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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企业文化不是那种硬性规定的规章制度，它需要员工自觉地遵守，是一种自觉地行为。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的措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首先，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精神与物质的紧密结合、相互融合，企业文化中包括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按两个方面，能够促进思想理念与经营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企业文化对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更好的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其次，企业文化能够促进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结合，将管理制度中强制型的制度逐渐的变成员工能够自觉遵守的制度，补充了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空乏。另外，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的管理理念与价值观念的统一，促进员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不断地增强，使思想政治工作在思想佳偶方面的不足之处得到弥补。因此，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途径。
三、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篇2
我们熟悉的当代著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就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思维”、注重人文学科的音乐实践者，当地起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同步的音乐家的称号，是莫兰教育思想在音乐教育中典型的文化个案。2007年，在中国教育部召开的新课程出台六年后修改课标的全体会议上，有教授发言说教育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与培养什么样的人。所以培养人的首要问题是屏定“人”，这应该是音乐教育需要思考的一个巨大的问题[1]。
3音乐教育转型研究方法
音乐教育的转型需要众多学科的参与，包括人文社科学、教育学等理论知识，与音乐教育自身的知识相结合，最终形成新的音乐教育理论。许多资料都显示，上个世纪的音乐教育课程在传统教学上一直影响着音乐的发展方向，可是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的转变，提出了音乐教育的教学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对于传统音乐教育的教育方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当代社会自己的音乐教育新教学方式，为培养全素质多方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做贡献[2]。
篇3
中国现代企业文化,首先要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优秀的企业文化总是在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基础上,吸收本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并显示出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企业文化是亚文化,必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包涵着丰富的、具有规律性的管理思想。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容,而且能够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深厚基础,更能使我们的企业显示出突出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中国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是包括风俗、习惯、心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所倡导的经营理念、战略思想和管理原则是相符的。儒家尊仁德,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思想,同现代企业发展的精神是吻合的,可以指导企业家和从业人员更好地做人做事,爱岗敬业,凝聚企业的向心力,培育中国现代企业文化最深厚的根基就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我们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料,吸收传统文化合理内核,从六方面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要吸收儒家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对职工讲仁爱关怀。重视人际之间情感的交流和情感型的管理,成为企业文化民族化的突出表现。在企业中注重道德教化,培植敬业乐群、合理奉献和人生理想等人文精神,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更加深厚的底蕴。
加强道德教化。中国的泛伦理型文化在现代社会虽流弊日多,但其精华部分仍光彩照人。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最理想的成就是所谓的“三不朽”,其中最大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道德上的成就是人生最有价值的成就。中华文化基本思想之一的刚健有为思想,包括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个方面。自强不息是讲自立之道,厚德载物是讲立人之道,自立是立人的前提,立人是自立的归宿,二者讲的都是从道德上立人,以人之德性来包融天地万物。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无疑仍有积极意义。一个人格低下、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无论如何是难以给社会创造财富、作出贡献的。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道德沦丧现象,不能不使人忧虑,整个社会对“堂堂正正做人”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企业人文精神建设首先应围绕道德建设来进行。在企业管理者中,应提倡“百行德为先”的思想,通过他们的道德人格力量去影响人、带动人、鼓舞人,真正做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对企业职工,应加强道德自律教育,提高群体的道德水准。具体说,就是强化“六心”教育: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会,热心献给集体,关心献给同事,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给自己。如果企业能够从这些具体的、员工易于接受的东西入手进行道德教育,就有可能培养出一代富有社会道德责任感的时代新人。
培养敬业乐群精神。所谓敬业,就是对所从事的职业有执著的追求与热爱,让人生的价值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所谓乐群,就是与全体员工和睦相处,共同奋斗。敬业与乐群密不可分。只有人人敬业,才能激发创造热情,减少内耗,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创业环境。为形成人人敬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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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喻文化：凸显多维代际话语主体共存的文化教育模式。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借助传播学理论提出了一种教育模式，即从文化传承的不同方式出发，将人类整个文化过程划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种形态。前喻文化，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是一种自上而下传递文化的教育模式，文化权威来自过去；并喻文化，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是一种横向平行的文化传递教育模式；而后喻文化，则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是与前喻文化传递方向恰好相反的教育模式。