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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斯德哥尔摩现象（Stockholm syndrome），又称斯德哥尔摩效应、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好感、依赖心，导致被害人反过来协助加害人、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斯德哥尔摩现象源于1973年在瑞士斯德哥尔摩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四名人质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抗拒政府营救他们的努力。获救后不仅拒绝指控绑匪，而且一致对歹徒没有伤害他们、对他们加以照顾表示感激，甚至还为绑匪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人质中一名女职员还爱上了劫匪。这一件事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思考，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的心理学研究将这起绑架案中的人质心理变化称为“斯德哥尔摩现象”。
在历史上或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存在斯德哥尔摩现象，清朝满人的辫子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清朝男人的发型是由满族人留辫子的习惯而来的，清朝建立初期，为了表示清朝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也为了表现汉族人民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臣服，清朝政府强迫全体中国人按照满族人的习惯留辫子。因此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军事论文军事论文，抗拒清朝政府的暴行，清朝政府为野蛮推广留辫子，不惜大肆屠杀不肯屈服的中国人。经过清朝的统治，留辫子竟然被当时的一部分中国人当成了传统，以至于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后，很多人对辫子产生怀念，甚至有人为了保住头上的辫子而不惜放弃生命。一部分中国人从当初“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对留辫子的奋起反抗，到逐渐接受，最后到为了保住头上的辫子而死，也是由于清政府的从野蛮屠杀到体恤百姓的统治方式，诱发了一部分人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斯德哥尔摩现象，简而言之，可以叙述为，A刚开始对B态度恶劣，行为野蛮，B会憎恨A。然后A对B略施小惠，B会对A态度转变论文格式论文下载。最后A对B回复正常的待人方式，B会认为A对B很好而对A感激不尽。而其实最后A只不过是对B采取了正常的待人方式，而B会对A感激，其原因就在于在A的这一态度的转变下，已经诱发了B的斯德哥尔摩现象。
二、 斯德哥尔摩现象的科学解释及形成条件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现象： 出于对罪犯的畏惧，被害人为了转移心理压力，分裂出另外一种思想，把受到伤害（攻击、压迫、禁闭等）当成理所当然的，把受到的施舍（食物、外界消息、甚至生存权利）当成恩惠。人质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如此经过长时间的或短时间，高浓度的对峙，就会把开始对犯人的恨，转变为畏，再转变为爱，以此来减少心理压力。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因此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人质就会把解救者当成敌人。
心理学家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形成军事论文军事论文，有几个形成的因素：
1、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加害者）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2、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体认出绑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举动。
3、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4、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三、在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运用斯德哥尔摩现象之方法
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具有物证书证少且取证难的特点，因此侦查更加倚重于审讯，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突破。面对审讯未达到目标，无法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僵局，可以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来影响犯罪嫌疑人，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心理产生变化，以期提高审讯成功率。将上述形成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因素加以扩展，可以得出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条件：
将犯罪嫌疑人羁押入看守所，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住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让其处于信息封闭、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境地，从而形成了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前提条件。侦查人员在此基础上，可以有策略的诱发其他条件，使得产生斯德哥尔摩效应的几率提高。
第一步，将犯罪嫌疑人羁押至条件比较差的多人监室，配合强度较大的审讯力度。看守所的集体监室在押人员罪名不同，涉嫌各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混合羁押，且以暴力犯罪居多。此类羁押条件的特点是羁押人群素质普遍不高，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素质普遍较高形成较大反差，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前的生活环境更是形成鲜明的对比。犯罪嫌疑人羁押在此类环境下，心理落差极大，仿佛置身于异常恶劣的环境。此时配合高强度的审讯力度，更能加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负担，尽量使其置身于“绑架受害者”类似的境地，此时侦查人员亦要表现出“绑匪”似的穷凶极恶形象，不给予犯罪嫌疑人任何好处，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予接受，务必造成犯罪嫌疑人绝望的思想状态。
第二步，将犯罪嫌疑人移至条件比较好的多人监室，降低审讯强度，侦查人员适当施以小恩小惠。此类监室适宜以羁押诈骗、侵占等非暴力犯罪罪名的犯罪嫌疑人为主，此类被羁押人群相对其他被羁押人员素质较高，能够给被羁押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相对轻松的羁押环境。同时侦查人员在提审中要让犯罪嫌疑人明白，更换监室的行为是侦查人员体恤犯罪嫌疑人而向看守所提出，经过多方努力才促成的事宜。再适当施以小恩小惠，例如递香烟、送水果等手段，使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产生好感。
第三步军事论文军事论文，将犯罪嫌疑人移至条件好的单人监室，放宽审讯强度，辅以亲情攻势或政策教育等手段，有条件的可以安排个别家属或单位领导短时间见面。侦查人员如能在这个过程中，使得犯罪嫌疑人相信是侦查人员尽最大努力将其羁押环境得以改善，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从最初对侦查人员的厌恶、怨恨，逐步转化为感激、理解的心理状态。安排家属或领导见面，有可能会加深这样的情感，此时，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有望彻底瓦解，突破口供的难度有望大大降低。
四、诱发斯德哥尔摩效应所需的外部环境配套
诱发斯德哥尔摩效应需要促使形成以下外部环境配套：
第一，促使看守所改进羁押方式，使将类犯罪嫌疑人按照罪名分类羁押。分类羁押，有利于看守所集中管理犯罪嫌疑人，不同种类的犯罪应用不同的羁押管理方式，也可以为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二，将看守所按照羁押条件及环境划分等级论文格式论文下载。此举一方面可以改善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看守所人权状况的提高。看守所设立若干个条件好的单独羁押监室，以备需要时可以使用。
第三，提高侦查人员的审讯技巧。审讯技巧高超的侦查员，是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重要内因。在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过程中，侦查人员的角色是多变的，从一开始态度类似“穷凶极恶的绑匪”，到后来类似“略施小惠的绑匪”，最后类似“人情关怀的绑匪”，需要侦查人员的神色，语气，和审讯谈话的技巧加以配合，还要从审讯的过程中，通过侦查人员丰富的经验，对犯罪嫌疑人察言观色，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兴趣、爱好，和犯罪嫌疑人羁押于看守所时，面临什么困境，生活有什么困难，在适当的时候投其所好，略施小惠，以上技巧只有一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才能做好做到位。提高了侦查人员的审讯技巧，时提高诱发斯德哥尔摩现象的成功率的重要因素。
五、利用斯德哥尔摩效应突破口供是否违反法律之反思
首先，利用该方法不属于刑讯逼供。利用该方法并没有使得犯罪嫌疑人受到身体的伤害军事论文军事论文，将其关押在不同监室的做法，是想利用周边的环境使犯罪嫌疑人产生心理压力，不属于刑讯逼供的行为。
其次，利用该方法向犯罪嫌疑人施加心理压力在法律允许的侦查手段范围内。反贪污贿赂侦查人员的讯问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教育、法律教育、事实教育、亲情教育等一系列侦查方法，使得犯罪嫌疑人迫于国家法律的威严和无法抹去的事实，自愿交代其犯罪事实，该方法自始自终都在利用政策教育等方法使得犯罪嫌疑人主动、自愿交代犯罪事实，所以利用该方法是法律允许的。
最后，利用该方法不会使得犯罪嫌疑人产生后遗症等一切负作用。斯德哥尔摩现象只是犯罪嫌疑人置身于强大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心理压力解除后，该现象会随着压力的消失而消失，对犯罪嫌疑人不存在任何负作用。
篇2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篇3
[ 论文 关键词]行政伦理思想；儒道墨法； 历史 发端；理论内核
[论文摘要]
20世纪70年代，行政伦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在西方才得以诞生，但行政伦理思想在
3.墨子:墨家行政伦理思想的发端。墨家的行政伦理思想，由战国初期墨翟创立，代表着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的利益，曾盛行一时，拥有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光环。墨子先学习儒家之学，而后创立墨家，以“兼爱”为核心，建立了涵盖 政治 、 经济 、伦理与 哲学 四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其中包含着一系列诸如“非攻”、“尚同”、“尚贤”、“贵义”、“贵利”等具有行政军事思想、行政组织思想和行政人事思想的诸多内容。墨家的思想蕴含着大量的传统行政伦理的原则与规范，如在人事管理上，墨家宣扬“以尚贤为政”的举贤观念，明确“以德就列”的用人标准，规定了“自上而下”的选拔方法和“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的录用程序。经“巨子掌权”、“相谓别墨”、“墨离为三”等三个时期的分化，“墨家后学”继承与 发展 了墨子的学说，并在认识论、逻辑学、 自然 科学 等领域也颇有建树。由于阶级斗争加剧，小生产者阶层的分化瓦解，以及墨学自身空想性与脱离现实的不足性，墨学逐渐退出了 历史 舞台，以致“其学几绝，其书仅有”。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墨家诸多思想精华被整合到儒家、法家等学派之中，彰显其不朽的思想价值。“虽然，墨学的繁衍传承没有像其他诸子学说那样的款款绵延，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时代价值的展现，其‘墨子精神’依然在不同时代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无论何时，墨学总有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究，也总能发掘出许多新的理论点”。所以，先秦墨家思想必然成为追溯
篇4
一、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政治思想
重视人才，选贤任能，是齐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特点。在齐国政治家和开明君主看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要“霸诸侯，一匡天下”就要培养造就人才，大胆启用人才。立国之初，姜太公就制定了“举贤而上功”这一基本国策。齐桓公时，又发扬光大这一重用人才的优良传统，并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用人的 “三本”、 “四固”原则和学说，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用人标准 、选拔措施和考核办法。齐桓公大义相管仲及设庭燎招士、齐威王用人不疑、齐宣王礼贤下士等尚贤重才的做法，也都集中反映了齐国对人才的重视。
崇尚法治，依法治国，是齐国政治思想的又一特点。齐国当时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法治体系，但统治者已认识到了法的重要性，主张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来规范臣民的行为，把法看成是行政施令的法宝，开始运用“法”这个工具为自己服务。《管子明法解》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君主治国要以法律、制度为准则，实行法律化、制度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齐国统治者特别强调法律先行，重视立法，并认为立法应遵循以下五条原则：一是顺天时，法自然；二是因时而变，顺乎民情；三是令于民所好，禁于民所恶；四是重安居，利耕战；五是慎其立，严其行。不仅强调要法律先行，搞好立法，而且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依法治国要贯穿于君、臣、民之中，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管子》还认为，执法必须从严，执法必须 “公正”。《管子·版法解 》日：“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礼，事不尽应。”《管子》对法的论述，体现了齐国以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来规范百姓行为的治国思想。虽然齐国的法治思想尚处于初级阶段，很不系统 、全面，但却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行作用。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 ，治国必须依靠法治，而不能靠人治；越是经济发展，越要加强法制建设；发展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制作保障。
