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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2.中日两国贸易统计上的不平衡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对中日贸易额的统计数据表明，中方和日方对中日贸易的统计数据严重不平衡。90年代以来，对日贸易收支除少数年份外都是逆差。而日本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巨额的逆差。例如，2000年中国统计的对日贸易收支为1.4亿美元的顺差，而日本的统计中对华贸易则有247.4亿美元的逆差。
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贸易一直呈现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50亿美元、2003年121亿美元、2004年209亿美元、2005年165亿美元、2006年241亿美元。除2005年略有起伏外，总体呈现逐年扩大态势。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日方统计则出现相反的结果，日方在双边贸易中一直逆差，逆差分别为2002年219亿美元、2003年180亿美元、2004年204亿美元、2005年286亿美元、2006年257亿美元。由于中日贸易存在逆差使得日本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断然认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紧急进口限制，引起贸易摩擦。日本对中国大葱，香菇等出口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的背景正在于此。
3．贸易产品结构发生转移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高附加值消费品、生产所需的机械设备、成套设备；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主要是煤炭等原材料产品和粮食食品等初级产品（80年代中期以前）；电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及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8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日本向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发动机及零件、加工机床、数字程控交换机、集成电路，高级数码相机和高级轿车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国向日本出口产品多数以冰箱、风扇等家用电器和计算机、计算机显示器、电话机等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和少数的高技术含量产品（机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成为中日之间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由上面分析可知：中日贸易由原材料、纺织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转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贸易结构转移。
三、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建议
为了中日贸易的更进一步的交流，两国要充分认识以下问题。
1．持续保持中日双边贸易增长要确保两国的政治稳定。中日两国有诸多敏感问题，如历史问题，，问题，日美同盟新一轮强化问题等等，往往造成“政冷经冷”，使得中日贸易也受到影响。中日两国可以经常对围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交流、加强节能环保合作、加强贸易投资合作和加强多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四大领域展开讨论。
2．中日两国的贸易统计上的不同，往往会引起贸易摩擦。对引起中日统计上的差异不作分析，而断定为结构性的贸易不平衡，由此进行反倾销调查，或启动紧急进口限制，这种做法有失平衡。因该正确认识贸易摩擦的成因并尽早解决。如近年来日本“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急剧增加，由此出现的对华贸易逆差，应该用同过去不同的方法来处理。
3.依据国际分工向优势产业转化。在现阶段，一般来说，中国的优势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两国依据现有的比较优势，对各自的优势产业进行正确的定位，并转化优势产业的话，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以动态的方法来把握优势产业的话，那么应该认识到他的构成是经常变化的。基于产业结构长期预测的两国政策调整，两国应该从多层次来把握优势产业，如不简单的把优势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上，而按照劳动力与技术，劳动力与资本，技术与资本的多层次的定位上，这样才能更接近于现实。
总之，中日两国的互补性和互惠性，是面向21世纪中日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只要中日双方都能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真诚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消除人为障碍，中日经济贸易合作前景将更加光明。
注：“直接投资型产品进口”是指日本的纺织、服装企业和电器制造企业在中国设立工厂，从日本或从第三国及中国筹集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部分制成品以返销的形式出口到日本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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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贸易的发展，经历了从产业间贸易，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区域化分工的进一步提升和细化，面对市场的消费需求，在产业内贸易，推进了同质和不同质产品发展，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对于发达国家，在战后不断升级了产业结构，为世界经中心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影响和决定了在产业内贸易中的主导。近年来，在制成品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相关统计，发达国家占有重要地位，如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产业内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如图1所示，国外一些发达国家2012年的年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角色中处于边缘地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产业政策，大力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从世界产业内贸易纵向时间序列看，一些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都呈现增加态势。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不断提高了人民收入水平，积极加强了与国外的联系，增强了对外贸易，也增加了产业内贸易发展，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亚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韩国、新加坡，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为德国、俄国、英国，北美达是美国和加拿大，非洲较少。近年来，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进步，与法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产业内贸易指数较高，大多是亚洲国家，欧盟、北美较少。在制成品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主要贸易对象是美国和德国，产业内贸易有一定发展，但未居于主导地位。
(三)产业内贸易动因分析
本文根据研究视角，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收入水平分析产业内贸易动因。
第一，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发展
从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都进行国际贸易，这是主要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不能相互分割，在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都会选择具有自身优势的产品;在国际的国与国或地区之间进行贸易时都会选择自己具有优势或专业化的产品，进行产业之间的贸易。在贸易中，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越大，越会提高生产效率，会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在一些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发展行业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产品或生产规模都有一定市场限制，在更广阔在市场中促进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当然，消费者在市场中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会促使产业内贸易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会生产具有差异性产品，获得规模效益。
第二，产品差异与产业内贸易。
产品差异是制造和销售中基于质量、知名度等所形成的产品的差异性，不仅仅在质量、性能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在产品的售后服务、广告等方面也存在差异性，一般具有水平、垂直和技术差异性。水平差异性是同一类产品但一些不同属性会产生组合，产生产业内贸易差异性，不仅是由于消费者对产品差异需求，也是由于不同国家产品消费的差异性。垂直差异是在档次上产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性不同，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不同，对不同阶级在市场上会有不同档次的需求，国家之间会产生贸易，发达国家会进口低档次产品，低收入国家会进口一些高档次产品。技术差异是基于技术水平差异而带来的差异性，也由于产品生命周期差异，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的成熟阶段、产品成熟化阶段而不同，在产品的创新时期，拥有充足的资金不断研发新的产品，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以产品出口为主;在产品成熟时期，市场上会出现竞争对手，为维持市场，企业需要维持自身的优势，扩大市场优势和范围，保持技术的优势，会不断惊醒对外投资;在产品标准化时期，在产品规范化基础上，在相对优势上不仅是技术优势，更是劳动力优势，企业会不断投资，降低成本，研究开发新的产品，在需求的多样性方面转向差异化需求，形成产业内贸易。
第三，收入水平与产业内贸易。
产品的差异性、不同国家的需求结构多样性、消费者收入水平、购买结构、为产业内贸易创造了可能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越高，消费者的结构就会越加复杂，反之也亦然，消费者不仅注重了产品的差异性，也会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当然，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需求结构也很复杂，进而影响了产品的贸易差异性。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关注产品药店相异，高收入国家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低收入国家关注产品的价值性，也会影响产业内贸易。因而，产业内贸易的动因也因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不同层次的人群需求偏差性相异，引起产业内发生贸易。
二、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上述文献，根据本文研究内容，本文变量因素选择如下:
第一，GDP，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Havrylyshyn等(1983)认为一国经济发展会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实践证明发达工业化等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经过检测都表现较高，非新兴工业化国家产业内贸易指数不高，如美国59．4%，相比泰国为17．3%，本指标用GDP的增长速度表示，预计与产业内贸易呈现正方向关系。
第二，FDI规模，可扩大一个国家的市场份额，一个国家或地区为降低成本会利用当地的原料就地生产，进行专业化分工，不断提升了产业内贸易水平，这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种产品不同生命周期生产厂商，就产品的初始阶段和成熟阶段，公司会不断扩大投资水平和规模;一种是以跨国公司额生产网络而增加，伴随生产网络和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规模越大，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
第三，HTME，高新技术产品发展，技术进步在对产业内贸易起重要作用。Dixit，A．(1984)认为一国技术水平主要表现在高新技术产品，如美国，本文认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具有正方面的影响。
第四，TI，贸易均衡，根据Aquino(1978)等相关文献研究，本文假设一国贸易越不均衡，会对产业内贸易的负影响大。
第五，FED，要素禀赋结构，Dixit，A．等(1977)认为如存在不完全竞争等，一些国家如果生产要素禀赋相同，会产生产业内贸易;杜杨(2005)也对此进行了相关分析，以两国资本总量占GDP的比表示，认为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大，产业内贸易指数越低。
根据上述变量和本文研究对象:以t为时间，我国与国家j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用IITjt表示，借鉴樊雅琴(2006)等相关文献，构建模型为:IITjt=α+β1GDPGRjt+β2FDIjt+β3HTMEjt－β4TIjt－β5FEDjt+ηjt其中，α为常数项，βi(i=1，2，3，4，)为回归系数，η为误差项。本文的数据选择为《中国统计年鉴2013》，是与我国贸易额较多的国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测算性，根据本文选择视角，本文选择2000年、2007年，2012年数据，根据国际贸易标准进行产业分类，根据需要，本文在SITC第二位数层进行计算，以前二位为一个产业，进行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为了进一步确保研究的精确性，产品介于SITCRev．3中的5－8类之间。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得到回归方程为:IITjt=60．120－3．940GDPGRjt+0．007FDIjt+1．130HTMEjt－0．352TIjt－0．801FEDjt+ηjt对上述实证分析可知，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显著，拟合度较好，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也不大。高技术产品比对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关系，伴随高新技术产品与制成品比的扩大，产业内贸易指数呈上升的发展态势，要素禀赋差异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对外投资与产业内贸易呈现正相关，虽然前者对后者较为模糊;经济发展速度与产业内贸易具有密切关系，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影响，与预期相反，结果表明存在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速度不是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原因，也可能在统计方面具有一定的偏差，或许当两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的偏差时，需求不一致，虽然发展速度较高，但产业内贸易可能性小。
三、结论与对策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充分说明我国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国的外贸发展大力促进了产业内贸易，但影响远远不够，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在国际间的贸易发展还较小，也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我国的高科技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低技术、低附加值，当然产业内贸易程度较低。结合本文研究，说明高科技水平、资源禀赋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对未来我国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意义。
