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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化差异影响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改革对香港的数学教学改革，2005年他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香港数学教学内容远比其他国家深，课堂教学比较连贯且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到数学结果，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学习更加投入．因此虽然华人数学教育饱受批评但学生成绩优异，改革要继承优点并克服不足，而不是盲目追赶世界教育改革潮流，改革要符合自己的文化传统，还要使自己的优点发扬光大．2012年他在比较德国和香港数学课程时发现，文化背景以复杂和间接的方式影响课程实施．他后来指出，美国部分州觉得新加坡数学教育很好，便直接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但是结果并不好，他曾经说过“我和很多美国学者讲他们这样是没用的，因为你可以进口新加坡教科书，但你不可以进口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教科书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根植于新加坡文化．他指出西方数学教育理念的确有先进之处，但必须谨慎引入，并批评以前的教改没有分析自身传统文化优势．他在比较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数学教科书时指出，东方教科书按照知识逻辑传授内容，西方重视学生个性和学习情境．东方教科书内容选择注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西方内容选择在于发展学生个性．数学教科书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不同．他提出数学教科书改革中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于数学教师教育，他尤其注重专家教师培养．他提出儒学影响下的专家教师应具有很深的数学、教学、学生知识，很强的教学能力、鲜明的个性、终身学习的能力，还要具有勤奋工作和充满责任心等优良品质．专家教师能胜任教育研究、教师培养、学者、考试专家、学生和教师表率多种角色．他指出东亚尤其是中国，根据教师实际需要，利用观察榜样教师课堂教学等方法直接有效，这说明专家教师的定义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他还指出专家教师培养放在一个体系中，而不是仅仅注重知识、技巧、技能，受教师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影响，是个长期过程．在教育全球化背景下，数学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飞速发展，政策制定者们尤其需要选择适合国情的数学教育改革模式．梁贯成提出用文化差异观点看待数学教育改革，为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任何数学教育改革要考虑到它们存在的文化基础和历史背景，立足本国实际，甄别吸收他国数学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教师教育改革经验，制定适合国情改革政策，促进数学教育改革健康发展．
2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的意义
梁贯成教授提出用文化差异的观点进行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并实施了10多年相关研究．其理论和研究计划有深度、新颖、可持续性，影响到对东西方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等差异的认识，促进了东西方数学教育交流，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数学教育发展需要．（1）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传统教育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各国文化、宗教价值观、社会历史背景、未来发展目标，都决定着数学教育各自特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促使改革政策制定者重视这种差异，正确认识这些传统但有效的数学教育体系．（2）各国要提高数学教育质量，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学习别人长处，如美国引进新加坡数学教科书，而亚洲很多国家正在模仿美国数学教材的形式，形成很多研究课题．但是这些学习与借鉴并没有显示出哪种方法更适合本国．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全面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学和学习，及数学教学、课程、教师教育特征，对不同文化传统下数学教育体系优点进行深入研究．（3）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帮助人们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信仰和价值观、历史、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数学教学和学习模式、数学课程和评价体系．理解不同文化传统下教师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学生信念如何影响数学学习．利于发展全球教育合作．（4）20世纪末，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欧美历来把发展教育作为提高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东亚学生在TIMSS中的优异成绩引起他们极大兴趣，为此加大对东西方数学教育比较研究投入，以深入理解东亚数学学习，重塑本国数学教育．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适应了政治发展需要．文化差异下数学教育比较研究，对数学教学、学习、提高数学教育质量有现实意义．可以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数学教学和学习各层面．对传统数学教学和学习方式进行反思，用新眼光看待日常数学教学实践，更好理解各自传统．还可共享数学教育科研成果，促进实现提高数学教育质量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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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1. 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创新论文）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2. 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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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学者的研究
著作上主要有江秀平的《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该书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为背景，分析认为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在背景大体吻合但结果相差甚大的原因在于中日传统社会结构上的差异、中日两国近代化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差异与指导思想上的差异等三部分因素构成。关松林的《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主要阐发了日本教育在学习借鉴外国教育过程中所形成的鲜明特点：日本教育擅长吸收外来文化，能够积极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且有选择性地吸收外国教育的长处，以适应日本自己的需要。叶渭渠的《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概括介绍了日本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简要说明了这些文化与日本政治社会发展历史的有机联系，然后才比较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以及近代与西方交流、调适西方文化的新鲜经验。
其他著作还有吴廷桢、赵颂尧所著的《坎坷的历程――近代学习西方八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王承仁的《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樊和平的《儒学与日本模式》（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等。
论文主要有赵紫峰的《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该文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对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为主题，运用历史归纳综合的方法总结找出了两国在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的异同。张敏琴、李珊珊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中，先是找出了两个口号的社会背景及其原始内涵都大体相同，其次分析了两者表现出明显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不同、文化阻力与倡导者意识不同等方面。李翔海、刘岳兵在《“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中作者认为中体西用的重点始终在“用”字上，而和魂洋才则不同，“洋才”包容的尺度越来越大，以致于可以在“和魂”的层面上接纳“洋魂”的内容，这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方式。武安隆的《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比较研究发现“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发轫阶段出发点大致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魂洋才”的取舍标准放宽了，而“中体西用”却难有突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之间是无法用等值去衡量的。苏中立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作者从两者的文化模式去比较分析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结局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大国，输出的多输入的少，日本则相反，致使中国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日本。
其他相关论文还有肖传国的《中日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雯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13期），赖作卿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辩》（《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严清华的《中日近代之初的两种对外开放观――“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比较》（《经济评论》，1995年第2期）等。
2 日本学者的研究
高坂史朗的《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该书以日本、朝鲜、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为中心。作者认为东方的近代化一开始就陷入了“和魂洋才”、“东道西器”、“中体西用”这种东西二元对立的陷进中，这种陷进造成了东亚社会发展的非连续性，同时也对东亚的自我认识带来了困惑与挫折。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化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主要从日本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的转变，作者认为在汉才时期中国主要为日本带来了儒学思想，汉才与和才融合经历了一千多年，这种精神已经深入了日本的骨髓，所以日本的洋才才能带入西方的价值观，影响到近代的日本。衫谷昭的《和魂h才から和魂洋才へ：久米邦武の知的背景》（L崎心大学人文学部，1995）中作者从久米邦武随行欧美写下的回忆录中，从个人的身份背景、时代背景等分析对于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这个问题。
研究近代日本，不H要把握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情事的变化，对日本思想文化上的转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和魂洋才思想的研究，了解其是如何从产生到变化再到发展的过程，便对近代日本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江秀平：《走向近代化的东方对话――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 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
