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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3］用透射电镜观察到气相生长法热解生成的炭纳米管和电弧法生成的炭纳米管的结构完全相同。所有这些，都使气相生长纳米炭纤维的研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从图1的直径分布来看，纳米炭纤维处于普通气相生长炭纤维和纳米炭管之间，这决定了纳米炭纤维的结构和性能处于普通炭纤维和纳米炭管的过渡状态，因而，研究普通炭纤维、纳米炭纤维、纳米炭管的结构和性能的差异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2气相生长纳米炭纤维的制备方法与影响因素
刘华的实验结果表明VGCF的强度随着直径的减小而急剧增大［4］。Tibbetts［2］在研究VGCF的物理特性时，也预测小直径的VGCF要比大直径的VGCF强度要大得多。由于VGCF的直径主要是由催化剂颗粒的大小来决定的［5］，因此大批量生产VGCNF的关键问题是催化剂颗粒的细化。
目前，VGCNF的制备主要有三种方法：基体法［6，7］、喷淋法或者流动催化剂法［8］和改进的流动催化剂法［9］。所谓的基体法是将石墨或陶瓷作基体，施以纳米级催化剂颗粒做“种籽”，高温下通入碳氢气体化合物，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碳氢气体分解并在催化剂颗粒的一侧析出纳米级纤维状炭。例如，Rodriguez［10］在基体上喷洒超细催化剂粉末，即用所谓的基体法高温降解碳氢化合物气体制备出50nm～80nm的VGCNF。这种基体催化剂方法可以制备出高质量的VGCNF。但是，超细催化剂颗粒的制备非常困难，在基体上喷洒不均匀，而且纳米炭纤维只在有催化剂的基体上生长，因而产量不高，不可能工业化生产。Tibbetts［8］用喷淋法或者流动催化剂法在一个垂直的炉子里成功地制备出了50nm～100nm的VGCNF。虽然这种方法提供了大量制备VGCNF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催化剂与碳氢气体化合物的比例难以优化，喷洒过程中铁颗粒分布不均匀，且喷洒的催化剂颗粒很难以纳米级形式存在，因此在制备纤维的过程中纳米级纤维所占比例少，而且总是伴有大量的炭黑生成。
为了解决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充分利用基体法和喷淋法各自的优点，本研究小组用改进的气相流动催化剂法，在水应炉里，生长出10nm～100nm的VGCNF［9］。改进的流动催化剂法的主要特征是，催化剂并不是附着在基体上，也不象制备VGCNF所用的喷淋法或者流动催化剂法，将催化剂前驱体溶解在碳源溶液中，而是以气体形式同碳氢气体一起引入反应室，经过不同温区完成催化剂和碳氢气体的分解，分解的催化剂原子逐渐聚集成纳米级颗粒，因此分解的碳原子在催化剂上将会以纳米级形式析出纤维状炭。由于从有机化合物分解出的催化剂颗粒可以分布在三维空间内，因此其单位时间内产量可以很大，可连续生产，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影响气相生长炭纤维的因素很多，研究也较充分，如氢气的纯度、碳氢气体化合物的分压、氢气和碳氢气体化合物的比例、反应温度、催化剂（颗粒大小、形状、结晶构造）的选取、气体的流量、微量元素的添加（如S）等都会影响到VGCF的生长。由于VGCNF和VGCF一样也是双层结构，即由两种不同结构的炭组成，内部是结晶程度比较好、具有理想石墨结构、中间空心的初期纤维；外层是结晶程度比较差、具有乱层结构的热解炭层［9］。因此，影响气相生长炭纤维的因素，也将影响着VGCNF的生长。
(1)氢气除了作载气外，还用以将Fe、Co、Ni等的金属化合物还原成为起催化作用的Fe、Co、Ni等单质。另外，还具有下列作用：(a)H2在金属表面上的化学吸附可以阻止石墨炭层的凝聚反应；(b)H2在金属表面上的化学吸附也可以弱化金属与金属间的结合力，使金属颗粒的大小适合于生长炭纤维［10］；(c)H2的存在也可以使催化剂颗粒重构，以形成可以大量吸附碳氢化合物的表面［11］。
(2)其它元素如硫的加入对VGCF的生长也产生很大影响，Kim［12］在研究硫的吸附与碳在Co做催化剂析出时的相关作用时发现：少量的硫可以促进金属表面的重构，防止催化剂失活。硫量过大，则会生成过多的硫化物，抑制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另外，少量的硫也可以促进催化剂颗粒分裂，这对于生长高质量的纳米级VGCF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为了高效率生长VGCNF，催化剂一直是研究的热点。Baker发现在铁磁性金属中添加第二种金属可以改变炭纤维的生长特性，产生非常高的有序结构［13］，生长多种形态的炭纤维。而且可以减少催化剂颗粒直径，VGCF的产量和生长速率也有所提高［14］。人们也发现往过渡族金属(Fe、Co、Ni)中引入第二种金属同样也能影响VGCNF的形貌和特性［6,7］.Chambers等在研究往Co里加入Cu对VGCNF的结构和性能的影响后,发现所制备的VGCNF具有非常高的结晶性［7］。
另外,Rodriguez［6］用纯铁作催化剂制备出石墨片层平行于纤维轴向的ribbon型的纳米炭纤维;用Fe-Cu(7:3)作催化剂制备出石墨片层与纤维轴向呈一定角度的herringbone型的纳米炭纤维;用硅基铁作催化剂制备出石墨片层垂直于纤维轴向的纳米炭纤维。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催化剂颗粒的特性影响着纳米炭纤维的生长。
总之，氢气的分压、催化剂的选取、碳氢化合物的流量、微量元素的加入都会影响炭纤维的生长，对于VGCNF的制备，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考虑。
3气相生长纳米炭纤维的生长机理
一般认为，VGCNF与VGCF一样是由两种不同结构的炭组成的，内层是结晶比较好的石墨片层结构（即纳米炭管），外层是一层很薄的热解炭，中间是中空管。这些结构特性决定了VGCNF两个不同的生长历程。即先是在催化剂表面气相生长纳米纤维，然后是在其上面热解炭沉积过程。其中，在催化剂表面气相生长纳米炭纤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1)碳氢气体化合物在催化剂表面的吸附；
(2)吸附的碳氢化合物催化热解并析出碳；
(3)碳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
(4)碳在催化剂颗粒另一侧的析出，纤维生长；
(5)催化剂颗粒失活，纤维停止生长。
目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对VGCNF的生长机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有争议。
例如：碳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是靠温度梯度为推动力还是靠浓度梯度为推动力；真正起催化作用的是金属单质还是金属碳化物至今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
Oberlin［5］用Fe-苯-H2体系生成了VGCF，并对催化剂颗粒的电子衍射进行分析，发现有渗碳体Fe3C的存在。Audier［15］用选区电子衍射技术也发现了Fe5C2和Fe3C的存在。Baker［16］在研究了各种Fe的氧化物和碳化物的反应活性之后不同意渗碳体有催化活性的观点。当用很高浓度的渗碳体做催化剂时，没有发现炭纤维生长。
Yang在研究H2对碳降解的作用时发现，Fe3C表面对苯的热解无活性，通H2后恢复了金属性，则生长炭纤维的活性也恢复了。尽管金属碳化物有催化活性的说法与实验结果不符合，但碳化物的表面作用不可忽视。
另外，碳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是靠温度梯度为推动力还是靠浓度梯度为推动力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最初，Baker［16］假定碳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是靠温度梯度为推动力的。碳氢气体化合物在催化剂颗粒一侧放热分解，而在另一侧吸热析出。这样，就在催化剂颗粒中存在一个温度差，从碳氢气体化合物分解出的碳原子在这种温度梯度的作用下从催化剂颗粒的另一侧析出，生长炭纤维。
而Holstein［18］则认为碳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是等温扩散，是靠浓度梯度为推动力的。Rostrup-Nielsen和Trimm［19］也认为碳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是靠浓度梯度为推动力的。Holstein和Boudart［20］通过计算得出当金属催化剂表面发生放热反应的时候，在气体/金属界面和金属/纤维界面所产生的温度差小于0.1K可以忽略。另外，Rostrup-Nielsen［19，21］也发现在催化剂颗粒表面发生吸热反应的纤维生长。因此，他们认为碳在催化剂颗粒的扩散是靠浓度梯度为推动力而不是靠温度梯度为推动力的。不论靠什么作推动力，炭纤维的生长速度主要由碳原子在催化剂颗粒中的扩散速率决定，则是不容置疑的［18］。当催化剂表面被热解碳完全覆盖而失去催化活性时，纤维就停止生长。
对于碳氢气体化合物催化热解析出碳和催化剂失活的问题，许多科学家研究了金属与气体的界面反应。碳作为碳氢气体热解的最终产物有三种聚集状态：颗粒、片状及纤维状。随着反应条件不同，三种形态所占的比例将有所变化。当碳氢气体分子与催化剂颗粒相撞时，碳－氢、碳－碳键被削弱，再与气氛中的氢作用，各原子将重新组合，有人认为这时将产生一种活性很高的过渡态碳原子［22］,它继续变化的方向有以下几个：
(1)再与吸附在铁表面的氢和碳氢化合物结合;
(2)与同类碳原子相连形成表面包覆碳;
(3)进行催化剂体内扩散;
(4)析出、连续长出炭纤维;
其中(2)与催化剂失活有关。
尽管上述生长过程，为典型的晶须状纤维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但对于分叉状、多方向状、螺旋状VGCF却不能自圆其说。对于VGCF的分叉现象，可能是由于碳以固态形式从催化剂中析出，这会对催化剂颗粒产生排挤力，这种排挤作用可能会使催化剂颗粒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小颗粒，这些小颗粒对纤维的生长仍然起着催化作用，结果导致了VGCF的分叉。
对于双向状、多方向状、螺旋状VGCF的生长机理，人们还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认识。目前也仅仅是一些推测，认为氢气和第二种金属的加入，会使催化剂颗粒重构，形成适于生长VGCF的多个晶面［15］，然后是碳原子在颗粒中的扩散，在晶面上析出，生长VGCF。气相生长炭纤维尽管有大约二十年的研究和发展历史，但由于其生长过程的复杂性，人们对其生长机理的认识还远未完成，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认识将更加深入。
4气相生长纳米炭纤维的性能及应用前景
作为一维结构的VGCNF具有许多优越的性能，因此它的潜在应用十分广阔。
由于VGCNF的缺陷数量很少、结构致密，所以VGCNF具有高强度、高比模量的力学性能，其强度比普通VGCF大。并且VGCNF具有直径小、长径比大的特点，因此可以用于高级复合材料的增强体，也可以用于航空、航天、环境、工民建材料及日常生活用品及其它高科技领域。
VGCNF表面具有分子级细孔，内部也具有细孔，比表面积大，气体可以在VGCNF中凝聚，因此可以吸附大量气体，是极具潜力的储氢材料，也可用作高效吸附剂、催化剂和催化剂载体。
另外，纳米炭纤维还具有较高的导电性，可望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阳极材料、双电层电容器电极等。
直径为10nm～20nm的炭纤维在结构上和纳米管的结构相似，使气相生长法代替电弧法制备高纯度的纳米炭管成为可能。总之，高质量的纳米级VGCF的大量制备、充分利用其特性，开发新的应用领域，将是人们为之努力的方向。
5改进流动催化剂法制备的VGCNF
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碳氢气体化合物通过过渡族金属表面催化降解可以析出微米级炭纤维，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发现此种技术也可用来制备纳米炭纤维和纳米炭管。
本研究小组根据纤维直径大小主要由催化剂颗粒大小决定的这一事实，我们用易挥发的过渡族金属有机化合物析出的Fe、Co、Ni原子可以凝聚成纳米级催化剂颗粒的特点，采用改进的流动催化剂法制备出纯净的纳米炭纤维。如以苯为碳源，以二茂铁为催化剂前驱体，以氢气为载气，在1373K～1473K下成功地制备出直径在5nm～500nm内可控的纳米炭纤维。并且经过一系列的实验研究，发现了一种VGCNF的生长促进剂-含硫化合物，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阻止无定形碳、炭黑等杂质的生成，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增加VGCNF的产量和收率。实验装置如图2。得到的VGCNF外观上有两种形式。一种为薄膜状“织物”，非常薄；一种为块状，有弹性，得到的产物如图3(a),3(b)所示。
