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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会需求是推动远程教育事业和远程教育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国际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教育和在线学习的爆炸性增长，强有力地推动着远程教育队伍建设和远程教育学科专业的发展。环顾全球，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外不少大学已开始开设作为独立学科的远程教育专业学位课程（丁兴富，2002）[1]。到2004年，根据互联网进行的不完全统计，已有7个国家30余所大学或机构开设了远程教育的系列课程，进行着学历的或非学历的专业教育。
我国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启动以来，远程教育事业规模急剧扩大，但也面临着教育质量等诸多问题。丁兴富认为，“我国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未来归根结底取决于远程教育专门人才的培养和专业队伍的形成、提高和发展。我国组织实施的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过程面临的质量危机或学历证书与学位的含金量挑战，归根结底是对远程教育队伍人才的专业素质的挑战”[2]。为使我国远程教育事业能长久、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远程教育专业人才队伍。当前在我国加快远程教育学科专业建设，系统化地培养远程教育专业人才迫在眉睫！
目前国际上的远程教育专业教育主要是大学后继续教育，即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从其教学方式上讲，远程与在线教学的方式十分普遍，而近年来以“体验式”的在线方式培养远程教育专业人才更是其发展新走向。
二、国际上以远程方式进行远程教育专业教学的情况介绍
国外院校的远程教育专业课程在其名称中多带有“远程”、“开放”、“在线”、“分布式”与“灵活”等语词。大多数项目都提供证书或学位，所授予的资格包括研究生证书（PostgraduateCertificate）、研究生文凭（PostgraduateDiploma）与硕士学位（MasterDegree）等。
本文作者通过互联网查阅到表1中所列的4个国家14所院校正在以远程在线教学方式进行远程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并提供学位或证书（见表1）。
由此可见，当前国际远程教育专业教育中以远程方式，特别是以在线方式培养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十分普遍。为什么国际上有如此多的机构要以远程方式，特别是以在线方式培养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呢？使用远程在线教学方式是如何进行远程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培训的呢？本文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加以分析。
三、案例研究
案例一：英国开放大学的在线与远程教育硕士学位计划
英国开放大学所提供的在线与远程教育（OnlineandDistanceEducation，简称ODE）硕士学位计划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声誉。该计划完全以远程与在线方式进行教学，无任何面授环节。计划除可授予硕士学位外，还可授予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它面向全球招生，其灵活的远程与在线教学方式为许多在职成人提供了学习远程教育专业知识的机会。该计划共开设五门课，分别是：“信息技术在开放与远程教育中的应用”、“开放与远程学习的实施”、“领悟分布式与灵活学习”、“互联经济中的学习”和“高等教育中的教与学”。
ODE项目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它在教学设计理念中强调学习者对在线远程学习新环境的亲身体验（做中学），以及对集体活动的参与。课程设计者在“信息技术在开放与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一门课的课程指南中指出，该门课第一个模块的实施方法是：一、做中学；二、对活动与交互作用的评论反思；三、社会建构的观点；四、协作学习。（TheOpenUniversity，2004）事实上，这套理念不单是存在于此模块中，而是贯串于整个ODE项目课程的教学设计之中的。
做中学，亲身“体验”在线与远程学习是课程所强调的首要方法。学习者被要求亲身体验师生分离、学习者间相分离的情形，体验远程特别是在线环境下的教与学，要求尽可能生活于其中，而不是仅仅通过阅读。课程指南要求学习者要用足够的时间和其他参与者及辅导老师在一起，融入一系列结构化的团体训练和活动中，选择、访问和应用互联网上大量的信息资源，并进行工作和协作。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观，课程设计者十分强调协作学习，强调学生间的交流与师生间的交流。课程各模块中设计了若干活动，要求学习者参与，如小组讨论与辩论、组间辩论等。同时，课程也设计了将学习者参与在线讨论的行为和通过协作学习解决问题的行为计入成绩的评价环节。
例如在“在线教与学”这一模块的教学中，课程设计者认为，计算机媒介会议在网络学习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使学习者能体验到计算机媒介会议是如何应用于教与学的，并学会组织这种教学，课程设计者安排了如下为期三周的结构化辩论活动：
由辅导老师把学习者分进一个6至8人的小组（每3至4名学习者被分配给一个辅导老师，即每个组两个辅导老师），相关阅读材料和信息资源的指示信息提供给所有成员，并要求每个组围绕一个设定的活动方式进行辩论。小组中每个成员都将被分配一个明确的角色（辩论的正方与反方、主持者、总结者、评论者、解说者、辩论报告起草者等）。课程为参与者提供了供参考的论点陈述方式，如“计算机会议是一个理想的协作学习方式”、“在线辅导要求的是与面对面的辅导完全不同的技能”等。在第三周的末尾，每个组将被要求上传一个对会议的总结报告。教师将根据每个组的表现及各成员在线辩论中做出的贡献给学生作业成绩。
通过“做中学”，通过亲身经历远程在线环境下的学习和教与学活动的组织实施，学习者能真正地学到从事在线与远程教育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
ODE项目的课程资源包括在线资源和离线资源两部分。在线资源主要通过项目所使用的FirsstClass网络教学平台提供，学生可以在此平台上进行讨论和向辅导教师进行咨询等，平台集成了邮件功能，还提供在线学习指南、信息资源链接、软件演示站点和相关文章、报道与论文等信息。项目提供的离线学习材料包括：一、课程光盘，其内容可以是视频，如记录着对远程教育专家的访谈或对参与ODE项目的学生的访谈，也可以是包含课程相关的多媒体开发案例或相关的应用软件。二、印刷材料，课程绝大多数模块中都提供了参考书籍列表，此外课程中还会发给学生一些活页材料。
案例二：马里兰大学学院的在线远程教育硕士项目
马里兰大学学院的在线远程教育硕士学位计划（OnlineMasterofDistanceEducation）也是一项享誉国际的远程教育专业发展项目，在国际远程教育协会（ICDE）第21届世界大会上获得了优秀奖。它由马里兰大学学院作为学位授予机构，并由德国奥登堡大学卡尔文奥西埃茨基远程教育中心（CenterforDistanceEducationatCarlvonOssietzkyUniversityofOldenburg）参与。该项目于2000年开课，完全以远程在线方式进行教学，设有7门核心课程、10门选修课程和一门必修的结业课程，可提供远程教育硕士学位和远程教学等6类证书。
除完全以在线方式进行教学外，该项目还具有如下特点：
1.国际合作
OMDE是马里兰大学学院与德国奥登堡大学长期合作的签约项目。在项目启动时，两机构所达成的协议是：一、UMUC是远程教育硕士学位的授予机构，承担所有的学生管理责任，提供学习管理系统及基于WEB的课程传送系统；二、奥登堡大学作为UMUC的合作伙伴，提供一项认证和若干课程；三、两个机构各自发展各自的课程，雇用并管理各自的教师；四、课程和教员发展是两机构共同的责任。课程主持人是德国的乌里奇·博纳赤（UlrichBernath）和美国的尤金·鲁宾（EugeneRubin）。
马里兰大学学院作为一个具有丰富远程教育实践经验的机构，有着完善的服务于学生与教师和支持项目发展与传送的基础条件，这包括一系列的管理、财政援助、注册、学生建议、在线书店和图书馆等在线服务。而合作的另一方，德国的奥登堡大学远程教育中心在远程教育研究方面颇具实力。马里兰大学学院的平台系统与从事远程教育的实际经验和奥登堡大学在国际远程教育方面的专长相结合，两个机构通过合作做成了各自单独都不能做成的事情。
2.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员
远程在线的教学方式克服了地理距离，使得世界范围内远程教育领域的专家易于被作为教员吸纳进该项目，该项目的教员汇集了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格兰、以色列等国家远程教育学者和专家。学者们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对远程教育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对学生建立广阔的视野十分有益。项目启动四年来，还曾请到过迈克·白多恩（MichaelBeaudoin）、迈克·穆尔（MichaelMoore）、希拉里·佩拉顿（HilaryPerraton）、奥托·彼得斯（OttoPeters）、格伦维尔·鲁姆勃尔（GrevilleRumble）等国际远程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作为客座专家短期地参与课程教学和在线讨论。
3.面向国际招生
OMDE项目的学生除来自美国本土三十多个州及美国的海外驻军外，还来自十多个不同的国家。
案例三：远程教育专业发展虚拟研讨班
在此要剖析的第三个案例是，作为马里兰大学学院在线远程教育硕士教育的源流与雏形的，1997年和1998年由马里兰大学学院和奥登堡大学卡尔文奥西埃茨基远程教育中心联手举办的三期“远程教育专业发展虚拟研讨班”。该研讨班受国际远程教育理事会（ICDE）授权与资助，同时有博瑞·霍姆博格、奥托·彼得斯、盖瑞·米勒和托尼·贝茨等国际远程教育研究界的学术泰斗参与教学。三期研讨班每期持续10周，累计招收了127名学员，学员遍及德、美、澳、墨西哥和菲律宾等24个国家，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自1993年第一个网络浏览器诞生以来，基于网络的教育出现爆炸性的增长（TheOpenUniversity，2004）[3]。在1995年，奥登堡大学远程教育中心的博纳赤和时任马里兰大学学院教学设计办公室主任的鲁宾看到未来远程教育事业必将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展，大量需要远程教育专业人才，而当时对远程教育事业的管理者和教师的培训却未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存在极大可挖掘的教育市场，两人决定要开办一个研讨班。经ICDE授权，由ICDE和美国AT&T公司注入启动资金，1997年第一期研讨班启动。1998年两机构又继续举办了两期虚拟研讨班（第一期研讨班是免费的，而后两期则需付费）。
研讨班之所以要以虚拟在线的方式举办，主要是因为研讨班所面向的学员都是在职的大学教员或管理者，他们很少有整块时间参与面授，再者参与虚拟研讨班对学员来说花费较少。而研讨班之所以采用了国际合作的方式，一方面是因为远程在线的组织方式使得国际合作比较容易，另一方面是因为举办者认为，远程教育正在成为一个全球范围的活动，将虚拟研讨班置身于国际化的和多元化的文化环境对其本身是有益的。
虚拟研讨班的特点包括：
1.基于异步计算机文本讨论的在线学习
研讨班的课程内容是被分成模块的，每一周或两周进行一个模块的学习。在每个模块开始的时候，由模块的主持者在论坛中推荐的阅读材料，包括客座专家的论文，要求学员阅读。同时也本模块所要探讨的问题，请学员进行讨论。为使研讨的内容能为参与者所充分研讨，专家被要求在模块的后半段再开始参与讨论。在一个模块的末尾由模块主持者对本模块的成果进行总结，并介绍下一模块的内容与客座专家。异步计算机文本讨论方式的优势在于，相对于口语的讨论，每个人的发言都是经过深思的，每次发言的内容都将被保存下来，在研讨会结束很久后仍可被他人阅读。在研讨会前，大多数学员对以异步的计算机文本会议方式进行的在线教学感到十分好奇，通过参加虚拟研讨班，他们了解了在线环境的新型教学是如何组织的。“在每期研讨班中，参与者相遇、交谈、达成共识，有时意见极不一致，也有时能激起强烈共鸣，互相之间形成紧密联系的学习社区，有些时候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课程结束之后。”（UlrichBernath&EugeneRubin）[4]
2.采用客座专家领航，学员互学的策略
在职的远程教育者很少有时间与远程教育同行相交流，更少有机会与学科的理论专家相交流。虚拟研讨班请来了著名的远程教育专家参与在线讨论，学员得以阅读专家们的文章并直接在论坛与著名专家进行交流，这使得他们十分兴奋，与专家的交流使他们学到了知识，更使他们意识到远程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与同行的交流中，学员们了解了本行业的动态并感受到他们从属于一个远程教育专业共同体。
3.跨时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跨文化的对话
在线学习环境采用异步通讯模式，这使得两名研讨班的主讲教师可以跨越时空协同教学。主讲教师在各自所在的大学跨越大西洋计划并举办研讨班。此举实际上验证了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协作是切实可行的。学员来自世界各地，每个参与者带着文化和地区的视角参与讨论，这引发了更广阔和更深入的对远程教育的思考（UlrichBernath&EugeneRubin（2004）[5]。
举办三期虚拟研讨班的实践为两机构积累了丰富的以远程在线方式进行培养远程教育专业人才的经验。虚拟研讨班的内容与设计是后来在线远程教育硕士项目中远程教育基础一课的基础，该课的大纲和教学方法直接建立在虚拟研讨班教学的基础上。在2000年1月，马里兰大学学院的远程教育专业教育终于走过了从非学历培训到正式的学历教育的历程。可以说，虚拟研讨班是马里兰大学学院远程教育专业从无到有间的一座桥梁。
本文系全国“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中国特色远程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国家级：BYA010113）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丁兴富.远程教育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丁兴富.论加快远程教育学科建设[J].中国远程教育，2004，（10）
[3]TheOpenUniversity.H802ApplicationsofInformationTechnologyinOpenandDistanceEducationCourseGuide2004[DB/OL].，2004-12-8.
