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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是新所得税会计准则执行的第一年，2008 年新所得税税法也开始执行，如何做好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分别与旧所得税会计准则、新所得税税法的衔接，这是会计执业者目前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
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与施行以后，新准则在完成其既定目标方面是否已见成效，是否更加有助于企业税务会计相关业务效率的提高?对我国企业内部税务会计的业务流程是否有所改变?基于此，本文实践方法，以某企业的会计部门为研究对象，考察新准则对企业税务会计的影响。
意义：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处于稳定增长阶段，新会计准则的出台对规范中国企业的会计行为，提高中国会计信息的质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本研究旨在让税务会计执业者更好的了解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做好新旧所得税会计准则的过度衔接，早日实现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在上市以及非上市公司的推广与使用，为会计执业者实施新所得税会计准则提供一定的指导。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关于会计准则变化的主要内容研究：杨汇凯(2008)认为：新准则强化了财务报告，主要目标是为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会计信息的意识，同时，提出了资产负债观，这就对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量的规范性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一观念的主要体现是，采用公允价值作为主要的计量属性。袁伟(2007)同样也发现新准则重新规定债务重组收益的计量，将这部分的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同时，对实物抵债的会计处理方法，也重新规定，即将公允价值作为其主要的计量属性，改变了原来将债务重组收益划入资本公积的规定。
关于会计准则变化对于企业财务方面的影响研究：郭静娟(2007)认为新准则将债务重组收益确认为当期收益、引入公允价值作为非货币资产交易中换人资产的入账基础等规定，为企业调高利润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刘义兰(2008)也认为采用公允价值估值入账，使得企业税金增加的同时利润也可能增长。敖国杰(2008)说采用公允价值对部分资产重新定价的规定给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了便捷。郭静娟(2007)提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转回规定减少了企业操控利润的空间，同时也减少了利润波动。郭静娟(2007)提到企业一致使用先进先出法结转存货成本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利润的增减。陈一标、孔玉生(2006)认为取消后进先出发的存货成本计价方法，影响了企业生产成本的计量，从而促使利润确认的变动。敖国杰(2008)也认为采用账面价值计量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扩大合并报表范围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操纵利润的空间。刘华(2008)还认为无形资产研发费用、借款费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中入账价值的确定、债务重组收益的处理的规定的变革则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张悦芝(2008)进一步进行了说明新准则 规定对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等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使得会计信息更加符合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进一步体现了相关性要求扩大财务报告披露的范围，披露的信息更加充分;借款费用的资本化范围扩大，使得资产价值更加真实;强化资产负债表观念，贴近主要信息使用者投资者的利益需求，明确了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问题，保证了信息的真实性。
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手段
本文采用了问题的引导、逻辑推理、矛盾分析、策略讨论以及形成观点和结论，其最终目的在于从税务部门和企业纳税两个方面，反映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为进一步加强新会计准则的实践应用，减轻企业的额外负担、促进税收公平，以及协调企业在税务会计业务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从本文的研究方法上讲，主要运用了历史比较、国际借鉴、逻辑分析、相互比较等手段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围绕新会计准则和税法差异对我国现阶段税务会计的影响问题展开的，本文以会计理论研究比较的方法为出发点，系统的分析了在会计准则开始实施以后，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随后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针对我国企业当前税务会计与新准则之间的矛盾，从企业和税务部门两个方面阐述了对问题的解决意见。本文从整体来看环环相扣、逻辑紧密、自成体系。
本文共分五个章节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第一章的重点在于对我国新会计准则的总体性的讨论。首先在着重介绍了新会计准则形成的背影。其次，对新旧准则之间的差异进行总体的差异性介绍，力求找到新准则对谁去会计的一般性总体影响。
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对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性进行详细分析。首先从会计科目设置方面探讨差异所在，如数量差异等，并争取分析出科目设置调整的原因所在。然后对会计政策的变动进行探讨，从资产要素、负债要素、所有者权益、收入要素、费用要素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最后分析新旧准则在会计报表项目方面的差异，主要从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注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
第三章重点在于分析新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通过对存货计价、收入确认、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计价四个方面对新会计准则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在分析中不仅分析影响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企业的相应调整方式，在某些问题上还阐述自己在税务会计制度制度上的观点，为下一章用实例重点讨论税务会计和新税法之间的矛盾做铺垫。
第四章重点从实例分析的角度研究新会计准则对税务会计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同时从税务部门和企业的角度对问题的对策进行讨论。本章第一节从制度上和管理上以税务部门的角度，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思路。第二节笔者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以企业的角度，分析问题的规避方法。本章笔者广开思路、理性分析，使解决问题的手段更加合理。
整篇文章试图以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新会计准则和税务会计在实践中由于纳税评估所形成的矛盾，使会计准则、税法和税收管理方式在实践中的不匹配现象能够系统的暴露。更深一层次的说明了理论和实践在特定社会情景下的相互冲突。
毕业设计(论文)进度安排：
月 日 选题
月 日~~ 月 日 拟定论文大纲
月 日~~ 月 日 查阅、整理相关资料
月 日~~ 月 日 初稿形成
月 日~~ 月 日 初审
月 日~~ 月 日 第一次修改
月 日~~ 月 日 复审
月 日~~ 月 日 第二次修改
月 日~~ 月 日 定稿
月 日~~ 月 日 论文评审小组评审毕业设计(论文)
月 日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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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监理企业的结算收入不仅会影响到企业各项其他税费的数额，还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净收益情况，从而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数额。所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企业提供监理服务超过规定时限的时候，监理企业可以不用等到工程全部完工之后才进行收入确认，而是选择按照工程进度和完成份额来进行收入确认。在纳税筹划工作中就需要寻找能够进行分期确认的项目，尽量的实现分期确认，这样不仅可以进行企业所得税的分期缴纳以减轻企业纳税负担，也可以让企业应收款项及早回收，加快企业资金流动速度，提升企业资金活力。同时企业也可以在遵守国家纳税相关法规的基础之上合理推迟纳税时间，让应缴纳的税金在推迟缴纳的这段期间产生其时间上的价值，让这笔税金实现无息贷款的作用。
一般来说，工程监理企业所产生的成本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两个部分。直接成本包括监理人员工资（津贴、资金等）；监理人员监理工程而产生的专项开支（交通费、办公费、住宿费等）；用于工程监理的机械设备购置费用；其他外部服务支出。间接成本包括监理企业其他管理人员的工资、津贴；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经费；办公设备的购置、维修以及其他日常费用；最后是固定资产、设备购置使用费用；人员培训、项目研发等等费用。对于企业来说，成本费用如何列支直接关系到企业该缴纳多少数额的企业所得税，所以在企业所得税筹划工作当中，成本费用及其他项目的列支情况就应该得到重视。如在招待费的纳税筹划中，就要积极利用企业所得税相关税法的规定，一方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招待费用支出，另一方面列支国家允许的60%的最高扣除额度，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纳税额度。在广告费纳税筹划中，首先要规划合理的列支比例，将超过一定比例的广告费作为交际应酬等项目列支。并努力寻求合法凭证以及保存广告样张，避免税务机关的无谓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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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要素的差异
财务会计要素是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部分组成。而税务会计要素既要受到税法的影响，又要受到税务会计环境的影响。这里的税务会计环境决定了纳税会计主体的具体涉税事项及特点，并按照涉税事项的特点和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进行的分类，从而形成税务会计要素。税务会计要素的组成部分有：计税依据、适用税率、应纳税额、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应税所得。二者在在构成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3、计量属性的差异
企业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情形下计量的内容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以此保证计量会计要素金额的可靠性。税法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存货等各项资产，计税要求以历史成本作为基础。只有在资产转移确定收入和计量成本及反避税要求方面采用公允价值，如企业盘盈资产、拆迁补偿采用重置成本计量，企业关联方交易、企业债务重组业务、非货币形式获得资产与收入。但税务会计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增值或者减值，一般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由于会计准则计量属性选择的范围较大，因而企业资产、负债等会计要素的账面记录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存在较大不同，其结果加大了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的分离。
4、核算的差异
（1）核算基础差异。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都规定会计确认、计量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时采用权责发生只为原则进行核算。但在其被用于税务会计时，与财务会计还是存在明显差异:在收入的确认上税务会计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被支付能力原则所覆盖而包含着一定的收付实现制原则，而在费用的扣除上财务会计采用稳健原则列入的某些估计、预计费用在税务会计中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后者强调“该经济行为已经发生”即在费用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的确认扣除的限制条件，从而起到保护政府税收收入的目的；
