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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风险以外，新药研发还有一些自身特有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新药研发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四个阶段：
（1）实验室发现阶段的决策风险，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市场需求等方面。
（2）临床前研究阶段的技术风险和药物固有的风险，技术风险包括技术不成熟、不先进和技术的难度、复杂性等方面；药物固有风险表现在安全性低、活性不高、稳定性不好等方面。
（3）临床研究阶段的质量风险、法律风险和管理风险。
（4）新药申报阶段主要考虑药品注册法规或相关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
二、研发风险阶段的划分
研发大致分为决策阶段、技术阶段、生产阶段、市场阶段。决策阶段包括：市场调研与技术预测、技术评价与创意筛选、可行性研究与论证决策、项目立项与计划制订。技术阶段包括：项目启动与技术方案实施、技术难点攻关及相应技术研究、信产品或新工艺的设计、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产品定型。生产阶段包括：试产及小批量生产、大批量生产。市场阶段是指新产品的市场营销。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风险。
不同行业之间的研发过程会存在差异，使得研发各阶段的风险在形式上、内容上、特征上不尽相同。在制药行业，一般需经过以下5个阶段（决策阶段除外）：（1）概念开发与前期研究。包括化合物方案筛选，成分提取或合成，药理学及动物学实验。（2）临床前试验。包括进一步筛选方案，毒性、药理性、副作用、耐药性试验，合成路径备选，稳定性分析与试验，临床试验准备。（3）临床试验。包括健康志愿者试验，病人试验，剂量、用法、禁忌、毒性等的规定、生产方法与工艺设计、工厂设计。（4）专家评审、检验、注册与生产。（5）销售。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应该将研发阶段和风险类别相结合，如果单独从阶段特征或风险特征来考察研发风险，则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三、项目风险因素的层次和相互关系
新药研发项目的风险是一动态负责体系，项目风险因素及其要素，需从项目整体上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及其要素在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层次关系，并且这种地位和层次关系随项目的进展而不断变化。通常这些指标的第一个特征是层次性，各类指标被划分为若干层次，下一层次的指标是上一层次指标的细分。第二个特征是定性指标较多，而定量指标很少，对于风险的综合处理和计算，是一瓶颈。第三个特征是主因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主因素和各要素形成一立体交互网络体系。对于具体项目而严，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此外，由于新药研发是一个价值不断发现的过程。随着药物研发的不断深入，各种风险的地位和主次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研发实验室阶段，主要为资金风险和研发技术风险；如进入中试阶段，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和生产风险则为主要风险指标；到达申报阶段，主要考虑政策风险和管理风险；成功开发，到达上市阶段，则主要考虑市场推广的资金风险、营销风险和市场竞争风险。
对于项目投资和成果转化而言，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新药项目，对其进行评价时，需考虑的风险侧重点也不同。对于早期项目，更看重项目的发展性和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及其技术风险；对于中试和临床前申报阶段的项目，市场需求、技术适用、专利、生产实施条件、相关法律法规是需要着重考虑；对于取得临床研究批准文号的项目，则需重点考虑临床研究的技术质量风险、市场定位、产品壁垒和保护等因素；对于已经上市的品种，产品综合竞争力、市场营销风险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等因素是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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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尔菲法
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风险识别过程中，德尔菲法是Q•赫尔穆与N•达尔克在20世纪40年提出，这种风险识别方法的基础在于对专家能力的利用。当然这种方法已经在社会经济、工程等多个领域的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德尔菲法主要是通过组建专家队伍来对项目投标中的风险做出分析。专家队伍主要是由项目风险小组来进行选定，通过专家意见和整理专家意见并反馈给专家队伍来获得意见。最后将统一的专家意见当做软件工程项目投标风险管控策略选取的依据。
（三）情景分析法
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情境分析法主要是以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为依据，对系统内外问题开展系统的分析，并设计得出多种可能发生的前景，随后对这些画面以及情景做出描述。在此过程中，社会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技术因素是必须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一般情况下，情景分析法可以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十分有效的作用：一是提醒软件工程项目投资的决策者需要注意一些政策和措施所引发的风险；二是对一些影响未来工程项目投标的关键因素做出研究，尤其是技术发展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中所产生的风险。由于情景分析法建立在假设以及可能性的基础上，所以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中，可以得出多种不同的情境，从而为软件工程项目投标风险的防控工作提供更多依据。然而由于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和复杂性，所以在我国的软件工程项目投标风险识别过程中，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四）核对表法
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软件工程项目投标企业可以将曾经出现过的风险以及其他企业曾经出现过的风险进行总结、整理与罗列并形成核对表。通过对核对表的查阅，工作人员可以了解到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可以通过总结各类风险应用中的经验和教训来确定使用何种风险管控策略来对风险发生几率以及风险损失进行控制。在核对表的制定中，主要内容包括其他软件工程项目投标成败原因、项目管理成员能力以及相应软件工程项目的合同、进度、质量、成本、范围以及各类资源等。虽然这种风险识别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并不能发现较多的绝对量，但是却具有着一定的针对性，所以在这种识别方法的使用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其他风险识别方法所不能识别的潜在风险。
二、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的风险管控
（一）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的规避
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的规避主要是通过变更计划来制约风险产生条件的生成，从而保护软件工程项目投标主体能够避免受到风险所带来的过度影响。与其他风险管控策略不同的是，风险的规避主要是对风险产生的损失作出控制，而不是对风险进行消除。因此，风险的规避主要体现出了两点特征：一是通过使用事前控制策略对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产生的几率进行降低；二是通过事前控制与事后补救的结合来实现损失程度的降低。风险规避作为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能够最有效降低风险所产生的损失的方法，是软件工程项目投标阶段开展风险管控工作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风险规避的方法包括程序法、教育法以及终止法。其中程序阿发主要是通过提高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个性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以及标准化程度来避免风险造成过大损失；教育法主要是通过对参与软件工程项目投标工作的工作人员开展教育来让工作人员认识到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从而在提高工作人员风险防控意识以及防控能力的基础上降低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终止法则主要针对较大的风险或者过大的损失，这主要是因为终止法是通过终止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行为来规避风险造成过大的损失。由于这种风险防控策略在避免风险以及风险损失的同时也放弃了让企业获得效益的机会，所以即便这种方法能够最有效的对软件工程项目投标中的风险做出防控，也并不是软件工程企业在投标风险管控中经常考虑的方法之一。