以廉为本，反对奢侈，是齐国政治思想的另一特点。齐国的政治家从治国安邦 、维护 自己的统治出发，强调统治者要 “薄于身而厚于民”，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许多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如《管子·八观》中说：“山林虽广，草林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公室必有度。” 《管子·权修》又说 ：“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 ，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此外，还主张对官吏实行严罚重赏。齐威王时，即墨大夫由于治理有方，百姓富庶，被 “封之万家”；阿大夫因欺压百姓 ，收受贿赂 ，被 “烹”之。齐国不仅有廉政措施，而且还涌现出许多勤俭持政的官吏。晏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晏婴身为齐国宰相，历仕三朝，却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穿缁衣，吃粗粮，驾驽马，居陋室，并多次谢绝君主赏赐的封邑、新宅、美女、车马和衣裘，堪称廉洁楷模。不管齐国统治者倡导廉洁勤政出于何种 目的，客观上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要想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现代化，就要惩治腐败，保持廉洁。
二、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
齐国之所以在诸侯纷争中成为大国、富国、强国，关键在于其重视发展经济。姜太公初封齐国时，齐地如《汉书·地理志》所记载，乃“负海渴卤，少五谷而人民寡”，地薄人少，百姓贫困。然而，齐国却背山面海，有山木鱼盐之利。根据这样的国情 ，齐国因地制宜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业的建国方针，使齐国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强国。建设现代化，也要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经济的大发展。重视农业，以农为本，是齐国的一贯经济主张。齐国重视农业主要体现在既抓粮食生产 ，又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管子·臣乘马》日：“彼王者不夺农时，故五谷兴丰。”《管予匡君小匡》又说：“无夺农时，则百姓富。”而且还颁布禁令以保证农时，“无夺农时”，其目的是为了搞好粮食生产，使百姓有足够的食物。为保证粮食生产，促进粮食生产，齐国推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均地分力”，按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二是 “与之分货”，即在 “均地分力”基础上实行按产量分成的实物地租制。为发展粮食生产，还大搞农 田水利工程和防洪抗洪工程建设 。
齐国不仅重视粮食生产，而且注意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如鱼盐生产，太公时就 “便鱼盐之利”，桓公时又 “设轻重鱼盐之利”，并对煮盐业实行国家专营的政策 ，使齐国鱼盐业 “通输海内”。又如畜牧业生产，《管子·山权数》说： “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六畜的饲养实行保护政策，反对对饲养六畜征收赋税。再如林业生产，主张大搞植树造林，严禁乱砍滥伐，并实行 “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的奖励政策。齐国坚持以农为本、发展多种经营的经济思想，使其成为经济大国。在我国这样人 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既搞好粮食生产，又注意林木副渔各业的协调发展。
重视工商外贸，是齐国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并因此而形成齐国经济文化的特色。与当时其他诸侯国相 比，齐国手工业和商业外贸都是非常发达的。齐国一直有手工业生产传统。建齐之后，又设“工正”、“工师”、 “铁官”等官来负责手工业的管理，因而齐国在制铜、治铁、纺织、制陶等行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都获得空前提高，对此，《考工记 》作了详细记载。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再加上便利的交通优势，齐国的商贸业也越来越活跃。为促进商贸业的更加繁荣，齐国采取了 “驰关市之征”的政策，并强化市场管理，改善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商人到齐国从事商品交易。齐国重视工商贸易的传统和精神，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加快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因为，看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工业化是重要标志。没有发达的工业 ，就没有市场经济的繁荣，也就没有国家的富强。
齐国经济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既重视市场作用，又重视宏观调控。《管子·乘马》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认为市场虽然不能使商品的数量在流通中增加，但却可以通过市场刺激消费，影响商品的生产。因此，《管子·揆度》强调说“千乘之国，中而立市。”这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主张国家要利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商品价格，调节生产，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管子》既重视市场作用，又重视宏观调控的理论，对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启迪价值。
三、建设现代化应该借鉴齐文化中的优秀军事思想
齐国的军事理论，主要包括在《六韬》、 《管子》、 《孙子兵法》、 《孙膑兵法》、 《司马兵法》《子晚子》 (后轶 )等古籍中。另外，《左传》、 《国语》、 《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也记录了齐国王公将相的一些军事言行。齐文化中的军事思想内容丰富，对后世影响深远，对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齐兵学主张慎战。《孙子兵法》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涉及到国家的存亡、百姓的生死，因而主张要慎重从战，不可轻易用兵。 “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 ，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齐国的这种战争观，与我们倡导的积极防御，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一致的。实现国防现代化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外侵，维护国家利益。“积极防御”，就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目标来加强军队的建设 ，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去侵略别国。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处理问题”，就是以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为目标，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努力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
齐兵学主张强化军训。《孙子兵法》提出对部队的教育训练标准要高、要求要严 、教导要明，使部队行军宿营、攻防追退做到 “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绝不允许 “弛、陷、乱”现象发生。 《管子·幼官》也规定了对士兵进行教育训练的内容，包括 “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官，谨修三官”。没有严格的军训，部队就没有战斗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人才培养是关键。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军队主要是靠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必须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认识。军事训练是部队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要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加强对高科技知识的学习，注重合成作战训练，特别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
齐兵学重视武器装备。《管子·参患》说：“故凡兵者有大论，必先论其器”，把武器装备看作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原因。还提出了制造精良武器的三条措施一是 “聚天下之精材”；二是 “来天下之良工”；三是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查和保管，做到 “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标志之一。
为此 ，要制定装备发展的战略目标，贯彻突出重点、少而精、质量第一的方针，坚持在自力更生、搞好科研的同时，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和先进管理办法，着力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
齐兵学重视后勤供应。后勤供应能否及时，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败。古代战争的后勤供应主要是粮食。有了足够的粮食，部队才能坚持战斗。孙武提出了著名的 “因粮于敌”的主张。 “因粮于敌”就是从敌国取得粮食。这样做，可以避免远距离运输而带来的民困国穷。 《孙子兵法》重视后勤供应的思想，对军队后勤现代化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现代战争靠的是强大的后方供应，在一定意义上是 “打后勤仗”。因此，要从现代战争着眼，努力加快后勤供应的现代化建设。
齐兵学强调要依法治军。齐国的军事思想家都主张要严肃法纪，执法如山。《孙子兵法·行军篇》指出：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主张对军队严格管理。孙武斩美姬和司马穰苴斩庄贾都生动地体现了这种以法治军的思想。穰苴治兵，首先是严明军纪，树立军威。他初次出征时，就斩杀了误期失约的监军、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重点同样是要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大力加强军队的法制建设。要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特点和环境，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条令条例和法律法规办事，用法规制度把军队的行动统一起来。
注释
[1]《管子·霸言》
[2]《论语·宪问》
[3]《汉书·地理志》
[4]《管子·任法》
[5]《管子·匡君大匡》
[6]《孙子兵法·计篇》
篇5
一、确保教学内容的先进性
近年来,院校教学内容改革有了较大进展,但是内容体系单一、知识结构陈旧、教材建设滞后等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教学内容低层次循环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要按照现代化教学工程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加大教学内容创新的力度。一是要加大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要将信息技术融入课程教学体系各要素中,使之成为教员的教学工具,学员的认知工具,重要的教材形态,主要的教学媒介。二是要加强基础教育,提倡双语教学,打牢学员的科学文化基础;要加强新理论、新技术、新战法、新装备教学,解决好教学内容的基础性和先进性问题。三是要不断充实信息化战争理论的教学内容,提高军事人才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能力。按照信息作战人才培养目标,深入研究各层次各类人才应具备的信息作战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充分论证与之相适应的课程内容体系,使信息化战争理论在各层次的课程内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四是要加快教材更新。强化教材质量监控和编选协作机制,树立精品意识,逐步建立全军院校教材信息数据库。
二、提高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是现实军事斗争准备需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努力提升战斗力的关键,其目的是使学员获得与岗位任职相适应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课程建设必须围绕不同层次的任职岗位,突出岗位任职特点,注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特殊性,突出培养目标的针对性,以满足军事斗争准备对多种军事人才的需求。为此,一是要跟踪科技发展前沿,贴近部队建设实际,适应军事斗争准备需要,把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实现打得赢、不变质的目标贯穿到教学内容体系中去。二是要用现代的观点精选传统内容,及时充实反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最新成就的重要内容,以适应新军革的需要。三是要加强实践性教学,紧贴部队作战任务,紧贴武器装备发展,紧贴科技练兵实际,紧贴任职岗位需要,以满足第一任职需求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本目的,把使命任务分解、转化为教学内容,形成不同的教学训练课题或训练问题,更好地为军事斗争准备服务。
三、坚持学科专业发展的和谐性
