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我们为您整理了13篇中国古代诗歌范文，供您借鉴以丰富您的创作。它们是您写作时的宝贵资源，期望它们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灵感，让您的文章更具深度。
篇1
一.并置叠加式意象
并置叠加式意象，是将几个单一的意象组合起来，创造出超出它们简单相加所产生的效果，这是某种感觉的浓缩与强化。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通过枯藤、昏鸦、瘦马等意象，十分生动地渲染出天涯游子萧瑟愁苦的心境。
并置叠加式意象跳跃性大，在时空上呈快速更迭的特点，但并非散漫，而是为明确的主题所牵掣。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草屋、榆柳、桃李、深巷、树颠。一个个意象迭出，于质朴恬淡之中，传达出一种内心深处的激动，归隐田园后的欣喜与舒畅，而这种感情与整首诗的主调是和谐一致的。又如王维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这四句诗，以明月、青松、清泉、石、竹、浣女、莲和渔舟等意象，组成一幅洁净无暇的画面，表现了诗人心灵的纯净和高洁，是诗人的内心独白和心灵颂歌。
意象的这种并置叠加方式，符合诗歌的本质规律，诗人运用直觉采集意象，目的就是在读者面前展现物质事物，利用意象的并置叠加，造成诗歌的活动视点，扩大了诗歌的空间延展和语言的张力。
二.具有象征意蕴的意象
意象的象征意蕴，是中国古代诗歌在意象运用方面的重要特色。有人认为：中国古诗语言是由整个象征意象所组成的富于隐喻的语言，这种种的形象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想象和希望。分析诗人如何创造自己的象征意象，就可破译蕴含在其中的人类心灵里的信息，揭示诗歌的深层结构。象征是中国古诗的生命，而诗歌中的象征形象的深刻寓意往往超越文学本身，蕴含于丰富的文化、思想乃至民族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之中。可以这样说，不懂象征，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深层蕴含。象征意象，是诗人对客观物象的心灵表述。由于直觉活动中强烈的主观因素的作用，诗歌作品呈现出更多的主体改造的痕迹，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投射，是诗人把自己的人格和感情投射到对象中，与对象融为一体。
比如李白的《蜀道难》，在诗人笔下，蜀道的一系列意象，极具人的性格、人的情绪。太白鸟道是黄鹤“不得过”、猿猱“愁攀援”，山中景物，悲鸟“号古木”，子规“愁空山”，枯松“倚绝壁”，飞湍“争喧豗”，远行者“听此凋朱颜”，“侧身西望长咨嗟”。这一切，都是诗人仕途的象征。它来自诗人积郁在内心深处的怀才不遇的愤懑感和思虑国事的忧患感对直觉对象的外射，从而使意象带有象征意蕴。
三.对情感和思辨作总体透视的意象
对情感思维作总体透视的意象，是直觉到了最高层次的产物，其中包含着浓情、领悟和顿悟。“悟”的过程，是观察、感受、经验、记忆、理智在一瞬间总的爆发，是从内到外的透视，由表及里的深化。因此，对情感和思维作总体透视的意象，具有超重的内涵。
篇2
“含蓄”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基本要求，没有了结构和语言上的含蓄性，诗歌便失去了其特有的韵味，明白如话不是诗，尽收眼底的也肯定不是佳作。真正好的诗歌，应如雾霭笼罩的美景，美就美再若隐若现，欲语还休之间。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这正讲出了诗歌含蓄的妙处。
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艺术和社会原因。中国古代诗歌流派众多，风格也不一而足,或沉郁顿挫，或一泻千里；或纤浓细腻，或冲淡典雅；或朴实自然，或妍丽华美。然而，无论是何种诗歌，都格外注重“含蓄”二字。因为只有含蓄，才不至于使诗歌味同嚼蜡，中国古代诗歌格外讲究诗歌的“味道”，自然对诗歌的含蓄性要求极严。事实上，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佳作，大抵都是含蓄之作。中国古代诗歌的含蓄除了艺术上的考虑与追求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决定了中国文人的含蓄气质，此外，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文人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诗歌的含蓄性特点在中国的古代诗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意境的诗，都是有“韵味”的诗。一首诗要有隽永的诗味，就不能只有表象的简单含意，而是要有“韵外之致”，这就是说诗歌一定要含蓄，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例如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并没有很具体的形象，但因在其中表现了“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无穷时空感，透露出“壮志难酬”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深沉复杂心情，它的韵外之致就非常丰富，令人味之无穷。至于李商隐以《锦瑟》为代表的“无题诗”，如他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更是通过既鲜明又朦胧的意象，曲折地表现了一种深层错综的情思，可算是韵外之致的典型之作了。唐代诗人中另一位诗风以含蓄见长的诗人是杜甫。杜甫诗歌极讲究用字谨严，惜墨如金，含蓄深沉，意在纸外。然而，虽然同为含蓄诗作的代表，杜甫的诗却与李商隐的诗有很大的区别。李诗重在“朦胧”，而杜诗重在“沉郁”。杜甫是一位民族责任感极重的文人，唐朝由盛转衰的点点历史变革，无一不成为他深沉而悲痛的吟咏的对象。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北征》、《羌村三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无不激荡着忧民忧国的深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千古传诵的名句是壮甫对野有饿殍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抗议。可见杜诗的沉郁顿挫，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的。而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愤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就成为杜诗沉郁风格的主要内涵。所以，含蓄深沉不仅是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它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中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一种情调、风采、氛围和韵味。
含蓄在古人的词作中也得到了集中地展现。如这首李煜的《望江南》：“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此词写江南秋色，游子秋思，境界寥廓，意味深长。而最妙的地方正在与作者没有直抒胸臆，直接写故国之思，而是通过对南国一片芦花，一叶孤舟，一缕笛声这些看似平常的事物的描述，淡淡勾勒出自己满怀无着处的愁绪。愁苦之情不直接说出，反而更显出了愁之深，情之切。含蓄的手法，在这里取到了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再读他的一首《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此写李煜离情别绪，与词牌《相见欢》成一鲜明对照，从而更加衬托出词人无言之痛：深感方寸已乱，隐忧益深，却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其格调哀怨凄婉、清新隽永，令人回味无穷。在豪放派的词作中，也大量使用了含蓄的手法。这并不矛盾：“豪放”是指其意象博大，视野开阔；而其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则可通过运用含蓄的写法使感情抒发的更加深沉饱满。如这首辛弃疾的《水龙吟》“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衣翠袖，云英雄泪。”其中英雄末路时的凄凉，壮志难酬的抑郁虽没有直接说出，却已溢于纸外。再如这首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作者对腐败朝廷的控诉都转化成了对历史的反思，采用这种含蓄的写法虽然是一定程度上是迫于无奈，却也收到了一种更加悲切深沉的艺术效果。
含蓄手法的运用，大大增加了中国古代诗词的艺术感染力，使得诗词言简意远，余味无穷。我们在鉴赏中国古代诗歌时，一定要注意诗歌含蓄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诗歌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从而更好的理解与欣赏古代诗词，是中国古代诗歌这棵奇葩在我们的心灵原野上绽放出更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篇3
中国诗人正是用“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来观照宇宙，指导创作，写下了无数“神与物游”的美妙诗篇。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名为《江南》的汉乐府民歌，并没有什么深意寄托，不过是写采莲人之乐和鱼之“戏”，可是它却千古流传，读之令人击节，原因在于：歌者既不单纯写人，又不单纯写鱼，而是将人之乐转嫁为鱼之戏，似乎人已化身为鱼，自由自在、无挂无碍地嬉戏于水中。采莲人和水中鱼的感情就这么沟通起来，融为一体，人在这里获得了大自然生命的永恒。读这首诗，我们所欣赏的，不是诗中写了什么劳动生活，什么男女爱情，有什么比兴，纯粹的美感，可以帮助我们唤起生命的快乐。