（二）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的降低
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降低可以理解为对风险的缓解而并非完全的消除与避免。这种风险管控策略体现在降低投标过程中风险产生的概率以及降低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两个方面。实现风险降低的手段主要是对风险做出有效的监控与环节，在构建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上确保风险的及早发现与及早解决，从而降低风险产生几率。在使用风险降低策略对软件工程项目投标风险进行管控的过程中，首先要承认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的不可完全避免性，并以积极的态度来最大化的避免风险对投标主体造成过大损失。
（三）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的转移
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风险的转移主要是将管控风险的责任和权利以及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转移个其他主体承担。很明显，在风险转移策略中，并不能对风险进行完全消除，而是与其他主体来对风险进行承担。在软件工程项目投标过程中，由于要做到完全的规避风险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和较大的管理难度，所以将风险转移给其他主体承担则更为方便。在软件工程设计内容复杂以及分工逐渐细化的背景下，参与投标的软件工程企业也并不一定能够独立完成业主所要求完成的任务，所以投标主体可以利用分包形式来对投标过程中的风险进行转移，这种策略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会让投标主体面临过大的风险；二是能够在工程质量以及工程进度等多个方面做出更为良好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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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评估
1.1科技评估的概念
2000年12月28日科技部颁发的《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将科技评估定义为“是指由科技评估机构根据委托方明确的目的，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方法对科技政策、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发展领域、科技机构、科技人员以及与科技活动有关的行为所进行的专业化咨询和评判活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科技评估是对与科学技术活动有关的行为，根据委托者的明确目的，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依据大量的客观事实和数据，按照专门的规范、程序，遵循适用的原则和标准，运用科学的方法所进行的专业化判断活动。其结果要归结为能够回答委托者特定目的评估结论和评估分析。
1.2科技评估的范畴
科技评估的范畴主要是职能性评估和经营性评估两大方面，职能性评估是指对政府科技活动有关行为进行的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和判断，为政府有关部门发挥决策、监督职能提供服务。经营性评估是指对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与科技活动有关行为进行的客观的、科学的评价和判断，为他们对被评事物的决策、判断提供参考依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评估作为一种咨询活动，不应仅仅只为政府决策服务，还应深入到市场中的各类科技活动之中，接受非政府机构委托的评估任务，如企业投资项目的科技评估、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评估、企业产权交易中的科技评估等。
1.3科技评估的分类
科技评估可从不同角度分类。从评估时间上，可分为事先评估、事中评估、事后评估和跟踪评估四类。事先评估是在某项科技活动实施前所进行的评估，主要包括实施该项活动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内容。它常常带有预测的性质，但不同于一般的预测分析；事中评估是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进行的监督性评估，着重检验是否按照预定的目标、计划执行，对前面工作的进展与预期效果进行比较，并对未来进行预估，以发现问题，调整或修正目标与策略；事后评估是科技活动完成后进行的评估。另外，从评估空间上，可分为国家评估和地方评估；从评估规模上，可分为宏观评估、中观评估和微观评估；从评估方法上分，可分为定性评估、定量评估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从评估形式上，可分为通信评估、会议评估、调查评估、专访评估和组合评估等。
1.4科技评估的方法
评估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概念包括评估准备、评估设计、信息获取、评估分析与综合、撰写评估报告等评估活动全过程的方法，狭义概念特指评估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科技评估可选用的方法多种多样，关键是要依据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选择评估方法。常用的分析评价方法有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指数法及经济分析法和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评估方法等。
2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和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企图运用系统的、综合的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有效地扩大投资活动的有利因素，控制和抑制不利因素，达到以最小的成本，安全、可靠地实现风险投资利益的最大化。
2.1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是指对企业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存在于企业自身周围的风险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无论是潜在的，还是实际存在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是企业内部的，还是与企业相关联的外部的，所有这些风险在一定时期和某一特定条件下是否客观存在，存在的条件是什么，以及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等，都是在风险识别阶段应予以回答的问题。在风险投资中，风险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是由公司之外的各种因素引起的，如战争、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高利率等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风险，是不能通过多角化投资而分散的，因此又称作不可分散风险或市场风险。重要的系统风险有政治风险、法律法规风险和政策风险等。非系统风险也被称作可分散风险，它是由公司本身的商业活动和财务活动带来的，如企业的管理水平、研究与开发、消费者需求的改变、市场营销风险以及法律诉讼等，其可以通过多角化投资组合而分散，是公司特有的风险。重要的非系统风险有决策风险、财务风险、信用风险、完工风险和市场风险。作为风险投资者，其关心的往往只是项目的系统风险，因非系统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投资组合而得到分散。
2.2风险衡量
风险衡量对已经识别的风险进行分析评估，以确定其损害程度的过程。风险衡量的方法分为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和定量风险评价方法两大类，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又可分为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传统的主观评价法主要有观察法、资产负债表透视法和事件推测法等。现代的主观风险评价方法致力于将传统主观方法涉及到的因素综合在一起，并且设法将传统上的主观方法的定性分析特征转向定量分析上，由此而将主观分析扩展到能够同时完成综合评价风险因素与测量风险临界值的双重任务。现代客观风险评价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Z记分”方法。作为一种综合评价风险企业风险的方法，“Z记分”方法首先挑选出一组决定企业风险大小的最重要的财务和非财务的数据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在预先显示或预测风险企业经营失败方面的能力大小给予不同的加权，最后将这些加权数值进行加总，就得到一个风险企业的综合风险分数值，将其对比临界值就可知企业风险的危急程度。定量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风险图法、决策树法等。
