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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和效果，这是其他技术所无法替代的。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互联网与农业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扩大了农业的信息化建设，也使互联网技术得到不断提高，不仅满足了农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加快了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步伐。
互联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互联网+能够加快农业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业是我国的传统支柱产业，多年来，农业发展一直处于一个闭塞的信息环境当中，无论是技术还供求信息都相对匮乏，而互联网+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不仅能够促进农业市场信息互通，使交易双方能够直接实现联系，及时获取信息资料，并根据市场信息及时有效地进行企业经营决策。这样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市场风险，同时也提升了企业获利机会，使农业资源得到有效的优化配置，为企业带来了更丰富的经济利润。其次，互联网+能够提高农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互联网+作为一新兴的技术手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有效地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农民收入。例如在农村电子商务平台中，农民可以获得更多的供求信息，信息渠道增多，农产品也有了更广阔的销路，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经济收益。由此可见，互联网+对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最后，互联网+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互联网+是一种先进技术，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方向转变。互联网包含的内容较丰富，对农业生产会产生不同的作用与效果，通过互联网+的应用，能够实现农业信息传播，监测农作物生长情况，对农业生产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等。总之，互联网+能够为农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推动农业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3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3.1农业信息平台整体建设缺乏
虽然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但是由于互联网+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时间不长，所以基础服务设施还较为薄弱，互联网农业信息平台建设还不够完善，例如信息不全面，服务不到位等问题，无法满足农业人员的信息需求，一些农业难题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不仅不利于农业信息平台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农业经济活动的开展，阻碍了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农业信息平台整体建设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网站缺乏专业人才
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由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时间不长，专业技术人才相对匮乏，无法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因此也给农业信息化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此，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质也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只有真正提高人员专业水和素质，才能有效地普及和应用农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从当前我国的农业从业人员整体水平来看，无论是专业知识水平还是整体素质都相对较低，对于新兴事物的理解力和接受程度也较慢，无法有效地适应互联网的发展，对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制约影响。
3.3互联网发展缺少资金支持
互联网是一项庞大的信息系统工程，对于技术、人才、物力、资金都有很高的要求。资金是互联网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持。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城乡贫富差距较大，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受此影响很大，在软硬件发展、信息采集和网络平台运行等方面都受到资金不足的限制，这也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进程。
4互联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措施
4.1加强农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互联网+与农业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加快我国现代化農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农业部门要不断完善互联网信息体系、加大资金投入、优化网络环境、减少运行限制，使互联网平台更加开阔，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其中，加强网络宣传力度，同时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前提下，使更多的农业从业人员参与网络平台建设，获得更及时准确的农业相关信息，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与保障。
4.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是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农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因此，应加强农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生产、建设过程中不断引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另外，要不断加强我的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研究探索新的生产技术和应用设备，为农业与互联网的有效融合打下坚实基础。
4.3培养互联网+专业人才
互联网技术对人才的需求较大，但是目前我国的互联网专业人才缺口仍然很大，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因此，高校要加强互联网+与农业相结合的专业教育，开设更多相关专业，以满足社会需求。在实际教学中，高校要向学生展示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成果，培养学生努力学习互联网技术，并应用到农业经济发展当中，通过培养专业人才，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技术储备。此外，还应当培养更多互联网农业技术人才，通过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技术培养，使他们了解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去，加快当地的农业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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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学研究生培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基础教育。农学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缺乏对基础农业有益的课题。在研究中，一味强调研究前沿，研究生追逐导师进行“前沿”研究，强调研究的前瞻性、创造性，乃至贡献性，而导师、研究生和学校制定的培养方案都忽略了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使现在的一些学术论文只追求高难度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的研究结论，而缺少基础理论的支持，使研究出现“两张皮”现象。研究生教育亦是如此，基础教育跟不上，一味追逐前沿使研究生教育出现“脱节”。
（二）轻视实践能力。农学研究生不同于基础学科研究生，他们更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然而我国的农学研究生缺乏实践能力教育。我国的农学研究生大多都是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然而实验并不等于实践，实验室里培育出的粮食育种在田间实践时未必会有预期实验收效；临床兽医专业的研究生面对临床实践时也远不及在实验室里得心应手，这些都充分显示出目前的农学研究生更像是“实验员”，而专业实践能力非常薄弱。
（三）缺乏学习热情和创新理念。如今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受到了各界的反对，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农林院校乃至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仍存在“填鸭”现象。这种方式会使学生丧失学习兴趣，缺乏学习热情，另外，更使学生难以锻炼独立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以书本为“支点”，以教师为“拐杖”，极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完成“学生”像“研究生”角色的转换，影响学术界未来的发展，使学术界变得死板化、僵硬化、陈旧化，丧失学术活力和科研动力，并使农业发展受到冲击。
二、提高农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若干对策
（一）完善农学研究生培养过程。培养过程对研究生至关重要，应根据学科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农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教育培养。首先，培养农学研究生多样化的理念、创新化的思维，树立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培养农学研究生多方位全面发展。其次，要深化教学改革，打破“学科壁垒”，鼓励学科交叉和学科综合，拓宽研究生培养面，课程设置要综合化、多样化、职业化和精品化。另外，要加强科研，提高学术论文质量。夯实专业基础，培养适应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
（二）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农学专业具有应用性和实用性的特点，要求研究生具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并具有运用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强调人才的应用与开发能力。农学研究生在课程设置上应注重理论课与实践课的结合；在教学方法上，注重讲授与实验的结合，并注重教师的专业基础与实际操作能力。另外，通过加强专业实践的组织与实施以及试验田、专业实践基地的建设，不断强化农学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其职业素养，并提供科研所、畜牧兽医院、农业推广公司等部门的交流实习机会，做到产学结合。
（三）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为了培养优秀的农业创新型人才，就必须让一切外部和内部条件都更加适应培养进程的发展。外部条件方面，为调动农业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可制定促进人才培养的鼓励政策和基金配套政策，把奖励和创新挂钩，设立创新奖学金，以此调动农业创新积极性。内部条件方面，主要是精神环境的优化。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将国内外一流的农业学术专家请进高校，定期做学术汇报、交流活动，了解农业学术界前沿动态和技术方法，激发研究生学研灵感；另外，把研究生派出去，通过不断地田野考察、不断地在农村第一线进行实践，使其积极参与农业科技的交流与操作，把考察、学术交流等活动与培养和创造农业重点产业开发项目结合起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国外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进行教育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结合我国国情和研究生教育的实际情况，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对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科学研究方面，加强与国际农业发达地区、农学研究发达院校的交流与合作，使我国的农学研究走上国际化道路，由此拓宽研究生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提高农学研究生质量，培养国际型农业人才。
三、结语
研究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主力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研究生将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各领域的中间力量，而高校作为研究生培养基地，责任重大。农学研究生的培养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一面，要在解决共性问题的同时，剖析个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我国农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完善，为农学研究提供后备力量，也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 郭智奇.修订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J].高等农业教育，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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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休闲农业起源于19世纪,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在欧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最为盛行(方世敏),当前国外学者对休闲农业的概念、产品和功能的开发、市场研究、可持续性发展和宏观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获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国外休闲农业的具体研究成果归纳如下:
产品和功能开发研究。A.Hjalager(1996)研究认为休闲农业是在多功能农业的基础上,由农业多样化经营形成的。乡村旅游因其规模小、特色设施、环保主义而形成富有创新性的旅游产品。但其潜力还未能充分发挥。C.Hegarty(2005)在对波兰和爱尔兰作了比较研究后认为,休闲农业产业多样性决定了休闲农业发展的潜力,但其多样性则取决于区域资源及客源市场条件。麦基(N.G.McGehee,2004)认为农场主拥有土地、经济上依赖于农场经营、休闲农业深受大众欢迎,是刺激休闲农业发展的推动因素。