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其一写道：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萎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桃花乍放，鸭戏水中，盎然的春意引逗得诗人满心欢喜。可是诗人并不把这种心情直接表达出来，而是把自己对春天的感觉转换成自然景物的感觉，通过大自然本身的生命律动来体现。桃花、戏鸭、芦苇、河豚和诗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神与物游的审美体验的生动表现。
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由于天人关系的这种谐和性、同一性，使得自然万物愈来愈多地成为诗人的审美对象。
二、尽善尽美的审美追求
尽善尽美、美善相兼的审美理想在《诗经》中已有反映。例如那首被清人姚际恒称为“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的《周南・桃夭》，就是一首美与善相统一的作品。诗云：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蒉有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一个女孩出嫁，诗人写此诗表示祝贺。第一章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婆家。”后面两章分写桃的“实”和“叶”，都是对新娘婚后生活的充实和美满的推测性喻示。“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确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只是目观之美，“尽美矣，未尽善也。”“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美与善结合了，才是真正的美。
三、诗画融合的审美特征
诗画融合的美学特征，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指在表情达意的文字中，描绘出画的意象；“画中有诗”是指在对画的意象的描绘中，传达出诗的情意。如王维的《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
连天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
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
隔山问樵夫。
前两句为平视，即由近向远看，写终南山的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三四句拉近一层，写终南山的高远。诗人入山中，回望来路，只见白云围合，掩没了路径，青青山岚也已悄然不见踪影。五六句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所见终南山之全景，通过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众壑”的千形万态。最后两句写诗人隔水遥问樵夫以寻找宿处的情景，见出诗人游兴未尽，意欲留宿山中，明日再游的心情。读全诗，我们不仅品味到诗的情趣之美，同时也观赏到一幅广阔壮丽的画面。
李白也曾以读画的眼光吟咏山水，其《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实际中叔贾舍人至游洞庭》之五云：“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这不是诗仙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形容洞庭秋色之美，实在是他对诗和画融合因缘的一种天才的感觉。古人们在画中体现诗的精神，又在诗中寻找画的印合以表达诗的精神，二者有着共同的美学基础。
四、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
意境美是中国诗歌的灵魂，是情与景、意与境、理与趣的和谐统一。如杜甫《绝句二首》其一：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这是一首写于成都草堂的小诗。篇中描绘了在初春灿烂阳光照耀下，浣花溪一带明净绚丽、生机盎然的春景。阳光普照，四野青绿，溪水映日；惠风和畅，百花竞放，馨香袭人；秋去春归的燕子飞来飞去，衔泥筑巢；成双成对的鸳鸯在溪边沙洲上静卧不动，尽情地享受着春天丽日的温暖。从中反映诗人奔波流离之后，暂时定居下来的安适心境，以及对初春时节自然界一派生机、欣欣向荣的欢愉情怀。这种明丽悠远的意境，我们是从诗中感受到的，而这种感受又远远超出画面之外。这也是古代诗人钟情自然并从自然中汲取生机的美学底蕴。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篇4
《将进酒》中的“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的诗句，而“将”字该如何读，一直是一个困扰师生的问题，经常将“将进酒”的“将”念成jiāng。在《汉语大字典》中，“将”字读音有五个，分别：jiàng、jiāng、qiāng、yáng、jiǎng①。而我们常用、常见的读音主要是前三个jiàng、jiāng、qiāng。在《汉语大字典》中，读音一“将jiàng”有将帅、统率、威武、军衔名、能手五个义项;读音二“将jiāng”有扶持、护卫、养息、顺从、行进、推进、送行、施行、秉承、传达、赠送、进献、逝去、排成行列、取、想要、长久、姓氏等三十三个义项;读音三“将qiāng”则只有“请、愿”这一个义项，《广雅・释言》“将，请也”②。至于最后两个几乎很少见到的读音，《汉语大字典》认为“将yáng”指的是含杂质的玉，以及玉的杂名;“将jiǎng”同“奖”，《集韵・养韵》“奖，劝也，助也，或作将”。
二.“将进酒”的“将”字音及字义
1.从《将进酒》题意来解释“将”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属汉乐府《鼓吹曲・铙歌》旧题。题目意译即“劝酒歌”。《宋书》：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有《将进酒》曲。《乐府诗集》中有“《将进酒》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内容多写宴饮游乐，咏唱饮酒放歌的事”。宋代何承天《将进酒》篇曰：“将进酒，庆三朝。备繁体，荐佳肴。则言朝会进酒，且以濡首荒志为戒。若梁昭明太子云，洛阳轻薄子，但叙游乐饮酒而已。”从以上文献资料可以得知，“将进酒”意思就是“请喝酒”，以《将进酒》为篇名的诗歌作品，配上乐曲，就是一首“劝酒歌”。
在《全唐诗》中收有李白、李贺、元稹所作的三首《将进酒》。李白《将进酒》“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李贺《将进酒》“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元稹《将进酒》“将进酒，酒中无毒令主寿。愿主回恩归主母，遣妾如此由主父。”从以上具体的诗歌作品来看，诗的具体内容都是与“劝酒”相关的，与题目“将进酒”“劝酒歌”是相符的。
因此，从《将进酒》的题意来看，结合“将”字的五种读音及其具体的义项来看，只能将“将进酒”的“将”字训释为“请”，“将”在这里的读音应为“qiāng”。
2.从古代汉语的角度来训“将进酒”之“将”
在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对“将”的解释为“也”。行部曰。⒁病6字互。……後人^二字去c平之，入之e者。……毛⒆止视特多。大也，送也，行也，B也，R也，纫玻也，也。此等或雅。或不。皆各依文x。如是一x。⒆x七羊反。故也。⒆xu羊反。故皇矣麽取a言及楚茨麽R。R，徐仙民周Y音Y反。皆p也。言。，R也。郭云。^分R也。引或肆或。此甚明。或肆蒙或剥。言剥之乃於互也。或⒚苫蚺搿Q耘胫必┝科渌火及五味之宜。故云R其肉也。……从寸。必有法度而後可以主之先之。故拇纭au省。u切。十部。”③从以上资料可以得知，段玉裁将“将”字的各种读音、字义都进行了归纳概括，并举例说明毛诗中“将”字有许多，而“将”字在不同语境中可以训为不同的意思，许多的义项都是通过双声叠韵等音韵学方面的方法而得到的。
《将进酒》根据题意“劝酒歌”而得到“将”的意思应该是“请”。再根据音韵学原理，结合古代汉语字义与读音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如《说文解字注》“是一x。⒆x七羊反。故也”;《词诠》“将，外动词，请也。读千羊切”。不管是“七羊反”还是“千羊切”，“将进酒”中的“将”字应该读为“qiāng”。
3.意义为“请”的“将”在上古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根据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毛⒆止视特多。大也，送也，行也，B也，R也，纫玻也，也”，本文主要从《诗经》中找寻例证。
《诗经・卫风・氓》中有“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将子无怒”即为“请你不要发怒”。《诗经・郑风・将仲子》中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中有“将叔无狃，戒伤其女”;《诗经・小雅・正月》中有“载输尔载，将伯助予”……除此之外，在《穆天子传》卷三有“将子无死，尚能屠础雹艿鹊取T谡庑├子中，“将”都是“请”的意思，读作“qiāng”。
三.总结
综上所述，根据具体文意，以及古代汉语的相关特点，结合上古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得知《将进酒》中的“将”字应该训为“请”，应该读作“qiāng”。
参考文献
1.汉语大字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3.林拱鑫.李白将进酒若干问题考论[J].绥化学院学报，2015：33（5A）
注 释
①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0：P2375.