2.3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指在对风险进行全面的分析之后，实施各种风险控制工具，力图在风险发生之前消除各种隐患，减少损失产生的原因及实质性因素，将损失的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实施风险控制的步骤是风险预测——风险决策——实施决策方案——方案的成果评价。风险控制的主要方法有风险规避、风险预防、风险分散、风险转嫁、风险补偿、风险抑制等。
3科技评估与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
科技评估与风险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科技评估作为一种专业化判断活动，在介入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后，其任务便是对风险进行识别和衡量，其结果作为风险投资机构投资决策和制定风险控制实施方案的依据。可见，在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中，科技评估实质是风险的识别和衡量的过程，而风险管理还包括了风险控制的实施过程，这样科技评估就可以作为风险管理一个组成部分，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促进共同发展。科技评估与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的关系如附图所示：
3.1科技评估是提高风险投资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技评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已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评估规范和技术方法，在评估设计、评估信息采集、综合分析、评估质量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成熟，同时，由于科技评估机构长期致力于国家和地方各类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研机构等方面的评估，对于科技产业、科技政策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其他咨询机构无法比拟的。而我国风险投资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还未出台较为完备的有关风险投资事业的行政法规，风险投资机构的风险管理机制还很不健全，对风险管理人才培训的投入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将科技评估运用到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中将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管理效率。
3.2科技评估方法是衡量风险投资风险的有效工具
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是科技评估方法应用的基本思路，这与现代风险评价所采取的方法既有相近又有其独到之处，科技评估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多指标综合评估方法，它是在对多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设计一套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并对每一个评估指标都制定具体的标准和统一的计算方法，使其能对金额、人数等可计量的指标进行定量评估，同时对社会影响等因素亦可做定性评估的描述。这与上面介绍的“Z记分”方法仅依靠可计量的数据作为评价基础相比较更为有效。采取科技评估方法衡量投资风险也更为准确、可信。
3.3科技评估是推动风险投资管理创新的动力
引入评估机制，使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选择与投资决策相分离，使得风险投资管理更为透明化，也遏止了内部人员的“暗箱操作”等种种不良现象。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的评估中介组织的运作，将能使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层能更客观地认识到投资风险，从而可集中精力于投资决策，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保证投资的科学性和安全性，也提高了投资成功率。
3.4科技评估参与风险投资管理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科技评估工作现阶段主要是为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主要是国家和省、市科技管理部门服务，而且大部分科技评估机构是由科技管理部门所属的有关单位，如软科学研究机构、科技咨询机构、科技情报机构等部门产生，但由科技管理部门所属的单位评估科技管理部门的科技项目、科技计划等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受到科技管理部门的影响。因而，评估水平难以提高。因此，科技评估机构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和各类资产评估机构一样，应逐步社会化和多元化，如参与到风险投资管理的咨询工作中，只有社会化、多元化，才能充分引进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提高评估水平，促进科技评估事业的发展。
3.5科技评估促进风险投资实现动态管理
风险投资从进入到退出的全过程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风险，实施某项投资决策前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以确定各种存在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行投资后，还应深入到所投资的企业进行跟踪调查分析，对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市场竞争状况，企业的发展趋势与步骤等，经常进行科学的、系统的分析与判断，发现潜在的风险，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它的发生或降低它的危害；风险投资退出后，还要对风险投资的效果进行测评，总结经验与教训，作为今后投资决策的参考。可见，风险投资的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现管理目标需要实施一系列的评估，科技评估的事前、事中和事后评估能够满足这一要求，促进风险管理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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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及生成机制进行了研究。此外，作为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矫正的一大热点问题，不少学者对如何协调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刘灿辉等[8]运用最小二乘法对6家上市银行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缓冲资本具有顺周期性。吉余峰和缪龙娇[9]在论述商业银行顺周期性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对16家全国性及地区性上市银行2000—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具有逆周期性，而股份制银行资本缓冲则具有顺周期性。唐梅和林友绪[10]以沪深两市31家上市金融企业2007—2009年季度财务报表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上证指数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证明在我国上市金融企业中运用公允价值会计会产生顺周期效应。鹿波和李昌琼[11]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以及自身贷款增长率较高时期都会减少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刘玉廷[12]指出，金融保险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是大势所趋，体现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独立性，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黄世忠[13]分析了公允价值会计顺周期性的传导机制，认为FASB和IASB于2009年提出的从会计层面应对顺周期效应的策略只是权宜之计，且具有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只有从监管层面应对顺周期效应，从制度上建立起有利于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郑伟[14]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2009年11月的《金融工具：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预期损失模型的采用体现了会计准则对来自金融监管部门压力的妥协，意味着会计独立性遭到破坏，我国对此应当秉持充分谨慎的态度。刘星和杜勇[15]在通过计算实例对预期损失模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分析其优缺点，认为预期损失模型在我国银行业的实施只是时间问题。姚明德[16]从模型计量的对象、内涵和方法层面上分别论证了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的预期损失模型与巴塞尔协议计量预期损失模型的异同，为协调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提供了借鉴。胡建华[17] 指出，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变化之中，指标非平稳，含义不明确，且由于缺乏完整的周期性数据的检验，指标的可靠性尚未被证明。