（2）税基保全差异。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保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用来满足政府机构和公共开支的，财政收支一般都要纳入财政预算，有很强的计划性和时间性，而且税款必须是现实的收入，不能是预期或虚假的收入，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税务会计对企业取得的应纳税所得规定了扣除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所得税纳税税基。税基的存在使税务会计达到了获得财政收入，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经济资源在全社会分配的目的，但是财务会计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对企业的收入进行界定。因此，税基的存在也造成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差异；
（3）核算对象不同。财务会计核算的对象是企业以货币计量的全部经济事项，而税务会计作为一项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税务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只是与计税有关的经济事项，它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来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对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中不符的会计事项或出于税收筹划目的需要调整的事项按税务会计方法计算、调整并作调整会计分录，再融于财务会计账簿或报告之中。
5、政策导向差异
税收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因此，税法中调节宏观经济、包括一些对企业经济行为进行奖励或限制的条款及对社会弱势群体收入进行优惠的条款。结果是一部分会计所得免于纳税，或者一部分支出的扣除标准相对于类似支出项目有所不同。这些鼓励类和限制类条款均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财务会计不承担调节宏观经济和国民收入的作用，所以一些税收政策在财务会计上得不到体现。
二、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协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差异逐渐加大，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这种较大差异，对于税务而言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对企业也会带来所得税征管方面的困难，对政府税务部门带来很多的困难，比如：增加了工作难度和成本。另外，还会导致大量的纳税调整事项给会计工作带来不便，进而影响和降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可见，加强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差异的协调尤为重要。
1、重视会计准则与税收制度协调的理论研究
目前对会计法规和税收制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会计人员，我们要明确两者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准确把握好两者的分离或者统一的“度”，既不能片面夸大和追求两者之间的差异，走向极端，又不能因为两者具有紧密联系而无视其差异。基于此，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对会计法规与税法协调的理论研究，从而促进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与完善。
2、会计准则与所得税法的制定部门应加强合作
由于我国财政部制定会计准则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收法规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各自制订的政策法规存在差异。然而，这两个部门具有一致的根本目标，因此，两个部门在制定准则与法规的过程中应该加强互相沟通和配合，从而减轻企业与国家在法规实施过程中的难度。
3、加强政策宣传，会计准则应增加涉税信息披露
无论是财政部门还是税务部门，都要充分认识到加强政策宣传的重要性，应该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对会计和税法的宣传和培训，这将有助于提高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协调的效果。开展政策宣传的方式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内容可以突出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主，宣传的对象主要针对企业的会计从业人员，以提高会计制度和税法的协调为主要目标。另外，由于当前纳税申报表的不公开性，使得利益相关者无法充分了解企业与税款征收相关的信息，更无法全面理解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作为主管和主要实施部门，为了帮助利益相关者更为充分的了解企业经营与税款征收，了解会计利润与税收等相关内容，有必要增加涉税信息的披露，在相关会计准则中增加纳税调整信息披露条款，从而保证会计信息对税收的支持。
4、改进和完善差异调整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在处理差异会计时，主要以账外调整为主，并体现在纳税报表中，这种做法既不能与日常的会计记录相衔接，又不利于与税务机关的信息进行交流。因此，要想系统完整地反映差异的形成和纳税调整情况，企业就要增设必要的备查账和明细账，进一步规范会计账簿记录。针对会计差异的调整情况，应该及时在财务会计报告中进行相应的披露。如：在利润表的“所得税”和“利润总额”项目之间增列应纳税所得额、纳税调整增加额和减少额等项目，依据备查账和明细账的记录来分析和计算调整金额，并对其进行填列，从而完整地反映差异调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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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主要在第四章，该章共5条（第56条至第60条）。
第56条是资本流动的核心条款。该条禁止在成员国之间、成员国和第三国之间实施对资本和支付流动的任何限制（restrictions）。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章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资本流动，还包括支付自由。限于篇幅，本文只就欧盟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从第56条的措辞来看，成员国禁止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比原《欧洲经济共同体》第67条的条文更明确。原67条虽然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资本流动限制，但这只限于保证共同市场功能的必要程度，而现第56条下成员国的义务则是清楚和无条件的。因此，欧洲法院在SanzdeLera案（CaseC－163，165and250／94）中裁定第56条具有直接效力。
此外，由于第56条没有将取消限制资本流动的义务只限定在成员国政府，它也约束非公共机构的行为，比如金融机构不能采取限制成员国间资本流动的单边措施。
2．资本自由流动对所得税协调的要求
所得税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税收增加资本流动的成本。一国居民在另一国的投资所得一般会面临双重征税：来源地国对利息、股息征收预提税，居住国对本国居民的境内外全部所得要征税。（2）税法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差别待遇。“居民”和“非居民”是所得税法的基本概念，非居民不能享受一国给予居民的税收优惠是普遍承认的。
为了消除上述税收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一般作法是签订双边税收协定，这些协定一般以OECD范本为基础。税收协定对于消除双重征税和保障税收无差别待遇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欧盟来讲，单纯通过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来促进资本流动显然不够：（1）税收协定是双边的，而欧洲需要建立多边的法律体制。（2）税收协定以承认缔约国的征税权为前提，其具体实施依赖缔约国的国内法。共同体法则希望其规则能够超越成员国国内法并直接适用。事实上，在共同商业政策方面，欧共体已经享有专有权利，而成员国不再享有。（3）国际税收协定虽然有“税收无差别待遇”的规定，但仍承认“居民”和“非居民”的划分。欧共体希望消除基于国籍的限制，而居民与非居民的划分基本是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划分吻合的。
根据《共同体条约》的规定，所得税领域的立法依然是各成员国之内的事情。因此，在承认成员国享有独立的财税的前提下，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的协调是借助于共同体机构的二级立法和欧洲法院的判例来推动的。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立法层面
《共同体条约》第94条规定：“理事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在会商欧洲议会以及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后，为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需要，颁布协调成员国法律、法规或行政措施的指令”。据此，在促进资本流动的税收方面，欧盟颁布的指令主要有：（1）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4号指令（合并指令）。该指令适用于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国公司之间的合并、分立、资产转让或股份交换的税收问题。所有成员国应当通过国内立法保证指令适用的交易免除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2）共同体理事会第90／435号指令（母子公司指令）。根据该指令，一个成员国的母公司从其在另一成员国的子公司得到的股息，该母公司所在的成员国应当给予免税，子公司所在国对子公司支付给其他成员国的母公司的股息不得征收预提税。
因此，上述指令有助于消除阻碍资本流动的某些税收。不过，借助指令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有限：
首先，欧共体不具备协调成员国税法的专有权限。在成员国仍享有制定本国所得税法的的前提下，只有在成员国行动的规模或效果不能充分实现目标，而由欧共体行动能更好实现目标的情况下，共同体才能行事，并且共同体的行动不能超过实现《共同体条约》目标的必要程度。
其次，按照第94条的规定，理事会颁布指令应当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由于税收涉及到成员国的财政利益，因此取得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另外，共同体机构根据第94条可以颁布的二级立法只限于指令，而指令这一立法形式也有其自身的不足。指令只在其要达到的目标上对收到指令的成员国有约束力，成员国仍有权自行决定为实现指令的目标所采用的方式或方法。也就是说，指令的实施依赖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措施。
这样，欧洲法院通过司法判例来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所得税协调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动——欧洲法院的司法实践
在《共同体条约》缺乏统一成员国所得税法的直接条文的情况下，欧洲法院通过解释资本自由流动规则使成员国所得税法不成为共同市场发展的障碍，这主要体现在：
1、广义解释第56条中“限制”的含义
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限制措施”的范围比直接限制资本流动的外汇管制法规要广。由于税收能够影响对资本流动，税收本身是否属于“限制”之列呢？
在Sandoz案中（CaseC－439／97），奥地利法律规定，奥地利居民获得贷款时有书面贷款合同的要缴纳印花税，没有书面文件则不需缴纳。但是，奥地利居民从境外非居民获得的贷款，即使没有书面合同，只要奥地利居民的账簿中有记载也视为书面文件，应当纳税，而奥地利居民从获得境内贷款，没有书面合同但在借款人账簿记载时却不纳税。欧洲法院认为，奥地利的作法具有阻碍奥地利居民从境外借款的效果，违背了《共同体条约》关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
因此，税收本身并不一定就会被认为是阻碍资本流动的限制，欧洲法院是看税收的效果。也就是说，税收仍然属于成员国范围，但是征税不能构成歧视，不能因此阻碍资本流动。事实上，《共同体条约》第58（1）（a）条也承认成员国税收立法的适用，但其适用有严格的限制。
2、严格适用第58条第1款（a）第58条共3款，第1款（a）规定，第56条不损害成员国实施关于依据居住地或投资地不同而区分纳税人的税法的权利。
表面看，成员国税法的适用不受资本流动的限制。但是，第58（1）（a）条的适用要结合《欧洲联盟条约》的第7号声明，即第58（1）（a）条所指的适用仅限于截至1993年底合法的税法。所谓合法是指符合共同体法。也就是说，某些成员国的税法如果违反了共同体关于服务和人员自由流动的规则，也不能适用。
在第58（1）（a）条能够适用的场合，即成员国税法的某些规定不在共同体法管辖的范围内，其作法不基于国籍而是针对纳税人的居住或投资状况适用不同规则，也应当遵循第58条第3款的规定，即不能构成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如何判定某种作法是否为“歧视或伪装的限制”呢？对此，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条约》第30条
的解释理念可以借鉴。第30条是允许成员国背离取消货物贸易数量限制的规定。欧洲法院对该条进行狭义解释，限制其适用范围：成员国要举证其限制措施能够为共同体法支持；如果存在限制性更小的措施，成员国就不能采取限制性大的措施；如果未对国产品采取相同措施，成员国也将败诉；在有共同体立法的情况下，就不应以国内法的理由援引第30条，等等。
3、借助服务或开业自由来消除成员国税法中的歧视，进而促进资本流动。
第58条第2款强调，资本流动规则不影响与共同体统一相符的开业自由限制的适用。也就是说，如果其它自由流动规则要消除税收歧视，就不能根据第58（1）（a）条采取限制。
开业自由是服务自由的延伸。事实上，“资本”和“服务”有时很难区分，比如一国在另一国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属于开业范畴，也是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又涉及资本流动。由于欧洲法院在服务自由流动方面有成熟的判例，这些判例原则就可起到间接促进资本流动的效果。
