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国民经济发展论文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就业技能的分类与度量方法
就业技能与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多少、工作时间长短、职业性质和特点等相关，可从经济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衡量。一些文献对技能划为四种：学术能力或者叫认知能力；一般能力；学习和运用技术的能力；人格智能。其中前两种是从经济角度考察，后两种是从社会角度考察。从经济角度测量技能具体依据有如下四种：证书、资格证等；工作经验；职业类型；教育程度。我国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劳动者技能。
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分析
(一)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存在的有关问题
我国在就业技能结构统计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各资料的取得方式主要是有关部门的统计报表、行政纪录和抽样调查，没采用过问卷调查方式。其次，统计资料存在时间断层。比如《中国统计年鉴》上，“分地区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年末人数”仅有1999年至2002年的数据；按“行业、性别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在2002年后才出现。这反映了我国在面临结构性失业问题的时候，却未对就业人员技能及就业技能结构引起足够重视。此外，统计指标在不断调整过程中也存在断层。例如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于1984实施后又在1994年、2002年做了两次修订，2002版和1994版在门类和大类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将1994版和2002版的相关行业进行归并分析，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如果要做就业技能结构时间序列上的数据比较，只能以2002年作为分界线。
(二)就业技能结构度量指标的确立
相对而言，我国关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统计较为全面。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构成作为度量就业技能结构的第一个指标。此外，统计较完整的还有专业技术人员数，它主要根据职称来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认定，而职称基本反映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形成的技能水平。因此，本文将专业技术人员即技能型劳动力的比率作为第二个度量指标。两个指标中，第一个指标更细致，但二个指标考虑了就业人员在工作中积累的技能，更有实际意义。
(三)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状况分析
1.以受教育程度分析就业技能结构。迄今为止，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栏中仅有2002-2005年数据(见《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年版53-55页，2004年版58-60页，2005年版66-68页)，其就业技能结构特点如下：
各行业中各个学历层次的就业人员比例分布趋势都比较平稳，没有突变情况出现。
在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比率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行业能对体力劳动者产生了很好的吸纳效果。现实也如此：大量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都劳动在搬运、施工、运输等门槛很低的行业。
除房地产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这些行业外，其余行业劳动者中以初中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也就是说是以低技能为主。
农林牧渔业属于传统产业，但2002-2004年的数据表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就业人员和小学程度就业人员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大专学历人员逐年上升。这是一个可喜的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和生物技术的推广对劳动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学历的逐年上升。这表明我国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技能结构未满足产业发展要求。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大专、大学本科学历就业人员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学生是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群体，这让人非常担心行业的创新能力和今后发展潜力。
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初中学历从业人员逐年上升，其所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年均增长率竟达2.4%；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逐年减少，年均下降0.75%。一般人都认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人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但现实并非如此，所以这个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还有待改善，应当加大引进高学历人员。
在制造业，初中学历人员逐年提高，高中学历人员逐年下降，大专和本科学历人员逐年上升。当前中国的制造业需要大批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而如何培育各类技师是社会急待解决的问题。相对初中生，高中生在学习和运用技术方面都有先天的优势。而制造业中吸纳了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工人，这也印证了一个无奈的现实：企业普遍难招熟练技工。这对发展我国现代制造业是相当不利的，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大专以上学历层次人员逐年稳步上升。这和行业本身特性有关，进入此行业意味着稳定的职业生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体面的薪酬待遇。所以许多高学历者都将公务员、教师作为首选职业，同时也印证了近年公务员报考热潮的高涨。
2.以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分析就业技能结构。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除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专有专业技术人员比率略微下降外其余都逐年增加，也就是就业技能结构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基本年均增长1%以上。
而从2002年以后的数据来分析，部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比率增加缓慢，甚至有下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行业调整后，大行业中的细分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变化不同所致。如2002年以前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房地产管理业、房地产与经纪业等细分行业。而2002年后，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等细分行业。一般情况，物业管理比房地产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比房地产与经纪业所要求的技能低，所以出现2002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不同的数据。在社会服务业(1994版)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02版)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再如，按照1994版的行业分类，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上升，而按2002版，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例逐年下降。这是因为按照1994年的标准，细分行业教育业的就业人员占到该行业就业人员的90%以上，导致了整个大行业呈现上升趋势，而在2002年教育行业成为一个单独国民经济行业，从文化行业中分离出去了。
(四)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结构的比较
按照受教程度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来分别度量国民经济各行业就业技能发展的趋势，一部分行业是基本一致的，如制造业、教育行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2002版)、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1994版)，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002版)、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1994版)、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02版)。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在工作中掌握技能的能力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想改善这些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可以从调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入手。
但也有用不同指标度量出现不同结果的现象。如据1994版和2002版的分类，采掘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逐年上升。这表明，根据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这类行业的就业技能结构在提高。但用受教育程度指标，将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作为高技能人员，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提高的趋势。为什么两个指标度量的就业技能结构有不同呢？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指标构成主要从显性知识角度度量就业技能，而专业技术人员比率指标是从隐性知识角度来度量。隐性知识是在工作中积累的，以工作经验、工作诀窍等形式呈现的知识。这些行业中显性知识水平不高的就业人员可以通过长期工作积累，储备较高的隐性知识，获得相关专业技能认证。两个指标度量的结果基本相反的行业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服务业。
改善我国就业技能结构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存在就业技能结构与行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不但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易产生结构性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为此，笔者结合国情提出以下建议：
篇2
一、增值税转型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增值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消除重复征税，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市场机制下的税收中性。但是，增值税抵扣制度的不同，造成投资者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不同，进而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最终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增长。
以下表的计算为例，来分析不同类型的增值税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0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法定税率一样，年折旧额、年存货增加额和年固定资产增加额都一样，但由于增值税的类型不一样，造成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不一样。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年存货增加与年固定资产增加额之和等于年投资增加额。相比较而言，消费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高。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越多，实际税收负担率越高，投资越少实际税收负担率越低，投资增加对增值税税收负担影响的程度最低。收入型增值税因投资的改变而造成的税收负担水平处于中央。这样随着投资的变化，当投资增加或减少时，税收负担率不同，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投资与实际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投资税收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税收水平的变化对投资的影响；经济增长与税收负担率之间的关系可用税收收入弹性来说明，主要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税收收入将怎样变化。
设投资增加额I=VP+FP，VP=mI，则FP=（1-m）I，m为流动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边际消费倾向为C，按照乘数理论，国民收入增加额GDP=I/（1-C），（这里不考虑引致税收的问题）税收增加额为T，投资税收弹性EI=I/T×T/I，税收收入弹性EGDP=T/GDP×GDP/T。按此定义计算各种类型增值税的投资税收弹性和收入税收弹性如下表。（表见《扬州大学税务完学报》2001年第2期第21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投资增加相同的时候，投资税收弹性E生产型＜E收入型＜E消费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程度最高。投资税收弹性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投资结构上，m越小说明固定资产投资越大），相对于三种类型的增值税来说，m越小，E消费型>E收入型>E生产型，当m增大时，生产型增值税的刺激作用也逐渐增大，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基本不受投资结构的影响，收入型增值税受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影响。在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投资的增加，经济在迅速增长，税收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T低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GDP。因为EGDP消费型＜EGDP收入型＜EGDP生产型，说明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增加的幅度最低。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从总量上看，各种类型的增值税都有促进投资增加的作用，消费型增值税推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大，而且特别有利于促进固定资产的投资，生产型增值税促进投资增长的作用最小，而且仅有利于存货投资的增加。增值税转型形成对投资需求的拉动效应,其现实意义是增值税尽快转型能较好地适应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资本有机构成加快的投资发展趋势。
从对行业投资的刺激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特别有利于促进资本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存货投资多）投资的增长膨胀，生产型增值税仅仅有利于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这说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这对于我国解决温饱问题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业问题的解决也是有益的。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效应。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从国家取得收入的角度上看，消费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具有较强的累退性，有可能造成国家收入的下降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增值税转型形成对税收的累退效应。
总之，增值税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在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做出谨慎的研究。
二、增值税转型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首先在于对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目标优先度的选择。在调控的目标上，实行“保持物价稳定优先，兼顾经济增长”目标，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以物价稳定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
