。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借助法律的手段使能源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服务于环境、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同时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有效地防止因能源开发利用而可能产生的不利和损害。因此，兴利除弊、趋利避害，必须要有因势利导、健全完善的能源法制。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与兴利除弊：能源法制及其完善
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能源瓶颈，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具有针对性的、切合我国现实的能源法制系统。换言之，我们只有建立了先进、完备的能源法制系统，才可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能源发展的现实问题，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能源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考量，我们应将能源法制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而不能仅从立法层面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此，我国当前的能源法制建设，除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创制与修订外，还应综合考虑整个能源法律系统的完善以及与相关法律或政策的配套和衔接，并应考虑能源法的贯彻实施、人们的能源法制观念以及能源法制价值导向等等。限于篇幅，本文专就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一致的能源法制原则确立、促进能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法制保障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1.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
能源的发展必须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们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可作为能源发展的一项伦理原则或国际法上的原则。在笔者看来，可持续发展不应仅仅作为能源发展的一项伦理原则，也不应只作为能源国际合作的一项原则，而应该作为一国国内能源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得到确立。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解释法律、运用法律和发展法律的基调，是所有国家的关键性标准[5]。这一基准对于能源法制亦同样适用，因而，有关能源的法制亦应贯彻这一基本理念，在能源法中确立其为一项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是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或国际法原则而不能作为国内能源法的一项法律原则得到确立的话，那么，可持续发展就只能是一种“软约束”，缺乏法律的强制力。失去了法律原则和法律观念的支撑，可持续发展就会呈现出一种“脆弱的可持续性”，最终就会演变为不可持续发展。为保障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让政府和相关企业一起遵循，就必须将可持续发展从伦理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
可持续能源的伦理原则有三个：一是生态可持续性原则(或称种际正义原则)。人类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地球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方式开发利用能源。二是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或称代内正义原则)。个人可以在平等基础上按适当的标准获取能源，并应允许其满足能源需要。三是对后代负责的原则(或称代际正义原则)。人们必须以一种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能源需求能力的方式开发利用能源[5]。为避免这三项原则仅局限于一种道义或停留在纸面，就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通过法律的规定予以具体化，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可行性和适用性。通过这些具体化的规定，诸如：能源的开发利用应与环境保护相结合，能源的使用应友好于环境；应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使用能源，减少浪费；应积极提倡、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建立若干激励机制；应提高公众对能源问题的认识和参与程度；应设置能源安全和风险防范机制；能源开发利用的法律责任机制，等等，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由伦理原则向法制原则的嬗变。
2.能源法制保障架构
为保障能源的稳定安全、有序健康、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系统而健全的能源法制必不可少。为实现“十一五”时期我国能源建设的总体安排(有序发展煤炭；加快开发石油天然气；在保护环境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能源法制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有效的趋利避害机制：
①在能源结构方面，应实行能源多元化机制。基于中国能源储备状况和资源禀赋、现有产业与技术基础，中国能源应建立能源结构调整法制，在法制的层面上落实结构调整的方向、步骤和时段，明确各种能源开采使用的数量与程度，特别是应明确水电、核电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助推措施，等等，从而促成能源多元格局的形成。
②在能源技术方面，应建立技术创新和保护机制。能源的发展和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技术是关键。因而，在技术法制方面，应充分支持先进技术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在这方面，我国技术法制的完善还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诸如技术研发优先领域的确定、技术强制标准的制定、技术研发的资助与奖励、技术成果的转化与采购、技术成果的保护、技术开发的合作与商业化等等。
③在能源安全方面，应建立能源安全与风险防范机制。能源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源供给安全；二是能源使用安全。在能源供给安全方面，尽管是在国家战略高度加以考虑，但尚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法制方面的建设几乎处于空白。只有建立一种稳定的法律机制，方能克服能源供给面临的不稳定性和消除不可预期的风险。为保障能源的安全供给，法制应倡行：第一，节能，大力发展节能产品，降低能耗；第二，储能，实行能源储备制度；第三，开能，即开发替代能源，加强新能源技术开发，以替代传统化石燃料能源等。在能源使用方面，则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确立各类主体的安全义务，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救济等多种途径，防范风险的发生或使风险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④在政府干预方面，应建立政府适当作为机制。由于能源不仅仅是一个使个人获益的私物，它还同时涉及公众事务，而且还与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问题密切相关，因而，如果采取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或称非干预主义)，就可能产生“公共地悲剧”，能源开发利用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将外部化。但是，如果政府进行过多干预，则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发展就会失去动力，就会扭曲能源市场，同样也是行不通的。因而，必须建立一种适当干预的机制，政府应在适当的领域以适当的方式干预能源产业和市场，诸如采取行政计划、行政许可、行政指导、政府补贴、税收激励、优先采购等措施。
⑤在市场调节方面，应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机制。能源开发利用不可能完全和永久地依靠政府和行政干预，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并最终应依靠市场。在有序竞争的作用下，市场比政府能更好地配置资源。在市场机制方面，国家应通过法制，明晰能源产品的产权、确立公平的交易机制等等。但是，由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开发推广的前期，其成本高昂，往往无法与常规能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因而为了鼓励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就可以在立法上采取一些促其走向市场的举措，如实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限制交易许可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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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阙光辉.全景中国——中国能源：可持续战略[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16.
