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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回顾香港漫画家如何受日本的影响3。战后第一批香港漫画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他们主要受中国大陆漫画的影响。当时本地漫画家接触日本漫画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译日本漫画作参考，因此日本漫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比较间接。1960年代香港受欢迎漫画中较有日本成份的是许强的《神笔》及李慧珍的《十三点》（1966年始）。《神笔》是科幻侦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称「日本咸蛋超人）为书中主要角色，这是因为1960年代末香港兴起超人热。香港电视台播放超人电视剧，一些戏院也定期放影超人电影，超人成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时不少本地漫画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销路。另一作品《十三点》可说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画，其画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画的影响，特别是大眼睛与长腿的运用及时装方面。听说李从小就喜欢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换衣服的那种）及看日本少女漫画，不少创作灵感大概由此而来。此外，东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袭日本人物的倾向，例如其《科学小飞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显以手冢治虫的《小飞侠》为蓝本4。
1970年代，「香港连环图教父黄玉郎在香港漫画界崛起，为香港漫画开拓新路线，画出与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黄的《小流氓》（1971-75）开创香港功夫漫画的先河5，这本漫画内容是关于七个功夫小子替香港社会低下阶层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兴起主要受李小龙功夫热潮的影响。黄玉郎在创作这作品时，在内容及风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别是《七金刚》）的影响。《七金刚》是讲述七个年轻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与《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主角是以现代武器而非传统武术取胜。望月三起也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处理暴力画面的手法，对《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启发，奇怪的是连主角的样貌也有几分相似6。此外，黄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盗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况，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为明显。前者受《铁人28》等日本机械人卡通及电视片集的影响；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画盗用超人的潮流。在没有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60、70年代，这种盗用角色的情况十分普遍，连西方（如蝙蝠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为盗用的对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击不良刊物，《小流氓》摇身一变成为《龙虎门》（1975年至现在）。除了减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发展是背景国际化，英雄们打击的对象从香港各区的坏人变为日本黑帮。这也为香港功夫漫画奠定了一条方程式，就是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英雄与代表邪恶的日本武士决战。《龙虎门》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欢迎的本地漫画，直至马荣成在1983年出版《中华英雄》，情况才开始改变。
马荣成是继黄玉郎以来最受欢迎及影响力最大的香港漫画家，他所画的《中华英雄》曾创下一期售出二十万册的记录。马荣成很热爱日本漫画，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日本漫画学习，更在每期《中华英雄》的最后花上一两页介绍他喜欢的日本漫画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辽一。池上画功细致写实，尤擅长画东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场面。池上的《泪眼煞星》及《男组》等作品对《中华英雄》的创作有很大启发。马也承认池上对他影响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构图及阴影的处理方面都学自池上。马在自传中多处表达对池上的敬慕，他回忆道：「在我早期入漫画行的时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画家池上辽一，我的创作有许多亦是受他的影响。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与他握一次手，大家来一起畅谈漫画！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创作的连环图寄到日本送给他。7此外，另一个对他有较深影响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长画功夫格斗漫画，其打斗场面十分迫真。马荣成在处理徒手搏击及武器格斗时都曾借镜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结构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马受日本漫画剧本家小池一夫的影响最深，而小池正是长期为池上辽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剧本家。受日本漫画处理剧本的手法影响，马荣成（及其编剧刘定坚）在绘画《中华英雄》时，早就将整个故事发展及细节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画家边画边写故事。在控制故事进度、在武打加上细致感情与丰富人情味及每集结尾制造上，似乎也参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画家里，黄玉郎的功夫漫画对马荣成很有启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黄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线也是讲中国武术师傅与日本帮派的对抗。
黄玉郎与马荣成后来都开创自己的漫画出版公司，成为香港两大漫画阵营，本地大部分漫画家都在黄的「玉皇朝及马的「天下两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还是功夫漫画）。黄及马近年在漫画创作上已退居二线，而旗下漫画家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没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画家反而是来自两大集团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画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剑侨及利志达是新进漫画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长画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画。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动画大师士郎正宗及安彦良和，并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而他们也多次给予意见，所以司徒当自己是他们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响，司徒设计的人物性格较冷酷及人际关系较疏离。司徒表示：「我写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会偏重爱情。另外，或许我受了日本动画《机动战士》的深远影响，爱情部分自然表达得较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赌圣传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龙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现类似超级撒亚人及超人变身的「必杀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获SNK授权）的灵感分别来自电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书》（1998，刘定坚合着）及《八仙道》（2001）则有安彦良和的《机动战士高达》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见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电玩的风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实近年单是抄袭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画便有十多套。
利志达是近年最有创意的漫画家，其画风独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广的影响。他的题材及表达形式比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11。在故事构思上喜欢打破惯例及常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香港出版情况而言，日本漫画与本地漫画可谓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传信向日本购买版权，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画以来，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画。其中以文化传信、天下及玉皇朝这「三大为主力，合共出版数百种日本漫画。现在受欢迎的日本漫画单行本可卖五万册左右（昔日的《龙珠》及《灌篮高手》每期有逾十万册的销路），而销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画杂志EX-am（文化传信）每期售出约四万册（全盛期逾十万册）12。
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的消费文化有颇大影响。首先是对香港漫画出版形式的冲击。香港漫画的形式一直较接近于美国，一般用A4纸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约三四十页，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画的本地中文版却沿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用B5纸黑白印成约二百页的书，平均一两个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画采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为多。这是因为日式漫画体积较少、篇幅较多及易于携带与保存13。
香港漫画出租书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画热潮带动的。香港出租漫画的历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漫画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画为主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市面上有近两百家这类书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画茶馆。光顾者以二三十岁的男性为主。随着漫画上网及网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画网吧也在香港出现，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费品味。
同人志（业余漫画创作）及cosplay（全名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动）是从日本传入的两种漫画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现，其中以1985开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画杂志《漫画同盟》尤为重要，该志每期出版十多个实验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画也多少带有同人志的性质。近年每年都有几个定期的同人志活动，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会社及香港的TG坊等组织合办）规模较大及活动最频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为一年两次）。2002年2月举办的已是第13届。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画协会主办）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体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组织日多，参与同人志活动的业余漫画家亦不断增加，但作品多在网页刊登，本地贩卖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动仍未算十分活跃。近年亦出现同人志出身的新进职业漫画家，例如孙军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传信看中而获聘用，而且还曾被派往日本受训。
Cosplay最初出现于1993年的一个文化展览会中。有一个香港同人志团体租用档摊贩卖其团员的漫画，团员则打扮成《银河英雄传说》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画协会主办「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爱好者便每年多了一个活动的机会，参与「漫人墟的人数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来越受欢迎及受传媒的注意，开始与同人志分开，呈现独立发展的倾向。香港各大学纷纷举办cosplay的活动，现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动有四五个之多，而cosplay爱好者则多达数百。香港的cosplay呈现一些本地化现象，除了日本的漫画人物、偶像歌星、电影及电视剧的角色外，本地漫画角色也成为cosplay的对象14。
三日本漫画对香港娱乐事业的影响
日本漫画对香港的消费文化及娱乐事业都有钜大影响。在消费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猫）、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宠物小精灵）及Bandai（如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还有大量本地版及盗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权，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饼为例，几家本地月饼生产商近年推出吉蒂猫、美少女战士、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及宠物小精灵的月饼，使中秋节加添了日本的气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场，「可爱天国及"Codebar"为两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们的设计及商业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爱天国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个造型竟是日本神话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画及动画对香港电影、电视剧及音乐有一定冲击。在电影方面，最明显的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漫画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电影。已上画的包括《城市猎人》、《男儿当入樽》、《孔雀王》、《流氓医生》、《青春火花》、《泪眼煞星》、GTO、《怪医秦博士》、《铁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杀手亚一》的香港电影版；正在拍摄中的则有《头文字D》及《铁人28》等。其中如《城市猎人》、《孔雀王》、《杀手亚一》、《头文字D》及《铁人28》是正式向日方购买版权，它们不但有日本演员、技术人员或资金的参与，而且也在港日两地上画。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制作却没有获得日方的版权，一些使用的片名从广东话译名变化而来（例如GTO的中译为《麻辣教师》，港产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导演与编剧会将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换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责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名字盗用或影射日本漫画中文版的名字，虽然内容与原著毫无关系。好象Touch、《废柴同盟》、《爱与诚》、《超时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为香港电影的名称（如《超时空要塞》变成《超时空要爱》，而Touch改作《初恋无限Touch》；《废柴同盟》及《爱与诚》甚至不加修改便被应用）。日本漫画也影响香港电影的内容及表达方式，好象周星驰的喜剧便十分漫画化（如受惊时大字型倒在地上；兴奋时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现很多以厨艺比赛为题材的电影，明显是受《伙头智多星》、《将太的寿司》及《中华小厨师》等日本漫画的影响。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动画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电脑构图）在电影的运用，徐克执导的动画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尝试创作本地动画的例子。此片虽然以可与迪士尼及宫崎骏媲美的香港动画片为宣传，但严格来说是港日合作的产品。香港负责出资、执导、配音、剧本及意念，具体的制作如原画、上色、分镜及3D数码特技等则主要委托日本公司处理。香港电影虽发达，但动画片则仍在起步阶段，要借助日人之处甚多。听说在2002年港日动漫界与电视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开港日合制电视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会与日人合作拍摄以亚洲为市场的动画片。似乎无论专家或门外汉都对港日动画合作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一些日本漫画如《爱与诚》及《消防员的故事》等曾被改编为香港电视剧，剧名虽然不同（如《爱与诚》变成了《香城浪子》〔1982，无线〕；《消防员的故事》被改编为《烈火雄心》〔1999，无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是日本漫画的香港电视剧版。此外，《楼下伊人》（1990，亚视）一剧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台湾华视将日本少女漫画《花样男子》改拍成极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权，准备开拍港版《流星花园》，而且还会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无论将日本动画作品改拍本地电影或电视剧时，都是循着正式购买版权的方向发展。