1．在处理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可以从台湾和韩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的策略选择上进行借鉴。台湾、韩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物价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又证明：一味的坚持经济增长，甚至以牺牲物价币值稳定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目标，其结果只能是陷入通货膨胀的泥沼不能自拔，经济也陷入停滞状况（邱崇明《发展中国家（地区）通货膨胀比较研究》）。持续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已经使我国的经济走上了新的台阶。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应永远处于我国的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位置。据世界银行计算，从1979年-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我国近年来的增长率大体上也维持在8%以上，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经济的稳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否则，就有可能欲速则不达。
2．物价的不稳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敌。通货紧缩会引起经济的衰退，通货膨胀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通常人们认为，物价指数保持在3%-5%之间，是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在我国近年来的物价指数连年下跌的情况下，应考虑我国的物价指数恢复至1%-3%的水平，阻止物价下跌的趋势。而当物价指数恢复至合理水平时，就应该保证物价的稳定以防通货膨胀的发生。
目前我国的物价指数基本维持在3%左右，正是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期。税收政策调控经济的目标也应该确定为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
第二，我国物价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从供求结构和总量方面看,引起物价不稳定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二是供求结构和供求总量。从货币供应的角度看，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一直维持较高的水平。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表明：由于国家采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拉动经济，近年来货币的供应量不断增加，M1基本上维持在18%左右。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事实上中央银行在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上也是有所顾忌，采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求得拉动经济增长和物价的上升，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的趋势并不是货币供应量的缩小造成的。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的第二含义（姜启渭《对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双重含义问题的再探讨》，《经济评论》1999.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总劳动按社会需要的比例应该分配到某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时间，是这个劳动量决定这个部门的总价值。而用这个部门的生产的商品总量来分摊这个总劳动、总价值，就得出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和价值量。这说明某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价值与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有关，分配的标准是社会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现实经济中，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生产效率高的部门，也存在着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商品交换会因生产效率高低的变化引起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变化，从而引起各个部门商品价值的变化，进而因商品交换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正相关的态势。然而近几年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一方面经济表现出较高的增长，另一方面，物价指数却连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有人甚至对国内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其实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产业结构已经不能顺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90年代后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时代结束，我国长期存在的需求拉动型价格上涨不复存在；在产品短缺时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产量，成本和质量是次要的，企业的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粗放型经营，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的历程中，无效的大量供给造成了存货和库存的积压，形成了物价下跌。二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产业结构与我国相近的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对我国的大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构成威胁，我国产品价格下跌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理反映。所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有人认为我国的失业率较高证明我国的资源没有充分利用，因而提出拉动需求的经济增长策略是缺乏依据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并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发挥，在改革的前20年中，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滞后一直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一基本形势不能搞错，一味运用扩张政策拉动需求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永无宁日的发生。从1998年以来，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实行利率放开、扩大货币供应量、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放开对银行信贷额度的控制、采取政府增加公债的办法启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济出现回升，物价也由负增长转为正数，2000年达到了0.3%左右。于是许多人据此判断，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平稳发展的新拐点。我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在我国，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办法是有局限性的。单纯依靠这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很难保证有效率的长期经济增长，说不定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1．我国政府预算的债务依存度已经很大，靠财政赤字进行的投资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资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2．政府投资的效率难于提高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政府投资有可能产生某种"挤出效应"，减少民间的有效投资，为了弥补增大的财政开支有可能增加加大税收的压力，会抑制民间扩大投资的积极性；3．即使是政府投资有利于改变供求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够促进自动地创造有效需求的有效供给并不能有效地增加，从而不能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实行扩张性的需求政策（当然包括税收政策）外，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供给方面"去，特别是解决“供给的结构”，以有效的供给促进需求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为了达到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我认为应该实行“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所谓“有增有减、增减结合，保持税负不变”的税收政策组合，就是在税收政策调节的目标上应坚持促进供给结构优化，保证物价稳定第一位目标的实现。为此：
（一）在税收负担的水平上保持不变，以适应当前财政收入紧张的形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要。从我国的税收负担总水平看，虽然预算内的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较低，1996年已经下降到10.07%；考虑到我国的税外收费的特殊情况，就我国具有税收和准税收的政府税外收费的总规模来看，呈现出居高不下的态势。从1987年到1996年基本上都维持在24-25%左右；就税收本质的来源与国民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看，我国目前的剩余价值总量占GDP的比重一般为31-33%左右，也就是说宽口径的税收负担已经占到剩余价值总量的60%左右，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留给企业和个人一定的收入要比40%更高，才有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但显然国家拿走的部分不应该超过剩余价值的总量，也就是说税收的规模不应该超过GDP的31-33%；就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规模比较来看，有资料表明（曾国祥、刘佐主编《税收学》，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在人均GDP约为8625美元以上的22个高收入国家中，其平均税收负担率为36.6%，平均非税负担率为5％，合计总体税负为41.6%；在人均GDP695美元以下的5个低收入国家中平均税收负担率为18.2%，平均非税负担率3.7,合计21.9%。因此从整体税负上讲，我国的总体税负不宜增加。换一个角度说，我国的财政形势也决定了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不能减少，否则就有可能造成新的财政困难。（二）在税制结构上保持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加强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功能的发挥；在税种、税率、税收有增有减，增减结合。目的是在充分发挥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运用二级商品税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经济的增长。
1．尽快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
建立以消费型增值税为主体，充分运用二级商品税制调节功能的税制结构，一方面是促进供求结构的合理化的要求。尽快实现增值税的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既有利于有机构成不同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和产业结构优化，又有利于鼓励企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而二级商品税制特别是消费税，既为投资的增加提供了资本供应，又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节。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实现增值税转型的同时，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的要求。据有关研究人士预测：2000年在现有范围内进行增值税转型，将有284.39亿元的税式支出〖ZW(4〗陆炜、杨震《中国增值税转型可行行实证分析》，《税务研究》2000年11期。〖ZW)〗，因此实行转型对于刺激投资有一个门槛效应。这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利的。但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还有一个引致税收的问题。由于实际税负的下降，对投资膨胀的利益驱动是十分巨大的。通过二级商品税制的调节作用，可以实现“供给会自动的创造需求”的目标。为此，在利用增值税转型间接减税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二级商品税制的研究。具体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高档消费品和高档消费行为提高税率，增加高消费人群对全国财政的贡献，对某些已经不属于高消费的产品和行为减低税率或停止开征消费税，既有利于增大消费税的调节力度，又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的供给和储蓄的增加。例如将高尔夫球、保龄球、桑拿按摩、高级美容、娱乐性射击等高消费服务项目以及高档音箱、高档摄像器材、高级滋补品、一次性筷子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取消对普通化妆品、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散装啤酒等项目的征税；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二、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如对水资源和森林资源课征资源税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方面转化。
第三、继续保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
第四、土地增值税作为一个单一的限制房产开发和消费的税种，应在当前的情况下，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一样，及时停征，但保留土地增值税的重新开征权。保留土地增值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重新开征权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的机制。
第五、为了保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的主体地位，在增值税转型的同时，缩小营业税的开征范围，将大部分由营业税调节的范围，转为征收增值税。
2．促进供给，调节社会公平，促进供求平衡
篇3
1．房地产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以江苏为例，江苏省2002年完成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额达702.35亿元。1991年~2002年，江苏房地产投资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年均21.04%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长速度。江苏房地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房地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据世界银行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对相关产业的乘数效应约为2倍，并对以房地产为主导产品群的房地产业链下游和上游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产生感应或影响。
3．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以江苏为例,1991年房地产业对于GDP的直接贡献率为6.34%，1991年以来，房地产业对江苏GDP的直接贡献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贡献率已超过10%。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4．房地产业对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贡献。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快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长4.36%。计算1991年~2002年房地产投资与人均居住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363，说明房地产投资或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房地产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房地产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构成整个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稳定而长远的影响。房地产业一般会先于国民经济发展而发展，并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业的发展会促进或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约1.34万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镇，城镇存量土地已达2.5万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亿元资产计算则约有12.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屋资产，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
