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在这之后，教师可以对书本上的知识进行讲述，也有利于学生进行自学。在用电影、幻灯、和课本学习完成后，教师可以再通过放电影复习，就完成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这就是舒新城先生的四段式教学过程，对现代的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
舒新城先生对我国电化教育作用的强调，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教育落后认识的基础上的，（针对过去社会教育强调扫除文盲，和针对战后急需建设的中国，舒新城强调运用文字盲的视听器官来进行提高生产，促进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教育。见舒新城.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A].吕达，,刘立德．舒新城教育论著选，电化教育与中国建设）在解放后，它大力创导电化教育以扩大教学规模，促进中教育的发展。
在现代，教育技术学界争论教育技术是“技术”为核心，还是以“教育”为核心问题，让很多学者感到迷茫。舒新城先生说自己“不是专治电化教育”的，运用这种身份，使老先生跳出了是“教育”还是“技术”之争的圈子，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电化教育，他对技术与教育两者关系的阐述，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遏制技术万能倾向，努力维持早期电化教育的教育定位和走向”的作用，促进当时的电化教育的发展，在信息技术发展的今天，这种观点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篇2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秀荣，韦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篇3
（一）研究立场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类的认识活动，总是先由“事实”转变为可以激发研究者研究兴趣“问题”，再由对“问题”的理性认识上升为系统化、体系化的“理论”。也就是说，理论发端于实践，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落实到教育实践中方才有价值和意义。建构农村教育理论，尽管是一项理性认识活动，但这种活动却不应被当作一个可以完全凭借已有研究成果而进行的理性思辨过程，它需要以研究者对中国农村教育实践的充分认识为前提。从农村教育实践出发，要求研究者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时要充分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的现实发展状况。农村教育理论需就农村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回应，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研究者在建构理论之前，便已经在脑海中形成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清晰认识。为此，研究者就不能仅做农村教育的旁观者，也不能脱离农村教育实践只做抽象的所谓学理性研究，做“理性化和静态化”的研究［1］，而要真正走进农村社会，真正走进农村学校，深入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深入了解农村学校的发展诉求，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农村教育现实中挖掘出那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明确理论建构的方向。
（二）理论思维问题：“整体性”与“个体性”相结合农村教育不仅是“单个”存在的具有个体性／地域性的教育实践，同时也更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发展是其中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农村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表面看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但实际却很可能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整体问题在局部的体现。整体不是部分的简单叠加，在部分中产生的理论可能说明不了整体的问题，“对教育领域中的问题进行分别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局部来说可能正确并有一定价值，但对全局来说则很可能是错误的”［2］。农村教育理论的功用不是对农村教育展开事无巨细的说明，不是为农村教育中一个个具体问题寻求操作性策略，而是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诊断农村教育的“病因”，要为解决策略的得出提供可参照的依据。假如在农村教育理论建构过程中为避免“宏大叙事”而转去采用“原子论思维”，将研究视域只局限于对农村教育中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澄清，这样得出的理论就很难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有甚者，还可能会阻碍其他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容易陷入解决了一个问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的怪圈。“教育活动中的矛盾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构成了一个矛盾体系，教育这一矛盾体系也就构成了教育学的问题域。”［3］正因如此，对农村教育问题的分析，以及由此展开的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不仅要求聚焦问题本身，还要求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全局性的思维，能够着眼于具体问题之上的农村教育的整体状况，具有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整体价值。
（三）理论方法问题：“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但凡研究，总是在力图解决实践或认识中的矛盾。矛盾有共性和个性之分，针对不同类型矛盾的展开的研究需要不同类型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对人类教育活动的总体思考，教育研究重点解答的往往是诸如教育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等教育活动中的共性问题。而作为教育研究的特殊部类，农村教育研究尽管可以运用一般性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但它关注的却是一类个性化的教育矛盾，即农村教育中的矛盾，它的重点在于解答农村教育出现的特殊问题。故而，农村教育研究虽然需要遵从教育研究的总体规范，但为了更好地发现和解决农村教育的特殊问题，农村教育研究还需要专门的农村教育理论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农村教育研究确实指向了农村教育中的具体问题，确实采用了切合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所以，“教育研究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基本适用于农村教育研究，但由于农村教育研究是特殊区域、特殊对象的教育方面研究，又应该有其不同于一般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4］。农村教育理论的独特性来自对农村教育独特性的分析。一方面，要从农村教育的现状出发，注重农村教育问题产生机制的特殊性，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教育区别于城市教育的特点，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作为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前提，防止农村教育理论和一般性教育理论的同质化。另一方面，要从农村教育的历史出发，注重农村教育问题产生环境的文化性，认识到农村历史文化传统对农村教育的深刻影响，防止在农村教育理论建设过程中盲目引入外来理论。
（四）理论价值导向问题：“前瞻性”与“现实性”相结合农村教育理论当具有对农村教育实践的能动作用，它既需要能被用于解释已经存在和正在发生的农村教育实践，帮助认识农村教育的发展，也需要能被用于预测尚不存在和可能发生的农村教育实践，引领农村教育的发展。对实践的前瞻性，是农村教育理论的应有属性，也是衡量农村教育理论价值的重要标准。对农村教育前瞻性引领的实现，首先要求农村教育理论能够为预测农村教育的变化趋势提供理论依据和规律性认识。理论的价值既在于引导研究者发现潜藏于事物中的现有问题，也在于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农村教育理论作为对农村教育实践深层次的理性认识，它可能并不能被直接用作解决某个实际问题，但却应当为分析农村教育问题提供理论工具，也当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如果缺乏理论建构的动态思维，只看到农村教育的现状，而不去思考农村教育的未来，就会忽视农村教育在时代变迁中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和新问题，就会“就时事而论时事”，导致建构出的理论最多只能成为农村教育实践的“应答器”，而无法积极主动地去预测农村教育实践的未来走势，也无法在理论层面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进行规划和引领。对农村教育的前瞻性引领，还要求农村教育理论能够为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农村教育问题贡献力量。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农村教育可能会出现很多新问题，而如何有效防止这些问题出现，或者如何减小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恰恰是农村教育理论承载的一项主要任务。农村教育理论应当注重实效性和现实性，突出理论的适切性的同时，还应展望未来，不仅要着眼于农村教育的短期效益，还要兼顾到农村教育的长远发展。由此，它才能提供给有关农村教育实践全面性和全局性的认识，主动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反之，如果农村教育理论缺少对未来的深思熟虑，缺少对潜在问题的防范意识，就很容易导致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往往需要以牺牲未来为代价。
二、建构中国农村教育理论的总体路径
（一）理论出发点及根据：选择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农村教育问题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关键一步便是澄清农村教育理论从何而来的问题，亦即明确那些旨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后文简称为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有着怎样的研究对象。建构农村教育理论，必须从农村教育实践出发，一个有效的农村教育理论，一定是研究者在对农村教育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后方才提出的。然而，也并不能够据此做出“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即为农村教育实践”这样简单的判断。由于农村教育理论是对农村教育实践的一些抽象性认识，它同教育理论一样，是“由一系列理论范畴所构成的较为系统和较为严密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思想这个属概念中的一个种概念”，“具有间接性、深刻性、全面性、稳定性”［5］。因此，农村教育实践尽管存在对农村教育理论的逻辑优先性，但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却不以农村教育实践或者农村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对农村教育实践类研究而言，它主要任务在于为农村教育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寻求解决策略，这种研究是出于工具性考虑的选择，它往往会囿于表层的现象描述、经验感知和“问题—策略”式的单线方法，忽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形成机理。故而，农村教育实践类研究与农村教育的实际问题总是直接对应的，它的研究对象就是它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对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而言，由于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总结归纳那些围绕农村教育所形成的系统、全面和本质的理性认识，而这些认识又显然很难从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分析中得出。所以，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与农村教育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大量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更加普遍和更具代表性的农村教育问题：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农村教育中常见的一类普遍性问题，是对应着很多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主题，如农村教育公平、乡村教化和乡村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教育都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真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问题是对农村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关键性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一些具体的实施对策，而是制定对策和规划农村教育发展的理论依据。
（二）范式变革与方法创新：促进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科学化首先，在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应尤为重视方法的选择标准问题，而这一标准就是要围绕着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具体问题选择研究方法。方法是研究问题时借助的基本工具，它本身并无好坏之分，脱离研究对象、脱离具体情境，单独讨论方法合适或者不合适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方法的价值性依存于研究对象。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同样如此，在确定正式的研究问题之前，没有必要对方法做出好坏之分，因为只有适合于具体研究问题和有助于建构农村教育理论的方法才是好的方法。建构农村教育理论，要“循着问题找方法”，而不能“端着方法找问题”。当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正处于一个方法的实证化时代，学者们普遍重视调查、访谈、数理统计等偏重实证的方法，而传统的理论思辨、文献研究等方法则显得相对弱势，人们有时甚至会刻意回避这些主观性较强的方法，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加强”与实践的联系。然而，前文已述，方法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因此也没有必要因为害怕被扣上“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研究不可被实践所用”的名号而刻意回避一些理论方法。在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一些有关农村教育的发展方向、农村教育的应然价值等需要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进行研究的问题。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回避实证方法以外的研究方法，而要始终以方法是否适合研究的具体问题、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地建构农村教育理论作为评判标准。另外，在严格方法之于研究对象的适用性的同时，还需要考虑方法切合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特点。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绝非单纯依靠文献和思辨的“书斋式”研究即可完成，它一定是建立在研究者对农村教育实际发展状况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所以，农村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研究者对农村教育“在场”的发现和感悟过程，研究者只有深入接触农村教育，才能够深度解析农村教育，由其中发现并抽象出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进而建构说明这些问题的理论。为此，在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中，就不妨在注重客观性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外，加入注重研究者参与和体验的人类学方法，以此推动研究者进入农村教育第一线，用实际经历而非理论思辨的方式近距离地观察农村教育。
（三）智库建设与资源整合：打造及时有效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数据库分析已有的研究成果、了解研究进展，可以帮助更好地确定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方向。自20世纪初开始，我国学者对农村教育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并随之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尽管多是农村教育实践类研究的成果，但通过对它们的汇总分析，却有助于明晰农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以此发现农村教育理论类研究的学术增长点。在此基础上，需要结合问题域，强化国内学者和学术团体的资源整合，提高协同创新的能力，促进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智库化建设与实践成果转化。当然，要想全面了解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仅掌握几篇或者几十篇文献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着较广涵盖面和详细分类标准的农村教育研究文献库，来帮助分门别类地去归纳和分析这些文献。实际上，可以以时间为脉络，尽可能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教育研究中那些比较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献搜集起来，并按照研究主题相同或相似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类，再将每一类文献的研究进展（包括取得的主要结论和存在的不足）梳理出来，作为这一类研究的共性特征。通过上述举措，就可以形成农村教育研究的“全景式”认识，准确寻找出哪些成果可以被借鉴，而哪些问题又值得在理论上被做进一步地澄清，为建构农村教育理论做好资料准备。
篇4
《中国青年报》从1998年2月25日起，在《教育导刊》版面中展开了以“语文，该怎么教”为话题的讨论。讨论持续了几个月。“话题讨论（一）”首刊该报记者刘万永撰写的专题报道——《语文，该怎样教》，并配发了一幅压题照片。该文引述了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刘国正的看法：当前，语文教育在教学思想、教材、教师、教法上存在很多问题，最突出的是应试教育对语文教学的毒害：一是把语文课的工具性简单化、程式化、刻板化，把生动的语文教学变成枯燥的纯技术训练；二是语文教学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社会；三是考试及练习多而滥，强加给学生沉重的负担，使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该文还提到标准答案、改革考试的制度、内容和方式的问题等等。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该报又刊发了如下文章：《语文，为何非要整齐划一》、《我们无奈》、《教师身不由己》、《学生：作文如“八股”》、《教师：语文教学本末倒置》、《人文精神的失落》、《语文贵在实践》……
《光明日报》从1998年2月18日起，在《教育周刊》版面中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辟了“语文教改讨论”专栏。在第一期专栏中，加了编者按：语文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一门学科，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所谓“标准答案”，是指把学生丰富的情感统统赶进一条死胡同；作文的程式化、新八股，使这块展示孩子心灵、本该色彩纷呈的花园日渐荒芜。愿专家们、老师们、家长们关心并参与这场讨论，共同为语文教改贡献力量。在这一期，发表了该报实习记者付君萍采写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亟待改革》一文。文中谈到了应试教育对语文教育的影响、作文训练脱离现实生活和社会实际、教材的陈旧、落后以及教师水平偏低等问题，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们强烈呼吁中小学语文教学亟待改革。“语文教改讨论”专栏一直举办到1998年10月，共发表了《高考语文命题必须走出误区》、《语文教学四问》、《教改必须全方位进行》、《实事求是调整语文教材》等三十多篇文章，对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争鸣。
《中国教育报》也于1998年2月底专辟了“调查报道”栏目，力求比较客观地阐述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的办法。2月底至3月中旬，该栏目连续五期刊载该报记者李建平的系列报道——“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与思考”，围绕语文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语文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挑战和困惑有哪些、语文教学改革的出路何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调查与思考（一）”从“认清语文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的角度，阐述了部分从事语文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小学语文教师的共同看法——中小学语文教育有“应试教育”影响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也有学科本身的问题。主要问题是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语文教学急功近利、舍本求末，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调查与思考（二）”提出“阅读教学亟待加强”的论题。文章透析了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长期存在的一种倾向，即忽视阅读教学，尤其是忽视课外阅读的状况。分析了语文教学过分注重考试内容而忽视基础的培养，其结果使人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的问题。“调查与思考（三）”希望语文教学“走出识字教学误区”。“调查与思考（四）”呼吁作文教学必须“突破僵化的思维模式”。文章列举了当前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一是读与写严重脱节，学生不会从课文中汲取营养用于自己的写作之中；二是写作公式化；三是重视写作技巧的指导，而忽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启迪；四是课文与作文脱节，教师缺少课后指导作文的材料。“调查与思考（五）”分析了当前考试指挥棒在语文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要克服“应试教育”带来的种种弊端，其根本出路在于——“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考试方法”。