加强军队院校学科专业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教学内容的创新,通过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建设一批有特色的课程,从而推动军队院校学科专业建设健康发展。一是要准确把握不同专业、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特点,深入研究新型军事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要求,按照系统设计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内容。二是要紧紧抓住优化课程体系这个重点,打破学科特别是课程间的壁垒,对现行课程体系实施结构性优化重组,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创新,增加反映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综合性课程,设置介绍知识结构、传授宏观思想、培养思维品质的概论性课程,实现科技教育、人文教育、军事教育的有机融合。三是要根据武器装备的发展不断创新,针对培训对象的不同而不断变化,构建层次上深化、体系上完备,全面、系统、开放、灵活、进出有序、机制完善的动态课程体系。
四、促进教学方法改革创新
教学内容的创新,能带动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与创新,牵引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当前军校教育将原先单一的任职教育、学术性教育,发展为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就必须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设计与之相对应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例如,生长军官的教育,应以接受性学习为主,辅之以创新性学习。
中高级培训或研究生教育,则应侧重于创新性学习,辅之以接受性学习,主要是推进受教育者知识的创新、拓展和深化,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创新能力。因此,要根据学员的学习实际,因人而异地确定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实现课程设置与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衔接,以教学内容的创新带动教学方法的改革。一是把培养学员运用知识的能力放在教学的首位。教员不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而是以扩大学员的知识领域,培养创新能力为主导。二是给学员主动权。多提供一些自学和讨论问题的机会,引导学员独立地进行综合、分析活动;帮助学员用创新的精神学习知识,使其敢于、善于提出新的思想和见解。三是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不断活跃学术研究气氛,增强学员探索求新的欲望。四是在教学中,要不断研究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果,并结合实际,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书本知识。
篇6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篇7
韩信（约前231―前196），古淮阴（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战术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西汉开国名将，齐王、楚王、上大将军，后贬为淮阴侯，汉初三杰之一。韩信用兵讲究出奇制胜，留下许多著名战例和策略，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 “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
那么作为一名学生，如何学习韩信精神、传承韩信文化呢？
一、读书籍，知历史
（一）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韩信衣锦还乡时，给了亭长一百钱，可见其胸怀。
（二）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韩信听了非常惭愧。这个故事的续集是，韩信后来衣锦还乡，找到这位当年的恩人，赏赐千金。一饭千金，是韩信知恩图报，有颗感恩心的表现，千百年来，直至今日，这个故事对于社会建设都十分有意义。
（三）淮阴侯列传：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这个故事其实续集是后来韩信衣锦还乡，找到那个恶少，恶少吓得魂不附体，韩信一笑置之，还赏了他个小官做。胯下之辱是韩信不与小人计较，一心谋大事的写照。
韩信这种以德报怨，志存高远，忍辱负重的精神正是我们很多人所缺少的，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二、访故里，瞻英雄
韩信故里，占地面积6400平方米，取意八卦。广场大门前的是两座石阙，从烽火台、望哨演变而来，是汉代将军威武的象征；大门两侧的石柱，如同两列勇猛威严的士兵，昭示着将军统帅万马千军。故里大门上部呈“八”字形，寓意大将军威风八面，也可说成是“故里喜迎八方客”吧；大门内侧状似庙宇，暗示韩信用兵的变化莫测。
在镇淮楼的东北方，坐北朝南，原为三进花园式建筑，在正殿上，有韩信坐像，两侧有侍童分立左右。殿内悬挂着“乃白精心”、“国士无双”、“兴汉三杰”等牌匾，两面山墙上镶嵌有韩信事迹和明人题刻。后渐湮废。
重建的正殿为单檐硬山隔扇，仿汉建筑风格，显得古朴庄重。殿内重塑了韩信像，修复和添置了一批文人题刻。院内广植花草，栽种青松翠竹。
同时在古运河楚州区段的堤岸上有一座高耸并立的牌坊，上面镌刻着“韩侯钓台”几个鎏金大字，颇为醒目。牌坊下有一亭，亭左侧是漂母祠，下首就是韩侯钓台。韩侯钓台为一砖砌亭，前竖书“韩侯钓台”，背面则有淮安县人民政府所撰的“重建韩侯钓台记”文。
想当年，韩信仗剑从军，楚汉之争，他纵横沙场，战必胜、攻必克，为刘邦成就帝业立下赫赫战功。人们称他为“兵仙”，国外学者称他是“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的文韬武略从何而来的呢？传说甚多，但无史籍可考，传说他曾拜甘罗为师。在此地往东北一里许为古甘罗城，甘罗十二为上卿，年老受封在此筑城而居。因而淮阴故城又称为甘罗城。少年之时的韩信向他讨教学习，终成一代兵仙。这也就是当年韩信拜甘罗为师，向甘罗求学经常路过的桥――“访甘桥”。待韩信功成名就，心系故里回乡过桥后即是“落叶岛”，意取韩信功成名就、落叶归根。
韩信故里结合古代建筑艺术与历史文化，再现了秦风汉韵，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文化遗留下来的沧桑，禁不住领略一代英雄韩信的各种风情，扼腕长叹！
三、出板报，贴标语
为了更好地学习韩信的可贵品质，班主任可组织学生把班级的文化氛围渲染出来。用好黑板报，介绍韩信，讲述故事；教室一隅张贴着有关韩信的成语和同学们受感触所写下的语句。例如：十个常见的能串联起韩信一生的成语――胯下之辱，一饭千金，推陈出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十面埋伏，功高震主，多多益善，鸟尽弓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学生书法“灯下学子呕心沥血盼的是金榜题名、家中父母吃苦受累望的是捷报频传”等。
四、怀感恩，奋图强
篇8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稳固、持久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品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持和前进动力，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今天，中国正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有昂扬奋进的中华民族精神来凝聚和团结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人们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把握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尤其是应对其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挑战时，我们更需高度关注在实践中推进中华民族精神培育的问题。故此，在当今时代，弘扬和培育大学生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如何弘扬和培育大学生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必然面对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来的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起来的、为本民族绝大多数成员认同和接受并渗透和体现在民族共同的心理、文化、思想、性格和情感中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等核心文化心理和精神特征的总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优秀精神品质。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既体现了民族精神的共性，又包含着独特的个性。党的十六大对中华民族精神概括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体系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爱国主义不仅是她在千百年来生存和发展中凝结成的崇高的民族情感，也是中国56个民族共同的价值选择。长期以来，中华儿女把爱国主义视为个人生命的根基和发展的基础，当做人生的价值标准和精神目标。爱国主义精神绵延不绝，支撑着中华民族战胜困难，保持生机和活力，不断前进和发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精神发挥着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和社会促进作用，它包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一直发挥着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统摄力，它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思想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民族成员的行为和实践，它像一根强有力的纽带把整个民族紧紧地联结和黏合在一起，在起到协调、统一的整合作用的同时也引导和促进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国防教育与民族精神培育的关系
国防教育是国家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普及性教育，目的是培育国防后备人才，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公民履行国防义务的自觉性。国防教育具有明确的民族精神教育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总则写道：“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国家通过开展国防教育，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爱国热情，自觉履行国防义务。”。由此可见，国防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担负着提高思想道德、民族精神、科学文化、心理健康等素质的重任。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的核心也是爱国主义，两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加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国防教育，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两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三、当前高校大学生国防教育现状分析
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培育主要以国防教育作为重要的活动载体，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高校的国防教育活动存在着流于形式的倾向。
1 国防教育师资力量不足。从事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教师队伍，其整体素质的高低是国防教育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有了一定的提高，一些高校开设了国防教育专业，进一步加强国防教育师资的培养，但总体上看仍存在问题：一是编制不落实。按照相关规定，高校一般应设军事理论教研室，根据学生人数配备相应比例的专职军事理论教员，而实际上许多高校国防教育师资的配备人数比例远低于规定要求。二是教师的学历、职称、科研水平普遍不高。高水平教师的缺乏增加了国防教育开展的难度，降低了国防教育的教学质量，阻碍了国防教育的改革进程。
2 国防教育形式内容简单。“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国防教育将逐步摆脱传统军事国防观念的束缚，而代之以更新、更完善、更丰富而且是全民、全方位、立体、开放的现代化大国防观念。”高校国防教育要培养具有大国防观念、具有民族精神的人才，它是集思想性、知识性和技术性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应该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大学时期，所以，仅传授军事知识是不够的。目前，仍有部分高校对国防教育的认识不够深刻，把军训作为国防教育的单一手段，应在加强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教学的同时，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国防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媒介以及国防教育实践，积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3 国防教育氛围欠缺。目前，多数高校的国防教育都是依靠军训和军事理论课来进行的。军训在各高校都能正常进行，但许多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仍然停留在队列和内务管理层面，缺乏更深层次的枪械使用和枪械射击训练。军事理论课教学存在较大差异，大部分学校都能按照《军事理论教学大纲》规定的课时要求开设军事理论课程，但也有少数学校不能达到学时要求，甚至根本就不开，或者搞形式主义。国防教育的经常性活动比如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军营一日、射击运动及国防教育日活动等，除了部分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能开展外，不少学校基本上没有。再加上有些学校的重视不够，使得国防教育的渠道过于单一，形式过于简单，经费过于欠缺，从而无法形成良好的国防教育的氛围。
4 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滞后。国防知识是一个包容了从内政到外交、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知识群体。“在当今时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防教育已经超出了纯军事的范围，主张从政治、军事、民防、经济、技术、心理、外交、精神等诸多方面增强公民的现代军事意识和战争意识、自强意识和面向未来意识、现代竞争意识和科学意识。”目前，高校国防教育课程建设多数处于孤立状态，没能做到与相关学科知识的融合，军事理论课的内容基本上包含中国国防、军事思想、战略环境、军事高技术和信息化战争等内容，内容相对简单，也缺乏完整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以大国防观念为主的综合素质，也不能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
四、高校国防教育与民族精神培育的思考与对策
