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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监管职能分散、力量分散的缺陷，导致监管合力难以形成。县级人民银行内部监管部门按上级的要求必须对口设置后，由于县级支行人员编制有限，在保证基础业务科室基本规章制度执行的前提下，监管部门的一个科室只有1至2个工作人员，导致监管力量分散，职责分散，多头监管，各监管部门工作不协调，不能形成监管合力，无法全面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到县级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如金融管理科作为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农村合作金融管理科作为对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对分管金融企业的市场准人和退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离任审核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但计划、会计、国库等部门作为现金、利率、开户结算、国库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货币金银科作为金融市场的监管部门，与机构监管部门在职责分工上形成交叉重复。这样，既导致了人民银行监管力量分散、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又造成重复检查而加大了被监管对象的接待负担，极不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这还与上级行在监管任务的安排上，缺乏统筹协调有关。
3．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上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缺乏必要的设备和程序，监管检查以手工为主，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核实效率低。金融监管中的技术手段落后，已不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制约着监管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4．监管人员素质低。监管效率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监管人员的素质。由于中央银行本身不经营商业性金融业务，不少监管人员缺乏实际金融业务经验，部分监管人员素质偏低，有相当一部分监管工作人员不具备监管工作的资格和能力，这样不仅很难做到及时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高风险和违规操作，而且在金融机构面前也难以树立中央银行的监管威信。
二、提高县级人民银行监管效率的对策措施
1．明晰监管目标。要提高监管效率，关键是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把“维护金融业的稳健、防止金融风险’作为当前转轨时期的监管目标，避免监管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一方面，要采取断然措施妥善化解已经出现的风险和处理已面临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最大限度减少震荡，维护金融业整体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正确分析和判断金融创新趋势及其风险领域，建立起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预警系统，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防止风险的积累、扩大和突然爆发。
在监管的内容和方法上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监管效力。我们的金融监管要逐步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当前在金融监管中要逐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二是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三是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传统的手工检查和现代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为主的方向发展；四是由对金融违法“创新”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
选准金融监管的着力点。根据不同时期监管政策的要求和金融企业的自身特点，努力寻找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内控的最佳结合点和结合方式，切实将金融监管政策融入金融企业完善内控、加强管理的工作之中，以此寻求金融监管与金融企业内控的最大合力，避免监管的无效劳动，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革县级支行的科室设置，完善央行监管前沿阵地——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体系。要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监管行为，建立以金融稳健运行、金融整体有效性和金融中长期风险预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合并县支行的所有监管科室，集中力量、集中职责。对县级支行的现有机构进行改革，按“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现有的科室进行撤并，由现在的6－8个科室撤并为两部一室，即：撤销金管科、计划科、农村合作金融监管科成立金融监管部；撤销会计科、国库科、货币金银科成立营业部；撤销人秘科、保卫科成立办公室。二是将原会计、国库、货币发行等部门的监管职能全部移交金融监管部，一个窗口对外实施金融监管。这样改革后有三大优越性：其一，可以解决县级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和监管力量过度分散的问题。将原来各监管科室的力量进行了集中，有利于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和指挥，如利率、结算、现金等季度性检查就无需对同一家机构分别组织三次甚至若干次的检查，只需一次性检查即可完成，能有效地避免重复检查和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可大大减轻被监管机构的接待负担。其二，有利于基础业务科室集中精力搞好业务核算，提高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基本规章制度，确保资金的安全。其三，可以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实现监管与调研的有机结合。由于将计划统计、非现场监管、调查研究等职能全部交由监管部负责，在工作安排上就可解决“单打一”问题，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某项检查时，就可同时对其它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和检查，工作人员回行后再按工作分工进行分类汇总处理，分别上报。这种办法能有效地解决县级支行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组织专项调查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风险性、苗头性问题，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监管措施，有利风险的及时化解。二是实现服务与监督的有机结合。既可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咨询服务，又可在服务中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为更好地搞好金融监管奠定基础。
3．落实监管责任，改进监管手段。
（1）依据监管职责，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监管内控制度。要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提高监管效率，必须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内控制度，对监管部门及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和目标作出明确规定。为保证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建立责任制时，可实行监管职责AB制，即每个监管人员既承担一部分主要监管职责，还要承担一部分协助监管职责，避免出现监管工作空档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对于涉及区域金融秩序和金融风险等重大工作，实行统一制定方案、统一调配力量、统一组织实施等做法，有效地发挥监管部门的整体功能。
（2）强化督促落实，严格监管约束。制定实施工作考评制度、工作情况汇报制度，监管人员要根据本岗位工作要求，主动制定计划，落实任务，汇报工作。同时，规定工作纪律，要求监管人员不以管谋私。对监管人员中出现的监管责任事故和发生的违反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的问题进行记载，并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和工作责任的大小，给予必要的处分，以进一步树立人民银行的良好形象。
（3）改善监管手段。一是要加快电子化建设步伐，尽快改变人民银行主要依靠手工作业进行监管的现状，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加大计算机在金融监管工作中的作用，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报表资料电脑化管理，实现金融监管指标电算化，把监管人员从复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调查和处置金融服务中出现的新问题、难问题。二是要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信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档案信息系统，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环节。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全面记录辖内每个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高级管理人员、金融风险、违规经营等情况，做到金融监管有效资源丰富，记录全面、真实、准确，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建立金融政策法规档案，通过掌握金融政策法规的历史沿革，理清监管思路，杜绝金融执法中的误解和偏差。要对金融机构档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档案、非现场监管档案进行整理、规范和完善。机构档案要分系统按行别建立，档案内容分机构设立、业务范围、业务变更、违规查处、机构年检、市场退出等六大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档案分系统按人员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任职审查、任职考核、离任稽核、任职资格取消等四大项；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档案按行别收集，包括各机构报表资料、自查报告、非现场监管报告和报表等内容。
4．完善监管工作规程，提高监管效率。推行程序管理，实现监管工作的规范操作。为适应新形势下监管工作的需要，必须实行程序化管理，即对目前的监管任务，依据操作的先后步骤，进行科学设计，优化筛取，组合出最优工作程序，并用以操作的一种管理方式。要涵盖金融监管的全部内容，使各项监管工作都做到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统一规范，运作有序。程序化管理的实施，不仅可以规范监管工作的实际操作，而且可促使监管职责AB制落到实处。
5．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金融改革的日益深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金融创新的空前活跃以及电脑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对县级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金融监管队伍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新业务和金融创新显得严重滞后。金融监管人员监管能力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步伐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加大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尽快提高监管队伍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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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在我国最早期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私人之间的借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开始形成了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机构，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借贷、小额信贷公司、合会、标会、私募基金、地下钱庄、典当等。从法律意义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区别于正规的金融贷款，存在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的统称。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借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贷款方，双方约定贷款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或者免除利息。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方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对于高出约定的利息，法律不予以保护。
2、民间借贷的特征：
（1）参与主体与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较为广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势头十分迅速，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受我国现行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银行基于其逐利性，一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担保制度未完全建立，财产的流动性较为灵活，故银行要承担较大的贷款风险，所以一般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也给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较大滋生的土壤与空间。民间借贷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服务对象不同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其民间主体也十分广泛，其主体主要有个人、企业、私营业主、个体户等，与此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十分广泛，主要有城乡居民积蓄，生产经营资金，甚至包括向银行借入的资金以及向亲戚朋友等的借入资金。
（2）隐蔽性和融资范围的地域性。出于对金融监管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我国目前对民间借贷的限制十分严格，除了合法的典当等形式的集资行为，国家原则上不允许其他民间借贷的存在，所以民间借贷一直游走于灰暗的边缘，极其具有隐蔽性。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的内生性，它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致，具有不可避免性民间借贷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熟人关系而建立，其流动与发展都集中于本地，具有地域性。比如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广东等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十分迅猛，而在内地及西部偏远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则较少。
（3）交易手续便利、条件灵活。民间借贷交易手续不像银行贷款需要提供营业执照、代码证书、会计报表、购销合同、验资报告等一大堆材料，一般只需考察房产证明及还贷能力等并签订合同即可，双方基于自愿及其熟人关系，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获得贷款，条件也较为灵活。按银行的正常贷款程序，企业从向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期间大约需要一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客户，最快也需要10天左右；而民间借贷一般仅需要3～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获得所需资金。与此同时民间借贷资金使用效率较高，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借贷可以随借随还，适合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期限短的特点。民间借贷正是具备了这些比较优势，才日趋活跃起来。
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1、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甚至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1996年为借贷活动制定的规则是贷款通则，把贷款人限定为必须持有“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中资金融机构，所以只适用于商业银行，不适用于民间借贷。但就就目前我国情况来看，贷款通则早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使民间借贷不再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2、健全民间借贷配套制度。在给予民间借贷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规范民间借贷融资秩序，加强对民间借贷融资市场的监管，制止和打击违法违规、恶意提高民间借贷融资标准等扰乱民间借贷秩序的行为，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民间贷款、担保和信用评级机制，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拥有资金、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允许其开办贷款业务，并予以一定的利率浮动空间，以保护和引导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为民间金融搭建向规范化、合法化转变的制度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合理健康新渠道。