就在大众媒体开展语文教育问题讨论的同时，《北京文学》继1997年第11期之后，1998年第3期再次在“世纪观察”栏目中刊载署名的言辞激烈的讨论文章——杨东平的《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和洪禹平的《误尽苍生》。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问题是人文价值、人文底蕴的流失。将充满人性之美、最具趣味的语文变成枯燥乏味的技艺之学、知识之学，乃至变为一种应试训练。文章指出，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成为教育畸形化的主要动因。其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将以树人、育人为旨的基础教育沦为一种高度工具化、技术化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情感、地位可怕地消失了。而应试教育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二是重点学校制度和异乎寻常的教育竞争；三是形成所谓“唯理性教育模式”。这种教学由于实行标准化考试而进一步模式化，变为选择题、判断题的习题演练。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学的语文教学——加重语法、逻辑修辞等“理性”的内容，对起承转合、前后呼应等写作“技术”的训练，使最具人文性的语文教学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训练。
《误尽苍生》一文指出，高中语文课本以及相关的“教参”、考卷，给人总的感觉是烦琐而荒唐，试题花样层出不穷，出题考人成瘾成癖，好像能在这种连珠炮似的考问中让学生把语文学好。这实际上已不是误人子弟的问题，而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因为天下所有的语文老师都得用这种课本、“教参”教书，都要想尽办法让学生们能对付这种试题，还有天下当父母的，都得为这种烦琐荒唐的教学付出财力、精力。作者在文中以两处课后练习题和两道语文考试中的阅读分析题为例，具体分析、论证了其烦琐和荒唐。
可以说，《语》文把应试教育及其在语文教学中造成的恶果剖析、揭露得入木三分，而《误》文则把对高中语文课本、教参及课后练习题、考试题的批判的激烈的程度推到了极致，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这两篇文章由《中国青年报》于1998年3月10日在“专题报道”栏目中抢先摘发，其影响更为深远，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对语文教育问题的热烈争鸣。
《北京文学》可谓一不做、二不休，1998年第7期又发表了王丽的《清理与反思——著名学者教授谈中国教育》的专访稿。其中，包括访谈钱理群教授的《重新确立教育目标》、访谈童庆炳教授的《不要错过历史机遇》、访谈郑敏教授的《认识和热爱中国文化》、访谈刘锡庆教授的《语文课要解放人的心灵才智》。四位著名教授对语文教育的即兴发言，意在从理念上对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试图找到走出语文教学误区的出路与途径。几个月之后，《北京文学》又在第10期上刊发了《清理与反思——著名学者教授谈中国教育》的续篇。其中包括：访谈王元化教授的《要下决心抓好教育改革》、访谈施蛰存教授的《语文教育一定要改》、访谈夏中义副教授的《我想做一个尝试》、访谈许纪霖教授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访谈王富仁教授的《只有真实的表达才有健康的人格》、访谈王宁教授的《教育改革要拨乱反正》和访谈胡晓明副教授的《我看中国语文教育》。这七位大学教授从不同的角度对与中国语文教育有关的种种问题畅谈了各自的真知灼见。这组访谈文章进一步扩大了讨论的范围。
在这一阶段，《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生活时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人民教育》以及其它的许多新闻媒体、教育刊物等也都纷纷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1998年11月，教育科学出版社选编了大讨论开始以来有代表性的文章，出版了《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一书。
总的看来，1998年一年，关于语文教育的大讨论仍是以批评为主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文教育目的不明确、不完善，不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缺乏对人性、人文精神的关怀，忽视了文学教育和美育；2.语文教育思想落后僵化，缺乏时代精神，固守“极左”时代遗留下来的陈旧思想，扼杀了学生个性、创造性的发展；3.语文教学方法机械僵化，课堂教学长期固守以教师为主的串讲式或问答式等一两种方法，忽视了学生主体的需要；4.语文教学手段存在严重弊病，现行教材、教参的内容和指导思想都十分陈旧、落后，不适应时代的要求；5.语文教学评估不科学，标准化考试存在严重问题，烦琐、荒唐的练习题、考试题误尽天下苍生。
面对大众媒体日益激烈的批评和批判，语文教育界试图做出冷静客观的回应。1998年3月7日，中国教育学会中语会、人教社中语室、人教社报刊社、北京市中语会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以“语文教学的成绩、问题及改进方法”为主题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语文教育界专家、特级教师、教育部基教司研究员及《人民教育》、《光明日报》等报刊的记者，全国中语会副理事长张鸿苓主持了会议。会后，《课程·教材·教法》（1998年第5期）等报纸杂志刊发了座谈会综述（或纪要）。综述（或纪要）指出：社会各界都来关心中小学语文教学，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同时还应该用全面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看待语文教学。应该肯定二十年来语文教学改革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以后，原国家教委颁发了《语文教学大纲》，恢复了语文课应有的性质和功能，实现了“一纲多本”，已经审定通过的实验课本就有八套之多。第二，语文教育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不少语文教师进行了单项的和整体的改革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大部分成果得到了推广。第三，从全国范围看，教师的素质普遍得到了提高。第四，从总体上看，语文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逐渐增强。同时，也要认识到语文教学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正如刘国正先生在发言中讲的那样，可以说在教学思想、教材、教师、教法、考试上都存在着问题。1.从教育思想上看还存在着僵化保守的倾向。2.教材的基本知识不明确，课程标准缺乏具体性，教材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目标呈多重性。3.教师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4.考试的问题。标准化试题比重太大，禁锢了学生思维的发展，导致平时练习只进行简单的训练。5.教法方面的问题。有些教师为了追求艺术上的形式，缺乏理性的思维，把语文课上成了表演课，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第五，缺乏踏踏实实的科学研究。
刘国正在《光明日报》1998年4月29日发表了《提倡科学态度，反对危言耸听》。他在文中肯定了近二十年来语文教育改革的四方面的成绩，也指出了语文教学受到应试的扭曲而出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他还指出，欢迎报刊上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讨论，提出的问题是重要的，希望形成一次祥和、冷静的科学探讨，成为推动语文教育进一步改革的强劲力量。同时，在讨论中有必要提倡良好的学风，采取心平气和、互相尊重、实事求是的态度谈问题，挖苦讽刺，或危言耸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讨论所依据的事实也要尽可能求得准确。这对讨论是有利的。
1998年11月25日，教育部基教司专门邀请部分在京学者教授，召开“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讨会”，共商语文教学改革大计。会上，学者教授们在指出当前语文教育种种弊端及危害的同时，提出了许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纵观第二阶段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其主要特点有：
1.讨论仍以批评为主。一些批评言论如“误尽苍生”甚至激烈、尖锐到极点。同时，人们也更多地提出了对语文教育问题及语文教育改革的理性分析意见，也出现了更有力的要求客观评价语文教育的声音。
2.参与面更广，影响力更大。重要的新闻媒体纷纷开辟语文教育改革讨论专栏或相关调查报道、访谈专栏，使讨论的参与面更为广泛，影响力更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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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如何
尽管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和教育史，也有着论述与教育问题有关的论著。但是，对于“教育”而言，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中并不经常使用“教育”一词，“教”、“育”两个字分别有自己独立的意思。正如《孟子•尽心上》中论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但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显然“，教育”表达了两个不同的意思，并不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的专有名词。即便“教育”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但古代思想家也不以“教育”名之，而多是使用“教”和“学”这两个词。两者比较起来，又以论“学”为多、为重，如《礼记》中的《大学》与《学记》、荀子的《劝学》、唐代韩愈的《进学解》、清代张之洞的《劝学篇》等。其他一些不以“学”命名的教育著作在谈及教育问题时也是围绕着“学”，探讨“学”与“思”、“行”、“教”、“师”、“志”、“问”、“疑”等众多的范畴之间的关系。当今所谓的“教育原则”实际上大都是“为学”的原则，如孔子的“学思并重”、“由博反约”、“自克自省”，孟子的“持志养气”、“反求诸己”、“自求自得”，《学记》中的“教学相长”、“藏息相辅”，朱熹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等。这种对“学”的关注既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追求，为了实现“学”的理想状态，“善学”“、乐学”“、好学”等成了鼓励人们获得“真学”的途径和方式。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因兴办师范教育之需，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日本教育学书籍。由于日文中有“教育”和“教育学”一词，因此，翻译过来的有关“兴学”的实践和理论就称之为“教育”和“教育学”，这既是外来教育学传入我国的标志，也是我国教育学独立的一个标志。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外来教育学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只有教育思想，没有教育学，最多只有所谓的‘前教育学’，所以20世纪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教育学’中国化的历史问题。”这一论述肯定了我国传统教育学的存在，同时也指出了近现代教育学在我国的发展，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那就是“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虽然“教育学中国化”包含了“教育学本土化”和“教育学民族化”的问题，但如果过分强调国外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的影响，不符合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实际。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科学教育学产生之前，它处于前科学时代。中国古代极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归属于中国传统教育的学范畴，代表了中国教育学在前科学时代的发展状况，而且也是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基础。出现“教育学中国化”的命题并非偶然，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教学者割断、遗忘了中国传统教育学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对国外教育学的推崇和移植。不管是哪种情形，都忽视了教育学的文化性和民族性。纵观中国教育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以对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做出系统的透视。中国近现代教育学的发展是以引进日本式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为标志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处于救亡图强的时代，在维新变法运动的感召下，因兴办师范教育之需，中国学者引进了日本式的“赫尔巴特教育学”。从此，中国有了作为学科的教育学，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教育学的影响。在“引进”热潮的推动下，没有处理好“引进”与“借鉴”的关系，更多地是对日本式教育学书籍的翻译和对其教育实践的模仿。然而“，引进”开启了中国人探索教育学学科建设之门，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中国人创建教育学学科的过程。在中国教育学发展之初，国人就开始关注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问题，在引进国外教育学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将国外教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意识成了一种自觉实践行为。“新文化”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成为两大社会发展思潮，召唤着中国人向新时代迈进，国人将引进国外教育学的视角指向了以“杜威教育学”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学。“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成为中国人新的教育理念，也鼓舞着中国人开创教育事业的伟大决心。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国人对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将问题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不断关注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问题，催化了中国教育团体和代表人物的出现，而且国人也开始了探索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独立研究阶段。比如，1915年成立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成立，1918年中华教育社成立，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有一批教育家躬身教育实践，身体力行，实践其教育理论，像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践、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等。教育团体和代表人物的出现以及教育实践的开展，有利地促进了中国教育学向自主化道路发展迈出了一大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又迎来了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中国引进前苏联教育学是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前苏联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积累了成熟的经验，可以为新成立的中国提供建设范本。但在当时，我国出现了“苏化”现象，中国教育学在一定程度上完全照搬了前苏联教育学的模式。就在前苏联教育学指导中国教育实际工作的同时，人们发现前苏联教育学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依然缺乏民族性。因而，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依然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教育话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学习和借鉴国外教育学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80年代研究对象国基本上是以美国、前苏联、日本等发达国家为轴心；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国研究的文章呈现出上扬态势，也就是说，我们借鉴的对象已经从单纯聚焦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全球’扩散”。中国教育学关注民族性，走学科自主发展之路成为中国教育学者不懈的追求。正是有了教育学者的思考和行动，中国教育学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民族性和自主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此，中国教育学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考察中国近现代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其并非中国传统教育学的直接延续，而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引进与借鉴他人教育学的做法，表现了中国人开放的态度和兼容并包的胸襟。虽然在借鉴中会时常陷入模仿和移植的境地，但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来说大有益处。因为在“引进”中可以“借鉴”，在“借鉴”中可以“发展”，这些都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有效途径。作为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教育学来说，其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成功的经验可以为全人类分享。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分享”不等于“全盘接收”，任何国家或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都要结合实际，有所扬弃。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也需分享其他国家或民族教育学的已有成果，但必须立足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和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发展史。如果割断历史，否定中国传统教育学的丰富内涵，那么，中国教育学就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和土壤。如前所述，尽管“引进”“、借鉴”等途径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但在借鉴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问题，让中国教育学真正成为一门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学科。
三、为何要关注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
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不仅与人们的认识有关，也与社会发展的诸方面有关。人的认识既有正误之分，也有深浅之异，更有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巨大差异。教育学既是人们认识的产物，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中国古代虽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但没有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演变之中，即便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中较为盛行“重人文、轻科学”的风尚。对于教育而言，更多的是停留在对教育问题或教育现象的描述层面，并没有深层次地去论述教育的体系、概念和理论范畴等。于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并未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封建社会土崩瓦解之际，教育成为救亡图强的一种有效途径。兴教育必须从兴办师范教育开始，而当时的中国并无成型的师范教育模式，于是，就开始了“引进”国外教育学的历程，这是社会变革时期，在中国传统教育学不能有效应对社会挑战之时，中国教育必须面临的抉择。历史证明，我国“引进”国外教育学没有处理好与本土结合的问题，但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无法及时解决的问题。尽管“引进”国外教育学与中国传统教育学之间缺乏有机结合的链条，但它开启了中国教育学的发展航程，具有历史进步意义。整个20世纪，中国教育学始终在“引进”、“借鉴”、“自主”等路径中生存与发展，而且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也在逐步加强，但仍然不能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有机结合。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必须关注学科发展与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的结合，如此才能凸显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也才能实现中国教育学的自主化发展之路。
在学科发展方面，当代中国教育学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教育学的丰富营养。如果割断历史，中国教育学就成了无根之学，如果忘记历史，中国教育学就成了肤浅之学，无法引领中国教育的发展。对于教育学学科而言，人们要立足于它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特质，才能对它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也才能推动它的发展。中国近现代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不管是德国教育学、美国教育学、前苏联教育学还是其他国家的教育学，都无法取代中国教育学，更无法引领中国教育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处于快速发展的现代转型期，中国教育学必须在环视世界教育学的同时，立足中国实际，关注民族性，构建具有中国话语的教育学体系。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学模式，即便在教育学的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其指导教育实践的途径和方式也存在差异。比如，教育学中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虽然都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但不同国家或民族在实现人的成长与发展方面又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手段和方式。古代中国注重“圣贤”之人的培养，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是教育目的的一个方面；而英国则追求“绅士”风范的实现，培养具有贵族气质的人是教育目的的核心。对于中国教育学而言，它就是中华民族的教育学，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教育学的结晶。五十六个民族因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同，在实施国民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实践。可以说，多元文化教育实践是中国教育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不能立足于中国多元文化的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就无从谈起。中国教育学经历了“引进”、“借鉴”等历程之后，关注民族性就成了百年来中国教育学者的不懈追求，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更是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的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其硬实力的改善方面，也表现在其软实力的提升方面，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就是一个软实力提升方面的例证。
