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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整合模式
利用相应的数据预处理技术将异构数据整合为物理上集中的数据资源。该模型与数据联合模型的主要区别是它形成了一个现实存在的数据仓储。该模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ETL(Extrac-tion，Transformation，Load)处理模块，它在各系统间数据交换和共享的基础上，面向预设的业务逻辑完成数据抽取、转换和装载，从而屏蔽资源的异构性，最大程度地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这种“预处理”方式，使其更适用于业务处理较为固定、业务流程较为复杂的电子政务业务协同。
2电子政务跨系统协同中的技术融合模型
电子政务建设需要将已有技术手段纳入整体考虑，以有效地支持不断变化的业务形态。在初期建设中，不同部门、地区的技术基础和建设模式存在差异，导致各系统间技术兼容性较差。因此，系统间的技术融合是电子政务协同的难点，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现有研究通常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架构，较为主流的有SOA架构、网格架构、云计算架构等。例如，王红霞等人提出了基于中间件的电子政务系统集成模型;琚春华等人提出了基于多Agent的电子政务技术协同模型;熊曙初等人提出了基于Webservice与工作流的技术集成框架;林颖贤等人提出了基于云计算的电子政务系统协同模型。复杂系统的技术融合中，通常需要将系统间的协同关联划分为多个层次。因此，尽管上述多种模型受所依托的架构影响而形式各异，但它们都可以从层次结构的视角归一为相近的逻辑模型，即跨系统技术融合包括传输层、数据层、功能层、过程层和表示层共5个层次。从这一共性的层次模型出发，建立统一的技术融合标准规范是重点。实践中，需要采用具有良好可扩展性的通用技术标准，以便将互不兼容的电子政务系统进行技术对接，进而将具体技术融合到各业务环节中，推动资源共享和服务协作。基于这一思路，笔者对电子政务跨系统技术融合的层次与规范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如表1所示。传输层位于最底层，主要解决多个系统间通过网络互用信息资源和服务功能的问题;传输层的技术融合规范主要保障异构系统间的无障碍通讯互联。数据层除了要解决数据转化、交换和整合等基本功能，还需解决系统间的有效访问问题，其实现可以考虑从语法、语义角度进行。功能层依托于业务逻辑，针对电子政务实体的业务关系、资源共享关系进行层次化的功能构建，以解决面向用户的服务问题。过程层根据业务活动和工作流来组织服务功能，其技术融合以服务协同和数据协同为基础，综合运用低层支持协议和相关的集成技术来实现流程化的服务组合。表示层主要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调用界面，其技术融合的要求在于保证用户从统一的渠道访问其所需的信息，满足用户通过界面方式访问不同系统的应用功能;因此需要提供可兼容多种应用程序的统一界面，以将相对分散独立的电子政务服务组成一个整体。
3电子政务跨系统协同中的服务协作模型
当前电子政务系统服务交互功能急需大力提升，特别是需要将多个系统中的服务功能按用户需求和业务逻辑进行优化组合，以形成新的标准化服务。因此，跨系统服务协作是当前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问题。现有实践中，诸如“网上并联审批”“一站式办公”等服务形式都是以跨系统的服务协作为基础。电子政务中，一项业务活动往往包括多个子业务，这些子业务来源于不同协作机构，但都存在一定的时序约束和业务逻辑关系，可组合为“服务链”。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基于“服务链”的动态服务协作是现阶段电子政务协同研究中亟待深入的。相应地，电子政务业务的服务分解、子服务匹配和优化组合是服务协作的关键。另外，在具体实践中，由于电子政务业务活动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其服务协作体系需要有灵活性，以实现“可变流程”业务的配置。因此，电子政务的跨系统服务协作模型需要充分考虑业务需求的个性化配置问题。需求方(用户、业务人员)通过客户端或者协同门户提交业务配置请求，协作管理系统按照指定的业务逻辑解析其服务需求，服务需求由协作系统进行分配，由参与服务的协同机构来满足，且资源与服务对用户透明。综上所述，可将电子政务跨系统服务协作模型归纳如图4所示。该模型可分为服务资源层、元服务层、业务层和服务层。服务资源层中，参与协同的各系统将自身服务功能分解为粒度最小的子功能;在元服务层中，按统一的标准描述各子功能的基本信息(包括服务功能描述、约束条件、输入、输出参数等)，并将其注册成为元服务，注册信息汇总为元服务目录，元服务可通过统一的安全接口进行调用。用户在服务层产生业务需求后，系统根据业务逻辑将其分解为一系列相互约束的子任务，构成任务流，完成业务过程建模。相应的业务流转至元服务层，由元服务匹配模块查询元服务目录，以最优化和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元服务匹配。最优化原则要求服务的匹配综合质量、能力、资源、职责、时间响应等维度考虑;最大化原则优先考虑某一系统可命中多个单元的“服务组合”情况。相应地，元服务调用模块通过安全接口调配元服务，通过流程化的服务组合实现用户需求与服务资源的映射。服务链的优化组合在满足业务逻辑约束关系(包括元服务间的顺序、并行、分支3种基本时序约束)的前提下，对存在前置关系的元服务实行串联响应，否则实行并联响应，以提高服务响应速度。
4电子政务跨系统要素协同中的管理协调模型
电子政务跨系统要素协同中，管理协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指出，政府零散孤立的管理职能体系导致电子政务效率降低，管理体制问题对电子政务发展的阻碍日益明显。吴建南等人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信息技术只有改变政府内部流程的分工协调，才能显著提升政府绩效。多个国家的实践表明，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与组织架构以协调跨部门横向合作，是实现电子政务目标的重要保障。在电子政务发展初期阶段，跨系统要素协同的管理以主管部门统筹方式为主，以协调不同部门利益冲突和缓解协作阻力;而在成熟阶段，应转向持久型管理协调策略，其核心是建立业务标准、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各国政府电子政务顶层设计的共性是通过明确目标和建立标准，以结构化方式进行管理协调。相应地，美国联邦政府在电子政务管理协调中采用了FEA架构，自顶向下分别包括绩效、业务、服务构建、数据、技术五层参考模型。英国在电子政务管理协调中建立了以标准化为核心的互操作框架，包括如图5所示的六个层面，自顶向下进行组织协调，自底向上开展变化管理。这一模型具有较好的通用性，可为我国电子政务跨系统协同的管理协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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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将知识管理应用于电子政务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还十分匮乏。随着我国各级政府电子政务的推进，政府需要发掘公共管理的战略知识并进一步加以优化，从而将知识管理整合到电子政务中去。顺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及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要求，将知识管理理念应用于电子政务建设中，构建基于知识管理的电子政务系统，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更高层次。
1知识管理的内涵及其系统模型
知识是指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及信息，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则是指，在适当的时候把适当的信息与知识传递给适当的人，使其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与知识，采取行动，产生效益的过程j。从信息管理发展的角度来看，知识管理是信息管理的延伸与发展，是把信息转化为可被人们理解和掌握的知识，并以此来提高特定组织的管理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对于政府部门和电子政务而言，知识管理的关键在于利用知识编码、知识分类及数据挖掘等工具对政府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进行有效地组织、开发和利用，通过建立知识中心、决策支持系统来充分利用和共享政府以往的知识和经验，并充分挖掘政府信息资源和知识的内在潜力，将其真正转化为政府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从知识的生命周期来看，电子政务运作过程中存在着一条包括知识识别、知识获取、知识存储、知识共享等知识处理环节的知识链。知识管理系统的功能架构如图1所示：
2将知识管理引入电子政务系统的必要性分析
电子政务(E-Government)是指政府机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高效、透明、规范的电子化内部办公、协同办公和对外服务的过程。电子政务系统则是指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时期，以实现政府政务流程和职能为目标的信息系统，是电子政务功能和模式的具体技术实现。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从2O世纪末开始，国内外诸多学者就已经致力于电子政务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国外学者中，MariaWimmer和RolandTraunmuller(2000)论述了知识管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指出知识管理已经从最初以知识分配为核心的知识管理系统发展到新一代以知识共享和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管理系统。SilkePalkovits，RobeaWoitsch和Dimit6sKaragiannis(2003)指出，电子政务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整个过程中信息量的庞大繁杂，使得知识管理的引入成为一种必然，强调电子政务的运作需要适宜的知识管理战略j。UweHeek，AndreasRogger(2004)提出了一个可以将政府政务模式和信息管理动态结合起来的知识管理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
自1998年知识管理理念和思想被引入我国之后，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了将知识管理理念引入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相关研究。赵雪芹(2005)论述了知识管理的发展历程和电子政务进一步发展对知识管理的需求，指出电子政务中的公共事务、政务办公等信息流需要用知识管理的新思维加以协同统一。李淑梅(2004)，高洁、辛文卿(2005)从实施知识管理可以消除“信息孤岛”，实现对信息资源价值的提取，进而促进政府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将知识管理引入电子政务的必要性。范君晖(2004)初步论述了融合知识管理理念的电子政务系统的构建策略，在提高对知识管理的认识、了解政府工作模式与业务流程、建立知识库、将知识管理渗透到OA系统等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思想。