3、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首先，应在创新中优化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着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完善，包括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应对机制，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播。其次，既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又要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合理划分金融监管的边界，既不能出现金融监管盲区，监管的缺位，也要尽可能避免重复监管。应统一规范和明确地方金融办的职能，强化金融办的管理职能，将其金融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争取资金投入转向协调和服务上，提升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处置能力，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稳定发展。最后，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民间借贷在实践中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高利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得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允许民间借贷的合法存在，进行阳光化经营，充分发挥其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其投机性和诈骗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民间借贷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制度和信贷体系的组成部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版。
[2] 徐孟洲：《金融监管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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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界定的，因此也可称为“非正规金融”，指在政府批准并进行监管的正规金融活动之外所存在的游离于现行制度法规边缘的金融行为，这些民间金融组织从事资金融通活动但并未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运作模式主要包括民间借贷、民间集资、地下钱庄、典当、合会等。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大多不能通过正规金融满足资金需求，例如农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行为；民间金融的交易对象是一些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不被正规金融所认可，而且民间金融也不存在固定和正式的交易场所，使得民间金融很难处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虽然是相互对立的概念，但民间金融能对正规金融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有一套标准化的交易流程，受到金融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信息公开透明，市场成熟稳定，利率成本和市场风险都比较小，是大多数金融主体的选择对象。但正是因为正规金融的风险厌恶偏好和标准化的交易流程，很多具有成长潜力而资质不够的中小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满足资金需求。而且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完善，民众可选择的投资路径较少，银行存款和理财的回报率较低，无法满足广大资金持有人的投资需求。相比之下，民间金融受到的规范约束较少，能够为资金的边缘需求提供支持，对正规金融起到了有效地补充作用。但是民间金融游离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之外，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导致信息匹配成本和利率成本偏高，风险较大，威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依照当前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来看，温州民间金融的内涵已超越上述定义。经济主体在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之外从事的资金融通活动均属于温州民间金融的范畴。单纯从正规与否的角度定义去温州民间金融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因为温州存在大量正规组织形式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P2P等民间金融机构。温州民间金融可分为两个主体部分，即可监测民间金融和不可监测民间金融。随着温州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巩固加强，可监测民间金融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例如，温州市政府设立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监管小贷公司，从而将一部分民间借贷纳入制度法规的正规监管之下；成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鼓励民间融资活动登记备案。而未来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主要努力方向便是推动更多的不可监测民间金融转变为可监测。
二、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内涵
本文认为现代金融是一种更为高效且理想化的金融体系。现代金融是货币流动的信用中介，具有市场价格的发现功能，对现代经济的高速运转提供作用，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现代金融体制机制规模庞大，接受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信息公开透明，还享有政府隐性担保，所以现代金融的资金配置功能十分高效，金融市场风险处于可控的合理范围内，利率成本较低、安全性较高，通过多元化的运作模式，能够为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大多数经济主体提高资金支持，有效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同时又因为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匹配效率高，对整体和局部金融风险的预防与处置机制更加发达，因此能够有效满足高风险高潜力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实体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所以现代金融市场呈现的特征就是，信息公开透明、快速匹配，受到合理监管和制约，基本上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利率成本低、风险小、效率高。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是相对的概念，但是它们都属于现代金融范畴，有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任何对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改善都是朝向现代金融迈进。正规金融需要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及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厉监管和相关法律规章的严格约束，正规金融行为呈现标准化、程序化和规模化等特征，因此正规金融体系比民间金融体系更为健全完善，正规金融市场信息公开透明，信息匹配效率更高，所以正规金融具有较低的利率成本、较小的金融风险和较高的安全性。针对正规金融的严格监管在全力杜绝风险的同时也将大量资质不足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这些中小企业为实体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原因和现实条件所迫，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取资金支持，阻碍其生产经营，甚至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即使是一些优质的中小企业也难以幸免于难。所以正规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要差于现代金融，并导致如今的信贷结构扭曲问题越发严重，闲置资金过多，资金短缺现象又十分普遍，正规金融在疏通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趋向平衡上的表现较差。民间金融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其覆盖面比正规金融广泛，为边缘需求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地补充了正规金融的缺漏。但是民间金融不公开不透明，信息匹配困难，缺乏必要监管和约束，信用风险偏高，导致民间金融市场利率成本过高、安全性不足，抑制了民间金融高效地发挥资金配置功能。民间金融阳光化实质上就是民间金融向现代金融的升级转型。我们首先要理清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意义在哪，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当前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率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较低，无法有效补充正规金融的缺漏。民间金融交易主要在地下进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较为严重，交易双方或多或少都怀有投机动机，缺少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信息搜集和交易匹配要比正规金融困难很多，这就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民间借贷利率要高出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很多。另一方面，民间金融缺少正规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缺乏金融监管部门的必要监管，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及约束，使得民间金融的事前金融风险排查和事后金融风险处置能力较弱，民间金融的整体风险应对能力有待加强。只有民间金融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和金融工具进一步多元化、专业化、系统化，才能有效解决高风险、高成本的问题，使得民间金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在资金配置上的优势，对正规金融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推动民间金融向现代金融的转型速度进一步加快。
三、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进展
温州民间金融十分活跃，民间金融组织结构多元化、运营规模庞大，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已经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温州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必要约束，温州民间金融规模恶性增长，借贷关系错综复杂，乃至个别信用违约就能引致担保链断裂和流动性紧缺，进而导致爆发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危机。自2012年3月国务院启动温州金融改革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在迈向阳光化、正规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诸多成果，温州的金融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民间金融开始接受更多的规范化监管，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1.温州金融改革的举措和成效。规范民间金融组织，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2014年3月1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一举措有助于规范温州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包括民间资本管理企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和民间融资公共服务机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与中小企业融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规范有助于其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提高直接融资效率。设立民间融资信息服务企业能有效解决民间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交易双方的匹配速度和效率，促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登记注册平台和信息公开平台，它的设立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公开透明，有利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督管理。温州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被很多地方学习，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止2014年6月共有15个省和自治区设立了77家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进行登记的借贷双方一旦遇到借贷纠纷，便可通过服务中心寻找解决纠纷的证据支持。金融监管当局在处理非法集资等犯罪案件时，也可以通过在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登记备案寻找证据支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设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加强与商务局、经信委等单位的合作，监督管理地方金融组织；由温州市金融办等单位牵头，从公安、法院、银监、财税等11个相关部门抽调人手成立了金融风险处置办，强化了温州市处理金融风险事件的整体协动性；市公安局组建金融犯罪侦查支（大）队，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设立金融审判庭和金融仲裁院以解决民事金融纠纷案件。2013年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是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和首部专门规范民间融资的法规。首创合理监管审判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解决银行及民间债务涉及面广、处置难的问题。完善征信体系，提升企业信用水平，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温州征信系统纳入了13家小额贷款公司、2家村镇银行和所有在温商业银行，而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也引入了征信服务。同时推动温州市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辅助管理系统、温州市征信综合数据查询平台和人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使用。征信服务在金融机构间的共享能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金融机构搜集信息的成本，增强了风险防范能力，确保民间金融有序发展。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在温州地区的建立与发展，引导地方企业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温州民营企业多采用家族管理制，企业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方法比较落后，公司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制度较为混乱，扼杀了企业的成长潜力，以至于很难通过正规金融获取资金支持，但民间融资渠道成本过高，只会让本已经营不善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温州市政府鼓励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两方面好处：中小企业如果想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首先需要进行公司股份制改造，及时披露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的相关信息，接受市场监督，促进企业资质的提升；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依靠资本市场庞大而复杂精细的运作机制，能妥善处理风险问题。对于在新三板成功上市的企业，温州市政府会给予100万元的奖金。2014年有223家温州当地企业在新三板挂牌，快速弥补了温州缺乏上市公司的短板。2.存在的问题。针对温州民间金融的监管体系依然存在较多漏洞，各管理部门的职能既有所重叠又留有空白，导致金融监管当局工作效率下降，民间金融游离于正规监管之外的空间依旧存在。目前行使职能的监管部门各司其职，比如金融办负责管理小贷公司，工商局负责管理典当行，经信委负责管理P2P，缺乏明确的金融监管主体，对民间金融监督管理工作的统一部署与协调难以进行，一旦出现问题，各部门容易相互推诿责任，使得温州在防范和处置总体风险方面的能力相对偏弱。温州民间金融在阳光化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就是如何保证新设制度和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新设法律规章能否有效保障民间金融交易双方的权益，新设监管体制能否尽可能的涵盖民间金融的方方面面，同时又不能制约民间金融的积极性，如何保证阳光化措施做到有的放矢，对民间金融的监管要到位而不是繁杂，这些问题亟待解决。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设立的初衷是鼓励民间借贷行为主动登记备案，促进民间金融公开透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既能提高民间金融配置资金的效率，降低民间金融的成本，又能方便监管部门掌握民间金融的市场动向，从整体上预防和把控金融风险。但现实与预期差距较大，在服务中心登记备案的民间借贷累计额只占温州民间借贷总额的很小部分，因为大多数民间借贷行为主体本身就不愿接受公开。在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的过程中，应增强阳光化对民间金融行为人的吸引力，为主动登记备案的借贷双方提供法律保护优惠和税收优惠等。
四、对于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建议