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关于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外多数学者认为虽然有诸如物价上涨的负面影响,但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转型与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文化是休闲发展的重要内容,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挖掘。JohnTribe(2000)认为,随着旅游规模的扩大,乡村性将受到削弱。T.J.Forsyth(1995)对泰国北部的一个小山村的研究表明:旅游业不能使最贫穷的小农户致富,但它可使那些有能力通过雇佣劳动力发展旅游业的农户增加收入,发展旅游可能使农村社会进一步贫富分化,并因提高土地利用强度或环保意识的增强可能导致环境退化或环境改善。
宏观管理政策研究。在欧洲,政府扶持乡村旅游的措施主要是制定开发政策,提供人力、财政支持,设置专门管理、服务机构等。休闲农业产品的质量保证制度方面研究较多。英国约有10000个农场提供膳宿服务,但一半多的经营者未参加任何质量保证监督计划。AlizaFleischer(2005)对基于农业生产活动的乡村旅游企业与放弃农业生产活动的旅游企业的比较研究证实:基于农业生产活动的乡村旅游企业经营业绩更好。
休闲农业服务质量研究。当前国外学者在休闲农业的服务质量的研究文献较少。但已有的文献揭示了服务质量对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Reichel(2000)则采Gronroos(1984)的观点,以技术质量及功能质量维度衡量服务质量,并参考Fleischer(1993)技术性及功能性二维度下之衡量问项,拟定休闲农业观光服务质量属性的问项;Akama&Kieti(2003)探讨肯亚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狩猎旅行游客服务质量满意度,服务质量衡量维度采用了Parasuraman(1988)服务质量五维度,并参考SERVQUAL问项,以服务为导向,配合国家公园特殊性来拟定服务质量属性;Maryam(2003)则是探讨参与生态旅游之期望服务质量,经因子分析,将参与生态旅游者所期望的服务质量归纳出六项维度,分别为生态有形性、确实性、可靠性、反应性、同理心及有形性等方面,并将其命名为“ECOSERV”,为生态旅游服务质量建立了一个指向性的方向,其中生态有形性为生态旅游服务质量中最受游客重视的一个维度,游客对生态有形性的重视所表现的行为对环境是友善的、具有较小破坏的,该篇论文验证了应用服务质量于生态旅游研究的可行性。
其他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了地理位置、休闲农业分类等等方面。国外研究在早、中期基本局限在产业的界定和政策支持上,随着该产业的逐步成熟,研究重点偏向于具体经营的角度,主要还是围绕顾客,如何在一个新兴产业中嫁接成熟的服务理念,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服务营销的质量问题,仅仅停留在服务质量与休闲农业的相关性分析,为对服务质量评估维度和休闲农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因果关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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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整体研究方面。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系统的探讨了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近代的江西农业生产、近代江西农业科技发展、近代江西农业的赋税、近代江西农业发展的手工业、近代农村阶级关系的演变、近代农业的自然灾害、近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多个层次的问题。
2. 关于近代江西农、副产品贸易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有万振凡、胡水凤、吴赘、周海华等人。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经济研究》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探讨了农产品的贸易，对农产品的贸易量、商品率、农产品市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其商品率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胡水凤对近代江西茶叶、夏布两种农产品进行了一个研究，探讨了江西种茶面积的变化、茶产量的增减、茶价格的变化及夏布的生产和销售等具体问题。关于江西茶业研究，比较重要的还有周付华的研究，他从中长时段出发对九江开埠后，九江茶市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开埠后带来的九江茶市的发展与衰落。吴赘、周海华等对近代江西渔业进行了研究。吴赘重点探讨了民国时期，鄱阳湖湖区的渔业发展变迁以及鄱阳湖渔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周海华则主要对江西的渔业进行了简单的述论，包括主要渔场分类及其区域、捕鱼方法、鱼产量的加工与贸易。此外，许金华还对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销进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销情况。学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叶、渔业的研究上。
3. 关于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学者有谢庐明、孙桂珍、游海华、白沙、万振凡等。谢庐明研究的重点在赣南，对明清赣南地区农村墟市的兴起、发展、特点以及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关系进行了研究，也探讨了清代时期赣南地区独特的庙会市场、客家文化影响下的赣南农村市场，对赣南庙会市场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庙会、习俗在赣南农村市场中起的整合作用进行了分析。孙桂芳通过对江西农村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农村市场的嬗变过程、市场体系的特点，得出江西农村市场呈现出商品量及规模增大、市场网络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场结构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土地市场形成、供求关系及竞争机制发育并其作用的一种复杂态势。游海华则主要研究了赣闽粤边区的市场及市场网络的传承与嬗变。白沙、万振凡分析了农村集市的发展，得出民国时期的农村集市设施普遍增加、规模扩大、周期变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4. 关于20世纪30年代江西乡村建设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农村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研究学者有温锐、魏本权、曾志文、吴小彬等。温锐分析了近代赣闽边区的传统乡村民间借债、时期沿海人口、企业的入迁等因素对这一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魏本权则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农村的合作运动，江西农村合作运动是农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它担负着江西农村经济自治和社会自治的双重功能，是江西农村近代化的重要尝试和努力。经费的不足、理念的背离、环境的恶化制约了江西农村合作运动的开展。曾志文、吴小彬的硕士论文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民国时期的江西农村建设上来，曾志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机预防、危机应急、危机的恢复等机制;吴小彬则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出现的严重“三农问题”以及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地方政府为此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设立省农业院、建立农村实验区等一系列措施。曾、吴二者的研究具有许多相似性。
二、 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文对近代江西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现状的梳理，我们可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领域得到扩展。21世纪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还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万振凡、胡水凤，主要研究成果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经济研究》。进入21世纪后，游海华、谢庐明等一批学者投入到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一批硕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相关问题作为研究论文选题，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队伍得到壮大。研究队伍的扩大，也必然产生成果的增多，领域的扩展。现如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场、实验区研究等各个方面;从从时段来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
虽然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但仍有许多需进一步加强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 研究的视角急需扩展。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分析，虽有谢庐明从客家文化视角出发对赣南农村市场的研究，但总体仍是研究视角不够全面，更缺少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还需引进经济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视角来扩展其研究。
2. 研究时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学界一直将研究时段集中在民国，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时段的研究。晚清，受外来经济的冲击、商路的变化、清政府为近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对江西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虽研究成果多，但有影响力的成果少。关于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成果虽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启发性小，在学界影响力小。对这一领域的学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质量，出几篇有影响力、高水平、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甚至产生几部相当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 万振凡、吴小卫著：《近代江西农村经济经济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近代江西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凤：《近代江西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农业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价》，《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略论近代江西r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产与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 周海华：《近代江西渔业述论》，《古今农业》，2002年第4期。
[4] 许金华：《近代江西木材外销的历史初探》，《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孙桂芳：《近代江西农村市场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
[6] 白沙、万振凡：《民国江西农村集市的发展》，《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7] 万振凡、宋青红：《民国时期江西农村发展实验》，《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8] 刘白杨：《近代江西乡村实验运动中的人物群体研究》，《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
[9] 万振凡、林颂华：《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吴燕等：《战争对近代江西传统农业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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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设施农业发展历史及现状
我国设施农业历史悠久。据记载在汉代就有了以油纸作为透光盖 层的原始温室。
80年代，以日光温室、塑料大棚、遮阳网覆盖栽培为代表的设施园艺发展迅速，形成了以塑料棚为主的与风障、地膜覆盖、阳畦、温室等相配套的保护地蔬菜生产体系。90年代以来，我国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大型连栋温室及配套栽培技术，设施农业以设施园艺作物生产为主迅猛发展。到2000年，我国以蔬菜栽培为主体的设施园艺面积已达210万亩，按绝对面积计算为世界第一。在设施园艺研究领域，我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试验研究出比较适合我国气候条件与国情的园艺设施，在保护地栽培、节水灌溉、机械化育苗以及无土栽培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部分研究成果已逐步在生产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与推广。目前我国设施农业不仅包括园艺作物，也广泛地用于大田作物、林果生产、畜禽饲养、水产养殖等领域。
2.加快某地设施农业技术推广的建议
2.1政府项目推广与技术示范辐射相结合的推广
是由经济规律、社会需求和农民增收愿望共同决定的，以项目为载体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势在必行。各镇（街道）农技推广部门每年要有选 择的实施一批适宜当地生态条件、品质优、基础好、效益高、有市场 需求的设施农业重点项目，在某地市的统一规划、科学布局下，有计 划、有组织地大面积推广应用。在项目确定后，各级财政都应拨付一 定经费，由市里组织专家研究提出集中应用的新技术或配套技术。开 展以入户指导为主要方式的技术服务，技术指导员要统筹制定指导方案。开展育种、栽培、装备、管理等方面的入户指导、培训和信息服务。不断提高设施农业种植户、养殖户的学习接受能力、自我发展能 力和辐射带动能力。每名技术指导员一般要联系20个示范户。在生产关键环节必须到户指导，并结合农事活动的实际需要。经常回访，帮助解决生产实际难题。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技术指导单位、技术 指导员、示范户四者之间要分别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义务，加强检查与考核。对表现突出的技术指导员和带动作用 明显的种养户给予奖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技术扩散的推广。
2.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技术扩散的推广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技推广网络的有效补充和延伸， 具有很高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相对于单个农户，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信息采集、技术采用、市场开拓三个方面有明显优势；相对于政府部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集体进入市场的载体，也是农业信息化的组织载体，在带领农民开拓市场方面有较为准确的切入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是信息源、也是信息宿，更容易贴近设施农业种养户及满足其需求，是及时、准确、高效信息供应的忠实服务者。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专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可以引导会员农户科学决策，减少设施农业生产的盲目性，降低风险。