6．房地产业能够为城市积累资金，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城市是经济社会在空间上聚集的地区，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城市土地的开发和再开发，城市的各种公共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投入都应当通过利润、税金、地租等经济杠杆收回投资，有些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把城市建设管理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7．发展房地产业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使房地产业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重要领域。以江苏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资房地产共计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6%。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资金额逐年加大。
二、影响房地产业发展相关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从上述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的关联度可以看出，只有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房地产主要包括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其中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占其总量的97%以上。特别是住宅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对市场需求就越大。同时市场越繁荣，流动人口越多，对商业用房需求就越大。商业用房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国民经济越繁荣，房地产市场规模就越大。
3．市场范围与开放度。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它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随市场范围扩大而加快。
同时，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三、制约房地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现实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约房地产业的更快发展，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偏低，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制约了对房地产的需求规模。
2．房价相对偏高。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价之比)在3：1至6：1之间时，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则难以形成消费热点。虽然从全国而言，房价收入已从1991年的7.32：1缩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许多居民难以承受。近日对江苏各市的房价收入比进行的调查表明，南京的房价收入比高达6.7：1，苏州房价收入比6.03:1,已超过警戒线，无锡房价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线，较高的房价使许多居民只能望楼兴叹，潜在需求无法变成有效需求。
3．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目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税费收取有重复之嫌。房地产开发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配套建设费。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经包含契税，配套建设费中已经包括各种配套建设费用，但是营业费的收缴是上述各项费用的总和，这种费上加税，税上加税的税费政策必然使得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租赁市场灰色交易严重。随着商业、餐饮、娱乐、商务、居住等不断扩大，房地产租赁活动异常活跃，但由于目前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负担过重，使大量房地产租赁活动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为例，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产租赁税+5.55%营业税），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育。
4．经济实用房建设不足，拆迁矛盾日益增大。近几年来，安居工程的实施对加速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中却明显“变味”。由于安居工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且需要无偿投入土地资源。各地政府为提高经营城市的能力，对经济适用房采取压缩甚至停止建设。同时由于近两年住宅价格上涨过快，加上我国宏观经济调整步伐，许多职工退二进三，下岗职工增加，造成拆迁安置户无法利用拆迁款购买所需房屋，给国民经济、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房地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我国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呐与扩张能力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一般认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0％以上，城市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而我国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潜力很大。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建设。
2．调整税费政策降低房价。房价与土地开发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租赁价格有关。目前，房价偏高是与各种税费分不开的，因此，政府应在继续削减房地产有关税费的基础上为房地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3．进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制成为趋势，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到位情况较好。但是少数城市改制企业还不够理想，影响了个人购房的全面启动。因此，应强化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落实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措施，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4．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体包括：（1）规范公积金运作，住房公积金信贷、结算等具体业务可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转变为具有融资和贷款职能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构建住宅储蓄机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专业化的住房金融机构，促进公积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产共同基金。房地产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的短缺，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规模问题和资金问题。三是促进房地产企业上市筹资。房地产企业的上市有利于房地产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业无形资产及信誉度的提高，能为企业筹资及实现规模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5．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政府在住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大幅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基础上，将经济适用房卖给真正需要补助的低收入者，对一些连经济适用房也买不起的无房者，政府应提供额外补助。
参考文献：
篇4
对于工业化发展状况，目前已有部分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如：王秉建（2008）对工业化水平进行了评价；胡亭亭（2007）对工业化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余华银（2006）对工业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价等。通过对研究的梳理可知，工业化的发展状况为：工业化进程慢于全国，工业化已处于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初期，但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工业高度化水平低于全国，高度化进程也相对较弱，工业处于由重工业化阶段向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时期，工业高度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工业高度化水平明显偏低：轻工业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比重低；重工业中加工工业比重低；重加工工业内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业的比重低。
现阶段工业化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一）外部环境
1.有利条件。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农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新区域工业化模式下，人们开始重视农业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大力发展农业和农业地区经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使得农业的价值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工业化的内容不再是狭义的，而是通过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全面发展。因此，农业不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而且本身也是工业化的目的；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人们消费结构升级促生新机遇。虽然面临这一系列约束条件，但是，仍然存在有利于工业化的机遇：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对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为发挥其优势，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提供了机遇。
2.不利外部条件。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于来说尤其明显，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三是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民以食为天，我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粮食安全现状面临严峻考验。作为粮食主产区，在粮食安全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责任，2008年平均粮食产量为6047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78%。因此，在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时绝不能以损害农业、减少粮食产量为代价。
（二）内部条件
丰富的资源条件。处于我国腹地，蕴藏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有色金属等。同时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以中部五省为例，不仅拥有长江、淮河等水系，还拥有鄱阳湖、洞庭湖和巢湖等三大淡水湖。丰富的农业资源，有利于农、林、牧、渔的全面发展和形成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为充分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设现代农业，提供了广阔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环境。
优越的地理区位。从地域优势看，位于长三角腹地，东临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西连广大中西部地区，承东启西，地跨江淮，交通发达，发展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可充分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信息、资金，接受辐射，又可面向全国，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特别是随着东部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将逐步淘汰一部分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重要的劳务输出人口大省，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和资金要素，已完全有能力承接长三角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的产业转移，这些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较强的科研优势。从科研优势看，的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合肥是全国四所科技城之一。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1057家，其中国有独立科研机构116家（包括20家中央在皖科研院所、96家省属及省以下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154家。这些科研机构特别是一批中央在皖科研院所，是科技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强大的科研优势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研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由于长期以农业为主，工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因此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较少，这使得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高起点发展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不利的因素。“三农”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面临严重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较为恶劣。农业比较效益低，市场化发育程度低，小农生产的特点导致农业省在农业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法发挥出来。农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商品意识、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农业省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三农”问题对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是工业化的现实选择
综上，结合实际，笔者认为应选择现代农业驱动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依托区域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围绕现代农业这个核心，把农业资源深度开发产业确立为区域主导产业，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以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市场的工业化道路。这一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符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由于符合本阶段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在此战略下建立的产业体系能够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业的发展，利益的积累可以逐步改变的资源享赋结构，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后，现代农业有可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是由更符合区域资源禀赋结构的产业取代，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形成现代农业区域聚集优势，获取重要资源。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具有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产业经营一体化的特征，产品附加值高，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样就可以吸引区域外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入。通过产业聚集主动吸收资源的作法，改变了以往被动等待资金、技术支持（即简单的工业反哺农业）的引资方式；改变了因传统农业效益低下而出现资源净流出的局面。通过市场化竞争吸引要素的方式，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找准定位，确立主导产业。首先，的比较优势在农业，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应放在农产品加工业。其次，如果不发挥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比较优势，提供更为丰富的农产品和深加工品，发达省份就会将需求转向国外寻求替代供应者，这样，就会失去发展的外部市场。区域工业化理论认为，有竞争力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现代农业正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常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但现代化的农业能够实现。