一旦民间金融阳光化的概念梳理清晰，我们就有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目标，能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并及时落实。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是区域性金融体系升级转型的过程，推动阳光化需要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着手。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内在方面是指温州民间金融的自我规范，以此提高民间金融的资金配置效率和降低风险。温州民间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典当行、P2P等应该积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吸纳金融行业人才，推动组织机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金融资金配置效率的问题。同时，温州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成立行业协会，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准则，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民间金融行业自律水平。温州市政府在推动阳光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政府应鼓励和支持民间金融组织成立公共服务平台，如现在已经存在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鼓励民间金融组织形式升级转型为正规金融组织和机构，鼓励民间金融组织在公共服务平台登记备案、交易信息尽量公开透明，让公共服务平台能够容纳更多的民间金融活动，吸收更多的民间金融信息，促进民间金融市场的统一和规范，提升民间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外在方面是指依靠外部力量（如政府、市场）规范温州民间金融。首先，作为全国范围内民间金融改革的排头兵，温州市政府应该努力争取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给予其在法律规章和体制机制建设上的特殊性，保证相关政策对温州民间金融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般性政策对温州民间金融阳光化推进速度的约束性，使得温州在阳光化过程中将精力更多的放在解决实际问题而非如何冲破陈旧的制度束缚。然后，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温州民间金融体系，保障民间金融主体权益的同时严惩违法犯罪活动。当前，温州市政府委派不同监管部门对相应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还应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协调与配合，促进温州民间金融监管体系化零为整，提高对风险的整体把控和处置能力。最后，应加快完善温州市征信制度，建立征信信息共享平台，以此提高对金融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降低民间金融风险和信息搜寻成本，提高温州民间金融的运作效率和安全性。投资需求和融资需求的疏导与平衡是民间金融在阳光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民间金融实现阳光化后需要去解决的经济问题。一方面社会闲置资金较多，另一方面社会融资需求又得不到有效满足，资金融通渠道的疏导是民间金融转型的任务和目标，这也需要在接下来的民间金融阳光化进程中不断尝试与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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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民间金融；风险体系
引言
民间金融作为国家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市场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就目前来看，民间金融长期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之中。因此，改革民间金融法制，为民间金融的发展提供适合的法制空间，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发挥出应用的作用。
一、民间金融的发展情况
随着我国各地民间资本的不断积累，多种多样的民间借贷也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但是，由于缺少正规的理财渠道，而且传统的正规渠道收益普遍较低，我国的金融需求也被紧紧压抑着。而民间的投资公司是在2013年银行业钱荒中应运而生的，代替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相关的贷款业务。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在根本上也就很难给这些投资公司提供有效的管制，因此，一些不法行为经常出现。有些投资公司为了吸纳存款不断提高利息，再高利息转嫁给中小企业，这一形成呈现出恶性循环之态，缺少相关的法律保护使得民间金融风险增大。
二、完善民间金融的有效措施
民间金融既能优化融资结构，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新的道路，还能减轻中小企业因为信贷对银行造成的压力，而且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正式金融的不足与缺陷。但是民间金融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方说抗风险能力不强、投机性强等缺点，这些缺点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带来一定的干扰性，严重情况可能会引发局部金融危机，进而危害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所以，国家需要对民间金融进行有效规范、完善，使民间金融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比如，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力度。这就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民间金融进行制度化、科学化的管理，必要时也可以将其纳入到国家的宏观金融管理体系之中。除此之外，也要建立健全民间金融监管机制，对民间金融融资双方的交易操作要有效加以监管。再如，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风险。由于民间金融长期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因此，这也导致了民间金融缺乏法律的约束与制度管理，很容易发生违约、破产等状况。针对这种情况，政府要建立健全民间金融风险预警制度，而且还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定期进行检查，最大程度地避免利率过高带来的风险。
三、设立民间风险挽救机制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就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调控。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稳定发展以及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对农村经济、中小微企业等都造成严重的影响，经济整体上的走向并不乐观，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高利贷崩盘现象层出不穷，这也导致后果非常严重。基于此，针对具体情况，建立有效的风险处理与挽救机制，面对市场风险要采取积极措施，积极应对，采取及时挽救措施，及时做好民间金融风险准备，一旦出现问题，要及时启动相关的处理方案，有效避免债券债务关系混乱状况的产生。当出现风险时，在进行债权债务清理与偿还的过程中需要保持公平、透明的原则，严禁出现暗箱操作等现象的发生，这样也利于取得群众的信赖，对剩余财产进行彻查，公平对待每一位债权人。风险挽救机制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帮助债权人在最大程度上取得清偿，但是，同时也要对债务人进行安全保护，将其维持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之中，在此基础上再保证风险得到尽快解决。
四、促进利率市场的不断改革，提供金融服务规范局面
银行与金融公司经常接入短期款项，贷出长期款项，以此来实现长短期款项之间的利率差额。如果想要使银行不随利率的变化导致亏损，就需要买入利率的上限期权，以此来保证最低净利差收入，这样，也便于银行锁定最高借款成本，无论利率怎样变动，都能保证银行盈利。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立法支持，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引导并规范民间金融，要适当放宽国家对民间资本进入中小银行的限制规定。在市场经济体制影响下，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制定出一套符合民情的利率体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也要适度放开对利率体制的管制，让民间金融机构对贷款利率有一定的浮动权利，使利率市场化，逐渐建立健全民间金融体系，对个体相互、企业相互常规的、个体与企业相互的借贷行为予以有效保护，全面凸显民间金融的创造性，促进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总而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入发展，金融业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竞争与挑战，想要使民间金融业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将其风险降到最低。在此，笔者也希望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建立健全民间金融体系，及时变革、及时创新，为民间金融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饶婧洁 单位：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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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成因分析
我国农村民间金融之所以能够广泛存在，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持续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新农村建设中，资金需求旺盛是民间融资发展的重要原因。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一方面，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倾向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建房、买车等炫耀性消费上，而不是投资生产。这种消费方式具有很强的负的外部效应，刺激其他农民效仿，结果造成私人赤字，对付这种赤字的手段不外乎：民间借贷、正规金融的信贷支持。另一方面，农村大型的农用机械及耐用消费品的购买更需要大量资金，尽管国家给予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但是并没有完全满足农民的投资需求，因而农民需要依赖民间借贷。
2.农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加，闲置资金较多，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农民个人收入显著提高，社会闲散资金也就随之增多，为民间金融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大量的民间资金便急于寻找出路。农村资本市场落后及投资信息体系不发达，相关的配套设施缺乏，农村没有证券营业部，农民无从获得股票、外汇市场的即时信息，再加上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农村市场的开发不够重视，对其产品的宣传没有深入到农村市场。适合农民需要的金融理财产品的缺乏，造成农民投资渠道狭窄，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3.农村正规金融服务“三农”功能弱化。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由股份制商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组成，而资本市场、信托等其他金融形式在农村几乎不存在。现有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呈现出“脱农”的特征：（1）股份制商业银行从农村市场退出，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2）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空间越来越窄，难以充分发挥政府金融支农的作用。（3）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不少选择了商业银行、股份合作制模式，使得农村信用社改革越来越远离合作金融。（4）邮政储蓄只吸纳存款，不发放贷款，吸收的存款除少部分以支农贷款形式返回农村外，绝大部分流出农村。据统计，平均每年全国通过银行、邮政储蓄两条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资金在6000亿元左右，平均每个县3亿元。
4.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紧缩了正规金融供给，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2004年以来，针对我国投资增长过快、粮食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等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中国人民银行为了平抑物价、遏制经济过热，采取了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如调高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和利率、减少了货币供给、收缩了银行信贷等，使得市场资金趋紧。造成农村中小企业生产周转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转而寻求民间融资的现象，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融资的活跃。
5.民间金融运作自身所呈现的独特优势。（1）民间金融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低。民间金融由于交易双方在地缘、人缘和血缘上的便利，因而能够低成本收集和处理借款人的信息，“软信息”的把握使得贷款人能够较好识别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时了解贷款的风险程度，进而降低贷款的监督成本。（2）民间金融的门槛较低、程序少。银行贷款手续繁杂且收费较高，与农村中小企业和广大农户资金需求短、快、急的特点不相适应。而民间金融经营方式灵活，手续简单，一般情况下，既无需贷前调查，也无需贷后检查。（3）民间金融的担保机制灵活。民间借贷双方居住地域相近且接触较多，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抵押和担保的可以用于民间借贷市场中，如房产、土地、设备等。同时，民间金融市场上存在一种社会担保机制，借贷双方在确立信用关系的同时，信誉担保会给借款人施加更有效的约束。
二、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绩效评价
民间金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具有天然的生存优势，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把“双刃剑”，民间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1.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积极影响。（1）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满足农户的消费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户收入不确定性以及抵押品不足等原因，正规金融对农户贷款，尤其是消费性贷款普遍存在着“惜贷”行为，而农户往往需要预支未来进行消费，比如婚丧嫁娶、修缮房屋、看病买药等。特别是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的信贷约束在正规金融组织中得不到缓解。而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正规金融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农户的消费需求仍不能完全得到满足，信贷约束仍然存在。该地区活跃的民间金融组织，则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服务，使得农户受到的消费限制进一步降低。因此，无论正规金融发达与否，地区民间金融始终在放松农户信贷约束、克服其消费的资金限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有助于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其持续发展。农村金融资源短缺对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约束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资金瓶颈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障碍。从我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比例偏低以及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份额逐年减少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这种压力，提供了一种较为灵活的融资渠道。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顺德和温州等六百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对中小企业而言，民间金融市场是其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3）优化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资金的价格由市场自主形成，反映市场供求；二是金融机构能充分利用信息，对资金需求者进行甄别，通过交易对象的选择来控制风险，客观上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农村民间金融的利率不受国家管制，由市场自主形成，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而且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信息，对交易对象做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回避风险的同时也就相对有效地配置了有限的金融资源。（4）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多样化竞争格局。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参与，其中的利益分配必将发生许多变化。这有利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气氛，形成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尤其对打破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事实上的垄断局面更是具有直接意义。民间金融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对农村正规金融施加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农村正规金融挖掘内部潜力、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同时农村正规金融的这种回应行为也有助于民间金融把较高的名义利率降下来以便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是至关重要的。（5）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农村民间金融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形式为农村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一，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其二，农村民间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从业者。