篇5
Key words: cultural factor，image，classical Chinese poem
1 引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古代诗词，这个丰富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东西方其他民族流连咀嚼、体味这个古老民族悠远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津梁” [1](p.1)。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承载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载体。正确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传达意象中蕴涵的深刻文化意蕴，是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目前从文献上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然而意象中的文化因素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本文拟从文化因素角度看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旨在揭示文化因素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中的体现。
2 关于意象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论中一个固有的概念，从古到今，有不少文艺理论家给出了关于诗歌意象的论述：
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司图空 《诗品·缜密》）
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深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日生思。（《唐音癸签》卷二引王昌龄语）
意象应生和，意象乘曰离。（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
所谓意象即是诗人内在之意诉之与外在之象，读者在根据这外在之象试图还原为诗人当时的内在之意。（《十二象》引余光中语）
意象是客观的生活场景和诗人的主观的思想感情相交融，通过审美的创造而以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十二象》引李元洛语）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感情。（袁行霈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意象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意”即诗人的主观感情，二是“象”即客观物象。诗人把他们的感情寄托在客观的物象上，通过描写客观的物象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美女”这个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非仅仅是指美人。在《诗经邶风》中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的句子，这里的“美人”拓展为一个人心中怀慕的对象。在屈原的《离骚》中，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子，在这里，屈原把自己比喻成“美人”。所以《乐府诗集》指出：“美人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在这里，“美人”这个意象就有了明确的文学意象。
3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文化历史关照
对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如果脱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很难把握和体验其中的含义。例如“杨柳”这个意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柳树，但是在他们的语言中，“杨柳”没有意义上的牵连。而在汉语中，由于“柳”与“留”同音，从《诗经》开始就把“杨柳”作为惜别的特征。在《诗经下雅采薇》中，“昔我往也，杨柳依依”，这句话定下了离愁别绪的基调，以后就被历代文人所使用。在王维的《渭城曲》中，有“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千古绝句。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说“风吹柳花满店香”；杜甫《和裴迪送客》说“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在这些诗歌中，杨柳已经不再是普通的植物，而是人们惜别的媒介物。在翻译中，如果把“杨柳”翻译渭 “willow”，这仅仅是做到了语言上的转换，只是在英语中找到了“杨柳”这个词的对应符号，而没有把深层次的文化意义翻译出来。所以钱穆说：“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以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2](p.3)
4 实例中分析文化因素在意象翻译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象是诗人的匠心与智慧的体现，是诗人凭着审美直觉或灵感在生活中得到的，它凝聚着被人们所默认的某些特定的内涵和情思，是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的物态化，属于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系统的一部分。以下将通过实例来分析文化因素在中国古典诗词意象中的体现。
（1）a: 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
（王昌龄：《西宫秋怨》）
b: The lotus bloom feels shy beside the lady fair，
The breeze across the lake takes fragrance from her hair.
An autumn fun cannot conceal that she is bored.
In vain beneath the moon she’s waiting for her lord.
“秋扇”在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义为，扇子到了秋天就没有用了。在这里比喻妇女因年老色衰而失宠。早在乐府诗中就有：“妾身似秋扇，君恩绝履纂。”在这个译文中将“秋扇”译为“autumn fun”就不能充分传达出诗中这一层文化意义。
转贴于 (2) a: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楼人。
(杜牧：《金谷园》)
b: Dusk comes， the east wind blows， and birds pipe forth a mournful sound;
Petals， like nymphs， from balconies， comes tumbling to the ground. [3](p.4)
“坠楼人”指的是西晋富豪石崇的宠妾绿珠。据说绿珠有倾国倾城之貌。孙秀欲占为己有，就派人向石崇讨要，但是遭到石崇的拒绝。因此孙秀假传诏书来捉拿石崇，这时石崇正在楼上举行宴会。绿珠因石崇为自己获罪，说道：“当效死于君前”，然后纵身跳下楼台，香销玉损。在这里诗人用“坠楼人”暗示出美人与花一样，其结局都是悲惨的。译文中用“nymph”这个词来翻译“坠楼人”。而 “nymph” 指的是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的仙女。同“绿珠”给读者的印象是两个不同的人物。原诗是一位美貌而忠心的宠妾，而译文却让人联想到像一位雅典娜一样的女神。
又如在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中“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张廷琛等译为：
How is it， when flowers fall，We meet again，Amid these lovely southern scenes? [4](p.96)
在这里“落花”象征李龟年的遭遇，李龟年是颇受王公贵族所喜爱的歌手，然而几十年之后，他却颠沛流离，以卖唱为生。曾经的辉煌就像落花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不再有。诗人在这里借别人的遭遇来感叹自己的景况。在译文中，没有传达出这一悲凉的色彩，却给人一种老朋友久别重逢的高兴。
(3) a: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温庭筠：《商山早行》)
b: Journeyed forth with tender thoughts of home，
At break of day of travelers’ bells are heared.
Behind the thatched inn， crowing cock and setting moon;
Upon the planked bridge， footprints in the frost，
Mountain paths strewn with oak leaves，
Orange blossoms bright against the outpost walls，
Remind me that I dreamt of Du Ling.