篇2
我们在为应付形形的英语考试而练习阅读理解的时候，总会有经验丰富的“高手”告诉我们一定要拓宽知识面，扩大阅读量。有同学问到我如何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反复强调拓宽知识面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如果说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最佳途径是扩大词汇量的话，那么提高理解能力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识储备。我们常会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一旦读到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文章时，即便有不少生词，还是能够对文章大意猜个八九不离十，而如果阅读的是自己完全陌生领域的文章时即使全部单词都认识却仍然会出现茫然不知何意的现象。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背后隐藏的正是我们头脑中的“图式”，也就是我们的知识树，这棵树的枝干有多丰富，树叶有多茂盛，我们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就有多强！
对于同传译员来说，“图式”同样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同传们在一起聊天时常常会说，如果又会做同传，自己又有一个专业那是最好的。同传是一种能力、一种技巧，具有通用性，而通用性却又可能导致广而不精。所以如果能有一个专业，或金融、或法律等等就更好了。至少在做本专业方面的会议时，你有可能脱颖而出，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成为最好的翻译！
我们今天要谈的anticipating也就是“预测”，但并非毫无根据的预测，而是要根据我们的“图式”进行有方向、有依据的预测！当然我们不可能保证预测永远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正确与否我们的预测都会对同传的顺利进行产生积极的影响。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正在现场翻译一次金融方面的会议，其主题可能是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那么在与会之前我们就必须筹划建立我们有关此次会议的“图式”，也就是背景知识。对于职业口译员来说，为会议做200%的准备并不夸张，因为你除了需要阅读会议主办方提供给你的、与会议直接相关的资料之外，还必须要寻找和阅读大量与会议讨论话题间接相关的背景资料。更有甚者，如果你所要做的会议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可能仅仅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背景材料远远不够，那样的情况下你最好去图书馆找一些相关专业的书籍系统阅读，从而形成一个有关该专业的基本的概念框架和知识结构。当然我所谈到的这些都是针对职业口译员的，在目前的市场上，能够做到200%准备的口译员并不多。一是因为会议主办方往往直到会议开始前不久才联系译员，二是由于某些口译员在“旺季”是根本没有工夫精心准备每一场会议。
回到我们的例子。这场金融会议讨论的既然是中国宏观经济情况，那么我们在会前所需要做的“头脑风暴”有哪些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宏观经济所包含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像GDP，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等。其次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恐怕应该是有关这一话题的最前沿的概念、研究和实践。因为需要同传的大型国际会议往往都是中外专家、学者和官员交流最新行业信息的平台，他们讨论的话题常常不会限于我们日常所了解到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是不断触及到许多虽然已经提出，但却并未普及的理念。例如与GDP相关的话题，发言人就有可能讨论到绿色GDP的概念或是某种前沿的宏观经济理论模型。如果我们对这些前沿理论与概念一无所知的话，那么仅凭临场的发挥，恐怕难免会有疏漏。
如果说有关宏观经济的话题在网络上几乎能够找到所有基本信息和最新信息，那么对于一些生僻一些的话题，我们恐怕就得更多地依赖图书馆。例如我曾经与一位同事合作过一场有关石油勘探与采集的研讨班，一周的时间外国专家授课，与以往一些会议只讨论有关石油发展的宏观趋势和政策不同的是，研讨班所涉及的话题非常深入、具体，而且前来听讲的也都是中方的技术人员。记得当时主办方的一位负责人对我们说：如果让你们俩去油田待个半年，这些技术细节你们就都理解了！可惜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我们只是同传，是这一场石油，下一场生物质燃料的口译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同事只能依靠从图书馆借来的一些相关书籍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石油勘探、钻井与采集的基本词汇的中英文对照，以及相关的知识。由于我们的精心准备和预测，现场的中方技术人员都纷纷过来询问我们是不是就是石油行业的从业人员。
除了会议前的准备和预测，在做同传的过程中也充满着预测的乐趣。我们的“图式”不仅包括对相关话题的知识储备，还应该包括对于一般发言稿的风格与结构的了解。在一本名为《目的》（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的翻译理论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目的性理论”（Skopos Theory），即选择何种翻译方式应该有翻译的目的来决定，也就是要根据文体的功能进行翻译。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文体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在同传的预测过程中有的放矢。例如，发言人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则采用的发言方式无非就是几种，像先提出一个反面的观点作为靶子加以批判，或者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强调说明，又抑或是先用一个实例引出自己的结论等。我们若是能够对这样一些基本的语篇习惯及其结构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在同传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不断根据以往的经验对发言人即将谈到的内容加以预测，这样往往可以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从而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翻译质量方面。
篇3
市长论坛 横空出世
4月10日，由国家旅游局和河南省政府共同主办的2008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国内外的222个城市的市长及代表和贵宾近500人参加了本次论坛。以“旅游・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代表们在为时一天的论坛上作了高质量、高水平的发言与讨论。作为本次论坛的总结，通过并签署了《郑州宣言》，使旅交会进一步迈向专业化、国际化。
11日，旅交会正式开幕。2008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小姐冠军总决赛及巡游河南活动、中国网上旅游博览会、中国（郑州）旅游商品产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也同期举办，旅交会形成了空前的市场盛况。
精美展台 精彩演出
本届旅交会，各地普遍加大宣传力度，加大了资金投入，纷纷亮出特色展台设计方案。在展台布置上，都使出了看家招数装点展区，有的甚至斥资近百万元人民币，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设计，使用声光电、平面、立体展示特装修展台，展示各自独特的旅游风采。各地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秀丽的山水风光等特色旅游文化主题元素都尽现在此次展台的设计之中。河南、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西等展台设计大气，又展示了地方特点。山西的文化游、山水游、红色旅游、工农业旅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通过各市的特色展台一一展示给参会的境内外嘉宾、旅行商和游客。国内展台设计已逐步向国际展览水平靠拢，同时也提高了旅交会的整体档次与形象。
旅游推介演出也丰富多彩，仅在展览场地，旅交会组委会就组织举办了10场旅游产品推介会和42场文艺演出。如河南的招牌表演少林功夫等，在周口展台前，一个个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的泥人，引得众人争相拍照。还有要购买的，正忙着手中活儿的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振福只好忙着解释展品不能出售，为参观者留下了些许遗憾。
山西展团更是演出不断，山西省旅游局副局长王炳武亲临现场对各个景区进行指导，让人颇多期待。果不其然，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党八音会一出演，就惊天动地、振聋发聩。来自皇城相府景区的8位演员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演奏唢呐、梆子、笙、笛、二胡、锣、镲、鼓，一时间锣鼓齐敲，笙箫共鸣。热闹的声响穿透大半个展场，吸引了大量参观者，甚至招来了组委会工作人员“劝诫”；来自运城死海景区的演员在现场表演“漂浮”及“黑泥浴”，更是引来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还有8位来自新西兰、俄罗斯、尼泊尔、法国的美女，穿上旗袍，为景区散发宣传品，山西馆前一时间人流络绎不绝。
温馨河南 服务至上
旅交会期间，郑州市约50家三星级以上宾馆执行最高限价政策，四星级、五星级宾馆房价实行统一最高执行价，五星级宾馆双人标间每天1280元，四星级宾馆双人标间每天780元，三星级宾馆客房价格按郑州市物价局公布的最高限价执行。
这是河南省在旅交会前夕专门召开的价格政策提醒会上非常具体的命令。全省12358价格举报电话24小时开通，对于旅交会期间借机乱涨价、乱收费，损害河南形象的行为将严肃查处，违反价格政策给予100万元以下重罚。为保证宾客出行，旅交会期间，河南省直机关各单位、旅游汽车公司和一汽大众都抽调了司机接送宾客。旅交会组委会要求，为大会服务的司机，不能在车内打电话、抽烟，不能随意交谈，不要吃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最好穿蓝、黑等深颜色的西装，白衬衣，黑皮鞋。诸如此类的一些政策条例显示了河南省为办好此次盛会，借机打造河南形象的决心和信心。
组委会还给参展旅行商发放了“一票通”，在洛阳等四市的45个景区（点）免费考察，还可享受当地住宿八折优惠，洛阳还提供免费城际往返班车，载与会代表进行龙门石窟、关林、牡丹园等主要景点一日游，在走马观花中，精选出来的伶牙俐齿的导游适时在沿途表演了早已串编好的河南导游词，赢得了各地代表的啧啧称赞。历数各届国内旅交会上，都不曾有这样大规模的景区针对客商的免费行动。河南可谓用心良苦！
城市旅游 如何走向
本次旅交会的成功举办，是否是一时的现象？河南作为此次旅交会的举办地，其旅游发展，尤其是城市旅游发展得到了参会者的关注。
河南全省现在有21个全国优秀旅游城市，2007年全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52亿元，主要指标在全国的位次由2004年的第12位上升至2007年的第6位、中部首位。
作为旅游业的“后起之秀”，旅游业也已成为拉动河南省经济社会增长的重要力量和展示河南形象的重要“窗口”，这一新态势，被国家有关部门和旅游业界称为“河南旅游现象”。去年5月下旬，国家旅游局专门在河南省举办全国旅游局长研讨班，解读这一现象。
或许从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在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开幕式的发言可以获得一点答案。他结合河南旅游城市发展的实践提出：旅游城市发展应秉承“以和谐为目的，以文化为灵魂，以特色为生命，以开放为活力，以合作为舞台”的理念。他说：河南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省向全国重要的经济大省、新兴工业大省和有影响的文化大省的历史性转变，踏上了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的新征程。
篇4
“Seminar”中文音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或“席明纳”，意译为“研讨班”。seminar教学模式起源于18世纪的德国，并于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是西方国家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非常重要且普遍使用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是围绕某个或某些学生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让学生单独或以小组形式，经过阅读文献、调查研究、分析讨论、实验操作以及文献资料分析和综合等,获得解决问题的途径,然后写成研究报告,并由某个或某组学生做主题发言,组织全班学生参加讨论,从而培养他们具有相关能力和掌握相关知识。在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中，运用seminar教学模式，可以极大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一、Seminar教学法对传统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教师讲、学生听”，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活动是为了配合教师的教学,留给学生的时间、空间都很少,所以学生极少拥有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其结果只能使学生盲目地接受和被动地记忆课本或教师传授的知识,成为一个装载知识的“容器”。而seminar教学法则注重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促进师生互动,要求师生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
首先,seminar教学法以研究问题组织教学,这就有可能促进学生的问题意识，并且这种模式在对问题讨论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开动脑筋进行判断、思考,这便提高了学生的判断和思考能力,从而促使其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通过调查与研究去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便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和应用调查方法、试验方法、统计方法、获取信息和分析信息的技术、比较、论证和归纳的方法,提高了学生分析、批判、综合、描述和报告的能力。
其次,在seminar的课堂上,学习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相反,它要求学生通过实践,自己去探索从而解决问题,这种自我探究的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持久力、专心、责任心、成就意愿等自我能力。而且seminar教学法不是以教师传授知识的形式来组织教学的,而是由学生独立研究来完成学习任务,所以它最终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是学生日后继续深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基础。
最后,由于seminar教学包括了小组分工、合作研究的教学组织形式,并在研究基础上进行集体交流、讨论,从而锻炼了学生的交际能力、合作能力、集体感、助人意愿、同情心等社会能力。
二、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实施seminar教学法的必要性
第一，行政管理知识的独特性决定了seminar教学法在专业授课中的重要性。行政管理知识是一种融实在性、理解性和批判性于一体的综合性很强的知识，这种知识用教育组织管理批判理论范式的话说，乃是由经验的、诠释的和批判的三个向度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由于seminar教学特别强调实践、反思、合作及对话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这就为学习者在课堂中获得具体行为和特定组织管理的知识提供了特定的机遇和条件。
第二，它使得整个行政管理教学以学生自主型、主动型学习为主。Seminar变教学上的单向传导模式为双向互动模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主动性。同时，它也促使教师教学重心转变，形成以学生为中心和以能力为中心的教学思路。在传统意义上，“讨论”被看作一种课外活动或教学的辅助手段，在新的观念上，它本身就是教学，是教学的一种复杂高级形式。
第三，seminar教学为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提供了一条独特的路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不是觉得行政管理学理论过于空洞，脱离公共管理的现实，就是觉得行政管理理论过于肤浅，对实践缺乏指导价值。理论与实践总是被置于一种人为的对立与冲突的境地中。然而，seminar教学却让我们看到了走出这一窘境的希望。seminar教学不是用扬此抑彼的思维来讨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是给予研讨和辩证地运用。
第四，seminar教学可以使学习者感受管理者的矛盾处境，体会公共管理工作的复杂性，防止对公共管理行为作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解释。Seminar教学不同于传统讲授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最大限度地拉近了教学情境与实际管理情境的距离。在seminar教学中，学习者所研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管理情境中所真实发生的管理难题，这些管理难题除了时空有所变化以外，其真实性是完全得到保证的。学习者就是在研讨这种管理难题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管理工作的复杂，体悟到公共管理的魅力和精髓。
第五，seminar教学使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提高了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阅读是管理类课程学习的基础，教师必须根据学科特点设计自己的教案，理清学科的重点、线索和方法，介绍大量的阅读材料让学生去思考与把握，也就是说，学生对本门课程的系统了解和认识主要从阅读中来。seminar教学促使学生必须阅读有关问题的大量资料，迫使学生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和资料室中。当然，学生学习的重心不是去背教材，而是以阅读为中心的思考。不仅如此，seminar还能够提高学生以口头与书面形式有效传递教学成果的能力，反映出学生对学科内容的掌握和表达两方面的水平。Seminar是一种以口语表达为主的训练，且严格而正规，训练的机会很多，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
三、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seminar教学法的实施与保障
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可以结合诸多专业课如公共政策学、市政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学等课程的实际，挑选适当的论题，组织学生运用seminar教学模式。其实施过程包括：
1.主持人介绍。主持人一般由任课教师担任，对报告人的学习和研究背景做简要的介绍，并宣布本次课的讨论主题，概要地介绍主题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不做任何学术方面的界定和评价，以免先入为主，为下面的讨论定调子，影响学生的自我判断。