四、如何凸显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学只有凸显民族性，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多元文化的教育实践，才能走出一条自主化的发展道路。如此，也才能开展国际对话，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形成中国教育学的话语体系。中国教育学在未来发展中还要不断吸取“他人”教育学的精华，为“我”所用，在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中，走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之路，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凸显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性。
（一）扎根多元文化土壤，凸显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特色我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群，它是各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教育学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关注多样化的民族文化。“离开了文化土壤，所谓的教育是抽象的教育，并不具有真实的内涵。教育因文化而产生，文化因教育而得以延续，各国因文化而产生的教育的特色就构成各自教育学的特色的客观事实基础。”在我国，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差异显著，因此，教育要关注不平衡性，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这也是中国教育学必须关注的研究内容；要联系实际，体现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特色。当然，关注中国教育学的本土特色并不排斥“他人”教育学，更要借鉴“他人”教育学的精华，为“我”所用，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
（二）立足教育实际问题，实现中国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并服务于教育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教育问题是教育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归宿，教育理论的研究过程开始于教育问题的确定，终结于教育问题的解决。中国教育学在发展中要有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就在于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在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教育学。因而，我们要在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认识各类教育问题，了解各地、各民族教育发展的实际水平,充分认识到教育发展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只有客观地认识教育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在发展中国教育学的过程中，还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需要理论的指导。离开实践的教育理论是空洞的，离开理论的教育实践是盲目的。正如世界著名教育学专家、教育哲学家、“现象学教育学”的开创者马克斯•范梅南（MaxVanManen）在其《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中提出的一个教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既然教育理论研究不能与日常生活的教育实践发生联系，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又何在？”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学理论模式，每个国家或民族的教育学都要与该国或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应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走“实践—理论—实践”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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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中国教育学的改革与发展，就必须考察文化在其中的影响与作用。但纵观我国教育学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发现，在寻求教育学科学化、理性化的过程中，在向西方教育学理论学习与借鉴的同时，与中国历史传统相联系的文化恰恰是缺席的。文化的缺失正是当代中国教育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桎梏。20世纪初，一些学者大量翻译介绍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著作，“五段教学法”成为中国新教育的教学模式基础。之后，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进入中国，以其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甚为流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以凯洛夫的《教育学》著作为代表的前苏联教育学影响了全国，其学术思想与话语体系充斥了当时的中国教育学领域。改革开放以后，则又迅速转向美国和欧洲的各派教育学理论，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的教育学，等等。发展到目前，中国教育学似乎成了大杂烩，各种思潮与观念并存，有所谓“德国的教育学”、“美国的教育学”、“前苏联的教育学”等，却唯独难有“中国的教育学”。引进、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学理论是必要的、有益的，但借鉴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淡忘乃至漠视自己的文化，过于迷恋各国的教育学理论，而不屑于及至耻于谈自己的文化之根。在这一全球化确切说是西方化的背景中，中国教育学经受了一次次的“文化失语”、“文化缺失”和“文化误读”的煎熬。
要克服中国教育学无“中国味”的处境，就必须从文化视角追问之、审思之。忽视了中国文化这一根基，我们就总也找不到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总是困惑我们到底可以向国外的教育学理论学习些什么，就总也不明白中国教育学究竟要解决哪些重要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学，还没有普适性的教育学，任何教育都是在一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文化土壤，教育学就是抽象的，必不能适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教育学是一门价值关涉的学科，具有浓厚、不可压抑的文化品性。哲学界近年的文化研究给了我们以启发。中国哲学界率先反思中国哲学的有无问题，并引发了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积极回应，“民族话语”、“文化追寻”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教育学者也应着力探讨如何以中国文化为底基，沟通教育学的中西文化，打通中国教育学之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关联，让中国教育学焕发出文化张力，而不能任由“文化迷失”的现象持续下去。
文化有其自身的固有延续性，在我们有所忽视文化之时，它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作为在此文化背景中生活的教育学者，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悟，只是这种体验往往是内隐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唯有当我们有意识地去挖掘的时候，文化才可能成为我们进行中国教育学探究的源泉。二、文化意识：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性的建设自从哲学解释学者施莱尔马赫率先对“科学”的教育学提出质疑以来，教育学的文化品性研究备受关注。文化有其特殊性、个别性与地域性，无论是教育目的、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观念，均离不开文化对其的影响。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教育实践问题，作为人文学科，特别是与文化密切相联的教育学，离开了所处的当地文化，就难以产生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学理论。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文化习俗、文化风尚，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立场、教育基点与教育视野。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建设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表现在当我们引进各国教育学理论与教学模式之时，沾沾自喜，以为这就是与世界接轨，这就是教育现代化，这就是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殊不知，国外教育学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有的文化与社会习俗背景，有其特有的人文底蕴与根基，盲目照搬是不可取的。但时至今日，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仍然薄弱。用赵汀阳评价中国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哲学重新唤起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可是同时也挤掉了中国原来的问题。有了问题意识，却丢了自己的问题”[5]。中国教育学同样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此情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提升教育学运思的文化意识。唯如此，我们才能为建立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提供思想基础。
要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必须突出文化意识，这与当前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缺失有关。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长一段时间内讲文化讲得太少了，未能充分认识文化在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常常只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学理论，却不去认真思考其是否适宜中国的文化土壤。二是过于迷恋工具理性，只讲求教育策略、教育技能，缺乏对文化价值的体认，特别是过于追求教育学的“科学化”，突出普遍普适性、价值中立性，认为教育学不存在什么特殊性、个别性、差异性，从而将西方的教育学理论照搬过来。有些学者不能区分哪些属于中国文化，何种是他国文化，在教育中混为一谈；有些研究者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厚此薄彼，认为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无是处；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教育学就是传授各门学科知识，不涉及什么文化。尤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文化底蕴日渐缺失，文化意识日趋淡薄，教师更像是“教书匠”，而缺乏“文化人”的意识。因此，强调文化意识，此其时也。面对纷繁复杂的诸般文化学说，如何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这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关注并重建中国教育学的文化意识的时候。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意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国教育学民族话语的探寻需要我们勤于探索，“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中国的教育学者本着“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人文探究精神，以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和善于借鉴的开放态度，立足中国教育现实，成就中国教育学研究的民族话语。
三、文化伦理：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
要对中国教育学的文化品性有清晰的认识，就必须复归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找寻中国文化的精神。无论是回到自身的文化原点，还是对外来教育学理论的批判借鉴，最终都是在本国当前的教育学研究过程中进行的。当前，借鉴国外先进教育学理论固然非常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直面中国的教育现实，寻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这理应成为中国教育学的立足点。只有当我们能大声说出自己的教育学文化立场与文化传统时，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教育学”。
首先，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要面向自身的教育实际。进行民族化和本土化的教育研究是建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教育学的根本路径。中国教育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问题域。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的教育遇到了很多新问题，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普及问题、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问题等，均具中国特色，也是许多国家所没有遇到过的，它们极富现实意义。“中国教育学要着重研究在中国这一特定空间和条件下的教育问题，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途径，探索中国教育运行的特殊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中国教育学的源泉只能是中国的教育实践，它既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化，也意味着当前中国教育学的种种改革与实践。离开了实践，教育理论就将成为思辨性的形而上学。同样，脱离了中国教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产生现代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我们固然需要了解与认识国外教育学的理论前沿趋势，需要学习与借鉴各国教育改革中的种种经验与问题，但这些引进、介绍、学习不是为了全盘照搬，而是立足于中国教育学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人文底蕴，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体系。
其次，要复归民族的中国教育学，就必须了解中国教育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教育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人文伦理的推崇，教育的目的不仅是“知”，更是“行”，即如何形成道德品性，它需要的是伦理实践，在教育活动中不断历练自己的修为。正如《大学》的“学”绝非西方所谓外向静观的纯粹理论认识活动，而是实践理性活动。其目的并非要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而是自身道德品性的修养。其目的不仅是“知”，更是“行”，即了解与掌握既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既是知，也是行，归根结底是行。《论语》中指出：“事父母能竭其力，与友交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所以，教育从本质上不是帮助学生寻求客观知识的理论活动，而是良好道德品性的成长。“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谓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这种以明德达道、修身至善为根本目的的“知”与“学”的概念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
遗憾的是，借鉴西方所谓“科学化”的教育学理论之后，《中庸》中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存在性与知识性的统一便被打破，教育学就沿着“科学化”的道路向前迈进。“科学化”走的是一条专业化、学科化和知识化的道路，虽以“客观性”为标榜，但那种与“尊德性”相脱离的客观性却可能导致学问知识与文化伦理的疏离。朱熹力倡读书为学应“切己体察”，其间始终贯穿着一种存在性与知识性相互渗透、学问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文探究原则。
四、文化比较：走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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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是探讨一般教育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应用,二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般理论研究,三是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具体理论研究,四是其他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渗透、融通和应用。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和概念体系,但是目前主要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还很薄弱。汪永铨先生早在1999年就指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专有科学语言和完整的概念体系;高等教育实践经验还没能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阐释和建构层面;真正属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理论还没有得到建立[1]。甚至于,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哪些命题属于高等教育原理等问题的认识都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喻岳青,1999)。这是我国学术界开始主动反思高等教育理论自身性质的表现。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自我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体系上也得到不断完善,出版了许多在学界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学》专著,从而形成了一种颇为繁荣的局面。然而,从最近一些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这一判断并非不合时宜。例如:胡建华先生分析了“六五”到“十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项目,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项目比例只在18%-29%之间(胡建华,2005)。别敦荣先生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权威性期刊21高等教育学研究1997-200》年发表的1《》7篇文章的统计分析,发现属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只有3”2篇(别敦荣,2008)。这些数据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薄弱提供了考量的框架。如果没有持续的量变积累过程,发生质变的可能性总是不大的。
第二,比较缺乏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性的自觉反思和研究,研究共同体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时对自身所谈论的理论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说明,也还没有自觉反思这些理论的来源。不可否认,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生成与创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淀。与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青春期”,至今也就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且,高等教育理论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也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理论导致的。相反,理论长期以来是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是否运用了某种理论,得出了某种理论观点,这往往会成为判断它是否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重要标准。然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主体一般很少主动去追问理论的本质与特征、理论的来源以及构成理论的要素等关键问题,而是偶尔从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寻求零星的灵感,或是潜意识中认为这是哲学家的事情而将问题抛给了他们。实际上,如果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追问,难免会在研究中迷失方向。追溯理论观念的起源和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是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这在其它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
第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远未形成,阻碍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量和质上的繁荣与提升。尽管高等教育学术界已注意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却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从教育理论共同体的构成看,“大多是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培养出来的”,而且教育理论共同体的后备军大多来自文科,他们在学术课程和研究氛围中遭遇的“更多的是人文传统”。从教育研究的产出看,“尽管有一些数量性的研究,但这并没有成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范式还根本没有形成,“尤其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还远远没有认识到科学决策对实证研究的倚重”[2]。另一方面,受到近年来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也掀起了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指责和批评。不可否认,这些指责和批评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反思,从而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应注意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并未因为受到大量猛烈批判而被彻底放弃。