2.3农业教科研机构与技术市场的推广
近年来，浙江农林大学及在杭科研机构为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经常会把某地一些设施农业生产基地作为自己的实践环节。这样双方就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合作机 制，一方提供实践基地、另一方派出有经验的专家技术人员到生产基地蹲点，参与技术开发、技术指导、技术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技术推广活动。在农科教结合中，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适用技术培训工作，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培养一大批扎根于农村的科技力量，是科教兴农的重要环节。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始终坚持为5年杭州电大毕业论文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贯彻因地制宜、按需施教、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特别是适用技术培训更有针对性，把培训农民与技术推广紧密联系起来，农技推广、科研、教育等部门应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浙江农林大学、 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对具有商品属性的物化类和部分易控制技术成果，虽然进入市场，但由于农业成果的生态区域性、不稳定性、时效性、时序性等特点，对价格的确定、风险的界定、权限的规定等问题，决定了推广技术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因此必须制定细致的规范，加强政府在其中的引导作用。
总之，提高设施农业技术推广效率，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涉及 推广系统、用户系统、研究和管理系统等。在某地郊区型现代农业建 设过程中，促进设施农业发展要深化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多元化的技 术推广机制，把政府推广机构、高校推广机构、农业科研院所推广机 构、涉农企业及民间推广组织等有机结合起来，各显所能、优势互补， 多层次、多渠道的开展设施农业技术推广。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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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内容
（一）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效益评价路线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效益评价路线包括对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方法，其是以农业发展现状分析为基础，开展综合性评价，展示了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评价路线：确定评价目标收集汇总资料综合评价建立指标体系、指标量化、确定指标权重、综合评价结果结果定性分析。
（二）农业循环经济主要评价指标
当前的农业资源、环境容量和生态阈值制约下，要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及提升经济效益的出发，应用循环经济学的农业生产及农业生产体系，运用物质能量及回流，形成能对物质循环利用的闭环型农业生产系统。切实降低资源的投入，提升循环利用水平，加大农业产出量，减少废物产生与排放，实现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效益统一。
（1）类指标结构。类指标体系可划分三个层次，目标层、控制层及指标层。控制层指标依据循环经济"3R"原则可设置4类指标，分别用体现区域之中农业生产系统的资源投入指标、用以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中要实现的社会效益、用展现农业生产中系统内资源循环利用状况的资源利用评价指标、经济效益的农业产出指标、用以农业生产中对生态环境及资源安全影响的外部效应评价指标。该指标体系从4方面构建：
一是选取部分进入农业生产中的物质及能量指标，从而反映出农业生产系统的现状及投入状况，其中，农机总动力耗电量及化肥施用等代表了农业物能的投入，而沼气池则反映出这一地区循环经济的投入状况；
二是选取农药与农膜运用水平与化肥有效运用系数反映出农业生产中对资源的利用程度，而复种指数和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则能分别凸显出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及废弃物资源化的能力；三是选择农业GDP、耕地产出率等指标，判断农业循环经济的效益；四是选择森林覆盖率、有效灌溉系数和人均耕地面积等以反映出农业发展对于生态环境及资源安全的影响。
（2）刻度指标建设。立足于减量化、再循环利用原则，从农业生产出发，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根据专家的建议，对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确定参评因子以构建农业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对指标重要指标要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分类指标和单项指标权重。分类指标包括4项：一是投入指标，权重为0.298，各单项指标包括农机总动力权重0.472、 化肥使用强度权重0.250、农业劳动力权重0.118、生产中的物质消耗占农业GDP的比例权重0.077、农村用电量权重0.050、沼气池个数权重0.033；二是利用指标，权重为0.523，各单项指标包括农施用权重0.522、农膜使用权重0.064、化肥有效利用系数权重0.267、复种指数权重0.107、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权重0.040；三是产出指标，权重为0.122，各单项指标包括农业GDP权重0.467、农民人均纯收入权重0.156、人均粮食产量权重0.293、耕地产出率权重0.030、单位畜禽商品化率权重0.055；四是外部效应，权重为0.057，各单项指标包括森林覆盖率权重0.625、有效灌溉系数权重0.239、人均耕地权重 0.163。
二、完善我国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议
（1）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投入，是限制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所以，要利用农业循环经济原理，优化对化石能源消耗较大的农业结构，解决滥施农药化肥现象。在满足农业生产及消费目条件提前下，不断提升农业资源利用率。一方面加强平衡施肥技术推广与运用，通过配合节水滴灌、增施有机肥及生物农药技术等，实现节水、节地、节肥等，提升农膜回收使用量，降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提高石油、电力及煤炭等能源的使用率，加大农村沼气及太阳能等可再生类能源的比例，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2）完善农牧结合的循环生产模式，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循环利用。应形成合理的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特别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及农业新技术，推动资源能得到更高效地运用。具体措施包括：一方面形成农牧相互结合的可循环生产方式，包含秸秆高效还田、种养殖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等，同时应充分发挥农业废弃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农村用沼气，提升沼气利用技术及效率，加快农村生态家园的开发与建设，有效发挥出户用沼气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核心作用。
（3）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群众收入水平提高和农业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出龙头企业在资本、技术及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运用产业带动、村企互动、科技驱动、服务拉动及外向牵动等不同方式加快农业产业化，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农民的增收。
（4）形成推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鼓励政府部门在推动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中引导农业经营主体行为，激发农民群众参与农业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激励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企业及农户，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基金，对农业产品减税和让利，对农业循环经济开发项目给予贴息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与强化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引领更深入地实施农业循环经济的开发，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再循环，进而提升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缓慢，体现出数量与质量结构具有非均衡性。所以，为了实现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国家采取相关的政策，进一步提高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雪梅，张素琴.主成分分析在区域经济分析中的应用[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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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篇8
洛川县位于东径109°-110°，北纬38°-39°之间。属渭北高塬沟壑区，塬大沟深，沟谷与塬面高差达百米以上。土壤以垆土、黄绵土为主，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海拔在1000-1200m，年平均温度9.2℃，昼夜温差大，且紫外线照射强烈，自然资源丰富，是发展苹果生产的良好基地。全县水资源总量6633.8万m3（地下水可采量1533.7万m3），人均占有水资源量326.8 m3，亩均占有水资源24.5 m3，多年平均降水量623.2mm，蒸发量860.3mm，降雨偏少，水资源严重缺乏，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十年九旱，是一个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干旱缺水是制约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乃至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主要矛盾。论文参考网。水旱灾害是洛川县的主要自然灾害。旱灾与水灾相比，其发生的频次范围、危害程度更为严重，因此旱灾是主要灾害。现就洛川水旱灾害的成因、特征、规律及其防治措施作以浅析。
1.水旱灾害成因特征
1.旱灾
1.1.1特征
（1）、据省自然灾害记载：从公元1759年到1940年的182年中，洛川大旱38次。频率为5年一遇。光绪三年“秦晋历冬经春及夏不雨。地千里，秦晋连、人相食、道堇相望，卖女弃婴，指不胜屈”。论文参考网。1931年“洛川、旱、黄连镇与吴庄镇等九镇无收”。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2）、洛川气象站1955-1980年气象资料记录，26年间出现大小干旱40次，其中春旱和伏旱各占25%，秋旱占23%。大旱，旱期在100天以上，降水比正常年景偏少60%以上；中旱，旱期50天至99天之间，降水偏少50%；小旱，旱期30天至49天，降水偏少40%。
洛川县干旱分类频次调查表
1.1.2成因
旱灾的形成，因素很多，是自然和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自然或气候因素作主要分析。
（1）、洛川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区受东南亚季风影响较弱，降水偏少，是本区域多干旱灾害的基本原因。
（2）、降水量不能满足作物所需，多年平均降水量627.7mm，季节分布不均，7、8、9三个月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70%以上，且多以暴雨出现，降水形成径流流走，造成了本区域旱灾的普遍性和持续性。
（3）、洛川以苹果为主导产业，其品质独特，品味享愈全国。截止2009年底全县已发展苹果种植面积52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0%左右，年仅苹果一项人均纯收入530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80%。就苹果需水规律而言，每生产1g干物质需水146-233g，果树吸取的水量95%以上都消耗于蒸腾。据资料计算，1株3年生长的果树，平均每天大约蒸腾失水110kg，年每株折合17T，或每亩100-110T，相当于降雨量150-170mm，即是在分布均匀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果树吸收的水分也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论文参考网。且降雨量年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内。而苹果树需水高峰期的三至五月为幼果膨大期如遇干旱，新梢和叶片生长受阴，落果严重，直接影响当年品质、产量和下年产量。而此时降水量约占年降水量的10%左右，远远满足不了果树生长需要，这个差额必须要以灌溉补充。
（4）、旱地面积多抗旱难度大，全洛川总面积1804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1260 km2，占70%。统计资料表明，全县耕地52万亩，其中有效灌溉面积12万亩，旱地农业主要依靠天然降水，丰欠与否，直接关系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繁荣。
1.2水灾
1.2.1特征
（1）、洛川水灾多以暴雨形式同现，据洛川气象站1955-1980年26年的统计资料，洛川暴雨大多集中发生在7-9月，共出现19次，频率为95%。据《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记载，洛川1933年6月山洪暴发，冲没良田无数。厢西堡、菩堤等十余村7月2、3日恶风暴雨，雹大如拳，山洪暴发，继以大水，深约数尺，冲没禾苗，摧毁房屋，灾情奇重。
洛川县历年暴雨出现情况
（2）、水灾频率
一般洪水（10-20年一遇）平均出现3次；大洪水（20-50年一遇）约2年出一次，特大洪水（大于50年）约10年出现一次。
（3）、自然灾害中还有冰雹、连阴雨、霜冻、大风等。
1.2.2成因
（1）、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受东南亚环流季风变化影响，气候多变，夏季多阵雨暴雨，秋季雨连绵。阵雨或暴雨至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造成洪水灾害。
（2）、人类活动。随着各行各业的建设和人类活动，造成区域下垫面的变化，植被破坏，基本建设中忽视自然规律等。
2.防治措施
多年来，本区域人民饱受了水旱灾害之苦，在同灾害的斗争中，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条措施。
2.1发展农业节水灌溉措施，减轻旱灾频率和影响。
(1)工程措施：节水灌溉措施种类很多，渠道防渗措施，低压管道输水管灌、渗灌、喷灌、微喷灌、脉冲灌等，其它节灌措施如膜上灌、膜下灌、沟畦改造等。
(2)农业综合节水措施：耕作保墒、覆盖保墒、水肥耦合措施等。
2.2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通过修建水利工程、水保措施、生物措施，整好一块田，建造一片园，蓄起一池水，做到拦、蓄、管、节等综合防治措施。有效的拦蓄了地面径流和泥沙。
2.3增强水患意识，抗御洪涝灾害。修建水利骨干工程，提高抗洪减灾能力，树立长期抗灾思想，加强工程管护与洪水预报，制定防、抢险预案，提高抵抗洪涝灾害的综合能力。
2.4 要重建重管，制定严格的工程管理和使用办法，改变过去重建轻管，猴子搬包谷式的建设水利工程，确保工程能可持续长久的发挥作用；
3.结语
洛川县是一个农业县，水旱灾害是县域内所有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灾害，水旱灾害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增产增收乃至社会稳定，分析了水旱灾害的特征、成因及其防治措施。
参考文献：
[1]叶守泽，夏军.水文科学研究的世纪回眸与展望[J].水科学进展，2002，13（1）：95-961.
