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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有自己的立足点的，否则就只能是单纯的仿制品。这个立足点，实体上是厦门市，区域上是厦漳泉，升华上去是闽南文化，也是厦门立足点最本质的东西。
闽南文化的积淀很有深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朝的闽中郡；上千年的发展中，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选择泉州作为起航点，明清西方商人传教士为闽南带来了西方文化。闽南文化内容十分丰富，挖掘空间非常广阔，我们要在这个立足点上着力发挥闽南文化的优势，力推闽南文化的城市精神，兼有包容、含蓄、开放、创新的特色。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为灵魂，以创意为核心，以产业为依托的新型产业。一个有创意的文化作为外衣披在传统产业的身上，产业就可以华丽转身，得到了升华。第一、二、三产业加上文化的元素，便可以成为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可以与晋江、石狮的服装产业，德化的陶瓷产业，泉州的茶文化等等产业进行对接，帮助它们完成产业的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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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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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个多山地的高原省份，国土总面积中，山地占总面积的84%，高原占10%，盆地占6%，山多坝少。同时，云南气候类型多样化，各族人民交错立体地分布于高山河谷，民族构成多样性，分布有26种民族，是全国居住民族最多的省份。各民族在不断的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伦理道德。相较于中原的农耕文化，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为民族农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地域差异提供了基础条件，使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也 呈现出多样性，主要有三种类型。
1.1 山地农耕文化
云南山区的地形地貌特点是遍布高山深谷，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山区和半山区，如基诺族、拉祜族、德昂族、独龙族、怒族、傈僳族、布朗族和苦聪人等少数民族。在山地和丘陵地区，植被生长及再生能力强，降雨充沛集中，动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众多的河流大多从山脚流过，很难引致山上，由于可供引用的灌溉水源比较缺乏，不适宜进行灌溉水田农耕，山地民族主要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是适应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的产物。刀耕火种地一般在坡度20°～50°不等的山坡地，很难甚至无法进行机械化或犁耕;耕地如果经过深翻深挖，进入雨季，坡地容易水土流失;深翻深挖或犁耕必然会使耕地中的植物根部受伤害，以后转入休耕，地表植被也丧失了恢复能力，山地民族非常注重保护地表植被的恢复能力。刀耕火种有别于毁林开荒，在砍烧林地时，砍小留大，砍树留根，虽然经过火的烧烤，一般不会伤及树根，在耕地进行休耕周期，地表植被能更新恢复，这也是这种耕作方式能否延续的前提条件。
1.2 梯田农耕文化
云南不同地区地形地貌差异非常显著，在山地，如果土质含沙量不大，能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很多山地民族从事山坡梯田灌溉农耕生产，如哈尼族、彝族、壮族、佤族等。依山势开辟出阶梯状的田地，引山泉自上而下灌溉或在高处建蓄水池，梯田从山脚逐层升高，直达山顶，梯田农耕是在充分利用山区特殊的地形、气候、植被以及水土资源等的立体性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良性生态农业循环系统，是民族智慧的发明创造。梯田农耕是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利用山势水流运送森林里的枯枝落叶，野兽的粪便等，它们是天然的肥料，这种施肥方式称为“赶沟”，既可降低森林病虫害又减少了火灾发生几率;人们把日常产生的灶灰炭屑、人畜粪便等垃圾集中在水塘里沤烂成肥，引山泉冲击水塘，顺势进入层层梯田的“冲肥”方式，完成施肥同时处理了生活垃圾。在梯田农耕民族的传统观念里，对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充满崇敬，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节庆祭奠活动，如祭寨神、十月年、苦扎扎节等，自然崇拜客观上有效的保护了梯田的命脉水源林。
1.3 坝区农耕文化
云南平坝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星罗棋布的分布于河流湖泊周围或群山环抱之中， 三分之二的坝子集中于滇东，云南较大的曲靖坝子与陆良坝子都分布在此。坝子地势平坦，水利条件较好，一般土地肥沃，复种指数比较高，主要居住的是社会发展程度相对更高的民族，如汉族、回族、白族，纳西族等。自古以来，因西南地区有着特殊的国家战略位置，帝王将相都将云南视为恒久保有的重要边地，所以，坝区很早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交流，在汉文化以及外来汉民族移民的影响下，坝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灌溉水田的稻作农业及固定旱地的耕作。随着中原王朝对云南经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程度加深，先进的农耕观念、生产技术、农具、工具的传入，坝区逐渐向精耕细作的水田与固定旱地耕作发展。坝区的农耕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比较接近，农业生产水平在云南属于比较高的地区，如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灌溉水田耕作技术可以说是云南水田稻作民族中的佼佼者。
2 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传统
2.1 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
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与他们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是云南各民族在长期适应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哈尼梯田反映了哈尼人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种文化，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山地民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景迈山上布朗人将茶树当作自己生命 ;白族水崇拜等，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作用等等。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虽然农药和化肥能使粮食增产，但它导致水源的污染，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损害人体健康。云南各民族在耕作过程中辛勤耕耘，使用农家肥，精耕细作，为保持农业生产的持久性，千方百计地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上下功夫。这与其说是农业生产方式独特，不如说是云南农耕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农业中发挥了作用。尽管耕作方式差异甚大，但是就其农耕思想和生态适应性而言，在很多方面却都包含了不以片面追求作物产量而损害种植前景的耕作方法，以及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敬畏自然，客观上达到了对生产与生活环境保护的目的，云南各民族传统农耕文化中包含着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2 勇于耕耘、务实和坚韧的大山精神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和道德规范，必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云南省山地占全省国土面积的94%，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居住于山区和半山区，确实是一个大山里的世界，大山锻造了人们坚韧、务实、不断攀登的精神。无论是以山地农业为主的粗放农耕者，还是以水田农业为主的精耕细作者，在他们的农耕文化中，都具有为了自身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埋头苦干，勇于耕耘的精神。例如梯田农耕利用山区山高谷深的切割地貌以及气候、植被立体分布的特征，在山坡上修筑梯田，从山脚到山顶，依据不同的山势修堤筑埂，坡缓地大则开大田，坡陡地小则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缝处也开田，梯田大者有数亩，小者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座山坡就有成千上万亩，凡到过哈尼山寨的人，都会为哈尼人民的独特创造而赞赏不已，显示了各民族坚韧的倔地精神。充分挖掘和提升云南各民族农耕文化所共有的勤劳勇敢，不惧艰险，刻苦努力的大山精神，提升各民族对自身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自信心，促进团结。