2.民间金融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1）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民间金融的运作导致一部分资金从正规金融机构体系中分流出来，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如果过多的资金流入政府控制之外的民间金融市场，则意味着国家经济宏观调控能力的减弱，政策效果下降。例如，当经济过热，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时，处在政府货币政策作用之外的民间金融反而会利用正规金融力量减弱之机，加强信贷活动，以牟取更多利润，这将抵消货币政策的紧缩效果，使得经济难以“软着陆”。另外，民间金融活动的隐蔽性导致有关民间金融活动的税收无法收缴。按照国家规定，储户利息收入必须缴纳所得税，但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国家没有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规范，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2）民间金融在一定程度上会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运作机制还不规范，内在风险较大，一旦释放出来，不仅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而且可能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民间金融的发展容易导致信用危机，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做保障，而民间金融组织不但没有国家信用作担保，甚至连基本的法律保证和法律规范都没有，因而潜在风险极大。此外，由于民间金融缺乏政府必要的监管和约束机制，加之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具有投机性和非法集资等特点，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攸关，一旦产生风险，很有可能引起社会震动。（3）民间金融的存款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经营风险大。处于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民间金融机构，没有建立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及审计稽核制度，其筹资、征信、信用审核、授信、风险承担等能力低下，人员素质也不高。此外，民间金融机构大多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以抵御风险，经营风险极大。（4）一些民间金融组织依靠暴力手段维护民间信用体系的运转，有可能演变成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情况在东北地区比较严重。东北地区的民间金融不同于南方，南方的民间金融是建立在中小经济的需求之上的，颇具民营中小银行的雏形。东北则不同，民间金融更多的是同“地下经济”联系在一起，存在着严重的非法性，甚至牵涉到黑势力，潜伏着无法预计的危机。
三、新农村建设中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村民间金融监管还比较滞后，因此我们应当转变观念、承认民间金融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体系，克服其消极影响，使其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1.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管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由于民间金融机构具有分散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使其风险大、可控性差。面临道德风险、寻租风险、流动性风险、内部人控制风险、经营风险以及退出风险等，为此，应加快建立健全与民间金融发展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着重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明确国家对民间金融的宏观政策，通过国家法律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必要的界定，使民间金融有法可依；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依照法律法规和条例监管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规范农村金融秩序；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也必须按照法律规范经营，以减少经营风险。二是明确民间金融管理的主体、职责和内容，对民间金融的用途、期限、利率做出指导性的规定。另外，还应加快农村保险和信用体系建设，包括农业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信用担保体系等。
2.加快利率化市场改革，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利率与经营风险挂钩。以小额信贷为例，由于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而农业易受自然条件、市场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贷款风险较高，再加上每笔贷款数额虽小，但都需进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管等，相应管理成本较高，这些都需要市场化的利率来弥补。然而，如果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合法化意味着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那么目前的低利率管制和有限的利率浮动空间将无法补偿农村民间金融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农村金融监管组织，对利率变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利率，这是农村民间金融合法化的制度条件之一，也是金融资源按市场规律有效配置的基本标志。
3.探索适合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的监管机制。加强农村民间金融监管是在农村金融市场运作中保证民间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为此，对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农村民间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其作用是及时转移和化解民间金融组织出现的风险，防止危机的蔓延。设立由有关金融专家组成的危机评估机构，与监管责任部门配合，监测区域内外各种风险、危机对本区域内各金融机构的影响，进行追踪分析、预测，建立警报机制。二是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危机处理机制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金融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严重问题时，对其采取有效措施处理，避免危机的蔓延。危机处理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一类是救的，主要是针对经救助后有可能继续维持经营，并能逐步化解风险的金融企业，救助的方式主要有股东注资、新募股、债转股等自我救助方式以及收购、兼并、政府注资、央行再贷款等外部救助方式。另一类是处置性的主要针对危机严重恶化、救助成本极大、或虽经救助仍可能无法继续经营的金融企业，处置的方式主要是有条件破产，如兑付个人存款后行政关闭、兑付个人存款后托管、清理完债权债务后清盘破产等。
4.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鼓励民间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连接，构筑一体化金融市场体系。现有农村民间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国正规金融的服务不到位所导致的。因而要大力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和服务，鼓励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创新，替代部分农村民间金融。另外，要充分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和民间金融的信息和履约机制的优势，将二者连接，构筑一体化农村金融体系，从而更好地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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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互联网金融监管之棋局
李丹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摘要]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金融垄断的困境以及民间借贷政策的宽松为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兴起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作为有别于传统金融的新模式，其在中国的出现形成了一场新的棋局。在此新局中，互联网金融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风险类型――数据获取、技术缺陷、迷信速度、网络安全和权力异化，风险特征也异于传统金融――扩散快、主体脆弱、易交叉传染，而给“当局者迷”带来了困惑，因此破解此迷局时，要结合其风险从交易技术、交易结构、权力契约三个层面理清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体系，破解这一“迷局”促进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层面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8-00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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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我国金融监管的现状及监管模式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协调既有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又有各监管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就有关金融稳定及金融改革方面的合作。协调合作所涉及的部门较多，需要合作的领域广，难度大。因此必须在完善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当局来协调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
一、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法律体系
（一）健全金融监管协调的法规，为金融监管协调机构提供法律依据
通过立法或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增补相应条款，确定全国性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的权利和职责，进一步明确各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尤其是对近年来不断涌现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协调合作，实施统一监管。虽然金融控股公司只是混业经营的雏形，但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给分业监管带来了挑战，如果不能协调好这类公司的监管，必然会引发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冲突，造成风险和隐患①。
（二）通过法律或建立谅解备忘录，增强金融监管协调法规的可执行性
通过法律或谅解备忘录将联席会议制度化，并将联系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或协议予以公布、下达到各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便于基层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进行合作与协调。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分级联系会议制度，如省或市级的监管部门的联系会议制度，能够及时解决监管中出现的局部问题或个别事件，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信息沟通的桥梁，部门信息来源的窗口，既具有协调各部门政策、统一各部门行动的管理职能，又带有论坛的性质，能够就有关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及共同推动金融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起到各部门之间进行多方位合作的中枢及牵头人作用。
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的工作机制
（一）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后，人民银行拥有货币政策信息和不完全的金融监管信息，而金融监管部门则拥有充分的金融监管信息和不完全的货币政策信息，这就需要建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②。以金融监管信息为基础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形成集中、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我国已经相继建立了现代化的“金卡”、“金税”、“金审”等工程，从金融效率和安全的角度来看，建立“金信”工程十分必要。它可以尽量避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规范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过程，扩大监管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但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首先，央行和监管部门应避免向同一机构收集信息，并就何种信息由谁收集及如何交流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减轻被监管机构负担；其次，为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可考虑在人民银行现有的信息系统基础上对系统进行升级和优化，建立统一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最后，建立危机状态下的信息共享制度，明确各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对有关风险的判断识别、风险状态信息通报的责任与义务，确保在危机状态下信息传递的迅速、及时和有效。除统计数据外，中央银行还需要与金融监管部门定期传递以文字形式反映的各类软性信息。人民银行要及时向金融监管部门通报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定期地将本部门对所监管机构的现场、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以及其他相关的分析报告及时送达人民银行。并且需要以法规形式明确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的原则、标准、内容以及应负的法律责任等，以保障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信息共享的质量。
（二）强化金融联席会议机制
金融联席会议应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各监管机构派出的代表组成，会议主席由各机构成员轮流担任，成员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政策执行情况及其取向。会议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有：通报经济金融运行形势、货币政策监管工作情况；通报本部门近期即将出台的重大政策、文件及决定等；讨论执行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过程中需要协调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等。通过金融联席会议加强中央银行与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但是要在法律上明确其地位，并且赋予权限和决策力，避免其像前期那样只是流于形式，而无实际意义③。
（三）建立健全我国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合作的机制
随着金融业趋于全球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加强，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也在增强。因此在新的金融开放的形势下，仅加强国内的金融监管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丰富监管的内容。随着外资银行大量涌入中国，加强国际监管协调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0年5月《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可借鉴有关的国际准则，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具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要与其他国家金融当局签订双边谅解备忘录，诸如在信息交流、技术应用等方面展开合作。第二，要积极参加各类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或机构组织的活动，使我国监管法规的立法和执法更加公开和透明。同时，应创造条件积极参与有关国家政府组织召开的重要国际经济金融会议，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建设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应有作用。第三，金融监管标准要与国际接轨，如健全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定管理体系，规范会计、审计、律师等中介机构的服务。
三、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监管协调主体¬
（一）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统一协调各监管主体的行为
虽然说现存的联席会议，特别是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主持下在这次抵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仅是金融体系内各行业监管部门，在现有法律条件范围内的行业监管的一种沟通与协调，可以说只是互通信息的一个平台，“备忘录”由于没有央行及其它相关部门的参加而显得较为“单薄”。因此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在“备忘录”的基础上设立一个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人民银行牵头的由各个部委参加的高于一般部委规格的常设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除此之外，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内部还应设立专门负责信息采集、分析、交换的管理部门，明确负责本单位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并负责为其他监管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信息；该管理部门应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本单位的信息管理系统和负责跨系统信息共享的正常运转，以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及时和安全的交流。
（二）完善金融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
金融自律性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的，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的避免不正当竞争，促进彼此间的协作，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目前我国此类组织很不完善，而且建立起来的组织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今后应由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牵头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组织。
四、结语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要求监管者不仅有完备的金融知识体系，更需要对市场体系和市场风险具有前瞻性和洞察力。要建立有市场经验和感觉的人才队伍，加强对市场发展的最新了解，及时掌握新产品对市场结构尤其是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监管机构需要与金融市场进行常规的、系统性的人员交流，提高对市场的敏感性，更好和更及时地掌握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沿动态，更好地行使监督、监管职能。
注释：
①殷健敏.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问题浅析.上海金融.2006(4):51-53.
