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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市场发展中暴露的主要监管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支付存在特有的安全性风险。包括在网络支付运行中钓鱼网站、病毒入侵等导致资金被盗用和个人信息被盗取的风险。二是影响货币政策。第三方支付资金划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现钞使用数量，并且会提升货币流通速度，改变货币乘数，加大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难度。三是反洗钱工作的难度加大。第三方支付交易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对交易双方身份及交易事项审查不够严格，为非法资金的“合理”进出提供了便利。P2P网贷模式的运作中遇到的监管问题主要是，目前P2P网贷发展出现了异化现象，部分P2P网贷公司游离于监管边界，异化为准金融机构，部分成为从事非法活动的幌子（如淘金贷上线5天就跑路）。P2P网贷在历经2013年野蛮生长后终于在2014年拉响了警报，进入了风险暴露期。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已有119家P2P平台“倒闭”或“跑路”，涉及资金共计约21亿元；其中，2014年前4个月出现问题的网贷平台已近30家。出现众多问题的具体原因有如下三点：一是P2P网贷还没有被纳入监管体系，缺乏监管主体和监管规范，目前只能依靠还不成熟的信用约束，风险隐患巨大。二是P2P网贷缺乏准入机制监管，没有明确的准入条件，为不法分子进行欺诈提供契机。三是P2P网贷运行没有行业标准，使得异化现象丛生，部分企业经营业务性质触犯法律要求。众筹模式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来源于其运营方式。由于众筹模式的运营方式是，项目发起人在网络上与项目有关的信息来募集资金，可能会导致项目发起人披露信息具有选择性，只披露对项目有利的信息，增加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另外，在项目募集资金比例不足100%时，所募集的款项应全额退回，在项目成功后会给予支持人一定回报。由于我国缺乏对众筹模式中投资者的立法保护，使得资金退回和承诺回报的实现风险加大。此外，由于我国法律要求投资回报不能为金融产品，导致众筹模式发展规模较小、范围较窄、形式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众筹模式最大限度的发挥活力。对于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模式，本文以余额宝为例，说明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余额宝的成功上线必将引发其他互联网公司跟风推出类似产品（如腾讯的理财通、苏宁的零钱保等），而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中，“整合”问题突出，即“整合”业务是否逾越法律界限，此问题要求监管部门尽快推出相应原则和标准。其次，余额宝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如果出现投资者短时集中赎回和基金价值大幅缩水等情况，而基金公司流动性又不足时，会出现严重的挤兑风险。再次，在销售金融产品中，互联网公司可能出现部分信息隐瞒，即只向投资者强调收益，而忽视风险说明。这会导致投资者盲目投资。最后，余额宝的运作涉及与支付宝账户的转入、转出，而支付宝又用于众多的网络支付，导致用户面临的网络技术安全风险加大。
三、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经验
互联网金融在世界各国都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各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还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体制。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由于其互联网金融发展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迅速，因此探索出了一些有效的监管措施，其监管经验如下：
（一）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
美国对第三方支付监管的重点在交易过程而非交易机构，将第三方支付业务归为货币转移业务，实行功能性监管。从立法层面看，美国对第三方支付业务单独立法，仅依靠现有法律和增补条文对其加以管理。从监管机制层面看，美国采用联邦和州分管的制度，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州相关监管部门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适当要求。从沉淀资金管理上，美国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归为负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对平台资金提供存款延伸保险来监管沉淀资金。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监管重点在交易机构，对交易机构做出明确界定。欧盟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必须取得营业执照，并且将平台沉淀资金存放到在中央银行设立的专门账户中，对其实施严格监管。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模式都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实施了有效的监管控制，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防范反洗钱风险，并且容易掌握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二）对P2P网贷的监管
美国将P2P网贷业务纳入证券业实施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通过设置较高的注册成本来控制网贷公司的数量。在信息披露方面，对投资者较高程度的法律保护限制了关键信息披露中的信息错误和信息遗漏行为发生。欧盟对P2P网贷的监管主要是通过细化的指引性文件，并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英国将P2P网贷业务纳入消费者信贷管理体系，通过成熟的行业自律行为规范整个行业发展。另外，英国规定网贷公司必须取得信贷牌照才能经营P2P网贷业务，并且对借、贷双方信息披露内容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日本主要通过《出资法》《贷金业法》《利息限制法》对P2P网贷业务进行行为规范。由以上介绍可知，各国对P2P网贷的监管主要还是通过一般信贷业务的法律法规，对网络信贷的特殊约束较少。
（三）对众筹融资平台的监管
美国在2012年通过了创业企业融资法案，该法案允许众筹项目发起人通过经批准授权的互联网中介向投资者募集资金，但需要遵守时间和规模的限制。另外，该法案对项目发起人的信息披露以及如何补偿投资人做出了规定，并且要求项目发起人向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定期提交项目财务报告。
（四）对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的监管
以对PayPal（与余额宝理财模式类似）的监管为例，分析美国对互联网整合销售金融产品的监管措施。因为PayPal货币市场基金由独立实体运作，并严格遵循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规则和监管要求，而且该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不反映在PayPal的资产负债表中，所以政府在无先例可循的前提下，采取了保持现状、相对审慎的对策。综上，国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思路，已从宽松自由到强制监管转化。在具体实践中体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并重。依靠成熟的行业自律支持其创新，通过政府适当的监管保证其合法运行。二是重视投资者、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在众多监管措施中明显倾向资金的安全管理和投资者、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三是重点立足于现有法律法规，根据互联网新情况对法律法规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为互联网金融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四是对于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没有马上给予严格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灵活发展，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有益作用，同时也能充分捕捉到其易暴露问题。
四、我国互联网监管的对策
（一）创新监管思路
1.处理好管理与创新的关系。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才刚刚起步，对金融市场影响相对较小。如果对其监管过度，干预过多，可能会扼杀其创新性，阻碍其多元化灵活发展。因此对互联网金融应采用原则导向的监管方式，对所存在问题保持适当的容忍和弹性，在保证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但监管也必须坚决守住底线，不能违背信用本源。例如，美国和欧盟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都严格控制其沉淀资金的使用。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风险防控需执行严格的标准，对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查处，杜绝损害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欺诈、投机行为。
2.处理好行业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应实行科学引导，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形成。通过行业组织的自律引导来规范行业行为，减低风险、促进发展。例如，英国对P2P网贷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英国P2P金融协会出台操作指引等。我国可采取的具体引导措施包括：一是推动行业自律组织形成有关准入标准、业务性质和操作流程的自律规范。二是推动行业组织通过规定禁止、信息披露要求等规范降低投资者遭遇欺诈的可能性。三是推动行业组织建立行业内部投诉处理机制，以此约束行业内企业的行为。
3.处理好分业监管与混业经营的关系。我国传统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方式，有利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和风险的有效防范。但互联网金融发展具有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综合化趋势加强，跨界、跨领域经营的现象增多，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应用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就会产生诸多问题，因而应采用分业与混合综合监管的模式。一方面，要梳理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主体业务范围，明确相应地监管主体。另一方面，要根据互联网金融企业所涉及的众多业务领域，建立以监管主体为主，相关金融、商务、信息等部门为辅配合的监管体系，重视横向沟通和合作。
（二）完善互联网监管措施
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发展进行规范，是保障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要从以下三个层次入手。第一层次是，对现有的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做出适当修改和补充。如，美国没有对第三方支付专门立法，而是增补了部分现有法规。第二个层次是，根据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制定专门的互联网金融法。美国对其众筹融资平台的监管主要就是通过创业企业融资法案的出台。第三个层次是，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可由国务院、中央银行制定有关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上三个层次中需包含的内容有：互联网金融业务准入标准、条件要求，推出方式及后续责任要求；监管主体的监管范围、监管责任；资金的流动性、安全性约束；互联网金融业务经营中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和时间要求；投资者追偿的有关法律条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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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的改革是互联网金融模式中最突出的特点。随着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购物、网上贷款、查询等，原因有两点：一是方便，客户可以在互联网络上选择自己的商品、理财产品等，所有的买卖交易活动只需动动手指就可完成，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有很大的便捷性；二是省时，传统的金融模式要求客户必须在金融机构亲自排队办理业务，而互联网金融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然而这种便捷性是由于支付手段的变化所导致的，支付方式由过去固定支付变为移动支付，人们只要在有网络的地方随时可以进行交易、支付，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信息处理