第一，我国应该优化制造业结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我国政府应该积极制定相关政策，积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大力优化我国制造业结构，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同时，我国要不断摒弃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产品，积极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能一味满足于加工组装，要提升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在对外出口结构的调整中，优化出口结构，追赶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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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欧盟GDP的相关系数分析，考察二者相关性不断演进的历史路径；通过横向相关关系对中国与欧盟经济的持续性、波动性以及领先滞后关系进行比较；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二者是否存在伪相关；并通过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相互作用的路径。
二、数据说明
三、实证研究
(一)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是为了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中国与整个欧盟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中国与欧盟GDP增长率的横向相关关系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同步性(syn—chronization)的强弱。
(二)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与欧盟GDP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属于伪相关问题。
在考察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我们对中国和欧盟各国GDP增长率时间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序列都二阶平稳(鉴于篇幅，检验过程从略)。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项的选择参照SIC(schwarz lnfo Criterion)值，检验结果见表3显示，中国GDP与欧盟整体GDP相互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中国GDP是英国、荷兰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中国GDP是英国和荷兰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希腊、葡萄牙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认为希腊、葡萄牙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其他国家的GDP与中国GDP增长之间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三)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仅反映中国和欧盟GDP波动的因果和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响的路径，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考察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其最大优点是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先验知识只用来考虑及选用纳入模型的经济变量。
1，脉冲响应函数
在上述VAR模型基础上，再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e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它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2显示，欧盟GDP对其本身的新息冲击即刻就有反应并不断减弱，从第四年后冲击产生的影响为负，随后逐渐衰减直至消失。欧盟GDP对来自其他因素的新息冲击反应不明显，表明欧盟经济的运行更多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欧盟GDP对来自中国GDP的新息冲击，刚开始为负向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在第四年后达到最大，随后不断衰减并逐步消失；欧盟GDP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冲击刚开始呈微弱的负向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在第六期后逐步衰减直至消失。
中国GDP对其自身的新息冲击当期就有明显的正向反应，在第二年结束时变为负向反应，此后不断波动衰减；对来自双边贸易新息的冲击刚开始没有反应，随后不断增强，在第三年达到最大，表明中国GDP受双边贸易的影响是逐步增强的；对来自欧盟GDP新息冲击刚开始没有反应，随后变为负向反应，到第五年后才变为正向反应，这与中欧经济的竞争性有关。
双边贸易对来自自身新息冲击在第一年表现为正向反应，随后不断衰减直至消失；对来自欧盟GDP新息冲击在前四年都表现为负向反应，随后才转变为正向反应并逐步衰减，表明双边贸易受到欧盟经济的影响较大；对来自中国GDP新息冲击的反应刚开始为负，随后不断增强，在第一年结束时达到最大，随后不断衰减。表明中国经济对双边贸易的拉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期。
由此可见，欧盟GDP增长主要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欧盟GDP对中国GDP增长有较强的影响，但反向的影响则较弱；欧盟GDP对双边贸易的更多的表现为负向影响，这与欧盟近年来经济增长疲弱有关；中国GDP对双边贸易的拉动作用存在一年的滞后期。
2，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对VAR模型变量产生影响的各随机干扰的相对重要程度。
根据估计得到VAR模型，我们分别对欧盟、中国和双边贸易的变化进行方差分解(见图3)。对欧盟GDP的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的影响力在四年后逐步稳定，有大约85％的变化可以由其自身因素来解释；欧盟GDP的变化中，可以由双边贸易解释的部分很小，可见双边贸易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较弱。欧盟经济增长中，中国GDP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步增强，能由中国GDP解释的部分约为10％。这表明欧盟经济更多地是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中国GDP和双边贸易对欧盟经济的影响较小。
中国GDP的方差分解中，约为55％的影响可由自身因素来解释，由欧盟和双边贸易因素解释的部分别为30％和15％。中国经济增长来自欧盟自由贸易区GDP和双边贸易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双边贸易的方差分解中，可由欧盟GDP解释的部分不断上升，最后约为45％，由中国GDP所解释的部分保持稳定，约占20％，双边贸易来自其自身的影响不断衰减，最后约为35％。表明双边贸易的增长受欧盟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这与欧盟需求对双边贸易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
四、结论
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欧盟经济的波动显著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运行，同时，中国因素对欧盟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渐加大。本文运用一系列的计量分析工具，研究了中国与欧盟经济增长的同步性。主要结论如下：
1，受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阶段性的影响，中国与欧盟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两者的相关系数在整个时段仍为负，表明相互间的经济影响依然不强。但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与欧盟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步增强，这既是双边经贸联系深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因素重要性日益凸现的明证。
2，与欧盟各国经济相比，中国经济波动的持续性较强、波动性较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欧盟经济的波动三年，表明中国经济对欧盟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3，中国GDP与整个欧盟GDP增长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中国GDP是英国、荷兰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希腊、葡萄牙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中国经济与欧盟经济的相互影响依然较弱，但这一影响将随着相互间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而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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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巴贸易发展及贸易地位的变化
(一)中巴贸易发展概述
中巴两国于1974年8月建交,至今已有35年的历史。35年中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加深。由于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贸易额从1974年的1 742万美元增长为2008年的48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5.5%。进入新千年,双边贸易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8年双边的贸易额较2000年增长了16倍,2004―2008年贸易额翻了两番(见图1、2)。
在贸易收支方面,中国则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甚至有时中国向巴西的出口总额不及两国的贸易逆差。数字显示,2000年以后,中国的逆差率基本在-0.5以下,并在2003年达到最高,即-1.74,虽然之后几年逐渐缩小,但总额依旧很大(见下页表1)。
(二)中巴双边贸易地位变化情况
自1974年建交,199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高层密集互访,中国、巴西这两个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开创了“政热经热”的良好局面。在金融危机中,中巴间的贸易额出现了反复,但良好的双边贸易自动修复机制及完美的贸易互补性促使双方的贸易地位不降反升,位于地球两端的两个大国贸易关系更为紧密。
1.中巴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巴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并有所提高,但至今巴西一直未能成为中国前十位的贸易伙伴国。
2003年,巴西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第十一位贸易伙伴国。在2004年由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迅速升温,中印贸易超出中巴贸易。2005年,由于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的需求增加,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原油量大幅提高,中国同沙特的总贸易量也在同年超出中巴贸易额。之后的三年,随着中国对巴西进口的铁矿砂等资源量的快速增加,中巴贸易又在2008年成为继俄罗斯和印度之后的第十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中国对巴西的资源品巨大需求导致巴西从2003年开始基本位于中国进口来源地的前十位,且各年在前十位中所占的比重均有所增长。
2.中巴双边贸易在巴西对位贸易中的地位
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也促使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近几年,中国一直是巴西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市场。
2004年,中国成为其第四大贸易伙伴国,此后基本每两年跃升一位。2008年以364亿美元成为在巴西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其中,从中国的进口额也位列第二位,向中国的出口额位于第三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巴西同各国贸易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受铁矿砂、石油以及飞机出口的推动,中巴贸易在危机中逆流而上,在2009年3月份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4月份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国。1-8月份中巴双边贸易继续稳定发展,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标市场以及第二大进口来源市场。
(三)金融危机以来双边贸易关系的新变化
自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便开始下滑②。2008年10月份以前,双边贸易额同比增幅一直维持在86%以上 ,其中,5月份增长最为迅速,同比增幅高达110.7%,环比增幅为35.2%。受金融危机影响,从10月份开始同比增幅及环比增幅开始大幅度下滑。10月份的同比增幅由上个月的94.0%下降为57.5%,11月份继续下滑,出现近几年的首次负值。而环比增幅则由9月份进入下降通道,并在之后数月连续大幅下降,12月份下降幅度高达31.0%。至同年11月份同比增幅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一直维持在负值状态。而环比增幅在连续下降4个月并在2009年1月份出现最大一次降幅后连续几个月快速攀升,即双边贸易关系从2009年伊始开始逐渐升温,贸易额增加。但是截至9月份双边贸易额还没有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见图3、4)。
而从贸易收支的角度来看,危机暴发至今,除2009年12月外,中巴双边的贸易的差额延续着过去一贯的趋势,即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位置。中国的逆差率在2009年的4月份出现了最高,为-2.0,此后,中国的逆差率逐渐减少(见图5)。
相对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变化而言,中巴双边贸易额在金融危机中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13.9%,而中巴双边贸易虽然也呈现负增长,增长率为-7.3%,幅度明显低于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增幅。另外,中巴双边贸易相对于巴西同其他国家贸易下降额度而言,幅度并不算太大。而且由于2009年来双边贸易的快速恢复,在今年3月份,中巴贸易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国。根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09年前四个月中巴贸易额达32亿美元,也超过总额为28亿美元的美巴贸易①。
二、中巴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变化
中国从巴西进口的产品品类共1 400多种,这些产品多为资源性产品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主要有铁矿石、大豆、石油和食用植物油。以2004-2007年数据进行分析,这四年中国从巴西总的进口量分别为86.7亿美元、99.9亿美元、129.2亿美元和183.3亿美元。铁矿砂的进口量最大,4年的进口量分别是28.7、38.8、55.3和94.5亿美元,其增速明显高于从巴西进口总量的增速,其所占各年的比率也因此逐年提高。其中,中国去年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进口的铁矿石占其总产的17.4%,这个比例还在持续增长②。其他各类资源品的进口量也基本逐年提高,但比率有所波动。除资源品外的其他各类产品不仅进口量很少,而且各年波动幅度很大,偶然性很强,但大多涉及未进行深加工的产品。总体而言,资源品进口比率呈现逐年稳定提高的趋势,其他类产品进口量很少,而且波动性很大。
与巴西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同,在2009年前4个月,中国向巴西出口的产品4 000多种中基础产品仅占2.3%,其余的97.7%都是工业品。而且相对于巴西向中国出口集中于一两种产品而言,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出口额相对比较平均。以2007年为例,纺织品的出口量最大,出口额仅为8.64亿美元,其他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产品包括服装、鞋类、钢材、塑料、焦炭和计算机。根据2007年中国商务年鉴统计的数据,中国向巴西出口的各类产品中仅粮谷、水产品、茶叶等9种产品的出口额未超过1千万美元,其他23种产品出口额均超过千万美元。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总出口额也仅为28.8亿美元,占2007年总出口额的25.3%。各类产品的出口增长率较为稳定,位列前十的出口产品有超过一半的产品在2004-2007年中增长率超过50%。
从中巴双边贸易产品的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双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从巴西进口资源品的增长有助于分散战略性能源与资源进口的风险,而中国向巴西出口产品多为中国有较大优势的工业制成品。
三、中巴贸易发展趋势分析