2.主题报告宣讲。报告人利用多媒体对自己的专题进行论述。该部分是对学生的学术水平以及作风、礼仪、形象、多媒体制作、现场驾驭能力等总体水平的检阅，因此要求学生衣着整洁、言语流利、反应迅速。这一部分时间可以控制在25～30分钟。
3.讨论。这一阶段主要是围绕主题进行交流。针对报告内容，课程参与者（教师、学生等）均可向报告人提问，并对报告的命题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指出报告中或多媒体演示中的错误，或要求报告人对某些内容进行解释或表达看法。
4.教师总结与点评。这一阶段主要由主持教师进行专题评点，简短地对讨论进行总结，对课堂中出现的有关学术问题的争论一般不做“是”或“否”的绝对性评价，以免在潜意识下为以后的讨论定基调，影响学生在课堂上自由地进行学术思维和交流。
5.学生总结。这一阶段主要由学生对本次报告做总结和致谢。
6.seminar课程的结业。seminar课结束后，要求每一位学生根据报告过程中教师、学生等所提出的意见，将自己的seminar报告论认真的修改，并按照论文格式打印成文投稿。此外，要将学生的报告论文装订成册，作为资料保存。
与此同时，需要为seminar教学模式提供相应的保障，包括“软件”与“硬件”相配套。所谓“软件”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教学制度的改革。如我国现行的教师评价标准基本上是量化考核，而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学生的成绩。在此评价标准下，教师不得不沿袭传统的讲授法，而对seminar教学却畏首畏尾。因此要实行seminar教学，必须改革教学评价标准，将评价标准主要集中于学生的课堂表现、语言表达能力或独立完成科研课题的能力等上面。二是教师素质的提高。Seminar教学因其互动性、学术性、灵活性等特点不仅要求学生在课前需作大量准备，更关键的是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科研素质和教学管理素质。然而，在我国高校，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纵然教学实践多年，但缺乏对学生的指导能力，普遍存在着只能给学生提出问题，而不指导学生如何解决问题的现象。尤其随着大众化时代的规模扩张，教师队伍结构呈年轻化趋向，这个问题愈显突出。因此，广大一线教师不仅需加强对学术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学习和研究seminar教学技巧，并及时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硬件”主要指的是seminar教学所需的教学资源与设施。Seminar的教学特点要求大学应加强图书文献资料的更新和管理，不仅要增加图书收藏量，还要进行管理改革，力求学生资料查寻便捷。另外，seminar教学的互动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教学场所和设施有特殊要求。目前，大学教室桌椅的成排设置不利于形成良好的研究氛围。因此，有必要为seminar教学配备专用教室和利于研讨的会议厅式桌椅以及计算机、投影仪和各种实验仪器等方面设备。
Seminar教学模式是将研究性教学和学生自主创新学习相结合的一项制度,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教学和研究形式。我们在行政管理专业教学中要继续探讨这种教学形式的具体实践方式和注意的问题,以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其龙.习明纳课模式――一种值得关注的研究性学习模式[J]全球教育展望,2003,(11).
[2]林培锦.Seminar在大学本科教学中的价值及应用.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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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0450-9889（2014）12C-0136-04
一、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环境与案例分析
（一）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环境
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是高校面向新生开设的一种小型的基于讨论的课程，具有小规模、开放性、前沿性、参与性、个性化等特点，倡导在教师引导下的合作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是教师和学生讨论学术问题与交流信息的平台;它强调建构学生中心与认知主体地位，师生互动及共同探究、创建合作学习的环境。在通识教育背景下，这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学术科研创新能力为主要教学目的的新生研讨课成为美国、中国等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大特色课程。
新生研讨课作为国内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已如火如荼地开展。我国研究型大学已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发现了一些实质问题。近两年来，一些地方高校也在探索和实践新生研讨课，但都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探讨、研究深度和实践水平方面均有提高的空间。
（二）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的理论基础及案例分析
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的教学理念建立在Vygotsky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理论基础之上。由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发展起来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只能通过人们的协作活动、人际交流产生，学习亦不例外。学习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同伴）的帮助即通过人际间的协作活动而实现的意义建构过程。在说明教学促进发展的关系时，Vygotsky提出了“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的概念。“最近发展区”是动态的，它取决于教学如何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并促进其内化。Vygotsky的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营造社会互动和意义协商的学习环境（如新生研讨课“研讨班”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学习理论在界定师生角色时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指出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协商、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知识是由教师和学生互动合作共同构建，教师和学生都是合作学习的参与者。Vygotsky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阐述的社会情境性、师生角色、协作会话和意义协商为新生研讨课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理论动力，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新生研讨课所采用的合作式学习、探究式学习和情景性学习等多元化学习模式体现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教学方法上重视社会情境、问题意识和探究，尤其是主体能动性的观点。
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是把新生研讨课的多元化教学模式融入到大学英语基础课程教学的新型课程。它结合地方高校特色，面向广大新生群体，把原有研讨课小班教学（≤15人）拓展到大班教学（40～50人），把单一的专业研讨拓展到基础技能和学术主题研讨等多类型研讨课程，由基础课程延伸到后续专业课程。它结合地方高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采取科学地分类型分层分级地建构多元化、区域特色化、个性化的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课程体系。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入学新生适应全新的大学英语教学环境和学习方法，完成由中学阶段向大学阶段的顺利过渡;通过在教师指导下的合作式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术能力，培养创新思维。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的多元化教学模式符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中提出的转变教学理念的要求，代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其教学实践和研究可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有用的参考和借鉴。
二、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受试学校广西大学对大学英语教学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实施分级教学。考虑到学生的接受水平和实施的可操作性，本研究拟定在2012级新生二级起点班展开改革实践，历时一年半，即大一两个学期和大二上学期。本文是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本研究着眼于探索和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能否帮助入学新生培养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及适应全新的大学英语环境和英语学习方法，完成由中学阶段英语向大学阶段英语的顺利过渡？（2）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能否有效地促进新生自主性、合作式、探究式的学习，顺利完成从中学向大学学术研讨研究过渡？（3）学生不同性别和学科在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模式下的感知度是否存在差异，如有，其差异是否显著？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在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实践的第二个学期末，专题组老师针对新生一学年来的大学英语学习现状、课堂学习和效果、网络学习和资源利用等几个方面编制了《大学英语新生学习情况调查表》。调查表分为非开放性问题和开放性问题两大部分，其中非开放性问题部分共设32个题项，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形式，每个题项的分值从1至5分，3分以上为及格分，通过调查表收集数据来进行量化分析。
本研究随机选取参加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课题实践（课题组）和未参加课题实践（非课题组）的2012级二级起点班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发放750份问卷，回收701份，有效问卷641份，回收率85.45%）。两组受试来自理工、文科共16个学院，其中非课题组239人，课题组402人;男生339人（占53%），女生302人（占47%）;理工科406人（占63%），文科235人（占37%）。
质化分析采用课堂观察、访谈和经验交流研讨会的形式。课堂观察主要观察教师、学生在课堂上的角色分配和教学过程中的课堂组织形式，师生互动、生生合作等。笔者在非课题组和课题组中各选10名学生共20名学生分别对他们进行访谈。另外，定期的课题组老师经验交流和研讨会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素材。
本研究的问卷由课题组组长到上课教室随堂发放，并在学生回答完毕后当场回收，以尽量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数据的可靠性。问卷原始数据输入SPSS18.0进行统计。再结合开放性问题、课堂观察、访谈和经验交流研讨会等质化分析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多角度论证开展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及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三、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可靠性分析和结构效度检验
本研究用于量化分析的《大学英语新生学习情况调查表》主要是针对2012级新生一学年来的英语学习状况的摸查，适用于非课题组和课题组的学生。调查表的非开放性问题部分由英语学习现状、课堂学习及效果、网络学习和资源利用三个维度组成。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量表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为0.815，说明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好，具有较高的信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856，Bartlett球体检测值为3593.943（p=.000），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按照每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并且包含3个以上题项、共同性大于0.4、题项只在一个因子上有0.4以上的负荷的标准，经三轮分析后共提取5个主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48.449%。根据5个主因子所含题项的核心内容，将它们分别命名为适应性调整（因子1，共5题）、教学模式认同度（因子2，共7题）、自主学习能力（因子3，共5题）、学习方法策略（因子4，共5题）、学习难点（因子5，共3题），共25个题项，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二）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可行性分析
1.在前面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因子的基础上，我们对问卷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首先得出非课题组和课题组5个主因子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表1 非课题组与课题组描述统计量
组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适应性调整 非课题组 239 3.166527 .6535367 .0422738
课题组 402 3.348632 .7548542 .0376487
教学模式认同度 非课题组 239 3.430962 .5173987 .0334677
课题组 402 3.534352 .6043410 .0301418
自主学习能力 非课题组 239 2.560251 .7180517 .0464469
课题组 402 2.906343 .8633885 .0430619
学习方法策略 非课题组 239 3.641632 .5720678 .0370040
课题组 402 3.742040 .6497641 .0324073
学习难点 非课题组 239 3.737797 .7353033 .0475628
课题组 402 3.597015 .7555003 .0376809
由表1的描述统计量结果可知，非课题组和课题组在“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难点”四个因子的均值都在3分以上，其中“学习方法策略”因子得分最高，说明学生在经过大学第一学年的学习后，能够逐渐地调整适应新的大学学习环境，普遍认可大学的教学模式并能掌握一定的英语学习方法和策略，但在学习上依然存在难点。从“学习难点”因子的题项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些学习难点主要集中在听说两个方面。同时，也可以看出非课题组和课题组存在差异。
首先，课题组学生的适应能力更强。从课题组“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学习方法策略”三个因子的均值皆高于非课题组相对应的均值，说明课题组的学生在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下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对研讨课的教学模式认同度较高，并能更加有效地掌握英语学习的方法和策略。其次，课题组的“学习难点”因子均值低于非课题组的均值，说明课题组的学生比非课题组的学生能更好地应对英语学习中的难点，对听说技能把握更好。最后，课题组学生的学术能力更强。学术能力主要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来考核。非课题组和课题组在“自主学习能力”因子的均值均低于3分，但课题组大大高于非课题组，接近3分。
2. 因子均值差异比较。从表2的非课题组和课题组的均值差异比较结果来看，“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和“自主学习能力”三个因子的两组样本方差不齐（第一个Sig值<0.05），说明两组数据的离散情况不同，所以我们要看这3个因子的第二行数据。结果显示，“适应性调整”和“教学模式认同度”两个因子均值呈现显著差异（第二个sig值<0.05），“自主学习能力”因子均值差异非常显著（第二个sig值<0.01）。这说明课题组的学生在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和自主学习能力三个方面明显高于非课题组的学生，其中自主学习能力差异最大。“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难点”两个因子的两组样本方差齐性（第一个Sig值>0.05），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因子的第一行数据。结果显示，“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难点”两个因子均值同样呈现显著差异（第二个sig值<0.05），说明课题组和非课题组的学生在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难点两方面的感知差异显著。
表2 非课题组与课题组均值差异比较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F Sig. t df Sig.（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适应性调整 假设方差相等 6.512 .011 -3.102 639 .002 -.1821046 .0587108
假设方差不相等 -3.217 557.215 .001 -.1821046 .0566083
教学模式认同度 假设方差相等 4.533 .034 -2.207 639 .028 -.1033896 .0468437
假设方差不相等 -2.295 561.443 .022 -.1033896 .0450402
自主学习能力 假设方差相等 14.927 .000 -5.216 639 .000 -.3460922 .0663490
假设方差不相等 -5.464 572.113 .000 -.3460922 .0633375
学习方法策略 假设方差相等 2.912 .088 -1.976 639 .049 -.1004080 .0508019
假设方差不相等 -2.041 550.788 .042 -.1004080 .0491887
学习难点 假设方差相等 .220 .639 2.304 639 .022 .1407816 .0611002
假设方差不相等 2.320 511.030 .021 .1407816 .0606801
以上数据表明，课题组的“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策略”四个因子的均值均高于非课题组，“学习难点”因子低于非课题组，且都呈现显著差异，这些数据从统计学上的差异显著意义上进一步证明了课题组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学术能力强于非课题组。