信息处理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云的使用，海量数据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全面、更详细的信息，克服了传统金融的“二八定律”，提高风险评估能力，实现信息资源的对等。传统的客户信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另一部分来源于政府部门，信息的分离不利于对客户信息的综合审核。而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信息处理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运算、分析；此外，运用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方式拓宽数据信息来源的渠道，将客户个人的社会关系考虑在内，使得分析结果更科学、更可靠，降低了交易风险。
(三)资源配置
在金融业中，资金就是资源，资源配置就是如何实现资金的流动。互联网金融模式的资源配置主要强调资金在互联网环境中未经过银行等中介机构直接由资金供应者流向借款人，期间只需要双方在互联网上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筛选、配对即可实现。如P2P网贷平台为借贷双方提供桥梁，在没有中介机构的介入中，双方自行联系、自行交易，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借款人的资金需求，提高了自己的使用效率。
三、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发展的措施
(一)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
互联网金融作为最新兴起的金融模式，现有的监管体系不足以规范互联网金融法人交易行为。因此，必须要加快互联网金融监督机构的设置，强化互联网监督，以增强网络平台的安全性，保护交易双方、第三方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首先要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各类业务范围，规范各个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部门的监督工作。由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虚拟化、交易对象的复杂化，因此必须要加强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规范，运用加密技术、防火墙技术等手段来加强网络平台的安全性。其次，成立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通过行业的自我监督与自我管制的手段，规范行业行为，使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最后，加强国际合作，汲取国外优秀的监管手段。考虑到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复杂性，一旦有非法分子应用互联网金融进行违法行为，将会对国家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要建立应对突况的预防机制，并做好应急处理措施。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建设
目前，鉴于互联网金融是新兴的金融领域，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对互联网金融的重视度不够，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完善的、有针对性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同时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也面临着安全系数低、信息失真、信贷诈骗、非法集资等风险和挑战，如果不及时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的进程，可能会使更多的用户遭受更大的经济损失。加速互联网金融的法制建设迫在眉睫。首要方面从互联网金融的最基础方面开始制定法律法规体系，从根本上对互联网金融的经营范畴、经营业务和市场交易行为作出法律约束。其次，加强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建设即征信法律建设，由专门的金融机构负责用户信息的收集、更新、保护等，在建立完善征信体系的基础上保障用户信息，禁止用户信息的倒卖行为。此外，还要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相关的部门的法律约束，制定严格的行为规范准则，为互联网金融的正常运行提供规范引导。
(三)加强征信体系建设
加强征信体系建设有助于增强对企业和个人、法人风险监控力度，有助于帮助金融企业防范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有助于金融行业及其他行业乃至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建设。因此，加强征信体系建设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增强人们的征信意识。尽管诚信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人们对于征信、征信体系等的认识还比较浅薄，通过媒体宣传手段，强化人们对征信体系的认识。其次，完善信息系统。加强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与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行政部门的联系，建立起关于个人、企业完善的信用信息系统，保证信息的完整性、正确性。最后，加强对征信体系的监督。通过监督来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保证信息的安全性与保密性，维护信息安全。此外，加强征信法律建设、加强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措施，对完善互联网金融的征信体系建设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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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大数据、行业前景极其广大。2012年，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拉动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阿里巴巴的马云高呼，当我们还没搞清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数据时代来了。根据麦肯锡报告显示大数据所形成的市场规模在51亿美元左右，而到2017年，此数据预计会上涨到530亿美元。在中国，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提供了大数据的基础。使得互联网金融企业能够更为深入的挖掘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偏好，从而找到更符合用户兴趣和习惯的产品和服务。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背后，两家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和腾讯愿意投入24亿元通过打车软件来培养用户移动终端的支付习惯，其实也是看到了大数据时代背后巨大的商机和增长潜力。再比如淘宝最近联合万科推出的淘宝账单抵房款活动，从购房，贷款到分期付款全部都可以通过淘宝的平台来完成。这种对资源的整合是传统的金融做不到的。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推动了许多行业不断创新，进化，并形成新的商业文明生态圈。
三、互联网金融的威胁（threat）
政策风险和安全风险。虽然国家对非法集资有着明确的界定，但是互联网金融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一直都是在国家法律外缘打这球。这样既不利于整体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2013年，平均每天就有一家P2P网贷平台诞生，同时平均一个月也有20家P2P平台的倒闭。另外一个安全风险就在于互联网信息安全和金融风险。这是从互联网金融诞生起就一直相伴而行的。之前余额宝的用户就曾出现过账户被盗资金不翼而飞的，也有不少P2P网站负责人卷款跑路的。另外还有个人信息安全及其容易在互联网上被泄露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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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不同国家结合自身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环境，在监管规则的制定上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出台政策等一系列的手段有效地维护了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本文将就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做具体介绍，并比较其共性和差异。
（一）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十分重视立法的作用，法律一方面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交易风险，如《爱国者法案》规定，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作为货币服务企业，需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注册，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所有交易记录。另一方面，法律注重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如《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中规定：必须事先向消费者充分说明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权利及消费者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及后果等；消费者有调取和保存电子记录的权利，电子记录发生变化时应告知消费者，且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在监管体系方面，美国已形成了从市场准入到日常监管，再到退出机制的较为严密的法律体系。如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美国以发放牌照的方式进行管理，明确规定其在初始资本金、自由流动资金、投资范围限制、记录和报告制度、反洗钱等方面的内容。在监管方式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电子化和虚拟化的特点，美国采取了现场与非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管，监管机构往往会采取分析数据等方法对相关业务进行间接检查，以最大程度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
（二）英国的经验