巴西作为拉美最大的国家,以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发展中的市场,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对中国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中巴同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相同的发展诉求。而中国正在实施的“市场多元化”战略也预示着中巴双边贸易在世界经济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后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一)传统贸易的带动作用依旧强劲并会发挥更大作用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的是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的产品。中巴传统贸易产品包括巴方出口的矿产等资源性产品和中国向巴方出口的机电类及纺织服装类产品在今后数年将依旧是双边贸易的主体。巴西向中国出口中多为资源性产品,但是从比例来看,也仅占中国总进口资源品中较小的一部分。近年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对资源需求明显加大,资源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资源的利用效率将不会有很大的提高,中国资源的外向型需求将越来越大。巴西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铁、铀、铝矾土、锰、石油、天然气、煤等。其中已探明的铁矿砂储量为650亿吨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铀矿、铝矾土和锰矿储量均居世界第三位。对于保证我国未来的资源供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将成为中巴今后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的基础,由此带动整体的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二)双边投资带动双边贸易发展
目前,中巴双边投资额相对较少,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目前仅涉及资源类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巴西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累计2.17亿美元,仅占中国对拉美全部直接投资的0.7%①。巴西对中国的投资也较少,除2002年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合资建立的ERJ145系列涡扇支线飞机总装生产线外,近几年鲜有新的大型投资,由于双方文化的差异巴方在中国的中小型投资总体不大,截至2008年底,巴西在华投资额为2.7亿美元②,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1.3%,占中国利用外资的0.3%。这与中巴双边贸易发展程度相比,中巴双边投资额明显较少,双边投资发展水平低,但反过来说明将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巴西作为拉美国家的领头羊,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重要成员,1 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南美洲总面积的67%;人口总数约为2.46亿,约占南美洲人口总数的65%。通过签订的一系列产品通过巴西可以进入拉美的其他国家,从而绕开很多贸易壁垒,尤其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拉美各国加大对中国产品的贸易限制。同时面对金融危机,欧美等国也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保护,通过巴西市场进而扩大同整个拉美出口贸易以及绕道巴西进入欧美的成为中国各大公司的不错选择。据巴西《圣保罗州报》报道,除奇瑞汽车已正式在巴市场开展销售外,中国两家自主汽车品牌比亚迪和江淮客车都已为近两年进军巴西市场制订出计划。除此之外,两家中国卡车生产厂商也对巴西市场表示出兴趣,还有不少大型合作项目正在建设或洽谈中,如武汉钢铁集团在2009年7月1号宣布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投资兴建一年产量为500万吨钢材的钢厂,总投资额高达40亿美元③。大型跨国企业投资、政府性投资贸易中心的建设,以及贸易洽谈会的举行,将进一步带动双边文化的交流,促进彼此全面的贸易投资。
同时,巴西在信息技术服务方面有着较强的优势,随着新兴服务贸易的展开,全球服务外包成为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双方在服务外包领域的合作将成为可能,这也为双边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新兴技术性贸易使中巴双边贸易不仅在量上有大幅提升,质上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四、政策建议
为克服现有双边贸易的局限性以及此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促进双边贸易在今后数年内继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积极推动双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重要的是加快启动中―巴双边“自由贸易区”(FTA)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中巴FTA谈判,加快中巴经贸一体化进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中巴贸易自由化。考虑到已签订的8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同对方国家、地区贸易额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现阶段考虑同巴西更进一步经贸合作关系对两个发展中大国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自由贸易协定将是众多选择中较为合适的一种。
(二)为解决大多数在巴投资的中小企业管理经验缺乏,融资能力差以及风险意识淡薄。在现有的经贸合作区建设经验基础上,筹建在巴西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方便中国企业对巴西的投资[3]。同时,成立专门的中巴贸易保险公司,以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在中巴经贸发展过程中,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巴西经济不稳定[4]。定期向相关企业进行投资环境、项目介绍,如巴方的采矿、冶炼和能源行业的,以及巴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对彼此信息的了解是扩大贸易的前提条件,通过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贸易洽谈会的开展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双方企业对彼此的了解,从而推动双边的经贸关系。
(三)实行货币互换,并在今后数年逐渐扩大互换货币的比例。中巴双边贸易使用各自货币(雷亚尔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再依赖美元,以避免由美元价值的波动带来双边贸易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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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兵,任希丽. 中美商品贸易结构的演变以及其原因分析[J]. 国际贸易论坛,2009,(秋季号).
篇5
一、中比贸易特点
1.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中比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顺利,2000年以来,双方高层往来增多,两国国家元首实现了互访,极大地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1979年双边贸易总额为1.7亿美元,到了2007年为176.5亿美元,较1979年增长了103.8倍。改革开放头三年中比贸易年增长率呈负增长,但之后始终保持10%以上的年增长率(除84、87、88、96年外),2004年达到了年增长率为40%。(见表1)可见,中比贸易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直至2007年,比利时成为我国在西欧的第七大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对外贸易年鉴》和中国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2.双边贸易差额不断扩大
在改革开放头10年,双边贸易基本持平,为小幅逆差,基本上在1亿美元以内;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双边贸易逐步扩大,逆差开始转为顺差,而且逐年增长,到了2000年贸易顺差达到了9.1亿美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关税大幅下降,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的同时贸易差额也大幅增长,到了2007年贸易顺差达到了77.1亿美元,比2000年初增长了8.5倍(见表1)。贸易逆差的扩大为双边贸易争端留下了隐患。
3.双边贸易在中欧贸易总额中比重不高
比利时位于西欧的“十字路口”,交通和航运相当发达,商业和外贸非常繁荣,是世界十大进出口国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的高度对外依赖性并没有在双边贸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比贸易占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比重并不高,2006年,中欧贸易总额为3,302.3亿美元,中比贸易所占比例仅为4.3 %(见图)。与其周边的德国、荷兰、法国相比,差之甚远。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盟地区的最大进出口贸易国,2006年贸易总额达到781.9亿美元,是同年中比贸易总额的5.5倍,中德贸易占中欧贸易总额的23.7%,比中比贸易所占份额高出将近20个百分比;荷兰从2003年起就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6年贸易总额达到345.12亿美元,是当年中比贸易总额2.4倍,中荷贸易总额在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达到10.5%,比中比贸易所占份额高6个百分点。可见,中比贸易在整个中欧贸易中的比重不高,贸易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资料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整理制作
4.双边直接投资额有下降趋势,且投资额不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近年来欧盟各主要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额逐年增长,直至2005年,德国、荷兰、英国等在华直接投资额年增长率分别是45%、29%、21%,而比利时对华直接投资额却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比利时对华直接投资额为8322万美元,到了2001年锐减到2002万美元,中国入世后,投资有所增长,2002年增长到1,2428万美元,但2003年投资开始逐年下降,至2005年下降到了5384万美元,比1999年下降了65%,年增长率为-34%(见表2)。而且相对于欧盟各主要国家德国、荷兰、英国等,比利时对华投资额并不大,基本上不超过1亿美元(除2002、2003年外),可见,比利时对华直接投资在欧盟各主要成员国中排位靠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走出去”,中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不断上升,主要分布在西班牙、丹麦、德国、俄罗斯。而中国在比利时的投资相当少,2004年比利时吸引的中国投资仅有164万美元,与排行第一的德国(1.29亿美元)相差了70多倍,2005年下降到6.5万美元,在欧盟成员国内吸引中国投资高低的排行榜中,比利时仅排名第十位。
二、中比贸易存在的问题
1.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中比贸易摩擦凸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中欧贸易的深入,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大,据欧盟统计数据,2005年,其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高达1000多亿欧元。据中国海关统计,同年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为701亿美元,占双边贸易总额的32.26%,顺差同比增长89%。为了保护其成员国的贸易利益,欧盟不断推出各种贸易保护措施。例如,欧盟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地区,不断减少中国普惠制受惠产品范围,采用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环境或者绿色壁垒等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产品设置限制。截至2005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已达115起,其中2005年立案8起。2006年,欧盟对华发生技术性贸易壁垒事件达43起,严重影响了中国诸多产品的出口。比利时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其外交政策以欧盟为核心,对欧盟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会严加实施。因此,随着中比贸易差额的不断扩大,双边贸易摩擦问题日益显现,成为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欧盟东扩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对中比贸易将产生消极影响
2004年5月1日,匈牙利、波兰等10个新成员国正式加入欧盟,欧盟由15国增加到了25国,拥有4.5亿消费者。从长远和宏观来看,欧盟东扩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但近期看,弊大于利,其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中欧贸易乃至中比贸易产生消极的影响,表现为:一方面关税同盟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会使中国产品遭到欧盟成员国同类产品的替代,从而丧失部分欧盟市场;另一方面,随着欧盟东扩,欧盟严厉的非关税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也会发生东扩,加大了中国产品出口的难度。比利时是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参与国,在欧盟东扩中内部贸易规模不断加大,从2001年至2005年比利时进出口份额在整个欧盟内部贸易中接近10%(见表3)。2004年至2006年,中比贸易年增长额由40%下降到21%,2007年又增长到24%(见表1)。可见,欧盟东扩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比贸易的发展。
资料来源:引自陈欣硕士论文《欧盟东扩对中欧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3.双边投资发展不均衡
在改革开放初期,比利时已经开始来中国投资设厂,比如西安杨森、上海贝尔等,1986年比利时对华投资达882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逐年增长,到了2002年达到1,2428万美元,目前有超过180家比利时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或生产企业。但是中国在比利时的投资却不多,2004年仅为164万美元,目前有将近20家企业在比投资,仅仅是比利时在华设厂的九分之一,显示了极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影响了双边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三、进一步发展中比贸易关系的建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2007年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亚洲第一大进口国,为世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比利时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是OECD成员国,经济高度对外依赖,人均进出口额居世界第一,2007年联合国投资报告显示,比利时为世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鉴于双边的经济优势,中比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仍然大有可为。
1.优化贸易结构,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正如前面所述,中比贸易规模逐年上升,但在中欧贸易中所占比例以及在本国贸易中所占比例都偏低,随着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要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必须不失时机地转向实施贸易结构升级战略,优化贸易结构。中国向比利时主要出口机电产品、纺织品、服装及珠宝、家具等,比利时乃致欧盟拥有大量的先进工艺和技术,通过加快从欧盟引进技术和发展经贸合作,可以很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与我国廉价劳力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生产效率,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样的产品比较符合欧盟的技术标准和市场需求,较少受到贸易壁垒的限制,减少贸易摩擦,促进双边贸易关系发展,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2.努力消除贸易不平衡,减少贸易摩擦