There， the wild ducks must be massing on the curving shores. [4](p.51)
这首诗是运用意象叠加的成功典范。“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山路”、“枳花”、“驿墙”这些意象叠加在一起，给读者描绘了一副远行图。游人住在茅店里，听到鸡声，便动身起床，在月色之下赶路。天气凉了，降霜了，游人走在桥上，脚印印在了霜上。山路上铺满了落叶，让游人涌起了一股乡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月”勾起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李白在《静夜思》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在《水调歌头》中说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已经打上了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霜”这个意象带有悲凉的色彩，代表了秋天。在这个译文中，译者把这些意象直译了出来，像原文一样叠加在一起，创造出的意境就逊色了一些，这样诗中的文化意义就有所走失。
从上述这些实例来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这个融合了中国古代诗人主观感情的物象，在写入诗中的时候，就融入了诗人从生活中获取的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内涵。而这些意义随着历史的前进就成为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成为了民族的象征。在翻译意象的时候，就必须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的中去，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古代诗词中意象的含义，才能正确翻译出意象的深层意义。
5 结语
本文简单介绍了文化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翻译中的体现。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色彩纷呈，意义深远，是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翻译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就必须注意到文化对意象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真正欣赏意象的含义，准确翻译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意象。 参考文献：
[1] 汪涌毫．骆玉明，中国诗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篇6
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强大，对一些问题的不断质疑，对一些自然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逐步认识到一些自然现象原来是自然事物运动的结果，是有其规律的，可以把握，甚至可以运用，于是人类不再害怕，逐步从一些自然现象中获得启发，领悟人生、社会的一些道理。
一
中国古代诗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传递人文情怀、描绘历史景观、刻画社会风俗，还有不少自然科学元素。中国古代诗歌不但含有众多的自然科学元素，还包含了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气象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植物学、动物学，甚至建筑学等。
（一）中国古代诗歌涉及气象物候的内容特别丰富。
《诗经》的《豳风·七月》被认为是一首物候诗。其中一些诗句反映了各个月份的物候现象和农事活动。比如：二月份，“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三月份，“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杨”；四月份，“四月秀葽”；五月份，“五月鸣蜩”，“五月斯螽动股”；六月份，“六月莎鸡振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份，“七月流火”，“七月鸣鹦”，“七月亨葵及菽”；八月份，“八月萑苇”，“八月载绩，载玄载黄”，“八月其获”，“八月剥枣”，“八月断壶”；九月份，“九月授衣”，“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九月筑场圃”，“九月肃霜”；十月份，“十月陨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获稻”，“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十月涤场”，等等。
在唐宋诗词中，既有大量关于四时物候及天象的客观揭示，更有对雨雪风霜现象绘声绘色的生动描述。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首艺术性极高的诗同时又是一首典型的揭示物候现象的杰作。诗中第一二两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点出了在四月(阴历)的平原地区已是春季即将结束的“芳菲尽”时期，然而，在海拔约1400米高的庐山大林寺，却是“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另一番初春盛景。而诗中第三四两句“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则含蓄地表明了，春天并未结束，在海拔很高的庐山上，则刚刚开始。这正是现代气候科学中早已揭示的气候随海拔高度而变化的自然气候规律的生动写照。现代气候学研究表明,气候受海拔高度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中最敏感的气候要素就是温度。由于气温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降低，因而其相应的物候也随海拔高度的升高而延迟。在气候科学上这一规律往往又与气候（指平地上）随纬带升高而趋向寒冷的分布规律相一致。通常人们将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速率称之为“气温的垂直梯度”，它不仅因山脉海拔高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因不同季节而有所不同。
坡《有美堂暴雨》云：“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唤起谪仙泉洒面，倒倾鲛室泻琼瑰。”此诗概括而生动地描写了暴雨来临之际诗人正在浙江海边的一所房舍“有美堂”中所见到的一幕幕“浙东飞雨”过江的天气过程，真实写出暴雨来临前的一片天昏地暗的自然景象，十分传神生动。
（二）地理学的知识也出现在许多诗歌作品中。
例如，《诗经》叙述的“谷风”有两种，一是东风，是一种大中尺度的大气环流，春夏之期，和润的东风带来雨水，有利于谷物生长，《邶风·谷风》描述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就是这种风。另一种是中小尺度的大气环流，即山谷风，白天由山脚向山顶刮上山风，夜晚由山顶向山脚刮下山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造成强烈的区域性雷暴雨，《小雅·谷风》中描述的“习习谷风，维山崔嵬”就是这种风。
沈括在《梦溪笔谈·雁荡山》中说：“唐僧贯休为《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之句。”认为这首诗准确地揭示了雁荡山的地理、天气特点。
（三）植物学知识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大量出现，尤以《诗经》和《楚辞》为甚。
《诗经》里的植物学知识不胜枚举，现仅略举一二言之：《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茆。”这里的“茆”是莼菜，莼菜为睡莲科水生宿生草本植物，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蔬菜中的珍品，嫩茎叶可食用，还是抗癌症的佳品。
《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一位青年樵夫，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把高大的灌木做了柴草，把绿绿的蒌蒿割倒了聚拢起来，把马儿用蒌蒿喂得饱饱的，以便能够有机会去接时刻记挂的人。作为菊科的蒌蒿，历来就是人们桌上的凉拌菜，苏轼诗里云：“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肉里有毒，而蒌蒿则是除芦芽之外解河豚之毒的佳品。
涉及植物学知识堪与《诗经》媲美的是《楚辞》。《楚辞》，尤其是其中的《离骚》与植物学的关系，早就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台湾的潘富俊、吕胜由先生，“希望能在古典文学与植物科学间凿开一条双方沟通的管道”。他们将《楚辞》中的草木全部拍成照片，并配以专业性的植物学解说，编成《楚辞植物图鉴》一书（该书2002年由台湾猫头鹰出版社出版）。据他们研究，《楚辞》中写到大量的植物，按作品统计，《离骚》写了28种，《招魂》写了14种，《九歌》写了40种，《九章》写了17种，《天问》写了9种。
与植物有关，自然也就会与中药有关，据研究，现存的屈原诗中，与中药相关的19首，其中植物类药物多达50多种。对于《离骚》所述的中草药，早在宋代就有学者作了专门研究，堪为代表的是宋人吴仁杰所撰的《离骚草木疏》，共分四卷，载有草木55种。
限于篇幅，中国古代诗歌中所反映的其他诸如天文学、建筑学等科学领域的现象不再举例。
二
（一）自然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描述，正确的描述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和大胆质疑，而质疑是科学的起点，不质疑，不去探索，科学就不能发展。
屈原是《诗经》以后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其代表作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他在《楚辞·天问》中提出四个问题。一问宇宙的起源；二问天体的形成；三问日月的运行；四问物质的结构。这些问题，经屈原一问，实际上都成了自然科学问题。