日本动漫亦丰富了香港流行音乐。香港艺人喜欢将日本卡通的主题曲配上广东话，好象《叮当》、《IQ博士》、《千年女王》、《飘零燕》、《鬼太郎》、《忍者小灵精》、《面包超人》、《机灵小和尚》、《樱桃小丸子》、《百变小樱Magic咭》、《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的广东话版主题曲都曾流行一时。近年，就连日本的动画片如《叮当》、《宠物小精灵》及《数码暴龙》等在港上映时也请本地著名歌手唱广东话版主题曲。
四结语
日本漫画对香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漫画丰富了香港漫画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画家及艺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袭，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及运用。其实香港的漫画、电影、电视剧及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也许一些还可以给日本的同行参考。李小龙及成龙的功夫电影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卫星台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侠侣》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动画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参与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战士》（FinalFantasy8）的动画影像。香港漫画也开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带有中国水彩画风格的漫画（如《射雕英雄传》及《三国志》〔与日本漫画剧作家寺岛优合作〕等）及利志达变化莫测的特殊画风（如《刺秦》〔1993〕及《飞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赏识，他们的作品更获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画界及流行文化会有更多合作与互相刺激的机会。这不但能够刺激彼此的创作意念及方法，还会制造商机，为近年市场及创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画界带来更新的动力。
注释
1有关日本漫画对港、台、中、韩及东南亚的影响，参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号（东京：2002年7月），页30-33。
2有关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历史简介，参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战略》（《漫画的世界战略》）（东京：小学馆，2001），第四章，页93-114。此外，也参看赵永佳：〈日本漫画旋风袭港：记60至80年代的发展历程〉，《新晚报》（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关香港在战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画发展，参郑家镇：《香港漫画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92）。
4黄少仪、杨维邦编着：《香港漫画图鉴》（香港：乐文书店，1999），页103。
5有关香港功夫漫画的形成及特色，参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号（新加坡，1999），页108-14。
6黄少仪及杨维邦指出望月的《秘密侦探JA》对黄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响。参注4书，页21。
7参马荣成：《马荣成自传：画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务所，1990），页39、95。
8马荣成早期作品的题材、背景构图及对人物动作的绘画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启发。同注7书，页45。
9谢联达：〈徘徊现实与科幻之间：司徒剑侨自强信念：「尽人事听天命〉，Action，创刊号（香港，2002年4月），页56。
10；11大アジア虚荣同盟编：《亚细亚通俗文化大全》（东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页253-54；254-55。
12有关新加坡与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画的比较，参吴伟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画文化〉，《亚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6月），页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闭）为首的中小型漫画出版社发行不少日式单行本及杂志，对本地漫画业带来冲击。参刘定坚：《连环图大决战》（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团，1993），页193-95。
14有关香港cosplay的简介，参EddieChan：《J-Point别册：CosplayCollection秋の号》（香港：J-FanLtd，2001）。
篇2
本文作者：杨贤春单位：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当许多消费者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无形中对流行服装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他们是否有这方面的意识，其结果都是这样。事实上，流行服装的潮起潮落有其特定的规律和周期。但归根结底它必须紧跟时尚的风潮才能使流行，它具有不确定性，虽有人为因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的力量，甚至还有民俗、宗教、地域等因素，这些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服装的流行。社会的意识往往决定着人们对时尚和流行的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对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对服装由以往共性的需求迅速地转变为对个性化风格的需求。特别是中国与欧美国家通过服饰文化的展示与交流，其服装流行的周期大为缩短，并从国际化、时代性的视野中接受了更多服饰文化的理念。在信息流的支撑下，中国女性在着装上更为大胆，敢于穿、敢于表达自己对服装流行的追求，敢于通过服饰文化去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中国女性在服装流行中不断寻找个性的美感，在她们的潜意识中其个性就是独立性的表达，不愿意被别人认为其在服装流行中是没有意识的人，更愿意做对时尚和流行自觉的人。无论是古典美还是现代风格，只要流行和喜欢，就愿意穿，甚至是与女性性别相悖的服装，因为她们是在追求个性服装中的自由。与男性服装相比，女性服装的款式变化多，色彩更加丰富，有人形容“服装是女人的世界”，这话虽有些过头，却也是实话，因为女性有着更多的挑选权利。所以，男性在追求服装个性表现上往往“以材取胜”，注重服装流行的材质和材质肌理，他们通常重视视觉感官上的感觉，在手感上有一种舒适感和新颖感，在款型方面强调和讲究自由、品质，有一种心理上的解放，能释放工作上的压力，且能通过服装流行去选择更随意的组合搭配，以此证明自己在服装搭配上的能力、创意组合能力。世界服装设计大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吉尔、桑德尔、马丁•希等在评价自由的个性化服装时都表示认同，并认为这种个性化风格具有创意境界。实际上服装流行的共性和个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中国走进改革开放的春天里，现在的中国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性化的服装流行大国。
服装流行中的个性化风格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如果从时代特色的角度去分析就不难发现和理解，这正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追求自我存在的“自我价值”，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人们以舒适、自由、轻松、活泼为目标，极力拉开与别人的距离，以此构筑自己的精神高地，以一种个性化服装表达方式来自娱、自乐，从中倾注自己的情感。因此，人们现在在服装消费中已非常理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消费观和消费心理方面的成熟使得其在价格方面更有自我控制力。正是这种现实、实际的观念和目光，为个性化服装流行提供了环境和空间，特别是那些简洁、明确的个性化服装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将以独特的魅力去征服消费者。实际上每一种风格的服装产品首先要在心理层面让消费者接受它、喜欢它，这是获得市场空间的先机。个性化服装风格既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产生，又在国际服饰文化的流行中传播到各个国家。因此，服饰的交流会形成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从而形成新的个性化风格，特别是在时尚文化中，工业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并主导着世界时尚的文化流行。国外在个性化服装中所传播的“简洁是美”“和谐是美”“优雅是美”的观念，形成中外文化在服装中的交汇和撞击，它以自身独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对个性化情有独钟的消费者。各种不同的个性化服装给中国的服饰带来一股清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消费者。每一次流行所刮起的旋风都会有大批的追随者，因为这种流行中所产生的文化深深吸引着他们，而这正是在不同时期由个性化服装所创造的形式。正如法国服装设计大师香奈尔所说的“设计师他只需要在适合的时候拿出合适的款式”，这就是对个性化的解读。个性化的服装风格之所以被人们津津乐道和推崇，那是因为人们在其个人心理中总有求新、求异的理想和希望。一旦设计师抓住某个细节，特别是把握流行趋势，并在设计主题上做足文章，那么这种经过深思熟虑且被提炼的简洁的个性化服装就会成为消费者追逐的时尚。也许设计师的高明就在于善于从消费者的期待和迷茫中给他们以最大惊喜，使其从迷失中重新找到感觉和方向，从而创造经典、创造新的个性化服装。香奈尔曾经这样评价：“时尚来去匆匆，而风格永存。”这就是说个性化服装，其实就是流行与时尚中的创新，它是人性化的高度提炼，顺应了时代和时尚的潮流。
服装的个性化风格需要叛逆的精神，敢于向反时尚挑战，如果没有“喜新厌旧”的思想，个性化风格就没有市场。对于消费者来讲，个性化是其自信的表达，而对设计师而言创造个性化风格，就是要使这种风格成为时尚，并以这种新时尚去引导消费者，使他们在社会共性审美和公众趣味中去发现属于自己个性的美感。因此，消费者和社会时尚总是互相交替，一方面消费者为彰显自己的生活风格去流行的潮流中体现其变异性特征，反映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时尚潮流则成为了服饰时尚的先锋和开拓者，特别是最先到达的潮涌和浪花，以最快的节奏和速度引领着时尚。就像2010年意大利向世界推出的纨绔风格服装，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个性化服装，因为它把握了服饰流行的脉搏，以它特有的力量从另一种层面诠释了西方经济衰退的内因，唤起人们对复苏经济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个性化服装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有着其重要意义，并表达出时尚的美感。服装的个性化和流行化如果从哲学的层面上讲，其实质是哲学的认识论反映，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设计师都必须有一种超前的认识，才能敏感地对流行进行预测，并在其过程体验时尚的美感。对消费者而言，以个性化服装去表现时尚的语言、感觉，以服装传达出内心的美才是最重要的；对于设计师来讲，只有在时装流行的潮流中汲民族文化之精华，纳世界时尚艺术的风采兼蓄并用，才能折射出个性化服装的光彩。
篇3
中韩两国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礼仪观念、民俗习惯，韩国都深受中国传承文化的影响。韩国文化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二是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三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韩国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中韩两国又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韩国是中国的四大贸易以伙伴之一，经济、文化必定会紧密联系。现在韩国时尚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也是因为中韩两国人的外貌特征极为相像，从发色到肤色到体型这些因素使得韩国服装进军中国市场极为可能，也为我们借鉴韩国服装流行趋势的成功有依可循。韩流文化的兴起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让中国更很容易的接纳韩国文化，成为”韩流”得以顺利进军中国的前先提条件。
“韩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是无人不晓，韩流是起初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而韩国文化也压倒了同时在中国的所有境外文化，毫无疑问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主导。
大约从1998年开始，韩国的娱乐业突然爆发，中国兴起了对韩国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娱乐明星狂热追捧的热潮。而在2001年中国也频频引进一些当下正红的韩国影视作品和艺人，中韩的交流日益密切，中韩通过各种途径的合作以及电视上宣传、网络上的传播，韩国文化不断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韩国料理、韩国妆容、韩国时尚、韩国电子产品接踵而来，侵占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韩流”的来袭。
二. 韩流文化在中国女装流行的具体体现
“韩流”虽然存在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范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需求，而“韩流”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更多程度的是在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追求。中国人对韩国时尚的追捧主要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和愉悦性的欣赏。
如今的韩国文化的热潮已经不容小觑，韩国文化以其强有力的经济为基石经过较长的时间的文化酝酿它的灵气被激活和迸发出来，进而冲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有引领时尚之势。“韩流”实现了中韩之间文化的竞争性输出和反馈，这应该是其在我国兴起的外在动力。
对于过分追求韩国文化的人们我们也通常称之为哈韩族。哈韩族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群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哈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现实生活的枯燥和压力。例如一些韩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就能很精准的掌握年轻人对自我生活的向往从而抓住他们的心。哈韩族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新奇和与众不同，而在中国文化市场他们的追求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视，于是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转向外来文化上。