[3]王革华.能源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
[4]苏亚欣，毛玉如，赵敬德.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概论[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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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篇9
《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全部条款都是围绕着要求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这个中心来写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自由贸易机制；
第二，是外国的产品和服务进来以后能否卖得出去的问题；
第三，是中国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决策和实施机制。
中国现行法律是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大体相通的。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了深刻的法治改革，建立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是加入WTO的必要条件，为保证自由贸易的实现，保证商品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创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必须对目前既有的法规规章进行大规模的清理，同样也包括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惯例的清理。要清除过去计划经济的痕迹，从而真正实现国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是真正的依法办事，按规则出牌。
二、认识WTO透明度原则、司法审查制度，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
长期以来，中国走的都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历史原因，能够与政治国家相抗衡的市民社会的力量一直都比较弱小，法治的进程与发展缺少一种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推进力。然而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法治建设获得了一份外在的强大的推进力量，WTO将通过其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框架深刻地影响中国法治。
我们知道，完整的法制系统由立法、司法、守法和督法四个环节组成。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透明度原则和司法审查制度正是紧紧围绕着这几个环节来进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实现现代法治的核心的。
1.关于WTO的透明度原则
按照WTO相关协议，透明度原则涉及一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各方面和环节，包括：一是要求各成员方将有效实施的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各项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迅速加以公布，以使其他成员国政府和贸易经营者加以熟悉；二是进一步要求各成员方应迅速及时地将其司法判决加以公布。
根据世贸组织的各项协议，我国实行透明度的范围是与贸易有关的一切政府措施以及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法令、指令、政策和其他措施。这个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范形式和直接涉及对外经济贸易的内容。
2.司法审查制度
在《入世议定书》里，与“透明度原则”并列而且相辅相成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程序规则：司法审查。这个程序要求，对有关“法律、规章及其它措施”的执行，为了能迅速加以审查，中国要设立或指定“法庭”。这种“法庭”（tribunal,或译作“审判单位”）要独立于负责执法的行政机关，并与之无实质利害关系，以保证公正审理。
这个规定，再加上“透明度原则”包括了公布司法裁决的要求，对我国司法机关目前的状况来说，确实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
三、入世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行为的法治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世贸规则的承诺。中国政府将面临着如何全面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确定的权利、义务问题。世贸规则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及规则行事。
第一，“入世”全面影响我国公民和企业的行为，迫使政府行为全面走向法治化。
1．中国在议定书承诺：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或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
2．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的多边贸易协定，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的关贸总协定（GATT）。
第二，通过约束政府行为，强力推进国内法律制度变革。
中国加入WTO，其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它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WTO协定约束的对象是政府，各级行政机关和其他有关的国家机关在WTO协定的实施方面负有重要的法律责任。
四、入世促进国内统一法律实施，禁止和减少地方保护，取消地区间贸易壁垒，提高效率，完善地方立法的规范化
第一，WTO一个普遍性要求是“统一、公正、合理的法律实施”，通过这一要求将全面推进国内法律的统一实施。
在法律上，WTO协定在中国的统一实施是有保障的，其根据是中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立法方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在行政方面，根据宪法规定，全国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二，地方保护行为违反WTO规则，从我国的承诺及WTO的规则可知，歧视待遇不管来自哪一级地方政府，在法律上都将视为中央政府的行为，保证统一实施的法律责任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
第三，加入WTO对我国现行经济特区的制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将进一步统一现存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的有关法律实施和法律、法规的建设。
第四，入世进一步推动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大力提高政府效率，促进政府制度建设。
入世之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落实中国对外承诺、保证WTO规则统一实施更是重要。中央政府决定的事情和承诺的事项和需要全国各地都要执行的事项，一定要以法律
的方式统一落实下去，各地不能各行其是。
五、完善国内立法，主动适应WTO规则，维护国家利益
1.WTO规则国内立法化