[3] 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赵紫峰：《中日两国教育近代化之比较――以“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为中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5] 张敏琴、李珊珊：《“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思想之比较》，文教资料2006年第28期
[6] 李翔海、刘岳兵：《“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比较申论》，河北学刊，1997年第5期
[7] 武安隆：《从“和魂汉才”到“和魂洋才”――兼说“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的异同》，日本研究1995年第1期
[8] 苏中立：《“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2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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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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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材生成分课前预设和课堂中生成两种,下面列举几种素材生成的方法:
1.开发教材的文化教育价值
初中英语的教材是以中心功能话题来编排各个单元的。一般来讲,一个中心话题,一个单元。每个话题都或多或少涉及到西方的文化。学生往往按中国的思维习惯,文化习俗去套,结果语用不得体。教师要有一定的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和知晓度。这样在学生即将遇到或已经遇到的差异问题就可以很好地处理。让学生能跨越这些障碍,实现跨文化交际。因此在英语教学中,除了阐释课文的内容,教师还要猜测课文内容引申的意义。由点联系到面,介绍英语的文化背景,尽量完整的把每单元所涉及的内容展示给学生。
2、收集有文化教育价值的好文章,好故事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一个途径,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不能完全局限于课本。教师应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包括我们平常所用的一些练习)来拓展教材,延仲教材意义。文化教学是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应该钊对不同素材认真备课,按照不同要求进行有机的文化渗透,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文化补充拓展,使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尽可能具体化、形象化。
3、从教师的视角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蕴藏的人情习俗教育价值
学习英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知道说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社会的思想、习惯、行为;要懂得他们的“心灵之语言”,即了解他们社会的人情习俗。
教师在平常多留意日常生活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课堂上展示课文内容的同时,适时适量的穿插相应的文化习俗。通过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接受语言知识训练的同时也能慢慢了解一此英语国家的人们在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的异同,培养世界意识。
4、挖掘节日、纪念日等特殊日子的文化教育价值
课堂是一个模拟的舞台,学生要把所学的知识在课堂中表演出来,将来才能带着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走向社会,投人到真正的跨文化交际中去。教师要懂得把文化带进课堂,尽可能多的介绍西方文化。在组织课堂活动时,可以设置一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让学生在这个模拟的舞台上尽情的展示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这样的教学活动,可以帮助学生逐步提高结合社会文化背景来参与人际交往的能力。
我们教师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形式的充分利用这此材料,深挖其人情习俗并进行适当的拓展,增加学生对东西方人情习俗的理解。
二、初中英语课堂中英汉文化融合意识培养的策略
1,备课设计巧妙,做到“四维”融合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一项重要依据,而教学目标是我们教师在备课阶段设定的。在备课阶段,我们绝大多数英语老师在进行课时教学设计(备课)的时候,往往只从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方法这三个维度去进行设计,却往往忽略了文化教学目标。因此,在备课时候,我们应该将与所学材料相关的语言文化背景知识与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一项重要教学目标,并巧妙地融人我们备课的教案之中。要充分体现英汉语言文化之问的明显差异,力争集悬念、新意于一体,做到“四维”融合。
2、创设文化氛围,做好又寸比分析
良好的英语文化氛围可以促进学生英汉文化融合意识的培养。我们可以结合各单元的语言功能项目,在课堂内通过放录像、显示具有文化标志的图片或实物,创设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
进行英汉文化的对比分析是培养学生英汉文化融合意识的主要方法。通过对汉英两种不同文化中交际规则及言语行为习惯的语用对比分析,有意识地展示两种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可提高学生语言表达的得体性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结合Go for it七年级上册Unit 1 "Good morning”的“介绍、问候”等语言功能项目,我告诉学生如何跟英语国家人士互致问候,向学生介绍英美等西方国家人士见面的礼节:多数讲英语的人初次见面时要说I'm glad to meet you.以识你很高兴。)分手时,他们会说It's nice meeting you.或Nice tomeet you.(能认识你很高兴。)
3,重视第二课堂,用好互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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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分属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不同的文化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背景教师的思维方式，而且也形成了不同的教育价值观。由于受文化的影响，英汉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教师在教学行为方面有着不同的倾向。为了说明文化差异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影响，文章着重分析造成美国教师与中国教师教学行为差异的文化价值因素。
一、教学行为中“问”与“答”的差异
课堂教学中，美国教师多鼓励学生向教师发问，美国教师每节课都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留给学生自由提问，学生往往踊跃向教师发问，教师几乎是有问必答，学生处于主动状态。与此相反，中国教师习惯于向学生提问，以提问来组织教学。学生回答问题是来自教师的要求，学生处于被动状态。
这两种不同的教学行为倾向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美国文化中，人们的价值观念是重平等，崇尚自由和民主。这种价值观念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这句话的体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师生关系是平等、自由的关系，教师是学生的朋友，学生可以直呼教师的名字（这在中国文化中是绝不允许的）。在教育方面，西方文化崇尚“求真”精神的培养。美国文化的价值取向，认知价值超过了道德伦理价值。
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是重传统、重权威。人们最高的价值理想是古代圣人的人格，在行为方面，道德伦理压倒一切。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的传统强调“师道尊严”，教师“闻道在先，术业专攻”，教师就是知识道德的化身，具有绝对权威。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仍然在潜意识中影响着当代的中国教师，中国教师虽然也接触到西方文化，但是在行为上更多的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教学方式上往往是习惯于“一言堂”或“注入式”，教师提问学生，而不习惯于学生的反问，师生之间缺乏双向交流。
二、教学行为中“动”与“静”的差异
美国教师注重运用启发的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在课堂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自由讨论是美国教师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学生可更换座位，自由地参与自己喜欢的小组，可以七嘴八舌地讨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而中国教师习惯于要求学生安静地听课，中国教师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换座位和讲小话被视为不懂规矩，在大多数中国教师眼里，顺从、老实、听话是好学生的标准。
一“动”一“静”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差异对教师学生观的影响。英语文明源于古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三面临海，海岸线长，岛屿多。航海贸易是古希腊人的主要生存方式，形成的是海洋文化。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奥德赛》正是这种海洋文化的充分展现。它是一部描写航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英雄史诗，描述了古希腊人心目中的英雄奥德赛在海上漂流十年，面对大海瞬息万变、令人惊心动魄的自然现象，历尽艰难，征服大海，才回到家乡的故事。这种人与自然斗争，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求变、求动的精神在人们心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英语民族重视外向的行为和行动，喜好动、冒险和竞争。“动”和“做事”是英语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念，正是这种“动”的价值取向影响了教师的学生观。因此，美国教师通常更喜欢好“动”的学生和活跃的课堂。
中国文化是属于“静”的文明。任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首先，从中国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我们可以找到形成中国文化的部分原因。中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东部，东北部是大兴安岭，西北部是沙漠戈壁，西南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内陆地理环境中，中国文化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其次，农业生活方式对中国文化崇尚稳定的特点也有重大的影响。中国领土辽阔有良好的气候和适宜的土壤，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中华民族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农业生产，无需向外扩张就可以在土地上获得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人们接受了“稳定”的观念，习惯于它，一旦稳定受到影响，人们就感觉到无所适从。中国传统文化“静”的价值取向也影响了教师的学生观，中国教师更习惯于听话的学生和安静有序的课堂。
三、教学行为中“好”与“坏”的差异