譬如:美国尽管自2”世纪7”年代以来由于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思潮而经历了方法论大战,但是那种强调观察、调查统计和定量法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的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里,大量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仍然是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上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竭力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同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
二、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之思
在现代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划分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是勉强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人文社会科学曾经一度将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教育学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跻身人文科学之林费尽心思。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多重累积挤压。面对这一现实,需要研究主体以宽阔的视野,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演变历程,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理论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大约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在静心反思科学发展历程时不无感伤地发现,当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获得解放时,人文科学却还长期保留着它对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知识的力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压抑着人文科学[4]。为了寻求人文科学的有限独立,为其探寻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人文科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解惑”。对自然科学的尊崇和非难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解惑”历程,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观念。
其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理论观念是狭隘的科学观念的滥觞,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自然科学的成功大为着迷的心态。尽管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以降,其间经历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式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两个阶段的流变,但实证主义的根本精神却是一脉传承的。
在实证主义那里,理论被放到自然科学的天平上称量,自然科学成为科学的典范,形而上学的断言被以科学的名义除名;科学的基础是观察,研究的程序是从假设开始,通过观察得来的经验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科学作为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做出价值判断,其任务是在坚持事实和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对可观察现象给予简练的描述。
其二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试图破除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神话,而且也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发起攻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理论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是“可错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个人价值判断和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科学革命是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在后实证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人们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也不再相信过去被奉为圭臬的科学观念及其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组织等因素[》]。
上述两种理论观念对教育研究者探索教育理论的性质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教育理论性质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争。教育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总是喜欢追问“教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尽管较少有人认真反思何为“科学”,但这种追问的语气大多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依据所确立的“科学标准”审视教育学。这在教育学界曾风靡一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学界造成不少困惑。根据实证主义理论观,如果教育学是“科学”,那么它必定遵循“客观主义”和“价值无涉”原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教育理论不可避免地含有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成分,这使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因而与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比较起来,教育理论至多只是一种“尊称”罢了[7]。显然,教育理论有自己的独特性质。正如周作宇教授所论,以往从科学和哲学看到的教育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在关注教育活动的同时,“在文化大结构下探讨教育理论,才能真正把握这种独特性质”。石中英教授通过对教育问题、教育概念、研究主体等教育学活动诸要素具有的若干重要文化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在-唯科学主义.遮蔽下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性格”,指出“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8]。这些研究旨在提示,教育理论的科学性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能“曲于一蔽”而忽视教育理论的人文性一面。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作为思想源头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之间还有激烈的竞争,尽管实证主义理论观在遭受后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讨伐过程中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逐渐式微。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科学仍被视为可以解决一切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客观性、合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仍被当作追求有效性的不二法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实际上只是一种合理性对另一种合理性的竞争和对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之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的探讨已经落后于教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化的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也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套上令人迷惑的外衣。但不可否认,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不断深化和分化为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纷争,让我们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更为综合的层面思考和应用理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不能不从理论最一般的特点出发。
首先,应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把握理论的一般性质。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性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即研究者的信仰、想象力等),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正如亚历山大指出,理论是由先验环境和经验环境双向互动组成的思想的连续统一体,观察、方法论假设、推测、规律、分层、定义、概念、模式、一般理论假设等是这个连续体的主要成分[9]。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从教育理论的独特性质这一视角去考量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式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一定意义上,离开一般教育原理谈论高等教育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高等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是研究主体在特定时空下对高等教育问题而非其它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高等教育问题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对高等教育历史和实践的追溯和关注。高等教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构成高等教育问题域。
研究主体采取不同方法研究问题域中的各种问题所得出的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解答和抽象,是高等教育理论的表现形式。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除了含有理论的一般性质外,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不论是以实证主义还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为基础解答高等教育问题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我们不应排斥那些更多地受到可精确描述的观察的影响而具有经验描述特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否认那些较少受到观察的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三、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高等教育六十年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劲迅猛的发展态势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没能对实践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充分发挥它对实践的引领作用。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的诸多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六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总规模在2007年已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2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10]。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成就及其路径所做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理论能不能引领实践,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对实践中的事实和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合理可行的决策咨询,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预测。当前亟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永葆活力的需要,而且是理解和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另外,高等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自2”世纪9”年代以来,学术界已经开始从逻辑起点和学科问题及范畴两条路径着手[11],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多以教育学体系为参考框架”,而且“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工作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区分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缺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薛天祥,1994)。具体来说,在当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行其道时,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却刚刚踏上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道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要放弃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反思和超越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认识到这种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实践的解释作用和推动作用的局限所在,从而促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多元格局,以更好地服务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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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外教育教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如何进行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与实验，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教学理论，已成为教学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其实，我们提出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这一命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已经凸显了教学论学科对本国教育教学实践关注不够的问题。因而，要建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本土化理论，就需要我们在重视理论思辨的同时立足变革性教育教学实践，从我国教学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把握本国的现实教学问题建构本土化的教学理论。
一、变革性实践与本土化教学理论
变革性实践是指为了促进学科发展与建设而开展的以重大现实教学问题为着眼点和立足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原创性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变革性实践覆盖了理论、策略、方法论的创新，以非占有知识的姿态思考中国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1]45它着力于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探寻教学论学科发展的生长点，从实践角度深化理论，沟通理论与实践。当下，最具代表性的变革性教育教学实践有重视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主体性教育”实验和注重焕发课堂生命活力的“新基础教育”实验。这些变革性教育教学实践，“不仅促进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化，而且为教学论学科实现原创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思想、理论和实践的源泉，促进了教学论学科本土化发展”[1]43。
本土化教学理论是指在立足本国教育教学实际基础上，通过广泛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学理论并将其统一于本国当下教育教学实践从而生发出来的具有“本土情怀”的科学理论。本土化教学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动态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它涵盖了对传统教学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国外教学理论的本土化以及教学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三部分。传统教学思想是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根脉，国外教学理论是建构本土化理论的现实参照和借鉴资源，教学实践经验则是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原始生长点，而对三者进行继承、转化和升华的就是本国当下的教育教学实践。我国教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中国的教育教学实践，我们应该通过把握本土的教学问题建构本土化的教学理论，而不能在西方理论框架下虚构中国的教学问题[2]。本国教育教学实践是检验传统、异质和经验教学理论是否符合本国实际的主要的途径。在本土化教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的继承、转化还是升华都不能全然以逻辑演绎的方式进行，而应该立足国情、面向实践，秉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方法论。当然，强调本土化理论的实践性并非忽视其理论性，而是着眼于提高教学理论的实践品格，通过实践来促进本土化教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本国教育教学实践。
在建构立足变革性实践的本土化教学理论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仅只是一种指导与被指导、反映与被反映的线性关系，更多表现出一种“相互滋养、互融共生”的非线性、动态化关系。一方面，变革性实践是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的现实基础，它为本土化教学理论提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检验、修正和完善本土化的教学理论。另一方面，本土化理论以变革性实践定向，为本国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具有适切性和针对性的指导，在推动变革性实践顺利开展的同时又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
二、建构本土化教学理论的必要性
（一）是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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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不断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理论和实践面临着诸多新考验和新挑战。不仅其研究范畴出现了新扩展、新特征，新的带有规律性的前沿问题也不断涌入人们的视野，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和热点。
一、为什么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
所谓前沿问题，是指当前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反映事物发展核心趋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既包括理论研究发展和创新的学理性问题，也包括在具体实践中、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既包括原有的研究范畴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呈现出的新内容、新特征，也包括在以往理论和实践方面从未遇到过的新出现、刚发生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全新问题。前沿问题，一般是新问题，但新问题不一定是前沿问题。理论上的争论与困惑，实践中的困难与挑战，都会衍生出一系列需要研究和破解的前沿问题。前沿问题具有代表性、新颖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有些一般命题，经过人们的研究和思考，会上升为前沿问题；而随着结论的逐步揭示、问题的逐步解决和研究热度的递减，不少前沿问题也会转化为一般命题。一个前沿问题的发现和解决，常常意味着一种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的出现。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几乎都是在发现和破解前沿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问题，一般可以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遇到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规律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并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学生成长成才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具有普遍性、关键性、集中性和迫切性等特点，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和破解。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基础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逻辑范畴和范式规范尚未真正统一，理论公信和学科自信还未完全确立，需要通过破解前沿问题，进一步探寻发展突破口和增长点。