[2]邓铭江，郭春红.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水文与水资源问题.
[3]洛川县志.
篇9
关键词 ：高等农业院校；模式；创新；品牌专业
中图分类号：G 64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5)01.0060.05
收稿日期：2014.09.18修回日期：2014.10.22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农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建设项目；云南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云教高〔2013〕106）。
作者简介：周平(1967—)，男，云南永胜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气象学与气候学研究。
*通信作者：陈军文(1977—)，男，苗族，湖南沅陵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生态学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13.html
Innovating Mode of Talents Training and Building Brand of
Agronomy Specialty： A Case Study on Agronomy
Specialty of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OU Ping， TANG Tianxiang， HAI Meirong， LIU Yating， CHEN Junwen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01， China)
Abstract：In the present paper， as a case study on agronomy specialty of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for targeting orientation of talents training， innovating mode of talents training， organization of excellent teaching group， optimizing process of talents training have been made by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o adap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haracteristics of Yunnan plateau in context of the social demand for talents. These efforts are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of talents training of agronomy specialty， to advance the teaching quality， to heavily build agronomy brand specialty with local， professional， and self characteristics， and to satisfy the demand for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talent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Yunnan province.
Keywords： high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de； innovation； brand specialty
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建设，是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专业改造、丰富专业内涵提升专业整体水平，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专业获取国内外持续竞争力和求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云南农业大学作为云南省唯一的高等农业院校，如何适应新形势下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在日益严峻的竞争中保持办学优势，一直是我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农学专业是云南农业大学传统优势特色专业，设置于1938年，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艰苦创业与努力，农学专业在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教学团队和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1995年被列为云南农业大学校级重点专业，2001年被列为云南省省级重点专业，2010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4年被列为云南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加以建设，已经形成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作物遗传育种）培养体系，为云南省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农业人才，取得了一批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一、明确培养目标，突出专业特色和优势
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建设的灵魂，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应结合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学校自身的优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突出专业特色和优势，以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此，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长期坚持利用云南省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优势、民族多样性优势和毗邻东南亚诸国的区位优势，立足边疆、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水稻高产、小麦抗旱节水栽培、玉米坡耕地水土保持与高产栽培、薯类和甘蔗资源以及药用植物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已探索出相应的技术体系及理论，取得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原作物研究方向和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本着“开学养正、育四海英才；明理尚农、兴九州粮仓”的办学理念和“德才双馨、耕读至诚”优良教风和学风，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教学体系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改进、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学生能力的培养，实现农学专业“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品牌专业建设依托3个省级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学）、1个博士点（作物遗传育种）、5个硕士点（作物遗传育种、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药用植物资源）和2个专业学位硕士领域（作物、种业），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同时不断加强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在加强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不断拓展专业方向，立足云南农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实际，充分发挥团队、科研、平台优势，利用国家级、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省级教学名师、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成果，采取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培养既具有农作物高产栽培、良种培育及农业经营管理、农业综合技术体系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实验技能，又能运用现代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理论知识指导现代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可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农业教育和农业行政管理，又能从事企业经营、市场营销以及农产品开发的高层次、创新型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二、适应形势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云南农业大学农学专业与其他部分农业院校一样，普遍存在原有培养目标偏大的问题，希望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全能型农业科技人才，毕业后几乎能胜任所有与农业生产、农业科研相关的工作、贪大求全，忽视共性与个性的培养；培养方案重理论轻实践，导致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针对农学专业存在的上述问题，2010年根据学科和专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学校教育教学定位，在广泛听取用人单位、学生、一线教师对培养方案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聘请校内外有关专家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论证，最后完成2010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新版人才培养方案以培养农学应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强调“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应用型”，不仅仅以岗位能力培养为准，在注重基础理论培养的同时，更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与锻炼，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010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三平台、六模块”的课程体系及“（2+1）×2+（1+2）×2”的培养模式。“三平台”即素质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和实践教学平台；“六模块”即公共必修课模块、公共选修课模块、学科共同课模块、专业基础课模块、专业课模块、专业选修课模块。不断优化的课程体系，能够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2+1）×2+（1+2）×2”的培养模式：即一、二年级的第一、二学期理论教学，第三学期实践教学；三、四年级的第一学期为理论教学，第二、三学期为实践教学。其中一年级第三学期为执行公共实践教学模块，二年级第三学期为课程实习、专业实践、社会实践，三年级第二、三学期为毕业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试验。四年级第二、三学期为预就业实习、就业见习。实现实践教学四年不断线，形成了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加强了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2010版的人才培养方案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培养目标转向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二是加强了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和农学专业课课程设置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三是大幅度增加实践教学和选修课学分（专业实验教学与实践教学累计学分达51个学分，占总学分的28.3%，专业选修课增加3学分，另外新增了12个课外选修学分，并将两学期制改为三学期制）。因此，2010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更贴近云南农业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的学生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较强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特别是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能适应云南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近三年农学专业不低于90%的就业率也从侧面说明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取得了成功，但和现代农学专业的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继续调整和优化的必要。
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省根据农业实际和发展需要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桥头堡建设的重大任务，对云南探索现代农业新路、补齐农业产业发展短板、增强农业竞争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动云南跨越发展意义重大［1］。其实质就是充分利用云南地理优势独特，气候优势突出，物种优势明显，开放优势巨大等条件，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要目标，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现代生产经营组织方式，打造云南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优势、有影响、有竞争力的战略品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云南高原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2.3］。为此，云南农业大学为适应云南经济发展，培养适合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发展，满足科学技术研究、农业生产管理、农业行政管理、现代农业企业管理等不同需求的高素质、国际化农学专业技术人才，搭建校、企、研相结合的教育平台，构建了“2+1+1”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
“2+1+1”的教学模式（见图1），即学生2年的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1年多元化专业教育模块（主干核心课程群和延伸课程群），包括农业生物技术课程群、作物学课程群、农业经营管理课程群和农业行政课程群模块；1年的毕业实习和预就业实习，根据学生未来的就业取向，按照科研院所实验、企业实训、预就业实习分流培养。
“2+1+1”的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以下4个特点。
（1）突出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将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优势资源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解决教学资源不足、教学平台不高、师资队伍不强的难题。
（2）突出以学生为主体和中心。一方面，改变教学方式，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形成学生参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过程；另一方面，学生根据择业目标自主选择核心课程群和实习、实训方式，培养农业产业发展的研究型、应用型、管理型等多层次人才。
（3）突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建设以专业课程为核心的课程群，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通过实验、实训和实习相结合，培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4）突出本、硕、博一体培养模式。加强和充实与学科硕士点发展相适应的课程设置，探索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衔接，逐步实现本、硕连读或本、硕、博连读。