随着双边贸易差额不断扩大,加剧了双边贸易的不平衡,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成为双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中比双方应该理性对待,着眼于长远利益,不能陷入双方互相指责的泥潭,从双方利益出发,通过双方的对话机制来实现双赢。同时,中国应尽快转变出口增长方式,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开发,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力争在对方本土设立加工企业,带动加工设备和上游产品出口。还有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抑制资源性产品出口,可以缓解贸易顺差过大问题,从而减少贸易摩擦,促使双边经贸关系朝健康有序方向发展。
3.加强和密切双边投资合作关系,拓展投资合作领域
(1)双边应通过多种渠道开展投资政策宣传,增进了解。。中国要通过多种渠道向比利时企业宣传本国的引资政策,吸引更多的比利时企业以多种方式到中国来投资兴业。比如天津市在比利时建成了中国欧洲贸易中心,通过这一平台,搭建了中国与比利时乃至欧洲贸易投资交流的平台,加强了与比利时、与欧盟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密切两地之间的联络与沟通,进一步增进两地之间的友谊与交往。另一方面,比利时也要不失时机地在中国人当中提高其知名度,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政策,从而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到比利时投资。比如设立中文网站专供中国企业家做参考,努力争取把比利时列入中国政府的“中国对外投资指南”名单之中,更好地引导中国投资者到比利时投资。
(2)中国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确立投资目标。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培育了一批具有对外投资实力的优秀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条件,结合欧盟市场特点,结合比利时环境特点,加大资本输出,充分利用欧盟以及比利时先进的高新技术、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专业人才,这对于绕开贸易壁垒,提升贸易效益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以根据双边互补优势,可以在高技术、信息、农业、环保、服务业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拓宽投资合作领域。
参考文献:
篇6
feenstra ( 2004)通过理论研究发现引力模型由于没有考虑相对价格导致了估计的遗漏变量偏误。anderson (2003)指出双边贸易量不仅取决于双边贸易成本，同时以gdp比重加权的“多变抵抗因子”也会对贸易造成影响，因为它反应了进口国进口竞争产品价格与出口国的出口机会。
引力模型假设国家对之间的贸易流是对称的，即国家之间贸易每一种产品。但是有学者研究贸易数据发现这个假设与数据不相符，即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之间的贸易量为零。
传统上解决零贸易问题的两种方法一忽略所有双边贸易量为零的国家对以及给零贸易数据加上一个非常小的正数后将它们一起放入模型估计一都存在缺陷。linders and de groot(2006)改变样本数据是武断的，且没有理论和经验的支持。
一、tobit模型以及样本选择模型
当某个范围内的结果无法观测、实际结果无法反应需要的结果(实际贸易不能为零、或衡量的不准确性(如四舍五入)时用丁obi下模型更合适。该模型由james丁。bin1958提出，用来描述非负因变量y}和自变量xi之间的关系。模型假设有一个潜变量(无法观测的变量)y,。该潜变量通过参数声来决定其与xs的线性关系。当潜变量大于零时，因变量等于潜变量，否则等于零:
由于丁obit模型强行给样本加入一个审计限值(censoringlimit)后损失了被截数据包含的信息，因此其分析结果存在偏误。
有学者指出零贸易流来源于二步决策而不是审计过程(censoring)，因此合适的方法是模拟产生零观测值的决策过程而不是机械的使用丁obi丁模型。利用pro日it模型可以模拟是否进行贸易的决策过程。决策的结果决定了是否观察样本中的实际贸易流或者贸易是否为零，而潜在贸易规模由引力模型决定。因此样本选择模型由选择方程和回归方程构成。
样本选择模型将零贸易量作为贸易者独立决策的结果，并允许对其分开解释，充分考虑了零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但是样本选择模型要求随机干扰项严格服从的正态分布，且第二步回归是要找到一个影响贸易缺失但是与贸易量无关的工具变量，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
二、泊松模型及扩展的泊松模型族
假定双边贸易量la是自变量的指数函数，将引力模型设定为泊松形式，即国家间可观测的贸易量服从泊松分布:
其中，为自变量向量和考，分别为进、出口国固定效应。泊松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即。的条件均值恒等于条件方差。从式可以看出，对进行估计无需对数转换，有学者证明了存在异方差的情形下，泊松极大似然估计是一致而合理有效的。
使用泊松模型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条件均值恒等于条件方差，但大多数情况下方差大于均值，即因变量过度分散。过度分散源于未观测到的个体异质性(均值不等于方差卜若不予以修正将导致对因变量一致却无效的估计。扩展泊松模型族中的负二项分布模型通过设定方差为均值和分布参数的函数，将未观测的异质性纳入条件均值中，常用于解决过度分散问题。然而泊松模型和nb模型却无法解决观测到的零计数过多现象。
篇7
一、公平贸易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在二战后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向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开放国内市场但并不要求它们同等地开放本国市场。全球贸易额每年的增长率大大提高，约为5.8%。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传统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下降，美国意识到不平等的市场开放程度和生产标准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对外贸易上一直坚持公平贸易政策。在不同的时期公平贸易政策强调的内容有所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专注于平等的市场准入，对那些不遵守“公平”原则的国家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在90年代，美国的公平贸易政策体现在追求平等的环境和劳工标准上，并声称它以高于贸易对手的环境和劳工标准生产。之后，更多的内容被添加到公平贸易的条款中，比如食品安全标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等。此外，战略贸易政策作为公平贸易的一个衍生品也应运而生，其内容是重点发展被政府选中的具有相对优势的关键性产业以促进出口。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提出美国应得到来自于贸易伙伴的同等贸易优惠。为了推行这些标准，美国在危机以来明显偏向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奥巴马认为，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上，拥有更高生产率的美国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具优势。
二、危机后美国公平贸易政策的具体表现
1.在国际上通过区域贸易和双边贸易来追求“公平”发展区域贸易具有快车道效应和示范作用。奥巴马在2009年11月启动的TPP是美国区域贸易政策的代表。在谈判中，美国积极推广公平贸易政策，让其他贸易国在知识产权、国企的角色、劳工和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方面接受更高标准、更加开放和公平的贸易协定。PSA是另一个区域政策的代表，PSA旨在促进服务贸易，提高市场准入程度，并在授权、执照发放、通讯、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业等重要领域制定新的规则。TTIP是美国双边贸易协议中最重要的一个，通过TTIP的谈判，美国和欧盟将组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贸易团体，并试图建立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将来如果想参与到全球贸易中，就很可能必须要打开市场，提高生产标准和规范本国市场。2.在国内强调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主要体现在政府挑选出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性行业进行重点发展，以此扩大出口。在此政策下，奥巴马发起了“页岩气革命”、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在2008-2013年期间，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增加了20%，天然气（单位：百万英热）从2008年超过13美元的价格降到了2012年的1-2美元。大幅降低的气价使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产品价格也相应降低，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出口。奥巴马意识到只有实体经济才能拯救美国经济，所以提出了制造业回流和再工业化的政策，意在发展高端制造业。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美国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制造商中有37%打算或正在积极地考虑回国。与此同时，美国的高端制造业正在进行“再工业化”，奥巴马在2011年成立了先进制造业合作指导委员会，确保美国在高端制造业的全球领导地位。
三、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一些国内的学者把TPP、PSA和TTIP称作美国的ABC（Any-oneButChina）即“中国除外”的对外贸易政策。面对美国这些具有侵略性的贸易政策，中国也必须有所行动。首先，中国应该使其贸易伙伴更加多边化，参与到更多的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中来以此减少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其次，中国应坚定进行市场改革，建立起一个自由、透明、规范的市场来应对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减少的外国投资。最后，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加速从低端产业链到高端产业链的升级，合理优化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加大教育和研发的支出，培育新一代的高科技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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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东盟与中国双边经贸合作硕果累累，双边贸易总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增长。2005年东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成为东盟第五大贸易伙伴。但从中国与东盟的竞争关系来看，由于双方都处于相同或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生产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东盟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集中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东盟相近，在一定程度上，仍像东盟国家一样，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市场也主要依赖美国、日本、欧洲市场。经济结构和市场的雷同使得中国与东盟之间相对比较优势较小国际贸易论文，存在着争夺世界市场的矛盾。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与东盟的竞争关系，以双方十五年多边贸易额数据为基础构建变量，采用VAR模型对中国对外贸易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且首先研究了东盟贸易出口商品要素密集度结构，按照要素密集度对东盟出口商品进行分类，以便详细分析东盟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商品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的影响以及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提出相应的对策。
2 贸易商品要素密集度结构分析
2.1 贸易商品的分类
对制成品进行详细分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种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区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规模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差异程度进行分类，但是会导致许多类别的产品重复出现，因此这种分类方法不是很明确，很难进行具体的分析。另一种则是按照技术密集度将制成品分为高技术含量、中高级技术含量、中低级技术含量、低技术含量制成品，虽然这种分类较为细致，但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利用这种分类方法对东盟制成品贸易状况进行分析就不够合理。
本文主要借鉴Lall（2000）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竞争力时使用的分类方法，Lall根据研发投入的密集度对产品按照技术构成进行了分类，但使用的是STIC标准，而东盟的外贸数据主要都是HS标准论文开题报告范例。为了分析方便，本文根据世界海关组织编制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HS》），把贸易商品按照HS根据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分为五类：
1、初级产品（PP）
2、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RB）
3、低科技密集型产品（LT）
4、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MT）
5、高科技密集型产品（HT）
2.2 东盟贸易出口结构变化
表1 近年来东盟贸易出口结构变化
年份
初级
资源密集
低科技
中等技术
高科技
1994
2.64
12.44
6.87
6.03
19.14
1995
2.29
10.91
6.28
6.58
19.75
1996
2.08
10.83
5.87
5.99
20.41
1997
1.98
10.96
5.59
5.78
21.04
1998
2.23
11.08
6.31
6.30
24.80
1999
2.01
10.56
6.06
6.36
26.84
2000
2.07
10.99
5.70
5.78
26.51
2001
2.18
11.47
5.90
6.19
24.81
2002
2.05
10.97
5.86
6.65
25.19
2003
1.94
11.48
5.77
7.62
25.10
2004
1.77
11.63
5.36
7.62
24.54
2005
1.65
12.85
4.72
7.62
23.57
2006
1.58
14.17
4.53
7.87
23.09
2007
1.63
13.37
4.70
7.63
23.25
2008
1.15
14.05
篇9
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已经与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正在协商的自贸协定有5个，涵盖了28个国家和地区。《亚太贸易协定》是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的贸易安排计划，其宗旨是通过成员国对进口商品相互给予关税和非关税优惠，实现贸易便利化及扩大贸易，不断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与共同发展。亚太贸易协定正式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中国、印度、韩国、老挝和斯里兰卡6个国家。到2006年9月，中国已经根据协定实施了3轮关税减让，已向其他成员国的1717项8位税目产品提供优惠关税，中国也享受了同样的优惠关税。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按人口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经济规模上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规定，中国和东盟双方从2005年7月20日开始实施降税计划，中国和东盟的7000种产品大幅降低关税、取消配额以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1月1日已经全面启动，标志着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组成、接近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4.5万亿美元贸易额的区域，开始步入零关税时代。自贸区建成启动后，中国与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6个东盟成员国间，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中国对东盟的平均关税从原来的9.8%降至0.1%，上述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至0.6%。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4个东盟新成员将在2015年对90%的中国产品实现零关税的目标。
