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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论文实用1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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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论文

篇1

现在通过体系认证的企业已经为数不少,而在这些企业当中,计量器具的配备从数字上看起来也是非常让人乐观,而实际工作中,经检定后使用的计量器具数量与显示数据有很大差距。窥斑见豹,我们可以分析当前计量检定存在的具体问题:

一是有很大一部分企业的认证是是受益方推动、受外界的压力的结果,企业自己没有加强企业管理的意愿,缺乏必要的自觉性。为获得认证,企业常常突击送检计量器具,突击培训计量管理人员,突击制订规章制度,一旦通过认证,则对这些工作放任不管,等待下一次的突击。在日常的检定中,企业不送检计量器具就想获得检定证书就是这类问题的表现。

二是企业的计量器具用来进行检测的比较少,大量的是一些基本的工作计量器具(如卡尺、台秤等),这从一方面说明企业不重视产品的检验工作,造成企业的检测能力比较薄弱,制约了产品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高新技术的产品,不需要高精度的计量器具来进行检测。这一点也可以从电磁类计量器具的数量上反映出来。

三是部分认证机构的不规范操作导致了一些认证企业对计量工作不重视,对计量器具管理不到位。有的企业计量器具没有建台帐,有的甚至分不清什么是计量器具,全由认证机构说了算,企业对计量器具不送检或者少送检的情况时有发生。对一些溯源困难或者送检麻烦的计量器具,企业干脆就放弃检定了。

四是部分企业的经营者素质偏低,没有意识到计量工作对企业增效节支方面的作用,片面强调检定费用等支出,不愿花人力、物力来支持计量器具的检定工作。

五是溯源困难,检定时间长,以及企业连续生产等也成为影响企业计量器具送检积极性的因素。

一、抓好外部协调,促进检定工作开展

首先,抓好计量器具的检定工作,关键在企业。技术监督部门要帮助企业加强计量法律法规的学习,一方面要使他们认识到依法检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企业必须要落实好检定所需的各种资源,从“要我检定”转变到“我要检定”的思路上来;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把计量工作的着眼点放在提高产品质量、节能降耗上来,使企业明白计量工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起到基础保障作用,要把计“量”变为计“钱”,把计量工作为企业带来的效益算在明处,提高计量在成本核算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计量检定工作要注重实效。计量检定工作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不能走过场,要帮助企业把计量工作融入本企业的工作目标方针中,使之符合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一些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更要加强引导,要增强企业领导的计量意识,树立正确的观念,从而提高计量检定工作的有效性。

第三,我国的量传体系是国家根据经济合理分工协作的原则、就近就地组织起来的按区域管理的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检定资源配置不尽合理的现状,主要表现在高资源不足而低资源却简单重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技术机构应该多加强横向与纵向的联系,从而使高准确度的计量器具和低准确度的计量器具都能得到量值传递,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好省、市、县三级技术机构的设置非常重要。

第四,有关部门要加强认证机构的管理,使认证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企业要端正认证的态度,要把认证作为提高管理水平的主要手段,克服为证书而认证的消极观念,充分认识计量器具检定作为企业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促进企业计量器具检定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五、计量检定工作的开展必须切入社会的热点和百姓关心的主题,从而得到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为检定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抓好内部建设,提高检定深度广度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及其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在创建“政府需要、企业欢迎、群众信赖、社会赞誉”的部门形象时,要转变职能,把服务的职能放在首要的位置。要服务企业,必须提升我们服务的能力、服务的手段和服务的水平。具体来说,以下几方面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一是要提高人员的素质。简单、低水平的重复性检定工作阻碍着计量技术水平的提高,当前,技术机构要为始终站在科技前沿作好准备。我们前些年还在为取缔古老的计量器具——木杆秤而奔走,转眼间我们就必须面对技术含量超越了几个数量级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新能源等一些新门类学科中的“新新”计量器具。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机构必须正视技术更新带来的挑战,要制订人员的长期培训计划,完善人员的考核、评价制度。培养或者引进开发型的人才和高端科技发展方面的人才,使技术机构有能力解决新技术应用中碰到的问题,这样,才能树立技术机构在企业中、在社会上的技术形象。

二是必要的硬件设施。对一个技术机构来说,精密的检测设备是必需的,一边是新型、尖端的产品不断涌现,一边我们的技术机构却可能还在使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设备搞检定,这就无法适应科技发展的要求。当前要增加现代化检定手段,利用有限的经费购置专业性强且利用率高的通用设备,进行重点培育,同时对购置设备的更新换代要有好的计划,使检定设备能够跟上技术的发展。

三是用良好的内部环境,营造单位文化。技术机构的内部环境是保证公正、科学、高效的必备条件,是体现一个单位的社会形象的本质要求。我们在用制度、用体系营造一个好的内部环境时,要体现自己的单位文化,技术机构也要有名牌思想,要打响自己的牌子。企业文化现象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技术机构追求的文化必须能体现单位内涵、产生强大凝聚力、有助于树立良好形象。总之,着手培养自己特有的文化,对技术机构的长远发展非常必要。

四是抓好校准市场的开发。由于检定规程是按各类计量器具制订的,使一部分与产品质量检测关系不大的计量器具也纳入强检工作范围,增加了管理工作量。减少强检项目,开展校准工作,增强企业的自主性在目前非常重要。技术机构要充分利用已开展的校准项目,抓好校准市场的开发,使计量器具在量值溯源方面也能获得发展。

篇2

(一)高位预测

利用1990-200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根据平均速度预测定模型(见表-①),推算出台湾经济产出量的变化。其测算结果是,实质GDP增长趋势是平均每年6.44%,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5.4%,服务业年均增长7.4%。在工业生产方面,制造业年均增长速度为5.45%,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8.71%,轻工业年均负增长0.8%;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贸易年均增长9.86%,进口贸易年均增长11.49%(注:TaiwanStatisticalDat-aBook2001,CouncilforEconomicPlanningandDevelopment,Tai-wan,June,2001,P.15-19.)。

根据这一增长预测模型(见表-⑤),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从2000年的124.69增至232.25,增长86.26%,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增至215.77,比2000年的127.52增长69.2%,而制造业指数增至220.78,重工业指数增至336.25,轻工业指数减至88.28,分别增长70%、130.5%和-7.7%;对外贸易中出口指数将从145.32增至327.15,进口指数从155.19增至460.49,分别增长156%和197%(详见表1)。这一模型预测的结果是,各项指数除轻工业外,普遍偏高,尤其是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指数较高。台湾经济要达到高位预测的水平,必须在总体上继续保持中度增长的势头。但是,实际上,台湾经济已经从“中增长阶段”步入“低增长阶段”,甚至可能从“长盛期”开始转入“长衰期”,未来实际增长指数将难以实现高位预测的水平。显然,高位预测的数据需要进一步修正。

(二)低位预测

如果考虑到偏差因素的话,可以适当修正高位预测中出现的指数偏高现象。从统计数据看,表中各项经济指标的理论值(见表-②)略小于实际值(见表-③),其中GDP和工业生产(主要是轻工业)指数增长的偏差率(P)(见表-④)略高,分别为-0.0823和-0.0616,轻工业更达-0.1069;进出口贸易价值指数和重工业生产指数增长的偏差率略低,分别为-0.0490、-0.0331和-0.0452;工业生产中的制造业指数增长的偏差率居中,为-0.0509。

根据修正后的低位增长预测模型(见表-⑥),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从2000年的124.69增至139.25,增长11.7%,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增至156.06,制造业指数增至168.12,重工业指数增至230.53,轻工业指数减至96.19,分别增长22.4%、29.5%、58%和-1%;对外贸易中出口指数将增至272.61,进口指数增至270.25,分别增长87.6%和74.1%(注:根据《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11期,第86、120页等诸表整理编算。)。采用修正后的低位增长模型预测未来台湾经济走势,所得数据除轻工业和进出口贸易指数外,一些预测结果可能偏低。但是,若是台湾经济真的从“长盛期”步入“长衰期”,这些低增长或接近零增长的预测数据也不是不可能的。除GDP指数可能偏低、轻工业指数可能偏高外,未来10年台湾工业生产指数和进出口贸易指数的增长将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由于制造业的衰退迹象日益明显,尤其是重工业,可能因岛内厂商大量外移而出现继轻工业之后的新一轮的衰退,从而导致进出口贸易在低水平上增长。

(三)中位预测

中位预测是对高位预测和低位预测作进一步修正的一种综合预测。采用这一预测模型(见表-⑦),可初步预测出至2010年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以1996年为基期(指数=100),至2010年台湾GDP指数将上升至186.03,比2000年的124.69增长49.19%,平均每年递增率约在4%左右,其中工业生产指数将上升至185.91,比2000年的127.52增长45.79%,平均每年递增3.8%。在制造业方面,其生产总指数同期将上升至194.62,比2000年增长49.86%,年均约4%;其中重工业指数将升至283.39,增长94.28%,年均约7%;而轻工业则呈萎缩趋势,基本上表现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贸易指数同期将提高到322.38,比2000年增长121.83%,年均增长近9%;进口贸易指数将提高到365.37,增长135.43%,年均增长9%强。从中位预测的结果看,进出口贸易指数较高,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指数略高,其他数据则较为贴切。

(四)综合预测

上述高位、中位、低位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各有特点,部分数据各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修正前的预测值略高,而修正后的预测值则略低,但后者更接近实际值。若将修正前后的预测值综合加以考察,则可进一步提高其准确度。综合看来,根据实际情况,不同的经济部门可采用不同的预测指标,其中GDP可采用中位预测方案,工业生产和进出口贸易指数可采用低位预测方案,服务业则可适当参考中、高位预测方案。

根据综合预测方案所测定的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指数,预测2010年台湾经济发展水平,其GDP以1996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实际水平将达到新台币14.3万亿元(约为4000亿美元左右),平均递增4%左右;人均GDP1.8万美元(约62万元新台币)。其中工业生产增加值的实际增长水平将达到40000多亿元(约1100多亿美元),平均递增2%左右;服务产业附加价值也将实质增至10万多亿元(约2800多亿美元),平均递增6%左右;而农业生产则基本表现为零增长或负增长,其固定价格大致维持在2000亿元(约60亿美元)的水平上。