2.3 提倡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
云南的农耕文化尊重自然生态环境，崇敬自然，对自然界从来不是毫无节制的索取，而总是出于一种敬意来感谢大自然，这种依赖于森林和自然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更懂得珍惜自然的重要意义。在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诗歌中，都劝导人们要节用，不仅以习俗的形式，甚至以神灵的名义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要贪婪，以免遭到自然的惩罚，体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勤劳、俭朴的品质，历来被看做一种美德。在当今社会，食物的惊人浪费与匮乏并存，工业文明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面临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的威胁下，勤俭节约对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倡导的勤俭至上，适度消费的发展观，对我们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有益的启示作用。
2.4 生产生活中的互助互惠
云南各民族在适应复杂的生态环境过程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性的文化，同时，各民族为弥补自己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方面的缺失而互通有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如云南西双版纳平坝地区，种植水稻的傣族经常将稻米托运上山，与山里居住的德昂族交换棉花、芝麻、茶叶等土特产及手工物品，农忙时节，山区德昂族下山到平坝地区帮助傣族耕种和收割水稻;一家有喜事，全寨子同贺，一家有困难，全寨子帮忙，德昂族结婚办喜酒全寨子的人都来吃。云南民族节日活动反映了云南各民族崇尚平等、崇尚团结的价值取向。如哈尼族的长街宴、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跳菜等等现象都具有团结本民族、协调缓和人际间矛盾的功能。云南民族农耕文化中具有的这种互助互惠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保证人们的诚信、促进社会稳定和行为的和谐，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保障农业生产有序进行和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3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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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闽南民间舞蹈的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仅有利于对学生个性化舞蹈风格的培养以及视野与眼界的拓展，培养闽南地区学生对家乡的地域自豪感和故土情节，还能增强海峡两岸同胞对地方性文化之间差异性的认同感。
一、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模式
素质教育和新课标双重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学科的课程开发就出现了两种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即目标模式和过程模式。这两种开发模式为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提供了重要的开发思路和开发理念。
1949年笔者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目标模式的概念及其知识原理，将目标模式分为确定目标、选择和组织经验与评价目标这三个部分。确定目标即在安排和设置课程之前明确指出教学的根本目标和课程教学的预期成效；选择和组织经验指的是根据指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预期来选择教学内容，并且确定了实现课堂目标和达到预期成效的详细方案和具体手段。评价目标则是指在课程结束之后检查和审核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距，以便后期研究分析和改进更新。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了目标模式的整个开发过程。
1976年出版的英国课程论专家斯坦豪斯《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一书，对泰勒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更正和完善。其在书中强调课程开发过程的重要性，主张建立起由学科的概念、标准和过程等知识所构成的过程原则和过程模式。通过发现法和探究法来进行课程教学，以此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
二、开发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实践探索
（一）选择闽南民间舞蹈课程内容的基本原则
1.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统一
代表性是指闽南民间舞蹈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风格特点。要对闽南民间舞蹈的校本课程进行充分而有效地开发，就必须要从闽南民间舞蹈文化中选择出最具民族特色、民族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代表性舞蹈来进行。闽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舞蹈放在中国渊博的民族文化中具备了一定的民族代表性，能够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中迅速掌握闽南民间舞蹈的内涵和精髓。
广泛性是指闽南民间舞蹈开放性的教学体系尽量包容了闽南地区的代表性舞蹈。这种广泛性的舞蹈教学体系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眼界。代表性和广泛性的有机结合可以提高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
2.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统一
基础性学习指的是对教材内容的学习。闽南民间舞蹈的文化内容较为庞大和复杂，但是课程的学习时间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兼容并包，包罗万象。那么就只能从庞杂的闽南民间舞蹈文化中提取出具有“萌芽”和“胚胎教育作用”，并且含有一定“生长发展成分”内容作为课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元素。应用元素提取法对闽南民间舞蹈的动作素材、舞蹈技巧、民俗风格和精神文化等进行严谨的选择和提炼，让学生在学习了这些基础知识之后能够对闽南民间舞蹈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和微观上了解，奠定闽南民间舞蹈学习的理论基础、技能基础和发展基础。
探究性学习指的是能力较高的学生在充分掌握了闽南民间舞蹈文化的基础性知识和舞蹈技能之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尝试着探索独立进行即兴舞蹈创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种学习方式是对基础性学习的延伸和补充。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和谐统一可以帮助学生在打好舞蹈基础的同时，建立和发展即兴创作舞蹈的能力。
（二）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
1.口传身授教学
“口传身授”是由吕艺生教授依据舞蹈课程教学的特点而提出的一种舞蹈课程教学方法。“口传”指的是舞蹈教师通过对舞蹈的体态、动作和技巧原理的细致讲解来教授学生完成舞蹈的正确做法、规则和要领。“身授”指的是舞蹈教师通过亲自示范舞蹈来为学生建立起正确的舞蹈表象，使学生充分认识和了解到舞蹈动作的时间值和空间值以及舞蹈在表演过程中的现场特点。“口传”和“身授”这两种教学手段并没有先后顺序的硬性规定。舞蹈教师可以先讲清楚闽南民间舞蹈的动作原理，再亲身示范；也可以先进行现场示范，再说明其中原理。这种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教授学生舞蹈技能的教学方式具有极高的奠基性作用。只有通过舞蹈教师不断地言传身教，学生才能正确地把握住闽南民间舞蹈的风格和韵味。所以，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第一条教学策略就是聘请老艺术家们莅临学院，对学生们进行“口传身教”的舞蹈教学。
2.情景教学
情景教学是一种在教学课堂上创设情境，让学生在具体的模拟情境之中进行学习的教学方式。对闽南民间生活情境和风俗习惯的模拟是在闽南民间舞蹈教学课堂中创设情境最核心的教学要素。首先，老艺人们可以通过对闽南传统文化的讲解来实现跟学生之间言语上的交流，从这种沟通的关系中生成情境，巧妙地将这种模拟情境与学习的课堂环境相融合。其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选择熟悉或钟爱的角色来进行扮演，创建出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情境。最后，在学生假期期间，舞蹈教师应该启发和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家乡的民间舞蹈活动，在刻意营造出的民间舞蹈文化氛围中感受与课堂情景不同的真实情境。这种课外的情境教学有利于学生对舞蹈情境中思想感情的进一步理解和表达。所以，舞蹈教师在教授闽南民间舞蹈的课程时要准确把握课内虚拟情境的创设方式和课外真实情景的营造方式。