美国教师与中国教师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对学生个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那些曾经在中国和美国接受过不同教育的人来说，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在教学行为方面的差异给他的感受是最为深刻的，两种不同的教学行为对他们的成长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张五常是全球华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然而，他在中国上小学和中学时，都不被认为是一个好学生，甚至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到美国却成了最受欢迎的学生，最终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同样一个张五常，在中国被认为是差生，而到美国却成了优秀生，正是美国教师的教学行为改变了他的人生。教师的教学行为的差异反映出两种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1）中国教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学生面前总是要建立知识权威的形象，因此，当张五常提出“不该问的问题”时，中国教师就认为他是有意捣乱。在中国，老师可以任意提问学生，而绝不允许学生在课堂上提问老师，这是一种教师专制行为，这种专制行为是受中国“师道尊严”保守观念影响的结果。而美国教师对张五常提问的赞扬行为则体现出了平等、民主的文化价值观。（2）中美教师对张五常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出两种教育质量观的差异。中国文化的教育质量观是重结果、看成绩；美国文化的教育质量观是重视过程，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我们确定所谓的“差生”“后进生”，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作业和考试成绩。用作业和考试成绩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人的才能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有的擅长抽象思维，有的擅长动手操作……正好满足了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在我们的教学中，有多少学生因考试成绩不佳而被认为是“差生”？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学生不是对这种不公正表示不满反抗，就是对自己的一生丧失了自信。这是衡量标准的错，不是学生的错，衡量标准是由文化价值观决定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通过比较，我们更容易看出我们的教学存在的问题。
教育需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对中国教师而言，应该更多、更直接地接触西方文化。中国教师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去深入地研究、比较英汉两种文化并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有效成分，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对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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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特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给异国语言学习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极可能在国际交往中引起误解。在我国，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学习英语来了解异国文化，这使得英语教学在学习异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在过去传统的教与学过程中，英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似乎认为只要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掌握了语音，词汇和语法规贝}1就能理解英语和用英语进行交流。而实际上由干对英美文化中一些非语言形式的文化背景、社会准则了解不够，进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较差，重视语言形式的学习而忽视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结果，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常常出现障碍，甚至产生误会。所以，如何在英语教学中通过加强文化教育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变的异常重要。
1、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流”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由干交流的双方来自干不同的文化环境，分别受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各自形成不同的语言习惯，因而人们在交流中总喜欢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使他们得出不准确的推论，从而产生冲突和障碍。
长期以来，我们的英语教学侧重于语言教学，一味地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知识，强调语言的正确性，致使学生不顾场合、时间、交流对象及其他因素的差异，一开口常常是“汉语思维，英语形式”。这容易引起文化冲突，造成双方感情上的不愉快。因此，我们应该抓住不同语言交流产生误解和冲突的焦点，突破文体障碍，把跨文化交流作为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正确得体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中、英文化的差异范围较广，大至社会阶层、家庭结构、职业活动，小至约会、打电话、饮食起居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人们在交流中就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而导致交流失败。为此，我们在英语教学中，不应只重视语言教学而忽视语用教学，而应向学生不断渗透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指导他们把握主要的语用差异。
1．1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
文化意识渗透的内容可以说纷繁复杂，包罗万象。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即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包括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民族、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科技等。交流文化则包括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日常行为准则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在进行语言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教材中所涉及的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内容，采用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强化和渗透。此外对干非语言形式的文化如手势语、体态语、声音声调控制，服饰、环境因素、时间语言等，教师也可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恰如其分的渗透，以引起学生的注意。
以前，我们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很少强调文化教育，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成为英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许多高等院校的英语专业，都开设厂跨文化交流的必修课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就给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英语教学中教师应使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浑然一体。要使外语教学从只注重培养语言素质和文学欣赏能力向培养文化素养过渡，使文化规则成为交流能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材采用原汁原味的语言素材、语言规范，实用，内容丰富，涉及语言、文化、教育、生物等多方面，其中有很多体现了英美民族文化特点的文章。这样的选材有利于教师结合文化背景、文化蕴iii，通过对比，培养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特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很重要的是要了解中西方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方面的根本差异。”
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差异的传授，会加深学习者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在交流中不至干造成语用失误。每一种语言都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地传授语言知识，应该尽力引导学生去认识文化差异，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学生在理解语言时只注重表层结构，往往忽略语言所反映的深层语义。有时只靠表层结构分析并不能完全正确领会说、写者的真实意图，这时，就需要指导学生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英语语言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推论，以正确理解其所要表达的言外之意。
1.2文化教学的重要性
“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流。人类的交流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要真正掌握一种语言就必须了解这种语言的特定社会背景，要成功地教授一门外语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学的最主要任务是培养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曾提出过交流能力的四个要素:语法性、可行性、得体性和现实性。其中得体性和现实性直接和文化有关。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说话的对象、话题、场合、身份等不同的情况下，要使用不同的得体语言，这就涉及到文化背景的问题。现实性主要指要使用真实、地道的英语，这也是只靠语言知识不能解决的问题。文化教学是培养学生交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差异往往会给语言学习及国际交往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作为语言学习者，了解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极有必要。
1.3文化教育是语言交流的关键
美国社会学家G.R.Tucker和W,ELambet对于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相信，任何这类企图都会使学生失去兴趣，使他们不仅不想学习语言符号本身，而且也不想了解使用这一符号系统的民族。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就可以利用他们发自内心的想了解其他民族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提供了学习该民族语言的基础。在英语教学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应在传授语言的同时同步传授文化识。这样做的好处是:文化知识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了解，语言则因赋予了文化内涵而更易于理解和掌握。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同步可以在传授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时进行。在英语教学中，可以将日常生活交往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总结归纳，这对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指出:“只注意形式，而不注意语言的内涵是学不好外语的”。这里的内涵就是指这种语言的文化成分比如英文谚语中有“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一习语，汉语是用最简洁的四个单词“殊途同归”来表达的，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标”，但英语中这个习语的意思来源于西方人对他们文化根基一古罗马圣地的崇拜。所以要是不了解英语的文化历史，难以真正弄明白这个习语的确切含义。
2、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文化交流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其本身便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通过语言的教学，向学生传递着异文化圈中的异文化模式，使学生得以全面了解异域文化，并按照我们民族文化的价值观积极地对之扬弃，从而实现我们民族主流文化的创新，这便是教育的文化传递功能，也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内涵。