实际上这些束状纤维是由许多单壁或者多壁纳米炭管组成的［23］。图5(a)和5(b)是块状产物的SEM和TEM形貌。从SEM图中可以看出块状产物也非常纯净。纤维直径分布比较均一，而且大部分纤维可以观察到中空管的存在，纤维的表面也非常光滑。
用改进的流动催化剂法制备VGCNF不仅设备简单，而且能半连续或连续生产，制备的VGCNF具有直径分布比较均匀、产品纯度高等优点，目前正在深入研究该方法的放大技术。
6小结
VGCNF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纳米炭材料，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性，如非常小的尺寸、独特的电学性能、特别优良的力学性能及吸附与催化特性。VGCNF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
参考文献
［1］IijimaS.Helicalmicrotubulesofgraphiticcarbon［J］.Nature,1991,354(6348):56
［2］TibbettsGG,DollGL,GorkiewiczDW,etal.Physicalpropertiesofvapor-growncarbonfibers［J］.Carbon,1993,31(7):1039
［3］EndoM,TakeuchiK,Koborik,etal.Pyrolyticcarbonnanotubesfromvapor-growncarbonfibers［J］.Carbon,1995,33(7):873
［4］刘华.气相生长炭纤维的结构及生长机理的研究［D］.硕士毕业论文，沈阳：中科院金属研究所，1985
［5］OberlinA,EndoM,koyamaT.Filamentousgrowthofcarbonthroughbenzenedecomposition［J］.JCrystGrowth,1976,32(2):335
［6］RodriguezNM,ChambersA,BakerRTK.CatalyticEngineeringofcarbonnanostructures［J］.Langmuir,1995,11:3862
［7］ChambersA,RodriguezNM,BakerRTK.Influenceofcopperonthe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ofcarbonnanofibersproducedfromthecobalt-catalyzeddecompositionofethylene［J］.JMaterRes,1996,11(2):430
［8］TibbettsGG,GorkiewiczDW.Anewreactorforgrowingcarbonfibersfromliquid-andvapor-phasehydrocarbons［J］.Carbon,1993,31(5):809
［9］Yue-YingFan,FengLi,Hui-MingCheng,etal.Preparation,morphologyandmicrostructureofdiameter-controllablevapor-growncarbonnanofibers［J］.JMaterRes,1998,113(8):2342
［10］RodriguezNM.Areviewofcatalyticallygrowncarbonnanofibers［J］.JMaterRes,1993,8(12):3233
［11］KrishnankuttyN,RodriguezNM,BakerRTK.Effectofcopperonthedecompositionofethyleneoveranironcatalyst［J］.JCatal,1996,15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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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最早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文件从最初的形成到最终的销毁或者永久保存的整个运动过程、研究文件的属性和管理者主体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对“文件――档案”运动过程以及运动规律和客观描述，是实现文件管理的高效化，指导档案工作全过程的基本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运动过程；二是根据文件价值形态的变化，文件的运动过程可以具体划分为不同阶段；三是文件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以其特殊的价值形态，与文件的服务对象、保管场地和文件管理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
1.2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意义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在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专业背景下产生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现代档案学的发展成熟。当达国家的档案学者十分重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并将其作为现代档案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档案人员在进行现行文件管理的具体工作当中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重要依据，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准确、完整的解释了文件运动的整体性和内在的关联性；二是体现了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变化；三是揭示了文件运动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1.3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指导价值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作为电子文件管理全过程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电子文件进行前段控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指导价值在于：可以保证电子文件的真是可靠，可以实现电子文件的归档完整，可以满足电子文件安全利用的需要。
2 电子文件对档案工作的影响
2.1 对档案归档工作的影响
电子文件是由拟稿者直接在磁盘上进行编写和修改的，保存之后便可实现共享，消除了传统纸质文件与档案之间的明显界限。由于电子文件的全过程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因此归档工作也必须以磁盘或者光盘的形式进行操作，归档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文件本身，还包括该文件的读取软件乃至于整个的操作系统。
2.2 对档案分类的影响
电子文件中的文件信息和文件载体是可以分离的，因此对档案的分类也不同于传统纸质文件的实体分类，实体分类中的单线排列方式显然不适用于电子文件的概念式分类整理需要。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下，新时期电子文件在形式、特征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子文件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快速、高效的分类排序，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2.3 对档案价值鉴定的影响
根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电子文件的档案价值在于文件的自身价值和文件的可读性，原有的价值鉴定方法和鉴定内容、鉴定标准均发生了变化，分析范围也扩大到了电子文件的读取软件和操作系统。由于用户需求的不断增加，电子文件中的信息和数据也必须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和补充，因此确定电子文件的固定保管期限是十分困难的，且我国在电子文件价值方面尚无相关法律法规，因此电子文件档案价值的鉴定也无定论。
2.4 对档案学理论研究内容的影响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内容，以往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对象为传统的纸质档案。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子文件逐渐取代纸质文件，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档案学理论和研究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原有的档案管理思想和档案管理原则也应与时俱进，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依据，不断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
3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下档案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3.1 做好电子文件归档的技术处理工作
电子文件的迅速发展为归档的技术处理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其特殊性要求档案工作者必须熟悉电子文件的工作领域，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指导，正确操作电子文件的接收、处理、存储等工作环节。档案工作者要通过技术处理，将归档后的电子文件修改成为“只读”文件，以此作为电子文件档案的识别和保护手段，维持电子文件的原始结构，确保电子文件档案的真实可靠。
3.2 解决好电子文件的保存问题
由于电子文件以磁带、磁盘和光盘等作为载体，不同于传统纸质文件的容易磨损，因此从理论上讲是可以长期保存的。但是电子文件的储存介质如果保存不当也可能受到外界磁场的影响，或直接受到灰尘、水份的侵害。因此，对于需要长期保存的电子文件必须将其载体密封在塑料保护层当中，并进行定期复制，以防发生信息损毁。
3.3 实行档案管理立体化发展战略
传统的纸质档案在管理过程中呈现直线状态，即将档案的全部信息展示在一个平面上。随着电子文件数量的不断增长，在原有的档案管理平面结构基础上，又新增了档案信息载体的内容，形成了三维式管理结构，这种立体化的发展战略更适合新时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下对于电子文件档案的管理要求。
3.4 提高档案工作人员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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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究生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素质高质量人才和接班人的重任。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社会主义优秀人才的基石。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多元社会思潮在我国高校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和改进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模糊、理想信念淡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僵化、方法落后、学用脱节等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学习和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讲话精神，并以此指导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优秀后备军。