从学生访谈和教师研讨会上得知，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课题组老师开设了“新生英语导航课”、“技能导向英语研讨课”和“基于网络的大学英语研究性学习”三个专题课，让学生了解大学英语课性质、上课环境和模式、课程目标、师生角色、课程评估、课程资源及利用等，有效促进学生自我积极调整，接受并进入大学生活，尽快获得探索兴趣及有效利用资源，尽快适应大学英语教育。在新生入学第二学期，课题组加入课堂展示和课堂演讲、辩论等环节，以英美文化、东南亚文化、时事新闻、身边热点为主题让学生针对问题查找资料、准备发言材料，在同学面前陈述观点，增加了学生的独立完成或合作完成课外作业的时间，对学生在掌握知识、开阔视野、合作精神、批判思考、交流表达、写作技能、听讲座、做笔记等诸多方面进行整体上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
（三）学生不同性别、学科对研讨课的差异分析
在对比非课题组和课题组的均值差异的基础上，我们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课题组的数据按照不同性别和学科分组进行均值差异比较，进一步分析不同性别和学科的学生在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模式下的感知差异。为使表格简洁明了，我们把分组进行的独立样本t检验的SPSS输出结果整合，得出表格如下：
表3 课题组性别、学科间均值差异比较 适应性调整 教学模式认同度 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方法策略 学习难点
课题组 均值 男生 3.394053 3.580868 2.947577 3.755507 3.610132
女生 3.289714 3.474014 2.852857 3.724571 3.580000
标准差 男生 .8329882 .6452063 .9328830 .7053544 .8002950
女生 .6369895 .5426962 .7632115 .5711671 .6950013
t 1.423 1.802 1.119 .486 .396
Sig（双侧） .155 .072 .264 .627 .692
课题组 均值 理工 3.409959 3.585947 2.987398 3.780488 3.5636856
文 3.251923 3.452991 2.778526 3.681410 3.6495726
标准差 理工 .8005052 .5955869 .9153252 .6746317 .77269746
文 .6769449 .6111989 .7598411 .6056513 .72689734
t 2.123 2.159 2.478 1.492 -1.111
Sig（双侧） .034 .031 .014 .136 .267
表3显示，在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模式下，男女生在“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难点”四个因子均值都在3分以上，其中“学习方法策略”因子均值最高;“自主学习能力”因子均值接近3分;男生五个因子的均值皆高于女生相对应的均值，“教学模式认同度”差异最大，“学习难点”差异最小，但均无显著差异（Sig双侧值>0.05）。这说明男女生对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整体认同度高，但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对研讨课模式的认同度略高于女生，相对更愿意主动参与到合作互动式的教学活动中。男女生均对“自主学习能力”认同度低。
从学科的角度分析，在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模式下，理工科学生在“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学习方法策略”和“自主学习能力”四个因子均值都高于文科学生相对应的均值，“学习难点”因子均值低于文科学生;在“适应性调整”、“教学模式认同度”、“自主学习能力”三个因子呈现显著差异（Sig双侧值<0.05），其中“自主学习能力”因子均值差异最大。“学习方法策略”和“学习难点”两因子差异不显著。数据表明，理工科学生对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模式认同度高于文科学生，能更好地调整适应大学新的学习生活环境，有更好的自主学习能力。
以上表明，不同性别和学科的学生对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教学模式下的感知度存在个体化差异，特别是理工科学生和文科学生之间的个体化差异较为明显，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这说明老师应该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注意到个体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和特点，特别是理工科和文科因专业特色而具有的不同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特点，使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朝着个性化、自主式、探究式学习方向发展。
四、结语与讨论
本文通过教学实践分析探讨了把新生研讨课融入地方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对受试数据的量化和质化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大学英语课程中开展新生研讨课教学是可行的、有效的;它能够更好地帮助新生培养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及适应全新的大学英语环境和英语学习方法，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新生自主性、合作式、探究式的学习，更好地帮助新生掌握各种有效的学习方法策略，提高英语学习各方面的技能和能力，顺利完成从中学向大学学术研讨研究过渡。不同性别、学科在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模式的感知度有所不同，其中理工、文科之间的差异显著。
结合问卷开放性问题、课堂观察和访谈等质化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是否参与了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课题实践，受试学生普遍认同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认知主体的、基于专题或研讨主题的协作式、探究式教学模式最能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知识意义建构及提高英语学习技能与能力。
本研究的问卷量化分析和课堂观察、访谈等质化分析为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的推广普及提供了积极的数据支持。但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同样遇到了制约新生研讨课顺利开展的若干因素。其一，班级规模过大。受试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班平均人数为40～45人，较大的班级规模给老师设计课堂专题技能训练或组织主题讨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其二，学生对外语学习需求层次的多样化。即使同是二级起点的学生，一部分学生仍希望老师能在课堂上主讲授语言基本知识，如词汇、语法等，以巩固语言基本知识、应对四级考试。而更多的学生则认为语言基本知识可以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习得，他们希望在课堂上能有更多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以协作、研讨的方式锻炼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为今后的交际、求职就业打好基础。其三，师资培训问题。大学英语新生研讨课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活动设计、教学考核评估等各个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以老师讲课为主的大学英语课堂，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应具备多学科知识，并且有更好的加以整合的能力;其合作式、探究式学习需要教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主导讨论方向能力、判断能力、评价能力。因此，新生研讨课老师必须参加培训、调研，加强教师经验交流，在实践探索中反思教学、以研促教，使研讨课教学能达到最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Vo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2]蔡颖蔚，沈群，郑昱，等.南京大学新生研讨课的探索与初步成效[J]. 中国大学教学，2010（9）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刘宝存.美国研究型大学一年级学生的习明纳尔课程[J]. 外国教育研究，2005（3）
[5]刘少雪.从博耶（Boyer）委员会的“3年后报告”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改革[J].中国大学教学，2004（5）
[6]孙志凤，张红霞，郑昱.研究型大学新生研讨课开设效果与初探――南京大学案例调查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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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采取有效措施，狠抓理论学习。委党组和物价局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来抓，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专家讲座与专题辅导相结合，向书本学和向实践学相结合，个人自学与集体研讨相结合。先后举办学习班或研讨班10余次，班子成员亲自作辅导报告4次，同时为外单位作了5场专题报告，各支部开展集中学习70余次。重点学习了十七大报告、国务院《意见》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等委党组确定的13个必学篇目。组织编印了《国务院〈意见〉解读》和《自治区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文件汇编》，做到人手一册。广大干部妥善处理工学矛盾，白天上班，利用中午、晚上休息或出差时间学习，大多数党员作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均在1万字以上。通过学习，大家对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有了进一步认识，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是突出实践特色，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发展改革和物价工作实际，我们将“以思想跨越实现工作跨越，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将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队伍建设出实效、体制机制显活力作为载体，突出解决实际问题。委机关研究确定了转变发展方式、打造西部旅游目的地等12个重点调研课题，物价局确定了加强价格监管、水价改革等10个调研题目。我委先后三次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委属单位负责同志80余人，深入西夏区镇北堡镇、太阳山工业园区、盐池县开展学习调研活动，并将镇北堡镇作为发改委学习实践活动的联系点。物价局多次组织干部职工到五市企业、市场、农户进行重点考察。各支部也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20余次。通过调研，使大家普遍接受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教育，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成果。
四是深入解放思想，认真开展讨论。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以支部为单位，采取召开座谈会交流发言、撰写心得体会、辩论讨论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了以“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努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讨论，加深了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在事关发展改革部门要不要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增强了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围绕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我们组织开展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意见》征文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活动征文活动，共征集论文50多篇。我们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先后召开不同层次征求意见座谈会5次，面对面交流，零距离对话。与此同时，向自治区各厅局、各服务单位、各市县发改委，五市党政主要领导，全国在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自治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放征求意见表500余份，广泛征求对学习实践活动、发展改革和物价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机关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为下一步分析检查和整改奠定了基础。
五是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活动氛围。我们把搞好宣传工作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加强领导，创新形式。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的收集、采编，。及时向自治区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指导检查组汇报反映工作进展情况。截至目前，物价局、各支部上报信息和情况反映50期，采编上报活动简报21期。在发改委门户网站、xx价格信息网、内部办公协同网和《xx物价》杂志开辟学习实践活动专栏，及时活动信息。同时与宣传部联合开办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在身边”专栏。各支部也采取开办宣传栏、学习园地等形式，加强宣传。xx日报、xx电视台、xx广播电台等主要新闻媒体对我委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行了报道。这些措施，都为我们顺利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营造了良好氛围。
六是坚持统筹兼顾，实践成果初显。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两促进”，以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工作作风为着力点，学促结合，边学边促，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期间，围绕当前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提出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及做好四季度工作的建议》，为自治区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围绕贯彻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村发展改革的重大项目编制工作；围绕落实国务院《意见》，研究提出了xx发展特色旅游业、打造西部旅游目的地的思路，开展了宁东火电基地、化工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建设启动仪式的筹备工作；围绕国家扩大投资，启动内需，落实国务院十条措施，加大项目衔接力度，已争取国家新增投资5亿元。同时上报了2009年投资计划；围绕稳定物价，多次向自治区政府提出工作建议，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围绕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干部管理教育，强化组织纪律要求。连日来，各业务处室加班加点，高质量完成了党委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体现出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总体来看，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活动，初步实现了解放思想上有新跨越，谋划水平上有新提高，解决问题上有新成效，作风建设上有新突破，科学发展上有新进展的目标要求。对此，正伟主席在我委调研指导工作时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发展不平衡，有的支部抓得实，效果明显，有的则行动迟缓；部分干部理论学习还比较肤浅，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很透，体现在工作上，对新形势下科学发展的思路不宽，办法不多。此外对学习实践活动的创新不够等等。对这些问题，要在下一阶段活动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准确把握第二阶段的总体要求
分析检查阶段是从思想认识层面进入实践层面的重要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对学习调研阶段工作效果的检验，又是整改落实阶段的基础。需要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好。同时，当前我们还面临抢抓国家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重大机遇，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快进行。建国书记、正伟主席都对发改委工作作出重要批示，特别是正伟主席在11月5日到发改委调研指导工作时，对发展改革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自治区领导批示精神，把当前工作和学习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任务不减、标准不降、要求不变，自觉做到“四个特别注重”：
一是特别注重紧扣加快发展主题。服从服务于中心工作，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突出实践特色的重要体现。当前，国家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工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完成我区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搭上国家扩大内需这班车，争取国家更多支持，任务艰巨，时不我待。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统筹意识和服务意识，精心谋划和扎实推进本阶段工作。要在坚持不懈抓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同时，始终坚持“三个不动摇”，即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不动摇，完成全年任务的信心不动摇，加快发展不动摇。努力找准对接点，开拓新思路，增添新举措，创造新业绩，把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体现到争取国家更多项目资金和加快发展上，体现到提高价格工作水平上，真正使干部受教育、发展上水平、群众得实惠。