综上可见，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强调了知识管理在信息时代的重要性，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引入知识管理理念，构建一种新型电子政务系统势在必行。1999年我国启动“政府上网工程”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渐开始了对电子政务系统的规划和建设。虽然截至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政府部门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系统，但大多电子政务系统仅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和政府上网，政府的信息资源和知识却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共享，从而导致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下和服务质量远落后于公众需求。而在电子政务中引入知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不仅有利于知识管理的实践，而且有助于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和知识的整合和共享，进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行政创新能力。因此，研究如何构建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电子政务系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3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电子政务系统构建方案
3．1系统设计的出发点及目标
实行“一站式”服务是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一大目标，这对于政府各部门之间充分了解并利用彼此所掌握的信息资源，进一步进行信息整合、资源共享和协同办公都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在电子政务环境下，加快知识的使用和流动，并创造经济价值和管理效应是知识管理的核心。而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电子政务系统的构建，应从我国政府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一站式”服务的框架模式来进行。系统的设计目标是：采用先进的知识管理方法和产品，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政府实际情况的知识管理型电子政务系统构建方案，以实现政府业务流程再造，进而提高政务效率。当前，在我国政府内部构建知识管理型电子政务系统，应从一系列关键点着手：首先，最大程度地挖掘政府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的内在潜力；其次，充分利用和共享政府以往的知识和经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再次，系统化管理政府业务流程中的无序知识，实现知识共享和二次使用；最后，利用知识管理工具和方法，重新梳理政府职能，设计出全新逻辑的电子政务系统。基于以上分析，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电子政务系统应具备如下功能：信息采集／／管理／展现、信息自动归类／存储／传递、知识识别／加工／共享、智能检索和导航、数据库服务、安全控制管理和网络系统管理等。
3．2电子政务系统中知识管理的应用框架
“一站式”电子政务系统架构，主要是通过信息、协作交流及办公管理等服务平台，为公众用户和政务专网用户分别提供接人工作流引擎、电子政务构件、个性化管理及服务集成等基本服务功能，使公众、企业通过具有统一人口的服务平台，简单快捷地获得全程电子政务服务的同时，也使政府公务人员可以在不同的信息系统间平滑切换，实现协同办公，提高办公效率。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电子政务系统，其设计是以知识管理理论为基础，自始至终贯穿着知识管理理念。根据新系统的设计要求及目标，结合“一站式”电子政务系统架构，建立知识管理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框架，如图2所示：
在以上应用框架中，人与知识通过政务互相联系起来，实现了在适当的时间将适当的知识传递给适当的人。通过信息、协作交流、知识管理以及办公管理四大功能平台，将知识管理的价值链贯穿于电子政务系统运作的整个过程，从而，知识管理的内容、目标及最终价值可以得以实现。
3．3新型电子政务系统的理论模型
根据国家电子政务系统建设标准，我国构建政府的电子政务系统可分为以下五个层面来进行：
(1)IT基础设施平台。主要为为整个电子政务系统提供网络通信和系统服务。网络传输介质和网络设备将服务器、存储设备等基础硬件设施连接起来，形成基础网络层，为信息提供数据通道。硬件设施配以相应的系统软件构成网络系统层，向上一层——信息资源服务层提供数据存储和管理所必须的基础设施；
(2)信息资源服务层。这是一个信息资源管理平台，负责管理存放政府各类基础数据，通过数据转换、加工、提取和过滤等过程，向其上一层——应用服务支持层提供数据；
(3)应用服务支持层。这一层面包括工作流管理和电子政务中间件等，向更高层——业务应用层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同时通过各应用系统完成具体的政务应用；
(4)业务应用层。包括电子政务中GtoG、CtoB、GtoC和GtoE不同模式下的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如办公自动化系统、决策支持系统、行业应用系统等；
(5)表现层。表现层处于电子政务系统的最高层面，主要包括内网门户和外网门户，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信息交互来完成政府沟通等职能。
在了解政府工作模式与业务流程的基础上，根据图2所示的知识管理在“一站式”电子政务系统中的应用框架，结合知识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图1所示的知识管理模型，我们可以构建出基于知识管理的新型电子政务系统分层结构模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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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公告信息实体图
图3-6调查栏信息实体图
图3-7 用户信息实体图
图3-8 管理员信息实体图
3.3.4 数据库设计
一个实体型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的集合。实体的属性就是关系的属性,实体的码就是关系的码。
对于实体间的联系则有以下不同的情况:
(1)一个1:1联系可以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也可以与任意一端对应的关系模式合并。
(2)一个1:N联系可以转换为一个独立的关系模式,也可以与N端对应的关系模式合并。
(3)一个M:N联系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与该联系相连的各实体的码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均转换为关系的属性,而关系的码为各实体码的组合。
(4)三个或三个以上实体间的一个多元联系可以转换为一个关系模式,与该多元联系相连的各实体的码以及联系本身的属性均转换为关系的属性,而关系的码为各实体码的组合。 3.3.5 数据库表设计
(1)管理员信息表如表3-1所示。
表3-1 管理员信息表
(2)新闻信息表如表3-2所示。
表3-2 新闻信息表
(3)调查统计表如表3-3所示。
表3-3 调查统计信息表
3.4 网站风格设计
(1)logo设计和说明
政府网站的标志,相当于商业网站的logo,但一般多为国徽或政府名称。政府的标识体现着政府的庄严与权威,不能像企业的标识那样带有太多的感性色彩。因此本政府网站将国徽和政府名称想结合,体现了政府网站的特殊性,如图3-9所示。
图 3-9 Logo设计图
(2)色彩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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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课题组带着问题走访了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等高校，并与该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进行了充分交流。通过与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座谈，了解同学们对实践教学的看法。根据调研，结合笔者所在学校的情况，总结了行政管理实践教学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1.实践教学课程体系的设置缺乏根据
当前高校普遍推行学分制，学生只有积累足够的学分才能具有毕业资格。行政管理专业本身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其实践教学更值得重视。实践教学的学分学时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应占多大的比例一直是困扰教学安排的重要问题。以吉林大学为例。吉林大学对行政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表述为：本专业适应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具有良好专业训练和广泛基础知识、具有创新能力、智力技巧和良好思维方式的高素质的理论性人才和实践管理性人才，包括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人才和具有现代管理思维的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人才。吉林大学该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到总学分（普通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实践教学环节学分总计）的10.3%，需要指出的是该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仅仅包括大类共同环节（入学教学、军事训练、公益劳动、毕业教育）与专业实践环节（学年论文、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并没有出现课程训练等环节。南开大学滨海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具有多学科知识和技能结构，既掌握现代电子信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又掌握现代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管理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以及科研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电子政务专门技术人才。对比看出：尽管吉林大学与南开大学滨海学院的培养目标中提到了培养理论性和实践性管理人才，但在具体表述中的确存在差异，这与这两所学校的定位是相一致的。吉林大学定位于研究型大学，而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则定位于高职类应用型大学，两类高校对实践课程设定的学时也明显不同。但关于实践教学在教学安排中究竟应占多少比例，实践教学学时的设定与学生就业及后续的发展有何关联，这两个问题在调研中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科学的答案与依据。经搜集文献资料，也没有相关研究。