3.即兴创造指导教学
作为中国民间舞蹈主要创作方式之一的舞蹈即兴创造，指的是舞者在观众情绪和自身情绪双方面的影响之下受到了精神上的激励，没有经过事先的编排就在民间舞蹈表演活动中随着音乐和鼓点即兴起舞，创造出兼具传统舞蹈规范和自身艺术造诣的即兴舞蹈。即兴创造体现的不仅仅是舞蹈表演者的舞蹈功底和舞蹈素质，还展现了舞者发现新事物，独立完成艺术通感转换和发散性联想能力以及突破传统和自我的高超技能。广大人民群众和舞蹈艺术家们的即兴创造既是一种传情达意、表现才华的展示形式，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中优良舞蹈传统的一种传承和延续。舞蹈教师可以要求学生认真欣赏舞蹈艺术家们的即兴表演，分析和总结即兴创作的规律和特征，并且指导学生在课后尝试进行即兴的舞蹈创作。所以，教师应该在闽南民间舞蹈的基础课上注意对学生即兴创造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进一步加强学生对闽南民间舞蹈的感悟和领会。
三、结束语
闽南民间舞蹈课程的开发是一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延续。在开发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和校本课程的过程中，要坚持代表性和广泛性相统一，基础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相统一的原则来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选择，应用口传身授教学、情景教学和即兴创造指导教学等教学策略和教学方式来进行教学。以上观点是笔者个人探索的结果，以后也将继续对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得到更多体会。
参考文献：
[1]黄明珠.闽南民间舞蹈文化资源与校本课程开发[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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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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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浣拧纺壳吧形粗形囊氡境霭妗W髡呗蠹魏（John MacGowan），1866年来厦门传教，并长期生活在厦门。作者熟悉闽南民俗风情，出版了《厦门方言中英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Dialect）、《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China）等。《竹树脚》于1914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来源于其传教教堂所在地厦门竹树脚礼拜堂（现厦门竹树堂）。竹树脚是闽南话，意思为竹子旁边。作者通过个人视角切入晚清闽南社会经济和民俗风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来论述：
首先，对晚清闽南封闭性社会逐渐开放进行论述。作者提到：“数百年以来，他们都不曾允许来自其他国度的人们将目光探进他们的前庭，或是一瞥后院风光。而如今他们敞开大门，对英国人投以欢迎的微笑。”接着作者描述当时厦门商贸。厦门港“是中国沿海最为繁忙的地区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在这里停靠，场面壮观”。既有来自英国利物浦的大轮船，一边卸下货物，一边装载一箱箱的茶叶；也有飘扬着星条旗的大型邮轮，把在这里装载的水仙花球运往旧金山，送往美国千家万户。同时，还有挤满了苦力的船只，将他们送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槟城。上岸后，作者写道“我们想象着规模如此之大的城镇，必然有一条通街大道，却只看到一家家凌乱散布的店铺”。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几英尺外一块宛如狭窄的泰晤士隧道的空地”就是“城里的主路，几家最高级的店铺和最赚钱的商号也在其中”。“我们跟随者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入这条街道，几分钟后，就感受到了东方的魅力。我们缓缓前行，饱览沿途奇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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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是茶学与包装学相互结合发展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课程，该课程是针对茶叶生产包装、贮藏、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形成的理论与技术学科体系。任何学科课程都要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充实内容、丰富内涵、完善更新和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也概莫能外。
一、云南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云南民族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在云南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中国有56个民族，云南除汉族外，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还聚居着25个民族，这些民族分别是：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依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水族、蒙古族、布朗族、独龙族、满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近1/3，云南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大省。
云南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代人的艰辛努力和积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丰富多样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其他民族不曾拥有的，代表着本民族特色。例如史前文化、古滇国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元明清时期独特的滇文化、抗战文化，以及独特的茶马古道文化、马帮文化等。又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太阳历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白族本土文化、藏族藏传佛教文化等。就建筑来说，傣族的竹楼、白族的三坊――照壁、彝族的土掌房、哈尼族的蘑菇房等各具特色。云南各民族的服饰文化更加异彩纷呈，傣族的筒裙、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彝族的天菩萨和披毡、景颇族的银饰戎服、德昂族的藤篾腰箍等。饮食文化特色突出，各地名特食品，展示了云南饮食文化特有的内涵。
随着云南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面临着逐渐丧失的危险，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被鲜明地摆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面前。多样的民族，各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积淀都是云南社会和谐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积极元素，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的流动、现代文明的冲击，使得云南的民族文化传承受阻，传统正在消失，需要大力抢救、挖掘、保护、弘扬和科学开发与利用。
二、云南省“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作为茶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在云南省茶学教育中已开讲多年，所用教材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茶叶包装与储运》。云南农业大学作为云南省唯一开办茶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为了拓展茶学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培养茶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较早地开设了“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