一、新时期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时期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的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追求的新时代青年，是有着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的全面人才。如今，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不高，没有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研究生、教师队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等方面反映出许多问题。
（一）研究生群体自身存在的问题
1.价值观念模糊。研究生价值观念模糊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化浪潮中，文化与思想的交流和融合，使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强烈的冲击。“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会不断渗透进来，对于思想不成熟、‘免疫力’较差的一些研究生来说，很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1]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足，主流价值观教育不到位，导致研究生的价值观极易受到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而发生摇摆，对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认同感，而把西方社会的一些价值观念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位不明确，价值取向多元，价值观念不清晰等问题，使得研究生很容易驶向错误的轨道，严重危害着研究生的健康发展和未来社会建设。
2.政治信仰缺失。研究生政治信仰缺失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西方社会各种思潮流入我国，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他们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过于推崇，对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略显不足，有些甚至持怀疑态度，不能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当今社会矛盾凸显，许多研究生在面临就业、结婚、住房的压力时，因思想过于偏激，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对国家体制、政策等信心不足，极易出现扰乱社会秩序的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犯罪，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不仅要有效抵制不良思想的入侵，还要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坚定政治信仰，增强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信心，努力形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问题
1.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足，工作落实不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承载着全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许多高校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师资投入不足，教师引进速度迟缓，于是出现了“生多师少”的局面。他们常常超负荷工作，疲惫的授课降低了课堂质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落实不到位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如今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一批年轻的队伍，他们有着较高的理论功底和科研能力，但是缺乏实践经验，单纯传授理论知识，所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难以起到思想引导的效果。而那些富有经验的教师或者退休，或者调到行政职能部门，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的一大损失。
2.没有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当前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积极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尤其忽视了对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教书和育人是导师的两大基本职责，导师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首要的责任。受研究生扩招的影响，导师带的学生数量增多，很难兼顾到学生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难免会有疏漏。有的导师只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学生学术科研上。还有一部分导师，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舍得把时间花在学生身上，没有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因此，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三）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的问题
1.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工作体制不完善。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许多高校把分数、科研作为衡量研究生的主要标准，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当今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各种思潮混杂，青年的价值观还不稳定，受各种不良思想的误导，容易走入歧途。部分高校对学生的生活现状、思想状况、感情问题关心极少，导致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缺乏。随着研究生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过去授课模式及运作方式很难跟上新时期研究生发展的步伐。课程授课模式、师资力量分配、课堂管理方式、教育资金投入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质量不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下降，从而降低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引发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方面的各种问题。
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高校的创立而产生，并一直延续着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模式，缺乏创新，直接降低了授课效果和研究生听课的积极性。研究生是新时代的青年，更需要一些新鲜空气的注入。陈旧的教育内容会禁锢学生们的头脑，使学生丧失活力，达不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较为单一，缺乏活力和创造力。高校一直以一种“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一刀切”“一锅端”是最常见的现象。研究生会、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号举办，而活动大多出于形式，很难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因此，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更新的不仅仅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更需要创新。
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
党的十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国家、社会和公民提出的新的价值要求，也为研究生树立了新的价值观念。研究生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的优秀人才，正如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2]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加强核心价值观教育。广大研究生要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道德修养，外化为实际行动，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崇高的政治信仰。同时，研究生有着较为成熟的思想和独特的想法，希望教育可以以一颗宽广的心胸包容多样，尊重差异，保持研究生独特的个性，实现多元发展。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研究生导师的育人作用
教书育人是每一位教师的天职，学生在教师们的教育、熏陶下成长。因此，高校首先要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数量，保证师资充足。其次，理论课教师在专业知识和授课态度方面也要严格要求，教师要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自身良好的品行、高尚的道德，无形中起到教化作用。最后，要注意教学方法，时常做到理论和实践结合，教会学生怎样以高尚的道德感染更多的人。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3]研究生导师不仅是研究生学习的导师，更是生活和人生的指路明灯。“导师不仅要着重加强学术道德教育，还应当主动发现研究生思想状况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4]导师要做好学生人生道路的引路人，促进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合作，共同承担起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将研究生培养成学术规范、道德高尚、行为严谨的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三）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工作形式
