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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我国中小学教育在旧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始终没有突破应试模式，存在着脱离经济、脱离社会、脱离实际的弊端。培养的学生无论是心理素质、知识结构还是实践能力，都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把劳动、技术教育引进教育领域，可以促使年轻一代手脑并用，学用结合，既懂科学知识，又具有一定的技术技能，从根本上改善一代人的劳动素质，以推动物质生产的发展，为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可见，劳动、技术教育正是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轨道转轨的不可缺少的运行机制。
3．在初等学校里实施劳动、技术教育是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源泉，是人的神圣义务和培养个性的基础。学生只有通过亲身劳动，体验创业的艰苦，才能养成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品质以及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态度。
为了使未来一代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发展，还必须通过劳动、技术教育，使青少年学生掌握现代生产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懂得现代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对小学生来说，主要是能学会一些最基本、最初步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受到现代化的启蒙。值得重视的是，现代生产的发展要求新一代人不仅具有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具有一定的基本技术和技能。技术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割裂是错误的，非人文的技术教育和非技术的人文教育都不完全，教育应该是既传授技术又启迪智慧和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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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商品生产者怎样才能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商品的社会价值有个全面理解。大家知道，商品社会价值的实体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指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的这一界定意味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少，是由两类标准条件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制约的。其一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历史经验证明，劳动者在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方面的差异相对说来要小得多，而他所拥有的生产条件的差异要大得多，发展变化的潜力几乎是无可限量的。而且，如果说在手工劳动时代是活劳动支配物化劳动，那么，随着机器大工业不断发展进步，情况就大变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一变化今天更加突出了。随着科技进步的加快，在制约商品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方面，前一标准条件更加明显地起着主导作用了。各厂商拥有的生产条件是先进还是落后，从根本上决定了所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量的对比关系。令人遗憾的是过去不少人对这一点是重视不够的。
应该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是多个变量的综合，包括分工协作、生产组织与管理、生产规模、自然条件与生产技术或生产资料的效能等等。但其中生产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技术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生产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可以提高产品质量，可以不断创造出各种新产品丰富人们的生活等。但可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则是它所起的一种最基本最普遍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我们探索技术创新在价值创造中的独特作用时所关注的焦点。
二、先进技术与商品价值创造的复杂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率先使用比社会平均技术优越的先进技术，能使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从而能够以较少的劳动创造较多的社会价值。这就提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即先进技术与价值创造的关系究竟应如何认识？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在生产中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马克思还明确说过“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马克思的这些论断，如果单从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说，或者单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在分别考察的场合，由于单位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因此，个别厂商使用先进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当然会相应降低。同样，如果这种先进技术在市场竞争中已被普遍采用，已经成为社会平均水平的技术，用它生产的单位商品的社会价值当然也会相应降低。所以，在分别考察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时，只有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创造价值的原理是一目了然的；同时，自然力本身不但没有价值，而且技术越先进，利用自然力的水平越高，单位商品的价值不但不会相应提高，反而只会相应降低，从而根本谈不上它会创造价值。但是，如果从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中进一步分析，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比如，某个厂商率先使用了一种先进技术，能够把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社会价值以下，但在市场上却仍能按同一价值出售，具有同一（社会）价值，就好比它包含了实际上并不包含的同一劳动时间。那么，如何进一步分析说明这一现象呢？如何解释上述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差额部分的成因呢？对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思路。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仍应归因于操作使用先进技术的工人或“总体工人”的活劳动。理由是先进技术本身在这里已经是物化劳动，如无活劳动启动操作，它就无法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同时，它在活劳动操作使用于生产时，既然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因此，上述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的源泉也不在它那里。为了自圆其说，这种观点进一步强调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操作使用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的素质必然不断提高，其活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日趋增高，认为这才是产生上述差额部分价值的源泉，至少也是这部分价值的来源之一。笔者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感到这种观点无论从历史事实看还是从逻辑分析看，都未必恰当。
先从历史事实看，近200年来先后经历三次重大科技革命。在此期间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生产中使用先进技术的活劳动与使用正在被淘汰的技术的活劳动相比，从总的发展趋势看，劳动的复杂程度在逐步提高；虽然如此，仍要看到在有些重要场合情况并非这样，甚至恰恰相反。比如马克思在分析机器大工业逐步淘汰工场手工业的过程时曾深刻地总结说：“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他引用了大量资料，指出英国当时纺织品等重要部门机器生产中，作为简单劳动力的童工、女工已占工人总数一多半，于是“从事各种不同形式活动的比较复杂的劳动消灭了，代替它的是简单的机器劳动”马克思还多次指出由于大批女工、童工等更简单的劳动力被资本雇佣，使熟练的男劳动力也贬值了，从而直接间接地促使相对剩余价值乃至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这就说明上述观点并不能全面概括丰富的历史事实。即使在今天，就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说，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传统第三产业与新兴第三产业之间也有重大差别，需要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
再就逻辑分析说，上述观点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悖论：操作先进技术的劳动越复杂，它所生产的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不但不会进一步降低，反而会相应提高，从而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这一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差额。而且，如果它过于复杂，以致使这一差额趋于消失，就会出现类似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情况，即它只不过是一种劳动变换而已，生产力却并未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技术的先进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分析还会看到，当这一先进技术被普遍使用时，这一个同样的活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到上述个别价值的同一水平。这也说明了上述活劳动复杂程度有所提高这一点，虽然在许多场合的确是事实，但它只能制约或影响上述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差额的大小，而不是产生这一差额的根源。