[1]“后喻社会”是信息革命后一个“反向社会化”特征显著的时代。“前喻”、“并喻”和“后喻”各个形态的社会文化传递演变进程，衍生了文化教育多维传喻主体，即“前喻主体”、“并喻主体”和“后喻主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事实上也存在“三喻主体”。前喻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最正统、最经常的主体，凭借自身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在提升、开发教育对象认知水平和思维能力，推动其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并喻主体的群体归属效应对同辈易产生示范效应和激励作用，引导同辈人进行自我教育，有利于同辈间的互动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后喻主体，即由后辈来担任主体，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既促进自身的社会化，又推动长辈在新时代接受新的教育即“再社会化”。[2]话语权是由具体的人来承担的，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体领域中，“三喻主体”均有话语传播优势，有自己特定的话语权。“后喻文化”的产生并向纵深发展，表明社会文化传承模式正由传统的单向传递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
（二）用后喻文化理论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微”变迁的理论适切性。“微时代”后喻文化特征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发增强，主要表现为晚辈“文化反哺”能力的提升，同辈群体圈子影响的加深和长辈文化权威消解的加快。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了主体的平等交往实践，却忽略了现实教育主体间的“代沟”问题。后喻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维性、差异性和发展性契合了“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的重塑。首先，多维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这是后喻文化时代最显著的主体特征。后喻文化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对晚辈实施教育职能时，为“前喻主体”，否则主体权威丧失。同样，“后喻主体”只有应用优势自觉履行教育职能，将文化信息反哺于长辈时才具有主体话语权。其次，差异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三喻主体”由于在思维方式、知识经验等方面的差别，在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中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也不同。一般而言，经验阅历丰富的前辈，擅长传承性教育；经历、情感相当的同辈，适宜平等交流、启发，其榜样示范效应比单纯的前喻灌输更具感染力；年轻的后辈对新事物较敏感，善于探索和创新教育。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体的变迁，需要根据教育教学对象、内容选择相适应的主体话语传承模式。再次，发展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信息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个体主体只有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才能够获得新知而继续发挥自身的传喻价值，确保教育对象的自由全面发展，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要求，难以高效完成教育活动。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还要注重主体“三重向度”发展的多维转化和优化组合，从而拓宽主体话语权的发展空间。后喻文化的主体特征要求，不仅能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变迁的时代困境，而且有助于减少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主体间的“代沟”，实现各方资源的优势整合。
三、文化互喻：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话语权重塑的路径选择
（一）平等影响式互喻——树立话语权共享，从主体性迈向主体间性的“微理念”。树立“微时代”师生间的平等话语权，转变教育理念是关键。教育者首先要树立话语权共享思想，实现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二元论到主体间性的跨越，并定位自身话语角色，转为“平等中的首席”。网络话语权弥散的结果是教育双方互为权力主体，基于教育者的主体性和能力，给大学生“话语赋权”，相信并激发其话语能力，使话语权由独享转变为教育参与者共享。无论生活上还是课堂上，学生都有随时质疑、讨论和建议的权力，教育者不得以“师道尊严”的权势话语压制，在教育教学中应“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是越来越多的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3]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建立平等话语权，并不意味着话语权的丢失，而只是要改变话语权主体的单向性和表达方式的一些传统性。大学生的“三观”正趋成熟、辨析能力不够强，在尊重学生话语权的同时，开展新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学生理性辨析、正确使用话语，增强其网络责任意识和自律能力，可见教育者传统的“把关”、导向功能仍不可或缺。总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主——主”关系化、“我——你”关系化，是新教育理念对主体话语权的回归与尊重，有利于主体间的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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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还亟待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还认识不够。二是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突发性事件增多，对宣传舆论引导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三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战斗力亟待加强，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明显，网络管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四是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五是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要在总结继承十六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工作思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把宣传思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整合和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工作紧紧抓好。二是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体制。各地区各部门党委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清形势、负起责任，抓紧抓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确保意识形态领域不出问题。三是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良、熟悉宣传思想文化规律和特点的工作队伍，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队伍和人才保障。