CEPA是中国国家主体与单独关税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主要目的是逐渐取消相互间货物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逐步消除服务贸易中的各种限制，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促进相互间贸易投资的增长。
自2004年11月18日起，经过10个月的磋商，最终在2005年11月18日签署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继中国—东盟自贸协定之后，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二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就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技术贸易壁垒、动植物检验检疫、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机制以及相关法律和技术问题达成一致协定。根据两国协定，占两国税目总数97%的产品将于10年内分阶段降为零关税。从2006年10月1日起，智利对原产于中国的5891种产品的关税将立即取消，中国对原产于智利的2806种产品的关税也将降为零。
2005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宣布启动中巴谈判，12月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巴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协议》（即先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投资等协定之前的计划）。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协定，中国从2006年对原产于巴基斯坦的1671个8位税目产品实施优惠关税，平均优惠幅度为27%；巴方也将对原产于中国的575项6位税目产品实施优惠关税，平均优惠幅度为22%①。根据协议，双方在WTO服务贸易承诺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市场准入承诺清单的基础上，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和巴基斯坦进一步相互扩大市场准入范围。
2008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内容，新西兰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起实现零关税②。另外，双方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于2006年8月，经过8轮艰苦而坦诚的磋商，于2008年9月圆满结束谈判。双方在2008年10月正式签署了协议。《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等诸多领域，是一份内容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新方承诺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中国进口产品关税；中方承诺在2010年1月1日前对97.1%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其中87.5%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在WTO服务贸易承诺表和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市场准入承诺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相互扩大市场准入范围。
在2009年4月28日签署的《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3月1日正式实施。在货物贸易方面，中秘双方对各自90%以上的产品分阶段实施零关税，同时双方还在知识产权、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等众多领域达成广泛共识。截至2011年2月，中国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可见，我国在全球不同地区都将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建立生产网络，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和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谈判于2008年11月启动，经过6轮谈判，于2010年4月8日正式签订了《中国—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同意在下半年正式实施协定。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领域，是我国与中美洲国家签署的一揽子协定。
二、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特征
以中国为轮轴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由于合作对象的不同，所确定的原产地规则内容也有较大的差异。原产地规则按照适用 的范围可以分为优惠原产地规则和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优惠性原产地规则是指任一成员为确定货物是否具有资格根据契约或自治贸易的规定享受优惠待遇而实行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决定。该契约或自治贸易的规定可使货物享受超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一条第一款实施范围的关税优惠待遇。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应用于互惠的优惠性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东亚主要的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大体包含3个方面：（1）区域价值含量标准（RVA）；（2）关税目录改变原则（CTC）；（3）特定加工工序标准（SP）。下面按照东亚成员国家与区域内部国家或地区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与区域外部国家或地区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两部分，单独描述各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进一步分析其呈现的特征。
首先，以中国为轮轴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主要以东盟的优惠原产地规则为模板。即以关税目录的改变为基础，区域价值含量标准约为40%左右，累积方式除了东盟—中国以对角累积外，其他的自由贸易区为双边累积③。这些优惠原产地规则的主要内容都体现了东盟的原产地规则④。其次，累积规则处于初级阶段。国际上一般将累积规则解释为，允许国家使用特定第三国生产的部件而不用遵守通常的原产地要求，只要这种部件在享受优惠的出口国进行了进一步加工⑤。累积规则通常分为3类，一是双边累积，二是对角累积，三是完全累积或充分累积。对角累积（diagonal cumulation）：既相互订有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国家之间可以使用任何成员国的材料与中间产品加工本国产品，并获得原产地资格。双边累积（bilateral cumulation）：即两个定有优惠贸易安排的成员允许使用双方各自的原材料加工产品仍能获得原产地资格。充分累积（full cumulation），即对等累积的延伸。一些国家和实行“优惠原产地规则”国家有联系，其生产的产品在加工为最终产品后仍能获得原产地资格。从累积的方式看，从双边累积到对角累积、充分累积，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选择范围逐渐扩大，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也在不断降低，由于原产地规则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在逐渐减少。目前，只有欧盟与南非自由贸易区采用充分累积标准，南非产品中可以包含来自南非关税同盟中任何国家的原材料，其产品仍能被欧盟确定为原产于南非。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主要采用了双边累积方式，是一种最初级的方式，也使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比较高。
三、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
1.轮辐国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国已经与3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中8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并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冰岛、澳大利亚等国正在进行谈判。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轮轴国，而其他国家成为轮辐国。
从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看中了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也就开始与中国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关系。随之，伙伴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更加紧密，对中国市场更加依赖。
从表3计算出的数据来看，除去2009年新西兰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2001年的数据外，其他数据均高于2001年。因为新西兰与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是在2008年4月7日签订，因此影响不大。
2.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贸易额的影响
根据前面关于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不同对区域内公司的生产决策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经济效应时，以不同的自由贸易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引力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
（1）引力模型的构建
引力模型最初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二位学者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间双边贸易规模的大小与万有引力有类似的规律，即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两国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关系，而两国的贸易规模与两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呈正比。后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在模型中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Linnemann（1966）首次引入了人口和贸易政策两个新的变量。1985年Bergstrand将人均GDP变量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来，表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巍巍（2008）等从中国双边贸易的实际出发，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扩展和修正。他假设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GDP、两国间的距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安排状况4个变量是影响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双边贸易大小的因素，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为：
本节的分析在借用巍巍修正后的模型基础上，把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中，代替FTA变量。
（2）选取数据与回归结果
1）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
本节选取的样本数据是我国与东盟（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等伙伴国200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整理如表4、表5所示。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表4中的中国与东盟（ASEAN）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值为0.99，F值为446.82，DW为2.5789，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东盟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会增加0.85个百分点；通过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将2002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优惠原产地规则的限制程度为0，2003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说明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优惠原产地规则开始起作用。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与东盟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增加0.33个百分点，原产地规则起到了保护区域内贸易的作用。
2）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巴基斯坦的影响
①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的回归结果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 0对表5中的中国与智利（CL）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中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R2值为0.98，F值为155.63，DW为1.87，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智利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智利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智利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智利的贸易额会增加1.29个百分点；中国和智利的双边贸易额与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将2006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没有限制规则，2007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得到的结论是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智利的双边贸易额成正向变化。
②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的回归结果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表5中的中国与新西兰（NZ）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中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值为0.98，F值为156.96，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智利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额会增加0.94个百分点。
另外，该方程虽然能够说明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与新西兰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本研究将2008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没有限制规则，2009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与新西兰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新西兰的双边贸易额成反向变化。这个结果不具有解释力，因为中国和新西兰在2008年4月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到2009年底，实施的时间很短，而且关税优惠的幅度以及覆盖的范围都很小。另外，统计值中的DW为0.896，这个值太小，可能存在自相关。
③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回归结果
借助于计量经济软件Eviews5.0对表5中的中国与巴基斯坦（PK）的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回归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
其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各个变量中t统计量的检验值，根据计算过程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系数为0的概率比较低，t统计量均能通过检验。另外，从方程的整体情况来看，值为0.89，F值为29.10，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用该方程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贸易情况进行分析是比较准确的。