面对着美学理论、广告理论与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工艺的发展以及自动化设计理论与技术的进步，“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面临着与时俱进的课题。除了将电脑自动化设计、新包装材料知识、传感信息技术、仓储信息化管理及运输现代化等知识及时充实到课程之中外，云南农业大学作为云南省重点大学，应该在保护和发展云南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发挥自己力所能及的积极作用，学校的普洱茶学院所开设的“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应该体现地方特色，以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为出发点，充分利用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将当代科技与民族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把“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成为富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的边疆地域特征、先进的时代科技气息的精品课程。
三、云南民族文化在“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上的运用
云南民族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是云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南民族文化的精华完全可以被“茶叶包装与储运”这门课程吸收利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1．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可以丰富“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的内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发挥本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吸收借鉴其他兄弟民族的文明成果，创制并传承了各具本民族特色的服饰，这些服饰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图案多取材于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或生存环境中花鸟虫鱼以及山川风物。有的图案简洁明快，有的图案复杂别致；有的造型通俗平常，有的造型新颖罕见；有的颜色简单明了，有的颜色华丽多彩；有的材质普通易寻，有的材质贵重稀有，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完全可以借鉴云南各民族服饰在造型选择、图案设计、颜色搭配、材质选用上的长处，结合茶叶自身的品质特点和文化底蕴，创制出美观、精致、富有民族文化气息的茶叶包装。
2．云南民族文化中的生产、生活传统及民族传说、历史史诗与历史典故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提供了设计素材
茶叶是具有厚重文化的传统产品。这就要求茶叶包装也要突出文化品味，茶叶包装上的图案选材可以是云南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场景以及民族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民族传说、历史史诗与历史典故，这些源于生产生活和历史传承的素材会为茶叶包装设计提供鲜活的创作源泉。如果将这些素材运用地科学和恰当，将会极大地提升茶叶包装设计的水平，让茶叶包装更富有民族文化的韵味，更能反映云南茶叶源于大山、源于生态、源于边疆、源于民族的文化特征。
3．云南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文字也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提供了特殊元素
云南民族中有的民族是有自己本民族的独特文字的，如纳西族拥有东巴文、傣族拥有傣文、回族拥有伊斯兰文、藏族拥有藏文等，这些民族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有的已经不再使用，成为了死文字，有的仍然发挥着传播和承载文明的重要作用。
在茶叶包装中使用这些文字作为一种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元素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民族文字的书写所使用的字体、书写工具和书写颜料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多样化的民族文字不仅起到宣传的作用，也为茶叶包装点缀上了民族特色，成为茶叶民族包装的亮点和鲜明标志。
4．云南民族文化中民族所使用的盛具和材料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设计及包装、储藏材料的选择提供了资源
云南各民族在各自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生产与生活用具，他们利用生活环境中固有的资源所创制的这些用具既具有实用性又富有艺术性，比如一些竹器、藤器、布器、木器、石器、陶器、铁器、铜器和锡器等，用于盛放生产与生活用品，非常方便耐用。茶叶包装要积极吸取这些盛具的艺术营养，在按比例缩小或放大仿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力图使设计出的茶叶包装更适合包装与盛放茶叶。
在包装材料的选择上，不应该丢掉传统，传统的包装材料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用竹笋壳包装普洱七子饼茶或砖茶，具有驱虫、防潮、透气等良好的功效，比牛皮纸的效果要好，若有条件，还是提倡使用这些传统的包装材料。此外，木器、布器、藤器、陶器、锡器等，也在茶叶包装与储藏中普遍得以应用，这对于茶叶包装的民族化是非常有益的。
5．云南民族文化的图腾文化、节庆文化、婚恋文化、饮食文化、民居文化、丧葬文化、生态文化和祭祀文化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茶叶包装提供了独特的设计素材
有独特性才会有差异性，云南民族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最能体现其各民族文化特质的便是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图腾文化、节庆文化、婚恋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生态文化和祭祀文化等，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图腾崇拜、敬畏对象以及民族信仰；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节日庆典、婚恋观及婚恋行为、饮食习性、住房特征、丧葬习俗、生态传统和祭祀礼节。这些具有民族特色、反映民族观念的文化形态为茶叶包装提供了独特的设计素材。
只要将各民族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形态的含义及典型表现形式加以综合研究，探究出其外在文化形态所体现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将茶叶包装设计的造型、图案、色调融入云南民族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元素，以发挥云南茶叶包装在民族文化宣传、继承和保护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时，为云南茶叶包装注入源源不断的民族文化的活力与动力。
6．云南民族的经贸文化和商旅文化是“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需要重点吸纳的文化养分
在长期的边疆经贸活动中，在云南省诞生了一条条云南各民族以及云南与外界交流物品、互通有无的贸易之路，当代人命名它们为“茶马古道”，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有了古道，有了古道上的驿站，有了在这些充满坎坷的道路上往来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马帮和商旅，当时边疆人民的生活才变得更好。古道上运输的物品比较丰富，有茶叶、盐巴、铁器和工艺品等，虽然道路艰险、行程艰辛、风餐露宿以及可能会遭遇疾病困扰、野兽袭击、土匪抢劫，但是靠着集体的团结一致、排除一切困难的勇气、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使当年的茶马古道上活跃着生生不息的马帮和商队，主要由云南各民族同胞开辟的云南茶马古道以及古道上的爱情与历险故事加之商旅文化、贡茶文化、茶马文化都是“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乃至储运可以吸纳的文化养分，在当代茶叶包装领域可以深度挖掘和积极运用。
四、利用丰富的云南民族文化推动云南省“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云南省各开设茶学专业的大中专院校所开设的“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都应力争利用好云南省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当代云南提倡文化多样性，努力打造民族文化强省的社会背景下，“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也应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云南各民族的文化资源，让云南民族文化渗透到“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中，让“茶叶包装与储运”充满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以期让云南民族文化成为在云南开设的“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鲜明特征。