2.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基层群众。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践行“三贴近”原则，多办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的实事。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到最基层，做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去。只有这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才能做到根深叶茂、活力四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强化阵地意识，拓宽宣传载体。要牢固树立阵地意识，不断拓展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尝试和运用新的载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媒体宣传工作格局。一是巩固发展已有的思想文化阵地。做大做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引导，充分发挥都市类报刊发行量大、受众面广的优势，使之成为正确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加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形成完整、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二是抢占新兴宣传阵地。主动运用和管理好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办好重点新闻网站，丰富宣传内容，拓展服务功能，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尤其要支持重点新闻网站加快发展，打造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网站和特色网站。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密切关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新动向，尽快熟悉并运用信息传播的新技术、新业务，使之成为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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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将传统文化与高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对于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比如说从屈原、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冯子材等历史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能够深深地鼓舞学生，激发高职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他们热爱祖国、忠于祖国、奉献祖国的思想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次，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意志品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头悬梁、锥刺骨”、“梅花香自苦寒来”、“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刻苦钻研精神；“慎独”、“见贤思齐，见不贤自省”的自律精神；等等都是大多数高职学生身上缺少的意志品质。再则，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术业有专攻”、“业精于勤荒于嬉”可引导高职学生专注于学业，热爱自己的专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岗敬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和为贵”、“将相和”、“和气生财”的主张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识大体顾大局意识、协调好人际关系、达到利益双赢不无裨益。传统文化遗产中的众多文化遗址、发明创造、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时刻提醒着子孙后代要继往开来，刻苦钻研，不断创新，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教育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方法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文化教学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去。在平时的教学中将历史故事穿插在教学内容中，既可以提高思想政治课的趣味性，又可以用实例增强教学的效果，避免干巴巴的说教。比如在教育学生要刻苦学习、爱岗敬业时，我们给学生讲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风貌，让学生讨论颜回所乐为何事，引导他们专心投入学习，体会忘我的境界。也可以讲匡衡“凿壁偷光”；车胤、孙康“囊萤映雪”；杨时“程门立雪”；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孔子“韦编三绝”；祖逖“闻鸡起舞”；等等故事。并以一些当代的励志人物做典范，让学生看到从古到今成大事者都能克服惰性，战胜自我，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明白“功夫不负有心人”的道理。在讲到人生态度、人生目标等问题上，我们可以给学生讲诸子百家的学说，对比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让学生体会传统思想文化的奥妙。结合当前青少年中的非主流思想，给学生讲“竹林七贤”的故事、讲王充和范缜的故事，使他们了解到历史上的非主流思想和人物，让他们比较古今非主流的相同与不同，鼓励他们的想法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其次，努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也很重要。我们向学院相关部门积极申请举办传统文化讲座、聘请传统文化方面的专家定期登上学院的职大讲坛，为学生呈现一场场精美的文化大餐，让学生真正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编排、表演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以话剧、戏剧、电影、讲故事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比如说庄子“鼓盆而歌”的话剧、三十六孝故事等；组织阅读传统文化书籍等活动，读后组织学生开讨论会，谈阅读心得。向学生大力推荐国学网站，鼓励学生业余阅读，力求使得传统优秀文化深入学生心中，让高职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能得到触动，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以期从思想到行动上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改观，同时能营造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再次，开展践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在给学生灌输“百善孝为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之后，以“我做孝子30天”的活动作为学生的课后作业，让他们坚持在30天内，每天为父母或其他长辈做一件尽孝的事情，从而体验古人的孝道思想和守孝三年的不易。再比如对于孔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体验，以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每天休息前做自我反省，将反省的结果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课堂讨论的内容。对于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做到“礼”（现实中的礼仪规范）与“仁”（内心的自觉维护）的统一，同时让学生讨论实践心得，互相学习，在生活中将好的做法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在这些活动中，我们细致观察学生的进步和每一项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做法予以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成效。
作者：徐盛雷张宏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篇7
对于“人”，我们可以学习易学，用幽默和谐家庭；用道家的相术知人善用；用中医的医术保护身体；用儒家的心态，感恩生命，深刻、谦和而又自信。
但在房产业——这个巨大的人居环境产业中，如何借鉴和应用传统文化思想，却通常只有一些“阳春白雪”在酝酿思考。修身、齐家、然后治天下，仿佛总是走不到普通的“下里巴人”。是不是真的只能这样呢?