2.实践教学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有待提升
笔者在2009年发表的《普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探究》一文中就曾提到，从已经开展的实践教学来看，现有的行政管理教学队伍还不足以满足提升学生专业能力的需要，因为绝大多数教师是直接从高校毕业就走向教学岗位的，本身缺乏社会实践的经验与能力，这使行政管理实践教学模式的推行遭遇瓶颈。至今，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课题组调研的其他高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为例，根据行政管理系电子政务的特色方向，课程内容融合行政管理理论与计算机理论，很少有教师能够把两门学科做到融会贯通，因此在讲课中就容易出现要么过多侧重行政管理理论，要么过多侧重计算机专业的知识，在实践教学中表现为过多依赖计算机专业的教师传授数据库建设、网页设计等内容。相比其他高校，吉林大学行政管理实践教学师资则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电子政务理论课程带头人张锐昕教授。张教授最初所从事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后转向行政管理专业，（先后获得计算机软件专业学士学位、行政管理专业办公自动化方向硕士学位和政治学理论专业行政管理（电子政务）方向博士学位）在多年实践中，他已能做到政府管理与计算机知识的良好结合。张教授在担任吉林大学电子政务实验室主任期间，承担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参与了吉林省政务网站的建设与评估工作，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根据我们的调研，在国内行政管理专业领域，像张教授这样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能力的学者并不多，这是导致行政管理专业实践不能有效展开的重要因素。
3.学生对实践教学重视不足
通过与学生的座谈，受访的学生认为在同学中普遍存在对实践教学不重视的现象。一方面学生迫切意识到就业的紧迫压力，另一方面却对学校提供的实践机会不屑一顾。通过比较其他高校的课程体系，如表4所示，笔者认为笔者所在学校的行政管理实践课程设置的丰富性已经走在其他高校的前列。除全校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形式与政策教育、毕业设计等课程，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无论从学时安排还是课程内容安排上，已基本起到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作用。从教师反馈来看，同学们对教师布置的实践任务不能与理论授课的学习任务给予同等对待，此外，由于实践课程难以单独针对个体进行考评，所以实际操作中通过考察小组集体表现由教师给出整体评分，即每个成员都会享受同等分数，这就难免存在小组成员“搭便车”的行为，考评机制的不完善也客观导致了学生的不重视。
三、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路径与思考
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必须基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既需要有软件硬件提供基础与支撑，也需要有学校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应在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指导下，同时发挥组织授课的主体（教师）与客体（学生）的积极性。
1.科学合理地设置教学目标与培养方案
专业教学必须设置合理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置需要综合考虑学校的整体定位、专业在学校中的定位以及学科特点。行政管理学是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交叉综合中发展起来的，兼具两门学科的特点，但必须明确的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具有自己的特色。从现实发展来看，行政学的研究需突破行政职能、行政机构、行政制度的研究，更应适应社会需求，重视行政管理的社会管理职能，以此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正如新公共管理倡导的构建不断满足顾客需求的政府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对于高校来说亦是如此。行政管理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必须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在实际运行中，课题组所在的行政管理专业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学校定位，已经重新修订了专业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素养和现代公共精神，掌握行政管理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实践教学体系中新增部分实践课程，如专业访学，提供学生与其他高校学生交流平台以拓展视野，秘书工作实训、应用文撰写实训则更加侧重专业技能培养，兼顾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培养，凸显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由于新的培养方案刚刚实行，运行效果还有待于检验，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需要动态匹配，需在持续修订中实现科学合理。
2.多途径提高实践教学教师队伍素质
优秀的师资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各高校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选择优秀的行政管理专业教师。首先，高校选拔教师应破除唯学历至上的观点。从近些年高校教师招聘条件来看，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已成为最基本的条件，但高学历不代表有较强的授课能力。其次，高校应搭建合理的教师队伍。既要有理论教学型的师资，也应有实践经验的师资带领专业实践。一种合理的考虑是，可以聘用具有机关事业单位或企业实践工作经验的管理者担任教师，这样能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引领学生对实践教育的重视，传授具有可操作性的技能。最后，学校应给专业任课教师提供到管理岗位实践的机会，可分批次组织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既可以为教师提供应用所学理论的机会，也可以锻炼教师的实践技能。目前来看，学校团委（学生管理部门）已经提供过此类机会，但由于教师的考核或升迁是由人事部门或组织部门进行，部门之间不能进行有效地沟通，教师挂职锻炼对教师的职称晋升不会带来直接的利益，有教师甚至认为挂职只会耽误写论文搞课题的时间。因此，此项制度的落实需要学校甚至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进行整体考虑，才能免去教师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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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创新，又称会计再造，是依据当今知识经济、全球经济、信息经济的客观需要，通过对传统会计的扬弃，构建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与信息化相匹配的数据处理、存储，以及信息应用机制，以实现会计工作的重心转移和管理工作更进一步的深入和精细化。笔者曾在相关论文中探讨了会计创新的内涵和基本取向［1］，而本文则从会计环境、会计目标、会计对象和会计信息技术4个方面剖析会计创新的基本推动力。
一、会计环境变化推动会计创新
会计系统的发展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不仅有自身内在的发展动力和轨迹，而且“遵从”、“趋同”环境的发展变化，以便和所处环境保持“协调”［2］。
会计环境“是指会计所处的具体时空的情况和条件”［3］。而这些具体时空下的“情况和条件”又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会计环境具体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影响会计系统的主要因素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法规及人文意识等；“微观环境”影响会计的主要因素有企业经营规模、管理水平、组织形式等。
目前会计划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领域。就财务会计而言，其原则、假设、方法，以及凭证、账簿和报表的模式成熟于“工业时代”；就管理会计而言，产生于20世纪初期，是会计方法与“科学管理”结合的产物，随着“量化管理”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而当今社会已步入“后工业时代”，这种时代背景变迁，使会计的“宏观环境”、“微观环境”无不发生跨越式的变革。
如今会计的宏观环境与“工业时代”相比，呈现出“知识经济”、“全球经济”和“信息经济”等多元化的特征。这种变化至少在3个方面推动会计创新。第一，会计与企业以外其他单位进行“资金”和“信息”交流的方式发生变化，如电子商务、电子税务、电子政务等方面的变化，要求改变会计现有的数据采集、存储、加工、传递和输出模式，以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需要。第二，当今社会引发了会计对象的内在结构发生变化、对会计提出了更为精准的目标、产生了全新的会计信息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所有这些，要求突破现有的会计原则、假设，创新会计计量、确认和会计报告模式，构建全新的会计信息机制，以便在经营管理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当今社会会计工作者规模扩大，素质提高，尤其是会计研究工作者的变化，将助推会计创新。