就目前而言，WTO法律体系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WTO的基本法；（2）WTO的货物贸易法律制度；（3）WTO的服务贸易法律制度；（4）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5）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制度；（6）WTO关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法律制度；（7）WTO的复边贸易协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WTO协议不能直接适用，在这一点上理论界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分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些WTO协议可以在我国直接适用。笔者认为WTO协议在我国不能直接适用，TRIPS协议也不例外，理由如下：
（1）WTO的根本意义或作用不在于确立超越各成员方政府和国内立法机构的具体经贸规则，而在于给成员方进行谈判和协商解决国际经贸争端的场所。框架性和原则性的规定无疑是WTO协议的主要内容。
（2）虽然各国理论界对能否直接适用WTO协议争议较大，但从美国和欧盟的实践上看，做法却基本一致，即不允许WTO协议在国内直接适用。道理其实很简单，如何在国内适用条约纯粹是国内法的事情。对于WTO协议这个各成员方50多年来斗争与妥协的结果，成员国完全可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转化间接适用的形式，最大程度的趋利避害。
（3）国务院法制办权威人士强调，适应加入WTO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必须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以此履行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
综上所述，我国不能直接在国内适用WTO协议，而是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协议转化为国内法。
2.积极、稳妥开展国内法制建设
中国正在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制定、废止、修改和保留”的工作。为了适应WTO规则，已经修改和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
中国的立法修改还需要有一个对WTO的法律结构和法律性质的认识过程和适应过程。当然对于已经确定的事项和看准的事项，确实需要“改”或者“立”。不“改”和“立”就违法的事项，WTO协定称之为“强制性违法”，一般包括三种：明确承诺的、羁束性规定的与程序性规定的事项。在不知道WTO协议的确切涵义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匆忙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修改，效果不但不好反而会出现新的混乱。
中国与一般的成员国不一样，她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最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都是WTO的主要贸易国，但我感到他们远远没有中国这样充满活力，这样有发展潜力。
所以，中国修改国内立法，不能急，但一定要做，而且要做的有气度而不拘泥，有技巧而不笨拙。
3.利用WTO法律机制维护国家利益
我们知道，国际争端的最终解决主要依靠一个国家的实力。在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时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多数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来解决。现在WTO140多个成员中，其发展中成员方数量上占到多数，但是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四个成员方的贸易额却占到所有成员国国际贸易总额的大部分。贸易大国的作用与这个世界性多边贸易组织的存在休戚相关。
经济小国和弱国除了借助自己的特点与大国周旋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律机制，获得平等说话的机会和保护自己利益的力量，依靠法律机制制约贸易大国恃强凌弱的做法。
六、结语
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仅仅是我国法制建设迈出的一步，建设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才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根本目的。
WTO的规则和法律机制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强大外在推动力，她将全面影响和推动我国的法制建设。促成中国法治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摘要】本文透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工作组报告》及WTO相关法规的分析，论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现状以及入世面对的挑战。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深入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的推动，并从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统一国内法律实施、完善立法规范化、减少地方保护、WTO规则国内立法化等方面提出了我国的应对策略和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强调指出在适应WTO规则修改国内法律的过程中要稳中求快、注意策略，既不违背WTO规则，又要维护国家利益。
【关键词】入世中国法治法律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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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监管方面
实行准入制度。一是土地使用权的准入，即凡是规划中列入商业用地的地块，在出让土地使用权时应有商业主管部门出具的批复，确保不变更；二是投资开发经营主体的准入，引入“商业开发商”制度，由具有商业开发能力和资质的专业机构承接商业设施建设；三是大型商业设施的准入，对于投资规模巨大、占地很多的大型或超大型商业项目，各级专业管理部门要介入到项目审批流程中，提出专业性的审批意见，审核内容要从项目的安全性数量、交通条件、停车位配置、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对城市功能的影响、是否造成大气污染等方面制定强制性准入标准。
2完善深圳流通企业竞争秩序
2.1配合流通业反垄断法的实施，抓好落实和监督
流通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垄断认定的复杂性以及执行的高难度。流通业主体多，经营手段多样，企业的正常行为和垄断行为不易区分。外资企业的垄断行为有可能控制商品的流通命脉，并导致渠道垄断、市场垄断、采购垄断等后果。因此，流通领域应该加强《反垄断法》的落实和监督工作，尽快出台相应的配套法规，明确执法主体和行为规范，从源头遏制垄断的发展，预防其对流通领域和相关产业带来的效率损失。
2.2增加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所列范围，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惩罚力度