当然不是!普通的成本管理人员，同样也可以深入地研究各种要素对企业“健康”的影响，做到“人境合一”，于“无为”中管理企业这个“家”。
2儒、释、道的贯通
我们首先要先明白儒、释、道的精神加以融汇贯通。儒：以人世的姿态出世。儒学是“官学”，是培养领导与高参的教材。真正的儒士，热衷权势，却非为私欲，而是借助权势实现利国、利民、利天下的理想。他们身人名利之中，心却超越名利之外。
释：以出世的姿态人世。佛家不承担世俗工作，不追求世俗的名利，但他们积极介入社会，并承担一项特殊的工作，即抚慰人的心灵。
道：以人世的姿态出世，以出世的姿态人世。道家的人世，顺其自然；道家的出世，安然入梦。始终保持自由的心态，可出可入，无为无不为。
3房地产工程成本管理的“无为”
纵观房产业，工程成本管理从业者众多，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工程造价、管理、财务、工程、法律、合同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还需要执行决策层资金计划的实战操作能力。更深层次的优秀成本管理者，还需要一种与环境(企业)融合的心态，去面对日益激烈的成本控制挑战。量身订做、注重实战、学以致用，才是将传统思想融入成本管理的佳境。
《红楼梦》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只有体会到了“无为”，才开始接受了周易思想。“无为”也“无不为”，每一个管理的过程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都是一段“心的旅程”。以人世的姿态出世，以出世的姿态人世，是保持这种收放自如思想的基础。
怎样的成本管理才是最佳的成本管理呢?管“心”。让企业的“身心”都符合自然规律，也就“无为”了。
4天人合一和大道至简
“无为”即天人合一，既是周易的哲学基础，又是最后要实现的终极理想，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万本归一、大圆满。
周易提出太极，然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从无到有，成本管理出现了无数种可能。我们通常在管理中，出了问题，才去寻找“最”重要的关键所在。可这些最重要的关键，往往就在初期，我们最不在意的地方——“私心”。“大道至简”，事物的发展都有自然的规律，最初的也就是最重要的。
成本管理者要学会用这个理论来分析成本的基本要素，依照八卦卦象的基本特征，找出各系统的相互关系，将管理框架根据自然规律进行规整。
5成本管理贯穿财务金融、生产科研、纪检安全三个领域
根据易经的八卦，我们将企业分为管理系统。乾——决策指挥系统；兑——营销服务系统；离——企业文化系统；震——生产科研系统；巽——人事培训系统；坎——财务金融系统；艮——纪检安全系统；坤——群众监督系统。
在生产科研中，成本的核算要精确科学；在纪检安全中，成本的签证要奖惩分明。在财务金融方面，结算付款要及时有效。
杜甫的诗形容恰到好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早一点不好，晚一点也不好，恰恰在春天的雨才最好。成本管理就要做到“及时雨”。
6从易经中发现的成本管理的八种方法
1)坎卦——企业与他人的经济往来，避开陷阱是前提，即风险意识。水代表财，象征流动多变，周流不息，隐而不现；为江河、为险、为陷阱、为恐惧，这些与财务金融的许多性质对应。
水能载舟，在于它的柔顺与流动，而主动示弱、流动多变性恰好是商人的主要特点；根据坎卦的爻辞，企业成本出现危机后的管理方式应该为：惩洽，整治，外援，自救，勿贪，防御。实际成本管理操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合同风险意识、对重要条款的法律、风险的慎重，这是成本管理的重中之重。．
2)需卦一成本管理的主管必须具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素质。欲望(投资者的需求)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如果能正确对待欲望不让它们无限膨胀，就能吉利。
需卦，象征等待。孤立无援下不得已之抉择；时机未到之前最明智的选择。当形势不利，或没有多少胜算把握之际，强行突破作战是下下策。等待是强者的自信，成本管理者如果发现时机未到，就应该及时站出来，提出等待的建议，以防止投资者的“需求”过度膨胀。
3)节卦一象征节约，所谓节制，是审时度势暂时的克制(休整)，克制时间过长，就会失去原有的斗志，故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苦节不可贞”，过份的节制或约束是不可取的。
优秀的成本管理者，要掌握火候，招标的火候，签证的火候，结算审核的火候。适当的安排竞争，却又不浪费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游刃有余的高手。这与前一卦，同样阐述了成本控制的关键点：适度的节制，观察对方的“心”，才是重点。