在当前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大趋势下，云南民族文化和茶叶包装与储运的彼此结合，既充实了“茶叶包装与储运”的课程内容，丰富了“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文化内涵，增加了“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趣味性和教育意义，将促使今后从事云南茶叶包装事业的人才拥有更好的运用民族文化来设计生产茶叶包装的意识和能力，为提升云南茶叶包装事业的文化内涵和设计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另外，通过将大量的民族文化植入到云南茶叶包装之中，也将极大地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随着云南着力建设绿色经济强省，茶叶经济一定会得到更大、更好地发展。茶叶包装作为茶叶商品生产和营销的重要方面，也一定会得到长足的进步。找准民族文化的卖点、切入点和突破点，在云南茶叶包装上标注更多的民族文化元素，结合云南旅游事业的发展，云南茶叶包装文化和事业一定会在文化助力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推介效益。云南茶叶包装事业的良好发展也必将最终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的良性提升和快速、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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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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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地区地处东南，历史渊源悠久，文化沉积多样，既保留了非常多的中国古代文化印迹，又有“大陆性”农耕中国非常罕见的海洋文化，其宗教流播、古汉语存留、宗族文化、民居建筑、商业传统、戏曲音乐等方面，既有特色又有丰富性，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可以说，如果有众多学者致力于此，闽南文化研究完全可能成为国内地区文化研究中最有生发力的种类之一。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隔离，原本只是福建省下属行政区划之一的台湾，一跃成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焦点；而因为先后几次文化变故，本来深受闽南文化影响的台湾，也成为一个五方杂处、潜流暗涌的文化复合体。国内研究界由此逐渐出现了一批专事台湾研究的学者，以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等专门研究机构为核心，形成了台湾研究这个颇具热度的专业。与此同时，闽南文化研究往往就被闽台文化研究这个题目所包容了，闽南文化研究从母体的地位跌落，反而经常成为附属台湾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这样的研究往往不能深入闽南文化的基质纹理，也往往难以深入地了解闽南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存在，对于闽南文化的解释只能是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缺乏地区文化研究的厚实与敦诚。
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则是我所见的最贴近闽南、扎根闽南的研究之一。
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戴冠青教授坦陈自己的研究缘起于“对闽南文化的热爱”，并试图“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蹚出一条新路”，于是其花费了十年时间，选取了闽南民间故事这个文化沉积最为丰厚的角度进发，以历史传说与现实存在两个维度交互印证，来破解闽南文化的魅力密码。在研究过程中，戴冠青教授本着穷尽材料的原则，阅读了数量庞大的闽南民间故事材料。这些书籍大多属于民间故事系列，民间语言往往比较粗糙，条理性也不可能很强。而戴冠青教授这个出身文艺学、以“美”为本业、视文学语言为生命的作家协会主席，要潜心默志、埋头阅读这些民间故事，倘若没有强烈的本土之爱支撑着，那还真是不很容易做到的。至于说还要在对这些民间故事熟稔于心的基础上，寻其统绪，考其源流，明其本末，再对其进行分门别类，区隔定谳，那就更是不容易了。
正是基于如此认真的态度，在《想象的狂欢》等论著中，我们可以时时看到作者操控着各种闽南民间故事、闽南地区文献、闽台风俗人情，了若指掌，恢恢无间，行有余力，让人不禁慨叹于作者对于所研究对象“穷究本源”的治学态度。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在为《想象的狂欢》一书作序言的时候，谈到阅读本书的“一连串奇妙的景况”，“过去几个月内，仿佛无论我去哪里，《想象的狂欢》书里相关的篇章就会出现，如影随形”，并且慨叹“闽南民间故事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不管我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它们的无所不在，并且透过冠青教授的深入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想忘都忘不了”。这种景况的出现，显然不是凭空而出，其实正是戴冠青教授的研究扎实而厚博的实证。
闽南文化的另一种暸望
闽南文化研究方面，经几十年积累，产生了不少论著。戴冠青教授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闽南民间故事入手研究闽南文化，并把闽南民间故事作为闽南文化镜像进行观照，这个角度很新鲜，也很有针对性，目前还很少人做过。而且，戴冠青教授在研究中较好地把细部研究和总体观照结合起来，我认为其专著因此成为目前从一个独特角度对闽南文化进行总体把握的别开生面的论著。
从早期的单篇论文开始，到最近的专著成型，戴冠青教授的闽南文化研究逐步构建出一个非常严整的体系。《想象的狂欢》提出“文化想象与族群记忆”，既提出了“闽南民间故事是闽南地区民众根据闽南社会生活情状想象、创作出来并通过口头讲述的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或传说”，肯定了其“文化想象”的因素，又提出其文化想象中积淀了“闽南族群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族群记忆”，以此两种概念出发，提纲挈领。书中从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对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解读——内中其实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故事，而且融汇了地理、历史、气候、俗语、戏曲等各种文化因素，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研究史。
在章节内部，戴冠青教授的研究也能够做到事无巨细、穷发抉微却又高屋建瓴、分合有度。在“闽南民间故事的艺术形象”一章中，有一个十分独特的部分是介绍朱熹原型的民间想象，作者列举分析了《文昌鱼的传说》、《对天祝词显报应》、《计除恶僧》、《葬大林谷镇蟹精》等民间传说，注意到了闽南民间传说中的朱熹在闽南民众崇儒心理下往往形成法力强大、斩邪除妖的正义神祗形象，而武夷山以及江西庐山、铅山一带的朱熹却多是浪漫抒情、邂逅狐仙的书生形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联系闽南地区历史，详尽地阐述了闽南文化中民众崇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形成。
温婉的理论沉淀
戴冠青教授做闽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其文艺学出身的理论背景，与其他做民间文学或者地区文化研究的学者相比，出身文艺学的她，在操持各种理论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想象的狂欢》一书中，随处可见厚实的理论沉积。女性主义理论、列维-布留尔的神话学理论、弗莱的《批评的解剖》、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合适合用的理论与观点不断被用来与研究对象相互印证、互相激发，使得本书在理论深度方面得到了极好的延伸。在“闽南民间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文中，作者还参照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实际操作了一番，以叙事学理论分析闽南民间故事。在考察了大量闽南民间故事后，作者依据叙事功能的理论进行分析，概括出了几种叙事模式：（1）扬善惩恶式；（2）以智抗敌式；（3）自强不息式；（4）知恩必报式；（5）才子佳人式。并且在具体的模式研究中，提取归纳出几种重要的叙事功能加以分析，这样就化繁为简，对数量繁多的闽南民间故事进行了较好的归纳分类，有利于作者驾驭庞大的文本，也有利于作者从总体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些民间故事进行总结。这一点，恰恰也是做闽南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比较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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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意见》的要求“艺术教育对提高学生审美修养、丰富精神世界、发展形象思维、激发创新意识、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及“充分开发利用地方和社区的艺术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艺术教育内容和形式。鼓励、支持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艺术教育资源”为依据，以“益德漫画，漫画益德”为突破口，落实本校“一核心，二基点，四特生”的管理哲学，探索漫画特色教学与闽南传统文化的交集点，尝试以漫画形式传承和发展晋江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学习活动科学化、自主化，培养学生核心人文素养，丰富本校美术学科内涵和德育载体，有力助推本校漫画特色项目更快更好地发展。