我国现行法律存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过于狭隘、列举不全面等问题，深圳应根据城市规划，制定本辖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的细则》，更加明确地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将遗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列举，加大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惩罚力度，改变当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滞后和不周延。
2.3明确流通竞争政策法律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与权力范围
流通竞争政策法律的执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法机构，这关系到政策的落实与效果。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权威、独立的执法机构，该机构的法律地位、组织结构、操作程序、职权范围必须明确清晰，以利于严格执法。同时，客观上还要求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从政府机构的转变开始，对竞争法和竞争政策的实施进行监察，监察一般性市场竞争部门的市场竞争活动，保护和促进竞争。
2.4充分发挥流通行业协会的作用
流通法制建设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利用行业协会具有的群众基础和运作方便的优势，将分离出来的非行政行为的工作交给行业协会来承担。相关部门要关心和支持协会工作，帮助把握方向，指导协会开展工作，促进流通业行业协会规范化运营，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和监管作用，从而规范行业内企业行为，抵制商业贿赂，避免恶性竞争。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对违规企业进行行业、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的处罚，督促其整改和规范化经营。
2.5促进中小流通企业健康发展
中小企业的活跃直接关系到流通业的繁荣程度，因此应积极鼓励其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受社会环境制约和该法缺乏操作性，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改善。因此，保护中小流通企业的条例和部门规章急需制定，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小流通企业的发展。首先，应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研究制定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减轻中小流通企业负担；其次，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支持和鼓励创办中小流通企业，在财税金融、人才培训、信息服务、信用担保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优惠政策，简政放权，积极支持中小流通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最后，要开展治理流通业大型零售商滥收通道费的行为，以保护国内中小流通企业的合法利益。随着流通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外资流通企业在我国各地快速扩张。利用我国流通企业普遍规模小、竞争力弱的特点，少数外资流通企业借大额订单收取供应商通道费，长期占用供应商货款，危害到了中小流通企业的利益。深圳应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细则，配合《反垄断法》的实施，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保护制度，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2.6促进贸易主体多元化，完善创业创新自主化
我国应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流通业，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贸易主体，促进贸易主体多元化。引导公民创业创新，废除流通业领域对非国有经济的限制壁垒，开放更多适合发挥公民主动性、创造性的流通产业项目，调动公民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提高流通业对国内外人才的吸引力。
3制定地方性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完善法制环境
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销售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消费方式，正发展得如火如荼，成为了商品流通业中的重要业态。但电子商务下的无店铺商品流通不同于现实商品流通，网络的虚拟性和交易的空间性给商品交易秩序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带来了挑战，网络销售欺诈和针对网购商品质量的投诉屡见不鲜。需要建立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规范网络销售，以进一步完善和促进电子商务这一新型流通业态的发展。深圳应藉创立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地方性电子商务法规建设，提高企业和公民对电子商务的应用意识、信息安全意识，强化信息安全管理，规范电子商务交易行为。积极推进网络消费权益保护、网络个人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快制定电子商务安全控制、电子合同、规范管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规章，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落实保障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技术措施，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4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
4.1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为基础，健全和完善与外贸有关的贸易促进、贸易救济、贸易调查、投资合作、环境与气候、信用管理、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各项外经贸立法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以实现外贸和利用外资“、走出去”互动共促。综合运用外汇、外贸、金融、税务、科技、通关、检验、检疫、环保、知识产权保护、劳动保障等领域政府监管职能和中介组织资源，积极探索建立外贸信用体系，完善和规范经营秩序，促进外贸可持续发展。认真梳理深圳市外经贸政策，尽快制定《深圳经济特区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合规性审查办法》，完善合规性审查制度，推动深圳市外经贸政策文件与世贸组织原则和制度接轨，提高与贸易有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合规性和有效性，防范贸易风险。
篇11
由于我国至今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还需要有步骤的进行改革和完善，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国税收会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同某些政策会产生矛盾:
(一)现行法律体系不健全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正是因为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市场不能对某些相关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许多市场经济问题的出现，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关于税收调控的法典很有必要。首先，就市场来说，税收在被越来越频繁的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现行税法对于宏观调控职能表现不突出，不能从经济法上真正去解读税收；最后，税收调控法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法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的必要手段，因此必然会走向法制化。
(二)现行税收制度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乏力，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实现以国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差距过大、税收分配政策不合理的现状导致了很多居民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费的能力。其政策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首先，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分类制虽简单明了，但在当前收入来源多元化、复杂化的现状中却难以体现税负公平、合理负担原则，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能力。例如现在有些实际收入多的人缴税的金额却比收入少的人要少，有失公平。其次，财产税征税面积狭窄，难以有效应对收入结构失衡、财富集中的形势。由于现行税法的不完善性，我国目前开征的财产税只有房产和车船，而遗产等更巨大的财产却没能纳入开征范围，因此就造成了我国大量富二代的出现，也使得贫富差距更加显著。
(三)现行税收制度很难有效的调控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首先，就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体制来说，主要还是依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由于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发展的需要力度不够，因此造成发展滞后，并未实现第三产业的协调拉动；其次，当前税收政策未能有效的引导社会各个方面向农业投资，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表现在：第一，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目前农业最主要的投资来源；第二，我国涉农的税收制度几乎都集中在农产品的种植和农业科技的推广上，而最主要的农产品销售和养殖业却缺乏优惠。
三、关于构建和完善我国财政税收调控法的思考
所谓财政税收调控经济行为的法制化就是以人民大众的意志为出发点，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以税收决策国策的规律进行决策，财政税收决策者的权利受到公众监督和法律约束的过程。
(一)制定宏观调控基本法社会主义是法制经济，必须以法制为准绳，良好的财税法律法规是控制经济的前提，而财政税收调控法属于宏观法律调控体系，因此可以通过创建《税收调控基本法》来对税收调控法做出最基本的规定，如原则、特征、手段等等，通过细分来对税收调控体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税收调控基本法》时，要注意同《税收基本法》的区别。要尽量在书中完善税收调整法的各税种法，从而可以加重或减轻经济主体税负，从而起到影响其它经济活动的税收调控措施。
(二)加大税收对分配的调节作用，缩小居民差距，拉动国内总体需求首先，纳税人的综合纳税代替分类税制，通过一次性对纳税人的收入综合进行纳税可以更直观的了解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从而实现多收入者多纳税；其次，完善税收来源，例如开征遗产税、社会保障税等，发挥税收在保障高收入、保障低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发挥税收在调节产业结构中的作用首先，要加强对第三产业等密集型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调控，例如可以实行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等，鼓励其发展，从而缓解我国目前紧张的就业压力；其次，充分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作用。可以通过将税收的优惠政策范围扩大到农业、养殖业等相关产业，对能够促进发展的组织机构给予税收优惠，从而促进农民组织成立或中小企业的建立。
(四)以良好监督、社会关注和信用体系为后盾一方面政府要严格公正的执法，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也要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能，时时刻刻关注执法者的行动，督促执法者在执行权利时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公民个人也要发挥主人翁的精神，积极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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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组建联赛管理公司
目前刃BA联赛的经营活动由中国篮协委托由具有外资性质的盈方体育传媒(中国)有限公司所进行④出于盈利的考虑盈方公司将更多的经历花在了联赛的开发推广上，而日常的联赛管理工作仍由中国篮协负责。职业联赛是市场化运作的而中国篮协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篮协与俱乐部之间的出发点、利益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沟通但是最根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体制问题已影响到联赛的进一步发展。cBA现在的体制是中国篮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⑤由于篮协即要负责联赛的组织又要进行联赛的日常管理，还要负责各级国字号球队的组建、选拔等活动这也使得篮协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暇顾及联赛的监管工作这也给了某些运动员、裁判员参与“假赌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此建立一个独立的CBA联赛管理公司对CBA联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有效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二)建立外部监督机制，约束从业人员行为