4)既济卦一象征长远策划，即成本管理的投资预算。有运筹帷幄的决策在战争开始之前，才有决胜千里之外的战争。
商场如战场，在项目运作前，一定要将投资预算做好。要充分考虑其潜在因素，多算则胜，少算则败。预算一定要考虑时间因素，货币的时间价值，应成为评价的基本标准。
如果一个项目立即开发可获利l亿，若五年后开发，由于价格上涨可获利1．6亿。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根据1．6亿>1亿，可以认为5年后开发更有利。但如果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现在获得1亿，可用于其它投资机会，平均每年获利15％，则5年后将有资金2亿，还是现在开发有利。(5年后获利=1x(1+15％)5—2亿)
5)屯卦一资金渠道要畅通。企业资金的再生产要像水渠一样畅通。修筑水渠艰难，维护其畅通无阻、保持水质纯洁也并非易事。这也印证了现在房产企业成本管理的重点，从纯粹的“利润”到保证“资金链”畅通的必然规律。
6)井卦一代表企业职工的薪金发放。水乃生命之必需，财为生活之源泉。井水不枯的条件是供需平衡，企业保持效益的根本是员工薪赏发放要恰到好处。
7)蹇卦——代表财务审计，避免触礁的有效措施。航船触礁在于不能随时透视水下情况，企业触礁在于不能及时检查财务情况。成本结算的审核，是对企业生产过程的一次检验，优秀的成本管理者，必须从中找出企业的漏洞，并加以改进。
8)比卦一代表财务管理的财务报表，增加透明度是万众一心的前提。想营造一种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人文环境，必须要公开资金周转和利润情况，增加经营透明度，做到让员工心中有数。
综述
篇8
要想熟练的掌握化归思想还需要在解决数学问题时，采取迂回的战术而不是对问题直接的进行攻击，要通过变形把要解决的问题处理好．在化归思想中需要化抽象为具体，把复杂的问题和抽象的题型通过这种化归思想转变为简单的问题，具体的问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培养学生的这种意识，在学生遇到难懂的问题时引导学生采取这种方法，把抽象的题型划分成小部分，按照步骤各个突破．把抽象化为具体是初中数学化归思想的重要体现，所以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讲解数学知识时注意对这种思想的渗透，在设计数学教学方法时也需要根据学生的需要，迎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同时要培养学生运用数学化归思想的能力，不止在平常的数学做题中，还需要针对具体的生活问题运用相应的化归思想．因为数学是来源于生活的，我们需要把数学学习中学到的思想运用到生活实际中，通过转变自身的思维，达到化归思想的最大运用效果．
三、运用化归思想，化一般为特殊
在数学题型中有相对比较特殊的题型，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时引导学生对一般问题进行思考，因为“特殊寓于一般之中”，一般情况解决之后，我们可以从一般解题思路中找到比较特殊的解题思想，从而在普遍的解题思想中受到启发，更好地解决数学难题．
篇9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篇10
训练转化思想必须掌握转化的技巧。下面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谈谈这一问题。
一、实与虚的转化
“实”就是具体地、直接地写;“虚”就是抽象地、间接地写。作文训练中的“实题”提供的多是具体的人物、事件、实物等方面材料，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老师的眼睛》、《教室里的欢笑》等，写此类题目若是一味求“实”，不注意“实中有虚”，则表达上易呆板，也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或必要的思想深度。故“实题”一定要“虚做”，或揭示具体事物的本质，或揭示具体事件的意义，或展开由此及彼的联想，或回避正面实写，代之以旁敲侧击。如《在阳光下成长》，可由“阳光”联想到“父爱”“母爱”“师爱”“友爱”，而不能只在“阳光”本身做文章。又如《××比赛》这类题目，若是正面描写比赛场面，做到“实中有虚”，揭示比赛意义，未尝不可;但有的同学写跳绳比赛，却回避了正面实写，而是写一个“潜补队员”因给同学看衣服不能观看比赛，只能听到赛场传来的阵阵的欢呼，揭示他想看比赛但又不的矛盾心理，如此化实为虚，更耐人寻味。
二、褒与贬的转化
刘禹锡的《陋室铭》看题目是在贬陋室之“陋”，但文中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写“陋室不陋”，这种化贬为褒的写法令人感到独具匠心。《妈妈说谎了》这个题目，固然可以批评妈妈的缺点，但为什么不可以写妈妈为了高尚的动机撒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谎呢?