②秦国楼.我国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协调问题研究.武汉金融.2005(9):6-9.
③李论.初探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硕士论文].长春:吉林大学图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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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 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 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 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 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 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 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 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 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 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 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 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 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 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 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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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子银行在新疆的发展现状分析
（一）影子银行的定义及特征
影子银行最早由太平洋管理公司执行董事McCulley（2007）提出，意指脱离政府监管，代行银行之职却无银行之实的金融机构。金融危机后，影子银行备受国内外关注，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也在致力于影子银行的研究；一般认为影子银行包括委托贷款、银信合作、投资银行、私募股权融资、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融资等。
影子银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批发业务模式；传统商业银行主要对居民或企业采取的是零售业务模式，而影子银行是对机构投资者采取的批发业务模式。（2）杠杆化操作；影子银行无论是融资渠道还是资金实力都不如银行类金融机构，因此影子银行为投资获利必须采用高杠杆操作。（3）低透明度；影子银行长期游离于监管体制之外，所以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很不充分。
（二）新疆影子银行的主要类型
1.委托贷款。委托贷款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法律在某种程度上禁止企业之间借贷活动。新疆的委托贷款也是如此，为了使不同企业的资金余缺得到调节，政府允许银行类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来实现企业的投融资需要。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新疆金融体系主要倾向国有企业或大企业，上市公司很容易利用自身优势在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募集到足够资金，或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较低利率贷款。一旦这些上市公司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它们就会把闲余资金通过商业银行贷给其他企业，从中谋利（见图1）。
2.银信合作理财。近几年新疆银行类金融机构和信托投资公司的合作越来越紧密，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疆金融业的发展需求。银信理财是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之后将这笔资金转由信托公司管理，并由信托公司投资到合适的项目中去，这能够有效规避政府监管，实现银行通过金融产品增加贷款的目的，从而增加了银行和信托公司的业务收入（见下页图2）。
3.表外业务。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传统的以存贷差为主营业务收入的经营模式受到严重挑战，银行为保持良好的经营效益，必须加大表外业务的投入。近几年新疆银行业也在不断拓展表外业务，并取得一些进展。现阶段新疆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包括担保、承诺、金融衍生类业务等，总体看，表外业务已成为今后银行竞争的焦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替代银行传统信贷业务的迹象。
4.准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是指虽没有金融机构之名，但有金融之实，从事金融活动，不受国家监管部门直接监管的企业。新疆的准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1月末，新疆有小额贷款公司108家，贷款余额59.4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79家；典当行78家。
5.民间金融活动。新疆地处西部，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中东部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总体情况还不算好，金融机构的覆盖面也不够广，这就导致新疆民间金融活动比较活跃。总体来看，新疆民间金融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居民间的借贷，主要解决居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小微企业的生产经营或资金周转。这种借贷的前提必须建立在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二是企业内部集资。企业内集资主要指面向企业内部职工的集资。三是企业间借贷。由于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融资的门槛相对较高，导致新疆的企业间借贷十分活跃，但企业间借贷在某种程度上会扰乱金融秩序，所以国家对这方面还是有所限制。四是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近几年在新疆发展迅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非上市公司的融资难问题，但它也隐藏着很大风险。
二、影子银行对新疆金融影响分析
影子银行是金融深化和创新的结果，并且具有灵活性、创新性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不足，但影子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问题，这势必会对新疆金融的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一）影子银行抬高融资成本
由于银行的贷款门槛较高，新疆大部分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企业为了维持生存，只能转向委托贷款和民间借贷等融资渠道。但是委托贷款和民间借贷的成本相对较高。据了解，新疆委托贷款的利率绝大部分都在10%以上，民间借贷的利率更是高的惊人，一般在30%左右，有的甚至达到40%～50%。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不会超过10%，这无疑给中小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有的企业甚至只能选择倒闭。
（二）理财产品逃避监管，给投资者理财造成风险
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业务，很难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真实地反应出来，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目的在于变相增加银行的贷款规模，这无疑隐藏着很大风险。更何况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筹集的资金不一定都能投到合适的项目上，一旦投资失败，流动性风险就会显现，给理财投资者造成严重损失。
（三）风险将传导至正规金融机构
随着金融的发展，影子银行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独立业务经营，它和银行的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旦某些理财产品和民间融资的资金不能完全收回，将会造成资金链的断裂，产生严重的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遭受重创，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银行类金融机构，导致风险的交叉感染。
（四）民间融资活动不规范将会引发社会问题和市场风险
新疆的民间融资相对比较活跃，如果不加以严格规范可能会引发社会问题，对整个新疆金融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如引发经济纠纷和诱发经济犯罪等。除此之外，还可能导致市场风险，例如一些融资性中介金融机构变相从事高利贷活动，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五）削弱宏观调控效果
影子银行体系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并且同样行使着货币银行的职能，但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央行很难掌握它的相关信息。央行的宏观调控效果会因此而大大减弱；很多研究表明，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量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的融资情况。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必须完整和全面分析社会总的融资情况，将银行的表外业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总量以及直接融资纳入统计范围之内。
三、新疆影子银行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新疆影子银行科学监测评估体系与风险预警机制
对于影子银行的发展，要将其纳入新疆宏观审慎的监管框架之内。一方面要重视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以填补影子银行的风险监测盲区。另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社会融资规模等指标来评估影子银行金融资产规模以了解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其次是建立影子银行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并作为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强化新疆影子银行内控建设，建立风险防火墙机制
由于影子银行与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密切相关性，银行类金融机构应按照相关规定，建立相应的防火墙机制，以避免影子银行所带来的风险。认真落实“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严防影子银行从银行类金融机构套取资金流向私募股权基金、民间融资等领域。此外，还要严格禁止银行类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防止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
（三）建立健全影子银行相关立法
影子银行之所以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主要是法律还不够规范。弥补这方面的法律空白显得格外重要。一是尽快出台《银行理财管理办法》、《委托贷款管理办法》、《银行表外业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影子银行体系规范化发展提供支撑。二是加快民间金融法律法规建设，促进民间融资活动的规范化发展。三是对影子银行机构的业务准入、市场准入及退出机制进行规范，促使影子银行体系的各项业务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四）加强新疆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
中国各地区对金融业主要实行分业监管模式，因此要对影子银行机构及业务活动实行归口管理的方法；合理确定各管理部门的管理边界，加强新疆各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完善新疆银监局、证监局和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各监管部门的有效合作机制，提高监管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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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军辉.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发展及其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J].金融论坛，2013，（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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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现状分析。
2006年银监会以低门槛、严监管为特点，开放农村金融市场。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的政策，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了更多新的信贷产品，有效促进和改善了农村金融结构，使我国初步形成了农业政策性业务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商业性的农业高端业务由农业银行承担，农业基层业务由县级和乡镇级的村镇银行、农村小额贷款机构、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承担的多层次农村金融结构。随着农村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农村金融需求的结构性特点日益突出。
(一)农村地区投入结构失衡。
由于商业银行的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的特征相违背，农村金融机构中农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重点由农业转为工商业，其业务范围由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年报，到2010年末，全部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30%，其中直接用于农业的贷款只占10%左右。其他3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也设有分支机构，但这些机构主要是吸收存款，除了向大型乡镇企业贷款外，基本上不向农民、小企业贷款，最终导致大量农村资金的外流。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我国农村区域主要的政策性银行，随着粮棉油流通体制的变革，农业发展银行从最初的综合性职能演变为主要承担粮食收购贷款等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对农村企业和农村发展投放的信贷资金很少。
农村信用社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不完善、缺乏与农户金融需求对接的有效贷款保证手段等问题，使得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对农户大额贷款的惜贷和减贷现象，农户的大额贷款非常难获得。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户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作为农村经济主力军的乡镇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迫使其走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和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科学道路，企业增加值近几年占全国GDP的比例逐年提高，超过了25% ，然而，乡镇企业贷款额占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额的比重却逐年降低。一方面，乡镇企业平均生命周期较短，容易给金融机构造成坏账呆账，其贷款申请容易遭受拒绝;另一方面，乡 镇 企 业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实 力 较弱，自有资金很难满足中长期投资需求，而其在金融部门的信贷大多是短期贷款，因此所借资金的周期与企业需求也不相匹配，再加上我国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资格或能力，所以资金缺乏、借贷资金的周期不匹配严重制约了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二)农村金融结构效率不高。
要保持较高的效率性，金融机构必须具备有效的产权、充分竞争和严格的破产约束，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这3个方面都不具备。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村信用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都不彻底，产权关系不明晰;农村金融机构种类相对单一，自然地区垄断现象严重，无法开展竞争;为三农服务的政策限制和信用社主力军的垄断地位，使信用社破产约束失灵，农业银行是国有银行，大到不能倒闭，也存在破产约束失灵。因此，提高运营效率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的缺乏使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整体上处于低效率运行状况。
其表现，一方面是利率的非市场化。由于我国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不高，资金供给的政策性因素依然存在。虽然信用社贷款利率可以浮动，但毕竟都是在为三农服务的大政策指导下的浮动，真正的市场利率尚未形成，更何况存款利率仍然是计划利率，这自然限制了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农村金融采取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1998年以来，4大国有商业银行共撤并了6万家左右县及县以下网点机构，分支机构总量减少的比例平均在39%左右。县及县以下区域的主动撤退，自然形成了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独占地位，其实质上更多是由于政府对农村金融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体现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保护。农村信用社由于本身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困境，亏损挂账高居不下。