对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指出，中国梦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2]思想政治教育要以“中国梦”为主题，引导研究生将个人青融入到“中国梦”之中，将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相结合，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要求注重价值观方面的培育和养成，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基本遵循。要求以党史国史为教材，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认同感。要求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切身感悟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同时，高校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采用丰富多样的教育方式，不要把教育局限于课堂上，以专家讲座、学术研讨、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方面开展教育学习活动，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白清平，陈巧玲.我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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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教育发端于西方，起源于19世纪后期，发展迅速，制度健全，与行业执业资格考试相衔接，具有浓厚的职业教育背景[1，2]，例如美国对于专业学位的标准定位是“通过侧重技能和实践分析，为学生从事某一职业做准备”[3]。我国自1991年设立专业学位以来，专业学位教育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逐渐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专业学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强调以专业实践为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到正规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4]。
为了适应现代食品加工业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葡萄与葡萄酒学科与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开展“学校-基地+工厂”食品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初步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这一模式的精髓就是以学校的科研能力和教育资源为基础，以公司的基地+工厂为载体，深入产业链条，研究生作为一线技术人员参与葡萄园田间管理、葡萄酒酿造的各个技术环节，在技术示范和生产实践过程中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提高了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丰富了校企合作的内涵。
一、“学校-基地+工厂”培养新模式
现代葡萄酒产业要求专业从业人员应通晓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加工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现代葡萄酒生产企业管理。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学科与合作单位联合成立专业学位指导小组，由学科内部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师统一负责学生的实践培养环节；实践基地单位配备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负责人作为校外指导教师，具体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选题则基于实践单位实际情况及需要，同时学科购置配套田间仪器设备并委托实践单位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要求学生撰写工作日志，及时总结实践进展情况，明确各阶段的工作目标和相关技术环节。每一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工作，均由一名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带队，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学生需全程参与葡萄园管理、葡萄酒酿造或葡萄干加工的全过程。5～7个月的专业实践锻炼和提高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并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专业兴趣及实践能力。
1.基础理论及基本技能的系统学习。为了使学生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试验技能有一定的认识和提高，一方面，学科在学生入学前即组织学生到实验基地参与葡萄园田间管理工作，了解葡萄生产过程，加强对所学专业的感性认识，为今后开展科研和技术示范工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学生在葡萄园也可以向农技人员和农民学习实践知识，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力，丰富和积累实践经验。同时，由校内导师安排一些简单的田间试验，如葡萄果穗套袋、坐果率调查等，并结合实验室分析技术的学习。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鼓励学生自己设计田间试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为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研究阶段的选题奠定基础。
2.参加学科组织的葡萄园暑期及课余的生产实践活动。暑期是葡萄园管理的关键时期，学生通过这一环节的实践，能够较全面地了解葡萄园田间管理内容和关键技术，同时开展葡萄果实发育阶段的一些小型田间试验，熟悉使用光合仪、叶面积、移动式小型气象站、折光仪等仪器设备。学科每年均有针对性地组织国内外专家讲授葡萄园田间管理和葡萄酒发酵过程管理方面的关键技术环节。通过从葡萄原料由田间生长到成品酒生产过程的全程学习和实践，使学生的专业素养、技术水平和实践能力大大提高。
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指导教师有意识让学生阅读与葡萄酒质量控制密切相关的专业文献，了解国内外优质酿酒葡萄原料生产新技术和葡萄酒酿造新技术，遵循“从实践中来，到生产中去”的原则，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学科的统筹安排，确定学位研究方向和研究题目，使同学们的选题既有科学研究价值，也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很好地契合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3.论文研究与实习实践紧密结合。研究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大量而广泛地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制定实践研究计划，由校内指导教师和基地导师及相关技术人员对实践内容和研究方案进行最后确定，并确认需要由工厂配合的内容。在实习实践过程中，研究生必须参与工厂的田间技术服务，按培养计划参加工厂的轮岗轮训，将自己的理论知识灵活贯穿于生产实践活动，遇有专业技术难题，与带队博士研究生以及实践指导教师讨论研究解决；完成专业实践返校前，由实践基地单位组织研究生进行实践活动阶段性工作汇报，并根据学生的实践工作质量从实践内容完成情况、参与工厂生产活动情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情况、综合素质提高情况，如组织和领导能力、团队合作精神、适应能力、沟通能力等方面予以评价。
二、“学校-基地+工厂”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成效
1.培养了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位于祖国的西部边陲，条件艰苦，实践实习期间既有炎炎烈日，也有冬季供暖前的低温；在发酵期间，夜间气温很低，学生们要与工厂职工一样，实行24小时三班倒工作制。在实践期间，同学们不但团结协作，很好地完成了研究课题，还积极参加工厂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如每年一度的“玛纳斯葡萄节”，外宾接待工作，翻译相关技术资料，调试进口仪器设备等，全方位地展现了我校学子的精神风貌。这种人才培养方式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2.加深了学生对所学专业的进一步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通过实践实习，学生进一步了解了葡萄原料质量对葡萄酒质量的重要性，也为未来的工作和科学研究找到了切入点，并完善了知识结构，加深了对于葡萄品种识别、整形修剪、负载量的调整、穗选和粒选、冷浸渍等专业认知，提升了实践能力。
3.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实践环节，同学们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实验室里学不到的知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夯实了科研功底，使其对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如在发酵期间，研究生们亲身参与了葡萄除梗前后的穗选和粒选过程，一般企业是不具备这些工艺的。
4.深化了校企合作的内涵和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在本学科食品工程专业学位硕士培养过程中，加深了学校和企业间的相互了解，学校了解了企业的技术需求，企业了解了学校的技术所长。自2010年学科在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建立校外实践基地以来，学科承担了企业检测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及技术交流工作；而学生在实践期间，在开发检测方法、培训技术人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企业在承担学校学生实习任务的同时，不仅得益于学生的知识，更得益于学校和学院的整体研发水平，这是一种双赢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学校-基地+工厂”模式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体会
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对学生的知识面、某一领域知识的认知深度和整体意识的要求较高，要求从业者具备植物生理、农业生态学、微生物学等扎实的基础学科理论知识背景，掌握葡萄栽培及酿造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全面了解和掌握葡萄从田间到葡萄酒上市、消费整个产业链条的关键技术，同时在某一环节有所专长，而企业也需要具备上述各方面素质的人才。学科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在注重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非常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为实习实践及论文研究积累经验奠定基础。在实践内容选择及论文研究方面，学科紧密结合校内导师承担的各类实践研究项目内容，并紧密围绕实践单位的技术需求，解决企业在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在通过学院遴选的基础上，聘请企业一线技术骨干作为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双导师制的实行，使学生在基础理论学习、综合实践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学习、毕业论文写作以及实践内容落实和研究课题的实施等方面得到了保障。
专业学位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学术性与职业性紧密结合，职业背景特征明显，充分的、高质量的实习实践环节是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的重要保障[5]，在“学校-基地+工厂”培养模式下，学生的书本知识得到了巩固和转化，知识结构趋于完整，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学校实现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实践研究的针对性更强；企业也可充分有效地利用学校的科研和人才资源；从而实现了学校、企业和学生三赢局面。
参考文献：
[1]陈雪琴.国外专业教育的经验与启示[J].时代教育，2013，（2）：181-182.