不仅“贬题”可以“褒做”，褒题也可以“贬做”。如《老师，你对我太好了》，题目是个“褒题”，但有的学生写因为自己学习好，老师对“我”特别好，结果使“我”和同学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同桌疏远了“我”，“我”好苦闷、孤独。文章写得出人意料，耐人寻味。
三、散与聚的转化
有的作文题目提供的是几种看起来互不相干的材料，可称之为“散题”。如《羊肉、菜汤和考试》、《小桥、男孩和我》、《爸爸、妈妈和裙子》。这类“散题”须“聚做”，也就是通过各种联想，合乎情理地将其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小河、男孩和我》，有的学生写:“我”过小河时发现一位老大娘也在过河，她拄着拐杖，站立不稳。“我”想帮一把，但又不想麻烦自己。此时，对岸的一个小男孩冲进河里，扶大娘过了河。这种化散为聚的训练，同时也发展了创造性思维能力。
“聚”题则要“散做”。写《我的班级》，就应该从构成班级的各个要素如同学、老师、教室、学风等几方面展开，否则，很难使文章具备充实的内容。当然，“散”中也要有“聚”。
四、因与果的转化
如《妈妈不在家》，可把题目看作原因，文章可把重点放在写“结果”上。这是化“原因”为结果。又如《他终于受到了表扬》，题目是“结果”，作文时要重点写原因。有些现象既可以看作甲种现象原因，又可以看作乙种现象的结果，可以既写原因又写结果。
五、宽与窄的转化
篇11
我县基层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篇12
东方绘画与思想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早期社会文化思想儒家、道家、玄学、佛学思想都对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绘画表达的就是思想见识、文化认识。不同时代对不同文化思想的侧重，必然要影响到绘画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认识。
一、儒、道思想构成了两汉文人作画的审美基础
绘画发展到两汉时期，汉文帝以道家思想治国，汉文帝时代的绘画多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对绘画创作“解衣磐礴”的探讨提升了绘画的境界。到了汉武帝时，为了富国强兵，安定边疆，汉武帝积极吸收儒家“尚用”的思想，这时的绘画因儒家思想的提倡而具有了“历史之境”的作用，多以鉴戒为目的。
儒家对绘画艺术是从两个方面来肯定的，即一为对个人修身养性而言，一为对社会“明劝诫”而言。儒家主张亲近自然，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思想表现在为艺上，认为人应该亲近自然山水，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既文雅又朴实的人，然后才能真正做到用“诚”去体会造物的内在精神，并在绘画创作中表现出“人性”，使作品表现出自然、朴实、文雅的审美面貌以及正派君子的气度，这样的作品才能起到劝诫的作用。
从思想对绘画的影响来看，道家的思想比儒家的思想对绘画贡献更大。儒家提倡积极入世，艺术只是“小道”，儒家认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将太多时间用于绘画研究。道家从出世的认识论出发，认为“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而自然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统一体，因而“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王弼著《老子五章注》）。与儒家相比，道家更注意人的精神活动和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上主张重意轻形，强调“得意忘言”、“得鱼忘筌”。由于“任自然”的影响，在审美上倾向于自然、天真、朴拙；由于重意轻形，其作品则表现为不重工巧而更注重人的感情和思想的表达。
儒、道两家虽然因思想主张和认识的出发点不同而在艺术主张上各有侧重，但在审美认识上都倾向于自然美、朴实美。两汉时期，儒、道都曾单独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绘画。文人自汉以来参与画事，与儒、道两家对艺术是人的修养的一部分的提倡是不可分的。而对自然美、朴实美的追求构成了两汉文人作画的审美基础。
二、魏晋玄学、隋唐佛学思想对绘画的影响
玄学兴起于汉、魏之际，此时社会动乱，文化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玄学以老庄思想为基础，调和了儒家的某些思想，把道家的自然无为更加绝对化、抽象化。玄学汲取了老庄“言不尽意”的思想，以言象为末，以意为本，重意轻言、轻象，这种“得意忘象”、“寄言出意”的思想发展到南北朝时的表现就是绘画理论上“取之象外”的审美原则的提出。谢郝在评画时提出“风范气候，极妙参神，但取精灵，遗其骨法。若拘于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这里所谓的“象外”则是指形似之外的神似。玄学对“言不尽意”中“意”的强调，对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想使绘画更加倾向于主观认识、主观精神活动的表达。中国的文人作画思想正是在老庄舍象求意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取象方法，并在玄学的推动下，把表达思想与情感作为创作的指导原则。
随着民族大融合趋势的加强，佛教随着少数民族内迁而得到广泛传播，佛学思想的影响也日见扩大，到唐代，百丈禅师创建禅林制度，佛教在中国扎根，成为民族文化思想的一支。佛家的“神”和道家的“意”在绘画上更是不谋而合。在唐代佛教和佛学思想从两方面影响文人作画：一、禅定思想。佛法说禅、定、慧，什么叫定？就是禅者心静之澄静和安详。作画者只有先心境达到澄静和安详，才能使画面呈现出自然、静气，给人一种舒适的美感，如道家思想对真画者“解衣磐薄”的论述一样，只有心静达到澄静和安详才能在作画时得到“庖丁解牛”――“神遇”的境界。二、无象。禅门说无象，认为形器世间（物质世界）是虚幻不实的，世人应该自觉截断物欲的诱惑，这样才能回归到那个形而上的道体，从写意的角度看，象就是客观景物的外形，或绘画的表现形式，本真就是画家的主观意识，即意。通常过份执著客观物象会相对减弱画家主观意识的表现。佛学还影响了绘画中对“形”“神”的探讨。佛家认为“神”是万物的本真，是万物的道体，认为形器世间（物质世界）是虚幻不实的，这些认识使文人作画从“神”即主观与客观物体的道体出发去认识和表现形象，并侧重于主体精神的表达，既然万物各有道体，而这个“道体”又是主观的精神能认识的，那么在画面中就要表现佛家这一认识的过程，要通过自然万物的表达，表现天地的道体，表现人的主观精神对这一道题的认识，王维水墨山水画的绘画形式就是用水墨表现“山水的道体”。
篇13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必须注意，孔子并没有因为仁的发现而贬低或轻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规范价值，相反，恰恰是仁的发现为礼的合理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根据。礼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现，那么只要是人，如果他内心还有一点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灭这点真性情而沦为禽兽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范，否则，他就是“不仁”。这样，本来是仁心外化的礼，最终却反过来成为判别一个人仁还是不仁的标准。由此可见，仁虽然超越礼而对礼的生成和践履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并未取代礼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价值。相反，当孔子把礼深深地植根于仁的基础上之后，礼作为支配人类生活和行为的道德规范，其合理性、权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确认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属于心性范畴的仁还为礼的永恒性奠定了基础。世道会变，但人之为人本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会变（如亲情、友情、恻隐之情等等），与这些性情相适应的一些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也不会变。荀子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荀子·天论》）董仲舒也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这些话人们往往只道其荒谬的一面，而未见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从儒家心性论的角度去审视，则这些话未尝没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换言之，礼的合理性、权威性、永恒性在儒家那里不是凭空确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础。事实上，从本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发来论证传统礼义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这是自孔子以至当代新儒家一脉相传的家法。可以说，由孔子创立的儒家仁学，自始至终都担负着为传统礼义辩护的理论使命。