长期以来油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单纯的依靠中国篮协的内部监管来保障联赛的运行已无法杜绝“假赌黑”现象的滋生，因此可以参照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股立CBA联赛监督检查员岗位对联赛进行外部监督。监督检查员可以是从事篮球运动管理活动的离退休人员他们熟悉篮球比赛的相关特点能够有效的发现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J也可以从公安、检查员、法院等机关聘请相关人员进行司法监督对从联赛中发现掌握的有关线索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对于证据确凿的问题比赛、问题球员能够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J还可以是CBA联赛的热心球迷，球迷通常具备一定的篮球专业知识、熟悉各支球队的战术打法凭借自己多年的看球经验能够独立判断球员及t匕赛是否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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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问题背后，既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因素，也涉及很多鲜明和独特的国际法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极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着眼于国际关系和双(多)边外交对该问题的缘起和影响加以分析，而对其中的主要国际法问题却涉猎不多，如：北极地区目前在国际法上处于何种地位?有关国家关于北极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主张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对北极法律地位有何影响?等等。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探索如何运用国际法妥善解决北极地位问题，即是否可能通过某种国际法机制的设计和适用，在国家间弥合分歧、促成合作。由此出发，本文还试图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提出一些作者的思考。
一、北极地区地理概况及其法律地位
北极地区是指以北极点为中心、北极圈(北纬66°33′)以内的广阔地区，包括极区北冰洋、边缘陆地及岛屿、北极苔原带和泰加林带，总面积为2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1/25。北极地区的陆地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有居民700多万。
北极地区气候寒冷，环境恶劣。北冰洋冰盖面积占总面积的2/3左右，其余海面上分布有自东向西漂流的冰山和浮冰。不过，近年来，全球环境变化和气候变暖的趋势在北极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根据300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工作队对北极为期四年科学研究的结果，北极的气候正在迅速变暖，过去20多年中其速度差不多是世界上其他区域的两倍，出现了冰川和海冰大面积融化、永冻层解冻、雪季缩短的现象。据预测，北极的夏季海冰至少有一半会在本世纪末溶化，到2100年该区域的气温将上升4℃-7℃。在此背景下，北极地区的经济、交通和战略意义正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知。
首先，北极是地球上极少数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宝库”之一，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物和渔业资源。根据美国公布的一项官方估计，世界上尚未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1/4都在北极地区。北冰洋沿岸地区及沿海岛屿还有储量可观的煤、铁、磷酸盐、泥炭和有色金属。而且，随着全球变暖、冰盖融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北极自然资源的开发将变得现实可行，这对于有关国家(特别是北冰洋沿岸国家)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其次，北极还具有重要的交通意义。随着北冰洋海冰消融和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美洲大陆西北部著名的“西北通道”(NorthwestPassage)和亚洲大陆东北部的“东北通道”(NortheastPassage)已被视为新的“大西洋—太平洋轴心航线”。“西北通道”位于加拿大北极群岛沿岸，穿越北冰洋而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蜿蜒5000余公里。该通道可以使从英国伦敦到日本横滨的航行由14650海里缩短到不足8000海里，从横滨到荷兰鹿特丹的航程则从15640海里缩短到大约6610海里。
此外，北极地区的军事和战略意义也十分显著。该地区非常适合配备了核弹头的潜艇隐蔽，因为北冰洋冰层可以有效地保护其不被飞机和卫星侦察设施发现，不停移动中的厚厚冰层还可以对声波进行干扰，从而破坏水下监控系统的跟踪，这些潜艇自身却可以在冰层下自由行动。基于这些原因，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已在其北极领土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
北极地区的边缘陆地分属亚洲、欧洲、北美三洲大陆北部。历史上，北冰洋沿岸国(美国、加拿大、冰岛、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八国)之间曾有过一系列领土争议，目前，这些领土(包含内水)划分问题大多已通过不同方式得到解决，但仍然遗留了一些棘手的待决问题。例如，加拿大和丹麦对两国之间的汉斯岛(HansIsland)长期存在争议。此外，加拿大和美国对于西北通道的法律地位也一直存在争议。加拿大坚持认为，其北极群岛构成一个完整的“群岛水域”，包括西北通道在内的该水域全部属于加拿大内水。重视海上通行权的美国则认为西北通道是适用“过境通行”制度的国际海峡，不承认加拿大对北极群岛水域的。
更为棘手的是北极地区2/3以上终年冰封的海域。由于其“非陆非海、亦陆亦海”的特点，人们对这些海域的法律属性和地位问题曾有过种种不同主张。加拿大和前苏联就曾先后于1909年和1926年依据“扇形原则”(sectorprinciple)提出了对北冰洋海域的要求。〔8〕不过，“扇形原则”在理论上和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中都没有得到支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些海域并不是陆地而是冰封海洋，而且冰随着海流移动，因而不适于占领；相反，一般国际法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有关海域划分和法律地位的规定可以适用。据此，北冰洋沿岸国家可以对以下几个区域主张或管辖权：(1)一国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与该国陆地之间的水域构成该国的内水；(2)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可以向外划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3)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沿海国可以划定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4)一国陆地向海洋自然延伸部分构成该国大陆架。其中，内水和领海构成一国领土的组成部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则不属于沿海国领土。除上述区域外，北冰洋的主体部分应属于公海或“国际海底区域”，根据《公约》，前者实行公海自由原则，后者则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负责管理和开发，它们都不能成为国家占有的对象。
因此，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北极地区(特别是终年冰封的北冰洋海域)既不属于“无主之地”，也不能说是处于法律真空。但该《公约》作为一份全球性的“海洋大”，没有也不可能从北极特殊的地理状况、历史和现实出发，对该地区法律地位和环境保护、科学考察、资源开发、军事化利用等方面的制度作出专门规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专门针对北极订立并且目前仍然生效的多边条约仅有两个：一个是为了解决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归属问题，而由有关国家在1920年签署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内容见下)，另一个是1973年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和前苏联签订的《保护北极熊协定》。显然，这两个条约涵盖的地理范围或事项范围十分有限。总之，北极法律地位和相关制度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一状况与该地区战略重要性的上升形成了巨大反差，从而为有关国家在北极争夺加剧埋下了伏笔。还应看到，即使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其有关规定在北极地区的适用也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有关国家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以下简称“外大陆架”)的主张恰恰表明了这一点。