马克思说：“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课题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以激励教育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发现教学理论为指导。借助科学研究方法，以学校提出的“高质量，有特色”为工作标准，通过对漫画的绘制技法；漫画的创意方法；晋江乡土文化的内容及核心价值；晋江乡土漫画进社区、进校园的活动方式；乡土美术教材开发和应用等一系列内容研究，依托美术课堂、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等平台进行实际训练，让学生走入乡土、融入社会，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幽默品质，为学生创建良好的人文素养教育环境，发展学生综合能力，体现课程趣味化、乡土化、生活化等特点。课题研究主要成果如下：
一、理论成果
1.教育理念的提升。本课题研究尝试培养学生运用哲学思维探索乡土文化中核心价值，提高学生艺术技能，开阔文化视野和提升人文品质。
2.教研能力的提升。参与课题研究的教师把课题研究和学校哲学研究课题、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美术教学工作有机整合，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实现由集约型教学向科研型教学的转变。
3.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能力的提升。以课题研究为契机，推动石鼓动漫社、漫画特色兴趣班及多个综合实践活动有序开展，有效激发全体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让同学、家人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师生均得到艺术体验和能力提升。譬如，有的学生将在课题实验课所学的“核心价值观”闽南四句和晋江歇后语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活跃家庭和谐气氛。
二、实践成果
1.出现精品课程。课题组以《美术课程标准》为依据，立足课本，从美术教材中《卡通故事》、《幽默与智慧》等文本中拓展而出，编写教学设计。杨银平老师从《幽默与智慧》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漫画闽南四句》、《漫画晋江歇后语》；张克雄老师从《卡通故事》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童谣漫画》。卢金火老师巧妙地结合学校“五店市寻根”综合实践活动拓展开发出精品课题实验课《闽南古厝》。课题组老师坚持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为出发点，以学科哲学为导图，围绕课题研究内容，不断探索课堂教学。
2.形成校本教材。通过课题研究，杨银平老师编写的《漫画创意训练》校本教材富有趣味性和启发借鉴价值，深得同行、学生的喜爱。卢金火老师编写的《五店市寻根》校本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具有较高参考指导价值。
3.促进教学相长。课题组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指导学生乡土漫画创作。完成一批具有晋江乡土文化特征的漫画作品，体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其中有60多幅漫画作品在本市及全国各级漫画比赛中获奖或发表在《幽默大师》、《儿童漫画》、《晋江经济报》等报刊上，出版漫画成果集《石鼓动漫社》和教师作品集《杨银平漫画集》及校本教材《漫画创意训练》等。2015年6月，本校被福建省漫画研究会授予“福建省漫画教学实验学校”。课题研究不仅提高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还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培养了一批研究型美术教师，从而促进了师生共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相长。
4.收获教育写作。课题组不仅积累了一定量的图片、视频等材料，在教育写作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卢金火老师撰写的《乡土漫画教学反思》；张克雄老师撰写的《用漫画图解闽南童谣的教学反思》；杨银平老师撰写的课题研究论文《闽南乡土文化在校园漫画综合实践活动中绽放光彩》等。
5.发挥辐射作用。研究之后，本校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乡土美术教学资源，并开始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课题组积极搭载当地市政府、文化部门开展的活动。先后将课题实验成果“晋江歇后语漫画”、“闽南四句”等成果深入毓英小学、灵水社区、苏安社区、曾井社区、阳光社区、育德小学、五店市传统街区等社区学校，以漫画形式传播晋江乡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市民带去了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乡土文化体验。2015年11月，福建漫画研究会会刊《海峡漫画》第十期展示本校漫画特色教学成果，起到省内辐射引领作用。
本课题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完善的地方，进一步提高学生漫画质量。完善校本教材，增强实用性，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实践学习，提高教与学效率，把课题研究拓展延伸到校本课程研究领域。下阶段以本课题研究为龙头示范作用，推广课题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漫画特色教学与乡土文化、美术课堂的深度结合，使之成为基础美术教育有效的补充，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美术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实验。
参考文献：
[1]杨力.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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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建筑为例。位于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和惠安县洛阳镇之间的洛阳桥（宋—明）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洛阳桥传说”、“蔡襄与洛阳桥的传说”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留公陂（俗称陈三坝，南宋）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陈三五娘传说”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安溪清水岩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安溪清水祖师信俗”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鲤城区亭店杨氏民居（清）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子项目之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文保单位是重要的非遗展示空间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而必须就原地保护的文物，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程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国家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之中。在文保单位之外划出一定区域作为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保护环境风貌。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县级、省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和原址保护，对于因建设工程需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由于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性及其独具的社会功能，各级文保单位往往成为当地社会大众的活动场所，客观上也成为常年非遗展示空间。