(三)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错位。
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应立足于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村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和手段。它与个体私营经济在产权设置、运作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从而能产生一种制度上的天然亲和力;农村信用社规模小、机制灵活、管理层次少、自主性强、运行成本低，比较适合农村个体私营企业融资需求的特质。
由于管理体制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功能错位，存在与国有商业银行争业务、争市场的现象，盲目扩张规模，偏离了合作制的发展方向。农村金融机构在资金投向、服务对象上没有突出以农村经济为主、为三农服务为主，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各种区域性中小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不乐意为农村经济提供融资服务，部分农信社的定位根本不在小农贷款甚至不在农业，而选择工商企业和国有企业，这使得资金本来就不富余的农村地区资金更加匮乏，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能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服务方向转变和机构设置转变改革所留下的农村服务空白，无力承担起改革所赋予的重任。
(四)农村民间金融缺乏管理和引导。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视为非法，多以地下金融的形式存在。由于金融管制、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正规金融在农村信息不充分等种种原因，民间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然而，民间金融既没有立法，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手段，只有在严重风险发生时才予以清理。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中契约关系不发达，主要依靠道德伦理准则约束交易行为，在信息不对称、外部管理缺位的情况下，一些投机分子和不法分子利用民间金融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给农村经济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隐患。无论从组织类型、分布还是资金规模来看，农村民间金融组织活动的广泛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其监管却相当滞后。
目前我国金融业几乎为国家所垄断，相关法律主要针对正规金融，如《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尚无专门以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只是散见于各法律法规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等。这种制度环境不利于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如在市场准入制度上，虽然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有所降低，但目前也仅有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一些特定的金融机构让民间资本得以合法进入，更多的合会、私人钱庄及其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仍不能合法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二、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结构的建议。
(一)建立涉农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加快农村信用环境建设。
农业是基础产业，同时也是高风险、低产出的行业，为弥补金融机构提供农业金融承担的政策风险和损失，世界各国对农业金融业务提供政策补偿是普遍的做法。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虽然承担了大部分政策性支农任务，但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面却没有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这不仅加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负担，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活力，而且遏止了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针对农村地区开办金融业务风险多、自然灾害影响大、农民收入低、还款能力弱等问题，我国应建立健全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一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运用存款保险机制对有问题的农村金融机构采取及时监测和早期纠正措施，促进农村金融机构规范健康发展;
二是积极探索和发展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市场，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农业保险在稳定粮食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三是进一步加快信用环境建设，增强信用机构与农民之间的信息沟通，建立分散信贷风险的机制，减少信息成本或者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金融机构的风险。
(二)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提高农村金融结构效率。
农村金融机构应改变过去产权不清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缺乏有效激励机制等突出问题。农村信用社是目前我国农村金融组织的主体，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首先应从农村信用社改革开始，在坚持股份制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步实施，采取符合当地特点的具体组织形式，把地方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目标模式。根据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应把农村信用社看作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允许地方财政代表地方政府入股，用优惠政策支持信用社化解支付风险。
从农业银行的比较优势来看，其优势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其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也应该在农村。农业银行应加强县以下机构建设，提高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在农村金融市场上通过资金优势、网点优势、队伍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三农服务。在此基础上，政府相关部门应适当放松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优化农村金融结构，特别是要鼓励和支持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大力培养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积极稳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充分调动农村金融组织向三农投资的积极性。
(三)加强农村金融结构管理体制建设，准确定位农村金融市场。
农村金融结构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个新课题，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进一步强化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经济政策。农村金融机构是服务于农村经济的金融主力，根据服务对象的多层次性和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决定其经营上的多样性。在经营中提供各自特有的金融服务，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分布广、经营灵活、市场敏感度强的金融机构。在市场定位过程中，农村金融机构要树立正确的经营指导思想，找准服务方向，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树立适度规模经营、稳健有效发展的指导思想，加大对养殖业、农业产业化和优质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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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当下，正规金融本文将不讨论正规金融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风险和监管情况，现行监管体系对正规金融的监管已较为成熟。与非正规金融势力分别从各自优势领域出发，两头切入，使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从实质上看，目前互联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即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扮演的是“金融互联网”角色。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初级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当然，互联网金融随着发展的深入，必将表现为金融本身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的适应金融本身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的适应将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比如互联网商业环境将可能影响金融的风险缓释技术。将来淘宝店主或许可以用虚拟网店作为担保品，甚至凭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记录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目前阿里金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用贷款就是这方面的初步探索。。对互联网工具性的应用既可能来自于正规金融，如网银的应用，也可能来自于非正规金融，比如民间金融。但前者基于既得利益，金融创新动力显然不足，甚至过于被动；而后者基于市场驱动，目前已成为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生力军和挑战传统金融的“搅局者”。
非正规金融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最突出的成果表现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金融创新模式的兴起。第三方支付业务模式中，互联网扮演了资金清算信息传递渠道的角色；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业务模式中，互联网起到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融资信息的平台作用。一言以蔽之，互联网所扮演的都是金融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其作用实质并没有突破工具性的范畴。不管这种工具性在应用中表现得怎样多元或变化，互联网金融背后的金融本质属性依然泾渭分明。作为先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的新型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仍属金融的内涵范畴。从概念外延来看，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融资。
1.互联网支付。在国内整个货币支付体系中，如果说央行大小额支付系统是“心脏”，各商业银行支付渠道是“静动脉”的话，那么,第三方支付则是“毛细血管”，是整个国家货币支付体系中的有益补充。第三方支付的互联网支付业务实质上就是金融业务中的货币资金清算业务。
2.互联网融资。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属于直接融资的范畴。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实质上分别是债权和股权国内的众筹融资平台迫于目前法律环境，部分已逐渐异化为具有商品交易性质的团购平台，失去了原有众筹之金融实质，不直接以股权而是以商品或服务作为对投资人的回报。但本文从狭义角度，仍以股权投资之众筹为研究对象，以还众筹融资的原貌。交易的平台或场所。在整个直接融资的“金字塔”体系中（图1），证券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互联网融资则处于底端。如果说证券市场是精英们的融资“王国”的话，那么互联网融资平台就是草根们的融资“乐园”，它们分别代表精英金融和普惠金融，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就是草根型普惠金融的典型。
图1互联网融资平台与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
二、 互联网金融的合法性分析
目前，国内民商事法规的基础性规范、金融监管的部分内容以及刑法有关金融犯罪的条款都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活动不是完全无法可依，现行的法律框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创新空间。
1.第三方支付合法性分析
2010年9月1日生效施行的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正式赋予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存在的合法性。该办法第3条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支付机构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该管理办法的出台间接标志着第三方支付行业长期“黑户”身份的终结，由此，第三方支付正式迈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2.P2P借贷合法性分析
P2P借贷平台实质就是民间直接融资的信息交互平台或渠道，严格的借贷信息中介意义上的P2P借贷平台本身并不存在主体资格的合法性问题。但借款人通过平台向投资人借款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呢？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即在不构成刑法意义上非法集资活动的前提下，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空间。根据国内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均是合法行为，正所谓“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最早《民法通则》中有“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的模糊表述；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在《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进一步明确：“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我国《合同法》第12章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也间接肯定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并在第211条上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这些现行的民商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了合法空间，亦为P2P借贷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
3.众筹融资合法性分析
公司不仅是企业的组织形态，也是筹资的手段或工具。理论上，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均完全可在不被纳入我国《证券法》调整范畴的情况下完成公司的新设或扩股，但首要前提是避免出现《证券法》定义的公开发行状况。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在《证券法》的“藩篱”之中，众筹融资能施展“拳脚”的法律空间仅限于特定对象200人以内，并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同时还须满足我国《公司法》第24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的限制。只有在此圈定的法律空间内活动，众筹融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可言。超出范围则不仅违反《证券法》，也可能触碰《刑法》中与非法集资相关的罪名。显然，法律限制所导致其合法生存空间的压缩，已间接削弱了众筹融资原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众筹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和发展。
三、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考察
（一）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初期必定会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弊端，作为金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也绝无例外。先前起步的第三方支付由于监管环境的不断完善，风险从以往的高发态势开始趋向平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互联网融资平台野蛮生长，乱象平生，风险频发。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增加了金融风险，也给互联网金融本身带来了负面声誉影响。有关法律法规等监管环境的缺失更是凸显了问题的严峻性。互联网融资活动的乱象已成为目前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风险问题。