会计微观环境的变化，有两个方面较为突出。首先，由于国际市场的发展，引发企业生存、竞争的模式变化，促使企业不断兼并扩张，刺激了价值链企业同盟及“虚拟企业”的出现。这些新的趋向，给企业组织和管理带来了诸多新的情况，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会计问题。其次，自动化、信息化的发展刺激了企业流程再造，推动以部门职能分工为基础的管理转化为面向流程的管理；促使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将流程中各项具体分工集成为有机的系统，以达到提高管理效率之目的。
二、会计目标变化拉动会计创新
“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石”，发挥着连接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纽带作用。会计目标的变化左右着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而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协同，随社会发展而变化。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到“决策有用观”，再到“目标体系观”，直至现在，仍然在求索之中［4］。
就“决策有用观”而论，如今对决策的认知和理解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决策有用观”研究的出发点是财务会计。财务会计遵循“公认会计原则”向企业外部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提供会计报表。“公认会计原则”在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比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形成了“死板”的标准化信息提供模式。
标准化的会计报告模式，忽略了不同决策的差异性，反映了在特定技术条件下不能顾及决策个性的思维定式。而如今，决策的非结构性、不同决策的差异性得到更多的关注；为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不同信息，为不同决策提供不同信息，成为会计的主要目标之一。从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信息处理能力不断提高，传输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分析，有能力也有必要突破现有的标准化会计报告模式，而依据不同决策需要不同会计信息的客观事实来构建全新的会计信息报告机制。
尽管“决策有用观”的理念有所突破，但关于“决策有用观”质疑仍然不断，说明这一观点尚存纰漏，仍然无法准确表达现代会计的目标，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对于会计目标认识至少应该从3个方面超越思维定式。
首先，超越会计仅向企业外部提供信息的思维定式，正视管理会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客观现实。关于“决策有用观”的会计目标，多数是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通过企业信息和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关系来进行探讨的。这一思维定式研究的是财务会计的目标，不包含管理会计的目标，所以，不能称其为完整的会计目标。
其次，在准确把握管理会计的基础上，研究会计目标。管理会计是会计方法和科学管理结合的产物，“是在追求组织机构的目标中辨认、计量、分析、解释和交流信息的过程。管理会计是管理过程的整体组成部分之一”［5］，其中“会计”是方法，“管理”是核心。管理会计的管理活动需要企业许多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合作，并非会计部门能够独立完成。这是探讨会计目标不容忽视的客观现实。
再次，对会计目标的研究，应超越“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不仅是一个信息系统，更是企业管理中量化管理子系统。会计“信息系统论”的观点无法得到“管理系统论”、“控制系统论”认可的事实，就说明会计信息系统仅是会计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能涵盖“会计”的全部。
如果能够拓展思维空间，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会计目标将会使结论更接近客观实际，也将对会计发展、创新产生重大影响。
三、会计对象变化需要会计创新
会计对象与会计学科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的发展和演变，不少学者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学的理论逻辑起点。人们关于会计对象的认识，由“财产”、“劳动量”，到“资金运动”，以至现在的“资源运动”等各种学说的变化，不仅体现出“认识”的变化和会计理论的发展，而且体现出会计对象具体内容的变化［6］。
由“会计对象—会计对象要素—会计报表项目”的会计对象观分析，会计对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6方面的要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会计对象要素的变化错综复杂，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知识经济改变了“经济资源”实际意义，对传统意义上的会计要素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企业拥有“人力资源”的优劣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先进技术”成为企业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重要手段，“信息资源”的价值备受关注。如此等等的变化不仅对“资产”要素产生影响，而且间接影响其他会计要素。
第二，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成熟，以及商业信用形式多样化，为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缓解了企业的各种责权、债务之间的矛盾，但也使企业与所有者的关系，企业与债权、债务人的关系复杂化，直接引发企业相关费用、利润的确认和计量等问题。
第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使企业的筹资、投资、生产、经营与市场呈多环节、多渠道的复杂连接状态。企业全方位受市场左右，放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使企业经营风险估计成为重要课题。此外企业内部物资存储和生产管理的诸多变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会计问题。
尽管从上述3个方面分析，可以认识会计对象的变化。然而这种会计对象研究出发点，仍然仅只是停留在“会计对象—会计对象要素—会计报表项目”思维模式，仍然局限在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的职能范围之内。
关于会计对象的研究至少应作3个方面的超越思维定式。
首先，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统一体的角度研究会计对象。会计对象是会计实践活动中的完整对象，既包括财务会计处理的业务对象，又包括管理会计处理的业务对象。会计对象应是会计预测、决策、预算、反映、分析、评价整个过程中所涉及对象，而不应只是财务会计的对象，仅局限于当前的“会计要素”。
其次，把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的一个有机组成子系统，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研究会计对象，从企业管理需求以及发展变化的趋势来研究会计对象，而不是仅就会计实践活动探讨会计对象。
再次，超越以赢利评价企业经营成败的思维定式，从企业经营所肩负全部责任的角度研究会计对象。企业要向所有者负责，但也应对社会负责，对员工负责。因此，单以“利润”或“现金净流量”来评判企业经营就很有局限性，因而，会计需要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会计对象”有更丰富的内容。
一旦拓宽了会计对象的研究视野，改变了会计的空间观、时间观，关于会计对象认识将会产生突破性的变化，会计的发展将会有更为广阔的空间。
四、会计信息新技术加速会计创新
电子化会计信息技术相对于传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而言，是全新的会计信息技术。
电子化会计信息技术在实际工作的应用、完善和创新，是众多科研工作者艰辛劳动的成果。电子信息技术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活动的影响，也不言而喻。但在理论上，更多的表述是“会计电算化对会计的影响”，专项研究会计信息技术与会计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理论相对较少。
在此，笔者就会计信息技术对会计理论体系的影响作以简要梳理。
首先，电子化会计信息技术应用、发展，催生了新的会计学科（会计信息技术学），改变了会计学的学科体系结构。当前，关于这一新学科的命名，有的称之为“会计电算化”，有的称之为“会计信息系统”，有的称之为“计算机会计学”，但各自研究的内容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差别，其实质研究的是电子化会计信息技术。形成这种同一学科、多种命名的现象的原因众多，但根本原因是忽略了这一新学科本质。
其次，对会计方法、技术理论产生重要影响。会计从某种意义上讲，可称之为方法学、技术学。技术手段由手工转向电子化后，财务会计的技术理论已经发生重要变化。第一，凭证、账簿的作用和意义发生变化，如，记账凭证信息得以扩充、明细账不再依据原始凭证登记、凭证和账簿作为存储会计数据的手段和方法的意义正逐渐消失。第二，淘汰与新技术不相容的理论，如，“账务处理程序”为“数据处理流程模式”取代。第三，派生电子化会计信息技术所需要的新技术、新方法，如，会计数据备份、数据恢复技术。
再次，引发会计数据处理机制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关于会计数据处理机制可以理解为会计数据处理定式。据此而论会计数据处理机制，将会在多方面发生变化。第一，会计数据处理将突破单独由会计部门处理定式，代之以企业内多部门参与会计数据处理，即，会计数据库与企业信息数据库集成，成为“共享数据库”，网络成为各部门参与数据处理纽带。第二，“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信息机制受到挑战，“数据源—会计信息加工方法—适合个性需要的信息”将成为构建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构架。
可见，电子化会计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会计重构的动力，也是会计创新的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 杜天宇. 价值链会计与网络会计比较[j]. 会计之友,2007(10,下):67-68.
[2] 于玉林. 现代会计理论——会计系统论､会计信息论与会计控制论[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32-40.
[3] 王开田. 会计进化论——科技革命与会计管理范式创新[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20.