1 健全和完善组织机构，不断优化师资队伍。健全机构是搞好国防教育的组织保障，高校在进一步加强和稳定人武部建设的同时，特别要加强军事理论教研室的建设。师资队伍是高校国防教育实施的关键，高校国防教育一定要从师资队伍建设抓起。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防教育教师编制，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专职国防教育师资队伍，在队伍建设中既要重视将具有较强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实际教学经验的部队转业干部充实到教学队伍中来，同时还应该补充一些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规划，切实加强对国防教育师资的培养和继续教育，不断提高在岗教师的学历层次和实际工作能力，使高校国防教育教师不断更新知识内容、改善知识结构。应建立国防教育学科的技术职务评聘制度，逐步形成本学科领域的技术职务评审体系。
篇9
一、关于《墨子》的英译问题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英美学界对于中国经典的诠释和研究与日俱增。并且陆续有许多专门讨论中国经典的新书及论文集问世，而且研究的质量亦在持续进步中。相对于孔孟的儒学派和老庄的道学而言，关于墨子或者说墨家的研究就显得冷门一些。到目前为止，有关《墨子》的英译主要版本如表所示：
综上，欧美学界对《墨子》的论著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史，论述墨子生平及其思想时，对《墨子》的主要内容进行翻译解释，如《剑桥中国古代史》等。第二类是关于《墨子》部分思想尤其是对《墨经》的翻译和研究，如《中国哲学文献选编》等。第三类是对《墨子》原文的翻译，如《英译墨子全书》等。
综合来看，从21世纪起，西方的研究慢慢从大的先秦思想史转移到个案研究。在2006年汪榕培、王宏的《墨子》全译本之后，欧美学界对墨子及其学说又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催生出了另外芍中碌娜译本。自此欧美学界对墨子的研究上升到了另一次层次。他们不仅仅集中对《墨子》的伦理道德进行研究，还从宏观上对墨学进行观察。但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墨子》的英译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字面意思的阐释上。如艾乔恩的《墨子全译》一书，语言通俗易懂，但仅仅是对字面意思的翻译，很难达到学术的高度。
二、欧美学界对墨子的主要研究
1.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
作为较早对中国先秦哲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西方汉学家，葛瑞汉对墨子及墨家学派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墨学研究的代表。
葛瑞汉有关墨学研究的论文有：《〈墨子・小取〉的逻辑》（1964年）、《墨子论辩的语法》（1971年）、《后期墨家论〈墨子・大取〉中的伦理学和逻辑学》（1972年）、《对墨家光学方面的系统研究》（1973年）、《〈墨经〉的结构》（1978年）、《〈墨子〉核心篇章中反映的早期墨家分派》（1985年）、《自私的权利―杨朱学派、后期墨家》（1985年）等等。主要专著有《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等。
首先在墨子及墨家的认识上，葛瑞汉认为墨家实属士阶层。国内研究一般认为，墨子即墨翟，但“墨”准确地说并不就是他的姓，很可能与其工匠职业有关。葛瑞汉认为，墨家实际上已经是当时的士阶层了。因为墨子及其弟子是具备军事才能的能工巧匠，他们大多接受过教育以及技能的训练，并且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并给予任用。因而他说“我们不妨把墨家看做近于或属于士阶层的新贵，他们带来了有别于儒家人物大多从属的旧的世袭的士阶层的新气象。”[1]
其次在墨家学说的认识上，葛瑞汉将墨家学派归作道德功利主义者。他认为墨家中的“利”是墨家判断所有传统道德的检验标准。葛瑞汉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的序别指出，“墨家自身是道德主义者，他们用功利原则来判断所有问题，他们从诡辩论者获得的是一种逻辑十分复杂的功利主义的工具。”并且认为墨家的辩论是中国最早的理性论辩的开端。很多学者对这一看法持有异议，本文在后面的论述中将有指出。葛瑞汉在早期作品《后期墨学的逻辑、伦理和科学》中把墨学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引起西方汉学家对墨学的大力关注。他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中明确指出：“中国的理性论辩发端于孔子的第一位论敌墨翟，并在对立的学派的冲突中以诡辩的形式发展。”[2]该书是葛瑞汉全面系统阐述包括墨子思想哲学在内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的一部专著。也是他墨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最后在墨学后期的分派上，葛瑞汉持“分三家”的观点。分别是纯粹派、妥协派和保守派，并详细讨论了三派的争论内容，如“三表法”等。他在《后期墨家的伦理、逻辑和科学》中认为后期的墨家世界图像是“由一种具体而又特殊的物体所组成的宇宙，每一个都带有相互渗透的性质，物体都处于随时间变化的空间中，通过必然关系而相互关联在一起，而这些必然关系和它们的名称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类似的。”
2.史华兹 （Benjamin I.Schwartz）
史华兹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著名汉学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部顶峰之作。他在该书的第四章专门对墨子及墨学的相关问题给予了集中讨论。
史华兹认为墨家学派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学派。他认为，墨子的宗教纯粹与他对人类的关怀有关。墨家学派的成员以爱为己任，“（他们）很容易在这项知识事业自身蕴含的逻辑中进入忘我的境地，尽管他们的大师坚持的是功利主义的教义。”[3]史华兹认为墨子学派是领属于精英阶层的，他们是“精英性质的先锋队”。其次，他还对儒墨对待宗教性观念（天命、鬼神等），对待人类终极的利益和幸福（仁、爱、礼、乐等），对待社会所需人才即贤人的不同作了详细的比较。在儒墨对待创新的问题上，史华兹指出儒家更多的是述而不作，而反观墨家，则是鼓励创新。很多学者对墨家的军事技能上的创新是给予高度赞扬的，如葛瑞汉在《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中就说：“墨家让所有的传统道德都受社会功利性的检验，而且公开地捍卫技术创新。”但史华兹认为，墨家只能算是实用主义的创新，即在工艺上、技能上、军事技术上、论辩方法上进行创新。而对于社会真理，墨家则仍然是一个传述者，或者说，墨家仍然期待自己作为一个传述者。因为墨子非常尊崇上古三代的圣贤君王的，因而他有很多诉诸于古的做法。譬如其“兼爱”、“非攻”、“尚同”实际上都是向更加朴素、更无修饰的文明的靠拢。最后，他还对墨家命运的衰亡原因进行探讨，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儒家找到了接近政府的途径，而墨家则“极端地偏离了精英文化中的某些根深蒂固而又广泛认同的取向”[4]。
3.其他汉学家的研究
对于其他汉学家的研究，主要从其研究的具体方面出发。
关于文本研究方面，大多西方学者从翻译学和跨语言学角度出发，如早期从事语言研究的专家何莫邪（C.Harbsmeier）以及近年的约翰诺布洛克（John Knoblock）以及王安国（Jeffrey K.Riegel）就从翻译学的角度对《墨子》中的政治伦理的书写进行深入研究[5]。艾乔恩则从翻译角度对《墨子・大取》和《墨子・小取》进行剖析[6]。Erik W.Maeder从《墨子・十论》出发，他首先承认前辈学者对《墨子・十论》是早期墨家三个各自独立发展的学派存留下来的文字结集这种看法，然后再进一步利用在同一著作中引人注目的相互独立的文字共存的事实来描述这些学派的形成过程。在对《十论》中某些文句的重复出现考查时，Maeder指出《十论》很可能不是墨子本人的原著。他还推论这三个明显不同的文本是在《墨子》成书晚期，也就是大约在秦汉之际，未加鉴别地收入进来的。[7]戴卡琳等也认为《墨子》这本书是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和门徒编撰而成。因此，在进行《墨子》文本研究时不能预设《墨子》具有一种一贯的、统一的思想主张，因为该书本身就是跨时空的累积型作品。
关于墨子的利己主义思想的研究不乏人在，如华霭仁（Irene Bloom）曾对墨子和孟子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墨子所谓的心性是从客观层面来实现的，即为了解决伦理道德的秩序问题提出“兼爱”，用以作为人类实现终极利益的保障。在比较过程中，华霭仁认为墨学中的利己主义思想是自私的表现，这归因于其对墨子的了解不够深入，是其墨子研究中的不足。此外，随着对先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有不少学者就墨子是否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这一点上，提出了质疑。特别是近年来多有学者参与讨论，Kristopher Duda、Daniel M.Johnson 等学者都曾写过文章论述过这个问题。Kristopher Duda对墨子是利己主义者给予肯定。在其论文《关于墨子的道德基准的再思考》指出墨子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
在墨学后继复兴的问题上进行阐述。西方学者在研究墨学的时候多对其渊源承继作出论述，特别是在对墨家的后继及其影响方面给予关注。如Dan Robins就写了一系列的关于后期墨家研究的论文，譬如《后期墨学及其逻》《姓氏、科瑞恩以及后期墨学者》等等。Dan的研究角度新颖，是近年来墨学研究中的佼佼者。如在《姓氏、科瑞恩以及后期墨学者》一文中，他就从语言的借用和语言的稳定性出发对后期墨学者进行进一步的推讨[8]。还有从墨家道德影响出发的，如Owen Flanagan。而美国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Hall）和安乐哲（Roger T.Ames）则从整个大中国的思想史出发，他们指出“即使像墨家这样一些准理性主义者，虽然曾经向着与西方相似的逻辑试验的方向努力过。然而他们的影响在汉朝以后就消失了，儒学的最终胜利实际上将这个哲学从传统中排除出去了。16世纪时对后期墨家的再发现并不能为这种形式的理性主义取得重要的立足点提供机会。事实上，只是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那时只是为了对西方的挑战作出回应，墨家才被再一次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9]这样的说法有武断之嫌。同样是在墨学后继的问题上，戴卡琳（Carine Defoort）则着重探讨了墨家“十论”主要内涵以及从韩愈、王阳明身上找到墨家的精神并进行一系列的论述，并且认为晚清时期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就是对墨学的一种重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当然，国外对墨子的研究还有在军事思想、《墨子》的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研究，兹不赘述。
三、 总结
近十多年来，欧美学界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成果。其研究视野的开阔，思考问题的多角度，值得当下学者借鉴。其研究中的不足亦值得反思。对欧美学者在墨学研究的成就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拓展了文本研究的角度。学界多认为西方汉学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内容上。事实上，对墨学文献的文本训诂、章句的校勘正是近年来许多欧美学者着力所在。他们从古代汉语的文法分析，术语的运用，语言结构的分析着手，对墨家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形式校勘和版本校勘表明他们对文献的极大重视，这也值得国内学者反思。当下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忽视文本的作用而强调现有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倒置本末。通过对文本的考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作品的深意、作家的创作动机，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其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
其次，深化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国内学者在对墨家进行研究时也有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如结合西方传统的逻辑学和古印度的因明学进行比较研究。而欧美研究者则从外国文化、文学整体出发，对墨学进行深入探查，并将墨学置于整个中国大思想史上进行研究。这种作法值得我们借鉴的。
最后，丰富了文学研究的路径。欧美学界对墨学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思想层面的研究，他们会从多方面、多角度看问题。因此，欧美学界的研究在交叉学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特色。这种研究大视野是我们研究所缺乏的，我们往往从小处、从微观着手，不善于从宏观、从整个文化生态着手进行研究。
当然，欧美学界对墨学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文化语境上。西方学者缺少对中国实际文化的深入了解，因此，他们在对墨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会对中国文化有所曲解。他们运用西方的学科理论去解释中国传统的理念，这固然是融贯中西文化的有益之举，但是如果忽略了一定的文化语境就会造成生搬硬套的后果。再者，在以《墨子》《墨辨》为文本进行墨学研究时，欧美学者的研究呈现出以偏概全的现象。这是因为他们在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没有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参考别家的论著导致。先秦学派文献往往呈现出交叉错杂的倾向亦值得注意。
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研究的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存在。对墨学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研究都应考据批评，严谨深刻，才能不断走向深入，取得突破。
参考文献：
[1]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4-45.
[2]葛瑞汉，著.张海晏，译.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2-43.
[3]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83-184.
[4]史华兹，著.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93-194.
[5] John Knoblock、Jeffrey Riegel .Mozi.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2013.
[6] Ian Johnston .Choosing the Greater and Choosing The Lesser：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qu and Xiaoqu Chapters of the Mozi[J].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2002，Vol.27 （4）.