诗仙李白在《日出入行》中就对神的存在产生了质疑:“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他否定六龙的存在，认为太阳的运行，不是六条龙拉着在跑，那么作为龙的驾驭者羲和(太阳神)也就不存在了，“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之波？”在他看来，太阳“似”从地底下升起来。一个“似”字，用得十分精当。太阳“似”乎从地底来，而不是真正从地底下升起来。由此可见李白在这里已经脱离了天圆地方说，认识到宇宙间日、月、星辰一直在运动着，“其始与终古不息”。这一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中国古代诗歌中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出现，证明了中国古代诗人是一个热爱观察、热爱思考、勇于质疑的群体。
因为毕竟是诗人，他们的观照最终还是落脚在艺术、人生和社会上，所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古代诗人总喜欢从他们所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上联想到艺术、人生和社会，悟出一些艺术和人生的道理，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理趣诗”，尤以宋代诗歌为甚。
如家喻户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暂时将繁盛的草烧光了，但是来年春风一吹，它们又绽出了绿色的小芽，并长成了一望无际的绿草地。诗人发现了真理，并形象地写出了这个真理，是对小草顽强生命力的礼赞，是一首生命的颂歌，蕴涵有深刻的哲理。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头活水是池塘清澈的根本原因，这是一条自然规律，但是诗人这里却用“源头活水”来比喻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取得日新月异的进步。它还给予我们更为深远的启示：源头活则池水深，根本固则枝叶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根本源头上解决问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里，诗情和哲理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像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坡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无不在揭示自然科学原理的同时，参透人生和社会的某些哲理，而且浑然一体，了无穿凿的痕迹。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实，她何尝又不是一个科学的国度，我们在生活当中从来就没有忽视科学的元素，然而事实是，中国近代以来在科学上确实落后于西方，其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还有待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何新.诸神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3］朱狄.原始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篇7
中国古典诗歌高度凝练、言简意赅、意蕴深厚，不同于现代文学作品，需要译者跨越时间和空间去沟通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受众。中国古典诗歌中，美无处不在，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境美。本文将根据接受美学中读者中心论的观点，来剖析古诗英译中意境美的再现。
2. 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 Reception） 诞生于上世纪60 年代末期的联邦德国， 其主要理论代表是姚斯（ Jauss） 和伊瑟尔（ Iser） 。接受美学是西方目前流行的一种文学理论， 是以现象学和阐释学为理论基石， 以读者的接受反映为轴心的理论体系。接受美学的精髓就是认为文学作品具有未定和具体化的特性， 而使文本得到确定和具体化的过程的主体便是读者。任何一个读者， 在其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前， 都处在一种先在理解和先在知识的状态， 即读者原先的多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结合而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潜在的审美期待， 这就是接受理论所说的文学的期待视野（ horizon of expectation） 。在翻译过程中， 作为原作读者的译者， 首先要对原文进行解读， 在解读的过程中自然融入自己的期待视野， 进而将其体现在译文中， 不同译者因各自期待视野的差异便产生了不同的译文。
3. 读者反映与诗歌翻译
诗歌是文学文本中的一种特殊样式， 是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 抒感的一种文体。诗歌的语言形象生动， 言简意赅而又含义隽永， 它不同于其他文学作品的语言， 其句法往往打破常规， 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符与节奏都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 在有限的篇幅中包孕深广的生活内容和异常丰富的内涵。
诗歌语言所表现的是一种虚构的语境， 其中需要读者填补的空白更多。在诗词鉴赏中， 读者根据自身的理解进行再造想象， 可以补充诗人有意留下的空白， 还原诗歌的场景， 获得更高的审美享受。贾岛的《访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明明是三番问答， 至少要六句才能完成对话， 作者采用答话问话的方法， 精简为二十个字。所以不同读者对同一首诗的理解千差万别，诗歌的特殊性决定了诗歌翻译的特殊性。
诗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诗歌译者采用的文学艺术手段， 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既是原作艺术美的欣赏和接受者， 同时又是它的表现者。从欣赏到表现， 有一个重要环节， 即译者的审美再创造。这种再创造的关键是要抓住蕴含在原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 在此基础上选用最佳的词句结构和表现手法， 用精美的语言将其再现出来。因此， 译者的文化素养、生活经验以及审美习惯都会影响译文的生成， 下面笔者将从这些方面分别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一诗多译现象。
4. 诗歌英译分析
4.1 译者的文化素养及文化意识对译作的影响
诗歌是历史文化中的瑰宝，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中西诗歌的文化差异往往体现不同甚至对峙的深层内涵， 从而使诗歌翻译难上加难。作为诗歌译者， 必须了解两种文化， 深刻理解其中的差异。然而， 不同译者因其文化素养与文化意识的差异， 往往在翻译中对同一文化意象进行不同的解读， 这样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译文。例如， 唐代诗人李白的诗《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诗句“ 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烟花”一词， 就有多种翻译： Ezra pound 和The White Pony 分别译为the smoke flowers 和the smoking flowers， 而许渊冲则译为in spring green with willows and red with flowers。“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三月” 是送别的时令。而据科学研究发现， 柳叶在光合作用中， 能释放出一种气体， 在空气中形成缥缈的雾气， 如同烟雾， 所以经常说“烟柳”。三种译文中对“烟花”一词的理解有所不同， 前两者为外国人， 其译文是原文字面意思的机械直译， 没有传达出“阳春三月”的信息， 甚至可能会引起费解： smoke flowers 究竟为何物？ 而许渊冲则对原文的“烟花三月”进行了准确而艺术性的阐释， 向读者展现了一副花红柳绿的春天盛景。
作为一名译者， 还应该具有敏感的文化意识， 从译文读者的角度来考虑译文的被接受程度， 将原文中的文化因素充分传达给译文读者。如唐朝诗仙李白的《江上咏》： “功名富贵若长在， 汉水亦应西北流”。李白在诗中运用“西北流”喻指功名富贵如云若水， 绝不可能与日月同辉， 与江河永流。他的这一比喻是根据我国的地貌特征和河流的流向来创作的。我国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 因此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的流向都是由西向东， 故有“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 《虞美人》） 的著名诗句。英、美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地形特点不同于中国， 而且河流的流向可能正好相反。美国女诗人Amy Lowell 对“西北流”采用直译法， 对于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英、美读者就可能不解其深层的内涵。
4.2 译者的风格以及审美习惯对译文的影响
唐诗语言凝炼、意蕴丰富， 生动而模糊， 诗人竭力构造和渲染的诗化的意境正蕴藏在模糊的意境之中。身处不同生活背景中的译者， 由于各自审美习惯的差异， 便产生了对这一模糊性各自不同的理解，以及对原文不同风格的阐述与表达， 因而就产生了风格迥异的译文。如静夜思（ 李白） 有如下两种译本：
译本1：
A Tranquil Night
A 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 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 m drowned.