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3）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如果说，礼是孔子归本三代、述古得来的话，那么作为礼之根本的仁，则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诸三代的礼乐制度，在三代礼乐秩序这一现实的根基崩解之后，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生长点”（1）。在这个“生长点”上，三代礼乐这颗数千年历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种子，经孔子亲手采撷、点播，又重新生根发芽。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确实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礼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面，仁和礼实在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彼此混然一体，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独存。它们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说，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便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唯一恰当的方式和途径。孔孟都曾把礼比喻为出入房屋所必经的门户。孔子说：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说：
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孟子·万章下》）
以礼为门，这个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确地反映出礼在孔子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一个人，除非自甘堕落做那见不得人的“穿窬”者（《阳货》），否则，便不能出不由户，也不能行不由礼。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人才能实现其人之为人的本质，或者说，只有经过礼这道门，仁才能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当仁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德行时，它才能成为一种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将其潜在的德性经由礼的规范和约束，在实践中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可以说，离开礼，别无其他“成仁”、“成人”的门路。《论语·宪问》篇载子路问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说：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卡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可见，“文之以礼乐”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这一步，即使拥有“知”、“不欲”、“勇”、“艺”等优秀素质，也不可谓之“成人”。孔子还说：
恭而无礼而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看来，一旦失去礼的规范和约束，不仅“成人”无望，而且还会使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走向它们的反面，带来种种弊端，甚至酿成大乱。特别是“勇”，孔子认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惧”居其一（《宪问》）。他还说：“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可见，他主张有勇。但“勇而无礼则乱”，“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盗”（《阳货》）所以，他又明确表示自己“恶勇而无礼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闻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了很高兴，而孔子却接着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认为子路虽是一个难得的治国之才，但还不是一个仁者：“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公冶长》）孔子为什么不以仁许由，原因或不止一条，但子路的“勇而无礼”，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孔子认为应“为国以礼”，而子路却总是“其言不让”（《先进》），“野哉由也”是孔子经常训斥子路的话。孔子曾说“事君尽礼”（《八佾》），又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但他认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只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说是“以道”、“尽礼”的“大臣”。尽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于跟随着乱臣贼子去做那“弑父与君”的悖逆之事，但从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于不能“以道”、“尽礼”，所以总不免有所缺欠。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许为“三月不违仁”、并且曾想以衣钵相传的人是颜回。为什么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条，但颜回对礼的地位和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深得孔子仁学和礼学的关系之奥秘，或许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克己复礼为仁”即是孔子传给颜回的仁学大法。颜回请问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十六字诀。颜回听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谢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颜渊》）后来颜回赞美孔子对他教育的恩德时，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样的话。看来，颜回对礼的体会和践履与孔子许其为仁之间，恐怕有着不小的关联。而礼对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价值及其在孔门儒学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从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来说，仁可以说是德之质，而礼则是德之文，文质须相辅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卫灵公》）
又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依仁成礼，以礼成仁。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仁发于心，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也只有依礼而行，才能最终成就仁。这看起来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一个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前一个仁指的是人之为人本诸自然、根之于心的真性情，而后一个仁则指的是经由礼的规范之后，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了的完美人格。两个仁实际上是同一范畴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所具有的两种不同的型态。换言之，仁作为一个道德范畴，有一个从潜在的德性到经由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人格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依仁成礼和以礼成仁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仁作为一种品德具有内在和外在双重性质。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内在的，就其实现而言，仁是外在的。明白了这一点，则那种关于“《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神秘莫测”，“复杂得使人灰心丧气”的悲叹便似乎可以终止了。（4）