篇10
The Influence of Military Training on the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WANG Ying， LI Hanchao
（Hebe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military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llege practice education， and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a university 2166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training of freshmen， military training of college students help to strengthen national defense consciousness of undergraduates and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 management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lso found that subjects is simple， military training courses is not perfect in military training. To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military training， military training to play the effect，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enrich the content of college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of military theory， adhere to the results of military training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military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42条规定：“高等院校的学生在大学期问，必须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国防教育法》第13条规定：“学校国防教育是全面国防教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大一新生军训是大学生入学的“第一堂课”，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大学生今后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既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客观需要，也是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储备国防建设人才的战略举措。
为了进一步了解军训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的教育情况以及军训的实际锻炼效果，发现军训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以进一步完善军训实效，更好地发挥军训教育对大学生成长的促进作用，我们开展了关于新生军训的调查，以期掌握新生军训最真实的状况，为做好高校军训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1 军训状况的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其中包括性别、专业、生源地、政治面貌等问题；第二部分为问卷主体部分，主要包括新生对大学实行军训意义的认识、新生在军训期间的感受和军训对个人生活、学习等方面影响。问卷主体全部为客观题，在需要被调查者提供更具体充实信息的相关问题上，把答案设置了多项选择形式，以便更科学和详细的统计数据。本次调查采用样本调查的方式对参加军训新生进行调查，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对象为应届新生，本次的调查问卷共发放2300份，回收2166份，回收率为94.1%，其中有效问卷1786份，有效率为82.4%。其中男生1207人，占总人数67.6%，女生579人，占总人数33.3%。在被调查人群中，独生子女的人数为785，占43.9%，非独生子女的人数为1001占56.1%。其中有73.2%的同学为农村户口，26.8%的同学为城市户口。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同学占0.1%，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的同学有98.3%，另有1.6%的同学为群众，派及无党派人士均无。
2 本次新生军训调研的结果分析
2.1 新生对是否需要参加军训的看法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认为大学生有必要参加军训的学生有1672人，占93.6%，认为军训没有意义的学生有75人，占4.1%，持中立态度的同学有39人，占2.3%。整体上可以看出，新生对参加军事训练的意愿较为强烈（图1）。
2.2 新生对军训作为大学的第一课的认识
从学生对军训的认知意义上来看，只有10.1%的学生认为军训生活令人心烦，这是因为军训一直存在于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中，中小学生在经历军训的过程中，难免会生出厌烦之感。
从学生对军训目的理解的调查上看，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军训可以锻炼身体，提高能力，认识新同学，只有15个人认为没有目的。总体上大部分学生对军训都不是持反对态度，说明军训这门特殊的课程还是比较受学生的欢迎，学生对军训课程作为大学第一课是持认可态度的（图2）。
2.3 新生认为军训对班级凝聚力、人际关系、意志力的影响
通过问卷调查可以发现学生对军事训练对自己素质提高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认同的。有1594名学生的认为军训对班级凝聚力有积极促进作用，占总人数的89.2%；有764人认为军训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占总人数的42%；有1344名同学认为军训对意志力的提高是一个好的机会，认为军训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又是考验毅力的过程，约占总人数75.2%；觉得军训后自己能力有所提高的学生有1632人，占91.3%；觉得军训对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积极作用的有1500人，占83.9%。从学生的反馈可以看出军训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对意志力和凝聚力等的提高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图3）。
图1 新生对参加军训看法
图2 是否喜欢军训的反馈（人）
2.4 新生对军训时长的看法
多数学校会把军训安排在两周左右，进行的时间以新生入学时为主，对此问卷就学生对军训时长的看法也进行了调查。在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0%的学生认为军训两周能达到军训目的，时间虽短但收获很多；有6.4%的学生认为时间安排不切实际；有3.6%的学生表示无所谓。
2.5 新生对军训生活的积极评价
本研究尝试从学生的角度了解军训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在军训作用的调查中87.07%的学生认为军训提高他们的组织纪律性；76.76%的学生认为军训增强了集体观念；55.10%的学生认为军训可以从军训中学到军事知识技能，增强了国防意识。在调查学生对军训生活的评价如何中，38%的学生认为军训生活能够改变懒散的生活、学习习惯；44.4%的学生认为军训有助于良好生活、学习习惯的养成；58.29%的学生认为军训目前给他带来的收获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73.29%的学生认为军训可以增强体质，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75.87%的学生认为军训磨练了意志；51.85%的学生认为军训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从总体看学生对军训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有84.8%的学生认为军训丰富多彩，是值得留念的一段美好回忆（图4）。
2.6 军训中存在的问题
在大学生军训教学课程的调查中发现，87.5%同学希望在军训中增加理论知识的学习，感觉内容讲解枯燥。这反映了现行的大学生军训教学课程内容上不够完善的，主要反映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够丰富。对于现代军事理论知识、国防教育知识、内务管理知识等理论要适当的增加。
在大学生军训训练科目的调查中发现，75.5%同学认为缺少充满乐趣的现代化军事项目，只是局限于基本队列动作的训练，战术动作的演练以及日常内务的检查。这充分说明了学生军训过于注重对学生队列的训练，而忽视了对学生现代化军事素质养成和个性军事兴趣的多样化培养。
3 发挥军训育人效果的对策和建议
3.1 丰富军训技能内容，科学设置学生军训的内容体系
以往的军训内容都是以队列练习为主，包括稍息、立正、行进、正步、跑步、踏步、立定、整理着装等内容，形式过于单调，军训内容也不丰富，不符合大学生勇于探索新鲜事物的时代个性。大学生思想活跃，接受和理解新鲜事物能力强，如果军训内容设置循规蹈矩，不断地重复固然有利于姿势的练习，就会使原本丰富多彩的军训教学索然无味，学生也很容易产生厌倦心理，训练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势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军训的实际效果。因此，应该丰富军训中的内容，设置适宜大学生心理环境的军训内容体系，从而实现国防精神培养与大学生综合能力提升的统一。
教育教学讲求寓教于乐，军训教育是高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增强军训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在军训休息时间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如军歌比赛、会操表演、篮球比赛以及联欢晚会等，这既能提高大学生军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又能增强军训技能锻炼效果。与此同时，可以缓解紧张的军训生活节奏和氛围，密切教官与大学生之间的教学关系。高校军训教育虽然时间短暂，但是需要科学合理的体系安排，保证军训教育的育人效果。
3.2 强化军事理论教学，增强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教育
军训教育中要包涵我党我军光荣历史和传统、军事思想、军事战略以及现代军事科技的讲授，使当代大学生能够深刻意识到当今稳定、繁荣的社会局面来之不易，付出了几代人的鲜血。为了促使学生深人思考革命老前辈在战争年代里的表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和平时期人民的保卫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表现出来的大无畏与无私奉献精神，让大学生受到爱国主义熏陶，树立正确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通过在军训期间举办国际、国内形势及非传统安全讲座，使学生在这种特殊的课堂上，能够意识到当今世界和国家稳定的背后各种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大学生都要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高校开展军训活动不仅在于增强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强壮体魄，完善形体，更在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经过短暂的军训生活，让大学生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军人的责任和义务。军训效果的提升可以借助于集图像、文字、数据、声音等于一体的多媒体教学形式，更快速、形象、直观的展示军事理论内容，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这样更有利于大学生融入军队文化氛围。现在的大学生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更善于在网络信息里增进知识，这就要求军事理论老师把握好时代性、前沿性，增加其军事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军事理论的讲授中要融汇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防观念教育。
3.3 用军训成果不断提升大学生自我管理水平
军训生活对提升大学生自我管理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日常的校园文明生活学习中，不论是起床、就寝、用餐，还是课堂学习、参加集体活动都要求学生做到严于律己。而军训正是通过一系列的训练内容和评比竞赛，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内务整齐划一，培养学生严于律己的习惯。因此要发扬大学生严于律己的作风，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工作习惯和组织纪律观念。
另一方面军训还营造了友好竞争的良好氛围环境，给予大学生充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和平台，培养大学生“比学赶超”的竞争意识。为了使良好的军训成果长期保持下去，应当将军训精神切实贯彻到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来。通过举办书法比赛、体育比赛、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形式，充分调动大学生的团结竞争意识和求知热情，在各职能部门的协力合作下，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作息习惯以及培养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营造奋发向上的优良校风和学风，使军训成果成为大学生内在素质的一部分，成为提升大学生自我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项目：此文为2014年度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实践育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D201411）和河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校实践育人的路径选择及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5GJJG14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王英，陈新亮.大学生“双服务”素质教育模式研究与探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 袁贵仁.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大学教学，2003（5）.
[3] 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教思政[2012]1号）.教育部，2012-01-10.