比如，在Commissionv．France案（Case270／83）中，法国给予本国保险公司和其他成员国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子公司归集抵免的税收优惠，但不给予其他成员国的保险公司在法国的分支机构。欧洲法院认为法国作法具有歧视外国保险公司在法国分支机构的效果，剥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开业或服务自由，违反了《共同体条约》关于开业自由的法律规定。
事实上，如何成员国税法同时涉及到服务和资本流动规则，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只要成员国税法违反了服务或开业规则，欧洲法院一般就不再审查其是否违反了资本流动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共同体条约》缺乏协调所得税的直接法律条文时，欧洲法院的解释权仍受到限制，仍不能涉及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基本问题。
因此，欧盟层面上所得税法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欧盟所得税法的发展
相对于欧盟在消除货物自由流动的间接税方面的成就，欧盟所得税的发展是缓慢的。欧盟所得税发展缓慢的现实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统一与分权”的矛盾。
在欧元成为欧元区12国的单一货币后，上述矛盾将更加突出，因为使用单一货币的欧元区成员国国民要面对15个国家的不同税法。这与共同市场追求的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的目标是相悖的。
理论上讲，影响资本流动的因素主要有：外汇管制、金融服务法规和税收。欧盟国家已经取消了外汇管制，金融服务也有了共同标准，只有税制尚未统一。由于欧洲中央银行负责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借助于利率和汇率政策影响资本自由流动。这样，成员国就只有利用财税政策了，但成员国的不同税制和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将对资本流动产生扭曲。因此，协调成员国的所得税法，使资本自由流动最终实现，是欧盟所面临的问题。
从成员国角度看，在成员国保留税收的前提下，成员国仍然有在税收领域合作的必要。比如，成员国如果为吸引资本而竞相给予税收优惠，就会形成有害的税收竞争局面。因此，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商业税收行为守则”（CodeofConductonBusinessTaxation）。该守则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欧盟成员国表示将不采取新的有害的税收措施并将审查现行立法，开展成员国间的税制磋商。因此，该守则的颁布也是欧盟在共同体立法框架之外寻求新的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机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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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电子商务的实体有4类：顾客（个人消费者或企业集团）、商户（包括销售商、制造商、储运商）、银行（包括发卡行、收单行）及认证中心。尽管互联网上提供的销售、服务多种多样，但就其方式而言，综合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即间接电子商务方式和直接电子商务方式。
1、间接电子商务方式。企业在互联网上开设主页，创建"虚拟商店"、"在线（online）目录"，提供供货信息，客户通过电子函件系统向销售商发出订购单，在互联网上完成必要的电子单证信息交换后，销售商（或委托配送中心）以传统的邮寄方式或直接上门送货方式完成产品的交付。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实体产品，如消费产品（服装、餐饮、鲜花）等。在这种场合，互联网的使用只是给交易双方提高了时间和财务效率，而在实质上，它和传统的通信或交货渠道如电话、传真或邮寄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2、直接电子商务方式。主要针对无形货物或服务（指可以数字化的产品），像、软件、图片、VCD等的在线（online）订购、付款、交付，或者全球规模的信息服务。在这种场合，互联网是有形交易的一种替代形式，它使交易双方越过地理界线直接进行无缝的电子交易，最适用于远程购物。
电子商务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通过因特网、EDI所进行的网络上的商业数据交换和电子交易，还包括政府职能部门提供的电子化服务、电子银行、电子税务、电子邮政、企业协作等等。根据不同的交易对象，电子商务可以分为个人与企业之间（如网上购物）、个人与政府之间（如网上报税）、企业与企业之间（EDI）、企业与政府之间（如网上报关）等多种类型。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电子商务是综合运用信息技术，以提高贸易伙伴间商业运作效率为目标，将一次交易全过程中的数据和资料用电子方式实现，在商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实现交易无纸化、直接化。电子商务可以使贸易环节中各个商家和厂家更紧密地联系，更快地满足需求，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贸易伙伴，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
电子商务的相对于传统的商务活动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它有许多现行税收体制无法适用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为商家和消费者避税提供了机会。从最根本上说，电子商务有如下特点：
1、电子商务的交易具有无国界性、无地域性。由于互联网是开放的，人们传统贸易中刻意追求的国界概念在互联网下将变得毫无意义，国内贸易和跨国间贸易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很多跨国交易甚至可不受海关检查而自由进行，因而网上贸易是突破了地域观念的贸易。
2、电子商务中使用的货币是电子货币（ElectronicMoney，以下简称EM）。EM是一种可转换货币，已经被数字化、电子化，可以迅速转移。从税收的角度看，传统的现金逃税是有限的，因为现金交易数额不可能巨大，然而在EM申由于交易金额巨大，且隐秘、迅速、不易被追踪和监督，因此逃税的可能性空前增加。
3、电子商务中的交易人员具有隐匿性。由于缺少对互联网使用者的有效控制，互联网的使用者具有隐匿性、流动，性，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双方，可以隐匿姓名、隐匿居住地；企业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部电话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经营地点，因而对使用者交易活动的地点也难于确定。
4、电子商务中的交易场所是虚拟市场。电子商务是一个通过虚拟手段缩小传统市场的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场所。互联网上的商店不是一个实体的市场，而是一个虚拟市场。网上的任何一种产品都是触摸不到的。在这样的市场中，看不到传统概念中的商场、店面、销售人员，就连涉及商品交易的手续，包括合同、单证甚至资金等，都以虚拟方式出现。
5、电子商务中的交易信息载体是数字化是无形的。能在互联网上传输的信息大都是二进制的或数字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传输时一般都已被压缩。所以除非将信息下载，并进行转换，否则很难了解所传输的内容。电子支付体系的采用，使货币、账簿也变得电子化、无形化，加大了对交易内容和性质的辨别难度。加上加密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只有具有私人密钥才能破解信息。
反电子商务中的交易商品来源具有模糊性。互联网上大多数站点都设有镜像站点，镜像站点通常是位于其他国家的机，其中存贮着与原始站点完全相同的信息。采用镜像的目的是避免互联网上"阻塞"，使互联网用户访问与之物理位置相对较近的计算机，从而加速信息的交互过程。为此，对网络贸易的消费者而言，他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计算机为他提供了产品或服务。当然对消费者而言，只要获得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它们的来源情况如何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这一特性却加大了税务当局的工作难度。
二、电子商务对税务稽查带来的
（一）积极影响
1、有利于税务稽查实现由"有限稽查"向"全面稽查"转换。，税务稽查是根据纳税申报表，发票领、用、存情况，各种财务账簿和报表等信息，来确认稽查对象并实施稽查的。企业提供的涉税信息的充分性和可靠性非常有限。实行电子商务后，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该企业所属行业信息、货物交易情况、银行支付情况、发票稽核情况及其关联企业情况等，促进稽查约有效实施。同时，稽查人员可随时获取、法规、条例等信息，甚至可以网上取证。
2、电子商务推动税务稽查的方法和手段走向化。税务机关与银行联网，通过"网上银行"、"电子货币"、"电子支票"来收缴查补税款，加快了税款人库时间。传统的查账将被"网上稽查"所代替，通过税务机关与电子商务认证中心、网上银行、海关、工商、外T管理局、法院、公安等部门的联网，共同建立专门的电脑税务稽查与监控网络，研制具有网上追踪统计功能的网上稽查软件，查处电子商务中税收违法案件，从而加强了依法治税的手段和力度。
3、有效降低稽查成本，促进了税务稽查部门的廉政建设。电子商务促进了对纳税人实行电脑化、网络化管理，稽查机关可以要求纳税人以电子邮件形式，把电子账册、电子票据等信息发送到稽查部门，实行网上稽查，避免了目前繁琐的实地稽查和调账稽查，避免了与纳税人接触，更加符合税收的简便和最小征收费原则，也促进了廉政建设。
（二）不利影响
税务机关要进行有效的征管稽查，必须掌握大量有关纳税人应税事实的准确信息，以作为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申报数据准确性的依据。为此；各国税法普遍规定纳税人必须如实记账并保存账簿、记账凭证以及其他与纳税有关的资料若干年，以便税务机关实施以账证追踪审计为主要形式的检查，从法律上奠定了税收征管的基础。
1、在互联网这个独特的环境申，由于订购、支付甚至数字化产品的交付都可通过网上进行，使得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订单、买卖双方的合同、作为销售凭证的各种票据都以电子形式存在，且电子凭证又可被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任何线索、痕迹，导致传统的凭证追踪审计失去基础。
2、互联网贸易的刺激了支付系统的完善，联机银行与数字现金的出现，便跨国交易的成本降至与国内成本相当的水平，一些资深银行纷纷在网上开通"联机银行"业务，开设在国际避税地。国际避税地也称国际避税港，源自TaxHaven，含义是"税务天堂"、"避税乐园".一般来说，国际避税地就是一国政府或一个地区，为了吸引外国资本流人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对外国人在本国或本地区投资开设的不征税，或者只征收远低于其他国家税率的税，从而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不承担或少承担国际税负的特殊有利场所。"联机银行"更是成为税收筹划者获取"税收保护"的工具。国内银行一直是税务机关的重要信息源，即使税务当局不对纳税人的银行账号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潜在的逃税者也会意识到面临的风险。如果信息源为境外等地的银行；则税务当局就很难对支付方的交易进行监控，从而也丧失了对逃税者的一种重要威慑手段。
3、数字现金的使用也应引起重视。从传统方式看，现金货币在逃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现金不但具有现金货币的特点，且可以随时随地通过进行转账结算，避免了存储、运送大量现金的麻烦，加上数字现金的使用者可采用匿名方式，难以追踪，较之现制。
4、随着机加密技术的成熟，纳税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权等多种保护方式掩藏交易信息，税务机关既要严格执行对纳税人的知识产权和隐私权的保护规定，又要广泛搜集纳税人的交易资料，管理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美国政府要求执法官员拥有进人每一台计算机的"钥匙"，但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因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只有具有企业的"私人钥匙"才能破解其交易信息，但如果责令企业交出"钥匙"，又将与法律规定的隐私权保护相悸。如何对网上交易进行监管以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人库是网上征税的又一难题。
三、税务稽查如何面对电子商务的挑战
（一）完善税务登记制度
实行电子商务后，企业的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虚拟企业（网上企业）。因此，必须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要求所有上网单位向税务机关申报网址、电子邮箱号码等上网资料，公司的税务登记号码必须展示在其网站上。实施税务稽查时，稽查人员可以通过查询企业网站，来获取企业的信息是否与申报信息一致，以便及时对企业实行监控。
（二）建立完善税务稽查电子系统
基于税务系统的四级广域网，实施办公自动化与征管信息系统、税务稽查系统、"大面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稽核系统"、"出口退税用专用税票认证系统"、"丢失被盗增值税专用发票报警系统"、电子邮件等系统的系统集成，实现跨部门、跨地区之间涉税信息的快速传递、发票函件调查和相互协调。
（三）在当前的电子商务发展状况下，必须紧紧围绕银行资金结算这一关键环节展开税务稽查。目前，通过网上银行，大额、实时、跨国资金结算还未实现，电子货币还未推行（即便实行电子货币也需要一个将初始金额装人系统的中间人），电子商务法律不健全，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还未确立。因此，付款手段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从最近查处的儿起网上偷逃税案件来看，都是从银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这一关键环节着手的。