可以有效克服资金瓶颈的约束。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所需资金少、投入门槛低，是一种适合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另一方面，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形成良性联动关系，可以通过加工增值农副产品，进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户积累能力，为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
能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由于现代农业驱动型工业化模式强调工业与农业的联动关系，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在农业内部吸收大量劳动力，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工业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新型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篇5
当前，金融海啸又一次波涛汹涌地席卷全球。作为我国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能否经受这场考验、继续发挥支撑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抵御金融海啸的能力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能否继续平稳运行。作为国企的基石——员工，其自身状态和能力，又直接关系到国企的自身发展能力和潜力，因此，构建有效的国企员工培训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国有企业培训存在的问题
1.对员工培训重视度不够
尽管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呼吁要加强培训，重视知识与人才，但在实际工作中，某些国有企业仍未脱胎于旧的组织模式，不但没有设立专门培训机构及人员，甚至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入到企业行政或后勤事务中，不设立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具体到管理者，有些人思想上还停留在对劳动者数量的要求上而不向劳动者素质提高方面转变，往往注重设备、人力、工作时间而忽视员工素质及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方法。除此之外，一些企业领导还将培训看成就是组织理论学习和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将培训作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来看。
2.培训资金投入不足
我国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大幅减少的不良趋势，根据部分国有企业抽样调查显示：“加强对员工人力资本投入的国有企业只占5%；20%左右的国有企业的教育培训费用人均只有10元～30元；30%的企业只是象征性的花费一点培训费，年人均不足10元；其余的就是一些亏损的国有型企业，已停止了人力资本投入”。而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有许多，大致归纳以下几点：(1)管理者的错误观念。一些管理者将聘用看作为培训，当本企业员工的技能水平不能满足要求时就直接去市场招聘来满足要求的员工，用解聘和招聘来代替培训。很多人认为培训是为他人做嫁衣，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培训不仅是提高员工技能，更在于让员工感受到本企业的文化，增强员工的向心力和忠诚度，这对国有企业适应未来国内外市场渐趋融合、企业间更加激烈的竞争是极其必要的。(2)员工的流动性高。这也决定了企业管理者不愿意对随时都有可能流失的员工实施培训。国有企业中技术、管理人员流失率高达60%，这的确是企业投资培训最苦恼的事。(3)传统培训体系的缺陷。国有企业的管理受原先计划经济的影响，通常会将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简单的培训以应付当前需要，导致企业培训失效甚至中途流产。培训计划的失败会挫伤管理者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4)企业经济效益下降。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有些国有企业不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企业效益下降从而阻碍了培训工作的开展。据国家经贸委1999年统计，全国6.78万家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的有3万家，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亏损面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工资奖金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道难题，培训就更是日程之外的事情了。
3.培训机制不完善
我国国有企业在培训评估机制建设上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对培训效果的检验仅局限于培训过程，当员工回到实际工作岗位时，培训效果并不能从中体现，造成了培训与实际生产服务脱节。其次，考评方法较为单一，大多数企业都惯以考试成绩来说明培训效果，培训结束后也没有再作跟踪调查，使得培训效果很难延续在实际工作中。第三，评估记录缺乏专业管理，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完整的员工培训记录，使培训效果分析缺乏数据依据，在下一次的培训中也不利于查漏补缺。
4.培训师资不符合要求
部分国有企业的职工培训学校普遍存在布局分散，各自为政，“大而全、小而全”的问题。相当多的培训学校条件不完善，设施不配套，培训层次低，整体效益差，有的培训人员所教的知识并不适用于现代企业的需要，文化基础课教师多而操作技能课教师缺乏，有时教师的学历层次和职称结构离规定的要求相差甚远，最终会影响培训效果。
二、对策与思考
1.培训观念的转变
企业要树立科学的培训理念，提高培训的重视度，这是建立任何一种培训体系的思想基础。作为企业管理者，在人才的管理、培养、使用和开发等方面一定要以人为本，力争做到“人、事”相宜，用合适的人才做合适的事，各尽其能，把知识、品德、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努力造就出色的人才，增强企业的持续发展能力。
2.增加培训资金和建设投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企业间竞争的加剧，企业所需的岗位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这就要求企业员工的素质不断地提高以适应企业变化。“据1999年北京市外商投资企业薪酬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培训费用的投入上，75%的外企每年的培训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在1%～5%，其中企业内部培训预算每人每年1636元，外训3384元，其中高科技企业在人均培训费和培训时间上都排第一。有的管理者会担忧：目前国有企业员工流失率非常高，要是再增加培训资金投入必定会有一定风险，但企业必须认识到，培训的部分成本已由员工承担，反映在员工在培训期间的奖金、福利的减少，现行政策也鼓励企业采取与员工签订培训合同的做法，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这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由于员工流失而产生培训损失的风险。
培训的资金除了投入在员工自身的软件建设上，还要加强培训实体的建设。“职工培训学校也好，职工培训中心也好，都是培训实体，是员工培训的载体”。实体建设的好与差直接关系到员工培训的质量，所以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建立精干有效的专业化培训中心。改变过去“大而全、小而全”的办学弊端，充分利用现有优良的教育资源，大力实施布局结构调整，按照专业性质分类，建立适应培训需要的专业化专业培训中心。第二，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使大纲内容与员工岗位职能要求和考核标准相一致，并根据企业发展需要，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及时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第三，加强员工培训两支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要聘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优秀人员为学校兼职教师，切忌将各单位的富余人员“优化”到学校。努力建设德才兼备的学校领导班子和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第四，要注重实习培训，这是培训教学与传统教学最显著的区别。根据培训需要，可开展校外实习教学基地，为培训高质量人才创造条件。第五，努力拓宽员工培训经费来源，鼓励开展有偿培训，既减轻公司资金投入的压力，也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努力提高自身的“造血功能”，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3.完善国有企业培训体制
(1)我们要对员工培训进行科学分析。培训需求就是员工的工作能力、绩效与工作要求及标准之间的差距，企业培训就是为了通过各种手段缩小差距。培训的需求分析是建立完善的培训体制的基础和前提。通常需求分析包括三部分：组织需求分析、岗位需求分析、员工个人需求分析。现在许多企业只注重企业组织需求和岗位需求分析，而忽略了员工个人需求，这种做法既达不到预期的培训效果，又不利于培训过程中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所以我们在企业制定和实施培训计划时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措施:①企业培训计划必须依据于企业生产及发展的需要，不能脱离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②企业提供的培训计划必须能协调企业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之间的关系。③培训计划和其他管理、生产计划一样，必须注重时空上的结合。短期培训、中长期培训之间应互补，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脱产培训之间要相互协调。④企业应根据科技进步和发展做出有预见性的培训计划，以满足企业纵深发展的需要，使培训计划及时有效。⑤培训计划要建立在对企业人力资源的统计分析和需求预测的量化基础上，而不是主观意愿的制定，必须要做到客观、科学和合理。
(2)采取科学有效的培训技术和方法。培训方法和技术革新将成为培训体系建设的重点。国有企业员工培训方法可分两大类：第一类方法是“请进来式”，即由企业出面请各大院校的教授或专门从事培训的专家到企业来，对企业管理人员与技术骨干进行专门培训。第二为“送出去式”，这类方法常用于跨国公司，尽管我国国有企业由于资金能力、企业规模等因素限制，无法为员工提供较多的出国培训的机会，但与各大高校联合办班来培训员工或将企业中有发展潜力的员工送到一些绩优企业接受管理培训和实习还是可行的。
(3)随着企业对培训的日益重视，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现代化的培训技术和手段运用到员工培训中来。比如世界著名的IBM公司创立了一个叫“培训空间”的专门培训场所，员工可以通过可视电话或电脑网络参与各种技能训练和管理技术培训。实践证明，这些灵活、便捷的现代化培训手段不但能使企业培训计划顺利执行，提高培训效率，而且大大拓宽了企业员工的视野和接触范围，为他们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机会。在国有企业的培训实施中，就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通过改善培训方法和技术来提高培训效率，增加员工对培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在有先进的培训技术方法作支撑后，我们还应对员工培训结果进行科学评估和总结。员工培训的评估标准可参考可卡帕切可提出的四个标准：①学员对整个培训过程的意见或看法；②知识标准即员工通过培训学习获得的知识、技术、技能、态度等；③行为标准即员工在培训后的行为变化；④成果即培训对企业产生的影响。这四项标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供培训信息，发现培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验培训项目是否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在设立培训评估标准后，应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培训评估方法和手段。具体的评估方法有：控制小组法；事前事后测试法；成本收益分析法；目标评价法等，企业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应采取多种多样的培训评估手段，如直接向上汇报、调查问卷评估、检查培训记录、跟踪调查等，在这些评估手段中，我们尤其要注重培训记录系统的建立，它往往是培训评估系统的基础，是整个培训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5)是要建立适当的员工培训激励机制，可以说培训最终的效果就取决于激励机制的实施。哈佛大学的詹姆斯教授在对激励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后提出，“如果没有激励，一个人的能力仅能发挥20%～30%，如果加以激励，则可发挥到80%～90%”。培训激励机制概括为三方面内容：(1)将培训本身作为企业激励员工积极向上的一种必要手段。人才在企业中有培训“充电”的机会，会使他们感到企业对个人发展的重视，自觉自愿为企业服务和贡献。(2)根据培训的效果对参加培训的人进行物质、精神奖励或晋升激励。在企业中参加培训的人往往都希望尽早将所学知识、技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企业如能为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条件和环境，则是对他们最大的激励。(3)企业可以要求受培训员工写培训总结。把培训中最好的、最有用的东西归纳出来最终会成为企业宝贵的资源。总之，任何培训激励方法的运用都必须坚持为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这一原则，让企业员工都能学以致用，创造出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1]孙健敏: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西三角人事技术研究所:外企薪酬调查浮出水面[J].中国劳动，2000，(1)
篇6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篇7
一、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人口受教育状况，是人口的重要社会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又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水平也必将提出更高的要求，使人口拖累型(负担型)社会转变成人力资本型社会。
到2005年底，我国6岁以上人口有l19837万人，占总人口(130756万人)的91．65％，其中达到小学以上教育水平人口共有10741l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15％，占6岁以上人口的89．63％。而在6岁以上接受各种教育的人口中，具有含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占5．56％，高中教育水平的人口占12．44％，初中教育水平人口占38．35％，小学教育水平人口占33．28％。(一)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构成变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从每10万人口中拥有受各种教育的人数看，达到大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611人提高到2005年的5098人，年均增长7．14％；达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11146人提高到2005年的11400人，年均增长0．45％；达到初中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3961人提高到2005年的35143人，年均增长0．69％；而随着小学适龄儿童的有所减少，达到小学教育水平的由2000年的35701人减少到2005年的30505人。
年均减少3．1％(见表1)。这让我们认识到，我国人口教育水平的变化有如下几个特点：
1、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办学体制改革，我国兴起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了许多具有大学水平的实用人才。尤其是1999年提出的高校扩招政策，使我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迅速提升。尽管如此，全国每10万人拥有的大学教育水平人数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2、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人口继续增加。自1986年国家《义务教育法》实施至今，我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继续扩大，超过95％，比2000年高将近10个百分点。