英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是：行业先行，监管后行，所谓的行业先行也就是加强行业自律。2011年，英国的Zopa、RateSetter和FundingCircle建立了“P2P金融协会”，该协会于2012年6月正式出台了“P2P融资平台操作指引”，提出P2P融资协会成员应满足的9条基本原则，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2012年英国的众筹协会成立，规定了融资平台最低资本额，提出了在IT信息安全管理、信用评级、反洗钱和反欺诈等方面的措施，有效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在监管原则方面，英国以适度审慎为基本原则，将对传统银行业的监管方式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业务中，体现了英国法律制度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在监管方式方面，英国实行统一监管。初期由公平贸易管理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共同监管，公平贸易管理局以消费信贷许可证制度严控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管理局通过《金融服务补偿计划》保护贷款人的资金安全。但目前公平贸易管理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监管职责均已移交至金融行为监管局，由其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施统一监管。
（三）日本的经验
日本对互联网金融实施高度集中的监管体制，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构建法律规章体系，实施严格监管方案，并且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在监管法律方面，自网络银行出现后，日本一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针对网络银行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将原有的部分法律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了网络银行的范围之内。2008年，日本金融厅着手研究电子货币支付和代收代付等方面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方案，还出台了专门法律进行规范，保护消费者利益。此外，日本还出台了信用管理和互联网监管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互联网金融发展保驾护航。这些法律法规不仅维护了日本的网络交易秩序，并且有效惩戒了欺诈、逃税、洗钱及其他与金融消费权益相关的不法行为。在监管主体方面，日本金融厅、日本银行、通产省、邮政省和法务省及其下属机构在其履职范围内对互联网金融实施监管，并从行业规划、风险管理、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等层面推动整体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当然，日本的监管原则并不是一味地强压，而是给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早在2000年5月，日本就《异业种加入银行经营及网络专业银行等新型态银行执照的审查指针方案》，明确提出允许其他行业参与银行业的方针。
（四）各国电子化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共性和差异
通过对国外互联网金融监管经验的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国外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是以成熟的信用评级体系为基础的。发达的外部信用评级体系降低了互联网金融公司获取客户风险信息的业务成本和缩短了获取时间。如LendingClub、Kabbage等公司均可获得本国的基础信用评级数据，并将其作为评估客户风险的重要依据。二是各国都将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纳入原有的监管体系中,不改变原有的监管规则，严格遵守已有的各类法律法规。例如，美国证监会对P2P贷款公司实行注册制管理，对信用登记、额度实施评估和管控。英国将从2014年4月将P2P、众筹等业务纳入金融行为监管局(FCA)的监管范畴。三是重视立法的作用。各国都在原有的监管体系基础上根据不同业态的互联网金融及时补充新的法律法规，延伸和扩充现有监管法规体系。另一方面，各国在监管时存在着差异性。在监管主体上，美国没有统一的主监管机构，涉及谁的监管职责就划给相应的监管机构管理。而英国由金融行为监管局统一进行监管。在政府的作用上，英国政府给予行业以很大的自，注重行业自律作用，建立了许多互联网金融的行业自律监管组织，英国三大P2P平台就建立了全球第一家小额贷款行业协会。而日本采用高度集中的监管体制，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构建法律规章体系，实施严格监管方案。
三、对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建议
（一）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进程
从各国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原有的监管体系，还是补充和完善新的监管条例，各国都格外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目前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其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规方面存在着漏洞，需要及时修订金融法律、补充相关条款。其次，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的业态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如银监会2006年颁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2011年下发的《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2012年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的《关于提示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的公告》等都不能起到根本性的规范作用。因此，应当尽快从消费者权益保护、互联网金融风险防控以及网络金融机构准入、管理以及推出机制等方面加快立法进程，维护网络金融秩序。最后，政府要制定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政府部门在适度干预的同时，更应推动相关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的建立，制定行业规则，规范和引导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健康发展，由此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二）明确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
互联网金融的混合化和综合化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监管混乱的现象以及监管漏洞的存在极大影响了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尽快对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监管中的主体地位，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其监管体系中。其次，要立足于现有的监管机构，按照分业监管的原则，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根据自身的职责对互联网金融中的相关业务具体负责。再次，要专门针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业态组建网络金融监管的管理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监管的效率。最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行业自律组织成为监管体系中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能有效维护行业规范，我国政府也应积极推动互联网金融民间自律组织的建设。在这种多层次的监管体系下，要重视监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既要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又要明确交叉性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职责，避免出现部门间获取的监管信息不一致、部分网络金融服务被排除在监管体系之外的现象。
（三）加强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控
我国互联网金融有其自身特定的风险，如法律风险、信息风险、技术风险等，对此政府应尽快建立风险的预警及防范机制。具体来说，首先要推进电子签名、身份认证等的互联网金融实名制度的建设，加强对投资者的资信状况的核准，使个人资信状况透明化。其次，要加强互联网金融企业准入注册登记管理。对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同样也应该进行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监管要求，设置流动性比率、存贷比等管理比例和指标。以余额宝为例，余额宝90%资产大多配置为银行协议存款，存在着严重的流动性资产匹配风险，如果不通过相关指标对其加以规范，一旦其协议存款收益率下滑，余额宝将会面临巨大赎回压力。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对参与互联网金融的企业和机构的资信状况、资金使用状况、企业运营状况等向公众进行披露，规范互联网金融操作的流程，使网络交易更加透明化。最后，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从事违规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活动的企业，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关于网络消费和投资的宣传和教育，让公众充分认识到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另外，监管当局还要注重防范其系统性风险。互联网金融业务是传统金融业务的延伸，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监管漏洞，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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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性价比高，收益透明。相较于其他投资渠道，余额宝能够给用户带来比活期存款高出10倍的收益。在余额宝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收益的计算公式，即当日收益=(余额宝已确认份额的资金/10000)X每万份收益，例如已确认份额的资金为9000元，当天的每万份收益为1．25元，则当日的收益为1．13元。而且转入资金在基金公司确认份额的第2天可以看到收益，就金融理财周期而言，传统的金融理财产品运行周期较长，有关收益率的详情不能及时被客户所知晓，而余额宝恰恰解决了这项难题，满足了投资者随时随地了解所买产品的收益或亏损情况。
(3)随时消费转出，不受投资固定期限的限制。天弘基金和支付宝在后台系统为余额宝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实现增利宝“一键开户”流程。客户将钱转入余额宝，就即时购买增利宝，而客户如果选择将资金从余额宝转出或使用余额宝资产进行购物支付，相当于赎回增利宝基金份额。故相较于银行代售的理财产品而言，客户可自由支配余额宝中的资金而不用担心“钱到用时方恨不能取”。
二、余额宝的风险
事实上，余额宝势如破竹的盈利模式背后，潜藏着来自自身和网络的两大主要风险。余额宝的本质仍旧是一款针对广大个人用户的基金理财产品。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货币基金出现年度亏损的情况。不过，货币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的一种，并不等同于保本的活期储蓄，理论上依然存在亏损的可能，只是从历史数据来看收益稳定、风险较小。余额宝的流动性风险首先受制于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状况，短期大额赎回和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不当都有可能导致余额宝出现流动性风险。所以说，即便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代销代售的同类理财产品，同样受制于其自身的风险性，受投资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就其自身风险来说，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也呈周期性变化，基金投资的收益水平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产生风险。同时，一旦余额宝发展到一定规模，流动性管理压力会明显加剧。货币基金每日收盘后才能与余额宝结算，这期间实际是支付宝为货币基金进行了信用垫付，如果货币基金无法按时与支付宝进行交割，支付宝则面临头寸风险。另一方面，有报道称支付宝用户账户曾被网络黑客盗取帐号和密码，则与之绑定的余额宝同样不能“幸免于难”。通常余额宝用户不会每天登录自己的帐号查看基金的收负盈亏情况，这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至于余额宝官网宣传的“被盗100%赔付—平安保险全额承保，理赔无上限”的可信度也不免遭受用户质疑。这种与互联网挂钩的金融理财产品同时也伴随着网络技术风险，再加上众多网络不可控因素，余额宝的资金账户安全更加得不到有利保障。