以宗教建筑为例。有庙有戏台，这是泉州地区多数农村和有条件的街区庙宇的一大特色。泉州涂门街通淮关岳庙（清—民国）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关岳信俗（泉州）”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香火鼎盛。其殿宇为单檐硬山顶，穿斗式木架构，装饰精美的木雕、石雕和泥雕，屋脊剪瓷龙雕，造型各异，其间配有花鸟走兽，体现闽南古建筑的艺术风格。泉州木雕、石雕分别列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通淮关岳庙每逢关帝生日，都会搭台展演地方戏曲，泉州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都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罗溪镇龟峰岩建筑群（明—清）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龟峰岩主祀关圣夫子，埕前辟有戏台，上演地方戏。戏台下方中层有南音室，是当地传承南音的场所。南音（别称泉州弦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宗教场所安排地方戏曲演出和利用寺庙建筑开展南音传承活动，类似情况在泉州地区十分普遍，扩大了这些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空间。
3 文保单位因非遗而增强保护价值
文保单位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之所以成为文保单位，就在于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墓葬为例。位于惠安县的王潮墓是福建省文保单位，现存王潮墓前的文官、武士、虎、马、杨等圆雕和莲花浮雕，宋代雕就，距今1100多年，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惠安石雕代表作，其风格既继承北派的质朴粗犷，又兼有南派的细腻纤巧，是了解唐末五代惠安石构建筑技术和石雕工艺的重要实例。王潮（846～897）是唐末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的兄长，王潮与王审知、王审邽三兄弟合称“开闽三王”，是福建和泉州重要的历史人物，“惠安石雕”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王潮墓作为古墓葬的文物价值进一步增强。
位于泉州清源山风景区的江加走墓是泉州市文保单位。江加走（1871～1954），著名木偶头雕刻大师，被誉为木偶之父，其作品定为国家一级艺术品。1954年10月，江加走病逝，文化部拨款为其在清源山老君岩前筑基立碑。“江加走木偶头雕刻”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进一步凸显江加走墓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的文物价值。
4 文物保护非遗保护两者相互促进
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多元化和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被提到各级政府议事日程，受到全社会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两者都有“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要求，差异在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传承发展”，就保护工作而言，加强文保管理有助于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传承发展为文保单位的长效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以传统建筑为例。文保单位一定时间都需要修缮，特殊情况下，还有迁移和重建问题。文保单位的保护性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按照法律规定，文保单位的修缮计划、工程设计方案和工程资质等有严格的报批程序。闽南传统建筑的轮廓、造型，特别是砖石混砌、墙面装饰和色彩纹样，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其独特之处。闽南传统建筑修缮需要运用传统手工艺技能作保证。另一方面，得到妥善保护的闽南传统建筑，也成为一些重要非遗项目科研、教育、传承基地。显然，保护文保单位及融为一体的非遗项目，息息相关。文化遗产是[( dylw.NEt) 专业提供专 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文保单位的职责首先在于对具有历史、文艺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同时，很多文保单位，尤其是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宣传展示文保单位的非遗项目，使社会大众对文保单位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利于文保单位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拓展文保单位工作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做好文保单位的管理工作。
5 结论
文保工作和非遗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分支，有内在关联性。重视文保单位的非遗因素，全面做好文保单位的记录档案，修缮、建设和宣传、推介，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有助于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文保单位的历史内涵和艺术、科学价值，进一步提升文保单位的职能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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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和客家这两个民系都是在闽地形成的，目前传统的闽南人居住区中，大多是闽客杂处的，闽南客家民俗礼仪自然有这许多共同之处。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事象，其表现形式与仪式内容反映人民的生活、文化中具有传承性的意识形态和习俗惯例。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是我国各族人民传统的节日之一，它源于祖先崇拜，后来触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某些思想，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为我们今日的民俗活动――中元节。
笔者来自福建省永安市的一个闽南移民村，我们村每年的七月半都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整个村子都在忙于招待客人，热闹非凡。笔者已经将这视为理所应当，认为每年鬼节请客是非常正常的事。但当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提出时，他们都非常的好奇，怎么会有人在中元节这一天请客的呢？因此，笔者就产生了通过比较闽南与客家中元民俗仪式的念头，以期解决闽南地区中元节请客原由。
一、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历史渊源
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①所以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历史渊源同为中华民族中元节的历史渊源。
中国中元节的历史渊源。在古汉语中，“元”与“圆”相通，中元节，乃是基于“三元”之说，所谓“三元”指的是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三个月圆之日。商代以“天干”计时，周代以“圭表”测影计时，并进一步明确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具体时间，还定出了“朔日”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即以月的朔望圆缺为记，朔为“上日”、为月之初，又称“元日”，正月的朔日谓之“元旦”系一年之初第一个传统节日。望日月圆，为月之十五日，称之为“上元节”，系年之第一个望日，大庆大祭，后来发展成“元宵节”，盛夏的月圆望日为“中元节”（夏历七月十五），初冬月圆望日为“下元节”（夏历十月十五日）。中元节的萌芽期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代甚至到远古。远古时期，人们崇拜月亮，视月亮为时间、生命女神或男神，每逢月圆之夜都要载歌载舞举行庆典，也就是“跳月”，除了“三元”之外，我国八月中秋节也源于“跳月”。中元节还与我国上古时期迎四时之气、四时祭享先祖的礼俗有关。
《礼记・月令》载：七月“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迎秋时、秋气，颁祭秋季主神――刑杀之神（死神），故郑玄注曰：“迎秋者，祭白帝（少）白招据于西郊之兆也。”立秋属于农历七月的节气，其时间与十五日相近。四时祭享又称四时常祭或时祭、时享，《管子・幼官图》云：“修春秋冬夏之常祭。”《春秋外传》云：“祖祢则日祭，高曾则月祀，三祧则时享。”《春秋繁露・四祭》云：“古者岁四祭，四祭者，因时之生熟，而祭其祖先父母也。春曰祠，夏曰，秋曰尝，冬曰，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礼记・月令》云：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即指的是“秋尝”。又《王制》云：“春曰，夏曰，秋曰尝，冬曰。”郑注云：“此夏殷之制，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曰，以为殷祭。”可见七月十五在古时为“秋尝”，四时之享中是唯一的夏商周三代不改之制，有着深厚的民俗基础和悠久的传承源头。②
二、闽南客家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一）闽南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中元节食品与仪式。闽南人在七月半多做粽子和油炸食品过节，有的地方也做各种米或糕仔。是日也有祭祀活动，人们通常会准备丰盛的菜肴，如三牲或五牲、菜碗、果品、茶酒等和大量的香楮等。中午时分，在厅堂中祭祀神灵、土地、地基主与列主列宗，并给祖先等烧大量的金银纸，有的地方还要分成一包一包的，上写明给某位祖先。到傍晚，还需要在本宅大门口再摆上一席，菜肴美酒俱全，以孝敬祖先之外的孤魂野鬼，然后少一些银纸、冥钞与经衣或服纸等给他们，让他们也不至于空手而回。