本文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此与会计准则相比，金融监管明显侧重于审慎性而非客观性， 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二者必须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二、资本监管下会计准则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强化机制
正是由于监管部门对会计信息的过度依赖，使原本旨在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准则得以通过资本充足率这一传导机制影响到监管的成效，大大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1资本监管下贷款损失准备计提规则的顺周期性
金融危机前，各国会计准则普遍要求商业银行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来确定应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所谓已发生损失模型，采用的是基于过去交易或者事项的“发生观”，要求会计主体在确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时，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换言之，银行只能对已发生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未来可能发生并能有效估计的损失确认减值，而不能将未发生事项作为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依据。这一规则有效地限制了银行管理层通过非公开透明的方式操纵利润，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充分体现了会计准则客观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目的，但被用于监管目的时，则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
从监管角度看，银行经营应充分遵循审慎原则，以维持金融与经济稳定。当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时，贷款的信用风险逐渐积累，银行应当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信用损失，计提较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一来为经济衰退时集中出现的贷款违约损失作准备;二来银行得出的净利润减少，导致可被计入资本的数量下降，银行为维持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得不限制信贷投放，从而避免风险过度积累。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信用风险集中具体显现出来，由于此前计提了较为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银行不必大量确认减值损失，[dylW.net专业提供教育论文写作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净利润下滑幅度小，银行放贷能力受到的制约减少，从而避免信贷过度紧缩导致经济一再下滑。然而，会计准则在规定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规则时并不考虑监管目的，而是只关注当前时点所显现出的信用风险状况，因此表现出相反的作用。经济繁荣时由于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贷款违约率较低，银行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不能反映已逐渐积累的信用风险，因而低于银行监管所需水平，信贷的过度扩张对经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经济衰退时这一作用更为明显，大量确认的减值损失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能力，导致经济继续下滑，贷款违约情况进一步恶化，银行不得不继续确认减值损失，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一机制使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被大大强化。
2资本监管下公允价值计价原则的顺周期性
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主要针对银行的交易账户，规定银行对交易账户的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若能够获取市价资料应当尽可能地运用盯市原则，若无法获取市价资料应当采用模型估算其公允价值。由于交易账户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是银行为实现短期获利或者维持流动性而持有，市价的变化与之密切相关，因此公允价值计价原则从理论上而言是合乎逻辑的，有利于反映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但在实践中，由于金融资产价格受到市场供求影响可能发生较大波动，资产的公允价值往往与资产实际价值发生偏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在资本监管过度依赖会计信息的情况下，强化了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
当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金融资产价格往往会出现非理性上涨，严重时导致资产泡沫的形成。银行对交易账户中的金融资产大幅增加账面价值，同时按照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分类，分别在利润表中确认收益和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估值利得。虽然资本监管将后者从资本计算中剔除出去，但监管资本要求仍然相对容易满足，使银行得以继续扩张信贷，推动经济继续上涨，金融资产市场价格进一步偏离真实价值，引起下一轮信贷扩张。经济不景气时期，资产泡沫破裂，恐慌抛售使金融资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下跌，银行不得不大量确认账面损失。与此同时，按监管制度的规定，银行资本基础被严重侵蚀，银行为将资本充足率水平维持在最低监管要求之上，不得不抛售金融资产和紧缩信贷，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继续下跌，而盯市原则下，下跌的金融资产价格又成为新的公允价值确定基础。此外，由于监管部门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会将金融资产未实现估值损失直接从资本基础中扣除，因而使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在经济衰退时的顺周期性更加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曾试图要求修改会计准则，甚至要求暂停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这从侧面体现出公允价值计价原则对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强化作用。
三、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分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顺周期性
1现有方案尚不能消除顺周期性
针对商业银行的逆周期性，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部门和以IASB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前者要求各国监管当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政策框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银行是否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及计提的数量;后者则建议在会计处理中，确认金融资产减值损失时以预期损失模型(expected loss model)代替现行的已发生损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然而上述方案在理论上都存在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顺周期性问题。