在制造业方面,其产值至2010年将实际增至新台币35000亿元(约1000亿美元),其中重工业产值将实际增至25000亿元(约700亿美元),轻工业产值将进一步下滑,出现负增长,大致维持在10000亿元的水平上(约300亿美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台湾进出口总值至2010年,将在2000年2880亿美元的规模上再增长近8成,达到5000亿美元左右,平均每人贸易量约1.5万美元。其中出口货值将在148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长约8成,达到2600亿美元的规模,人均约8000美元;进口货值则将在140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7成多,大致达到2400亿美元的规模,人均约7000美元。进出口贸易在基本平衡的状态下略有盈余。

表一台湾经济增长趋势预测*

年度GDP工业生制造业出口贸易进口贸易

指数产指数合计重工业轻工业价值指数价值指数

199066.8275.3976.3763.31103.6856.7552.28

(Y0)71.9080.9782.0469.41108.5164.2460.06

199177.308405485.2374.99106.7564.4764.55

199282.718708087.3780.38102.1770.4872.28

199388.5893.6092.3787.11103.6277.3280.34

199494.2598.0197.1795.45100.8592.8597.43

1995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100.00

1996106.70107.43108.69113.0599.35109.60116.37

1997111.61110.26111.25118.2596.26116.26124.46

1998117.64118.76120.29131.3596.63123.32127.04

1999124.69127.52129.87145.8795.66145.32155.19

2000-------

平均1.06441.05401.05451.08710.99201.09861.1149

速度①

理论值②956.471017.501035.151030.44994.48986.85998.56

实际值③1042.201084.281090.651079.171113.481020.611050.00

偏差率④(P)-0.0823-0.0616-0.0509-0.0452-0.1069-0.0331-0.0490

2010年高位232.25215.77220.78336.2588.28372.15460.49

预测值⑤

2010年修正139.25156.06168.12230.5396.19272.61270.25

后的低位

预测值⑥

2010年中位186.03185.91194.62283.3992.24322.38365.37

预测值⑦

资料来源:根据《自由中国之工业》2001年第11期,第86、120页等诸表整理编算。

注:*以1996年为基期的实质增长指数。

附图

二、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结构变动趋势预测

随着台湾经济不断从现代经济社会向后现代经济社会转化,岛内经济结构的变动日益朝服务业方向发展。

经济的结构性变动表现在产业经济上,就是服务业作为带动台湾经济成长的支柱性产业仍继续保持中度或低度增长势头,其在“岛内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重将进一步扩大,即从2000年的66%提高至2010年的70%左右,净增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增加0.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同期也将从55%提高到60%以上,上升5-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加约0.5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结构比重不断扩大的同时,物质部门的商品生产地位却不断下降,不仅农业生产呈现停滞状态,工业生产也因制造业的萎缩而增速下降。未来10年以劳力密集型为主的轻纺工业仍将继续大量外移,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尤其是电子资讯产业,也开始纷纷寻找新的出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由于生产企业大量外移,岛内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其结构比重将逐年下降。在工业生产仅维持低度成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下,其附加价值占“岛内生产总值”的结构比重将逐步下滑,从2000年的32.4%下降至2010年的28%,下跌4-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减少0.5个百分点;同期工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也将从37.2%下降至35%以下,下跌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近0.3个百分点。

在制造业方面,其附加价值占“岛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将从2000年的26.3%降至22%左右,下跌约4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结构比重将略降至15%的水平,而轻工业结构比重将下滑至7-8%,不及重工业水平的一半。制造业就业人口结构比重同期也将从28%下降至25%,约下降3个百分点。未来制造业的发展将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力,生产方式日益走向弹性化、自动化及精致化,生产目的也从个别经济效益转为兼顾社会福祉,而生产形态则趋向于更加密切的国际分工,由注重生产成本的竞争转为质量与技术的竞争,同业与异业间的策略联合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结合将成为主要趋势。其工业发展政策在于全面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除了初具规模的资讯工业、半导体工业、通讯工业外,精密机械与自动化工业、航太工业、高级材料工业、特用化学品与制药保健工业、污染防治工业等也是重点推动发展的新兴工业;同时,加速传统工业的现代化以及工业技术人才的培训。预计至2010年,岛内新兴工业的产值约占制造业比重的一半以上,从而使工业产值的增长,从依赖产量增加为主,转为依赖质量提高为主,逐步迈向工业发达地区。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力减弱,其产值基本上维持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农业在“岛内生产总值”中的结构比重将从2000年的2.1%继续下降至2010年的1.5%以下,下滑0.5个百分点;而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更将从7.8%降至5%以下,下滑约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约减少0.3个百分点。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动将促进整体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因为农业所释出的资源,包括劳力、土地、水资源等,正是岛内农业以外的工商部门所需要的资源。尤其是农业就业人口比率的下降,不仅可减轻其对整体经济的负担,而且还可扩大农场经营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由于台湾的农业就业人口将从2000年的74万人缩减至2010年的50万人,而耕地面积释出10多万公顷后,岛内每一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将从2000年0.86公顷提高到1公顷以上。

对外贸易的适度成长是未来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

有赖于台湾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方面,随着岛内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劳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传统产业继续大量外移,以电子资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也纷纷对外投资,从而带动生产设备、零组件等商品的输出;另一方面,因岛内产业升级而形成的技术进口需求将有所扩大,从而带动进口贸易的成长。

在外贸市场结构上,至2010年,美国、日本、祖国大陆仍将是台湾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其贸易货值约占台湾对外贸易总值近60%,各约占20%左右的比重。其中出口贸易将以祖国大陆为最大市场,约占25%的比重;美国市场将降居第二,约占2成多的比重;日本市场居三,约维持1成左右的比重。在进口贸易方面,因对日技术依赖将继续加深,日本仍然是台湾最大的输入来源地,其结构比重占近3成;而美国也将继续保持台湾第二大进口市场的地位,结构比重近占2成;祖国大陆将替代德国、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台湾第三大进口市场,其结构比重将接近1成。

未来10年商品贸易仍然是台湾贸易的主要形式,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有所提高。至2010年,工业品仍是台湾最大宗的贸易货物,而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贸易地位将继续下滑,服务贸易的结构比重将有所上升。其中出口贸易仍将以制造业产品为最大宗货物,其结构比重约占8-9成,并主要仰赖资本密集之高科技、高附加价值产品;而劳务出口的结构比重将提高至1成以上;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比重则降至1%以下。在进口贸易方面,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率将从2000年的8成多降至近8成,劳务进口则将从2000年的1成多上升至近2成,而农产及农产加工品的进口则从8%下降至5%。

在财政方面,台湾当局为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将继续扩大公共投资与建设,以引导民间投资的增加。在赤字财政的政策下,台湾当局的财政支出将不断扩大,实质收入因无法配合公共支出成长而使债务负担渐趋沉重,其债务未偿余额占GDP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成多扩增至3成以上。

在金融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市场日益开放,岛内金融参与者不断增多,金融衍生性商品日新月异,银行彼此间的竞争将更趋激烈,业者为争取竞争优势、规避风险以及筹措资金,也将更致力于金融创新,从而使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交易的比重大幅提高。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广泛运用,未来电子银行业务也将大量涌现,从而改变台湾金融业务的结构状况。

三、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发展与两岸经济关系

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逐渐演变为各种比较利益的较量,各国或地区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相互之间的互补、互利和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区域间经济相互依赖度的不断加深,决定并规范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趋势。21世纪台湾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岸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

根据经济增长预测模型的测定,至2010年台湾经济将保持低度增长局面。这一基本走势是建立在两岸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未来台湾与祖国大陆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将是支撑岛内经济成长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台湾的服务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而工业生产将加快结构调整,继续向外转移轻型加工业以至技术型装配业,并借助两岸技术合作发展优势产业。

(一)服务业的发展需以祖国大陆为市场腹地

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将出现欧、美、亚“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将给台湾经济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经济区域化趋势下,台湾只有借助于东亚地区,尤其是祖国大陆的经贸活力和市场规模,与亚太经济体发展出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并成为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枢纽,才能获得岛内所缺乏的经济资源,继续保持经济的适度成长,从而在亚太经济体系中确定一定的地位。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利用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相对的经济优势等有利条件,逐步向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等多功能的区域性营运中心发展,塑造一个能充分吸引投资、汇集人才、活络经济的优良的投资环境,使台湾成为资金、技术、人员、货物以及信息等经济诸要素皆能充分自由进出与快速流通的开放经济体。发展区域性经营中心,是台湾寄望借以带动未来服务业以至整体经济成长的“火车头”。因此,台湾服务业的发展目标就是使台湾成为外商进入中国大陆以及经营亚太市场的基地和中介站。台湾“经建会”委托“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所做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台湾的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研发等产业,必须以整个亚太经济区域为市场腹地,而中国大陆自然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台湾发展的区域营运中心,只有以“进出中国大陆市场的门户”作为发展目标。这意味着两岸之间必须发展出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才能达成台湾发展区域营运中心的目标。

建设区域转运中心,是台湾发展多功能营运中心的第一步。根据“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的估计,台湾发展货物及旅客转运中心,至少有80%的商机在祖国大陆市场。如果无法开发祖国大陆市场,营运中心的发展前途堪忧。据此,在经济转型的现实压力下,台湾在规划未来经济发展蓝图时,不得不将开放两岸直航、大陆产品、人员、资金入台以及资讯交流等问题作为台湾入世后加速推动的重点工作。未来两岸通商限制将进一步放宽,直航问题也已提上议事日程,岛内各港口、航空港以及航空公司、海运公司等,正在抢分未来直航商机。

(二)制造业将继续向祖国大陆转移

据初步测定,未来台湾制造业将基本维持低度增长或零增长状态,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其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下滑至2成2左右。这意味着岛内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将进一步面临关闭停产、更新转产或生产线外移的选择。一条相对容易寻找的出路就是将生产据点转移到台湾的周边地区,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相结合,继续保持在生产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近在咫尺的祖国大陆,无疑是台商生产据点外移的最佳去处。祖国大陆的优势条件是低廉而充沛的劳工、广袤而廉价的土地、丰富多样的原材料资源以及深具潜力的巨大市场,如果与台湾相对充沛的资金、较为先进的生产制造技术、管理经验结合在一起,必会产生一种比较利益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的生产竞争力。