看来上述观点失误的原因在于未注意区分马克思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劳动所起的自乘劳动的作用。应该明确复杂劳动所起的自乘劳动作用与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所起的自乘劳动的作用是不同的。拙作《生产力高的劳动创造更多价值的成因》对此曾作了分析，这里再强调一点：前一种自乘作用在分别观察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时，或在观察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时，都是存在的，都会产生增加相关价值的作用；后一种自乘作用却不同，它在分别观察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社会价值时都并不存在，只是当观察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或矛盾运动时，它才存在，才会起到自乘劳动的作用。这是因为前者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活劳动本身的特点，后者产生的根源则在于活劳动使用的技术的特点。因此，对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来说，真正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不是活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否提高及提高多少，而是本身复杂程度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没有提高的活劳动何以能够具有特别高的生产力，这种特别高的生产力为什么能够使这种活劳动起自乘劳动的作用。下面为了在纯粹形态上分析我们的问题，不妨运用马克思常用的方法，暂且舍象活劳动复杂程度的变化这一变量。
三、马克思的提示：机器的生产率
关于上述劳动的为什么具有特别高的生产力，以及特别高的生产力为什么能够使这一活劳动起自乘劳动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有一个提示对解决这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就是他关于机器的生产率的提示。马克思指出利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接着他对生产一台机器本身所费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之间的量的关系作了分析，强调“物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他并强调指出“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
从马克思这些论断中可以梳理并引申出几点重要思想：（1）作为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不论是手工工具还是机器，都具有一种利用自然力以节省或代替人类劳动力支出的功能，从而能够不同程度地提高劳动效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正常的或平均的生产条件，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在社会生产中，通过劳动资料的使用所可达到的节省或代替人力的平均水平。而使用先进技术于生产则意味着节省或代替人力的水平已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而才导致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这一结果。需要明确指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机器可以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主要指的并不是形形的具体劳动，而是抽象劳动。否则他就不会在机器所费劳动与所代替的劳动之间进行量的比较。鉴于今天科学技术又比马克思当时有了惊人的发展，它在生产中的应用不仅更有效地节省或代替了各种体力劳动，而且还在节省或代替脑力劳动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因此还需要明确指出，在商品世界，各种生产技术的应用在节省或代替人类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方面所采取的形式虽然各种各样，但实质上都可归结为对人类抽象劳动的节省或代替。（2）机器所以能够在用于生产时具有节省或代替人类劳动的功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就是制造机器所耗费的劳动一定要比它在用于生产时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少。否则就没有必要制造和使用机器了。应该指出，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当代各种生产技术。（3）机器这种所费劳动与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之间的差额，马克思又把它称为“机器的生产率”。这是两种既相通又有所不同的表述。我们假设这一所费劳动为A，所可节省或代替的劳动为B，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差额就是指B减A的结果，而机器的生产率则为B／A。一个是绝对差额，一个是相对比率。两者可以互相换算。从分析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说，采用B／A更简便适用一些。这种机器的生产率，实质上体现着使用机器于生产时所可被生产者无偿利用自然力以代替人力的水平。技术越先进，这一水平就越高，于是用它生产的单位商品的活劳动消耗就越少，从而其价值也就越来越小了。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马克思在提出机器的生产率后，还从商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矛盾运动的角度对有关剩余价值的问题所作的分析。他说：“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尔被采用时，会把机器所有主使用的劳动变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他接着又说：“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这里的提示值得深思。他一方面把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当作相对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部分，另一方面又对二者的成因有所区分，并未简单等同起来。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里他把超额剩余价值的成因归为机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并被垄断使用，从而即使是女工、童工更简单的劳动也能因而具有特别高的效率；而当机器在生产中普遍采用时，商品的社会价值下降到这一个别价值的水平了，这时这同一个工人的同样的劳动就不能继续起自乘劳动的作用了，从而超额剩余价值就消失了只是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说于是“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这是因为这时机器生产率不论多么高，它都只等于社会平均达到的同一水平，因此谁都不再能够靠使用这种机器就比别人节省更多的人力。于是，机器除了照旧在生产中转移自身的价值外，不会再为个别曾经垄断使用它的企业继续带来超额利润了；但与此同时，相对剩余价值却普遍增加了，这种增加意味着资本家对“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剥削的加深。
马克思的这一提示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超额剩余价值同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先进技术被垄断使用密不可分。在这种条件下，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就会小于社会价值，但在市场上却好象仍然耗费了与社会价值所代表的同样多的抽象劳动。这样看来，正是由于所使用的先进技术以它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产率，在生产中相应节省或代替了更多的人类劳动，才既创造又填补了商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当然，一旦这种先进技术普及了，商品的社会价值降到上述个别价值的水平了，这种在价值创造中利用自然力“冒名顶替”人力的西洋景就被揭穿了；同时，超额剩余价值也消失了。但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又会出现，新一轮在更高水平上利用自然力“冒名顶替”人力的现象又会产生，并继续被激烈竞争的市场所默认。
四、技术创新劳动自身的价值创造
先进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是创造和填补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部分的根源所在。但是，先进技术并非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并且不是一般劳动的产物，而是创新型复杂劳动的产物。因此，归根到底，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又是这一根源的根源。因此，以上所说的先进技术在创造价值中的特殊作用，实质上正是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的特殊作用的体现。在市场经济中，这种技术创新劳动通过作为它的智慧结晶的先进技术所起的特殊作用，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在商品世界普遍存在着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矛盾运动中，永不停歇地起着拉动各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价值不断降低，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历史火车头作用。技术创新劳动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这一无可替代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规律的丰富内涵与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
那么，技术创新劳动本身的价值创造又应如何认识呢？由于技术创新劳动结晶在它所发明的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先进技术上，因此，问题可以归结为先进技术本身所费劳动或它的价值应该如何估量。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先进技术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不要用它的使用价值去估量它的价值。当然，各种先进技术的使用价值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但从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问题的角度看，其使用价值可以说正好集中体现在它所具有的更高的生产率上，即体现在用它生产时所可无偿地代替人力的更高水平上。事实上，率先买进它用于生产的厂商所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这正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马克思在原则上明确肯定了这一点。他说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机器所费劳动要远远小于它在使用中所可代替的劳动一样，先进技术也必然具有这一特点。而且，先进技术既然比社会平均水平的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它的B／A必然更大一些。这意味着它所费劳动增加的幅度一定比它可代替的劳动增加的幅度小一些。这正是一切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必须具有的共同特点。因此，如果以先进技术所可代替的劳动量去估计它的价值，就会偏高了，甚至会否定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事实，从而否定了这种技术的先进性。