(1)逆周期资本缓冲及其困境
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在于信贷周期识别指标的构建。国际清算银行通过对近40年全球30多个国家40多次金融危机的实证分析，表明3/4的信贷激增导致了银行危机，7/8的信贷激增导致了货币危机，指出信贷规模/GDP指标具有最佳的识别效率。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实施存在以下三大困境，难以有效解决我国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
第一，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经济周期，数据积累明显不足。近30年来，由于我国各种经济增长动力的释放，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运行一直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既未出现过经济危机，也未形成真正的经济周期。
第二，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指标取值不稳定。我国目前的融资结构还保有很多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痕迹，主要表现为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占有极大的规模。随着我国融资结构的不断成熟，直接融资占比将会提高，银行信贷占比将有所降低，这也是我国金融发展战略的重要改革方向。由于信贷规模在整个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将会出现可以预见的降低，所以信贷规模/GDP指标并不具有稳定性。且近年来随着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信贷占比已经出现了急速下滑，信贷规模/GDP指标已经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第三，我国并未取消信贷规模控制，资本监管的信贷传导机制不顺畅。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为了更为有力地实施经济调控，我国自2008年重新恢复了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虽然信贷规模控制一直以来就是学界的众矢之的，但其在货币调控中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受到政策制定部门的青睐。我国近30年的数据表明，中央对于信贷规模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直接起到了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作用，而通过资本充足率对于信贷规模的间接调控缺乏有效的传导机制。
(2)预期损失模型及其困境
金融危机后，IASB建议采用预期损失模型确认金融工具减值损失。在该模型下，银行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以其整个存续期为时限，以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为基础，在出现减值迹象之前即预先估计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也就是说，银行在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即应考虑预期信用损失并确认相应的减值，而在此后每个计量日，银行都要重新修正对预计现金流量的估计，并将资产账面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由于银行各期都根据对损失估计的变化调整账面价值，因此确认损失进而各期利润相对平滑，理论上减轻了会计准则造成的商业银行信贷能力的周期性变化，有助于减缓经济波动。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预期损失模型并不能根治会计准则的顺周期性，而且会带来新的问题。首先，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非会计准则制定不合理。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各国普遍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包括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创新过度、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疏失和金融监管缺位。因此，修改会计准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顺周期性，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其次，这一方法在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时很难将全部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其估计值仍然可能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如在经济衰退时高估预期损失，从而具有一定的顺周期性。最后，预期损失模型的引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下降。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监管部门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本质上是要求银行多提准备确保资本充足，因而财务报告使用者很难了解银行的真实经营状况;另一方面，预期损失模型建立在对未来的估计基础上，主要参数均由会计主体自行确定，主观性较强，因而具有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而且由于预期损失的估计涉及到大量金融专业知识，不仅增加了会计核算的操作难度和成本，也使除专业机构以外的信息使用者难以理解相应的会计数字，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理解性。
2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分离是两者目标差异的内在需求
针对财务会计的目标，学界存在大量讨论，目前主流观点有两种：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报告应当以恰当的方式提供有关管理层对其承担的受托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的信息，换言之，会计必须如实反映企业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的真实状况。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会计准则主要是IASB制定的国际会计准则和FASB制定的美国会计准则，二者在对财务会计目标进行阐述时均未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有机结合。综合三套准则的规定可以看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应当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客观公允、真实可靠为宗旨，从而使会计信息在首先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具有最广泛的适用范围。
金融监管的目标与会计准则的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监管的目标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因此与会计准则相比，金融监管明显侧重于审慎性而非客观性。此次金融危机中已发生损失模型与预期损失模型之争也根源于此：已发生损失模型以客观证据为依据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体现了会计准则客观真实反映银行经营状况的目标，但不够审慎;预期损失模型要求考虑未来信用损失，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目标，但明显背离了会计准则客观真实的要求，损害了会计信息质量。混淆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的界限，只会使双方的目标相互干扰，或者难以保障会计准则的独立性和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性，或者损害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会计准则和金融监管目标的明显差异，决定了二者必须分离。
四、对策与建议
会计准则强调“如实”，旨在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金融监管强调“审慎”，旨在熨平可以预见的经济波动。因此，只有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相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我们建议，弱化金融监管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对于部分科目在会计报告之外，建立单独的监管报告体系。