其一，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就是通过客观的、非判断性的对比，正确理解本族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在摆脱民族中心论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另一种文化。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对于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新奇而富有异国情调;第二，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人们通常认为难以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与第二个层次类似，区别只在于通过道理上的分析认为可以接受;第四，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文化。因此，文化导人应通过对比来认识与本族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逐步建立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这些文化现象不再显得新奇和富有异国情调。
其二，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是实现英语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学生对外语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把外语学习当成乐事，是外语教学的最佳境界，也是学生学习进步最快的时候。在以往的教学中，文化知识的缺乏常常成为学生理解语言知识的障碍。而在教学中导人相关文化知识，则会大大促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而使其对英语学习产生兴趣。这与第一步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导人与英语教学一样，不是教师单方面的介绍，而应要求学生共同参与。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一文化目标，如角色表演、情景对话、电影及文学作品赏析、专题讲座等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三，正确理解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明确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对英美文化理解得多么宽广，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我们可以努力使其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求学生既要掌握文化的共性，同时也要更好地理解自身。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也有利于他们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
3、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跨文化交流是双向交流过程，交流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文化特征，并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习惯，是跨文化交流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中国“人世”以后，随着国际交往的更加频繁，人们将面临如何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合作的问题。教师应培养学生利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更深刻地揭示西方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加深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分辨、分析能力，从而也加深对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了解。训练他们使用英语中介语，宣传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使他们不仅能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也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使他们不仅了解本国的文化，还乐于接触、学习其它文化，这不仅是学习表面的细节，在日常生活、商业交往、国际事务中能真正尊重西方人的文化，也向他们传递中国的文化，在互相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往来，才能跨越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
教师要在教学中遵循以下几个原由: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适合性原则等。
(1)实用性原则:指文化导人要注重与日常交流的主要方面紧密联系，对于那些干扰交流的文化因素，应该详细讲解，反复操练，做到学以致用;
(2)阶段性原则:要求导人的文化内容应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注意由浅人深，由现象到本质，逐步扩展其范围;
(3)适合性原则:要求所导人的文化内容应该与教材的内容有关，或者是教材的拓宽。文化导人教学应充分利用教材中的语言材料，尽可能地与语言教学同行。
实践证明，教师在教学中遵循了以上几个原则，通过对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文化历史背景的循序渐进的介绍，加深了学生对教材中涉及到的文章文化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
3.1文化教学的内容
我国语言学家张占一曾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按功能划分为两种:知识文化和交流文化。知识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教、法律、艺术等文化知识;交流文化是指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时，那些影响信息准确传达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包括问候、致谢、称呼等习语和委婉语、禁忌语等。教师要做到既不放弃知识文化的积累又要加强交流文化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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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教育研究和教学现状分析
跨文化教育研究面临的挑战。跨文化交际学源于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迅速发展。中国的跨文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由外语教育界的学者引入以来，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由传播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全面参与的新阶段。由于起步较晚，我国跨文化研究和教学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其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近十余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逐步重视，但从论文的题目和内容来看，一般性讨论较多，主要涉及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比较多，而对于概念和理论的探讨较少。其二，跨文化交际信心有待建立。各院校的语言文学学科都在就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进行思考和探索，主张知识传授和素质培养并重，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加强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但从调查来看，学生的交际参与度较强，而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方面表现较弱，因而影响到交际信心的建立。
跨文化教育现状分析。首先，从跨文化教学内容和方式看，跨文化教育理念比较滞后。一方面，大多数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基本上由各个院校根据自身特点和任课老师自行决定，尽管外语教学本身就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跨文化教育的过程，但是具体的“跨文化能力”包含什么，也就是说“跨文化能力”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等一些跨文化教育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传统教学中所运用的东西方文化价值比较法，文化背景知识等介绍仅把异质文化作为一个需要认知的对象，通常是一种停留在知识层面的教育；在交往中把被理解者（对话伙伴）作为完全客观化的认知对象，忽视其作为一个拥有其自身源泉的另一活生生主体的认知过程，结果难以做到“对话”的交流而影响交际的愉悦感。其次，文化有其独特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所以不可相互取代，也不可能完全相互兼容。在交流中如何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共识，在跨文化教育中应如何体现这部分的需求值得进一步研究。最后，我国外语界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往往是“单车道”，即只考虑了中国学生对异文化的了解和接受，这一点成为研究和教学中的重点，但没有注意到本文化的向外传输，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不够，容易造成文化输入与输出的不平衡和不对等。
文化概念和历史文化人类学相关理论
文化概念及其特点。在文化研究领域，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概念进行了研究。例如，Barnouw从文化的传承角度定义“文化”概念为“内涵相对稳定的一种模式，通过代代相传而习得”；Hofstede从文化的特质定义文化为“一组或一类人区别于另一组或另一类人的集体思维编程”；他们认为：因为价值观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即被确立，个体价值观同所蕴含的文化内容一起对个人的行为习惯产生长久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化是一种能够“产生非制度化约束力的社会传承信息。因此，Kroeber认为文化是“价值模式，思想和其他意义的符号系统等因素，它们共同塑造人类行为。”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文化是一种非制度化的约束力，除了其相对的稳定性，独特性外，它还有在传承中习得的特点。文化有先天固有的传承特点，但又不因其固有而一成不变，这些特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探讨跨文化能力培养的主题。
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必备能力。许多学者都曾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一术语做过定义，虽然没有一个定义被普遍接受，但是学者们所总结的定义中概括了跨文化能力指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效、恰当”地交往能力。在中学和大学的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法语言教学的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外语沟通能力，特别是关于沟通技巧方面的传授，目的是更有效地交流和交换信息。但日趋“多元”的国际化环境培育了对异质文化更深的同情和兴趣，这种沟通内涵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的沟通，还包括与他人世界观和带有浓厚文化色彩活动的交流。
历史文化人类学相关教育理论介绍。虽然教育理论受到不同教育背景的影响，但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不失为帮助我们进行探索的有效途径。其中，在涉猎到的跨文化教育研究的诸多领域中，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德国当代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教授关于历史文化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论方面的研究值得深思，特别是关于模仿理论和实践知识理论的探讨和应用，他认为人类的模仿能力充当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传统的模仿与图像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模仿过程，外界的图像得以内化，从而生成了实践性知识。借鉴武尔夫的模仿理论以及实践性知识的理论，我们在跨文化教育中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下边介绍我们借鉴相关理论在跨文化教育中的探索和实践。