[2]张婷婷.校企合作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困境及突破[J].山东英才学院学报，2013，（9）：1-14.
篇5
1 神经网络技术的开发
1.1 火险等级划分
本系统把小区火险等级分为5个等级[1]。1）1级，绿色表示，火灾风险较小，小区安防人员的任务是加强火险指标的观测和统计；2）2级，蓝色表示，已存在已知火灾隐患，但是发展成火灾事故的条件不足，小区安防人员的任务是加强事故隐患的检查；3）3级，黄色表示，此时可能出现轻微火灾事故，小区安防人员应当尽力减小各项指标值；4）4级，橙色表示，上级物业主管部门开始介入，督促小区安防人员应加强安全宣传，检修消防器材；5）5级，红色表示，上级物业主管部门制定整改计划，加设消防工程，从建筑结构上降低火灾风险。
1.2 确定15个评价指标
通过调查国内外小区防火资料，确定火险等级和15个指标有一定的关系，15个指标为：建筑物耐火等级、建筑物装修材料耐火等级、建筑物功能类型、单位面积可燃物数量、单位面积防火隔离装置数量、小区居民类型、消防设施检查合格率、单位面积火灾智能传感器安装数量、近期物业管理水平、近期消防演练水平、昨日降雨量、昨日平均气温、昨日小区总用电量、当日风俗节日类型、昨日居民生产活动频繁等级。
1.3 神经网络技术的应用
目前无法判断15个指标对火险的影响权重，难以建立精准的数学模型从已知指标来推算火险等级。因此在小区安防工作中，通常聘请消防部门的专家实地考察指标，凭经验判断。但是专家属于稀缺资源，无法每日对所有小区逐个评估，因此拟建立一种神经网络，通过对专家案例的学习，仿真专家的推理逻辑。
神经网络选择BP神经网络，BP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网络，按误差逆传播训练，其神经元结构见图1[2]。BP神经网络能够逼近各种复杂函数，即只要火险指标和火险等级存在着数学关系，即使无数学模型的支持，也能够通过学习历史数据，仿真函数的行为。
因为需要评判的指标多，求解问题很模糊，因此选用双隐层的BP神经网络，采用数学专业语言Matlab做为神经网络的开发工具[3]。
1.4 收集训练数据
选取60个小区，调查每个小区的15个指标，专家查阅指标，实地分析给出火险评价等级，填写专家评价表，见表1。前50组数据做为神经网络的训练数据，后10组做为神经网络的检验数据。
1.5 建立神经网络
调整神经网络各层传递函数和各层神经元节点个数，多次实验，采用“MSE（均方差）”检验精度，找到精度最好的网络结构，其结构形式见图2。输入层神经元节点15个，用于承接15个指标的输入；隐藏层的第1层神经元节点27个，采用“tansig”传递函数；隐藏层的第2层神经元节点9个，采用“logsig”传递函数；输出层神经元节点1个，用于输出火险等级，采用“purelin”传递函数。
1.6 训练神经网络
在第70次训练时，神经网络快速收敛，并达到预设精度要求，训练结束。训练过程见图3。
1.7 自检训练精度
需要对训练精度自检，从而判定训练数据是否有效。把50组训练数据提供给神经网络独立评价，计算网络评价结果和专家结论之间误差，两者误差见图4。图4中，专家结论用“”表示，网络评价结果用“+”表示，“”与“+”吻合，则表示网络评价和专家结论一至，不吻合时，两者距离表示误差大小。图4表明50组训练数据中存在9个样本误差，误差范围很小，训练精度达到了要求。
1.8 检验评估精度
最后10个样本没有参加训练，用于判定神经网络对未知指标的评估能力，神经网络独立评价的结果和专家结论完全吻合。说明本次构建的神经网络已能模拟专家逻辑，可以取代专家，对小区火险做出独立评价。
2 物联网架构的设计
成熟的物联网架构通常划分为三层：感知层、网络层、智慧层。在本系统的设计中，感知层用传感器网来实现，网络层采用了短信技术[4]，智慧层建设为云计算中心，智慧层的核心计算逻辑采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5]。
2.1 传感器网的建设
15个评价指标可分为三类，第1类为长期指标，包括“建筑物耐火等级、建筑物装修材料耐火等级、建筑物功能类型、单位面积可燃物数量、单位面积防火隔离装置数量、小区居民类型”；第2类为中期指标，包括“消防设施检查合格率、单位面积火灾智能传感器安装数量、近期物业管理水平、近期消防演练水平”；第3类为短期指标，包括“昨日降雨量、昨日平均气温、昨日小区总用电量、当日风俗节日类型、昨日居民生产活动频繁等级”。
其中长期指标一年设定一次，中期指标一月设定一次，短期指标除了“当日风俗节日类型”可以从日历数据库中查询外，其它四个指标为环境因子，需要每日观测和采集。在小区建立小型气象站[6]，设置传感器采集每日的降雨量和气温。在小区各楼电表安装用电量无线传感器，各楼的每日用电量将被汇兑，计算获得小区总用电量。在小区出入口处的车辆道闸安装门磁传感器，记录车辆进出的频次[7]。同时在小区出入口处的人行道上安装热释电红外传感器，记录小区居民进出的频次。对各出入口的车辆进出频次和居民进出频次求和，作为居民生产活动频次，换算成居民生产活动频繁等级。各传感器用无线通讯的方式组成无线传感器网，传感器处理模块负责接收各传感器发来的检测参数，换算成火险评价中的第3类指标。
2.2 短信平台的建设
选择“Microsoft Visual FoxPro 9.0”开发短信平台，短信平台负责将15个评价指标组成一条短信，发送给云计算中心。构建短信平台需要一台GSM MODEM（短信猫），GSM MODEM和计算机之间采用串口通讯。调用MSCOMM控件，采用“CREATEOBJECT”函数建立了名称为“SMS”的串口对象，一切短信控制都是基于该对象并调用对象各项方法实现。短信平台的架构见图5。
向串口发送“AT+CMGS=138（0x0D）”，在本文中非可显示字符用括号加16进制码表示。该AT指令命令GSM设备作好准备，即将发送一个总长度为138的短信，约0.02秒后GSM设备回应：“AT+CMGS=138（0x0D）（0x0D）（0x0A）>（0x20）”，其中 “AT+CMGS=138”是AT指令回显。“>（0x20）”是设备进入待接收短信主体状态的标志。从串口读到这个标志后，可继续发送短信主体。短信主体必须进行PDU编码，PDU编码表如下：
当GSM MODEM成功接收到这一短信主体时，先是立即向串口回显原文，约5S后如果发送成功，设备再次向串口返回：“（0x0D）（0x0A）+CMGS 27（0x0D）（0x0A）（0x0D）（0x0A）OK（0x0D）（0x0A）”；如果设备无法执行短信发送，例如短信主体格式或编码错误、手机资费不足、无信号等原因，则将向串口返回“（0x0D）（0x0A） ERROR（0x0D）（0x0A）”，故查询设备返回信息是否有“OK”或“ERROR”的标志就可以判断本次短信是否发送成功。至此短信发送模块开发完成。短信接收模块的编码和通讯开发类似于短信发送模块。短信接收的方式采用每60s循环接收的方式。
2.3 云计算中心的建设
在物流集团总部架设一个小型的云计算中心，并建设一个短信平台，用于接收各小区发来的指标短信。目前云计算有三种类型：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本课题选择私有云类型。私有云是指企业自己使用的云，它所有的服务不是供别人使用，而是供自己内部人员或分支机构使用。待时机成熟后，可以演变成混合云。混合云是指云计算提供的服务既供自己内部使用，也可供第三方系统使用。在未来，小区火险评价将纳入城市安防的总架构，系统采集的指标和计算结果将提供给智慧城市的其它系统共享[8]。
3 系统应用实效
系统在某物业集团投入了试用，每天晚上零点过后，各小区结束一天的环境因子采集工作，拼接成携带15个指标的短信，例如：“凯丽花园，4，1，2，1，2，2，1，2，1，2，2，1，3，4，5”。把指标短信通过小区短信平台发送给云计算中心的短信平台[9]。
云计算中心接收到各住宅小区发来的火险因子短信后，对短信解码，取出15个指标，调用训练好的神经网络评估火险等级，并以短信的形式将计算结果发给小区所有安防人员。整个接收、计算与发送工作过程，约耗时15s[10]。
小区安防人员收到小区火险等级后，即可按预案执行应对措施，加强巡逻和演练。并根据火险等级的标识色，在小区大门安放红、橙、黄三种醒目的警示牌，告诫过往的居民，宣传消防注意事项，提高居民火灾防范意识。当一个小区的火险等级一直居高不降时，物业集团可以及时发现并介入管理工作，安排专家对小区的消防工作加以整改，治理小区环境，增设消防器械，减少火灾带来的经济损失。
4 总结
本系统的物联网架构能够实现环境因子的自动采集和指标短信的自动上传，云计算中心能够集中受理多个小区的查询请求，将计算结果以短信的形式群发给全部安防人员。本系统计算延时小，火险评价准确，适用于各类住宅小区。
[参考文献]
[1]林宇洪，景锐，景林.森林防火手机短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9，29（4）：59-62.
[2]张英才.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企业人力资源风险评价[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1）：21-23.
[3]刘娜，赵永乐，邵光成.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企业人力资源结构预测[J].统计与决策，2007，（1）：144-146.
[4]汤丽芝.大学校园“短信文化”的正负效应及其对策研究[J].福建高教研究，2005，（3）：49.
[5]林宇洪.南方林区林产品物流监管系统的研究[D].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0.
[6]周屹，孔宪军.GSM 短信方式的自动气象站的维护[J].林业机械与设备，2004，32（4）：28-29，39.
[7]齐建东，蒋禧，赵燕东.基于无线多媒体传感器网络的森林病虫害监测系统[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0，32（4）：186-190.
篇6
一、复杂的研究对象
对环境史这一领域而言，跨学科研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与自然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环境史学之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与自然——都非常复杂。
环境史学中的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他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对自然进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对自然的干预和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而决不能恣意妄为，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既然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对自然的态度，人围绕利用自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环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鉴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领域的成果。免费论文
环境史学所谓的自然，并非是指整个宇宙和银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壳在内的整个地球，而只是指对人类有意义、与人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义，“地球表面是指从地面向下人类能够穿透，和从地面向上人类通常能够达到的一个圈带”（注：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地球表面通常被人们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这几个圈层相互交接，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物质、能量的交换并不是简单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又会复合出大量新的物质。既然环境史学家要把自然重新写入历史，那么，他们要认识和了解自然，就应该涉猎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气象科学、水文学、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的一些基本知识，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自然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局部的人为干预往往会牵一动百，其后果人类根本无法预料。在对待野生动物方面，美国就留下过惨痛的教训。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猎杀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灭绝，而狼则开始以牛羊等家畜为捕食对象，人们则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杀狼群，甚至在国家公园里也没有了狼的踪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们才懂得珍惜，人们渐渐发现了狼的存在对于保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可贵。狼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捕杀比它们大得多的草食动物，而且捕杀的往往是老幼病残的动物。对公园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伤害的鹿中，有58％是6岁或年龄更大的鹿，而这个年龄组的鹿只占鹿的总数10％。这个事实说明了，狼所要消灭的正是应该消灭的部分。这些鹿大都已经老了，病残了，丧失繁殖能力了，它们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资源。消灭它们在客观上就是强壮了鹿的种群和保护了鹿的食物资源，对其他的草食动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猎物时，总会剩下骨头等残渣剩屑。而这些也都不会浪费，会成为狐狸、秃鹫、鹰、乌鸦等的食物。没有狼以后，这些动物就很难度过冬天。所以在动物学家的眼里，狼是一种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个草原和森林生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动物。