正是基于这一比较利益的考虑,未来台湾厂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进一步转移在岛内已失去产品竞争力的“夕阳工业”,包括传统的轻纺工业以至重化工业,甚至出于市场布局的考虑,台商也将逐步把岛内趋于成熟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资讯业转移至祖国大陆。这些投资不仅受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等生产要素成本低廉动因的驱使,而且是以获取更大附加价值为基础的销售收益和资本收益的最大化为直接目的,并从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初级形式逐步发展到拓展市场和资源开发等深层次的高级形式,从而形成各个领域相关配套、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到祖国大陆从事经贸活动的台湾厂商也将从初期以从事中、下游工业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扩大到以从事中、上游工业为主的大型企业以及集团企业,甚至公营企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并重发展,上、中、下游产业相互关联的投资格局。

(三)产业升级需借助于两岸技术合作

台湾科技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许多产品在关键技术与设备上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致岛内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潜力有限,产业升级受到限制。未来台湾厂商如果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大陆的技术合作,并以大陆市场为腹地,就可改变长期过渡依赖美国、日本的局面。两岸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祖国大陆科技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台湾生产加工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大陆内销市场广阔,发展潜力巨大,台湾行销能力较强,行销经验丰富;大陆科技人才队伍庞大,价格相对低廉,台湾研发资金充足,研发能力相对较强等。在双方科技产业优势互补的情况下,两岸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由大陆提供基础性科学研究技术,台湾提供应用性商品生产技术,不仅有利于两岸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两岸经济的共同繁荣,而且有助于台湾摆脱对外技术依赖,加速产业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此,加紧引进大陆的生物、航太、材料、能源以及光电等关键技术,发展新兴科技产业,是台湾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台湾从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企业,在充分认识到大陆雄厚的科学研究基础和丰富廉价的人才资源优势后,结合其较强的技术商品化能力,大力扩展与大陆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进入21世纪,两岸技术合作已全面展开,并逐步成为两岸经济合作的重头戏。对台湾厂商而言,祖国大陆这块“新生地”具有无穷的商机。岛内的研发基地正加速向大陆转移,神达、明棋、仁宝、大众、华邦、广达等台湾知名高科技企业纷纷在大陆筹设研发中心、IC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开发设计新产品。许多台商不仅致力于大陆技术商品化的投资,而且越来越重视大陆高级人力资源的利用,通过聘请大陆技术人才协助企业从事技术开发。

在两岸技术交流的带动下,未来台商厂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技术层次将进一步提高。除电脑及周边设备与零配件项目加快投资外,岛内半导体厂商也突破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纷纷到大陆投资设厂。此外,移动电话、数码相机、信息家电等产业也不断向祖国大陆转移,软件、网络以及电子商务等投资迅速发展。据台湾一项调查显示,台湾高科技厂商已有三成到祖国大陆投资,有85%企业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前往大陆投资。从高科技厂商外移情况看,技术成熟度高的产品生产基地外移,主要是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竞争手段;技术成熟度低、仍靠研发以保持竞争优势的产品生产基地外移,主要是出于市场布局、合作研发的考虑。

四、台湾经济对外循环结构的变化趋向

随着世界新秩序逐步从“地缘政治”主导向“地缘经济”主导转变,未来国际竞争秩序中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新的世界竞争秩序要求台湾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潮流中,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的行列,从而在区域经济整合中寻找新的出路。

(一)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已从传统的“三环结构”转为“四环结构”

台湾属海岛型经济体系,自身资源不能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有赖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循环与扩张。20世纪60-80年代岛内加工出口经济的起飞基本上是建立在自日本进口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制造、生产——再对美国出口销售的“三角关系”架构上,即传统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旧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因台湾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美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难以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反映在对外贸易上,就是台湾外贸出超不断下滑,从1987年最高峰的187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84亿美元。这一表现主要是由于出口成长率不断下降所致,尤其是对美出口明显衰退。2001年台湾对美出口大幅下跌3成,出口结构比重更是从1987年的49%的高峰跌至23%,缩减26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内将进一步降至20%左右。可见,美国市场已难以继续成为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推进器”。

在美国外销市场不断萎缩的同时,新兴的祖国大陆市场正在迅速崛起。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从1986年8亿美元猛增至2001年的273亿美元,15年增长了33倍,其占台湾出口总额的结构比重同期从2%提高到22%,上升了20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将进一步突破25%,超过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市场结构发生巨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台湾企业将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订单,转移至中国大陆的生产据点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美国,从而在台湾原有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中多出了大陆加工出口这“一环”,形成“四角贸易循环模式”。可见,台湾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出口贸易,因台商对大陆投资不断扩展以及两岸经贸快速发展而出现结构性转变,尤其是祖国大陆市场比重的快速攀升,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原动力。

台湾对外贸易循环模式的转向说明: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已从过去“日本进口——台湾加工——美国出口”的“旧三环结构”,转变为“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美国出口”的“四环结构”,并成为21世纪初期“新三环结构”的过渡形式。

(二)台湾对外经济关系将从“四环结构”逐步转向“新三环结构”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纷纷加入或组建区域合作组织,两岸经济合作具有不可抗拒的利益诱因。台湾有限的资源和空间,要求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祖国大陆腹地,以自由的经济循环机制促进其对外经济关系的转型,通过融合并吸纳更多的大陆资源,拓展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从而为其产业升级与贸易转型开辟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一形势下,两岸经济合作作为一种必然的理性选择,是经济区域化发展规律的具体反映。面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岛内民间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加快与大陆经济合作的步伐。预计未来几年台湾流向大陆的资金将不断增加,流速进一步加快,流量也将保持每年数十亿以至上百亿美元的规模。在这一趋势下,台湾将根据自身的经济优势条件,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技术合作,吸取其高科技与企业管理经验,继续维持自日本进口技术设备的经济循环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充分运用大陆的资源与市场,将目前通过大陆加工再对美出口的经济循环结构转变为在大陆加工后直接就地销售的经济循环结构,即将现有的“四环经济结构”减少“一环”,从而促进台湾利用日本技术与大陆市场的“新三环经济结构”的确立。

两岸相继加入WTO后,由于国际市场对两岸产品的限制减少,大陆台资企业,尤其是加工出口型企业将进一步增资扩产,扩大外销,从而带动台湾对外经济循环的转型。同时,入世后两岸关税的持续调降以及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将促进两岸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大陆市场开放看,未来中国大陆外贸体制改革将进一步加快,关税持续调整与降低,非关税贸易障碍逐步消除,进口贸易将大幅增加,从而有利于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从台湾进口相关零组件与半成品。如大陆关税的降低,将使台湾的纺织品、化纤、电子资讯产品、塑料及塑胶制品对大陆的出口进一步增加。从台湾市场开放看,由于各国和地区要求台湾以发达地区的身份入世,意味着台湾未来将被要求实行较高的自由贸易标准,面对更大幅度的市场开放压力。台湾对祖国大陆产品进口限制的减少,将加大其对祖国大陆轻纺制品、农产品以及农工原料的进口。

(三)台湾对外经济关系最终将从“新三环结构”走向“二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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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旸

金融支持山西低碳经济发展情况

作为能源大省、煤炭大省,连续多年的资源开发导致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破坏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波动剧烈。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山西省的能源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双向失衡。因此,近年来山西省积极融入低碳经济的思维,积极探寻如何在高碳的现状下发展低碳经济,相继出台了《山西省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办法》和《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等文件,对煤炭、焦化、冶金等行业,实行产能总量控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快煤炭高效转化技术开发、淘汰焦炭等行业落后产能,逐步建立和实行节能、排污权交易。山西金融业也积极响应省政府的号召,制定了《关于打造低碳金融区支持经济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山西银行业支持全省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指导意见》,督促金融机构首先要树立服务低碳经济的意识,引导省内银行业成为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和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建立健全“绿色信贷”和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加大对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信贷支持,努力打造低碳金融区。一是明确信贷支持重点。如国家开发银行山西省分行将十大重点节能工程、水污染治理工程、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固体废物及其他污染治理、循环经济、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节能技术服务产业和环保产业等八个方面作为贷款的主要支持方向,把好项目入口,审慎贷款决策,严格贷款发放,做好节能减排金融服务工作。二是健全“绿色信贷”机制。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合理配置信贷资源,全面推进“绿色信贷”建设,按照区别对待、有扶有控的信贷原则,在每个信贷流程中严格执行环保“一票否决”制,对于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项目,一律不发放贷款。优化“两高一剩”行业的信贷结构,加大对落后产能的信贷退出力度,积极拓展以新能源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绿色信贷市场。三是积极创新低碳信贷产品。山西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低碳企业(项目)的实际服务需要出发,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开发除了适合低碳企业特点的特色信贷产品,并加大配套金融服务力度。如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为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开办的对外预付款保函业务,用于该企业与爱尔兰来宝碳资产有限公司签订的CDM减排量购买协议,扩大了企业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融资来源。四是完善授信管理办法。各商业银行按照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的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加强贷款“三查”管理,把主要生产设备和工艺水平、新上产能合规性手续、环评审批和排放达标等情况作为贷前调查和贷时审查环节的考察审核重点,列为授信分析报告、授信审查意见的必要内容。把环保部门验收意见、能耗和排放标准执行、资源节约落实等情况作为贷后监控的重点,将节能环保政策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信贷工作的全流程,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信贷投入。在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山西高碳行业迅速向低碳转化。以山西省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例,2012年年底,该集团将建成长输管线3000公里,年输气能力达到100亿立方米,管线日储气量达600万立方米。全省管网覆盖10市94余县(市、区),居民用户821万人、村镇1079个,全面服务太钢不锈、耐火材料、玻璃制品等十大新型产业集群。