译本2：
Nostalgia
A splash of white on my bedroom floor. Hoarfrost？ I rise my eyes to the moon， the same moon. As scenes long past come to mind， my eyes fall again on the splash of white， and my heart aches for home.
两个译本折射出两个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风格和审美习惯。翁显良先生是散体译诗的手笔。他认为汉诗英译要保持中国古典诗歌的本色，着重意象以及加强其艺术效果的节奏。只要能再现原作的意象， 不一定模仿其章法句法字法。他认为， 翻译中国古典诗歌， 不能不体会古代中国文士的思想情感。
许渊冲将标题翻译为A Tranquil Night， 使原诗寓情于景的美感在译者的诗题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译文押abab的韵脚， 符合英文格律诗的要求， 体现了译文的韵律美， 而且保持了原民族的文化特征， 达到了与原诗形和音的美感功能对等。译文并没有因为再现原文的形式美而损害其意义的传达， 而是用工整对仗的句式含蓄而深刻地再现了原诗的意境两种译文风格迥异， 却各有千秋， 很难判别孰好孰坏， 恰恰是译者不同审美风格的再现。
5. 结语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认为译文的生成除了与原文以及原文作者紧密联系外， 还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密切相关。诗歌用凝练的语言留给读者很多想象的空白， 怎样填补这些空白从某种程度上说依赖于译者的期待视野。译者作为原文的读者， 能动地参与对原文的再创造， 从而使诗歌的解读过程不可避免地留下译者独特个性创造力的痕迹。另外， 译者在翻译时还会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水平与欣赏程度， 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诗歌不同译本的产生，相应的也被不同的读者群体所接受。
[参考文献]
[1]王志敏， 周亚娟. 从接受美学理论看《春晓》 的四种译文. 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8.
[2]姚斯.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篇8
即然文章就是围绕“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探究，那么我们首先就对“有效性”进行一个界定。而这个有效性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现状出发，那就是既要考虑到应试教育的一面，但同时又不能脱离素质教育这一我们的教育事业所追寻的理想目标。
“名句默写”和“诗歌鉴赏”是高考必考的两个模块，所以，能否在高考中答好这两道题，能否经得起高考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是衡量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而理想的诗歌教育又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诗歌这一部分的分数，同时它更肩负着培养学生的审美品位、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责任。对此，《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有明确阐释：
1.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
2.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3.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文名篇。学习古代诗词格律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
4.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注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5.尝试诗歌、散文的创作，组织文学社团，展示成果，交流体会。
所以，这里的“有效性”就包含着两层基本要求：一是不与高考相冲突，并且要有助于得分：二是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帮助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形成传统文化底蕴，进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者。
二、当前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中存在的误区
当前诗歌教学中的误区可以简单概括为“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唯考试论”、“唯实用论”，在诗歌教学中紧密围绕着高考诗歌题目这一中心，不谈“美”，只谈“分”，结果就是一首首千古传唱的名篇佳作、一朵朵精神之花被肢解为各种题目，诸如“炼字题”、“分析意象题”、“分析表达技巧题”等等，从而使诗歌毫无美感可言，使诗歌教学毫无心灵体验，将感性的东西彻底物化了。
另一个极端就是高举“新课标”、“新课改”的旗帜，对高考、对分数讳莫如深，觉得谈分数、谈答题技巧就是玷污了新课标、亵渎了素质教育。于是，丰富多彩的教学环节、教学活动在课堂上纷纷呈现，老师对答题技巧缄口不言，整个课堂就沦为了学生热烈讨论、展示的舞台。但热闹过后，当学生面对考试题目时却一筹莫展，毫无头绪。
三、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探究
1.如何确保高考时，在“名句默写”和“诗歌鉴赏”两个必考的模块能够拿到较为理想的分数？首先，必须抓好学生的背诵，因为通过背诵就可以解决“名句默写”的问题，而同时，背诵又是诗歌鉴赏的基础和写作素材获取的重要途径。其次，老师还应针对高考中诗歌鉴赏的常见题型，比如“炼字型”、“分析意象型”、“分析表现手法型”、“对比鉴赏型”等，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从而使学生答题时游刃有余，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
篇9
“通假是古人用字写词时本有其字而不用，却用一个音同音近的字来代替的现象，原本当用的字叫做本字，临时用来替代本字的那个字叫通假字或假借字。”①所谓音同音近是指古音而言的，所以通假字的读音问题显得尤为复杂。对于通假字的今读问题，不同学者都做出了论述，王引之说：“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意，破其假借之字而读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嫁接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句为病矣。”张铁翼在其编著的《浅易文言文通假字手册》也提出通假字应读本音的观点，他说：“关于通假字读音问题，学术界的主张一致，应该根据古书或辞书上‘读若’、‘读如’、‘读为’、‘X通X’、‘X同X’的训诂通例，和清代训诂学家‘声随义传’的主张，通假字应该‘破读’，一般读作本字的字音。”②而曹先擢先生则提出了异样的观点：所有的通假字不应一律按通假义来定音，但是常见的重要的通假义又需要有所照顾。这里有所照顾是指通假字的被通假音收入在《辞海》、《辞源》等工具书里。综上所述，我们在学习古文之时，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古代为文的特点，理解原句之义，应将通假字读作被通假的字。
《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这本选修课本增加了许多诗歌与散文的篇目，而大多数篇目都出现了通假字，但是只有一些通假字注明了读音。这样显然就容易造成一种困惑，为什么同样都是通假字，一些注了音，一些并未注音呢？由此，我们对《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一书中的通假字都收集出来，并对其读音进行分析。注音其实又是有困难的，若为现在汉语中一些通假字注音，那是不是就默认了现代汉语中存在这个读音？比如，“以”是“与”的通假字，若为“以”注音为“yǔ”，那是不是一些字典也要收录这个音节呢？所以关于通假字的读音问题，需要教师特别提醒学生：基本上所有的通假字都要读本字的读音，这对于研究通假字“音同义通”的特点有好处。不可否认的是，若能够细致地为每一个通假字注音，学生学习诗歌与散文的难度会有所下降，从而可以清除欣赏古典诗文的一些障碍。
以下对这本教材中的通假字与本字读音不同的例子进行归纳，从而进一步探究通假字在这本教材中的注音问题。现得出通假字与本字读音不同主要分以下三种情况（根据现代汉语普通话来判断）：
1.首先是一类声调相同，但是声母或韵母不同的通假。
景。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二）中有“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一句，书中对“景”的解释为：“景，通‘影’，月光”。另一首杜甫的《阁夜》中又有“日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一句，书中对其中“景”的注释为：“景（yǐng），影，日光。”同样是“景”与“影”的关系，注释却有三处不同。书本只对杜甫的《阁夜》做了注音，但并未指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根据诗境，又将“景”分别解释为“月光”和“日光”，“景”与“影”的关系比较复杂，一些教材将其归为古今字，而在中学课本中我们一般将其作为通假字处理，所以读音问题还是建议按照被通假义来定音，即读“yǐng”。
《西门豹治邺》中有“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一句，书中注解为“以，通‘与’”，这里学生容易读为“yǐ”，所以需要教师特别提点出其本字的读音。其后还有“从弟子女十人所”，注解为“所，通‘许’”。而后又有“弟子趣之”，注解为“趣，通‘促’，催促”。最后有“几可谓非贤大夫哉”一句，注解为“几，通‘岂’，难道”。上述四个通假字，注释中均未给出注音，而且“所”、“趣”、“几”无论在现代汉语还是在古代汉语中都被频繁地运用，所以学生极容易忽视这些字的本音，若是书本并未对其进行注音，教师也应特别注意让学生标明这些通假字的读音，从而使学生正确识读文字之后便能明白其中意思。
2.第二类是声韵调都不相同的通假。
这类通假字与本字读音相差比较大，所以读本音更加有助于理解原文意义。屈原《国殇》中有“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一句，课文中注释为“被”通“披”，其实这也是一组古今字，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影响我们将其读为“pī”。
《庖丁解牛》中亦有两例，第一例为“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书中注释为：“盖，通‘盍（hé）’，何，怎样。”这里的读音问题值得关注，学生在朗读文章的时候，究竟是读“技盖（gài）至此乎”，还是读“技盖（hé）至此乎”？这里若读gài不仅不能有助于理解本义，还会使学生误解。“盖”在古籍中一般为推测语气副词，若在这里将其读为gài，那么学生很容易就会误会这句话的意思是“技艺大概到了这个地步了”，这里显然会对教学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读被通假的音。
3.最后一类是仅声调不同。