早在2011年，中国银监会曾向银行业机构了《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称人人贷（P2P借贷）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存在大量潜在风险和问题主要有七大问题和风险：一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二是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三是业务风险难以控制；四是不实宣传影响银行体系整体声誉；五是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六是信用风险偏高，贷款质量远远劣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七是人人贷公司开展房地产二次抵押业务同样存在风险隐患。。P2P借贷当前面临三大核心风险，即一对多、资金池及期限和金额错配。许多曾经自诩风险管控严谨的P2P借贷平台最终给投资者带来的却是惨重的损失。与P2P借贷相比，由于规模有限，众筹融资风险问题和事件目前较少见，较为典型的有“北京美微事件”2013年初，北京美微传媒公司由于在淘宝销售原始股被证监会叫停，证监会称美微此举为新型非法证券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新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民间资本向金融市场的跃跃欲试，民间金融繁荣活跃的地区往往也是互联网金融萌芽初兴之地。 家族管理、信息不透明、短借长贷、信用放款多、财务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等既是民间金融的“通病”，也是当下互联网融资乱象的写照。目前，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被热捧，大量社会游资涌入P2P借贷平台，五花八门的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民间借贷活动大有借道P2P借贷平台之势。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乏不法投机分子借用金融创新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尤其是部分P2P借贷平台直接介入借贷，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俨然成为“影子银行”式的金融机构，为金融风险埋下了祸根。
总结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的本质，不难发现非法集资问题突出。互联网融资平台暴露出的许多风险问题要么本身就是非法集资问题，要么就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联。《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令）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央行在《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中进一步明确界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由于互联网天然的涉众性，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作为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俱来就具有“面向不特定人群”的特性。如再参与资金的中转，互联网融资活动在目前法律语境中较容易陷入非法集资的“魔咒”，这也是一对多、资金池及期限和金额错配的P2P借贷模式常遭人诟病为非法集资的根源。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理论上，基于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可分为纵向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和横向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规范。前者调整的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关系，后者调整的则是互联网金融交易关系。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交易规范具有一定的基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电子签名法》等基本民商事法律制度仍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活动在交易层面不是无法可依。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第三方支付外自2010年以来，央行陆续出台系列专项监管规章制度以完善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几乎空白，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暴露出的问题基本束手无策，这对整个金融市场构成极大的潜在风险。
高风险性的金融与涉众性的互联网结合，必然使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更具涉众性风险，风险面更广，传染性更强。从风险防范角度看，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实施监管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对金融活动实施审慎监管，是大多数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所普遍采取的做法，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欧美主要国家已陆续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着手规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包括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均有监管。第一，在第三方支付监管方面，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美国国会以及财政部通货监理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贷监理署等多个监管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适用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法规。1999 年颁布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监管从属于金融监管的整体框架，即实行功能性监管。在法律上，美国将第三方支付视为货币转移业务，本质上是传统货币服务的延伸，因此，美国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类新的机构通过专项立法进行监管，而主要从货币服务业务的角度管理。美国《统一货币服务法案》是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另一部重要法规，自2000 年以来，美国已有40多个州参照《统一货币服务法案》颁布了适用本州非金融机构货币服务的法律［4］72。第二，在P2P借贷监管方面，美国目前P2P借贷的监管体系由多个监管机构组成，许多联邦和州层面的监管机构都对P2P借贷行使监管权。这些监管机构包括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证监会、各种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以及各州对应的相关部门［5］508。美国证监会和州证券监管部门主要通过信息披露来行使对贷款人保护的职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监管部门针对营利性P2P借贷平台，行使对借款人保护的职责；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主要是行使对借款人保护的职责［6］36。第三，在众筹融资监管方面，美国于2012年通过旨在推进小企业发展的《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简称“JOBS 法案”），其中包括一项针对众筹融资的重要举措参见Title III of The 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在美国《证券法》第4条第6款中，新增“股权众筹豁免”的内容，即允许众筹发行人通过被授权的互联网中介从合格投资者处筹集资金，但在12个月内筹集总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且投资者需要符合一定要求年收入（或净资产）少于10万美元的个人累计投资至多为2 000美元或年收入（或净资产）的5%；年收入（或净资产）等于或超过10万美元的个人可将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用于投资，但不得超过10万美元。 ［7］37。
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金融监管部门也正在积极调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央行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也逐渐由缄默转向明确肯定，由放任自由转向支持监管。互联网金融需要监管的认识基本一致，只是如何监管尚存争议，核心问题是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监管制度如何选择。
四、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思路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和不同经营模式，要选择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监管方式和监管制度，防范复杂、低效率、抑制创新的监管，要在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平衡。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地方化
将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逐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是各国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国内亦将如此。实施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监管由谁来负责，即监管主体是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国内除第三方支付已被正式纳入央行监管体系外一国的货币支付清算体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从监管效率和效果考虑，支付行业应由央行统一实施监管。，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仍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监管主体仍待确定。
从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们起源于民间，根植于地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为因地制宜，较好地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监管应“接地气”，不宜采取类似对传统金融机构的集中式统一监管模式，监管权限应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金融监管权限也符合国务院“十二五”规划中有关金融规划的内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伴随着地方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也日益频繁，地方政府已逐步开始在地方金融监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已初露端倪。在地方金融监管的实践中，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以浙江为例，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部民间金融地方性法规，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
2008年以来，随着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的深入，全国省、市两级政府普遍加大了金融办建设的力度。现在，全国省、市两级政府普遍设立了金融办，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许多市辖区和县级市也设立了金融办［8］85。金融办在地方各级的陆续设立为地方政府行使地方金融管理职能提供了组织保障。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金融办对地方金融活动更为熟悉和了解，建立由地方政府金融办主导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为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将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划归地方政府金融办统一监管，符合这一趋势和潮流。当然，全国性的监管指导和统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可根据相应法定职责，负责互联网金融指导性规则的制定、风险监测和预警。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式：原则导向监管
怎样监管，实施怎样的监管方式，这是确定监管主体之后必须考虑的问题。互联网金融目前还远未定型，发展方向和模式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初期的现状，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时，应对出现的一些问题适当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弹性，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充分吸收以往新兴金融行业发展初期的监管经验和教训，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在保障金融系统性风险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的稳步发展。
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和规则导向监管（rulesbased regulation），是目前各国金融监管领域普遍应用的监管方式，英美两国分别是这两种方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也开始检讨和反思本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美国前财政部部长Henry Paulson提出美国应考虑采取原则性监管，前美联储主席Ben S. Bernanke也表示金融监管要向风险性和原则性监管迈进。。美国金融服务圆桌会议（Financial Services Round Table）指出：“规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指在该体系下由一整套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定来约束即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金融行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这一体系重点关注合规性，且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主观判断与灵活调整留有的空间极为有限。原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重点关注既定监管目标的实现，且其目标是为整体金融业务和消费者实现更大的利益。”参见Financial Service Roundtable, ″The Blueprint for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2007，转引自李翰阳《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银行监管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原则导向监管尽管存在诸如主观性、不确定性等缺点，但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践检验来看，相比规则导向监管，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更适用于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指出：“原则性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以结果为导向，以高位阶的规则用于实现监管者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并较少地依赖于具体的规则。通过修订监管手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持续进行原则和规则间的不断平衡……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所希望实现的更清晰的结果，而由金融机构的高管更多地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些结果。” 参见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Focusing on the Outcomes that Matter,″ fsa.gov.uk/pubs/other/principles.pdf,转引自刘媛《金融领域的原则性监管方式》，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84页。通俗地说，原则导向监管就是“找准地线、放开空间”，即监管几个重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能碰的，在此之外就是市场的行为。原则导向监管既有利于规范金融创新，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就是要划好业务红线，留好业务创新空间。但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并非是完全排斥规则性监管内容，原则导向监管强调的是对金融创新的底线坚守。原则性监管对于处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是有益的， 但一套与以原则相伴的健全的规则也是必要的， 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市场约束应保持动态平衡，不可偏废［9］97。如存在需要，条件成熟，原则可与规则相结合，形成具体监管制度，保障金融安全。
（三）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构建
互联网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作为后来的“搅局者”，互联网金融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与既存法律制度存在“不吻合”的现象如P2P借贷在美国也曾激起广泛争论，原因是P2P借贷很难与债券发行区分。债券作为证券受美国证监会监管，但P2P借贷平台那时普遍没有在证监会注册，这违反了美国《证券法》第5条(a)款和（c）款 的规定。2008年11月，美国证监会认定注册于加州的知名P2P借贷平台Prosper公司违规。最后，Prosper与证监会达成和解。参见Release No.8984(S.E.C. Release No.)。。在国内，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不断，与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相互交织，如影随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的声誉。因此，在互联网融资监管方面构建“安全港”制度，厘清互联网融资活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将之与非法集资活动区分开来，意义重大。“安全港”制度应包含四项核心机制：