二是特别注重弘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谋划大事、干成大事，需要一种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劲头。多年来，发改系统形成了默默无闻、甘于奉献、敢打硬仗、勇于拼搏的伟大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高质量完成了自治区党委政府交办的重大任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绩。这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抢抓机遇和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其中的每一项政策，对我们都意味着机遇。我们要进一步清醒认识当前形势，切实增强机遇意识，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总体取向和抓项目、争资金、夯基础、求发展、促稳定的主要任务，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信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做项目、争项目，努力把当前的重大机遇抓住用好，不辜负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区各族人民对发展改革工作的新要求、新企盼。
三是特别注重查找解决突出问题。查找解决突出问题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也是赢得群众满意的必然要求。分析检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整个学习实践活动的方向和力度。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通过“自己找、群众提、上级点、相互帮”等方法，全面梳理、深入分析查找思想上的差距问题、认识上的缺位问题、责任意识不强的问题、自觉性不高的问题、联系实际不紧的问题和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等等。查摆问题要在“准”字上下功夫，原因分析要在“深”字上下功夫；既要剖析工作方法上的原因，又要深挖思想认识的根源，真正把问题找准，把原因分析透，把对策思路确定好。要坚持边查边改，对征求到的社会各界意见、党员干部评议意见、班子和班子成员查找出来的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根据存在问题的层次和范围，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能改的立即改，不要拖到整改阶段，努力把学习活动的效果体现在整改上，体现在解决问题上。
四是特别注重引导群众参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建设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就是要让群众参与，请群众评判，让群众满意，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围绕查找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民主，改进方式方法，贴近基层和群众，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本阶段要对领导班子分析报告进行群众评议，这是吸收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依靠群众力量查找问题、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物价局和各支部要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精心组织实施，努力把群众评议过程变成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汇聚民力、共克时艰的过程。
三、注重环节，提高质量，确保分析检查阶段工作健康顺利进行
分析检查阶段要求高、任务重，而且政策性强，群众十分关注。我们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和第三指导检查组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强化时间意识、质量意识，算好时间帐，把好质量关，采取有力措施，精心组织实施好这一阶段工作。
（一）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动员会后，委党组将围绕“以思想跨越实现工作跨越，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主题，召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重点分析查找突出问题。物价局和各事业单位领导班子也要结合自身实际，开好民主生活会。一要精心准备。班子成员要结合前期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见等，梳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真准备发言提纲。前期形成的调研报告可作为发言提纲的基础材料。二要搞好“三个对照检查”：一是对照分管工作，总结经验，查找差距和主要问题，结合工作职能，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二是对照检查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发展体制，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障碍，找准工作的对接点和切入点，明确加快发展的思路和重点任务；三是对照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查找本单位及个人在服务大局、服务基层和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存在的主要差距和不足，研究提出加强班子队伍建设的举措和办法。三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和差距，以实事求是，虚心求教的态度，开诚布公地谈问题、找原因、提建议，谈问题真谈，找原因真找，提建议管用，自觉改进和提高。
（二）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报告。要高度重视、及早谋划，精心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报告，力求认识深刻、分析透彻、思路清晰、措施实在。分析报告要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基础上，紧密联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抢抓新机遇和推动跨越式发展的实际，充分反映前期学习调研、征求意见及解放思想大讨论成果。分析报告形成后，要召开党组扩大会进行充分讨论，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征求党员干部、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的意见，集思广益，力争形成高质量、有特色的分析报告，为搞好群众评议打下坚实基础。
篇7
我局全面展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密切配合，较好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各项任务。通过学习、调研和讨论，大家普遍增强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了科学发展的思想认识，坚定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为深入开展后两个阶段的学习实践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县委第九指导检查组对我局第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活动给予了较高评价。总的看，学习调研阶段的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扎实有效。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成立了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建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县委第九指导检查组，具体指导我局学习实践活动。全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结束后，我局召开动员大会，认真学习各级领导的讲话精神，对学习实践活动进行安排部署。制定印发了*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提出了学习实践活动的方法步骤和明确要求。全局13名党员干部和非党员领导干部，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投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来。由于我们高度重视，部署周密，指导检查组全程介入，指导有力，使整个活动呈现出起步快、标准高、氛围浓的良好态势。
二是采取有效措施，狠抓理论学习。我局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第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来抓，坚持集中学习与分散学习相结合，专家讲座与专题辅导相结合，向书本学和向实践学相结合，个人自学与集体研讨相结合。先后举办学习班或研讨班10余次，班子成员亲自作辅导报告4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和《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论科学发展》，做到人手一册。广大干部妥善处理工学矛盾，白天上班，利用中午、晚上休息或出差时间学习，大多数党员做读书笔记、写心得体会。通过学习，大家对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有了进一步认识，增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是突出实践特色，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实际，我们将“以扩内需、保民生、保增长、保生态，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主题，将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队伍建设出实效、体制机制显活力作为载体，突出解决实际问题。我局研究确定了转变监管方式、打造和谐食药监、构建和谐监管的重点调研课题，确定了加强药品监管“两网”建设、食品安全“三网”建设等调研题目。我局先后三次组织机关全体党员42余人(次)，深入各乡镇、各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开展学习调研活动。通过调研，使大家普遍接受了一次很好的实践教育，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同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调研成果。
四是深入解放思想，认真开展讨论。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采取召开座谈会交流发言、撰写心得体会、辩论讨论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了以“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为主题的大讨论，努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进一步解放思想。通过讨论，加深了党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在事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不要科学发展、能不能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增强了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我们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先后召开不同层次征求意见座谈会，面对面交流，零距离对话。广泛征求对学习实践活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机关作风建设等方面的意见，为下一步分析检查和整改奠定了基础。
五是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活动氛围。我们把搞好宣传工作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加强领导，创新形式。指定专人负责信息的收集、采编，。及时向县委学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指导检查组汇报反映工作进展情况。截至目前，我局上报活动简报10期、上报工作快报10期。在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门户网站、内部办公系统开辟学习实践活动专栏，及时活动信息，为我们顺利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营造了良好氛围。
六是坚持统筹兼顾，实践成果初显。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两促进”，以推动科学发展、转变工作作风为着力点，学促结合，边学边促，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围绕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干部管理教育，强化组织纪律要求。各业务科室室加班加点，高质量完成了党委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体现出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总体来看，通过第一阶段的学习实践活动，初步实现了解放思想上有新跨越，谋划水平上有新提高，解决问题上有新成效，作风建设上有新突破，科学发展上有新进展的目标要求。
在取得以上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干部理论学习还比较肤浅，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不是很深很透，体现在工作上，对新形势下科学发展的思路不宽，办法不多。此外对学习实践活动的创新不够等等。对这些问题，要在下一阶段活动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准确把握第二阶段的总体要求
分析检查阶段是从思想认识层面进入实践层面的重要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对学习调研阶段工作效果的检验，又是整改落实阶段的基础。需要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好。同时，当前我们还面临抢抓国家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重大机遇，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快进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各级会议精神，把当前工作和学习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任务不减、标准不降、要求不变，自觉做到两促进，两不误：
一是特别注重紧扣加快发展主题。服从服务于中心工作，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突出实践特色的重要体现。当前，国家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工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完成我区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搭上国家扩大内需这班车，争取国家更多支持，任务艰巨，时不我待。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统筹意识和服务意识，精心谋划和扎实推进本阶段工作。要在坚持不懈抓好学习实践活动的同时，始终坚持“三个不动摇”，即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不动摇，完成全年任务的信心不动摇，加快发展不动摇。努力找准对接点，开拓新思路，增添新举措，创造新业绩，把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体现到加快发展上，体现到提高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水平上，真正使干部受教育、发展上水平、群众得实惠。
二是特别注重弘扬连续作战的精神。谋划大事、干成大事，需要一种迎难而上、不屈不挠的劲头。多年来，食药监系统形成了默默无闻、甘于奉献、敢打硬仗、勇于拼搏的伟大精神。依靠这种精神，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高质量完成了各项重大任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好成绩。这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抢抓机遇和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其中的每一项政策，对我们都意味着机遇。我们要进一步清醒认识当前形势，切实增强机遇意识，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总体取向，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定信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加强监管，努力把当前的重大机遇抓住用好，不辜负县委、政府和全县各族人民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新要求、新企盼。
三是特别注重查找解决突出问题。查找解决突出问题体现学习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也是赢得群众满意的必然要求。分析检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整个学习实践活动的方向和力度。我们要紧密联系实际，通过“自己找、群众提、上级点、相互帮”等方法，全面梳理、深入分析查找思想上的差距问题、认识上的缺位问题、责任意识不强的问题、自觉性不高的问题、联系实际不紧的问题和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等等。查摆问题要在“准”字上下功夫，原因分析要在“深”字上下功夫;既要剖析工作方法上的原因，又要深挖思想认识的根源，真正把问题找准，把原因分析透，把对策思路确定好。要坚持边查边改，对征求到的社会各界意见、党员干部评议意见、班子和班子成员查找出来的意见，进行认真梳理。根据存在问题的层次和范围，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能改的立即改，不要拖到整改阶段，努力把学习活动的效果体现在整改上，体现在解决问题上。
四是特别注重引导群众参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建设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就是要让群众参与，请群众评判，让群众满意，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围绕查找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民主，改进方式方法，贴近基层和群众，虚心听取意见。特别是本阶段要对领导班子分析报告进行群众评议，这是吸收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依靠群众力量查找问题、搞好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要结合实际，大胆探索创新，精心组织实施，努力把群众评议过程变成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汇聚民力、共克时艰的过程。