篇11
娱乐营销是近几年在国内发展起来的一种营销方式。由于这种以娱乐秀为载体的营销方式易于被消费者接受，也受到商家的青睐。但是，许多企业仅仅从战术层面上考虑娱乐营销的运作，并没有从全局出发，制定战略目标，导致在娱乐营销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具体的行动纲领，从而削弱了娱乐营销的作用。因此，片面的战术运用并不能发挥娱乐营销的能量，只有将战略也融入到娱乐营销的实施中，才能有效地指导营销的各个环节。
一、娱乐营销的前期“庙算”
当我们对一种产品进行营销策划时，不论是新产品进入现有市场还是旧产品开拓新市场都要先进行谨慎的市场设计。正如孙子所说的“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里的“庙算”本是对战争的预测和谋划…，而对于娱乐营销，就是先在企业内部进行前期的审慎计划，做好“庙算”。
(一)“五事七计”的营销环境分析法
娱乐营销的前期“庙算”从预测市场开始，这也是营销的开场白。但是，娱乐营销不仅要在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对市场进行预测，更要关注消费者的偏好。一般情况下，企业主要是运用SWOT分析法对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进行分析，然而这种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中客观因素居多，忽略了诸如消费者偏好这样的具有影响的主观因素。而《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五事七计”是一种相对全面的环境考察体系。
“五事”：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结合《孙子兵法》中的阐释，“五事”在环境分析上可理解为：“道”相当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政治条件；“天”则是整个市场的经济环境，包括消费者的娱乐偏好；“地”是指地域环境，即什么样的地方和群众基础才适合娱乐的传播，从而作为营销的根据地；“将”则与《孙子兵法》中将领的意思一致，即有勇有谋的领导者；“法”即企业内部环境中的法人文化及其对行为的约束。因此，“五事”可以看作是从纵向的角度来分析市场环境，为制定有效的战略方案奠定基础。“七计”则主要从横向对环境因素进行对比分析，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计篇》中孙子提出了七个方面，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从广度上拓展了SWOT分析方法，达到“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这样才能“蓄形”、“造势”，最终达到“择人而任势”，实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二)“攻守结合”的娱乐营销战略
在《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种思想：“善战者，先为不可胜”。这是说，善于指挥军队的人首先要努力创造获胜的条件，使敌人不可能有机会战胜我军。从娱乐营销的意义上看，制定营销战略计划就是创造获胜的条件。
根据环境分析的结果，一般的战略计划方案包括差异化战略、无差异化战略以及集中化战略。《孙子兵法》中又根据兵力的不足或富余两种实际情况，提到了两种作战方案：进攻型和防守型。那么，如果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案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战略方案。根据这一思维，营销的战略方案可以衍生出六种不同的划分，即差异化进攻战略、无差异化进攻战略、集中化进攻战略、差异化防守战略、无差异化防守战略以及集中化防守战略。
这六种方案大大提高了娱乐营销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因为娱乐营销在实施过程中常常遇到环境的激变，所以如此细分的竞争战略使企业可以根据目标市场上相对的企业数量、产品定位方向和对风险的态度，选择相应的战略方案。
例如，在产品进入市场的初期，进攻型战略应是最佳的方案，像蒙牛，就利用娱乐秀的形式以先声夺人的方法向消费者宣传产品及其内涵，从而迅速占领了市场；当产品进入市场后，如果继续使用进攻型战略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资源浪费，那么防守型的方案便可以成为战略转移的方向。
二、娱乐营销的实施“谋略”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兵的上策是智胜，以谋略造成有利形势…。对于娱乐营销而言，由于昔日广告影响的削弱，高层次的对立消费者的增多以及体验文化的出现，使得企业越来越需要一种新的“谋略”，以此达到“攻城略地”的市场目标。．
(一)“以迂为直”的娱乐秀营销理念
孙子日：“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就是所谓的“以迂为直”，孙子所说的迂与直不仅指征途的迂直，更是思维方式的迂直，这点对娱乐营销在营销“谋略”的启发上有很重要的意义。
娱乐营销是时代的产物，这样说它是因为，在电子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消费者需求越来越丰富，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营销和沟通方式已经风采不再，醒目的标语、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以及微笑服务也已经不能满足顾客的需要了。消费者需要的是一种有趣的、吸引人的、可以消除他们与商家之间隔阂的营销方式。因此，企业不能再执着于提供一成不变的单调信息的营销方式。那么从“迂回”的角度出发，企业应该尽量减少“填鸭式”的产品信息传播方式，尽可能为消费者提供他们能体验到的产品营销。由此，娱乐秀，这种产品营销的新平台就产生了。它是缩短消费者与产品之间距离的最好方式，也是娱乐营销的重要“略”。这种理念是将产品信息嵌入到娱乐秀的活动中，从产品宣传的侧面人手，以间接的方式对产品及其企业进行营销。这也正是《孙子兵法》中“以迂为直”的思想。
(二)“尽知之害者，能知之利”的娱乐秀选择法
如同数学论证中的反证法一样，一步一步推证假设条件的不成立，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娱乐秀有不同的类型，基本上有这样四种：现场秀、创意秀场、顾客秀以及综合秀。每一种类型的娱乐秀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营销效应。现场秀，顾名思义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舞台秀。它通过魅力四射的现场表演来吸引顾客的目光。而创意秀场，就是一个固定的场所，创造出一种将顾客深深地、完全地吸引到品牌体验中的秀，并将该品牌和顾客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紧密联系起来。顾客秀，则完全是由顾客发起的，但能为企业的产品和品牌提供很好的宣传。最后，综合秀就是以上三种类型秀的综合利用，即将良好的销售环境与现场的盛事结合起来，搭建一个让顾客畅所欲言的平台，通过使用一系列的娱乐秀，让企业以及品牌在观众心中脱颖而出。
这四种秀在实施过程中有关键性的作用，那么选择一种合适的娱乐秀就显得尤为重要。孙子在《作战篇》中提出了一种类似现在所理解的“排除法”的思维方式…，即“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种方法的逻辑顺序表现为：先列出并排除用兵中有害的方式，那么剩下的方式则大多是有利的。
那么，就现场秀而言，由于它是一个短期的或者说是暂时性的展示，虽然能带给消费者很大的冲击力，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不能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持久的关系，很难发展忠诚度高的顾客；而创意秀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场秀存在的问题，但是秀场毕竟是固定的，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形式；顾客秀的说服力很强，但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秀，因为企业很难控制顾客秀的发展，如果顾客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出现了障碍，产生了不满情绪，顾客秀就会产生负面的反馈；对于综合秀来说，它的营销成本是最高的，企业必须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员才能顺利实施。
因此企业在选择娱乐秀时，首先要考察到每一种娱乐秀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最不利的或者最不合适自己产品营销的秀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合适自己的。
(三)“慎战”的娱乐秀投资法
在娱乐营销中，娱乐秀是一种“先声夺人”的最佳方案。但是它常常涉及到资源的高度整合，使得投入变得很大，特别是想要把娱乐营销的影响做到街知巷闻，那更是需要具备雄厚的实力。然而娱乐营销的结果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是高投入就能有高回报的效果。因此，在娱乐营销的投资上要慎重规划。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提到的“慎战”的思想。孙子倡导慎战，认为只有国家利益才是战争决策的最终衡量力量。那么，对于娱乐营销而言，企业的投资规模也应从企业的利益出发。企业的领导者不应该随波逐流，更不能因为个人的成就感或者好大喜功的思想而盲目投资。正如孙子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那么企业究竟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考虑投资的规模呢?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这样五个标准，即“度、量、数、称、胜”。孙子日“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孙子指出，根据战争一方的目的，决定大的战术布置，再决定所投入军队的兵力及装备，由此安排军需，也就是说“有多少本钱打多大的仗”。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度”就是产品的市场，“量”就是资金实力，“数”就是市场上相对竞争者的数量，“称”就是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对比，“胜”就是娱乐秀规模的选择。
因此，企业可以将这五个方面作为基本标准，按照《孙子兵法》中“慎战”的思想，使娱乐营销的整个过程始于企业的利益，也同时终于企业的利益。
三、“斗乱”、“形圆”的娱乐营销目的
娱乐营销的目的在于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宣传产品品牌的内涵和建立与顾客的联系。这样才能通过娱乐的形式使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很多企业在娱乐营销实施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不能突出产品及其品牌的内容，从而大大削弱了娱乐营销的作用。
篇12
大体成型于8-9世纪的藏族《格萨尔》（又称《格萨尔王传》）作为在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肥沃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活态史诗，标志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作为大型叙事文学的早期代表，《伊利亚特》与《格萨尔》这两部史诗的叙事比较研究有着独特的创新意义。本文简要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的课题研究的必要性进行述评。
一、《格萨尔》研究
关于最早研究《格萨尔》的人。赵秉理认为应当不是俄国的帕拉斯而是中国的松巴堪布·益喜班觉尔。紧随上述18世纪中后期这两位先驱，19世纪以来的世界《格萨尔》研究可做如下概要。