历史文化人类学在跨文化教育中的实践
模仿理论及其在跨文化教学中的意义。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模仿能力与身体成长过程紧密相连。武尔夫对模仿过程在教育和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模仿过程可以使个人对视觉内容进行加工处理，并将其内化到自身的内部映像和想象之中。不仅如此，他认为模仿是个体走出自我，与世界结为一体，从而将外部世界转为内部世界，并且在使个体与外界相关联的过程中，形成人类理解的必要前提。
模仿对于个体和跨文化教育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跨文化能力培养在教学内容和方式方面产生问题，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重视如何调动知识的转化。外语学习者碰到的交流困难，除了由于不熟悉异国的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背景外，重要的是缺乏对异质文化的切身感受，缺乏习得的模仿体验过程。毫无疑问，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具有语言能力并不意味着具有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如果模仿过程缺失，又没有更好的体验过程可以取代，所学的便会停留在知识层面而不能完成内化。历史文化人类学的模仿理论阐述了通过模仿过程可以帮助完成外部世界和内部知识的衔接和转化。在模仿的过程中，内心的感悟会被调动出来，从而经历和不同文化及不同背景“角色”之间“对话”，不仅如此，在遵从知识的认知过程中，在模仿中完成创造模仿，使教育更趋向于人的完善的目标进行。因此，武尔夫提到的模仿不同于简单的表现、复制、模拟和再现，不是一对一的仿制，而是一种基于模仿者或者学习者自身特点，对于被模仿者或者模仿事物的再创造，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
在跨文化能力培养过程中，如何应用模仿的理论选择教学内容和方式，促进外部图像和内部映像产生联系，最后生成新知识是在跨文化能力培养中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孩子在幼儿园学习时，会经常通过模仿活动去感知客观世界，建立自己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例如：幼儿园小朋友在模仿鸭子爸爸和妈妈带着小鸭子游泳的活动过程中，领会家庭成员的关系和角色定位，感受不同角色的心理过程和语言特色，从而创造性地发挥角色内涵。
同样，学习者通过感受和体会，创造性的模仿，从而达到完善自我的程度。在借助于模仿的理念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可以通过一些场景、片段的模仿，角色扮演，仪式举行等手段来增加对异质文化的深入了解。比如一些文化价值观可以从异文化中找到线索，也可从本民族文化中找到依据，但又不尽相同。重新用审慎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本民族文化和异文化，会感悟到许多，对于完善自我认识十分有益。
所以，模仿过程是人类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获取经验和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跨文化学习中需要模仿，模仿是连接内部与外部世界的桥梁，是身心成长的基础，其本质是人类整体或者个体的自我超越，也是学生创造力发展的前提。
借鉴实践性知识理论进行教学。武尔夫发现通过模仿过程，外界的图像得以内化，外部世界转化为内部世界，从而生成了实践性知识。那么，外部世界的经验是如何通过模仿来习得，并生成实践性知识的呢？我们知道个体将强加于其自身的外部世界进行转换，并且将其整合，使它可以和他的内部世界同时存在，反之亦然。在跨文化教学中我们往往忽略知识的整合与转化过程，这使得对“内部世界的自我”缺乏沟通和展示机会，失去了生成实践性知识的可能。把非常感性的文化交流，变成了支离破碎的“知识”传授，更谈不上对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
可是，为什么学生通过模仿学习，并不能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教学活动将模仿学习降低为仿学习，试图采取复制的方式将文化信息传递给学生，这自然而然就降低、甚至扼杀了学生的创造力，实践性知识也难以形成。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实践性知识，也就失去了创造的过程和作用。好像一只鸟，失去了翅膀，便不会有空中飞行的身影。另一方面，仿学习的过程违背了知识认知、转化和再生的过程，跨文化认知过程中的外部世界的经验没有通过内部知识完成内化，实践性知识便无法形成，因此跨文化意识难以建立并付诸行动。所以生成实践性知识的前提是外部世界以映像形式通过模仿的途径内化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这点在跨文化教学中不可忽视，也是形成实践性知识的基础。
跨文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意识，形成文化觉醒。当“内部世界自我”缺乏与外部沟通和展示时，知识就停留在图像的阶段，有“感”无“悟”，失去了内化，也就不能最终形成实践性知识。正如文化有其传承特点，武尔夫指出模仿过程在文化和社会的维系和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在传承中被“习得”的特点需要一个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转化过程，在教学活动中，利用原来的知识与经验，运用观察、分析、归纳、推理等思维活动还不足以将知识充分转化为实践性知识，因为缺少将异质文化输入知识与本土文化知识的过程，没有经过与自身经验进行活动的融合过程。长期缺乏生成实践性知识的过程，就会对文化的差异不敏感，也会直接影响跨文化能力培养，使得跨文化接触的机会和交往的深度受到限制，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愉悦感和信心的建立。例如，为了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在涉及到“守时”概念时，请同学扮演东西方不同的角色进行对话，处理迟到，早到或者因故缺席情况。在“角色”扮演中，学生不仅对东西方“时间”概念有了不同的感受，同时对东西方对“时间”概念的精确度把握方面有了新的认识，举一反三，对于处理不同文化背景的活动有了新的感知。
进行“双向”跨文化能力培养。针对我国目前跨文化教学中的“单车道”教学现象，以模仿理论和实践知识理论为依据，提出“双向”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这里的“双向”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对受教育者而言，只注意了向其传授知识，忽略实现调动其原有知识进行由内向外，有外向内的“双向”转化。另一方面，只注意西方文化的传入，忽略本文化的传输。表现为把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化作为研究和教学中的重点，却忽视本文化的传输的教学方法，容易造成文化输“入”与输“出”的不对等，有悖于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规律。造成这种现象与我国打开国门接受外来文化的传承习惯有关，但是随着国际化合作的深入与发展，不仅须知彼，还需要知己，需要建立文化方面的自信。
“双向”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是建立在模仿理论和实践性知识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内化需要与原有的感悟进行对接，需要已有的经验作为基础。创造不可能无中生有，在模仿他人的过程中才可能创生新的思想和事物。跨文化教育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充分调动本文化的素材，便会难以生成知识内化，产生实践性知识。
“双向”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双向”跨文化能力培养模式需要建立在“对话”基础上。通常人们更习惯于把外来文化变形或者妥协为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种“集体思维编程”模式，否则很难被输入我们的大脑而被理解。而在现实中更渴望对话而不是比较，更希望知道他人是谁，而不是我能接受或理解的他人是谁。
其二，要寻找到沟通的“媒介”。在个体将强加于其自身的外部世界进行转换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形式相似的等价物，是一个向深处挖掘的过程”。潘尼卡提出“挖到出现一种同质的泥土或者相似的问题……，就是相信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具有一种深层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使得文化得以多元化的并存。”武尔夫描述道：“在与其它文化相互接触中，人们可以对不同文化产生更好的理解；它已不再像一个孤立的岛屿上的居民与另一孤立岛屿上的居民之间的接触，不同文化似乎已融入我们文化世界中……”
如何建设性的构建“媒介”呢？经过实践，我们试图在知识结构方面进行了构建。首先，借鉴西方跨文化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培养学生分析本文化和异文化之间差异的原因，了解东西方社会构成的特点，从而使学生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如通过学习Hofstede关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差异的四个维度理论，分析东西方社会价值观以及在不同国家价值观的表现特点和强弱程度；通过学习西方社会结构理论，分析社会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其次，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了解社会结构的差异和各自优势。例如，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诸子百家中影响深远的儒家、道家等思想，反向思考文章化和异文化差异的现象和产生原因，准确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探讨产生分歧的缘由。
最后，从语言学习和人文实践入手，引导学生体会不同文化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增强大学生对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了解。可以通过暑期实践、和在校留学生的交流，大学生服务中心等活动，了解在中国学习的外籍学生和工作人员所发生的亲身经历，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在跨文化工作氛围中采取妥当行为，促进其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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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的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需要研究语言、地域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价值的差异，决不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机械翻译活动。实践已经证明，成功的商标的翻译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失败的翻译，不仅会给公司或国家带来惨重的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公司或国家的形象。本文主要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讨论商标的翻译，探讨文化内涵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1. 文化内涵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商标是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在进行商标的翻译时应充分考虑影响商标翻译的各种因素，考虑英汉两个民族语言、文化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并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文化差异，力求音意俱佳，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激发其购买欲望。
1.1 文化内涵对以人物命名的商标的影响
中国的芳芳牌口红，出口到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英语国家，销路不畅。其根本原因在于“芳芳”商标音译成汉语拼音“Fang-fang”，英文读者一看便生起一种恐怖之感，因为“fang”恰好是一个英文单词，其意义是（1）along, sharp tooth of dogs or wolves(狗或狼的长牙)；（2）a snake’stooth with which it injects poison(蛇的毒牙)。西方消费者看到“fang-fang”商标时，想到的并不是涂了口红的少女，而是张牙舞爪、毒汁四溅的疯狗、恶狼或毒蛇；然而芳芳商标对中国人而言却能产生更美的联想，不仅仿佛看到一位名叫芳芳且花容月貌的少女，而且好像闻到了她周身袭来的香气。有此可见中西方民族文化差异对商标翻译的影响。
1.2 文化内涵对以动物命名的商标翻译的影响
首先以孔雀为例，在中国和西方，它们拥有不同的喻意。在中国孔雀象征着美丽和耀眼的颜色，人们看到孔雀牌彩电，就会联想到有着最好色彩的高质量的电视机。然而，在西方国家，peacock(孔雀)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鸟，会给人们带来不幸。因此以peacock(孔雀)为商标的商品也不会热卖。