篇6
关键词: 城市 信息化 城市信息化 “数字城市”
中图分类号: F49
一、“数字城市”兴起的背景
1998年1月31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二十一世纪认识地球的方式(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戈尔指出: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一个以地球坐标为依据的、嵌入海量地理数据的、具有多分辨率的、能三维可视化表示的虚拟地球。详细地说,“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对象,以地理坐标为依据,具有多源、多尺度海量数据的融合,能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多维的表达,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特征的虚拟地球。简单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数字化、信息化的地球。形象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整个地球经数字化后由计算机、数据库及通讯网络来管理的巨型信息系统。同时,“数字地球”也是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宽带网络及虚拟现实等现代高科技的高度综合和升华,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1999年12月,来自20个国家的500余名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学家、管理者及企业家汇聚北京,于“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发表了著名的《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宣言指出:21世纪是一个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强调综合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全球导航与定位系统、地球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及动态过程监控的重要性;认识到数字地球有助于回应人类面临的诸方面的挑战;倡议政府、科技界、企业等共同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建议实施数字地球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环境、灾害、资源、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数字地球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1998年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正式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和推广,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信息化浪潮。这股浪潮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消逝,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它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促进人们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由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以及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等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技术的集成又不断地拓宽新的应用领域。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先进的、改变城市功能的技术主要表现为:(1)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地理信息获取和更新的能力;(2)宽带光纤和卫星通信为基础的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的通信交换能力;(3)分布式数据库和共享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存储和管理能力;(4)仿真和虚拟技术的成熟,酝酿着信息应用技术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信息技术变革的大趋势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不得不向“数字城市”靠近,并努力追寻“数字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是社会经济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和扩散的基地。进入21世纪,信息化进一步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高度渗透,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同时,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知识等诸要素,在资本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互补性、关联性更为增强,各种商品在全球流通,为世界人类所共享。2000年6月5日～7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及亚太地区的城市市长参加的主题为“推动城市信息化,共创未来家园”的“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高级论坛”,最后发表了《上海宣言》。该宣言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信息化正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信息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加强对城市信息化的理解,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与合作,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城市信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数字城市”的建设。从技术角度看,“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实现的技术基础,而且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字城市”是社会信息化发展必然,是当今发达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全球信息化正在引发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发展的新格局。全球信息化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成为新世纪国人关注的热点,而“数字城市”则是热点中的焦点。
在戈尔于1998年9月首先提出了“数字化舒适社区建设”的倡议后,许多国家已经对“数字城市”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欧洲“数字城市”(EDC)中的虚拟赫尔辛基很有特色,3D界面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数字京都”(DCK)项目始于1998年10月,目的是使其成为京都的社会信息主干,其设计思想是真实和活动。“真实”是指该“数字城市”是为实际的用户服务的,而不是虚拟城市;“活动”是“数字城市”中的数据采集于现实的动态数据。“数字京都”中的新技术开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新加坡提出了“智能城市”的设想,为国民提供一个综合业务数字网和异步数字用户专线,将新加坡90%的家庭连接在一起,实现“网上生存”的梦想。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城市信息化发展政策,这些信息化城市或地区统一命名为“数字城市”。在国内,近十多年来,深圳、北京、海口、济南、广州等城市和国内著名科研院校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数据库和应用开发系统,为“数字城市”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和数据。“数字城市”已成为我国各主要地、市进入21世纪后,在新的时代背景、经济背景、技术背景下,运用并发展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最终将其集成并渗透到现代城市生活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性建设。
目前,“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深入开展“数字城市”的研究,积极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无论是对当前,还是对未来城市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字城市”的内涵
由于“数字城市”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的概念,人们对它至今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解释,存在很多的争论和思考。
台湾学者林峰田(1999)认为,“数字城市”是一项从人员组织、经费、法令、土地使用等各种配合条件,到包括硬件、软件和科技在内的基础设施,再到数据资料及其应用服务,直至社会文化五个层面的多层结构的城市大系统,他提出理想的“数字城市”应能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有效支援城市产业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第二,满足市民日常的交通、购物、娱乐、休闲、安全、教育、医疗等需求,保障市民知与言的权利;第三,创造地方特色自主意识的网络文化。
承继成(2000)认为,信息化是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全部过程。因此,信息化城市,也可以叫“数字城市”(或数码港)、网络城市和智能城市。俞正声(2000)认为,所谓“数字城市”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一样,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要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将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人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风俗习惯和思维方法。宋建元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即城市数字化,是指充分利用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进行多主体、多层面、全方位的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服务和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郝力(2001)认为,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即是空间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是物质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华。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狭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可概括为“43VR”,即地理数据4D化;地图数据三维化;规划设计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化。地理数据4D化指城市空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数字线划图(DLG)、数字栅格地图(DRG)、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正射影像地图(DOM);地图数据三维化指地图数据由现在的二维结构转换为三维结构;规划设计VR化指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在4D数据、三维地图数据支撑下,将现有的二维作业对象和手段升级为三维和VR结合的作业对象和手段。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一般所指的“数字城市”是以3S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是一个包括城市空间信息运行机理、空间信息运行技术系统、空间信息服务与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在内的多层框架。也就是说,“数字城市”工程建设要在城市空间信息认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下,采用数字化的空间信息技术手段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系统,特别是对与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数字化重现和虚拟,从而促进人们对城市的认识,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而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市民生活质量。赵燕霞、姚敏(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应该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应该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巨系统。周晓颖、章申鲁(2001)认为,“数字城市”是综合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具有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它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城市有关数据能够自动采集、处理分析、传输分化、自动或半自动智能决策,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王浒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基于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居民社会信息生存空间。通过运用数字地球的关键技术,如数据挖掘、知识提取和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城市”中广泛的、多源的空间信息将被有效的集成和管理。最终,“数字城市”将提供给公众和企业的不仅是虚拟的用户界面以实现所谓的“数字生存”,更重要的是将辅助政府制定城市管理的综合决策。