3、小学教育水平人口比重明显下降。据调查结果推算，全国具有小学教育水平人口为40706万人，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下降9．9％。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达到了一定水平，反映了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各种职业教育、多种形式接受再教育在就业人口中发挥作用，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经过再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向更高一级层次加快转化；另一方面是由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人口出生率和总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小学学龄儿童比重缩小。
从总体上讲，全国人口的受教育构成在向高层次方面发展，突出表现在每lo万人中大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受教育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这种变化表现了人口的文化素质与社会经济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不仅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对提高生产力的效应已充分被人们所认识，各行各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大，而且在改革劳动用工和人事录用制度的新机制下，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发展，都对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和知识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努力求学求知，提高教育水平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千方百计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全国人口受教育构成的发展变化，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的各类差异情况
1．省际间差异全国各地区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基础和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因此，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不仅表现在各个地区各级教育水平人口的数量上，还表现在人口的受教育构成上。在每10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级受教育水平这一人口指标(见表2)中，不仅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客观上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即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远远高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并且和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对应的我国高等教育还呈现出按三个梯度逐步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模式。这说明，尽管随着近年来教育事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水平上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在缩小，但省际间的差异仍然很大，影响了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另外，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转移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比较愿意向非农业转移，而且由于其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就业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据调查，在假设农民收入高于工人的前提下，农民的职业选择意向如下：文盲中愿意当工人的占28．6％，小学教育水平的占68．6％，初中教育水平的占72．1％，高中教育水平的占78．9％，这组数据表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希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而且客观上教育水平高的人在转移过程中也相对容易些。所以，在目前城乡经济发展的现状下，我国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农业劳动力自身文化素质偏低的巨大障碍。因此，提高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农、林、牧、渔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迫切需要。
三、教育影响人口和劳动力资源教育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变化上，即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
长期以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旧的婚育观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它反映了在经济、文化水平落后的情况下的人们的婚育观。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旧的思想和传统观念受到冲击，新的婚姻生育观逐渐建立了起来，从而使妇女的婚育时间、生育数量及对子女的性别偏好程度发生转变，使妇女生育水平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降低。
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之所以能促使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其原因主要是：
1．妇女生育旺盛期，也正是工作学习的旺盛期，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她们的人力资本、事业心和就业机会较高。由于学习和就业的愿望及需要，她们更倾向于将育龄初期这段时间投入工作和学习，而自觉地实行晚婚晚育，明显呈现出婚龄与教育水平高低成正比的关系。
2．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思想开放，她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往往胜于对多子多福的向往，这一偏好有利于抑制传统的生育意愿。2005年l％的人口调查已表明，大学教育水平的妇女中多育多胎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小学教育水平和文盲妇女的人多育多胎之比重。
3．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对子女素质的追求胜过数量，她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能像自己一样甚至超过自己，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而为了培养子女，就必须集中财力和精力抚养一个孩子。
4．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比较容易冲破“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不易为“多子多福”的陈旧文化所束缚，而易于从宏观上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妇女其婴儿死亡率较低，子女的发育情况和健康状况较好，从而使生育上的“保险”和“补偿”心理减弱。
可见，生育率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它影响了劳动力供给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由此影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的人口压力往往使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特别在人口压力大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更是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为减轻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我国曾及时制定了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计划，使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实行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正因为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控制人口数量可以为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提供前提条件，而提高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又会促进人口数量的控制。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的反作用我们不仅要了解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要认识到教育经济效益的产生是以一定的经济投入为前提的。教育一定程度上是指通过人力投资的基本形式——教育投资所形成的、按照有计划发展规律去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的活动。所以，教育协调发展根本的是要保证长期和持续的教育投入，这必须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具有制约和导向作用。经济的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先决条件，决定着教育的规模、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和教育手段，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着劳动力的素质和教育培养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总之，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教育的需求与供给，进而影响教育的协调发展。
因此，我们要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教育水平进步的关系，使两者间互相促进的功效达到最大。
篇8
这里讲的信用”,是以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广义信用。在市场经济中,信用集中、具体地体现在以资金为纽带的市场参与者的相互信任上。信用实现的程度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规范,社会扩大再生产就可以在正常、高效的基础上进行,反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扭曲,会波折重重。
信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有特殊的重要性:
首先,信用问题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各个角落。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的信用关系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前提的有机网络,这个网络中的某些环节断裂,必然对整个网络产生连锁性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呈现放射性恶性扩张的特征。特别是信用网络中的某些重要环节如金融、大企业间的相互信用等出现问题,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就更为严重、影响波及面就更为广泛和深远,其实际破坏性要比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大得多。
其次,信用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对社会道德水平发生影响,在一个信用水平不高的社会里,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都会扭曲,这就会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动摇;同时,社会信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市场经济的保障水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依靠法律作保障,而法律的威严只有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其行为负责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自80年代初开始,我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债务拖欠的规模越来越大,牵进去的企业越来越多。至今,债务拖欠关涉到几乎所有企业,整个经济领域信用严重贬值。不良的信用导致不正常的经济和金融运作:银行作为结算中介,对企业相互间的信用监督逐渐失效;因企业间相互不信任而设置的结算障碍如现金交易、款到发货等使商品流通速度减慢;商业银行在社会信用水平过低的现实下只能苛求过高的信贷安全保障,如要求贷款的高抵押率、项目的低风险性等,使得社会资金供给总量萎缩,制约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等。现在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良信用正从根子上腐蚀着我们的国民经济。
二、中国市场经济中形成不良信用的三大原因
(一)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企业出现支付危机
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的盲目导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国的许多世界第一”就是明证:如彩电生产线的数量世界第一;汽车整车生产厂的数量世界第一;电冰箱厂家数量世界第一;摩托车厂的数量世界第一;高星级酒店的数量世界第一等。市场旺盛的短暂需求盲目引导了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大量的企业因其商品价值不能实现而面临淘汰。这些面临淘汰的企业,无例外地发生支付危机,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信用不良的发源地。
(二)企业集团不良信用成为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企业集团的组建,自8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头戏之一。不可否认,企业集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织形式,在生产的集约化、产业的互补性、资金的集中使用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按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等方式组织起来的企业集团。即使是现在,企业集团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骨干作用。西方国家企业集团的组建,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其是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组合。
我国企业集团的组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拉郎配”的产物,如早期自行车行业中“永久”集团、“凤凰”集团的组建,就是把生产同一类产品而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经营机制等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企业人为地拢在一堆,事实上成为一个松散的企业集团,这并非生产要素自然组合的结果,除了商标统一外,根本失去了企业集团资源优化组合的意义。遗憾的是,类似行为在我国风起云涌,呈不断蔓延之势。90年代以来,大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加入了集团化改造的行列,企业集团”队伍更是空前膨胀。由于我国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较多,如对工商注册资本金的真实性无法实施有效监控;对企业集团并表核算的资产负债无权威机构去加以认定并负责;加上社会中介机构过多过滥而导致的不规范操作使企业资产的价值难以得到真实评定等,导致大量的企业集团空壳运行。貌似强大而实际虚化的集团”往往成为巨额融资的载体,集团在运行时其债务往往被架空,而一旦停止运行其债务就会落空。虚化的企业集团已成了吞食资金的黑洞,其不良信用是社会不良信用的关键。
(三)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为不良信用火上浇油
我国企业的高负债经营恐怕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在我国生产型企业的营运资金中,负债要占到70%以上,流通型的企业则这一比例为80%以上。尤为突出的是负债基本上是银行贷款(近年来拖欠应付款已成为企业负债的重要部份,但归根结底,这一部份拖欠款又会主要转化为被拖欠企业的银行负债)。这样的资金结构,使我国市场经济对银行信贷的变动过度敏感。用银行贷款进行投资与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投资主体对投资冲动的自我约束力度上是绝对不同的,拿来”的钱用起来总是“大手笔”!由于我们的市场靠信贷支撑,信贷一倾斜,市场就繁荣,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信贷投入去支撑这种繁荣,一旦这种繁荣畸型化,则大量的信贷资金就无法正常循环,社会信用就受到严重破坏。
近年来国际经济领域的例证和我国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靠高额信贷刺激和支撑的泡沫经济必然会逐渐破灭,进而导致大量的信用链断裂,最终对国民经济产生根本的破坏。1996年以来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近来已严重危及到号称世界经济强国的韩国、日本,并有演变成经济危机的迹象。有人将此次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金融炒家的袭击,我认为这仅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事实上,卷入此次危机的国家均是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信贷扩张的高泡沫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表面上十分繁荣,在金融领域风平浪静的时候可以维持较长时期的兴旺发展,但过度依赖信贷的脆弱性,决定了其经受不起冲击,出问题、甚至发生危机只是迟早的事!