（四）在实际稽查工作中，必须充分利用好新《合同法》这个强有力的武器，以前的法律，一般只承认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存在的合同。在电子商务，"书面合同"还包括看得见却摸不着的"电子邮件".1999年10月1日开始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况顺应时展要求，正视电子数据交换对《合同法》和《诉讼法》的，第一次明确了人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也是合同的书面形式。这就为互联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在总共428条的新《合同法》中，有两个条文对电子商务有重大影响：《合同法》中，对电子商务影响最重要的是第二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条规定，第一次确立了自然人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自然人和法人要承担相同的义务。因为新的《合同法》引人了"要约"与"承诺"的概念。当一个人在网站上一个商品的价格服务时（要约），如果另一个人选择确定购买（承诺），那么在法律上就成为正式的合同关系。《合同法》中另一个对电子商务有重大影响的条款是第十一条。该条款对合同"书面形式"的解释为：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的形式。这项条款奠定了新《合同法》在网络时代的"比特法律"地位，网络在国内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
（五）加大税务稽查人员的计算机知识和操作方面的培训力度，尤其是要提高稽查人员通过操作财务软件来查看企业各种财务报表的水平。同时，实行财务软件备案制度，企业开始使用财务软件时，必须向当地的税务机关提供财务软件的名称、版本号、超级用户名和密码等信息，经税务机关批准后才能使用。目前，金蝶、用友等财务软件开发商已经开发了基于电子商务的网络财务软件。网络财务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闷络计算技术，将帮助企业实现财务与业务协同，远程报表，报账，查账，审计等远程处理，业务中动态核算与在线财务管理，实现集团型企业对分支机构的集中式财务管理，支持电子单据与电子货币，改变财务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方式，财务数据将从传统的纸质页面数据、初步电算化的磁盘数据发展到网页数据。
篇6
1.1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
利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税务筹划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企业固定资产价值越大，筹划的空间也就越大。
折旧年限取决于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由于使用年限本身就是一个预计的经验值，使得折旧年限容纳了很多人为的成分，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性。缩短折旧年限（不低于法定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使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的递延交纳，相当于向国家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例如，假设企业有一台价值500000元的设备，残值按原价的5%估算，估计使用年限为15年，该企业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银行贷款利率为10%，年金现值系数是7.6061。按直线法年计提折旧额如下：
500000×（1－5％）÷15＝31666.67（元）
因提折旧节约所得税支出折合为现值如下：
31666.67×25％×7.6061＝60214.96（元）
如果企业将折旧期限缩短为10年，年金现值系数是6.1446。则年提折旧额如下：
500000×（1-5％）÷10＝47500（元）
因提折旧而节约所得税支出折合为现值如下：
47500×25％×6.1446＝72967.13（元）
两种方法因提折旧而节约所得税支出的现值差额；
72967.13-60214.96=12752.17（元）
尽管折旧期限的改变，并未从数字上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总和，但货币资金是有时间价值的，考虑到这一点如上例我们所看到的，一个500000元的设备，当折旧年限由15缩短为10年时，年折旧节约所得税支出现值由60214.96元增大为72967.13元，增加了12752.17元。由此可看出缩短年限对企业更为有利。
1.2固定资产残值的选择
税法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所以，企业在确定残值率时，应尽可能在不超过税法规定的标准前提下选择最低的。这样就可以多提折旧，多冲减税前利润，减少所得税。
2企业资金筹集方式方面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筹资是其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筹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为，其对企业经营理财业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而发生作用的。因而，分析筹资中的纳税筹划时，应着重考察两个方面；资本结构的变动究竟是怎样对企业税负产生影响的；企业应当如何组织资本结构的配置，才能在节税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
企业的筹资方式主要有：向银行借款、向非金融机构或企业借款、企业内部集资、企业自我积累、融资租赁、向社会发行债券和股票等。
一般来说，企业以自我积累方式筹资的税收负担要重于向金融机构贷款的税收负担，贷款融资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间拆借的税收负担，企业间拆借资金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内部集资的税收负担。而融资租赁优于以上几种。
融资租赁是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是由承租人向出租人提出正式申请，由出租人融通资金引进承租人所需设备，然后再租给承租人使用的一种长期租赁方式。承租企业通过支付租金可迅速获得所需设备，不用承担设备被淘汰的风险。对所租赁的固定资产，企业可将其当作自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折旧计入成本费用，且支付的租金费用也允许在税前扣除，使企业计税基数减小，从而少交所得税。可见，融资租赁作为企业重要的筹资方式，其税收抵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租赁过程中的纳税筹划，对于减轻企业税负具有重要意义。对承租人来说，租赁既可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又可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计税所得额，减轻所得税税负。对出租人来说，出租既可免去为使用和管理机器所需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3成本费用方面
3.1公益性捐赠的税务筹划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但对这种捐赠进行了限制：如捐赠应通过特定中介机构进行（如希望工程基金会等），捐赠必须针对特定的对象以及限定捐赠额等规定。因此，企业应严格按捐赠规定进行捐赠并取得合法发票，以达到抵税的效果。
3.2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务筹划
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比例为：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因而企业要尽量压缩业务招待费的支出预算，同时将可列入业务招待费中分类很模糊的费用转为转为其他费用支出，如营业费用、办公费等名目，使得业务招待费能够在税法规定的限额内扣除。同时在核算业务招待费时，应当注意不能将会务费、差旅费等挤入业务招待费，否则对企业不利。因为纳税人发生的与其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差旅费、会议费、董事费，只要能够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法凭证，均可获得全额扣除，而不受比例的限制。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应重视这方面的筹划。
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所谈到的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均是以营业收入为依据计算扣除标准的，如果企业将自己的销售部门设立成一个独立核算的销售公司，将销售给成立的销售公司，再由销售公司对外销售，这样就增加了一道营业收入，而整个利益集团的利润总额并未改变，费用扣除的“限制”可同时获得“解放”。当然设立销售公司除了可以节税外，对于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加强销售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但也会因此增加一些管理成本。纳税人应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以及产品的具体特点，兼顾成本与效益原则，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是否设立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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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异常数字
现实中，数字本身所代表的涵义只是一个量的概念，只有将其与特定的业务内容相互联系，才能确定是否为异常数字。一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查找：
1.数字的大小。某个数字在特定的经济业务中和特定的时期里，其大小是否正常是可以加以判断的。如某商品单价3000元，对于小型企业，如属“固定资产”账中的记录是正常的，而若是在“低值易耗品”账中的记录便是异常数字，应进一步查实其进项税金是否抵扣，是否应记入“固定资产”而未按规定记入。
2.数字的变化趋势或范围。经济活动的某些量化指标有其特定的变化趋势或范围。某个数字若超出了特定经济活动的变化趋势或范围，则应视为异常数字。如某企业1-11月份各月产品销售收入一直在50万元-55万元之间上下变化，而12月份为105万元，这个105万元数字大大超出了企业月营业收入的正常范围，应进一步核查是否有销售滞后入账或虚转收入问题。
3.数值的正负。会计资料中的数字，表现为正数或负数，都是正常现象。只有当多方面证据表明“利润总额”不应也不会出现负数（亏损）的情况下，若表现为负数（亏损），那么，此处负数（亏损）就应被看作异常数字。如某企业“利润总额”数额为“0”时，而人员、业务等情况未发生变化，特别是企业收入在连续2年中分别为1500万元、2460万元，其“利润总额”数额均显示的数字“0”，就应被看作异常数字，需要进一步查实是否存在隐瞒收入或多报成本费用问题。
4.数字的精确程度。会计资料中数字应根据其反映的具体经济业务内容决定其精确程度。该精确却没有精确到适当的程度，或不该精确而精确到不正常的程度都应当视为数字异常。如某商业企业，每个月的销售收入均是整数值，且较为接近。那么这些数字就属异常数字，应检查是否如实反映销售收入。某企业的销售收入计划的数字若有角有分则是不正常的，而这些数字就是异常数字，因为它精确到了反常的程度。这些数字，在查账时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异常时间
所谓异常时间，就是反映在会计资料中的不正常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关时间。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查找：
1.会计资料中反映的经济业务发生或记录的时间是否符合特定的时间。如对于季节性发生的经济业务，其设备的大修理等会计资料上反映的经济业务发生的时间必须符合特定的季节，否则就应该视为异常时间。
2.根据会计资料中反映时间的长短是否超越了一个适当的时间界限。如对企业应付账款超过二年（甚至更长）的记录金额，其时间上已超过正常的时间界限，应视同异常时间进行检查分析，看其是否属截留收入或虚开发票。
（三）异常地点
所谓异常地点，是指反映在会计资料中的不符合正常情况的地点。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查找：
1.根据有关距离的远近确定其是否合理。经济活动发生后所涉及到的有关单位或地点，可根据经济业务的具体内容确定其距离的远近。如有些材料采购只能到外埠采购，而有的则不必舍近求远，否则就表现为采购地点上的异常现象，应进一步核查是否有虚开发票行为。
2.根据物资运动流向确定其是否合理。经济业务发生的地点与经济业务的具体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物资运动的合理流向决定了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地点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经济业务所涉及的地点与经济业务内容无关，甚至相互矛盾，即违背了物质运动的合理流向，应将其视为异常地点，应进一步核查是否有虚开发票行为。
（四）异常往来单位
所谓异常往来单位，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不应发生或一般不发生而实际却发生了业务往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一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查找：
1.根据往来单位的各自业务范围。每一个经营实体，其正常生产或经营范围都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会计资料中反映的经济活动超出了单位正常业务范围和对方单位的正常业务范围，则可将其视为异常往来单位，应进一步检查是否有虚开发票行为。
2.根据经济业务发生后是否构成复杂的多角关系。一般情况下，有些经济业务只涉及两个单位，如购销业务涉及到购货单位与销货单位，即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有些经济业务只涉及本单位，或者说只涉及本单位的有关部门或人员，而不涉及其他单位。在查账过程中，若发现应只涉及两个单位或只涉及本单位的经济业务发生后，记账中却涉及到多个单位，应将其视为异常往来单位。如在购销业务中，销货单位若不是收款单位，购货单位若不是付款单位，即构成复杂的购销业务的往来单位。应进一步检查该项经济业务的背后有无不正当的交易或是否存在虚开发票行为。
（五）异常业务内容或科目对应关系
所谓异常业务内容或科目对应关系，是指记录或反映在特定账户中的不正常的经济业务或某项经济业务发生后所涉及的科目（账户）形成不正常的对应关系。如记录或反映在“管理费用”账户中的广告费支出业务、罚款支出业务、分配福利部门人员的工资、奖金费用业务等；反映在“营业外收入”账户中产品或商品销售业务，接受捐赠收入业务等；反映在“其他应付款”账户中的有关营业外收入业务等。由此，使上述账户与其对应账户形成了不正常的对应关系，要进一步检查是否涉及税收问题。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查找：