三、反思
1、规范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基金销售资质管理是当前解决类似余额宝打“球”所引发问题的首当其冲的方案。支付宝公司之前仅获得了基金销售的支付牌照，而未获取基金销售牌照的这一争议点使得近日工农中建四大行均对支付宝发难，下调银行卡快捷支付转入余额宝额度，单笔最高五千，每月不超过五万。显然余额宝业务的迅速壮大已经直接影响到银行吸收现金流和代销基金等理财产品的“垄断”势力。控制余额宝交易数额的上限一方面体现了监管层放宽并认可第三方支付平台“类销售”基金理财产品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严加监管并规制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展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的竞争。未来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授予销售基金类理财产品资质直接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健康良性的发展。不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足显政府支持和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弥补商业银行在诸多业务上的不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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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在企业资金结算管理中的应用模式———第三方支付结算平台
第三方支付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传递支付指令，完成从用户到商户的在线货币支付、资金结算、查询统计等一系列过程。从事第三方支付的非银行机构一般称为第三方支付企业，主要服务于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交易中重要的支付手段。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第三方支付属于其中的网络支付，因此，本文所称的第三方支付为非金融机构互联网支付。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量不断增大，支付结算业务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目前我国有支付牌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支付宝、财富通、快钱、汇付天下、YEEPAY、贝宝、网银在线、环迅IPS、首信易、云网、银联支付等，其中支付宝市场交易份额最大，占据市场份额的近50%。随着阿里巴巴在美国申请上市，旗下业务的惊人数据亦浮出水面，其集团关联公司支付宝于2014财年总支付金额达6230亿美元（约3872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日支付额达106亿元人民币。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速了金融“脱媒”，动摇了传统商业银行在企业资金支付结算中的主导地位，在新型电子商务资金结算领域，商业银行资金支付结算中间业务受到替代，甚至被边缘化。企业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的支付结算具有以下优势：
（1）降低企业财务费用。相对银行资金结算方式，通过支付平台与客户进行资金结算成本更低。
（2）保障交易各方的利益。支付平台可以规避企业无法收到客户货款的风险以及客户无法收到企业货物的风险，增强了交易双方的互信。
（3）使用方便高效。支付平台操作简便、界面友好，支付结算迅速高效，同平台的资金支付结算瞬间完成。支付平台同时还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支付工具，尤其为无法与银行网关建立接口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便捷的支付平台。
（4）满足个性需求。企业可根据其市场竞争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个性需求，定制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个性化支付结算服务。
（二）互联网金融在企业筹资管理中的应用模式———P2P网络借贷筹资平台
P2P（Peer-to-Peerlending）网络借贷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点对点信贷服务，是一种不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而通过网站平成的信用借贷的筹资形式，是传统借贷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一种金融创新服务。P2P平台为企业提供了获得借款筹资的新渠道，为拥有可借出资金的投资人提供了潜在的投资机会。2005年，全球第一家P2P在线借贷网站Zopa在英国出现，到2013年已有85万注册会员，累计贷款金额2.8亿英镑。2006年成立的美国Prosper公司，到2013年已有143万注册会员，促成了4.5亿美元的会员间贷款。2007年，我国第一家P2P在线借贷网站“拍拍贷”于上海成立。P2P在线借贷平台作为新生事物，目前在我国缺乏相应部门的监管以及具体法律法规的规范，门槛相对偏低，各式各样的P2P在线借贷平台数量增长很快。截至2013年底，我国P2P在线平台已经超过1000家，活跃的平台有200家左右，全年累计贷款额1058亿元，已经初具规模。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急剧恶化，融资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网络借贷本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为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而产生的创新融资模式。网络借贷对中小企业融资具有独特的优势：
（1）拓宽融资渠道。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以商业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为主，随着小微企业融资需求逐渐增大，传统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其融资需要，P2P网络借贷的出现为中小企业增加了新的融资渠道。
（2）降低融资门槛。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了降低自身放贷风险，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资产负债率、企业信用等方面设定了较高的融资门槛。而P2P网络借贷模式下，中小企业只要提供平台要求的信息和资料，通过审核后，便可在平台发放借款标的，投资者进行竞标向借款人放贷。
（3）提高融资速度。传统融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需要中小企业提供尽可能详细的信息，通过对中小企业信息进行层层审核，以达到评估中小企业偿债能力的目的，延长了中小企业融资时间。相比金融机构的审核，网络借贷平台的审核更加简单、快捷。
（三）互联网金融在企业投资管理中的应用模式———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互联网金融理财是以传统的金融理财为基础，借助互联网的形式来实现理财收益的一种投资理财活动。当前国内互联网金融理财主要是借助第三方支付机构或电商平台等来实现的，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主要有阿里巴巴“余额宝”、百度“百赚”、腾讯“理财通”、苏宁“零钱宝”、天天“活期宝”等20余种，这种集闲散资金进行投资的行为激起了各路零散资金进行理财的热情。根据天弘基金方面披露的数据，截至2014年3季度末，余额宝规模达5349亿元，用户数增至1.49亿人，单季度增加2500万户，增幅20%。企业可以按照流动性和收益性相结合的资金配置原则，灵活运用闲置资金投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收益率，降低资金持有成本和机会成本。互联网金融理财的优势是：
（1）程序简单，没有投资门槛。像余额宝这样的由电商平台和第三方支付一起助推的理财产品，还支持随时消费支付和转账，极大地便利了投资者，投资者更愿意把手头上的零散资金投入余额宝。
（2）高流动性与收益性。大多数互联网理财产品期限灵活、变现能力强，且能给予客户相当于活期存款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息收益，甚至给予保本承诺，客户几乎没有理由拒绝这一产品。
（3）理财费用极低，几乎没有结算费用。互联网金融理财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银行繁琐的结算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银行结算的费用，而且当天结算，流动性好，信息公开及时。
（4）参与主体多元化。互联网金融理财将第三方支付机构或电商平台与金融理财企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平台企业、客户均可参与，丰富了金融理财市场的主体。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企业资金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科技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社交网络等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动力，推动了互联网金融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网络支付方式更加高效便捷，互联网金融产品持续创新。互联网金融改变了企业传统的资金管理模式，实现了资金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高效，解决了资金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节约了企业资金交易成本，可以说互联网金融服务更加贴近各类实体企业的差异化资金管理需求。互联网金融将对企业资金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企业资金管理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
（一）促进企业业务、财务管理一体化
从企业内部来看，互联网技术可使企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实现无缝隙、无隔阂、无边界对接，企业管理可以做到全时空、全方位。从企业外部来看，市场竞争瞬息万变，业务、财务不可分割，业务对财务的需求无时无刻，如果仍按传统管理习惯，职能分工、分口把关、按序会签，企业反应迟缓，必然失去市场机遇，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实现业务、财务管理的一体化，应该在流程再造中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一体化整合，同时还要实现各职能部门行为的一体化整合。
（二）促进企业资金管理由职能管理向集成管理转变
大多数企业的财会人员至今仍埋头于日常事务工作，无暇顾及企业经营，仍停留在单维度思考的职能管理水平上。互联网技术发展以来，社交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搜索引擎、多网合一、大数据管理等新兴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完全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归集、传播与加工利用的方式。互联网金融的诞生，必将对企业资金管理的思维、理念、手段、模式等产生重大影响，促进企业资金管理由职能管理向集成管理转变。
（三）推动企业资金管理模式创新
在互联网经济中，资金管理不仅是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的资金结算、资金融通、资金投放方式，更应该是与互联网机构合作的“网络支付”、“网络借贷”、“网络理财”，从而实现企业资金的“即时管理”、“在线管理”、“移动管理”，提高企业资金周转效率和投资收益，降低企业综合资金成本。在资金管理组织方面除必要的层级与职能科室外，应适应网络市场多变与快变的特性，探索资金管理项目化、资金管理平台网络化、资金管理岗位扁平化，尝试资金项目经理制。
（四）促进企业加强资金风险管理
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企业资金管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1）支付风险。在传统支付领域，支付结算的法规、流程明确，企业只需按照开户银行规定的流程操作即可，支付结算较安全。在移动支付领域，由于运营商的介入，第三方支付必须要与运营商、设备供应商建立起紧密联系与合作，支付结算法规、流程差异较大，第三方支付企业的资金实力、技术实力、公关实力对支付安全的保证至关重要。