三、围绕品牌专业建设，组建优秀教学团队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优秀教学团队，是打造品牌专业的基本保证，是促进品牌专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农学专业教学团队在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省级（2008年）、国家级（2010年）教学团队基础上组建，团队成员33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1人和高级实验师2人，博士生导师9人，硕士生导师22人；具高级职称的教师有25人，比例达75.8%，22人具有博士学位，占人员总数66.7%，6人具有硕士学位，占人员总数18.2%；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为84.8%。35岁及以下年龄教师有6人，占团队总人数的18.2%；36~45岁年龄教师有19人，占团队总人数的57.6%；46岁及以上年龄教师有8人，占团队总人数的24.2%。教学团队中有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二等奖获得者1名，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3名，农业部产业体系岗位专家1名，云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7名，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才7名。
围绕农学品牌专业建设形成了省级教学名师、知名教授为带头人，以教授、副教授为主体，中青年教授、副教授为骨干，多学科相互融合，积极致力于不断教学改革，教学特色鲜明、学术造诣高、教学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热爱本科教学，学历、年龄、学缘结构合理的优秀教学团队。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能掌握行业科技与生产发展的动态，推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和研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推进教学资源开发，促进专业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以质量树品牌，实现专业办学目标和教学团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品牌专在学校及行业中的引领、示范作用。
四、突出能力培养，优化人才培养过程
（一）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探索考核方式等全面加强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基础知识和学科前沿知识相结合，增加云南地方特色作物及最新科研成果、先进生产技术；在教学方法上积极推广“教—学互动模式”教学法，同时引入案例教学法、小组讨论法、情景教学法等，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文献查阅、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的精神；在教学手段上积极推进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和网络课件的使用；在考试改革上探索笔试与口试相结合、闭卷与开卷相结合、理论性考试与实践性考试相结合、撰写课程论文与基本知识考查相结合。
（二）创造优良的实验教学平台，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手段的重要形式，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环节，其目的是有效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和深化所学理论知识，提高动手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以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标准，以“云南省作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云南高校作物种质创新及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云南省现代农业马铃薯产业体系研发中心”和“云南省优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为依托，重点建设基础实验教学平台，为提高动手能力和开展科学训练奠定基础，一方面保障实验室建设的投入真正用于本科教学实验条件的改善［4］，同时辅以特色专业、教学团队等各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实施，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创新型实验项目的开出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实现全面开放，从而为学生实习、实训、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搭建良好的教学科研平台。学生结合教师科研课题，开展科学研究四年不断线的多元化实践教学，不仅锻炼了学生艰苦创业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了“产—学—研”的紧密结合，有效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协作精神及科研综合素质。
（三）注重实践基地建设，改善实践教学条件
农学专业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要经历认知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保证每个实践教学环节的质量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经历，完善和稳定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是保证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5］。强化农学、生物技术、食品、农业经济、行政管理等专业的学科交叉，按照“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与企业和科研院所紧密合作，建设实践、实训基地，提供学生实习、实训平台，解决教学资源不足、教学平台不高、师资团队不强的难题。为满足学生实践教学的需要，2011年起新增丽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和云南沃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3个校外实习基地，至此校外实习基地达到9个，另外还有1个校内实习农场和7个研究所。共建人才培养实践基地，不仅极大地改善学生实践教学条件，而且丰富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教师的水平，为农学专业的实习教学注入新的理念、并提高了实习教学质量。
（四）开设教授讲坛，开阔学生视野
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开拓学生眼界、激发学习热情，使学生对本院专家教授的研究方向和成果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做准备，同时为学生修读课外学分创造机会，对学生开设了《教授讲坛》。讲坛内容主要有：代谢工程、高原甘蔗育种理论与实践、云南中药材种植发展与展望、薯类作物与人类生活、云南省玉米病害研究进展、全球杂交水稻研发概况、双孢蘑菇的研究与栽培、油菜生物技术与育种、岩白菜的研究进展等农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五、结束语
农学专业一直是云南农业大学的特色专业，在东南亚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云南农业大学在农学品牌专业的建设过程中，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优化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探索［6］，开展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品牌专业建设涉及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要真正打造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一流品牌专业，实现品牌专业的带头、示范作用，还需在教育教学理念先进性、培养方案创新性、科学性及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如何适应新世纪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完善教学管理制度，突出专业特色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7］。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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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中国水利学会农村水利专业委员会和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首次会面，共同达成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意向，开启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篇章。至今，海峡两岸已经先后共同举办了13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组织了17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考察、参访活动，两岸农田水利专家和工作人员1211人参加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两岸交流有力地加强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事业发展，提升了两岸农田水利技术及农业生产，促进了两岸农田水利业务的相互了解，更增进了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亲情融洽，共同推动了两岸农田水利的发展。
1．1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
近20年来，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内容在不断丰富，涉及农田水利灌排与节水灌溉的规划、法规政策、建设管理、改革创新和工程运营，以及农田水利现代化和关键技术、农村生态环境等。1997年10月召开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农田水利管理、农田水利重点技术和农田水利发展趋势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李总集为团长一行23人来大陆成都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44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对四川都江堰、长江三峡、葛洲坝等著名水利工程进行了参访。1999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农田水利组织及营运、农业灌溉制度与管理和节水灌溉技术等。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冯广志为团长一行15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0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鹿野大圳、明德水库、乌头山水库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台东农田水利会、苗栗农田水利会、嘉南农田水利会等水利会进行了参访。2000年11月召开了第三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水稻灌溉管理、农村水利现代化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李总集为团长一行29人来广西桂林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对广西桂林灌溉实验中心站、灵渠，云南大理洱海灌区的茈碧湖水库、石岭泵站，丽江县白沙乡节水增效灌溉示范项目，石林县黑龙潭水库、维则供水工程等进行了考察。2002年5月召开了第四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用水者参与灌溉管理、农田水利设施现代化工程和如何加强农业水资源调配等。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姜开鹏为团长一行22人赴台湾南投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8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乌头山水库、六甲工作站等工程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台湾高雄农田水利会、屏东农田水利会、嘉南农田水利会、桃园农田水利会、新竹农田水利会、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等水利会进行了参访。2004年6月召开了第五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灌区管理组织体制与改革、农民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灌区信息化建设与水管理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李总集为团长一行26人来北京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9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考察了北京怀柔节水灌溉工程、翠湖湿地公园建设，赴新疆兵团对石河子垦区、吕吉州三屯河节水灌溉工程、喀什市疏附县农民用水者协会、吐鲁番市坎儿井等工程进行了考察；赴甘肃省对景电灌区信息化建设进行了考察。2007年1月召开了第六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议题为农田水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农业水权转让等。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吴守信为团长一行19人赴台湾南投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4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白冷圳倒虹吸工程、乌山头水库、渠道系统、设施农业等工程进行了考察，同时对新竹、嘉南、云林、台中、七星、塯公、桃园、宜兰8个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田水利文物陈列馆、农业工程研究中心进行了参访。2007年12月召开了第七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议题有农村水利投入政策与管理方式、农村水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农田灌溉用水与水环境等。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黄炳煌为团长一行22人来湖北武汉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2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考察了湖北省水利厅节水灌溉示范基地、樊口泵站和福建省东张水库和水库供水厂、山美灌区等水利工程。2010年7月召开了第八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节水灌溉与新农村建设。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王晓东为团长一行16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2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一行对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七星、花莲、台东、嘉南、新竹、瑠公、石门，台湾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及所辖的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生态工程、喷微灌工程、渠道绿美化工程等进行了参访考察。2011年12月召开了第九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农田水利现代化。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杨明风为团长一行24人来北京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27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一行对淮河水利委员会进行了参访，对茨淮新河灌区、蚌埠闸等工程进行考察，参观了中国水利博物馆。2013年3月召开了第十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节水灌溉与信息化建设。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赵乐诗为团长一行10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10篇。研讨会后，大陆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嘉南、云林、南投、新竹、七星、桃园等6个农田水利会和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相关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节水灌溉设施、水利会信息化建设、农村生态工程、水库等工程并进行了交流和座谈。2013年11月召开了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农村水利现代化。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庄玉光为团长一行17人来广东广州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6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赴广东、广西两省进行了为期7天的考察活动。考察团参观了广州市增城市小楼镇农田水利工程、东境村污水处理站、初溪拦河坝水利枢纽、增江画廊、挂绿湖等项目。2014年9月召开了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主题为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以邓少波为团长一行18人赴台湾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0篇。研讨会后，大陆农田水利代表团参访了台湾石门水库、乌山头水库、新竹农田水利会、七星农田水利会、石门农田水利会－干线工作站等9个机构，实地考察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召开了5次座谈会。2015年9月召开了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为节水灌溉技术。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以林文瑞为团长一行17人来重庆参加研讨会，会议共收集论文38篇。研讨会后，台湾考察团参观了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参访了湖北省东风灌区东风三干渠农民用水者协会，与农民用水者协会进行了座谈。与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张家界市水利局进行了生态水利建设的座谈会。