前沿问题的产生，与当前教育主客体的时代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多种价值观、多种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都变得更为复杂。从施教者和受教育者角度来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涵盖了高校全体教职员工，他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主动性、主导性、创造性和前瞻性，但也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作为受教育者的青年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客体，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但个性特征鲜明、心理承受能力较弱、成长要求多样和自我教育能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的提出、研究和破解，都不能脱离这个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
前沿问题的提出和破解，能够使研究视角更加新颖、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体系更加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站在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历史高度，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密切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认真研究与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事业紧密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社会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和理性思考，把握时展脉搏，认真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不断提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追求真理和驾驭真理的科学精神面对问题，发现困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新问题，切中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真问题，聚焦攸关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大问题，努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和创新。
二、如何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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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初步成型
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在21世纪初期则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基本形成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体系框架，可以称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初步成型期。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步伐加快，不少研究都表现出了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出版了一些研究和分析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专著。其中以钱民辉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黑龙江出版社，1999年）较为典型，但是也是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职业教育社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等方面来进行逐一阐述，还尚未提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内涵和概念，但也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标志着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书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放在中国社会整体性发展、放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分析，把职业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历程、与社会及其变迁、与社会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结合起来，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和宏观的研究视野。
从21世纪初期开始，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则基本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研究体系。其重要标志之一是200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承担，主持人：王清连、张社字，课题编号：DJB10747）。该课题组2002年在《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的文章。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透视，梳理了近2O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基础。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路径。并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进行了分析。这不仅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创新和拓展。标志之二是张社字于2002年提出过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认为职业教育与经济、职业教育与文化、社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人口、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体制等相关研究已具背一定的深度，基于相关研究，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标志之三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系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讲座。2003年，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则在职业教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课程，并设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开始职业教育的社会学思考，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如教育结构问题（《防止教育结构失衡》）、女性职业教育问题（《职教女性颂》）、户口与职业教育（《漫议户口与教育》、职业教育公益性问题（《职教的公益性不容忽视》）、职业人问题（《职业人并非社会人的全部》）等，设计职业教育社会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而且使职业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理性、科学和规范。
三、深化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中，其研究的领域和辐射范围已越来越大，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继而深入到职业教育与社会和谐、职业教育与社会公平、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及职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等热点问题。这些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充实和完善了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如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热点社会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尽管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未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研究领域，还未有具备说服力的成果出现。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的、能够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为职业教育社会学所独有的概念体系。另外，尽管目前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特点的相关观点理论，但是这些观点和理论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借鉴”特征，而且具有相互分离的问题，具有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糅合”的痕迹。另外，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缺乏时间的检验，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检验理论和假设正确与否的特有标准，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因此，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未来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解决职业教育社会学本身中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的“需求”，探寻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科环境和学科意识，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即不仅要建立科学、完善、合理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而且将逐步完善职业教育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科体系，如职业教育学校社会关系学、职业教育学生社会学、职业教育教师社会学、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学等。
（二）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
独立的方法论是一门学科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和创新难度太大，基本上是沿用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如教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社会会学研究将具有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三）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的逐步壮大
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人员并不是很多，也未有专门的在学术领域有权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从收集到的著作文献来看，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工作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社会学，而是涵盖了职业教育原理、职业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文化学等，职业教育社会学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视域，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将逐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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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highereducation;theorycontents;quantitativeresearch;researchdimension;descriptivestatistic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有了长足发展，90年代中期以来更是硕果累累，研究者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和学术规范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研究的问题逐步深入，研究的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并且涌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著作及学术论文。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还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比如，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知识老化、观念陈旧、老生常谈的现象依然存在；从研究形式来看，研究中量化研究不够，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还相当缺乏，研究欠规范、不科学的现象还相当普遍，等等，如果不从认识和研究上加以强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恐怕只能沿着不规范、低水平的轨道永无终结地运行。因此，我们认为对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文献进行全面研究是非常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项课题。自2005年底以来，我们特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并拟以“我国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为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我们在检索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从建国一直到1990年代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同时大多数是经验总结或工作报告类文章，真正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报告并不多，这为我们的统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后经研究小组商量，确定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最丰富的1996～2005年为研究范围，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多维度考察，运用结构式定量研究——“内容分析法”对其进行比较客观而系统的量化分析、描述统计、评价与比较，寻找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并用简洁明了的数学关系来展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规范提供参考和借鉴，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般来说，教育文献内容的次级分析主要有两种具体方法，一种是非结构式定性研究方式（学术界常简称为文献法），另一种是结构式的定量研究即“内容分析法”。在这里，我们正是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对10年来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资料进行统计量化、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描述性分析，探索10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更好地理清我国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我们运用了“内容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量化统计、比较、分析，从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这对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文献分析或文献综述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另外，我们在现存的文献中发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数是定性方法，尤其对文献内容的研究几乎全是对有关性质、作用和特征方面的定性描述与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种定性研究，其目的在于探求事物的特殊性，比较注重其逻辑关系，不太注重所分析文献资料的数量特征和整体状况，因而较难从直观上发现研究主题内的变量关系。而对文献资料的次级分析时，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通过对文献的性质、特征和属性方面的描述来揭示其逻辑关系，还需要从文献中各个因素间的数量关系入手进行研究，以从整体和普遍性意义上探求发展规律和趋势。因而，这就需要我们借助于定量方法来对高等教育学理论文献进行次级分析。
二、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收集到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近300部，学术论文1800多篇次，其中只有近30部（篇）论著(文)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问题。以下摘其有代表性的论著进行综述。
首先从著作或教材来看，我国大多数著作或教材都是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进行列举和简要介绍，比如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专列了一章来讨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与普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一样，有观察法、测验法、调查法、历史法、个案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等”，“在研究过程中，也经常要应用抽样、假设、比较等一般的研究方法”[1]，并对以上几种研究方法及其运用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田建国编著的《高等教育学》也列举了有关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系统研究法、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调查实验和分析综合相结合[2]。邓晓春、王华春主编的《高等教育研究的组织与管理》按照纵横两条线索，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准备阶段的搜集高教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观察法、高教研究的调查法、高教研究的实验法；第二类是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基本上可归为两种：第一种为逻辑分析方法，包括比较与分类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科学抽象法，第二种为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分析法、平均数分析法、动态数列分析法、表格法和图示法等；第三类是高教研究的横向科学方法，包括高教研究的系统方法、高教研究的信息方法、高教研究的控制论方法[3]。谢安邦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中提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可采用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而对于某一课题的研究，往往是多种方法并用，只用一种方法的情况很少[4]。徐小洲编著的《高等教育论——跨学科的观点》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除以上几种，常用的还有观察法、测验法、教育经验总结法等[5]。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的专著。一是张应强的《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作者认为，“描述——解释”研究范式，并不能真正适用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应该采用“反思——建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现代化问题。从人的价值理想和教育的本真意义出发，一方面以“事实研究”为基础，以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历程有一个客观把握，同时对之进行反思与批判；另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进行建构，提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发展方向[6]。二是陈廷柱的《学习型社会的高等教育》，书中对“反思——建构”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讨论，认为“反思”虽然不等于对客观发展过程的“描述”，但“反思”显然要以客观现象为依据；“建构”虽然具有广阔的思维空间，但“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之上[7]。
在国外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的两部著作：一是《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作者主要从组织分析角度进行研究，从多学科视角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观察，将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组织、文化、社会学和政策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8]。二是《高等教育系统》，该著作在对国外20多个国家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范畴分析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研究[9]。
其次，从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方面来看，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只有五六篇。比如，刘承波在《试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一文中指出：“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方法按其地位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为哲学方法，中层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下层为适应于某些科研领域或某种科学分支甚至某个科研课题的特殊研究方法。其基本结构为：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具体研究方法。”他认为借鉴上述科学研究方法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运用系统的观点，构筑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同时指出，在哲学层次上，唯物辩证法是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一般层次上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基本方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临床法、问卷法、测验法、经验法、历史法、文献法、比较法、统计分析法等[10]。