金融支持山西低碳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难题

1.金融资源向第二产业过度集中。从产值上来看,山西省产业结构长期以来呈现“二、三、一”产业不均衡发展格局。2011年,第一产业投资273.4亿元,同比增长25.8%;第二产业投资3347.9亿元,同比增长37.6%。第三产业投资3751.8亿元,同比增长19.5%。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明显快于第一、三产业。2.金融机构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由于大部分低碳产业都是新兴产业,部分低碳产业的扶持政策及激励措施的力度有待明确和加强,部分低碳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如核心技术研发竞争力不足,特别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和持续产业化能力,存在关键设备和材料对进口的依赖强等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3.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意识不强。目前大多数金融机构经营模式仍然以传统业务为主导,对碳金融业务的认识不足。由于碳金融发展的时间不长,金融机构对其价值、运作模式、产品开发、交易规则、风险管理、操作方法等尚不熟悉;人才储备和积累不足,对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基金、风险投资、利率及汇率风险管理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创新明显不足。4.相关配套措施不全,导致外部激励不足。低碳财税政策可分为两类:一是抑制高碳生产、消费的财税政策;二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我国现有的低碳经济财税政策主要集中于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真正涉及清洁能源生产、消费以及低碳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较少,尚未建立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税体系。四、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1.积极发挥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一是加强信贷政策引导。通过多种形式的窗口指导,积极倡导绿色信贷理念,引导金融机构对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和新能源开发项目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产业贷款的比重和市场份额;灵活运用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支持旅游产业、绿色农业、煤化工业、材料工业等山西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加速山西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进程;加快重点优势企业的资本扩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开展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效果评估考核体系,定期通报相关考核结果,实行差别化政策。2.构建多层次金融支持体系。一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把握好信贷投向,重点支持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清洁能源生产、低碳技术研发等项目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低碳经济建设中来。如可向环保表现出色的企业提供环保专项低息贷款,并按照企业承诺减排比例,实行差别优惠政策。二是商业银行金融支持推动。一方面,加快山西煤炭产业结构的提档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加大对新型煤化工项目、煤机制造、煤炭深加工项目、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和环保高科技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实现煤炭产业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旅游、特色食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低碳产业的支持力度,实现产业结构向多元化、高级化拓展。三是鼓励低碳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如设立低碳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低碳经济领域。3.积极创新低碳金融产品。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及我国银行业在低碳经济中的实践,鼓励和推进以煤炭金融为核心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山西煤炭期货交易市场;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开展企业应收账款、企业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资产的抵押放款,丰富碳金融产品;煤炭可持续发展资金可适当增加森林碳汇。4.加强产业风险防范,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应加强对低碳产业的扶持和激励措施的力度,一方面,通过给予低碳产品一定的政策支持,拓宽低碳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强化风险意识,准确地评估项目投资回报率,根据其技术成熟和产业化程度,确定合适的贷款期限和价格,确保低碳信贷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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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房地产行业的特点是:生产周期长、资金投入大。传统的房地产业,在项目开发前往往需预测一年后甚至若干年后的市场,并且一旦资金投入,就必须顶着各种风险,继续投入下去,其中,成本的风险,往往难以约束。因为无法确定现在的产品是否符合一年后市场的要求,所以面对一年后的市场风险,更是形同于赌博。在其漫长的开发过程中一旦社会公众形象出现问题,项目就可能陷于危机。

新经济时代的核心是产业信息化、信息产业化。当人类的生活、办公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网络来进行时,势必对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向何处去,怎样才能步入一个健康、正规的轨道?有必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为此,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房地产经济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近年来,关于房地产的话题在各种媒体上议论不断、争论不休。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大中城市房价百姓不能承受论;二是政府不作为或调控不力论;三是开发商暴利、黑心论。在对无论哪种观点和议论的研究和分析中,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房地产业在近十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扩大内需,保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绝对不能因噎废食,否定房地产业在促进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发展、满足社会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过程中的积极而重大的作用。必须要明确目前房地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在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房地产业仍然是我国基础性、支柱性产业之一。这主要体现在:

(一)房地产业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提供物质资料。与之配合发展

发展房地产业需要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机械、冶金、陶瓷、仪表、森工、化塑、玻璃、五金、燃料动力等许多物资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相配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性十分明显。据测算,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每投入100元的住房资金,可创造相关产业70—220元的需求;每销售100元的住宅,便可带动130—150元的其他商品销售。因此,住宅建设若增加10个百分点,可望带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人就业,可带动相关行业200人就业。由此可以看出,房地产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房地产业提供的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场所

房屋能为商业、家具业、家用电器业、房屋装修业、园林花木业、家庭通讯业、房屋金融保险业、物业管理业、家庭特约服务业、搬家公司、房屋买卖中介业等等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发展场所。如果没有房地产业为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场所,这些部门和行业的发展难免会受到瓶颈的制约。

(三)住房消费是综合性消费,它带动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

房地产的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是种综合性消费,波及吃、穿、用、住、行、娱乐、健身、学习、社交、享受、发展等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发展房地产业,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从住房综合消费方面讲,为人们生活其他方面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促进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的消费,它的增长和发展自然会带动经济快速向前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着非理性的行为

我国地产市场中存在着的非理,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非理具体表现为:

(一)以供给决定需求,城市化规划脱离市场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出让城镇土地使用权,其地块的选址、规模、范围和时机的选择,应该是由市场的需求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的供给决定的。但是,现在我国不少地方政府把厂房、住宅、交通、商业区、环卫等预先规划实施好,然后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者、居民户来投宿,美其名日“筑巢引凤”。这种做法虽然也有成功的,但是不成功者居多。这说明脱离市场实际需求的盲目“筑巢引风”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实际上这是产品经济“以产定销”的翻版。从市场经济的观念看来,城市化的进程是市场化的结果,城市规划中的选址、规模和时机是由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家庭)的需求所决定,它们选择的原则是比较成本利益、规模利益和竞争风险利益,政府的行政抉择不能代替它们的利益选择,也不能靠优惠政策恩赐。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做法是只能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原则,进行规划协调,这样才能使房地产市场的供需运行保持一种良性状态,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向前发展。如果还是不问时间、地址、条件到处盲目地“筑巢引凤”,其结果必然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土地的超前开发,基本建设的投资效益大大下降。

(二)片面追求高层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脱离市场化导向

在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平均利润规律作用的结果,市场导向既有盲目的一面,又有合理的一面。政府的理性思考是尊重其合理性,调整其盲目性。在地产市场中政府利用批租权实现其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城市集聚经济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或者不顾投资者的经营方向,下命令定指标,谁出高价就批租给谁;或者不尊重投资者的市场取向,强行改变投资方向,片面追求高技术、高消费的高层次产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产业结构的特点是:第一产业仍是基础,第二产业还将占主要比例,然后慢慢地由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的结构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结构过渡,由中低技术产业、中低消费结构向高新产业、高消费结构过渡,需要经过多次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实现,何况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另外,各种城市集聚经济的功能是不同的,有工业带动型城市、经贸汇聚型城市、港通枢纽型城市、消费服务型城市、文化风光旅游型城市,还有各种因素的相互交叉渗透,这就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交通实施、建筑风格、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三)地产市场不成熟。导致盲目的高地价和低地价

土地本身不是商品,在市场经济中它的价格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所决定,而是地租的资本化,也就是由对土地的投资收益率决定,并且受供求关系影响。现在可供计算地价的方法有“收益还原法”、“成本法”、“比较法”和“剩余法”等等,但可靠地运用这些方法的先决条件是地产市场已经成熟,有已经积累的市场统计数据作参数。可是,我国地产市场的“买方市场”还并未真正形成,确定土地的批租价格很大程度上靠“拍脑袋”。有两个问题显得很突出:一是盲目的高价行为。表面看来,地价高的国家总是收益大,其实不然。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地价过高会使房地产业投资或成本上涨,商品房价格上涨又会限制生产和消费,这反过来会导致经济萎缩和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正因为这样,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初期和上升期,都是以低地价为条件的,只有经济发展到城镇土地资源严重短缺和垄断,供需矛盾对认,在平均利润率作用下,地价水平才高居不下。因此,盲目性的高地价对经济增长并不利,是一种非理。二是行政和政策上的需要,竞相压低土地价格,这带来了土地投资的盲目性,实物地租的无谓流失,这种行为暴露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四)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带来了愈演愈烈的“寻租”热

在地产经济中,由于政治体制、权力结构、经营管理方式等原因,创造出了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这样就有可能给每个环节的直接经营者带来额外收益。土地批租是“垄断性活动”,其收益实质上是“垄断权收益”,也就是“权力和货币相交换”,出卖“土地使用权”如同给予“许可证”、“配额”、“户口”之类一样,都会产生为了取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种种“寻租”现象。现在地产经济中的“寻租”相当活跃,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寻租”者有i:第一,“地方保护主义者”的寻租,主要表现为不合理地分享本来属于国家财政的份额,为“地方造福”,或利用国家在吸引外资投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分享税、利,几乎无条件地向境外投资者批租土地。第二,“经济集团”的寻租。通过优先占有土地使用权获得额外收益,以“增强企业活力”,其实它们的活力相当程度上来自本该属于全民所有的地产收益,其中以形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最。另外一些“三资”企业、国有、集体企业以及机关事业性单位也在积极“寻租”。第三,“个人”寻租。主要是国家机关、企业中极少数人利用职务之便,庇护亲属、裙带关系、分配偏爱,给予特定户优惠合同和价格,优先照顾追随者,把本来属于社会的财富装入私人腰包。尽管这种“寻租者”的目的、性质和程度不同,但最终都是有资源流失,地产市场机制被扭曲,分配不公,将成为腐败重要滋生地。

三、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未来应然走向

城市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要克服房地产经济中存在的非理,用科学发展观引领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未来应然走向,下面主要谈四点。

(一)合理规划建设用地,搞好“城市经营”

很多人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炒地皮”,地方政府单纯通过土地出让增加财政收入,以房地产开发拉升GDP。这种简单的“城市经营”理念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房地产开发项目有的是短期通过出售直接获利,比如商品住宅、小商铺等;有的是长期出租或经营获利,比如大型商场、写字楼等;有的是通过其他经济行为的加入而长期获利,比如工业厂房、娱乐用房等;有的则作为公共设施本身没有获利能力,但却提升了城市形象、品味,吸引资金或客流前来投资置业或旅游观光,使城市经济收入增加,比如公园、旅游景点、综合性大学、大型集市、金融市场等。在城市什么位置?建什么样的房子?达到什么样的规模?能否成为城市的记忆?能否复制和再生?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看待城市建设。