1对于贷款损失准备分别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和预期损失模型
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在会计报告中继续沿用已发生损失模型，我们建议在金融监管报告中引入预期损失模型。所谓已发生损失模型，即银行在确定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数量时，只能对已发生损失事件等客观确切的证据表明未来可能发生并能有效估计的损失确认减值;而预期损失模型下，银行以信贷资产的整个存续期为时限，以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为基础，在出现减值迹象之前即预先估计损失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前者能够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体现“如实”的会计目标，但只表现了当前时点的减值迹象而不具有前瞻的跨周期特点，以此为基础计提监管资本会具有极强的顺周期性;后者有效地平滑了各期损失进而利润的波动，能够较好地抑制顺周期性，但违背了会计的“如实”反映原则。因此，对于贷款损失准备，应当实现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的分离，在进行会计核算时采用已发生损失模型，在进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时采用预期损失模型。
2对于弱流动性资产分别采用盯市模型和内部模型
对于商业银行交易账户的弱流动性资产，在会计报告中继续沿用盯市模型，在金融监管报告中采用内部模型计量。所谓盯市模型，即要求银行按市场价格对持有的资产进行估价;内部模型则要求银行建立一套内部估价体系来确定资产价值。前者及时反映了资产的价格变化，如实地向信息使用者展现了银行的真实状况，但波动性较大，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后者反映出资产价值变化相对平缓，顺周期性得到抑制，但赋予了银行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可靠性较弱。所以对于弱流动性资产，应当使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相互分离，在会计核算时采用盯市模型计量，在金融监管报告中利用内部模型确定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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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个体知识分享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个体在复杂环境影响下产生的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对其进行了研究。鉴于知识分享的社会化性质，基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人们利用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对知识分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组织社会资本能够通过更成功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影响组织内资源交换的数量和范围，并通过影响知识交换和整合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影响智力资本的创造。那么，组织社会资本通过何种路径以及如何影响知识分享动机的产生，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未做详尽说明。本文借助计划行为理论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学解释，说明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原理和过程。
2个体知识分享行为产生的心理学阐释
个体是否分享他们工作中的知识，取决于他们的知识分享态度，行为态度影响行为意图从而影响行为，因此应研究影响个体知识分享态度的因素。知识分享不会自然发生，个体致力于知识分享的意愿是持续知识分享行为的关键，因此个体知识分享的意愿或动机成为行为发生的源泉和起点，知识分享研究的重要部分是识别何种刺激能促使个体产生分享知识的意愿。个体行为意愿在心理学中有许多探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plannedbehavior，tpb)克服了期望理论、理性行动理论(theoryofrationalaction，tra)等的缺陷，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个体意愿的产生。
tpb是在tra之后由ajzen[11991年创立，它弥补了tra假设的缺陷，期望能够对个体行为的预测及解释更具适当性。根据tpb，影响行为的因素是行为意愿，而意愿又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价，它受行为信念影响；行为信念是个体拥有的行为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及对结果的评价。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的社会压力，它反映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受社会标准规范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的执行某特定行为时的难易程度，它反映个体对促进或阻碍行为执行的因素的知觉。当个体认为掌握的资源与机会越多，所预期的阻碍就会越少，则知觉行为控制就越强。
根据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因素，如果个体所在的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念、主观规范、共同信念等方面认可知识分享行为，个体感知的外部因素(组织规范、价值观念、组织结构、组织气氛、组织支持等)能够支持、促进知识分享行为，行为者认为通过该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大而且结果不会对自己不利，则个体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就越正向，从而就越有利于知识分享意愿和行为的产生。
3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路径分析
3．1组织社会资本
由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主体和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概念表述。leana等2002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共有资源而非某个体或团体所控制，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反映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成员层次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创造价值，是有益于组织(为组织创造价值)和员工(提高技能)的一种资产ⅲ。该观点同时强调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性和私人物品性。adler等认为社会资本因关注主体内部还是外部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员工企业内社会资本对员工来说是外部的但对企业来说是内部的，内外观点不是相互排斥的。集体内部“胶粘”(bonding)而成的社会资本，是内部成员或群体间的组织内联系结构，能够增强集体凝聚力，促进对集体目标的追求。
本文借鉴leana等1998年的定义，认为组织社会资本是反映组织内社会关系特点的资源。它通过组织成员的共同目标和共享信任实现，同时拥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特征，既有利于组织也有利于个人。它既有“胶粘”而成的社会资本性质，能够给予集体凝聚力，促进集体目标的追求和实现，又有强联系的特征，利于组织内复杂信息和隐性知识的传递。
3．2影晌路径及模型建立
1998年nahapiet等从社会资本自身特性出发，将其划分为3个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结构维度是把社会系统和关系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描绘个体或单位间的联系模式，说明可以联系谁及怎样联系，重点分析网络特点如联系的强弱、网络的密度、中心性、互动等。关系维度则描述了人们通过长期过程发展起来的信任、认可、认同的人际关系网络，强调影响行为的特殊关系比如尊敬、友谊、信任、共享等，说明整个网络联系的本质和质量。认知维度是指网络成员间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念等，有助于成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能促进利于整体目标的个体或群体行为。这3个维度的划分为社会资本在组织理论和管理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分析和测量框架哺]，是检验组织内社会资本的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