欧美国家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较早,解决得较好,这些国家的企业,其营运资金中绝大部份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只占其总资金运用额的15%左右,无论是单个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还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比较高的。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运作基本建立在平实的基础上,尽管发展速度可能没有搞泡沫经济的国家快,但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发展性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三、重整信用、再理市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待理之事千头万绪,但首先要牢牢抓住信用”这个纲。在目前信用水平严重滑坡的现实下,重整信用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一)由国家出面,大规模重整国有企业的信用。
国有企业现在最头痛的问题莫过于资金不足、负债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偿付能力不足而互相拖欠货款并引起链状反应;负债过重使企业难于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导致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大量职工下岗;无力进行新投资促进产品上档次导致竞争力下降、逐渐被市场淘汰等等。国有企业形成今天这样的困难局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过多地对此进行探究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正视现实并寻求解决办法。国家有关部门近来准备采取三项重大措施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问题:一是通过税收上照顾以增强企业积累能力;二是对原来拨改贷”的资金逐渐转化为国家对企业的投资以减轻企业的利息负担;三是对企业的债务委托专门机构托管以助企业解脱债务包袱。我认为前两条确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且立竿见影,后一条其利弊有待实践检验。这些措施的实施,为重理企业信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国家应委托或组织专门的机构,将企业从上述优惠条款中得到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开信用上的死结。从一时一事或单个企业看此举可能收效不明显,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效果会逐渐从根本上体现出来。
(二)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应抓住牛鼻子——统借统还。
企业集团之间、企业集团与其它企业之间、企业集团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拖欠一般来说数额较大,实际债权债务关系有相当多的部份不明确。这里仅举一例:一个企业集团包括集团总部在内的多家成员单位,若都由集团作担保,或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在多家金融机构贷款,这个集团就很容易获得巨额资金。集团内部通过资金调度以后,往往会出现借钱的不用钱,用钱的不借钱,或以张三名义欠的债,而实际债务人却是李四。一旦发生信用危机,一是资金额过大难于清偿,二是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难于找出头绪。近年来许多企业集团空心化动作,大量的资金金蝉脱壳,债务甩给一个空壳集团,给社会留下巨大的信用不良问题。
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般来说资信情况较好,有一个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在融资上一般都由集团统筹,纵使有的下属公司直接对外融资,其集团也实实在在地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保证资格在实有资产担保能力范围内,企业融资保证能力的真伪由社会中介机构评判并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很少有大规模诈取或套取资金的情况发生。我国有必要迅速、及时地建立企业集团融资的有效监控机制,这个机制的牛鼻子就是对企业集团的融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手段可硬一点。对企业集团融资实行集中管理一刀切,这样,一则便于融资对象对企业集团的实力进行把握,二则也便于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强化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现代企业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实质上是以资金为纽带的),有效制约住盲目的投资扩张欲望。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企业的经营活力受到一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受到一定制约,但减小了泡沫经济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更有实际意义,通过整顿集团信用而促使社会信用状况好转,对理顺市场关系、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加强宏观调控,尽量减少重复建设。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什么?我认为是盲目的重复建设。一个大的投资决策失误,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的投资就可能付诸东流,而最终往往连基本责任人都找不到,这在中国是屡见不鲜的教训!投资失误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破坏社会信用,因此、加强宏观调控,减小投资失误是重整信用、再理市场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有意无意地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其实,无论哪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宏观调控手段和机制都是有力和成熟的。我国现阶段不是宏观调控过头了,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太小!可以肯定,在较长的时期内,我国市场经济的盲目调节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和发展,国家只有不断加强宏观调控力量,特别是通过必要的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手段,将市场盲目调节的危害尽可能降低,才能从源头上制约不良信用的扩张。
(四)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守信氛围。
建立有效的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社会守信氛围,是解决不良信用问题的治本工程。
现达国家普遍重视信用形象,而且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在那些国家里,一个企业、一个公民,若信用形象不良,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并很难再有发展机会。这就使得信用问题几乎受到每一个人的珍视。企业是由人管理的,企业的信用问题,根本上还是人的信用问题。长期以来,因科技水平所限,我国经济领域信息闭塞,一些信誉扫地的企业法人和个人,往往骗了东家骗西家,一路得逞。随着电子计算机在经济领域应用的大规模推广,信息的传递、调阅已经相当简易,但我国经济领域的信用问题,却依然相当严重,原因何在?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信息网络大多自成体系,这就为信息资源的共享设置了障碍。以银行为例,我国每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均自成一体,各地方商业银行的信息网络又自成体系,这样,在本系统范围内对往来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形象还勉强可以把握,但跨系统的信息就无从得知了,一些信用不良的法人和个人照样可以在各个金融系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行骗。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信用形象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此事应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权威机构来管理,也可主要依托金融系统来进行,原因有三:
1、成熟的技术手段。金融系统经过十多年的电子化建设,计算机的普及程度已相当高,只需要由人民银行出面筹建统一的电子管理网络,就可以实现金融系统间的信息资源共享。
篇9
跑马行船三分险。水上安全管理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水上安全形势好坏，既影响国家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又影响到社会稳定。然而，水上安全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如1999年“11.24”海难，导致“大舜号”沉没，死亡282人。2001年1月29日，重庆合川市一艘个体客船因严重超载触礁翻沉，死亡46人。这些事故的发生，不但使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社会所震惊，冲击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而这些事故的发生与我国的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领导干部安全意识淡薄，疏于管理，致使安全责任制落空、安全管理措施不力是主要的原因。同时，部分水运企业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毫不关心，重经济效益，轻安全生产，“要钱不要命”，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麻木不仁也是重要的原因。
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对社会水运资源的配置、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提高是起着根本性动因的作用的。因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是作为前提条件规定了水运经济运行与社会交互关系的特征的，制度所决定的选择取向对水运企业等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稳定的均衡更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对水运生产力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要避免负面影响的出现，就必须减少对制度的人为干扰。
无可非议，水上安全管理与我国经济发展相伴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水上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等，使水上安全生产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诸多问题，为水运安全管理的制度变迁造就了空间。因此，我们必须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对社会心理进行充分的分析的基础上，对水上安全管理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技术必须进行矫正，从而使管理更加合乎人类社会内在发展规律。
根据制度变迁中各主体所发挥作用的区别，笔者认为水运安全管理制度变迁的思路应该是：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发挥其积极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力量以提高资产的共性程度，特别是游戏规则的普遍适用程度，要通过法律程序构建游戏规则，使游戏规则具有公开性、普遍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败德性机会主义的内在冲动，增加理动机。具体地说，就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以事故预防为目标，通过提高败德成本，提高企业自我约束力，以科技进步和管理方式现代化为手段，督促水运企业及有关经济主体提高素质，构建现代的水运安全管理机制。总结以上思路，笔者认为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必须进行五个方面的创新。
一、以人为本，创新安全文化
以人为本，体现在水上安全管理上，就是必须以保障从事水运的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为最高原则，杜绝以危害人的生命与健康去换取物的安全和经济效益的非人道行为。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必须做到：一是要利用各种媒体和网络向全社会宣传安全知识，继续开展“安全生产月”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事故应急能力，创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二是要切实加强水运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突出抓好水运企业经营人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使从事水运业的所有人员在心理、思想和行为上形成安全生产的自我意识。
二、转变理念,创新管理方式
一是要实现水上安全管理从事后控制向事前控制的转变。
1999年“11.24”海难，因天气恶劣、救援力量有限等原因，长达7个小时都没有救援成功，导致“大舜号”沉没，死亡282人。就是随后不久的12月12日，在法国海域，一艘马耳他籍油轮断为两截，在风力10级环境下，船上20多名员工在很短时间全部救走。如果11.24海难救援更得力，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完全可以降到最低限度。这个事故所带来的惨痛教训，再一次提示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必须加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应急管理水平，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求。
目前，许多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建立了符合自己国家特点的应急救援体系，包括建立了国家统一指挥的应急救援协调机构、拥有精良的应急救援装备、充足的应急救援队伍、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国外应急救援体系的发展过程既有先进的经验值得借鉴，也有一些教训应当汲取：如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实施必须具有坚实的法律保障；应急救援指挥应当实行国家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基本原则；国家要大幅度地增加应急体系建设的整体投入；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确保应急救援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应急救援的主要基础是全社会总动员等等。
二是要实现由经验型管理向技术型、专业化管理转变。
过去，水上安全管理更多的是凭借规章制度的约束。诚然这种管理方式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随着当今水运行业的日益专业化，这一传统管理方式，无疑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应更多地依靠专业化、职业化队伍来实施有效的监管。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的角色的重新定位是其中的核心，水上安全管理机构不是万能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知识是有限的，知识的有限性和专用性决定了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理性的有限性。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机构要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以摆脱其“救火队”的职能与形象定位。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专家会议制是弥补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知识缺陷的合理选择。当然，在举行专家会议时，参与者的广泛代表性和会议程序的高度透明性是必不可少的两大要件。
三是管理客体应由船舶个体为主的“小安全”管理向水运企业的“大安全”管理转变。
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水上交通事故集中在乡镇、个体运输企业占80％以上。因此，水上安全管理方式必须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所有制结构的新变化及事故多发的特点，即由过去只注重对大水运经济主体的管理转向对各种所有制的经济主体，尤其是要强化对非公有制中小经济主体的安全监督管理。
三、科学管理，创新水运企业自我管理制度