（2）流动性风险。企业投资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可能出现扎堆赎回基金的风险，如余额宝有着随时支付和消费的便捷优势，在遇到节假日或者网购促销等日期，可能会有大量的基金用于消费而被赎回，在这种情况下，资金管理风险较传统方式增大，一旦出现投资者集中赎回资金的状况，将会引发基金公司危机甚至破产。
（3）法律风险。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互联网金融还处于无监管机构监管的状态，互联网金融环境较为复杂。一方面，部分互联网支付平台在未获得基金销售牌照或者超出牌照范围的情况下，利用旗下的支付渠道与基金公司合作，借道从事基金购买和销售等活动，这种打“政策球”的行为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有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法律制裁，给投资人资金安全带来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的方式有冲突，互联网金融筹资模式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主管机构的三无状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没有完善的个人信用评级机制，导致网络借贷、众筹融资在我国面临较大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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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建立以B2B和B2C为主力，C2C为补充的综合跨境电子商务模式。
由于跨境交易、支付及运输、报关等的特殊性，B2B模式和B2C模式势必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力。其相对较大的业务量也避免了生产厂家的零售化和碎片化，通过国内商务平台或国际化平台进行交易，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中介、保证金、延迟付款等方式确保交易的安全。
3.淘宝模式的C2C跨境电子商务可能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
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呈不断增长模式，而作为淘宝的“发家之本”，C2C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可能最终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也将使“地球村”的概念真正落到最实处。C2C跨境交易模式同样采用第三方商务平台。C2C模式固然存在交易金额小、没有货物报关、资金流难以监管、货物不易核实、收支和结售汇统计不便等问题。但这一市场需求终究是一个经营增长点，仅仅是因为难管理便不去做属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应该是“堵不如疏”，加以引导和合理监管，使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使其成为对外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4.互联网金融衍生品可能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冲击。
从“余额宝”成为全社会焦点的事例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许多创新特性势必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极大冲击。众所周知，银行外汇业务利润较高，地方外汇业务银行可以“躺着挣钱”。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如互联网公司与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合作，通过网络以较低的服务费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外汇业务服务，势必会吸引大批中小进出口企业客户，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监管难题和操作风险。
二、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对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1.网络金融对旧有的“属地管理”和地方数据统计是一大挑战。
比如说某市某企业办理进出口收汇，原本在本地市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办理行都在本地，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在浙江杭州某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如由主体申报，则应申报在该市，而业务发生行在浙江杭州，难以进行国际收支核查，而对本地的数据统计，也带来一定误差。
2.互联网金融对业务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更容易地寻找交易方，但交易方为外方，其资质、真实情况、该国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应值得关注；二是业务中出现违约、紧急变化的应急处理，因为外方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等不一，对执行、仲裁造成一定的困难；三是互联网交易中外方企业、个人是否纳入到信用体系，还是作为信用参考，其真实性审核如何实现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3.对外汇反洗钱、违规查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便利性极强的互联网渠道可能带来的洗钱、虚假交易等形式更为多样，对其真实性的审核、监测和检查，也应当未雨绸缪。
三、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外汇政策的改革方向
1.加强外汇管理“大数据”建设。
一是以主体为单位，将所有外汇数据集中统一汇总查询或者“分散存储，统一调用”，使外汇业务监管更加全面化；二是对外汇数据进行广泛采集，集中计算预测，发现规律，作为外汇主体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
2.坚持“主体监管”原则。
对“属地管理”采取灵活与统一的方式，对国际收支等系统进行升级，不论企业在那里办业务，在统计数据中以属地为统计单位，同时显示办理地区，一方面便于统计和核查，另一方面也便于核对不同统计口径的误差。
3.与商务部、公安部、海关加强合作，多位一体，对国际贸易平台的安全性、真实性提出标准，同时加强非现场监测。一方面确保新事物对国际贸易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风险控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4.对B2C、C2C跨境电子商务适当放宽限制。
放宽B2C、C2C跨境收付汇、结售汇限制，并加强监管，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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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户信息来源各有所长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获取客户交易行为、关联企业、市场动态的信息体量和连续性较银行更具优势。互联网企业与多家银行合作，掌握客户搜索偏好，了解客户具体消费信息；而银行无法了解资金进入第三方账户后的明细信息,只能掌握客户与自身开展业务的单边信息，信息静态且被分割，信息渠道上不占优势。另一方面，银行的信息质量和历史信息长度优于互联网企业，信息真实性更强，但急需将银行各专业、系统的信息集中、整合、共享和挖掘。
2．互联网企业形成跨界平台，银行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互联网企业将其定位从交易服务平台转向了信息服务提供商，充分利用平台搜集数据、互动营销、反馈分析，形成集成化平台优势。虽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平台运作已较为成熟，但银行的电商平台才刚刚起步。银行正在逐步完善整合多平台，但集成化仍落后于互联网企业，银行综合性平台建设应加快步伐。
3．互联网企业面临政策壁垒，银行存在特许经营优势
银行具备金融特许的政策优势，严格的金融监管已是银行生存的常态，其与监管机构沟通更充分，共识性更高，应对更自如。相对比，监管机构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监管力度正逐步加强，从虚拟信用卡的叫停到二维码线下支付遇阻，互联网企业的跨界创新也正触及监管部门政策壁垒。
4．银行业风险管理能力优势凸显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其风险管理能力优势明显。互联网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与银行业相比有一定差距。但也应看到，互联网企业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在风险评估模型、在线批量审批模式、分散化的融资对象等方面的优势值得银行业积极借鉴。行业间相互借鉴，融合风险管理理念、技术、经验，以此不断提高契合市场发展需要的风险管理能力。
5．互联网金融挑战传统银行卡费率体系
随着互联网企业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银行卡业务的收入有所降低，多数互联网企业利用创新和规则漏洞规避监管，为了抢占市场采取降低手续费收取标准，甚至免收手续费等方式吸引并留住客户；而传统银行卡业务则因监管严格，收费标准只能在监管要求的范围内上下窄幅浮动。在监管统一标准、完善规则之前，互联网企业得以快速发展的机会，但银行业仍应积极应对，丰富业务功能，提高银行特有的综合附加值，形成特有优势。
三、互联网金融探索实践及启示
1.将互联网思维融入银行企业文化
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开展的金融活动，客户至上、体验为王、开放包容的互联网文化和思维方式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基。（1）同业已尝试运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运作信用卡业务互联网企业带给银行的不只是竞争和威胁，同时也是机遇与合作。日前，多家银行已积极与非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将互联网开放合作精神融入信用卡业务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比如，中信银行携手阿里、腾讯，兴业银行作为百度在银行业唯一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已积极开始互联网金融布局。①将互联网创新精神融入信用卡产品设计。各银行信用卡业务部门积极推进卡片技术的更新换代，包括从磁条卡到芯片卡的升级、电子钱包、闪付、电子支付等支付介质创新，中信银行的POS网络商户贷款业务，华夏银行专用理财POS终端创新以及工行的多币种卡、逸贷业务等，无不体现了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②将互联网体验精神融入营销设计。交通银行“周周刷”活动、招商银行“刷卡达标抢礼品”活动、浦发银行信用卡微信红包活动等营销设计创新都体现了互联网精神，大大增强了品牌效应。（2）应加强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对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变革，业界尚存在究竟是延续性创新还是颠覆性创新的争论，无论是哪种创新，各家银行都应将目光从同业之争扩展到互联网行业对手，尤其是信用卡业务，更需要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一是借鉴同业经验与互联网龙头企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形成有利的竞合关系。二是积极研究互联网企业金融需求，研发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三是关注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及时将互联网企业合作业务纳入银行的监控范围，通过各种手段构建有效的防火墙，严防第三方风险的传导。
2.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需深入贯彻“大零售”战略