朱旭在《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的弊端，一是从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就个体推及全体（表现为太具体，忽视普适性）；二是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大一统（表现为太抽象,忽视个体性）。高等教育学研究应从实验、案例、比较等方法论的角度对此予以匡正。”[11]李海芬和薛天祥在《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指出，不当的方法是造成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失范与混乱”的关键因素[12]。徐辉和季诚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研究中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二是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三是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此外还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具有多元研究属性，因此要运用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方法论为指导，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范式，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思辨定性、实证定量的多种手段进行高等教育研究[13]。张黎和马静萍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一文中认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分为哲学、科学方法论和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三个层面。其中，“对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基础，也是高等教育方法论研究的目的，而哲学层面方法论和科学层面方法论则可用以指导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的研究，是为研究高等教育学科具体研究方法服务的”[14]。
从以上文献综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著作或教材中关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提到比较多的是调查研究法（75%）、实验研究法（75%）、比较研究法（72%）、历史研究法（50%），次之的是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统计研究法，以及表格图示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法等。而专门的学术论文又大多比较宏观或抽象，要么探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体系问题，要么指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要么从方法论原则上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当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进行高等教育文献的定量分析无疑有着参考作用，尤其对我们全面掌握高等教育研究现状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1．分析单位与范围
本研究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单位，即从1996年1月到2005年12月我国高等教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在国内发行的教育杂志中，选择了发表该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较多的5种杂志，即《教育研究》（月刊）、《高等教育研究》（双月刊）、《中国高教研究》（月刊）、《江苏高教》（月刊）、《黑龙江高教研究》（月刊）为文献检索范围。具体搜索范围是：《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黑龙江高教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12期，《高等教育研究》从1996年第1期至2005年第6期。
2．文章取样
本研究从上述5种杂志中共抽取了250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为分析对象。取样方法是：原则上从5种杂志中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5篇。具体抽取办法是，首先从5种杂志中收集到有关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共1808篇（其中《教育研究》166篇，《高等教育研究》414篇，《中国高教研究》693篇，《江苏高教》350篇，《黑龙江高教研究》185篇），然后再从5种杂志中按每种刊物每年随机抽取相关研究论文或研究报告5篇，共抽取250篇作为最终分析对象。
3．分析维度
我们在参考大量文献，并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分析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了对文章进行内容分析的理论框架，查找了所有文献中所包含的10个方面的共同或共有因素并将其抽取出来作为分析维度，对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情况进行质量和数量的评定。所确定的10大维度是：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关键词、课题、问题的提出、重要术语界定、研究方法、结论、参考文献和注释。课题组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10大维度各自又分解为若干子维度或具体类目，如文章题目类维度可分为题目陈述不简洁和表达不准确等，作者类维度可分为大学教师、学生和其他机构研究人员等，摘要类维度可分为简明扼要、概括性强和表述精炼等，关键词类维度分为排列顺序是否恰当、使用词性准确与否、关键词数量是否规范等，课题类维度分为是否归宿课题以及来源于哪一级课题等，问题提出类维度分为问题陈述是否清楚、有没有研究假设、有无文献综述等几类，重要术语界定维度分为有术语界定和无术语界定等，研究方法类维度分为是否规范地运用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何种研究方法以及有无研究设计等，结论类维度分为有无结论和结论是否鲜明等，参考文献和注释类维度分为有无参考文献或注释、是否规范地使用了参考文献或注释等。最后在设计分析类目尤其是子类目时，为了保证随后的评判记录工作有具体、统一的依据，我们又对所有子维度进行了细化分解并明确其操作定义，如题目不简洁表现为题目过长、概括程度差、字或词重复多、累赘重复、大小标题使用不当、意义重复等；问题陈述不清楚又表现为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未包括研究的内容或陈述问题范围过大，等等。
4．分析程序
本研究由10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程序为：
(1)向10位评价者或研究者介绍研究目的，并熟悉有关文献资料和信息材料；
(2)通过反复讨论、提问的方式，使10位评价者掌握10个分析维度及其子维度的含义，并进行信度分析，以取得一致的理解。本研究一共做了10次信度分析，即对每一维度就其中一年的文献样本进行评判。根据信度计算公式，一般来说，信度在0.5～1.0范围内即为合格。
信度＝n（参与内容分析的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1＋（n．1）＊K（平均相互同意度）；K＝（ki＋k2）／2；k（相互同意度）＝2＊M（两者完全同意的栏目数）／N1（第一评判元分析的栏目数）＋N2（第二评判员分析的栏目数）。
按照以上公式，我们对10大分析类目的信度计算结果依次为：0.976、1、0.994、0.994、1、0.939、0.98、0.931、0.955、0.988。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在正式测验之前，10位研究者的评判标准基本一致，信度比较高。
(3)熟悉内容分析代码系统和编码表的使用。因为本研究主要是想通过对不同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内容分析来探寻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我们主要采取A——X——T模式进行分析，其中A代表同一资料来源，X代表同一内容变量（或分析类目），T代表从不同时期中抽取样本。首先通过来源抽样选取我国10年来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的内容资料来源A（5种期刊，1808篇文章），并按照研究任务，在1808篇文章内把具有共同特点和因素的方面作为分析类目X（10大分析维度）。同时再从同一资料来源A中，按每年每种杂志随机抽取共250篇文章作为内容分析的样本；根据分析类目或分析维度对样本进行量化处理，统计比较，找出其中内容变量X的集中或差异的趋势以及前后的相互关系，从而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
(4)对内容分析的结果进行简单的统计和描述分析。
四、研究结果
1．文章题目
从“文章题目”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1、图1)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占20%；
(2)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多于后一阶段（分别为13.6%和6.4%）。如1996年到2000年间学术论文题目不准确、不简洁或不规范的表述所占的百分比情况为：在1996和1998年比较高，分别为52%、32%；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16%和28%，这表明这段时间内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文章题目的陈述上明显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尽管所占百分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其规范化程度仍然较低。而在2001～2005年这5年内，题目规范的文章所占百分比从2000年的72%上升到2005年的88%。这说明，在此期间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文章题目”的确定和表述上逐渐准确，简洁程度越来越高。
(3)从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的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其他人员（如教育行政人员、管理者以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感兴趣者）的文章或研究报告题目不简洁、不准确的比例最高，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2．作者
根据“作者”维度的数据统计(见表2、图2)，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1996～2005年作者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变化不是十分明显，而且所占比例很低。其数字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作者中在学研究生所占比例很少，尤其硕士生所占比例相当低。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底，作者为博士生的百分比分别为4%、0%、4%、4%、16%。博士研究生的数量百分比稍有增加的趋势。
(2)从教师来看，在1996～2000年间，来自大学教师的学术论文所占的百分比趋于稳定；但在2001～2005年，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所显示百分比分别为56%、40%、52%、64%、48%。虽然在这5年中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不是很有规律性，但是从数字显示可以看出，大学教师在这方面的研究人数相对其他人员还是相当高。来自师范专科学校的研究人员从1996～2005年的数据除1997年和2002年以外其他均显示为0。这表明，师专教师对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兴趣相当弱，普通大学教师的研究在1996年还是比较高的，之后4年出现低潮，而从2001年起又进入高峰期，所占比例最高。从统计数据来看，尽管大学教师所占的比例呈波动性变化，但是大学教师依然在高等教育学研究中处于主要地位。
(3)从教育管理实践者来看，1996～2005年间他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所占百分比趋于平稳状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4)在独立院所研究人员维度中，1996～1998年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1999～2003年逐年下降，到2003年下降至0；2004年又上升到12%；2005年又下降到8%。数据表明前5年中，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整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后5年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百分比又有所上升，但是幅度不大。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2000年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管理实践者，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大学教师居于二者之间；从2001年起学术论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的文章百分比逐年增加，独立院所研究人员所占比例较小，教育管理实践者则降至二者之间。而作者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一直很小。另外，表2中的“不明确”项，是指文献样本中并没有对作者进行介绍和说明。
从“摘要”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3、图3)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未列或无摘要的占48%；
(2)文章摘要不简明、不准确（含未列摘要）共占6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摘要的占43.2%,后一阶段占5.2%；前一阶段摘要不简明、不准确的（含未列摘要）占43.6%,后一阶段占16.8%。以上数据显示，10年来高等教育学研究在摘要这一维度上，不简明、不准确、不精炼的状况在前一阶段明显多于后一阶段。1996～2005年未列摘要的百分比分别为100%、100%、84%、84%、64%、28%、22%、4%、0、0。数据表明，未列或无摘要所占比例明显下降，2004年和2005年均降为0。而在5种期刊中同时期的学术论文有摘要并且摘要简明扼要、准确精炼的百分比则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学者们在其“内容摘要”上规范意识在不断增强，学术研究水平在不断提升。
4．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4、图4)，研究结果如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文章或研究报告中没有关键词的占49.6%（主要集中在前5年）；
(2)从所列关键词数量来看，依据数量标准所列关键词3～6个的占45.6%，不标准（不足3个或超过6个）或未列关键词的占54.4%；
(3)从关键词的词性标准（以名词为准）上来看，除1996年、1997年未列关键词外，从1998年起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
(4)从关键词的词序来看，一般来说，关键词的排列顺序是从学科到专业方向，再到研究问题和理论观点，即学科——专业方向——研究问题——理论观点；
(5)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未列关键词的占43.2%,后一阶段占6.4%；前一阶段关键词数量不符合要求（标准为3～6个）的（含未列关键词）占44.4%,后一阶段占10%。同时，前一阶段关键词词性（含未列关键词）不标准的占43.2%；后一阶段所列关键词词性不标准的占21.2%。
5．课题
从“课题”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不是来源于课题的学术论文占97.2%；
(2)来源于独立课题中国家课题的占1.2%,来源于省部级课题的1.2%,来源于其他课题的占0.4%；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来源于非课题的占49.6%,后一阶段占47.6%；前一阶段无来源于国家级课题，而后一阶段来源于国家课题的占1.2%。同时，前一阶段来源于省部级及其他课题的占0.4%；后一阶段占0.8%。
6．问题的提出
从“问题的提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问题提出不清楚（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48.4%；
(2)问题的提出中没有问题陈述的占21.2%，陈述的问题过于简单的占24%,陈述的问题的范围过大的占3.2%；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问题的提出不清楚的（包括没有陈述、陈述过于简单、陈述问题的范围过大）占26.8%,后一阶段占21.6%；其中，没有陈述在前一阶段所占的百分比比后一阶段略高一些（分别为10.8%和10.4%）；前一阶段陈述过于简单的占13.2%,后一阶段占10.8%；而在陈述问题的范围方面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也要比后一阶段高（分别为2.8%和0.4%）。
7．重要术语界定
从“重要术语界定”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7、图7)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从纵向数据来看，学术论文中重要术语界定的情况几乎无规律可循，但是横向比较显示，无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远远多于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学术论文。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重要术语界定的占72%。
8．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8、图8)来看，研究结果表明: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采取实证研究范式并运用统计方法或量化方法的占11.2%；
(2)采取理论研究模式并主要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方法、评论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的占83.2%；
(3)经验总结式的报告或文章占5.6%；
(4)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实证研究范式的占6%,后一阶段占5.6%。前一阶段采取理论研究模式的占39.6%，后一阶段占43.6%。同样，前一阶段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占4.4%，后一阶段下降为1.2%。这一数据显示,采取经验总结方式的研究有下降趋势，但是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还主要是在思辨、定性研究的范式下的研究方法，而采取实证研究模式的研究还比较少。
9．结论
从“结论”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图9、图9)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中，没有结论的文章所占比例为49.6%；
(2)有结论的占50.4%，其中结论鲜明的占35.6%，结论不太鲜明占14.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有结论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结论比较鲜明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上升了（前后两阶段百分比分别为10.8%和24.8%）。
10．参考文献和注释
从“参考文献和注释”维度的数据统计情况(见表10、图10)来看：
(1)在我们抽取的250篇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中，无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所占比例为37.6%；
(2)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排列顺序不当、错误标点符号、页码不全、信息不详细、英文字母大小写不规范等）的占10.8%；
(3)我们将研究年代以2000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从无参考文献和注释这一维度来看，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所占百分比明显下降了（后一阶段为10.4%,前一阶段为27.2%）。如果从有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规范情况来看,前一阶段比后一阶段所占百分比要高，前一阶段不规范的占6%,后一阶段占4.8%。
五、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所选取的250篇高等教育领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表明，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理论品位在不断提升，学术规范在逐步形成和树立，但仅以所选的文章和研究报告来看，在题目、关键词、问题的提出、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但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逐步有所改观。我们以2000年为界限将研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研究中明显可以看到前一阶段文章题目的准确性明显低于后一阶段；从研究人员来看，来自大学教师、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在题目上明显要比其他研究人员的文章或研究报告要准确规范得多，专门研究机构或研究院所的情况居于二者之间。
同样，在“关键词”上，前一阶段不规范的现象更为严重一些，比如，许多刊物发表的论文中要么随意列几个关键词，有的刊物干脆没有关键词。从文献学角度来讲，关键词对于我们检索、查找、收集、分析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关键词我们可以迅速、便利地获得文献资料，而且关键词运用不当必然影响我们获得文献信息的准确、全面、系统程度。但如何使用和列举关键词，在目前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我们认为，使用“关键词”有三个标准：一是词性标准，二是词数标准，三是词序标准。从词性来看，关键词一般为名词（包括名词化的词或词组）或专用术语或专业术语，比如高等教育、大学管理、学术自由、政策措施、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等等；从词数来看，所列关键词不能少于3个，也不宜多于6个；从词序来看，关键词的排列顺序一般为：你研究所属的学科领域—专业方向—研究的问题—具体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关键词应该是你所研究的大学的学科门类或学科种类，第二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涉及的专业方向或专业问题，第三个关键词是你研究的某个问题或主题，第四个关键词是你研究所得出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如果你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有二个方面或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那么就列出第五、第六个关键词。
问题的提出是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阐明问题的来源、问题的现实针对性、研究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等等对于研究非常重要。虽然近几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也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在我们所分析的文献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要么没有明确说明问题的来源，要么陈述不清，要么问题范围过大或者过小。