水运企业是水运经济的细胞，是水运先进生产力的载体和经济增长的主体。水运安全工作的落脚点是企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创新是水运安全管理制度创新的基础。只要水运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好了，水运安全生产形势才能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当前，要逐步实现水运企业经营管理者和船员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和我会安全”转变，并形成企业安全生产的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通过强化水运企业的安全管理，提高水运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水运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确保水运企业安全生产，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措施。
四、结合先进科技，创新管理途径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要实现水上安全形势的根本性好转，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安全管理技术，如使用CCTV、AIS等技术，从硬件上做到安全管理更快、更全面、更直接、更有效，从本质上为遏制或减少重特大事故发生提供技术手段，使安全管理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从而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
五、完善法制，创新管理手段
水上安全管理职责的本质就是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对安全生产主体实施监督管理和监察的行政行为。目前，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必须以安全生产基本法为依据，清理、修改和完善过去各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条例，并同时废除与安全生产基本法不符合和不适应现实生活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条例等。
另外，水上安全管理机构应根据新形势和水上安全生产特点及发展趋势，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与中长期规划，切实改变安全管理工作只注重眼前应急，而忽视对未来防范的被动管理状况。水上安全管理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应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以增强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预测性和指导性。
再有，应依法强化水上安全管理监察，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维护生产正常秩序。在制度创新中，水上安全管理机构的主导作用，就是制定安全方面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且社会中任何经济主体所面临的规则应该是统一的。如果一方出现严重违反安全管理的行为能够不受制裁或只被轻微处罚，那么严守规则的另一方会陷入何等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规则也就会被所有经济主体视作“空头纸文”，安全管理秩序必然无从谈起。
在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变迁中，因环境的变化，从事水运业的经济主体在不改变其行为动机的前提下，必将改变其行为模式，以便更好地与已经改变了的环境因素相适应。因此，在实施创新的变迁时，水上管理机构还必须不断对新制度进行评价。就转变后的体制而言，是鼓励一种生产性努力的行为，还是鼓励分配性的努力就是评价水上安全管理制度变迁绩效的主要标准。
篇10
伴随着网络的兴起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随之兴起而得到发展。什么是电子商务呢？国际商会关于电子商务最权威的概念阐述：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实现整个贸易活动的电子化。从涵盖范围方面可以定义为：交易各方以电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交换或直接面谈方式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商业交易；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获得数据（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获数据（条形码）等。
电子商务从狭义的角度讲，是以互联网为主题，以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为支撑的先进的商务模式；广义的角度讲是基于电子信息网络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新的社会经济活动。电子商务的涵盖范围在不断扩展，电子信息网络不仅仅是互联网，还包括电信网、电视网和其他的电子信息网络，这个网络是广泛的。
国家现在强调重视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电子商务目的就是将交易电子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获得更大的利益。要达到电子商务的这样一个目标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诚信是基石
2009年2月23日《电脑报》头版写到：“‘淘宝此前假货超过70%，现在也还有30%。’当当网CEO李国庆炮轰淘宝是中国最大的假货交易平台。按照这种说法，淘宝2008年999.6亿人民币的规模，其假货价值超过300亿人民币，这已经超过一个小国的GDP。”这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电子商务诚信问题现在已经处在了风口浪尖。
诚信，从电子商务登陆中国以来，一直都是电子商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瓶颈。由于消费者同电子商务企业通过网页交流，双方很难有面对面直接沟通的机会，彼此的信任是通过感受和体验等比较初级的手段来建立的，并没有成熟的体制或者适合的载体来支持开放性的真实信息的传递。消费者无法准确地知道经营者的信用状况，只能凭借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进行消费；经营者无法完全地了解消费者的真实程度，只能遵循着对方的需要和要求实现销售。双方在交易中的诚信度的衡量，没有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控制体系，这使中国的电子商务难免有许多尴尬和无奈，极低的交易成功率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要建立完善的诚信体制有以下三点：（1）完善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执法；政府对诚信行业的监督管理；行业自律等。（2）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制。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评价与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建立信用奖惩机制等，由此逐步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诚信社会。（3）培养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诚信消费习惯。
二、安全是保障
众多的调查发现，另一个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是安全问题。美国密执安大学一个调查机构通过对23000名互联网用户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人由于担心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而不愿进行网上购物。由于互联网的全球性、开放性、无缝连通性、共享性、动态性发展，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入互联网，特别是“黑客”们可能会采用各种攻击手段进行破坏等犯罪活动。此外“黑客”的犯罪行为大都具有瞬时性、广域性、专业性、时空分离性等特点，通常“黑客”很难留下犯罪证据。可见，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安全问题远比传统商务的安全问题复杂得多。因此，建立完善的安全体制和安全技术的提高是电子商务顺利发展的保障。
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可以通过以下方法：1．在技术层面上通过网络安全技术提高电子商务系统的自身安全能力；2．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手段保障电子商务的安全；3．通过各种形式的以第三方交易平台与认证平台等机构为电子商务安全提供保障。加强网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的工作，切实提高电子商务安全。
三、交易模式的创新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源动力
中国电子商务大多数处于电子信息的层次，没有充分发挥电子商务的作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新的交易模式。大多数电子商务网站基本上都是货架式的交易模式，网站将产品信息陈列于网页之上，这些交易模式的共同特征就是交易形式的电子化，没有什么创新。在现有的交易的模式下，可以考虑发展下面两种模式：
（一）发展拍卖型的交易模式。通过控制合理竞价，提高交易效率，减少效益双方的风险。这种模式在如今的电子商务交易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这个模式的要点是控制合理竞价。
（二）易货交易模式，就是以定量货物作为交易媒介（充当一般等价物），交易各方均由交易中心（独立第三方机构）接管。这种易货交易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一种交易，在原始的时代只能做到一对一，如今有网络的支持，可以多方参与易货。多方易货的魅力就是依托网络的空间，为了交易的实现可以有第三方、第四方等多方的参与，加速货物的流转。同时这种交易模式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定量货物，就是一种虚拟的货币。
四、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相关行业的强力支撑
电子商务是通过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相互制约与协调来完成交易的。
（一）信息流是电子商务交易前提，包括数据采集、归纳、分析、处理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将这一部分进行业务外包，由其相关行业（如：专业网络公司和软件公司）来完成，这样会更专业、更高效。
（二）资金流是电子商务交易顺利完成的保障，而资金流的安全需要第三方支持，如：网上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
（三）物流是电子商务交易由虚拟转换到现实，将货物送达买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达到高效率和高利益而产生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形式，使物流独立于交易双方，促进了物流与相关行业的发展。
相关行业的支撑使得电子商务顺利、合理发展；同时电子商务也促进的相关行业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五、结束语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地扩展，对电子商务的理解也会不断的深入，这样能够更好的发挥电子商务的作用，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篇11
交通运输作为一个特殊的物质生产部门，通过专门从事货物和旅客运输服务业务，使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得以正常进行，具有社会基础结构、公益服务和物质生产等多重属性。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它是社会经济发展、文明传播的前提条件；作为公益事业，它通过人员往来、货物区际交流联系千家万户，实现人和物的空间位移，支持各行各业的经济建设和区际交往。在2006年，江西省交通运输系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十一五”交通运输建设目标，全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成179.4亿元，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36759万吨,比上年增长10.5%,货物周转量947.8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7.5%；完成旅客运输量43239万人,比上年增长3.6%,旅客周转量654.5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8.4%。
虽然江西省政府决策部门、学术理论界提出了“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产业，必须领先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率先发展”,但就国民经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交通运输业的具体规模需求以及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所进行的研究依然严重滞后,对于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感性而非理性的层面上，停留在定性而非定量的水平上，这必将严重影响江西交通运输发展战略制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如果交通运输业发展不能按照与国民经济互动关系的架构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必需的支撑和保障，那么必将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定量研究江西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丁以中在《交通运输业与经济的关系研究》(1997)一文中建立了交通运输――经济模型，对交通运输业与经济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汪传旭在《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分析模型及其应用》 (1998)一文中则运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了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关系；刘建强、何景华在《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2002)一文中主要从协整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的检验入手，对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朱顺应等人(2004)提出了客观模糊评价方法，设定了评价指标的评语集、评语值域和模糊隶属度函数，然后对我国1991～1999年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进行了评价，得出了不适应性结论；何满喜(2005)运用灰色系统建模理论和数量经济的方法对浙江省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了交通运输业内各重要指标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武旭(2005)将交通运输系统与经济系统看作是互为输入输出的投入产出系统，通过建立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模型，得出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有效性指数和状态协调度的计算公式。
国际上对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关系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尤其是在对交通运输业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的研究方面论文、论著比较丰富，但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过了以大量投资进行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恶补交通基础设施木桶短板的阶段，其经济环境早已进入了成熟优化的后增长阶段，因此他们的研究虽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方法论方面对我们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从总体来讲，我们无法照搬。
以上研究成果从实证方面，对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有所不同，因此对现阶段江西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定量分析仍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江西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分析
考虑到统计指标的代表性和统计数据处理的可行性，选择了江西省“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旅客运输量”、“旅客周转量”、“全省GDP”五个指标在1998～2006年的数据如下：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这五个统计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51%、6.58%、3.87%、8.78%和12.12%，它们都呈现快速增长状况，其中，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是货物运输量、货物周转量、旅客运输量和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长率的1.86、1.84、3.13和1.38倍。而它们的内在联系如何呢？下面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建立江西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年GDP的预测模型。