具体来讲，方程的结果说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有关系。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贸易额会增加0.85个百分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与巴基斯坦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指数虚拟变量，本研究将2005年以前的数据设置为0，表明没有限制规则，2006年以后的数据设置为1，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与巴基斯坦原产地限制指数有关系，引入原产地限制规则以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成正向变化。
四、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法规体系由1986年海关总署颁布的《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1992年外经贸部颁布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方法》和《含有进口成分出口货物原产地标准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等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及配套法规的出台及实施在缓解贸易摩擦、保护外商投资环境、加强原产地证书的签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标志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产地制度。它的颁布和实施对规范我国进出口产品的原产地管理工作、推动我国外经贸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我国优惠原产地规则不能起到充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目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多边贸易关税逐渐降低，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各国能够使用的贸易保护工具非常有限，原产地规则就开始成为各国保护本国利益的工具。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对进口货物的判定标准是“实质性加工”标准，但没有明确说明在何种情况下适用何种标准，并且对如何计算增值比例也没有规定方法，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如果采用增值比例标准，必须明确列出计算公式。这种笼统的规定容易造成原产地认定的随意性，使原产地规则根本不能实现它的设置目标。
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对加工产品的原产地认定采取以制造、加工工序为主，辅以构成比例的原则。对加工产品的原产地认定更多地注重“最终组装工序”，而忽视了其中核心部件在原产地认定中的作用。这种较低的原产地标准造成在我国只进行简单加工的产品轻易就可以取得中国原产地证书，也使外商更倾向于只将最终简单加工环节放在中国境内，原材料、零部件更多的是进口，而不注重从本地采购，这对中间品产业的发展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另外，我国规定的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标准主要缺陷在于没有针对不同类别的产品实行差别化判定标准，这对合理引导外资投向、引进技术、提高加工贸易的层次以及改善加工贸易的产品结构是极为不利的。
2.原产地标准过于宽松和笼统
判断标准不具体，容易造成“随意”的现象。这种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容易使他国搭便车，不仅起不到保护我国经济利益的目的，还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比如，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对华反倾销诉讼逐年增多，这都是源于中美的高额贸易顺差。事实上，很多商品都是在我国进行加工，附加值很小，但由于我国原产地规则过于宽泛和模糊，导致很多加工品都打上了中国制造。比如，我国原产地标准是以HS税目号改变作为实质性改变的标准，但在《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中，没有“以税目号改变”的规定，由此使签证人员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加工清单》规定的主要加工工序较简单，要求的增值百分比标准较宽松，几乎含有进口成分的产品都能取得中国原产地资格。宽松的原产地规则造成我国加工贸易的中间品进口 替代率低，从而使加工贸易与我国其他产业尤其是中间品产业关联性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
对原产地标识的管理比较松散。目前，我国具有原产地作用的证明主要有原产地证书、出口许可证、普惠制原产地证和原产地标识。前3种证明的管理工作相对较为规范，而对原产地标识的使用和管理则较为随意。许多加工贸易企业对使用原产地标识的意义及相关国际惯例认识不足，往往出于民族自豪感而将只进行简单装配的产品随意打上“中国制造”这一原产地标识，这不仅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受到影响，引起贸易摩擦，而且也会承担不必要的法律后果。
3.原产地认定标准不统一导致管理成本提高
围绕中国建立的重叠自由贸易区中，不同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有所差异。CAFTA模式采取了单一的从价百分比标准，CEPA模式采取了以加工工序标准为主、以税目改变标准为辅的标准；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区制定了产品特定清单；CNFTA模式采取了税目改变标准和加工工序标准以及从价百分比标准相混合的标准。与其他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也都侧重不同的原产地标准。这种原产地标准不统一使一个国家同时适用多个原产地规则，相关出口企业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适应这些原产地规则。另外，海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也需要深入了解这些规则，增加了海关的管理成本。
五、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1.制定协调统一的优惠原产地规则
我国与不同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由于国情不同，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内容也有所差异。这在贸易往来过程中带来很多问题。为了能够降低贸易成本，在中国为轮轴的重叠自由贸易区建立统一协调的优惠原产地规则变得非常重要，尽量对同一产品适用相同的原产地规则。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原产地规则协定》第九章第二款规定税则分类变化使实质性改变作为基本标准，同时“对特定产品或一个产品部门制定原产地规则时，应以补充或例外方式考虑，包括从价百分比和在为某些特定产品或一个产品部门制定原产地规则式的生产和加工的操作过程”。税目改变标准相对于其他标准透明度高，客观性和预见性较强，避免多种原产地规则之间的错综和混乱，使出口商或生产商更容易了解出口目的地的原产地规则。
在非优惠原产地规则方面，需要在中国重叠式自由贸易区内进行协调统一。按照世贸组织《原产地规则协议》的要求，原产地规则应适用于所有非优惠性原产地目的，所以，应该把原产地规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制定协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原产地规则》，将其适用范围由单纯的“签证管理”及进口货物征税税率确定扩大到包括最惠国待遇的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实施，原产地标记的监管，其实行的进口数量限制的实施，国别进口贸易的统计等在内的所有领域。我国现有的原产地规则包括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定和出口货物的原产地规定，对那些仅在中国组装、加工成品但不出中国海关的产品如何判定其属于进口产品还是中国产品，没有具体规定。鉴于原产地不单纯是海关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背后隐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政策问题”，因此，原产地问题已经成为贸易政策领域的问题。所以，应该建立一套结构完整（包括原则、标准和程序）、定义清晰、商品分类详细的更为系统、具体的货物原产地规则，同时应成为我国反倾销和反规避有力的工具，符合多边贸易体系的原产地规则协议。
2.构建合理、细化的原产地认定标准
目前在世界上有NAFTA和PANEURO两种代表性优惠原产地规则模式，两种模式都具有比较合理、完善的标准。它们都是在以税目标准为主的基础上，以从价百分比和加工工序为补充的体系。3种标准各有优缺点，可以针对不同的产业特点进行不同的组合配套，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原产地规则的积极作用。而我国现行的原产地规则未能对敏感程度不同的产品制定宽严程度不等的原产地标准，从而未能有效地利用原产地规则来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另外，应该结合不同贸易伙伴的产业结构制定有梯度的原产地标准，以便引导区内产业的发展和投资流向。通过制定有梯度、有差异的原产地规则，提高原产地规则中当地成分标准，使外资企业采用更多本地产的相关的零配件和原材料，扩大内需，扶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促进就业。为维护企业利益，政府应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制定高低不等的原产地标准，提高出口货物中的中国成分。比如，严格审查落实现行的原产地规则；对那些我国已有较强生产能力的被动配额产品，可针对不同情况，制订较高的原产地标准，合理保护国内相关产业。
就完全原产地标准、原产地积累规则及监督管理规则来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相关规定比较符合多边贸易谈判中原产地规则的国际协调。部分原产地标准是对自由贸易区贸易往来影响最大的标准，也是分歧最大的标准，成员国之间的较量经常在这个领域。但以从价百分比标准看，对于进口商非常复杂，计算公式中涉及成本负担、货币汇率的波动、主要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以及销售价格的变化等，在计算公式中的变量可变性非常大，这不仅给行政管理部门带来了较大的工作负担，而且在判断原产地时也容易出现分歧，产生争端，而且公式中40%的增加也不适用于所有产品。从促进区域整体贸易合作来看，此标准过于复杂。所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以税目改变标准为主，以从价百分比或加工工序标准为辅助标准，以增强原产地标准的合理性，使之更加符合自由贸易区各成员方的状况，便于区域的经济合作。
3.用渐进性原产地规则和积累性原产地规则解决原产地规则的非对称性
同一个原产地规则对不同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种影响程度与一国拥有的要素禀赋池有密切的关系。要素禀赋池是指一国在一段时期拥有的资源禀赋的量。拥有要素禀赋池较丰富的国家，在生产一种产品时所需要从区域外进口的资源越少，原产地规则对其约束程度越低，原产地规则对此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越小；反之，对于要素禀赋池较小的国家，在生产某种产品时需要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多种中间投入品，原产地规则对该国企业的生产影响较大，对它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较大。为了能够保证原产地规则的中性化影响，需要减少原产地规则对不同成员国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采用渐进性和积累性原产 地规则。
（1）渐进性原产地规则。渐进性原产地规则是解决原产地规则非对称性问题的一种方法。具体的方法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每一个区域具体的每一件产品指定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二是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不同的原产地规则。比如，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自由贸易区都采用关税目录的改变，同时对每个自由贸易区具体的产品制定针对性的原产地规则。对某种要素禀赋丰富的产品制定比较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对某种要素禀赋稀缺的产品制定宽松的原产地规则，以使原产地规则对它们的影响相等。对不同的区域之间制定“容忍原则”，对不同的区域制定一定参考性的含量标准，如欧盟为10%，澳大利亚—新西兰为2%等。
（2）积累性原产地规则。积累性原产地规则是解决非对称性的另一种方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原有的区域，扩大成员国单个的要素禀赋池，相当于成员国之间禀赋池的合并；另一方面，可以建立区域之间的积累机制，即可以对不同的自由贸易区制定相互认可的积累原产地规则，以弥补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机制可以使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共享，但在实践中，如果要素差异较大，双边积累机制依然不能解决非对称性的问题。
注释：
①冯冕：《中外自由贸易区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6页。
篇10
（二） 交通 运输费用高
篇11
一 中国与巴西贸易摩擦的文献综述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巴西是南美洲地区的第一大国，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巴西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频繁，对两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左晓园的《中国与巴西：战略伙伴的建立与深化》中提出：近年来，巴西主要是针对轻纺产品对中国频繁地实施反倾销调查，由于轻纺工业对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十分关键，因此，改善两国的贸易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杨志梅在《如何看待巴西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问题》一文中谈到：在考虑对方擅长打“贸易战”等因素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双方之间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寻求更好的途径来有效地解决贸易争端。在《中国与巴西经贸关系及其新的发展战略》中，魏浩认为积极塑造良好的经贸环境，充分发挥澳门的独特优势以及重视互补性经贸合作有利于解决两国的贸易摩擦。本文从重商主义视角分析中国和巴西贸易，认为巴西的重商主义思想不利于两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并提出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对策。
二 中国与巴西贸易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巴两国于1974年8月，建交。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截至2010年，贸易额由最初的1700多万美元增长为625亿美元，体现出中巴双边贸易的飞速增长。中巴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促使中国在巴西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在巴西亚洲最大的出口国和合作伙伴。在2009年，中国跃身成为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由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和提高，对各国的贸易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巴双边贸易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根据近几年的中巴贸易收支报告，中国主要向巴西出口电子元件、机械和通讯设备等并呈多元化发展趋势，而巴西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能矿产品出口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60%左右集中于铁矿石、大豆及其制品，这表明了中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巴西大量的进口原材料，从而促进了中巴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三 巴西重商主义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中国频繁地实施反倾销调查使得中国产业受到严重打击。巴西对产自中国的瓷砖、自行车、碳钢管等工业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达到维持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的目的。反倾销调查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对大多数国家实施反倾销措施中，中国是遭受最严厉打击的国家。两国的贸易关系可能会出现停滞或者退后的局面。
对中国产品的进口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商。2010年，巴西对中国14种玩具的关税由20%提高到35%。2011年，巴西实施提高关税的7种产品中，有5种产品进口自中国，包括瓷砖（从15%提高至35%）、自行车（从20%升至35%）、分体式空调（从18%提高至35%）等。巴西认为将近一半的巴西制造业企业遭遇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产品抢占了国内消费市场，本国制造商要求政府保护他们的产业，因此对中国产品加大了打击力度。