(二)强化政府经济职能,市场将逐渐走向成熟化

综合当前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及房市表现,从房市周期论的角度分析,我国房地产投资目前还处于繁荣期,整个房市还处在有利的上升阶段,但从市场表现看,房市则处于不成熟到成熟前的调整期。在未来的几年里,市场理性将逐渐回归。毕竟房地产开发是作为城市建设重要的参与者(有的是城市运营商),而房地产消费属于长期使用的大宗物品,盲目不得。“不管好房、坏房,只要抢到就好”的现象将一去不复返。从当前城市居民的经济实力和市民购买力分析,只要经济形势保持平稳增长和楼市不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楼市就不会倒掉。近期,国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加强了对房地产的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是指楼市崩溃,而是引导房地产业进入一个成熟理性的稳定发展期,将涌现越来越多的性价比优越的产品,市场将逐渐走向成熟化。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地价将趋于合理水平

篇5

想要提高农业产出,除了应增加投入之外,还要提高效率。确保投入量与资源供应量的平衡、适应环境承受力。我国农业发展更侧重于对后者,也就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也是资源节约,协调农业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三者的最佳选择。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思路为:利用现代化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改造农业,采用现代化产业体系来提升农业,进一步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与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促进农业效益、竞争力的提升。转变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一个过程,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三、实现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

生态农业是指在依据经济学、生态学原理的基础上,借助于先进的农业技术,一边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一边将各种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有效的结合到农业发展中去,并最终实现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协调的发展体系构建。生态农业经济属于实现农业生产良性循环的一种生产方式。我国当前农业的发展虽然正是以经济效益为重点的农业工业化前期,但,由于人均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对农业产出造成了极大压力,愈来愈凸显出农业生态的问题。基于此,必须要对农业生态合理化的问题加以重视,选择适当的生态农业模式,在借助行政立法的作用下,加速我国农业发展的生态合理化转变。实现生态农业的发展,可以将我国诸多土地资源都充分的利用起来,起到有效减少裸地面积的作用,避免诱发严重的水土流失、荒漠化问题,预防洪涝、沙尘暴等灾害的发生。另外,转变为生态农业经济的发展方式,还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产品出口。

四、实现有机农业经济的发展

土壤作为一个天然的储碳库,通过某些相应的方法加以土壤固碳便可以实现对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月1/4的抵消,其最简便也是最易行的方法便是促使有机农业的发展。有机农业是在依据生态学原理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生产过程中不提倡使用化学合成的化肥、饲料添加剂或者是农药等物质,在以有机物质自我循环的前提下,通过借助天然植物性农药以及物理法、生物法等病虫害防治手段,构建作物轮作体系,在利用动物粪肥、秸秆还田等举措加以保持养分循环、土壤培肥等等,促进农业稳定、持续的发展。有机农业将农业经济系统纳入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中。促进有机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可减少由于农药、化肥的使用而造成的环境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尤其是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

五、实现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发展

在低碳经济时代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农业,进一步促进农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开发集生活、生态、生产于一体的多功能产业。农业一方面有食品保障的效用,另一方面还具有观光休闲、生态保护的诸多效用。就都市农业来说,不仅具备生产功能,而且加以开发还能将其更多的功能发挥出来。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以解决当前工业化社会中人际关系冷淡、压力大等诸多问题。实现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发展更是可以为人们提供接近于自然的生态环境,满足人们与城市生态亲近的要求。实现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的发展可进一步促进新农村的建设、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篇6

过去10年中,中国的水利行业一直处于探索阶段。改善有关政策和法规的全国市场成熟的过渡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需要水单位决定一个接一个冷静应对。解决这些问题,应采取系列措施,具体从六个方面实施:首先,关于水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做法律;其次,加强对水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的人们的法律意识;第三,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第四,有效改变政府管理职能,确保执法的科学性与公正性;第五,增加工作责任感,对损害水利经济的人要严重打击;第六,成立专门的水利协会,增加水利经济运行管理与监管的强度。

3、促进校企联合与技术交流

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应该因时应用于基层堤防水利管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将科学力量转化为具体的生产力才能高效运营与管理。水利经济管理方面需要科技人才资源,需要这些精英能作为创新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科技源”和“智囊团”。相关企业应该积极与当地高校进行联合交流,规划每一学年人才的走向,为企业乃至社会创造更多的效能。另一方面,与当地旅游公司联合开发地区自然景区,提高工程效益的同时,也可大力宣传宝水、爱水和节约用水等思想话题。联系相关专家、学者共同谋划自身资源利于,开源节流和水利发电等可实施性较强的建设项目进行专门规划。

篇7

1.房地产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以江苏为例,江苏省2002年完成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额达702.35亿元。1991年~2002年,江苏房地产投资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年均21.04%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长速度。江苏房地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房地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据世界银行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对相关产业的乘数效应约为2倍,并对以房地产为主导产品群的房地产业链下游和上游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产生感应或影响。

3.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以江苏为例,1991年房地产业对于GDP的直接贡献率为6.34%,1991年以来,房地产业对江苏GDP的直接贡献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贡献率已超过10%。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4.房地产业对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贡献。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快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长4.36%。计算1991年~2002年房地产投资与人均居住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363,说明房地产投资或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房地产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房地产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构成整个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稳定而长远的影响。房地产业一般会先于国民经济发展而发展,并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业的发展会促进或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约1.34万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镇,城镇存量土地已达2.5万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亿元资产计算则约有12.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屋资产,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

6.房地产业能够为城市积累资金,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城市是经济社会在空间上聚集的地区,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城市土地的开发和再开发,城市的各种公共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投入都应当通过利润、税金、地租等经济杠杆收回投资,有些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把城市建设管理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7.发展房地产业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使房地产业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重要领域。以江苏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资房地产共计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6%。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资金额逐年加大。

二、影响房地产业发展相关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从上述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的关联度可以看出,只有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房地产主要包括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其中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占其总量的97%以上。特别是住宅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对市场需求就越大。同时市场越繁荣,流动人口越多,对商业用房需求就越大。商业用房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国民经济越繁荣,房地产市场规模就越大。

3.市场范围与开放度。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它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随市场范围扩大而加快。

同时,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三、制约房地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现实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约房地产业的更快发展,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偏低,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制约了对房地产的需求规模。

2.房价相对偏高。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价之比)在3:1至6:1之间时,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则难以形成消费热点。虽然从全国而言,房价收入已从1991年的7.32:1缩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许多居民难以承受。近日对江苏各市的房价收入比进行的调查表明,南京的房价收入比高达6.7:1,苏州房价收入比6.03:1,已超过警戒线,无锡房价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线,较高的房价使许多居民只能望楼兴叹,潜在需求无法变成有效需求。

3.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目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税费收取有重复之嫌。房地产开发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配套建设费。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经包含契税,配套建设费中已经包括各种配套建设费用,但是营业费的收缴是上述各项费用的总和,这种费上加税,税上加税的税费政策必然使得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租赁市场灰色交易严重。随着商业、餐饮、娱乐、商务、居住等不断扩大,房地产租赁活动异常活跃,但由于目前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负担过重,使大量房地产租赁活动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为例,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产租赁税+5.55%营业税),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育。

4.经济实用房建设不足,拆迁矛盾日益增大。近几年来,安居工程的实施对加速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中却明显“变味”。由于安居工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且需要无偿投入土地资源。各地政府为提高经营城市的能力,对经济适用房采取压缩甚至停止建设。同时由于近两年住宅价格上涨过快,加上我国宏观经济调整步伐,许多职工退二进三,下岗职工增加,造成拆迁安置户无法利用拆迁款购买所需房屋,给国民经济、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房地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我国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呐与扩张能力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一般认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0%以上,城市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而我国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潜力很大。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建设。

2.调整税费政策降低房价。房价与土地开发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租赁价格有关。目前,房价偏高是与各种税费分不开的,因此,政府应在继续削减房地产有关税费的基础上为房地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3.进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制成为趋势,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到位情况较好。但是少数城市改制企业还不够理想,影响了个人购房的全面启动。因此,应强化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落实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措施,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4.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体包括:(1)规范公积金运作,住房公积金信贷、结算等具体业务可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转变为具有融资和贷款职能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构建住宅储蓄机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专业化的住房金融机构,促进公积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产共同基金。房地产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的短缺,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规模问题和资金问题。三是促进房地产企业上市筹资。房地产企业的上市有利于房地产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业无形资产及信誉度的提高,能为企业筹资及实现规模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5.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政府在住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大幅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基础上,将经济适用房卖给真正需要补助的低收入者,对一些连经济适用房也买不起的无房者,政府应提供额外补助。

参考文献:

篇8

对于安徽省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安徽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安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安徽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安徽省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安徽省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安徽省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安徽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安徽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安徽省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安徽省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安徽省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安徽省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安徽省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安徽省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安徽省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安徽省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安徽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安徽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安徽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安徽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安徽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安徽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安徽省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安徽省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安徽省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安徽省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安徽省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安徽省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安徽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转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安徽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安徽省实际,笔者认为安徽省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安徽省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安徽省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安徽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安徽省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安徽省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安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安徽省的比较优势在农业,安徽省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安徽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安徽省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安徽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安徽省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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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的比较优势在农业,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篇10

从经济角度来说,地方文献可待开发的资源,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记载了丰富的矿藏资源。在地方文献中,记载了大量蕴藏在各地的矿藏资源有的还标明可待开采矿藏品位和储量以及历代开采经过,是提供国家或地区发展工业的珍贵资料。例如我国的煤矿,不仅储量大,品种齐全,而且分布面广,地方文献对煤炭资源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可为现代地质普查和勘探参考。地方文献对石油的记载可追溯到很早时间,如《玉门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用“石脂水”(即石油)来点灯照明,四川《荣县志》、辽宁《抚顺县志》也都有关于石油的历史记载,为我们对石油的开发开采提供了依据。我国的金属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已经探明储量的就有五十多种,如广东就有锰、铜、钨、铅、锌等有色金属,许多在地方文献中已有记述。如金矿,在《岭表录异》、《广州记》等地方文献中有多处记载,“广州(氵+含)(氵+光)县(今英德县属)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金一两或半两,固而致富矣”。“四会有金岗,行人往往见金于岗侧”。这说明广东历史上已发现金矿多处,如能将文献加以系统整理,为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将是有用的资料。1977年在山东临沐县岌山公社常林大队田间,发现了一颗天然金刚石,重158.7860克拉,是迄今我国发现的金刚石中最大的一颗,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而在《临沂县志》、《莒县志》中,都有金刚石的历史记载,这说明发现这颗特大的金刚石,并不是偶然的。