二、俄罗斯有关外大陆架主张的分析
为了准确理解俄罗斯的有关主张，首先需要对《公约》第76条(大陆架的定义)加以分析。该条共10款，是在1958年《大陆架公约》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经过1973—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的反复协商达成的，其主要规定可概括如下：
1.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第1款)
2.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洋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第3款)
3.在大陆边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的任何情形下，沿海国应以下列两种方式之一，划定大陆边的外缘：(i)以最外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每一定点上沉积岩厚度至少为从该点至大陆坡脚最短距离的1%；或(ii)以离大陆坡脚的距离不超过60海里的各定点为准划定界线。在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形下，大陆坡脚应定为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第4款)
4.按照上述方法划定的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各定点，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米深度各点的2500米等深线100海里。(第5款)
5.尽管如此，在海底洋脊上的大陆架外部界限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本款规定不适用于作为大陆边自然构成部分的海台、海隆、海峰、暗滩和坡尖等海底高地。(第6款)
6.主张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界限的沿海国，应将有关信息提交在公平地区代表制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向沿海国提出建议，沿海国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界限应有确定性和拘束力。(第8款)
上述异常复杂的条文规定，是《公约》谈判过程中不同国家利益妥协和折衷的结果。可以看出，《公约》对大陆架范围的确定是以“自然延伸”(naturalprolon2gation)为基础，同时为了兼顾宽大陆架国家和窄大陆架国家以及其他非沿海国的利益，采取了一个综合距离、深度和地质地貌特点的大陆架界限标准。该标准一方面允许窄大陆架国家(不足200海里)将其大陆架扩展到200海里，另一方面允许宽大陆架国家划定超出200海里的大陆架，但后者要受到上述第76条第4款和第5款中所谓“爱尔兰公式”(IrishFormula)的双重限制。
根据《公约》规定，提出外大陆架主张的国家应在成为《公约》缔约国最长10年内向委员会提交所需信息，但2001年5月《公约》缔约国大会决定，任何国家不应被要求在2009年之前提交信息。俄罗斯于1997年批准加入《公约》，也就是说，2009年是它可以提交所需信息的最迟时间。事实上，俄在2001年12月20日就提出了关于在北冰洋和太平洋划定外大陆架界限的申请，这也是委员会自1997年正式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一份相关申请。根据俄罗斯的主张，北冰洋底包括罗蒙诺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海岭在内一直到北极点的120万平方公里海域都属于俄罗斯西伯利亚领土的自然延伸。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架是海底资源储量最为可观的部分，在北冰洋地区也是如此。根据预测，北冰洋地区蕴藏的石油资源大约有1300亿吨，主要都在大陆架；其中仅俄罗斯所申请的外大陆架范围内就蕴藏着约50亿吨的标准燃料碳氢化合物。
俄罗斯的上述主张，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首先，相关海底区域是否属于俄罗斯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其次，假定前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俄罗斯的主张是否符合《公约》第76条第4款、第5款的限制?这两个问题都需要以《公约》相关规定为基础，结合地质地貌等方面的科学依据作出回答。委员会在2002年6月曾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对俄罗斯所主张大陆架界限的审查结论，要求俄罗斯补充进一步资料和信息，或建议其根据审查结果修订相关划界主张。俄随后开展了多项科考活动(包括前述2007年8月进行的探测)，并在罗蒙诺索夫海岭和门捷列夫海岭采取了土壤、水和生物的样本，以谋求为上述主张提供更有利的证据。不过，俄罗斯的主张势必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和争议。这一方面是因为《，公约》第76条所涉关于外大陆架范围的依据或参数很多不易确定或难以得到认可，如海床的轮廓、坡度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少大陆架没有所需的海图；所涉及的2500米等深线技术上难以确定，并且会因海平面的改变而改变；大陆边外缘沉积岩厚度难以准确测定；等等。而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北极海域，要测定有关参数或提供《公约》要求的其他充分依据更是难上加难。截至2009年7月，委员会共收到51份关于在不同海域划定外大陆架的申请，在其中8份已由委员会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的申请中，还没有任何一项申请得到委员会的支持。无论如何，相比有关内水、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范围的规定《，公约》中关于大陆架(主要是涉及外大陆架部分)范围的规定更为复杂、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俄罗斯以外的北极国家中，挪威(2006年)、冰岛(2009年)、丹麦(2009年)等都先后向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划定北极海域外大陆架的申请，有的(包括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等)早在2002年就对俄罗斯的申请提出了异议，认为“俄罗斯有关北极大陆架的主张存在重大缺陷”。这似乎预示着，各北极国家在划定该地区外大陆架问题上很可能形成既无法割舍、也难以破解的困局。这不仅仅是对《公约》外大陆架体制提出的挑战，还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本已十分薄弱的北极现有法律制度进一步无序化。
三、构建北极国际法律制度的思考和展望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有关国家在北极地区展开的争夺，凸显了开发北极问题上的两股趋势：其中之一是北极正经历始料未及的快速变化，部分表现为冰盖以超乎人们预料的速度在溶化；而另一项则表现为大量危险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分歧尚存，威胁到地球上这块最脆弱却维持生命的地区的未来秩序。