仅声调不同的通假我们在本书中找出三例，三例之中有两例有注音。《庖丁解牛》中有“砉然向然”一句，书中注解为“向（xiǎng），通‘响’。”苏轼《文与可画谷偃竹记》中“少纵则逝矣”，注解为“少（shōo），通‘稍’”。但同样是声调不同，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早缫而绪”中的“而”却没有给出注音，书中注解为“而，通‘尔’，你们”，虽然阳平与上声的区别不大，但是这些细节之处最好能做出一个规范，这样对于学生树立一个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有帮助的。
通假字的读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虽然情况复杂，但是例子也十分特殊，所以笔者建议中学教师在处理文言文中通假字读音的问题上，严格要求学生读被通假的字的读音，而且希望学生能对通假字的例子进行记忆，这样也减少了通假字的读音与现代汉语中字的读音混淆的可能性。
注释：
①吴泽顺.古代汉语[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74.
篇10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版本非常多,比较知名的有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褚斌杰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等。还有很多简明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繁荣发展的情况和艺术规律,说明重要作家作品和当时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介绍、评价历史代表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分析代表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目的要求:通过本门课程的教授使学生获得有关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认识。对我国古代文学伟大成就和基本发展线索、规律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重要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科学评价,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初步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阅读、分析、评价我国古代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以及审美素质,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般教材都是按照历史阶段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以及元、明、清、近代文学等几大部分。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我们认为有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
1.转变承继性教育思想,树立创新教育观念。
2.转变以专业对口的教育思想,树立加强全面素质培养的教育观念。
3.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的教育观念。
4.由注重共性教育向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全面因材施教观念的转变。
5.树立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
二、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立足一个“改”字,以改促教
1.在教材的选定上立足稳中求变。
2.课堂教学坚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起点和归宿。
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由单向灌输变为双向沟通的模式
1.打破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法,请学生上讲台。上讲台的方式有四种:学生教学生,讨论会,即兴发言,师生问答,这种活动每学期至少三次。教改活动是逐年增多趋势,体现一种从被动到主动自觉的发展过程。通过有意识的教改活动,我们认为:最佳的讲述方式是师生问答式,它要求教学双向互为主体,互相促进,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它表现了教与学是一种平等的、友好的、和谐的交流。它能使学生在单位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展示,是学生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积极思维的最佳形式。
2.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宽松而又扎实的学习氛围。
3.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社会,是加强大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方面,也为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4.要进一步完善教学手段,采用深入浅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目前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还是一块黑板,一枝粉笔。而古代文学的信息量大,许多知识学生陌生,教师需要大量板书,而且要作比较细致的阐释,这就耗费了相当多的不必要的课堂时间。要提高教学效率,就必须借助于投影仪、录音、教学课件等教学工具,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约一些有效的教学时间。特别是在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春江花月夜》、《锦瑟》等。有时利用背景音乐,虽然不及画面直观,但可辅助对诗歌意象或意境的理解。
5.要注意在教学中把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传统文化课教学的主导思想。要在教学中贯穿这样一条红线,即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具体说有这样几点: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信、义、诚、达、仁、礼等优秀的人格层面,如能通过教师的讲解,让学生辩证地加以继承,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年轻一代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且对社会不良风气也能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二是团结统一的博怀。我们民族的精神一贯是团结统一的,这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研究中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是热爱和平的高尚情怀。四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五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这两句话是《周易》《象传》里边的,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看到天体永远在不停地运行,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很刚健,所以古人有感于此,认为人生也应该自强不息;又看见大地是很深厚的,可以承载万物,所以想到人也应该“厚德载物”。教师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承载各种各样的事物。清华大学把这两句话作为他们的校训,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我一直认为,应当让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首先学会做人,然后去做事,再去做官。假如连做人都没有做好,要去做事,事也做不好;要去做官,那官也做不好。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郑板桥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这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我们教学生,也要让学生首先做个好人,而不是首先要求他去做官。此外,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如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地理、交通、建筑、工艺制造、医药,以及音乐、歌舞、书法、绘画、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如能有选择地在课堂上加以介绍,则不但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而且能补充他们平时所学知识的不足,从而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得到提高。对目前高校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智轻德、强调分科而忽视整体联系的倾向,传统文化课的教学也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只要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自然就有了保障。
四、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如果仅强调我们是教学型的大学,忽视科研工作,那么我校的地位注定是三流学校。若没有科研成果,不仅老师自己会不自信,而且学生也会看不起。因此,学校在抓教学的同时,应该而且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中国古代文学虽然研究上很难突破,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它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九江地区古代文学),取得一定的成绩。
五、未来的设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课程建设的确势在必行,学科建设的基础就是课程建设,没有课程建设,根本谈不上学科建设,当然它涉及到许多方面,教材、教学、科研、教师的知识更新、能力更新,无不和它有关,因此,这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
今后我们可以开展以下工作。
1.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培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实际效果,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2.加强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探讨,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度。