由此可见，先进技术的价值仍应从发明创制它所费劳动的角度去分析。不过，这里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先进技术既是技术创新劳动的成果，那么它在一定时期内就具有独家生产的特点，还只有个别价值，缺乏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价值。但它的个别价值又不能过高，以免率先购买使用它的厂商不能使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丧失购买它的必要性。与商品社会价值相比，这种仅只体现在个别价值上的实际劳动耗费量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某些不确定性，波动的幅度比较大。尽管如此，我们在交代了这一点后，下面还要对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耗费量作些探索。
首先，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当然是一种复杂劳动，但又与那些可以由许多人同时分别重复进行的一般复杂劳动有所不同。它以在不同领域内与不同层次上率先成功实现了某种从人类未知到已知的独创性为特点，别人一时都还未能取得相同或相似的成果。
其次，如果说一般重复进行的复杂劳动需要以一定的教育培训为基础，劳动者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从事某种相关的重复性复杂劳动，并相应地进行商品价值创造，那么技术创新劳动则有所不同。他们虽然需要接受甚至更多的教育培训，但有了这个基础还很不够，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进而从事艰巨的创造性的探索，并率先取得创新成果。只有这样，他们的艰辛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被市场承认。因此，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在价值创造上所要冒的风险就比一般重复进行的复杂劳动所冒的要大得多。这正是这种创新劳动的特点之一。
再次，技术创新劳动虽然一时还只形成个别价值，但它仍是一种市场需要的社会劳动，因此，还需要从整个社会着眼去估量这种劳动的耗费。事实上技术创新劳动虽仅由某人或某单位率先取得创新成果，但在此之前与在此同一期间往往还有其他若干探索者在从事类似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虽还未开花结果，但他们探索中取得的某些进展与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失败是成功之母。率先成功者往往因善于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训才少走了弯路而拔得头筹。因此，社会地看，这种率先成功的技术创新所耗费的劳动中，还应该包括其他尚未成功的探索者的复杂劳动的一个合理部分。如果缺乏这一部分，该项技术创新的成功就可能相应推迟，需要继续付出的创新劳动反而可能更多。
根据以上分析，发明先进技术的创新劳动，可以看作是某种倍加的复杂劳动。
总之，作为技术创新劳动的产物，先进技术的个别价值必然是比较高的。不仅如此，由于这种先进技术在市场上一时还处于独家垄断的有利地位，因此还可以在一定幅度内以高于自身价值的垄断价格售出。这就涉及先进技术的发明与使用所带来的利益（首先体现在用它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进行瓜分或分享的问题，对此笔者拟以后另文分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篇3
4.外出打工收入相对较高是主要的拉动因素。目前，农民外出一般是到县城、大中城市，城市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弃农进城转入二、三产业符合人口流动总是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的规律。据调查测算，2000年湖南省外出务工农民（含季节性外出人员）人均劳务收入达433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外出从事劳务，如能找到比较固定的工种，每月收入少则400－500元，多的达到1000元左右，月平均工资为600元左右，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得多。因此，农民总结说，“早外出早富，迟外出迟富，不外出不富”。
5.城镇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劳务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近几年来各地更加大了城镇化建设步伐，经济增长和各项建设投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劳务市场。
6.城乡差别也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而城市较高的工资和生活水准、娱乐和文化上的优势以及较好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村居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愿望比较强烈。
二、现阶段“劳务经济”呈现的主要特征
1.外出劳动力规模比较大。据2000年抽样调查，湖南省农村外出从事劳务者达842.3万人，占全省乡村劳动力总数的30％。其中，到外乡的人数92.7万人，到外县的人数110.1万人，到外省的人数403.3万人，在本地从事劳务的人数为236.2万人，分别占全部外出劳务人数的11.0％、13.1％、47.9％和28.0％。
2.“劳务经济”增势强劲。据510个农户调查结果表明，今年1－5月，调查户共有常住人口1966人，劳动力1343人，其中，劳动力外出人数为436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5人，增长8.7％；外出劳务天数为41066天，比上年同期增加5226天，增长14.6％，平均每个外出人员在外时间为3个月以上。在外劳务者中，出省人数为201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人，增长5.9％。由此推算，今年湖南省农村外出劳务人数将达到915万多人，其中到外省的人数将达到455万多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32.6％和16.2％。
3.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调查的436名1－5月外出务工的人员中，男性约占65％，女性约占35％。30岁以下的占55.3％；31岁－45岁的占31％；46岁以上的占13.7％。
4.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外出从事劳务的一般是文化素质相对高一点的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据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
5.外出劳动力分布较广。据调查，目前湖南省农村外出劳务人员中，有49％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福建，其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北京，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陕西、新疆、也有湖南农村的打工者；有13.1％外出劳务者分布在省内各个城市；有18％的分布在外县外乡中；还有19.9％外出劳务者在本乡镇范围内，在当地乡镇企业劳动的人员有8.7％。
6.外出劳务主要靠“三缘关系”，存在明显的自发性。目前农村劳力外出主要是靠“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家庭成员带领，亲朋好友介绍，本地外出人员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闯世界等方式。有关部门和乡（镇）村培训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也有，但比重不大，农民自发组织十几或几十个人打工的较多。有的外出打工人员由于没有熟人介绍和门路，在外地转了10多天，找不到工作，只好打道回府，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赔上几百元。
7.外出劳务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方式从业，并具有兼业性和“候鸟型”的特点。目前，湖南省农民外出劳务大多是非正规就业，从事的行业比较广泛，但以体力劳动和经商为主；多数外出劳务者一年以内从事过多种职业。农村外出劳务者绝大多数仍然保留或种植责任田，有50％以上外出劳务人员一般只在春节回家一次；如果家庭缺乏劳动力，责任田则转包给他人，个别地方也存在抛荒现象。有40％以上的外出劳务者是农忙在家，农闲外出的“候鸟型”打工。
三、“劳务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1.从事劳务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几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收入下降，农民收入之所以还有所增加，主要是得益于劳务收入的增长。湖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在农产品价格下跌阶段，也正是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二、三产业，走进小城镇和大城市，在脱贫致富、增加收入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2000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97元，其中劳务性收入就占了1／3以上；农民农业纯收入下降15.5％，人均纯收入还增长了2.3％，主要是由于劳务收入增长了13.5％。
据对510户调查，今年1－5月外出劳务人员人均劳务总收入为1919.5元，比上年同期的1785.4元，增加134.2元，增长7.5％。如按常住人口计算，农民人均劳务收入有425.7元，比上年同期的365.7元，增加60.1元，增长16.4％。这充分反映劳务收入的增长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外出从事劳务是缓解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湖南省目前农民出省劳务人数达400多万人，相当于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并且已经超过了全省乡村从事非农产业人数的一半，出省劳务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缓解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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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劳动工资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1.1领导对劳动工资统计认识的偏差