1．2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考察交流
近20年来，台湾水利同仁共计244人借助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平台，回到祖国怀抱，对祖国大陆16个省进行了参观学习。同样，大陆的水利专家们也多次赴台参访，足迹遍及台湾东西南北。1996年开展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商谈及座谈。4月30日，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首次来大陆在北京与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会面，研讨、协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的有关事项，同年10月，大陆水利专家以顾斌杰为团长的考察团一行5人，首次赴台湾对台湾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进行考察，并与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进一步商订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活动方案细节，为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奠定了基础。1999年9月台湾旱地节水灌溉技术考察团以蔡运煌为团长，一行25人，来祖国大陆考察了新疆、陕西和北京两省一市的节水灌溉工程情况并座谈。2001年6月大陆农田水利建设与投资管理考察团以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高安泽为顾问，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广志司长为团长，财政部农业司张红兵副司长等7人组成的农田水利考察团，到台湾进行了考察。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宜兰、苗栗、新竹、桃园、花莲、高雄和嘉南等7个农田水利会及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参观了水利安闸门制造公司、绿美化工程、雨水贮蓄设施、圳路（干渠）、抽水站、乌山头水库、农田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等多处水利工程。2001年12月台湾现行农田水利技术及管理制度考察团以花莲农田水利会会长蔡运煌为团长，一行25人，来祖国大陆考察了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的农田水利现代化管理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情况并座谈。2002年11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赴大陆福建考察。以李总集会长为团长的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考察团一行23人对广东、福建两省的水利工程进行了考察并召开了座谈会。考察团先后考察了广东顺德北窖镇桂畔海水利排涝工程、堤防闸群自动化工程和福建泉州市的山美水库和金鸡拦河闸工程等。2003年2月大陆水利专家赴台交流考察。以水利部总工程师何文垣为顾问、中国水利学会农田水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代鑫为团长的农田水利考察团，考察团一行8人先后考察了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桃园、新竹、嘉南、高雄、花莲、宜兰和台北瑠公、七星等8个农田水利会，听取了农田水利会的情况介绍，参观了水库、渠道、田间节水等设施。2005年1月大陆水利专家赴台交流考察。以水利部国科司高波司长为顾问，水利部农水司李仰斌副司长为团长，大陆水利专家考察团一行9人赴台湾交流访问。考察团先后拜访了新竹、台中、嘉南、台东、花莲、宜兰6个农田水利会以及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渠道绿美化工程、雨水贮蓄设施、圳路（干渠）、抽水站、乌山头水库等灌溉工程、生态工程。2005年8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赴大陆考察。台湾参访团一行16人对北京市、和山西省进行了为期11天的参访。考察大陆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及营运，包括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机制、工程建设与维护、灌区信息化、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农民用水者协会）的运行。拜访了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山西省汾西灌区管理局以及夹马口引黄工程管理局等。2006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赴大陆考察。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在张辉元团长的带领下，一行32人，对大川省、重庆市、湖北省和江西省进行了为期10天的交流、参访。在四川都江堰管理局的都江堰博物馆和水利调度中心，团员们听取了都江堰管理局的情况介绍并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在湖北宜昌参观了提供宜昌市城区生产、生活用水的东风渠灌区官庄水库和著名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在江西参访了赣抚平原灌区进行访问考察，就灌区管理、工程设施建设与维护、灌区信息化管理和农民用水管理组织等内容进行交流。2008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参访团以嘉南农田水利会会长徐金锡为团长一行23人来大陆安徽、浙江两省考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灌区管理和灌区信息化等情况，参访团访问安徽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安徽省灌排总站、青弋江灌区管理局和浙江省灌溉试验站试验基地、中国水利博物馆，进行农田水利技术交流。2009年1月大陆农田水利信息化技术赴台交流考察团以部农水司李远华副司长为团长，部政法司赵伟司长为顾问的农田水利信息化技术交流考察团一行10人赴台湾交流访问。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宜兰、花莲、台东、屏东、嘉南、云林、新竹、桃园等8个农田水利会和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有关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信息化建设、渠道绿美化工程、农村生态工程、节水灌溉设施、圳路（干渠）生态建设、抽水站、沉沙池、水库等工程，重点考察了新竹农田水利会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情况，并进行了交流和座谈。2009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2009年大陆参访团一行18人来大陆北京、天津、山东进行为期10天的技术交流和参访，考察团就农田水利管理机制、工程设施建设与维护、灌区信息化管理、农民用水管理等内容进行了技术交流。2010年12月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2010年大陆参访团以农田水利会联合会林文瑞为团长的一行22人在北京市、重庆市和湖北省进行了为期9天的交流、参访。参访团一行围绕灌区管理体制和管理运行机制、灌区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情况等内容进行了座谈，并结合座谈内容进行实地考察。2011年6月大陆水利专家赴台参访考察团以水利部总规划师周学文为团长，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钱敏为副团长，一行9人组成的2011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专家参访团赴台湾考察。考察团先后拜访了新竹、南投、嘉南、台东、台北瑠公等5个农田水利会和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农业工程研究中心，以及有关水利会下属的基层工作站。实地考察了水利会信息化建设、农村生态工程、节水灌溉设施、圳路（干渠）生态建设、水库等工程并进行了交流和座谈。2012年10月，以屏东农田水利会会长黄信茗为团长的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大陆参访团一行18人，对河南省、陕西省的有关水利工程进行参观考察。台湾考察团考察了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陕西省交口抽渭灌溉管理局及交口泵站、泾惠渠管理局、李仪祉纪念馆及历代渠首等水利工程。2014年11月，以屏东农田水利会会长黄信茗为团长的台湾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大陆参访团一行17人，赴大川省，对都江堰管理局、青衣江乐山灌区管理局，以及绵阳地区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进行参访和实地考察。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活动，为两岸农田水利工作者搭建了一个广泛接触、深入了解、沟通信息、共谋发展的平台，对于推进海峡两岸农田水利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峡两岸农田水利事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成就
通过近20年的两岸技术交流活动，我们对台湾的自然环境、水土资源、农田水利工程现状、投入政策、法规保障、制度建设、工程建设体制与运行机制、信息化建设与运用等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尤其是台湾农田水利有效的组织管理方式、完备的农田水利工程体系、健全的法规制度体系、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适用的信息管理系统、长效良性的运行机制等，都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2．1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组织管理方式
台湾地区农田水利会是唯一具有“公法人”性质的地方农田水利事业管理组织，是农民参与灌溉排水工程的有效管理组织，属于农民自治的专业协作团体，民主选举及内部运行管理制度健全，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护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农民意愿，农民主体地位突出，农田水利会服务意识强，服务水平和质量高，工程运行维护好。虽然大陆目前正在加快探索和推进农田水利工程分级管理、分类管理、专业管理、群众管理模式及途径，但仍存在政府与农民责、权、利模糊，特别是农民直接受益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不清、建设管护主体缺位、管理薄弱等突出问题。建议借鉴台湾地区农田水利会组织管理方式与运行机制，主动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加快建立健全规划统筹、政府支持、民主决策、民办公助、社会参与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新机制，明晰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产权，落实管护主体、责任和经费；在足额落实灌区、泵站等公益性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公益性人员基本支出和工程维修养护经费的同时，以乡镇（流域）水利站为主导、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为基础、专业化服务队伍为支撑，加快建立健全职能明确、布局合理、队伍精干、服务到位的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提高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强用水计量设施建设，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水权有偿转换机制，切实落实财政对农业灌排工程运行管理费用补助政策，促进农业节约用水，降低农民水费支出，保障农田灌排工程良性运行。
2．2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工程投资政策
台湾地区对农田水利工程投入机制主要是“农民主体、公共财政支助、社会捐助、多种经营弥补”。台湾地区新建农田灌溉水源工程、农田灌排骨干工程等公益性工程投资全部由财政承担，且投资标准、补助比例以及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均高于大陆总体水平。其次，台湾地区节水灌溉、田间工程配套政府资金补助对象为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农业区、保护区范围内，依法供农作使用土地的农户，农户可自愿申请，经审核列入计划后，所需经费49％由财政予以补助，另外51％由受益农户自筹，田间工程所有权归农民。再次台湾农田灌排工程运行维护费财政负担政策落实较好。出于保护弱势产业、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单列预算代替农民缴纳农田水利会的会费，农业灌排工程设施运行维护费用基本上由政府财政负担。而大陆对农田水利工程投入机制主要是“公共财政投入主导、社会支持、农民参与”。建议大陆尽快建立健全以公共财政为主的多元化、化层次、多渠道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切实落实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及中央和省级统筹政策；进一步扩大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范围，提高补助标准，依托县级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加大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统筹整合力度；通过财政以奖代补及财政贴息、中长期政策贷款等方式，扩大农田水利使用金融资金规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确保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以及新建、大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和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节水灌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牧区水利等规划实施资金需求，加快扭转农业靠天吃饭的不利局面。
2．3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相关法规制度体系