韩国服装能够如此受中国市场欢迎，归根结底是源于韩剧的影响。韩国人向来注重脸面和礼节，对不同场合的穿着打扮极为重视。除了韩国影视剧对于镜头的唯美，剧情的动人极为强调之外，韩剧里俊男倩女个个穿着精致帅气，让中国的年轻人大受感染。同时，韩国化纤新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使之正逐渐成为世界纤维大国，据说现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服装强国都是向韩国进口面料。面料通常反映服装的精髓与档次，通常女性对服装的特色和质量极为看重，从面料方面考量，韩国服饰的广泛发展也是势在必得的。除了面料好、做工精外，就服装的板型而言尺码的分类更贴近中国女性，很容易在消费上产生共鸣。韩国服装的设计通常比较突出人体曲线美和视觉舒适感，风格也符合现代中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例如韩国女装在休闲舒适的同时却不会缺失女性恬美温柔的韵味，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淑女装系列就是从韩国流行过来的大荷叶的领子、小灯笼的袖子、胸前可爱的蝴蝶结，显得沉稳干练却不失柔美可爱的气质。像近几年的服装会上处处可见韩国风格的服装，H型的西装外套、宽松的针织毛衣、高腰蓬蓬的连身短裙，即使一件普通的牛仔裤，适当的在裤身的各个部位用特殊的颜料绘上各种抽象涂鸦图案，随意的配上一件单色的简单的上衣都会显得品味十足。这些都是如今在韩国极为盛行的服装款式。时尚但不另类，追随潮流但又不过分张扬，适合各种场合穿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韩国人对白色极为偏好，使得韩国服饰的色彩格调多是明亮、和谐、淡雅的。“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纯度高的色彩能够使人产生更强的视觉印象和心理反应，比饱和度低的颜色更具有跳跃感，这也从一个侧面烘
托出韩国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1]所以色彩及其形成的格调是服饰生命力的重要标志。韩国的服饰通常给我们单纯和自由的气息，正如卢梭所说：“单纯是所有艺术创作中美的根本基础”[2]，“纯洁产生诗”[3]。纯净的色彩和简练大方的款式，使韩国服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搭风格。
三. 韩流文化对我国女装发展的启迪
中韩文化的相通性为韩国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前提条件。韩国的影视文化极大的促进韩国服装的发展使得中国对韩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和认同，也在无形中提升了服饰的文化价值。韩国的服装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强势的韩流文化积淀出韩国独特的服装气息，而这种独特的气质则增强了人们对韩国文化的认可以及更深入的探索与了解。韩国的服装业与中国的服装市场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中国作为服装产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形引领别国服饰潮流的固定风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问题。韩国的服装的潮流发展能够在吸引别国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到的特点，形成鲜明的本土个性，抓住人们的眼球，引导人们追逐时尚的方向。中国文化传统崇尚中庸之道，时尚是产生于自由，产生于瞬间，产生于创意，产生与生活。如今的中国整体实力日趋强大，中国急需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形象，具有现代感的专属中国特色风格，这种特色反映在服饰中，就会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的新时代的年轻人若能真正具备实力和毅力，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必将影响整个世界，他们的服饰装扮也必将引领世界潮流。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服装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够使我国服装行业屹立于世界服装强国中，是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目标。（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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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思想侵入国内，人们发现自己房子大了，口袋满了，心却空了。现实生活中，灵魂没有依托，真爱与温暖更是难求，因此网民们希望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求关爱，寻求温暖。如流行于2009年的“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此语源于百度贴吧里，有人发了一张一年轻男子吃面的图片，并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由此，网友相继生发联想出“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诸如“哥写的不是字，是寂寞”，“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很多网友把“寂寞体”变成自己MSN、QQ的签名，仿佛什么事都可以变作“寂寞”两字，这充分反映出了现代人空虚、寂寞的现实，人们只能通过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寻求慰藉。而“XX，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一句式则富有家庭式的温馨，得到更多网友的追捧。此语出自百度“魔兽贴吧”，起因于一个名为《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贴子。此贴一发，短短几小时内引起了近40万名网友围观浏览，一天竟然有了710万网友点击和30万的回复，从中可以看出网民们对家庭温暖、关爱是多么的渴求。网民们渴求关爱与温暖，于是顺应网民心理的“淘宝体”也红遍了网络内外。“淘宝体”是因淘宝网卖家对商品的描述语言亲切、俏皮而被广大网友所喜爱。其关键词为“亲……哦……包邮”，例如“亲，快下订单哦”！有些公路上的警示牌受此启发改成了“亲，请遵守交通规则”，甚至有的高校也用“亲，你被录取了”来写录取通知书。一个“亲”既热情又简单，不管关系怎样，听着就顺耳。关爱、真爱、温暖一直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我们希望网民们在网上寻求到温暖与关爱后，再能反馈一些到现实生活中，对身边的人多一些关爱与温暖，少一些冷漠与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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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艺战线来说，以新的思路推动文艺的繁荣，以贴近群众的方式进一步服务好群众，这是体现科学发展要求的重要方面，也是包括流行音乐创作在内的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对于从事文化传播工作来说，应用广泛的视角和各种传播方法对我国流行音乐创作、歌手品牌的创立进行宣传。
一、流行音乐的现场表现形式
现场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三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所谓的俱乐部文化，Club Culture，在酒吧，现场的这种小型的表演场所，非常典型的北京有一个星光现场。第二种表现音乐的形式就是歌手的巡回演唱会。所谓的巡回演唱会就是这个歌手到处去表演，我们叫做铁打的歌手，流水的地盘。最后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音乐节，我们叫做铁打的地方，流水的艺人。现在有雪山音乐节，北京有朝阳公园音乐节，有摩登天空音乐节等等很多的音乐节，这些都是现场音乐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二、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
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及流行文化的建立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质疑与争议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认可与探究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深化与超越的阶段。
（一）质疑与争议
从1979年到80年代中期，大陆的流行歌曲应该是还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但是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界没有趁机积极介入，他们与人民音乐研究、北京音乐周报以及中央音乐学报等这样的全国核心的音乐刊物、报纸为平台，就当时的音乐文化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他们质疑与政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就是对新兴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
（二）认可与探究
第二个阶段是认可与探究的阶段。认可与探究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讨会的举办，1986-1997年这十年当中，全国各地和各文化部门举办了很多有关流行音乐的研讨会，我在这地举了几个代表性的，比如说1986年的通俗音乐理论研讨会、1987年11月河南郑州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等等，这些音乐会的举办反映出理论批评与研究从第一个阶段，民间自发性的研讨上升到一个有组织的研讨，他们广泛地就过去的流行音乐的发展成败、得失、流行音乐所面临的局势问题进行讨论，对流行音乐的发展是起到的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三）深化与超越
第三个阶段是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深化与超越体现在专注专题性的研究非常的丰富，他们主要有史料的梳理。比如刚才付林老师的中国流行音乐20年，还有金兆钧老师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这些书籍都给我们研究者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史料资源。还有实践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演唱的方法等研究。这个阶段的特点可以说它比前面两个阶段来说，它的音乐批评与理论探讨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者回应，而是更多的独立性，而且更加理性，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并且与其他学科广泛地接触。研究人员也相对的丰富起来，体系性的研究在开始逐步形成。
三、流行音乐的传播和发展
（一）我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形式变迁
传播的本质，就是一种复制。复制的本质就是一种艺术形态，经过技术手段，产生出一种新的、和原来艺术形态相同的形态。
过去，流行音乐的传播靠电视、广播、图书、唱片或者是盗版唱片等。但是，今天的音乐作品经过了数字化的技术处理，已经充满于全国的英特网管道之中，音乐网民的音乐复制已经形成了传统的音乐复制不可能具备的一些特质。这就是复制的海量性、自主性、多重性、和廉价性。相对于广播、报纸之外的新的媒体形态，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目前对流行的定义是新媒体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概念，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新媒体条件下，对于流行音乐及其文化传播有三方面的改变：
第一，传播载体的改变。音乐需要载体进行传播，而新媒体给流行音乐带来最初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改变了过去传播音乐的载体，在口口相传的年代，空气是音乐进行传播的介质。后来的唱片、盒带、音乐录音带等都是音乐传播发展过程中陆续出现的重要的媒介。而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和以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终端成为最具代表的载体。
第二，传播主体的改变。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创作的歌曲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下载，或用手机通过无线通讯系统发给别人，每个人都可以创作自己的歌曲，每个人都是音乐家。近年来迅速走红的一批《那一夜》、《单车恋人》、《香水有毒》、《老鼠爱大米》等。
第三、传播效果的改变。中国流行音乐的主要传播形式是一点对多点，广播对听众，电视对观众，音乐生产商对音乐购买者，使得音乐产品的生产缺乏针对性。而在新媒体时代，没有丰厚的宣传资源的独立音乐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在新媒体的点击下迅速地蔓延开来。同时，音乐用户对音乐的各种意见也可以反馈到网络上，促进歌手改进自己的作品。我们知道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新媒体给了流行音乐一个机会，让音乐更加贴近大众，让潮流更加符合用户的需求和情感需要。同时，对于音乐生产者来说，可以无拘无束。歌手只需让听众挑选检验，对音乐发行者来说，用户互动能够记录下所有用户的全部行为轨迹，可以分析歌手总红的规律，降低音乐投资的成本，使投资收益最大化。
最后，传统的广电媒体面临新媒体的严峻挑战。新媒体的传播手段的便捷性、快速性形成了音乐消费群体的广泛性。新媒体的收费模式增加了音乐生产者的经济收入，新媒体信息的海量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菜单。受众接触的音乐不再单一化，新媒体的出现虽然带来了冲击，但并不能彻底取代传统的媒体。所以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流行音乐市场上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由此，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传播学家叫做马谢尔说会出现任何一种全国都逃脱不过的电子传播形式。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通过了光纤传输信息的全球性的英特尔网就产生了，英特网覆盖了全球。我们流行音乐的传播也搭上了这条网络信息的高速公路。
（二）流行音乐的传播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我国流行音乐在争议中崛起，在探索中前进，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至今还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流行音乐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中国社会所有宏大和细微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流行音乐的词曲当中。比如2008年，也就是今年，无论是年初的抗击冰冻灾害，还是5・12之后的抗震救灾，以及刚刚结束的北京奥运会。中国流行音乐都迅速地在我们耳边唱响，并因其具有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巨大力量因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公民心态而广为传播。
（三）流行音乐传播对文化生活的影响
我国流行音乐的传播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流行音乐的创作很多歌曲都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感恩；我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回报社会；幸福生活在这个美好国家以及对家人对朋友的美好生活相联系。我国的流行音乐自身的传播同时，也建立了流行音乐的交流平台，更紧密地将社会生活、大众文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30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中国的流行音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奉献于社会。特别是今年，无论是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还是四川的抗震救灾以及刚刚结束的奥运盛典，我们都真切地感到、看到、听到了流行音乐界的积极行动和有力声音。因此，展望中国流行音乐的创新发展，我们音乐人是充满信心的。我们将以饱满的热情、创新的理念投入到音乐创作中，谱写出更多更有特色、更有深度、更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作品。
四、结论
流行音乐以及文化的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对大众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媒体融合的趋势里，传统媒体获得了建设新媒体平台的空间，从而使得为用户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成为可能。所以，我们要在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同时，利用新媒体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文化观念的价值体系。在音乐作品当中，融铸于人民，与大众共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弘扬共同的理想，培育和谐的精神，畅想时代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付林著.歌星成功之路[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 .
[2]金兆均.光天化日之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2.