1.构建会员邀请机制，避免不特定性。互联网融资平台具有天然的涉众性，容易被界定为非法集资中的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将“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作为向社会公众吸取资金的四条件之一。尽管其中没有明确列举互联网平台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途径，但互联网平台具有面向不特定人的公开宣传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把这一特性控制在法律安全边界之内，是互联网融资安全合法开展的首要问题。会员邀请机制的构建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出路。会员邀请制度包括三个步骤，即会员注册、会员筛选和会员邀请。首先，招募会员不可进行任何公开形式的投资宣传。注册，开展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可包括投资经验、年龄、收入状况等项因素；其次，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筛选出合格投资者；最后，对合格投资客户发出相应投资邀请，并开展投资人真实身份核查。经过三个步骤的处理，互联网融资平台面对的就是特定的合格投资者，避免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的法律风险。当然，即使是面向特定对象，互联网融资平台也须注意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对人数的限制。
2.构建资金第三方托管机制，避免集合资金。互联网金融的融资领域，无论是P2P借贷还是众筹，其扮演的都应是信息中介而非资金中介角色。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本质上分别是直接债权融资和直接股权融资的信息撮合平台，在业务中不应承担任何中转客户资金的角色，资金池模式更应成为，否则，互联网融资平台将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但事实恰恰相反，国内的P2P借贷平台大量地借用资金池模式开拓业务，这是目前P2P借贷平台常遭人诟病为“庞氏骗局”的根本原因所在。实行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资金第三方托管是指客户资金的收付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直接管理，第三方角色通常是由具有托管资质的银行来担当。有了第三方托管后，借款人的资金进出根据用户指令发出，且每笔资金的流动都需要有用途和记录，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借贷平台挪用客户资金或者卷款“跑路”的风险［10］。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互联网金融企业恶意挪用资金或破产导致投资人血本无归的问题，也从根本上有助于互联网融资平台摆脱非法集资的恶名。
篇13
随着“社会金融化”与“金融社会化”两股浪潮的交织演进，金融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开设了金融法课程，进而使得金融法日益成为一门“显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金融法教学呈现出千人一面的同质化特征，教学内容泛化、零散且恪守传统金融法的知识疆域，未能及时回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至于存在脱离实践诉求的现实倾向。本文置于金融创新视域下，审思金融法教学的弊病与局限，探究改进金融法教学的现实出路，旨在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寻求经验共识。
一、当前金融法教学的特点与问题检视
金融法是一个典型的跨部门的法规范群，内容涵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支付结算法、货币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其知识谱系可以类型化金融交易法、金融监管法与金融调控法。由于金融公法与金融私法交织叠加在一起，学界关于金融法的性质长期以来存在論争，金融法到底属于经济法还是属于商法抑或是独立的学科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撇开金融法的学科性质不谈，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金融法课程一般安排36个课时）之内，有效地通过课堂讲解向学生传达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是金融法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事实上，很多法学院校除了开设金融法课程之外，还普遍开设了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如何确定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之间的教学分工，破费思量。按照一般法学院系的做法，金融法教学总是按照“金融法总论—银行法（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样一条主线加以展开，内容的丰富性与课时的有限性决定了金融法之下二级部门法的教学不可能太深入，只能停留在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基本原理的阐述以及对主要法条的解释，且以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为主，案例分析、课堂讨论与诊所教育较为缺失。特别一提的是金融法总论，这种金融法基础理论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高级形式在教学中被严重忽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金融法总论的空洞化与碎片化。在这样的教学安排下，很多同学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金融法之后，只是机械地记忆了一些规则，对金融法理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依然模糊不清。
上述金融法教学的特点反映出的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在：首先，教学内容过于泛化，缺乏重点，难以深入。金融法的二级部门法数量繁多，不一而足，如果面面俱到，只能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介绍层面，不可能过于深入。在金融法与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课程均有可设的情况下，这种追求大而全的教学模式毫无意义，纯属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以金融法总论为中心，将金融法的规范定位、历史发展、特色范畴、基本属性、功能价值、基本原则、主体类型、行为方式、权义结构、责任形态、体系构成加以拓展，同时辅以制度规则和案例，则有助于形成金融法与其二级部门法的合理知识分工，能够深入到金融法的基础理论内部，教学的重点亦更为突出。金融法总论具有统摄分论、指导实践、学科自省的功能，其体系化构建并非学者们的自娱自乐，而是夯实基础理论的需要，也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引。金融法教学有必要改变“重具体制度、轻基础理论”的传统模式，更多地将教学资源往总论上倾斜。当然，这需要学界齐心协力，集中力量提炼和总结出一个科学、系统且“接地气”的总论作为统领，以此来破解学术研究中“群龙无首”的尴尬局面，引领金融法学科发展再上新台阶。其次，教学方式过于陈旧，缺乏吸引力，难以形成课堂互动。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多数高校的金融法教学都是采用单一课堂讲授的方式，较少进行案例教学，更缺乏诊所式互动教学法。这种以规范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法条主义”，注重的是应试而非能力培养。金融的发展日新月异，典型金融法案例不断涌现，对这些鲜活的教学素材视而不见而固守传统金融法教科书的僵硬范式，无异于闭门造车。最后，教学理念过于陈旧，缺乏突破与创新，不利于卓越型法律人才的培养。既有的金融法教学，过于注重知识的单向传输，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能。在自媒体时代，单向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亟待反思与超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教师的真正本领，不在于他是否会讲述知识，而在于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综上所述，金融法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理念均存在较大缺陷，如何进行改革，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二、金融创新对金融法教学的影响与挑战
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了金融深化和自由化，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具、新业务、新组织，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世界。进入21世纪后，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异常活跃，金融衍生品大量出现，银行发起—分销模式十分盛行，资产证券化快速发展，影子银行和对冲基金异军突起，围绕住房金融制度的创新如火如荼，金融创新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力量，金融创新必然带来深刻的法律变革，而天生具有贴近生活和解释实践的内在品性、以满足市场诉求和回应社会关切为己任的金融法，必然会通过理念更新与制度调适积极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面对与时俱进的金融法，如果教学的内容设计不进行及时更新的话，势必与实践相脱节。事实上，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已经对金融法教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导致传统金融法教学所依据的知识载体不敷适用。目前，国内的金融法教材多达百余种，但编排体系大同小异，内容构造几乎雷同，且很多章节的内容被锁定在根深蒂固的观念误区之中，未能根据时代变迁与法治发展进行同步修订。以金融监管为例，多数金融法教材对金融监管的论述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认知层面上，热衷于相关概念的界定、金融监管特征的描述、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的类型化区分以及我国监管体制改革的同质化表达，对于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运动的最新动态视而不见，对于统合监管、原则监管、轴式监管、激励性监管、嵌入式监管等21世纪金融监管的最新发展趋势更是选择性遗忘。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在于，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进而启发我国要改革和优化金融监管体制，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如果金融法教学对于最新的监管动态不予关注的话，无异于对学生不负责任。再以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知识点为例，现有金融教材几乎都是从“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银行”四个层面加以论述，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中央银行法制变革浪潮缺乏关注，对于以G20为代表的全球金融治理视野下的中央银行重新定位缺乏敏感性，对于中央银行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新职能没有进行必要的论述。对于本科生而言，教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金融的最新发展对教材加以修订，及时回应金融创新的实践诉求，是教材编写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第二，金融创新使得金融法越来越多地受到金融学的影响，如何回应科际整合的挑战成为金融法教学的一大难题。如果说法学注重稳健的话，金融学则具有敏感的特质，它总是率先对金融创新作出反应，将金融创新成果纳入自身的思想谱系并渐进性地作为自身的知识传统。传统的金融法研究偏重于概念法学、注释法学和解释法学，传统的金融学研究偏重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两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但在新的时空背景下，二者需要从割裂走向联姻，共同解决金融改革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金融法教学承载的一项重要使命，是将最新的实践动态展示给学生，提高他们的问题意识，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就要求授课老师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扎实的跨学科知识积累以及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逻辑分析能力。
此外，金融创新不断催生出鲜活案例，如何将其纳入金融法的教学流程，同样是个亟待思考的现实问题。例如，在讲到信托设立问题时，安信信托与昆山纯高案作为我国收益权信托第一案是个绝佳案例素材；在讲到企业融资的法律风险时，海富投资对赌协议案是个绕不过去的经典案例；在讲到商业银行破产时，英国北岩银行破产案非常值得深入剖析。此外，互聯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争议案例、民间金融异化与扭曲引发的系列案例、大数据交易与区块链引发的新型金融案例均值得嵌入课堂教学之中。将丰富的案例引入金融法课堂，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精心准备，寻求案例与相关知识点的契合之处，引导学生关注案例背后的法理与逻辑，将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进而提高教学效果。
三、金融法教学回应金融创新的路径展望
在金融创新滚滚洪流的不断冲击之下，金融法制结构性变革的时点已经来临。所谓金融法制的结构性变革，不再是针对个别条文的修修补补，而是着眼于对全球经济竞争的适应性而进行的理念更新和制度重塑。面对金融创新复杂而深刻的影响，金融法的教学模式必须作出改变，将应试导向型的教学理念转变为能力培养型的教学理念，更多关注市场，更多运用案例，更频繁地进行课堂讨论，将金融法课堂打造成为砥砺思想、启迪新知的舞台。为此，金融法教学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度变革。
首先，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为主线，将金融法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优化配置。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金融创新往往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线，金融监管旨在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有时会诱发新的危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既存在互动关系，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金融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和健康稳定的发展。以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为主线，完全可以把金融法的知识框架进行有机整合。将这些问题穿插在教学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高其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推广金融法的案例教学，强化金融法课堂教学面向实践的适应性。金融世界瞬息万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将鲜活的金融创新案例纳入课堂教学，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金融法教学在关注境外国家和地区金融案例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国内发生的最新案例，通过案例讨论提炼金融法制的义理和精神，阐释金融法制的理念与制度，分析金融法制的程序与运作。组建“金融创新案例库”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据库搜索的便捷化，操纵难度并不大。以炙手可热的互联网金融为例，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平台借贷、互联网保险理财、网络货币等领域出现的新案例不胜枚举，且多是由金融创新所引发，难以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得到圆满解决。建议以学生为主体，由其进行案例搜集、分类，然后在课堂上分组讨论，教师进行点评总结，课后由学生以小论文的形式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普遍性采取案例教学，意味着金融法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都要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法教学模式的这一转变，是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更能够有助于培育学生的求知和创新精神，促使其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提高其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最后，金融法教学应当注意跨学科知识的运用，尤其是经济学（金融学），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作为科际整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的兴起带来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不仅形成了开放的理论体系，而且为法学和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创造性的思想源泉。时至今日，交易费用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博弈分析、公共选择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几乎可以应用到法学的每一块领域。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然被裹挟到经济学“攻城略地”的历史征程中，法律金融学的发轫与勃兴无非是法律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投射而已。走过了制度变迁与知识进化的金融学，不再偏安于金融资产定价和金融市场均衡分析之一隅，而是将视野拓展至了融资结构、控制权配置、股利政策、并购接管等领域。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下，金融法首当其冲成为经济学成功征服法学的“殖民地”和推行其方法论的“伊甸园”。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引入金融法的教学，能够摆脱从概念到规范的传统金融法教学思路，锻炼学生的交叉学习思维，拓展其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有理由相信，经过金融法知识结构的重新配置、案例教学模式的引入以及法律经济学思维的运用，金融法教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课堂，实现蜕变，迎来新生。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税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乔安妮·凯勒曼、雅各布·德汗、费姆克·德弗里斯：《21世纪金融监管》，张晓朴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