（1）进军互联网金融不是信用卡业务部门一己之战融合是互联网金融的灵魂，对于信用卡业务部门而言，互联网金融不是一个产品的竞争，而是一揽子金融服务的竞争。比如，京东打造的金融生态圈，京宝贝提供电商供应链融资服务，与商户信用卡授信分期产品同质；京东白条提供消费透支帐户，替代信用卡透支功能，小金库提供余额理财，与银行存款竞争；这些核心产品集合成为网银钱包，为整条电商链条提供一体化一揽子金融服务。第三方收单机构，如江苏银商公司，为竞争商户、稳定市场份额，紧跟市场动态和需求，推出了“商户清算资金自动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商户收益，使商户结算资金利益最大化，既留住客户，也发展了自己的业务。浦发银行将信用卡业务视为浦发银行布局移动金融、互联网金融版图的重要载体，在2014年初全行战略管理会议上，浦发银行决定将信用卡部门回归总行体制，信用卡专业与零售业务一块牌子、一个体系“共同作战”，努力在交叉销售、资源整合、产品创新等领域创造“1+1大于2”的资源整合效果，最终推动实现大零售业务的大发展。工商银行已提出“大零售”战略，加快探索建立零售银行新模式，加强个人金融、信用卡、私人银行、金融市场、贵金属、小微信贷等业务的一体化营销、流程、管理，形成“功能多元化，载体集成化，服务立体化”的大零售产品。（2）应加强与其他部门之间创新合作银行信用卡业务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创新合作，以提高信用卡的整体竞争力，比如，加快电商平台建设，持卡人通过信用卡购买商品享受专项折扣或加倍积分等方式引导、吸引客户使用信用卡，带动信用卡分期付款业务的发展，提高客户黏性，提升信用卡综合竞争力；通过电商平台实现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整合；通过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的功能设计和费率优惠，为信用卡客户提供更多便利，提高信用卡的产品附加值，提升动卡率；通过与科技部门合作研发新型支付技术应用，推广NFC-SIM、NFC-SD卡、二维码、声波、视网膜、指纹等创新支付应用；在营销链条上，加强与POS商户的合作，引入更多信用卡优惠商户，让利于商户、客户，吸引更多的优质客户。
3.大数据时代下信用卡业务的深耕
（1）银行信用卡同业已着手实践大数据技术应用①利用大数据进行客户关系管理。中信银行于2013年7月启动了“天罗地网”大数据项目。采集“客户线上信息”、“客户线下坐标轨迹”、“住宅商厦名址库”、“商户库”、“商圈库”、“网点库”等数据信息，突破数据的表层信息，把互联网、大数据、O2O模式和信用卡业务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利用银行客户数据信息，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并推动新客户引入、存量客户经营、风险管理、信贷审批、客户服务等业务模式的优化和创新。②利用大数据技术支持微信及APP客服。招商银行微客服平通了其内部的主机系统和十多个系统，利用行内客户服务数据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智能客服平台中的知识库，微客服将可以随时调动数万条知识为用户做即时服务。③利用大数据分析提升授信精准度。建设银行信用卡采用数据分析进行授信的动态管理，其为每个信用卡客户测算最高透支限额即影子授信，如一段时期内客户实际消费记录不高，则会在通知客户情况下降低日常透支额度，超出日常额度但低于最高透支限额的部分纳入影子额度进行管理，一旦客户提出调额需求可实时调整。这样既实现了最大信用风险敞口的事前管控，也有效节约了授信额度的资本占用。④利用大数据进行差别营销设计。浦发银行信用卡有针对性地向不同地域分配境外游抢票额度，旨在让更多持卡人享受刷卡消费实惠。中信银行信用卡中心借助Greenplum数据仓库解决方案，营销团队可以对客户按照低、中、高价值来进行分类，根据银行整体经营策略主动提供个性化服务。（2）应加强大数据挖掘深度大数据的应用主要有四个维度，分别是客户消费行为数据挖掘、行为轨迹数据、社交数据和文字解码数据，目前银行对大数据的应用体现在客户消费行为数据挖掘方面，还需要在其他三个方面进行深挖，洞悉客户的全貌，对不同维度的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开发出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并调整相应的业务流程，以精准化的营销活动提升信用卡产品的客户体验和客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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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保体系不完善
担保体系不完善是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的主要成因之一。由“余额宝”、“百度百赚”等产品引领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体系，具有在短期内快速吸取大额资金的特征。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购买门槛低，交易程序简便，交易费用低，发行平台受众基础好，这些产品在营销与发行上更容易与目标及潜在目标客户群体形成对接，快速构筑起信息循环平台，因而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往往能够牵制大额资金，如余额宝的资金规模一度飙升至5700亿元。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方则不具备如传统商业银行一般的流动性风险敞口管理与刚性兑付能力，难以为规模如此庞大的资金链条匹配相应的担保体系。除产品设计与发行方外，政府、金融机构、个人、现有担保机构均难以为其提供与之相契合的担保保障体系，使此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之中。
（二）内控机制不健全
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服务商在产品设计与发行环节上，内部风险控制能力较弱，加之大额资金的杠杆效应，内控机制不健全将引致较大的信用风险。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多将吸取的大额资金投资于货币型基金，其本质为理财产品，却具有刚性兑付特征，在实际操作中，此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普遍具有以新还旧的资金链模式。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发行机构在不具备体系化、战略化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的条件下，大量进行此类操作，很容易造成类似“资产池”效应的信用风险。
（三）信息不对称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为体系化的金融服务行为，而并非其所依托的互联网技术平台资源。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内核为信用风险定价，而互联网金融体系的虚拟性特质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风险，致使互联网金融产品体系暴露在更大的风险敞口中。P2P和众筹项目是两类主要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虽然此类产品可依托互联网资源整合平台快速对接参与主体，满足短期流动性需求，但受制于受众群体专业知识和项目考核虚拟化瓶颈，此类产品的债权主体很难通过传统的尽职调查、项目考察等方式综合研判项目价值，进一步拉伸了信息缺口，致使产品信用风险大幅提升。
三、完善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管理机制的基本策略
（一）强化外部监管
强化外部监管是完善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管理体系的基本策略之一。针对互联网金融体系特点，以更加宏观的视角设计顶层监管机制，将为互联网金融产品提供更强的制度保障，引导其形成体系化、规范化的担保与风险预警、管理机制，从整体上规范资金链运转，有效降低互联网金融产品信用风险。
（二）健全内控机制
健全内控机制可从内部形成支撑优势，从而完善产品现金流链条，使信用风险更加可控。在实践中，应引导互联网金融服务商完善产品设计与发行环节，在有效对接受众群体的基础上，强化产品现金流循环设计，做好资金流动性管理。此外，互联网金融服务商应为其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建立内部管控机制，在保证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合理匹配现金流预期，规范项目选择，避免大规模资金缺口的产生，从产品层面管控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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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信息技术装备的依赖，即互联网金融的一切活动都依托于信息技术的软硬件装备，一旦技术出现问题，风险难以控制;
(2)互联网的“虚拟性”特点，即互联网金融中的一切业务活动，如交易、支付结算等都在虚拟的电子信息中进行，交易者身份认证难以确认，容易导致信用风险;
(3)金融的跨界经营，如金融“触电”、电商“淘金”等的发展使得金融的跨界经营已成趋势，进而导致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
(4)法律与监管的缺失，互联网金融行为缺乏明确的制度约束，单纯的行业自律会积累大量隐性风险。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主要模式类别及特点
广义的互联网金融涵盖了一切依托互联网展开的金融活动，包括了提供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实体机构、平台中介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大致可分为六类。综合而言，互联网与不同金融市场的融合发展所形成的各种模式类别，不仅传承了互联网资源开放化、成本集约化、渠道多元化、用户行为价值化等优点，同时也更加创新性地细化了我国金融市场业务，有效促进了金融市场的“普惠发展”。但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环境下，各种模式类别发展的多元性也使互联网金融风险在我国更具复杂性。
三、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殊性
结合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来源和商业模式特点，与我国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所蕴含的风险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风险类别中。
(一)技术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对互联网技术的依赖性很强，互联网技术性风险会对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资金安全构成威胁。例如，由于网络及计算机自身缺陷或技术不成熟造成的停机、堵塞、出错及故障等，以通过病毒、黑客等人为破坏手段构成的网络软硬件瘫痪、信息泄露、被篡改等，都有可能导致资金的截留或被盗。同时，互联网支付密钥的技术管理以及TCP/IP协议的安全性，对承担金融活动中资金主体的资金安全性来说也面临考验。因为互联网金融活动的交易信息完全通过网络传输，在这过程中存在非法盗取、篡改以及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据《2012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有84.8%的网民遇到过个人资料泄露、网购支付不安全、遭钓鱼网站等网络信息安全事件，总数达到4.56亿人次。此外，在技术支撑上，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往往通过购买外部技术支撑来解决内部技术和管理问题，而在互联网技术设备上我国又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国外进口的互联网软硬件设施对我国的金融信息安全问题存在的隐患也不得忽视。
(二)虚拟性风险一方面，互联网的开放性给社交活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分享平台，但其“虚拟性”特点也给海量交易者身份、传递信息的真伪判断带来明显弊端，容易引发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例如，在虚拟的互联网金融市场服务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客户大都会根据行业服务的平均质量来确定预期购买价格，可能会出现“低质量”金融服务机构驱逐“高质量”金融服务机构的现象;同时，在实际业务中客户可能会利用自身信息的隐蔽性，做出像网络洗钱、网络欺诈等不利于互联网金融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平台在金融活动中很多承担着资金周转功能，如第三方支付、电商系金融等，相比传统金融的线下严格审查，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虚拟性”特点，很难对在资金周转过程中的沉淀资金实施有效的担保和监管，信用风险指数加大，如果缺乏有效的流动性管理或引发支付风险。