领导对劳动工资统计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是制约劳资统计工作发展的首要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企业各级领导和部门对劳资统计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劳资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仍然有一些领导，对劳资统计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偏差，对劳资统计信息的作用不以为然，特别是相当部分的基层领导对统计工作的重视程度存在严重不足，表现在很少听取统计人员的工作汇报和为统计人员解决具体困难，特别是一些单位根本没有明确领导分管统计工作。至今仍有人认为统计是“软工作”、“统计只是加加减减、填填写写的事，是估计加统计”，只要得个大概数就行了，多点少点无所谓。
1.2劳动统计人员素质偏低
基层统计人员大多缺乏统计专业知识，工作开展较困难。由于一些领导对劳资统计认识不足，工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统计人员形同打杂，要兼顾多项工作，劳资统计只能算是附带性的工作，且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其他方面，致使劳资统计人员不能专心搞好统计，造成多数的统计人员虽然在统计岗位上工作多年，仍是对统计业务一知半解，不能熟练掌握搞好统计必需的知识，难于按要求完成统计工作，更不用说要对数据的准确性进行评估，对当年单位经济核算运行情况做出恰当的分析了。加上统计人员变动频繁，大部分劳资统计人员在统计岗位上工作都不会超过三年，并且刚换上来的统计人员往往是临时变换，没有参加过任何统计业务培训，统计工作没有交接好就匆忙上阵，做起劳资统计工作来，不知从何着手。只能模仿以前的报表，随意找几个数字，就当作是统计数据，上报了事，这必然会出现差错，甚至会造成统计失实。
1.3统计制度不健全或不具执行力
通过每季度的人事劳资统计检查，发现大多数单位原始记录齐全，建立了统计台帐及相关统计报表制度，劳资统计数据与财务账目核对清楚。但仍有一些单位原始记录不全，未建立统计台帐，致使账目不清，统计指标无从查起，造成统计数据的不真实；基层劳资统计人员更换频繁，统计人员没有持证上岗等，这些都是由于缺乏统计制度、制度不健全或不具执行力造成的。
1.4统计信息范围狭窄，渠道单一，只关心统计结果，不注重统计分析
在日常的统计工作中，企业统计系统收集统计数据主要是由各个对口部门逐级上报，实行定期报表和各种临时报表制度，如每月、季、年报等逐级编制、汇总、上报各种统计资料，由于各种报表注重主题一般比较单一，信息包含内容有限，导致信息范围狭窄，信息统计渠道单一，同时存在劳动工资统计人员只重视对劳动工资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上报，而往往忽视对统计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和预测，没有真正使劳动工资统计作为企业管理的帮手作用。
1.5统计手段落后，信息化配套建设程度低
由于统计原始数据信息的采集自动化水平较低，统计调查的方法主要是定期报表制度，利用计算机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能力有限，因此在统计信息化建设方面上比较落后。一是仍然没有实行网上直报，造成基层统计人力、物力的浪费；二是报表处理程序审核、汇总等环节不够严密，造成数据出错难于及时发现，只能在汇总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汇总方法单调，难以进行深加工。或只能将数据导出后程序外操作，使审核程序复杂化。
二、影响基层劳动工资统计准确性、及时性的原因
2.1基层统计人员兼职多，专职少
在基层站队极少有专门从事劳动工资统计的人员，大多是站队的办事人员兼职，他们的工资待遇、工作态度，也直接决定了劳动工资统计报表上报的及时性和数据的准确性。各基层站队的办事人员大多年纪都很大了，单位照顾老同志，就让他们在不用倒班的岗位上，因为年纪大都无心再考取资格证书，因此他们的岗位工资都很低，甚至比在运行岗位倒班的职工还要低上一、两百元，这样就更加挫败他们的工作热情，对待工作没有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都是等、靠心理，所以普遍都存在报表无法按规定的期限上报。每次多数单位必须通过电话催报才能收集报表，个别站队要催二三次。例如：每年仅上报一次的工资总额台帐，让劳资部门的工作人员真是大伤脑筋，发放统一的报表格式不用，为了省事就用前一年度的，这样职工的名字就不用重新填写，但是表格和公式却对不起来了，无疑给劳资部门的人员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本来一天就能汇总完成的工作，为了对应数据，调整表格就要增加好几天的工作量，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统计工作量和统计成本，统计数据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给数据分析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影响。由于按照劳动工资制度要求全面统计其工资总额数据的准确性越来越差，已不能够完全反映单位的真实情况。
2.2基层统计工作估计多，数据少
基层劳动工资统计人员对指标含义、包括范围的理解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上报报表的数据质量。基层单位人员因工作变动频繁，普遍反映对劳动工资统计指标解释不太了解，靠一年一度的年报会几个小时培训时间太短，很多问题只能靠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完成。实行年薪制的单位(如建行、农行等)平时只发给职工生活费，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一次性发给职工剩余的大部分工资和奖金，这样一来平时的季报与年报数据就相差很大。但按照劳动工资制度上的要求，其工资总额要填报告期内的实际发生数，这与现行制度就发生了矛盾。
三、今后做好劳动工资统计报表的建议和想法
3.1领导重视
加大投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企业领导更要加强对统计工作的领导。同时要求各级领导不仅要了解基本的统计方法、统计制度和统计指标体系，更要善于运用统计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在企业领导的重视下，各单位的劳动工资统计工作才能有明显改善，才能保证统计队伍的稳定性以及保证统计部门能够独立开展统计工作。
3.2加强基层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
政府统计主管部门应大力加强对统计对象各单位的基础工作，尽可能的保证统计人员的稳定性；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素质；统计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应多到各报表单位和统计人员沟通并督促、检查其基础工作执行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之能符合劳动统计工作的要求。培训的内容针对性要强，一般理论知识要讲精、具体操作要讲清。要让参加培训的统计人员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知道从业人数、平均从业人数与劳动报酬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统计数据的质量。
3.3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劳资统计工作要求统计人员既熟悉人事劳动管理的业务知识，又要掌握统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的统计手段。如何提高劳资统计人员素质呢?一是要求劳资统计人员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树立敬业爱岗、忠于职守、坚持原则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二是加强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业务知识的学习，树立依法统计的观念，强化统计意识，熟悉劳资统计指标体系，精通统计业务，在上岗前要取得统计人员上岗证；三是强化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培训，提高劳动统计人员熟练运用现代化统计手段的能力，通过培训，统计人员全部取得计算机中级证书。
3.4依靠制度
规范工作准确、可靠是劳资统计工作的价值所在，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要严格按国家的有关规定，从基层的统计抓起，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使劳资统计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做法：一是严格统计人员上岗资格制度。二是规范基层报表制度，落实责任。三是抓原始记录，建立制度并加以落实。四是做好表彰评先工作。
3.5加强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管理，进一步建立健全统计质量保证体系
企业统计工作的关键是基础工作，统计数据质量的高低和统计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统计数据的及时、准确，这就要求企业在日常统计工作过程中，对基础工作实行规范化管理，制定统一的统计标准和要求。统计数据的生成涉及诸多部门和单位，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全面、及时、有效，必须建立健全统计工作质量保证体系，把统计工作涉及的各个环节包括信息源点，都纳入到质量保证体系之中，同时要充分运用运算检验、逻辑检验、关系检验和法制检验等一系列检验手段，形成有效的统计质量体系。
3.6理顺统计渠道，提高统计结果分析和预测，加快统计信息化建设步伐
统计追求的是“结果”，但应该更注重于“过程”，统计工作要做到超前预测、系统分析，为企业科学决策和管理提供依据。只有真正理顺了统计渠道，不断强化统计工作的预测功能，企业的生产经营要以自身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为基础依据，通过劳动工资统计工作充分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情况，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研究，为企业的发展规划做出科学的预测，为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出贡献。同时用先进的计算机硬件系统和软件武装劳动工资统计部门，加快统计信息网络建设，不仅可以减轻统计人员的强度，同时大量的统计数据储存于计算机的磁介质中必要时可以快速的进行检索、查询和反馈，提高工作效率，使统计资源得以高效高质的开发利用，并可实现“一源多用、信息共享”，这也有利于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
通过以上做法，企业劳动工资统计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了；人员经过培训，素质得以提高，报表质量有所改善，数据更准确了报表上报时间提前，数据及时了。随着各企业的竞争的加剧，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内部数据挖掘。劳动工资统计不仅在人工成本分析上要依靠它，而且它也是企业制定有竞争力薪酬设计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劳动工资统计重要性进行阐述，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对如何做好企业劳动工资统计工作，提出了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1]周党伟：如何作好统计工作为企业服务，铁道统计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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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研究也证实PF与记忆功能有密切关系，包括工作记忆、源记忆、顺序组织、前摄抑制释放(PI)能力、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元记忆、组织和计划有意识的活动、问题解决等〔1，2〕。West〔4〕认为PF的功能包括：(1)工作记忆；(2)期待性记忆，依据工作记忆对相应的内外线索反应；(3)控制干扰，抑制与任务无关的表征；(4)抑制优势反应，使行为不受先前反应或主要的环境刺激影响。功能(1)，(2)，(4)由背外侧前额叶(dPFC)支持，功能(3)主要由PF眶部或内侧部完成。West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明一些与前额叶有关的行为特点，如选择与任务相关的信息，将语义和时空信息结合成稳定的记忆痕迹，计划、组织复杂行为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与额叶有关的老年记忆功能障碍