在国外，1836-1839年，由德国人史密德译自1716年北京印蒙文《格萨尔王传》的德文版《格萨尔王传》在圣彼得堡出版。1871年，英国旅行家沙乌在伦敦出版的《高鞑靼、叶克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一书中，对《格萨尔>做了评介，并第一次提到了“格萨尔是罗马康斯坦丁堡的恺撒大帝在东方的名字”这样一个观点。1879年和1881年，印度人达斯先后两次闯入我国的西藏地方，搜集了《格萨尔》等大批藏文资料和文物。1884年，沙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到青海获得了一些《格萨尔》的手抄本。1890年，俄国人波达宁发表了几篇论文，将格萨尔王传同俄国民间文学做了比较研究。进入20世纪，1900年，研究藏文格萨尔王传的捷克人弗兰克发表德文《格萨尔英雄故事内的春天神曲》，英文《下拉达克的藏文格萨尔史诗》与《格萨尔史诗序言，十八英雄传》。1906-1907年，英国人玛克斯在孟加拉亚洲学会期刊《格萨尔英雄故事中的武士》。但史密德、弗兰克和玛克斯等人的作品因发行量少、年代久远而不易见到，而法国女旅行家达卫一尼尔夫人的《岭·格萨尔的超人生涯，藏族吟游诗人说唱的英雄》一书则引发了一般读者的故事兴趣。1956年，法国藏学专家石泰安的《岭部喇嘛寺庙藏格萨尔英雄记事》根据文字记载对《格萨尔》做了概要性研究。蒙古学者策丁·达木丁苏伦1958年版的《格萨尔史诗的史实根源》一书在《格萨尔》学界影响甚为广远，其第七、八两章尤为重要。达木丁苏伦也曾做了一个《格萨尔》故事情节顺序表，并在第六章中借引证历史著作与文献以证实格萨尔是个历史人物。1980年，在吸取达木丁苏伦《格萨尔史诗的史实根源》和青海版汉藏文《霍岭大战》的营养，以及受青海民间文学研究会收集到五六十部手抄本的事实的启发，石泰安的《格萨尔史诗》从法文译成英文并加注大量补充内容后出版，他强调不计其数的作者催生了不计其数的改写本与合写本。据不完全统计，虽然至2003年，已发表的涉及《格萨尔》研究的论文有近300篇，但限于缺乏原始文献资料，又受到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的局限，特别是缺少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国外研究虽涉及的范围较广，但主要止步于概要评介。以蒙古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东方学派很重视资料收集和主题思想阐述，以及蒙、藏《格萨尔》的源流关系和史诗在蒙古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的研究；而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派则更多关注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知名学者策丁·达木丁苏伦的贡献在《格萨尔》史诗的史实考证方面，而石泰安的贡献在《格萨尔》版本学研究方面。
在国内，最先向国内外介绍《格萨尔》的是任乃强先生在1944年发表的论文《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和《关于藏三国》。随后的彭公侯、陈宗祥、李安宅、马长寿、何建熏、韩儒林、刘立千等先生以文章介绍《格萨尔》并译介国外相关论著。1949年后的《格萨尔》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段：第一是1950年代。主要是在初步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就《格萨尔》的主要内容、流传地区、部数与版本等做初步的介绍和探讨。第二是1980年代。自1980年代初起，相关各省区普查寻访说唱艺人、整理其说唱部本及史诗翻译这三项工作进展迅速。王沂暖先生同艺人华甲合作翻译的《格萨尔王传——贵德分章本》是迄今最古老、最原始的史诗珍本。降边嘉措的专著《格萨尔初探》弥补了我国《格萨尔》研究专著之空白，随之其力作《<格萨尔>的历史命运》和杨恩洪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等两部专著相继问世。第三是1990年代起至今，《格萨尔》研究人员达千人之众，近千篇，《格萨尔》汉译整理本多部，《格萨尔》研究专著十多部、《<格萨尔>研究论文集》12部、国外《<格萨尔>研究译文集》3部、国外《格萨尔》研究专著译本2部，编印《<格萨尔>史诗》资料小辑8本、《<格萨尔>工作通讯》数期，《格萨尔研究》内部资料本5期，以及《中国<格萨尔>》正式出版物多期等。1990年代以来，国际性的《格萨尔》学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五届，而且《格萨尔》精选本至2006年已出版了12卷13本。
近十多年来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总体分为如下几类：
1．专著和论文集。降边嘉措的《<格萨尔>与藏族文化》《<格萨尔>论》，杨恩洪的《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吴伟的《<格萨尔>人物研究》，王兴先的《<格萨尔>论要》，何峰的《<格萨尔>与藏族部落》，赵秉理的《<格萨尔>学散论》，角巴东主和恰嘎·旦正合作撰写的《<格萨尔>新探》，角巴东主的《<格萨尔>疑难新论》，恰嘎·旦正的《<格萨尔>研究集锦》，论文集主要是《格萨尔学集成》(1—5)。
2．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向度举要：徐国宝从《格萨尔》与中华文化结构；李连荣从中国《格萨尔》史诗学史；诺布旺丹从伏藏史诗；周爱明从《格萨尔》口头诗学；徐斌从《格萨尔》史诗图像及其文化；王景迁从《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的神灵文化；王恒来从《罗摩衍那》与《格萨尔》的人物类型等方面人手。
3．硕士毕业论文的主要研究向度为：多从人物形象、音乐、研究史、生态意识、民俗与文化、语言与谚语、神话、审美观与原始思维等方面进行研究的。有两篇针对《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的美学建构和原始思维的比较研究。
4．非学位论文的研究向度：《格萨尔》的地位评价；翻译；部落战争与军事思想；历史与时代；受文人创作的影响；受民俗和文学的影响；人物形象研究；生态伦理；巫术宗教信仰；戏剧；心理；研究现状述评；史诗艺人；音乐；语言与形式；原型、母题与主题；版本与文本；中西精神差异；与其他史实比较研究等方面。其中王兴先、何天慧等人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而《民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和《西藏研究》此三个刊物成为研究《格萨尔》的主阵地。
二、《伊利亚特》叙事研究
国内外的《伊利亚特》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与《伊利亚特》叙事相关的研究则有：
1.《伊利亚特》叙事结果之外在样态方面，主要集中在对其程式化用语的研究。C.M.Bowra对程式化用语做过细致研究和详实考证。另外，J．C.Hogan，S.L Schein，以及B.A.Stolz和R.S.Shannon等人的研究中也有涉及。国内荷马史诗著名专家陈中梅先生的《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认为：“程式化用语是荷马史诗得以成功扩展的最基本的和最常用的有机成分之一。”
2.《伊利亚特》叙事结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伊利亚特》情节整体分块与情节环形对称结构的研究方面。首先，整体将该史诗情节结构作“三分法”。不过“三分法”还有其他划分形式。其次，从形态学角度认为《伊利亚特》有一种严密而奇特的“环形结构”(ringcomposition)。C．H.Whitman随后将这个理论发扬光大，把“环形结构”说运用到全书的各个角落。后来D．Lohmann对这个理论做了一些修正、完善和细化，使之上升到形态学的高度。程志敏总结了西方学者对环形结构所反映的重复的作用，认为重复有两个“功能或作用：助忆与论证”。“环形结构符合认知心理学原理，经济、对称、简洁，当然就好记忆。”但尚未见到有对《伊利亚特》的情节详略做数字统计，更未有对其行文波澜起伏之镜头（连续）切换式叙事结构做分析的。
3．研究《伊利亚特》里的悬念。“荷马知道如何制造悬念。”“悬念有助于故事内容的连接，有助于情节的稳妥和‘艺术地’展开。但是……荷马最拿手的好戏不是制造而是‘消除’悬念。……而是通过再三的提及或预告，使听众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不断’等盼结局的实现。”但是，从《伊利亚特》的铺叙和设疑两方面对其表现方法进行研究的却很少。
4．《伊利亚特》里的修辞（主要是明喻）研究。陈中梅说：“荷马是编制和使用明喻的专家。根据古代注疏家的得到一些现代同行赞同的观点，荷马史诗里的明喻具备五个特点。”而且陈先生认为：“荷马使用了两种语言，一种是就事论事的情节语言，另一种则是与之形成配套的以衬托为主并（可以）与情节的常态发展‘无关’的明喻语言。”同时，陈先生对荷马的多行次明喻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明喻扩展了史诗的篇幅，却缩短了作品与听众的距离；它比情节语言的框架里营造自己的结构，不仅丝毫没有扰乱，而且还在更复杂的构思层面上坚固了故事的整一”。“明喻还起到象征和预示的作用，能够‘艺术地’把上下文连接起来，以较为隐蔽的方式推动叙述的铺开，从而改善故事的接受效应，使其读来更加扣人心弦。”不过未见到有论者分步骤分环节地对《伊利亚特》里的明喻和博喻进行研究的，至于其夸张和排比修辞手法，就更少有人研究。
5．至于在《伊利亚特》心理描述研究方面，则成果极少。
三、与两史诗之一的比较研究
就目前资料看，较少有《格萨尔》与《荷马史诗》的比较研究。周作人《古希腊的神话与英雄》是中国《荷马史诗》研究的起步。随后，《荷马史诗》研究一直沉寂到20世纪90年代，罗念生、王焕生、邓欣扬（台湾）与陈中梅等学者的《荷马史诗》汉译本陆续出版。近年出现这两部史诗的比较研究的小：将《荷马史诗》与《诗经》或其他民族史诗进行比较研究的；有论述史诗特征的（《从<伊利亚特>和<格萨尔>的比较研究试论史诗的基本特征》）；还有研究“规律性的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区别”的（《<玛纳斯>和<伊利亚特>（奥德赛>》）；有对史诗的内容与母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英雄史诗的双璧——<霍岭大战>与<伊利亚特>》）；还有从叙述动力的减弱与消失的角度对《格萨尔》与《伊利亚特》进行比较研究；有从史诗的流传方式、历史真实性、战争观念等角度论述其差异性与相似性方面来研究的（《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还有《格萨尔》与《荷马史诗》在其他方面的比较研究（《从藏族<格萨尔>等多民族史诗解析“荷马问题”》《<荷马史诗>与<格萨尔>美学建构之比较》《<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原始思维之比较》）。而就《格萨尔》的叙事，诺布旺丹曾对丹增扎巴的《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进行研究时发现其“自撰口述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认为如果对其“文本路数进行宏观把握”，此二者“显得极为重要：一是文本的叙事形态，二是文本的创作形态。一个是静态的，表现为他文本的整体空间形态，包括文本的语境、文本的叙事特质、文本的叙事视角、文本的结构形态等。另一个是动态的，表现为文本产生过程中的时间形态，包括文本创作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实际上，诺布旺丹所讨论的，是一种“叙事类型”。他进一步强调：“从狭义上说，智态化叙事即是指从掘藏传统派生出来的纯智态叙事文本，以丹增扎巴为代表，他将佛教掘藏作为创作的表现手段，应用一系列技法进行《格萨尔》故事创作。”也就是说，诺布旺丹此文的重心是审视丹增扎巴其文本生成过程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特质，而非具体叙事视角和文本的结构形态。
综上所述，目前能查阅到的已有（中外文）研究成果中，都还未见到将《格萨尔》与《伊利亚特》的叙事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因而该论题具有很鲜明的新颖性，值得展开去做。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时间与事件：荷马史诗与《格萨尔》叙事比较研究”( 2013T602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格萨尔》与《伊利亚特》叙事比较研究”( 11XWW004)：甘肃省教育厅第二批科研
篇13
战争片通常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战争事件、战役经过和战斗场面的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树立英雄形象，例如《巴顿将军》；另一种是通过人物和故事情节的描写，形象地阐释某一重大军事行动、军事思想和军事原则，例如《拯救大兵瑞恩》。而反类型的战争片非但不刻画英雄，而且大多数的主题是反战的，这种通常以怪诞搞笑、黑色幽默为外衣的电影类型，从主题到形式的颠覆看似深刻而全面，但追根究底的话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比较深刻的犬儒主义倾向，而该倾向在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欢迎来到东莫村》是韩国“军事电影”浪潮的一部力作。故事背景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朝韩交战正酣时，深谷中的东莫村里却丝毫不见战火硝烟。一个联合国军的美国飞行员、两个韩国国军士兵以及三个朝鲜人民军先后被女主角“傻姑娘”雨怡引到这里。狭路相逢的士兵们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要斗个你死我活，却被淳朴善良、天真无知、不问世事的村民感化，逐渐化敌为友。但联合国军误认为东莫村是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基地，而决定对此地发动大规模的轰炸。为了保护东莫村，朝韩士兵最终联合起来抗敌。