正如美国狼基金会主席阿斯金所说：“黄石公园若没有重要的肉食动物，就像一个钟表没有发条一样。”除此以外，狼的灭绝也导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黄石公园内的野牛，数目就约有3500头，数量已经有点过剩”，它们“经常跑出公园骚扰私人牧场，不仅破坏牧场的围篱，牧场主人更担心野牛身上带有的‘布鲁斯杆菌’影响牲畜的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公园管理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以每只20多万美元的价格从加拿大引进了一批灰狼，通过自然的食物链，来达到控制野牛数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国国家公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环境史学所以要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所谓环境问题，是指主要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反过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的那些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类对自然的了解支离破碎，对人类行为的后果缺乏整体认识有直接关系。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一叶障目，顾此失彼。美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阅读经济学家、林学家、工程师、农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分析报告时，有时很难相信他们所谈的竟是同一个国家。专家们的行动往往都体现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师们接二连三地修建水坝，但却很少注意上游地区的耕作习惯和滥伐林木的情况，而这些会影响河流的含沙量并决定水坝的寿命。农业经济学家利用精细的计算机化的模式去设计远期的地区性粮食生产方案，却没有注意到作为根基的土壤质量的不断恶化和被毁从而频频发生水灾等问题。水源专家在沙漠边缘开凿水井而没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规模，造成过度放牧，并产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须在农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树护林的林业管理员，只受过植物学和造林学方面的训练，而没有在农村社会学方面受到良好的训练；种上才几个星期的树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坏。”（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丧失——环境压力和世界粮食前景》，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然、社会本身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缺乏认识，这与条块分割的学术体系有很大关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观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而100年以后，英国学者斯诺则提到，西方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它们分别以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为代表，这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将人类置于危险的境地，社会在飞速前进，但不知会将人类带往何方。人类内心的困惑、迷茫与紧张就恰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一段话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注：狄更斯：《双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人类在战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层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关于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1994年第3期，第40页。）。环境危机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使任何单一的传统学科在危机面前都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这就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必需。恰如有学者指出，“环境问题显然不属于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独有的研究领域，没有哪一门学科足以为探讨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触交往提供一种恰当的、独一无二的认识论；也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宣称它专以环境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是，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学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行政学和地理学。其中每一门都能为某些特点的课题提供线索，此外更有许多广泛的范围，需要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和对话。”（注：萨利·M. 麦吉尔：《环境问题与人文地理》，《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页。）
自战后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发起的一系列跨学科、跨国界的环境研究与教育计划。国际生物学规划(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开始执行，它重在研究各类生物群落的结构功能与开发利用。人与生物圈计划(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它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着重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圈的影响，为改善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科学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的科学研究、培训及信息交流，为生物圈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各国自然资源的管理培养合格的专门人才。此外，大型的环境跨学科合作项目还包括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环境变迁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国际科学联盟委员会(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开始执行，旨在探明全球环境变迁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则力求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关学科的影响
环境史既然以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跨学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环境史的影响就可以等量齐观。相对而言，生态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就更深刻明显。
生态学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其影响自不待言。而在美国以外，环境史多脱胎于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至于环境科学对环境史的影响，则散见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环境史与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的联系，可以参阅梅雪芹等学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经撰文指出，地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史虽然都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侧重点及研究角度则存在差异，这几个学科的关键要素分别是“空间地域”、“生态适应”、“环境质量”和“人类文明”，这种区分“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把握各自所应承担的学科任务”（注：梅雪芹：《环境史学论纲》，《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载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环境史和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高国荣：《什么是环境史？》，《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笔者也比较认同上述见解。考虑到学界已有的成果，这里仅简单介绍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对环境史的影响。
环境史之所以要借鉴经济学的成果，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经济学的双重命题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韩德强：《经济学是什么？》，《读书》2001年第2期，第34—35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通过生产、交换及消费同自然发生联系，并以生产和分配为基础形成种种社会关系。围绕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就使环境史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环境史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还在于经济学和生态学有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从词源上看，经济学和生态学具有共同的希腊语词根oikos，该词根都与“家”有关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园的科学，生态学侧重于家园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经济学则处理“家庭中的家务及其日常的活动和管理”（注：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从历史上看，经济学，尤其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强调资源的稀缺和总量有限，这与生态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在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那里，“农业是财富唯一可靠的来源”（注：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而马尔萨斯强调人口对食品供应的无情压力；李嘉图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价值而导致的“停止状态”；杰文斯则担忧燃料耗尽，“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曾经有一个绰号，叫‘阴郁科学’”（注：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页。）。从经济学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经济学，已经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赫尔曼·戴利认为，人类经济系统是自然经济的一个子系统，所以经济的规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恰如自然系统演化不断趋于稳定，经济的稳定状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尔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汤森：《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页。）。