为了又好又快地推进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维系人与自然的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存“四生”良好水环境，台湾地区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从宏观管理到微观管理的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继1942年公布《水利法》之后，陆续制定了《农业发展条例》、《农业发展条例施行细则》、《水利法实施细则》、《河川管理办法》、《水土保持法》、《水土保持法实施细则》、《地下水管制办法》、《排水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规章。同时，还建立健全了包括《农田水利会组织通则》、《农田水利会监督辅导办法》、《台湾省灌溉事业管理规则》、《推广省水管路灌溉执行作业要点》、《农田水利建设应用生态工法规划设计与监督管理作业要点》、《农田水利会灌溉排水管理要点》、《农田水利会灌溉水质监视作业规范》、《农田水利会联合会组织章程》、《农田水利会联合会办事细则》、《农田水利会组织规程》、《农田水利会人事管理规则》、《农田水利会会计制度》、《农田水利会财务处理办法》、《农田水利会统计规格》、《农田水利会会长遴选办法》、《农田水利会会务委员遴选办法》、《台湾省农田水利会会务委员会议事规则》、《农田水利会水利小组长选举办法》等在内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形成了涵盖农田水利事业发展、农田水利组织与管理、灌溉及排水管理、用水及水权登记管理、农田水利建筑物及设施管理、灾害应变处理、灌溉用水水污染防治、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等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框架。这就是台湾地区农田水利事业之所以能够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以农田水利会为桥梁和纽带，发动群众参与农业灌排工程的有效管理方式成为世界农田水利管理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陆仅停留在相关配套政策制定和具体项目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层面，农田水利相关法律和规章尚处立法调研起草阶段。建议大陆借鉴台湾地区农田水利重视法规制度建设的经验，加快制订农田水利和节约用水方面的行政法规，逐步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指导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在总结本地农田水利建设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同时，健全适合农田水利工程特点的建设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促进农田水利的法制化、规范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4深入了解两岸农田水利生态建设
台湾地区非常重视农田灌排设施建设管理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生产发展的有机结合，坚持共同发展、持续发展。一方面注重灌溉水水质监管。为保护农业及生态环境，防止工商业、都市化快速发展及畜牧业规模化生产等所排放废污水影响灌溉水水质，导致农产品达不到卫生安全标准以及土壤劣化和乡村水环境恶化。从1978年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持续支助各农田水利会和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开展灌溉水监测、污染防治工作，目前已建立了功能完善的灌溉水水质监测站网，设立各级监测站（点）3000多个，农田水利会和工作站严格按照《农业灌溉用水水质标准》，常态化开展灌溉水质监测工作，有效防治了废污水和重金属对灌溉水质的污染。另一方面，为维护农村居民生活和水田生态环境，在雨季积极利用水利设施，将多余河川径流引入灌溉田间，增加土壤渗透以补充地下水资源，据统计，每年通过灌溉补充地下水约20亿m3。同时，在引水、蓄水、渠道周边人性化地建设生态休闲场所，促进水土资源有效利用及人水和谐，确保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维系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良好。另外，台湾地区不仅基本实现了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取用水情况、水污染防治等方面的信息化、自动化，特别是灌区管理具体到地块，实现了农田灌溉的精准化和实时化。同时，在农田水利实践中还妥善处理好与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产发展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之路。而大陆农村水系紊乱、河道堰塘淤积堵塞、水质污染恶化，以及地下水超采和生态用水被挤占等问题较为突出，直接威胁着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另外，大陆农田水利管理信息化、现代化尚处起步试点阶段。建议大力推进农田水利信息化和现代，特别是优先推进国家灌区监测系统和大中型灌区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结合灌溉试验、推行灌溉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提高灌区信息化、精准化管理水平和效益效率；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灌区节水配套改造与新建的全过程，统筹做好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地区严禁超采地下水扩大灌溉面积，加强大规模渠道防渗及节水后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地膜覆盖薄膜回收和残留降解研究及监测工作，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依托农田水利建设，积极开展农村水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农村水环境和用水条件，建设美丽乡村。
3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展望
回首过去，我们思绪纷飞，感慨万千。每一次相见后依依不舍的分离，我们深深感受到两岸同种同根的亲情，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的期盼。立足今日，我们胸有成竹，信心百倍。2015年，我们补充完善并正式签订了《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协议》，并积极拓展台湾农田水利联合会与大陆省级农村水利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经常流与协作，我们坚信海峡两岸农田水利技术交流会越办越好。展望未来，我们引吭高歌，一路欢笑。我们将充分利用两岸农田水利交流平台，加大交流频次，进一步深化、拓展两岸农田水利交流的领域和内容，加强两岸水利科研与技术推广合作，加深相互了解，增进情谊，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认同和自豪感，为推进祖国和平进程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作者:李娜 许建中 单位: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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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国平，李见明，马腾飞.“早期收获”计划与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东南亚，2007，（1）.
[2]陈俊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郑一省.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亚太，2002，（1）.
[4]孙林，李岳云.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折.世界经济研究，2003，（8）.
[5]朱允卫.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7）.
[6]李欣广等著.中国——东盟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7]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3）.
[8]彭茵.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9]周建明，俸克昭，朱汉文.21世纪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趋势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10]卢肖平.中国——东盟农业合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11]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吴士存,朱华友.五国经济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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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体上是进出口额增长速度落后外贸平均增长速度，且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并于2003年后转为逆差。在结构方面，除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外，大宗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林产品和大多数农业原料产品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根据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中国主要大宗农产品产需形势的预测，除大米外，玉米、小麦、大豆、棉花和豆油在2005-2010年间都是净进口，其中玉米、小麦和大豆的进口增长幅度较大，与2005年比，2010年的增幅分别为198%、73%和40%。大宗农产品进口激增，对相关产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势必造成严重冲击。从农产品贸易环境看，目前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均面临来自国外的巨大压力。2007年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平均为62%，我国农产品进口关税已降至15.2%，并且削减、取消了大批农产品进口管理措施，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农产品市场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在出口方面，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除频频遭遇技术性壁垒外，也是反倾销的主要受害者。
从农产品贸易的趋势看，随着WTO谈判的进展，农产品贸易扭曲的情况将得到缓解，农产品贸易将会逐渐更加自由和公平。但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对农业实行高补贴政策，加之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及农业部门的压力，WTO多边协议首先会造成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政策在“箱”间的转移。我们对农产品自由竞争和公平贸易还不能抱有过于乐观的态度。短期内中国农产品贸易环境无疑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二、我国反倾销制度在农业领域的缺陷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自身的特点，反倾销制度要想在农产品贸易中取得效果，尚存在以下缺陷。
1、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资格问题
尽管《WTO反倾销协议》赋予了相关产业在受到倾销损害时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权利，但同时又对申请人的条件和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此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均可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第十七条又规定“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足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25%的，不得启动反倾销调查。”这种对申请人资格的严格限定，对于发达国家产业组织比较健全及以农场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似乎不成问题；但对于我国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产业组织尚不健全及以农户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模式来说，事实上等于剥夺了农民反倾销申请人的资格。
2、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能力问题
反倾销调查由申请人通过提交申请书的方式提出申请。在《WTO反倾销协议》的基础上，《条例》对申请书的内容也做了详细规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书应包括如下内容：“申请人的名称、地址及有关情况；对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的完整说明；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的数量和价值的说明；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内容。”《条例》第十五条又规定了申请书应当附具的证据：“申请调查的进口产品存在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除此之外，在《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规定》第二十一条中又附加了如下三条内容：“损害的类型，是指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如果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地区），还应当分析进行累积评估的原因及理由；造成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及其他证据材料。”可见，申请人不仅应该掌握国内外两个市场上的生产者或经营者信息、相关产品的数量及价格信息，还需具备对国内产业影响的总体评估能力。同时，对倾销、损害及两者的因果关系也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由于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及市场的复杂性，即使通过地方性产业组织的联合或其他方式具备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申请人资格，也很难有能力提供一份信息充分、证据确凿、符合要求的申请书。在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立案调查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
3、政府保护的有效性问题
《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商务部“没有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也“可以立案调查”，这就从法律角度赋予了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反倾销调查是以维护行业或企业的利益为直接目标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言人，而不是某一具体产业的代言人，更不是某一企业利益的代言人。因此，在未接到申请，但却有“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决定立案调查，也必然会从国家整体利益、对外经贸关系等角度综合考量，而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产业的具体利益。尤其是在当前我国总体贸易存在巨额顺差，承受一些贸易伙伴国巨大进口压力的背景下，国家行政机关就更加难以自主做出对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决定。
因此，由于国家利益和某一具体产业利益的不统一，不代表产业利益的国家行政机关并不会忠实履行反倾销申请人职责。国内外大量的反倾销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反倾销立案调查都是由企业或产业组织提出申请的。
三、在农业领域增强反倾销调查可操作性的建议
1、思想层面
（1）牢固树立反倾销是维护公平贸易的手段的基本观念。反倾销是WTO赋予缔约方反对不公平贸易、保证市场平等竞争的正当手段。由于各国农业支持的出发点不同，对农业补贴的范围和强度也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农业支持更是保障农民利益、强化农产品出口竞争力以及倾销剩余农产品的主要手段。因此，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不平等竞争还将长期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反倾销等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工具，对于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是正当的，也是一段时期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2）彻底放弃用农产品平衡总体贸易、缓解进口压力的想法。首先，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跨国公司大举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差额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该国真正的经济贸易利益。个别发达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无非是投资和贸易替代关系的显现。其次，中美、中欧之间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无法单靠农产品就能实现平衡。发达国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施加压力，其本意也是从保护国内农业利益出发，是国内农业保护政策的国际延伸。因此，任何的妥协和让步，换来的只会是对方的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对缓解贸易压力不会有真正帮助。最后，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关系到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公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用农产品平衡贸易，靠弱势的农民群体承担开放成本，本身也是缺乏全局观念的、不负责任的政策主张。