三、注重环节，提高质量，确保分析检查阶段工作健康顺利进行
分析检查阶段要求高、任务重，而且政策性强，群众十分关注。我们要按照县委和第九指导检查组的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强化时间意识、质量意识，算好时间帐，把好质量关，采取有力措施，精心组织实施好这一阶段工作。
一是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直接走访、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征求群众意见，并认真进行梳理，切实把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食品药品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找实。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要如实向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本人反馈。
二是撰写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在专题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领导班子要重点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凝聚力、创新力、执行力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形成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的分析检查报告。分析检查报告要充分运用解放思想大讨论和深入学习调研的成果，紧密联系我局实际，回顾党的十六大以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主客观原因特别是主观原因，列出解决问题的具体举措，提炼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思路、工作要求和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具体要求和措施等。局党组书记、局长要切实负起责任，全程主持分析检查报告的撰写。分析检查报告要突出检查分析问题、理清科学发展思路这两个重点，避免写成工作总结或工作报告。分析检查报告初稿形成后，以适当方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经党组会议充分讨论后，反复修改完善。
三是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领导班子要召开检查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情况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按照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要求，紧扣党的十六大以来本部门本单位的发展实践，深入查找个人和班子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反映出来的突出问题，党性修养和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分析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前，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撰写发言材料，做好充分准备;要相互谈心、交换看法，做到“四谈”，即主要领导与领导班子成员谈、党员领导干部与分管部门负责人谈、支部书记与党员谈、党员与单位群众谈。会上，要做到“三检查、三分析”，即检查是否准确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分析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检查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检查现行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分析制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明确今后的整改措施。党支部要组织全体党员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分析查找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提出整改办法。党员领导干部要主动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对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既要严格要求、提高质量，又不搞人人过关，不纠缠历史旧账和细枝末节，注意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要运用民主生活会的成果，进一步修改完善分析检查报告。
篇8
高等院校里有关专业开设翻译课程已经有许多年的历史，但是翻译教学界对于翻译课的教学中应否包括理论内容，以及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很确定的认识。 1985 年，王佐良先生召集北京地区高等院校部分翻译课教师座谈翻译教学问题，有些教师在发言中就认为翻译教学用不着理论。（劳陇， 1994 ： 647 ）其实，认为翻译教学用不着理论的观点只是整个翻译界存在着的某种缺乏乃至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的反映，诚如王佐良先生（ 1994 ： 710 ）所指出的那样：“研究工作最怕缺乏材料而空谈理论，但就翻译而言，情况却相反，是有丰富的材料而理论还停留在严复的信、达、雅三点论。”
但是，如果说成熟的职业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关心或者较少关心翻译理论问题的话，翻译课的教师却不能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工作不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会直接或者潜在地影响到许多今天身为学习者而明天将去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对这项工作本质的认识，并且进而影响到他们未来的职业水平。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理论是对问题的一种看法。翻译大师们不一定会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言明或不言明的原则，因为翻译操作的过程就是一种频繁的判断与选择的过程；而有意义的选择必然牵涉到某种经过周密考虑的、确定的、并且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准则。古代欧洲基督教的教父杰罗姆（ 340?-420 ）在翻译《通俗拉丁文本圣经》（ Vulgate ）时，就自觉遵循着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以翻译意义为核心的原则，并且公开地宣布和捍卫这些原则。（奈达， 1983 ： 51 ）在我国古今翻译大师们那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各种以笼统或概括的形式存在着的理论原则，例如唐朝佛教高僧玄奘（ 600 — 664 ）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说以及当代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傅雷（ 1908-1966 ）的“神似”说等等。
理论不能够脱离实践，但是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其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更糟——那就是使学习者在学习阶段就养成某些错误有害的习惯。
粗略说来，翻译研究可分成理论和技巧两方面。技巧本身多种多样，也无所谓高下之分。在具体的上下文里究竟采用哪一种技巧，这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对理论的深层次理解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技巧只有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中才能够得到证明。没有理论根基的技巧是支离破碎的技巧，无助于学习者举一反三，系统地掌握处理翻译难题的能力。
因此在各种严肃认真、有相当水准的翻译教学中，都应该包含有中肯而切要的翻译理论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应该有机地融汇在翻译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作为它们的统率和指南。
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所能发挥的两个最重要的作用是：（1）阐明翻译活动的本质；（2）提供具有可操作性、适用于各类文本的翻译原则，用于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分析翻译中的问题，以及品评译文的质量。
要什么样的理论？
翻译活动牵涉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还没有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是翻译教学中总需要有一种确实可以遵循的理论原则，才能够比较有效地引导学生入门，少走弯路。但是翻译教学中究竟适宜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呢？对于这个问题，翻译研究发展历程的本身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如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如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由于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但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在努力地抗争，力图维护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人本性质。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学科经历了从对客体性的单一强调走向主客体并重的过程。二十世纪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发展轨迹：从二十年代把语言视为结构实体、因而注重描述静态语言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语言的客观特性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同时并重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蓝峰， 1988 ： 6 ）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翻译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全面地考虑与愈来愈严格地分析翻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因素，而且还有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使自己具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征。
就西方而言，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古代时期：
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末。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翻译家们直接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翻译作了初步的分析与论述（斯坦纳， 1987 ： 32 ），其代表人物有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前 106-43 ）、古罗马诗人与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前 65-8 ）、古罗马宗教作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主要译者杰洛姆和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 1483 — 1546 ）等。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翻译希腊文学典籍以及基督教《圣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要注重原文的文学特征，热衷于讨论译者是该让读者向原文靠拢（直译）还是让原文向读者靠拢（意译）的问题。标志着这个时期结束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与翻译理论家泰特勒（ 1747-1814 ）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 1791 ）。
近代时期：
从十九世纪初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尔马赫（ 1768 — 1834 ）发表题为《论翻译之方法》（ 1813 ）的论文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时期翻译研究的重点是在语言与思想的大范围内讨论原文的理解问题，代表人物除了施莱尔马赫以外，还有德国文艺理论家与翻译家施雷格尔（ 1767 — 1845 ），以及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 1767 — 1834 ）。他们力图通过一般的语义模式来说明理解一段话语的过程，所采用的是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阐释学方法（斯坦纳， 1987 ： 34 ）。
现当代时期：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是一个翻译活动本身日益受到社会的注意与重视、翻译理论研究也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向上快速向前发展的时期。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两大思潮是科学主义（如哲学中的分析哲学）和人本主义（如哲学中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由于受到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辉煌成就的影响，社会科学在整体上出现了自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力图以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对象。但在另一方面，人本主义又在努力地抗争，力图维护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人本性质。两大思潮的碰撞使得社会科学的许多具体学科经历了从对客体性的单一强调走向主客体并重的过程。二十世纪语言学所走过的道路便明显地显示出这种发展轨迹：从二十年代把语言视为结构实体、因而注重描述静态语言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到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语言的客观特性与语言使用者的交际能力同时并重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便可以看到这一点。（蓝峰， 1988 ： 6 ）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已经开始并且正在沿着这条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路子走。翻译学科发展的趋势，是愈来愈全面地考虑与愈来愈严格地分析翻译过程中所有重要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因素，而且还有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及其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以便更加全面地解释翻译中的种种现象，使自己具有比较成熟的学科特征。
这个时期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流派：
语言学派：现代翻译理论是从语言学派开始的，该派兴起于五、六十年代，它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对语言结构所作的严密分析为基础，研究原语和译语之间在词法与句法上的一系列对应和转换规则，追求原文和译文的等值，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卡特福德（ 1965 ）、早年的奈达（ 1964 ）和前联邦德国的威尔斯（ Wolfram Wilss， 1982 ）。由于翻译总是牵涉到至少两种语言，因此人们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对于初习翻译者来说，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可能是最切近于他们的学习经验、因而也是最能够对他们提供启发与实际帮助的。但是正如人们正愈益深刻地认识到的那样，翻译活动决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操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际交流活动，涉及到一系列的超语言范畴，涉及到语言外其他的文化系统。语言学派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注重原文和译文在语言上的对等，而忽视了话语的交际功能以及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有见树不见林之虞。（近二十年来语言学派开始注重研究话语层面上的等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期研究的缺陷。）
交际学派：交际学派出现于七、八十年代（以 Nida & Reyburn， 1981 为代表），其理论渊源是信息论（又称通讯理论或交际理论）和社会语言学。该派认为：人类语言是一种复杂的信息系统；翻译则是一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活动，它同其他种类的信息传递一样，遵循着信息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在信道接受力给定（亦即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一定）的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的难度（高度），就必须用明显的形式表示出其中暗示的部分，因而增加信息的长度（宽度），故而译文常常会长于原文。社会语言学对于交际学派理论的贡献是区分了语言的不同功能。根据这种区分，判断译文有效性的标准便是它实现原文中相应功能的程度。交际学派深刻地分析了翻译中信息传递的种种困难，突出了接受者的重要性；它所提出的“翻译即交际”的命题已经广为人们所接受。它的欠缺在于没有研究不同话语层面上语言符号的特点，也没有很好地分析语言和文化间的深层关系。
语言学派和交际学派有时被统称为翻译中的科学派，因为它们采用了信息论和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描写与分析方法来解释翻译的过程以及处理翻译中的问题。