三、由仁礼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观
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可以这样来比喻：根之于心的性情之仁犹如一块璞玉，虽然蕴含着上好的玉质，但未经雕琢之前，它还不能说是纯美纯善的艺术品。它不仅质朴无文，混沌未开，而且还混合着其它杂质，甚至藏污纳垢。这时，充其量它只是一块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艺术成品，也就没有多少观赏价值。一块玉材只有经过一番精雕细刻之后，才能剔去杂质，尽现文理，成为美仑美奂、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同样，根之于心的仁要从潜在的德性之真发展为现实的人格之美，也必须经过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过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礼。因此，学礼、知礼、视听言动皆不违礼是人们修养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于心，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仁虽存于心，没有礼的约束和规范，也未必能实现为完美的人格。《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几句话，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也必须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过上述喻论，我们似可对孔子的人性观有所解悟。有的学者说，孔子对人性未曾有明确的主张，此说似可商榷。仁作为潜在的德性根之于心，其质地美善，但未经礼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纯美纯善，这就是我们从上述喻论中得出的结论。如此，则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观。以此为基础，孔子既确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确立了礼的规范性权威。因为人性有善，所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为人性非纯美纯善，所以需要“学礼”、“知礼”，“克己复礼为仁”，“不学礼，无以立”。毫无疑问，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果为孔子的人性观，则人在修养成人的过程中，其来自内部的自由、自律和来自外部的他由、他律，应当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其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和不彻底。有的学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认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这一独特的人性观。
关于孔子人性观的上述认定，还可以使我们对于从孔子到孟荀之间儒学发展的逻辑线索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恶，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两个方面合乎逻辑的分化和发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为基础，强调“存心养性”，强调道德自觉；荀子则就其人性非纯美纯善的一面而言性恶，强调克己修身，强调礼法规范。看起来矛盾对立、不可调和，事实上却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来。
从仁礼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推论孔子的人性观乃是一个尝试，结论未必恰当，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以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闻”的，别人恐怕也难得而闻。因此，《论语》所载孔子明确论及人性的话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相信子贡的话。从《论语》所载内容来看，孔子的确不象后来的孟子和荀子那样，直接而明确地谈论人性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可能与他对人性动态而复杂的特点的深刻体认有关。我们平常说到孩子，往往说：这孩子还小，没定性。就是说这孩子长大后究竟怎么样，还说不准。说不准自然就不好强说。孔子对于人性的态度，可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如果用查引得的方法，从《论语》中寻找“性”字，然后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观，那一定会空手失望而归，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一句“性相近”，并非没有价值，但除了含有后来孟子所揭示的“圣人与我同然者”的意思之外，并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质内涵。因此，我们不能用查引得的方式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观。事实上，孔子有他自己谈论人性的独特方式，如果我们能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一下《论语》中的有关记载，那么，其中很多并未明言人性如何的话，实际上恰恰蕴含着孔子的人性预设及其对人性的独特体认。比如，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而孔子批评他“不仁”时，这正如我们平常指责某某人“没人性”一样，其中正暗含着一个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再如，孔子论“直躬”，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这个“直”实际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伪饰，是为直。孔子很珍视直性，反对不直，认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直所透露出来的真性情乃是“礼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这点天性，什么孝敬什么礼义，统统失去了意义。这点天性乃是善的种子，或者用王阳明的话说，是照亮人生的“一点灵明”，可贵无比。但是，孔子又说，“直而无礼则绞”。这又说明，直之为性虽然可贵，但若无礼乐文饰节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纵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对父母不能“生事之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单凭一点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来，则孔子关于天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必经礼乐规范而后至美至善的思想，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细审上引孔子话语，其间虽无一个性字，但其所论却都是人性在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孔子正是从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现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动态而又复杂的特点。只要我们转换角度，改变方法，放宽视野，则就不难发现，孔子的人性观绝非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可范围，而是有着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钧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