记忆障碍是正常老年人的常见主诉，老年人的再认和回忆等测验成绩均较年轻人低。但不同形式的记忆下降并不一致，老年人的外显记忆下降大于内隐记忆；在外显记忆中，再认成绩又好于自由回忆。老年记忆障碍与前额叶受损、内侧颞叶受损的表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年记忆力下降与额叶功能有密切关系〔5～7〕，PF参与的记忆功能比其它脑区，如内侧颞叶系统支持的记忆功能更早下降。一项研究证明，在12项测定PF功能的测验中，平均年龄为56.62岁的被试有10项比27.71岁的成绩差〔4〕。
1.1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又称短时记忆，它的作用是在编码和提取时暂时保持信息，因而在学习记忆等高级认知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测定动物记忆能力常采用延迟反应、延迟转换反应和延缓不匹配任务(DNMS)等。研究表明，老年动物的延迟反应成绩降低，老年鼠在DNMS作业中与额叶受损的大鼠表现相似。对老年人的研究也表明其工作记忆容量减少，工作记忆能力下降。Kirasic等〔8〕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对398例老年人的神经心理学测验进行统计后认为，老年人学习能力是因为工作记忆容量减少和信息加工速度减慢所致，前者又是后者的原因之一。
而研究指出，工作记忆主要与前额叶有关，因此老年工作记忆能力下降的神经基础在前额叶〔9〕。一项PET研究发现，在完成位置匹配时，老年人比青年人在枕叶外的区域如PF、顶叶的下部及内侧部的活动明显增多，提示老年人的枕区活动效率下降，工作记忆容量减少，因而加工信息则可能需要比年轻人更多的脑区参与〔10〕。
1.2源记忆和记忆的顺序组织老年人对刺激的内容和线索的回忆能力是不同的，其源记忆发生障碍〔11，12〕。源记忆是指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线索信息的记忆。老年人可以记住某一刺激，但与年轻被试相比，他们对刺激的颜色、字体、声音等知觉特性、刺激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其它线索的回忆率下降。一项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将有关的实验进行综合统计，结果提示，老年人对线索的回忆成绩低于对事件本身的回忆，与刺激相关较大的线索回忆要好于那些相关较小的，如对颜色的回忆要好于对视空线索的回忆〔13〕。至少有三种原因造成了上述结果，老年人的注意分配能力降低、工作记忆下降及对无关刺激的控制能力下降。在有多个外部线索时尤其需要工作记忆的参与，以使它们与事件内容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有学者认为，对事件的内容和线索的加工分别由不同的脑区所中介，内侧颞叶系统主要加工事件信息，而PF与线索的加工相关较大。相关研究也表明，额叶受损的病人对事件线索的回忆下降，而老年人与之有相似的特征〔8〕。Craik〔11〕的研究还表明，老年人对线索回忆的线索下降与WCST成绩明显相关，并且与内侧颞叶的功能分离。
与源记忆相似，老年人在顺序组织词、图形或活动的任务中受损。给老年人呈现两组刺激，测验时要求他们判断呈现的词或其它刺激哪一个是较近期见过的，他们的成绩与正常年轻人相比差异显著；或者要求老年人按顺序回忆刚才见过的刺激时，他们的成绩也较差，而相应的再认和自由回忆成绩可能接近正常〔19〕。老年人完成这类任务时与Korsakoff症病人(KS)有相似的特点。给KS病人及对照组被试呈现1940～1985年间发生的15个重要事件，然后要求他们顺序回忆出来，结果KS病人的成绩较差，但再认和回忆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并无明显差异〔5〕。
1.3控制干扰的能力老年人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也减弱，研究表明，老年人的Stroop效应较大，这提示老年人对先前的优势反应不能很好地控制，以较快地转换行为方式。另一些学者采用从前摄抑制(PI)中释放的实验范式，给被试呈现相同或不同类别的词表，在每一词表呈现后要求他们回忆，相同类别的词表间会有干扰，但若词表间类别不同，被试的回忆成绩要增高。与额叶受损病人相似，老年人的PI释放能力下降，他们抑制先前学习过程的词表的能力较低，语义类型转换较慢，如延迟反应、DNMS等。Shimamura〔1〕认为，PF对其它部位的信息加工具有抑制门控作用，实验也证实动物后皮质区活动减少与dPFC的活动增多有关。但有研究表明，海马受损被试的PI释放能力下降更为明显〔5〕，因此PF与内侧颞叶系统在这项能力上是否相互独立尚待研究。
1.4策略运用及对记忆的监控当回忆需要一定的策略参与时，老年人的测验成绩比年轻人低，如回忆非组块词表、低频词时。一项实验采用3组实验材料，非相关的词表、相关但顺序是随机的词表、使用组块的词表，要求老年人和额叶受损病人回忆，结果表明，老年人学习词表的能力中度受损，尤其是那些需采用策略的测验，如未使用组块的词表，这和额叶受损，尤其是右侧额叶受损病人的表现较为一致，提示老年人的自我组织能力下降，不能运用恰当的策略去完成任务〔4〕，而这种功能缺陷与PF功能下降的关系较为密切。
元记忆是对于自己记忆和策略的监控能力，元记忆的测定常采用知道感判断，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研究，如要求被选择合适的记忆策略、预测自己的行为、高频估计实验、测验被试的日常生活记忆等。老年人的元记忆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他们对自己记忆的估计偏低，自信程度减少，但有关的结果不太一致，可能与测验方法的敏感性有关。PF受损的病人在回忆不出来时，要求他们判断若给出线索，自己能回忆出来的概率，结果他们的估计也较低，虽然他们在其后给出线索后的回忆率与年轻人差异不明显〔5〕。
总之，有些额叶测验成绩与老年人记忆成绩明显相关，老年人记忆功能下降表现为与PF受损相似的特征。近年来，脑功能成像技术已应用于年老化的研究，这对老年认知加工过程与PF的相关性提供了新的依据。Grady等〔15〕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完成面孔编码时，年轻被试的右
侧海马、左PF和下颞叶活动增多，老年人的上述变化不明显。当回忆不出所学项目时，年青轻试的额叶前部有活动，而老年人则更倾向于额叶后部，提示他们在提取努力中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老年人正常的认知策略受损〔6〕。
2PF与老年记忆功能障碍相关性的神经机制
老年人的大脑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并不是所有脑结构的变化是同步的，其中一些结构对年老较为敏感，变化较早而严重，如前额叶和海马等。
老年人的脑容量大约减少6%，其中PF和纹状体分别减少10%～17%和8%，而顶、枕和颞叶的容积则大致减少1%，PF对年老最为敏感〔17〕。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测定神经元密度的计数方法，认为造成脑容量减少的原因是神经元的缺失，尤其在海马和前额叶，这造成了老年人的记忆功能下降。但近年的研究采用新的细胞计数方法(如立体学技术)并未发现老年脑的神经元有明显减少〔4，7，18〕，因而这并不是老年记忆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脑容量减少的可能原因是神经元体积变小，而不是神经元的缺失。额叶神经细胞的皱缩比其它部位的发生早且严重，在50～70岁期间PF有22%的细胞皱缩，而顶叶、初级视皮质分别为16%和9%。65岁以上细胞皱缩速度明显增快，上述各部位分别有43%、11%和13%的细胞体积减少〔17〕。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多巴胺系统(DA)的退化也参与老年记忆功能降低，多巴胺系统功能与工作记忆之间有相关性〔7〕。有研究证实老年脑的额叶神经递质浓度及受体异常〔4，19〕。18岁龄猴子的PF中DA浓度下降56%，NE及5-HT浓度正常，PF和D1受体下降39%。当给动物注射D1受体阻滞剂SCH23390后，年轻动物的延缓反应成绩下降，对老年动物无作用；而注射D1受体兴奋剂会提高老年动物在此项任务中的成绩〔18〕。因此新的研究认为，树突分枝减少、突触联系的变化、髓鞘结构破坏、信息传递机制异常和神经元的可塑性降低等更可能是老年记忆功能下降的原因〔7，18〕，其中额叶变化最为明显。
3对今后研究的思考
如上所述，多项研究证实老年记忆障碍与额叶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海马功能降低和PF功能下降有时很难区别，在很多任务中常常是这两个脑区同时参与其中。一些研究认为，不同的认知任务中均有联想性和策略性两种因素。前者主要与内侧颞叶有关，而后者与PF有密切联系〔5〕，二者可以发生分离，如WCST与延迟线索回忆，但实际上很难将二者的作用绝对区分开来。Winocur等〔19〕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实验采用Hebb-William迷宫，发现PF受损后主要影响大鼠一般迷宫技能认知，它们可以保持在迷宫A中学习的技能，但当转换至迷宫B时其学习成绩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而海马受损则影响与特定迷宫有关的记忆功能，其行为表现与PF受损的大鼠相反。而老年鼠在这两方面均受损，因而它们可能在PF和海马均有损害。老年人在许多记忆任务中未表现出海马与前额叶功能的双分离现象，而仅仅是单分离并不能说明PF功能的独立性。
因此，目前在研究老年记忆障碍与PF的关系时，对于是否PF单独支持这些功能还是海马等结构也共同参与尚待进一步研究。而且在完成记忆任务时，不同脑区的作用可能既有分离、更有相互作用。如在Moscovitch和Winocur提出的记忆模型中，是将海马和PF的功能结合起来考虑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记忆过程的脑机制很有帮助。
PF的特点之一是功能的多样性。根据脑血流变化和脑代谢活动分析，PF至少有17个功能不同的区域，但额叶受损病人的受损部位常常很大，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基本功能〔7〕，因此，研究老年记忆障碍与PF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困难。另外，以人作被试，个体间的差异是误差的重要来源，而由于这类病人本身就很少，仅仅靠增加样本量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而研究额叶功能应采用动物实验模型、神经心理学方法和脑功能成像技术相结合的途径，从不同方面揭示老年记忆障碍的脑基础；同时采用生理、生化手段将PF的内部构造进行结构和功能分析，会使我们对PF功能及它在老年记忆障碍中作用的认识大大前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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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了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在滚存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比较严重。
二、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的建议及对策