(2)记载了珍奇的动物资源。我国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据统计,已发现鸟类1166种,兽类414种,两栖类200种,爬行类300种,这些野生动物不仅可供人观赏,更能提供大量毛、羽、皮、肉、脂和贵重的动物药材,对科学研究和发展畜牧业有很大的价值。厦门有个渔村叫刘五店,特产早已享誉世界的稀有古老鱼类“文昌鱼”,是名贵的海味。鲁迅先生曾亲自整理过失传的《岭表录异》(唐刘询著),这本书专门记载了南国珍奇的鸟兽虫鱼和奇花异草,如岭南所产犀牛,已属稀有动物。书中还列有越王鸟、蚊母鸟、韩朋鸟、红飞鼠、跳(鱼+廷)、嘉鱼。魿鱼、两头蛇等数十种稀奇动物,有些虽已绝种,有些还有待开发研究。现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文献的提示,找到了鳗鱼、双脊鲤鱼、六腿蝎子等名贵土特产,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生财之道。

(3)记载了繁茂的植物。我国是世界上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仅高等植物就有32000多种,我国木本植物有7000多种,其中乔木有2800多种。我国有不少名贵药用植物,仅李时珍《本草纲目》就著录药物1892种,如长白山的人参,西藏的红花,宁夏的枸杞、云贵的三七等,都是珍贵的药物。山东枣庄市齐村区北庆公社过去生产一种能“咬人”的怪树,被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1981年,当地从地方文献中查出这是当地古来就有的一种优质漆树,经精心培养,现已发展到20多万株、变成了发展经济的重要财源。广东的植物资源更为丰富,在《异物志》、《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岭南风物记》等地方文献中,都有一定的研究与开发价值。

(4)记载了秀丽的风光。我国山川秀丽,有无数的名胜古迹,大自然把大好山河点缀得分外壮丽。我国有五岳,自古名闻遐迩。除五岳外,我国名山还很多。如:安徽的黄山、江西的庐山、四川的峨嵋山、山东的崂山、湖南的湘西奇峰以及广东的西樵山、罗俘山等,也是美不胜举。还有桂林,奇峰林立,山清水秀,杭州的西湖、苏州的园林、武昌黄鹤楼、西北的莫高窟、西安的碑林、兵马俑、广东的七星岩等。都属我国旅游胜地。近年来,各地都注意运用地方特点,去开发旅游事业。上述秀丽风光在《天下名山胜概记》、《海内奇观》、《崂山名胜记》、《虎邱山志》、《黄山纪胜》、《洛阳伽兰记》、《奉天古迹考》、《洞庭湖志》、《羊城古钞》等地方文献都有专门的记载。如何整理揭示利用这些文献,为旅游事业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如近年来北京房山新发现的岩洞,广东乐昌的古佛岩等,地方文献中早有记载,过去未被人发掘重视利用,近年已开放为旅游点。。

二、地方文献的作用

地方文献的作用,可表现在社会、政治、教育等方面,这里主要从经济角度给以论述。

(一)为地方有关部门的经济决策、规划、提供有效的文献和历史借鉴。当前,各地在制定地方的经济发展规划和科学研究规划的特点之一,就是十分注意和加强对本地区历史、现状、未来及实际经济腾飞而急需解决问题的研究。如广东潮州市在制定潮州的经济发展规划时,便认真查阅当地的地方文献,从中了解到潮州这个古城,矿藏资源较贫乏,不宜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但潮州有很多名特产和传统的工艺技术,而且又是历史名城。因而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这一特定情况,把重点放在发展传统的手工业和经济作物,并重修开元寺和“湘子桥”(为纪念韩愈、韩湘子)等,发展旅游业,收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也有些地方不懂得或不重视利用地方文献信息为经济建设决策的,使事业遭到了失败或受到了历史的惩罚。如安徽马鞍山市,在1960年在缺乏水文、地质资料情况下,兴建沿江码头,至1983年底码头塌陷,使第二期建港作业沉入江底。后来为调查这一事故才查阅了有关文献,终于在地方文献中查明这一地段乃明清时的沙洲,如果事前能及时查阅一下地方文献,这一重大经济损失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同一个省的全椒县发生的事却完全相反,该县注意运用地方文献,以原来商道为基础修建合浦公路,使全程缩短二十一公里,每年可节约客货运费一千万元左右,两年内可收回投资。这充分说明,能否正确及时利用地方文献,对发展经济建设,有多么大的关系。

(二)开拓地方资源,发挥地方优势。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地方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又有赖于地方资源以及人才、技术等因素。地方文献在过去,现在与将来,都能为开拓地方资源发挥一定作用。四川省有个什邡县,过去以产烟名闻于外,县有关部门想扩大生产,苦于无资料根据,于是有人利用地方文献及时写出“什邡晒烟的起源发展及其展望”一文。县里据此,在1982年布置全县扩大种烟十多万亩,年产量达33万担,使全县人均收入比温江地区各县高出48元。广东和平县据县志记载在历史上有种桑养蚕、发展农家经济的情况,县里领导部门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制定恢复蚕桑出产的规划,经过八年的实践,现已初见成效。江苏省常热县有一座“鳗鱼桥”,据地方文献记载长江鳗鱼,每年按季节到桥下产卵,故名“鳗鱼桥”,县里研究决定,及时打捞培育,运销日本等国,换取了大量外汇。最近,《信息时报》以题为“开掘地方特色经济“,报导了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办起“玉器街”的消息,为经济发展创造出新的价值,主要是发挥了这一带特有的传统和特色,挖掘了玉器加工的传统工艺和把握了市场信息,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启示。为此,我不禁想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过去是生产沉香的重要基地,我国中原地区所需沉香,主要是从岭南生产沉香而运销北方的。古代珠江三角洲的东莞县地,种香树、采沉香之风特盛,有“莞香”之称,香港亦因贩运沉香并产香树而得名,甚至香山县也有“以地宜香木”而因名之说,说明珠江三角洲甚为适宜种香树,如能进一步改进发展栽培技术,使这一名贵香料和药材得以扩大生产,将为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配合“星火计划”,做好发展经济和技术开发工作。目前,各地都已制订和实施“星火计划”,图书馆应当围绕计划项目去开发地方文献,为其服务,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一项工作,应当引起重视。以广东为例,广东从1986年实施“星火计划”以来,共有国家和省级项目141项,地、市级项目280项,合计421 项,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成果非常显著,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开发成果目前已创产值4.6亿元,税利8,900万元,创汇和节汇710万美元。我们应及时整理提供新的地方文献,这对推行“星火计划”是很有意义的。

三、做好地方文献服务的几点设想

(一)全面系统地收集有关地方经济资源的文献,这是做好服务工作的基础。有关地方经济资源,包括本地的自然面貌和自然资源,特别是富有地区的矿物、矿泉水、植物、动物、耕作技术、农作物、果蔬、水利工程、森林、园艺、畜牧、水产、陶瓷、酿酒、饮料、烹调、食品、制烟、制茶、传统工艺、中药、土特产以及工业、贸易、物价、旅游等,要进行全面地系统地收集。特别是经济特区与沿海开发城市,更应有计划地建立起自己的地方文献专藏,如深圳特区地方文献专藏、汕头特区地方文献专藏、海南特区地方文献专藏等,建立专藏一方面可积累资料,了解“地情”,便于做好发展经济和引进、输出等决策,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介绍有关“地情”,吸引外商投资加工,扩大经济开发与交流。我们做好经济文献的收集工作,才能更好地为本地区有关部门进行有效的服务。

(二)编制书目资料。地方文献书目在研究开发地区自然资源、发挥地区经济优势,发掘有地区特色产品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建国以来,各地图书馆都十分注意编制地方文献书目(包括馆藏目录和联合目录)。如甘肃省图书馆,在建国初的十年中,就编制西北地方文献书目53种,六十年代东北三省省馆合编《东北地区农业历史文献联合目录》,八十年代又成立了“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编辑组”,编制了大型书目《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这些综合性的地方文献书目,当然也包括自然资源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在为地方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馆尤其注意编制地方资源和经济领域方面的书目资料,如甘肃、辽宁、山东等省馆都曾编过农业书目、矿产书目、土特产书目等,无锡市图书馆还编了《无锡解放前后(1938一1950)米价一览表》,为地方提供这一时期无锡米价升降情况资料。山东省馆有人编过《山东解放前钱庄资料》为研究山东金融事业,提供了系统的信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了“广东经济作物”、“广东土特产”、“广东地质矿藏”等多种参考资料目录,有的馆还编了名胜古迹书目资料,目的是为发展旅游业和进行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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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体现了宁波城市规划过程中龙头产业的重组改革。不仅带动舟山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拉动浙江省内陆地区的产业突进,同时有利于浙江、长三角、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因此宁波—舟山一体化,是浙江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出口快速增长的必然选择。

{一}结构重组的背景: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具有良好的深水港湾,依着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港口物流转运集散进出口业已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目前港口的通过能力和货物吞吐量均已超过亿吨。现有集装箱班轮航线110条,月航班480班。全球排名前20位的航运公司均已登陆宁波港。宁波口岸查验单位齐全,办事快捷高效。从1996年5月起,宁波口岸查验和服务单位全部进驻港区现场联合办公,为客户提供报关、查验、金融、保险、船代、货代等一条龙服务。经国家海关总署批准,杭州至宁波异地"直通关"业务1999年6月底起正式启动,杭州地区的货主可直接在当地办理国际集装箱报关、结汇、退税等手续,享受到当地和宁波港间集装箱的直通式运输服务,从而大大减少了中转环节。同时在金华市金三角工业园区建设国际集装箱堆场,设立金华至宁波海关直通式监管点和商检机构,使宁波港为浙江省内陆地区提供经济、便捷的出海通道。为加快深水枢纽港和国际集装箱干线港建设,适应国际贸易和远洋集装箱运输发展的需要,宁波港还将规划建设多个超大型国际集装箱码头,到2007年,基本建成国际一流的深水枢纽港和国际集装箱远洋干线港,构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深水外港,成为浙江省、宁波市的物流龙头,全面建成集装箱、矿石、原油、煤炭、液体化工5大中转基地和港口物流信息平台;全港货物吞吐量达到2.5亿吨,力争进入世界5大港口;全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将达到700万TEU以上,争取进入世界港口前15位,国内港口前4位。