1.检查记账凭证，根据所列的会计科目及所反映的具体经济业务内容，对照会计制度，分析其是否构成异常科目对应关系。如某工业企业对本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耗用的自产产品业务，编制如下记账凭证：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产成品”科目。此处的两账户便构成了异常对应关系。因为耗用自产的产品，属于销售业务，应按所耗用产品的销售价格记入“产品销售收入”科目，即：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产品销售收入”科目。同时，按耗用产品的生产成本价格结转销售成本，即：借记“产品销售成本”科目，贷记“产成品”科目。被查单位的错误账务处理少列了此项销售收入，进而偷逃了有关税款及其他款项。
2.检查应收应付款的明细账户，将发生时间较长，金额较大的经济业务的会计凭证调出，根据具体的经济业务内容分析其是否构成异常的科目对应关系。如在检查某商业企业“应收账款”明细账户时，发现12月末在某不经常发生往来业务的客户账上借记了300万元，调出会计凭证，了解到会计分录是借记“应收账款”科目，贷记“商品销售收入”科目，而记账凭证却未附有任何原始凭证。据此，可以认为被查单位此项账务是虚增商品销售收入的舞弊行为，此处的“应收账款”与“商品销售收入”两科目便构成了异常的对应关系。
3.检查能够反映经济业务来龙去脉的账簿记录，根据所反映的具体经济业务分析其是否存在异常的科目对应关系。采用日记总账核算形式下的总账记录以及设有“对方科目”栏次的账簿记录能够反映出经济业务发生后所运用的会计科目。根据账户摘要所说明的经济业务内容，分析所运用的会计科目是否构成异常的科目对应关系。如审阅日记总账时发现一笔与某企业以物易物业务的账务处理是，借记“低值易耗品”科目，贷记“产成品”科目。可以断定，此处两科目构成了异常对应关系。因为以其产成品换回对方的某种物品作低值易耗品，既应看作购进业务，又应看作销售业务，最根本的是应通过“产品销售收入”与“产品销售成本”账户进行核算，未作如此处理，便少列了此项销售收入，进而偷逃了有关税款及其他款项的缴纳或分配。
二、捕捉账外信息，从中发现涉税问题
大部分涉税违法行为，在会计资料中，只能间接地反映出来，具有很大的隐密性。因此，只有跳出会计资料，从账外发现线索捕捉信息，才能及时准确地发现涉税违法行为。利用账外信息捕捉涉税线索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稽查人员应随时随地搜集信息，分析各方面有关情况，以判断是否构成涉税违法问题。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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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通过分析上述案件，笔者发现，这两起执法争议案件税务机关后来的处理都是有法可依的，因而排除了《国家赔偿法》的适用。如果纳税人的申辩有充分证据支持，那么，税务机关的合法行为在客观上给相对人造成了财产损失，且该损失在现有税收行政法律架构下，得不到合法有效救济。由此，这两起执法争议案件引发出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即税务行政补偿问题。
一、税务行政补偿的概念和特征
（一）税务行政补偿的概念
基于税务行政补偿和行政补偿在概念上的属种关系，准确界定税务行政补偿的概念，就得以“行政补偿”的概念为切入点。对于什么是“行政补偿”？可谓仁者见仁。据笔者初步查证，行政补偿在有关学术文献中的解释有：其一，行政补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行为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特别损失予以救济”；其二，行政补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行政权力致使没有责任的特定人在物质上蒙受损失而予补偿的给付行为”；其三，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损失,从而对其财产弥补损失的一种法律责任”；其四，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违法地实施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财产权益的损失,或者相对人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由国家(行政主体)或特定的受益人对该损失予以弥补的行为”；其五，行政补偿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和习惯填补因其履行职责、执行公务的合法行为给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特定公民、组织为维护和增进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其自身受到的损失的一种救济行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术界对于行政补偿的表述大同小异，相同之处集中于以下三点:第一,行政补偿针对行政机关合法执行公务的行为；第二，合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了损失；第三，该损失应当予以救济。不同之处在于补偿的范围是限于财产损失还是扩大到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行政补偿不应当仅限于财产损失，应当扩大到人身权、财产权、政治权和劳动权等所有合法权益。由于税务工作性质所限，在合法前提下，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只能限于财产损失。基于上述思路，税务行政补偿是指“税务行政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的需要，在税务行政管理中作出的合法行政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权益造成了损失，由国家基于保障财产权和公平原则予以救济的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税务行政补偿的特征
1．税务行政补偿的主体是国家，补偿义务机关是税务行政主体。
2．能够引起行政补偿发生的，必须是税务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执行公务的行为。税务行政赔偿所针对的损害是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这是税务行政补偿与税务行政赔偿最主要的区别。
3．能够引起税务行政补偿发生的，必须是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的需要，使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财产权益遭受损失。这充分表明税务行政补偿作为公权益与私权益平衡机制的本质属性。
4．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所遭受的损失。
二、实施税务行政补偿的意义
（一）保护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法治是与人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治国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人权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而人权最基本的内容是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最重要的体现和保障则是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税收征收法律关系中，税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不仅可能受到税务机关违法行为的侵犯，而且也可能受到税务机关合法行为的损害。如果税务机关只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予以赔偿，而不对其合法行为导致行政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那么对于人权的保障显然是不完善的,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二）是完善税收行政立法，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需要
人权保障是从相对人的私权益角度来讲的，如果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税务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还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机关的需要。我国目前的税收行政补偿制度的特点是面窄、量少，比较原则，缺乏操作性。此外，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定的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的“诚实守信”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建立健全税务行政补偿制度。
（三）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税务机关在税务行政管理过程中，为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有时可能会损害特定相对人的利益，例如，撤销已经生效的税务行政许可，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变更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等。对此，如果税务机关事后不给予相对人以适当的补偿，这等同于税务机关强加给相对人以不平等的负担，相对于其他市场主体而言，会置相对人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给其生产经营造成损失，从而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是促进对外开放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发展我国经济，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需。如果没有稳定的税务行政补偿制度，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没有合法补偿的条件下随时可能被税务机关所侵犯，在这样的税收执法环境下，谁还愿意到我国来投资？由于我国已加入WTO，伴着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建立和完善税务行政补偿制度已迫在眉睫。
（五）化解征纳矛盾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需要
对于税务机关合法的行为造成相对人经济损失，相对人通常会主动向税务机关请求补偿，如果税务机关不予补偿或者补偿不公平、不适当，相对人就会不断上访，影响社会稳定。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行政补偿方面较为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涉税补偿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又未跟上，因此，在税务行政执法领域会经常引发征纳矛盾和纠纷，且从制度层面得不到合法有效解决。
三、税务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一）理论依据
1.特别牺牲说。该学说源于德国，19世纪末，德国学者提出了特别牺牲理论。该说认为，任何财产的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社会的限制，只有当财产的征用或限制超出这些内在限制，就会产生补偿问题。
2.公共负担平等说。该学说由法国学者首先提出，认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人人亦应平等分担社会负担。如果个别或部分公民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或受到了特别的损害，国家即应给予他（他们）特别的补偿，以将个别或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失转由全体公民分担。
3.结果责任说（或无过错责任说）。该学说在日本较为流行，认为无论行政行为合法或违法，以及行为人有无故意过失，只要行政行为导致的损害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国家就必须承担补偿责任。即有损害必有补偿，相对人只要合法权益遭损害就必然要补偿。至于故意与否是针对行为人而言，与相对人无关。
4.危险责任说。该学说起源于法国。主张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为了公共利益而使行政相对人权益处于某种危险状态之中，就应当对相对人因此可能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此学说借鉴于民事赔偿理论。
以上主要学说都从一定的角度对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行政补偿作出了解释。在税务行政补偿问题上，笔者赞同“公共负担平等说”的观点。理由是：第一，我国现行法律已对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作出了是否合法的划分，如果按“结果责任说”的观点不考虑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违法，不符合我国立法现状；第二，“危险责任说”强调的是使纳税人的权益处于“危险状态”，而不考虑损失是否实际发生，对于什么是“危险状态”，税务机关与相对人会经常扯皮，这会搅乱我国目前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影响征收效率，因而不符合我国目前的税收行政执法现状和水平；第三，“特强牺牲说”更多地适用于政府应紧时的行政征用或者对私人财产的限制，在税务行政补偿问题上不太可能涉及。第四，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导致相对人财产损失的合法税务行政行为的受益者为全体公民，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当国家发生税务行政补偿时理应由全体公民负担，从而实现公共负担平等分担。
（二）法律依据