在汉语中，蝴蝶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免费论文。中国有很多蝴蝶牌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然而英语中butterfly意味着轻薄，轻浮。所以若以butterfly作为商标，西方消费者会认为这种商品不耐用。西方消费者不喜欢将鸟类或者昆虫的名字用作商标名称，因为会使人联想到劣质商品。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文化差异，中国有不少的熊猫牌产品，如电视和香烟，许多企业都爱用panda作为自己产品的出口商标翻译。这些产品在日本韩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都很受欢迎，但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便卖不出去，因为穆斯林国家传统上禁吃猪肉，而熊猫长的像肥猪，显然，熊猫牌得产品会受到排斥而没有销路。因此商标翻译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忽视宗教信仰、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以防用语失效。用语失效是指不合时宜的翻译或不符合习惯等导致交流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
1.3 文化内涵对以植物命名的商标翻译的影响
在中国，倍受青睐，有高洁坚贞之美誉。有许多商品用“”作品牌，如广东中山“”牌电热驱蚊片，商标翻译为“ChrysanthemumFlower”,出口到法国日本西班牙比利时无人问津，因为这些国家都把作为丧葬花卉，一般只在举行葬礼时才使用。但该产品深受芬兰瑞典意大利德国墨西哥人民的喜爱，因为芬兰的国花为绣球菊，瑞典的国花为白菊，意大利的国花为矢车菊、墨西哥的国花为大丽菊。
1.4 文化内涵对以数字命名的商标翻译的影响
在汉语中，“4”和“死”读音想同，因而人们忌讳使用，“14”、“24”也避免使用。“13”和“星期五”在英语国家被禁忌，因为耶稣在那天被送上绞刑架，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楼层不设13层，公共汽车不设13路。中国上海生产的“三枪”牌内衣文化差异，英译名为“Three Guns”，这一产品若销往日本、哥伦比亚和北非地区，定会倍受欢迎，因为数字“3”在这些地区具有积极意义。但若销往乍得、贝宁等地，应改换译名，因为在乍得奇数被视为具有消积意义，在贝宁“3”具有巫术之意。而出口英国的商品则不宜用“666”因为它在圣经中象征恶魔。 中国许多企业竞相以“8”字为产品命名，人们取“8”与“发”谐音，并赋予“八”周全，积极之意；在日语中“八”也有运气越好、事业越来越旺的含义；而在英语中具有相似意义的数字为“7”，例如美国的“七喜”牌（7-up）饮料。
2. 商标的翻译方法
商标翻译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还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翻译出的商标不仅能给人以美感，内容积极向上，思想健康，还要坚持译文的标准化。好的译文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一般来说，商标主要有以下四种译法。
2.1 直译法
直译即将商标的字面意思直接译出。直译法的优点是保留原名，准确的传达原名得信息和情感。如Apollo（太阳神）口服液——力量无比，Pony(小马)——小巧快捷，Fair Lady(贵妇人)床上用品——高雅名贵、豪华舒适，American Standard(美标)洁具——规格齐全、质量上乘，Crown(皇冠)轿车——皇家风范、豪华气派等。这种商标翻译，顾名思义，容易让消费者引起联想文化差异，情不自禁地对商品产生好感，从而有利于商品的销售。
2.2 音译法
采用音译法的商标名，多由人名、企业名或其他专有名词构成。在英文商标和中文商标的翻译中均有此种翻译方法免费论文。采用音译法不仅可以保留原商标名称的音韵之美，易于上口，便于记忆，而且可以体现商品的异国情调和正宗特色。如NIKE(耐克)，PARKER(派克)，SIEMENS(西门子)，Audi(奥迪)，Sony(索尼)，Sharp(夏普)，（Kentucky）肯德基等。
2.3 意译法
有的商标采用音译法无法体现产品特征或象征意义，采用意译法则可直接体现出寓词优雅、词语华丽的特点。用意译法翻译的商标名，通过精心选字，可以形象表达产品的效用，准确反映商品性能，有利于消费者记忆。如英文商标“Dynasty”的葡萄酒译为“皇朝”，使人一看便知是陈年好酒。中外合资的洗发产品“飘柔”的原词为“Rejoice”，译者并没有采用音译法，而是意译为“飘柔”，给人以轻扬飘逸的感觉。中国商标中的“永久”牌自行车译为“Forever”给人“经久耐用，直到永远”的感受。
2.4谐音取义法
即利用汉字表音又表义的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中的部分或全部发音，同时又能体现商品的特性文化差异，补充在翻译过程中所出现的语义信息损耗，有利于诱发消费者进行有益的联想，便于记忆和加深对商品的印象。简单讲，就是力争形神兼顾。如“Benz”译为“奔驰”，暗示出车速之快，十分形象且动感十足；“Ronstar”译为“农思它”，农民一看便知是农用产品。还如“索”牌塑料绳具译为“Solid”，吻合了原文中“坚固耐用”的含义。
3. 结语
东西方由于地理位置种族渊源、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对商品的认知角度、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消费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因此，商标的翻译既要体现商品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内涵，又要符合销售市场消费群体的文化园传统心理和消费观念。译者必须勇于创新，摆脱追求语言形式对等观念的束缚，译出具有音美、意美和市场效应的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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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用于英语教学的优越性
1、营造完整的语言情境，培养学生语感，提高听说能力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某种天赋，人类天生就有一种语言习得机制，即使不经过学习也可以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刺激中习得。英文电影不同于课堂上的场景模拟，它创造了真实的语言环境，提供了练习听说的绝好机会英文电影中有语言交际的自然环境，加上人物的面部表情、手势和体态，最大限度地体现语言的感染力，使语言形象化，生动化。学生必然容易接受那些恰到好处的语言表达，这种语言涵盖了语言学习中语音、语调、节奏、用词、思维和感情等几大要素。这种和学习、生活、感情和思维结合在一起的英语语言更具有生命力。学生在观看电影时会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习得纯正的语音、语调和丰富地道的语言，而轻松地提高英语口语交际能九达到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2、寓教于乐，激发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会自然记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遗忘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美国语言学家Krashen的“情感过滤假说”(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认为：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自信心等“情感因素”对语言输入起着过滤的作用。若学习者学习动力大，自信心强，焦虑小，对语言输入的过滤作用就小，获得的输入就多：反之，过滤作用就大，获得的输入就少。因此，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调动，学习兴趣得到激发，接受英语的能力就会越强。由于电影题材广泛，情节生动，画面逼真，富有极大的感染力，观看电影时学生们兴趣盎然如《魂断蓝桥》、《泰坦尼克号》和《阿甘正传》等或以波澜壮阔的场景，或以优美迷人的画面，或以至纯至深的情感，或以演员高超的演艺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可以促使学生在感受情节的同时，耳濡目染，对大量的语言信息输入自然、轻松地领悟。每观看一部影片，适当地注意收集、积累生活化的经典语句将这样的语言用在口语交际中让入耳熟通俗易懂口语质量自然提高了。
3、培养语言文化差异敏感性，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美国学者Hanvy把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识别表面的明显的文化特征；第二阶段是识别细微而有意义的，与自己的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接近，但人们的反应有所不同；第四阶段是能够做到从对方立场出发感受其文化。无论对于培养学生哪一阶段的文化敏感性，电影教学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英文电影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西方文化，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西方人的生活点滴以及思维方式等许多实用的英语知识，只有理解西方的文化才会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才能站在该角色的立场来感受其文化，才能更好的了解、掌握一些跨文化交际方面的知识，为以后与外国人充分沟通、无障碍交流打下良好基础。东西方文化差异会很大程度地体现在电影语言中。如《碰撞》、《卢旺达饭店》、《通天塔》和《刮痧》等一系列以文化冲突为主题的影片。置身于真实的英语环境中，学生通过英语电影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发展以及人物关系的变迁可以更好的了解与中式思维不太相同的外国的文化，用心体会东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从而将语言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4、扩大知识面，了解风土人情，提高文化素养
电影是文化的传播者。由于中外各国在风俗、习惯、人情、环境、传统、民众性格等方面存在着客观差异，这种差异也相应地在各国语言上体现出来。有些差异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入和相互影响而已被中国公众所理解和接受，英文电影中故事的叙述、情节的发展及人物的关系都与中式思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仅用语言来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及社会问题，在了解的基础上逐步分析并加以总结，用心体会东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思维差异，通过对西方历史文化的了解，将语言上升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比如《探索》系列电影纪录片。制作精美，原汁原味的英语，加上精良的音像效果，非常引人入胜，学生们不仅能学习英语，还能学到很多历史地理知识，了解风土人情，提高文化素养。
二、利用英语电影进行教学的方法
1 刚合理的选择英文电影
英遇电影的选择将决定学习效果的好坏。选择电影要以教学目标，学生语言水平为准绳，看语言文化信息含量，看语言含量是否大，情节内容是否健康，是否贴近生活，看语音语调是否清晰地道。对于初级水平的学生，选择电影的时候主要以题材轻松、内容简单为原则，如《公主日记》、《音乐之声》、《怪物史瑞克》和《狮子王》等；中级水平的学生除学习语言本身外，更要提高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因此选择一些如《阿甘正传》、《勇敢的心》等历史题材的影片来学习：对自己的水平比较有信心的学生可以选择《纳米亚传奇》等影片，学习一些比较地道的口语表达。选择影片是还应遵守精泛结合原则。
2、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指导组织课堂教学
建构主义的教育心理学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认为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同时认为教师的作用应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在英文电影欣赏教学实践中，教师应当遵循建构主义的教学思想，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情感及个性需求，以学生为主体组织课堂活动。
3、加强观片之前的文化历史背景知识的导入
教师应简要介绍影片的历史文化背景、主要内容和人物关系，激活学生脑中的图式知识，帮助其更好的接受新知识。也可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鼓励学生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一个角色。并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不仅使学生进入观看电影的最佳状态，注意力更为集中，而且能更好地理解怎样在实际语境中恰当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从而减少交流中的“语用失误”。