在面临上海港港口运力资源饱和的窘境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下,宁波港异军突起,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完全统计2004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突破了2.2亿吨,同比增长了22%,排名连续5年保持中国内地港口第二的位置。而集装箱吞吐量更是突破了400万标准箱(TEU),同比递增了44.5%,以高速的增长缩小着与上海港的差距。

但是由于宁波港的后天动力不足难以与上海港具有强大的后天冲力相抗衡,目前的差距只能显示两港在齐头并进拉动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但很难说明两港将来发展如何,是宁波港取代上海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还是上海港稳做龙头老大的位置,都是未知之数,路遥知马力嘛。而宁波港缺乏像上海这样的广阔腹地,更重要的是,缺乏上海城市的金融、商业、服务等条件,同时缺乏资金的投入,势必使其面临市场占有额的挑战,遭遇生存的抉择,未雨绸缪,因而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途径来获得生机,结果酝酿出打造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新思路。

{二}结构重组的条件:

宁波、舟山两港本来就同属一个水域,就其自然属性本来就该是一个港口,并且两港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已经常在共用一些航道和锚地;但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两港被迫分而治之,由于各地经济的利益驱使下,两地在争船、争航线、争集装箱方面,摩擦很多,两地各自为政,消耗很多,不仅不能降低往来船只的费用,而且不利于两地资源整合,有可能导致经济恶性的循环。与此同时白白浪费了很多资源和优势。目前舟山缺资金,港口资源基本没开发,而宁波有资金,有深厚的港口开发技术,加上这几年宁波自身的港口资源开发得也差不多了,正好可以帮助舟山开发,有利于两地资源互补。

{三}结构重组的理论

1.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growthpole}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普劳克斯{F稰erroux}提出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后来法国地理学家J布德维尔{J稡oudeville}把增长极同极化空间、同城镇联系起来,就使增长极有了确定的地理位置,即增长极的“极”,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中心区域。这样,增长极包含了两个明确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工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

2.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是德莱西{F稤elaisi}较为系统、较为完整地提出。其核心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一是前工业化阶段

社会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底下,区际之间经济联系不紧密,彼此孤立,城镇的产生和发展速度慢。各自成独立的中心状态,多数规模比较小,城镇等级系统不完整。

二是工业化初期阶段

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生产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在某些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或交通方便的地方成为物资集散交换的中心,加工业和制造业得到发展,出现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成为核心。

三是工业化成熟阶段

又称快速工业化阶段,工业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在25%~50%之间。核心区域发展很快,与边缘区域的差距扩大

四是空间相对均衡阶段

也称后工业化阶段。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扩散作用加强,边缘区域产生次中心,达到核心区域的原先规模,基本上达到互相平衡的状态。

3轴渐进扩散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资金的有限,要开发和建设一个地区,不能面上铺开,而要集中建设一个或几个据点,通过这些据点的开发和建设来影响与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点——轴渐进扩散理论核心是社会经济客体大都在点上集聚,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联成一个有机的空间结构体系。其依据两点:一是生产力地域组织的演变过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关;二是事物相互引力和扩散方式的普遍性。

{四}结构重组的挑战

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后,与上海港争夺箱源无可避免,而且相当激烈。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桥址选择突出体现了宁波港和上海港对集装箱箱源的竞争。北仑港搞集装箱码头后,一直没有解决后方箱源供应问题。因此,浙江对杭州湾大桥青睐有加,该桥的目标是吸引江苏的集装箱到北仑港进出。浙江原打算把杭州湾北面的登陆点放在上海金山县,把南面的登陆点放在北仑港西面的算山,与同三线相连接。但上海坚决不同意提供登陆点。结果,大桥项目建议书在国家计委三进三出,最后只好选址北岸登陆点为浙江嘉兴海盐,南岸登陆点是宁波慈溪。跨海大桥桥址之争是两港对苏浙集装箱箱源竞争的一个缩影。此外,今年年底,洋山港区一期工程和东海大桥将建成使用。上海到舟山建港口,与宁波港的竞争无法避免。不久前,上海市政府1号工程———连接上海港和浙江嵊泗县小洋山岛的东海大桥全线结构贯通,洋山深水港年内也将建成开港。这将让有点“先天不足”的上海港获得梦寐以求的深水良港。

由于上海港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港口中的龙头地位深入人心,并且达成共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风向标",也是长三角最大财富。相比珠三角和京津冀,长三角的区域经济结构更为清晰,关键是其中心定位比较明确。并且区域内"中心-次中心-腹地""这个架子"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中有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各地资源与产业的优势互补格局也较为清楚,同时在市场力量推动下完成互补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和城市形态的集成。

据此间统计部门的一份研究报告,上海港在长三角地区具有绝对优势,带动其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上海在长三角15城市占到四分之一强;固定资产投资占近四分之一;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0%;外贸出口超过三分之一;实际利用外资比重超过四成;地方财政收入接近"半壁江山"。服务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城市功能。据统计,在沪经商办企业的浙商就超过8.4万人,企业约6万家,实际运作的资本超过3000亿元。去年一年浙商在沪企业营业收入就达8000亿元。

而宁波、舟山港作为新兴的港口将面临重大的挑战。如何使新兴的港口得以生存是目前的重大问题。

一是立足,不要一棒子就被别人打死,毫无“搏斗”的痕迹。

二是发展,利用自身的优势谋求壮大。如现在已形成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和江海联运、水水中转等全方位立体型的集疏运网络。

水水中转:向内可连接沿海各港口,通过江海联运,货物可直达武汉、重庆,并沟通长江、京杭大运河,直接覆盖整个华东及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

公路:上海-杭州-宁波北仑高速公路、杭州-南京高速公路、宁波-台州-温州高速公路、宁波-金华高速公路均已全线通车;正在筹划中的杭州湾大桥预计在2007年建成通车,届时,宁波至上海的车程时间可缩短为两小时,对充分发挥北仑港区的深水优势,实现甬沪之间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铁路:港区铁路直达码头前沿,经萧甬复线与全国铁路网相联;北仑港区铁路集装箱站已正式开办海铁集装箱联运业务。内陆省市通过铁路到宁波港进行转口贸易十分便捷。

航空:宁波栎社国际二级机场,已开通宁波至香港的定期航线。

而具备“铁公机”的港口势必有优越的交通便捷的优势。

三是竞争与合作

两个超级大港“共处”于长三角这“山”,所谓“一山难容二虎”,势必有竞争,但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共同繁荣,合作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互补互利。长三角地区最终实现了区域内垂直分工、错位竞争、共赢合作的发展格局。两港一体化后,随着对舟山港的开发,集装箱吞吐能力的提高,必然使得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的竞争更加激烈。但同时也有助于中国两个最大的港口在竞争中相互提高。合作则最终可能变成三港一体化,“上海港的未来是舟山北部的大小洋山港,而宁波港的未来则是舟山东部的岛屿。”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表示。上海港和宁波港都需要舟山港,从某种意义上,宁波、舟山两港一体化最终可能演变成三港一体化。

{五}结构重组的前景

整合港口资源,加速浙江港口和经济发展,将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最终实现宁波、舟山两市合并,形成物流转运集散出口等诸多增长极,众多增长极集聚于港口处形成港口产业的核心区,并以此向宁波周边地区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周边地区经济结构空间的变革,引导新兴产业的兴起,缩短周边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差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样比宁波、舟山两港各自建设节省很多资金、人力,强化重点,使国家的政策和优惠有的放矢,推动整体的发展,然后以宁波、舟山港为点,以杭州湾大桥为轴,延伸到上海港另个点,形成长三角贸易进出口的“天平”枢纽带。金甬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成为浙江省内陆地区贸易寻找出口处的“大动脉”,使长三角的贸易出口图形呈弓箭状,冲出亚洲,射向世界。

参靠文献:

[1]区域分析与规划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城市地理学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篇12

市场失灵是指资源配置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各种情况。在市场失灵下,公共产品不能实现完全、公平的供给。因此,克服市场失灵通常要求政府的干预。但是,地方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只能是辅的、补的,而不能过度的进行强权干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2.政府利益地方化

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了一系列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异化行为,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同障碍,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公共服务缺乏

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指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人不平衡,偏重生产性和盈利性的经济类基础设施(交通、水电、通讯等),而对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在公共事业的投人上,又没有把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分开,导致公共产品领域不断扩大,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使财政支出捉襟见肘,这既限制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又限制了公共事业的发展。三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场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因素、产业结构布局因素和政策等。要克服这些因素,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作用。

1.制定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本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根据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确定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落实。其次要根据本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再次要确定发展本地经济,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重点方向和目标。最后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优化人才环境,实现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相互补充。

2.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担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公共政策,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职能。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3.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政府管理创新

首先,将公共管理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其次,强化地方政府妥善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着力点。

第四,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特有作用,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区划,破除行政壁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4.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市场意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了市场人们自然会有市场意识,但是市场又是依靠有市场意识的人建立起来的。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自我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下放权力,市场的事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去调节。地方政府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确保区域政策的严肃性、有效性、连续性以及稳定性,保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能够依法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稳定预期收益的投资环境,给各类投资者以信心和激励,从长远的角度促使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

5.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内产业空间组合的状态,合理地利用区域资源,大力发展主导产业,求得更大的区域效益,是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从产业布局来看,由于长期受条块分割的影响,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同化现象较为突出。根据区域产业集聚理论,由于区域的主导产业,在生产上或者在产品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在布局上有相同的指向性,这些产业按一定比例布局在区域的某个优越的地区内,就可以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系统,改善企业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区域整个生产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企业功能之和。从企业发展方面来看,为私人部门创造就业机会,提供资金支持和财政承诺;以区域内主导产业为主建立竞争优势;设立可量化的目标以监测其进展;促进区域市场而非地方市场的发育等。

6.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完善经济发展的服务体系

鼓励建立各类民间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打破阻碍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障碍,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地方政府合作,进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囊机构,主要由各地的经济专家学者组成,为区域间地方政府决策提高咨询。二是培育“中间体组织”的成长。这里的“中间体组织”主要是指由市场原则与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盈利性组织原则与非盈利性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政府组织原则与民间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所衍生出来的具有新特征的组织体。

民间组织可以对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会弥补市场组织功能作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抑制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分解部分政府的经济职能,抑制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趋势。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地方政府应鼓励这些民间组织发挥效用。通过这些自发的或官方促成的民间组织逐步提升企业战略、拓展市场深度和扩张市场容量,并对政府形成软约束。

参考文献:

[1]张雷宝.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

[2]魏后凯.中国地区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

[3]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陈栋生.区域经济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5]马雄光.经济体制过渡期:政府必须主导区域经济的发展[E/DL].北大天网,2003,(7).