1．宪法依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大多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演变过程，现代国家在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价值的同时，大多同时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在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中，加入了保护人权、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的内容，而且直接规定了对私有财产征收和征用的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可见，宪法将政府行使公权力的范围限定在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不得受到侵犯内，由此精神出发，当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受到税务机关侵犯时，税务机关理应予以法律救济。
2．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单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未对税务行政补偿问题作出明文规定，但从税收执法的法律适用和依法行政指导角度出发，税务行政补偿制度的现行法律和政策依据主要有三：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机关的诚信原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该原则表明如果行政机关因不诚信的行政许可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负补偿责任。这标志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得到了首次确认，有利于构建诚信政府，树立法律的信仰；其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有关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中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该条是对《行政许可法》确定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适用范围上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将补偿适用由单纯的行政许可领域扩展到行政决定；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二）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该条规定从行政救济角度肯定了税务行政补偿纠纷的客观存在。
四、完善我国税务行政补偿制度的立法构想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张修改完善目前已有的相关单行法；二是认为应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对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标准、主体、范围、程序等一系列问题做出全面的规定；三是制定统一的《国家责任法》，将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统一纳入其中。笔者倾向于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首先，制定统一行政补偿法有助于保障人权。随着行政权介入的对象领域越来越宽泛，介入的方法越来越复杂、多样化，从而使得国家因合法行政行为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概率大为增加。其次，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有助于矫正单行法律法规定不周全、不协调的问题。统一的《国家补偿法》既不妨碍单行立法依其规定对补偿问题加以规范，又可以弥补单行法的不足，使缺乏单行法规范的行政执法领域，受害人也能获得补偿救济。最后，《国家责任法》涵盖范围太多太广，与其他部门的单行法律法规的衔接存在技术难度，短期内难以制定出较为完善的《国家责任法》。诚然由于一部优良法律的最终出台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历程，通常周期为8年左右甚至更长，所以，在当前税法对行政补偿还缺乏明细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妨暂且考虑以下思路：第一，修改《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使税务行政补偿在统一的补偿法出台前能够在税务实践层面上实施，以利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第二，也可以考虑以总局规章的形式来对税务行政补偿作出操作性规定，因为按照“合法行政”原则，规章在遵循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是完全可以作为税务行政执法依据的。此外，规章的制定周期较之法律要短得多，因而税务行政补偿可以在相关法律出台前尽早在税务系统实施，有利于税务机关深入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税。
（二）税务行政补偿的原则
税务行政补偿原则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相对人的受损利益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目前关于行政补偿的原则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完全补偿原则”，二是“适当补偿原则”，三是“折中补偿原则”。
1.完全补偿原则。完全补偿原则是指对因合法具体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失进行完全补偿，包括直接利益损失和间接利益损失。
2.适当补偿原则。适当补偿原则是指对因合法具体行政行为而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原则。
3.折中补偿原则。折中补偿原则是指对因合法具体行政行为而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依不同的情况进行补偿，对数额较小的损失给予“完全补偿”，对数额较大的给予“适当补偿”。
行政补偿原则的确立，不仅应考虑到相对人利益的补偿，而且也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有学者认为，应当采取“适当补偿原则”为宜。理由是采用这一原则，一方面考虑到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地补偿受损方的直接损失。同时，也不会增加公用事业单位和国家的财政负担，是权衡三方利益的较好选择。笔者认为，从前瞻性角度出发，应当采取“折中补偿原则”作为过渡，最后实行“完全补偿”为妥，理由是：第一，我国经济实力已经显著增强。据报道，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经过这几年的积累，我国财政实力已显著增强，行政补偿费用应当不成问题。第三，从《国家赔偿法》的经验教训来看，由于国家赔偿范围太窄，该法的实施社会效果很不理想，社会各界的批评意见很大，因此《行政补偿法》应当吸取《国家赔偿法》的教训，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和依法行政的前瞻性。
（三）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
从税务行政实践角度出发，税务行政补偿的范围应当着重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权利范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可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而实体权利又包括了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及劳动权利等其他权利。行政补偿只能以实体权益为限。从税务执法的特殊性出发，税务行政补偿应当以合法财产权受损为限，对公民的人身权、政治权、劳动权等由于税务执法性质不可能涉及，故不应纳入补偿范围。
2．损失性质。损失性质可分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两部分。物质损失又称财产损失，是指因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具有财产形态的价值或利益的丧失。精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致使受害人心理和感情遭受创伤和痛苦，无法正常进行日常生活的非财产上的损害。笔者认为，目前应当对物质损失进行“折中补偿”，而对于精神损害补偿可以考虑按“适当补偿”作为过渡，条件成熟后对精神损害补偿进行折中补偿。
3．损失程度。损失程度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现存财产上权利和利益的数量减少和质量降低。而间接损失是指侵权行为阻却了财产上的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得到的利益（即可得利益），如利息、租金、利润、劳动报酬等。笔者认为，税务行政补偿除对直接损失进行补偿外，对于与直接损失存在关联性且相对人能举证证明的可以予以适应补偿。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税务行政补偿范围要不断扩大，最终要对间接损失纳入全面补偿。
（四）税务行政补偿的程序
税务行政补偿可以采取两种程序：即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又可以分为：依申请的补偿程序和依职权的补偿程序。两种行政程序都应当将税务机关与相对人的协商程序纳入其中，其理论依据是相对人对自己的财产权有处分权利，如果与相对人协商不成的，税务机关应当单方及时作出补偿决定。由此，依申请的补偿可以按以下流程进行设计：与相对人达成协议的为：申请--协商--执行；与相对人未达成协议的为：申请--调查--审查--决定--执行。依职权的补偿可以按以下流程进行设计：与相对人达成协议的为：启动--协商--执行；与相对人未达成协议的为：启动--决定--执行。需要说明的是，在决定作出前，相对人可以与税务机关随时进行协商。对于较大金额的税务行政补偿，可以引入听证程序。如果相对人不服税务机关单方面做出行政补偿决定，可以启动行政复议程序或者不经复议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启动司法审查程序予以行政救济，税务行政补偿的复议程序应当遵循《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司法程序应当遵循《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五）税务行政补偿金的来源
税务行政补偿资金应当采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具体为：国税机关应当以中央财政收入支付补偿费用；而地方税务机关公务活动的主要得益者为地方的公众，故补偿费用应由地方财政支出，即在各地方范围内实行公共负担平等。
（作者单位：南充市国税局法规处）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补偿制度研究》，载法律教育网。
2.熊文钊《试论行政补偿》，载法律教育网。
3．李傲、夏军《试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篇10
一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概念及研究范式
多年来，学者们为了明确工作满意度的确切内涵，在研究的基础上确立了共五个维度来表征工作满意度:工作本身(即工作本身可以为个体提供的使人感兴趣的工作任务、在工作中学习的机会以及责任感等)、薪水(既包括所获得经济报酬的绝对量，也包括与组织其他成员的付出与回报相对比后的相对量，其中后者通常表现为公平感)、晋升机会、上级的管理(包括上级提供技术帮助及行为支持的能力)以及同事。具体到税务工作人员而言，应该说目前的主要观点还是具有一定的一致性，普遍认为税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是指税务人员对其所从事职业、工作条件与状况的一种整体的、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体验与看法。它不仅涉及税务人员的工作态度、情感归属、积极性、工作绩效、工作热情等，而且与税务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关系，程葵在《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年第2期发表的《提高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对策》就很好地切中了这一定义。
我国对工作满意度的理论研究开始得比较晚，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也大多参照国外的相关研究。目前，关子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主要还是实证主义范式占据主导地位，或者是文献研究少于实证研究。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得到了重视，主要集中在评价模型、方法及针对具体行亚或组织的实证研究方面。一方面，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本身就是涉及对象个体态度、体验、情感、意志、信念等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的把握无疑需要进行具体调查研究，采取实证主义的研究态度。另一方面，研究的科学性所在亦明确要求在开展涉及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调查研究必须采取逐一询查、访问、测量的方式。为此，尽管有关研究形式很多，诸如各类量表法、模型法、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指标设定方法等等，都只是实证研究的不同途径，具体的研究主要还是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方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二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研究总体倾向