组织是由众多节点构成的网络(内部网络)，员工、部门等节点在正式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组织社会资本。组织社会资本同样可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进行分析。结构维度表示组织内节点的联系模式、网络密度和互动强度，关系维度表示成员问、成员与组织问的信任程度和联结性(associability)，认知维度则是组织成员的共享语言、编码、价值观及愿景。组织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构成并说明了组织内的社会关系环境，它们通过对行为信念、标准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进而影响知识分享意愿及行为的产生，如图1所示。
4组织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分享的具体过程
4．1结构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结构维度是由双边互动和多边互动形成的网络，互动是结构资本形成的基础。互动为信息流动和信息获取提供了机会和渠道。通过互动，知识发出者可以了解组织、同事和上级对知识分享行为的看法，判断组织和上级对知识分享的赞成程度以及给予的评价和奖酬、个人分享知识后的得失情况，从而形成对该行为的好与坏的判断。经常和亲近的社会互动还可以促进互相了解和理解，分享共同的信息，形成共同的观点，达成对知识分享的共识。互动关系不仅交换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和资源(如任务建议和战略信息)，还会传播与组织有关的集体规范、上级支持、组织支持等信息，利于形成个体与组织一致的主观规范和价值观念。另外，互动增加的沟通机会，可以降低知识发出者的知识发出成本和接受者的搜寻成本，提高个体感知的环境支持及控制水平，提高个体通过行为实现目标的概率。因此，结构维度从态度、规范和感知等不同方面促进分享意愿的产生。
4．2关系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关系维度说明了整个网络关系的质量，其核心是信任关系和联结性。由于知识分享的风险及成本，知识发出者会判断知识分享行为的影响。互信关系可以减少发出者对分享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恐惧，增加对方的可预测性，不必担心别人占他的好处，从而提高知识分享的信念，改变知识分享态度。coleman曾指出，社会资本会促使人们在信任的基础上付出自己的帮助和行为，并相信未来会得到回报。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组织就不会存在。同时，互信关系利于形成对事物的共同判断，产生共同信念和规范。共同信念和规范可以促进组织成员大胆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勇敢地从事有利于组织的行为而不必担心环境会产生副作用。互信关系可以使下级信任和感知到组织和主管的能力、品德，感知到组织制度的公正性及对个体行为的支持，进而提高感知的行为控制强度。联结性是个体将个人目标服从或联结于集体目标的程度。个体不仅有接受共同目标的意愿，而且还有定义共同目标的能力。良好的联结性使个体行为更符合组织的要求，进而得到更多组织支持，个体知觉行为控制增强。
4．3认知维度对知识分享的影响
认知维度主要是共享愿景和语言。共享愿景体现了员工共同的目标和期望，可以避免成员交流与沟通中的误解。在共同目标和期望下，员工更愿意成为工作伙伴，不会害怕某人对利益的追求而伤害自己，使个体对行为结果产生积极判断，并产生积极的分享态度。
篇6
据记者了解，在这次最高规格的研讨会上，大会特邀了方丕华、方全、郭继鸿、黄从新、刘仁光、卢喜烈、马长生、王方正、杨虎、杨钧国、杨延宗、杨跃进、张海澄、张澍、周金台等国内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学者莅会，就基础心电图、起搏心电图、急重症心电图、无创心电学技术新进展、心脏性猝死、晕厥、心律失常相关进展和最新国际指南解读等50余个专题，展开了全方位的探讨和交流，并向与会代表讲授各自在临床实践及学科研究方面的新成就和临床诊疗方面的丰富经验。
谈及这次研讨会召开的背景，方丕华教授回顾说：“实际上，自2006年开始，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与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已成功举办了七届‘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历届研讨会的成功召开，都让广大普通内科医师、全科医生、心内科医师及心电图工作者，逐步了解了心律失常与心电学的新进展，并通过参加这个研讨会，提高了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临床诊疗水平；所以，过往的每一届研讨会，都获得了来自全国的广大学员和专家代表的普遍好评和高度赞赏……”
方丕华教授继续说：“在上几届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再次举办了2013年度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第八届‘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并又一次迎来了全国各级临床医师和广大的心电图工作者踊跃参加。”
而作为本次研讨会执行主席之一的方丕华教授，在繁忙的会务工作之余，不仅主持了多场专题学术研讨，还做了多场专题学术报告。方丕华教授的辛劳与忙碌，我们从他的会议日程表上即可窥见一斑——
6月9日，方丕华教授在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心律失常进展”论坛上，不但主持了本论坛，还相继做了《疑难心电图荟萃与专家点评》《冷冻消融治疗难治性心律失常的临床应用》《心律失常最新研究进展》等的专题发言及学术报告；
同日，他主持了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基础心电图”论坛，并在该论坛上做了题为《心向量和心电图产生原理》的专题学术报告；
同日，他在本次研讨会同期举行的“第二届心电图读图争锋赛”上出任主席，主持了“基础心电图”争锋大赛，并做现场点评发言。
6月10日，他继续出任“第二届心电图读图争锋赛”主席，并主持“心电图读图争锋大赛”，同时做了现场点评发言；
同日，他在本次研讨会分设的“急重症心律失常与心电图”论坛上作题为《疑难心电图荟萃与专家点评》专题报告。
6月11日，方丕华教授继续主持本次研讨会分设的“基础心电图”论坛，并在该论坛上做题为《宽QRS波群心动过速的鉴别诊断》的专题学术报告……
从上述有关方丕华教授的满满的会议日程中即可看出，在为期3天的研讨会上，方丕华教授可以说是“不舍昼夜”，并倾其全部的激情和热忱，在为大会的组织工作全身心地付出的同时，还以其多年丰厚的学术积淀为基础，向与会代表传授着他在临床科研等方面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谈及他如此不辞劳苦的原因和动机，方丕华教授感慨地说：“众所周知，心电检测对心律失常的临床诊治及其病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在我国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861万人员中，真正在一线从事心电图的医务工作者，只有将近10万人；即使在这区区不足10万的医务人员中，真正精通心电监测的医生所占在职医生总数的比例也非常低；而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随着现代诊疗技术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日常应用最广泛、最基本的心电图技术的重视程度却有所下降，这是导致精通心电图的医生占在职医生总数的比例非常低的原因之一。”
谈到这里，方丕华医生话锋一转说：“从心电图对临床诊疗工作的重要性来说，心电图工作者、全科医生、内科医生、医学生，甚至心血管专科医生，都需要学习和提高心电图知识。因为心电图对许多疾病都有辅助诊断的作用，特别是对冠心病和心律失常的诊断作用更大，多数情况下，是确诊相关疾病的重要依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举办‘全国心律失常与心电学新进展研讨会’和‘心电图读图争锋赛’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期待通过每一次的研讨会和争锋大赛，能够全面促进心电学领域的新概念、新技术、新进展和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和提高。这实际上就是我不遗余力地参与这类学术交流和研讨活动的最重要的宗旨和动机……”
为“规范”锲而不舍
采访前记者还了解到，在前不久的2012年4月26日至29日，由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心电学与心律失常新进展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方丕华教授仍出任大会执行主席。据记者了解，第七届全国心电学与心律失常新进展研讨会专家阵容同样强大、研讨内容同样丰富，讲者的结构和课题设置的亮点十分独到和精彩。
谈及那次学术盛会，方丕华教授回顾说，那次大会邀请了近百名国内活跃在心电学和心律失常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发言和研讨。会议就“心电图基础与心律失常”、“起搏心电图”、“心电图学新技术”、“急重症心律失常与心电图”、“心电图学与心律失常相关指南解读 ”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分享；内容涉及心电图基础知识、心律失常诊断基础、起搏心电图的阅读和故障识别和处理、心源性猝死的诊断和预防、晕厥、遗传性心律失常的诊治、各种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急性冠脉综合征、肺栓塞等急重症心电图的诊断、心肺功能运动试验等50余个专题，涵盖心电学和心律失常领域的各个方面，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心电学和心律失常领域的新概念、新技术、新进展和新成果。