四 解决中巴贸易摩擦的对策分析
最近十年，巴西的经济增长迅速，国内购买力增强，进口也日益增加。中巴贸易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国产品进入了巴西国内消费市场，促进了两国的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巴西国内一些工业相对不强，企业的竞争力逐渐减弱，政府因此实施了贸易保护措施，对双方国内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解决中巴贸易摩擦，提出以下建议。
1．善用世贸规则
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是世贸组织所允许的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为巴西在双边贸易中频繁地使用。中国在反对滥用救济措施和过度保护行为的同时，应灵活高超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最大限度地去维护本国产业利益。同时，应维护正常贸易秩序，减少恶性压价竞争。
2．充分掌握市场信息，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竞争力
中国对巴西的进口主要是在铁矿石、大豆及其制品，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下，对其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不能掌握定价权，增加产品成本，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因此，中国要关注巴西国内市场和加强市场信息的收集，准确地定位产品价格的，扭转受对方价格控制的局面，能够在贸易中处于主动地位。
3．对产品的技术和资金投入比例提高，加强自主创新
中国对巴西出口的主要是电子元件、机械和通讯设备等产品，这些产品尚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在巴西国内市场的份额还需要提高，发挥外资技术研发、生产管理、销售渠道的辐射传播效应，不断创新，推动外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这样就能够在巴西市场上立足，进一步开拓巴西市场。
4．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中国主要向巴西出口工业产品，对巴西国内工业产品市场冲击比较大，导致巴西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等措施。在对外出口工业产品的同时，可以将中国的农产品打入巴西国内市场，提高两国产业互补程度低的专业化分工，同时加强市场细分，扩大产品差异性。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发展趋势，同时缓解了双方紧张的国际贸易合作关系。
5．加强两国学术、科技技术等方面的交流
在合作伙伴的关系之上，加强与巴西的学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增进两国的友谊，相互学习对方先进的技术和博大的文化知识，促进两国人民的有效沟通，提高合作的效率，给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
此外，双方应充分利用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继续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为经济与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
五 结语
中巴经贸合作在不断向前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中巴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对于中巴实现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中巴两国政府应共同努力，巩固和深化双边经贸关系，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全方位发展。
参考文献
［1］魏浩.中国与巴西的经贸关系及其新的发展战略［J］.拉丁美洲研究，2009（6）
篇12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然而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此后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呈现逆差，并持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1993年中方顺差为63亿美元，2000年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2001年则为281亿美元，2004年为873亿美元。2005年为1141.75亿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442.6亿美元和1633.2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为3亿美元，2000年为838亿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亿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贸易逆差高达1620亿美元。2005年则突破2000亿美元，2006年达到2325亿美元。2007年1至11月，对华贸易逆差也已达2375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自1980年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开始，迄今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00多项反倾销措施，其涉及的中国产品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等多种产品。并且中美贸易摩擦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2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成因
2.1 双方统计方法和口径不同导致双方统计数据差异
(1)统计方法不同。中美双方统计采用不同的贸易统计标准进行衡量。美方采用总贸易制，以国境作为统计界限，对进入美国境内存入自由贸易区和保税仓库的货物均列入统计；而中方采取专门贸易制，以关境作为统计界限，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不作为统计，因此造成美方统计范围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剧。美方因忽视转口和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中美两国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经我国香港转口的。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出口的60％以上是经过以香港地区为主的第三方转口的，而转口到美国的商品额中的29％是在我国香港增值的。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算为中国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统计因忽视转口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美国还因出口统计不完全而低估了对中国的出口值。
(2)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导致双方统计上的差异。美国确定货物原产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对一般的进口货物，通常是根据进口商的申报来判定原产地，被判定原产地为中国的货物被记录为来自中国的进口而不考虑是否实际上由中间方出口或者货物在中间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国记录成自中国的进口很有可能是应该记录为自其他中间方进口的。
2.2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不同
2004年我国gdp普查数据显示三大产业的gdp比重分别为l3.1％、46.2％、40.7％。显然我国经济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而2005年美国三大产业占gdp的比率分别为2.8％、23.4％和73.8％，到2005年则分别为23％，22％和75.7％。显然美国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具有本地化生产的特征，内需倾向突出，制成品的进口对本国生产、消费结构形成补充，因而进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国由于是过度消费国家，储蓄率极低，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和产出或者说供给不足，需要大量进口，而中国又因为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了大量由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淘汰转移的制造业，并且质量又明显优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因此美国必然大量进口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家庭最终消费结构难以与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进口需求也相对不旺盛。所以由此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两国对贸易产品需求的不对称是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的长期因素。
2.3 世界产业结构调整
2.3.1 东南亚国家对华的产业转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这些国家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把他们在美国的一部分市场和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转移到了中国，形成中国与欧美发生贸易顺差，而与亚洲周边国家发生逆差的贸易格局。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及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在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过程中也逐渐将国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直接销售和向母国返销占据很大份额。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国跨国公司向母国进行返销，中国对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贸易，产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装物件基本上是美国或其他国家提供的，加上其他运输和管理成本，约占到该产品的85％左右，而中国获得的加工费为数甚微，仅占15％左右。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出口商品80％以上来自外资企业以及跨国公司。
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各国经济国界日渐模糊，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使得国际贸易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以国界划分的模式，以往的原产地统计标准已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国家问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家贸易统计制度，中美两国在双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2.4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贸易结构扭曲，加剧中美贸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制定了“出口管制条例”，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列入全面禁运的国家名单。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虽然逐步放松了对华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规定和执行过程中，仍保留有许多歧视性规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在美对华出口管制问题上的压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后，进一步恶意地实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诸如通过制定相应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颁布出口管制目录(如商业管制目录ccl、美国军用品管制目录usml和核管理委员会管制目录nrcc)、执行许可证审议程序、强化执行机制与惩处力度等手段来管理和控制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的出口.
高技术本是美国最重要的比较优势之一，但这一优势并未在中美贸易中体现出来。在高技术领域，美国一直保持生命科学、电子电机、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术贸易上对华贸易顺差,且在电子电机和航空技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顺差相对较大。然而在生物技术、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术贸易上，美国却一直存在着对华贸易逆差。特别是在信息与通讯贸易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2005年达了521亿美元，这些举措不仅未消除美中两国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反而更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顺差。
3 应对策略建议
3.1 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
由于美国在服务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一直比较感兴趣，而中国服务业根据wto要求也应逐步开放，因此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不但可以引入竞争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发展，还可以减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3.2 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3.3 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积极的调整
如上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转口贸易以及在中国境内的外资公司或跨国公司。外资的进入虽然有利于国内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的有效利用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重复投资，不仅不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还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压力和破坏。对外商投资产业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整，不仅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3.4 推动经济结构升级
加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以及以转口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从而导致实际获利小而两国顺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国应当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应用，以政府政策为依托，大力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业；加快对相对滞后的医疗、教育、交通、环保、住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并且适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以扩大内需，促进内向型经济发展。
3.5 完善人民币汇率体制
在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基础上，增加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灵活性进；实施“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调控；适当放大浮动区间；同时配合其他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汇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调整。这样不仅淡化给予美方在其国内定价过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国对外购买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局面。
参考文献
[1] 张燕.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分析及对策[j]. 北方经贸，2007, (5).