但经济学与生态学对待人类—环境系统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把“物质财富当作人类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人类征服自然就是实现了人类的使命”，而生态学强调“极限而不是不断增长，强调稳定而不是不断开发”；在时间尺度上，经济学“注重资本的周转，而生态学则要考虑生态系统和有机体的演化”（注：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4页。）；从世界观来说，经济学家往往比较乐观，而生态学家则往往比较悲观。经济学家乐观的理由就在于他们相信市场和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市场会自主调节资源分配，而科技能够不断发现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资源，因此增长没有极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他曾经写过一本题为《没有极限的增长》的著作。而生态学家则立足于自然提供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净能力的有限性，认为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
在有关科技作用的现实争论中，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在《自然不可改良》一书中，“巴西环保运动之父”卢岑贝格就大量介绍了他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争论。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学专家)曾在和一位经济学家谈话时说到：“如果我们科学家必须告诉你们，我们不能简单地发明出你们所要的技术时，您会怎样？”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与发明并生的还可能有负面问题。但这位经济学家却认为金钱和市场万能，他说：“我会付给您双薪。”还有一次，卢岑贝格在参加有关能源危机的会议时，一位工程师批评环保主义者“对于市场巨大威力一无所知”，这位工程师同时声称，“如果可以卖得好价钱，石油是可以从我们的烟囱和汽车排气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产出来的。”（注：何塞·卢岑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4页。）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往往在和生态学家的争论中胜出，尽管政府和公众接受了生态学家的一些建议，但前提是不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代价。经济增长依然被作为判断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经济学家受到更多拥护的理由还在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强加的代价则主要是未来的”（注：小约翰·B. 科布：《论经济学和生态学之间的张力》，《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环保工作在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与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无与强弱有直接关系。在传播和弘扬环境意识方面，在说服公众自觉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来规范言行方面，环境史学能够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环境史受社会学的影响也很明显。这首先是由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们“都涉及整个社会和一切人类行为，从这一点看它们必然是知识的伙伴。我们可以视社会学为研究整个社会的科学，着重概括社会结构；历史学是研究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科学，着重探讨其间的差异以及各个时期社会的变迁。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变迁寓于结构；结构包含变迁”（注：彼特·勃克：《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渊源》，《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页。）。社会学注重社会调查，较多地依靠社会调查这种手段获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础上，探寻一般规律，提出理论分析模式。这恰恰可以为历史学取长补短。
其次，环境史与社会学的联系，还在于社会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一般地讲，“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通过对现实进行宏观(结构的)及微观(社会心理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对社会的一切体制作出综合性分析。为了对社会诸关系进行整体考察，社会学家必然要对人类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以及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相互关系提出许多问题”。但社会学的人类中心倾向，又使社会学家往往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机制。社会学对这一传统观点的突破，部分体现在社会学内部衍生出的一个新分支，即环境社会学。在环境社会学家看来，至少在当前，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已经趋向于失衡，经济扩张引起的生态破坏还在加剧，解决环境危机，需要人们改变对环境的传统观点（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对环境和文化关系的一贯重视，及其或然论主张，使人类学与环境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类学对美国环境史的发展功不可没。首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环境与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类学家推动的。尽管美国西部史学家韦布和马林已经开始从环境、生态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但这一传统没有能够在美国历史学家中继续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维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罗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发展和完善从生态角度解释文化进化的理论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环境史学家应该向人类学家学习。其次，人类学流派众多，其宽广的研究视野对环境史学也有较多的启发。文化生态学强调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着重研究技术、人口、能源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生态人类学家则将生态系统、生境、栖息地、适应等生态学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分析。历史生态学则通过景观变化来重建过去的生态。而人类考古学则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围内人对古代环境的影响，对火的使用、动植物的驯化、城市化、集约化生产、传染病、气候波动和火山爆发的影响等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会和文化生态学对环境史的贡献则在于人种学和历史分析，它研究的问题包括土著的自然观、自然的文化建构、人类影响的第二自然、长期适应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政治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注：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引言，第xiii-xiv页。）。最后，人类学对扩展美国环境史的研究领域也很有帮助。尽管环境史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一直局限于对资源保护和荒野保护的研究，这与真正的环境史还距离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著作，对环境史学家开阔思路而言，应该有很多帮助。另外，在印第安人与环境这一研究领域，尤以人类学家的贡献最多。
政治学与环境史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它们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通过环境政治史得以充分体现。美国几乎所有的环境史学家都认为，环境政治史是美国环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层面之一。在美国环境史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政治史、环境思想史、自然生态史一直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首先是由于，环境史是在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直接产生的，所以环保运动本身，以及环保运动的前身，包括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一直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环境保护主义使环境史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与伦理诉求，使环境史具有比较明显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在于自然环境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一个政权要得以稳定，就必须依赖一定的环境基础。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长期急剧恶化，人民衣食无着，那么就很难维系政局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难实现。在历史上，因为自然环境急剧恶化而导致政权和文明毁灭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环境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危，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也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近年来，环境安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再次，环境政治史受到重视，还因为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国家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国家服务职能的强化。在环境保护领域，国家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令，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以缓解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暴力冲突新根源的形势面前，在环境外交领域，民族国家在捍卫自身环境权益方面将发挥主要作用。因此，环境运动、环境政策、环境法令、环境外交都特别容易受到环境史学家的关注。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环境史具有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历史学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环境史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内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变化，“可能进行得极其缓慢，甚至难以察觉，但有时又相当突然，会在几年、几个月、几小时或几分钟内发生”。这种突然变化往往很少出自单个的事件，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研究如果不借助于历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学者指出：“求助历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贡献……因为各个系统都处于演变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便不能只从时间的某一点上着眼，哪怕关于某一系统的演变的大量数据只能在某一特定时刻收集到。只有联系过去的情况，才能对变化进行研究；对于缓慢的演变过程，或其生态系统中的后果要在几个月到几个世纪以后才能充分显示出来，要想认识到其影响，就必须从历史着手……研究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但是如果要获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历史。”（注：哈罗德·布鲁克菲尔德：《论人与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页。）
三、史料利用范围