4、观片之后的语言知识的强化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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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的交际工具，需掌握语言和文化知识2个方面。这里的文化知识主要是指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由于各民族的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因而产生和发展了根深蒂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如果我们对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不甚了解，那么我们在与使用英语国家的人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尴尬局面，甚至会造成误会，产生矛盾。
以“dog”为例，在语义上与英语中的“狗”没有区别，但2种文化中“狗”的意义就相差甚远。“狗”一词在中国有一部分是贬义的，比如“走狗”、“哈巴狗”、“落水狗”等等。但是英语国家的人对狗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忠实可靠，所以“dog”在英语中往往含有褒义。如：Loveme，lovemydos(爱屋及乌)，aluckydos(幸运儿)。再如“蓝色”一词在汉语中象征着美好，如“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等等，而在英语中蓝色常表示“不快”，如：inabluemood，havingtheblues(情绪低沉、忧郁、沮丧、烦闷)，inablueday(倒霉的星期五)另外，“blue”又可用来表示社会地位高、有权势或出身高贵，如：Heisarealblueblood(他是真正的贵族)。
2跨文化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目前，学校还没有开设国外文化背景方面的专门课程。那么怎样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进行跨文化教学呢?下面介绍几种跨文化教学方法。
2．1充分利用新教材，挖掘文化背景知识
英语新教材图文并茂，内涵丰富，涉及多方面的中西方文化背景知识，另外有些插图和注释也提供了这类资料。我们根据美国著名语言学家Krashen提出的“语言输入的理解性”原
则，采用建构主义提倡的“搭脚手架”方式，从背景知识、英语语言尤其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人手，留心观察、挖掘并加以补充。我们在讲课文内容时应有意识地对一些有文化背景意义的词汇除讲清其基本含义外，着重介绍它们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如“breakfast”的词义是“早餐”，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对西方人来说其内涵是牛奶、咖啡、面包，而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稀饭、馒头、油条之类。此外，“breakfast”本身是由“break”和“fast”构成的。“break”在英语中是“打破”的意思。
“fast”是“禁食”的意思。所以西方人把“打破禁食”的第一餐称为“早餐”，这就是文化背景知识。通过这些介绍，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语言知识，而且能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2．2向学生介绍有关英语背景知识的课外阅读，指导他们课外阅读
这样的书籍很多，但要有选择地去读，找一些符合大中专学生水平，与大中专英语联系比较密切的书籍，如（英美概况)中文版等。
2．3通过英汉两种文化的比较加强文化教学
英语学习者常用汉语的表达方式来安排英语的句子结构。这种学习方法一旦形成习惯将会成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英语的障碍。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适当地采用对比教学法，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的习惯。
2．4采用土体教学。创设英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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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教育目的来看,西方教育思想强调促进人个性的发展,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因此,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西方教育家探讨得更多的是帮助发展人的个体性,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最终达到帮学生实现其自我个性及能力完善的目的。例如,法国教育家余伯尔认为,人需要经过若干阶段的教育与自身的发展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在教育活动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情感的交流来促进人的个性化。英国教育家尼布列特则认为,过于重视知识的输入和智育发展的教育都是不正常的;学校不能成为生产固定人格的工厂,培养无性格差异的人。同时,马斯洛也指出,教育的本质在于发展人的潜力,尤其是发展那种可以使之成为真正的人的潜力;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时,教育应着重于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的社会化过程与个性化的过程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个人经历和社会经验都是不同的,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西方经典人本主义教育重视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
其次,从教学指导思想上来看,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特别强调教育要发展学生的“自我”意识,促使“自我”的形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所指的“自我”是指单独的个体在与他人、与社会相处调适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模式等各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与其他个体、群体及社区环境等的联系;而“自我意识”则是指个体对自己的理解,即对自身的性格特征、社会地位等的定格。人本主义教育认为,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使学生发展自己独立的个性,而并非彼此相似的群体一员。
不难看出,西方人本主义强调的是教育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学校也应以学习者为中心,积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各种需要,引导他们发挥潜能,从而培养出身心健康、人格完善的独立个体。人本主义教育认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过程是学校教育在促进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教育目的指导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种体系下,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体,整个学习过程都由其本人真正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倡导非指导性教学,学生亲自体验、感受,以直接经验促其发现真正的自我,完善其能力及个性的发展。
截然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核心在于遏制个体自身发展,促进社会群体化,以期达到社会的大同。从培养目标来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完全从属于政权的统治需要。纵贯历史,以主导中国千年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将培养“圣王”、“君子”、“贤者”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同时,在此目标的实现过程中,采用的不是依靠教育、道德来影响王权,而是以暴力途径获得政治权力,以该政权的特权来统领教育,从而控制大众的思想。在整个封建王权历史中,各统治阶级均以教育为手段,以“道统”为手段来控制全民的思想。例如,传统文化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就是把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夸大化,延伸成为一种政治观念。于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已不是为了自善,齐家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尊尊亲亲,而是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可悲的是,这种违反人性与自然的传统教育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了极端的群体文化心理。对教育而言,则导致了教育目标上的偏离,使得传统教育极端轻视个体的存在价值,甚至于忽视个人存在的意义。个人的自我意识、合理的欲望、发展的需求都被视为不道德的利己主义。因此而形成的中庸之道的民族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定势,使得我国优秀拔尖人才的培养踯躅不前。这种极端的强调共性、强调群体性一致性的教育模式,不但使我国的教育陷入片面消极的泥沼,而且难以担当起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模式的精英人才的重任。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难以养成独立自主的个性来迎接现实社会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忽视,甚至压抑个人合理的需要及欲望,而且以“灭人欲”作为传统道德教育的根本准绳,培养出的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庸才而已。这种忽视个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自我能力的实现的教育体系,着眼于群体共性的塑造及社会需求的极端一致内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个人自身的个性发展及创造性的形成。因此,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则构成自成一体、孤独自闭的教育教学体制。这种教育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体制,不但限制了地方教学的多样性,而且导致了整个教育系统僵化,教育行政机构的功能难以高效实现,我国盛行千年的封建选仕制度则为该体制下教育产物的典型。封建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直至明清。1300多年来的强制的推行使得我国广大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学习态度及教育观念。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将读书视为改变命运的黄金出路;愈报愈火的公务员考试也不难找到根源。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也都出现偏离。自古便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至上观念导致了部分学校教育教学目标的扭曲,知识至上的观念导致部分学校、家长及教师、学生均致力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社会盛行不切实际的学历主义。
当然,由我国历来的封闭教育体制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教学实施方面的种种弊端,是落后腐朽的,然而传统的人文教育思想也并非一无是处。该思想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还是极为可取的,如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念原则都需要我们在当代教育中传承及发扬。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其不可逆转的封闭性,但同时也承载着几千年来文化的精华。对今天的教育者而言,怎样合理运用及优化传统教育思想这个客观存在才是适合目前教育改革形式的论题。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切实结合实际,塑造适合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型多样性个体。在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我们应更积极地借鉴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个体价值取向的培养中,不但要削弱传统文化悖谬的影响,改变国民的传统劣根性,同时还要在传统文化的理性氛围中,注重个体个性、能力、情感的发展,使其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充分塑造个性,发挥潜力,成为真正的能良好适应现实社会,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
参考文献:
[1]黄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398-408.