[3]余明阳，梁锦瑞.名牌：在传播中诞生[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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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检查方法
95例均作X线胸部正侧位片，21例仅接受胸部平扫，74例患者接受CT平扫和增强扫描。
2结果
2.1X线及CT表现
病灶多为孤立性、边缘光滑、境界清楚、密度均匀的结节或肿块，直径多小于3cm；病灶大多位于肺的部，中下叶多见。增强扫描绝大多数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并持续强化。
2.2不常见的影像学表现
病变多发1例；病变位于叶裂2例；病变巨大2例，最大直径达22cm；分叶征23例，均为浅分叶；钙化13例；病灶囊变3例；空气新月征5例；晕征5例；贴边血管征7例；周围肺气肿2例；支气管内病变1例；肋骨切迹及破坏1例；短毛刺1例；增强扫描25例呈不均匀强化。
3讨论
PSH由Liebow等于1956年首先报道，认为它是一种原发性血管增生并伴有继发性上皮增生的病变。1972年Hill等免疫组化及电镜观察，对血管来源提出质疑，遂称之为“所谓肺硬化性血管瘤”。目前多数学者认为PSH是一种来源于呼吸上皮细胞的肿瘤，在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肺癌研究协会肺肿瘤分类中先后将其归为“瘤样病变”(1981)和“杂类肿瘤”(1999)。组织学分为4肿类型，即上皮型、型、硬化型和出血型。
3.1临床表现
无特异性表现。PSH多见于中年女性，常无临床症状，少数有咳嗽、咳痰、胸痛、痰中带血或咯血、发热及全身倦怠等症状。本组患者多为偶然发现，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女性发病率较高，可能与性激素有关，多数患者的雄激素受体与孕酮受体均为阳性。
3.2典型的CT特征
PSH典型表现为孤立性边界清晰，密度均匀的肺结节或肿块，可略有浅分叶，无明显毛刺，增强扫描大部分强化明显。本组患者手术前大部分均能诊断为良性病变，部分病例结合增强扫描表现，考虑PSH可能性较大。
3.3不常见的CT表现
3.3.1多发
多发病例仅占4%。
3.3.2位于叶裂
PSH多位于肺的部，中下叶多见，极少位于叶裂。
3.3.3巨大
李智岗等报道2例巨大PSH，最大直径达22cm。有文献报道PSH最大者可达36cm。
3.3.4分叶征
分叶征可能是由于瘤体内部分成分混杂，生长速度不均衡所致。
3.3.5钙化
病变钙化无明显特异性，多数为点状，少数可为不规则斑片状，肿块钙化发生率较结节钙化发生率高。王建卫等、Chung等研究病例中钙化的发生率分别为11%、30%，PSH瘤内钙化有一定的发生率，钙化对CT确诊PSH有一定的价值。
3.3.6囊性变
PSH可表现为囊性病变，但很少见，其形成原因可能是肿瘤大量或持续出血汇集，而邻近支气管阻塞，不能将血排出。
3.3.7空气新月征
即在检查中在肿瘤边缘见新月状含气透亮区。发生机制可能为：①未分化肺泡间质细胞增生、透明样变包绕支气管，以致远程气腔扩大。②包膜与肿瘤收缩所致，尤其当肿瘤高度分化并伴有出血。③肿瘤周围出血并与支气管相沟通。④瘤周出血，肿瘤收缩。虽然此征象为PSH不常见表现，但为诊断本病提供了特征性征象，有助病灶的鉴别诊断。
3.3.8病灶周围晕征
肿块周围毛玻璃样改变。Yoshida等研究认为这种毛玻璃样的改变源于局部的出血。
3.3.9增强扫描
极少数病例中心结节不强化，周围斑片影有轻度强化，正是由于肿瘤的不同组成部分而造成的。Chung等报道，PSH强化峰值出现在57s，40%病灶呈均匀强化，60%病灶呈不均匀强化，延迟5min后呈均匀强化，增强的特点与病灶内血管瘤区、区、硬化区、实变区所占的比例有关。史景云等分析PSH的CT增强是由其内的微血管密度决定的，直径小于3cm的病灶由于病程短，血管密度高，呈明显均匀强化，大于3cm的病灶由于在出血型结构中形成较大范围的实体型和硬化型结构，其内间质小血管闭塞、数量减少，因此呈不均匀强化。
3.3.10贴边血管征
此为增强后PSH的一种征象，表现为PSH周边明显强化的点状血管影，考虑其产生的原因为PSH属于良性肿瘤，可推挤、压迫周围血管结构，从而产生聚拢、包绕等现象，是PSH比较有特征的征象。
3.3.11病灶周围局限性肺气肿改变
病变周围肺气肿见于PSH，近年来有报道，其形成机制主要与瘤周出血及受压支气管的单向阀门效应有关，可视为提示PSH的线索。
3.3.12纵隔及肺门淋巴结
PSH还可以表现为肺门、纵隔淋巴结转移，但无论是转移还是多中心病变，细胞不典型性明显，均不影响其预后。尹璐等报道23例中1例纵隔淋巴结增大同时伴有肺门淋巴结增大，病理结果证实均为反应性增生。
3.3.13肋骨切迹和破坏
少数血管瘤可使肋骨发生压迫性破坏。
3.3.14支气管内病变
吴坚等报道1例47岁女性患者，临床无症状，查体发现左下肺肿块，CT示病变突入左肺下叶支气管内生长，支气管扩张、阻塞，管壁未见增厚或破坏，病变远侧可见阻塞性炎症，增强扫描肿块呈显著不均匀强化，术前诊断为恶性富血供肿瘤性病变。术后大体标本示左肺下叶支气管断端3cm处管腔内见一息肉样肿物，呈哑铃状，灰白色，质中，沿支气管生长的PSH十分罕见，可表现为周围型肺结节生长至段支气管内，也可表现为在叶、段支气管内生长，在诊断支气管内肿物时，应考虑到PSH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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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孟德斯鸠说：“没有哪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其实，所谓自由，就是人的个性自由；人的个性自由可分为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内在自由即“我思”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不论是内在的“我思”，还是外在的“我行”的自由都因人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存在，无民族主流文化生成的个性的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生成与发展。
在论证文化是人的存在之产物、是某一民族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时，文化学的鼻祖泰勒(Tylor)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克罗孔(Kluckhon)也说：“当我们把一般的文化看做一个叙述的概念时，意即人类创造所累积起来的宝藏：书籍、绘画、建筑等。除此以外，还有我们适应人事和自然环境的知识、语言、风俗、成套的礼仪、伦理、宗教和道德，都在文化的范围之内”；汤玛斯(Thomas)还说：“文化是任何一群人之物质的社会价值，无论野蛮人或文明人都有文化”……这说明文化是人的存在的产物，是一种历史传承的共在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在创造传承文化的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的所有行动存在于文化之中。
文化是一个有层级和区域差异的存在物，这种层级可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有全人类共在的文化、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种族的文化、不同语系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等；文化区域差异的分层包括东方和西方主流文化、不同国家主流文化、不同区域的文化、不同族群的文化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既存在着人类共认、共在的文化，也存在着各自微观差异的主流文化。
所谓民族主流文化，就是某一民族的精神信仰、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语言习惯等深层次的精髓的存在物。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排斥性，若要展现个性自由，就必须获得这一国度、这一民族的这一区域的乃至这一族群的主流文化的包容性认同，任何违反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的个性绝对自由就是在文化排斥性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只有在不同层级主流文化包容性认同中展现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正本在。
一、“我思”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性存在就因不同种系的民族主流文化生成而呈现出思维的民族主流文化性限制性与生成性关系。“我思”的自由是在民族主流文化生成中进行的，具有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意义，这主要表现在思维的承载物――语言上，语言的意义不仅包含有语音、语法、文字等的规定性意义；而且还包含非语言的规则、礼仪、风俗等的约定性意义；还包括躯体语言(态势语)可接受意义，这些语言的不同民族文化意义的存在制约、形成特定民族的内在思维，从而形成特定民族的共在意识。
“我思”，即我的内在思维活动。“我思”的自由不是无根据、无逻辑的，是以民族语言、特定形象为载体的内在活动，即使是梦境的蒙太奇式的跳跃性自由思维活动，都是以形象和民族语言为中介的，这些思维中的承载物是因个体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等民族特有的积淀与重现得以存在。我思什么、怎么思、思的结果如何，因民族主流文化的自我认同而存在，若无民族主流文化的积淀与认同即不可能形成有意义的思维，至少是无价值的思维。
我思考我的本在、我思辨我的存在，是因为我需要我的自由，我的自由在我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与生成之中。当民族主流文化的约定性认同不存在时，我的思想就失去了承载物。我的存在与本在是因为我存在于“这一个”民族之中，我只能在我所在的民族语言、风俗、道德的认同之中进行内在自由的构念(内在概念的自由思辨)。当然“我思”的自由也可以接近超验，但绝不可能是超验的我思。我思可以超越特定民族认同的宗教、知识、伦理等，甚至可以趋近还原为元初的本能的先验的我思，但是只要人存在于一定的民族主流文化之中，接受并使用着某一种系的语言，就接受着某一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存在，就受制于这一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如：英语的语法结构是扩展式的，进而形成了英语国家的主流文化中的思维是后延性的；而汉语的语法结构是聚合式的，汉语使用者的思维就是汇集式的，如果用汉语思维来进行英语交流，就不能获得英语国民的理解与认同，就会被认为是中国式的英语，反之亦然。
二、“我行”的个性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我行”的个性自由，即我的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即“我行”
(实践行动)的过程及其物化的自由，是个体显现出来的，外在可观、可感、可悟的自由。我的外在存在既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也受制于特定的民族主流文化环境，“我行”的个性自由也就在这自然和民族主流文化之中。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构成了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存在形式。
(一)“我行”的个性自由与自然环境的认同
自然世界是人及其民族文化的存在基础，人及其民族文化离开了自然也就离开了存在的可能，自然界在为人提供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为特定民族主流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特定的人及其民族主流文化是在不断地摆脱自然的各种限制与逐步利用、改造自然中获得了生成与发展的。
在自由的物质生产方面，马克思做了一个明晰的论断：“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即就是说：自然构成了人及其民族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从元初的人对自然的依恋、畏惧、崇拜，到现代对自然的改造和复归，从而形成了特定自然定人群的特定民族主流文化――宗教的、迷信的、语言生成的、生活方式的等的存在。对个性自由的实践，即使对自然外在有多大程度的恨与爱，任何纯先验的自由的实践也是不可能超越于这一自然界而存在的；即使为了超越地球这一特定自然的科技发明与逃避，其本源还是来自于这一自然界，因此，现代人在追求自身解放的同时，又在客观认定了自然的限制及其资源的有限性，因而，“我行”
(实践)的绝对自由必须受制于特定的外在自然，必须在自然的可承受之内。在这一点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和人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摆着的事实相矛盾的”。
(二)“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受制于我的民族自然人的认同
除外在自然对我的外在自由的物质限制外，“我行”(实践)的个性自由还受制于我的特定民族自 然人的限制。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特定民族的宗教人，然后才是理性的人和社会的人。个体在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时，总有作为类的和个体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作为类的人欲自由翱翔于天空，却没有鸟类的翅膀与羽毛；欲自由潜游于海底，却没有鱼类的生理机能；想自由驰骋于原野，却没有虎豹强健的躯体和猴猿等攀爬的灵便……作为个体客观生理条件的差异也就限制了个体展现自身自由的范围，如身高1.7米与2.2米身高的两个人的自由展现空间就各有不同……在自然人属性上讨论自由，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作为生物，人毫无疑问是自然的死胡同”，“世界已实在地生成为人，人应观念地生成世界”，“生物学意义上的超人是一个童话”。作为特定民族的自然人，因民族的语言、宗教、伦理道德等的文化生成的制约，个性自由的展现总受制约我这一民族特定自然人的生成性，我不可能超逾我这一民族的种系而独立存在。