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特点也可以从它所利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反映出来。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各种痕迹、实物和文字资料”（注：李良玉：《史料学片论》，《福建论坛》2000年第5期，第55页。）。依据其表现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为文字与实物两大类。此外，口传史料也是史料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间流传的口头传说和史诗。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是文字与实物两类史料。这些史料大大拓宽了传统史料的范畴，反映了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美国环境史学家纳什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讲授环境史时，他就认为，景观是一部历史文献，它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所以他鼓励学生到野外进行考察（注：纳什：《环境史概况》(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赫伯特·巴斯：《美国史研究概况》(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页。）。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历史上发挥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们必须经常走出议院、育婴室和工厂，出门在田野、森林和开阔地带漫步”（注：唐纳德·沃斯特：《研究环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载唐纳德·沃斯特：《地球的终结：关于现代环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沃斯特最近还提到：“我总是告诉我的研究生去选择一块地方……然后发掘它的环境历史……去认识它的地质、植被、土壤、气候的类型以及人类到来后的影响。”（注：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第11页。）这两位权威学者都意识到，田野调查、实地考察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谚语，所谓“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每一个地方，每一处景观，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的环境变迁史。在环境变迁研究中，“断代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各种环境变化过程和环境事件，只有将其置于时间标尺之上才有确切意义，也才能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注：黄春长：《环境变迁》，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在实际工作中，树木年轮、孢子花粉是环境史学家从事断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树木年轮学创立于20世纪上半叶，通过树木年轮的宽窄来观察较长时期内影响树木生长的外界因子的变化。年轮是树木生长的“年谱”，“它不只记录了树木自身的年龄，还记载下环境和气候等综合外界因子对树木生长的影响，如光照、水分、温度、土壤条件及生物之间的作用等。现在研究还表明，树木年轮可记录环境污染及大气成分变化、地震、火山爆发等”（注：刘宏颀：《树木年轮——环境气候的档案》，《植物杂志》1993年第4期，第38页。）。因此，树木年轮通常被人们称为过去环境变化的“记录器”（注：马利荣、卜春林：《树木的历史“档案”——年轮》，《科学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页。）。
树木年轮分析的成果在环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国学者通过对巨松的年轮进行分析，发现了美国大平原地区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循环交替，每隔35.7年，这里就会出现持续时间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约每隔55.6年，就会再次发生持续时间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尘暴：农业和社会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页。）。又比如通过分析树木的年轮和过火后树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晓历史上该地发生林火的具体年份。另外，树木的形态也能反映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树冠特别巨大的古树，它所在之处以前应该是草原或比较开阔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区的树木，一般树冠较小，而且集中在树的顶部；那些长出丛丛新枝的树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页。）。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化石孢粉。孢粉与植物的繁殖有关，每一种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样。由于孢粉外壁坚固，能耐高温高压和强酸强碱，因而孢粉在地层中能完好地保存亿万年之久。同时它体轻量大，在几乎所有地层中都有保存，因此，通过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复各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古地理和古生态（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页。），重现自然的沧桑巨变。孢粉分析已经在考古学中被广泛应用，用于“确定考古遗址各文化层及地层的年代；了解古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及其变迁历史，人类社会发展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了解古代社会的文化发展状况，如农作物起源及其扩散”（注：姜钦华：《花粉分析与植硅石分析的结合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页。）。
迄今为止，运用孢粉分析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孢粉学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并表明“在侏罗纪以前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仍然一体相连……两大陆块自侏罗纪以后才开始开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欧亚大陆在地质历史上长期分离，直到早第三纪印度板块才与欧亚板块相碰在一起”（注：王宪曾：《孢粉学的应用纵横谈》，《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页。）。此外，在发掘美国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萨勒堡垒南约24公里处遗址时，考古学家通过花粉分析，断定该遗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结果发现，以藜科和苋属花粉占优势，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层上部显著增加，并在几个层位中发现很多玉米花粉，证明在公元1200年后当地居民由原来的狩猎生活逐步转变为栽培种植的经济”（注：周昆叔、严富华、叶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学中的运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页。）。
除实物史料外，环境史学家利用更多的还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兴叹。美国学者惠特尼将历史生态学的史料分为文献资料、图表资料、统计数据系列、手稿四大类，他列举的资料对环境史学者说来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来北美中部的环境变迁史》，第10页。）。
关于美国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记载大量散见于有关的探险日记、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区手册等文献资料。由于这些资料比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从战后以来，美国学者开始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目（注：罗伯特·唐斯：《美国印象：新大陆的海外来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加罗德·科尔：《美国漫游：从航海发现到现在，报刊游记文章汇编》(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观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弗兰克·弗赖德尔：《哈佛美国历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奥拉尔·科德：《游记里的新泽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泽西州梅塔钦1972年版；罗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叙说美国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韦尔：《来自旧边疆的声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费城1949年版。），为使用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
探险日记、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景观，但在利用时，却不能不仔细甄别。因为这些文献有一些缺点：许多叙述相互矛盾，掺杂着大量对自然的偏见。许多新大陆的宣传手册渲染北美大陆的富饶，以吸引移民前来开发北美大陆。许多西去的移民是沿着已经开辟的路线前进，他们沿途所写并不能准确地反映途经地区的全貌。一些来自欧洲开阔地带的移民则夸大了森林的面积。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飓风，但他们究竟是有感于难得一见或是触目皆是，现在则不得而知。
在美国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博物学者和生态学家留下了许多科学考察报告。早期的博物学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尔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兰(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经意识并记录了拓殖带来的生态变化。在19世纪末生态学出现以后，许多生态学家力争在开发之前将保存尚好的景观记录下来。这些资料对从事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学考察报告，可以参阅马克斯·迈泽尔：《美国自然史书目：开拓世纪，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纽约1967年版。有关美国各区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态，则可参考埃玛·布朗：《美国东部的落叶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费城1950年版；埃塞尔·米勒：《俄亥俄湾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纽约州植物生态学书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奥尔巴尼1941-1942年版；C. 达林顿：《栽培植物染色体图册》(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伦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书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纽约1955年版；保罗·里泽：《伊利洛伊植被：书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马文·罗伯特、罗纳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关该州植被的研究生论文题录》(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在统计数据系列中，《美国联邦人口统计》是美国环境史研究常用的资料。美国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进行一次。1840年美国第6次人口普查还对各地方县的农林产品输出进行了统计。而从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还统计了单个农场的熟田、荒地、庄稼和家畜的数量。这些资料大都由各州图书馆、档案馆和历史协会保存。从1925年开始，人口普查的间隔由10年缩减至5年，由此就能够提供更加详细丰富的信息。此外，从1928年开始，美国林业局周期性地对美国林业资源进行统计，并不断更新。这些数据已经被用来绘制以县为基础的全国树种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