（一）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年缴费工资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6%。根据全国参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三）尽快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如果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全国统筹，统一管理，可以建立便于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机制，工人不论转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社会养老保险费，则将根本解决因工人流动性而造成的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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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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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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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居家护理
居家护理主要是在老年人的家里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亲人或者志愿者提供专业的护理服务和日常生活照料。居家护理的优点是符合我国老年人传统的生活习惯；缺点是起步晚，发展速度慢，覆盖的人群少，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不符合专业护理人员的护理习惯，居家护理缺少专业能力，医疗服务也无法得到保障。随着中国“4+2+1”家庭的逐渐增加，社会竞争激烈化程度的提高，子女的负担越来越重，独居老人增多，单一的家庭护理无法满足老年护理的需要。
1.2社区护理
社区护理是在居家护理的基础上，以老人所居住的社区为服务实施主体，向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和精神文化需要。社区护理是以健康为中心，以社区人群为对象，以促进和维护社区人群健康为目标。社区护理的优点是既尊重老年人的传统习惯，又能合理利用各方资源，符合老年人、政府、子女等方面的需要。缺点是社区老年护理医疗及护理专业人员缺少、服务素养不高；大部分针对孤寡老人养护，服务辐射面积小；老年护理资金缺乏，缺少老年人需要的场所、环境、设施等硬件条件。
1.3机构护理
机构护理是指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出资建设的养老院、护理院、敬老院等集中养老机构提供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护理的优点是在硬件设置、人员配套、服务项目等方面有较高的优势。缺点向两极化发展，由政府投资的福利性养老机构往往存在低端化状态，尽管人员和设施较为全面，但多数仅仅处于保障性层面。由各类资本投资的私营机构，大多数处于高端消费层面，人员、环境、设施齐全，但收费较高。而且多数老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意居住在护理机构中，机构护理无法满足普遍的老年护理需求。
2现有老年护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2.1没有形成整体老年护理体系
居家、社区、机构这3种老年护理模式在现阶段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状态，尽管目前居家和社区护理有相互补充的发展趋势，但实际上社区的护理补充还是存在服务面狭窄、医疗和护理服务无法与老年人实际状态完全对接的缺点。目前老年护理模式的关键缺陷在于，3种护理模式没有在根本上形成顶层设计、相互补充、资源共享、信息共有的养老体系。最合理的老年护理体系应该是呈金字塔状：底部为接受上门关心照料的大部分老年人，中部为享受日托服务的中等数量老年人，顶部为进入养老机构的少数老年人。
2.2养-护-医缺少有效衔接
养-护-医“三位一体”的老年护理机制没有有效建立，目前的护理模式的重点基本还在“养”的层面。居家护理的老年人缺少专业护理，医疗基本靠自己去医院；社区的护理医疗水平和设施有限，不能满足老人的需要；机构护理中老年医疗护理专业人员不能够满足需求。社区和机构在老年人护理时，不能很好地掌握老年人的患病史，护理没有有效针对性。老年人在家、在社区、在护理机构的医疗和护理没有一个有效的桥梁进行衔接。
2.3受限于行政体制及制度
目前养老和医疗服务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对老年人护理服务的形式、模式、制度等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整体的护理体制和制度。在整体老年护理事业上牵扯到诸多相关行政部门，由于各自的职权和利益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老年护理中存在的协调问题，医疗和护理不能有效地衔接到老年护理中去。缺少卫生和医保系统的参与，老年护理事业不能得到深入发展。
二医疗集团老年护理体系
组建医疗集团是新医改中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模式之一，医疗集团是将医疗机构进行整合，实施集团化运作。主旨在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化医疗服务体系的重构，是新医改的有效载体。目前主要的医疗集团模式是“3+2+1”模式，即三级医院为龙头，纵向联合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集团化运作中，医疗集团推进管理一体化、分级诊疗、双向转诊、资源共享、学科合作、信息联网等。在医疗集团模式下，主要从包括护理服务的提供者、护理服务的层次、护理服务的提供方式、护理服务的接受者和护理服务内容5个方面来构建老年护理体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无缝衔接、资源共享、方便快捷的老年护理体系。
1护理服务提供者的多元化
医疗集团的老年护理服务由集团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来完成，包括了公益性的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还有家庭、个人和各类组织。多元化的老年护理服务提供，体现了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在保证公平的时候能够体现提供服务的效率。
2护理服务的分层次
医疗集团根据老年护理不同阶段的特点可分为社区、急性、中期、长期和临终5个层级。医疗集团结合老年护理的不同阶段特点，充分发挥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实现老年护理的分级护理，分工协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慢性病、康复期的老年人护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上门为家里患慢性病和康复期的老人，提供康复护理指导，包括营养指导、健康咨询等和基础护理技术支持，如换药、导尿、测血压、输液等可在家庭实施的护理技术服务。二级医疗机构利用自身特色开展特色老年护理。三级医疗机构负责老年人的急诊急救、老年综合征、多脏器功能损害，急性期护理，以及心血管、神经系统、内分泌等慢性病的治疗效果的评价与指导。民营医疗机构开展个性化老年护理，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人的需求开展个性化的服务。
3护理服务内容的多样化
医疗集团的老年护理不仅是针对有生理问题的老年人护理，还开展健康教育与咨询、心理疏导等预防和指导性护理。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和条件，选择不同的护理服务内容和护理方式。
4护理服务提供方式的可选择性
老年护理不一定在医疗机构内，也可以在家和在社区进行，还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进行咨询。医疗集团的居家护理主要是通过“3+X”健康团队来完成，实现网格化管理。机构护理主要是老年人在护理机构、养老院和医院的老年科来完成。
5护理服务接收者全覆盖
医疗机构的老年护理基本上实现了集团内的全覆盖，在集团内只要是有护理需要的老年人，都能够享受到自己所需要的老年护理服务。对行动不便又不愿意离开家的由志愿者团队来护理，对想要个性化老年护理的，有老年护理院来满足需要。
三完善医疗集团老年护理体系的建议
1健全老年护理机制
各级政府部门要将构建老年护理服务体系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建立长效的老年护理服务机制。首先，要完善老年护理法律法规，老年护理服务的健康运行需要相关的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支持，要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与老年护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老年护理有序开展。其次，要增加老年护理的财政预算，建立起老年护理的整体预算制度，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机构运行经费补贴、困难老人服务补贴等。第三，要坚持老年护理公益性的发展方向，由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参与，大力开展老年护理服务项目。
2建立老年护理资源整合体系
以科学配置、合理共享、有效流动的原则对现有的老年护理体系进行资源整合。针对不同区域的卫生服务中心现状，在集团内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第一，统筹医疗设施资源的配置及共享，在医疗集团化运作下，在集团区域内实现医疗设施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过剩设备资源实现平行或下行释放。第二，人力资源共享，针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护理人员专业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状况，三级医院及二级医院对社区卫生服务提供人力资源共享。将医疗专家及护理人员进社区制度化。推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坐诊；推进健康服务进家庭，让医生护士参与到社区服务团队中；推进集团内会诊制度，建立会诊中心。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社区老年护理服务向优质化发展。第三，实行分级服务、双向流动，根据老年人护理及医疗需求的不同程度，在医疗集团内实行分级服务。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及社区提供阶梯化服务，同时针对老年人不同阶段的身体状况，实现向下及向上的服务转移，保证老年人能得到最适合的医疗护理服务。
3扩充专业人力资源队伍
推动我国养老事业的发展，弥补我国老年护理人才的缺口，必须重视当前养老机构从业人才队伍的挖掘和培养。培养一批专业的老年护理服务队伍。由医疗集团选派老年病医护专业人员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进行相关培训。除了专业培训外，强化继续教育，促使从业人员更具专业化。同时，加大向社会进行老年护理人员招聘力度，按集团内人事聘任办法给予相应编制及待遇，充实到老年护理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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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年人群，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客观上造成了老年产品市场所具有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坚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老年用品产业的发展必将成为一个值得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努力的问题。