’当前，对于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专门研究;台湾取得了初步成果，如李淑贞(2000)在研究中国台湾国税稽征人员工作满足感中发现:(1)国税稽征机关中各层级税务稽征人员在工作满足度各构面上之满意程度为中等。(2)国税稽征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各构面中，以工作伙伴构面的满意程度最高，而以升迁构面的满意程度最低，显示国税稽征人员在同事间的相处融洽，而对国税机关的升迁远景有不满意的感受。(3)在人口统计特征与工作满意之关系方面:不同性别、年龄、服务年限、职位及职等者，在整体工作满足上均有显著差异，已婚者高于未婚者，年龄和服务年限方面呈“U”字型关系，职位上主管者高于非主管者，随职等提高整体满足亦愈高。不同性别、服务年限、职位及职等者，在升迁满足构面上有显著差异。不同婚姻状况、学历及职位者在上司满足构面上有显著差异。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服务年限、学历、职位及职等者，在工作本身满足构面上均有显著差异，各人口学变量在工作伙伴满足构面上均无显著差异。(4)采用高体制高体谅领导形态较能提升国税稽征人员的整体工作满意感。钟金玉(2001)在以中国台湾高雄市政府所属警察、医疗、税务人员为对象研究公务人员绩效考核公平与工作态度关系中发现:(1)税务机关人员之内在满意显然低于警察机关或市立医院人员，而税务机关人员须依法向民众征税，比较不受民众欢迎，又承受税收任务压力。(2)税务机关人员对于绩效考核的程序公平、分配公平的工作满意，均低于其他机关人员。(3)外在满足低于内在满足。魏欣莹(2002)在以中国台湾某区国税局为例研究国税人员工作士气与工作满意时发现:性别、年龄、工龄、职务等变量对工作满意有显著差异，学历、职位性质、婚姻等对工作满意无显著影响。在大陆，黄信伟(2005)通过专家访谈、预试研究、正式研究兰个阶段，选取湖南省基层地税局进行正式抽样调查，采用因素分析方法，构建了基层地税局公务员工作满意度最终量表，并对其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其研究发现:湖南省基层地税局公务员的总体工作满意度和各维度的满意度均处于基本满意层次;对工作满意度总分影响最大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是任职年限和性别，工作满意度总分与任职年限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女性工作满意度总分显著高于男性，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各维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研究结果讨论，证实了双因素理论的结论:激励因素才能导致工作满意。程葵(2007)则以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研究为基础，就提高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提出了五项对策:一是提高税务干部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二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报酬体系;三是建立合理的晋升机制;四是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五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主要影响因素
目前具体来探讨影响税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的因素的文章还比较少，多数研究趋于企业员工和公务员的特定对象。从国外来看，涉及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的代表性的观点有:如洛克(Locker)认为员工满意度构成因素有10个，即工作本身、报酬、提升、认可、工作条件、福利、自我、管理者、同事和组织外因素。阿莫德(Amold和菲德曼(Feldman)则提出员工满意度的结构因素包括工作本身、上司、经济报酬、升迁、工作环境和工作团体。就国内而言，吕晓俊、俞文钊(2002)对128名合资企业的员工工作满意度进行了研究后，发现影响合资企业员工整体工作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领导水平、工作特性、工作条件、福利待遇、工作报酬和同事关系。研究还发现员工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务级别、任职年限等人口和职业变量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舒晓兵等(2003)通过对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工作压力源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进行研究，认为组织的结构与倾向、职业发展和工作条件及要求是影响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工作满意度的三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就是领导行为、企业的管理体制、自我价值在工作中的实现程度、企业的影响力、晋升的前景、报酬、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胡蓓(2003)在对我国脑力劳动者进行研究时认为员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工作本身、工作关系、工作环境三类。胡沈捷(2003)在知识型员工工作压力及其与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工作压力中的“良性压力”与工作满意度正相关，“劣性压力”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推广到税务人员身上，同样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和参照性。如程葵(2007)提出五项提高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对策，体现出要“提高税务干部对工作本身的兴趣”、“建立公平合理的报酬体系”、“建立合理的晋升机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黄信伟(200匀《湖南省基层地税局公务员工作满意度研究》一文也有共同之处。总的归纳起来，关于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因素还是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平的报酬分配，二是良好的工作环境，三是融洽的同事关系，四是人格与工作的匹配，五是支持性的上级管理，六是具有心理挑战性的工作。
四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意义
目前，不少学者都对研究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意义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主要观点如下:有学者认为通过工作满意度研究认识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整体评价状况，了解他们在哪些方面比较满意，哪些方面不太满意，从而帮助税务部门进行组织诊断，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组织凝聚力，调动工作积极性，保障税务人员的心理健康。有学者从理论角度来阐发研究的意义，认为我国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国内研究探索工作满意度也主要集中在非公共部门，对许多行业的工作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研究，但目前在公开发表的期刊、著作中对于公共部门人员，特别是关于公务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工作满意度研究不多，对于税务人员这一特殊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更是没有见到。、也有学者从现实实践的角度认为目前国内外关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已是百花齐放，但未有定论，认为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职业类别中，工作满意度可能会有所差别，特别是税务人员在肩负“为国聚财，执法为民”重任时，面对工作环境复杂和税收征管要求高而产生的压力与困惑，关注税务人员工作满意度，为税务部门以及政府在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有益参考。有学者认为良好的工作满意度是实现精神激励的重要基础，如何形成持续的工作满意度是促成税务人员持久工作力和热情度的关键，为此要协调好单位内部的人际关系，形成团结和谐的工作环境;搞好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提供必要的学习深造机会，满足其求知欲望;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合法权益，使其感到有安全感和自信心;对其工作成绩给予认可，适时进行表彰、奖励，授予荣誉称号等，使其增强光荣感。
篇11
企业要进行国际税务筹划，首先要对各国的税制有较深认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差别是由税收管辖权、税率、课税对象、计税基础、税收优惠政策等几个方面组成的：
1.税收管辖权上的差别。各国税制上的税收管辖权主要有三种类型：居民管辖、公民管辖和所得来源管辖。各个国家或地区一般是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情况和法律传统，选择及行使税收管辖权，其中多数国家是同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所得来源管辖权的。由于各国家行使不同的税收管辖权，从而为国际税务筹划创造了机会。
2.税率上的差别。税率差别是指不同的国家，对于相同数量的应税收入或应税金额课以不同的税率。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
3.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不同的国家税种的课税对象可能不同，不同国家对于每一课税对象所规定的范围和内容也可能不同，因此计税基础也会存在差异。企业可以利用不同的税收处理进行税务筹划。
4.税收优惠的差别。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对于国外投资者在征税上给予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优惠。如减免税、各种纳税扣除等。一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是跨国纳税人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就是各国税制的差异。企业只有在全面掌握有关国家税收法规及其具体税制的基础上，兼考虑一些其它客观因素，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税务筹划方案。
二、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方法
依据国际税务筹划的基础和其它相关因素，可以大略总结出国际税务筹划的具体途径如下：
1.税收管辖权规避。企业应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居民管辖或公民管辖的国家发生人身法律关系，或尽量避免同一个行使所得来源管辖权的国家发生联系。许多国家对企业的“常设机构”的利润是课税的，因此在短期跨国经营活动中，尽量不要成为东道国的“常设机构”，则可避免向东道国纳税。这种规避可以通过控制短期经营的时间或是通过改变在东道国机构的性质来实现。
2.利用税率差别。由于不同国家规定的税率存在差别，在进行国际税务筹划时，企业可以选择综合税率较低的国家来投资，也可以将税率高的国家所属机构的利润转移到税率低的国家。据统计，美国跨国公司持有资产总额25%部分分布在那些公司所得税率低于20%的国家或地区，在这些国家资产收益率普遍较高。
通常实践中转移应税收入的方法有几种：(1)企业可以利用信托方式转移财产。如果一个国家的所得税税率较高，该国企业就可以以全权信托的方式把自己的财产委托给设在境外的避税地的信托机构代为管理，通过创立这种国外信托，财产所有人以及信托的受益人就可以彻底摆脱就这笔财产所得向本国政府纳税的义务。同时，由于信托财产是委托避税地信托机构管理的，当地政府对信托财产所得一般也不征收或征收很少的所得税。(2)企业也可以通过向低税率国关联企业转移利润的方法利用转让定价手段在公司集团内部转移利润，使公司集团的利润尽可能多地在低税国关联企业中实现。实践中跨国公司在税务筹划中这种方法最为常见。
(3)通过组建内部保险公司来转移利润。具体做法是，在一个无税或低税的国家建立内部保险公司，然后母公司和子公司以支付保险费的方式把利润大量转出居住国，使公司集团的一部分利润长期滞留在避税地的内部保险公司账上。内部保险公司在当地不用该笔利润纳税，而这笔利润由于不汇回母公司，公司居住国也不对其课税。
3.在税务筹划中注意课税对象和计税基础的差别。在税务筹划中，要注意考虑所选择投资地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根据投资地在存货计价与成本核算、固定资产折旧、各类准备基金的提取等方面税制规定的不同来进行筹划。
4.筹划时考虑税收优惠政策。利用税收优惠是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中一般都有互相向对方国家的居民提供所得税尤其是预提所得税的优惠条款。在国际税务筹划时，在考虑税收优惠时，要注意税收优惠往往是在经济不发达、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力度更大。所以不能只考虑税收优惠，忽略该地区基础设施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
三、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对策
1.我国企业国际税务筹划现状。我国大部分企业税务筹划意识缺乏。我国企业的领导由于欠缺财务、税收知识，因此当提及减少纳税成本时，往往使用偷逃税款、找税务人员等方法，而不是通过自身的税务筹划合理合法地节税。而企业的财务人员也因而不能利用税收知识和会计水平为企业做税务筹划。同时，税务筹划主体在我国企业中，至今还不甚明确。会计人员只关注会计核算、会计报表，不关心税收成本比较及相关决策；而管理人员则认为税收筹划是财务部门的职责。这样就形成了税务筹划工作无人负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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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管理信息化的内涵包括过程和状态两个方面:首先,税务管理信息化是指税务管理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不断应用信息技术以强化税务管理,保障国家税收收入,提高税务管理效率的过程。税务管理信息化过程包括:一是税务管理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其基本内涵是指税务管理信息技术的开发、研究、创新,以及各种相关信息及知识越来越成为监控税务管理活动的基本手段和发展动力,科技兴税的观念越来越得到税务人员的普遍认同并成为税务人员的自觉行动。二是税务管理信息技术在税务管理各个工作环节的应用过程。信息技术在税务管理上的广泛应用,有助于促进税务管理工作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效率化,从而极大地提高税务管理效率,增强税源的监控能力,规范税收和缴纳行为,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上述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只有充分促进税务管理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上的应用,提高税务管理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上的转化率,税务管理信息技术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征管能力。其次,税务管理信息化是指税务管理信息技术被普遍推广于税务管理工作过程,从而使税务管理广泛地建立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形成由粗放型管理向集约化管理、由不确定到相对稳定、由手工操作(人控)到计算机网络监控(机控)、由体能化到智能化、由分散征收向集中征收、由“拉网式”的一般检查转向目标明确的重点稽查、由人力管理到智能管理等一系列可持续转变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税务管理信息技术被持续地应用于税务管理的工作过程而积聚形成的。它体现在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税收计会统等每一项工作环节上都依赖并应用信息技术。当然,这种状态不是平均化的信息和技术布局,但在某些重要环节上,如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系统、防伪税控认证系统、增值税交叉稽核系统、发票协查信息管理系统、出口退税管理系统和税务稽查选案系统等已经应用或正在应用信息技术。应用的程度越高、规模越大,信息化程度就越高。