(三)“我行”(实践)的自由与人类共在的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人不仅离不开外在自然，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理性存在都存在于人类共在之中，只是共在范围有大小差异而已。现代西方代表人物弗罗姆说：“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出来，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是一个与所有他人相分离的个体，这一世界与人自己个体的存在比较起来，则是绝对强有力的，并且经常是带有威胁性和危险的，与这一世界相分离，就使人产生了一种无权力和忧虑的感觉。当一个人是这一世界的组成部分，还未认识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和责任时，他就不需要害怕这一世界；当一个人已经成为一个个体时，他就孑然一身，面对着一个危险和极强大的世界。”也就是说，要践行个体自由，必须在特定的某一民族之中，由于在特定民族有一系列共认的礼俗、规定与法律等民族主流文化共在性存在，因而，在这一系列共在中践行个体的自由就是自由的，超越共在的自由是受限制的。一方面，个体需要他人的存在，他人的认同与可接受是个体自由存在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个体在践行自身自由时，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如果在这一世界，要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就如同萨特所说：“他人即地狱”，因为个体“时刻都整个地处于他人的注视之下……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其实，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现实生活中，个体在实现自身自由时，往往就损害了他人的自由，这正是没有获得他人和民族主流文化认同的外显行为的结果。
(四)“我行”(实践)个体精神生产的自由与民族主流文化认同
《哲学大词典》对精神生产的解释是：“精神生产(spidtual production)狭义指一切高级的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及‘科学或艺术的生产’。一般在狭义上使用，与‘物质生产’相对，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它以精神产品作为自己的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产品。同时，它又必须借助物化形式表现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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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化床锅炉作为一种高效、低污染的新型锅炉，采用流态化循环燃烧，燃料适应性好，可燃用烟煤、无烟煤、贫煤，也可燃用褐煤、煤泥、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且燃烧效率高，达94％。由于采用低温燃烧，大幅降低氮氧化合物的排放量，另一显著特点是可燃用高硫煤，通过向炉内添加石灰石，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以达到良好的环保效果。另外，灰渣活性较好，可以用做水泥等材料的掺合料。纵观我国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运行情况，磨损严重和运行周期短的问题已成为普遍现象，主要表现在炉膛水冷壁、省煤器、过热器的磨损，耐火材料的脱落损坏等。下面结合我公司2台哈锅产260t/h和两台东锅产410t/h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运行情况，分析一下循环流化床锅炉延长运行周期，稳定生产方法。
二、注重设备前期管理
（一）搞好设备的进厂检验
目前，由于国家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政策上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倾斜，循环流化床锅炉纷纷上马，很大程度上拉动了锅炉市场。特别是循环流化床锅炉，行情紧俏，供不应求。许多锅炉厂超出生产能力，为此，各锅炉用户应严把进厂检验这一关。尤其是易磨损部件、承压部件的检验，详查随机资料，特别是出厂检验报告，以确保整体质量，为以后的长周期运行做好基础保障。
（二）严格建设安装标准
在锅炉的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安装规程。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尺寸，膨胀缝，一定要严格控制。因为电站锅炉的蒸汽初参数较高，钢材的热膨胀值较大。稍有偏差，很容易造成局部应力集中，变形损坏。这主要集中在让管道的弯头部位或焊接部位。另外，要注意施工的工序，要有先有后。
（三）筑炉工作及耐火材料
由于近些年循环流化床锅炉行业的兴旺发达，耐火材料市场表现活跃，各商家纷纷抢占市场，热闹异常。在短短十余年中，耐火材料的生产厂家，从产量到质量，从品种到规模，都有了迅猛的发展。市场上有时出现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的现象，为此用户要谨慎招标采购。建议在选择耐火材料时,应当详细而广泛的进行考察论证，确保用上货真价实、性能优良的耐火材料，确保锅炉不至于因耐火材料而影响长周期运行。在选择好耐火材料供方的基础上，还要注重耐火材料的施工工艺，因为这也直接影响锅炉的安全运行。基于以上两点，要重点作好耐火材料的养护工作，人们习惯上在筑炉结束，将外护板全部焊接完成后，按部就班地进行烘炉。殊不知，水蒸气在护板内侧反复蒸发与冷凝，影响耐火材料的烘干与烧结。为此，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在烘炉结束后再做外护板。或者在护板上预留排气孔，保障水汽的及时排除。根据耐火材料的固有特性及施工工艺，制定适宜的烘炉曲线，并严格按烘炉曲线进行。特别是在投煤初期，一定要限制升温速度。往往有些厂家，在启炉的过程中，迫不及待的过早投煤,没有达到煤的燃点,由于反应滞后。随着温度的逐渐升高,一旦达到着火点,则发生爆燃现象.炉膛突然严重正压,床层温度急剧上升,温升高达100℃/min。对耐火材料和锅炉受热面产生强烈的热冲击，对炉体产生损伤性的破坏。
三、运行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控制适宜的床温
在运行过程中要加强对料层温度监视，一般将料层温度控制在850℃-950℃之间，温度过高，容易使流化床体结焦造成停炉事故；温度太低易发生低温结焦及灭火。必须严格控制料层温度最高不能超过970℃，最低不应低于800℃。在锅炉运行中，当料层温度发生变化时，可通过调节给煤量、一次风量及送回燃烧室的返料量，调整料层温度在控制范围之内。如料层温度超过970℃时，应适当减少给煤量、相应增加一次风量并减少返料量，使料层温度降低；如料层温度低于800℃时，应首先检查是否有断煤现象，并适当增加给煤量，减少一次风量，加大返料量，使料层温度升高。一旦料层温度低于700℃，应做压火处理，需待查明温度降低原因并排除后再启动。
（二）控制适宜的负荷
根据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负荷最好不要超过额定负荷，以控制在80～95％为理想。在此负荷下，操作稳定，效率较高，磨损较轻，运行周期较长。因为，在超负荷情况下，循环倍率增加，流化风量加大，存在后燃现象，造成后部高温，甚者造成返料器结焦，危及锅炉的安全运行。
（三）运行过程中的参数调整
基于循环流化床的燃烧机理，需要合理的控制炉膛差压、料层差压、流化风量、循环倍率、蒸发量。如果炉膛差压过低，有可能是返料量不够，分离效率低造成的。这将同时造成尾部受热面的加速磨损，过热器、省煤器的磨损泄漏。料层差压偏低，则炉膛蓄热量少，一旦给煤出现问题，容易灭火。如果料层差压偏高，则需较大的流化风量，又增加动力消耗和磨损。事实证明，超负荷运行，得不偿失，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四）控制好入炉煤的颗粒度
由于一些厂家为了节省投资将给煤由两级破碎改为一级破碎，造成给煤颗粒度太大，有的颗粒度竟达30～50mm，严重影响了床料的流化，易造成结焦现象的发生，堵塞落渣管，甚至造成大面积结焦而停炉。所以控制好入炉煤的颗粒度是至关重要的。有的电厂在原煤破碎前上了筛分设备进行破碎前预筛分，这不仅减少了破碎机的磨损而且减少了厂用电的消耗。（五）杜绝野蛮开停炉
强行降温、急剧升温、快速升压都危及到锅炉的安全运行。锅炉故障停炉后，急于检修，强制通风降温，由于各部位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温度不一致，很容易造成炉墙，炉管的损坏。另外，在锅炉启动时，急于求成，快速升压、升温，膨胀不到位，损坏锅炉。特别是点火初期，过早投煤造成煤炭爆燃，床温骤然升高。强大的热冲击，造成耐火材料快速膨胀，产生皲裂或金属焊缝拉伤。
四、关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的防磨问题
（一）水冷壁的防磨
根据循环流化床锅炉的运行机理，炉膛内是典型的气固两相流，高强度的物料反混，对膜式水冷壁产生冲刷磨蚀。通常的处理办法是在卫燃带覆盖耐火材料，结果造成磨损区域上移，只好再次覆盖耐火材料，如此反复，最终以传热面积减少更换水冷壁管而告终。另一种办法是进行喷涂耐磨材料，但喷涂材料的上部区域磨损较严重。目前，尚没有发现经济实用的解决办法。
（二）分离器的防磨
在炉膛出口处，为了达到较高的气固分离效率，对高温烟气进行节流加速，对中心筒和分离器产生磨损。使中心筒变形穿孔和旋风分离器耐火材料的损坏。为此，在旋风分离器耐火材料的施工中，选择耐磨性能强的材料，同时要严格控制烟气进口和中心筒的安装尺寸。
（三）过热器的防磨
分离后的烟气，经扩压以5～10m/s的速度冲向过热器，在通过第一排过热器管后，流通截面减小，烟气节流加速，冲刷磨损第二排管；同时伴随着局部小面积的急剧磨损。可以在第二排过热器管前加装防磨罩，同时调整运行风量，避免烟气流通偏流，形成烟气走廊。
（四）省煤器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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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物流企业经营现状
随着我国物流业的快速发展，物流市场出现了多种类型的物流企业，传统运输、仓储、货代企业开始向物流领域拓展，新兴物流企业大量涌现。国外物流企业也看好中国的物流市场，加快在中国市场的拓展速度。物流业形成了多种类型物流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但与物流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物流业仍处在发展初期，物流企业发展还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现代物流理念淡薄，经营观念落后，缺乏现代物流服务模式的开拓创新。
据有关机构统计，近年来，我国新增物流企业的数量每年以16%—25%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国已有70万家与物流有关的企业和机构，但从网络、功能、管理、服务、业绩等方面综合评估，真正实力超群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却寥寥无几。据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和美智管理顾问公司所做的第三次物流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规模较小，在调查的50多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拥有超过2%的市场份额。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物流企业的功能单一，增值服务薄弱，缺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物流需求的能力。现代物流的本质是服务，物流企业的目标就是要满足货主企业向其客户提供物流服务的需要，因此无论是在服务能力上，还是在服务质量上都要以货主满意为目标。随着工商企业物流理念的成熟，他们在要求提供运输、仓储等一般外，还希望物流企业提供物流网络设计、库存管理、订货管理、流通加工、定单处理、信息服务等一系列的增值服务。然而，国内只有极少数企业可以提供此类物流增值服务。调查数据表明，国内第三方物流企业收益的85%来自基础，诸如运输管理和仓储管理等，增值服务及物流信息服务等的收益只占15%。
从表面上看，物流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服务内容单一，物流手段落后，信息化程度低等方面，但通过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物流企业缺乏对现代物流深层次的研究，缺乏成熟的、适合客户需要的经营模式。
二、先进物流企业的经营模式分析
以中远物流、中外运物流、招商局物流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物流企业，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应对国外企业的冲击，结合自身优势，在开展现代物流服务的过程中探索出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经营模式。笔者走访调研了数十家先进的物流企业，掌握大量企业经营运作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八种具有借鉴意义的模式。
1．物流服务延伸模式
所谓物流服务延伸模式，是指在现有物流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向两端延伸，向客户提供更加完善和全面的物流服务，从而提高物流服务的附加价值，满足客户高层次物流需求的经营模式。如，仓储企业利用掌握的货源，通过购买部分车辆或者整合社会车辆从事配送服务；运输企业在完成货物的线路运输之后，根据客户的要求从事货物的临时保管和配送。这种模式对于从事单一功能物流服务的传统物流企业来说，不仅可以拓展物流服务的范围，而且达到提高物流服务层次的目的。
2．行业物流服务模式
行业物流服务模式是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和专业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在拥有丰富目标行业经验和对客户需求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在某一行业领域内，提供全程或部分专业化物流服务的模式。这种经营模式主要特点是将物流服务的对象分为几个特定的行业领域，然后对这个行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掌握该行业的物流运作特性，提供具有特色的专业服务。行业物流服务模式集企业的经营理念、业务、管理、人才、资金等各方面优势于一体，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
商业运作方式决定着物流服务方式，只有深入掌握了目标行业或项目的具体特征，才能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实际上，行业物流服务模式体现了细分物流市场的特征。物流企业必须不断研究目标市场行业的物流特点和发展趋势，成为这些行业的物流服务专家。在全球，也只有极少数企业能进行所有种类物流服务的现代物流企业。绝大多数物流企业都可采用目标集聚战略，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各有侧重地展开各具特色的物流服务。