篇13
一、中国—东盟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驱动力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货币合作的现状。2000年5月，东盟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 MaiInitiative)。此协议将东盟之间原有的货币互换安排扩展到东盟所有成员国，资金规模已扩大到10亿美元;同时，扩大了货币互换安排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东盟成员、中、日、韩之间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之后，东亚10+3货币互换机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积金额达440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清迈协议》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总额已达105亿美元。迄今为止，《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融合作所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成果，它对于防范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东盟国家汇率安排的内在缺陷。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基本上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大多在名义上转为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前，从名义上，东盟各成员国的汇率既有实行传统盯住汇率制度(如马来西亚)，也有实行事先不公布汇率目标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又如新加坡、老挝等国家，采取汇率独立浮动的管理方式;再如菲律宾、泰国等国家，既实行盯住美元制度，也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或特别提款权制度;有的国家还实行双重汇率制度。但麦金农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在危机之后实质上又回到了不同形式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恢复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存在许多内在缺陷:
1.1990年以来，美国与东亚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已经大大降低，与美国贸易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区内资本流动和贸易流动稳步上升，如果汇率仍盯住美元，只会使亚洲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
2.由于日元始终采取浮动汇率制，而日本以外的东亚各经济体大都重新恢复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此前景下，若美元大幅贬值势必会对东亚造成直接危害。首先，继续盯住美元的东亚货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从而更容易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和攻击的对象;其次，继续对美元浮动的日元将形成对其他东亚货币的剧烈波动，从而恶化日本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贸关系。
3.东亚贸易结构多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且多存有大量对美贸易顺差。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东亚贸易结构的这一特点在美元大幅贬值时遇到的问题是:若本币依旧盯住美元一同下贬，势必加剧贸易摩擦;若本币因美元贬值而升值，势必弱化出口竞争力;同时还因导致区内汇率体系波动从而影响区内贸易投资格局。
(三)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重要意义
首先，建立汇率稳定机制，有利于CAFTA内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CAFTA内除中国外各经济体的特征是:总体经济规模小但对外开放度较高。其中新加坡为265.9%，马来西亚为160.0%;其他国家的开放度也比较高，如越南为95.0%，泰国为77.7%，菲律宾为77.4%。由于东盟各国的经济总量小，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迫切需要稳定汇率。鉴于上述单纯盯住美元的弊端，在CAFTA内建立汇率稳定机制有利于维护各经济体经济的稳定。
其次，建立汇率稳定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际投机资本对CAFTA各经济体货币的影响，减少对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干扰，各成员国对国际储备的需求亦可相应减少。
第三，建立汇率稳定机制，有利于降低自贸区内汇率波动对区内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从而有助于区内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稳定，也有利于资金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促进自贸区内各国间投资机会的扩大。
二、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可行性
虽然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制度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些因素对区域内货币合作造成一定的阻碍，但必须看到近年来，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和投资量不断攀升，促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自贸区的建立不仅将大大加快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将为此区域内进一步的货币合作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双边贸易迅速增长，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从基本经济条件看，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易逐年迅速增长。199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速度递增，东盟已连续12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2002以来更是增长强劲，2004年创历史新高，双边贸易额达1059亿美元，同期增长35.3%。2005年第二个月，东盟已首次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另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2003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0.86%，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4.25个百分点。东盟有关统计显示，1993～2001年间，东盟与中国贸易额年均增长22.69%，比同期东盟整体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16.19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占本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比重同样呈逐年上升趋势，1991～2001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总额的比重从5.8%上升至8.8%，东盟从1997年的3.5%上升到2002年的7.2%。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迅速扩大，2001年是48.4亿美元，2004年突破200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东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空间。
(二)区内资本流动日趋活跃，中国对东盟投资潜力巨大。东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地区之一。截至2004年末，东盟各国来华投资项目达24513个，合同外资金额726.2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354.12亿美元。
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据商务部合作司统计，2002年，中国企业在东盟的投资项目为52个，中方投资额达6633万美元。其中在越南的投资最为集中，占项目数的37%，占投资额的41%。截至2003年6月底，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的投资项目达822个，中方投资8.7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77%。其中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规模较大，占对东盟投资的29.1%和18.73%。
就东盟对华投资而言，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至2004年底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尚不足20亿美元。但随着近年中国整体综合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开始活跃，对东盟区内投资也呈逐年增长态势，尤其是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迅速攀升，东盟区内丰富的电力与石油资源都将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
(三)旅游等劳务合作日益增强。首先，在旅游方面，东南亚已成为中国人出国旅游的首选。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2004年，中国有1000万人次到东盟各国旅游。越南、柬埔寨等东盟新成员国正成为中国旅游业的新兴客源市场和旅游目的地。而东盟赴中国游客的增幅也超过20%。其次，东盟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重点区域市场。2002年，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共完成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23.06亿美元，占总营业额的16.07%;其中在新加坡完成营业额10.86亿美元，使新加坡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的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合同总额达249.9亿美元，营业额170.5亿美元
三、建立汇率稳定机制的基本构想
CAFTA与现在最大的两个自由贸易区——欧盟及美洲自由贸易区有明显的差异。前者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相似，并已有从经济共同体开始的长期磨合;后者包含着北美和拉美两个次区域板块的合作，且具有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个稳固的核心。而CAFTA则是一国(中国)和一个自由贸易区的结合，两者在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和社会制度方面呈多元化特征。故构建CAFTA的汇率协调机制，可参考欧盟和美洲自贸区的现有做法，但具体措施必需有别于前两者。当前CAFTA可按以下步骤逐步推进汇率协调合作，建立汇率稳定机制:
(一)中国与东盟在现有的汇率制度下加强汇率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鉴于目前要求CAFTA各国采取统一汇率制度存在现实难度，各国可保持各自不同的汇率制度，但各国金融当局应尽快携手在区内构筑一个货币协作的平台。通过该平台及时沟通与交流金融信息，协商货币合作事宜，及时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应加强汇率政策的沟通与合作，当区域内出现汇率较大波动时，建议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要政策手段，尽量稳定区域内各国汇率水平，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用以干预的基金可按现有《清迈协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协议为基础构建。
(二)逐步采用基本统一的汇率制度。由于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变化，采取不同汇率制度会影响CAFTA各国间的双边汇率。双边汇率的不稳定就会增加国与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成本，不利于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选择相近的汇率制度是各国汇率政策协调的基础，因此，在条件成熟时，CAFTA各成员国应尽快选择相近的汇率制度。
鉴于盯住单一币种的许多内在缺陷，不利于CAFTA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席更不适合CAFTA各国的现实国情，各国可考虑建立独立的盯住货币篮子制度，根据各国自身的经济情况和具体特点由各国自选。盯住货币篮子制度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它既能够避免汇率的过度波动，又适合CAFTA各经济体外贸、外资结构的多元化特点，故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该阶段CAFTA各国依然需要联合干预汇市，以稳定汇率。不过，由于各国的经济货币合作已进一步深化，可建立类似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CAFTA次区域货币基金，该基金不同于现有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其主要来源是CAFTA各国从各自的外汇储备中按一定比例缴纳，其主要作用是干预CAFTA各国的汇率，稳定汇市。CAFTA次区域货币基金的建立使自贸区内双边汇率的稳定具备一定的约束保证机制。它可使自贸区内任一国货币在出现投机性攻击而存在贬值危险时，有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履行干预责任。
(三)在条件成熟时，CAFTA各国可在独立盯住的基础
上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在实体经济和货币合作进一步融和的基础上，稳定双边汇率的共同要求会促使各国货币篮子结构逐步趋同，CAFTA各国改独立盯住各自的货币篮为盯住共同货币篮子汇率制度具有可操作性。该阶段可参照欧洲货币体系曾实行过的联合浮动，实行联动的汇率机制，通过以下措施来建立汇率稳定机制:以共同货币篮为目标，确定CAFTA各国货币对篮子货币的中心汇率和允许偏离的界限(即波幅)。当然，考虑到各国的差异，波幅范围应依照各国国情经协商确定，因国而异的波幅使各国货币当局能在更大程度上自主地控制汇率的运动，干预汇率时可依具体情况决定在边界干预，还是在区内干预，使汇率朝着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动。
四、建立稳定汇率机制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投资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人民币在东盟的境外需求。由于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已自发地在一些与中国经贸往来频繁、数额较大的东盟国家充当计价结算货币，如在越南、泰国、缅甸等国的贸易中，人民币事实上已经成为结算货币之一。即便在东盟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加，可以用人民币购物的商店也在不断增加。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启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应把握机遇，尽快与东盟协调以强化货币汇率合作并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推进人民币周边化、亚洲化、国际化进程，为逐步建立并扩大人民币货币区铺路。当前，人民币作为区域货币的条件已逐步浮现，如上所述人民币已被许多东盟国家作为硬通货接受，一些东盟国家紧随中国汇率政策，如7月21日在我国宣布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仅20分钟后，马来西业便紧跟中国将林吉特与美元脱钩，亦实行管理浮动。中国在CAFTA内逐渐增强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