3.科研立足江西,加强赣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形成地方特色。
4.注意和省内外的古代文学界同仁的交流和沟通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保持同步,提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5.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我校举办一些讲座活动,扩大学生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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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文献学、考据与校勘基本常识的适当引入
古籍流传既久，其间免不了有许多失真之处。李白《将进酒》明代刊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句，清王琦校勘时已发现“天生我才必有开”等异文，敦煌唐人手抄残本则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如此脍炙人口的名言到底真伪如何分辨，若不了解一些基本校勘常识，往往会有立说不稳的危险。此外，“窗前明月光”的“床”是指井栏还是胡床？贾岛“僧推月下门”的典故是否仅是美丽故事下掩盖的伪诗？崔颢《登黄鹤楼》的千古名作开篇究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文献考据的功用.在古代文学的课堂上，无论是作者思想探讨、作品美感分析，还是文字结构、内容意旨，都要仰仗精确的校勘。在目前学界日趋浮浅、妄训浪批的现状下，笃实务本的风尚是纠正当今青年学生读古文只求娱乐不求本源的当务之急，就像木匠做工需要锯子、刨刀、斧子等等基本工具一样，要想进入学术殿堂的门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文字、声韵、训诂等功夫缺一不可。在长期的传统教学中，古典文献校勘并非本科生能够接触的学科内容，却又是登堂入室的基石之一。为解决这一悖论，在我的教学实践中，已将此板块有机贯注于日常课堂中，通过化艰涩为简易、变古老为今用、寓趣味于实例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掌握一些考据校勘的基本常识，以便帮助青年学子在古典文学的海洋遨游时，能脚踏一叶扁舟，气定神闲。
2、系列专题讲座式授课的大胆引入
传统古文课堂的讲授方式是将文学史与作品选分离，分人分时段单独进行讲授，这种体系弊端较为明显：单纯以文学史的前后演进为线索，依次讲述历朝历代文学发展现象，原本鲜活的审美艺术会僵死固化在历史的框架中，文学独立的灵性与价值被削弱；仅是逐篇讲授经典作品，又会因缺乏史之逻辑架构支撑，使学生对文学现象无法获得系统性与整体宏观的认知。为克服上述教学体系缺陷，我尝试开发出“系列专题讲座”的方式，将代表作家或经典创作流派糅合成一个个专题，在此专题下，以文学创作者（人）为核心，有机统摄与之相关的各类文学与文化现象（事），使隶属于同一专题下的各个小板块参差互见，彼此补充――即效仿司马迁《史记》打破编年体、国别体等旧有体例，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物生平活动来有机统摄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体例，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以苏轼为例：作为宋代最杰出的文学大师和文化巨匠，苏轼一人横跨诗、词、文、书法、绘画、禅学等多个领域，按照传统的讲法，可能在讲宋诗时提到他，讲宋词时提到他，讲宋文时还会提到他，但多个板块中提到的同一个人，在创作心态与特色成就上实有一脉贯通之处，这就造成了教学精力与时间的浪费，一分为三，也割裂了一个文人的整体性。故而我将与苏轼相关的所有板块都统摄于以他命名的一个大专题之下，这其中有他的爱情与婚姻、他在禅宗文化上的造诣、他的贬谪历程、他清旷豁达、高风绝尘的人格魅力、他才华横溢、机趣幽默的文化修为等内容，通过上述“知人论世”的系统讲述，再水到渠成将其诗、词、文的创作成就有机嵌入生平经历的娓娓讲述中，这样在无形之中，学生已在趣味盎然的氛围中，完整接受了他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巨大成就，既不乏味又避免了割裂感。经过多次实践，这种教学的成效非常鲜活而成功，以此方式塑造的文人专题，其人其作之特色，学生都乐于接受，且印象深刻。在专题讲座之外，亦保留传统文学课程设置之所长，另有诸如分体文学史（纵向发展线索）等无法并入上述人物专题讲座的内容设置，正如司马迁在纪传体之外，又设“书”、“表”补充介绍政治、文化等专题一般，以求完成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经纬交错、立体交叉的全面逻辑架构。
3、西方符号学在古诗文鉴赏中的尝试运用
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在语义鉴赏研究中的很多问题，光靠传统语言学、古典文论美学等工具已经不够全面，在当今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大量涌起的时代，大胆借用起源于西方结构主义的符号学，也许更有助于深刻理性地架构起历来讲究“妙处难与君说”的中国古典文学令人信服的新阐释系统。试看，为何杜甫笔下“香稻啄余鹦鹉粒”的语法倒装就是绝妙佳句，而重新组句后“江南又绿春风岸”就让人感觉啼笑皆非？再者，《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阐释，从符号学的角度来审视，正是我们古人凭直觉领会到的文学作品符解符号具有无限衍义作用的特征表述。此外，古典诗论中 “炼字生佳句“、 “以乐景写哀情”之修辞手法，都属于符号学可以解释的范畴。总之，很多在传统课堂上无法用理性逻辑解析透彻，只能凭借直觉领悟、敏锐语感进行审美感知的古典文学鉴赏对象，在符号学的工具运用下，就多了一种有力的辅助理论支撑，故而在当今中国古代文学课堂上，有必要适度引入西方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对传统教学方式进行与时俱进的，开创性的尝试革新。
通过以上改革手段，可避免在传统教学法中学生只能极端痛苦地死记硬背一肚子文学史理论又很快抛之脑后、两手空空的尴尬，而是将古典文学血肉丰满的生命力通以有温度的方式化到学生心里，使之成为其离开学校后漫漫人生旅途中的一种素养、一种底蕴，滋养心灵、丰厚人生，从而真正实现这门课程在当今的开设目的。
参考文献：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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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阅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
史料阅读能力是历史学本科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重视基本原始文献的学习》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加强基本历史文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文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应重视原始文献的研读，不能仅靠输入一两个关键词来搜集材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国林教授在《试论“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的关系》中指出，历史文选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具体史料来反映古代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细节，以原典反映思想史脉络，以文献记载反映制度史源流，历史文选课讲授时应补充文化史常识，以弥补中国古代史教学之不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杜常顺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学生阅读及写作基础能力培养问题》中认为，基本史料的阅读可以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基础史籍和史料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认识，不断积累的阅读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解决古籍阅读的能力问题。
教材建设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教材建设》中认为：中国古代史分阶段、分层次教学，为教学与编写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在教材建设中，要做到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指导书三位一体，编写适应时代需要和学生欢迎的新教材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于教学模式问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苗书梅教授和展龙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知识教育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共同探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坚持在教学中贯穿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惠玲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探讨》中认为：“研究性教学”教学模式要求在教学中引进学术研究的因素，通过阅读、思考、表述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展龙副教授在《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中，责任要明确，用信任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工作要到位，用制度保证导学的正常开展；方法要得当，用沟通指导学生的人生规划。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祥学教授在《基于网络的（中国古代史）知识检测系统开发应用与实践》中认为，结合专业特点开发专业知识的自动检测系统，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进而拓展教学内容，推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如何改革课堂授课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编排历史课堂小剧是一个新颖的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牛宏教授在《关于历史课堂小剧的实践和创新》指出：历史课堂小剧的作用在于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对学习内容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了学生的写作、编排、表演、朗诵、协调等多种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