在国内，行业物流服务是近年来我国物流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服装、家电、医药、书籍、日用品、汽车、电子产品等行业或领域纷纷释放物流需求，极大的丰富了物流市场。
3．项目物流服务模式
项目物流是指为具体的项目提供全程物流服务的模式。这类需求主要集中在我国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综合性的展会、运动会中，如三峡水电站、秦山核电站、国家体育馆等基建项目以及奥运会、展览会等大宗商品的运输物流服务，实施这种模式的物流企业必须具备丰富的物流运作经验和强大的企业实力。“中外运物流”在项目物流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长期以来，中外运在国内外建设起完善的业务经营网络，在为国内各大外贸公司提供全面运输管理服务的同时，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生产物资实行国际多式联运，同时为我国大型国际展览会、博览会和运动会承担物品运输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
4．定制式物流服务模式
定制物流服务是指将物流服务具体到某个客户，为该客户提供从原材料采购到产成品销售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全程物流服务模式，涉及到储存、运输、加工、包装、配送、咨询等全部业务，甚至还包括订单管理、库存管理、供应商协调等在内的其他服务。现代物流服务强调与客户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采用定制式服务模式不仅能保证物流企业有稳定的业务，而且能节省企业的运作成本。
物流企业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其确定最合适的物流运作方案，以最低的成本提供高效的服务。
北京星网物流中心是由“金鹰公司”（MSAS和Sinotrans在1996年成立的合资公司）专门为诺基亚公司兴建的物流设施，它坐落在诺基亚星网工业园内，将园区内诺基亚的区域供应商和制造厂商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通过“金鹰公司”提供的无缝隙供应链解决方案，降低整个园区内企业的供应链成本，实现低成本运营目标。
5．物流咨询服务模式
物流咨询服务模式是指利用专业人才优势，深入到企业内部，为其提供市场调查分析，物流系统规划、成本控制、企业流程再造等相关服务的经营模式。企业在为客户提供物流咨询服务的同时，帮助企业整合业务流程与供应链上下游关系，进而提供全套的物流解决方案。企业通过物流咨询带动其他物流服务的销售，区别于一般仓储、运输企业的简单化服务，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在具体的业务运作中，可以采用大客户经理负责制来实施物流咨询服务。大客户经理要针对每个客户的不同特点，成立独立的项目组，组织行业专家、大客户代表、作业管理部门、项目经理等人员，从始至终负责整个项目的销售、方案设计与服务实施，保证项目的实施效果，提高客户满意度。实践证明，这种站在客户角度考虑问题，与客户结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业务运作模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6．物流管理输出模式
物流管理输出模式是指物流企业在拓展国内企业市场时，强调自己为客户企业提供物流管理与运作的技术指导，由物流企业接管客户企业的物流设施或者成立合资公司承担物流具体运作任务的服务模式。采用管理输出方式时，可有效减少客户企业内部物流运作与管理人员的抵制，使双方更好的开展合作。采用物流管理输出模式时，可以利用客户企业原有设备、网络和人员，大幅减少投资，并迅速获取运作能力，加快相应市场需求的速度。在运作时，可以有两种方式
（1）系统接管客户物流资产：如果客户在某地区已有车辆、设施、员工等物流资产，而物流企业在该地区又需要建立物流系统，则可以全盘买进客户的物流资产，接管并拥有客户的物流系统甚至接受客户的员工。接管后，物流系统可以在为该客户服务的同时为其它客户服务，通过资源共享以改进利用率并分担管理成本。
（2）与客户合资成立物流公司：物流企业与客户共建合资物流公司的方式，既使客户保留物流设施的部分产权，并在物流作业中保持参与，以加强对物流过程的有效控制；又注入了专业物流公司的资本和技能，使物流企业在物流服务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招商局物流集团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便是物流管理输出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招商局物流集团通过对青啤发展现状和其他多方信息的分析，结合青啤自身拥有大量物流设施、设备与人员的实际情况，提出与青啤成立合资物流公司，购买或租赁青啤原有物流设施、设备，并接收青啤原有运作和管理人员。这种模式确保了招商局物流能够将其较为先进的现代物流理念、员工分配制度、操作流程的再造方法，渐进地、完整地灌输到合资公司的物流管理中。合资公司开始运作的三周时间内，青啤原有车辆利用率就提高了60%，每年仅公路运输就将为青啤节省物流成本近700万元。
7．物流连锁经营模式
物流连锁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方式等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的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费用的物流经营形式。物流连锁经营借鉴了成功的商业模式，可以迅速的扩大企业规模，实现汇集资金、人才、客户资源的目标，同时在连锁企业内部，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信息化的管理系统，更大程度的整合物流资源，用以支持管理和业务操作，为客户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
锦程国际物流集团从2000年开始物流连锁经营的尝试，将商业中加盟连锁的经营理念引入到物流业，创造出了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支持，以加盟连锁的形式进行物理网络扩张的经营模式，使公司迅速汇集了资金、人才和客户资源，扩大了企业规模。
8．物流战略联盟模式
物流联盟模式是指物流企业为了达到比单独从事物流服务更好的效果，相互之间形成互相信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物流伙伴关系的经营模式。国内物流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自身力量薄弱，难以与大型跨国物流企业竞争，因此，中小型物流企业的发展方向是相互之间的横向或纵向联盟。这种自发的资源整合方式，经过有效的重组联合，依靠各自的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种合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在企业规模和信息化建设两个方面进行提高，形成规模优势和信息网络化，实现供应链全过程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企业在物流服务领域实现质的突破，形成一个高层次、完善的物流网络体系。在战略联盟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功能上，而将附加价值低的功能虚拟化。虚拟经营能够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实现企业的精简高效，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
广州海元物流公司就是中小型物流企业战略联盟的成功典范，它是由31家优秀的专线运输公司资产重组后建立的现代化物流企业，在全国拥有376个分公司，并且建立了海元物流信息系统，推出了京广物流带、广沪物流带、广渝物流带等服务区域。“海元模式”是中小型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新模式，为中小型物流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借鉴。
三、对物流企业经营模式的几点思考
1．经营模式是物流企业成功的关键
在物流市场被普遍看作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市场以后，进入物流行业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行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且竞争已经由单纯的价格竞争开始走向服务质量和服务层次的竞争。此外，我国加入WTO以后，已经陆续开放了部分物流市场，一些跨国物流企业，如马士基、UPS等相继进入中国，国内的物流企业面临着来自跨国物流公司和国外物流资本的挑战。今后的五至十年，将是我国物流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物流行业将重新洗牌。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将导致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缺乏创新而被淘汰出局；那些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企业则会打牢市场根基，确立自身在市场中的地位。通过企业整合、重组，将会在各个地区产生若干家大型的现代物流企业。其中，有的将会成为具有全国性物流网络，能够提供综合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前面所述的几种经营模式，便是那些具备勇于开拓创新精神和敏锐市场洞察力的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这说明，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成功的经营模式是企业获得盈利的基础，同时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传统储运企业向现代物流企业转变，目标就是寻求一种新的盈利模式，只有找到了适合于企业的经营模式，传统储运企业才真正完成了转变。
2．经营模式是现代物流服务理念的体现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顾客需求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企业对于物流服务的准时性、及时性、全面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物流企业针对客户的经营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因此，在提供服务时，要仔细分析客户的需求，了解客户的经营规律，以便提供精确的物流服务。
经营模式体现了物流企业的现代物流服务理念，企业在为顾客提供物流服务的过程中，必须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思考物流合理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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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它表现出高度的现代性。流行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伴生物，就世界范围而言，流行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化时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显然它与城市民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时代高度发展的民间文化，例如明清城市的文化，但它绝非流行文化，因此明显地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中的民间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
其二，它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流行的商业文化，表现出浓烈的商业性。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同普通商品的生产一样，包括了策划、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流行文化的生产者特别工于成本的核算和收益获取，用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来尽可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并以此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现代化传播媒介和科技手段是大众流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因而能使这种流行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和扩张。
其三，流行文化凸显高度的产业性。它是一种按照产业方式运作的经营性文化。包含了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序化等―般内容，产品的生产者只能从多数人的一般需求特征和接受水平出发，它面向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大众。而我们知道，所谓“社会大众”，从本质上看，其接受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它只能制定普通的、适合多数人的产业标准。
其四，流行文化强烈的娱乐性。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流行文化是―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它不再和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他借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②追求愉悦和消遣的欲望在当今时代得到了全面的扩张。所谓“跟着感觉走”、“玩的就是心跳”，追求和制造快乐，已成为当今社会一道无处不在的文化景观，其背后潜藏着人对自身全面发展终极目标的祈盼。
其五，流行文化的复制性。以技术为先导的工业时代打破了文化霸权，流行文化借助于迅猛发展的现代高新科技传播手段，复制性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显然，流行文化的复制性，既普及文化，同时也制造平庸，加深了文化流行与鉴赏的同质化倾向，复制性也是其产业化、标准化操作的必然要求。为了适应一般受众的需求，它不得不采取“一般”的标准，“一般”即是“标准”，标准化就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一个特征，否则也无从复制。