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六十年代初，美国爱奥瓦大学首次开设翻译培训班，在其主任、诗人安格尔（ Paul Angel ）的积极倡导与推动下，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得克萨斯、扬伯瀚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等著名高校都先后设立了翻译培训班以及各种层次的翻译专业。美国文学翻译协会也于七十年代后期成立，并出版了题为《翻译》的学术杂志。一个围绕着翻译培训班的学派随之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诗人兼翻译家庞德（ Ezra Pound ）等。该派以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兹（ I.A. Richards， 1929 ）的理论为依归，注重文学翻译实践，以及通过翻译研究来理解文学作品，其研究重点和方法与古代时期的语文学派比较相象。
文学—文化学派：包括两个有相似地理与文化背景的学派，即七十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派和七十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它们都起源于地处当代世界主流文化边缘的小国家，且其理论渊源都是本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翻译研究”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教授霍姆斯（ James Holmes， 1972 ）、比利时学者、后移居美国并任教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勒费维尔（ Andr é Lefevere， 1978a ）和英国学者、沃里克大学教授巴斯内特（ Susan Bassnett， 1980 ）。该派认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主要方法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无助于增进人们对于文学翻译的了解，因而沿用了近代翻译时期的阐释学方法，从意义的传递开始，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如何既影响到译文及其文化（如美学规范）的发展，又影响到原文及其文化的延续，试图以此将各种文学翻译的理论统一起来，建立一种能够指导产生译本的理论。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译作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多元体系派理论的主要阐发者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埃文—佐哈尔（ Itamar Even-Zohar， 1978 ）和图瑞（ Gideon Toury， 1980 ）。“多元体系”指的是由文学内部及文学外部的相关系统构成的整个网络体系，这些相关系统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那些创生新项目和新模式的系统常被称为“一级系统”或主导系统，而那些巩固与强化现存的项目和模式的系统则被称为“二级系统”或次级系统。该派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次级文学系统不断地向主导系统挑战和渗透，进而转变成主导系统。翻译文学必须被包括在多元系统之内，而且在小国家以及新兴国家里，翻译文学可以发挥中心的作用。翻译作品和文学多系统之间的关系既不能归为“一级”的，也不能归为“二级”的，而是一个变量，它取决于文学系统内部起作用的特定环境（ Gentzler， 1993 ： 114-117 ）。
“翻译研究”派和多元体系派在翻译思想上的差别在于：前者更相信原文与译文之间可以达到功能等值，相信译者能够产生等值的译文，而这种译文又进而可以对译语文化中的文学常规和文化规范产生影响；而后者则相反，他们更相信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和文学常规主宰着译者的美学预设与先见，并进而影响其翻译决策（同上， 107 ）。
这两派在诸如文学系统之间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文本的能产性以及所有文本的文本间相互关联性质（ intertextuality ）等方面为翻译研究以及随后的后现代文化理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但是它们关心的重点显然更多的是在文学与文化方面，而不是在语言。
解构学派：产生于六十年代后期处于政治与社会动荡之中的法国，其思想积大成者为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1978， 1985b ）。严格说来，解构学派并未提出具体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它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哲学，认为古往今来所有哲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翻译这个概念，并且站在与西方思想传统完全相反的立场上，借助对翻译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大问题，所以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在前面述及的所有流派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的假定为前提的，那就是：存在着原文和它在译语社会里的再现。而解构派的理论却完全否定了这个假定，它认为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并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它拒绝任何类似于“原文”与“译文”、“语言”与“意义”的划分，指出：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 Gentzler， 1993 ： 145-149 ）。
解构学派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启发我们：应当避免用任何先见来阐释和评价译文。但是在彻底否定原文的同时，解构理论实际上也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定了翻译自身。
在对原文的存在表示怀疑这一点上，解构派同后期的“翻译研究”派比较一致。巴斯内特在近年来所著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回顾了翻译研究发展的三个阶段。她指出：第一阶段的翻译研究以对传统翻译观，尤其是“等值”概念的挑战诘难为特征；第二阶段的翻译研究的重点是描绘特定时期翻译活动的模式，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而第三阶段的翻译研究则把“翻译看作是摆布文本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多元论取代了忠实原文的教条，原文这个概念本身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 Bassnett， 1993; 转引自韩加明 ， 1996 ： 49 ）。”对原文地位的质疑是二十世纪相对主义思潮在翻译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从时间上说，它可以追溯到本世纪更早些时候德国语言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的翻译思想；从空间上说，它在巴西后殖民主义学者和加拿大女权主义研究者那里都得到了生动的阐发与表达。
本雅明对于语言问题提出过许多十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语言本身不指向任何客观现实；译者的任务是保证语言的生存（ ensure the survival of language ），并以此保证生命的延续。“原文”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封闭体，相对于未来的可能性而言，它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之中；它包含着某种吁求自身未来生存的结构或形式，哪怕它从来不会被人翻译时也是如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它在没完没了地希冀着被人翻译，希冀着生命。译者的义务或者说“债务”，就是赋予原文新的生命，使其生存下去，生存得更好、更充分。而原文则在翻译的过程中屈膝投降，放弃自身，通过被变更和被转换来换得新生，实现成长和成熟（ Gentzler， 1993 ： 174， 163-165 ）。本雅明的观点暗示出：原文并无独立不变的身份，它须仰仗翻译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这种观点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巴西后殖民主义学者将翻译视为一种类似于早期美洲土著居民中盛行的同类相食（ cannibalism ）习俗的活动，认为原作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吞食、消化，滋养译入语言国家的作家，同时自身也在新诞生的译作中获得了新生，因此译者在翻译中所起的作用不是被动的接受与传递，而是主动的把握与处理；翻译就是编辑与改写。
加拿大女权主义研究者从分析译文是“不忠的美人”（ la belle infidele ）这一比喻入手，向发起挑战。“不忠的美人”这一比喻所基于的观点是：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则认为翻译是双性的，并非专属于某一性。传统的翻译观强调译者应该自我埋没；而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则强调译者的存在，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占有与摆布。（ Bassnett， 1993; 转引自韩加明 ， 1996 ： 49 ）
巴西后殖民主义学者和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研究者们都试图提高译者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们同“翻译研究”派是相通的。
社会符号学派：产生于八十年代末，其代表人物是奈达（见 Waard & Nida，1986 ）。首先提出“符号学”的名称以及第一个全面的符号学研究纲领的是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C.S. Peirce， 1839 — 1914 ）。美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莫里斯（ 1901 —）对符号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他区分了符号关系的三个方面，明确地指出：符号与其所指称或描写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是符号句法关系，符号与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符号用法关系。
在自然语言中，与这三种关系相对应的是语言符号（包括音素、字素、音节、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乃至话语）的三类意义，即指称意义、（语）言内（部）意义和语用意义。
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和它所描绘或叙述的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实体或事件之间的关系，它主要同交际主题相关。交际主题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话题，它也包括语言本身，因为语言可以用来讨论任何事情，包括它自身的特征，如“主语”、“谓语”、“动词”、“名词”、“句子”、“语法”等等，这便是语言所谓的“元语言功能”。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基本特征的抽象概括，它的核心内容是区别性特征。在大部分情况下，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的基本内容和它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它也被称为“信息意义”、“概念意义”或“认知意义”。
言内意义是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传统语义学中的系统意义（ sense ），但其范围又远远不止于系统意义。语言符号在音素、字素、词素、词、短语、分句、句子和话语层面上都可以有言内意义。
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包括表征意义、表达意义（主要同发讯人有关）、社交意义（主要与沟通发讯人和收讯人的渠道有关）、祈使意义（主要与收讯人有关）和联想意义（同时与发讯人和收讯人有关）。语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
这三类语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社会符号学意义。不过在不同的话语中，它们的相对突出程度有所不同。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有言内意义（主要为语法意义）；在技术性文本中，指称意义非常突出；而在文学性话语里，语用意义和某些言内意义（如诗歌中由韵律所体现的音系意义）可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文学语言中的风格因素基本上可以化归为这三类符号学意义中的一种或几种。
译者如果能把一个词语或一段话语的全部意义同时传递给译语读者，那自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就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完全对等。但在实际上，这种完全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能够做到的。译事之难，就在于原语和译语语言符号的各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同时对应的情况极为少见。在许多情况下，译者都必须在保留什么和舍弃什么之间作出抉择。显然，译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具体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意义的正确传译。没有这个前提，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都是谈不上的。（详见柯平 1995 ， 23-44 ）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牵涉到五个重要的因素，即：①原文信息、②原文作者、③原文接受者（包括作为原文第一读者的译者以及译文读者）、④沟通原文作者与原文接受者的交际渠道（包括具体的交际场景、交际媒介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⑤语言代码。
可以看出，上述各种译论研究途径中除了社会符号学途径外，都只偏重于翻译传通五要素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不是语言，就是文学，或者是社会文化）；“翻译研究派”与解构派的理论还有某种走极端的偏颇性质（如前者所谓译者要“摆布原文”的主张以及后者对于原文权威性的彻底否定）。虽然它们的研究视点对于整个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用它们作为翻译教学中的指导理论显然是不合适的。而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地考虑了翻译传通过程中的五个要素，既注重语言（它毕竟是翻译活动操作的基本对象），也注重各种语言外的因素。它吸收了语言学派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交际学派在语言功能分析方面的长处，对信息可能具有的各方面的意义或功能作了剖析，同时也研究了符号使用者及其所属文化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用比较严格的方法对这五个要素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综合考察。它的科学性与全面性使得它比较适合于作为翻译教学中的指导理论。
二十世纪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领头羊是语言学。语言学为翻译研究的系统化提供了理论和语言工具（ Gentzler， 1993 ： 43 ）。根据奈达的看法，“现代语言学对翻译最有意义的贡献，恐怕就是使翻译工作者解除了前一代人在语文学上的种种假定和臆测的束缚。”（奈达， 1986 ： 74 ）社会符号学理论吸取了语言学派的合理内核，把翻译研究的框架建立在语言学对语言结构所作的坚实的基本分析之上，同时它又接受了交际学派提供的启示，把翻译看成是一种特别的符际传通活动（跨语言、且常常又是跨文化的传通活动），把传通的内容具体分析为信息的各种意义。这样，在审视翻译讨论中的许多基本问题时，社会符号学派译论就站在了比其他学派译论更高的角度。象“直译还是意译”、“以原作者为中心还是以译语读者为中心”、“以形式为主还是以内容为主”这样一些译学领域里的老问题，在社会符号学理论那里都被消解了，余下的只是如何分析、理解和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文信息的多重意义这一单纯的、被还原了的问题。
社会符号学理论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对认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由于它把语言符号的使用者（亦即人）与语言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人作为社会与历史的存在有着无限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因此，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中一切与翻译活动有关联的方面都是，或者说可以是社会符号学翻译研究的范围。从社会符号学的立场来看：语言是组成文化的许多符号系统中间的一个；它与其他符号系统的区别在于：它自身是编码系统，可用于解释文化中许多其他的符号系统，同时它又反映其他符号系统（即社会现实、结构和过程）的特质。也就是说，符号的意义存在于人类所有的意义系统之中，而翻译活动最集中地体现了符号系统的这一特点。因此，关于语言或翻译的理论仅仅指导人们理解语言的意义是不够的，孤立地研究语言必不能弄清语言本身的意义。（陈宏薇， 1996 ： 8 ）。用社会符号学的观点研究翻译，就不但要研究语言结构本身，而且还要关注语言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中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关注这种相互作用机制在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信息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结果。换言之，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要求译者对语言符号系统与社会中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联系保持充分的认识——而这正是翻译工作者在自己的实践中体会良深、但却极易为初习翻译者所忽视的一个问题。