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向和误区，有近50%以上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没有交待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要么采取定性评价，要么采用纯思辨的方式，不少理论结论经不起检验和推敲。我们以2000年为界，将前后各五年进行对照，发现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出这样的趋势：量化、统计分析少，定性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思辨成份多；事实深描少，主观评论多。在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为了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特地对“作者”和“研究机构”两项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所有研究者当中，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如大学教师、本专业的研究生等相对于其他人员如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或高等教育管理者等要规范得多，这说明科学研究需要一些专业或专门的理论规范，没有受专门研究训练或研究环境的熏陶是难以达到相应的学术规范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品位的提升是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在理论发展的脉络中我们已看到了这一趋势。我们相信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然走向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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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有为”与“无为”：教育科研的作用
以人为教育的对象和核心的教育科研的作用是什么？它是否可以解决关于人类与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毕竟，功用和效用是人类探究活动的重要维度和动力。
1.重建教育的时代精神
教育科研旨在考察人类及社会存续、发展的一般问题，预设人类的应然未来，构想“社会理想国”的图景，它涉及培养和造就什么样的人、建造什么样的社会和伦理价值秩序。因此，从广义上看，教育科研探讨的问题、取向与一般哲学理论的思考向度有相同的旨趣，所以，就其目的在于培养和规范人的一般素养来说，教育理论属于一般的哲学理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永葆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智慧资源。教育科研正是基于人与社会的视角，丰富和具体化着人们对宇宙和自身的反省与思考。观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尽管教育研究不能直接有效地作用于物理世界和社会现实，但却可以在人类精神层面和观念领域营造起一个知识、伦理、信仰三位一体的人类精神生态圈，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始基。它所引领、铸就的社会和时代教育的精神力量必将融入并内化为人们的生命信念、价值观、伦理操守，实现教育的改造价值。
2.积累教育知识
人类文明进化的最大成就在于两类知识的自觉积累、分化、分离，即理论知识的公共性和实践知识的境遇性。公共知识与境遇知识的分化与分离成为日后认识活动中理论与实践之关系问题的滥觞。教育科研的主要目的，一方面，在于发现和创造具有传承和累积特征的公共理论知识，为学科成长和发展提供较为普适的一般指导；另一方面，特定社会状况下的教育研究也将探究和分析教育实践现象，生成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性知识和个体知识，尽管这类知识的境域、亲历特征使得实践知识的传承表现出主体间的“辗转相传、递相祖述”的性质，难以形式化为系统的命题表述，但却是教育理论行使其功能的实践形式，日益为教育研究者所关注，并在与公共理论知识整合的过程中建构出既具有理论解释力，又显示出实践效能的教育模型，丰富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应当说，只有当教育科研真正摆脱了感性的、经验的、先验思辨的、线性类推的低级试误阶段，走向理性的、实验的、本体反思的、改造化的学科领悟阶段，教育研究才有望在知识世界里实现有效的组织和积累。而一个学科是否建立起了自己的系统、稳定的知识资源和研究传统，标志着该学科的发展程度和学术化水平。
3.引领教育实践
有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决定了教育实践活动是自发自在的，还是自觉自为的。教育科研无疑是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深度认知和自觉体认。虽然任何教育研究都是主体移入、价值关涉的，但“价值关涉和价值中立相协调”的理想科研取向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研究结论具有普适参照和广泛迁移的功效，引导教育活动走向“人学”意义上的和谐与自由，教育科研是“有为”的。当然，学科性质和目前教育科学化水平使得教育科研对教育实践的回应、指导、解释能力还不能达到理性的效度，这不仅是教育科研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至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问题，这提醒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认识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结构关系。因为形而上的思考可以把握客体对象（本质层面），但却不可能彻底符合客体对象（表象层面），所以，任何研究都只能是“后实践的”，所谓的“前实践的”的未来学思考也不过停留在预测层面。因此，我们既不可以视教育科研及教育理性为徒具虚表的事后解释行为，也不可对教育研究寄予其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万灵妙药的期望，教育科研是“无为”的，其作用是有限的。
二、“去伪”与“存真”：教育科研的真实性问题
什么样的研究才是“真”研究？这可能既不是一个理论标准问题，也不完全是实践效度问题，更不是一个研究主体个体理论兴趣的偏爱问题。在教育科研领域，研究的现代化、科学化、学科化始终是使教育科研真实性日渐提升的有效路径。
1.走向基于实践的教育研究，观照日常教育实践，从实证研究中归纳出具有理论含量的结论
我们之所以首先提出走向实践的教育研究，主要因为当今中国的教育状况有别于中国传统教育发展逻辑，也区别于西方理论视野下勾画出来的现代教育形态。源于中国现代革命和建设的独特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现实正在经历着一场“非古非西”的重组和变革。同时，新时期教育研究已经在理论领域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探讨，尽管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但数十年努力的成绩是可圈可点的，这些理论积累和观点共识为今后深入开展实证、实践探讨，以便提炼出有学理解释力的教育范畴和命题奠定了基础。此外，寻求表征价值规范的教育观念的存在依据，证实、证伪、修正教育理论假说也要最终诉诸实证研究。
因此，要敏锐捕捉教育活动中闪现的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个案，对其加以深入的学理与实证分析，抛弃理论先行和先验思辨的研究定型，关注教育个案追踪与实证描述。我国的教育研究向来存在诸多悖论现象，举凡注重理论探讨，但不能致力于提炼高度概括力的学科范畴；热衷开展教育实验，但疏于对实验现象作深度理性的思考和提升，不由之归结出新的理论问题和结论，不能将之自觉融入先前积累的理论知识之中，没有沿着问题实验反思推演理论新的实验这一人类探究活动的基本脚本进行下去；注重教育实践考察，但却为实践而实践。我们似乎形成了教育研究阵营里的“理论学派”与“实践学派”的分野，且缺少相互的沟通和交流。事实上，教育学术终归是一门“时代学”、“实践学”性质的学问，理论取向与实践取向是交互并进的，我们找不到哪个可以成为教育理论上的巨人，却是教育实践上的矮子。缺乏理论素养的实践研究者和没有实践体验的理论学问家同样不可能对教育问题给出什么新的思考，于是“照着说”、“接着说”、“自己说”便成为这类研究的典型话语特征。
抛弃理论先行、先验思辨的研究定型并非要拒斥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哲学沉思。任何研究向来需要一个先设的框架作为思考特定问题的逻辑起点，不要动辄以拒斥“本质主义”的借口（这是一个西方理论界特有的研究传统和旨趣）忽视甚至抵制关于教育问题的本质探讨。在我国实际的教育研究传统中，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基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本质主义问题。
2.革除“坐而论道”的研究习气，把教育科研引向学校和课堂
教育研究要遵循不同的研究范式，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学术研究方法有两个层次，一是求得不同名家著作中的“方法通则”，从中萃取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学术方法通则；二是在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之间求得“方法通则”。我们并不是断言“坐而论教育”就不能生发出有价值的教育思想，而只是强调教育是一个实践性、时代性、社会性很强的探究领域，其本质与内在构成更多地受到特定文化模式的规约和限定，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研究对象和理论空间，即便表述相同的教育命题或问题，随着时代和文化演变、碰撞也会赋予其不同的内涵，随之需要不同的诠释和回答。因此，教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实践依赖性和本质流变性，这印证了对教育现象难以进行纯粹理性思考的原因。正是由于教育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社会诸因素的联动，教育研究者务必立足于丰富的教育田野，采用相应的方法论和分析模式旁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领域的现实状况，做多视角、跨学科的多元整体思考，才能对教育问题给出有社会价值的有效解答。
3.着力探索、回答中国语境下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
拒斥依照国外框架“接着讲”的研究时尚，着力探索、回答中国语境下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提出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命题和体系设想。为此，要深入探究中国语境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特殊关系及转化方式、实现条件，理出中国教育政策和体制下教育研究与应用之关系的演进及相互制约的特有逻辑。
我国近现代教育研究无疑是后发展型的，因此，借鉴“他山”思想是我们理论自主、独立、成熟的必由之路，但这绝不意味着“接着讲”的研究路向是合情理的。不同民族、社会、国家的教育理论之间的通约性是不大的，也许总体框架大略可以类比，但越是具体的对教育实践有直接影响的微观理论则更多是特定运作情境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宏观理论的普适性与微观理论的社会建构特点提示人们，异国理论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贡献于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单纯的“接着讲”的结果往往是“为别人讲”。在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下，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转化遵照行政—理论—实践的复杂互动程序，因此，教育理论不一定会有效地作用于教育实践。如何理出我国特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政体上形成的转化规则，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最大限度的指导作用，就成为教育学者面对的迫切问题。
三、“本土”与“世界”：教育科研的基础
任何对别国思想和技术的过分依赖与引进，都可能付出丧失自我创新能力的代价。提倡独立自主、自主创新的研究也许对于我国这样后发展型国家的国度来说是艰难的、缓慢的，短时间内难以见到成效。但科学的进步和突破需要传统和积累，这些传统和积累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可以完成的。从长远来看，没有“本土”、没有自主，就没有“世界”、没有独立。
1.教育研究的民族本位
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今天，我们要打破“取范经典”、“述而不作”的古老治学理念，改造民族传统教育思想，提升为现代教育智慧，这涉及到古代教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和研究古代教育文本？对待的态度肯定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研究”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从中国教育史学一贯的研究范式和理路来看，基本尚未走出“注疏体例”式的研究——多阐述少发明、重评析轻创造、重批判少建设、重微言少体系，尤其未能运用现代先进的理论批评方式和手法厘定、钩沉古代教育思想的核心内核。古代教育遗产大致可以离析出两组成分，一是基于特定社会实践而生成的具有时代色彩的学说，它们无疑与今天的教育实际相距甚远，其理论解释价值有限；二是教育思想稳定的理论内核，它们在一个文明单元中是超社会、超时代的。在价值和信念上，我们的先哲具有优先的发明权和行动机会，对古代教育思想研究的宗旨和任务就是剥离理论的表象，拈出教育智慧的“永恒要素”，再以现代理论建构原理去推演、补充它的理论外壳，并加以系统化，构建成言说古典民族教育智慧但却彰显出现代社会时代气息和活力的教育理论，以服务于今日的教育实践。众所周知，用现代批评理论提升古代文化遗产而使之现代化、国际化的杰出代表首推国学大师王国维。他采用西方现代文艺批评理论创造性地将中国古代诗词理论的一个特质升华为“境界说”，在古代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个交流平台。毫无疑问，他阐发中国古代诗词创作理论的《人间词话》是现代的，但也是世界的。他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教育史研究者借鉴的。
2.加强对世界教育的理解和对话
加强对世界教育的理解和对话，尤其需要在教育文本解读、“舶来”理论的原初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学理渊源、演进轨迹的分析，还要对特定教育理论适用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理性研判。同时，对理论移植的本土适应、修正、发展也需认真求索。我国源自20世纪末的改革开放所营造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教育的春天”使教育战线开始以“春暖花开”的心态和学术豪情面向世界，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教育比较研究全面启动。多年的耕耘为我国滞后的教育科研注入了异域的新鲜气息。但回顾教育研究国际化的过往路径和方向，还是值得反思的。目前，一个亟待着手开辟的研究领域是对国外教育理论谱系的系统考辨，以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考究和梳理出国外教育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思想流派的发源与传承谱系，避免对理论原旨的断章取义的理解，也能洞察其潜在的缺陷。这种基于思想源头的批判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亦步亦趋，而是尽快实现与国际教育研究界的深度交流、理解与平等对话，也才谈得上“识其软肋而超越之”的可能。
3.创生基于“本土”的原创成果
教育科学研究要走向世界，必须有基于“本土”的原创成果。一种本土文化经验在充分掌握现代世界视野之后，还存在着深度开发自身的经验和智慧，使之成为他者文化的世界视野的必要和可能部分。原创性教育理论必须本原于我国的教育世界。理论的建构材料必须大量地来源于本土教育领域，利用具有教育意义的本土素材，而不是向其他国家、领域或学科的直接移植。由此而言，原创性教育理论具有国别和学科本体特征，它可以汲取相关学科的营养，但却是把理论之根深深扎在民族教育世界的土壤中。教育理论的建构基础和研究对象必须是本国范围内，而不能是从别的国家移入的。只有在本国研究范围内寻求理论生成的起点和视野，才能使理论成分和结构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点。问题是构建理论的起因，原创理论的创建必须立足于国内产生的问题，避免以国外问题作为我们研究的问题，以别的学科问题为本学科问题。对学科和本土基本问题的探讨和回答为理论原创奠定了“本土化”基础，进而形成内源概念和范畴，缔造起原初命题体系，通过逻辑推演形成原创理论。中国教育原创理论既要符合普遍理论标准，又具有中国视角：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普适性的意义，又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出属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构路径，它的基本辨别标准应该是具有与现有理论不可通约的核心假定。
教育理论是一门价值关涉的、负载着民族性格的学科。遵循民族学术传统，沿着民族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找出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的接口；批判性地模仿，为我所用，逐渐剔除非民族性的理论成分，纯粹教育理论的民族结构，增加理论的民族性含量，由模仿到创造再到原创；积极变革民族的“征圣”、“宗经”、取范经典的思想依附性和创造惰性等古老而沉重的民族性格弱点，变“述而不作”为“但为开先”。同时，理论必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科学发展的逻辑，研究者要提高证伪意识和批判精神，这些都是提高教育理论民族原创性的有益之道。
四、“事功”与“责任”：教育科研的价值诉求
任何一种人类探究活动都不是一种职业，而首先是一种事业。即便是职业取向的，研究者本人也应当秉持“责任”先于“功利”的信仰，在内心深处筑起科学精神特质的认知警戒底线。
1.保持学术良知，敬畏教育
怎样使教育研究者保持学术良知，敬畏教育这一神圣的研究领地，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沉重话题。教育研究者必须树立两种学术伦理和良知，一是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事业心怀敬畏，虔诚地持守思想先于功利的学术心境，将研究追求定位于为这块尚未完全学术化的学科献出一点绵薄之力；二是对自己所提出的看法、主张勇于承担起学理批评的责任，做“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的学者。不能以获取某种利益或达到某种意图为目的，发表一些不负责任、不合学术事实的言论，制造语言混乱。“不善”的自然科学研究充其量制造的是物质废品，而教育研究的“不善”则潜在地为人类自身制造悲剧和苦难。
2.自我反思和学理追求
教育研究者的自我反思和学理追求对于教育科研具有重要意义。知识、伦理与信仰是一个合格的教育研究者必备的个体研究品质，它们的获得无不是研究者深度的、批判性的自我剖析和反省的结果，也是通向学理追求而不是功利竞逐的必由之路。目前，教育研究界“商榷”文章式微了，“唱和”文章兴起了；争鸣之风似亦不再，溢美之言屡见报端；对自我反思及治学弱点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学术进步和研究者的自我批判是密不可分的，理性的论争和批评永远是一个研究领域发展的动力。
3.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
教育研究者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纸上回答很容易，那就是“知识”与“育人”。教育研究者的学术使命是不断探究并完善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教育科学的进展，争取早日理直气壮地迈入学术学科之列，成长为一门真正的教育科学，提高其专业化水平，并非任何门外汉都可以对教育问题行使同等的话语权。教育研究者肩负的社会责任既决定着社会精神特质的引领和重建，也规划着社会群体自身的发展和成长愿景，所谓根除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恐怕是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民族重托。
注释：
篇13
健康对于任何一个个体、民族甚至世界的意义之重毋庸置疑。而21世纪的今天，各国、各组织、个人对于拥有健康的渴望与需求也空前高涨。这种高涨已超出科技的层面，发展到教育乃至传播的领域。治不如防，健康教育因其能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使个人和群体自愿采纳有助于健康行为和生话方式 ，从而被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传播角度，我们可以把健康教育看作是一种通过媒介传播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过程和活动。作为健康教育最重要信息载体的健康教育学术期刊，同时肩负着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知识传播的使命，其所刊载内容也最能集中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健康教育研究与健康教育传播基本状况和水平。“窥一斑而可见全豹”，为了探悉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分析比较两国健康教育不同的理念，不同的特点；发现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特选择了中英两国这两本具代表性的健康学术期刊，对中英两国的健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
一、研究方法
在充分考虑了全面性，权威性，专业性，普及性，类似性等众多因素后，本研究选取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主办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Chinese Journal OfHealth Education》，ISSN:1002-9982，初刊1985年）和由Publisher: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Ltd.主办的《Health Education》杂志（ISSN:0965-4283，初刊1992年，英国），从2002年-2006年（共5年）的所有刊期（《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共60期，《Health Education》杂志共30期）作为我们研究分析的样本。
《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以促进国内外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学术交流与发展，提高全民健康意识为宗旨。其渴望达到的效果是全面反映我国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科研成果，快速传递世界前沿信息，交流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Health Communication》杂志则以反映当代健康教育的最新理念，为健康教育工作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信息、实证、调查从而促进世界健康教育发展为目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与《Health Education》杂志作为中英两国健康教育最重要的代表性期刊，其所刊载的论文、研究报告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国健康教育研究、健康教育的基本状况和特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的基本要素（除了Channel要素外，的Who-SayWhat-To Whom-What effects）为分析研究内容基本框架，以《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上刊载的文章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的主要具体内容有：从分析文章作者（即传播者）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的学科、机构背景。从分析文章的主题和文体（即传播内容），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的重点研究范畴和不同研究方法被采用的情况。从分析文章所针对的群体、国家和地区（即目标受众）以了解其所影响的主要对象人群和主要地域范围。从分析文章篇幅长短的分布以了解健康教育研究所取得重点成果的影响领域等。
本研究使用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中英两国期刊发行周期、载文数量不同，故以百分比而非简单发文篇数作为比较分析的依据。本研究的信度检验是采用同一编码员，在不同的时间，对这两本杂志文章的“作者”和“内容”的分类（共818项）分别进行两次独立的编码，其结果得知研究者本身的信度达0.969，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二、研究的结果
（一）对传播者（作者）的研究