二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经济原则。税务管理信息化本质上是管理信息化与信息管理化辩证统一的过程。经济原则的含义是:首先,将税务管理信息化发展融于税务管理的全过程,立足于税务管理的实际需要;其次,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应坚持技术开发和技术推广应用并举,以提高税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堵塞税务管理工作中的偷逃骗欠以及严厉打击涉税犯罪;再次,要大幅度简化内外工作的程序,降低税收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纳税成本;最后,最优投入,即建设税务管理信息化的投入既要合理,又要取得最佳的效果。
(二)国情原则。其含义是,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不能主观盲目,必须根据国情特点因地制宜,择善而取。任何发展都不能离开国情的制约,都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税务管理信息化的建设亦如此。我国税收工作的基本现状、特点和发展的基本态势是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前提。一是要在坚持征管改革总体方向的前提下,允许各级税收区别沿海和内地,区别城市和乡村、区别国税和地税,采取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实现总体目标;二是信息化建设要兼顾已有的税务管理信息化的现状,对目前正在运行的各个应用系统进行改造和完善,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设备资源和信息资源。
(三)重点突破原则。其含义是,立足税收工作基本现状、特点和发展态势的现实,面向21世纪税收发展战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硬件领域、软件应用领域、技术推广领域,抓住关键项目和重点课题,组织联合攻关。2002年全国应完成金税二期工程,并积极争取金税三期工程立项。从2003年到2006年,税务机关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建设电子政府的统一要求,重点建好金税三期工程,以解决整个税务管理的现代化、信息化,实现税务与工商、银行、财政、海关、外贸、质监、公安以及大中型企业等的网上连接,及早完成税收征管业务的财、税、库联网,以利信息共享,达到地市、省局和总局对征管全过程的即时监控,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纳税服务。
(四)系统协调原则。首先,税务管理信息化不是孤立进行的纯粹信息化建设过程,而是系统管理的一体化过程。在税务管理信息化过程中,规范化、制度化、技术化、知识化是密切联系的。税务管理信息化离不开征管程序的规范、征管制度的健全、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等。其次,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极强的工作,必须科学规划,打破项目壁垒,对信息化的软硬件平台和应用系统等制定统一的标准和安全策略,使税务管理信息化系统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再次,税务管理信息化不仅仅是单一的征管信息化过程,而是征管与工商、银行、财政、海关、公检法等相关部门相结合的复合的信息化过程。系统协调原则是指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与税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同信息技术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按照税收学、管理学和法学原理,综合考虑税收制度、管理水平、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协调发展。
三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一)税务管理信息网络建设。信息网络也称“信息高速公路(NII)”,是以ITNERNET为依托的信息交流、传输和应用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并促进了信息的全方位交流和传输,促进了资源共享和技术共享。信息网络建设是信息化的重要基础建设。发展现代化的宽带、高速的税务管理信息网络是税务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内涵是:采用先进网络技术,建立集多个税务管理信息子网络于一身的、高速的全国性税务管理信息广域宽带网络,将税务管理信息智能化并通过税务管理信息网络进行传播,以提高税务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所谓网络建设:一是要建立并运行国家网以及省局、地市、区县三级地方局域网;二是所有的税种包括征管查各个环节都要纳入信息化管理,尽早实现从总局到基层征收单位纵向的网络化管理;三是要充分利用总局、省局、地市、区县四级网络,逐步开展视频会议、语音电话、远程教育等其它增值业务,使税务系统四级网络真正成为集数据、语音和视频于一体的综合通信平台;四是将网络建设与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融为一体;五是要建立和健全网络的组织机构,要在地市以上建立技术支持中心,配备高素质的网络管理人员,以确保网络的有效运行;六是要坚持网络建设项目的审批制度,加强网络建设的指导与监督,严格项目验收,保证计算机网络的协调统一。
(二)税务管理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信息是现代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支柱。税务管理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是大规模、高效率开发和利用税务管理信息资源的主要形式。如果说网络建设是信息化的基础建设,那么,网络建设只是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硬件,若没有各种信息数据库的支持,就根本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信息数据库是构成网络建设的内在条件,是税务管理信息化的核心。目前,我国税务管理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数据采集渠道不全,数据漏采、数据重复问题同时并存。因此,一要加强我国各种税收信息数据库的开发和研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税务登记信息库、发票管理信息库、经济税源信息库、税款征收信息库写作论文、税务稽查信息库、税收行政处罚信息库、征管执行信息库、税收计会统信息库、人事管理信息库、税务决策信息库、税收相关外部信息库等。二要着重解决采集信息的不实(即纳税人申报资料不实)问题。为此税务部门要设立专门从事税源控管的机构,实行地段包干或行业管理,责任到人,提高按时申报率和申报准确率;加强征管资料档案化管理,实行一户一档,坚持“谁受理收集谁整理归档”的征管资料归档分工原则,及时、准确地将纳税人申报的资料和税收控管过程中掌握的信息录入计算机,以便征收、控管、稽查之间的信息传递与使用。三要解决多录、少录,错录原始数据的问题。根本措施是从技术上设计出能快速准确地录入纳税人申报资料的办法,尽量不采用人工输入的方法进行数据采集。如对纳税人申报数据较少的税种,可以采用电话申报的方式。对申报数据项较多的税种,可以采用互联网申报,也可以由税务机关开发简单的输入程序,让纳税人在自己的计算机中输入相应的数据,再采用上交磁盘的方式申报,或采用机械化数据采集方法进行录入。如采用光电扫描识别的方法,或公布各税种的申报数据格式,要求纳税人按此格式申报电子数据文件。超级秘书网
(三)规范各项征管基础工作,进行征管“业务重组”。“业务重组”的重点:一是各基层局要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征管业务规程》为蓝本,按“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即CTAIS软件)运行的要求,进行逐条逐项对照检查,找出存在的问题,调整其征管规程,满足软件操作需要。二是明确税务机关内部各项专业分工之间的联系与制约,明确税务管理的各个岗位职责及岗位工作流程,并将工作流程与软件模块相对接;设计岗位流程要特别注意明确各岗位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从哪里取得信息,以及岗位之间的工作咨询、指令关系,并相应地赋予税务机关及其各部门、岗位、操作员的权限,规范各岗位作业程序、行为方式,明确人机之间的工作关系,从而形成上下统一、操作有序、分工合理的工作程序。
三是制定、完善各项征管工作制度,包括基层局内设职能部门之间、分局与市局之间、市局内设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衔接制度、计算机网络管理制度、征管质量考核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办税服务厅运行制度、减免税审批制度、税务人员聘任制度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等。这样就能有效解决执法活动中执法文书缺张少页、手续不全、信息路径不畅、执法随意、处罚过轻、受理的涉税文书压件、丢件等现象,从而建立起各环节自我约束的良性循环运行机制。
(四)开发、统一征管应用软件。目前,我国税收征管应用软件的开发已取得较好的成绩,研制出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税收征管软件。如:国家税务总局按《税收征管业务规程》设计开发的CTAIS软件,它覆盖了全部税收征管业务,包括管理服务、申报征收、稽查执行、违章监控、税收法制、综合查询、数据分析和系统维护等,实现了绝大部分表、证、章、书的自动处理,使大量人力从繁重手工记账和报表中解放出来。又如: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CTAIS(市局)分析及辅助决策系统》于2001年年底在山东省国税系统试点运行成功,它对于提高税务系统内部的监控管理水平、定量考核征管质量及税收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今后,税收征管软件的开发应坚持开发和利用并举的方针,依据我国税收工作的基本现状、特点和发展态势,选准方向、集中力量、协同分工,联合攻关。
在统一征管应用软件方面,当前要加快征管主体软件(即CTAIS软件)的完善和推广进程,重点抓好以“金税工程”为主的单项征管软件与CTAIS软件的有机结合工作,实现征管软件“一体化”,逐步取消所有自行开发、单独运行的各类应用软件,尽早实现总局与省级国、地税机关以征管业务工作为主的全面联网运行;要在目前推广的CTAIS软件中尽早兼容地税业务,实现国税、地税信息共享;改CTAIS软件的推广方式为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推广的方式。
(五)积极研制开发应对电子商务发展的智能征税软件。
基本要求是:能自动识别通过网络实现交易的应税商品或劳务,确定所适用的税种、税目和税率,自动计算应纳税款,并自动将税款划入税务机关指定的账户之中。智能征税软件要强制加装在所有提供电子商务活动的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器上,要求所有提供电子商务的网络服务商必须在网上贸易活动中运行该智能征税软件。所有客户在网上签署电子交易合同前,必须点击纳税按钮才能实现交易。对于直接使用电子货币支付交易款项的客户,点击纳税按钮后则能自动计算税款并划入指定的账户。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速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试点工作方案[M].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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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允价值: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两者间存在的差异
1.在两者中的适用范围不同。在财务会计中,公允价值是所有金融工具当中相关性最大的计量属性,对符合公允价值的计量条件也可使用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进行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此类资产的计税基础仍是使用历史成本。只有在历史成本和当前的市场价格都无法确定时,税务会计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它是被当作补充的计量属性来使用,只局限于资产,不包括负债。
2.使用的目不同，且存在差异。近年来,财务会计由于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以及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不断衍生，很多新的金融工具业务不断出现,它们通常都是属于履行中的合约,尤其是新衍生的金融工具,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无需付出初始的净投资或者初始的净投资也很少,和金融工具有关的资产、负债的转移通常也需要到相关的合约到期或者是履行时才可实现,对此类业务进行核算,就需多次的使用到公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