对于翻译教学来说，社会符号学译论中所采用的分析与还原方法十分有益。近年来，大陆译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思想方法上的分析性思维属于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方法是综合性思维；要建立中国的翻译学就要注重采用综合思维。其实，分析与综合是两种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认识方法。要建立一门严谨的学科，这两种认识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可靠的综合只能建立在有相当精确度的分析之上。比如，对于生命这种宇宙中最为奇特的现象，哲学家、神学家、诗人等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份特点、个人气质和知识，把它看作是（综合为）物质运动的形式、天地之气的化生之物、造物主的杰作或者宇宙间生生不息的精神等等。但是对于学习生命科学的学生来说，仅有这些关于生命的笼统看法显然是不够的，他们得从组成生命体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层层向下分析，直至找到生命的基本构成成分（目前是 DNA ）才行。同样地，对于学习翻译的学生来说，仅仅知道一些诸如“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之类的“综合的”（也是含糊的）概念，显然也是不行的；他们必须具体地知道自己与之打交道的对象的性质与构成成分，他们必须具体地分析语言信息的各种意义与功能，唯有这样，他们最终产生的综合结果（即译文）才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可靠性。中西文化经验上重综合与重分析的差别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这里毋须详述），但它肯定不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学者逃避对自己所从事的课题作深入分析研究的藉口。就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而言，所缺少的决不是综合（这是大家都能做，也是许多人颇为乐意作的），而是实实在在、有根有据、系统全面的分析（这是不太容易做、做出来也不那么轰动、但无论对于翻译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是既有眼前需要又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理论代表着人们对于问题的一种看法；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从跨语言—文化传通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并阐明了其本质。它对于语言经验事实，尤其是翻译操作与研究领域内的经验事实，有着比较全面的概括力和解释力，同时也有着一个好的理论构架所应有的清晰性与简约性。因此，用它作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中的核心理论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相信：该理论将对翻译实践产生可以把握的实际指导作用，同时也将对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翻译原则概观
理论在廓清对象的本质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入对处理对象的总体原则的研究。翻译原则的确立对于翻译教学的有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学生没有形成健全的翻译原则意识之前，教师很难让他们从根本上理解处理具体翻译问题时所采用的某种方法的道理，也很难说服他们，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译文中的错误与失当之处；即使学生接受了教师的意见，也可能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难以避免今后犯同样的毛病。
在中外两千年的翻译史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们根据自己对翻译活动本质的理解，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翻译原则，以下仅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类作一简要分析：
以作者或读者两方中某一方为主要着眼点的原则：
提出这类原则的包括所谓的硬译（重“质”）派和意译（重“文”）派。前者如我国古代西晋的笠法护，以及欧洲中世纪翻译基督教文献的译者们；他们一般唯原文形式是举，不加改动，甚至多用音译法。后者如我国古代三国时期的支谦、康僧会，东晋的鸠摩罗什，以及文艺复兴时欧洲的文学翻译家；他们的译文力求归化，文辞典雅，但有时不惜曲解原文。奈达早期提出的“动态对等”，即读者反应对等的原则也基本上是以读者为着眼点的。这两派的翻译主张延续到今天，就是所谓的“直译”说和“意译”说。“直译”和“意译”作为实际翻译中具体用到的两种方法，是可以并存的。但是如果把它们当中的任何一种奉为翻译的原则，用来统率翻译实践，显然会大成问题。试想，将“You are telling me”直译成“你在告诉我”，将“The child is father of/to the man”直译成“儿童是成人之父”，将“open port”和“open city”直译成“开放港口”和“开放城市”，将“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没有很大意见”直译成“They have no great opintion of our work”，将“抓紧积肥”和“抓紧养猪”译成“resolutely grasp manure”和“firmly grasp pig-breeding”，能行吗？
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原语符号和译语符号的意义对应或基本对应，或者原文的字面指称意义在上下文中很重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理由（甚至绝不能够）按“意译”原则翻译。例如：一本介绍西方艺术史的书中有一段讲到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的艺术。原译文为：“‘好牧人'（ the “Good Shepherd”）的主题经常出现于光辉的马赛克作品和雕塑之中，风格是半自然主义的（图 11 ）。”责任编辑可能怕“好牧人”一语中国读者看不懂，便把它改成（“意译”成）了“耶稣”，可是插图 11 所描绘的正是手拿牧羊鞭的耶稣身边围着一群羊羔的场面。在这里，意译不但剥夺了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化中一个重要概念（耶稣是上帝派来牧养他的子民的牧人）的机会，而且直接造成读者对插图画面的不解。在奈达“功能对等”原则的前身“动态对等”原则的指导下，也曾产生过以下这种时空倒错式的“意译”：菲利普斯（J.B. Phillips ）把《新约·罗马人书》第 16 章 16 节中“greeting on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的说法译成了“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round.”（ Nida， 1964 ： 134 ）
在最坏的情况下，“意译”还可能会被误解为“以意为之”的译法。笔者的一名英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在翻译作业中把萨克雷《名利场》中的一句话：“and yokels looking up at the tinselled dancers and old rouged tumblers”译成了：
* 乡下佬们盯着瞧那些穿着俗艳的跳舞者和人老珠黄还涂脂抹粉硬撑门面的老杂耍演员。
原文说的是舞台上演戏，所以提到跳舞的演员身穿缀着箔片、闪闪发亮的（ tinselled 一词的基本意思）衣服，老杂技演员脸上涂着胭脂（为了演出），但该生却未扣紧原文，在词典上 tinselled 条下看到一个引申义“俗丽的”，便觉得这条贬义用来形容萨克雷笔下的形象应该不错；看到 old 和 rouged 又信马由缰地想到“人老珠黄还涂脂抹粉硬撑门面”，而完全不顾原文词语的本义，造成了与原文相距甚远的误译。可见，把“直译”和“意译”作为翻译原则提出，必会带来很多误解，如若加以遵循，则更会产生重重弊端。
同时考虑作者和读者的翻译原则：
这一类原则为数最多，说明大部分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的理解是全面的。我国唐代玄奘所提出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要求就是这类原则的一种表达。 1791 年，第一本用英语撰写的系统研究翻译过程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问世，作者泰特勒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①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②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③译文应和原作同样的流畅。 1898 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明确提出“信、达、雅”乃“译事楷模”，并详加申说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尤不译也。……” 1935 年，鲁迅在《“题未定”草》（ 1984 ： 246 ）里，也提出了自己对于翻译原则的结论性观点：“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为求其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这一类翻译原则从根本上说来是正确的，但也各带有某种形式的缺憾。玄奘和鲁迅的原则比较笼统（例如“丰姿”应当如何理解？）。泰特勒的原则没有考虑到“可译度”的问题，实际上，译文在意义和风格笔调方面的损失常常是难以避免的，“完全”复写出原文的思想，即便在理论上可能做到（比如不加限制地附加译注），在实际翻译中也是难以实现的。严复的原则中有一些偏见，例如他认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以及“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从美学角度提出的翻译原则：
这一类原则包括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镜”说和许渊冲的“三美说”。傅雷（ 1951 ）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提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 1964 ： 62-63 ）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镜'。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 ），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绝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许渊冲（ 1979 ）提出了翻译中国诗词要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主张，并且指出这三美标准并非同等重要：“在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形美是更次要的，是第三位的。我们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三美齐备。如果三者不可得兼，那么，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也可以不要求音似；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三美”原则强调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翻译中的重点。
美学类的翻译原则有意或无意地落实在造诣精深的译者笔下，会产生非常精彩的译品，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丰子恺翻译的《猎人笔记》、杨必翻译的《名利场》，以及五、六十年代初收入大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一些译本。但是作为指导翻译的一般准则，它们的措辞似乎“玄”了一点，内涵不够具体；同时也不太适合于非文学作品的翻译。
中外著名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们对翻译原则作了很多重要的探讨。严复的“信达雅”说和泰特勒的“三原则”对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很大，已经载入翻译理论的史册。但前述的各种翻译原则也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久以来翻译研究缺乏理论框架，只能停留在经验层次上，故而带有明显的主观印象式和评点式特征的缘故。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原则所依据的就是《易经》里“修辞立诚”、孔子“辞达而已”和“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三句话。他认为这三条是“文章正轨，亦即为译者楷模”。
社会符号学的翻译原则
对于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等标准，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它们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而不宜只着眼于它们的实用价值或现实作用，将其直接搬用到翻译教学中去（许崇信， 1996 ： 2 — 3 ）。今天的翻译研究，应该注意吸收二十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应该汇入同时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以坚实缜密的理论为根基，总结出内容具体、具有一般适用性的翻译原则，作为讨论翻译问题、评定译文质量的依据。对于翻译教学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翻译活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语言活动（具体地说是语际转换活动）；由于语言是最典型的一种符号指意系统，因此作为所有翻译活动起点与终点的语义问题应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加以认识，同时考虑语言符号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就其宏观功能而言，翻译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是跨文化传通活动），任何深入的翻译研究都必须考虑语言外的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意义读解的深层影响，而社会符号学的语义结构中正包含了研究这些因素的空间（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科学而全面的翻译理论框架应该是社会符号学的语义框架；翻译的中心问题等值应该是社会符号学意义上的等值。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社会符号学的翻译原则（ Ke， 1996 ： 74-83 ）：
译者在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以及具体接受者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与补偿手段，以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或最突出的语义优先传递为前提、尽可能充分与正确地传递原语信息所可能包含的多重意义，以争取原文和译文在指称、语用和言内三个层面上最大限度的等值。
综上所述，翻译理论对于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它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阐明翻译是什么以及从宏观上说明应该怎样译这两个问题。对于这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社会符号学的理论都提供了精辟的解答。我们相信：它将对翻译教学与实践产生可以把握的实际指导作用，同时也将对整个翻译学科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
Bassnett-McGuire， S. 1980. Translation Studies .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陈宏薇 . 1996. 《新实用汉英翻译教程》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Derrida， Jacques.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 trans.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__ 1985b. The Ear of the Other : Texts and Discussions with Jacques Derrida . ed. Christie McDonald， trans. Peggy Kamuf. Lincoln: Un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Even-Zohar， Itamar. 1978a. 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 Benjamin， H. & Even-Zohar， I. eds. Papers on Poetics and Semiotics 8. Tel Aviv: University Publishing Projects.
傅雷 . 1951. 《高老头·重译本序》 . 平明出版社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柯平 . 1995. 《英汉与汉英翻译》 . 书林译学丛书— 8. 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Ke， Ping. 1996. “A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Meaning in Translation.” Babel 42: 2. 74-83.
蓝峰 . 1988. “科学与艺术之争 . ”《中国翻译》（ 1988 ）第 4 期： 2 — 6 页
劳陇 . 1994. “翻译教学的出路 . ”《翻译新论》 . 扬自俭 ， 刘学云编 . 1994 ， 647 — 657 页
Lefevere， André. 1978a. “Translation: The Focus of the Growth of Literary Knowledge.” Holmes， J. et al. ed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 Leuven， Belgium: Arco.
鲁迅 . 1984. “‘题未定'草 .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选编 .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 》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44-250 页
奈达 . 1983. “西方翻译史话 . ”《中国翻译》（ 1983 ）第 3 期： 51-53.
Nida， Eugene. 1964.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 Leiden: Brill.
__ & Reyburn， William. 1981. Meaning Across Cultures . 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 Series， No. 4. New York: Orbis Books.
__ 1989. “Theories of Translation.”《外国语》 . 1989 年第 6 期： 2-9 页
Richards， I.A. 1929. Practical Criticism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钱钟书 . 1979. “林纾的翻译 . ”《旧文四篇》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2-94 页
斯坦纳 . 1987. 《通天塔》 . 庄绎传编译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Toury， Gideon.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Waard， J. de & Nida， Eugene. 1986.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 New York: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王佐良 . 1994.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 . ”扬自俭 ， 刘学云编 . 1994 ： 703 — 710 页
Wilss， Wolfram. 1982.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 .trans. Wolfram Wilss. Tübingan: Gunter Narr.
扬自俭、刘学云编 . 1994. 《翻译新论》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