2.老年人群基本状况及分类
2.1老年人群的分类与现状
按照老年人的年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状况，将老年人群体大致划分为三类：低龄老年人，即60岁左右，身体基本健康；体弱多病、残障老年人；高龄
老年人，即80岁以上，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或不能自理。
在上述的三类老年人群体中，残障老年人这一较特殊的群体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据中国残障联盟公布的一项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有六千多万残障人士，60岁以上的残障老年人有23,832,000人，占残障人总数的39.72％，我国残障老年人的比例是明显偏高的。
2.2不同老年人群的基本需求特征
由于老年人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按照老年人的年龄结构和身体健康状况，将不同阶段的老年群体的不同需求划分为以下三类：
1）60岁-69岁的低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由于身体基本健康，大多数依然与社会联系紧密，非常注重自身形象。除必要的实物性消费外，在文化、娱乐、教育、体育以及外出、旅游、观光等各方面活动的欲望都比较强烈。
2）70岁-79岁的中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依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消费和社交活动，但逐渐呈现出对医疗、护理、药品、保健品以及相应服务性消费的需求明显上升。
3）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中，大部分由于年纪大了或是有疾病，生活自理能力较差或不能自理。要为其提供护理服务，特别护理设施、特殊商品和服务。
3.国内外老年产品发展现状
3.1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现状
老年产业包括传统老年产业和现代老年产业这两个方面。传统老年产业涉及有如服装、食品、特殊商品、交通、保健、老年福利设施等行业；现代老年产业包括如娱乐、旅游、住宅、社区服务业、老年教育等行业。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老年用品和相关的服务市场的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当代老年人的需求。老年产业和产品供应与老年消费者衔接明显不足，形式单一、科技含量低是共同的缺点，老年人的吃、穿、用等商品的开发和生产长期被忽视。导致以上种种现状的缘由可归结为对我国老年产业的认识不足、政策不到位、规模不大和缺少产业标准。
3.2国外老年产业的发展情况
纵观世界，许多国家对老年人的生活健康问题都十分关注。这几年出现了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手机，适用于老年人的药品，功能齐全的轮椅、按摩床，专为老年痴呆症患者设计的游戏机，老年人家居安全防盗系统，具有保健按摩功能的座椅式马桶，老年人助听器以及可以调节高度的汽车座椅等等。在发达国家，老年人用品市场早就成为未来十大市场之一，相比之下，我国的老年用品市场明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3中国老年人急需的十大类产品
老年人群的消费总体变化趋势还是与年龄增长有着必然联系的，了解老年人群基本特征状况，为我们能够正确把握老年需求和开发老年用品产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调查表明，中国老年人目前急需以下十大类产品：1)卫生健康服务业；2)家政服务业；3)日常生活用品业；4)保险业；5)金融业；6)房地产业；7)旅游和娱乐业；8)教育产业；9)咨询服务业；10)其它特殊产业。看到了老年人的巨大需求，亟待开发，设计者们应该把握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需求趋势，创造出更具市场价值、更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产品。
4.工业设计指导下老年产品的设计原则
4.1工业设计理念的指导意义
开发老年产品必须充分重视工业设计的指导意义，在工业设计理念化为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以遵循这样的原则，就是“产品的设计要人性化”，“产品的设计有全局观”和“产品的设计须可持续”——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的工业设计原则。
4.2老年产品设计开发的基本原则
在工业设计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老年产品中现有的、不够理想的和极具潜力的、有待开发的产品进行研究分析，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产品功能开拓
目前，国家标准列出的残疾人和老年人辅助器具类产品有700多个品种，但实际生产开发的还不足300种。要真正走到老年人群中去，了解老年人的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从材料的选用、外形的设计、多功能及舒适性等方面进行多种不同的改进尝试和特殊设计，为老年人开发出适应面广、舒适且个性化程度高的用品。
2）造型颜色时代感
设计老年产品在造型上要根据老年人群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民俗习惯等差异性，做出相应调节。充分考虑老年人的接受观念和接受能力。色彩上不可过于对比刺激，但是要一改以往大多数老年产品颜色黯淡，色彩单一的缺点，增加产品的个性化和时代感元素的应用。
3）材料结构技术
老年人的产品无论设计得如何“好”，真正涉及到老年人利益的是这个产品所承诺的各种功能的最终实现和安全可靠，不能让老年人在实际使用时才发现毛病，更不要将一些过于复杂的结构和功能强加于老年产品。设计者和生产者不能通过改进技术，加大产品科技含量的话，再好的造型色彩设计也不能赢得老年人的青睐。
4）包装营销
老年产品的开发设计中，包装和营销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多数老年产品本身就忽视与最终使用者的信息交互，忽略了产品的包装，广告宣传、销售策略。因此，只有以优秀的创意，先进的技术，再融合各种文化、人文、审美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等因素和要求完成一整套产品设计，以满足老年人的不断提高的对生活质量的消费需求。
5）行业规范和标准
随着我国的老年产业的发展和完善，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才能设计出更加适合于老年群体使用的合格产品。具体的行业规范和标准应涉及到：a)老年产品大类的定义和小类的划分。b）产品外形尺寸、功能、价格、规模、系列等标准。c)特殊老年产品的强制标准。d）老年产品应与公共设施、道路建筑规划统一。
4.3充分考虑人机工程学在老年产品开发设计中的运用
评价一件老年产品在人机工程学方面是否符合规范，可根据以下的标准：
a)产品与老年人人体尺寸、形体及用力是否配合；
b)产品是否便于老年人使用；
c)是否防止操作时产生意外伤害，错用时发生危险；
d)各操作单元是否实用；各组件在安置上能否准确无误、易于辨识；
e)产品是否便于清洗、保养及修理。
老年产品的开发除了包括一般的大众消费品之外，还须为特殊的老年人群专门设计，综合考虑人机工学。收集分析老年人的基本人体尺寸、健康状况、人格特征、消费心理、使用特点、生活偏好、活动时间分配、家庭空间运用等，并建立起相应的资料库。
4.4无障碍环境与通用设计
人步入老年再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和心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无论是肢体还是感官、智力、接受能力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都会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下降、迟钝。老年人对公共场所和住宅中的部分设施，逐渐感到有不同程度的障碍，应该尽量实现无障碍。无障碍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国际通用的无障碍设计标准大致有六个方面：
1)在一切公共建筑的入口处设置取代台阶的坡道，其坡度应不大于1/12；
2)在盲人经常出入处设置盲道，在十字路口设置利于辩向的音响设施；
3)门的净空廊宽度要在0.8米以上，采用旋转门的需另设残疾人入口；
4)所有建筑物走廊的净空宽度应在1.3米以上；
5)公厕应设有带扶手的座式便器，门隔断应做成外开式或推拉式，以保证内部空间便于轮椅进入；
6)电梯的入口净宽均应在0.8米以上。
出于这种考虑，“通用设计”的理念也在迅速渗透。所谓“通用设计”就是从设计和规划阶段就使得产品和建筑物具有普适性，不论是否残疾或年龄大小，任何人都能方便地使用。今后，相信该理念会成为城市建设和产品制造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5.结论
通过对国内老年产业的宏观分析和现有老年产品的调研，探究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进一步研究老年产品的改进和开发提供更多的依据，为老年人群提供更加人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借鉴国外老年产业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制定适合我国老年产品的开发设计原则。综合运用工业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知识，充分考虑人机交互，符合审美要求，形成完善的老年产业链和相应的设计规范和标准体系。
参考文献
[1].王传馥，人口老龄化挑战全球，上海老龄科学，2004年第3期（总43期）
[2].周美玉，工业设计应用人类工程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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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楠，工业设计创新的方法与案例，化学工业出版社，教材出版中心，2006.1
[5].谭淑敏，产品设计中的空间因素，《包装与设计》杂志，1999（5）
StudyofOld-ageProductDesignundertheDirectionofIndustrialDesign
YaoJingjing,YuShiming
ShanghaiUniversity,SchoolofMechatronicsEngineeringand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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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制定的统计制度不完善
据一些统计执法检查得知，多数企业对统计工作加以重视，并建立了统计台账及有关统计报表制度，劳动工资统计数据清楚，且原始数据齐全；但是有一部分企业依然不重视劳动工资统计工作，未建立统计台账，各类账目不清楚，劳动工资统计数据与账务数据不符，统计数据不真实，无从查起；统计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导致统计工作很难开展。
(三)企业统计数据的质量无法保证
在企业统计工作中，统计数据主要是各个部门逐级上报的，一般分为定期报表和临时报表制度，按年、月、季度等汇总的统计资料逐级上报。但是这种报表的内容比较缺乏，主题比较单一，信息渠道单一；统计人员只是把统计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上报，但并未对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导致统计工作对企业的贡献很小；统计过程中部分单位存在漏统计、漏报现象，导致数据与实际数据不符。