通过对流行文化上述若干特点的描述，我们也许能够对流行文化的内涵有些基本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流行文化不仅不是精致的文化，而且根本就不屑于作出这一区分。由于没有高低的层阶，因而也就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统治者机构和知识分子平时秉持的话语权，在表达的民主性上它可以具有一种变革意义，但是也具有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
人类的传播行为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也充分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传播与流行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大家都知道，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走向、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粘合方式与力度。那么，怎样来表现这种粘合呢？传播就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全过程。事实上，社会自有大众传播出现以来，大众传播就充当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是流行文化的“领头羊”，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没有不重视大众传媒研究的。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以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它又是各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流行过程中，大众传播又是流行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普及者，流行文化的扩布与流行，倘若没有大众传播的推波助澜，各种文化样式就行之不远，成不了气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共生共荣，它们是不分彼此的“共谋者”。
从传播学角度看，各种流行文化样式并不追求它经典的示范性和传之后世的楷模范式，它看重的只是“现在”，特别是在它被商家染指，商业运作得相当成功，由此形成一套文化上的生产―消费关系。
就历史传统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发展出市民社会的文化资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空前发达与长期存在，国家通过中央至地方的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统治，使社会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都难以生存。在这样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政治运行机制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不可能获得成长和发育的真正空间，而市民社会的无法形成必然导致流行文化难以萌生。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90年代初期国家正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定位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而市场经济正是市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在客观上为市民社会和与之相应的市民文化――流行文化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走向市场化的趋势，大部分文化艺术产品以商品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流通于社会各个领域，并以相当的规模、范围和容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市场。诸如演出市场、书报刊市场、美术市场、电影市场、文物市场、音像市场、娱乐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装潢广告市场、体育市场、旅游市场等等，形成了以国家为主，集体、个人和外商投资等为辅的，开发文化市场的经营格局。
流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大众传播形影相随、共生互动。从发生学上讲，流行文化在西方虽然可以溯源到18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出现以后。可以说流行文化是依赖于大众传播的发展才逐步形成的，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种重要样式与内容，两者共生共荣，密不可分，或者说两者本来就是一枚铜币的两面。有人曾用这样的话语来考问历史：“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③
现在学术界一般把1833年9月3日美国人本杰明・戴伊在纽约创办的《太阳报》，作为人类传播史上大众传播时代到来的标志。这张每份只售1美分的“便士报”，开启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由此，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相伴而生的流行文化也开始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革命，传播媒介的花样翻新，使流行文化逐渐步入市民生活的殿堂。由于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相伴相生、共生互动，也使文化研究的学者始终绕不开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流行文化这两个主题。斯诺曾指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④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逐渐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关注，从时间上看，此时也正是大众传播飞速发展的时期。1920年商业广播电台在美国开播，1936年电视在英国问世，到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也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也把其理论视角放在了大众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关系上，强调了大众传媒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内在一致性。“由于它们强调工商业服务和产品，它们是经济体制的中心部分之一。由于它们增加了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用于报道各种听证会和注重政府新闻，它们成为我们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大特征，由于它们提供家庭消费的娱乐和通俗文化，它们成为我们家庭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许多人来说，电子媒介布道已经成为宗教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有限的程度上，它们也成为我们教育体制的一部分。”⑤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它与流行文化的共同体关系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为当代流行文化推波助澜的电视传媒
流行文化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随处可见的消费现象。因为在多数时候，它都体现为某一时期人们一种趋同的消费选择。它可能是一首传唱于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也可能是满街行走的红头发、黄头发，还有可能是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更有可能是一部票房走俏的电影、一档电视节目……总之，当潮流来袭，不管人们身处何处、接受与否，总能感受到其旺盛的扩张之势。
有人把“流行文化”比作是“任性的小姑娘”，荒唐而美丽。流行文化好像没有方向的飘风，忽左忽右，毫无路径。流行文化的精灵在于跟风――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抉择，仅仅是失去抵抗的接受，以一种物质性标志昭示意识形态方向，从而升入一个精神范畴，抽离原来从属的文化领地，这就是人们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如前些年流行的一首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也是一曲流行，到处传唱，获得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褒贬不一。这就提出了流行文化中一个关于共识的问题，通过对流行共识的成因追根溯源，不难看出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所代表的网络文化背后，正是中国社会产业、教育、资讯结构变化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电影人轻蔑地称作“小耗子”的电视扶摇直上，目前占据大众媒介第一媒体的位置，它是流行文化的同谋、最积极的制造者、最热烈的推动者，当然，也是流行文化利益的瓜分者。从媒介进化来看，电视是口语文化的再度复兴。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沉浸在口语文化时代，文字符号从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口语传播的能力，却消解了人际传播过程中分泌的形象与。电视的勃兴纠集沉默已久的口语文化人口，迅速收复文字霸占的传媒领土，口语运动消灭了文字的内涵，文本化为散落在时间之河中语音的流动，成为没有所指的言语运动――重复、琐碎、虚词、语文教师痛心疾首的病句、语气词和闪烁不定的神情。口语文化召唤被文字冷落的人群：文盲、不爱上学的坏小子、家庭妇女、流落在城市边缘的民工和普通工人。知识分子在电视媒介的口语文化挤压下成为孤独的小岛――拒绝电视也被电视拒绝。
共时性传播和参与式收看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特征。卫星覆盖与有线传输的结合将大众编织在一种共同的经验中，不同地域的人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节目，这种经历前所未有。共时性传播为流行文化支起空间平台：从荧屏出发，可以到达广阔的人群。参与式收看让受众成为电视的俘虏，奖品、嘉宾、现场观众等种种诱惑布下天罗地网，受众在接受电视节目的同时也关闭了理性思考，任凭感性听随主持人摆布――回忆一下收看娱乐节目或现场演唱会的经验，自我迷失，流行乘虚而入，电视与流行文化合谋，大众在毫无防范的心理状态下被罗织进流行文化的情境。
当代流行文化是一种后工业社会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性、复制性与集体狂欢性。流行文化大多落实为具体的消费行为，演唱会、CD、电影、衣服、饮食、阅读、观看（观看是电视消费，为收视率增加小数点，而收视率是广告最主要的考察指标）以及烫发、染发、化妆等。一种事物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通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的首要基础，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着流行文化；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又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媒介。事实上，我们仅从当代新闻类传媒的传播内容、方式与风格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约翰・哈利特曾经说过：“通俗新闻看来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新闻形式，它正在取代传统的‘严肃’新闻，即使在‘严肃’新闻的最后堡垒即所谓‘高品位’大报也是如此。”他所说的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是指“那些大量销售的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节目，它们专门从事名人轶事、生活方式以及‘非消息性’报道，并不注意日常政治新闻报道”。⑥今日的大众传媒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早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消费主义倾向，流行文化固有的娱乐消费性，已全面渗透到对新闻的传播之中。主要表现在：一是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出现了大量“生活方式报道”，对受众实施物质生活消费的诱导；二是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的感官享受；三是新闻传播的主体形象身份产生了变化，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等逐渐取代“生产英雄”，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四是新闻传媒开始注重媒介自我形象的重塑与包装。⑦
在当今的情势下，电视在诸多媒体中“一支独秀”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它的日子并不好过，电视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电视业界开启了专业化频道营销可以说是世界电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视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受众市场变化的必然结果，以及媒体竞争的必然产物。■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4.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91.