“数字城市”也称信息城市、智能城市,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信息系统。顾朝林等(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大众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其本质是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牛文元(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从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是指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应是四维(三维坐标加时间维)的、可视化的城市,不但包括城市三维空间的所有信息,而且还包括城市各种现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应包括人的信息如位置,甚至思维信息,是一个四维的空间信息系统。通俗一点讲,“数字城市”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生产生活中,利用数字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利用。城市规划者、管理者和生活者,可以在有准确坐标、时间和对象属性的五维虚拟城市环境中,进行规划、决策、管理和生活,其感觉就像漫步于现实的街道上或是承坐直升飞机俯瞰城市一样。李京文、甘德安(2002)认为,信息化的实质就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因此,“数字城市”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城市及其相关现象(经济社会特征)统一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高速。这些学者把“数字城市”等同于单一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认为“数字城市”建设就是当前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对信息化的一种回应。
李琦等(2003)认为,“数字城市”是从信息化角度,对信息时代及准信息时代城市状态的形象化刻化,表征在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工业城市文明基础之上,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信息数据资源丰富、信息化应用与信息产业高度发达、工业化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舒适的良性城市状态。“数字城市”工程就是要在集成化高速宽带城市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整合城市信息数据资源,连接城市信息化孤岛,开展面向政府、企业、公众的个性化、多样性综合信息应用服务,同时,促进城市领域(行业)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生态结构与城市空间规划,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持续协调发展。刘忻(2003)认为,“数字城市”从功能上讲是城市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视化,即将城市的各种信息,如城市管理、城市设施、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环境、经济、历史等各方面信息,以数据形式整理、加工、存储、分类、管理,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全社会的信息共享、共建、交流、再现,通过对城市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模型化处理,提高决策水平和应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力,为城市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服务。从技术上讲,“数字城市”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大规模存储技术、数据仓库技术为基础,以宽带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桥梁,结合3S技术、遥测、虚拟现实技术,对城市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描述,并通过城市管理与决策模型及其他应用模型,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决策的现代化工具。从理论上讲,“数字城市”在地理信息科学基础上,结合计算机及网络理论、现代城市理论、决策理论、控制论、系统论,复杂理论等,在计算机及网络中虚拟城市,并结合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信息交流、融合和挖掘,实现城市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姜爱林(2004)认为,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数字城市”就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以及城市生产与生活中,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的一种系统工程或管理模式。从信息化角度看,“数字城市”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系列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戴汝为(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数字城市”在功能、结构和庞大、复杂的多层次系统,及与周边、全国以至世界的联系等方面,无不具备着开放的杂巨系统的特性。
谢明(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对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和现象的一种数字化重现和认知,用信息化的手段收集、分析并管理城市的生产生活,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更加顺畅和协调。“数字城市”的建设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网络、多媒体、虚拟仿真等技术,综合城市空间和人文信息,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江绵康(2006)认为,“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的主要空间节点,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地球”在城市的具体体现。所谓“数字城市”,通俗地讲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展现。“数字城市”的本质是把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充分利用。
杜灵通、韩秀丽(2007)认为,可以将“数字城市”定义为利用各种信息获取、存储、传输、表达、处理等支撑技术,将表征真实城市的信息数字化,形成一个虚拟的城市实体,并利用这个数字化城市实体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跟数字地球一样,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自然和社会活动中诸方面的问题。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城市”是指一个由数字技术支撑的信息化的城市,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应该能够自动和非自动地获取与城市有关的海量数据,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具有数字实验室特性的技术系统,是一种虚拟城市模型。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概念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它既是城市信息化总的概述,又是城市信息化的目标,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数字城市”是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监管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是对城市发展方向本质特征的一种描述。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
陈建军(2010)认为,“数字城市”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以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对地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构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城市实体在计算机中的虚拟表达;另一方面,是指以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整合、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各个运作层面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尽管对于“数字城市”的定义还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化定义,但从专家们的意见和城市信息化实施的过程看,其狭义上的理解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数字城市”就是基于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城市系统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需要不断的和环境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
总之,“数字城市”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城市及其理论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它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以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表达方式对物质城市进行数字化的再现与升华,形成统一的、可共享的信息管理与服务数据库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城市规划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远程教育或医疗系统等),为市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为民众提供服务。它具有使现代城市管理更快捷高效、使城市居民更轻松方便的众多优点,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在这种认识下,“数字城市”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数字城市”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建立在已有的物质城市基础上,结合多种学科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城市”的内容与框架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作为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数字城市”是一个包括运行机制与保障系统、空间信息技术系统、空间信息增值服务活动与产业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等层面在内的多层次框架体系。段学军、顾朝林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由下列体系构成: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体系、法规和财经体系等(见图1)。“数字城市”的功能结构为:(1)数字商务,包括网上贸易、虚拟商场、网上市场管理等;(2)数字金融,包括数字银行、数字股市、数字期货、数字保险等;(3)数字社会,包括数字影院、戏院、数字旅游、网上办各种手续等;(4)数字教育,包括虚拟教室、虚拟实验、虚拟图书馆等;(5)数字医院,包括网上健康咨询、网上会诊、网上护理等;(6)数字政务,包括数字会议、数字议会等。寇有观(2001)认为,“数字城市”不仅包括城市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社区和数字家庭等,而且包括城市的数字地籍、数字规划、数字水系、数字交通、数字电力、数字通信、数字旅游、数字生态、数字抗灾、数字商务和数字金融等。同时,寇有观还建立了一个“数字城市”系统框架。这个“数字城市”系统是城市公用信息平台上的空间信息获取更新处理和应用系统,包括城市公用信息平台(网络体系)、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地理空间数据交换中心、行业空间数据工程数据获得和更新体系、数据库体系、应用体系、动态监测体系等(见图2)。
姜爱林(2002)认为,“数字城市”构建的基本框架应包括5个方面:(1)通过推动信息化建设,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培养竞争机制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2)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体现管理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好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平台,促进基础信息资源有效共享。(4)建立应急联动指挥和智能交通管理两个综合性应用系统,带动一批行业信息系统建设。(5)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培养信息化人才,为构筑学习型城市服务。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的主要内容有3项:(1)信息基础设施,要有高速宽带网络和支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也就是说“数字城市”的第一项任务是解决“修路”的问题,即为“数字城市”建立一条信息高速公路。(2)数据和信息,特别是“空间数据”。据统计,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与空间位置有关。“数字城市”的基础平台是城市空间数据框架,这个框架提供一个可以精确地、始终如一地获取、配准和集成城市空间信息的基础。它包括空间控制数据,航测与遥感影像数据,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数据库,以及相关的专题数据库等等。(3)人,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与管理我们的“现实城市”相对应,管理“数字城市”要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和规范,要不断地对网络系统和数据进行建设、更新、维护和升级,并协调用户的访问。除管理“数字城市”的人之外,培养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是建设了“数字城市”而没有人用,也是一种浪费,也产生不了社会经济效益。只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成百万、上千万的市民应用“数字城市”才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段学军(2003)认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由6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各类遥感设施,即高分辨率高光谱卫星、星―机―地数据接收设施、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获取设施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存贮、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数据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源数据集成、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模型体系。为用户提供实际应用的解决方案,利用其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所观测到的海量数据,从中找出规律和知识。(6)专用软件体系。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功能的基本工具,包括数字图象处理软件、GIS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承继成等(2003)提出,“数字城市”内容框架包括基础设施、资源管理和应用服务三部分。基础设施包括通讯层、数据层、保障层三部分。管理层主要是指对“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管理及信息数据资源的集成与融合、应用的集成与融合的管理。应用服务层包括基础公共服务层、管理应用层、业务应用层、服务应用层(见表1)。