放水灯。在河边的城镇与村落，有的还有在晚上放水灯的习俗。在大田县，城关下桥人在七月半的夜晚，会在均溪河边放水灯，其意为超度亡魂野鬼，以求乡里太平。此外，大田还有“七月半，插香钱”的习俗，即点着香从门口一直插到路口，俗称“迎香线龙”。
在闽南，七月初一称“开鬼门”或“开地狱门”。这天几乎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口设席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主人焚香祝告，请诸位“好兄弟”来享用，并祈求他们勿骚扰家人，保佑合家平安，等等；然后烧冥钞、经衣等，以供“好兄弟”照路用，到月底关鬼门后才收起来。
民俗仪式。过去村落的庙宇在七月前要举行“收兵”仪式，即将村庙神灵派出镇守在村落四界阻挡孤魂野鬼入村作祟的五营神兵神将收回来，并封上庙门，让这些孤魂野鬼可以安心地进入村落，接受人们的祭祀与供奉。在七月初一还要在庙前竖起高高的灯篙或招魂幡，此俗称“起灯脚”或“竖旗”，以此向四面八方的孤魂野鬼昭告，在七月这个月里，阳间将逐日有人供奉食品与用品，并祝愿鬼魂早日脱离苦海或轮回转世。这以后，则轮流在村落与城镇的每个角落或街道做一场正式的“普施”仪式。轮到某个村落或角落普度时，其他地方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凑热闹，由于每家都可能由许多客人，所以家家几乎都要杀一头猪，才有足够的肉来招待客人，也因此，普度日祭祀时，人们常常会把刚杀好的生猪先拿去当祭品，以至于在有的村庄的普度场上，可以看到用几十头或上百头生猪和丰盛的供品祭祀普度公（亦称“大士爷”，纸扎的、头顶上有一尊观音大士神像的青面獠牙的神灵，据说是观音的化身之一）、村神和孤魂野鬼的壮观场面，以及歌仔戏、高甲戏（九甲戏）、梨园戏、打城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木偶戏、铁枝木偶戏、竹马戏等拼戏的热闹场面。另外，傍晚时分各家在门口都要敬孤魂野鬼，供品丰盛，三牲，五果，六斋及各种熟菜全有，并且还有生米、面干、面线、清水，以及盥洗用品等，且每碗上插一支香，祭祀者要呼请孤魂野鬼来享用，待香燃得差不多时，还得烧银、烧经衣或服钱（在五色纸上印一些衣裤及日常用品的纸钱），让孤魂野鬼吃饱喝足，并带些回去，然后放鞭炮表示“祭拜”仪式结束。当然这种普度日，也需祭祀祖先，但一般在上午进行。中午、晚上则是各家宴请来客的时候。③
（二）客家中元节的仪式内容
中元节食物。客家的“”（ban）是把大米加工成粉面后做成的食物。主要以糯米为主，也会用籼米、大禾米，一般把浸软的大米磨成浆，压干水即为米薤（脆），它可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农历七月十五过七月节（中元节），吃是肯定的，晒干的金桃娘树烧成灰，滤汁浸米，磨成米浆，入油锅加热搅拌黏稠成，在簸箕内揣到韧性十足后，用印印出美丽的花纹，一个个小圆，金灿灿，香喷喷，蘸漏水糖，吃起来香味十足。
“七月十四”过中元节的客家人。客家地区多以七月十五为“鬼节”。有些地方都要提早一天过节，谓“七月十四人过节，七月十五鬼过节”。一说是宋代末年人们正准备过节时，元兵突然入侵，因此只好提前一天祭祀祖先、普度，以避兵扰。从那以后，人们就习惯于七月十四这天过节。二说是因为客家人大多是外来的移民，本地人欺负外来移民，不允许移民和他们同在一天过节，在过节的那天也不卖东西给外来移民，移民没有办法也就只好提前一天过了。三说是因为客家人本为北方移民，因南北方之间路途遥远，要提前一天烧冥纸，那些冥钱才能按时到达先人手中。
各地客家中元节特色。井冈山地区客家土籍居民出嫁之女不得回娘家，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旧时过七月半，以五色纸剪成衣裤，以金纸银纸做成金锭银锭，于那日晚上在门外焚烧，及在路旁、河边烧香烛、泼水饭，以赐“野鬼”。福建宁化客家中元节为两天，旧时十四日吃荤，十五日吃素。为何提前一天食荤过节？传说宋末有次中元节，风闻元兵将至，百姓便提前一天过节，于是沿袭下来。宁化地区的客家人，不但为祖先准备了丰富的祭品，而且也为自己的家人置办了美味佳肴。浆丸子（宁化方言直译而来），这是鬼节这天宁化客家人必须的而且是这个节日所特有的祭品。但是为什么只有“鬼节”这天才要做浆丸子呢？宁化地区的客家人大都是宋朝时期迁徙过来的，古时宁化客家人为了庆祝丰收和感谢长途迁徙的先祖，于是就把刚刚收获的稻谷做成丸子的形状，在七月鬼节这天祭祀祖先。宁化客家人认为七月半鬼门打开，鬼魂遍野，于是形成了中元节不出远门、小孩晚上不出门的习俗。赣州市崇义县乡村，中元节这天，家家杀公鸭，以公鸭血沾于纸钱袋上，一起烧给先人，据说是由于当地百姓认为先人来取纸钱时，要渡过多条河流，而以公鸭善于游泳，能尽快与先人灵魂沟通。当地人于当日吃饭前会安排儿童站在门两边，喊自己去世的长辈回来吃饭，家中长辈会将桌子上摆满碗筷，一边倒酒，一边唤家中亡故亲人的名字回来吃饭喝酒。
三、闽南客家中元节的异同
闽南人和客家人同为中原移民，只不过闽人为先期到达的中原移民，客家是后期到达的北方移民。同为中原移民后代的客家人与闽南人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同为中原移民的缘故，无论闽南人还是客家人，都传承着中原文化的最基本与最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④因此，中元节的民俗仪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由于闽南人与客家人同居闽地，在准备中元节节日食品时都以糯米为主。同为中原移民，闽南客家中元节都有祭祖、迎祖、送祖等活动，都存在灵魂信仰，对人死后的魂念念不忘，由于敬畏之心，定期对其祭拜。
但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闽南与客家中元节在诸多方面还是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节日时间差异。闽南地区把整个夏历七月都当做鬼月，七月初一这天几乎家家户户要在大门口设席祭祀无主的孤魂野鬼，主人焚香祝告，请诸位“好兄弟”来享用，并祈求他们勿骚扰家人，保佑合家平安，等等；然后烧冥钞、经衣等，以供“好兄弟”照路用，到月底关鬼门后才收起来。客家地区为七月十五这天才为鬼节，甚至有的客家地区提前一天于七月十四过，谓“七月十四人过节，七月十五鬼过节”。
在鬼节这天的习俗。客家地区在中元节这一天，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然而闽南地区却可在这天请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亲戚朋友们也带着自己的礼物上门。农历七月，闽南地区重要的民俗活动为“中元普度”。“普度”又称“普渡”，最早源自佛教“慈航普渡”的说法，即有普遍超度无祀孤魂之意。而“普度”成为一种民俗，既与佛教的盂兰盆会有密切关系，又与道教的中元节有着深厚的渊源。普度这天，每家每户都会请亲朋好友来家吃饭，闽南民间还戏称“普度”为“普肚”，可见普度己经成为联络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
普度之日，家家户户备花果酒撰，设厉坛，点冥灯，烧纸马，燃放爆竹与烟花，于傍晚时分祭祀阴公。入夜，大办酒席宴客，猜拳行令，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贫困人家借钱负债深受其苦。每逢普度日，大街小巷，人群拥挤，交通堵塞，滋事扰乱社会治安时有发生，有时候相邻村落之间争相攀比，酿成械斗等等。普度仪式结束后，每家每户就开始着手准备饭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有的地方还把请客人数的多少看成是今年生意或事业红火的程度，所以每每到普度的时候，闽南百姓都毫不客气地到亲朋好友家吃喝聊天，气氛很愉快。
“中元普度”期间邀亲唤友来“吃普渡”是闽南地区特有的风俗。通常是在“普度日”祭祀仪式结束后，邀请亲戚朋友来吃饭喝酒，常常是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也常常是刚吃完这家，又赶到那家去吃。不拘城乡，热闹的“吃普度”成为闽南地区普度全过程的一个高峰。有人说，各家各户请很多客人是为了吓跑那些鬼魂，但事实上“吃普度”表现出今日的普度活动兼有很大的社交功能。由于轮流做普度，使人们有更多互访机会以及参加“吃普度”的自由度高，普度时节的社交圈大于春节，这也是闽南“中元普度”的一大特色。⑤
由此可知，闽南地区中元节请客吃饭主要包含了一下几个功能：首先，在这一天请客吃饭有着人丁旺盛、家业兴旺之意；其次，由于闽南人好客经常宴请宾客，这有助于加强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扩大社交圈子。再次，由于七月十五为鬼节地官赦罪之时，阴间的鬼魂都会到阳间来，宴请亲戚朋友可使家里多点人气以抵御阴气。
注释：
①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②张君.神秘的节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第156、157页.
③陈支平，徐泓，石奕龙，余光弘.闽南乡土民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④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⑤郑晓君.闽南“中元普渡”民俗浅析.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年6月.
参考文献：
[1]汤漳平，许晶.闽南人与客家人.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
[2]李明华.中日中元民俗仪式比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杨思民.论中元节的形成、发展及文化价值.贵州文史丛刊.
[4]张君.神秘的节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5]陈支平，徐泓，石奕龙，余光弘.闽南乡土民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篇13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