③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
④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篇11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 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
陈学明、吴松、远东
著
3《传播学概论》
〔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
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著
5《文化帝国主义》
〔英〕J．汤林森 著
6《世纪晚钟》
高小康 著
7《科学的历程》
篇12
Key words: vulcanizing machine；vacuum system；vulcanizing process
中图分类号：TH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2-0162-02
0引言
在全钢子午线轮胎的生产工艺中，硫化工序中硫化机应用的抽真空系统是保证生产安全及生产效率的非常重要的热工系统。相对于轮胎硫化工序所采用的饱和蒸汽、过热水等其它热工介质表压动辄1.5MPa，2.65MPa的工艺要求值来说，抽真空系统-0.02MPa的工艺要求值单从其数值上来说，就是一个很微弱的压力的等级，因此由抽真空动力系统故障、抽真空管路系统中的执行元器件的损坏、卡阻、泄漏及人为因素的不合理干预等极易造成的抽真空系统的真空度的波动，严重时产生正压，从而影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严重的甚至造成废次品及胶囊爆炸。本文分析了全钢轮胎生产线硫化机抽真空系统故障频发的原因，并提出了在几乎不影响整个生产过程的情况下的改善方案，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极大的提高了轮胎硫化机抽真空系统运行的稳定性，降低了停机时间、能源消耗，减少了由此造成的废次品。
1轮胎硫化机抽真空系统
全钢生产线硫化工序抽真空系统的配置通过三台水环式真空泵（型号：SK-30A，极限真空：8×10**3Pa；转速：740rpm；最大气量：30m**3/min；功率：55KW），采取两用一备的方式投入用行，三台泵交替备用。为生产现场约110台双模轮胎定型硫化机提供完成硫化过程清空定型胶囊内介质的负压。按生产满负荷投用120台硫化机核算，日产约5500条轮胎，由公司公用工程管理部门核算两台真空泵运转状况良好的能够满足日产5000条轮胎的生产负荷。核算方程式为：
计算总抽气量Q
Q=Q1+Q2+Q3
Q：总抽气量，kg/h
Q1：真空系统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量，kg/h
Q2：真空系统的放气量，kg/h
Q3：真空系统总泄漏量，kg/h
计算Se：
Se＝QR（273+Ts）/PsM
R：通用气体常数 R＝8.31kJ/（kmol*K）
Ts：抽出气体的温度，℃
Ps：真空系统的工作压力，kPa，G
M：抽出气体的平均分子量
Se：真空系统的抽气速率，m3/h
因现场所用硫化机全部为双模硫化机，且锅口65英寸硫化机占绝对多数，则平均每分钟的使用抽真空的机台有：5000/24/60=3.47台，考虑到其它因素，按每分钟4台计算。每台机两个定型胶囊，每个容积约0.2m3，介质为蒸气，则4台机总容积为4×2×0.2=1.6 m3，按2m3估算，因真空度为粗真空，忽略真空系统的放气量，真空系统总泄漏量按负荷的10%估算。现场实际硫化机实际运行中，硫化步序运行至泄压过程时抽真空抽真空启用时胶囊内蒸汽实际压力平均为0.08MPa即8×10**4Pa，抽出气体的温度按120℃估算，要求由此压力抽为0.02MPa以下的时间为60s，由此核算出Se≈50 m3/min，根据抽气速率和真空度要求，通常确定真空系统时要求真空泵的抽气速率S满足：S>（20%-30%）Se，故两用一备只能基本满足生产过程需求。
2抽真空系统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及改善对策
但生产实际过程却并非如此，根据长期对生产过程监控统计发现，当日产量超过3500条轮胎后抽真空系统真空度低，抽真空时间明显延长，甚至呈现正压的次数明显增多，最严重时甚至造成生产过程中断数小时，严重影响生产过过程的连续性。2009年年初随着产量从日产3000条逐步升至日产4500条以上，此方面故障逐渐增多，我们以3个月统计数据为例（见表1）。
由表1统计数据，核算出因抽真空系统故障可造成月平均欠产超过1000条轮胎，对部分正在出灶生产机台可能造成废次品，同时造成人员、能源等成本因素的巨大浪费。为此我们从装备系统能力、个体机台差异、生产现场机台故障、操作人员管理、等因素做了细致分析，从中找出造成此故障增多的主要因素，对策解决。
装备系统能力方面，前面已经介绍经过核算只能基本满足生产负荷，且真空系统装备方面的改善投入投资大，耗时长，并且工厂根据市场行情波动实时进行生产计划增减调整，经济可行性较差，还待后续逐步解决，因此我们转而从生产现场管理及机台改善方面着手解决。
生产现场方面存在的问题：①生产现场机台差异相对于动力及热工介质动辄2.2MPa、2.65MPa的标准压力来，抽真空工艺标准压力-0.02MPa表压值量值太小，管道阀门有些许泄漏都会急剧增大抽真空系统负荷。②因一些机台处管道末端或机台差异，导致硫化结束后胶囊内介质无法无法按要求时间抽为安全启模压力，操作工手动操作延长抽真空后未及时复位，造成下一硫化周期开始后，热工介质直接进入抽真空系统，造成整个抽真空系统瓦解甚至呈现正压。③当开产机台数量大，硫化开锅时间又相对集中时，抽真空系统可能会暂时超负荷，造成真空度低，无法法满足抽速要求的问题。④硫化机气路存在微漏问题，造成在正硫化过程中抽睁空切断阀不能完全封闭，导致实际增加抽真空系统负荷的问题。
按故障类型及其所占的比例从下面几个方面考虑制定相应的改善对策：
①防止抽真空电磁阀未复位造成的热工介质直接进入抽真空系统。
②防止机械阀故障造成的热工介质直接进入抽真空系统。
③及时发现，减少抽真空系统故障持续时间。
④更换品质优良的切断阀
最终确定对策方案：
①在抽真空切断阀气路上增加一控制电磁阀，设定防护控制功能，主动防止手动拨电磁阀的操作事件的生切以及械阀串风及抽真空电磁阀未复位产生的控制风压，杜绝由此产生的抽真空系统问题。②增加抽真空串压的检测装置，准确检测切断阀状况，安装报警装置，一旦发生切断阀串压能准确报警及时发现，降低串压持续时间长对抽真空系统产生的影响。③拓展报警面，不合模、运行中故障等严重影响产品质量的故障进行报警，减少机台故障造成废次品。
在PLC中设定抽真空总控电磁阀只能在需要时打开，阻断非正常控制气源，同时在正硫化过程中及于质量密切相关的合模过程中设定串压及故障报警。
实现的报警功能如下：自动合模硫化过程中在二次定型结束后自动合模过程超过40s未进入硫化步序或其它原因造成的未合模到位会自动报警，主机手动等人为操作时，报警自动解除。在合模后的硫化步序过程中，若步序开始40s后，蒸汽步序中蒸汽压力低于1.2MPa，一次水步序中一次水压力低于1.8MPa，二次水步序中二次水压力低于允许下限0.1MPa时会自动报警，在报警状态下，报警因素解除或置手动状态后，电笛及频闪灯警报停止。
3结束语
改造工作完成后，杜绝了电磁阀不复位和机械阀串风导致的抽真空系统故障，抽真空系统故障大幅下降，平均每月此部分故障在1小时以内，并且出现故障及时发现报警，在抽真空系统能力未增加、产量稳定在4500条轮胎的情况下使抽真空系统稳定运行，有力保证了整个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及长周期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1]SK系列水环真空泵的工作原理以及结构说明.
篇13
它充分尊重市场和商业规则，主动迎合不同受众的兴趣，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取向。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大众流行文化借助于市场规则和现代科技，全方位的渗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无论是从影视、广告、互联网、娱乐节目等文化产品的消费，还是到各种理念、趣味、形象等非物质文化的流行，大众流行文化产业在带来巨大财富和文化消费满足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它无处不在的威力。
在这个时代中大众流行文化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技术化、媒体化、娱乐化。商业化和消费化是大众流行文化的最大特点。在大众流行文化中人们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实物消费品转向情感、梦想和欲望等精神方面的感官消费。作为一种感性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的消费性是建立在大众本能的直接需求上，而大众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则成了大众文化不断发展的动力。
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风暴，大众流行文化是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表征。大众流行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相对晚出又个性鲜明的文化形态，充满生机与活力，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文化潮流。流行文化的发展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元主义文化发展模式，从制度上与观念上确立了社会民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进程，开创了文化回归大众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文化席卷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形成有目共睹的特殊文化景观。
以视觉为主因的现代文化形态的大众流行文化，实际上是现代传播技术的直接产物和新兴的主导的文化艺术样式。其特点在于精确无误地对世界进行影像记录或是惟妙惟肖地创造一个影像世界，无论是忠实记录或是重新创造，大众流行文化都在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制造一个日常生活形象的完美世界。
大众流行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然遵守商业原则，这直接导致了艺术创作者的物化。艺术创作者在进行文化的生产时，不得不将文化当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创作。于是，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保罗・瓦莱利说：“伟大的革新将会改变艺术的全部技巧，由此必将影响到艺术创作本身，最终或许还会导致以最迷人的方式改变艺术概念本身”。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复制技术对艺术品的欣赏、审美、传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消费和占有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艺术品的性质特征以及原作界定的认识。
那何为当代视觉艺术？视觉艺术，是人类精英文化内涵和视觉艺术的自然结合所产生并为历史所传承的视觉呈现形式，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的思想精华，是意识形态的历史沉积，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大众性、综合性、互动性都是当代视觉艺术的特点。
当代视觉艺术是一种艺术形式，是指本质上是以视觉目的为创作重点的作品，例如绘画、摄影、版画和电影。而牵涉到三维立体空间物件的作品，例如雕塑和建筑则称为造型艺术。许多其他的艺术形式也会包含视觉艺术的成份，因此在定义上并不是非常严格。
现如今的社会，由于物质的极其丰富，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读图的年代。图像在信息记录与传播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地增大，例如，从文字记录到图像传真，从静态图片到动态影片，从无声影像到声画合成，从平面记录到三维动画呈现等各式各样的媒介。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图像记录和传播信息的途径不断增大，视觉符号在不知不觉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每天有大量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快速的传递到我们的面前，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段，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方式和各种各样可以接触到艺术的平台的出现，让曾经与我们有一段距离的艺术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浏览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不像以往，除非很特意的了解和接触，才能走进艺术。而如今，标志、广告、卡通影像以及各种具有审美价值的生活用品纷纷涌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行走在大街上，还是打开家中的电视机，随时随地都能获得艺术方面的信息。艺术已经大众化，平民化，商业化。手边的绝大部省商品或者图片都经过了艺术的雕琢。
大众流行文化是时代的产物，大众流行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各种观念的构建，进而影响了当代视觉艺术。
大众流行文化使视觉艺术的表现对象不断地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架上绘画、影视作品、街头广告或者时尚海报等东西，都是大众流行文化展示的平台。它们以一种最为快捷、直观的方式提供给我们信息。甚至有一些被主流文化所遮蔽了的一些边缘文化也可以不被落下，使大众流行文化变得非常广泛。大众流行文化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世俗化的产物，它不仅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直接构成一种商品经济的活动形式。
再有，大众流行文化使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在逐渐地多元化、直观化和模式化。
如今社会出现的媒体化生活和通俗艺术，它们对传统的文化等级秩序和深度追求构成巨大消解。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化元素，经典文化的失宠与对经典观念的消解成为潮流。在高科技和经济全球化的笼罩下，经典艺术受流行文化影响，与高科技、时代风尚结合衍生出众多的变种，经典美学的许多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也加剧了表现形式的多元化。
当代视觉艺术以个性为特点，无论怎样的表现形式，都是以多元的，甚至光怪陆离地姿态正式进入当代视觉艺术的视野，使我们逐渐弱化了对语言的依赖，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直观化的图像世界中。而这些图像无不在展示它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因为商业的目的，需要这些图像发挥引领我们消费流行的功用，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生活正悄悄的被这些商业图片改变着。直接影响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以及我们观念的改变。让我们的思想、心理和文化知识结构等都受到当下视觉艺术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逐步模式化。
结论：大众流行文化使视觉艺术的传播载体发生巨大地变化，更多地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迅速的流行和发展。
大众流行文化在整体上改变了传统视觉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接受模式和价值体系。与传统的文化类型相比，大众流行文化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流行文化以现代大众传媒为基本载体，并且在大众传媒的操作体制中流行、扩展；另外，流行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呈现出娱乐性、时尚化和价值混合趋向。
当代视觉艺术与大众传媒在制造作品上有着一样的架构，所以两他们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统一的前提。当代视觉艺术与大众传媒统一的发展，不仅构成了流行文化的主要景观，而且实际上是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当代视觉艺术的流行化转型所产生的巨大商业价值是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可比拟的。流行视觉艺术成为流行文化的主导形式，有商业动机的驱动，而且充分表现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
大众流行文化时代的当代视觉艺术艺术，在表现对象不断地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表现形式上多元化、直观化。并且带来了更为新鲜的传播方式。
参考文献：
[1]马梦雅.新媒介对当代视觉艺术教育的影响[J].大众文艺（理论），2009（18）.
[2]唐骅.当代视觉艺术的文化品格[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3）.
[3]刘军辉.论流行文化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影响[J].职业技术，20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