[6]龙永图.地方政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做四件事[E/DL].中国新闻网.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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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和金融活动都有着久远的历史,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财政和金融有融通资金之意,只不过前者为公共金融,后者一般更强调民间的资金活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政府一般不能直接介入市场竞争活动而只能以宏观调控者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因而财政和金融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调控手段。财政金融法律制度既有微观的又有宏观的,在选择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手段时,要注意有关财政金融立法是否具有政策性和可选择性。

 

1.微观金融活动立法中的意思自治法则是民族自治地方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则。

 

在微观的金融活动中,由于资金的融通是民间主体的活动,因而主要是以商事主体活动为主的,要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正如民法学者所说的:生活资源之得丧变更肇因于大自然之造化者,非人类所得任意安有b因而私法所可担负之任务,止于顺乎自然法则而作规定。[1]所以我们不能任意破坏这些法则,否则就等于违背了自然法则。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众多的金融商事主体都是私法主体都按照意思自治法则和法律的微观规制进行决策。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波斯纳说:依照自愿交易的资源转移,将导致高效率。[2因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金融活动不应当是在微观领域因为如果一旦破坏了微观主体的正常决策,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依法构建自由和有序的金融市场环境。

 

2.税法的普适性和公平、效率原则是民族自治地方微观财政活动的基本要求。

 

财政法在微观财政法领域体现的是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比较典型的是税收征管法律关系。在这个法律关系中征管机关和纳税义务人的行为应当按照基本的行政法律规则行事。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税务和缴纳税款行为与征管机关的征收、稽查、强制措施等行为都不能以发展某地区的经济为理由而加以改变。这是因为“税法是体现税的形成特征和规则所在”[3,“税法的普适性,既是法制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公平、效率的要求。同时还是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4]税收本身的规律在民族自治地方不会有所改变。而且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法律的要求提高本地区的行政执法水平,国家也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执法水平给予合理的支持和监督。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税收执法应当遵守WTO的非歧视原贝IJ、透明度原则、统一实施原则、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这样我们没有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微观行政法律规则上变通的可能性,而且民族自治地方也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微观领域的法治状况符合法律的要求,用体现市场经济规律的规则来营造良好的法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二、我国财政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问题

 

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章规定国家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技术创新、农林牧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这些都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因而也就需要在相关财政立法中得到体现。从我国的财政法律体系来看,包括预算法、税法、国债法等法律部门。但是,在我国的财政法律部门中还缺少一个特别重要的法律部门一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法调整的是国家的财政资金如何向特定主体或区域转移的问题,只有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才能很好地扶持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所以建立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财政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预算的法治化是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持的最根本前提。

 

我国于1995年开始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家的财政预算活动,建立了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预算制度,基本上是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但预算法仍然有许多制度缺陷,在支持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更是有很多不足。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有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应当说这是有利于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但是由于民族自治地方本身的财力是比较弱的,光有财政自主权不足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从预算制度上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己经是十分必要了。

 

(1)预算法应当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预算资金安排的规定加以协调,对于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如何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做出明确规定。而现行预算法仅在第31条中规定了中央预算和有关地方政府预算中安排必要的资金,用于扶助经济不发达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而该条规定实施起来是十分困难的,没有可操作性。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9条规定了国家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但该规定并没有在预算法中得以体现,所以预算法应当做出相应的规定,明确上述各项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

 

(2)我国预算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不利于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财政支持的。我国预算法奉行的“量入为出”原则和有关复式预算的规定对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有密切关系。“量入为出”原则表面上看可以控制预算支出,防止出现大规模的财政赤字。但是“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反映了封闭型经济条件下政府预算自身收支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预算收支原则,实质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51这一原则不能反映政府的财力需求,政府的预算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大,不利于进行科学合理的财政预算编制。这样中央和地方预算在安排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预算资金时必然受到政府财政收入预期的约束,因而资金安排也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引入西方国家预算法一直奉行的“以支定收”原则,这样有利于在预算编制中政府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扶持的预算开支。

 

在这种预算框架下,政府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看做是客观的资金需求,进而提高政府的支出效率。另外我国预算法上规定了复式预算制度,但是却规定复式预算的编制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实际上,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复式预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府则不再明确编制复式预算。[6复式预算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把政府的经常性开支(即所谓吃饭财政)和建设性开支(即所谓建设财政)分开,政府能够把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明确地列出来。这样有关政府可以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资金列入建设性预算之中,真正实现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预算扶持。

 

2.合理地运用税法上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税法一般来说为政府的财政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法所包含的政策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税收政策比预算法的实施灵活得多,因此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地利用税收政策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项目包括:(1)商业、供销和医药企业;(2)农业、牧业、林业等生产条件和水利、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3)合理利用民族自治地方本地资源发展地方工业、乡镇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业品的生产。但是由于税法本身的规律和税法的复杂性也导致采取税收政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存在困难。我国税法目前对上述项目采取税收政策专门扶持的立法非常之少,只是在増值税的免税中规定,对国家定点企业生产和经销单位经销的专供少数民族饮用的边销茶免征増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増值税一般不能作为支持特定区域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因为増值税其征税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促进商品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环节的无障碍地流通,如果针对不同区域而采用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破坏増值税的内在价值。

 

此外还没有专门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上述经济发展项目做出税收优惠规定。要把有关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衔接起来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一般来说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措施,“税收收入的减少便可以成为医生在产出下降时开出的良药。”[8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条例也规定一些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预算法明确规定了分税制,即中央和地方财政根据各自的事权来划分相应的税收收入。政府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十分困难的。我国目前把企业所得税列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税,这样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实行减免税政策的同时不会减少本地区的财政收入,当然在所得税返还上应尽量对民族自治地方进行照顾。

 

3.国家应当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真正解决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我们上面提到的许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财政措施,最终都需要转移支付法律制度的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法充分地看到了转移支付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价值。民族区域自治法第62条规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増长,上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増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用于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通过转移支付法来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如德国在转移支付制度方面有《联邦财政均衡法》,该法以一定方式使联邦政府的财力能够在各州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它们的财政实力相对平均。[9而我国目前仍没有转移支付法,我国目前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过渡性的,新旧制度的混合体,[10]因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转移支付措施也就没有法律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有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转移支付。

 

但由于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有许多体制上和结构上的缺陷,因而针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有学者在论证西部开发的财政转移支付时指出:应在转移支付目标体系中増大特定目的的非均衡政策目标比重,即要减少一般性补助,増加专项补助”。[11]上级财政应当加大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发展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综合发展的项目,如农林牧产业、地方特色经济、合理的资源开发,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还规定上级财政应当帮助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关专项转移支付应当扶持。特别指出的是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应当有相当数量的资金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力资源的引进与开发。所以我国迫切需要建立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加强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在内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和资源开发。

 

三、金融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金融法律制度对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是比较间接的,不像财政法律制度那样可以把资金或者减免税的政策直接兑现给民族自治地方。在金融法律制度框架下,必须谨慎合理地使用金融政策。因为金融政策关系到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否稳健以及维护金融安全。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规定:国家根据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综合运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金融扶持力度。”一国的金融市场体系是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构成的,而这些市场领域法律到底能够提供多少优惠政策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金融立法应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为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我国基本建立了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核心的货币市场的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制度中都没有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使之能够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配套。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57条的规定:金融机构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在开发资源、发展多种经济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应当给予重点扶持。”此外,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企业技术创新、商业和医药企业的发展,国家的金融政策也应当给予扶持。而在货币市场的金融立法上,没有关于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定,而且货币市场上的优惠政策还受货币市场的特殊规律的制约。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它对于自己的信贷管理是以资产的质量和效益为核心。

 

世界各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般要服从三个原则:安全性、有效性和规模性。因而从商业银行的运行规律上讲,它一般不愿意把资金投向民族自治地方,因为这样商业银行有比较大的风险,而且收益率也比较低。所以国家不能为了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而责令商业银行向自治地方贷款,这是违反货币市场规律的。因此在货币市场上采取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主要靠央行的货币政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以货币市场的稳健运行为核心的,稳定币值、经济増长、充分就业等都是央行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央银行并不能对这些目标加以直接控制,而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对它们施加间接的影响和调节,使进入中央银行的目标区。在充分考虑货币市场的经济规律和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有关货币市场的法律制度可以采取下列措施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

 

(1)立法应当规定中央银行运用其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款准备金、基准利率、再贴现业务、贷款业务和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使用再贴现业务和贷款业务两个货币政策工具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是可行的。中央银行可以对那些开展符合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贷款项目的商业银行给予再贴现或者央行贷款支持,以鼓励他们向民族自治地方提供资金。这种作法应当在中央银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且要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互配套。

 

(2)通过政策性银行的直接贷款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我国借鉴国际上的作法,于1994成立3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由国家投入,贷出款项一般是专款专用,不具有派生存款和信用创造功能。政策性银行具有很强的引导投资功能和补充功能,解决商业银行不愿投资的领域缺乏资金的问题。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营还处于中央政府指挥和命令之下,其运营缺乏法治化的运作机制。有关政策性银行的法律规定,只见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的金融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该规定过于原则,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导向和资金安排没有任何规定,这将可能导致把国家的资金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所以政策性银行资金投向的法治化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在立法的改革过程中要把扶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容和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投向都在中央银行法中加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