三、江西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SPSS软件,对1998年～2006年间 “货运量”、“货运周转量”、“旅客运输量”、“旅客周转量”、“全省GDP”这五个变量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到下表所示的结果：
表2Correlations(相关系数)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省GDP与“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客运量”、“客运周转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r1:0.997、r2：0.838、r3：0.934、r4：0.893，由于相关系数在0.8～1之间时表明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由以上结果可以得出江西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存在高度依存的关系。
四、江西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年GDP的预测模型分析
选取Y--江西国民经济年生产总值（单位：亿元）作为因变量，以X1--货物运输量（单位：万吨）、X2--货物周转量（单位：亿吨公里））、X3--旅客运输量（单位：万人）、X4--旅客周转量（单位：亿人公里）为自变量建立如下形式的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为回归常数,为回归系数，为随机误差。
由上面分析可知,因变量Y与自变量高度线性相关，因此，选用逐步回归法，通过SAPSS软件运行结果如下：
表3 Variables Entered/ Removed(变量进入/移出)表
表4 Model Summary(b)(模型概述)表
表5 ANOVA(b)(方差分析)表
表6Coefficients(a)(回归系数)表
表7 Excluded Variables(b)(被剔除的变量)信息表
aPredictors in the Model: (Constant), 货运量
bDependent Variable: GDP
从表3和表7可以看出，只有变量“货运量”进入了模型，所选择的另外3个变量“货运周转量”、“客运量”、“客运周转量”，与第一个变量之间有线性关系，它们的偏回归系数都大于0.05,因此不能进入预测模型之中；从表5可知，模型的偏回归系数为0小于0.05，因此Y与X1间有线性关系；从表4得到的模型的相关系数为0.997，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比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的平方值为0.995，表示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99.5%的变异性，且模型显著，即：该模型有意义。从上面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江西交通运输业的货物运输量对江西年GDP的变异量的解释率可以达到99.5%，因此根据表6，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Y=-2686.047+0.195X1
Y（亿元）--江西国民经济年生产总值
X1--货物运输量（单位：万吨）
五、结论
交通运输是现代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以上分析可知，江西交通运输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尤其江西省“GDP”与“货运量”、“客运量”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0.997和0.934；在所建立的模型中，变量X1（货物运输量）是江西国民经济发展有效的表征，货物运输量每增加1万吨，江西国民经济年生产总值将增加0.195亿元。因此，在当前阶段,为了实现江西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发展，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应该积极实施扶持交通发展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建立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
参考文献：
[1]孙湘海:中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应用研究，2007,(3)
[2]万华:江西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战略思考 [J]．商场现代化，2007,(5)
[3]武旭:交通运输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4]江西统计年鉴1999―2007[M]．中国统计出版，1999-2007
[5]何满喜:浙江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J]．2005,6
篇12
当前我国有1500多个县（不含县级市）。这些县的土地面积占我国总土地面积的90%以上，县域人口的数量也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以上，工农业的总产值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以上种种数据表明县域经济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与我国国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本文主要以大田县为例进行分析。大田县的县域经济属于资源禀赋型，这种类型在我国的县域经济中十分典型且分布极为广泛。因此，以大田县为例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二、研究区概述
林业资源一直是我国自然资源中十分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越来越深入到各个领域之中。林业的发展领域也在积极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县域经济的发展与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某些时候是相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县域经济为了得到更好地发展会违背林业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论文研究的样本福建大田县地处福建省的中部，位于三明市的东南面，地理坐标117°28′58″-118°03′13″E，25°28′53″-26°09′42″N。全县横贯东西宽57km，纵贯南北长75km，地形南北走势，土地面积22.94万hm2，含18个乡镇。截止到2009年末人口数达367184，县域经济国民生产总值66亿元，其中人均20401元。
三、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2005年―2009年间福建省大田县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大田县林业现状统计资料和林地征占用使用情况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结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进行研究。其一，对县域经济和林业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依据林业资源的变化指标和国民经济指标做为样本，对这两组样本中的各个数据两两一组进行对比分析，将数据记录成关系数矩阵，并分别置于SPSS（统计产品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用相关系数来衡量两个数据集合之间的线性关系。当一组变量显示为正态分布，且二者呈现线性关系时，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程度总体上是简单相关。其二，要建立县域国民经济预判模型。通过对两组数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将县域的国民经济与林业的各项指标分别以因变量与自变量表示，利用多元的线性回归方程构建县域国民经济的预判模型。假定自变量县域国民经济和因变量林业各项指标之间呈线性关系并进行分析验证。
在数据信息的处理方面，主要使用Excel2010和SPSS17.0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结果分析
经过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最终就县域经济与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归纳总结。
首先，在县域国民经济和林业资源经济方面，通过对大田县的林业资源经济的量化分析，选取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分析两者的变化规律指标，借以反映林业资源经济在县域国民经济的不同时期所起作用与关联性关系。通过整合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林业资源经济与县域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具有极强的关联性。林业资源经济的发展和县域经济呈现正相关的趋势：一方面林业资源经济的发展与其自身规律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林业资源经济也与相应时期的国家政策相联系，随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总体上来看，林业资源经济与县域国民生产总值呈现线性关系，林业资源经济是县域国民经济的自变量，对县域国民经济的产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国内生产总值。
其次，从林业的保护与利用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来看，结合大田县从2005年―2009年的林地征占用情况可以看出，大田县资源禀赋型的经济生产模式必然会因资源的开发而大量征占用林地。县域国民经济和征占用林地的上升趋势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3]。
再次，从林业中的各个因素都与县域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林业方面包括：林业总产值、有林地面积、林地保有量、林分蓄积、征占用林地面积和征占用林地数量等因素；县域国民经济方面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工业总产值以及农林牧渔总产值等。两两相比较可以发现两方面因素呈正相关的几率很高。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林业的各项因素与县域国民经济呈现正相关趋势，可以建立线性回归的县域国民经济预期模型。经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定性分析预定量分析，结合实地调查和各种文献数据，建立的关于大田县县域国民经济最优预期模型为：
Y=18570000+5.136X1-149.837X2+13.123X3+0.153X4
在模型中，因变量Y为县域国民经济，自变量X1为林业总产值、自变量X2为有林地面积、自量X3为林地保有量、自变量X4为林分蓄积。
五、结束语
对县域经济与林业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分析能更好地认识林业发展。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县域经济与林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依赖。通过本篇论文的分析可以选择最优方案实现县域国民经济预判，在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将林业发展成为以实现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的新型林业。
参考文献：
[1]苏迎平.生态文明视角下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演变内在机理分析[D].福建农林大学，2012.
[2]黄贤松.县域经济与林业可持续发展关联性分析――以福建省大田县为例[J].林业勘察设计，2013，01：17-20.
篇13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有关国民经济的论文范文二：互联网金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国民经济的主要影响
(一)衍生出依托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
由于互联网自身具备的高效便捷的通信能力和快速准确的运算能力，产生了一批依托互联网庞大的消费群体而形成的全新的经济形态，这一类经济形态被称为互联网经济。狭义的互联网经济主要由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络游戏四大核心产业构成。其中以电子商务产业中的阿里巴巴集团发展态势最为迅猛，其创立初时资产总规模仅为1亿元人民币，此后依靠电子商务迅速扩张，2014年在美国上市时净资产总额估值已超2300亿美元。
(二)传统产业的营销模式得到了革新
美国著名学者波拉特早在1977年就准确的预见传统产业在遭遇互联网经济所产生的变革，并创造性的将社会产业部门划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果不其然，当下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与其他传统产业实现融合和渗透，传统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边界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互联网经济另一个重要特征信息高度渗透性。以汽车电子产业、光学电子产业为例，两大产业充分融合了信息服务和基础制造，实难再以单一的产业结构学说来进行清晰划分。
二、国民经济立足于互联网金融下的发展前景
创新不仅是技术成长的动力，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过去，为了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我们采取的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但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当前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自主创新为支撑，即使用市场也换不到核心技术，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也难提高。须知，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和技术移植绝不会成长为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所以，借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共同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一)将重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互联网经济带领我国走进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农业为基础、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产业格局。在此环境下，国民经济发展不仅要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引导相结合，比如，积极改造传统产业，对信息程度大、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政策扶植和资金鼓励，对于产能相对落后的僵尸企业提供兼并和信息化改造指导。加快推进第三代移动通讯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研究和运用，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竞争水平上的重要作用，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比如新型工业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的融合，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带动工业化，运用工业化提升互联网技术水平，推动传统工业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耗费少、环境污染小的道路。
(二)将直线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正逐步被削弱。经济学家认为，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第三驾马车就是净出口，因此，依托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成为了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突破口之一。由此，企业可利用自动化设计和生产系统(CAD、CAM)来提高企业劳动生存率和产品质量;或借助管理信息系统(MIS)来综合分析经营管理水平，为管理者提供科学的决策建议;或采取业务处理系统(TPS、EDP)来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又或是运用经理信息系统(EIS)向企业所有者及最高层管理者提供全面的企业管理信息，集合多元信息技术合力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
(三)将加快市场经济活动释放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