这个明显有好莱坞风格的故事格局，虽然是小演员、新导演制作，但因编剧的深厚功力和导演独特的美学风格而在上映后受到评论界和观众的一致赞扬，在商业和艺术上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影片最终被韩国选为2006争夺奥斯卡的选送电影，在社会意义上也被赋予极高的意识形态评价：“以强大的幻想力量带着观众开心地向统一与和平坚定迈进，与以往的战争片相比，它对民族统一的前景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
本文对该片在电影的艺术、美学、商业以及电影运作模式方面的贡献毫不怀疑，但却对其社会学意义上的作用持某种程度的否定态度，认为影片《欢迎来到东莫村》有着明显的的犬儒主义倾向。
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三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本文将对应以上三点对影片《欢迎来到东莫村》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影片具有的是一种“倾向”，是一种隐晦的、隐喻式创作思想走向，而不是彻底的犬儒主义。
一、规避战场的空间设置――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
“犬儒主义者提倡贴近自然的非欲生活，他们生活刻苦，衣食简陋，故当时人讥之为‘犬’。这一学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即知识”的伦理学说，认为美德就是抑制自己欲望的知识，能够自制就是善，不能自制便是恶，提倡‘返归自然。”影片在空间设置上与此倾向有密切联系。
在130分钟的电影中，东莫村作为主体空间占用了将近95分钟的时间，
“韩语中江原道方言所说的东莫村即是“桃花源”的“公用语”，而“东莫村”字面的含义是“世界最东边的峡谷”，东莫谷则是指代朝鲜半岛――热爱和平的淳朴民族生活的地方，他们互助互爱，与自然合一”。导演也通过台词告诉观众：“东莫村就是人人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地方。”同时运用了梦幻的场景来塑造这个世外桃源，绿色峡谷中出现一排排农舍，农舍包围着一片广阔的绿草地，草地中间有大树，孩子们在大树下嬉戏，秋千飞荡、笑声朗朗；妇女们在一起做家务，谈笑风生；男人们在一起打制农器，其乐融融。这是一个远离外界的喧嚣，远离时代的创伤，更是远离战争痛苦的地方，人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中，相互合作、互尊互爱。俨然就是《桃花源记》中所描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成为影像的完全体现。
相对于几个外来的士兵来说，东莫村的村民是无欲无求的活在自然中，没有现实世界的一切欲望的：他们和平善良，没有为争夺土地和权力而大打出手，性命相搏的战争欲；他们不会设防，面对枪炮相对的朝韩两军士兵，甚至外族人――美国人史密斯都是笑嘻嘻的欢迎；他们没有私欲，不懂争夺，所有村民齐心协力的辛勤耕种，收获的粮食一起存在一个粮仓中。影片虽然开端有战争场面的铺写，结尾也收端于战火，但这些都是次要的，相较于战争场景的紧张残酷，电影的着力点明显在非战场中，在战场以外的空间中创造了一种纯粹的非欲生活，从战乱世界闯入桃花源的几个士兵在村民单纯和善的影响下，从开始的枪炮相向从开始学绘画时由于没有技巧而大胆乱涂到技巧不断积累而训练有素的深入描绘再到技巧成熟的得心应手的描绘到后来的从有法到无法，由熟变生，回到“涂鸦”状态，这样才真正成为绘画高手或绘画大师。尽管在绘画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点的人其实并不多，因为在掌握了一定技巧后，许多“艺术家”们在技法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便纷纷转变了绘画的探索方向，因此留下的作品我们总会感到对画面品质的些许遗憾。
到一起欢笑劳作，到最后共同浴血奋战。他们走进了这个桃花源，随遇而安的在此生活，在“单纯”、“善良”的熏陶下，经历了“欲望――非欲”的一个过程，最后摒弃战争，和东莫村融为一体，为捍卫这个“无欲”的心灵天堂而不惜生命。
由此看来，影片在叙事空间，即故事背景环境上，有犬儒主义的“非欲”倾向。
二、超现实的叙事风格――戏剧性的嘲讽
戏剧性的冷嘲热讽是犬儒主义的一大特征，这也造成了犬儒派玩世不恭、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审美诉求，以此来造成视觉冲击，讽喻现实。在影片《欢迎来到东莫村》中，这种倾向体现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
影片的故事发展中存在两大悬念：1.在东莫村中相遇的朝韩两军士兵的对峙有何结果；2.东莫村在最后的轰炸中是被摧毁还是被拯救。在两个悬念中发展的故事情节和影片怪诞的镜头语言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对比强烈的嘲讽力量。
悬念一：敌对双方的对峙结果――梦幻的爆米花
在进入东莫村后，南韩国民军与北朝鲜国民军的士兵紧张的枪炮相向，生怕一走神就被对方干掉，双方在一动不动对峙三天之后，倾盆大雨中双方还抵死坚持着。而不知枪炮为何物的村民们被赶到两军中间，在他们看来，这两堆人只是在争执的小孩子，挥舞着“铁棍”(枪)和“变了颜色的土豆”(手雷)在闹
别扭。北朝鲜小兵拿着手榴弹一个走神，被傻姑娘雨恰调皮的把手榴弹拉开，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雨怡正把拉环当戒指玩。正是这个举动把悬念的静止打破了，韩国军官扑向了快要爆炸的手雷，最后奋力扔出去，虽然救了所有人，却不料恰好扔到了村里的粮仓上，炸弹爆炸，将粮仓里的玉米炸开，于是天上降下了无数雪一样的爆米花，地上看傻了一群惊吓过度的士兵，这时开心和欢笑却开始弥漫，村民们快乐的手舞足蹈，伸手去接这神奇的“雪花”。本应是罪恶之源的武器――炸弹，在东莫村的世界里却成了制造快乐的源泉，炸弹落入粮仓到爆米花满天飘撒，这一组全部是极具美感的慢镜头，梦幻的爆米花，清脆的绿草地，白裙起舞的美丽少女，欢呼雀跃的村民们，呆傻惊奇的士兵，当这一系列画面以慢镜头连续出现的时候，整个画面显示了一种超现实的美感，即怪诞滑稽，又清新绝美。超现实主义的悬念剧情和怪诞绝美的镜头语言，这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时，造成的视觉效果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同时也会通过超现实(完全反义)的对比――炸弹和快乐，形成一种极为巨大的讽刺力量，战争的丑恶和桃花源的善美，对比再没有如此深刻。
悬念二：东莫村是被摧毁还是被拯救――鲜血中绽放的烟花
在东莫村的潜移默化中，敌对双方的士兵脱下了军服，黄黄绿绿的衣服搭在一起晾晒，这象征着他们彻底的握手言和，整个东莫村都弥漫着笑声和欢乐，这时联合国军却误认为东莫村是朝鲜人民军的支援基地，决定对此地发动大规模轰炸。而影片的女主角“傻姑娘”雨怡也在联军的围击中死去，为了保护村民，士兵们决定在山头建一个虚假的“基地”，抱着必死的决心，依靠仅有的炮火来吸引美军的注意，以此拯救东莫村这个心灵的天堂。结尾朝韩两军的士兵穿着不同的军服，搭着肩膀浑身浴血的躺倒在山顶的白雪中，迎接他们的是猛烈的爆炸，成千上万的炸弹在漆黑夜空里坠落身旁，犹如夜幕中绽放的华丽璀璨的烟火，这时村民们看着满天的烟火，却开心的笑着跳着，为他们从没见过的美丽景象而欢呼鼓掌。慢镜头在这里使得庄严的意味油然而生，在被极度放慢的猛烈爆炸中，村民快乐的表情也被缓慢夸张，悲壮的凄美在火光中瞬间定格，无知的快乐也在夜空下停滞，至悲至壮和至欢至乐，战争的残酷被桃花源的无知描绘的鲜血淋漓，所带来巨大的讽刺似乎可以呼啸着直直撞进人的心里，残破的钟声一样，一直响下去，超现实的叙事风格在影片的结尾也达到了。
三、无意识的人物形象――不相信的本质
犬儒主义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发展到当代，
“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傻姑娘”雨怡是这部影片中唯一的女性角色。正是这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所处的背景环境，奠定了这部电影“不相信”的犬儒主义倾向。
傻姑娘雨怡被塑造成最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却拥有了最关悲剧的命运。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影片中悲喜情感充分的融合，使对立面互相转化，把战争绝望的悲伤转化成荒诞的大笑，而荒诞的大笑表现的却是撕裂的痛楚和激烈的悲昂。这种反类型的创作追求在电影史上并不新鲜，但做的如此彻底的确实少见。她一出场就极为特别，洁白的裙子、清瘦的身材、蓬松微乱的头发、耳边幼细洁白的野花、单纯干净的眼神、充满快乐的表情、永远张开上翘的嘴唇、痴痴傻傻的语言……这是一个傻姑娘，是个癫丫头。但她的傻并不是痴呆愚笨，而像个从山谷里蹦出来的精灵，带着未触尘世的晶莹剔透，对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其实她是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是全体村民的缩影――对于外面的世界，东莫村的村民们也是一无所知，带着不染罪恶的善良无私，不知险恶的无知单纯，这种处于原始蒙昧状态的生活虽然物质上并不富裕，却有着人性最善良最纯真的一面。因此，这个疯癫的小姑娘便成为对峙与战争中的一个解构式符号。正是她把这三路敌对的人马引领到东莫村，也正是她总是在三方对峙的尖锐时刻不时疯颠地闯入，并以她的纯真将其消解掉，她的天真、单纯揭示人性纯正的一面，因她的存在，感化了一次次的仇恨与恩怨。虽然影片结尾是士兵们去捍卫雨怡的家乡，但实际上，傻姑娘雨恰才是这些心灵被战争摧残到伤痕累累的人们的拯救者，她以自身的纯洁洗涤残破的心灵；以性命的陨落激发对战争的反抗。但是，傻姑娘雨怡的拯救却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她几次三番的为士兵的心境带来改变，却都不是自觉主动的选择，她生而沉浸在一个童话般干净透明的世界里，她所拥有的“力量”是自然而生，天然形成的，不带有意识的主动因素。可以说影片的创作者在塑造出这个形象时，从本质上并没有相信她能够改变残酷的现实世界。如果说人类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意识而为之，那么寄托于自然之力的雨怡则不具备主动改变世界的力量。且如果创作者抱着“相信”的主观积极态度，那么无论如何，影片最后应该奠定这样一个结局基调――虽然战争是残酷的，给这个世界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但人类依然存有希望，就如同星星之火，总有一天可以燎原。但是从影片的结局来看并不是这样，雨怡死了，战士们为了捍卫她的童话王国，在真实的炮火中被炸成了灰烬，战争的残酷淋漓尽致，人性舍己为他的温暖感人至深，朝韩两军士兵在意识形态要求下终于手拉手肩抱肩，但是观众并没能看到关于和平的希望，真实的世界依然炮火冲天，东莫村就像水晶房子一样始终偏安在真实世界的边缘，随时会被战争机器撕扯成碎片。
影片的最后几幅画面是自雪覆盖着的武器与五名士兵的尸体，蝴蝶从雪地中飞出，镜头上升，淡入后进入倒叙时空，在俯拍的镜头下，伴随着画外的吟唱，五名士兵恬静地睡在同一屋檐下，傻姑娘雨恰如天使般悄然降临，将东莫村最美的山花插在小士兵的耳际……直到最后，都是童话般的幻境，美好，但只为映衬残酷，不为拯救而生。所以，影毕遐思，欢笑过后是刻骨铭心的悲凉。
可以说，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作为一部典型的反类型战争片，不论在空间设置、叙事风格，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犬儒主义倾向。影片较为悲观的创作基调虽然和朝鲜半岛分裂状态没有结束的不完美现状有关，但仍跟以往韩国的战争片一样，将有关朝韩统一主题的电影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的内战上，这和犬儒主义在现代的态度如出一辙：“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也许有一天以韩朝现有冲突为创作素材，才是真正的反思和正面的逼视。 注释：
[1]魏薇《论韩国“后好莱坞”时代的军事电影》，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P36.
[2]沈万顺李大为《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文学自由谈》，2009年6月(下半月)，P126.
[3]鄢烈山《为“犬儒主义”叫屈》，《语文新圃》，2006年04期，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