(四)企业统计手段落后
部分企业依然未实行网上直报，造成基层统计的人力浪费，统计的各类报表程序不严密，导致部分数据存在错误现象；各个部门之间衔接不够，导致统计工作开展不顺利。
二、企业劳动工资统计的对策
(一)加强企业领导对劳动工资统计的重视
统计工作能否顺利开展，领导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领导要关注和重视企业劳动工资统计工作。要求各级领导都要了解统计方法，要认真听取统计人员的工作汇报，对不明确的数据，要和统计人员进行探讨，要善于运用统计数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统计人员对工作负责，对数据负责，同时也是对企业负责，促进统计队伍的稳定和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提高企业统计人员的素质
对于招聘的统计人员提出明确要求，不仅要熟练掌握统计的专业知识和统计手段，还要熟悉人事劳动管理的知识。加强对统计人员的培训，促使他们爱岗敬业，树立起责任意识；加强统计业务的培训和学习，了解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依法统计的意识，出具上岗证，精通统计业务流程；对统计人员的计算机和网络知识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运用现代化工具的能力；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统计人员，减少流动性，例如：提高福利待遇，工龄奖等。
(三)建立和完善企业统计制度
劳动工资统计的价值就是准确、可靠。企业要根据国家的相关要求，建立和完善企业统计制度。统计人员必须具备上岗资格，否则不予录用；企业要制定规范基层报表的制度，做到责任到人；对于报表要力求记录原始数据，促进企业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激发统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四)加强企业统计基础工作，建立安全质量保证体系
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质量，建立统一的统计台账很重要。加强劳动工资统计的基础工作，对于各种原始数据和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统计，将信息统一录入劳动工资统计台账中，作为确保统计数据质量的依据；对基础统计工作进行规范化管理，建立安全质量保证体系，把统计工作涉及到的所有环节，纳入到质量保证体系之中，对统计工作制定统一的标准，要按照标准要求展开统计工作。
(五)企业统计工作要做到统计、分析及预测
通过劳动工资统计，可以很好的反映出企业人力资源的基本情况，要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分析，为企业日后的发展规划，做出科学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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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保企业上年度月人均工资低于上年度河北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或无法核定工资总额的，以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基数。
（二）补差
每年河北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在4-6月份公布，在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之前，按照上年的缴费基数进行预缴，待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后从1月份开始按照新的标准进行差额补缴。企业新核定后的缴费额与同期企业预交费额做差形成企业补差，个人用新核定的缴费与原来缴费额做差就形成个人补差。
二、缴费基数认定工作中的问题
用上年缴费基数预缴本年，之后找补先前预缴费的月份，这种“回头看”的工作方式，十分不利于工作开展，面临的问题有：
（一）补差算法复杂，实际工作中不便操作
先以较为复杂的养老保险企业补差算法为例：下面公式中的减人基数代表企业解除、外部调动、退休及死亡人员的缴费基数之和；增人基数代表企业新参保、外部调入人员的缴费基数之和。一月份计算公式：一月份当期基数=企业上年月平均工资+增人新基数-减人老基数；一月份企业应缴费额=（一月份当期基数+新增人员补差基数）*20%；其中：新增人员补差基数=个人本年补缴月数*新基数+个人往年补缴月数*老基数；一月份补差额=企业应缴费额-当期企业预缴费额；二月份计算公式：二月份当期基数=一月份当期基数+增人新基数-减人新基数；二月份企业应缴费额=（二月份当期基数+新增人员补差基数）*20%；其中：新增人员补差基数=个人本年补缴月数*新基数+个人往年补缴月数*老基数；二月份补差额=二月份企业应缴费额-当期企业预缴费额；以此类推至最终的预缴月份，累计各月差额，即为本年企业缴费补差。本年企业缴费补差=一月份补差额+二月份补差额+……失业保险企业补差计算步骤同上。从上面介绍的企业补差过程来看，需调用之前月份的人员变动数据，小企业还好，对于情况复杂的大型企业来说就十分困难。
对此我总结有三方面的问题：
1.有些地方社保经办机构对大型企业采用的是集中参保的管理方式，由企业总公司汇总下属各企业的业务后，向上级社保经办机构申报。相当于企业总公司担负着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的职能，同时受地方社保经办机构制约。这些大企业用工形式多样化，所有制形势复杂，使得企业整体参保规模庞大，且复杂。业务向上传递环节多、过程长，不易汇总各企业缴费基数。
2.大企业各部门间分工不同。养老及失业保险业务是由企业劳资人事部门管理，工资性的支出由财务部门具体处理。两部门的统计范围、统计口径不同，在业务的传递过程中难免出现漏报。
3.集中管理的参保企业往往内部各公司间的人员变动频繁，且大规模的人员拆分合并时有发生。虽然是内部变动，无须向经办机构申报变动，但总公司汇总时必须考虑内部变动因素，才能将缴费基数准确分摊至各内部企业。无形中就使得上面介绍的补差算法更加复杂，必须考虑内部人员变动造成的基数增减。
（二）缴费不能因时制宜，与企业和个人近期经济状况脱节
首先从参保企业的角度来说，如果企业经济状况出现拐点，经营困难，还按照过去较高的工资总额缴费，必然使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劣，企业可能会出现中断缴费，造成欠缴；其次，从个人角度来说，个人工资总额比企业工资总额的变化更容易波动，之前个人收入高，突然生病或遇到不幸，工资收入下滑，甚至没有收入，还按过去的标准征收，显然不现实，更无法缴费。用上年的经济情况来要求企业和个人担负目前的社会责任和缴费义务，没有考虑近期的现实情况，无异于刻舟求剑。不但使企业经营生产受阻，又使个人生活质量下降，不利于征收工作的稳定开展。
（三）退休人员养老金计发严重滞后
因省城镇非私营企业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公布之前的缴费为预缴费，退休人员要找差后才能正式领取退休金。大量退休人员在办理退休手续后不能及时领取退休金，无生活费保障，要等7、8个月才能领取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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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生活成本上涨及国家战略推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调自2006年以来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以及各类资源的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急剧上升，拉动转移劳动力在城市居住，生活和交通费用增长，城市建设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在下降。与此同时，国家宏观战略结构的调整，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村村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规划，国家区域发展从不平衡转向平衡，劳动力市场也发生转移均。
2.对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下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议
2.1坚持以人为本，依靠员工办企业劳资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应着力于统一。短期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减少了企业的利润，长期看来，劳资关系的改善、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升、劳动力忠诚度的增强将会给企业带来更多价值[6]。因此，企业要抱着积极的态度看待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必因利润的暂时下降而对劳动者的诉求进行排斥，要倡导现代管理新思维，树立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发展经济的新理念，树立和谐劳动关系也是生产力的新理念，培养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企业文化，逐步形成自觉和谐劳资关系的氛围。
2.2加强员工培训，降低员工的离职成本企业应注意到员工离职的成本远远大于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因此，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员工离职的原因。一般而言，离职是因为员工不满意薪酬，为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或者家庭健康等因素，还有些离职是因为企业竞争的加剧，导致人才的激烈争夺，竞争对手往往会开出优厚的条件猎取企业的核心员工。因此，要留住人才，企业应该立足于人力资本开发与培养的战略高度，根据新生产技术水平的有效需求更新雇用标准，重视80%-85%留下的员工，加强对现有员工技能的分级培训，加强内部专用型人力资本储备[8]。要更多关注员工多层次的心理需求，通过企业文化构建通道，倾听员工心声，保持劳资双方沟通畅通，及时奖赏业绩出色的员工，并且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实现共建、共赢，推动构建和谐劳资关系。
2.3树立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意识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法制化，因此，企业应推进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首先，企业应规范用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在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下与员工签订有效的规范的劳动合同,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减少和避免劳动争议所产生的劳动成本。使企业广纳贤才,增强自身的竞争力[7]。其次，企业要依法办事。要严格按照劳动合同中明确的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方面的内容合理合法的使用员工。最后，企业应完善劳动契约内容，改善劳动环境，降低劳动强度，关注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尽量避免违法侵权事件的发生，降低企业由于违法而产生的隐形劳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