(三)操作性风险相对传统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业务操作风险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大数据的经营、操作主体的变换、互联网金融账户的授权使用、操作流程设计对网络系统的依赖，以及真假电子货币识别等方面。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核心在于对数据的整合、模型构建和定量分析，由于平台数据获取主要是基于业务的交易数据，形成维度单一，再加上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刷信用”、“改评价”等行为，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大数据风险控制在操作中存在风险“有偏”隐患;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操作主体大都是客户在自有计算机上实现，如不熟悉具体的操作规范与要求，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互联网交易系统的设计缺陷、安全性以及运行的稳定性等，也可能引发金融业务的操作风险;互联网金融可能会存在由于没有树立良好的信誉而导致的各项业务不能在良好的信用环境下有序展开而面临风险;互联网由于时效性和快捷性特点，往往一步小小的操作过失带来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如金融机构的“乌龙指”事件)，而且互联网通过媒介对信息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操作风险会很快进而导致声誉风险。
(四)法律法规性风险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风险主要体现为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与现行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冲突造成的风险。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非常迅猛，基于传统金融制定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很难满足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需求。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法律的运用风险，即现有法律运用到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难以适用，容易导致交易主体之间的责、权、利边界不明确，一方面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对某些金融行为(如虚拟货币)本身的违法与不违法难以界定;二是新法律空白风险，即新法律空白可能造成的“搭便车”风险集聚，而互联网金融由于本身涉及领域的交叉属性，使得其立法过程很复杂，难度超过传统金融，如实名制和客户隐私保护两难问题的解决等，更加剧了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
(五)监管覆盖风险首先，互联网金融大都存在跨界经营，如电商系金融领域，这对我国传统金融的分业经营界限及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中除了金融机构的信息化金融受原监管机构约束外，仅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法律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受央行支付结算司监管并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作为行业自律性组织约束。而像P2P网络借贷、众筹等新型互联网金融形势，虽然2014年上半年已被分类归口于银监会和证监会监管，但相应的监管法规建设任重道远，短期内监管的灰色地带仍会存在。其次，互联网金融由于其自身的行业交叉属性，与传统金融相比风险诱发的因素多样化，加上其虚拟性、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导致监管的全面跟踪难以识别，这也进一步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再次，在全球化背景下，频繁的互联网金融跨国交易打破了地域限制，这种趋势对单独的国内监管也提出了挑战。
四、互联网金融特殊性风险的防范与监管策略
(一)从互联网技术层面构筑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安全体系是电子金融与电子商务活动安全的基础，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防范体系包括:操作系统安全稳定、防火墙技术、虚拟专用网技术、入侵检测技术以及金融信息、数据的安全防范技术等。互联网金融运行安全体系的构筑，首先需在硬件方面保障互联网运行的安全环境，应加大对计算机物理安全措施的研发投入，增强互联网系统的抵御和防攻击能力。同时，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体系的信息安全上，应加强基本加密技术、安全认证技术以及安全应用标准与协议三大层次的技术支撑，这是网络金融和商务活动的支付体系和各种业务应用系统的发展基础。
(二)从金融属性层面规范互联网金融操作流程，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和内控体系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本质是金融属性，在业务层面，不论是有金融牌照的企业还是其他形式的网络借贷公司，都应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充分认识金融信息化过程中的潜在风险，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审慎管理信用、流动性等其他风险。针对互联网金融的行业交叉性和金融属性，其风险管控不仅需要建立信息科技风险评估、管理、预警的机制，还要在严格内控体系的基础上，对业务操作流程的规范管理、资金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建立金融风险的防范制度。如，对流程中可能存在的操作风险应从互联网技术和金融两个层面进行标准化管理;对P2P模式中存在的“多对多”、“资金池”、“期限错配”等流动性风险隐患应尽早进行规范;对互联网借贷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无抵押品问题带来的风险隐患应设计出相应制度等。
(三)从法律法规层面加大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立法力度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开始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法律法规建设，采取的方式是对仍然适用的法律继续沿用，对不适用的法律进行修订完善，同时制定相关新法规以补充覆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完善，欧美逐步建立起了涵盖交易规则、交易保护、制度标准等内容的互联网金融法规体系。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借鉴国外经验，可以从三个层面加大力度:一是梳理与互联网相关的现有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加大基础性立法工作，如明确互联网金融交易主体的责权利、行业准入门槛、交易行为规范等;二是修订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配套法律体系，如修订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互联网金融不适用的条款，完善对互联网犯罪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三是补充制定有利于互联网健康发展的行业法规，如互联网公平交易规则、消费者权利保护以及安全法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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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金融业逐步形成了新的分工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在全球范围，资金需求方和提供方直接交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业新的分工。这种新的分工体系对传统的反洗钱监管提出了诸多挑战：对传统反洗钱义务主体安排的挑战。传统的反洗钱义务主体的共性是涉及客户的资金交易。但随着传统的作为资金中介的金融业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各类信息中介、信用评价中介等。这些中介往往不涉及资金交易，这就对传统的反洗钱义务主体安排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对反洗钱跨国监管合作有效性的挑战。随着互联网生活突破国与国的界限，全球互联网货币形成，资金交易随之轻易跨越国界，跨境支付及交易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空前加大。犯罪分子利用不同国家反洗钱/反恐融资监督执法工作衔接上的不足，或者利用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体系的点对点的匿名交易，脱离不同国家的反洗钱监管，对反洗钱跨国监管合作提出了极高的挑战。对匿名交易技术开展反洗钱监管的挑战。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的隐匿交易IP地址、来源的新技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兴支付手段一旦被犯罪分子用于犯罪，会给相关部门执法带来极大难度。例如，比特币支付中的Tumbler技术，可割裂交易与特定虚拟货币地址的联系，达到混淆来源的目的；又如TOR（TheOnionRouter）技术，可以隐匿真正的IP地址。这些技术的发展要求必须对匿名交易技术予以监管和引导。
三、完善和改进对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
加强法人监管。进一步加大法人监管的力度，根据法人监管的要求来灵活分配监管资源，应对金融机构组织机构扁平化。推动金融机构以互联网方式改造传统的反洗钱做法，如可疑交易监测集中进行、客户信息在机构范围内共享、加强监测系统建设等。加强事前、事中监管，完善事后监管。建立针对具体业务、产品的洗钱/恐怖风险评价标准，提升监管的前瞻性和针对性。要求金融机构及时报送产品销售情况、风险演变情况，建立风险应对机制。加强与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及时修补案件中发现的制度漏洞。加强监管技术的开发和投入。研究和制定反洗钱技术标准（如可疑交易监测系统和客户风险等级分类系统等），探索对反洗钱信息系统开展检查和监管的有效方法。研究利用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开展检查和监管的思路，开发相关软件，提升监管效率。建立适应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的反洗钱规则研究和建立适应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的客户身份识别规则。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防范利用传统银行与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客户身份识别规则不同所带来的洗钱/恐怖融资风险。研究和建立适应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的可疑交易规则。加强与执法部门的合作，结合防范欺诈及相关犯罪，利用风险提示，建立适应互联网支付方式的可疑交易标准。研究适应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的可疑交易报送时限、处理要求，提高可疑交易报告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充分发挥可疑交易报告的作用。研究和建立适应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的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规则。加强与执法部门的合作，根据执法部门实践所提出的要求，充分考虑客户信息泄密风险与客户匿名交易风险，推进生物识别等新技术的应用，明确适应互联网新兴支付方式要求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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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案登记、监管政策和警戒惩处三方面看，互联网金融相关监管制度体系基本空白。以P2P行业为例，首先，监管部门中只有通信部和工商管理部对设立信息进行登记备案，但没有定期审查制度，实际经营与登记情况相悖。其次，针对P2P平台“倒闭潮”现象的“十条监管原则”至今没有相应实施细则，且对虚假合同、虚假交易、甚至洗钱和腐败等其他风险并未涉及，也未提出将P2P平台纳入社会征信体系的要求。再次，目前只有涉及刑法第192条、第199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的案件可通过公安和检查院立案惩处，其他互联网金融监管手段仍处于“真空”状态，监管成本高、覆盖面小，各类套利行为滋生，亟需金融监管部门将其纳入行政执法范畴。
（二）治理结构不合理