[2]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4:44-58.
篇13
一、涉海高校学生的中英海洋文化意识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
(一)涉海高校学生的中英海洋文化意识的现状
大多数涉海高校学生的中英海洋文化知识匮乏、中英海洋文化意识淡薄。中国海面幅员辽阔，可是许多学生都错误地认为我国的国土面积仅为960万平方千米陆地，对我国的300万平方千米的海疆知之甚少。英国是个岛屿国家，四面环海。中英两国人们在与大海相处的过程中，都产生了大量的能反映出当地的海洋文化的习语、谚语、俚语、文学作品等。可是能准确描述一些中英海洋典故的学生屈指可数;学生普遍对中英海洋风俗、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很欠缺。虽然学生普遍能很好地解释汉语中“海水不可斗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鲤鱼跳龙门”、“鱼米之乡”等的涵义。然而，当被问及英语海洋文化的词汇(如atallsea)、习语(如toburnonesboats)、谚语(如Itisasillyfishthatiscaughttwicewiththesamebait．)、文学作品(如《鲁宾逊漂流记》的创作背景以及反映的精神)等知识时就显得很局促，了解甚少。
(二)涉海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
涉海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低下。目前，高校的大学英语课时普遍都被大大削减，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大班教学，主要上精读和听力课，没有开设写作课和口语课，学生的写作和口语练习只是零星穿插在精读或者听力课中进行。而且，由于目前高考、大学英语四级、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都还没有普遍实行口语考试，大部分学生的学习重心还放在英语应试上面。因此，尽管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力度加大，但是由于大班型+课时有限+教学任务繁重、缺乏大量的练习和缺乏英语语言环境、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延续性的培训，学生很难在口语方面得到专门的训练和提高。尽管学了十来年的英语，学生们对英语和母语之间的文化差异、英语民族的风俗习惯、英语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等仍知之甚少。问题主要体现在与外国朋友的交际中，要不因有心理障碍而羞于开口说话，要不就是在对话中出现许多偏差、误解、甚至笑话。
二、增强涉海高校学生的中英海洋文化意识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对策
要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就必须高度重视海洋文化的研究，大力弘扬先进的海洋文化。何为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就是与海洋相关的文化，是源于海洋而形成的文化，也就是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针对学生中英海洋文化意识存在的问题，涉海高校应提出相应的有效的措施。
(一)增强涉海高校学生的中英海洋文化差异意识
第一，科学地进行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大部分涉海高校的英语课程设置都是前两年安排大学英语公共英语课程，后两年安排专业英语课程。进入大学一年两个学期后，大多数学生都已经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因此，第三和第四学期可以给学生安排海洋英语拓展课或选修课。拓展课或者选修课都要以提高学生口语、跨文化交际能力为重点。第二，加强中英海洋文化对比研究。在笔者的拓展课实践过程中，分别给学生教授了《现代海洋英语阅读教程—海洋经济》和《现代海洋英语阅读教程—海洋文化》两本教材。学习内容为:海洋贸易、海上运输、海洋民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学艺术等。授课方式为:把学生分成若干个项目小组，让他们去承担不同的单元任务，课后去收集资料，着重对比研究中英海洋经济和文化的不同，课上在一定时间内以PPT的形式向全班同学展示成果，作为教师授课的一个补充。比如，在讲授中英航海历史的时候，通过对比学习，学生了解到了一方面，东西方海洋文化有着共同的特征:开放性、拓展性和冒险性。中华航海历史上有“郑和精神”、“鉴真精神”、“妈祖精神”等;西方则有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到达印度、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等。另一方面，东西方文化也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海洋文化体现农业性、倡导以和为贵、缺乏海洋战略意识、保守性、有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相反，西方海洋文化的特点主要为:商业性、侵略性和扩张性、有海洋战略意识、原创性和进取性、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拓展课的考核方式为:平时表现论文撰写+闭卷考试。结果显示，学生对这样的拓展课程展示了较高的学习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海洋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知识。而且，通过对比研究学习，大大提高了学生的中英海洋文化差异的敏感度。第三，开辟海洋文化的第二课堂，营造浓厚的海洋文化气氛。首先，学校的橱窗和班级的黑板里可以定期展览一些名人肖像和故事、介绍海洋文化和海洋民俗、展示近期海洋事故和相关法律法规等，以此来营造一种海洋的气氛。其次，学校应该定期邀请海洋专家到校做一些讲座如海洋文化专题史、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海洋人文精神的传播、东西方海洋文化对比研究、我的航海故事等等，学生一定能受益匪浅。再次，学校应当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海洋类的高校可以结盟，互派学生交流学习;通过慕课、微课分享优秀师资、精品课，实现跨校选课、互认学分。另外，学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国内的海滨城市参观，了解每个城市不同的海洋民俗文化。
(二)提高涉海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第一，结合教材内容，适当渗入中英文化差异意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由于每堂课都有不同的学习内容，英语文化可能体现在单词、短语、句子和篇章段落中。如单词pigsty表示“狗窝”;短语gobananas表达“发疯;发狂”的含义;句子Loveme，lovemydog．是“爱屋及乌”的意思;中国人的写作习惯是在字里行间去表达作者的意思，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辞”，而西方人更喜欢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所以文章主题更突出，篇章结构更加清晰。所以，教师要根据授课内容，适时补充增加文化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的中英文化差异意识。第二，改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质量。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教师应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丰富的教学资源、新颖的教学手段来提高课堂质量。影视是传播文化的一个极好的平台。结合实际教学内容，导入海洋主题电影教学是个值得一试的教学方法。地道通俗的英文电影语言能为学生提供声、图、文并茂、生动而逼真的语言环境，学生能从中想象得到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和交际意图，让学生可以主动地、愉快地参与到有意义的语言交际活动当中来。《海底总动员》、《碧海蓝天》、《海洋》、《海豚湾》、《大白鲨》、《水中生活》、《深海狂鲨》等电影能从不同侧面给学生带来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方面的知识。第三，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环节。在课后练习中，教师应该每一节课都留给学生一部分关于文化方面的作业，要求学生去扩充相关知识。如学完gobananas之后，要求学生课后收集有关水果方面的英语短语，学生自然而然就会掌握了theappleofone’seye(掌上明珠)，topbanana(大老板)，alemon(没有价值的东西)等。第四，定期举行中英文化主题知识竞赛。主题涉及到中英文化差异的各个领域如动物、节日、颜色、姓名、称谓、数字、饮食、禁忌、风俗等，竞赛形式可以是演讲、辩论、表演、答题等。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成立各种兴趣小组如英语原版书籍阅读小组、英文电影赏析小组、英语诗歌文学小组等;教师带领学生组织各种英文比赛如演讲比赛、配音大赛、戏剧小品大赛、歌唱比赛等。
三、结语
总之，涉海高校作为具有海洋特色的办学单位，理应拥有先进的海洋文化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海洋文化素养。只有提高了学生的海洋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我国未来的海员们才能出色地完成海洋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曲金良．海洋文化概论［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