岳为民(2003)从“数字昆明”的角度指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是由“一个关键、三个基础、三条主线、七大支柱”构成:(1)一个关键。就是城市数据的全面规范和高度共享。(2)三个基础。即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基础数据及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3)三条主线。第一,政府管理与决策行为的数字化(数字政府);第二,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数字化(数字企业);第三,市民生活的数字化(数字生活);(4)七大支柱:即政府上网、电子商务、信息产业、信息港、智能建筑、智能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姜爱林(2004)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的技术组成包括:(1)宽带多媒体网络;(2)电子地图及网站服务系统;(3)高分辨率卫星、航空遥感技术;(4)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4)OPEN GIS标准、远程互操作、互运算等信息共享技术;(5)虚拟仿真技术;(6)“数字城市”信息模型与体系结构,包括城市建筑、交通、能源、通信、服务、文化设施和行政管理的信息模型及体系结构;(7)“数字城市”的运行管理技术,包括通信网络系统及其管理,数据组织及数据转换,决策模型管理,城市信息安全保障机制;(8)“数字城市”的功能系统,包括公用信息平台,专业信息平台等。“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王凤霞、张超(2004)在“数字地球”和“数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上海”总体框架模型(如图3所示)。
谢明(2005)综合当时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情况提出,“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和更新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数字城市”相关信息,包括城市空间数据框架(基础电子地图、卫星影像、航空影像)、城市规划建设信息、城市社会经济信息、城市管理信息等,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对各种信息进行更新的机制。(2)数据存储、加工和管理体系。该部分内容包括建立起海量数据存储体系,实现数据的高速存取,并在空间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对信息的加工和管理,包括元数据管理、空间数据仓库、多源数据集成与互操作、海量空间数据的职能提取与分析、辅助决策支持等。(3)网络支持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等,共同构成支撑“数字城市”的基础网络体系。(4)专用软件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用于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各基础功能的工具软件,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等,并由此衍生出基于各种决策模型的辅助决策系统和应用解决方案。
寇有观(2006)认为,“数字城市”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五大平台、五个中心、五类应用、五大工程,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组织、资金、人才保障体系等。五大平台是信息网络平台、公用信息平台、专题信息平台(多个)、空间信息平台和决策支持平台。五个中心包括信息网络互联中心、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身份认证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决策支持中心。五类应用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服务、经济运行服务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运营。五大工程包括市民卡工程、金融信息工程、社会劳动保障信息工程、社区服务信息工程和金旅工程。“数字城市”大力推进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遥感技术在城市的应用。
孙旭阳、冯一民(2006)认为,“数字城市”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7个方面:(1)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3)电子政务建设。(4)电子社区建设。(5)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7)数字行业应用建设。吴庆双(2007)认为,“数字城市”的构成体系包括: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数据与信息传播体系、数据库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系统、法规与财经体系等。
马娟、秦凯(2007)认为,“数字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体系的建设、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体系的建设、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建设、组织机构的建设等,以及实现覆盖整个城市的多尺度、多分辨率、现势性好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化城市涵盖了整个城市各方面的信息及应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十个组成部分。三个层次为信息基础层、应用层、综合决策层。十个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和骨干网、空间数据等基础设施、政府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公众类应用、区域类应用、数字门户网站、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城市综合决策指挥系统、政策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及各种应用规范。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涉及城市信息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可以分为3个层次、9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图4所示)。3个层次为:基础层、管理层和应用层。9个组成部分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与交换中心、法律法规与政策、技术与标准、政府类应用、行业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和公众应用。
曹蕾(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城市信息和交换网络化,城市生活和管理智能化和城市空间数据可视化。“数字城市”框架体系大体由3部分组成:(1)基本平台部分,主要为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城市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城市电信基础设施平台;(2)“数字城市”服务对象(用户),该部分主要为政府、企业、社区、公众构成的各类应用系统,作为核心应用系统是“数字城市”发挥作用的根本;(3)关键技术,它是“数字城市”的技术支撑,主要为计算机技术、海量数据存储技术、宽带网络技术、3S技术、对地观测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互操作技术等。
张立平(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也是当前信息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数字城市”应用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12个方面: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共信息服务、远程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社区管理、突发事件处理、城市环境检测、智能化小区、水网调配。“数字城市”的体系结构包括:(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城市地表、上空及地下等自然地理数据的自动获取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更新体系,城市人文、经济、政论等社会数据的变更与监控系统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地存储、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信息提取与分机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元数据集成、信息智能提取分机、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的分析式计算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体系。包括城市规划、地籍管理、城市防灾、城市交通等。同时还包括城市网络生活方式等。(6)管理体系。包括专业人员小组、教育培训、安全管理、系统维护、标准与互操作规范、相关法规等。
马佩勋、谢海波(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框架体系涵盖了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是由战略政策层、信息基础层、应用服务层和分析决策层组成的有机整体。战略政策层包括“数字城市”的发展战略及总体框架、信息技术标准、政策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保障体系等;信息基础层由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中心骨干网、区域骨干网、通信管线、空间数据、业务标准体系和协调维护机制等组成;应用服务层根据“数字城市”功能特征分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规划建设及运行、经济运行服务和社会综合服务等五类应用;决策分析层是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性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环境监测分析系统、城市发展预测决策系统和城市防灾、救灾及应急处理系统等。基本框架如图5所示,战略决策决定和指导信息基础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应用服务,通过决策分析又反过来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
四、小结
“数字城市”是空间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整体功能提升的必然依托,是新的经济建设增长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将是跨越式的。“数字城市”为认识物质城市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展示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经营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数字城市”的战略研究、数据和技术集成框架等基础研究和原型系统建设,必然与其应用研究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数字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多学科的融合体,因此,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为基础,更需要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作保障,还需要市民和整个社会信息素质的提高。(编辑:何乐)
主要参考文献:
[1]刘仲蓓:《我国发展数字城市的政策和策略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后学位论文,2003年。
[2]李佩武:《论数字城市建设及其重要意义》[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9期。
[3]顾朝林等:《论“数字城市”及其三维再现关键技术》[J],《地理研究》2002年第1期。
[4]承继成:《信息化城市与智能化城镇-数字城市》[J],《地球信息科学》2000年第3期。
[5]宋建元等:《数字城市初探》[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
[6]郝力:《中外数字城市的发展》[J],《国外城市规划》2001年第3期。
[7]李京文、甘德安:《建设“数字城市”的经济学思考》[J],《城市规划》2002年第1期。
[8]赵燕霞、姚敏:《数字城市的基本问题》[J],《城市发展研究》2001年第1期。
[9]杨开忠、沈体雁:《浅析数字城市》[J],《北京规划建设》2001第1期。
[10]林峰田:《资讯都市的兴起》[J],《台北书刊》1999年第1期。
[11]俞正声:《21世纪数字城市论坛开幕式讲话》
[EB/OL],,2000年5月13日。
[12]王浒等:《数字城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年第2期。
[13]王志龙、白庆华:《数字城市:现状与未来》[J],《现代城市研究》2001年第3期。
[14]周晓颖、章申鲁:《“863”为数字城市夯实基础》[J],《经济参考报》2001年1月10日。
[15]段学军、顾朝林等:《数字城市的概念、框架与应用》[J],《现代城市研究》2001年第3期。
[16]寇有观:《数字城市系统与应用》[J],《计算机系统应用》2001年第4期。
[17]姜爱林:《数字城市:一种可供选择的城市信息化模式》[J],《广东财贸管理千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18]牛文元:《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载体――中国数字化城市建设的五大战略要点》[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1期。
[19]张静:《构筑数字城市的空间数据框架》[J],《三晋测绘》2002年第1期。
[20]李果仁:《关于数字城市讨论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02年第83期。
[21]王凤霞、张超:《“数字城市”研究初探》[J],《世界地理研究》2002年第2期。
[22]李琦等:《数字城市若干理论问题探讨》[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3年第1期。
[23]段学军:《数字城市建设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年第5期。
[24]承继成等:《数字城市的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25]刘忻:《数字城市体系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6]岳为民:《昆明建设“数字城市”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建议》[J],《经济问题探索》2003年第10期。
[27]姜爱林:《数字城市发展研究论纲》[J],《科技与经济》2004年第3期。
[28]王凤霞、张超:《“数字上海”的研究与构建》[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1期。