上述两股趋势的结果，使北极面临着一系列重要而现实的威胁。例如，该地区尚待解决的领土归属和划界问题、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问题、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以及北极地区的军事化利用等等，都可能进一步引发有关国家间的纷争，加大在该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从而使北极乃至整个人类的美好未来蒙上阴影。
然而，在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和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家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也越来越明显，这就要求各国在北极地区开展有效合作，为国际和平、发展和国家间的共同繁荣作出应有贡献。这里，应当认识到：相关国际法制度的缺失或不健全，是北极所面临各种问题的重要原因；全面构建、完善北极法律制度，则是使北极成为“合作之极”、“共赢之极”的必由途径。
任何一种有效国际法制度的形成，既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以往相关实践中获取经验，也必然要着眼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并考虑所处理问题的特殊性。未来北极的制度构建，可资借鉴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南极条约》模式。1959年12月1日，美国等12个国家签订《南极条约》，规定了南极地区应专为和平目的使用、科学调查自由和国际合作、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南极地区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等方面的所谓“南极条约体系”。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在于，它为南极地区“量身定制”了关于其法律地位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全面安排，而同属极地的北极地区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正在于此。
2、《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模式。总面积62700平方公里的斯瓦尔巴德群岛位于北极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北的地方之一。根据英国、美国、丹麦、挪威、瑞典等18个国家1920年在巴黎签订的《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1925年中国、前苏联等33个国家也成为缔约国)，各缔约国承认挪威“具有充分和完全的”，该地区“永远不得为战争的目的所利用”，但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进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正当的生产和商业活动。该条约使斯瓦尔巴德群岛成为北极地区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非军事区。
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模式。该《公约》对各种海域划分和各国在有关海域开展活动的法律制度作了较为全面和一般性的规定。在以海洋为主、呈“地中海”态势(周边陆地包围着中央的北冰洋海域)的北极，《公约》可以为这一地区法律秩序的构建提供重要基础。
也应该看到，以上几种模式对北极的适用各有其不足和局限性。例如，《南极条约》的制定主要针对的是以陆地为主的南极地区，而北极陆地划界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未决的主要是海域的划界和开发等问题，而且《南极条约》模式本身也是一个权宜性的过渡安排，并没有为最终解决南极法律地位问题提供确定答案。《斯瓦尔巴德群岛条约》无论是制定的历史背景还是所适用的领土范围都有较大的独特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海洋法一般规定也不足以解决北极地区的若干特殊问题，《公约》关于外大陆架的规定更是有可能成为北极争夺加剧的突破口。
总之，为北极地区确立一项全面而“合身”的法律制度虽然势在必行，却又十分不易。笔者认为，国际社会应着眼于各国的共同和根本利益，尽快在联合国主持下成立一个北极委员会，作为开展多边磋商的场所，在此基础上就缔结一份有效规范北极地区有关问题的《北极条约》进行谈判。限于篇幅，本文就该条约可能涉及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1、在承认北极国家有权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内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前提下，冻结或者取消《公约》有关外大陆架划界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基于本文前一部分的分析和《南极条约》冻结各国对南极领土要求的先例，在目前任何国家都未能依据该条获得科学依据并产生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取消(或冻结)《海洋法公约》上述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不仅可能，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确立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北极海域(包括根据《海洋法公约》应属于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和外大陆架的部分)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地位；借鉴《南极条约》中的“协商国制度”，由各北极国家和符合一定条件(如在北极设有科考站)的其他国家组成《北极条约》协商国，共同制定在相关海域从事科考、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活动的法律制度并监督其实施。其中，该海域的资源开发可以大体参照《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为国际海底区域规定的“平行开发制度”进行。
3、冻结北极地区(包括北极陆地和北冰洋海域)的军事化使用，除各北极国家可以在条约规定的期限内(5—10年)维持现有的军事基地和已有规模的军事利用外，所有国家均不得在该地区进行新的军事化利用，并最终实现该地区的完全非军事化。
4、以《北极条约》为核心，根据实践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就其中环境保护、资源开发、非军事化等某些具体问题领域进一步缔结相关的议定书，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的“北极条约体系”。其中，鉴于北极地区近年来所受环境污染日益加重并有可能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环境产生严重后果，有必要尽快拟定一份《北极条约环境保护议定书》，对北极地区的环境影响评估、动物和植物保护、废物和污染的预防及处理、执行机制等加以明确规定，并力争使该《议定书》与《北极条约》同时生效。
四、几点结论性认识
从政策分析的视角来看，国际法乃是国际社会成员为确认、厘清和实现其下述共同利益而作出权威决策的持续过程：维护最低限度的世界秩序(minimumworldorder)，即，使未经授权的强制行动和暴力最小化，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争取最佳的世界秩序(opti2mumworldorder)，即促进人权、健康和环境保护、贸易与发展、社会正义等价值的形成和共享。追求最低限度和最优的世界秩序，都需要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与行动，动员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