互联网金融企业性质包括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有限责任公司为财务困境企业的主要载体。统计显示，2013年风险已暴露的70家P2P平台全部为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结合无限公司的人合性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合性，但股东人数受《公司法》严格限制，治理结构多表现为大股东完全控制经营权和财务权，即“一股独大”的典型权力架构。实证调查显示，46家接受调查的有限责任公司中，32家公司没有设立董事会，占总数的69.6%；全由大股东担任董事的公司有46家，占总数的100%（乔宝杰，2011）。这种治理结构的主要弊端是缺少内部监督机制，易导致决策失误和逃避责任。
（三）产品服务结构单一
从集中度、期限结构和非常规产品份额三个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单一业态下的产品结构单一。首先，个人小额信贷产品比重过高。2013年个人小额信贷业务占P2P平台总业务量的80%以上（商业银行同期个人贷款业务总占业务量20%～30%）。集中度过高使得平台无法通过产品结构调整途径分散风险。其次，短期和超短期产品比重过高。2014年1～11月P2P平台平均借款期限为5.85个月，其中有10个月份平均期限低于6个月（详见图3）。产品期限越短，期限调整幅度越大，到期兑付压力就越大，财务困境发生概率越高。第三，非常规金融产品比重过高。P2P平台推出的“秒标”“天标”和“净值标”等非常规产品缺乏实际价值，加大了运营商挪用资金的风险。（四）定价机制不完善非理性、不受控的定价模式是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重要特征。互联网金融作为信息中介，本应仅供撮合平台和交易信息，但部分机构为谋取利差，对借贷方隐瞒信息以干涉定价，实质承担了信用中介的角色。为吸引投资者，风险暴露的问题平台最高收益率甚至达50%以上（同期正常P2P平台利率20%～30%），远高出《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监管“红线”。短期或超短期异常高的收益率往往说明平台急于在短期内弥补资金缺口，逾期风险与自融资金链断裂风险较高，较可能陷入财务困境。
（四）信息披露机制缺失
互联网金融企业尚未建立定期披露机制，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使得交易成本增加，还可能诱发“挤兑”风险。以P2P行业为例，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突出，网络平台或没有披露逾期率、坏账率和不良贷款率等指标和重大风险事项，或披露的统计口径不一，无法进行比较、判断和决策。以逾期率为例，各P2P平台对逾期的界定标准、公布时间和数据定义并不一致，“拍拍贷”在逾期90天后公布数据，其他P2P机构则界定为坏账；“拍拍贷”将逾期计入借款年份，而不是逾期发生当期，可能导致少报或漏报逾期数据。
（五）风控机制不健全
互联网金融风险保障有多种模式，各类模式发生财务困境的风险不同。P2P平台风控机制主要分三类模式：一是风险保障金模式，类似于商业银行风险拨备金，是从本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以违约赔付。在不滥用或不挪用的前提下，风险保障金模式有助于防范风险。二是平台担保模式，即以平台自有资金承诺对违约损失进行本息赔付。此类模式的经营、财务和法律风险水平都较高，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暴露可能性更高。三是第三方担保模式，即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担保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对第三方担保机构资质、资金杠杆及关联关系等方面要求较高，若担保机构先暴露风险，投资者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二、互联网金融财务困境预警模型
（一）研究方法
财务困境预警模型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Beaver（1966）将财务困境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现金流量、营运资本与总资产比率等财务指标均值与非财务困境公司的同期指标均值进行方差比较。Altman(1968)提出多元线性判别法(简称Z-score模型)。Ohlson（1980）运用Logistic回归进行财务困境预测，此类研究方法对于变量分布没有严格要求，适用范围广，运用简单方便，预测效果较好。国内学者亦对此进行大量的探索研究。吴世农和卢贤义（2001）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以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建立企业破产预测模型，发现对于同一信息集，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的误判率最低。基于以往实证研究的效率比较，本文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已暴露风险的互联网金融企业———P2P网贷平台构建财务困境预警模型。
（二）模型构建
假设因变量为“是否发生财务困境”服从二项分布，取值为0或1，0代表不发生，1代表发生。假设X1为第i财务困境公司的第i个预测变量。根据以上原因分析，“企业性质”X1、“3个月年化收益率”X2和“风控保障模式”X3是可量化的预测指标。其中，“企业性质”“风控保障模式”是分类变量。“企业性质”取值为1～3，1代表合伙企业，2代表有限责任公司，3代表股份有限公司。“风控保障模式”取值为1～4，1代表风险保障金，2代表平台担保，3代表第三方担保，4代表无担保。
（三）样本选择
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为2014年出现重大坏账、提现困难、高管失联和破产四种财务困境情形的P2P网贷平台和正常经营P2P网贷平台，以此标准选取样本。首先，互联网金融不同业态的财务指标具有较大差异，如果不进行划分，会降低预警模型实用性。目前风险暴露最多、最严峻的为P2P网贷，其他业态问题数量较少。其次，考虑到样本容量，截至2014年10月末，新增P2P网贷平台811家，新增问题网贷平台110家，本文选取20家陷入财务困境的P2P平台与20家正常经营P2P平台作为样本，样本总量达到40家，问题平台抽样率达到18.18%。再次，在组内分布方面，样本尽量选取投资人规模、交易金额较相近的平台，以控制和减少规模因素可能带来的模型偏差。
（四）实证结果
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自变量“3个月收益率”的回归系数为53.87，P值为0.029，说明在5%置信水平短期收益与财务困境发生概率正相关，短期收益越高，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越高。自变量“企业性质(2)by风控保障方式(2)”的回归系数为4.992，P值为0.079，说明在10%置信水平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且风控保障方式为平台担保时，财务困境发生概率较高。其他变量回归系数对应P值都超过10%，说明与财务困境发生概率的相关性不显著。由此得到如下互联网金融财务困境预测概率模型：模型系数混合检验Chi-square值为40.15，自由度为5，P值小于5%，说明5%置信水平系数综合性检验结果显著。Hosmer-Lemeshow检验的Chi-square值1.95＜14.07（5%置信水平自由度7Chi-square临界值），Chi-square值低于临界值时该检验通过。据此，在5%置信水平上，上述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五）模型预测检验
根据互联网金融财务困境预警模型，如果计算出的概率＜0.5，则预测该企业正常经营；如果计算出的概率＞0.5，则预测该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将样本数据代入计算，可得到以下预测检验结果：灵敏度是观测值为1且预测值也为1的概率，特异度是观测值为0且预测结果也为0的概率，漏诊率是观测值为1且预测值为0的概率，误诊率是观测值为0且预测值为1的概率。总体预测准确率为结果正确的比率。由表2可见模型的灵敏度为90%，特异度为90%，漏诊率为10%，误诊率为10%，总体预测准确率为90%，说明模型整体预测的效果较好。
（六）模型实际应用
根据上述模型，通过企业性质、风险保障方式和短期收益三项指标可以预测互联网金融财务困境的概率并进行预警，可运用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当模型预测值高于0.5时，加强对其资金收益率和交易规模的监测，排查分析其大额资金动向，采取必要保全措施以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还可用于投资决策：如果预测值高于0.5，即便收益率高，投资者也应谨慎进入。本文模型以2014年P2P平台相关数据为基础，系数估值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可能有所偏差，但变量之间强相关性是确定的。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对策
（一）建立健全监管制度体系
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已牵头成立互联网金融协会和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银监会牵头承担P2P监管研究工作。应对当前互联网金融财务困境问题，需要尽快建立监管制度框架，强化部门协调机制；加快《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赋予各方合法权利和义务；构建“一行三会”为主，商务部、工商总局等部门参与的联席协调机制，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制定限制沉淀资金及自融行为的管理办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维护公正市场秩序。
（二）根据企业性质设置差异化准入门槛
针对有限责任制“一股独大”的治理问题，要提高此类企业的准入门槛，如要求注册资金达到5000万元以上，净资产超过1000万元，公司自有资金占总资产8%以上，严禁采用平台担保模式。无限合伙制企业的责任监督约束机制较完善，资金准入门槛可适当降低，如公司注册资金应达到500万元以上，净资产应超过100万元；任职资格的门槛可适当提高，如必须有5人以上在银行从事风险管控超过5年的经验。差异化的准入门槛机制可鼓励互联网金融企业采用无限合伙制形式，促进风控人员培养，提高风险防御能力。
（三）重点监测集中度高的非常规产品
高集中度、非常规产品的收益率和交易规模是判断互联网金融风险高低的较好观测指标。非常规产品是指没有实际价值，收益完全来源于资本“空转”套利的金融产品。当非常规产品的收益率突然异常大幅上涨，交易规模大幅扩张，往往暗示机构正进行自融、聚集资金池，或急于通过短期融资填补资金缺口，故建议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非常规产品进行备案和实时监控，一旦其收益率和交易规模出现异常波动，则立即加强监督和检查该企业的运行情况，并对社会公众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
（四）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必须从基本信息、重大事件、定期报告、关联关系和风险提示五方面入手，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一要公开企业基本信息，包括管理层资历、经营理念和治理架构，以判断经营稳定性和管理能力。二要公开重大风险事件，尤其是逾期和坏账率、不良贷款率和高违约率借款人的身份信息。三要完善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实时和定期数据。涉及需计算的指标如逾期率，应当制定行业统一口径，坚持真实、准确和相关原则。四要及时披露关联方信息，包括第三方担保机构的基本情况等。五要加强风险提示，应详细说明企业的运作模式、风控策略、政策法律保护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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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信息化的时代，商业银行应当突破传统银行发展的模式，将自身放置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利用好现代科技和互联网金融环境。其未来发展，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全面推进改进线上评级风险控制制度随着信息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风险控制的机制也应当转变，面对网络信用主体身份认定不确定的情况，应当进行及时的创新和变化，实现线上、线下对接，朝着一体化、全网化的方面推进。同时，还要对风险控制的模式的思路进行创新，改变传统的风险控制思想，充分发挥网络线上的作用。2.利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机会全面推进城市商业银行的变革未来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空间很大，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之下，商业银行应当有更多、更好的机遇。随着现代商业银行“三位一体”化商业电商平台向着个性化需求方面的发展，银行拥有了更多了解客户“三流”信息的机会，利用这些信息，城市商业银行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挖掘和分析，提升其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