（3）根本转变靠农产品贸易促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思路。有人认为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但农产品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物资，还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特别是对于大宗主要农产品都要自己维持一定的生产规模。同时，目前农产品贸易是建立在扭曲和不公平基础上的，以此促进结构调整也很难实现优化的目的。另外，农产品的结构调整还受到技术和自然条件的严格约束，不但过程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其结果也很难完全按比较优势原则分工。前些年我国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并未因此转移到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生产中去，而是造成了粮食产量和农民农业收入的绝对下降。因此，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应该靠国家宏观的、整体的和长远的政策来保障，靠扭曲的农产品贸易来促进显然是不合适的。
2、组织机制层面
（1）创新农民组织，建立产业协会。目前我国以农户生产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仍然要个体农民面对高补贴与规模经济下生产的国外农产品，以及越来越严重的贸易保护的冲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建立产业组织是现实的选择。
（2）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进口设立反倾销调查警戒线。当某种主要农产品在一段时期内进口数量的增长或价格的下降超过一定幅度时，商务部应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授权，自动启动反倾销调查立案程序，以解决在国家利益和产业利益不对等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机关作为反倾销调查申请人的主体错位问题。
3、技术层面
（1）深入研究农业高补贴国家的农业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程度和对贸易的影响，以便分析其是否属于国家垄断贸易的情况。《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附件一第6.1条补充规定二和《1994年反倾销守则》第2.7条，将国家垄断贸易称之为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被完全垄断，而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控制。如果一国被确定为国家垄断贸易，那么允许进口国在有关反倾销调查时对该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西方国家通过对农产品的高额补贴影响或控制价格，进而导致国家垄断贸易，从逻辑上分析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一旦确认某国在农产品上有国家垄断贸易的行为，在对其反倾销时就可以比照西方国家对中国反倾销的做法，在成本核算时采用替代国制度。这一方面可以大大增强我国农产品反倾销的力度，同时也可以还“国家垄断贸易”以本来面目。
（2）加大农产品反倾销人才培养的国家支持力度。由于农产品的易腐性、季节性、价格波动大、固定成本高、财务记录不健全等一系列特点，农产品反倾销活动的方式和结果与非农产品、尤其是制成品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我国这样反倾销历史短、经验不足的国家来说，具体操作的难度就更大。因此，应加快相关人才的培养，以便深入研究农产品反倾销的市场条件，以及反倾销实施后的市场影响。应把掌握反倾销、WTO规则、相关法律与惯例知识的人才与农业技术人才一起，共同纳入对农业人才的培养支持范畴。这样，我国农业发展在具备了技术保障的同时，也提高了市场与规则的保障程度。
【参考文献】
[1]B.A.Blonigen：针对农产品的反倾销活动[DB/OL].，200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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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小麦、玉米专题数据库，使农业科研人员快速准确地获取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21世纪是信息时代，科技人员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十分适合自己真正需要的情报信息，就需要信息量大、分类合理、查找方便的专题特色数据库。而中原经济区建设在发展工业现代化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将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特别是河南省利用有限的土壤资源生产了全国近10%的粮食，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4左右，玉米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因此，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建设小麦、玉米特色专题数据库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农业经济发展的必要需求。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涵盖农作物、畜牧家禽、农村能源等方面较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形成了以农业、生物文献为主体的馆藏体系。图书馆充分发挥文献资源、科技人才等优势，围绕河南省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任务、根据中原经济区发展需求，先后建起了小麦、玉米等专题特色数据库。特色数据库促进了农业科研人员水平与能力的提高，使学校科研水平不断步入新台阶。小麦、玉米专题特色数据库分别以建在学校的“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国家玉米改良分中心”等科研单位、国家级重点学科、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为依托，以图书馆丰富的专业文献信息资源为基础，以网上资源为重要补充，重点收集国内外出版的图书、期刊、会议论文等文献中有关方面的情报信息，建立了书目、期刊题录数据库，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新品种、优异种数据库，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知名专家数据库，市场信息、统计数据数据库。小麦、玉米专题特色数据库可为用户提供特定学科范围或某一主题的网上信息资源集合，便于农业科技人员快捷、方便地进行信息交流和利用。农业科技人员可以随时点击咨询，与咨询员进行交流，并可以在工作时间以外留言咨询。数据库的信息营销服务，通过对信息产品与服务进行分析、调研等过程，实现了与信息用户的价值交换，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科技人员的信息需要；通过主动服务，能够挖掘农业科技人员潜在的信息需求，不仅使农业科技人员的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为特色数据库的信息补充提供了条件。专题特色数据库，为小麦、玉米的科研、生产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改变了小麦和玉米研究、生产中各种文献信息利用难的现状，为农业科技人员的科研立项、成果查新，以及贸易人员及时了解市场信息等方面提供方便，成为从事小麦和玉米等农业科技人员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主渠道。同时，小麦、玉米专题特色数据库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全世界的研究、生产现状，为农业科技人员正确把握其研究发展趋势提供便利。小麦文献信息数据库因其特色突出、信息量大、使用方便，获得CALIS管理中心二等奖。小麦、玉米专题特色数据库为学校科研项目《冬小麦根穗发育及产量品质协同提高关键栽培技术研究与应用》、《黄淮区小麦夏玉米一年两熟丰产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及时提供了大量信息服务，起到了较好的作用[4]，为河南省粮食总产连续10年夺得丰收，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2.搭建农业情报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农业科技人员的跨库检索。尽管农业科技信息琳琅满目，但使用起来常常不尽人意。既有商业数据库的壁垒，更有各建设单位“防火墙”的阻隔。因此，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互动、互联、互助、符合农业发展需要、适应市场竞争的农业科研创新平台，包括成果转化平台、试验仪器共建共享平台、学术交流平台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5]。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积极参与多家信息情报单位联合建设的“河南省科技文献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为该平台提供了21000万条小麦、玉米科技情报信息，10.6万余条烟草科技情报，960多条科研成果、知名专家等科技信息[6]。不仅为河南省相关科研院所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及时、必要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为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3.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实现农业科技信息远程快速服务。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化教育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趋势。远程化服务模式改写了传统的传输方式，多媒体网络可对各种科技情报资源进行设计、处理、检索和传递，为超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创造了条件，为需求者提供了最直接、最直观的信息传递和咨询。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积极适应这一形势的发展要求，与学校、地方合作处等职能部门结合，建设了集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网、电视网和报刊网于一体的“五网合一”的立体化农业科教信息服务平台“惠农科教信息港”。“惠农科教信息港”开通了“965558”惠农科技服务热线电话，开设了“中原惠农网”、“专家远程视频诊断系统”和“农业专家面对面”等栏目。“惠农科教信息港”在河南省选择100个农业大县、50个农业科教园区、500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00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养殖大户，实施农业科教信息服务对接。农民通过“专家远程视频诊断系统”可以与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惠农科教信息港”创新了农业科技情报信息的服务手段，架起了农业科技情报直通农业、农村、农民的桥梁，为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农业科技情报信息服务，对推进农村信息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农民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4.以农业科技推广人员为信息载体，为农民提供直接服务。高校农业院校的科技人员、教师、学生是农业科技情报信息的最佳载体。他们掌握的农业科技情报信息量大、更新及时，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满足农户需求。每逢抗击自然灾害、医治农业病虫害等农民最需要指导的关键时期，农业情报部门就要及时地把相关农业科技情报送到农业科技人员手中，通过他们给广大农民朋友以指导，使农业科技情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与校团委、学生工作部共同构建了大学生“五个一”农业科技情报服务体系，即“一送”（暑期大学生送科技、文化、信息“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一挂”（选派优秀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到郊县乡镇挂职）、“一台”（农业科技情报信息点播台）、“一线”（农业科技情报信息“110”热线）、“一网”（大学生青年志愿科技情报服务网站）。建立与地方合作机制，联手开展“科教富民行动”，选派专业对口的应届毕业生带着农业科技情报信息到乡镇工作，选派素质高、业务强、懂管理的优秀教师担任当地的科技副县长、科技副乡（镇）长，初步建立了教育、科技、推广“三位一体”的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的新体系。与学校农业信息化研究中心合作，利用人才技术设备优势，先后全省各地建立“河南农业大学农村信息化综合服务培训基地”等科技信息网站。
5.搜集与分析农业科技情报信息，提高领导决策能力。科技进步的过程中，领导决策是事业成败、经济兴衰的关键。加强农业科技情报的搜集与分析是农业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环节。各级决策者只有以足够可靠、高质量情报为基础，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这就要求情报工作者从搜集到的海量科技情报信息中找到领导决策最需要的东西，就要求情报工作者清楚地了解国家的战略决策、地方经济建设的重点，以敏锐的视觉捕捉情报、挖掘深层信息，持续跟踪，长期积累，提供多层次的情报分析研究服务和领导战略决策咨询[7]。2010-2012年，和回良玉同志先后来到河南，就河南的粮食生产进行调研。农业部小麦专家组副组长、河南农业大学郭天财教授不仅每次陪同，而且回答了小麦生产特点、各时期麦田管理措施、预计收成、小麦市场形势等方面的提问。在谈到获得“科技服务粮食生产突出贡献奖”时，郭天财教授对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为其及时提供的农业科技情报信息服务给予了高度评价。河南农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以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为基础，以相关专家网络为依托，以现代分析方法和技术平台为支撑，建立了一种长期积累、反应敏捷、分析深入、保障可靠的情报研究服务系统，搜集整理、分析挖掘相关情报信息，编辑《高教参考》，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及时必要的服务。2008年，学校提出建设“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图书馆及时搜集整理、分析挖掘相关情报信息并编辑“一流大学”专辑，不仅使师生知晓一流大学的内涵，还为学校制定“一流农业大学五年专项行动计划”提供了参考。
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在中原经济区建设农业经济发展中作用展望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已经出台，标志着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而中原经济区是国家粮食核心区建设的中心区域，农业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求，因此，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需要有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来支撑，需要强大的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提供确实可行的农业科技技术，指导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深入开展，有效服务于中原经济区建设。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必须抓住中原经济区建设这一历史性机遇，强化“以发展提升服务，以服务促进发展”的理念，以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为己任，以创建高水平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农业情报信息报务水平，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全面发展。
1.在农业科技信息资源与利用方面，收集、维护和方便地提供各种高质量的农业科技资源，为农业科技人员提供最大可能限度的农业科技信息。
2.建立、加强和维护现代高等农业院校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可通过网络随时随地向图书馆的用户提供便利。
3.在农业科技人员服务方面，使农业科技人员成为工作的核心，使高质量的服务成为图书馆使命的核心。