本研究对于作者单位进行宏观上的划分，主要是以在学科内的不同职责作为标准。其中：医院指的是各类医院，从社区至三级医院，不含其余医疗体系机构；机构指的是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疾病控制中心、国家或民间的与公共卫生相关的机构、组织，除学校外的研究科研机构等，侧重学科角度而非政治属性；学校是指包括各大高校及其下属科研附属机构，中小学以及各类幼儿启蒙学校；政府则是指狭义的政府概念，国家各地区人民政府以及其直系医疗卫生管理体系，如卫生局，不包括卫生局之下的科研、控制体系（如疾病控制中心）；期刊人员是指在期刊内部人员，包括编辑、记者、特聘专家等。
应当明确，“作者单位”分析，并不能完全精确地反映作者的具体工作性质，或工作结果。但作为“信源”依然可以透过其工作单位性质，分析有关健康教育研究是偏向理论或应用的倾向，分析健康教育研究投入的主导力量及其来源，并从中英两国的比较分析中看到双方的差异。经统计中英两国的这两本健康教育杂志文章来源（作者单位）分布情况如下：
从以上近五年来的论文来源（作者单位）分析可见：
1．《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信源”统计分析可见，目前我国健康教育研究主要还是由负责普及医疗 知识，推动健康传播的社会疾病控制机构（占40.4%）和医院（占21.1%）为主导。作为学科研究、基础研究为主的学校（17%）虽居第三位，但其数量还不到第一位“疾控机构”的一半。
2．从《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信源”分析可见，英国情况则是相反，疾控机构发表的论文数不到学校的一半，其呈现的是以学校占绝对主导地位，疾病控制机构为辅助的健康教育研究、传播的基本格局。
3．《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作者是由多个不同单位机构研究人员组合的情况约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明显地高出了《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这显示了英国各健康教育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各研究领域间的交叉互动比中国来得更为频繁和紧密。
（二）对传播内容（主题与方法）的研究
健康教育研究课题选择，一方面可反映出社会普遍存在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并从中可窥见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可反映一个社会健康事业及健康教育发展的状况和发展的水平。
对传播内容（主题）进行研究的第一步骤就是对文章主题类型的划分。本研究主要参照两本杂志的栏目编排，以及文章自述的关键词所反映的主要内容的类别来划分。主要有：健康教育理论、健康传播研究、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药毒烟酒禁控教育、公卫突发事件教育、疾病控制健康教育、医院健康教育、学校健康教育、农村等不发达地区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教育、妇幼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生活健康教育、职业健康教育以及健康知识和简讯（此类属于摘要、简介，不同于论文研究报告，内容上是综合性的，此处单列一类，本研究没有对其进行分析，可另行研究）等十七个主题类别。经统计其结果见表2：
1．《Health Education》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以上统计显示，除了健康知识和简讯之外，《Health Education》杂志超平均值论文主题有：学校健康教育（14.804%）、生活健康教育（12.93%）、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心理健康教育（8.364%）、健康传播研究（8.208%）、健康教育理论（7.924%）。从以上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问题，即青少年的健康教育问题，以及对提升生活质量有关饮食、锻炼等生活健康教育问题，与身体健康、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禁控健康教育问题。
其次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理论、传播等支撑健康教育发展，影响健康教育社会效果的问题，以及西方社会传统关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题。
2．《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主题的研究分析结果
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超平均值主题分布情况分析可见（除“健康知识/简讯”外）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所关注问题的顺序是：
首先，最关注的问题是医院健康教育（12.108%）、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10.468%）、心理健康教育（9.684%）等问题。这三类基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突出的健康教育的新问题，它反映了我国社会正面临着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机构不能满足、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艾滋病、性病蔓延、心理疾病增多等日益严峻社会健康局势。
其次，比较关注的是：学校健康教育（7.494%）、疾病控制健康教育（7.452%）、社区健康教育（6.764%）、健康教育理论（6.174%）。这四者向我们勾画出我国正在从理论研究、学校、社区、社会疾控机构等方面，全方位地努力构建一个系统、完善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
第三，从2002年到2006年的统计分析中，我们还可见：我国在“性与生殖健康教育”问题（1.33%、1.91%、2.40%、3.03%、3.07%）和“艾滋病与性病健康教育”（7.10%、7.45%、10.79%、11.36%、15.64%）问题研究论文数量，在过去五年里呈现比较明显的稳定增长的趋势。
3．两国杂志论文主题分布情况的比较分析
除上面分析的两国研究呈现的基本特点不同之外，我们发现中英两国健康教育及其研究的主要异同点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情况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这三类主题的百分比都在平均值上，而且“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这两类所占的百分比还很接近。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和《HealthEducation》杂志共同关注的三大研究主题。
（2）从数量在本国的排位看，“学校健康教育”在英国杂志上以特别高比例，排第一位；而在我国杂志上虽也比较被重视，但只排在量的第四位，几乎处于与第五位并列水平。从占本国论文的比例看，英国（14.804%）高出我国（7.494%）一倍，极其显著高于我国发表此类论文的比例。可见，英国是把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作为第一位的，最重要战略性的主攻方向来看待，两国对此研究课题的重视程度不是在同一级别上。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12.108%），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
（3）英国不仅在理论研究文章所占比我国高出1.8%，而且在“健康传播研究”方面所占比例高达8.2%，表现出对健康科学理论、知识传播及其传播效果的研究的高度重视。而在这方面，我国健康传播研究所占比例还不及英国的二分之一，而且明显低于17类主题的平均水平（6.9%）达2个百分点。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的不同程度是两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另一明显差异。
（4）在“生活健康教育”即对日常生活保健，如饮食、锻炼等方面研究，英国杂志量显著高出我国杂志9.8%，是我国杂志量4倍。如果再考虑在“艺术健康教育”、“性/生殖健康教育”等关系个人生活品质的健康教育研究上的差异，这不仅说明，我们对“生活健康教育研究”重视程度不如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达程度、生活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
（5）比较两国杂志论文的主题分布状况，我们发现《Health Education》杂志对“药毒烟酒禁控教育”（11.420%）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对“艾滋/性病健康教育”（10.468%）高度重视也是很有趣的现象。它既反映出两国卫生健康教育的不同需要，又反映出两国发展研究处在不同阶段，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
（6）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研究，近五年来，《Health Education》几乎是空白。在西方，危机管理研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比较成熟，目前对于西方学术界已经不是新鲜课题，近年又没有突破性研究出现，因此也就没有引发关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而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从02年到04年形成研究热点，一度量达11.13%。04年后逐年回复低位。这现象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近年来中国社会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高调回应，以及重新回归正常、理性、深入研究的过程。
4．对于两本杂志论文的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
我们采用《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标准，按照西方传统分类方法，把论文分为6种类型：案例研究（Case Study）注重对于个体和集团具体个案的讨论而非宏观理论的研究分析 ；调查研究（Research Paper）指的是基于调查基础上对于事实的陈述 ；技术论文（TechnicalPaper）包含创新性技术（产品、设计）论文、新技术应用性论文、试验性论文 ；概念论文（Conceptual Paper）是全面介绍一种理念和概念 。观点（Viewpoint）指对于某一议题提出个人观点和见解但缺乏实验或调查的支持；综述和著作回顾（General Review/ LiteratureReview）是对于一个特殊议题当今理论知识的批评性回顾 。其中案例研究、调查研究、技术论文是属调查法、实验法进行研究类。经统计，其结构如下：
从五年统计分析可见，中英在研究方法上差异较大在于：
（1）对各具体类型论文统计结果的比较分析可见，案例研究类型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8% ；阐发观点见解类型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显著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8.4%。这显示了两刊对研究论文类型的不同倾向和偏好，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学者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长于观点阐发的研究倾向特点。
（2）进一步分析，运用实证研究（包括案例分析和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Health Education》杂志（79.4%）高出《中国健康教育》杂志（75.5%）3.9%；运用逻辑推理研究（包括概念与观点）方法的论文《中国健康教育》杂志（14.5%）明显高出《Health Education》杂志（9.1）5.4%。
（3）2002到2006年的各类论文统计资料显示，《Health Education》杂志各类论文比例比较稳定，显示其比较成熟的状态；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的实证研究类论文的数量有显著的提升，各类论文比例关系也呈现出向国际学术刊物的标准发展的倾向。
（三）对健康传播对象（受众）的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期刊文章主题所指应的受众类别，而并非仅为文章所关注的对象类别。
14鉴于传播之互为性，期刊的受众之受众往往恰为文章的关注对象，如医务工作者对应病患，学校工作者对应学生。前者研究对于传播学更具探讨意义。
因此，本次研究我们将受众分为14类：政府人员（通过直接政策引导健康教育者）、落后区域群体负责人（在落后地区如农村、少数民族、边远区域和弱势群体中进行健康教育者，包括该地区负责人以及政策执行者）、社区健康教育者（包括社区负责人以及一些政府执行者）、家庭成员、学校教育工作者、传播人员、医务工作者、病患（包括吸毒人员）、行业人员（指在02-06 % 02-06 %某行业内进行自我或他人健康教育者）、男性、女性、儿童和青少年（侧重生理年龄而非社会身0.00 0.964份）、老（中）年人等特殊人群也给予分类统计。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文章的主题与类型直接决定文章的受众。而鉴于期刊的主题为健康教育，故当传播者（期刊和作者）通过撰写发表文章从而自然圈定受众时，他们选择的是肩负起进行健康教育的下一个执行者。对于受众的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健康教育在英国和中国的执行者，也可以比较两本期刊的不同理念。
1．除了大众等无特定对象受众外，《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针对的学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占据前三位。这三类受众是以地点的概念被划分，医务工作者在医院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学校工作者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以及社区肩负在日常生活的健康教育职责，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域领域体系。
2．《Health Education》杂志，受众的前三位有：学校工作者、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与《中国健康教育》比较，学校工作者虽都排在第一位，但所占比例相差有12个百分点，英国杂志1显著高于中国杂志。儿童青少年和传播人员两项不仅相差显著，而且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中的排名都在最后几位。
3．从以上统计数据分析我们还可见，由这两个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引发、推2动的二级传播（人际传播的信息扩散）《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Health Education
者和社区工作者；其次是落后地区负责人和行业健康工作者等。借助的主要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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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主要是学校教育工作者（包含儿童青少年3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传播人员，可见，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四）传播效果研究：杂志内容所反映的影响范围与较大影响的领域
这里说的传播效果研究，并不是指一般的直接对受众所进行的传播效果评估活动，而是从内容分析角度，对文章研究所关注的国家、地区的“集中”情况，来了解两国健康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范围；从文章编幅的“长度”集中的类别所反映出的两国健康教育重点研究成果的类别来，进行研究的。
1．本研究中所谓的“文章所关注的国家和区域”，指的是文章所反映的开展调查研究的国家或地区，或是研究对象所在的特殊地点的国家或地区。对此，我们主要从国内和国外，发达地区和发展地区（指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四个类别进行统计分析讨论，同时，也对在两国以上或两类地域同时进行的研究，以及没有具体表明国家、地区的研究给予统计。其统计结果如下：
（1）在对国内与国外问题研究的分布上，《Health Education》杂志的文章，国外研究论文超过了半数；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国外问题论文的比例却只有1%左右。可见《Health Education》杂志不仅在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且可以看出其国际影响力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而《中国健康教育》杂志论文显示，其研究直接惠及范围，以及研究的影响力基本上还局限于本国范围。从研究成果影响范围可看，研究成果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状况产生的影响，或是通过对某国家、地区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研究的影响再间接对某国家、地区的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产生的影响，《Health Education》杂志显著大于《中国健康教育》杂志。
（2）在对发达与发展中地区研究的分布上，《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发展中和不发达地区”的论文显著高于《Health Education》杂志35%。即使考虑到中英两国处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也仍然可见其研究投入，研究成果所影响、惠及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悬殊差距。
2．本研究所谓的“重点成果”，指的是从杂志编排篇幅大小统计结果所反映出来的编者对各篇文章重要性的判断。一般而言，重要文章编辑会给予更多编幅，编幅者可推论为重要性高，是编辑角度要重点传播推广的研究成果，也是杂志编者预期本国研究能产生较大影响的领域。为此，我们将每篇文章所占页数进行统计，并求取平均值，找出大等于平均数的文章，并对所占篇数最多的前三位主题进行统计，然后从杂志研究的“重点成果”推论，研究产生影响较大的领域。
对于文章长度进行分析：《中国健康教育》杂志5年来的重要长篇学术文章主题相对集中于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反映出该杂志在各主要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有所侧重，是不全面，不平衡的；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5年来的长篇重点文章主题类别则有10个主题，几乎涵盖了所有研究分类。《Health Education》杂志长篇重点文章反映出英国的研究在各类别健康教育研究领域影响效果是较全面、平衡的。统计结果见下：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我们对两本期刊近五年来所刊载论文的分析、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下几点结论：
（一）从中英两国健康教育研究论文来源差异的基本格局看，健康教育在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学科意义已经远大于实践操作的层面，而我国健康教育还只是处于普及医疗知识的阶段，从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校尚未成为研究的主体，也可见其学科研究力量较弱。从各研究机构交叉合作研究的疏密也可见英国的健康教育学科研究要比中国成熟。
（二）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英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生理与心理研究并重。二是反映西方健康教育研究注重健康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注重社会传播效果，注重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发展策略。同时，这一主题分布也反映了药（毒）品、烟、酒等有害食品药品和心理健康这两个长期困扰西方的社会健康问题依旧是目前西方社会健康教育面临最大的，急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三）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关注问题的基本特点：一是正忙于解决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二是正在努力建构社会健康教育体系的基础架构。这两个特点同时告诉我们，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正处于初创的，起步的发展阶段。
（四）比较两国从文章主题分布显示：“心理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理论”和“学校健康教育”是中英两国所共同关注的健康教育的三大研究主题。我国健康教育重点在医院，即对已经有健康问题人群的教育，而英国重点在学校，重点是从青少年抓起。中国目前只还处于把重点放在最需要教育的关键、高危、特殊群体，而英国已经进入把更多资源放到更广泛的有不良生活嗜好的社会公众群体的阶段。而我国对生活健康教育、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艺术健康教育等研究重视程度较低等，都反映了两国在健康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同时也反映出两国的社会发展上的差距。
（五）论文所采用研究方法类型的统计分析可见，近五年来，尽管中国健康教育研究采用实证方法的数量大幅上升，但总体上西方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数量仍然高于中国学者。研究也发现英国学者有偏爱个案研究，中国学者有偏向观点阐发的研究方法倾向。
（六）从文章主题分析可见，中英两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程度的显著差异，我国对健康教育传播研究重视不够，应引起学界重视。从这两刊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和可能间接引发、推动的二级传播对象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主要关注的是广泛分布在社会各领域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最主要的还是借助职业的传播（教育或教育传播）工作者。
（七）从研究成果影响的地区和领域看，《中国健康教育》杂志研究影响基本上只在本国之内，高度关注发展中和欠发展地区问题研究；研究成果传播介绍重点放在医院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艾滋健康教育和学校健康教育等四个研究领域；而《Health Education》杂志兼顾国内、国际研究的平衡，国际化程度很高，对各个健康教育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传播介绍的重视程度是较平衡的，但对发展与欠发展地区研究明显重视不够。
通过比较两国目前健康教育研究状况，让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我国未来健康教育研究发展的方向。依据以上的分析总结，对于改进、发展我国的健康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基本满足目前我国社会急需的医院、疾控机构、职业健康等健康教育研究之后，要逐步转向更为基础的、更具有前瞻性的，关系到健康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研究上来。要重视学校健康教育，注重从青少年抓起，抓健康教育的源头。从长远看，这是投入最少，最有效的研究发展策略，它能使我们的健康教育研究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传播是健康教育非常重要环节，是保证研究成果有效扩散、传播不可忽视的关键件环节。今后，我国应重视健康教育传播问题研究，重视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建设，扩大专业健康教育传播队伍，发挥专业健康教育传播人才的作用，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成果的传播扩散，普及转化能力。
（三）加强我国健康教育研究的多学科、专门部门协作。如需要加强医学、教育学、传播等、社会学等多学科合作，需要提倡、引导大学、研究所研究部门与医院、疾病防控中心等实践部门的协作，这是今后较快提高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
（四）要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参与国际问题研究。强调健康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形成中国特色固然重要，也应该提倡，但不要忽视国际研究的跟踪，参与国际问题的研究，这是学习、借鉴国外研究先进经验，较快提升我国健康教育研究水平的最有效渠道。
参考文献：
[1] 黄敬亨 健康教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15
[2] 参见admin.省略/insidepage_model01/bkjj_lsyts.asp?rwbh=ZGJ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