方丕华教授继续介绍说：“从刚刚我谈到的会议内容设置情况可以看出，‘心电图学与心律失常相关指南解读’是那次会议的主要研讨内容之一；同时，有关心电学和心律失常的国际指南的解读内容，也在那次研讨会上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是因为那些指南都是由国际上各种专业学会组织许多国际上著名的顶尖级专家，在总结了目前所有重要研究成果后提出的规范化文件，它们对指导基层临床诊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那次会议上邀请专家结合我国国情，对那些重要的指南进行解读，对认识、应用和推广指南，使我国在这些医学领域的发展水平与国际接轨，让我国广大患者接受符合国际指南的规范化诊治方案，进而根据相关指南和专家共识，规范这一学术领域的各种‘乱象’，提高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诊疗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采访中，谈到“规范”问题，方丕华教授特别强调了在房颤治疗过程中必须规范化，无论是在抗凝治疗和抗心律失常中药物的使用，还是射频消融的应用，都必须遵循指南的重要观点。
方丕华教授特别指出：“大家都知道，房颤分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两大类方式。在临床上，药物治疗一般大家都比较熟悉。在2006年的ACC会议上推出了房颤的药物治疗指南，对房颤治疗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在中国房颤的治疗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国际接轨方面，中国的心内科医生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介入治疗就另当别论了。介入治疗分为‘导管消融治疗’和‘外科微创手术治疗’两大类。外科微创手术治疗是在不开胸的情况下用微创的方法，经过胸壁小的切口进行微创治疗，也是消融手术，只是经过胸腔的途径，切一个小口进行治疗。目前，我们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及一些具备技术力量的大医院，都有相应的专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在基层医院，就亟需在这方面进行普及、提高和规范了。这也是我们目前需要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
为“学术”上下求索
从方丕华教授的从业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于1982年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内科医疗临床工作。自1992年起，方丕华教授即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专攻心血管内科和临床电生理，并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93年开始，方丕华教授先后对冷凝消融治疗心肌梗死后顽固性室性心动过速和激光消融治疗心律失常进行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1998年10月至2001年9月的3年间，方丕华教授先后在意大利著名的Insubria大学和美国的Wake Forest 大学医疗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攻心律失常的标测和介入治疗。他在著名的意大利电生理学家Salerno教授和美国的Fitzgerald教授的指导下，对心电生理的各种标测技术Carto标测、非接触标测和超声标测技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2001年年底学成回国后，专门从事心脏起搏和心律失常的介入治疗。此外，方丕华教授还在国内率先应用先进的CARTO三维标测系统指导不适当窦性心动过速、反复单形性室速及房颤的射频消融，在国内率先开展冷冻消融的基础研究和冷冻导管消融室上速等，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从上述资料即可看出，方丕华教授在心律失常和心电学领域建树颇丰。据记者了解，近些年来，方丕华教授尤其是在无创心电学方法对心脏性猝死进行危险性分层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当记者问及他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以及对于心电监测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等方面都做了哪些探索时，方丕华教授首先介绍说：“猝死，是指各种原因引发的急性症状出现后1小时内的死亡。猝死占总死亡的15%至20%，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在导致心脏性猝死的疾病中，冠心病占 80%；而心脏性猝死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心律失常，约占88%。其中室性心动过速占62%，尖端扭转性室速占13%，特发性室颤占8%，缓慢性心律失常占17%。心脏性猝死发生后，通过心肺复苏能够救治患者的时间非常短暂，总共约10分钟，每延误1分钟，抢救成功的希望就减少十分之一。目前，尽管学界在药物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公认救治心脏性猝死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植入心脏转复除颤器……”
方丕华教授继续说：“实际上，心脏性猝死在相关疾病如心梗后心功能减退患者中发生率较高，但是，心梗后心功能正常或轻度减退者的基数则相对较大，因而发生于这类人群的心脏性猝死的数量反而大于前者。这就导致一般的心电学检测方法在预测心脏性猝死时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不高。那么，如何从茫茫人海中找出具有潜在心脏性猝死危险的患者，并确定哪些患者需要积极的干预治疗和需要植入心脏转复除颤器呢？这是医学研究者一直探讨的问题。”
方丕华教授介绍说：“基于上述情况，近些年来，我们主要是联合应用无创心电学技术如心室晚电位、心率变异性、窦性心律震荡和T波电交替等观察其对心肌梗死后患者猝死的预测作用。经过大量研究我们发现：急性心肌梗死后1到4周内检测到异常时域T波电交替的患者，发生心脏性猝死的风险较高，若结合其发生的频率，可有助于进一步提高预测能力。我们这些研究中的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了美国心电学杂志上。”
同时，方丕华教授长期从事导管射频消融治疗方面的研究，因此，在采访中，他还谈及了如何把握房颤射频消融治疗后服药物及抗凝治疗和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的相关问题。
方丕华教授认为：“对于射频消融后的抗凝治疗，我们的原则跟国际指南是一致的，要求房颤射频消融后无论有无房颤都应该抗凝至少两个月；如果患者条件允许的话，就坚持服用三个月；如果患者条件不允许、或者比较差的情况下，就至少服两个月；如果患者房颤发作了，就需要长期坚持服用。而对于射频消融后的抗心律失常的治疗，在手术过程中，如果发现患者的心房肺静脉的触发点非常明确，发现患者某个肺静脉里面有早搏频发的诱发房颤，可在我们消融过程中早搏消失了、房颤终止了，对于这类触发机制比较明确的病人，我们消融以后抗凝的药物还需要服用，但先不服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如果在手术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触发灶，就进行常规环肺静脉隔离的手术，然后给病人常规服抗心律失常的药物三个月。”
谈到导管消融手术治疗问题，方丕华教授介绍说：“我们阜外医院从2000年前后就开始进行房颤的射频消融，到现在为止已经做了数千例的手术了。而根据病人的房颤类型，射频消融的效果也不一样，现在效果最好的是阵发性房颤，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没有明显的器质性心脏病的阵发性房颤，我们主要是在carto的指导下进行环肺静脉的隔离。这种方法对阵发性房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术后还是有复发的，有一部分患者需要做第二次手术，80%到90%的病人一次就做好了，很少部分病人需要做第二次手术。现在做第二次手术的很多病人是早期时候的手术病人，那个时候房颤手术技术还不像现在这样成熟，隔离的时候包括使用的功率、温度都没有现在控制的这样好。当时很担心出现并发症，相对现在要谨慎、保守一些，但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了解了它的安全性，这样治疗的一次成功率就大幅度提高了……”
方丕华教授还介绍说：“我在担任检测中心主任期间，还兼任着我院心律失常22B病房主任，主要从事心律失常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研究工作。我们科室技术力量雄厚，治疗水平精湛，充分发挥了阜外医院的技术特色及技术优势，整个团队贯彻‘以病人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以严谨负责的工作作风、热情谦和的工作态度，形成了临床综合实力及科研水平都很高的团队。目前，我们已开展最前沿的心律失常介入诊疗手术，包括导管射频消融术、冷冻消融、心脏起搏器、三腔起搏器和埋藏式自动心脏复律除颤器植入术及感染起搏电极导管拔除术等。目前，我们以介入性心血管病治疗为重点，使医疗、教学、科研各方面得以全面发展；承担了北京市、国家、部委等多项研究项目，还承担了全国进修医师、硕士生及博士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