[29]戴汝为:《数字城市――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J],《中国工程科学》2005年第8期。
[30]谢明:《数字城市建设与发展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21]寇有观:《“数字城市”的规划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06年第18期。
[32]杜灵通、韩秀丽:《基于数字地球思想的数字城市研究》[J],《地理空间信息》2007年第1期。
[33]彭学君、李志祥:《数字城市及其系统架构探讨》[J],《商业时代》2007年第8期。
[34]吴庆双:《建设数字城市的若干问题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07年第6期。
[35]马娟、秦凯:《数字城市建设的初步探讨》[J],《科技咨询导报》2007年第1期。
[36]李丽琴:《中国数字城市研究》[D],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4月。
[37]李宗华:《数字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
[38]曹蕾:《数字城市基本框架及关键技术》[J],《交通科技与经济》2009年第2期。
篇7
对于河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信管专业来说，目前的人才培养定位是以中层次管理人才的培养为主，即毕业生在信息管理、网络应用与信息系统建设等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专业基础扎实，同时也具备较全面的经营管理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工作能力，能够在各种企业中起到业务骨干作用。在条件成熟之后，学院应该考虑着手培养能够从企业战略管理的层次，以培植企业战略竞争优势为出发点对信息系统(信息技术)进行战略规划和建设的高级人才。
1 管理学院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管理学院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后，在教学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信息管理本身是一个涉及信息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系统论等多个学科领域的边缘学科，包括信息内容管理、计算机信息管理、管理信息系统、信息产业或行业的人员管理等诸多内容，跨越技术、经济、人文三个层面，如此一个内容庞杂的本科专业，其具体的教育实施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跟市场需要和专业背景之间尚存在差距，课程设置上的针对性也较差。培养目标是靠课程体系的整合与设计作为支撑点的。
通过以前对学生的调查，信管专业的课程由不同学科中的课程组成，学生普遍反映课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学习内容方面，知识面广但课程深度不够，表现为什么课程都学，而结果是什么课程都没有学会。二是就业竞争力方面，学生无一技之长，专业特色不明显，表现为经济理论与管理能力上不如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计算机实力上不如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具体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1]：
1.1 课程繁杂，有“拼盘”之嫌，且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为了兼顾教育部关于信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现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的，采用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课程设置，但这些课程并没有被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而是多门不同专业课程的简单堆砌，课程之间的知识缺少融合性。目前我校信管专业的课程设置，还有一些不合理之处，部分课程交叉重复，如市场信息学与信息资源管理的内容有重复，有的课程偏向于理论性太强，如信息组织。还有部分课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开设，比如与ERP相关的课程，而这些课程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和培养的能力正是企业所看重和急需的。
1.2 教学实验薄弱，社会实践不足
对于信管专业来说，实验和实践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环节。有些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学科专业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重理轻文的思想，对文科专业的实验和实践教学环节投入不足。实验教学方面普遍存在实验学时较少，一些必要的教学软件配备不足，无法正常的完成实验项目，达不到应有的实验教学效果和目的，学生动手能力培养不够。此外，学生只是在学校学习理论知识，缺少社会实践的机会，社会实践能力非常欠缺。
1.3 学生就业困难
信管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学生大多没有掌握一技之长，普遍感觉自己竞争力不强，未能在某一领域做到精通，在市场竞争中无法凸显自己的特点，其结果表现为毕业的时候就业困难，就业率偏低。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认为信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仅仅是表象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校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于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结构、教学实验、社会实践等方方面面，专业培养缺乏特色，毕业生就业缺乏竞争力。信管专业的毕业生能力平平，无突出之处。与计算机专业学生相比，计算机技术方面的能力太过逊色，和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等专业毕业生相比，在专业水平上也是望尘莫及，由此导致企业对信管专业的毕业生能力的怀疑和不信任。当然信管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实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信息化还未真正为中小企业所实践，大部分中小企业即便是有此意，也无此能力，这就造成了信管专业人才供大于求，而导致就业困难。
针对我校的信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在对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时，不仅要考虑信管专业本身的问题，更应该关注社会的需求，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人才的特殊需要。我们要加强信管专业本身的特色，注重培养学生的特殊技能――一技之长，以期增加其再就业时的竞争力。
管理学院信管专业的教师们，近两年一直在做不懈的努力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改革的研究，以开放的理念与眼光，面向未来、面向市场更新培养模式设计，在培养模式上引入了分支培养模式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付诸实施，将会培养出基础知识扎实，在本科生学习阶段又具有一方面专长的学生。
2 分支培养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信管专业人才分支培养模式指在信管专业课程设置及人才培养方面，在专业中划专业或方向，在资深教授专家的规划引导下，由学生依个人兴趣选定自己的主攻方向，深入学习实践，最后形成专业内分组培养的模式，故称分支培养模式[2]。分支培养模式在我校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 师资力量雄厚，知识结构合理
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专业教师队伍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合理，是一支实力较强的教学、科研队伍，汇集了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等多专业方向的不同人才，适应多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信管专业的教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方向相对较多，为实施分支培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2.2 宽广的社会实践资源
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同洛阳市内外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建立了多个固定的业务实习基地，如洛阳市内的中信重机集团、河柴集团、洛轴集团、中国一拖集团公司、洛玻集团、洛耐集团等，洛阳市外的河南天鹰集团公司、河南天宏集团公司、平顶山兴鹰公司、河南天使集团公司等。这些实习基地为学生进行毕业实习、业务实习等实践性环节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3 分支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设想
不少院校和科研机构曾针对企事业用人单位进行过信管专业学生需求调查，得到很多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如: 要加强实践，多了解企业，走与企业联合培养的道路；要突出专业的特点，形成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自己的“杀手锏”等等。由此可见，分支模式不仅适应了专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要求，而且迎合了社会需要，同时为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3.1 分支培养的方向的设置
按照不同的偏重点，可以划分为计算机技术类和管理信息系统应用类。在计算机技术大类下，可以设置计算机网络技术、网页设计与制作、数据库技术、编程（C++、java等）、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等分支方向；在管理信息系统应用大类下，可以划分为ERP、SCM、CRM等分支学习方向。
也可以按相关的标准划分，设置分支方向。如按技术标准(划分为系统分析设计、数据库技术及应用、网络及通讯技术、信息资源管理等分支)，或按功能职能标准(划分为财务信息系统类、人事信息系统类、生产制造信息系统类、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类、电子政务类、小型信息技术应用类等分支)，或按项目进度层次标准(划分为系统规划、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维护和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利用等分支)，或按其他标准进行划分。
分支培养方向的划分与设置，取决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专业教师的研究方向和水平，可以根据学院信管专业的实际情况设置分支培养的方向，对信管专业的学生实施分支培养。
3.2 分支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师资需求
由于信管专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需要教师要同时具备胜任理论教学和指导学生实践教学的素质，全面掌握企业实践案例，注重知识的实用性。最显著的特征是能够把专业理论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高效率地指导好学生。可通过校企联合方式，让教师到企业进行锻炼，与企业接触，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使教师一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同时具有良好的实践经验，以此来带动各分支培养方向学生的相应素质和能力的提高。
3.3 分支培养的课程设置
在原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要调整目前的课程体系，删减一些不必要的重复性较强的课程，增加实验和实践性环节的学时，开设与ERP相关的课程，购买安装一些必要的管理软件用于教学。
在课程教学方面，可以通过设计多个方向的选修课来实现分支培养模式。在大三、大四阶段将课程进行分类，由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作为主攻方向，进行深入学习，精通该领域的主干课程。购买安装一些学习必要的软件，帮助学生对相关课程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比如在学习《生产与运作管理》，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和使用ERP软件或是SCM软件，使学生对企业的生产运作有一个整体的和立体的概念；在学习《系统工程》时，可以借助相应的系统仿真等软件，使学生掌握实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科研项目方面，由指导教师带领学生组成项目小组，完成项目或者撰写论文，让学生有机会参与项目运行和实施的整个过程。
在实践环节设置方面，从课程角度多增加实验课时，以及与课程配套的课程设计，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3]。
3.4 分支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课程实践和社会实践
分支培养并不是要把现有的课程体系打乱，而是在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学生有选择的重点学习某些课程，并在课外对这些课程进行拓展学习，在这些方面形成自己的专长。
分支培养阶段要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从理论授课到项目实践，分组培养、协同交流。在实践上可进行分支协作组队，引入“项目小组”，依托老师的具体的科研项目让小组成员参与锻炼、形成自己的一技之长，分支培养的时间可设定为一年或两年，以大三和大四两学年为宜。
在社会实践方面，采用校企联合，给学生提供更多了解企业、接触社会的机会。信管专业的学生要深入企业进行实践，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可以定期请企业信息管理与信息技术方面的专家和企业的高级经理人作报告，使教师和学生都能把握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在教学和学习中做到有的放矢。在整个实践环节中，学生在参与各项活动的同时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使自己在毕业后能很快的适应环境[4]。
4 总结
分支培养模式作为信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一种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和方式，可以在今后的课程设置及培养方案中尝试实施。它不仅适应了专业自身的建设，也迎合了社会的需求，我们期待在河南科技大学逐步推广实施，希望通过改革后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能够展现其专业特色，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赵峰，江雨燕.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J].皖西学院学报，2009（4）:30-33..
[2]徐建国，逄锦荣.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创新建设研究[J].现代情报，2007(10):74-77.
[3]张军，.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设计改革[J].电脑知识与技术(学术交流)，2010(11):1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